中英“黄金十年”的考验

英国首相特里莎·梅于1月31日至2月2日对中国的官式访问进一步揭示了英国将深化两国在2015年建构的“黄金时代”。

有关的“黄金时代”是英国环境乡村事务部国务大臣伊丽莎白特里斯于2015年正月应邀访华时与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签署农业合作备忘录后拉开序幕。不但随后英国的财政大臣欧斯邦同意加入亚投行成为会员，且在同年9月应邀访华时强调“英国必须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贸易伙伴”，而他正在执行首相卡梅伦的政策。当年同行的重要人物尚包括财政部的国务大臣奥尼尔、商务大臣贾维德、气候与能源大臣鲁德及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后者在演说时认为中国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而中英双方有机会创造“黄金十年”。

接着代表团的团长欧斯邦财长也历史性的首访中国内陆省市（四川的成都与新疆的乌鲁木齐）。当时他顺便称赞中方倡议的“一带一路”的构思，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此外，这位财长的思路是要使英国成为人民币交易的中心之一，也支持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根据中国规划的“一带一路”路线图中，是起自东边的广州再往西直达欧洲，间中经过莫斯科、伊斯坦布尔、河内、吉隆坡、雅加达、加尔各答、德墨兰、非洲内罗毕、雅典、威尼斯和鹿特丹等。

即便当时欧斯邦对一带一路有所认同和支持，但在2016年继任成为首相的特里莎·梅就未在最近访华时给予明确的承诺，因此看来中国尚需时间“说服”英国成为第一个公开支持“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

其实，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10月访问英国时，就顺应时机回应英方提出的中英“黄金时代”已降临，他希望两国开启持久、开放及共赢的中英关系。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宣布两国建立全球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意味着昔日的“对手”已转变成共同利益的朋友。这对习近平的未来领导也是十分重要的突破。

虽然中英在2015年后关系已有显著改变，不因达赖喇嘛较早时被卡梅伦首相接见而错失了合作的良。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英国的“脱欧”如今被指责本身是始作俑者，因为在2016年举行的所谓“公投”是英方自己搞的，以通过人民的支持来脱离欧盟。这种“硬着陆”的办法如果得逞，则会引起“骨牌效应”，其他欧洲国家也会有样学样，结果是欧盟瓦解了，又再回到“四分五裂”和在十八世纪以来就因争夺海外资源和殖民地而陷入的战争。换句话说，若此悲剧应验，欧洲将跌入万劫不复的困境。

原本卡梅伦也认为“公投”是向欧盟展示民众的意见，即使有40%持脱欧立场也无所谓，未想竟是超过50%（2016年6月宣布公投结果）。

这样一来整个布局被打乱了，英国人民也感到迷茫，除了卡梅伦被逼辞职外（因他表明是支持“留欧”的），也就把政途“输掉”了，换上特里莎·梅上台。

但这位新首相以为选民会像“公投”那样热情脱欧，所以大胆举行大选，以巩固其政权。岂知选举结果她才知道原来支持与反对脱欧的是一半对一半，似乎不相上下，无形中给梅首相一个大难题。例如在面对与欧盟谈判时，欧盟提出600亿英镑的分手费（或500亿欧元的分手费）。这庞大的代价目的在于杀鸡儆猴，以警告其他会员国不要轻举妄动。

由于梅首相认为索求过高，反建议付200亿欧元分手费。这意味着双方差距甚大，英国也很可能不能在2019年完成脱欧程序。其结果是英国陷入进退维谷，而欧洲国家的经济也被搞砸，其中一个可能的结果是美元无端端再升值，欧元和英镑则相应贬值，连带也连累人民币的波动和面对贬值的压力。

有舆论指出，最后英国可能被逼付出500亿欧元分手费，但梅首相能否承受得住就不得而知。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最近与英国签署90亿英镑的订单，对英国的经济还是有所帮助的，但对中国的整体经济也只是占了3.5%。以这样的比例对中国而言，是可以应付的。与此同时中国还是放眼它与欧盟的合作，毕竟27个国家才是核心的利益所在；尤其是最近美国不断叫嚣中国是最大的威胁者，更促成中国与欧盟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与东盟强化关系，用以抵消美国的包围压力。

至于香港未来的问题也许不是迫切的，因为一国两制已成型，“港独”是难有作为的。反而是台湾的问题给中国带来一些棘手；尤其是最近有消息称与台湾有关系者一向以来对北韩进行贸易，理由是台湾非联合国会员，无需接受联合国的约束。从而在间接上，向美国施压支持台湾申请入联合国。这对中国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当今的险峻形势下，中国战略的调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改，而且也不能相信美国不会先发制人。

对习近平而言，今后的5年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朝向小康社会的成败期（2021年建党100周年）；也是迈向另一个建国百年（2049年）成为先进国的必要奠石。

刊登于2018年2月8日《东方日报》

中国对柬埔寨的情意结

1953年柬埔寨王国摆脱法国的统治成为独立国家，由西哈努克出任国王。但这位亲王有本身的治国理念，并不事事听命于西方国家；抑有进者，西哈努克选择靠向北京，不论是在建国后（1949年）或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毛泽东都给予这位国王最高的礼遇。在意识到无法控制西哈努克下，美国于1970年3月18日策划其首相龙诺及副首相斯里马达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易名为高棉共和国。从那一刻起，毛泽东批准在北京设立“柬埔寨王国”流亡政府。当时正值越战进入胶着状态，加上龙诺拉美军下水与北越军和赤柬军交战，导致民不聊生，美军也得不偿失。

结果在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或称赤柬）在中共的支持下和西哈努克同意下，一举推翻龙诺政权，占领了金边。虽然西哈努克回到柬埔寨，但已今非昔比，不再能自由活动。

遗憾的是，当政后的柬共竟走向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他们认为城市人渗透了资本主义的毒汁，是无可救药的废物。为此在1975年4月期间，柬共只用3天时间将原本有200万人口的城市迁空，全部被赶到农村的山野上自生自灭，柬共认为这样才能彻底改造罪恶的思想。

而这一大批被下放的人民包括被拘捕的人士，有者说约40万人死亡，更有夸张地估计约200万人。至于在柬埔寨的43万华裔，死了21.5万。更不可思议的是，柬共在1976年废除货币政策（按马克思学说共产主义的终极阶段是废除货币，回到大同世界。在当时苏联和中国都没敢这样做）。甚至在后来汪东兴在1978年访柬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柬共已成功消灭货币”时，令毛主席大吃一惊。

有关真相是由一位中共特工铁戈（黄时明）在2008年出版的《逐浪湄河—红色高棉实录》的书中暴露无遗。

这位特工是中共派驻柬埔寨的间谍，生长在金边，公开身份是华侨小商人。这位特工形容柬共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高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干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严禁西方文化，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似乎是塔利班的影子在跳动）。

也因为柬共的暴行和草菅人命，导致柬共内部分化，也给越南一个借口派出10万大军将柬共击败。波尔布特在1987年被判终生监禁，但在1988年逝世。

越共是于1979年1月7日，由刑桑林和洪森策应下入侵柬埔寨。刑桑林与洪森原属于柬共亲越派，而在越军长驱直下拿下柬埔寨后，邢桑林成立傀儡政府，洪森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在1985年被越南扶持成为总理兼外交（主要是刑桑林平庸，缺乏大将之风）。

不过柬越两国纠缠直到1989年1月6日越南军才撤退。1991年，柬放弃一党专政，并在1993年举行选举。

左右逢源下，洪森一方面不反越；另一方面也比较会讨中国和西哈努克欢心，亲自赴中国迎回国王，而后又给予优渥待遇。

但他对在2013年崛起的救国党（与洪森的人民党旗鼓相当）就不留情面，宁以取缔。因此在2018年7月的大选又会是怎样的结局？是洪森一党独大，继续执政或“子承父业”？或是由另外政党取而代之（洪森先后执政了32年）。

总之无论如何，洪森的亲中国路线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中国视东南亚三个国家为一带一路在南亚成败的关键。因它需要与缅甸及寮国合作（与中国有共同边界），打通经济走廊，再延伸到柬埔寨和马来西亚乃至印尼。而海上丝绸之路也由南海通向印度洋，以打破美国唆使印度、日本、越南和新加坡结成新的反华阵线。

这就是为什么柬埔寨从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变成今日举足轻重的东盟国家。也是为什么中国会舍柬共转而支持洪森，因为它要的是在东盟内一个十分坚定的盟友，不以意识形态为准绳。

刊登于2018年2月6日《南洋商报》

百年沧桑话Murah

最近因为市面传开业主有意脱售位于槟榔律的“Penang Bazaar”，俗称布公市而引发关注，但广泛为人知的是“Jual Murah”（即廉价市场）。

这座建筑物建于1904年，原先是一层楼的大市场，布置简陋。后来有了一些变化，就是在前面的上头挂满广告，以争取顾客。根据业主之一的黄定国医生说，这是当年东南亚第一座购物中心，经商者来自印尼、泰国、缅甸及新加坡，是州内最知名的“廉价市场”，一度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游客。

有关地皮是太平矿家黄木美（Ng Boo Bee）所拥有。百年前他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场所供南来的新客可开设小摊格经营。到了1937年，这栋建筑物的前部加盖成两层楼，其他变化不大。

从早前的相片来看，这座廉价市场的右边是一条小巷，脚车和摩多车可穿梭，但后来慢慢地成为各类小贩开档做生意的地方，整条小道就不能通车了，只供行人买卖。在它的左边是吉灵万山市场，它是比“布公市”更早成立，约莫在1870年。取名为“Chowrasta”。其意思是这儿处在十字路口。附近有监狱之设，服刑期满的罪犯可在吉灵万山做生意。这个市场一度几乎被印裔人所经营，因而被称为“吉灵万山”。

在槟榔律，还可看到许多战前的建筑物被保留下来，从事各行各业的生意。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槟城的面貌才有所改进，不仅西方电影大行其道，而且西方娱乐也应运而生，最明显的莫过于布公市的楼上被辟为“百老汇酒吧”，是跳舞饮酒作乐的地方。在它的对面原先也是“好莱坞酒吧”，后来改成茶餐室。

除了有国泰戏院、奥迪安戏院和大华戏院外，槟榔律也赶上时髦成为时尚的马路。

在六十年代，我们总喜欢在槟榔律德和茶室（布公市的右边）品尝咖啡，然后相互闲聊，也观赏街道上的无限风光。

这间咖啡店在八十年代被人承顶经营电器店，及后又改成服装店。

说回“布公市”在“百老汇”于七十年代初期歇业后，我们就通过曾在“百老汇”服务的员工打听老板的下落，因为我们一群朋友想租下来开办一间中国式的百货商店，甚至连店名都想好了，就与吉隆坡一样，也称为《友谊商店》。

（在当年，旅游中国的马来西亚人不多，也就很少人知道友谊商店的性质，其实它是中国的国营商店，只卖正货，也童叟无欺。我们商议后也认为名字不错，可以借中国的光发亮）。

其实我们并不是第一家中国式的百货市场，而真正的第一家是在1967年由谢锡龄及张清源合创的《槟榔百货有限公司》打出中国货的牌子，果然人潮鼎盛，地点就在吉灵万山的二楼及三楼。由于生意十分火红，也激发同行业者插足而进。因此第二间就是来自新加坡林道信及林道荣在槟榔律设立的《东方百货有限公司》，位置在前“太白楼”的地方。开幕之日又是人山人海，可见槟城人对中国货的廉价物美是爱不释手的。

于是又有第三家超市赶上潮流，那就是黄振荣在1969年创立的《总统百货有限公司》，地点在仰光路的蝾螈大厦内。果然也是人潮如流。在这种大潮流下，每个人都认定即使中国还不是很先进，但它生产的产品不但耐用，而且实惠经济。

由于不想坐失良机，我们也加快脚步向业主黄世春（黄木美的儿子）商议。经过讨价还价后，我们在1975年拿下“百老汇”这场所，但我们的失算是地方太小，不过2500方尺左右，怎么样与大公司比？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开张营业，请来中华总商会会长许平等主持开幕剪彩，一时冠盖云集。

但我们的美梦未开始噩梦跟着到来，在往后的数年间，又多了安琪儿百货有限公司（在客家公会内），英保良有限公司（槟榔律）及沙洋百货有限公司（槟榔律），这一连串的冲击即使我们也是打中国牌，但显得小巫见大巫。

及至1980年，友谊商店觉得这样亏本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将之承顶出去。找了一些商家，但都兴趣不高，主要是面积小，而且又在楼上，不可能吸引顾客。

后来我与吉隆坡的朋友商议，不如用我们经营的《中国成药药酒中心（马）有限公司》将之承顶下来。就这样，在1980年我们将友谊商店改头换面，挂上《中国成药药酒中心》的牌子。在1982年又另注册《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全面掌管业务。

这样一晃又是38年过去了，我们既从事零售，也从事批发，把生产基地设在中国。

这38年来的变化也太大了。在记忆中，我从小就爱逛“布公市”，虽然白天十分闷热，但流连其中也算是一饱眼福。至于它有什么吸引的地方，我也说不出来。只见绝大多是是卖布的，如今已被卖衣服所取代。

业主的第三代主要负责人是黄定兴会计师和黄定国医生，另还有两名弟妹。早在20年前，黄医生就有意重建另行出租，但条件谈不拢也就作罢。

讵料在2000年时，一场大火烧毁了2/3的布公市，剩下前面及我的药店未受影响。经重建后，又再启业。

可惜好景不长，布公市的未来已进入瓶颈，若要改建也不知如何解决左右两旁的商店和摊格；若不改建，也只好等待时机的转变。但在时代冲击下，槟榔律也不可避免受到冲击，更何况是布公市？

1904年兴建的布公市（Jual Murah）只有一层楼。

到了1930年，布公市有些变化，前面挂满广告牌子。

1937年，业主在前面扩建成两层楼，将之租给百老汇酒吧。

1974年，业主将“百老汇”的楼上租给“友谊商店”。

1980年，中国成药药酒中心将“友谊商店”承顶下来，经营到今天，已进入第38年头了。

刊登于2018年2月5日《光华日报》

从“卖地皮到卖纸皮”的林庆金

林庆金（1923-2018）终年95岁。他是从中国南来且识字不多的劳工者。他做过学徒，经营小生意卖鞋子。他的第一桶金是在七十年代赚到的。那时他负责承包位于槟岛关打贺（水灾区）的两栋供马来人居住的廉价屋，完竣后请来时任首相胡先翁主持开幕。在这之后，他有了些钱买地皮、买沙场，也更积极介入建筑行业。

差不多在八十年代初，林庆金已捞得盘满钵满。他曾这样形容自己：当钱要找你的时候它会从四面八方飞进你家中，即使没打开窗户，只要有隙缝它都会钻进来。

正因为钱太多了，当有人介绍他是否有兴趣买下报业时，他竟一时兴起说可以谈一谈。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事。当时胡氏家族（胡文虎）确有意脱售手上的两份报纸，即《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经过几轮的谈判，加上间中又有会计师从中斡旋，约莫在1982年初，市面已传开林庆金一口气买下两家华文日报，令人刮目相看。但因为需要比较繁杂的手续，也就到了1983年才见林庆金经常来到报馆指手画脚。

虽然我在七十年代已认识林庆金，但不熟络。直到他行将入主《星槟日报》后就比较频密的往来。我曾问他为何要花大笔钱办报？他说不为什么，只是把报业当屋业发展来看待。我一时之间也糊涂起来，屋业发展与文化事业有何关系？他说他的想法是与别人不同的。其实在他看来办报与搞地产是一样的。

他认为既然从事地产业一本万利，那么从事报业也大同小异，毕竟报业卖的是“纸皮”（广告），只要有广告，而且时效只一天，隔天又可以卖给别人。换句话说，一旦买下赚钱的报业时，就会赚大钱，也不亚于地皮的买卖。地皮是要时间和资金累积的，而报纸是每天都在运作的，相比之下，办报既可扬名，又可套利，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

他也留下名言让人“终生难忘”的。他说，当买下的报纸是赚钱时，就会与政府印钞票赛跑。

政府印钞票是合法的，人民印钞票是非法的。若要钱财滚滚来，就需要经营合法的生意。当报纸赚钱的时候，每天开动的印刷机也就等于在印钞票了。

林庆金这两个“伟大的发明”（纸皮和印钞）倒是叫文化人扑地不起的。当我们想也没想到的问题时，在林庆金的眼中报纸竟然是这么“值钱”的。不久之后，林庆金又向陈群川拿下英文《亦果西报》，办公室设在星槟内，请庄国水任总编，如今的行政议员曹观友也是记者之一。这样一来，《星槟日报》必须兼顾的业务就更多了。

可惜好景不常，林庆金入主《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后，就有一套本身的经营手法，把办报当成简单的家族处理。结果就出了问题。

本来《星槟日报》一年的纯利是超过马币100万元，股东有红利，员工有花红。更让林庆金看来心动。

正因为经济在1986年陷入困境，《星槟日报》也就被银行接管，只勉强维持出版一些时日，就“关门大吉”了。

另一方面，《星洲日报》也是面对经济问题，导致林庆金在同年也失去控制权，“主权”也暂时移向银行。讵料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星洲日报》、英文《星报》及马来文《祖国日报》暂时被封闭，更使《星洲日报》员工焦虑万分。

就在报业停刊期间，星洲的员工找到砂拉越大木材商张晓卿买下《星洲日报》，并使之复刊，从此也就一帆风顺了。

至于《星槟日报》，在政界人士协助下，员工申请到一份《光明日报》的出版准证，也在形式上“取代”了《星槟日报》。但后来又陷入财困，才又转手张晓卿。

当林庆金脱售报业且在多年后上诉得直脱离穷籍后，又成为一名轻松的人，不时我都有与他一起用餐。但在两个月前见到他时，他已认不得我了。两个月后他与世长辞，以近百岁走完一生，堪称福寿全归。

刊登于2018年2月5日《号外周报》第875期

一票可转动世界？

马来西亚历届的选举都没有出现所谓“投废票运动”，而在未来的第十四届大选却出现了来自各方的杂音，他们在不满意马哈迪回巢下发出投废票疾呼，进而希望有更多的选民响应这一运动。

但这样的运动有什么意义呢？在看不到意义底下，为什么会形成“小圈子”的政治游戏？

且让我们分析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它只分国席（共222席）和州议席（共11个州有505席，但加上沙巴新增加的11个州议席，已增至516席）。上议员共有70席，它是由11个州推举两名人士担任上议员，共22名；剩下的48席则由中央政府推荐最高元首委任，任期三年一届，至多可任两届（6年）。

除了上议院不选举外，我国也在1965年取消地方议会和市议会的选举，所有的地方议会纳入州政府的权限，但也保留中央政府的一些特定权力。比如在1976年中央政府在国会通过地方议会修正案，允许州政府将地方议会合并。例如在槟城，当年林苍祐将乔治市市议会及槟岛乡村议会并成槟岛市议会；而在威省则将威北地方议会、威中地方议会及威南地方议会合并成威省市议会，并允许州政府在两地的议会各委任24名市议会。由于在2015年槟岛及威省市议会升格为厅，两地的议会主席也被称为“市长”了。不过直到今天州政府还是委任公务员掌管两个议会，没有回到九十年代由政治人物掌权的局面。

因此每一个州政权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民选机制下，由人民选出40名州议员组成槟州立法议会，再根据彼此的势力选出一位首席部长。首席部长则按党内的需要安排行政议员，至于槟州的13名国会议员经选出后，就上中央国会。

由于民主行动党在2008年的政纲中推出“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也就与中央打了一场官司，结果是槟州政府败下阵来，无法改变局面。

即便有人相信马来西亚是不可能发生“改朝换代”，但现实却在1969年的大选中发生。这一年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一炮而红（1968年成立），共16席起而执政槟州政权（当年州议席共有24席，巫统4席、行动党3席及人社党1席）。

除了槟州变天外，吉兰丹州仍归伊斯兰党控制，而雪州及吡州政局告急。因为联盟在吡州只赢得19席，未达半数（总共40席）；而在雪州只有14席，刚好半数（总共28席）。终于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后来局势又告稳定下来。

民政党之所以崛起，主要是劳工党宣布“杯葛”1969年的大选，它原本在1967年时已高举“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并在1968年通过不再参加选举。它们认为这样的选举既不民主，也不可能改朝换代，再者劳工党的主要领导人与干部已纷纷入狱，变成党中央“群龙无首”。

在失落和失望底下，劳工党也深受“文革”的影响，转而高举“以街头斗争为主，以议会斗争为辅”。它们对议会斗争失去了信心。

因此在1967年时，林苍祐向劳工党伸出橄榄枝，希望两党合作抗联盟，可惜劳工党已没有兴趣参与民主选举，并指责政府在扣留劳工党领袖下，参加选举是一个“笑话”。一年后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找到陈志勤和王赓武组合的“民政党”，双方一拍即合，也为林苍祐的卷土重来提供一个大平台。

劳工党人及知识分子在回顾1969年的大选时，有些人总是叹息劳工党的“杯葛”，因为“杯葛”起不了作用，选民还是踊跃投票把联盟给收拾了。

如果当年劳工党与民主联合党找到共同点，今天的劳工党不会这么快走进历史（1972年被吊销注册）。但若是林苍祐碰上林建寿，两人是没得谈，也不可能合作。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1969年的大选给人民带来新气象：原来政权是可以交替的。

在那一年，新加坡的社阵也是受文革影响，也宣布杯葛大选。10年后，个别社阵领袖又提名参选（例如社阵前主席李绍祖），但左翼统战已起不了作用。

今天我们又碰到有人对国阵领袖也对希盟领袖有意见上的分歧，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投废票的结果又是怎样呢？

选举不因少人投票而作废，也不会因为投废票影响胜负。在一人一票下，只要对手胜出多一票就是胜利（例如1964年陈志勤在他的选区以两票之多取胜，险过剃头）。

因此我们认为投废票是自我放弃权力，虽然可能两方面都有不认同的人，但不妨以大局为重，投下其中一个阵营，不然将无法评估选民的动向。当然我们不认为投废票的人会很多，但如果中间选民受到影响的话，情势就非同小可了。

为此所有马来西亚人都必须珍惜手中的一票，例如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有794万名选民及1299万名选民（投票率80%）才使到局面有一些的平衡。

直到今天，有资格投票的选民已高达1800万人，其中尚有780万人即占选民的21.1%还未登记。

无论是在朝或在野政党在每票必争下，它们是不会轻易放弃选民手上的一票。

更何况马来西亚只剩下国州选举，如果我们不善用手中的一票，我们将丧失仅存的两票权力。

如果根据东姑拉沙里的推测，大选可能会出现悬峙议会（hung parliament），若这种情况的发生，意味着选民希望两大阵营能组成联合政府/国民团结政府。不论我们如何预测，所有的选民都应该出来投票（虽然在我国不投票不算犯法，新加坡则是强制性投票），以让马来西亚有一个稳定与朝气蓬勃的未来。

刊登于2018年2月1日《东方日报》

广东话向普通话“宣战”？

香港浸会大学若普通话测试不及格而不能跨过毕业门槛终于引发强烈的回响，更触动校友会号召全校在本月廿六日举行大罢课（全校共有13000名学生），以抗议校方在正月廿四日宣布将两名“带头人”暂停学业。他们是学生会会长刘子欣与“浸大山神”社群创办人陈乐行。

学生批评校方是“政治打压”和“杀鸡儆猴”，声言将开展更大规模的抗争。

究竟浸大的事件有什么政治议程？而年青的一代又在争论什么呢？

无可否认的，香港是与广东省分不开的，一向以来隶属广东管辖，且在公元220年汉朝灭亡后，引发三国之争和五胡乱华时而有大批汉人向南方移居，也就把他们的古老语言带到南方，粤语也因之得到生存和发展。

在明朝（1368-1644）时，将普通话（Mandarin）称作“官话”，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后，才进一步确定其官方地位，其他地方不同语言只能视为区域的方言，未能列为“官话”。

正因为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文字，也就使到北方的语言（普通话）有了文字，形成两位一体，流传到今天。

至于各地方的方言，也只有语言（口语）而没有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地方方言的“现代化”；尤其是在1842年香港被割让予英国后，英国宗主国就锐意地把香港发展成资本主义的橱窗，以有别于中国的封建帝王制度。

当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后，英殖民政府更加政治化香港，除了用民主政治来向中共政府炫耀外，也在教育上保留粤语的普及地位，以和英语齐驱并驾。而且香港的报刊和书籍是用直排，也用繁体字，与台湾一样，以区别大陆的横排和简体字。

虽然改变终于到来，在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时，但只有1/4的香港人能说一些普通话，而在20年后（2017年），普通话的使用明显地提高到48%。可是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香港人又对普通话的普及有了另一种想法，就是有人反对将香港“大陆化”。为了抗拒广东话被普通话所取代，香港一些年轻一代不再对普通话的学习感兴趣。虽然不是杯葛，但总担心中国的目的是用普通话成为中国的唯一通用官话。

当然在现实社会中，香港当下最抢手的学校不是教英文，便是教普通话的，已不是香港人第一语言的“广东话”了。可是在大专教育的的层次上，香港政府就面对大学生的冲击，更因此孕育出所谓“港独”的思想。

在所谓“香港人”看来，若是政府顺其自然就会有更多人心甘情愿学习普通话；反之若是强制性的，他们就联想到大陆的政策一定会被引进香港，而没有所谓香港50年不变的说辞。因此促请大学取消普通话口试作为毕业的条件是学生的斗争目标之一。

不论香港人怎么想，若有人蓄意用广东话vs普通话既不明智也是反中华文化的，因为汉语言（普通话）和文字最少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否定普通话等于是对本身中华文明的否定。

从这样看来，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在“五四”之后就根据中国北京的教育政策走是正确的，避开了方言引发的争论。

当年（1920年）中国采用普通话课本教学，马新的华人就通过“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和槟城的总领事将中国课本和教学引进。换句话说，我们从一开始就用普通话教学，方言学校少之又少。在第二次大战后，更是销声匿迹。也因为华人社会的坚持，马来西亚华人讲普通话的水平不亚于中国人，而且也会说几种方言。这正是马来西亚华人在教育上成功的典范。

如果香港在殖民地时代已引用中国教学政策，用普通话教学就不会有今天的“乱局”。可惜直到今天，用广东话教学的学校还真不少；尤其是在“港独”企图发展成思潮时，中国政府和港府更需要制止“港独”发展成为思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刊登于2018年1月29日《南洋商报》

迟来的“温情牌”？

马哈迪与纳吉之间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一边是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推出马哈迪为希盟的首相人选，而另一边国阵依然是由纳吉领军。

在这场看来无可避免的斗争中突然出现双方在打“温情牌”，而且都是围绕在三个人之间，即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第四任首相马哈迪及第六首相纳吉。

先出手的是马哈迪夫人西蒂哈斯玛近日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高度赞扬敦拉萨的丰功伟绩（1月17日）。

即便当下马哈迪已与纳吉交恶，西蒂哈斯玛不希望把敦拉萨牵扯在内。毕竟其丈夫马哈迪与敦拉萨的关系非比寻常。据哈斯玛说，马哈迪是少数的巫统高层人士得悉敦拉萨生前已患上癌症（血癌）。

“当敦拉萨临终前有向其接班人胡先翁建议，如他有什么难题，可找马哈迪商议。这是事实，因为敦拉萨对马哈迪有所信任。”哈斯玛说。

1976年正月，敦拉萨不幸与世长辞，胡先翁顺利接班，但在挑选副首相时，胡先翁感到左右为难。原本他想打破传统，委任巫统中委雅沙里沙菲宜为副首相（原为内政部长），但当年三位巫统副主席齐向胡先翁“抗议”，要求只能从三位中选的副主席中挑一人接班。

在无从选择下，胡先翁只能从嘉化峇峇、东姑拉沙里及马哈迪三人中选一人。初时大家都看好东姑拉沙里，因为他是敦拉萨的爱将。结果选中马哈迪。

哈斯玛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敦拉萨，马哈迪是不可能拜相的。

事情的演变是这样的：1969年大选的结果是联盟失利，兼之随后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马哈迪公开促请东姑下台“谢罪”，激怒东姑坚持开除马哈迪。

当东姑在1970年卸职，由敦拉萨继位后，他就在1971年热烈迎回马哈迪，且支持后者在1975年竞选巫统副主席而胜出。因为这一安排，马哈迪终于得偿夙愿。当胡先翁在1981年卸职时，就把首相位传给马哈迪，从此启开了马哈迪22年的统治年代，直到2003年将棒子交给阿都拉，但也促成阿都拉委任纳吉为副相。因为马哈迪欠敦拉萨一个人情，坚持要阿都拉委任纳吉为副揆。

当2008年大选国阵失利后，马哈迪除了促请阿都拉下台外，也推荐纳吉接位。果然纳吉在2009年成了第六任首相。

讵料在2013年的大选，国阵又是失利，导致马哈迪也要纳吉辞职，直到2015年爆开一马事件后，马哈迪加强攻势，甚至在2016年成立新党（土团党）与其他反对党合作，准备与国阵来一个生死斗。

不过敦拉萨的孙子也就是纳吉的儿子纳兹夫丁在19日的面书上针对哈斯玛的访谈公开吁请马哈迪回到祖父所设立的路线，以拯救巫统，不是摧毁巫统。

他说：“其祖父将马哈迪迎回巫统是要强化、保护和提升巫统，把马来西亚纳入世界之林”。

“正是我的祖父为他铺下道路以成为第四任首相。马哈迪，请回到正确的轨道。”

他进一步提及纳吉在1988年到1998年对马哈迪的维护（此乃指巫统在1988年被宣布为非法政党及1998年开除安华的事件），因此他也希望马哈迪能够支持纳吉。

虽然纳兹夫丁也打出亲情牌，但时局发展至今，似乎是“迟来的爱”。

刊登于2018年1月29日《号外周报》第874期

沙巴“变天”出师不利？

正当全国人民聚焦在第十四届大选之际，比较容易被忽略或忘记的是东马的战情。因为这两个州很久以来就被视为国阵的“储蓄州”，被形容为“钢墙铁壁”不易被反对党攻陷。

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砂拉越从一开始就是联盟/国阵的天下。虽然直到今天尚未有西马的政党可打入砂州，除了民主行动党是个例外。这就是说，打从1963年砂州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它一直是牢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即使在1966年时，中央与砂州首席部长加隆宁甘关系闹僵，最终还是中央通过法律途径拿下加隆宁甘。自此之后，砂州一直与中央维持良好关系，也未有反对党打败国阵的执政地位。

反观沙巴，情况就与砂拉越有所不同。这个地区是白区，设有沙共的存在。因此政治未达到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当首相东姑在1961年提出组织马来西亚联邦概念前，在沙巴仍未有政党出现，只有到了1961年，沙巴才先后出现两个政党，即唐纳史蒂芬组织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民统）、姆禄回教徒慕斯打化组成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沙统）。而在1962年又出现巴索摩摩根党（Pasok Momogun）。及后又有华人领导的“联合党”及“民主党”诞生。不久之后，两党合并成“北婆罗州国民党”或沙华公会。

在1963年，通过地方议会选举，再行选出选举团以选出州议员。由于没有一个政党的议席超过半数，且全都已加入中央组成的“联盟”。在安排协商下，由中央挑选“民统”的唐纳史蒂芬出任首席部长（卡达山人口占近30%，是最大的族群）而“沙统”的慕斯打化出任州元首。但内部斗争已暗流汹涌。

1964年唐纳史蒂芬被调任中央部长（掌管沙巴事务）（有名无实），也就挑选罗思仁（沙华公会）出任首席部长。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唐纳史蒂芬因事先未获通知，十分不满，因而要求检讨沙巴加入马来西亚的20个条件。他的举动被中央东姑首相视为有“背叛”之心，乃被架空权力，反促慕斯打化准备接班。

1967年的沙巴州选，结果罗思仁在沙统部署下败选，而沙统跃居第一大党（32席民选中占14席）。慕斯打化的上台意味着独裁统治的开始。因此在1972年的州选，他又精心布置将党内异议分子派遣出国访问而宣布闪电州选。结果沙统及沙华合起来有32席（总数是31席民选另加4席委任，共36席）。

由于慕斯打化已尾大不掉，比起唐纳史蒂芬更具危险性，因而在1974年全国大选后，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将慕斯打化调任中央国防部长，他却抗命不上任，导致敦拉萨不得不再部署下一步的行动。

为此唐纳史蒂芬又被重用，在不动声色下，他皈依回教，改名为福尔，并在1975年暗中组织人民党。在中央授意下，这个新党在1976年的州选击败了沙统，即刻抬出福尔出任首席部长。

讵料上任不到三个月，福尔因坠机丧命，改由哈里斯就任首席部长。

哈里斯后来又重犯慕斯打化“目中无人”的毛病，也就在1985年在中央策划下，起用从人民党脱离出来的拜林（卡达山族的头人）另组团结党击败人民党，成为首席部长。

在1990年的大选，拜林突然倒戈相向，投进东姑拉沙里组成的反对党阵线（人民团结阵线的怀抱），与马哈迪领导的国阵正面冲突。在恼羞成怒下，马哈迪痛斥拜林从背后捅一刀。

虽然那一年的选举（国州一起举行），团结党仍以30席执政沙巴，但马哈迪已计划“秋后算账”。

当1994年州选时，团结党虽以25席对国阵23席再度执政，但在州议员纷纷跳槽下，拜林就任不到一个月黯然下台，让位于沙统的沙卡兰出任首席部长。这一年，马哈迪为争取民心，宣布国阵成员党“轮任”首席部长，每人2年任期。沙卡兰期满后，轮到杨德利接任等。

沙统的慕斯打化原本是要打击拜林而卷土重来，所以他在没有考虑后果下，献议巫统接管沙统。换句话说，解散沙统，让巫统东渡沙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哈迪也及快完成，且委任沙卡兰（已调任中央合作社发展部长）成为沙巴巫统主席，慕斯打化被晾在一旁，愤而暗中支持团结党的拜林。可惜为时已晚，东渡的巫统在不断扩大势力下，已成为沙巴的第一大党。从1994年起，沙巴不再发生政党轮替执政的政局，而是由国阵固定执政。因此到了2003年后，沙巴的首席部长不再轮任，而是由巫统人担任。

巫统的慕沙阿曼也从那一年开始一直担任沙巴首席部长直到今天。

在2013年选举时，来自西马的政党基本上已成为沙巴最具影响力的政党。比如巫统拥有31席、民政2席、公正党7席及行动党4席。

其实在60个州议席中，巫统拥有31席已可单独执政。此外也反映了沙巴也已成为西马政党东渡的成功实例。

虽然在下来的第十四届大选沙巴州议席已增加至71席，但所增加的议席多属国阵强区，因此不会对沙巴政权的更替有危险。

即便在2016年，沙巴出现由前巫统副主席沙菲宜领导的民兴党，显得十分活跃和后劲十足，更被人形容为未来的沙巴执政党。可惜从去年底开始民兴党的要员先后被反贪局调查，被指涉及数亿元的案件。

被问话的人包括党主席沙菲宜，他在最近的表现有些自大和自视甚高，声言不会与来自西马的希盟合作，也不会与本土的反对党阵线合作。言下之意是很有自信能取代巫统。

在不接受反对党的献议下，看来民兴党要独自上路。有人就此认为一旦民兴党形成三角战，则得利的是国阵，不会是民兴党。如果希盟在选举中失利，民兴党又不成气候的话，那就应了宿命论中的说辞：在九十年代之后，反对党不要期望改朝换代，除非反对党能团结一致，否则要取代已东渡24年的巫统是十分困难的。即使希盟建议民兴党60%及希盟40%的议席分配，看来合理，却又未必能达成妥协。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只好靠人民自我揣测了。

刊登于2018年1月29日《光华日报》

哈迪阿旺要成“造王者”？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今年正月17日出版的党报《哈拉卡》中说，若伊党在来届大选赢得40个国席，就可以开出条件与他党合组联合政府。反过来，其他政党也需要与伊党合作，否则无法执政。

这“豪言壮语”似乎有信心伊党将成为“造王者”。

对此伊党总秘书达基尤丁说，伊党将可能攻打100个国席，以便能赢得40席。

接着在21日，哈迪阿旺在雪州沙阿南举行的“崛起2.4”集会上（为大选造势）更进一步表明至少会参选130个国会议席，也许会超过130席，总之至少会竞选简单的多数席（在全部222席中，至少要竞选112席，全胜才能执政）。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哈迪阿旺的“不断升级”的谈话，究竟有没有依据？他能不能“完成”这项指标？这都是与时下政局息息相关的。

虽然非巫裔或非回教徒可以不在意伊党的愿景 ，但不能忽视这个政党的言行对国家政局所起的一定影响。

其实伊党在1951年成立时已摆明是为回教而斗争，即使在1956年选出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布哈鲁丁担任主席，他还是不忘把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三结合理念当成斗争的目标，以符合当年印尼总统苏卡诺所倡议的“纳沙贡”。

布哈鲁丁是在战后崛起成为马来政党的强人，比巫统更早一年成立“马来国民党”（1945年）。由于他的影响力和达练圆滑的外交手腕，在1959年的大选中既与左翼的社阵间接合作，也与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相配合（拿督翁原是巫统的创办人，在1951年因不满党内保守派阻止他将巫统门户打开，吸纳非马来人入党，愤而脱离巫统，另起炉灶）。

结果大选的成绩显示了伊党崛起成为第一大反对党，较居于第二位的社阵还要强（社阵在1958年开始执政乔治市市议会），不但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而且拥有13名国会议员。抑有进者，他也协助拿督翁在瓜拉登嘉楼南区胜出国席，并拥有4名州议员。

在吉兰丹，伊党在29个州议席中赢得26席，可谓大胜；而在登嘉楼伊党占有13席，联盟7席，拿督翁的国家党有4席。在伊党和国家党结盟下，共以17席执政，但因党内的登嘉楼州领袖阿末阿占要求更大的权力却被党主席布哈鲁丁拒绝而陷入内讧。

因此在执政半年后，不幸有两名伊党议员变节，加上国家党4名议员蝉过巫统，结果联盟上台执政（1962年拿督翁逝世，人亡政息，国家党宣告瓦解）。

无可否认的，从一开始伊党已展示它的威力和魅力，结果还是无法维持所夺得的成果；尤其是在1964年大选时，伊党只剩下9个国席，只保住吉兰丹州政权，拿不回登嘉楼。

出乎意料的，翌年布哈鲁丁被扣捕，指他涉及企图在海外设立流亡政府，也打击了伊党的形象。

就这样，来自吉兰丹的阿斯里从中崛起，且在1969年大选后率伊党与巫统组联合政府（1972年），进而在1974年加入国阵。

后来事实证明，伊党与巫统的合作并未给大部分伊党党员带来实际效益，反而是领导层争夺分配利益到官职而造成分帮立派，导致在1977年伊党内两派的暴力斗争，终被开除出国阵。自此之后，伊党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回昔日的荣耀了。

除了失掉丹州政权外，伊党也在1978年的大选剩下6名国会议员；更在1986年大选时只剩下可怜的1名国会议员。眼见伊党就要沉没下去，却在1990年与46精神党的合作而找到救命的稻草，为伊党夺回丹州政权及胜回7个国席。这说明了伊党单打独斗是不成气候的，也没有突破的可能。又例如在1999年与安华的公正党及林吉祥的行动党合作又再从中崛起。它不但夺回登政权和保有丹政权，而且国会议员跃升至27名，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不是安华在2008年加促伊党“回巢”及2013年以民联旗号巩固势力，伊党是不可能再飞跃成长的。

就在民联满怀希望伊党在下届大选再造“辉煌”时，伊党突然在2015年与行动党断交，隔年又不再与公正党合作；在2017年也不与马哈迪的土团党合作。这种傲慢和自我膨胀的心态不仅未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而且也“自以为是”走向未能被所有人民能接受的偏激政策。

举例来说，哈迪阿旺公开表明反对“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指责它是边缘化马来人的权力，因此这个说法应被拒绝。他也重申，伊党是为落实“伊斯兰治国”而斗争的。

在这方面，哈迪阿旺回顾伊党在2004年的大选差点在阴沟里翻船（这一年因为伊党拒绝与反对党合作，结果两头不到岸，在丹州议会的选举显示伊党只以24席对21席勉强保住政权，而且其中1席也只胜了两票，这是因为选民不热切投票。也许这两票是因为从沙巴及砂拉越回来的两位选民造就了伊党保住丹州政权）。哈迪阿旺说，一旦失去了吉兰丹州政权，就不可能推动回教化运动了。很显然的，伊党希望选民回来踊跃投票，但这就真的能扶起伊党一片天吗？

即使伊党真的在西马派出100名国会候选人（西马共有166席，东马有56席），它又能胜出多少席呢？除了吉兰丹、登嘉楼、彭亨、吉打、雪州及吡叻有可能会有一些“收获”外，在其它州是不乐观的。例如柔佛已形成希盟对国阵之战，森美兰和雪兰莪也一样。伊党自然想拉拢巫统一起夺取雪州政权，但靠打宗教和种族牌又如何取信于民？更何况诚信党及土团党已插足其中。

因此伊党希望拿下40席是难之又难的。在最旺的1999年只得27席，下来的2008年及2013年也分别只有23席及21席（如今又有议员出走诚信党，剩下13席）。

如果说在结盟下伊党的成绩平均是在20席上下，又怎样在未来胜出40席？

刊登于2018年1月25日《东方日报》

又回到华裔当市长年代

槟岛又迎来了一位华裔市长，他就是从1991年起已在市议会服务的绘测师，而后主管建筑部门及出任市议会秘书的尤端祥，今年已届55岁。

说起“市长”这码事，它的历史得从1786年说起，因为这一天英人莱特登陆槟岛（前称槟榔屿）的土地（后建为“康华丽堡”）时升上第一面英国国旗，意为属于英国的土地。紧接着，他宣布将这个岛命名为“威尔斯太子岛”，又将他脚下踏着的土地命名为“乔治市”（当年英国是乔治三世国王在位）。

乔治市在最初期是一个概念。在1788年时，莱特说，已有400亩土地被垦殖，全槟人口1千人，其中五分之二是华人。

除了将槟岛辟为自由港外，莱特及其后来的接班人也在1800年拿下威省，同年在乔治市成立“税务委员会”（Committee of Assessors）。这个委员会负责向住户鸠收“门牌税”，也发展乔治市。

这是乔治市议会的滥觞，其后（1808年）又成立“道路委员会”（Roads Committee），开始对车辆进行注册和课税，用以发展道路。

1819年，在槟城担任总督秘书的莱佛士取得了新加坡的拥有权。这个较槟岛优越的海岛在1824年的贸易量已超越槟城。

就在这个时候，荷兰与英国成功交换土地，即荷兰将马六甲割让给英国，而英国将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给了荷兰。于是在1826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更在1832年将海峡殖民地的总部迁往新加坡（也是自由港）。

即便槟城地位有所下降，但它还是按照英国的制度作出调整和改变。当1856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市政局法令修正案后，槟岛的市政局委员会也在1857年正式诞生。这个委员会由参政司（Resident Councillor）主持，另一委员由海峡殖民地总督委任，再有3人是由纳税人投票选出（只要每年缴租25卢比的纳税人就有投票权）。这种搞笑的“民主玩意儿”徒让比较富有的人拉拢亲朋戚友投下一票（一年一任）。

到了1913年，市政局新法令暂时终止“民选”市议员，改由总督委任所有市议员，共12名（当时的华人称之为十二商），而主席由参政司担任。

1951年，英殖民政府首开先河，宣布乔治市市议会的议员举行民选，鼓励平民组织政党参选，但在独立之前，英方只允许票选9名市议员，而另6名（连同主席在内市议员已达15名）是委任的。在参政司是当然主席下，参选的政党是不可能起而执政的。例如林苍祐组成的“急进党”在参选的9席中赢了6席不能执政，即使赢了9席也还是由参政司担任主席。

1957年元旦日，英殖民政府特别庆祝乔治市市议会成立一百年及升格为市，原本订下1周的多姿多彩的庆典，讵料在第二天的大旗鼓游行途中发生种族冲突，肇5人丧命及74人受伤，全岛进入戒严，直到1月13日局势平靖后，才撤销戒严令。

在同一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1957年8月31日），这意味着乔治市议会和槟州政府将分别迎来第一任民选市议会主席及槟州首席部长。

第一任主席是由马华的吴源和出任。那一年，吴源和以6票打败萳马纳旦4票。当时因法令尚未修改妥当，只能继称为市议会主席，直到1958年经槟州立法议会通过后，乔治市得以将主席称为“市长”（Mayor）。

1958年选举市长，社阵的萳马纳旦当选。就这样，他成了乔治市市议会的首任市长。

独立后的市议会是到了1961年才改为每三年选出15名市议员（过去是每年选1/3席，不是全体期满另选）。因社阵政治势力较强大，因此在接下来的市长都是社阵人担任。例如继任的黄添寿（1961-1963）及崔耀才（1964-1965）。后因社阵内讧，黄添寿利用矛盾在1965年又再当选市长，后因车祸身亡。也是在1965年，联邦政府通过国会取消全国各地的市议会及县议会和乡村议会的选举。

就这样，乔治市议会的选举也终止了，所有的议员任期到1965年。

从1966年开始，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兼任乔治市市长，不再有民选市议员，也没有委任市议员，全归首席部长分配职务和工作。

1969年，林苍祐的民政党夺得槟州政权后，由他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也兼任乔治市市长。后来他有将职务分给爱将郑耀林行政议员分担。

1976年，中央政府又再一次修改地方政府法令，除了允许议会合并外，也让各州政府委任市议员。

借助法令的修改，林苍祐将乔治市议会及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并成槟岛市议会，合并后虽可以委任市议员24名，但“市长”不见了，只能称为市议会主席。

为减少党内斗争，林苍祐破例地推举公务员杜亚峇为槟岛市议会主席，后来有关主席就由州秘书兼任，直到1990年才又有了转变。

这一年的大选，国阵以19席勉强重掌槟州政权（行动党有14息，只差3席即可上台执政）。在马哈迪的坚持下，交由民政党选出首席部长。于是在中委推举下，许子根接任林苍祐的位置成为第三任首席部长。

不过由于只剩7席的民政党要求将槟岛市议会主席由民政党人出任，巫统也就答应了。那一年马华在槟全军覆没。

在特别安排下，槟州民政主席陈锦华在1990年出任槟岛市议会主席，但报章喜欢称为“陈市长”。久而久之，大家都习以为常，市主席就是市长，虽然在法理上没有这样的称呼。

陈锦华在1996年卸职改由丁福南（州议员）接任（这也导致陈锦华与许子根交恶）。不过在1999年大选后，市议会主席又交回公务员出任。

当2008年，行动党主导槟州政府后，有一些行动党人认为又会回到华人主持市议会的时代，结果他们却失望了。因为林冠英首席部长选了公务员出任，而且槟岛和威省全用马来女性担任。直到2018年，因麦慕娜的离职才又回到华裔公务员的时代。

无可否认的，自2015年市主席可称为“市长”（因议会升格为厅级）后，就引起从政者对这个职位有更大的兴趣，只是没有人知道民选市长何时又再回来？

刊登于2018年1月22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