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恩仇录二

 陈六使vs.林语堂

因为南洋大学才有了下面这一段涉及政治与教育的千秋大业的斗争。

人物的第一主角是陈六使（1897-1972），终年75岁。他与陈嘉庚不是亲戚，但是来自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人（现已改称厦门市集美镇）。因此他们也不时被外界误以为有亲属关系。但不争的是，他们都有一颗热爱中华文化的决心。虽然陈嘉庚（1874-1961）比陈六使长23岁，也是后者的偶像，但他们两人的后期命运又是各不相同，一喜一悲，令人扼腕。

陈六使（左）与陈嘉庚（右）

陈嘉庚曾在新加坡叱咤风云一个时期，约有三、四十年左右。在1950年离开新加坡返回中国定居，而在1961年病逝。他的功绩被圈定在福建省的集美和厦门，也备受中国政府称颂。在集美市的陈嘉庚纪念馆涵盖了他的一生为商不忘教育的精神，也配有许多历史图片和宝贵资料，包括他在马新办报的过程，这两份报纸就是《南洋商报》和《南桥日报》。但最令人称颂不已的是他在1921年开办的厦门大学在今天成了一座历史丰碑。因此他的晚年是在安定的生活中度过的。

陈六使在1916年来新加坡后，先在陈嘉庚的公司任职，后来自行创业。在50年代韩战时靠胶价猛涨而累积万千资产。当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后，陈六使便接过陈嘉庚的棒子成为怡和轩俱乐部主席、福建会馆会长及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

在50年代头角峥嵘的陈六使也取代了陈嘉庚的地位，在马新成为呼风唤雨的巨商。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在1950年9月9日当选福建会馆会长后，他首次提出要在新加坡创建一间华文大学。他说，希望华侨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创办一大学，目标是在5年内完成。若在10年内尚不能实现，则华人将被视为落伍。因此，如欲使马新华人永存，就必须自行创立大学。

他也宣布如果能向华社筹得三、五百万元之数，他愿意以一元对一元作为回报。

有关计划在筹备3年后，终于在1953年梦想成真。除了福建会馆捐献500依格（英亩）的裕廊土地供建校外，陈六使个人也捐助5百万元；再加上民众对陈六使的号召给予积极响应，很快又筹得5百万元。基本上已有足够的资金大兴土木。

百多名南大校舍建筑工友将一天的工资献捐南大建校基金

当来自马新279个社团代表于1953年2月11日在新加坡举行大会时，一致通过成立以陈六使为首的筹委会。筹委会快马加鞭于同年2月20日举行首次会议，且一致通过采用“南洋大学”作为校名，以纪念先辈南来开荒拓土的功绩。紧接着，在同年的7月26日，恭请陈六使主席在裕廊校址为“南洋大学”主持奠基动土礼（1958年才举行开幕典礼）。这象征着第一间海外的华文大学将在新加坡拔地而起，也算是在中国领土以外建立起的第一间华文大学。

1953年7月26日南洋大学动土典礼，五年后竣工

由于建设校舍需要时间，筹委会在陈六使领导下，决定在1955年暂借用华侨中学及中正中学课室上课。先开办短期的进修班，为期三个月。在3月14日开课时，录取进修班学生497名。

1956年3月15日开学仪式上的升旗礼

1958年3月30日南洋大学落成典礼

为与时间赛跑，陈六使也希望尽快物色到适当人才担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原本有意邀请胡适（前北大校长）或梅贻琦（前清华校长）出任校长，但被婉拒后，乃在1953年12月13日委托银行家连瀛洲前往美国邀请林语堂出任校长。

1955年8月21日，陈六使、连瀛洲陪伴英国殖民部大臣Alan Lennox-Boyd 与首席部长David Marshall 到裕廊山顶探视兴建中的南洋大学

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曾担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17年）在1991年出版其父亲的《林语堂传》中有一个章节是“南洋大学的校长”；而在《林语堂评说70年》一书中，其中两名作者徐讦及施建伟的纪念文章中也都有引用林太乙提及其父在南大任教事。

林语堂的全家福，父母中间者是林太乙

她说，在1954年时，南洋华侨连瀛洲（银行家）受委托到美国拜访林语堂，邀请他来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但理事会有列下三个条件：（一）必须是新加坡当局可以接受的；（二）既不能是共产党，也不宜是国民党员；（三）必须具有国际声望而又为南洋人士所崇仰者。

由于要符合三个条件的大学者并不多，结果理事会接受对林语堂的聘请。

左起：陈嘉庚、李光前（陈嘉庚女婿）及陈六使

无可否认的，林语堂是有学问的，也曾在20年代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他是应林文庆之邀而到来开设一个有水平的国学院。除了聘用鲁迅（1926年只逗留4个月即转赴他校）外，也有沈兼士及顾颉刚等名人。但问题是，厦大拿不出资金来发展国学院。

有了这个经验后，林语堂于1954年1月9日致函陈六使之时，就在信中提及若要办成东南亚第一学府必须要有雄厚的基金，同时校长要有职有权。

不过，林语堂在动身前，并没有请教胡适或梅贻琦去南大的意见，结果到新加坡不久后就撞板。这是过于自负所致。

林语堂在1954年10月2日飞抵新加坡，随身也有一批教授和学者。其中一人黎东方教授原是韩江中学的教务主任。

林语堂

就这样，第二位主角林语堂（1895-1976）登场了，他是福建省漳州市人，终年81岁。先后在中国的圣约翰大学考获英文学士，及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和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考获语言学博士。毕业后曾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厦门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也曾担任台湾外交部秘书及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美术与文学主任。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知名作家，所出版的专集近20本，其中《吾国吾民》及《京华烟云》（后被拍成电视剧）为热门作品。

在1947年离开联合国后，林语堂举家赴美国定居。1954年至1955年在新加坡执掌南洋大学时弄出大件事，而不得不怏怏然回到美国。他在1966年定居台湾，晚年（1976年）在香港逝世，留下争议性的一生。

在此之前，比较脍炙人口的事件是林语堂在1925年应邀担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他请了鲁迅当教授，也就在后来有了林文庆校长、林语堂院长及鲁迅三人之间的争议。其中作为时代青年的偶像，鲁迅是反孔教的，对林文庆没有好感，把他视为儒家老学究。也因为林文庆是陈嘉庚请来担任校长的，也被鲁迅视为爱面子的商人而办学。

在洪丝丝的回忆录中，就有一文论述林文庆因要为鲁迅饯行，乃邀林语堂一道用宴。席间，他们对海外华人办校的慷慨精神鲜有理解，也就不了解陈嘉庚是毁家办学的第一人。

原本华社对初来乍到的林语堂是寄以厚望的，希望他能把南大办成一流的大学。

讵料林语堂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他在抵达新加坡后向媒体说他要把南大建成一座海外的反共堡垒。这不但是打脸陈六使，也让华社感到惊讶。不仅新加坡在当时的左翼运动已重新整合起来（借一名女生庄玉珍被奸杀案掀起反黄和反殖运动），自然不会接受林语堂的反共论。

陈六使对林语堂的“信口开河”言论感到不安和不满。抑有进者，林语堂的教务会议没让董事会的人参与。因此陈六使也不知道林语堂究竟在做什么？

果然林语堂在被催促下提出他的条件：

（一）将2千万元的基金交给他来处理；（二）校务归他管。

这意味着由南大理事会筹获得所有血汗钱都要交给林语堂分配。

为何陈六使无法接受林语堂的办学计划？主要是因为后者又提出了下列的条件：

（1）教职员薪金初计约32万元。其中教授薪金1500元至2000元，副教授1200元至1700元；讲师900元至1400元不等。据说比当时的美国高。到任教职员家具15万元、教职员旅费及津贴24万元（多数坐飞机头等舱）。

陈六使后来在报上发表对林语堂之高薪措施深感不安，担心无法负担，盖南大是向人民募捐而非收账得来的。

（2）林语堂本来安排其女婿黎明任行政秘书；女儿林太乙任校长室秘书（女儿后来担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也写过《林语堂传记》（1991年））；侄儿林国荣任会计长。还有其他的教职员，被人形容为“任人唯亲”。

（3）更让人无法苟同的是，理事会得将筹获或预筹的2千万元基金交由校方处理，也无权过问。各界闻之，不禁哗然。

林语堂一行人在1955年接受陈六使的遣散费新币305,203元（10万美金），在发表联合声明后，此事总算告一段落。

在林语堂走后，进修班学生共420人在3月15日上课。在12月12日举行结业仪式。1956年，南大正式招生（包括先修班学生及大学一年级学生）。南大进入了没有林语堂的时代。

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

本来事情已告一段落，彼此不再追究，但心有不满的林语堂在返回美国后，于1955年5月21日在《生活周刊》破口大骂共产党破坏他的南洋大学，也促请政府（仍是英国管）采取行动对付亲共分子。在那个独立运动高潮的年代，林语堂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讲错误的话，难怪被陈六使形容为无稽之谈，也是背信失约的举措（未遵联合声明，保持沉默）。

另一方面，经林语堂这么一搞，反而加速南大成为学生运动和左翼分子的活动中心。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前后，新加坡举行大选，结果社阵失败，只拿下13席，人民行动党拿下37席，李光耀再度执政（1963年9月21日投票）。

翌日，他宣布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而南大学生从1961年到1966年的常年示威游行抗议行动，也因当局不断的镇压和监视已化整为零。

1963年10月7日，南大生于政府大厦前和平情愿，抗议褫夺陈六使公民权，及大事逮捕南大生

1980年，南大与新大合并，南大不见了。

无论如何，林语堂的事件是故事的开端，最后连大学也被关闭了。只是短短的1/4世纪，南大走完它“光辉的一生”。林语堂即便有其发表言论的自由，但他已深深地伤害南洋大学，也让马新华社失掉一所华文大学。

1980年末，新加坡拆卸南大牌坊字样，意味着南大被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从此南洋大学消失了

虽然陈六使在后来也有一个小纪念馆设在陈嘉庚纪念馆附近，但规模不大，总算死后留名。

刊登于2020年8月1日及8月8日《新生活报》

希盟应吸取民政党的教训

马来西亚今日的政治乱局起于2月24日，马哈迪突然辞首相职，宛如平地一声雷，不但希盟内呈现不安与失秩，而且也刺激处于在野党的国阵动了起来。这牵一发动全身的效应是：（一）最高元首终于委任获得国会多数议员支持的慕尤丁为首相，这意味着政权再交替，慕尤丁摇身一变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这是因为在里应外合下，他成功地拉拢国阵（巫统）、伊斯兰党、砂拉越政党联盟给予支持，再加上其本身土团党的力量及阿兹敏带领过来的10个国会议员，合共114席，比起希盟的108席为多。于是有了第二次的“变天”。

（二）慕尤丁用最快的速度组成带有强烈国阵印记的内阁。

（三）马哈迪事后反过来指责慕尤丁出卖他，我们也被搞糊涂了。若不是马哈迪辞职在先，慕尤丁哪有机会越级而上？因此马哈迪直到今天还欠人民解释，为什么他未与希盟商量，独自拂袖而去？

他应该知道，在2018年的509的大选是绝大多数选民对希盟寄以厚望才能上台执政。这就意味着马哈迪带使命重作冯妇的，他必须要对选民负责，也要向执政的希盟负责。可是他一声不响的一走了之，害得万千人民所有希望都成了泡影。

先不说他一定要实践大部分的竞选宣言（按照他本身说已实现了60%，到底怎么算，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连基本的改革也没有做好。所谓破旧立新树新风，只见树木不见林。

正当近时人民不知什么时候会来一个闪电大选，以解决朝野存在的不稳定状况之际，突又发生沙巴“变天”，原本执政的沙巴巫统首长慕沙阿曼不知从哪里结合了33名州议员（超过65名的半数，这之中5名是执政党委任的议员，一旦就任，便享有与民选议员同等权力），声称要组新政府，却被现任首席部长沙菲宜抢先一步，向州元首提呈解散州议会而获准。

这种节外生枝的变化，对目前执政的中央政府的国盟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在沙巴州执政的民兴党不归属国盟成员，而是与希盟结合在一起。形势对民兴党比较不利。

本来马来西亚政局已因马哈迪的离职陷入困境，如今再加上沙巴先来闪选，可不是平白无故添乱，而是有所为而来，目的在整垮民兴党。

民兴党的沙菲宜本来是“山高皇帝远”的一州之长，不太卷入中央斗争，但在支持希盟下，沙菲宜反而成了巫统的眼中钉。

这位原本在巫统内担任副主席的中央部长，在2015年时得罪了纳吉首相，也就丢了官。不过他并没有参加马哈迪组成的土团党，反而自行成立沙巴民兴党，以执政沙巴为主要目标。结果沙菲宜的愿望达成了，但他倾向支持马哈迪多过支持安华。

于是在希盟阵营内，形成倾向马哈迪的成员党多过安华，例如行动党与诚信党就支持马哈迪再任相，安华为副首相；更有建议说，也委慕克力为第二副相，这是考虑到马哈迪表明只要再任半年或一年便退位，得以在安华扶正下，将马哈迪的儿子慕克力扶上第二把交椅。

对于这样的排阵尚未能达成共识时，马哈迪突又提出由沙菲宜任相，而安华副之。这显见马哈迪是无论如何都要阻安华上位的。

最新的排阵也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希盟的成员党（行动党及诚信党）认为不论沙菲宜或安华，只要其中一人能凑足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员的支持，这个人就担任首相。

这样的“共识”是罕有的，也不符合政治逻辑。一般上都是在大选前，内部先排好阵，而不是选后才来决定领头人物。

人们不禁要问：在不知谁是首相下，竞选宣言能达成共识先发表吗？用安华或沙菲宜的？马哈迪不是在两年前说希盟的“承诺”太多，难以一一落实吗？现在安华与沙菲宜又如何协商呢？

再说，沙菲宜现在面对的是新的挑战和“危机”。原本他在州议会控制了34席（超过半数），讵料最近又有议员倒向巫统，也就需要通过州选来定“江山”。

在这方面，巫统与国盟自然会不遗余力来打破沙菲宜的缺口；同样的砂拉越的政党联盟也会给民兴党一定的压力。

现在我们尚未能肯定国会大选会否在今年内举行，万一国盟选在今年内闪选，沙菲宜就有得忙了。不但马哈迪的怪招会失灵，甚至连安华也被马哈迪这么一搞，离首相职位越来越远了。

其实，行动党及公正党必须要吸取2008年的大选教训。当年的民政党就是因为有四人争当首席部长（丁福南、谢宽泰、邓章耀及李家全），在党挑选下，排名第一的是丁福南，他最大的劲敌是谢宽泰。没想到突又杀出一位“程咬金”，原来首相阿都拉钦点邓章耀出任首长。这一下子，民政内部也乱套了。就在投票前三天，首席部长许子根才宣布现在不指定谁将任首席部长，而是选举过后视哪位议员最得民心而定。

这种先投票再选出首席部长足让选民看穿其内部的失和与矛盾，也就直接影响选民的投票心情。

由于定不了首席部长人选，结果这一年的大选民政在槟城输到清光，首席部长职更是如同煮熟的鸭子不见了。林冠英也就在那一年坐上首席部长的高位，这也许要托民政党失误所带来的结果（林冠英形容是“意外上台”）。

如果行动党未能吸取民政党的教训，而是让选民来决定谁任首相，那就是“未战先示弱”，让民政事件重蹈覆辙。

真不明白，2018年希盟会打马哈迪牌，怎么今天打不出安华牌来？

 刊登于2020年8月6日《东方日报》

朝野陷入内外困境

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第14届大选成绩揭晓后，一向以来执政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国阵政府竟在一夜之间失掉政权；尤其是被形容为“千年不倒”（纳吉语）的巫统，也在惊慌失措中沦为在野党。

反之，由反对党凑合组成的希望联盟则在意料之外夺得了中央执政权。以整体来算，在总数222席的国会中，希盟夺得了113席，而原为执政党的国阵只获得79席。

希盟的胜利，扶起了马哈迪重任首相；担任副首相的是巫统前署理主席安华夫人旺阿兹莎；担任内政部长的慕尤丁原是巫统的署理主席兼副首相，于2015年被纳吉开除。

这样的排阵，基本上是巫统执政的翻版，即便加上来自行动党的新人入阁、诚信党的某些新人入阁及公正党的新人入阁，政权只是从“这个”巫统到“那个”巫统（不论这个或那个，结果正如80年代有新巫统和旧巫统，最后还是回归一个巫统）。

毫无讳言，在大选胜利的马哈迪所组成的土著团结党摆明就是要用来取代巫统的，例如在大选后有10余名巫统议员跳槽土团党；后来再加上阿兹敏从公正党拉走近10名议员才使到土团党有了31席。

这里头的深远意义和奥妙是：巫统的分裂即使是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都不是关键大事，最主要的是在“必要时”或有号召时团结起来，以保住马来民族的优势和居于政治的主导地位。

从拿督翁（1951年离开巫统）到东姑接班，都是一脉相承由巫统中产生国家领导人和首相。

但是，从马哈迪主政的年代起（1981年），接班人就归马哈迪挑选而不是由党员中直接选出。最典型的例子是，身为党选出的第二号人物安华又是副首相（1993年），本来是坐亚望冠的，可是大权在握的马哈迪对安华有异议，在1998年将他拿下（被开除党籍和革除所有官位。在反抗下，安华又被控上法庭（鸡奸罪）而判刑）。

安华之后的接班人是阿都拉，再下来是纳吉，也都是由马哈迪一手举荐的。这说明了马哈迪在不在巫统领导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他发起运动，当权者也就在位不稳了。

例如2018年的大选，在马哈迪不断的敲击下，纳吉领导的国阵也兵败如山倒，眼看巫统就等着被土团党收拾之时，讵料在2020年的2月24日，马哈迪突然呈上辞职函给元首而未事先照会成员党。这一下子，政局的沸腾很快把希盟政府拉下马。在内外推波助澜下，慕尤丁抓紧机会与巫统和伊党合作，再加上砂州政党联盟的支持（18席），获得了超过半数的议员支持（至少112席），也就被统治者点中出任首相，印证了马来主权不变的定律。

在3月1日组成内阁后，慕尤丁一边铲除马哈迪阵容在土团党的地位（官司正在审理中），另一边也拉拢更多的议员支持他所组成的国盟。所谓国盟也即是变相的国阵。这也是为什么在慕尤丁上台后，对巫统和伊党主要人物提供各类官职。顺此大好时机，纳吉也暗中出手，为复辟巫统而铺路，包括劝慕尤丁回巫统，再下来主导权就会归为巫统。

当巫统正在计划今后的战斗方向时，又发生纳吉贪污案被判刑，纳吉的官司案7罪并发，一共坐牢32年，但在刑期同时执行下，只监12年，并罚款2.1亿令吉。

这一判决对纳吉至为不利，也打乱了他的布阵，毕竟在上诉期间已无法参加政治选举，也不能拥有官职。这对现任主席阿末扎希也是一个冲击，因为他们要让巫统重生的努力已蒙上阴影。虽然东姑拉沙里有促请他们两人卸下要职，但这两位所掌控的势力又不是姑里可左右的。

总的来说，对慕尤丁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正盘算当巫统仍在不安定中来一个闪电大选，以牵制巫统的膨胀。

在另一方面，慕尤丁也可以借希盟内部对共主的争执使出杀手锏；尤其是沙菲宜首席部长已面对前首长慕沙安曼的挑战，结果是闪电大选到来。但对沙菲宜是不利的，既要保住沙巴政权，又要与安华争中央政权。结局可能是顾此失彼的。

当然慕尤丁本身也有弱点，既没有执政的核心基础和力量，也要应对巫统的咄咄逼人，因此他需要通过大选来清除一切阻力。

我们估算马来西亚的政局在2020年陷入混乱后，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在波动（毕竟新冠病毒还是一个大威胁绝不能掉以轻心）。数来数去，最好的方案是提早举行大选，不然天天都有新花样和各种阴谋和阳谋不断发生。

 刊登于2020年8月3日《南洋商报》

沙巴政坛再起风云

终于，沙巴打响第一炮，闪电大选来了。

对于这个州（但沙巴人坚持他们是以沙巴和砂拉越一起与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因此不同意把沙巴划成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除了因为沙巴与马来西亚联邦（中央）有签署20点协议书，拥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外，它是与马来亚联合邦列为同等地位，正如砂拉越一样，并非隶属一个州），更换政权和轮替执政已是家常便饭，而且屡用不爽。自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直到今天，沙巴就面对至少7次的轮替政权，同时也面对两次的闪电大选。这已经形成沙巴的常态。因此沙巴首席部长沙菲宜宣布“闪电大选，不过是重蹈历史一幕，已不是新常态了。

1888年，北婆罗洲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领土，汶莱不再拥有控制权。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重新夺回北婆罗洲，但性质有变化，它直接成为英军政府管理地，也在1946年成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

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正符合英国的需求，因为英国急于将东马两地（沙巴和砂拉越）归纳给马来亚，同时也考虑将新加坡拉入，使其成为马来西亚而独立。

正因为目标一致，在新加坡影响下，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同意加入马来西亚。由于时机不成熟，东马两地不便举行直选，也就通过三层选举产生国会议员（其一是以市乡议会的选举成绩作标准，哪个政党夺得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就可以产生州选举人，再由州选举人推荐州议员，再由州议会选出国会议员）。

按所得地方议席在州议会分配如下：沙统8席、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5席、巴索党1席及沙华4席，共18席。

有鉴于当时卡达山族是最大族群，其领袖唐纳史蒂芬出任首席部长，而沙统的慕斯打化出任州元首。

1964年，沙巴州议员由18名增至32名，分配如下：沙统14、卡达山11、沙华7及国大党1。

1965年，唐纳史蒂芬被架空成为联邦部长（有名无实），改由沙华的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慕斯达化照旧但任州元首。

1967年的州选，慕斯达化的沙统击败沙华的罗思仁，政权宣告交迭，沙统上台执政。

从1967年到1976年的9年间，慕斯达化大权在握，处事独断，甚至在1974年的大选后拒绝接受敦拉萨的献议出任国防部长，只派初级国会议员出任副防长。

这一下子，慕斯达化得罪了中央，也就在1976年州选中被人民党所击败，政权又再交换。

1985年，已担任首长9年的哈里斯（他原本与唐纳史蒂芬是一伙的，另组人民党打倒沙统。不幸的是，唐纳史蒂芬（此时已皈依回教，改名为福尔）出任首长未及三个月因空难逝世，改由哈里斯上台）同样也犯上傲慢与独断的毛病，也就在1985年被拜林组成的团结党所打败。

怪异的是，获得25席的团结党与获得16席的沙统及6席的人民党在争夺首长中闹了双胞，必须劳动代首相慕沙希淡解围。他认为沙统靠委任议员而成为大多数是不恰当（16+6+6=28席）。

拜林作为卡达山族的代表在1990年大选时竟倒向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造成马哈迪大怒，也就在当年大选后，伺机反击拜林州政权。

1994年的州选，拜林的团结党只以25席对23席再次执政，但因有州议员跳槽，拜林政权倒台，从此再爬不起来。

另一方面，在1967年得偿夙愿的慕斯达化在1976年后对失去政权心有不甘，乃在1994年与马哈迪达成协议，将沙统转成巫统。这样一来，巫统名正言顺控制沙巴了。慕斯达化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是在2018年的大选，国阵面对的是从中崛起的民兴党，其领导人沙菲宜原本是巫统副主席兼中央部长，因在2015年与纳吉失和而退出巫统另组民兴党。结果在60个州议席中，民兴党取得28席，而国阵也取得28席，后者本获革新党2席支持组成30席可以再执政。讵料沙菲宜快了一步，有6名巫统议员转而支持民兴党，民兴党也就以34席起而执政。旋后法院否定国阵的合法性。

近日沙巴风云再起，又有民兴党州议员扮演青蛙的角色，遂使政局随时转变。在政局失控下，沙菲宜获得州元首同意解散州议会来个闪电大选。

也真是让人看得瞠目结舌，但也标志着马来西亚政坛从此刻开始更加变幻莫测，从平稳走向内斗和恶斗，马来西亚情何以堪？

 刊登于2020年7月31日《南洋商报》

名人恩仇录一

 陈嘉庚vs.胡文虎

《新生活报》原本是一份趣味性的三日刊“小报”，以刊登名人秘闻及故事起家。后来它慢慢变成趣味性的“小报”。

最近主管决议作出调整，邀请我供稿，也就决定以名人系列开头，让读者“温故知新”。

陈嘉庚与胡文虎

第一讲是写陈嘉庚与胡文虎的恩怨与斗争，他们之间有相似之处，也有不相似之处，不容易将他们进行对比。巧合的是，这两人竟因一些小事而闹得不清不楚，甚至还对薄公堂。

先说说陈嘉庚，他是一代风云人物。虽然不是从政，但身份比政治人物更突出。上了年纪的人也许会知道谁是陈嘉庚，但也不一定知之甚详。

陈嘉庚（1874-1961），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最先在集美接受私塾教育9年（1882-1890）。17岁时（1891年）奉父命出洋，在新加坡其父陈杞柏经营的顺安米店当学徒。20岁时（1894年）返乡娶秀才张建壬之女张宝果为正室。后因其母病逝，于1900年返乡奔丧。而在1909年时，其父杞柏逝世（他在1904年申请归化英籍民获准，显见他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但名气远不及儿子陈嘉庚）。

陈嘉庚之父，陈杞柏

陈嘉庚是其父亲第三位太太所生，还有另外一位弟弟陈敬贤（杞柏有三位夫人，共育有10名儿女）。由于父亲长年在新加坡，故陈嘉庚及弟敬贤是由其母抚养长大的。

1904年，陈嘉庚父亲的生意失败激发了陈嘉庚自行创业。在当时，陈嘉庚家族的资产剩下7万元左右，他就将这批资金投入取名为“谦益号”之米行。与此同时，他也在同一年买下500英亩的山地种植黄梨，并开设三间黄梨厂。

直到1910年，陈嘉庚已替其父亲摊还欠银行的9万元债务。除了不断扩充业务外，也开始捐助学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陈嘉庚获利甚巨，俨然成了橡胶大王。不仅于此，他还涉足船运业。这个时候，他沉醉于在厦门搞一间大学，以遂其教育心念。

有人后来统计陈嘉庚在1925年获利780万元，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也把他推向事业的巅峰。

有人计算，当时陈嘉庚的总资产共有1500万元（光是现金就有550万元），只有300万元是向银行贷款的，但因未及时摊还银行，终酿成大祸。

事缘在1926年至1929年时，陈嘉庚企业虽已显露败象，但尚未被“清算”，这与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有关。

据其二公子陈厥祥估计，陈嘉庚在1929年时企业扩充达到顶峰，有3万名员工，分散在涂桥头企业内的有近万人。但当时另一家华文日报《民国日报》认为陈嘉庚鼎盛时员工应有15000名。

因为债务沉重，陈嘉庚企业在1931年被迫改组为有限公司。其资产和债务表如下：

总资产1200余万元

总负债（主要是向银行贷款）1090万余元

在改组下，陈嘉庚企业的注册资本金降为250万元（因亏本减少股金），而缴足资本为150万元。

在新公司成立后，陈嘉庚名义上仍任董事经理，但银行委派两人进驻董事局。1934年，在无法挽回颓势下，陈嘉庚决定封闭企业，将资产作为还债用途。

此时，陈嘉庚最为挂心的是厦门大学的存亡问题，在1934年时获得南京国民政府资助9万元。旋后于1937年由政府接管厦大，陈嘉庚也就松了一口气。

1921年由陈嘉庚先生创建的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

尽管生意失败了，陈嘉庚不是一贫如洗。1937年为账济陷入中日战争的中国百姓，他每月仍捐款1100元。当1938年中国政府发行“自由公债”时，他认购501000元。因此直到战后，陈嘉庚仍有个人数百万元的存款，得以在1946年与胡愈之合办《南侨日报》。

在社会公益方面，陈嘉庚更是不遗余力。在1895年后，参加甫成立的“怡和轩俱乐部”（这个组织在10年后（1906年）出现另一个规模较大的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如果说商会重于在商言商，那么俱乐部就是有钱人消闲的地方。刚巧在陈嘉庚掌控怡和轩的年代（1923-1927），陈嘉庚竟与胡文虎扛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成立于1895年的怡和轩俱乐部，是新加坡华人社团中的百年老字号

原来它有一段离奇又意气用事的恩怨。这个人就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1882-1954）。胡文虎比陈嘉庚小8岁，但却是一个不易认输的富豪。

出生于缅甸仰光的胡文虎，祖籍福建永定县中川村。他是其父亲胡子钦迁居仰光后娶当地湖州侨生李金碧所生（共有3男3女），其中老大早逝，老二即文虎，老三是文豹。因为是靠中药起家，其父也在仰光开设中药铺。而文虎少年时已是好勇斗狠。虽不好学，文虎却被送去中国接受中文教育，因此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也是可以理解的（文豹则是受英文教育）。

1896年，胡子钦将文虎接回仰光协助药业。而在1908年，子钦逝世时，文虎已年方26岁，但父亲留下的是一间业务不振的“永安堂”国药铺，还欠下一笔债。幸得母亲资助，到香港、中国及日本“考察”，悟出中药也要打出品牌，才有立足之地。于是他们兄弟所生产的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头痛粉在市面上热卖，但以万金油最为畅销，成功的秘诀是“老虎”商标通畅无阻地开道。

在1910年时，胡文虎已在仰光立定脚跟，于是决定在1923年到新加坡开设分行。虽然万金油在仰光起家，但在新加坡更是“一门独秀”，因为这是一个华人的城市。在1926年，胡文虎干脆将总部迁到新加坡，准备大展拳脚。

虽然说胡文虎是客家人，但他的产品一度被大埔人“抵制”。他终于出了怪招，将自身的私家车改头换面，装上了老虎头，车身也涂了老虎斑纹，把喇叭声变成发出老虎的吼叫声，经常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也为产品打开另一通道。

也只有胡文虎才能想到这样的噱头，竟把汽车装成老虎，在大街小巷用喇叭宣传万金油的良药。结果他从老虎身上发迹了。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胡文虎也认定本身属于“福建体系”（归为福建帮派，因永定坐落在福建省），但却不被重视，他争夺福建帮的领导权也就落空了。在情非得已下，胡文虎通过客家人大搞乡团组织，成立了“南洋客属总会”，也鼓励各地设立客家公会。这一下子，客家成了胡文虎立足社会的筹码。自然而然的，他成了客家老大。

虽然客家人不是新马最大的系族，排在福建人之后，但胡文虎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在新加坡竟搞出大名堂来。

以下是陈胡交恶的经过：

（一）事缘在1927年胡文虎将其公司总部迁至新加坡后，便不忘本色想在新加坡出人头地。而此时身为怡和轩俱乐部总理的陈嘉庚（1923-1927）也邀请胡文虎加入了俱乐部，当成消闲之场所。

20年代中期，由胡氏兄弟建于新加坡的永安堂，并在这栋建筑里生产药油50年。于1992年在市建局的自愿保护计划下，成为受保存建筑。

既然已成为俱乐部的常客，出手绰阔的胡文虎自然不甘“默默无闻”。有一回（1927年），一位常客不小心掉了一根燃烧着的火柴根落在胡文虎的大腿上，烧穿了他的鲨鱼皮裤。胡文虎对于这位只受英文教育，靠洋人起家的“峇峇”感到气愤，大骂对方抽太多烟，不懂自重。为此，胡文虎故意挑衅对方敢不敢赌一扑5万元？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闻及吵声的陈嘉庚走了出来，劝请两人别为没有意义的豪赌伤了和气。但当时“火遮眼”的胡文虎误以为陈嘉庚指责他搞场，一时不由分说，转问陈嘉庚敢不敢与他赌一把，后者十分不悦，拂袖而去。

除了怡和轩事件外，陈胡在商业上又碰个正着。根据康吉父（李星可，一度是《星洲》和《南洋》的名主笔，文笔泼辣，一针见血）所著的《胡文虎传》这样说：

在胡标良药赚了钱后，由陈氏族人创办的钟标良药也打进市场，而且在1928年3月14日在新加坡打广告，通告“虎标乃属于陈嘉庚财产，与他制造和售卖的下列产品有关：罐头黄梨、肥皂、洗发水、化妆品、牙膏、糖食点心、饼干、巧克力和糖果，任何人如果用或模仿这商标或以其他方式侵犯陈氏的权利，将会受到法律行动对付”云云。

刊登了律师广告后，原以为胡文虎“理亏”，不再有回应。后来发现胡文虎的万金油商标的老虎是从右向左奔跳，比较瘦；而陈氏的则是从左向右奔跳，比较胖。于是在1929年12月2日，胡文虎才通过律师在殖民地公告上反驳：“上述商标均属永安堂之财产，已经多年来被用来在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非马来属邦推销中药和其他医药制成品”。这通告警告所有人士一旦侵犯，将会被起诉。

与此同时，胡文虎还在通告上将三种产品的虎标图样，即万金油、立止头痛粉及八卦丹做了原样包装。

在对照下，陈氏的图案是出现在白纸上，说服力不强。针对这件事，《胡文虎传》的作者康吉父有如下的描述：

1925年后，一入1926年新春，胶价开始下跌，由每担力乐178元跌到90余元。陈氏的胶厂及制造厂除了饼干厂及黄梨厂可维持，其他无不亏损。而且又曾发生过制造厂的大火灾，损失不赀。接着在1929年至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树胶每担降至七八元，树胶鞋由1余元跌至两角钱。陈嘉庚这时候事实上已破产了。

在世道不景气底下，这场法律风波也就不了了之。

（二）1928年时，胡文虎出任华侨中学总理（在当时无主席之设，总理是最具权力的职位）（这间于1917年设立的学校是马新第一间华文中学，由陈嘉庚等人发动而成）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新加坡的事。

起因于胡文虎担任总理期间，斥资建造虎豹楼及二座校门，又修筑校路，并在虎豹楼前开辟一个运动场。

虎豹楼是一座学生宿舍，建筑费约七、八万元。问题就出在校门旁侧上，有“胡文胡文豹捐资建筑”字样，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捐赠了整间学校。

陈嘉庚对此十分不满。他说其中乃有某董事主席异想天开，竟向董事会提议而获得赞成，花了千余2千余元筑两校门。事后又在右门柱上直书“某某姓名捐资建筑”。

他曾请诸董事取消石柱上的字，但没结果。因而导致陈嘉庚在中华总商会大礼堂召开华侨中学赞助人大会，出席者约百余二百人，通过铲除柱子上的十个字。此事对胡文虎来说很失面子，乃诉诸法律指控陈嘉庚毁谤名誉。双方对薄公堂数回合，最终达成庭外和解。

其实这是小事一桩，依我所知，文虎在槟城资助学校大门或篱笆后总会写上此建筑为“胡文胡文豹所捐赠”，让人误以为整间学校是他所建。但如果改成“胡文虎文豹捐资建筑此门”或“此门为胡文虎文豹捐资建筑”也就一目了然，无所争议了。但有人认为，这是陈嘉庚与胡文虎早有心病，乃出此招杀其面子。

后来也查知，此事与华中董事会改选有关，胡文虎在失望之下，辞卸总理一职。

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东北垂涎，蓄意制造事故向国民军开刀。事缘国民军借北伐成功，而在山东济南面对日军的挑衅，先后杀了6千余名中国军民。这轰动一时的案件发生在1928年5月3日。由于国民政府未敢硬碰，也就签署《中日济案协定》（1929年3月28日）。但事实证明，日本无意退让，因而在两年后的1931年9月18日侵占东北三省，开响日本侵华第一炮。

在此事件后，中国民众杯葛日货，另外也有人在新加坡发动经济蒙难军民的筹账会，这个人就是陈嘉庚，他通过怡和轩号召122个团体响应筹账大会，超过千人参加。在主席陈嘉庚领导下，成绩斐然。

但在另一方面，在新加坡立足的胡文虎也发起筹账运动，和陈嘉庚打对台。这又再一次拉开两人的斗争，直到二战前夕双方才化干戈为玉帛。

由陈嘉庚领导的山东筹账会在1928年5月17日的会议决定制定委员工作时间表，扩大会员，也催促马来亚各地开展募捐活动。结果在一夜之间，怡和轩成了中华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到了1929年1月30日，陈嘉庚受到巨大压力下才宣布停止宣传与筹款。这是因为英方的华民护卫司对这种有煽情的筹款有所担心，乃阻止继续搞活动。

陈嘉庚之所以把精力放在山东筹账会上是因为这个组织成了怡和轩（原本社团无需注册，但在1932年5月4日后它才成为一个注册团体，一路来成为陈嘉庚的左膀右臂）的外围先锋，得以和中国各地政府和军阀有所往来。

有了怡和轩这个重要基地，陈嘉庚如鱼得水，大展鸿才，进而将它发展成为日后筹账会的核心。

本来英殖民政府对怡和轩的活动不表满意；尤其是在筹款救济中国灾民方面，认为是介入了政治活动。

因为华民政务司兀敏对陈嘉庚将筹款所得的8万元用来在南京兴建一间中学有所不满；同时陈嘉庚再筹8万元充为学校经费之用。结果激怒了英国人对怡和轩的态度转硬。但又有另一桩事引发的：英方指责这个俱乐部在1932年介入所谓“田中奏折”事件。

所谓“田中奏折”是由于陈嘉庚动用《南洋商报》为福建会馆和怡和轩承印2万份“田中奏折”的中文本所引起。有关文件揭露了日本田中首相侵占东北、吞并中国、占领全亚洲，妄图实现其大东亚帝国美梦的阴谋计划。

在英殖民政府得悉后，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泰文怒斥此宣传品为“纯属捏造，旨在宣传”。但陈嘉庚等华侨相信这是真的（最后证明日军的侵略是真的）。基于事态严重，总督原欲查封怡和轩，指它未经理事会通过即自行引刷不真实的宣传品。后经调解，才转成怡和轩进行注册成为合法团体，以受制于政府订立的社团条规。

也是在这个时候，陈嘉庚的另一个劲敌胡文虎又再登场了，为发泄个人之不满（胡文虎原本要捐5000元予怡和轩承建大厦，但未获以陈嘉庚为首的理事会接纳。因而怀恨在心，加上生意上的恩怨，陈胡大战开始了）。

第一步，胡文虎也借济南事件转向支持国民党领袖张永福及林金殿等人，他们也在山东筹账会内担任执委，准备向陈嘉庚开炮。

事缘此次筹款的运动获得新加坡华人大力和踊跃支持，共筹得134万元。响应这场运动的有工人、德士司机和欢场之歌舞女等。如果连同新加坡以外的华人捐款，总共达到500万元（这是1929年正月总结的数目）。

根据史学家杨进发（《陈嘉庚传》作者）统计，这场运动比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五卅惨案还要成功，几乎调动了每个华人的“恻隐之心”。

前文提到陈嘉庚等人将余款捐给南京建一所中学后，却有节外生枝的事件发生。

其中执委之一的林金殿建议将剩余的款项转捐给胡文虎领导的“华北旱灾筹账会”。在拉锯战中陈嘉庚占上风，通过将余款转入前山东筹账会户口，以便转捐给学校。但当陈嘉庚将树胶公会捐来的6万元存入山东筹账会时，竟不能过账。原来林金殿（也是树胶公会主席）已告上法庭。

这场官司其实是陈嘉庚与胡文虎的角力战。经过两年的拉拉扯扯，高庭终于在1931年7月作出判决，判树胶公会胜诉。

继之林金殿上诉高庭，要求将6万元作其他用途，但败诉，而由林负责堂费。

再经上诉，又判林胜诉，改判山东筹账会负责双方堂费。

山东筹账会又不服，上诉到枢密院胜诉。最终决定将剩下的73500元（叻币4万元）汇进南京财政部户口，以账济山东省在1933年水灾的灾民。

至此，陈与胡之间的斗争已无和解的可能。一边是福帮老大；另一边是客帮老大，斗争起来已非个人之争，而是涉及民族与帮派之争。

这里需要作点补充：

（一）陈嘉庚虽不是报人，而是载誉于一生的教育慈善家，厦门大学就是他一手成立的（1921年开课）。在1923年时，陈嘉庚应邀组织报社，取名为《南洋商报》。他之所以投资报社是因为他的产品常年在四家报馆打广告，不如办报也可利用印刷机承印其商品包装。

最初的时候，这家报社是保持中立的，也无党派的。在1935年时（主要是其女婿李光前掌管），报份跃升至日销3万份。

《南洋商报》创刊号

后来（战后），陈嘉庚在胡愈之劝服下，又于1946年合股办《南侨日报》。这一份报纸很快就表明它是亲中国的，而且是亲中共的。因路线倾左，于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

事实上，陈嘉庚的成就不在报业，而是在多元化的生意上。他毁家办校的典范也历久不衰。

当他在1940年访问中国时，已心有所属亲向中共。

在1950年时，他决定回国定居。毛泽东主席曾形容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八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不过，陈嘉庚生前想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扩大成中华总会（相等于华人大会堂的愿望），但无法实现。

1961年，陈嘉庚在中国逝世，终年87岁。

另外一位胡文虎，虽然是万金油大王，但称他为一代奇人的“报王”也不为过。他一生中前前后后办过至少15份报纸，也有英文报，而且他的报纸都是以“星”字开头，从《星洲日报》到《星岛日报》，无不显示他的过人之处。

这位在1923年初到新客，怎么会与陈嘉庚斗了起来，倒是令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我们除了陈述上面提过的历史往事外，还有一单也是陈胡的斗争延续。

1921年胡文虎在缅甸创办第一份日报，取名为《仰光日报》。当陈嘉庚在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时，仅仅过了6年，即1929年，胡文虎的第二份报纸也诞生了，取名为《星洲日报》（最初称《星中日报》）。在1931年时，为纪念创刊二周年而出版《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书中刊载潘柔仲的一篇文章（他原是《星洲日报》一名副编辑）。文章内容对福建省教育、党务及妇运等颇多不敬，遂引发一些福帮教师、《南洋商报》及福建会馆的不满。有关风波延续３个月后才平息来。胡文虎在这方面自然是吃了亏，他不但解雇了潘柔仲，也得在《星洲日报》连续刊登1个月的道歉启事，而其他华文报则连续刊登两个星期道歉启事。

星系报业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是华人最大的报业集团。初时称为《星中日报》，后易名为《星洲日报》

有人曾问胡文虎为何要与陈嘉庚抬杠，毕竟他是初来乍到的小子，怎么能与名满中外的陈嘉庚相比呢？

胡文虎这样说：

“陈嘉庚是世界知名人物，在南洋生意做得这么大，又做了许多公益事，人人认识他，敬重他。就是远在家乡他也是建树颇多，著名的集美学校，厦门大学都是他创办的。我胡文虎只不过是一介仰光商人，初来新加坡没有多少人认识我，但是我来到新加坡就敢与社会上最有名的陈嘉庚作对，我的名字能与陈嘉庚相提并论了。这不是一个扬名的好办法吗？我为什么怕与陈嘉庚作对呢？他是已出名的人物，彼此斗争被我赢了，我的名字就在陈嘉庚之上；即使输了也无妨，虽败犹荣。我胡文虎的名声也传开了，这不是很划算的事吗？”

胡文虎一生有也有过骂名，因他见过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也见过汪精卫和当时国民政府总统的蒋介石，一度被怀疑与日方有隐私。后来在1992年被厦门的洪卜仁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战史研究室秘密档案中找到当年（1943年）胡文虎与东条英机的对话内容，得知胡并未成为“汉奸”。也就在1994年将广州永安堂归还胡仙（胡文虎女儿，《星岛日报》掌门人），而后者把一座大楼捐给人民政府辟为少年儿童图书馆。

因此胡文虎成了“爱国是华侨的天职”这个称号。

1954年，胡文虎病逝于美国，终年72岁。

胡文虎于三、四十年代在香港、新加坡及福建龙岩兴建“虎豹别墅”。香港的虎豹别墅已由李嘉诚集团收购，改建高楼公寓；而新加坡的虎豹别墅已捐赠予旅游局，但近年来游客稀少，当年热闹景象早已一去不复返。至于在中国的虎豹别墅也被中国收归国营。

1935年，在香港修建的虎豹别墅

1936年，在新加坡修建的第二所虎豹别墅

1946年，胡文虎在家乡福建龙岩中川村耗资34万港币建造了第三座虎豹别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胡文虎有感于他早年与陈嘉庚的斗气也不是什么大事，因此有华社希望能促成陈胡化解不必要的恩怨。

1946年元旦日，胡文虎在《星洲日报》撰文呼吁华侨团结，且表达愿与陈嘉庚合作，一起推动和发展南洋华侨的团结运动。

翌日，陈嘉庚在《南洋商报》全文转载胡文虎的元旦献辞。不久陈嘉庚的言论也出现在《星洲日报》内。

此外，在战后因胡文虎有传言被指他行动不自由，因日治时期与日方有所往来。《南洋商报》社论即为胡文虎请命，社论请英方勿为这一谣传对付胡文虎，而引起华人的反感。

隔天，《星洲日报》也全文转载南洋社论。

古玉梁在其所著的《胡文虎报业王国》中有提及星系报业是“胡家天下客家兵”，这一点也不假。我后来进入《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服务时，也见过不少胡姓的同事，而客家人更不用说了，我本身就是客家人！

刊登于2020年7月4日、7月11日、7月18日及7月25日《新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