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阵，马华才能重生

马华公会今年的党选是最没有看头的，因为不论谁当选一时之间都不能为马华的未来把脉。换句话说，马华何去何从，还是一个看不透的实体。

虽然如此，本届的马华党选还是有竞争的，除了妇女组仍由王赛芝领导外，马青总团长首次出现女团长王晓庭，她在新的投票制下，以136张区会选举人票压倒获得82张选举人票的吴健南，即前者以54张多数票取胜。

在新选举制下，共有149个区团内的8337名合格代表可以投票，但因投票率偏低，只有3221名党员投票，仅占合格团员的38.64%。而有61.36%的合格团员（5116名）没有投票。根据了解，凡是在区团内获得多数票，选举人就归胜利一方。正如美国的选举人是根据这个州的得票率来投选总统。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如果多数投民主党，则这个州的选举人票就归胜利者。

这意味着，年青的党员对于团选已提不起兴趣，所以选出来的胜利者也只得到少过半数的支持率。

即便王晓庭的团队取得胜利，仅有吴健南团队的蔡福光挤入副团长之列，但王晓庭团队还是面对极其严重的挑战。

她的当选成为第一位女团长，可算是打破了传统，因为自1955年成立青年团以来都是男性当团长，而且有机会成为党的接班人。如今王晓庭在2013年破天荒成为副团长之一（保留给女性的）后，如今再上一层楼，对马华来说，则是一个突破，也有助马华争取更多的粉丝加入其中。

这对下来也当选马华总会长的魏家祥无疑是打下一支强心剂（原本她也是被列为当权派的），但也只有总会长有所作为，才有总团长出格的机会。

不过在未投票前魏家祥还是战战兢兢的，因为对手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颜炳寿得到前总会长蔡细历的支持后，似乎如虎添翼。因为蔡细历能在2010年的党选中爆冷，击败黄家定和翁诗杰而当选总会长，可见其势力是存在的。

蔡细历是在2008年大选前被爆出性爱光碟事件，而不得不辞掉党官职。但他依然有话必说。当他宣布全力支持颜炳寿时，人们都认为时局有变，也许对颜队有利。因为蔡细历的理由是魏家祥身体有病，不适合领导党；同时所有当权派的领袖应为大选失利而“谢罪”，不应再提名参加党选。所以蔡细历认为魏家祥既是马华第二号人物，也是部长，应对一马丑闻（1MDB）负上责任等等。

不甘示弱的魏家祥也进行反击，表面上看是当权派的人和支持魏团队的人都没有出来替魏“漂白”，让人误会他成了孤家寡人。

其实不然，在11月4日晚上的成绩揭晓时，魏马团队大胜，前者以447张选举人票压倒只得182张选举人票的颜炳寿；后者马汉顺则以428张选举人票打败只获201张选举人票的郑修强，荣任署理总会长。

至于4名副总会长也全是魏马团队当选，他们是陈德钦、郑联科、姚长禄及林万铎。

本届马华党选出来投票的合格代表比马青为多，在189个区会中，合格的投票代表有3万2397名，而投票的人数高达2万1468人，占66.27%，投票制度与马青一样。

其他当选的中委，也归魏家祥控制。因此他将有机会重整和改革马华。但要怎样走第一步？也可能会考倒魏家祥。因为直到今天为止，马华尚未决定要不要退出国阵？还要留待代表大会来决定。

这样的想法也好生奇怪，当年陈祯禄领导的马华与巫统及国大党合组“联盟”（1954年）时，可有通过代表大会？

还有在1974年巫统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时，马华是最后一个签名支持的，也是没有经过代表大会来决定。

既然马华从“联盟”到“国阵”都无需代表大会通过，一向由中委决定，为何这次要通过代表大会来表决呢？这样的表决大会也是多余和不恰当的。究竟有没有人知道“国阵”还真的存在吗（法律上是存在的）？

比如说，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宣布来届大选民政在槟州的6席将归国阵巫统派候选人，这样的决定可有通过马华赞同？

既然国阵已没再开会，即使开会也只剩下三党（巫统、马华及国大党），能开得成吗？信念一样吗？其他的成员党如人民进步党已进入冬眠，民政党已退出国阵，人联党及砂州的国阵成员党都已退出国阵，甚至沙巴也不知道国阵还存在吗？说句真心话，巫统的未来是被“希盟”消化掉还是有机会存在，也没有人知道。大家都知道巫统正在风雨飘摇中，此刻不知下刻命运。为此马华还得管好自己，不要再为国阵或巫统烦心和操心。既然从一开始，马华就不赞同组“国阵”，现在机会来了，还未摆明态度，也真是有些“优柔寡断”了。

其实马华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它唯一的道路是重塑“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华一向以来欠缺的形象。从组党起（1949年）似乎主要是在经济上协助新村华人，直到1953年被禁止售卖福利彩票后，才从福利转向政治，有嫌起步太晚一些。

即使从那个时候开始，马华希望通过华团组织来展示它的民族主义力量，但领导人的峇峇心态却另有想法。直到1955年林连玉以教总主席身份，感到华社及华教的危机，直接上门造访陈祯禄，当日东姑也在场，才达成交换条件的“协议”，但前提是华人必须支持联盟执政，而后联盟会提出新的教育政策。在无从选择下，林连玉承诺了。所以1955年的普选联盟大胜，是华社催生了马华的民族主义使命，才有了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出炉，暂时稳定华教的地位。这也注定了华教与政治捆绑在一起的命运。

可是当林苍祐在马华党内进行“革命”时，扬起民族主义的的大旗（1959年），他被“腰斩”了。马华提出要1/3国席参加大选（即35席到40席），被巫统否决。同时马华也起内讧，排斥林苍祐派，保守派又卷土重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马华的民族精神直不起来，对巫统的屈从和逆来顺受成了党的党格，一步一步的自我退让和妥协，并要求华社“稍安勿躁”，自然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现实恰恰相反，当马华在2013年通过若当选席位不如2008年的议席就不进内阁，结果也真的没有马华代表在内。直到2014年马华自我撤销议决案，才再加入内阁。因为马华还是相信除马华之外，已没有任何政党有资格代表华人进入内阁，结果是自食其果。华社似乎已不要马华扮演“应声”的角色而走向“荷兰”。因此魏家祥第一件事要告诉华社：马华将再站起来（一如新中国在1949年再站起来），为民族的权益和尊严而斗争。只要坚定这一信念，马华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如果仍然畏手畏脚，怕东怕西，就不要再搞政治了！

刊登于2018年11月8日《东方日报》

悼我的老战友饶南雍

我在11月1日晚上接到饶子彬的短讯告知他的父亲饶南雍过世了，订在周日举殡。

饶南雍是我在《星槟日报》时的同事，他比我早进入《星槟》工作。除了从事翻译外，他也编新闻版面。

他的父亲饶百迎原是钟灵中学的老师。1942年4月的大肃清检举中，被日本蝗军逮捕，连同9名老师共10人入狱，其中只有王世毅及黄峇福幸存，其他8人则死于非命。

饶南雍也是钟中毕业。因为他的父亲被日军指责为左翼份子而遭遇不幸，以致饶南雍在报社工作后也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据我所知，饶南雍一生忠于职守，工作战战兢兢，编版认真。他的专长是把标题打得十分出色。在那个年代，读者讲求的是醒目标题，一目了然。因此编者需要用心思将大小标题突出新闻的重要内容。饶南雍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突出的标题与排版为《星槟》的报份增值，是报馆的功臣之一。

我欣赏他打的标题，在今天看来是过于详细而且字数也多，但在七八十年代则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自然会买下一份报纸详读。

本来饶南雍是负责编全国新闻版的，但据称当年有关部门有意见，因为他的父亲关系不适合负责全国版。就这样馆方就安排他去编国际版。那个时候，我们的封面版几乎是外国的重要新闻，鲜少用本地新闻当封面头条。

饶南雍在七十年代让《星槟》独家报导而自豪，例如在1975年逝世的蒋介石，经过漏夜换版，《星槟》翌日的封面头条是蒋介石逝世，国内其它报纸未见刊出，因新闻传来已近凌晨2时。

还有一件大新闻是发生在1976年。当夜凌晨电讯传出中国发生大件事，“四人帮”一网成擒，他们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隔天只见《星槟》报纸刊出头条，其它报纸未见改版登出。这就是饶南雍给《星槟》增光的大事。

在七十年代中期报社改组，我出任总编辑，报社请饶南雍出任副总编辑。他对责任的承担有些不自在，因为他曾被认为有“左倾”的思想。后来经过董事经理胡榆芳的解释，他终于接受该职。我们两人搭档到1985年，因鉴于《星槟》的变化太大，双双辞职去搞本身的小报和印刷业。

饶南雍工作几年后便被他的孩子接去吉隆坡居住。我曾在5年前到他吉隆坡住家与他见面，那时他精神奕奕，只是行动缓慢。没有想到我上个月在一个研讨会上碰见其次子饶子彬时，才知道他的父亲近况欠佳。

也没想到我的同事兼挚友在安享晚年之际就撒手尘寰。惟令我告慰的是，他的孩子们都事业有成。安息吧！我的老战友。

刊登于2018年11月7日《光华日报》

神侠金庸遗爱人间

报人、时评家及武侠小说泰斗的金庸终于走完他94载的人生，留下神话般的故事，因而在2018年10月30日逝世后，几乎世界各地的华文报刊都以头版刊登了他跌宕起伏的生涯。

虽然他有多重身份，也曾在学术界闪亮一时，但最终载入历史的是现代武侠小说奠基人和开拓者的成就，似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他已离开人间，媒体还是形容他为武侠小说至尊，永远是武侠世界的第一人。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海宁县的出名是因为有一个远近驰名的“钱塘江”，每年的1月18日前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赶来观海潮盛景（我曾在5年前路过钱塘江，停下观海潮，其卷起的雪花浪涛壮观无比，但也惊险万分，因我们站的较近，大浪不断冲来，不得马上逃避，否则卷入其中，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钱塘江也对金庸的成长很有启发性。

他的父亲查枢卿因是大地主，在五十年代被镇压了。但出身书香世家的金庸说他幼年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他在8岁时候读的第一本书是《荒江女侠》，从此成了武侠迷。在15岁时，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给投考初中者》（这是指导学生考试的工具书），开始赚钱了。但在四十年代，因发表讽刺学校领导的文章而被中学开除；后来又因对校方不满而被大学开除。结果在大学兼职的堂兄协助下，他得以插班入读东吴大学的法学系，而在1948年毕业。

1949年10月之前正是中国解放前夕，《大公报》香港版也在同年3月15日复刊，金庸被派驻香港。这一年他24岁。

换句话说，金庸成为香港《大公报》的职员。他从上海来到香港时身无分文，乃向《国民日报》的老板潘公弼借了10元港币，渡过难关来到《大公报》报到（没有人想到这10元竟在后来造就一位亿万富翁的报人）。

1949年10月1日中国解放后，金庸兴致勃勃北上北京以出任国民政府时期首席大法官梅汝璈的助手。但政权易手后，梅已不具权力，金庸只得找其朋友乔冠华（时任周恩来的秘书，后来的外交部长）帮忙。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无法被安排在新中国任职。最后只好失望地回到香港。

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也因他的来回辗转致使其夫人与他脱离关系（第一任妻子杜浩芬，两人在1948年结婚，1950年离婚）。

回到《大公报》后，这份报纸已向左转，也不欢迎金庸回来。

在不顺心顺意下，他在1952年转到《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这也是一份左派的报纸）。1954年，《新晚报》起用两名新职员，一位是后来知名的梁羽生（陈文统）及金庸分别以“龙虎斗京华”及“书剑恩仇录”为专栏的题目，将在澳门举行的两名拳师的决斗，通过生花妙笔描绘出“武打”的场面，《新晚报》的销量也急上升。

之后金庸又在《商报》连载“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他的名气更成为现代武侠小说的“座标”。

因为在《新晚报》工作，金庸也开始写起影评，更参与编剧，如《绝代佳人》被拍成电影，由夏梦主演。结果在1957年获得中国文化部的优秀影片奖，金庸也因之获得金盾奖状。

也因为这样，他暗恋上夏梦，但两人“有缘无份”。

1958年，时来运转的金庸发表的《射雕英雄传》引起了轰动，作家倪匡更是形容为“惊天动地”之作，从而敲定他的武林盟主的地位。

但真正使金庸脱胎换骨的是在1959年5月20日创办了《明报》，只能集资10万港元（金庸8万，沈宝新2万），出版一份小报。这份报纸开始时只有四版，他主张以独立的精神办报。

《明报》创刊后，被人贬斥为无法生存的小报。讵料金庸竟通过他的武侠小说《射雕侠侣》作为号召，成了《明报》的王牌，这份报纸也站稳了脚跟。

除了武侠小说外，金庸也在六十年代报导大陆逃向香港的难民潮，成为敢于报导中国政局的华文报，一时洛阳纸贵。

1964年金庸人气急升，他的《明报》也与《大公报》展开笔战，涉及意识形态之不同，与个人恩怨无关。在一年的笔战中，《明报》销量飙升至10万份，成了大报之一。

1967年，因受中国文革的影响，香港也发生暴动，金庸表示支持政府的镇压行动，这也使到金庸成为被暗杀的目标之一。

从1955年到1972年，金庸共出版了15部武侠小说，他也因之将其中14部的书名化成有趣的对联：

飞—《飞狐外传》

雪—《雪山飞狐》

连—《连城诀》

天—《天龙八部》

射—《射雕英雄传》

白—《白马啸西风》

鹿—《鹿鼎记》

笑—《笑傲江湖》

书—《书剑恩仇录》

神—《神雕侠侣》

侠—《侠客行》

倚—《倚天屠龙记》

碧—《碧血剑》

鸳—《鸳鸯刀》

未录在其中的是最后一个短篇是《越女剑》。

在封笔之后，他不再写武侠小说，但仍然勤于笔政，以写社论而称著。

后来他又出版《明报晚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及马新版的《新明日报》，一度被读者戏称为师奶的“菜篮报纸”，因为在菜市内可见妇女篮子放着一份《新明日报》（形容为通俗化的报纸）。

八十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在大陆和台湾解禁，而成为热门读物之一。有人估计金庸小说共销出3亿本。即使他在1991年将《明报》上市，且在1993年辞卸董事主席职，他仍然关心这个社会，也成了香港基本法的委员之一。

他的一生也可总结如下：“飞雪连天成绝响，笑书神侠留人间”。

刊登于2018年11月5日《光华日报》

希盟成也巫统，败也巫统

在2016当土团党成立并保持其种族性的特征时，我就形容这将可能形成“巫统第二”。

我之所以未即下定论是因为土团党能不能长大是一个问题，也无从想象它能取代巫统的可能性。因为很多人都相信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是政坛的不倒翁，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击败它。

例如在1951年脱离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自组“马来亚独立党”，准备和巫统打对台而败下阵来（1952年隆市选举）。即使马来亚独立党后来易名为“国家党”（1954年），也在1955年的普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没。

这就意味着巫统才是马来人的核心组织，而不是拿督翁；尤其是马来亚于1957年取得独立后，巫统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虽然在1969年大选后虽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但局面很快受到控制，而且在七十年代巫统拉拢了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人联党在不同的州属组成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达成马中建交，而在大选年时组成“国阵”。收编了主要反对党，进一步巩固了巫统的势力。

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在1969年被东姑开除出巫统后没有加入伊斯兰党，因为他正等待重返巫统。

当1972年时机成熟时，他写信给敦拉萨（1970年拜相，也成为巫统主席），有解释为什么要重入巫统，因为他仍然相信党的政策和斗争。

与马哈迪有同样思维的是安华。他原本在七十年代初期成立“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立场较偏向伊斯兰党，但他始终未承诺加入伊党成为领导人，而是以加入巫统作为目标。当马哈迪在1981年成为首相兼巫统主席时，安华与他见面表达加入巫统的期望。

马哈迪在回忆录中说：“安华加入巫统对他本身是有利的，因为在巫统党外他根本不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他极可能会永远困作反对党中而郁郁不得志。这并不是安华想要的”。

因此从马哈迪到安华也证诸了有意从政的马来人，加入巫统才有机会在官场上大展身手。毕竟巫统已被塑造成马来人心中不落的“圣殿”，只有它可以排斥人，而人是不能排斥巫统的。

正因为这样，巫统在招收党员时十分容易，党员人数也已经超过3百万名，人数之多使到党员争相建立地盘。

在拿督翁之后，又有东姑拉沙里的失败（1990年组成46精神党结合反对党硬撼国阵），使到要推翻巫统的政党和人士都心灰意冷。

就拿安华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后卷起的“烈火莫熄”运动来说，他只能在1999年的大选扶起伊斯兰党而不是他自己创办的国民公正党。伊斯兰党借安华效应，拿下两个州（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执政权，又首次在国会拥有27个国席。马哈迪说，那一年的大选，巫统失掉30%的马来人票，但因华人支持国阵，马哈迪领导下的巫统又稳如泰山。

不过与马哈迪一样倔强的安华也是不认输的。他在2008年的大选又策划新的战略，矢言要拿下5个州政权，也决心要给国阵迎头痛击。

虽然马哈迪已退休，暂不问国事，但他依然关注安华卷起的政治海浪。

结果是马哈迪看傻了眼，安华也在那一年成为“民联”的共主。在这种情形下，马哈迪促请阿都拉辞职，认为他领导无方，才使到国阵根基动摇。由此可见，爱巫统之心是存在的。

在多方压力下，阿都拉下台（2009年），换上纳吉拜相。此时的马哈迪又重回巫统。讵料在2015年时，纳吉革除慕尤丁、幕克力和沙菲宜的党官职后，刺痛了马哈迪的内心深处；再加上爆发一马公司（1MDB）丑闻，加速了马哈迪对纳吉政权十分反感，总是想尽方法要把“皇帝”拉下马。他说过不是憎恨巫统，而是反对纳吉的贪污政府。结果发生了巫统兵败的悲剧。

既然马哈迪与安华（安华也曾希望重返巫统，但阿都拉及纳吉对他关上了大门）不是要打死巫统，而是要打倒纳吉。也就发生了马安破天荒再次合作。讵料也把巫统带去“荷兰”，确是始料未及。

虽然我们知悉巫统与土团党近期有互动，但断定不会有40人加入土团党，但20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对千疮百孔的巫统可谓是雪上加霜，要重整也似乎又失去了斗志与方向。

若巫统议员被土团党一个个收复，那土团党也就成为巫统第二了。难怪土团党吉隆坡斯蒂亚旺沙区会在这个时候通过提案，建议敦马任满5年任期，这无形中是往安华脸上刮了一巴掌。安华这边也是要抓住巫统议员的心。就不知新一轮的斗争又悄然起事了？

政治的变幻无穷，正好说明了：当巫统不败时，反对党闹分裂（2015年伊党与行动党断交，民联解散）；当巫统失败时，反对党又有新危机（巫统议员过档土团党，引起热议）。也许希盟成也巫统，败也巫统。

刊登于2018年11月5日《南洋商报》

马来政治陷入“此消彼长”？

根据土团党最高理事卡迪嘉欣（前报人）透露，最近有40名巫统国会议员面见土团党总裁马哈迪及主席慕尤丁，讨论巫统议员加盟土团党的事宜。这个消息也被巫统主席阿末扎希证实。他进一步说，马哈迪要巫统解散，然后巫统议员跳槽土团党。不过他没有透露巫统的动向。但这个消息也被巫统宣传主任三苏安努亚驳斥，指责对方是无中生有，目的在壮大土团党的势力，以抗衡安华领导的公正党。

正因为安华在最近赢得波德申国会议席，随时可以取代马哈迪成为下一任首相。

为此，三苏安努亚说，这些谣言被热议，主要是安华已告复出，再也没有任何障碍阻止得了安华拜相。

我们与其对这样的传闻半信半疑，不如依据509大选后的政局变化作出分析，或许能从中看到巫统还有没有未来。

在509大选前，没有人相信巫统会被击败，虽然马哈迪口口声声高调认为国阵会一败涂地，但他也没有把握会把纳吉拉下马。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家作主后，马哈迪对希盟的竞选宣言有所改变。他这样说：“在选前，我们没有想到会当上政府”。这说明了在他心中也认为巫统不会被击败。毕竟一向以来，巫统的参选都超过一半以上的议席，而且也是胜出最多议席的政党。例如在今年（2018年）的大选，总数222个国席中，巫统共派出120名候选人，占了54%，却首次出现败象，只赢得54席，仅比公正党的50席还要多一些。

由于巫统的友党兵败如山倒，巫统也就沦为反对党。就在惊魂未定之时，巫统又惊见政局有变。本来国阵（连同巫统）还有79席，未想沙巴的团结党首先发难，脱离国阵另组“大团结联盟”，也推举沙巴巫统主席慕沙亚曼出任统领。就在巫统尚未有决定之时，慕沙亚曼人已出国，回国后也未有进一步行动，也不知沙巴的巫统剩下7名议员何去何从。不幸的，前不久阿尼法（前外长，即慕沙亚曼的胞弟）已退出巫统，也就失掉1个国席剩6席。

正当沙巴的“大团结联盟”宣布国阵不复存在后，砂拉越也步其后尘，原全属国阵的政党也宣布另组“政党联盟”，让国阵自我消失。这样一来，国阵一下子也减少了19名国会议员，剩下60名。

再下来国阵其他成员党已没有退的本钱（因议员寥寥无几），只剩下巫统还有筹码可与希盟周旋。可是政坛变化多端，结果又再有5名巫统国会议员退党，遂使到巫统只剩下可怜的48个国会议席。

在退党人之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位巫统元老慕斯打化是最引人注目的。在马哈迪时代，他已经官拜部长，后来也在阿都拉首相及纳吉首相时代任职，可谓是三朝元老。他的崛起是因为东姑拉沙里在党选中失利（1987年）和退出巫统另组46精神党（1989年），结果巫统另择慕斯打化成为在吉兰丹的强人。

即便马哈迪在慕斯打化退出巫统时（9月18日）认为是晚了一些（似乎是说，内阁已安排妥当，不能再有多出的空缺），但在了解慕斯打化的身份后，土团党终于在10月26日迎接他入党，因为希盟在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议会内全无议席。

如今慕斯打化转成土团党的议员在吉兰丹发声，不致希盟全无代表。刻下在吉兰丹州伊斯兰党拥有37席，国阵（巫统）7席及土团党（希盟）1席。同时土团党在国会内也增至14席。

如果下来再有巫统议员加盟土团党，那就会壮大土团党在希盟的政治力量。

与此同时，希盟也希望在登嘉楼有所突破，目前伊党以22席执政，国阵（巫统）有10席。如果再有巫统州议员跨入土团党，它就可以慢慢地与伊党展开斗争。

另一方面，公正党也不是省油的灯，它也会在党选后拟出新的战略，它不可能在东海岸的政治是一片空白的，它也不会允许沙巴和砂拉越脱离国阵后“自成一格”，却在私下与马哈迪有特殊的谅解。

巫统议员之所以向希盟投石问路是因为他们过不惯在野的日子，似乎无所事事地只当个议员在国会内发牢骚。因此我们不排除会有巫统议员向希盟探路，尤其是土团党，它与巫统的性质大同小异。一旦马来政治发生地震，而巫统倾全力支持土团党，则土团党必会在希盟内引起震荡。会否又因之闹分歧，尚言之过早。但这等于削弱了希盟另三个政党（公正党、诚信党及行动党）的政治地位，也许会陷入另一场政治危机。

另一方面，虽然巫统已经委任纳斯里（前旅游部长）为国阵秘书长，以拟出新战略，包括新名称和新方向来重组国阵。只是马华不能认同伊党加入国阵大家庭，但巫统又不能没有伊党，它的政治势力也不小于巫统。在此微妙时刻，巫统要如何维持过去的局面也是备受磨难的。至少它已不能继续以一党独大和政治霸权的心态来巩固其地位。

在当下如果真的有超过20名巫统议员投向希盟的怀抱，那就意味着巫统离解散的日子已不远了（但其中涉及的党产又如何解决也是一个大问题）；反之如果巫统能在改头换面下稳住议员，以新姿态、新立场和新思维面对选民，那就会有新的生存之道。只是大家也要记得李光耀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政党成天为宗教和种族吵个不停，它是不易强大的。

刊登于2018年11月1日《东方日报》

美国向“一带一路”开炮

在开展贸易战和进一步否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绝大部分岛礁的主权后，美国近日又将矛头直指向习近平倡议的“一带一路”。国务卿彭佩奥近期在访问拉丁美洲国家时说：“中国带来的并非对你们的公民有利的东西；它们的东西似乎好到难以置信，但事实并非如此。”

BBC的访员瓦斯瓦利（Karishma Vaswani）理解到美国现在是开始炮轰中国的“一带一路”。

美国形容中国“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是“债务外交”。换句话说，中国在提供基建工程的同时，也提供贷款。当有关的国家与中国达成协议后，最终会使这些国家深陷债务危机。

瓦斯瓦利说，美国当下的目标是针对“一带一路”宏愿做出破坏，也就是不让其成功。这也已经超越了贸易战的层面。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东盟防长会议上（10月19日）也重申美国对南中国海的强硬立场：美国绝不接受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并强调南中国海是属于自由航行的海域。

美国与中国的争执点在于“中国坚持南中国海的岛礁滩沙在历史上都是属于中国的，更有九段线证明（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地图）是属中国主权的”。但中国从来未说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归中国。它不反对船只自由川行的权利。

反之美国不承认有所谓的九段线（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判决菲律宾胜诉，认为九段线不具历史和法律地位，但中国不接受，也就在没有执行者下被搁置了），认为这海洋中的岛礁不应全然归中国，而是其周边国家也享有一些岛礁的主权；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海洋是属于国际海域，没有人拥有控制权。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派出其军舰在南中国海游戈，引起中国的不满。

正因为进入21世纪，中国在改革开放下都有长足的进步，包括武器军事装备也现代化，其军事开支也占世界第二位，美国仍占第一位。终于使到新上任的特朗普总统（2017年）对中国充满敌意。

近些个月来他发现参加“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出现一些状况后，就抓住机会判定“一带一路”不是好东西，徒只让周边的国家举债维艰，例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租给中国43年，以作为抵债。另外中国也已在巴国投下巨资，并贷巨款给巴国兴建有关港口和中巴经济走廊。

此外，斯里兰卡的汉班托港也租给中国使用99年，以作为对贷款的抵消。

还有马来西亚也因新政府上台，取消或暂停中国在马来西亚的东铁计划和海底油气管的敷设；同时也影响隆新高铁工程暂停下来。马来西亚的理由是因为耗资过于庞大，担心还不了债务。但在美国看来，这又是“一带一路”的挫折。

虽然这只涉及小部分的国家，但在美国布控下，它企图使中国投下的124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不能获致成功，也希望先从亚洲干预有关工程，而后引伸到非洲和欧洲。

对此，英国的《外交官》杂志发表一篇由Sam Parker及Gabilielle Chefitz合写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债务外交”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投资。但在海外贷款方面，美国的历史也并非无可挑剔。美国银行高风险放贷在八十年代导致27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也波及一些国家），最后是美国让这些国家自行进行改革来解决债务，结果引发这些国家陷入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利比里亚的前公共工程部长摩尔说，美国的手段反映出它对中国影响力扩大的焦虑。

他在美国财经网站《Quartz》发表文章说，在过去15年来的84个案例中，中国的贷款或用贷款重组或中国放弃追债来解决问题，但中国并没有取得当地的资产来抵债。即使以委内瑞拉为例，中国提供巨额的贷款给对方，也没有乘机索取委国的国有资产。因此他认为美国形容中国推行债务外交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为了争取中国的周边国家改向美国求助，特朗普也准备通过国会批准6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以打击“一带一路”的长远目标。

不过今天的“一带一路”已跨入第五年，而且有些工程已在运行；更重要的是，保证一带一路得以开展而成立的“亚投行”已开始运作。目前已有87个国家参加，总资金将以1000亿美元为基础。在这方面，作为发起国的中国出资50%，而其他会员国按能力缴交股份。

虽然在2014年推动，但“亚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AIIB）是在2016年开业。在2017年时，亚投行已展开24个投资项目，总贷款额为42亿美元。也是在同一时间，亚投行公布第一个对华项目是批准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北京空气质量改善和煤改气”项目。一旦完成，惠及510个村庄，约有21万户家庭将拥有天然气输送管的安装，以减少空气污染。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亚洲国家和地区每年需要7500亿美元用于建设基建项目，因此也十分欢迎美国加入贷款和援助行列。对此日本也准备增加亚洲发展银行的注资，以将世界的交通网进行全面的打造，来改变人类的命运。

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比较完整和可取的（它分成五大走向，其一，从中国出发经中亚、俄罗斯到欧洲；其二，从中国出发经中亚、西亚到波斯湾与地中海；其三，从中国出发到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以上三项工程是陆上连接的。下来的两项是经过海洋的：其四，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直至欧洲；其五，从中国沿海港口通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在未来的30年内，我们将会看到陆上的丝绸之路，或可称之为“大陆桥”展现风貌。而海上的丝绸之路将把整个世界串成一个大圆圈。届时人类将拥有更多的选择环游世界各地。而世界上的任何货物及产品都能及时地送达目的地。

因此美国要打击和堵住中国的“一带一路”是违反大多数人的意愿，也是另类的霸权政治。

如果美国决心与中国打长期的贸易战和外交战，乃至不惜发动局部战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也就是说，“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应验了。

这个故事是引述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说的，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存在的政治霸权竞争时，双方都面临类似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崛起引起陆地霸主斯巴达警惕的局面。这样一来，现有霸主面对崛起强权的挑战多以战争告终。雅典同斯巴达经过长达30年战争后均走向灭亡。

就不知道美国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因为和与战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美国手里。

刊登于2018年10月29日《光华日报》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参观了中国驻槟总领事馆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图片展后，我又记起了半世纪前那一段陈年往事。

当1966年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我初踏足报界，马上被这一场运动所牵动。但因为对中国了解不多，只能靠专人从香港寄来的报刊（每天傍晚收到当天的香港华文报）略知一二。

但我们报馆不甘落后和担心被读者讥笑：我们没有人才提供翔实的报导和评论，也就从英文报刊和杂志乃至从香港的书报中寻找资料。

老实说，我们当时也赶上“文革”的列车，先是肯定和支持“中国的文革”，认为需要“破旧立新”。迄至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不及一个月的10月6日，在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等元老派的密谋下，一举捉捕了“四人帮”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后，才慢慢看清楚“文革”带来的种种悲剧。

四人帮的下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当时华国锋为了巩固他的政权，既保留国务院总理职，又兼任中共主席和军委会主席，集权力于一身。这个时期他在汪东兴支持下，手上握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意味着华国锋没有全盘否定“文革”。从1976年到1978年，他掌控全局，邓小平尚未复出，但在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一篇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否定华国锋所坚持的“两个凡是”是错误后，邓小平才再复出，也逐渐边缘化华国锋，直到1980年后者卸下党主席职。这意味着在1978年12月举行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元老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邓小平也顺势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始。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胡必亮（北师大经济资源管理学院院长，曾留学欧美大学，著作等身）指出：1976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1539.4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2.2%；人均GDP收入仅165.4美元，排在世界120位之后，国家总外汇储备只有12.55亿美元，比非洲国家的储备金还要少。这一年，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货值为134.3亿美元，仅有美国贸易总量的5%。那时中国完全没有外来投资，更没有中国往外国投资。当时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82.6%，平均年收入从60美元或150美元。因为“文革”的10年浩劫，中国处于一种混乱状态。

经过40年的努力，间中克服了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带来的巨大冲击。邓小平终于以第二次南巡（1992年）强调改革没有回头路。继后，中国政府再用30年的光景让整个中华大地脱胎换骨，各大城市华丽转身，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

根据统计，在2016年时，中国的GDP总量已达到11.2亿美元，紧随着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占世界GDP总量的14.8%，人均GDP也已经达到8123.18美元，排在世界的第60位；货物贸易总额达3.6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达3.01万亿美元，占世界第一位；制造业的增值居第一，而其竞争力也已居世界第一。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达133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都从无到有，共计1831亿美元，居第二；美国则有2990亿美元，中国少了1159亿美元。

此外，在重工业方面，在高科技产品方面，也表明中国向世界最大的制造业迈进；尤其是中国在2015年提出要落实“2025中国制造”宏愿（产品成为世界第一）。在这方面，中国也因人力之多、工厂之大及原料之充足，已具条件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工业生产国，向全世界推销中国的产品（从农业国转型成功，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但这是美国最吃不消的，因为其人口不比中国多，年轻人也不愿屈就在零件生产的工作上，也就无法样样产品都由美国生产，自然不愿意让中国走在前头。

因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曾被西方舆论指称中国已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的力量来操控工商业、运输业和金融业，但习近平主席则坚持中国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已经被写入党章，进一步确定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相糅合，形成一个新的政治体制的整合。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也已创造了奇迹：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胡锦涛提出中国要和平崛起；ƒ10年之后的2013年，习近平倡议“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思想，以求周边国家也因基建的改善而加速产品的流通和惠及周边的贫穷国家也一起改善人民生活；„再进一步，“2025中国制造”的宏愿；及…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都在在对美国产生巨大的威胁。

特朗普除了一面指责前任者如克林顿、小布斯和奥巴马“失责”（对中国打压不力）外，也在最近掀起了中美贸易战。在特朗普看来，如果现在再不行动，美国及西方国家将会后悔莫及，难怪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及联邦调查局把中国当成比俄罗斯更具威胁的对手。

刊登于2018年10月29日《南洋商报》

限制首相任期及其他

首相马哈迪于10月18日向国会提呈第11个大马五年发展计划的中期检讨时指出，为了避免权力过于集中，给国家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新上任的政府必须限制首相及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的任期，最多不能连任超过两届（10年）。

如果这一修宪获得通过，则马来西亚将在内阁制的国家中有领先改革的表率，因为马来西亚是引用英国的国会制度，每5年举行大选（当然执政党也可缩短期限提早大选，但不得延长大选）。只要参选的政党以大多数票掌控国会下议院，则政党的首领将会出任国家首相，这是没有期限限制的。但英国的政党和选民是很有智慧和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发挥作用。例如在1979年崛起的“铁娘子”塔彻尔夫人。她用私有化国营企业的政策和提倡自由企业的政策使英国摆脱困境，因而一连三届大选她都取得胜利。但在1990年时，她受到党内的挑战，指她推行的“人头税政策”不受欢迎。就这样她宣布下台，让位于党内后起之秀梅杰取代其位成为首相。

虽然她只能在位11年，但却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最长久的首相，至今尚无人超越她的任期。

至于接她班的梅杰也只任相到1997年就被赶下台。不过因为塔彻尔夫人及梅杰先后的当政，保守党也是执政最久的政党，前后18年，才被工党取代。工党的杰出领袖布莱尔也只当了10年（1997-2007）的首相就下台了。由此可见，英国即使不对首相任期设限，政党内的议员和选民也会把关，不让个人在位过久。

马来西亚也是一样，推行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因此对首相任期是不设限的。也就在历任的首相中出了一位在位最久的首相马哈迪，前后达22年（1981-2003）。在位第二久的是东姑阿都拉曼，他的任期是13年（1957-1970）。他也像塔彻尔夫人被党内的其他领袖取而代之。

马哈迪在位时，他的铁腕政策是众所周知的，也自称自己是“民主的独裁者”。如今他以92岁高龄卷土重来，提出限制领袖的任期是恰当的。因为他最有经验，也最能体会到在位久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坏处。

就马来西亚的体制来说，首相的权力是相当大的，他掌控了国家命运，对人的聘用与解雇有最后的话语权。在这方面，他就不断指责前任者纳吉“滥用权力”而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因而主张限制首相的权力。第一步自然是限制任期；第二步就是禁止首相兼任任何部长。

他就是对纳吉兼任财长十分不满，因为这等于首相掌控了一切；尤其是国家的经济命脉。

对此，我们也欣慰马哈迪在知悉希盟宣言中有指定首相不得兼任部长后，他放弃了兼任教育部长。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良策来解决国家的教育问题，但我们还是不赞成首相兼任内长、财长、防长和教长的。

还有政府有意下放权力给各州政府也是值得鼓励的，这也是早就应该调整的事。

比如槟城一直声称它是上缴所得税的第二大州，但所获得拨款却很少，不成正比例。再者，我们也发现到槟城的道路竟分有联邦和槟城的，只要是联邦的，州就不能越过界修理。

有一件事也是让人混淆不清的。例如在道路上的公路，多数属于州政府的权限，但公路上的交通工具如车辆的路税则归中央，申请德士及巴士执照也归中央管。至于在地下的矿物质或有价值的东西概属中央所有。因此州政府的权限主要对房屋的建设和图测的批准，也对市容的改造拥有一定的权力。

另一方面，东马的砂拉越及沙巴也对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所签署的备忘录有不同的解读。当下是对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税收争议仍未能达成共识。目前东马除了保有移民自主权和劳工自主权外，其它就与西马各州相差不大。

事实上我们也应当向其他民主国家看齐，例如印度实施内阁制，但它有政党轮替，不是铁板一块，永远归国大党执政，各州有其本身的权限。而我们美其名是联邦国家，实则是中央集权国家。同样的，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和日本也是不对首相（或总理）设限，但选民懂得何时应该换政府，所以不会有“一党独霸”的局面永远存在。

但马来西亚也许是另一个“类型”。打从独立（1957年）至今61年，在这之前根本未曾发生政党轮替的变化，而是“永远”地由巫统领导“联盟”或“国阵”当权；反对党是没有机会的。也惟有2018年才真正地让民主在政治中滋长起来。

如今有了“变天”的经验和对领袖任期的约束，也许会减少贪腐事件和饱中私囊的案件，但也没有保证在轮替制下，不会发生心生邪念的人将国家公款据为己有。

无可否认的，在马来西亚第一个对党魁任期作出限制的是马华公会。在2003年时，接任总会长的黄家定在同年的8月10日党庆50年时，提议修改章程限制总会长、总团长及妇女组主席任期不可超过9年，较后他也对出任部长或副部长的任期有所规定。虽然这不具宪法上的权力，但马华党章的改动也让人看到马华朝民主的道路走，因为在过去林良实的任期长达17年（1986-2003），而被认为马华已快成为“独断”的政党。

当然黄家定也没想到马华的“民主化”也有今天悬挂在半天吊的危机，一切已经化为乌有，任何的“民主”不过是“多余”与“奢侈”的政治游戏。

即便如此，黄家定也算是第一个提出限制领袖任期的政党，值得表扬。不过在巫统、民政及人联党未有作出任何改变之前，也在今年同样遭遇滑铁卢。这就让人省思民主不是“万灵丹”，民心背向才是它们的致命伤，但如果它们不想被淘汰，走向民主也是必要的。

终归而言，我们仍然支持修宪限制首相、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的任期。毕竟当权者一旦位子坐得舒服了，就会有贪念产生；也会有人输送利益。而其朋党也会另辟蹊径。这样一来， “以权买官，以权收钱”就蔚成风气了。

与此同时，还得加强法制观念，确定真正的“三权分立”。同时总检察署也得一分为二，担任政府的法律顾问和检控事务分别由两个人出任，而不是合二为一，这容易导致总检察长权力过大而作出自我判断的决定。

刊登于2018年10月25日《东方日报》

马华党选越选越伤心？

马华公会的党选有几次是惊心动魄的，而且是一次比一次严重。例如1958年的党选，竟然是刚入党不到4年的林苍祐以39岁风华正茂的年龄击败已经75岁高龄的创党人陈祯禄。当时不仅舆论哗然，而且也展望马华会朝向改革的道路走下去。

讵料选后更是暗流汹涌，失败的一方以陈修信为首（他是陈祯禄的长公子）结合了翁毓麟、陈东海，再加上其父亲的助阵，后来又得到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的鼎力支持，终于在1959年把林苍祐派扳倒（其中包括朱运兴及杨邦孝等人）。

林苍祐的失败意味着马华改革无望；尤其是林苍祐派向巫统力争被分配40个国席（占104个国席的1/3）上阵，以备将来任何的修宪得以和马华商议失败后，马华的保守派也就卷土重来，全面地排斥林苍祐派，马华因而闹分裂。这一次，马华因而失去方向。

马华第二次惊涛骇浪的党选是发生在1979年。这一年马华的署理总会长曾永森直接挑战总会长李三春，以争夺党领导权。

曾永森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宠儿”，原本不在名单内，却在1964年被敦拉萨委派参加大选而胜出，一下子跃升为政务次长，令马华党要和党员既羡慕又嫉妒。

当马来西亚于1974年与中国建交前后，人们总认为曾永森是“功臣之一”（当然还有很多人在幕后解决棘手问题）。因为这个缘故，他成了敦拉萨身边的红人，也人气急升地官拜房屋新村部长。这也给了曾永森一个机会在1977年角逐署理总会长而胜出。这样一来，他与李三春成了“一山难容二虎”的局面，也就出现1979年两雄在党选中争做一哥。

从气势来看，曾永森占上风；尤其他的名言“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倒争取不少的同情票。这包括在传媒报导评论上，几乎一面倒向曾永森。虽然如此，李三春也不放松在党内捉住中央代表的心，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投票权，其他人不过是呐喊声的拉拉队。

党选结果是李三春胜了（901票对686票），曾永森败了。后者即丢官又在马华立不足脚，只好在1981年弃马华加入民政党，这一次是马华的大分裂。不过他奇迹般在1990年重投马华，而在2000年荣任上议院主席，直到2003年退休。

1982年的大选，李三春在芙蓉击败曾敏兴而踌躇满志时，竟于翌年（1983年）离党出走，结果爆出更大党争与分裂。

事缘梁维泮接任李三春的空缺成为代会长后，他一举除掉陈群川的人马，企图巩固在党内的地位。不料党争越演越烈，到最后只得通过党选来作出判决。因此在1984年的党选是马华两派的第三次党争，被视为“生死之战”，最后是陈群川派大胜。这一回马华元气大伤。

陈群川在1986年的大选胜出后，以为时来运转，将出任部长。讵料平地一声雷，新泛电股市案拖垮了陈群川，也因之锒铛入狱，就这样林良实时代开始了。

尽管在后期林良实与其副手林亚礼交恶，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对抗，反而是选择在2003年一齐退下，让位于黄家定和陈广才接班。

马华第4次党争则是发生在2008年大选后。这一年马华蒙受重挫，参选40个国席只胜了15席（州议席参选90只胜了31席）。

由于反风是从北马吹起，尚未吹向南马，因此马华保住在森美兰、马六甲和柔佛的地盘。

也正因为马华惨败，黄家定决定退出领导层，在2009年将领导棒子交给翁诗杰，但当选署理的蔡细历却与他不咬弦，终于发生蔡细历被开除出党事件。后来经过斗争，蔡细历又扳回一局，结果在2010年又有第五次党选危机。在三角战中，蔡细历面对翁诗杰及黄家定卷土重来，结果蔡细历胜出。党虽未分裂，但在2013年的大选马华输得更惨，仅剩下7国席和11州席。这一回马华全失颜面。

经此一败，廖中莱成为蔡细历的接班人，他不仅带领马华重回内阁，在大选的过程中也信心满满。没想到这一回廖中莱也去了“荷兰”。马华建党69年终于向下沉沦。经此打击后，马华更失去了方向。因此这次的党选也没引起人们的大关注，因为不论是魏马配的胜出，或是颜郑配胜出，都已不是政治的焦点。

马华的政治焦点又是什么呢？

其一，马华真正剩下多少名热心或依然不走的党员？什么时候重新登记党员？什么时候马华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政党？

其实，党员的多寡不是政党生存的先决条件，巫统有300多万党员，不是也失掉政权吗？马华不是也有百万党员（曾一度号称是中共和国民党后的世界第三大华人政党），结果又如何？

其二，马华要及早作出决断，是要继续与巫统合作，还是自行上路？马华也应该“独立自立”一回，因为从1955年起，马华就依靠巫统而存在，结果是“当家不当权”。

因此马华要在一年内让人民看到一个新生的马华，一个让华人对它有感情有信心的组织。

其三，马华在现今阶段不宜加入希盟，因为它将找不到位子。在没有配搭的政党合作下，即使马华要单独面对2023年的大选，也不得不这样做。

如果华人真的不要马华了，那马华只好自我划上句号。但只要种族政治存在的一天，那么马华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关键是马华要带领华人走向哪里？而不是问华人你们要去哪里？

刊登于2018年10月22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