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霸權是導因
美國者亨廷頓教授的“文明衝突論”不但值得深思，而且有必要展開辯論，因為作者發現在1993年後，世界陷入極度的不安，雖然是區域性的，但也與文明不無關係。其中包括南斯拉夫解體後，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耶（簡稱波黑）內部引發的種族內戰，導致這兩個區域的穆斯林族受到塞爾維亞族的欺壓，引發穆斯林國家的不滿。維也納的人權會議上，美國領導的西方與東方的衝突，後者不同意“西方文明的全球主義論”。中國被指責供應導彈配件給巴基斯坦，造成美國對中國採取軍事上的制裁行動；再加上中國對核武的試炸及北韓拒絕參與美國調查其核武設備內情。也造成雙方的裂痕，美國對伊朗和伊拉克採取圍困的政策，還有海灣戰爭中的美國嚴懲伊拉克；美國把蘇丹列為包庇恐怖份子的國家，意圖向美國發動恐怖戰爭，拉長回教國家與美國的距離。
凡此種種，無一不與美國有關，充份地說明了在冷戰後的世界大小事幾乎都離不開美國的影子，也無形中塑造了美國即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只要是衝著美國而來的即是對西方文明的挑戰，或者說是對西方文明的侵犯。
正因為這樣，在911事件後，美國人更加相信這是一場文明衝突的開始，而且已經發生，因此有些人敏感的反應是把矛頭指向回教文明，且對穆斯林帶有偏見。他們一攬子不分青紅皂白“判定”是回教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反擊，而未加以分析其前因後果。
所幸美國在聯合國的壓力下，很快把911事件圈定為狂熱的極端主義份子所作所為，雖然這些人是回教徒，但回教世界並沒有授權他們使用回教的名義開展恐怖行動。
這裡頭牽涉及回教世界中的“原教旨主義”在自作詮釋伊斯蘭教。安華依布拉欣把這種恐怖行動形容為對伊斯蘭教的“騎劫”。
如今情況越發明顯地使人看到是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向世界和平發難。它的源頭就在阿富汗內的塔勒班政權和伴之而形成的奧沙馬賓拉登的“基地”al-Queda組織在阿富汗大搞恐怖活動訓練營。結果給美國找到一個很好的理由向阿富汗採取軍事行動。目標是要消滅塔勒班政權和剷除奧沙馬及其恐怖組織。
當範圍縮小了，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場對付恐怖主義的戰爭，而不是一場文明的差異的戰爭。
著名回教學者法力諾（Farish A. Noor）就針對亨廷頓的立論作出嚴正的駁斥。他認為亨廷頓的理論過於簡化文明所涵蓋的大範圍，因為回教文明和西方文明早就進行交流和融合。沒有回教文明作出的貢獻，西方文明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相反的，回教文明的發展也離不開西方文明，所謂文明的衝突是不可能發生的。他認為亨廷頓所代表的西方意識是具有不良的意圖，有意將世界劃分為東西方，並讓它們隔離。同時用地理政治的劃分，以使西方和回教世界對立。
作者也認為亨廷頓與其用文化的角度分析國際事務，不如正本清源地揭開問題的本質。這正是亨廷頓所沒有做到的。
另一方面，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在911事件後，也針對亨廷頓學說再度被一些學者“炒 ”熱提出他的看法：難道現在我們正面對基督文明與回教文明的衝突，而迫使“儒家文明 ”需要選擇站到那一邊？他指出，亨廷頓的立論是具有誤導性的，更甚者製造某些擔心“回教文明”會與“儒家文明”相結合。
王賡武不否認基督教與回教在現代的社會有不同的走向，尤其是在世俗方面。
基督教初期也是極力反對，最終不得不接受政教分家，以致在後來所有帶有基督教背景的國家，都走向世俗主義。
但在回教世界中，這條路並不易走，儘管有傑出的回教學者及科學家極立指出應以世俗作為現代世界的基礎。
儒家學說中帶有的佛教，也沒有拒絕世俗主義，但它的世俗化與歐洲有所不同。
但世界走向世俗化的結果，並未達成預期的效果，超級大國的霸權政治引爆了兩次的世界大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間內，世俗主義的政治導致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鬥爭（稱之為冷戰），即使是在冷戰之後，世俗下標誌著資本主義的勝利，但也暴露了其缺點。這使到古老的宗教和宗教的復興開始抬頭。
雖然，王賡武教授不認為分化的世俗主義不容易受到挑戰，但讓宗教回復古代的地位也不是辦法，當務之急是客觀的重新檢討現代世俗主義的弱點根源，也就是要注意其在精神領域的不足之處。
從兩篇文章中，我們得到一個啟示是，現代世界發生的衝突不是文明矛盾所造成的，而是世俗主義中出現了霸權政治對世界的控制和自我為中心，無視其他受壓迫者的不滿，一直要強行推行既定的西方主導世界的經濟一體化的目標，卻又沒有給大多數國家和人類帶來幸福，相反的落後的國家越發貧困，而成為被大國犧牲的一群。
這種通過世俗主義所開展的政治霸權文化，並不被西方以外的國家承認為西方文明或現代文明應有的內涵，而是冷戰後的另一個形式的霸權主義，給了宗教狂熱份子一個機會進行反撲和反擊。這一小撮人當然也不代表東方文明或回教文明，因此911事件不能馬上定論為文明衝突的結果，恰恰相反，美國在痛打塔勒班及奧沙馬後，也要反省一下它的霸氣足以破壞了西方文明所創造的世界，甚至對現代文明的進展發生相當巨大的負面作用。在美國誇躍自身的西方文明的同時，也要重視其他文明存在和發展的價值，不能再姑息自己或視自己是世界的“ 上帝”，可以操控一切，換言之，如果有 “文明衝突”的話，應由美國本身以身作則來消除。
(二) 回教文明帶來的衝擊
亨廷頓教授在其名著《文明的衝突》一書中用了相當多的篇幅提及回教文明和回教復興運動對西方文明的衝擊。他主要的論點放在冷戰結束後，世界所呈現的紛亂局面，雖然表面上看來是資本主義戰勝了共產主義；是美國打敗了蘇聯；是西方文明主導世界的現代化，實則在70年代就隱藏著非西方國家的暗流洶湧，其中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是伊斯蘭教的復興運動。
他在書中這樣簡述伊斯蘭教的歷史，興起於公元七世紀，而於八世紀中葉成為統治北非洲，伊利比亞、中東、波斯（現今的伊朗）及北印度的宗教政體。接著下來，在九世紀和十世紀，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保持安定，但到了十一世紀末葉，基督教重新控制了地中海國家，征服西西里及拿下托萊多（西班牙的一個城市），並在公元1095年開始，發動了十字軍東征（這場戰爭被稱之為基督教對伊斯蘭教的鬥爭）。但在這之後，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異軍突起，先削弱拜佔庭帝國的力量，旋後征服巴爾幹半島，北非洲及在公元1452年佔據了君士坦丁堡。公元1529年也攻下維也納。
奧圖曼帝國是以伊斯蘭教為主導力量，過後基督教國家有所反擊，但於1683年，奧圖曼帝國又第二度征服維也納。
從伊斯蘭的誕生後，在摩爾人（Moorish）降陸西班牙算起（八世紀），直到奧斯曼帝國於十七世紀佔有維也納的近一千年內，歐洲一直受到來自伊斯蘭帝國的威脅。
不過，拿破崙於十八世紀在歐洲形成強大的軍事力量後，奧圖曼帝國已風光不再。伊斯蘭的版圖縮小，取而代之的是歐洲列強的興起，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後，基本上也是歐洲列強此消彼長的年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結束），整個世界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分成東西方陣線，1990年蘇聯的瓦解，使到伊斯蘭國家又增多起來。根據統計由1757年到1919年，92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被非穆斯林政府管制（即被列強佔有）。但在1995年，這92個地區中，已有69個再度成為穆斯林統治的地區。而在69個地區中，45個成為穆斯林佔大多數的獨立國家。
作者也用大量的數字指出穆斯林人口的急速成長是非常驚人的，如今已有超過12億。同時他也發現到中東國家更加的回教化，且在70年代掀起伊斯蘭的復興運動，幾乎排山倒海而來，迫使一些實行世俗制度的國家，也不得不回教化，例如約旦、蘇丹、突尼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甚至連在1923年即告世俗化的土耳其，也在90年代重視回教復興的無比力量。
回教的復興運動是由年輕人帶動，他們深受回教文化的影響，而對西方國家的西方文明產生質疑，他們認為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案是提倡伊斯蘭教。
西方國家將這股興起的力量歸為“原教旨主義”在發難，強調通過宗教的力量來進行政治的變革。不過，這之中有溫和的原教旨主義者，也有極端的原教旨主義者。前者接受現代化來提昇宗教的力量，但所謂現代化不是純然的西方化；後者乾脆拒絕所有的西方文明，也不接受現代化，而是主張回復到中世紀的部落生活。
作者認為有下列因素導致回教與西方文明產生沖突：（1）回教人口增加後又面臨大部份的失
業，年輕的一代萌起宗教意識，給社會帶來壓力，他們也移民進入西方國家。（2）回教復興運動給予穆斯林重振信心，以確定他們的文明。（3）西方國家則努力使西方文明成為全球的價值觀，以維持軍事及經濟上的優勢，更介入回教國家的衝突，造成穆斯林的不滿。（4）共產主義的解體，使到西方和回教失去共同的敵人，轉而兩者間的威脅坐大。（5）西方與回教的增加接觸，也使到彼此對本身的特徵有了新的想法，並能比較彼此的差異。
因此，兩者之間的衝突，不是因領土的爭執，而是涵蓋文明的課題，例如核武器擴數、人權、民主、對石油的控制，移民的處理和西方的干預等。正因為這樣，今天的回教國家已很少讚揚西方的價值和制度；反之它們強調兩者文明的不同。它們視西方文明是重物質的，貪污的，頹廢的和不道德的。在穆斯林的眼中，西方的世俗主義，無宗教性的和不道德的行為比起西方的基督教更為“邪惡”。
吊詭和具有諷刺的是：在冷戰時期（1945-1990），西方將對手標籤為無神的共產主義者，但冷戰之後的文明衝突，在穆斯林眼中，其對手則是：“世俗的西方”。他們視西方是軍事的帝國主義，而西方文化是一切麻煩的根源，並由西方自行決定，衛星是用來教育阿拉伯人或向他們投擲炸彈。為此，伊斯蘭必須發展自身的武器進行防衛，擺脫對西方的依賴。
因為伊斯蘭教的復興過程中，出現極端的原教旨主義份子推行和展開恐怖的行動，招招對向美國，以致在1995年北大西洋公約機構（NATO）（以美國為主導）宣稱伊斯蘭中的極端原教旨主義者的危險性如同共產主義。克林頓政府的一位非常高級的成員形容伊斯蘭已是西方的對手。
當然作者指美國方面也認為極少數的極端份子展開的猶如戰爭的行為，是為絕大多數溫和派的穆斯林所拒絕。在這方面，作者也加以同意，但他又提出“血濃於水”的說法，似乎模糊了問題的本質。
正是基於這個偏見的觀念，作者指出原教旨主義鼓勵的戰爭已不是局限於美國情報局或國防部的工作，而是涉及不同文明的衝突。
他說，一方面，回教徒相信回教文明是至高無暇的文化；另一方面，西方人相信西方文明是普世的，且是至高地位的，如果有倒退的跡象，可運用權力將這種文明推向世界。就是這種基本因素造成回教與西方的衝突。
在這種情形下，亨廷頓建議在權力均衡的轉變下，西方為減低損失，有必要採取伸縮性的策略來調和世界，發展共同利益來轉變世界文明，庶免陷入困境。
很不幸的，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在911事件後，又亂了步伐，似乎給了美國一個強烈的理由向一個極端的回教國家阿富汗展開猛烈的軍事行動，協調和妥協變得不可能了。
無論如何，美國還得十分克制只限在打擊和消除恐怖主義，而絕不能以為使用武力來解決所謂的《文明的衝突》，這將變成用不文明的手段來掀起《文明的衝突》。
(三) 亨廷頓的回教觀
果然不出所料，《文明的衝突》的作者亨廷頓於美國911事件後，更加相信他的《文明的衝突》論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提早爆發。
他把“文明”的意義混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之中，並且認定西方文明因為有了美國在過去 50年崛起成為主導力量後，難免成為其他不同文明攻擊的目標。不寧唯是，他也指出相同文明之間也存在持久的衝突，尤其是回教文明，反之西方文明間的衝突已大大減少了，甚至形成一股推動世界進展的火車頭，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鼓吹，正是體現了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和進步性。
雖然亨廷頓沒有把“西方文明”與“現代文明”劃上等號，但美國人卻是帶有強烈的心態演繹“西方文明”即是“現代文明”；凡是抗拒和反對這種趨勢的，都被視為落後與保守的阻力。
可是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國家，就不相信也不認同美國應該獨攬“現代文明”的塑造，甚至否定西方文明的價值觀。回教復興運動在60年代冒出頭來，就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宗教的力量來抗衡西方文明的世俗主義。因為有越來越多的歷史事件足以作為例子，致使亨廷頓在1993年提出了他的“文明衝突論”，也引爆學者間激烈的辯論。
為了強化他的立論，亨廷頓於最新一期的《新聞週刊》《Newsweek》特別專輯上，以“ 回教戰爭的年代”為題的文章中開頭這樣說：“當代的世界政治是穆斯林戰爭的時代。穆斯林之間有戰爭，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也遠比其他文明的衝突來得多。穆斯林戰爭已取代冷戰成為國際衝突下的一個主要形式。這些個暴力足以帶來文明的衝突，或發生於回教文明與西方文明間或回教文明與其他文明間。”
從中我們發現亨廷頓有稍為改變他的觀點。他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提出會發生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的衝突，而且西方世界也在冷戰後，視回教文明和中國文明為新的威脅，並擔心這兩個文明結合起來的“東方文明”會與西方文明發生直接的衝突，而未提及回教文明直接構成對其他文明的衝突。
如果是東西文明真的發生衝突，乃至因此而爆發戰爭，這個世界必然遭受毀滅性的災難。不單文明被毀掉，連人類是否生存也大有問題。
回顧一百年來，世界已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人類將被核武器掃出地
球，世界再回到黑暗之中。這也是為甚麼人類極力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亨廷頓也不例外。但他卻從政治的亂世中看到危機重重，而且威脅著西方文明的進程。
例如，他用歷史事件和數字來提醒世人：（1）1980年的兩伊戰爭（即伊朗和伊拉克，俱是回教國家），造成50萬人喪生，數以萬計的人受傷，（2）與此同時，又發生蘇聯進兵阿富汗，10年的戰亂（回教國家與共產國家之戰），最終阿富汗人取得勝利是得力於美國的科技，沙地阿拉伯及美國的經濟援助及巴基斯坦提供訓練戰士和大後方之便，（3）1990年，又發生伊拉克併吞科威科之戰（兩個都是回教國家），美國及盟國插足其中，才把侵略者擊退，（4）90年代，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在波斯尼亞、科索沃、馬其頓、車臣、阿塞拜疆、塔吉斯坦、克什米亞、印度、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中東、蘇丹及尼日利亞發生暴力衝突事件。來自阿富汗的聖戰份子捲入了這個衝突，也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回教極端組織介入其中。
在90年代中期的種族衝突，約半數涉及回教與回教之爭或回教與非回教之爭。從1983年到 2000年的16宗國際恐怖行動中，有11宗或可能12宗是涉及回教極端份子。7個被美國劃為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國家中，回教國家佔了5個。從1980年到1995年，美國捲進回教國家17宗軍事行動。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機構提供的數字顯示，公元2000年發生32宗武裝衝突，超過三分之二與穆斯林有關。
因此亨廷頓說：911事件的“新戰事”不是新的事件，而是過去發生的暴力事件的持續和升級有以致之。較早時發生的恐怖事件與911比較起來，傷亡是有限的。自從1993年開始，對美國人和與美國有關的設施的攻擊，已被認為源自於奧沙馬賓拉登。911事件揭示了奧沙馬的國際恐怖主義網絡可能遍佈40個國家，擁有專才和技術，並有資源可在同一時間策劃行動。這也同時宣告穆斯林戰爭時代已來到美國本土。
亨廷頓把這些個衝突和戰爭歸之為回教復興運動的湧現，以面對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戰爭。但之中衍生了極為少數的極端份子。這些人對非回教國展開恐怖主義及游擊隊戰爭。他們仇視、妒忌和不滿西方的財富、勢力和文化。一部份因素是西方帝國主義於20世紀統治了穆斯林的世界；另一部份是導因於西方的政策，包括美國在1991年採取軍事行動對付伊拉克，並持續支持以色列。
至為重要的一點是，亨廷頓認為與穆斯林有關的衝突已化整為零。它能否導致西方與回教文明的衝突和可能的其他文明的衝突嗎？這顯然是奧沙馬賓拉登的目的。他向美國發動聖戰，鼓勵殺死美國人，企圖發動穆斯林在各地開展聖戰。但他沒有成功，一方面回教世界有分裂；另一方面美國已向恐怖主義宣戰，主要目標對準奧沙馬的恐怖組織“基地” 。其他國家的政府則應付它們國內的恐怖份子。
正因為這樣，亨廷頓的結論指出，普遍的文明衝突已存在，而美國的反擊也是出自文明線上的考慮。西方國家因此團結一致。回教世界則普通上反對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
“911事件促成西方團結起來，但美國的反擊行動拉得越長，又會促成回教世界的團結。” 這是亨廷頓給予世界和美國的一個忠告！
（2005年2月）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9.9.04
文革中張志新的冤案千古一絕
在“亞洲周刊”（2001年1月22日──28日期）內讀到河南鄭州一位作家鄭競業關於悼念張志新的文章，勾起我的回憶，好像在某些書有看過張志新的事跡。印象中有些模糊，但鄭的文章卻喚起了我對“文化大革命”某些事件進行了反思。
張志新不是什麼大人物，她只是一位平凡的教員，難怪人們對她沒有什麼印象。鄭在文章中說：“20多年來，張志新冤案的不少真相仍被隱瞞，烈士的骨灰盒至今空著，遺骨依然下落不明？”作者感到費解的是，在她死后被譽為“黨的驕傲的優秀兒女”竟然在文革中死得這麼悲慘。在那個荒誕的歲月中，留下血跡斑斑的故事，實在叫人仰天長嘆。
張志新只不過是千萬冤案中的其中一個，但她的情況又相當特殊，很值得了解。因為在她死去4年後，竟然從一個“反革命頑固份子”搖身一變成“黨的偉大兒女”。如果不知事情的來龍去脈，肯定會莫名其妙而啼笑皆非。
我根據手頭的一些不齊全資料，把張志新這個人從歷史帶回來，以作為鄭文的補充。
張志新（1930－1975年）天津人。她的父親年輕時曾跟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一生酷愛音樂，也把音樂細胞傳給3個女兒，“張家三姐妹”小樂隊因而在天津聞名。
好不容易盼到1949年的解放。翌年（1950年），20歲的張志新考入河北師範學校教育系，後來被選送往解放軍軍事學院學習。1955年入黨。同年，她和曾真結婚了，並育有兩名孩子，1男1女。1957年，她被調任中共遼寧省宣傳部工作，平日喜愛讀書和寫文章，但也從中培養起她堅強的性格。
1966年，中國掀起文化大革命，她像所有年輕人一樣，投入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運動的洪流中。不過到了1968年，她開始對“文化大革命”感到迷惑，因為她目睹青少年分幫立派，又文斗又武斗的鬧個雞犬不寧。她決定把子女送回天津老家給媽媽照顧，可是接著下來，全國幾乎處處有武斗，而且有諸多黨元老和領袖被批斗。她在北京看到難以置信的血淋淋事實。開始懷疑黨內為甚麼忽然有這麼多元老竟成為“黨和國家的敵人”，不滿之情由內心表露出來。
在參加1968年的沈陽的一次批斗省委書記大會上，張志新這樣質問：“你們說文化大革命是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可是現在毛主席身邊還有幾個人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打倒這麼多人，省委領導靠邊站了。難道這些人會是敵人？我想不通呀！我對江青、葉群這些人根本不了解，對林彪就不信任。”
由于她的言行近乎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因此在同一年底被下放到盤錦五七干校“改造和學習”。名義上是學習，實則受到監視，被列為受審查的對象。
張志新之所以被調查和審問，是因為她對中央文革扮演的角色有所不解。她問中央文革到底是集體領導或是江青說了就算？觸怒了江青一伙人。
她又說：“林彪說，主席的話一句話頂一萬句，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樣下去，局面是不堪設想的。”
正因為她的言論是與林彪和江青唱反調，張志新被提到批斗大會，要她認罪和交代思想問題。她說：“我認為我沒有錯，所以准備走下去。
終于她在這一天1969年9月24日正式被捕入獄，罪名是‘反革命’。這一天，也是她丈夫曾真看她到的最后一次，這是她始料未及的。”
伴隨而來是其丈夫也被送到另一處的五七干校改造，兒女受教育的機會被剝奪，整個家庭陷入破裂，在獄中，張志新又讀書又寫作，也交代問題。不過所交代的是堅持她沒有錯，否認犯上“反革命罪行”，她這樣說：“我之所以至今不能認罪，因為我對路線斗爭及與之有關的一系列問題的疑問，起之有因，看法和觀點也立之有據，堅持不放有理。”
1970年1月3日，張志新又再被提審，她還是堅拒屈服，被判刑15年，同年8月24日，張志新被加上“現行反革命”，被判無期徒刑。更甚者，她被綁上刑場“陪著兩名被處決者，以示“殺雞儆猴”，要張志新感到恐懼。沒想到張仍然不為之所懼。
在沈陽監獄內，張志新被列為“死不悔改的反革命者”，當權者眼看一切手段用盡了都無法動搖她的信念，唯有採取更殘酷的手段，在獄中對她百般虐待，不知道從那裡湧出來的勇氣，張志新始終不改變她的立場。
唯一讓她感到心碎的是在獄中竟接到丈夫曾真的離婚判決事，但她不相信這是自願的，而是有某些壓力造成的，她撕掉判決書，寫下這樣的“豪情壯語”：“兩個家庭加起來21個人（指她和她丈夫的親屬成員），就是都拋掉了又有甚麼了不起的？為了追求真理，這一切都可以拋開，生活本來就不是這麼小圈圈。現在好了，一身輕，無牽無掛，斗爭到底。
1975年4月3日，張志新被最后“審判”，她依然從容不迫地面對指控，然后給予駁斥，結果被判死刑。
隔天，4月4日，在臨刑前，監獄員問她有何交代，她說：“我是一個黨員，我的觀點至死不變！”她就義的那一年，剛好45歲。
從1969年被捕到1975年被處死刑的16年內，張志新的頑強斗志是少有的異數。
更悲哀的是張志新在行刑前，當權者為不讓她有機會在刑場上呼叫（大概對她的聲音感到顫抖），竟十分殘忍地先割斷她的喉管，使她發不出聲音，然后進行槍決，手段之絕，令人齒冷。
鄭兢業的文章中揭開這一駭人聽聞的史實，在其他書內也有寫到，有一本書《歷史在這裡沉思》提到教人讀之下淚的文字:“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臨終前曾引吭高歌‘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但是，殘暴的奴隸主比起‘四人幫’到底仁慈得多。屈原終于沒有被肢解，清清的汨羅江保存了他的完整軀體，而張志新烈士的遺體卻在肢解之后，不知丟到甚麼地方了。”
四年之后，即1979年3月21日，中共遼寧省委召開大會，不但為張志新平反，而且追認她為革命烈士。這是歷史對張志新的嘲弄，也是開中國人的一個血淚的大玩笑。更好笑的是，在同年6月，沈陽監獄（一個把張志新折騰得死去活來，最終又埋葬她生命的地方），竟讓所有囚犯在張志新被判死刑的操場上集合，為張志新舉行一個歌功頌德的‘賽詩會’，甚麼美好的頌詞都抬出來：“你是遼寧大地的驕傲，也是沈陽監獄的驕傲，你是五十六個民族的驕傲。”總而言之，能形容的都形容了。因為四人幫倒台，張志新搖身一變成“國家的偉大的兒女”。不知道曾參與誣告和侮辱張志新的人又有何感想？
很簡單的，他們可以用一句話：“都是四人幫所害的”來總結這錯誤的判決。但僅僅是四人幫要負起全部的罪，還是那個黑暗動蕩的十年文革要負起全責？而再往上推，往下思，只能得到一個想法：罪惡的年代出了罪惡的人，罪惡的人整死了不屈服的人，歷史又該如何蓋棺論定？
最是諷刺的莫過于張志新1969年被捕時寫下給丈夫的“遺書”，竟在1979年（事隔10年后）才交到丈夫的手裡。“我願為美好的未來添點土，出點力。”
一個知識份子的下場如斯的悲壯，令人想起文革中的某些可怕的冤案，真會不寒而慄。
（2005年1月）
張志新不是什麼大人物，她只是一位平凡的教員，難怪人們對她沒有什麼印象。鄭在文章中說：“20多年來，張志新冤案的不少真相仍被隱瞞，烈士的骨灰盒至今空著，遺骨依然下落不明？”作者感到費解的是，在她死后被譽為“黨的驕傲的優秀兒女”竟然在文革中死得這麼悲慘。在那個荒誕的歲月中，留下血跡斑斑的故事，實在叫人仰天長嘆。
張志新只不過是千萬冤案中的其中一個，但她的情況又相當特殊，很值得了解。因為在她死去4年後，竟然從一個“反革命頑固份子”搖身一變成“黨的偉大兒女”。如果不知事情的來龍去脈，肯定會莫名其妙而啼笑皆非。
我根據手頭的一些不齊全資料，把張志新這個人從歷史帶回來，以作為鄭文的補充。
張志新（1930－1975年）天津人。她的父親年輕時曾跟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一生酷愛音樂，也把音樂細胞傳給3個女兒，“張家三姐妹”小樂隊因而在天津聞名。
好不容易盼到1949年的解放。翌年（1950年），20歲的張志新考入河北師範學校教育系，後來被選送往解放軍軍事學院學習。1955年入黨。同年，她和曾真結婚了，並育有兩名孩子，1男1女。1957年，她被調任中共遼寧省宣傳部工作，平日喜愛讀書和寫文章，但也從中培養起她堅強的性格。
1966年，中國掀起文化大革命，她像所有年輕人一樣，投入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運動的洪流中。不過到了1968年，她開始對“文化大革命”感到迷惑，因為她目睹青少年分幫立派，又文斗又武斗的鬧個雞犬不寧。她決定把子女送回天津老家給媽媽照顧，可是接著下來，全國幾乎處處有武斗，而且有諸多黨元老和領袖被批斗。她在北京看到難以置信的血淋淋事實。開始懷疑黨內為甚麼忽然有這麼多元老竟成為“黨和國家的敵人”，不滿之情由內心表露出來。
在參加1968年的沈陽的一次批斗省委書記大會上，張志新這樣質問：“你們說文化大革命是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可是現在毛主席身邊還有幾個人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打倒這麼多人，省委領導靠邊站了。難道這些人會是敵人？我想不通呀！我對江青、葉群這些人根本不了解，對林彪就不信任。”
由于她的言行近乎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因此在同一年底被下放到盤錦五七干校“改造和學習”。名義上是學習，實則受到監視，被列為受審查的對象。
張志新之所以被調查和審問，是因為她對中央文革扮演的角色有所不解。她問中央文革到底是集體領導或是江青說了就算？觸怒了江青一伙人。
她又說：“林彪說，主席的話一句話頂一萬句，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樣下去，局面是不堪設想的。”
正因為她的言論是與林彪和江青唱反調，張志新被提到批斗大會，要她認罪和交代思想問題。她說：“我認為我沒有錯，所以准備走下去。
終于她在這一天1969年9月24日正式被捕入獄，罪名是‘反革命’。這一天，也是她丈夫曾真看她到的最后一次，這是她始料未及的。”
伴隨而來是其丈夫也被送到另一處的五七干校改造，兒女受教育的機會被剝奪，整個家庭陷入破裂，在獄中，張志新又讀書又寫作，也交代問題。不過所交代的是堅持她沒有錯，否認犯上“反革命罪行”，她這樣說：“我之所以至今不能認罪，因為我對路線斗爭及與之有關的一系列問題的疑問，起之有因，看法和觀點也立之有據，堅持不放有理。”
1970年1月3日，張志新又再被提審，她還是堅拒屈服，被判刑15年，同年8月24日，張志新被加上“現行反革命”，被判無期徒刑。更甚者，她被綁上刑場“陪著兩名被處決者，以示“殺雞儆猴”，要張志新感到恐懼。沒想到張仍然不為之所懼。
在沈陽監獄內，張志新被列為“死不悔改的反革命者”，當權者眼看一切手段用盡了都無法動搖她的信念，唯有採取更殘酷的手段，在獄中對她百般虐待，不知道從那裡湧出來的勇氣，張志新始終不改變她的立場。
唯一讓她感到心碎的是在獄中竟接到丈夫曾真的離婚判決事，但她不相信這是自願的，而是有某些壓力造成的，她撕掉判決書，寫下這樣的“豪情壯語”：“兩個家庭加起來21個人（指她和她丈夫的親屬成員），就是都拋掉了又有甚麼了不起的？為了追求真理，這一切都可以拋開，生活本來就不是這麼小圈圈。現在好了，一身輕，無牽無掛，斗爭到底。
1975年4月3日，張志新被最后“審判”，她依然從容不迫地面對指控，然后給予駁斥，結果被判死刑。
隔天，4月4日，在臨刑前，監獄員問她有何交代，她說：“我是一個黨員，我的觀點至死不變！”她就義的那一年，剛好45歲。
從1969年被捕到1975年被處死刑的16年內，張志新的頑強斗志是少有的異數。
更悲哀的是張志新在行刑前，當權者為不讓她有機會在刑場上呼叫（大概對她的聲音感到顫抖），竟十分殘忍地先割斷她的喉管，使她發不出聲音，然后進行槍決，手段之絕，令人齒冷。
鄭兢業的文章中揭開這一駭人聽聞的史實，在其他書內也有寫到，有一本書《歷史在這裡沉思》提到教人讀之下淚的文字:“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臨終前曾引吭高歌‘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但是，殘暴的奴隸主比起‘四人幫’到底仁慈得多。屈原終于沒有被肢解，清清的汨羅江保存了他的完整軀體，而張志新烈士的遺體卻在肢解之后，不知丟到甚麼地方了。”
四年之后，即1979年3月21日，中共遼寧省委召開大會，不但為張志新平反，而且追認她為革命烈士。這是歷史對張志新的嘲弄，也是開中國人的一個血淚的大玩笑。更好笑的是，在同年6月，沈陽監獄（一個把張志新折騰得死去活來，最終又埋葬她生命的地方），竟讓所有囚犯在張志新被判死刑的操場上集合，為張志新舉行一個歌功頌德的‘賽詩會’，甚麼美好的頌詞都抬出來：“你是遼寧大地的驕傲，也是沈陽監獄的驕傲，你是五十六個民族的驕傲。”總而言之，能形容的都形容了。因為四人幫倒台，張志新搖身一變成“國家的偉大的兒女”。不知道曾參與誣告和侮辱張志新的人又有何感想？
很簡單的，他們可以用一句話：“都是四人幫所害的”來總結這錯誤的判決。但僅僅是四人幫要負起全部的罪，還是那個黑暗動蕩的十年文革要負起全責？而再往上推，往下思，只能得到一個想法：罪惡的年代出了罪惡的人，罪惡的人整死了不屈服的人，歷史又該如何蓋棺論定？
最是諷刺的莫過于張志新1969年被捕時寫下給丈夫的“遺書”，竟在1979年（事隔10年后）才交到丈夫的手裡。“我願為美好的未來添點土，出點力。”
一個知識份子的下場如斯的悲壯，令人想起文革中的某些可怕的冤案，真會不寒而慄。
（2005年1月）
海峽兩岸的思潮斗爭
(一) 台灣是中國的歷史包袱
台灣總統陳水扁的“走自己的路”與前總統李登輝的“立國論” ，不是巧合，而是“在水一方” 與“登高一呼”的相互呼應。這種心態和潛在的意識由來已久，現在借助“時機”展露出來。
如果我們從“宏觀論”來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遲早是要統一的，那就簡單地否定兩人的說法，不必再談為甚麼呢？
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台灣確是中國歷史的包袱，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那就需要探討為甚麼台灣人民存有這種“台灣是台灣人的”想法。我們不知道台灣人民有幾成支持這種觀點，但我們相信台灣的一股政治主流正試圖領導這一潮流，而且準備從另一方向來確定台灣的“歷史地位”。
阿扁這樣說：“只要中國大陸放棄動武，台灣就保持現狀”（而中國大陸則不斷強調，台灣獨立日，祖國統一時。換言之，絕不允許台灣自行獨立）。這句話包含了很深的意義，也是一種心理戰略。主要是說給世界聽的，但更重要的是說給台灣人民聽，意思是說：如果台灣獨立，是中國大陸逼出來的，一下子把球丟給中國，希望中國放棄用武的念頭。這樣台灣就不會尋求獨立成立所謂“台灣共和國”。
但在這個前提下，並沒有阻止台灣愛怎麼做和怎麼說，理由台灣認定它已是一個 “主權國家”，可以行使國家的權力，不必看別人臉色行事。
可是，中國政府卻認為阿扁上台以來，企圖把台灣推出祖國的懷抱，而且散播很多 “兩國論”的言詞，孰可忍，孰不可忍？
為甚麼台灣會形成今日的局面？這與“歷史的包袱”大有關係。雖然文獻早已記載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且在元朝時，正式載入中國的版圖。但在明朝時，卻讓荷蘭人在1624年佔據了台灣，開始長達38年的統治。繼後，清朝入關（1645年）駐守在福建的鄭成功部隊，一心向明朝，拒絕降清，並在廈門建立根據地，繼續奉明正朝。1661年率軍士攻台，而在1662年迫使荷蘭投降，收復台灣。
在一方面，鄭成功視台灣為中國的土地，但在另一方面卻不承認清朝的“君臨天下”，把台灣當成“反清復明”的大本營。兩軍對峙，自然形成鄭成功在台灣以“小王國”自居（明朝封他為延平郡王）。
鄭成功之後，其子鄭經繼位，同樣偏安一方，把台灣視為自己的“國土”，不與清朝共享 “一國兩制”。鄭經後傳位其子鄭克●繼位，儼如鄭氏王朝。1683年，清朝趁鄭氏王朝內訌，舉兵攻台。康熙的一個成就便是將台灣再併入清朝的版圖（鄭成功三代据有台灣21年）。1885年清朝將台灣擢升為一個省。
台灣對於清廷來說，正如康熙皇帝所說：“台灣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 繼後的清皇帝是以這種心態治理台灣，而台灣人民也對清廷的暴政起而反抗。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清廷戰敗，將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日本。這就是中國人視為恥辱的 “馬關條約”的割地求和的賣國條約。台灣從此落入日本的統治。反抗的台灣人民，在唐景崧率領下，於1895年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但未能打敗日本的侵略者。
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日本軍國主義戰敗結束，台灣才又歸還中國，屈指一算，日本統治台灣歷時50年。
蔣介石在收復台灣後，也是面臨內外交困，因而將台灣視為大後方，準備在大陸失守後，有個安身之地。他的做法近乎鄭成功據有台灣，來抗拒北京的中共。果然1949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不敵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兵敗撤遷台灣，及隅頑抗。他的“反攻大陸”與鄭成功的 “反清復明”是異曲同工的。
毛澤東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也許是未能乘勝一舉拿下台灣，本來他已準備與國民黨作最後的一博，無奈韓戰爆發。他不得不南兵北調，派大軍跨過鴨線江，支援朝鮮人民抵抗美軍的入侵。這是歷史上的著名的“援朝抗美”戰爭。歷史的曲折和美國的介入，迫使毛澤東未能徹底打垮蔣介石的國民黨軍。
蔣介石本來是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他的失敗判定他在日後成為台灣的霸主，不再能回返中原與毛澤東再較量。從這裡也看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不然蔣介石怎能佔據台灣，形成與毛澤東對峙的局面？
蔣介石把自己視為鄭成功第二，而他的背後有美國撐腰。如果不是因為美國的 “恐共和防共”政策，蔣介石恐怕支撐不了。他的白色統治也給台灣人民留下歷史傷痕。
同樣的，他仿效鄭成功，把台灣的基業傳給兒子蔣經國，可惜再後繼不是蔣家的人，而是帶有日本心的台灣人李登輝，順勢取代蔣家王朝（從李登輝著作《台灣的主張》可看到他的濃厚的日本情結）。
李登輝的日本背景和思想使到他比蔣經國走得更遠。他強烈的反共意識還帶有強烈的反中國情緒。蔣介石和蔣經國一生反共，但不反中國，他們認為中國大陸是他們應擁有的統治權利，可是李登輝乾脆把台灣拉出來，他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堅持台灣是一個“ 獨立國” 。在這方面，他的台灣主權論觸動台灣人民之心，進而對國民黨有所不滿。李登輝也看到背著國民黨的包袱是無法擺脫中國大陸的陰影，唯有打掉國民黨這塊牌子，才能使台灣 “徹底地離開中國”。在這種心理驅使下，民進黨的台獨政綱，正是符合李登輝要扭轉台灣的一個“新生物”。
陳水扁的民進黨在這個時候填補了“真空”。1999年的總統選舉，終於讓李登輝看見陳水扁是他的最忠實的追隨者。
近2年多來，陳水扁所作所為與李登輝可謂形同“政治父子”。他們把台灣導向一個未知的未來，台獨論在這3年來不絕於耳也刺激了中國政府的神經。
從中國的領土到淪為殖民地；從分刈到死守頑抗，幾乎是台灣三百餘年的血淚史，難怪台灣人也感到迷惘，到底他們是中國的“棄兒”或本來是“孤兒”？抑或是中國的血肉一部分，不然為甚麼中國稱他們為“台胞”？
(二) 從蔣介石到蔣經國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剪不斷理還亂”的膠著關係在1949年後益發明顯，這一段50年的 “情仇恩怨”，全因蔣介石兵敗大陸後引致的。
本來在1945年日本戰敗後，將台灣交回中國統治是順理成章的“歷史事實”，而當時統治著大陸，並擁有“中央政府”控制權的是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尚未奪得大陸的控制權。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竟是國共內戰的再起。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與蔣介石領導國民黨正面交鋒，無法達成國共分享政權。因為這一戰，毛澤東的軍隊勢如破竹，從北打到南，最後迫使蔣介石退守台灣。
蔣介石帶了大批軍隊和國民黨追隨者在台灣紮根。由於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蔣介石靠其軍事力量退據台灣。雖然此舉未得到台灣本土人民的同意，但在大軍壓境下，台灣已成為蔣介石最後一個堡壘。如果再失守，蔣介石除了遠走美國外，再也沒有其他退路了。
這個時候，美國對共產勢力在亞洲的抬頭十分警惕，決心扶持蔣介石在台灣穩住陣腳，並掛起“中華民國”的旗號，代表“中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起舞，目的之一是“堵死”毛澤東代表“中國政府”行使國際權利，於是“兩股勢力”在政治大洪流中相互鬥爭。一邊是擁有整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邊是據守台灣的“中華民國”。
台灣的現代史就在蔣介石的鐵腕政治統治下啟開血淚的一頁。
1949年──1975年是蔣介石時代。整個權力結構都是在國民黨操控之中，沒有所謂選舉，更無民主可言。這種高壓政策驅使台灣人民相信台灣處於戒嚴狀態是因為毛澤東的共軍遲早要打過來，必須作好準備面對戰爭。
在這個前提下，蔣介石鼓吹“最上上之策”是“反攻大陸”，打敗共黨，才能保障台灣的安全。不用說，在國民黨的教育政策下，所灌輸的是“共產黨人是一群土匪”，不能與之共存。久而久
之，台灣人相信大陸是最大的敵人，全是“共匪”，非剿滅不可。
蔣介石“永遠相信只有一個中國”，那就是在他領導下的“中華民國”，絕不能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更不能容忍在大陸戰敗之恥。他幾乎把台灣變成一個 “反共堡壘的堅強陣地”。台灣人民在沒有選擇的餘地之下，只有唯蔣介石“馬首是瞻”。至於他們心裡是否服從蔣介石，是否同意他的“反攻大陸”是最好的出路，不是在蔣介石考慮的範疇內。
蔣介石先是以為1950年韓戰爆發，美軍必然打敗中共。因而提出了“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但韓戰在3年後結束，中共未倒；五年過去了，又反攻不成，再退而求其次的改成“光復大陸”口號，戰略變成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拿下大陸。顯然是從短期反攻變成長期鬥爭。
毛澤東方面原本計劃要在1949年解放中國大陸後，下一個步驟就是要解放台灣。擺明是用武力與蔣介石較量。可是韓戰爆發，加上美國把軍事力量擱在台灣海峽，阻止了“解放台灣” 的大計。
中國大陸和台灣隔著一道台灣海峽，距離（最近處）也有150公里。在當時的條件下，雙方的海軍力量不足，打起戰來也頗費周章；更何況有美軍作為保護傘，毛澤東要拿下台灣確是阻力重重。
“解放台灣”和“反攻大陸”都因歷史條件的限制，各方都未能完成。毛澤東在考量下，改用“和平解放台灣”的戰略，卻未能得到蔣介石的回應，雙方關係成為一個僵持不下的局面。
1976-1988，台灣轉入蔣經國時代。這是子承父業的的典型政治體現（其實蔣介石老早就佈署蔣經國接班，在1972年即委任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蔣經國則是在1978年正式被國民黨推舉為總統”。蔣介石的“封建心態”，促成了“蔣家王朝”。
蔣經國比蔣介石開明，他不再拘束於“反攻大陸”的框架，轉而採取了“革新保台與紮根台灣”的策略。因為當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及後美國又加緊修好中美關係後，台灣在國際上已越形孤立，絕大多數國家轉向與中國建交，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一個中國”的現實和輿論幾乎倒向北京，台灣已不能自稱它是中國政府的合法代表。
由于現實比人強，蔣經國唯有改弦易轍，提出了“新人新政”，力求“本土化”，大抓台灣經濟發展，藉此爭取民心，立足台灣。
正是因為形勢使然，國民黨不得不“本土化”，一批官僚技術人員被起用了，其中包括李登輝、李國鼎、孫運璇與蔣彥土等。
國民黨的蛻變，得到本地台灣人的認同，他們對國民黨的支持程度也大大提昇。蔣經國的個人地位在此時得到強化和鞏固，但也種下後遺症。
一方面蔣經國製造了“美麗島流血事件”（激發了黨外人士及本土人在日後組成民進黨），另一方面又大方的啟開民主機制，解除報禁，提倡言論自由，允許政黨相繼成立，藉以推行民主選舉制度，無非在于取悅於台灣人民。
台灣也因此從一個“獨裁統治”走向“民主政治”。
1988年李登輝遞補蔣經國的遺缺，成為第三任台灣總統。他開始埋葬蔣家王朝，更進一步脫離蔣介石路線，把台灣導向另一個局面。蔣介石若泉下有知，可能會哭笑不得，也會埋怨蔣經國“用人不當”，沒有栽培蔣家的人接班，把蔣家王朝斷送了！
(三) 李登輝為“台獨”啟航
李登輝從1988年到1999年的當政期間，把台灣轉變成一個“本土化”的政治機制，對今日的台灣政治走向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因此要了解陳水扁的“台獨路線”。不能不回顧李登輝的“政治流程”。
在政治上，李登輝顯然是不認同蔣介石和蔣經國的“一個中國”的政策，但為了擺脫 “蔣家王朝”施加在台灣頭上的強烈政治意識，李登輝借“民主化”來抵消蔣經國的形象和影響。1988年他進一步 “開放報禁”，允許媒體“百花齊放”、“百家爭嗚”，不再嚴守言論控制政策。台灣的報業因之打開“枷鎖”，出現雨後春筍的氣象。1989年，他又開放自由組織政黨，允許更多政黨立足政壇，弱化了國民黨“固若金湯”的一黨專政。接著在1991，強制任期長達40年的終身立法議員退休，改以民選議員取代。與此同時，他也力促國民黨“本土地”。在1993年時，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有半數以上的委員是屬於李登輝的本省人。換言之，由外省人把持的局面，在李登輝大張旗鼓下，已成為本省人掌控的局面。
為甚麼李登輝要改變蔣介石定下的政治方針？除了與時局的變化有關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李登輝的政治思想使然。
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李登輝毫不諱言這樣說：“隨著1949年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播遷台灣，台灣也和大陸出現了緊張的對立關係。而此時，光復後和中央政府一起遷台的 ‘外省人’，與光復前（指日治時代）便定居台灣的‘本省人’之間也產生了激烈的摩擦 ”（參閱第30頁）。
作為本省人的李登輝，日本統治下接受日本教育，自認深受日本的影響。於是在成長後，他認為日本有許多值得借鏡之外。其中他和蔣經國不同之處就是在“認同台灣” 問題上，他們是有歧見的。如果說蔣經國是想將外省人融入台灣社會而不分彼此，反正是一家人（都是中國人）；那麼李登輝就啟航將“本省人”和“外省人”加以區分。而且認為台灣人必須在將來成為政治的主體，而不是受制於“外省人”。
雖然他沒有說出這個未來人的領導人就是李登輝，但在下意識中，李登輝從未忘記要用台灣人的身份來改變台灣的政治方向。果然蔣經國的病逝給了李登輝一個機會，因為蔣經國沒預料到會這麼快離世，也沒有刻意栽培接班人。自然而然地，其空缺便由副總統李登輝頂上。
為甚麼蔣經國會選用李登輝為副總統？主要是考慮到爭取本省人對外省人的認同，或狹義的說是爭取台灣人納入國民黨的大家庭中。再者當時李登輝表現出對蔣經國的“忠心耿耿 ”，小心翼
翼不“功高震主”，難怪取得蔣經國的信任，脫穎而出。雖然李登輝曾承認他被委為副總統，並不意味著指定他為接班人，但時局的巧妙讓李登輝借國民黨這個“金字招牌”擦亮了他的政途。
李登輝順勢在國民黨內大動手腳，讓國民黨把他確認“為第三代領導人而不懷疑他另有議程和動機。他挾著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又身兼總統，掌握了整個時局，先後進行了4次“修憲”。除了廢除蔣介石時代留下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蔣介石以此對付中共為由，限制民主化），也廢除了臨時條款，改總統由台灣區人民直接選出，凍結“台灣省長”和省議會的選舉。這意味著台灣不是一個省（不是大陸的一個省，蔣介石視為一省是希望有朝一日反攻大陸成功後，入主中源），而是一個“主權國家”。
於是李登輝借民主化之力，將台灣變成一個民主政制的“主權政體” ，全部沿用西方政制，通過選舉產生，上至總統，下至地方縣議員，以顯示有別於大陸政制。
不寧唯是，李登輝也大開方便之門，讓大批境外的“台獨”份子得以返台，助長了向來鼓吹“台獨”的民進黨的勢力。表面上看來是對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的威脅，實則是李登輝在背後隱藏的一個政治目標，如果能因此刺激“台獨”的思想，也就是李登輝想要達成的最終目標，假手於他黨，好過顧慮多多的國民黨。
1995年李登輝在修憲後首次被國民黨提名角逐總統，尋求蟬聯時，他就蠻有信心能穩住陣腳，他相信民進黨還不成氣候，也無意拉他下台。畢竟他和民進黨的理念並無太大的差別。他這樣說：只要認同台灣，疼惜台灣，願為台灣努力奮鬥，甚至不惜粉身碎骨，就是台灣人。我們應該提倡這種“新台灣人”觀。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而開啟新機運的空前良機（參閱“台灣的主張”第54頁，68頁及69頁）。
甚麼是“大台灣”和“新中原”？李登輝說：所謂新中原是指居住在台灣的全體人民，以我們都是台灣人的認同為基礎，形成一個和大陸完全不同的新族群。這才是“大台灣” 與“新中原”的意義所在（同上，參閱69頁）。
這種近乎“台獨”的論調，雖是隱蔽，但眼明人不難看出李登輝的“新中原”就是要製造出與大陸不同的“新族群”（不承認“台胞”這一用詞，雖承認同與大陸民族同出一系，但認為歷史已把台灣人分割出來，不再是大陸口中的“台胞”），再演繹下去，就是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是兩個不能相提的並論的實體。
借助這一煽情，李登輝終於當選蟬聯總統，使他更無所顧慮在後來拋出兩國論，近日更與阿扁相互呼應，露骨地提出2008年是立國的最好時期。
他踏著國民黨的背脊，大搞台灣情緒，台獨呼之欲出；也因此在後來在所不惜斷送國民黨執政權，也要換取“台獨”的到來。
今天的台灣就是昨天李登輝種下的果；今天的陳水扁，也就是李登輝的化身。國民黨被李登輝踐踏得遍體鱗傷原來是要為台獨嗚鑼開道。在他看來，國民黨已成為“台獨的阻力 ”，不再有能力執行李登輝的“最終目標”。
(四) 李登輝的後遺症
李登輝在1995年蟬聯總統後，就一步一步地把台灣導向另一個方向。他是躲在國民黨的旗幟下大張旗鼓地為台獨“鳴鑼開道”，力圖將國民黨的“一個中國”論從歷史上抹掉，企圖以“ 李登輝的思想”取代國民黨的思想。
國民黨的思想在蔣經國之後也起了變化，不再幻想“反攻大陸”或“光復大陸”，而是力保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 “獨立” 地位。所謂“獨立”地位說穿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不屬於中國大陸的一部份（中國在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後，與其他國家建交的條件是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劃的一部份，藉此取消“ 中華民國”的國際“合法”地位），目的是反擊中國的強大外交攻勢。在這一立場上，國民黨與李登輝在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
但老是守著“國民黨”這塊招牌，等於背負歷史的十字架。李登輝很不願意成為“國民黨的耶穌”，被釘死在政治的十字架上，因此在1995年6月訪問美國時，他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1998年在“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閉幕禮上，李登輝這樣說：“我們要再次堅定拒絕所謂“一國兩制”的構想。中華民國於1912年即已成立，1949年之後雖然播遷台灣，但中共政權的管轄權從未及於台灣。台海兩岸分由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統治，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參閱李登輝著“台灣的主張”）。
這番談話是針對香港回歸中國後，一口拒絕中國提出的“一國兩制”。
接著李登輝在1999年更為驚人的提出“七塊論”。他說，“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份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堅定。”此言一出，形同主張將
中國分裂成“七個國家”或至少是七個主權實體，招引強烈的抨擊。
雖然李登輝在心理上是希望中國分裂，但也知道不容易得逞，而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把台灣從中國大陸的陰影中拉出來。同年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他終於顯露所要表達的政治目的：“自從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 關係”。
這種言論已是形同“兩國論”。台灣人民也許“乍喜還憂”，因為他們瞭解到台灣一旦宣佈獨立，後果難以預測；但如果“俯順一國兩制”，又擔心正如李登輝所說的“一個是中央，一個是地方，等於被對方吃掉。”這種矛盾的心情由來已久，不過宣之於李登輝之口，也就更具政治含意了。
李登輝之所以要拋出“兩國論”是鑑於總統選舉不久後到來，他希望接班人能繼續”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路線”。他說：“未來的總統，必須是能以‘新台灣人’為基礎，開創新時代的人。
所謂新台灣人自然以台灣原住民和最早期移居來台灣的後裔為主，雖然也不否定50年前始來的新移民（指外省人），只要他們心系台灣，願意為台灣犧牲奮鬥的人。這就畫龍點睛要新生代的台灣選民選出一位比“李登輝更李登輝”的“新台灣人”的總統，以便能捍衛和發展 “台灣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儘管李登輝沒有說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但也在字里行間發出訊息。表面上他不得不支持其副手連戰當選總統，因為那時他還是國民黨主席，要站在國民黨台上為連戰造勢。
可是連戰會是“奮不顧身”的台獨人士嗎？李登輝心知肚明，他知道連戰至多會是“維持現狀”
的政治人物，不可能突破李登輝的框架，更不會丟掉國民黨，為兩國論樹碑。
至於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同樣是國民黨出身，後來鬧分裂另樹一幟，不是李登輝心目中的
理想接班人，若要他在連戰和宋楚瑜之間選一人，他寧可要連戰也不要不聽話的宋楚瑜。
除兩人之外的第三人陳水扁（民進黨），不論其理念和作風，都與李登輝十分相似，因此有人在當時形容李登輝是明保連戰，暗扶陳水扁。
如果我們從李登輝的言論分析，尤其是讀完他的著作“台灣的主張”，在總統選舉前殺青出版，不難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棄連挺扁”。
李登輝的這本代表作，正暴露了他的政治議程和動機，並且有多重的寄望和個人的強烈台獨理念。
如果此說得以成立，促成國民黨內部分裂，以致出現連戰和宋楚瑜爭奪總統的局面，在很大關係上，是李登輝的“一石二鳥”策略使然。他要用一塊石頭打死兩隻鳥，但又不方便自行開刀，唯一的方法是“借刀殺人”（在政治上除掉連戰和宋楚瑜），能夠扮演屠夫的，當非陳水扁莫屬。
果然選舉結果，阿扁探出頭來，連戰與宋楚瑜雙雙在陰溝里翻船。李登輝的一流陰功，無非是要民進黨的陳水扁做個“新台灣人”和“新中原的主人”。
事態的後來變化，正印證較早前的推論是正確的。李登輝離開了國民黨，與台獨的份子搞在一起；即使不是投身民進黨，卻進一步分化了國民黨的勢力。
不久前，不甘寂寞的李登輝公然主張台灣在2008年“獨立”，一腳踢開“中華民國”，另一腳再次踐踏流血的國民黨，而雙手則擁抱陳水扁，後者在得意忘形下，再掀政海波濤。
(五) 民進黨與陳水扁
陳水扁代表民進黨在1999年的總統選舉中脫穎而出，應“歸功”於李登輝的分裂國民黨和暗渡陳倉扶起走台獨的“新生代”。如果連戰和宋楚瑜聯手，陳水扁就不可能直登總統府。
陳水扁起家於民進黨，而民進黨又是“黨外人士”搞起的政黨，正式成立於1986年9月28日。
這一天，“黨外選舉後援會”在台北園山大飯店舉行會員大會，共132人發起組黨，取名為 “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這個黨匯集了島內各個反國民黨的政治勢力。
1988年，民進黨公然提出有條件的“台獨”主張：“如果國共片面和談（指中國共產黨和台灣國民黨），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本黨（指民進黨）主張台灣應該獨立”；同時大會也重申“任何台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須經台灣全體住民自決同意”（參閱王國賢著“台灣十年嬗變”）。
民進黨的前身是70年代一股反國民黨的本省人，以黨外人士的身份投身政治活動。他們在71年通過“大學”雜誌抒發心聲，力倡民主，以打破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最初階段，國民黨政府尚可容忍，勉強接受知識份子的“大鳴大放”，以顯示台灣也向民主化邁進。到了1975年，張俊宏、黃信介、康寧祥及姚嘉文等本省知識份子發起創辦“台灣政論” ，
以此為陣地向國民黨猛烈開炮，甚至有一扁文章大揭國民黨的腐敗，號召台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
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
這已經超越蔣經國所能容忍的程度，“台灣政論”遭封殺，總編輯張俊宏入獄10年，其他知名人士也被捕入獄。不久台灣又掀起“鄉土文學”。通過“鄉土作家”大舉鞭伐國民黨；國民黨不甘示弱，大舉反攻，引爆了“鄉土文學之爭”。
在1979年的時候，對峙的局面越發尖銳。8月16日，黃信介、許信良、黃元福、呂秀蓮、張俊宏、施明德、姚嘉文、林義雄、王拓及康寧祥等人發起創辦“美麗島”雜誌，成為“黨外人士”的大本營。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決定舉行國際人權日紀念大會及遊行，由施明德帶頭。沿途高喊打倒國民黨口號，很快與軍警發生衝突，雙方各有人受傷。國民黨政府有感事態嚴重，採取鐵腕手段，進行大逮捕與“美麗島事件”有關人士。
1980年9月18日，軍事法庭宣判施明德無期徒刑；黃信介、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林弘宣、呂秀蓮等人均被判刑，參與擔任辯護律師之一的包括陳水扁。
其中節外生枝的是林義雄（被判12年有期徒刑）在審訊期間，其一家發生“林家大慘案”，老母和孿生女兒被殺害，大女兒重傷，而其夫人正巧到監獄聯系，逃過劫數。
這是一起明顯的“政治謀殺案”，警方也信誓旦旦一定要及時破案，但就是破不了案。無形中激發民眾對美麗島事件的受害人更大的同情。
還有“主犯”施明德竟能在判刑數天後，在某人掩護下一度潛逃（後又被逮回），而這個人就是“基督教長老會總幹事”高俊明。他較後被捕，判刑7年。高俊明較後被查知是第一個在島內公開提出“台獨”的人。他在“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的文章中這樣說：“台灣的將來應由1700萬住民決定”。（目前台灣人口已增至2300萬人）。
“美麗島事件”，又稱為“高雄事件”，不但震驚海內外，而且是台灣歷史的分水嶺，更是政治鬥爭的新起點。國民黨政府指責這些“黨外人士”與“大陸勾結”，企圖武力推翻政府；但事實上這些人都具有強烈的“台獨思想”，根本與中共扯不上關係。
一個是企圖以“民主化”來穩住政權；另一個是以民主作為政治鬥爭手段，來達到“台獨” 的目的。但這兩者都不被中國大陸所欣賞和支持。國民黨是中共的“死敵”，“黨外人士” 則是一群不被駕駑的人士，他們的離心力量比國民黨更是強烈和明顯。
話說美麗島事件後，台灣的政治不斷地變化，一邊是蔣經國不得不推行民主改革，大量起用本省人來鞏固政權；另一邊是被判刑的施明德等人在1985年4月1日進行絕食；6月10日，陳水扁和林正傑被控 “誹謗罪”入獄，有利牽動台灣人民反國民黨政府。（參閱“解讀台灣”）
黨外人士正是借藉蔣經國的民主開放政策，推動了另一波政治運動，促成了民進黨的誕生。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人物有許信良、謝長廷、康寧祥、張俊雄、游錫●及邱義仁等人。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國民黨竟然容忍民進黨的成立，以顯示國民黨推行“民主政治”。當然國民黨也面對強大壓力解除政治禁令，打破一黨專政，不得不“寬宏大量”。這與國際大氣候有一定的關聯。相信美國也給了某些影響力和壓力，來改變台灣的現狀。
從民進黨成立的那一刻起，注定台灣的政治從此變化多端，尤其是蔣經國在兩年後（1988年）病世，李登輝登台，台灣更是轉入大變革時期。不但國民黨進行本土化，而且民進黨也逐漸顯現其本色，它是“美麗島”的另一個脫胎換骨的政治舞台。這兩大政黨已形成正面交鋒，兩者既有著共同點，也存在不同點。
兩黨的共同點是堅持“台灣是主權國家”，與中國大陸是“對等關係”。不同點在於國民黨念念不忘中國大陸本來也是屬於國民黨的；民進黨則心繫台灣，認定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本來它們之間是不易找到共識，但在李登輝主政12年後，他的政治觀與民進黨越走越近，到最後陳水扁竟成為他的衣缽繼承人。國民黨也就讓位於民進黨，而後者成為主導政治力量。
(六) 一邊一國論的敗筆
陳水扁在涉及政治的那一刻開始，就已孕育“台獨”的思想。當民進黨在1986年成立後，陳水扁是其中一位“台獨”的積極推動者。
1994年，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啟開了一段新的政治歷程，一直到1999年台北市長選舉被國民黨的馬英九打敗為止，他已經吸取了不少政治經驗。
原本以為台北蟬聯市長失敗後，是陳水扁政治走下坡的徵兆，不料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較後舉行的總統直選中，陳水扁越級而上，成為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在初時，陳水扁並不被看好，因為很少人相信執政台灣50年的國民黨會敗北，也相信其候選人連戰是李登輝的衣缽傳人。但整個局面因為宋楚瑜（選後創組親民黨）的從中殺出，形成三角混戰。這意味著連宋在爭奪國民黨支持者的票數，而陳水扁卻處於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情況下脫穎而出。
姑不論國民黨分裂李登輝要負上多少的責任，陳水扁的當選不能不說是李登輝暗助其成的。理由很簡單，陳水扁的政治思想是最接近李登輝的，正因為這樣，阿扁的勝利並未得到中國大陸的祝福，反而要“聽其言，觀其行”（借用中國總理朱容基語）。中國政府對陳水扁的警惕性可想而知。
2000年5月20日，阿扁在總統就職典禮中算是中規中矩，即未宣佈獨立，也未提及公投表決民意。當然不會引起軒然風波，台商因此較前熱衷的到大陸投資。
不過在“大三通和小三通”的爭議上，阿扁還是不想太快開放。以至到目前為止，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官方聯繫”僅限於“小三通”，實質意義不大。
2002年5月9日，阿扁在金門“公開邀請大陸領導人前來喝喝茶”，不過避開中國大陸的和平統一方案，也不回應“江八點”（江澤民的八點主張和建議）。
同年7月，阿扁說只要“中共願意放棄對台動武，台灣不會宣佈獨立”，但台灣會“ 走自己的道路”。這句話顯然為他後來的過激言論埋下伏筆。
果然在8月3日的“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第廿九屆年會”在日本舉行時，陳水扁透過電視直播方式發表“令人震驚”的談話。他說：台灣和對岸的中國是一邊一國。大家應該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話一出，比起李登輝的“兩國論”更為直截了當。
李登輝未提公投決票，阿扁則認為公投時機已經到來。為甚麼陳水扁在此時此刻敢於拋出 “一邊一國論”？是有其他因素促成他單方面地認為“挑釁一下也無妨”，反正這是民進黨創黨時就已提過的課題，現在將之表達，並不違反民進黨黨綱。這些因素包括：
（1）美國政界發表中國的威脅論，應是與布什總統的看法相一致。況且美國老是不忘提及對台安全的責任，既然有美國作後盾，台灣何懼有之？
（2）日本也認為中國具有威脅性，自然會加緊拉攏台灣，甚至與台灣“結盟”來遏阻中國大陸的強大。
（3）中國大陸更換班子近在眼前，內部的矛盾可能擴大。若趁此時“高喊台獨”，不但時機恰當，阿扁也以為會加劇大陸的緊張和內部分化。
（4）比較重要的是，阿扁相信台灣人民，尤其是認同“本省人”的台灣新生代，大多數會支持台灣走向“獨立”，即使全民投票，也會取得優勢。
除此之外，阿扁比李登輝更激進，如果說李登輝提出2008年是立國的好時機，那麼陳水扁認為可以提得更早，只要美國承諾台灣的安全，又何需擔心中國動武？
詎料（應該說是預料中事），阿扁收到的是反效果的訊息多過支持的訊息。先是中國嚴厲警告阿扁玩火自焚，絕不允許“台獨得逞”；繼之台灣內部也是“動盪不安”，不但在野的國民黨和親民黨指責阿扁不顧後果我行我素，而且民進黨內高層也尋求各種途徑“補鑊”，為阿扁的言論進行“消毒”。又是一句老話：“只要中國大陸不動武，台灣就不會宣佈獨立。”
反過來，中國則認為只要台灣不搞獨立，就沒必要動武，因此不放棄動武的可能性。
拿兩邊的話來剖釋，不難發現一個共同可以承受的底線：“維持現狀！”
到底甚麼是維持現狀的標準，誰也說不上來。以目前的大氣候，中國大陸明顯已處於較有利的地位。在經濟上，台灣會越來越依賴中國（目前台灣的出口有四份之一向大陸，而且有可觀的貿易入超）。在政治上，美國需要中國共同“反恐”，自然不會因為阿扁的三言兩言打亂既定的秩序；儘管美國在一定程序上希望利用台灣課題來牽制中國勢力的膨賬，但也不至於放棄“一個中國”的政策。
所謂一個中國政策，在美國政府看來是政治上的一場遊戲，即保持現狀，又不讓台灣失去防衛能力；既要中國穩定發展，但又不能忍受中國直追美國。最好的戰略是不主張用中國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讓現狀能擺多久就多久，以形成中國背上的芒刺，必要時，暗中鼓動台灣刺痛中國的神經。
美國利用阿扁“走自己的道路”，但又不要他走得太遠；阿扁反過來借助美國的保護傘，大放厥詞，以滿足民進黨的政治目的和鼓動台灣人民跟著他一起走。
台灣不少人民也許會對阿扁的言論有情緒上的認同，但也擔心會引起動亂，乃至經濟困境更難自拔，就現實和經濟而言，又會“投鼠忌器”。
為甚麼一個民族要成為美國擺動的政治棋子？阿扁的煽情在未充份考慮經濟反彈的衝擊下又能達到甚麼效果？台灣人民實有需要冷靜“審時度勢”。一時的情緒（公投支持台獨），能一勞永逸解決問題嗎？若不能，又何苦“惹火上身”？
(七) 解剖阿扁的心態
陳水扁終於說出這樣一段話：“美國是台灣最穩定的靠山，並讓台灣在國際有生存的空間。 ”這句話的含意是十分值得玩味的。如果你把它當成是孩子對老豆說的話，可以這麼演譯： “爸爸，你是我最穩定的靠山，感謝你給了我生存的空間，並帶領我長大。”
父親對孩子照顧得無微不至，顯然是天經地義的事。即使孩子日後“背叛”父親，做父親的也不需要後悔，因為養兒育女是父親的天職，但如果父親能養育和調教出聽話和孝順的孩子，則會更加告慰。
陳水扁不愧是在美國影響下，調教出來的“好孩子”。套用一句老話是“孺子可教”！”
由這件事，使我感慨萬千，因為海外的華人自從離開母體，飄洋到世界各地散居後，不少人便入鄉隨俗了。遠的不說，在馬來西亞，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尤其是在獨立前後（1957 年獨立），仍然有不少洋化的華人洋洋得意的話：“我的祖家在倫敦。”
為甚麼會這樣呢？其一他們根本不懂甚麼是方塊字，從小就接受“雞腸文字”，滿腦子的思想是“大英帝國的子民”，難免開口閉口說洋話，寫洋文。自然只看到倫敦而忘記自己是從那裡來。
其二，英國殖民化馬來西亞後，把英國教育帶入馬來西亞，一切官方的文件和場合，莫不以英文英語為準。接受洋人教育的，會顯得“ 高人一等”，至少能擠入“精英”之列，成為“紳士淑女”，不但找政府工十分容易，而且也能在商業社會成為“白領階級”。
於是很多的華人拚命地向英倫看齊，也大獻殷勤，因為他們相信“英國是他們最穩定的靠山，並讓他們在國際上有生存的空間”。久而久之，洋化的華人躊躇志滿，對英國崇拜得五體投地。於是一代傳一代的，把洋人的文化全盤搬入“生活的圈子”中，名字的洋化更是流行，甚至有時你問他們中文名叫甚麼，他們也說不上來，更甚的是連姓也不知道，隨便你怎麼叫都行，反正他已經忘記了本身的出身。
洋化的華人叫洋人為“老豆”，不知道能否被英國大人們聽進去或欣然接受並不重要（好像有一首歌的歌詞這樣唱：“只要我愛你，不管你愛我不愛”。
即便如此。當1941年日本蝗軍踐踏馬來亞時，那些“喊父喊母”的當地人突然間發現 “老豆”不見了。他們只管收兵而去，留下他的“愛你一萬年”的子民備交日本蝗軍的欺壓，生活在苦不堪言中。
這一段血淚的教訓，並沒有使到洋化的華人醒悟過來。他們仍然相信“老豆”遲早回來關照他們，短暫的痛苦算不了甚麼？再說日本人要對付的是共黨或親共份子，不會對洋化思想的人開刀。
這種天真的想法，害得華人在馬來亞受盡折磨。如果不是日本在1945年投降，英軍還會再開入馬來亞“保護”當地人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而英軍的重新登陸馬來亞，主要目的不是“保護”當地人，而是要保護既得的經濟利益，更為重要的是，要形成一條反共戰線來抵禦中國和蘇聯的共黨勢力席捲整個亞洲。
日本人的“殺共”和英國的“反共”是歷史的事實，任誰也不能否認。
基於同樣的現實，當蔣介石的國民黨於1949年撤遷台灣後，美國提供的支持也是為了 “反共大業”，不是他們對蔣介石鍾愛有加，更不是要保護華人的地位。如果美國不是為了反共，它不會扶持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與中共對著幹，台灣就是美國反共的一個重要的基地。（同樣的，如果英國不是為了反共，防止中共勢力赤化整個東南亞，它不會拉攏當地洋化華人，組成反共陣線，俾進一步弱化馬共的勢力。儘管在抗日時期，英國曾利用馬共抗日，但兩者之間的“合作”都是經不起考驗的。果然不久之後，英國就利用當地的親英華人來打擊馬共。這種戰略叫做“以華制華”）。
美國在台灣的戰略也是利用蔣介石牽制毛澤東。換句話說，就是利用國民黨打共產黨，也可說是“以華制華”。
不論是李登輝或陳水扁，他們都是在日美控制下的台灣成長的一代（日本曾統治台灣50年，直到1945年投降為止）。國民黨在1949年將大本營移來台灣後，台灣成為美國的“保護國” ，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國際空間飄浮。
李登輝的“親日仇共”，是連他也承認的事實。當地在1988年掌控台灣政權後，不但借助美國的軍威，也靠向日本來煽起台灣人“永遠不忘仇視中共”，把中國大陸視為“不共戴天” 的政治敵人，藉此強化台灣人民脫離中國的意念。
陳水扁是在國民黨立足台灣後的“新生代”。他所受的教育既有強烈的“反共意識”，也有美國帶來的西方民主意識。當這兩者融合在一道時，就自然會對中國大陸的政體有所抗拒，也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感到壓惡。因為他相信美國的民主政治更適合台灣，而且通過對民主的鼓吹，可以使到台灣進一步脫離“中國大陸的威脅”。
陳水扁在2000年正式掌握台灣政權後，比任何時候都積極推行李登輝的“兩國論”和民進黨的“台獨論”。
他之所以在當政以來，拋出某些驚人言論，就是仗著背後有靠山，而這個靠山是美國。他相信只要打出“反共牌”，美國一定給予支持，即使因此說溜了口，把話說得過了頭，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美國不放棄“保護”台灣，便不需要顧及中國大陸的感受。“一邊一國論 ”的出籠正是陳水扁台獨思想的露骨表態。他不是誤判對方，而是站在美國的背上向對岸喊話。在他看來，搞台獨又怎樣，難道大陸敢開戰？
這是阿扁長久孕育而成的政治思想，不是說錯話，也不是外人會錯意，而是故意挑起爭議，來牽動台灣人的心。
這一下子，美國是要拉攏中國“反恐”，抑或是拉攏台灣“反共”？確是給布什總統出了難題，但也不難看出美國的避重就輕戰略！
無論如何，阿扁如果忘了他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子民，狐假虎威借助外國撐腰（美國軍力）來耀
武揚威，最後也許會落個“千古罵名”！
畢竟今日的台灣在經濟上的重心已從美國轉向中國大陸。他是否也要把這個重點考量在內？與其強出頭，不如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須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至理名言！
台灣總統陳水扁的“走自己的路”與前總統李登輝的“立國論” ，不是巧合，而是“在水一方” 與“登高一呼”的相互呼應。這種心態和潛在的意識由來已久，現在借助“時機”展露出來。
如果我們從“宏觀論”來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遲早是要統一的，那就簡單地否定兩人的說法，不必再談為甚麼呢？
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台灣確是中國歷史的包袱，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那就需要探討為甚麼台灣人民存有這種“台灣是台灣人的”想法。我們不知道台灣人民有幾成支持這種觀點，但我們相信台灣的一股政治主流正試圖領導這一潮流，而且準備從另一方向來確定台灣的“歷史地位”。
阿扁這樣說：“只要中國大陸放棄動武，台灣就保持現狀”（而中國大陸則不斷強調，台灣獨立日，祖國統一時。換言之，絕不允許台灣自行獨立）。這句話包含了很深的意義，也是一種心理戰略。主要是說給世界聽的，但更重要的是說給台灣人民聽，意思是說：如果台灣獨立，是中國大陸逼出來的，一下子把球丟給中國，希望中國放棄用武的念頭。這樣台灣就不會尋求獨立成立所謂“台灣共和國”。
但在這個前提下，並沒有阻止台灣愛怎麼做和怎麼說，理由台灣認定它已是一個 “主權國家”，可以行使國家的權力，不必看別人臉色行事。
可是，中國政府卻認為阿扁上台以來，企圖把台灣推出祖國的懷抱，而且散播很多 “兩國論”的言詞，孰可忍，孰不可忍？
為甚麼台灣會形成今日的局面？這與“歷史的包袱”大有關係。雖然文獻早已記載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且在元朝時，正式載入中國的版圖。但在明朝時，卻讓荷蘭人在1624年佔據了台灣，開始長達38年的統治。繼後，清朝入關（1645年）駐守在福建的鄭成功部隊，一心向明朝，拒絕降清，並在廈門建立根據地，繼續奉明正朝。1661年率軍士攻台，而在1662年迫使荷蘭投降，收復台灣。
在一方面，鄭成功視台灣為中國的土地，但在另一方面卻不承認清朝的“君臨天下”，把台灣當成“反清復明”的大本營。兩軍對峙，自然形成鄭成功在台灣以“小王國”自居（明朝封他為延平郡王）。
鄭成功之後，其子鄭經繼位，同樣偏安一方，把台灣視為自己的“國土”，不與清朝共享 “一國兩制”。鄭經後傳位其子鄭克●繼位，儼如鄭氏王朝。1683年，清朝趁鄭氏王朝內訌，舉兵攻台。康熙的一個成就便是將台灣再併入清朝的版圖（鄭成功三代据有台灣21年）。1885年清朝將台灣擢升為一個省。
台灣對於清廷來說，正如康熙皇帝所說：“台灣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 繼後的清皇帝是以這種心態治理台灣，而台灣人民也對清廷的暴政起而反抗。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清廷戰敗，將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日本。這就是中國人視為恥辱的 “馬關條約”的割地求和的賣國條約。台灣從此落入日本的統治。反抗的台灣人民，在唐景崧率領下，於1895年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但未能打敗日本的侵略者。
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日本軍國主義戰敗結束，台灣才又歸還中國，屈指一算，日本統治台灣歷時50年。
蔣介石在收復台灣後，也是面臨內外交困，因而將台灣視為大後方，準備在大陸失守後，有個安身之地。他的做法近乎鄭成功據有台灣，來抗拒北京的中共。果然1949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不敵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兵敗撤遷台灣，及隅頑抗。他的“反攻大陸”與鄭成功的 “反清復明”是異曲同工的。
毛澤東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也許是未能乘勝一舉拿下台灣，本來他已準備與國民黨作最後的一博，無奈韓戰爆發。他不得不南兵北調，派大軍跨過鴨線江，支援朝鮮人民抵抗美軍的入侵。這是歷史上的著名的“援朝抗美”戰爭。歷史的曲折和美國的介入，迫使毛澤東未能徹底打垮蔣介石的國民黨軍。
蔣介石本來是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他的失敗判定他在日後成為台灣的霸主，不再能回返中原與毛澤東再較量。從這裡也看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不然蔣介石怎能佔據台灣，形成與毛澤東對峙的局面？
蔣介石把自己視為鄭成功第二，而他的背後有美國撐腰。如果不是因為美國的 “恐共和防共”政策，蔣介石恐怕支撐不了。他的白色統治也給台灣人民留下歷史傷痕。
同樣的，他仿效鄭成功，把台灣的基業傳給兒子蔣經國，可惜再後繼不是蔣家的人，而是帶有日本心的台灣人李登輝，順勢取代蔣家王朝（從李登輝著作《台灣的主張》可看到他的濃厚的日本情結）。
李登輝的日本背景和思想使到他比蔣經國走得更遠。他強烈的反共意識還帶有強烈的反中國情緒。蔣介石和蔣經國一生反共，但不反中國，他們認為中國大陸是他們應擁有的統治權利，可是李登輝乾脆把台灣拉出來，他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堅持台灣是一個“ 獨立國” 。在這方面，他的台灣主權論觸動台灣人民之心，進而對國民黨有所不滿。李登輝也看到背著國民黨的包袱是無法擺脫中國大陸的陰影，唯有打掉國民黨這塊牌子，才能使台灣 “徹底地離開中國”。在這種心理驅使下，民進黨的台獨政綱，正是符合李登輝要扭轉台灣的一個“新生物”。
陳水扁的民進黨在這個時候填補了“真空”。1999年的總統選舉，終於讓李登輝看見陳水扁是他的最忠實的追隨者。
近2年多來，陳水扁所作所為與李登輝可謂形同“政治父子”。他們把台灣導向一個未知的未來，台獨論在這3年來不絕於耳也刺激了中國政府的神經。
從中國的領土到淪為殖民地；從分刈到死守頑抗，幾乎是台灣三百餘年的血淚史，難怪台灣人也感到迷惘，到底他們是中國的“棄兒”或本來是“孤兒”？抑或是中國的血肉一部分，不然為甚麼中國稱他們為“台胞”？
(二) 從蔣介石到蔣經國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剪不斷理還亂”的膠著關係在1949年後益發明顯，這一段50年的 “情仇恩怨”，全因蔣介石兵敗大陸後引致的。
本來在1945年日本戰敗後，將台灣交回中國統治是順理成章的“歷史事實”，而當時統治著大陸，並擁有“中央政府”控制權的是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尚未奪得大陸的控制權。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竟是國共內戰的再起。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與蔣介石領導國民黨正面交鋒，無法達成國共分享政權。因為這一戰，毛澤東的軍隊勢如破竹，從北打到南，最後迫使蔣介石退守台灣。
蔣介石帶了大批軍隊和國民黨追隨者在台灣紮根。由於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蔣介石靠其軍事力量退據台灣。雖然此舉未得到台灣本土人民的同意，但在大軍壓境下，台灣已成為蔣介石最後一個堡壘。如果再失守，蔣介石除了遠走美國外，再也沒有其他退路了。
這個時候，美國對共產勢力在亞洲的抬頭十分警惕，決心扶持蔣介石在台灣穩住陣腳，並掛起“中華民國”的旗號，代表“中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起舞，目的之一是“堵死”毛澤東代表“中國政府”行使國際權利，於是“兩股勢力”在政治大洪流中相互鬥爭。一邊是擁有整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邊是據守台灣的“中華民國”。
台灣的現代史就在蔣介石的鐵腕政治統治下啟開血淚的一頁。
1949年──1975年是蔣介石時代。整個權力結構都是在國民黨操控之中，沒有所謂選舉，更無民主可言。這種高壓政策驅使台灣人民相信台灣處於戒嚴狀態是因為毛澤東的共軍遲早要打過來，必須作好準備面對戰爭。
在這個前提下，蔣介石鼓吹“最上上之策”是“反攻大陸”，打敗共黨，才能保障台灣的安全。不用說，在國民黨的教育政策下，所灌輸的是“共產黨人是一群土匪”，不能與之共存。久而久
之，台灣人相信大陸是最大的敵人，全是“共匪”，非剿滅不可。
蔣介石“永遠相信只有一個中國”，那就是在他領導下的“中華民國”，絕不能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更不能容忍在大陸戰敗之恥。他幾乎把台灣變成一個 “反共堡壘的堅強陣地”。台灣人民在沒有選擇的餘地之下，只有唯蔣介石“馬首是瞻”。至於他們心裡是否服從蔣介石，是否同意他的“反攻大陸”是最好的出路，不是在蔣介石考慮的範疇內。
蔣介石先是以為1950年韓戰爆發，美軍必然打敗中共。因而提出了“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但韓戰在3年後結束，中共未倒；五年過去了，又反攻不成，再退而求其次的改成“光復大陸”口號，戰略變成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拿下大陸。顯然是從短期反攻變成長期鬥爭。
毛澤東方面原本計劃要在1949年解放中國大陸後，下一個步驟就是要解放台灣。擺明是用武力與蔣介石較量。可是韓戰爆發，加上美國把軍事力量擱在台灣海峽，阻止了“解放台灣” 的大計。
中國大陸和台灣隔著一道台灣海峽，距離（最近處）也有150公里。在當時的條件下，雙方的海軍力量不足，打起戰來也頗費周章；更何況有美軍作為保護傘，毛澤東要拿下台灣確是阻力重重。
“解放台灣”和“反攻大陸”都因歷史條件的限制，各方都未能完成。毛澤東在考量下，改用“和平解放台灣”的戰略，卻未能得到蔣介石的回應，雙方關係成為一個僵持不下的局面。
1976-1988，台灣轉入蔣經國時代。這是子承父業的的典型政治體現（其實蔣介石老早就佈署蔣經國接班，在1972年即委任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蔣經國則是在1978年正式被國民黨推舉為總統”。蔣介石的“封建心態”，促成了“蔣家王朝”。
蔣經國比蔣介石開明，他不再拘束於“反攻大陸”的框架，轉而採取了“革新保台與紮根台灣”的策略。因為當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及後美國又加緊修好中美關係後，台灣在國際上已越形孤立，絕大多數國家轉向與中國建交，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一個中國”的現實和輿論幾乎倒向北京，台灣已不能自稱它是中國政府的合法代表。
由于現實比人強，蔣經國唯有改弦易轍，提出了“新人新政”，力求“本土化”，大抓台灣經濟發展，藉此爭取民心，立足台灣。
正是因為形勢使然，國民黨不得不“本土化”，一批官僚技術人員被起用了，其中包括李登輝、李國鼎、孫運璇與蔣彥土等。
國民黨的蛻變，得到本地台灣人的認同，他們對國民黨的支持程度也大大提昇。蔣經國的個人地位在此時得到強化和鞏固，但也種下後遺症。
一方面蔣經國製造了“美麗島流血事件”（激發了黨外人士及本土人在日後組成民進黨），另一方面又大方的啟開民主機制，解除報禁，提倡言論自由，允許政黨相繼成立，藉以推行民主選舉制度，無非在于取悅於台灣人民。
台灣也因此從一個“獨裁統治”走向“民主政治”。
1988年李登輝遞補蔣經國的遺缺，成為第三任台灣總統。他開始埋葬蔣家王朝，更進一步脫離蔣介石路線，把台灣導向另一個局面。蔣介石若泉下有知，可能會哭笑不得，也會埋怨蔣經國“用人不當”，沒有栽培蔣家的人接班，把蔣家王朝斷送了！
(三) 李登輝為“台獨”啟航
李登輝從1988年到1999年的當政期間，把台灣轉變成一個“本土化”的政治機制，對今日的台灣政治走向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因此要了解陳水扁的“台獨路線”。不能不回顧李登輝的“政治流程”。
在政治上，李登輝顯然是不認同蔣介石和蔣經國的“一個中國”的政策，但為了擺脫 “蔣家王朝”施加在台灣頭上的強烈政治意識，李登輝借“民主化”來抵消蔣經國的形象和影響。1988年他進一步 “開放報禁”，允許媒體“百花齊放”、“百家爭嗚”，不再嚴守言論控制政策。台灣的報業因之打開“枷鎖”，出現雨後春筍的氣象。1989年，他又開放自由組織政黨，允許更多政黨立足政壇，弱化了國民黨“固若金湯”的一黨專政。接著在1991，強制任期長達40年的終身立法議員退休，改以民選議員取代。與此同時，他也力促國民黨“本土地”。在1993年時，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有半數以上的委員是屬於李登輝的本省人。換言之，由外省人把持的局面，在李登輝大張旗鼓下，已成為本省人掌控的局面。
為甚麼李登輝要改變蔣介石定下的政治方針？除了與時局的變化有關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李登輝的政治思想使然。
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李登輝毫不諱言這樣說：“隨著1949年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播遷台灣，台灣也和大陸出現了緊張的對立關係。而此時，光復後和中央政府一起遷台的 ‘外省人’，與光復前（指日治時代）便定居台灣的‘本省人’之間也產生了激烈的摩擦 ”（參閱第30頁）。
作為本省人的李登輝，日本統治下接受日本教育，自認深受日本的影響。於是在成長後，他認為日本有許多值得借鏡之外。其中他和蔣經國不同之處就是在“認同台灣” 問題上，他們是有歧見的。如果說蔣經國是想將外省人融入台灣社會而不分彼此，反正是一家人（都是中國人）；那麼李登輝就啟航將“本省人”和“外省人”加以區分。而且認為台灣人必須在將來成為政治的主體，而不是受制於“外省人”。
雖然他沒有說出這個未來人的領導人就是李登輝，但在下意識中，李登輝從未忘記要用台灣人的身份來改變台灣的政治方向。果然蔣經國的病逝給了李登輝一個機會，因為蔣經國沒預料到會這麼快離世，也沒有刻意栽培接班人。自然而然地，其空缺便由副總統李登輝頂上。
為甚麼蔣經國會選用李登輝為副總統？主要是考慮到爭取本省人對外省人的認同，或狹義的說是爭取台灣人納入國民黨的大家庭中。再者當時李登輝表現出對蔣經國的“忠心耿耿 ”，小心翼
翼不“功高震主”，難怪取得蔣經國的信任，脫穎而出。雖然李登輝曾承認他被委為副總統，並不意味著指定他為接班人，但時局的巧妙讓李登輝借國民黨這個“金字招牌”擦亮了他的政途。
李登輝順勢在國民黨內大動手腳，讓國民黨把他確認“為第三代領導人而不懷疑他另有議程和動機。他挾著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又身兼總統，掌握了整個時局，先後進行了4次“修憲”。除了廢除蔣介石時代留下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蔣介石以此對付中共為由，限制民主化），也廢除了臨時條款，改總統由台灣區人民直接選出，凍結“台灣省長”和省議會的選舉。這意味著台灣不是一個省（不是大陸的一個省，蔣介石視為一省是希望有朝一日反攻大陸成功後，入主中源），而是一個“主權國家”。
於是李登輝借民主化之力，將台灣變成一個民主政制的“主權政體” ，全部沿用西方政制，通過選舉產生，上至總統，下至地方縣議員，以顯示有別於大陸政制。
不寧唯是，李登輝也大開方便之門，讓大批境外的“台獨”份子得以返台，助長了向來鼓吹“台獨”的民進黨的勢力。表面上看來是對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的威脅，實則是李登輝在背後隱藏的一個政治目標，如果能因此刺激“台獨”的思想，也就是李登輝想要達成的最終目標，假手於他黨，好過顧慮多多的國民黨。
1995年李登輝在修憲後首次被國民黨提名角逐總統，尋求蟬聯時，他就蠻有信心能穩住陣腳，他相信民進黨還不成氣候，也無意拉他下台。畢竟他和民進黨的理念並無太大的差別。他這樣說：只要認同台灣，疼惜台灣，願為台灣努力奮鬥，甚至不惜粉身碎骨，就是台灣人。我們應該提倡這種“新台灣人”觀。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而開啟新機運的空前良機（參閱“台灣的主張”第54頁，68頁及69頁）。
甚麼是“大台灣”和“新中原”？李登輝說：所謂新中原是指居住在台灣的全體人民，以我們都是台灣人的認同為基礎，形成一個和大陸完全不同的新族群。這才是“大台灣” 與“新中原”的意義所在（同上，參閱69頁）。
這種近乎“台獨”的論調，雖是隱蔽，但眼明人不難看出李登輝的“新中原”就是要製造出與大陸不同的“新族群”（不承認“台胞”這一用詞，雖承認同與大陸民族同出一系，但認為歷史已把台灣人分割出來，不再是大陸口中的“台胞”），再演繹下去，就是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是兩個不能相提的並論的實體。
借助這一煽情，李登輝終於當選蟬聯總統，使他更無所顧慮在後來拋出兩國論，近日更與阿扁相互呼應，露骨地提出2008年是立國的最好時期。
他踏著國民黨的背脊，大搞台灣情緒，台獨呼之欲出；也因此在後來在所不惜斷送國民黨執政權，也要換取“台獨”的到來。
今天的台灣就是昨天李登輝種下的果；今天的陳水扁，也就是李登輝的化身。國民黨被李登輝踐踏得遍體鱗傷原來是要為台獨嗚鑼開道。在他看來，國民黨已成為“台獨的阻力 ”，不再有能力執行李登輝的“最終目標”。
(四) 李登輝的後遺症
李登輝在1995年蟬聯總統後，就一步一步地把台灣導向另一個方向。他是躲在國民黨的旗幟下大張旗鼓地為台獨“鳴鑼開道”，力圖將國民黨的“一個中國”論從歷史上抹掉，企圖以“ 李登輝的思想”取代國民黨的思想。
國民黨的思想在蔣經國之後也起了變化，不再幻想“反攻大陸”或“光復大陸”，而是力保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 “獨立” 地位。所謂“獨立”地位說穿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不屬於中國大陸的一部份（中國在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後，與其他國家建交的條件是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劃的一部份，藉此取消“ 中華民國”的國際“合法”地位），目的是反擊中國的強大外交攻勢。在這一立場上，國民黨與李登輝在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
但老是守著“國民黨”這塊招牌，等於背負歷史的十字架。李登輝很不願意成為“國民黨的耶穌”，被釘死在政治的十字架上，因此在1995年6月訪問美國時，他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1998年在“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閉幕禮上，李登輝這樣說：“我們要再次堅定拒絕所謂“一國兩制”的構想。中華民國於1912年即已成立，1949年之後雖然播遷台灣，但中共政權的管轄權從未及於台灣。台海兩岸分由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統治，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參閱李登輝著“台灣的主張”）。
這番談話是針對香港回歸中國後，一口拒絕中國提出的“一國兩制”。
接著李登輝在1999年更為驚人的提出“七塊論”。他說，“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份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堅定。”此言一出，形同主張將
中國分裂成“七個國家”或至少是七個主權實體，招引強烈的抨擊。
雖然李登輝在心理上是希望中國分裂，但也知道不容易得逞，而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把台灣從中國大陸的陰影中拉出來。同年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他終於顯露所要表達的政治目的：“自從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 關係”。
這種言論已是形同“兩國論”。台灣人民也許“乍喜還憂”，因為他們瞭解到台灣一旦宣佈獨立，後果難以預測；但如果“俯順一國兩制”，又擔心正如李登輝所說的“一個是中央，一個是地方，等於被對方吃掉。”這種矛盾的心情由來已久，不過宣之於李登輝之口，也就更具政治含意了。
李登輝之所以要拋出“兩國論”是鑑於總統選舉不久後到來，他希望接班人能繼續”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路線”。他說：“未來的總統，必須是能以‘新台灣人’為基礎，開創新時代的人。
所謂新台灣人自然以台灣原住民和最早期移居來台灣的後裔為主，雖然也不否定50年前始來的新移民（指外省人），只要他們心系台灣，願意為台灣犧牲奮鬥的人。這就畫龍點睛要新生代的台灣選民選出一位比“李登輝更李登輝”的“新台灣人”的總統，以便能捍衛和發展 “台灣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儘管李登輝沒有說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但也在字里行間發出訊息。表面上他不得不支持其副手連戰當選總統，因為那時他還是國民黨主席，要站在國民黨台上為連戰造勢。
可是連戰會是“奮不顧身”的台獨人士嗎？李登輝心知肚明，他知道連戰至多會是“維持現狀”
的政治人物，不可能突破李登輝的框架，更不會丟掉國民黨，為兩國論樹碑。
至於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同樣是國民黨出身，後來鬧分裂另樹一幟，不是李登輝心目中的
理想接班人，若要他在連戰和宋楚瑜之間選一人，他寧可要連戰也不要不聽話的宋楚瑜。
除兩人之外的第三人陳水扁（民進黨），不論其理念和作風，都與李登輝十分相似，因此有人在當時形容李登輝是明保連戰，暗扶陳水扁。
如果我們從李登輝的言論分析，尤其是讀完他的著作“台灣的主張”，在總統選舉前殺青出版，不難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棄連挺扁”。
李登輝的這本代表作，正暴露了他的政治議程和動機，並且有多重的寄望和個人的強烈台獨理念。
如果此說得以成立，促成國民黨內部分裂，以致出現連戰和宋楚瑜爭奪總統的局面，在很大關係上，是李登輝的“一石二鳥”策略使然。他要用一塊石頭打死兩隻鳥，但又不方便自行開刀，唯一的方法是“借刀殺人”（在政治上除掉連戰和宋楚瑜），能夠扮演屠夫的，當非陳水扁莫屬。
果然選舉結果，阿扁探出頭來，連戰與宋楚瑜雙雙在陰溝里翻船。李登輝的一流陰功，無非是要民進黨的陳水扁做個“新台灣人”和“新中原的主人”。
事態的後來變化，正印證較早前的推論是正確的。李登輝離開了國民黨，與台獨的份子搞在一起；即使不是投身民進黨，卻進一步分化了國民黨的勢力。
不久前，不甘寂寞的李登輝公然主張台灣在2008年“獨立”，一腳踢開“中華民國”，另一腳再次踐踏流血的國民黨，而雙手則擁抱陳水扁，後者在得意忘形下，再掀政海波濤。
(五) 民進黨與陳水扁
陳水扁代表民進黨在1999年的總統選舉中脫穎而出，應“歸功”於李登輝的分裂國民黨和暗渡陳倉扶起走台獨的“新生代”。如果連戰和宋楚瑜聯手，陳水扁就不可能直登總統府。
陳水扁起家於民進黨，而民進黨又是“黨外人士”搞起的政黨，正式成立於1986年9月28日。
這一天，“黨外選舉後援會”在台北園山大飯店舉行會員大會，共132人發起組黨，取名為 “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這個黨匯集了島內各個反國民黨的政治勢力。
1988年，民進黨公然提出有條件的“台獨”主張：“如果國共片面和談（指中國共產黨和台灣國民黨），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本黨（指民進黨）主張台灣應該獨立”；同時大會也重申“任何台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須經台灣全體住民自決同意”（參閱王國賢著“台灣十年嬗變”）。
民進黨的前身是70年代一股反國民黨的本省人，以黨外人士的身份投身政治活動。他們在71年通過“大學”雜誌抒發心聲，力倡民主，以打破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最初階段，國民黨政府尚可容忍，勉強接受知識份子的“大鳴大放”，以顯示台灣也向民主化邁進。到了1975年，張俊宏、黃信介、康寧祥及姚嘉文等本省知識份子發起創辦“台灣政論” ，
以此為陣地向國民黨猛烈開炮，甚至有一扁文章大揭國民黨的腐敗，號召台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
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
這已經超越蔣經國所能容忍的程度，“台灣政論”遭封殺，總編輯張俊宏入獄10年，其他知名人士也被捕入獄。不久台灣又掀起“鄉土文學”。通過“鄉土作家”大舉鞭伐國民黨；國民黨不甘示弱，大舉反攻，引爆了“鄉土文學之爭”。
在1979年的時候，對峙的局面越發尖銳。8月16日，黃信介、許信良、黃元福、呂秀蓮、張俊宏、施明德、姚嘉文、林義雄、王拓及康寧祥等人發起創辦“美麗島”雜誌，成為“黨外人士”的大本營。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決定舉行國際人權日紀念大會及遊行，由施明德帶頭。沿途高喊打倒國民黨口號，很快與軍警發生衝突，雙方各有人受傷。國民黨政府有感事態嚴重，採取鐵腕手段，進行大逮捕與“美麗島事件”有關人士。
1980年9月18日，軍事法庭宣判施明德無期徒刑；黃信介、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林弘宣、呂秀蓮等人均被判刑，參與擔任辯護律師之一的包括陳水扁。
其中節外生枝的是林義雄（被判12年有期徒刑）在審訊期間，其一家發生“林家大慘案”，老母和孿生女兒被殺害，大女兒重傷，而其夫人正巧到監獄聯系，逃過劫數。
這是一起明顯的“政治謀殺案”，警方也信誓旦旦一定要及時破案，但就是破不了案。無形中激發民眾對美麗島事件的受害人更大的同情。
還有“主犯”施明德竟能在判刑數天後，在某人掩護下一度潛逃（後又被逮回），而這個人就是“基督教長老會總幹事”高俊明。他較後被捕，判刑7年。高俊明較後被查知是第一個在島內公開提出“台獨”的人。他在“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的文章中這樣說：“台灣的將來應由1700萬住民決定”。（目前台灣人口已增至2300萬人）。
“美麗島事件”，又稱為“高雄事件”，不但震驚海內外，而且是台灣歷史的分水嶺，更是政治鬥爭的新起點。國民黨政府指責這些“黨外人士”與“大陸勾結”，企圖武力推翻政府；但事實上這些人都具有強烈的“台獨思想”，根本與中共扯不上關係。
一個是企圖以“民主化”來穩住政權；另一個是以民主作為政治鬥爭手段，來達到“台獨” 的目的。但這兩者都不被中國大陸所欣賞和支持。國民黨是中共的“死敵”，“黨外人士” 則是一群不被駕駑的人士，他們的離心力量比國民黨更是強烈和明顯。
話說美麗島事件後，台灣的政治不斷地變化，一邊是蔣經國不得不推行民主改革，大量起用本省人來鞏固政權；另一邊是被判刑的施明德等人在1985年4月1日進行絕食；6月10日，陳水扁和林正傑被控 “誹謗罪”入獄，有利牽動台灣人民反國民黨政府。（參閱“解讀台灣”）
黨外人士正是借藉蔣經國的民主開放政策，推動了另一波政治運動，促成了民進黨的誕生。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人物有許信良、謝長廷、康寧祥、張俊雄、游錫●及邱義仁等人。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國民黨竟然容忍民進黨的成立，以顯示國民黨推行“民主政治”。當然國民黨也面對強大壓力解除政治禁令，打破一黨專政，不得不“寬宏大量”。這與國際大氣候有一定的關聯。相信美國也給了某些影響力和壓力，來改變台灣的現狀。
從民進黨成立的那一刻起，注定台灣的政治從此變化多端，尤其是蔣經國在兩年後（1988年）病世，李登輝登台，台灣更是轉入大變革時期。不但國民黨進行本土化，而且民進黨也逐漸顯現其本色，它是“美麗島”的另一個脫胎換骨的政治舞台。這兩大政黨已形成正面交鋒，兩者既有著共同點，也存在不同點。
兩黨的共同點是堅持“台灣是主權國家”，與中國大陸是“對等關係”。不同點在於國民黨念念不忘中國大陸本來也是屬於國民黨的；民進黨則心繫台灣，認定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本來它們之間是不易找到共識，但在李登輝主政12年後，他的政治觀與民進黨越走越近，到最後陳水扁竟成為他的衣缽繼承人。國民黨也就讓位於民進黨，而後者成為主導政治力量。
(六) 一邊一國論的敗筆
陳水扁在涉及政治的那一刻開始，就已孕育“台獨”的思想。當民進黨在1986年成立後，陳水扁是其中一位“台獨”的積極推動者。
1994年，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啟開了一段新的政治歷程，一直到1999年台北市長選舉被國民黨的馬英九打敗為止，他已經吸取了不少政治經驗。
原本以為台北蟬聯市長失敗後，是陳水扁政治走下坡的徵兆，不料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較後舉行的總統直選中，陳水扁越級而上，成為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在初時，陳水扁並不被看好，因為很少人相信執政台灣50年的國民黨會敗北，也相信其候選人連戰是李登輝的衣缽傳人。但整個局面因為宋楚瑜（選後創組親民黨）的從中殺出，形成三角混戰。這意味著連宋在爭奪國民黨支持者的票數，而陳水扁卻處於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情況下脫穎而出。
姑不論國民黨分裂李登輝要負上多少的責任，陳水扁的當選不能不說是李登輝暗助其成的。理由很簡單，陳水扁的政治思想是最接近李登輝的，正因為這樣，阿扁的勝利並未得到中國大陸的祝福，反而要“聽其言，觀其行”（借用中國總理朱容基語）。中國政府對陳水扁的警惕性可想而知。
2000年5月20日，阿扁在總統就職典禮中算是中規中矩，即未宣佈獨立，也未提及公投表決民意。當然不會引起軒然風波，台商因此較前熱衷的到大陸投資。
不過在“大三通和小三通”的爭議上，阿扁還是不想太快開放。以至到目前為止，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官方聯繫”僅限於“小三通”，實質意義不大。
2002年5月9日，阿扁在金門“公開邀請大陸領導人前來喝喝茶”，不過避開中國大陸的和平統一方案，也不回應“江八點”（江澤民的八點主張和建議）。
同年7月，阿扁說只要“中共願意放棄對台動武，台灣不會宣佈獨立”，但台灣會“ 走自己的道路”。這句話顯然為他後來的過激言論埋下伏筆。
果然在8月3日的“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第廿九屆年會”在日本舉行時，陳水扁透過電視直播方式發表“令人震驚”的談話。他說：台灣和對岸的中國是一邊一國。大家應該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話一出，比起李登輝的“兩國論”更為直截了當。
李登輝未提公投決票，阿扁則認為公投時機已經到來。為甚麼陳水扁在此時此刻敢於拋出 “一邊一國論”？是有其他因素促成他單方面地認為“挑釁一下也無妨”，反正這是民進黨創黨時就已提過的課題，現在將之表達，並不違反民進黨黨綱。這些因素包括：
（1）美國政界發表中國的威脅論，應是與布什總統的看法相一致。況且美國老是不忘提及對台安全的責任，既然有美國作後盾，台灣何懼有之？
（2）日本也認為中國具有威脅性，自然會加緊拉攏台灣，甚至與台灣“結盟”來遏阻中國大陸的強大。
（3）中國大陸更換班子近在眼前，內部的矛盾可能擴大。若趁此時“高喊台獨”，不但時機恰當，阿扁也以為會加劇大陸的緊張和內部分化。
（4）比較重要的是，阿扁相信台灣人民，尤其是認同“本省人”的台灣新生代，大多數會支持台灣走向“獨立”，即使全民投票，也會取得優勢。
除此之外，阿扁比李登輝更激進，如果說李登輝提出2008年是立國的好時機，那麼陳水扁認為可以提得更早，只要美國承諾台灣的安全，又何需擔心中國動武？
詎料（應該說是預料中事），阿扁收到的是反效果的訊息多過支持的訊息。先是中國嚴厲警告阿扁玩火自焚，絕不允許“台獨得逞”；繼之台灣內部也是“動盪不安”，不但在野的國民黨和親民黨指責阿扁不顧後果我行我素，而且民進黨內高層也尋求各種途徑“補鑊”，為阿扁的言論進行“消毒”。又是一句老話：“只要中國大陸不動武，台灣就不會宣佈獨立。”
反過來，中國則認為只要台灣不搞獨立，就沒必要動武，因此不放棄動武的可能性。
拿兩邊的話來剖釋，不難發現一個共同可以承受的底線：“維持現狀！”
到底甚麼是維持現狀的標準，誰也說不上來。以目前的大氣候，中國大陸明顯已處於較有利的地位。在經濟上，台灣會越來越依賴中國（目前台灣的出口有四份之一向大陸，而且有可觀的貿易入超）。在政治上，美國需要中國共同“反恐”，自然不會因為阿扁的三言兩言打亂既定的秩序；儘管美國在一定程序上希望利用台灣課題來牽制中國勢力的膨賬，但也不至於放棄“一個中國”的政策。
所謂一個中國政策，在美國政府看來是政治上的一場遊戲，即保持現狀，又不讓台灣失去防衛能力；既要中國穩定發展，但又不能忍受中國直追美國。最好的戰略是不主張用中國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讓現狀能擺多久就多久，以形成中國背上的芒刺，必要時，暗中鼓動台灣刺痛中國的神經。
美國利用阿扁“走自己的道路”，但又不要他走得太遠；阿扁反過來借助美國的保護傘，大放厥詞，以滿足民進黨的政治目的和鼓動台灣人民跟著他一起走。
台灣不少人民也許會對阿扁的言論有情緒上的認同，但也擔心會引起動亂，乃至經濟困境更難自拔，就現實和經濟而言，又會“投鼠忌器”。
為甚麼一個民族要成為美國擺動的政治棋子？阿扁的煽情在未充份考慮經濟反彈的衝擊下又能達到甚麼效果？台灣人民實有需要冷靜“審時度勢”。一時的情緒（公投支持台獨），能一勞永逸解決問題嗎？若不能，又何苦“惹火上身”？
(七) 解剖阿扁的心態
陳水扁終於說出這樣一段話：“美國是台灣最穩定的靠山，並讓台灣在國際有生存的空間。 ”這句話的含意是十分值得玩味的。如果你把它當成是孩子對老豆說的話，可以這麼演譯： “爸爸，你是我最穩定的靠山，感謝你給了我生存的空間，並帶領我長大。”
父親對孩子照顧得無微不至，顯然是天經地義的事。即使孩子日後“背叛”父親，做父親的也不需要後悔，因為養兒育女是父親的天職，但如果父親能養育和調教出聽話和孝順的孩子，則會更加告慰。
陳水扁不愧是在美國影響下，調教出來的“好孩子”。套用一句老話是“孺子可教”！”
由這件事，使我感慨萬千，因為海外的華人自從離開母體，飄洋到世界各地散居後，不少人便入鄉隨俗了。遠的不說，在馬來西亞，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尤其是在獨立前後（1957 年獨立），仍然有不少洋化的華人洋洋得意的話：“我的祖家在倫敦。”
為甚麼會這樣呢？其一他們根本不懂甚麼是方塊字，從小就接受“雞腸文字”，滿腦子的思想是“大英帝國的子民”，難免開口閉口說洋話，寫洋文。自然只看到倫敦而忘記自己是從那裡來。
其二，英國殖民化馬來西亞後，把英國教育帶入馬來西亞，一切官方的文件和場合，莫不以英文英語為準。接受洋人教育的，會顯得“ 高人一等”，至少能擠入“精英”之列，成為“紳士淑女”，不但找政府工十分容易，而且也能在商業社會成為“白領階級”。
於是很多的華人拚命地向英倫看齊，也大獻殷勤，因為他們相信“英國是他們最穩定的靠山，並讓他們在國際上有生存的空間”。久而久之，洋化的華人躊躇志滿，對英國崇拜得五體投地。於是一代傳一代的，把洋人的文化全盤搬入“生活的圈子”中，名字的洋化更是流行，甚至有時你問他們中文名叫甚麼，他們也說不上來，更甚的是連姓也不知道，隨便你怎麼叫都行，反正他已經忘記了本身的出身。
洋化的華人叫洋人為“老豆”，不知道能否被英國大人們聽進去或欣然接受並不重要（好像有一首歌的歌詞這樣唱：“只要我愛你，不管你愛我不愛”。
即便如此。當1941年日本蝗軍踐踏馬來亞時，那些“喊父喊母”的當地人突然間發現 “老豆”不見了。他們只管收兵而去，留下他的“愛你一萬年”的子民備交日本蝗軍的欺壓，生活在苦不堪言中。
這一段血淚的教訓，並沒有使到洋化的華人醒悟過來。他們仍然相信“老豆”遲早回來關照他們，短暫的痛苦算不了甚麼？再說日本人要對付的是共黨或親共份子，不會對洋化思想的人開刀。
這種天真的想法，害得華人在馬來亞受盡折磨。如果不是日本在1945年投降，英軍還會再開入馬來亞“保護”當地人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而英軍的重新登陸馬來亞，主要目的不是“保護”當地人，而是要保護既得的經濟利益，更為重要的是，要形成一條反共戰線來抵禦中國和蘇聯的共黨勢力席捲整個亞洲。
日本人的“殺共”和英國的“反共”是歷史的事實，任誰也不能否認。
基於同樣的現實，當蔣介石的國民黨於1949年撤遷台灣後，美國提供的支持也是為了 “反共大業”，不是他們對蔣介石鍾愛有加，更不是要保護華人的地位。如果美國不是為了反共，它不會扶持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與中共對著幹，台灣就是美國反共的一個重要的基地。（同樣的，如果英國不是為了反共，防止中共勢力赤化整個東南亞，它不會拉攏當地洋化華人，組成反共陣線，俾進一步弱化馬共的勢力。儘管在抗日時期，英國曾利用馬共抗日，但兩者之間的“合作”都是經不起考驗的。果然不久之後，英國就利用當地的親英華人來打擊馬共。這種戰略叫做“以華制華”）。
美國在台灣的戰略也是利用蔣介石牽制毛澤東。換句話說，就是利用國民黨打共產黨，也可說是“以華制華”。
不論是李登輝或陳水扁，他們都是在日美控制下的台灣成長的一代（日本曾統治台灣50年，直到1945年投降為止）。國民黨在1949年將大本營移來台灣後，台灣成為美國的“保護國” ，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國際空間飄浮。
李登輝的“親日仇共”，是連他也承認的事實。當地在1988年掌控台灣政權後，不但借助美國的軍威，也靠向日本來煽起台灣人“永遠不忘仇視中共”，把中國大陸視為“不共戴天” 的政治敵人，藉此強化台灣人民脫離中國的意念。
陳水扁是在國民黨立足台灣後的“新生代”。他所受的教育既有強烈的“反共意識”，也有美國帶來的西方民主意識。當這兩者融合在一道時，就自然會對中國大陸的政體有所抗拒，也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感到壓惡。因為他相信美國的民主政治更適合台灣，而且通過對民主的鼓吹，可以使到台灣進一步脫離“中國大陸的威脅”。
陳水扁在2000年正式掌握台灣政權後，比任何時候都積極推行李登輝的“兩國論”和民進黨的“台獨論”。
他之所以在當政以來，拋出某些驚人言論，就是仗著背後有靠山，而這個靠山是美國。他相信只要打出“反共牌”，美國一定給予支持，即使因此說溜了口，把話說得過了頭，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美國不放棄“保護”台灣，便不需要顧及中國大陸的感受。“一邊一國論 ”的出籠正是陳水扁台獨思想的露骨表態。他不是誤判對方，而是站在美國的背上向對岸喊話。在他看來，搞台獨又怎樣，難道大陸敢開戰？
這是阿扁長久孕育而成的政治思想，不是說錯話，也不是外人會錯意，而是故意挑起爭議，來牽動台灣人的心。
這一下子，美國是要拉攏中國“反恐”，抑或是拉攏台灣“反共”？確是給布什總統出了難題，但也不難看出美國的避重就輕戰略！
無論如何，阿扁如果忘了他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子民，狐假虎威借助外國撐腰（美國軍力）來耀
武揚威，最後也許會落個“千古罵名”！
畢竟今日的台灣在經濟上的重心已從美國轉向中國大陸。他是否也要把這個重點考量在內？與其強出頭，不如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須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至理名言！
中國反貪污歷史與反腐文化
(一) “黑洞”帶出的啟示
2002年9月份出版的《明報月刊》內有一篇曹景行以“變革體制適應現實”為題，針對中國面對的主要問題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較早前，香港亞洲電視播放了大陸電視劇《黑洞》，許多香港人看得心驚肉跳，問大陸親友是否真有其事，竟然都回答“這還算好的呢”，“更黑的還有的是，另外再推薦其他幾部《黑》字當頭的電視劇，據說還要精采。”
我無意針對曹景行對中國體制的論評文章進行討論，但我將對他的上述的一段話補充我的意見。
所謂《黑洞》是中國近年來拍成最引人“驚心怵目”的一套31集電視劇，大膽且深刻地暴露在改革開放後出現在中國內地的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的故事，其情節之發展奇峰突起，一波又一波地捲起千堆雪，最後以悲劇收場。
我今年4月在廣州的時候，有朋友指看電視機放映的電視劇說，這套名為《黑洞》的連續劇非常值得一看，內中有你意想不到的情節，當成娛樂節目，簡直“扣人心弦”；當成真人真事，幾乎令你不敢置信。簡直目無紀法。這套連續集已在電視台播放三次，當局有意當成反面教材讓中國人民警惕跌入其中的結果是甚麼都完了，包括生命和錢財。
而香港亞洲播放《黑洞》自然有其意義，因為影片的高潮迭起的故事，不是當下港台連續劇可以比擬的。看過了《黑洞》，你才知道港台的反貪反黑影片是虛構和誇張的較多，與現實社會的真人真事有一段距離。因此香港的電視片為避開法律責任，總在事先這麼交待：“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擺明告訴你當成娛樂來追看即可，即使有所影射，也是避重就輕。
可是中國的電視劇就不來這鄭重其事的交待，而是直接切入問題的核心。如果從娛樂的角度看，《黑洞》無疑是中國電視劇的脫胎換骨的出奇制勝，遠遠地把港台片拋在後頭。不論情節，人物和佈景方面，都叫人耳目一新。如果我們還以為中國的電視劇還停留在昔日的保守與古老的橋段，且與我們的生活脫節，那就大錯特錯了，至少《黑洞》展示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面，讓你非追看下去不可。
如果我們從現實的角度看《黑洞》，確然是不可思議的腐敗、貪污與犯罪交織在一道的毫無人性的入木三分的戲劇，雖然劇中不交待地點（用一個假城市之名），不交待真實姓名，但卻交待了年代和日期，讓你相信確有其人，真有其事。
劇中的主角，也就是飾演《康熙帝國》的主角陳道明。90年代初期，他憑其父親是一個市的副市長，而在商場上大展拳腳，既從事正當的生意，也從事見不得光的生意，所謂黑白兩道樣樣齊。在白的方面，他幾乎收買了有權勢的地方長官，不就範的就威迫利誘，逼其加入犯罪行列。他父親雖然沒有介入孩子的企業生意，但市委的大人物都被他納入一起作奸犯科，下達文件和批文，使其走私汽車入口變成“ 合法化”。
這位表面風光，一派正經，道貌岸然的企業家在文革期間吃過苦頭。當年他和其妹妹因其父親被劃成右派而受盡凌辱，還有一位在文革時被其父親收養的義子與他們兄妹結成莫逆之交，在艱辛的文革歲月中滾過來。較後男主角投入商場，而其義兄則當了警察，而且成為有名的刑警大隊長，相等於今日的CID組長，專門對付犯罪份子。
沒想到這位刑警隊長被委派調查這位拜把兄弟的犯罪懷疑，故事就從中引發開來。起先他不相信其義弟會涉及經濟犯罪，也不想插手這宗“告密案件”，畢竟他們都是人起長大的義兄義弟。
但在調查過程中又揭發一宗殺人滅口的離奇案件，死的是兩名年輕的三陪女郎，面部被毀容，查不出身份，也不知道幹案的人是誰，似乎與走私汽車和其他罪案無關。
就在案件毫無頭緒的時刻，海關一名科長發現竟有三十多輛走私入口的“馬賽地轎車 ”，而“入口商”就是男主角的公司。這位男主角手下一名總經理十分巧妙地誘使這位科長跌入他佈置的美人和金錢圈套，又威脅將對其行動不便的女兒下毒手，如果他不同流合污的話。反之如果姑息他們繼續犯罪，則其女兒將在名校得到最好的優待，被服侍的有如小公主。可是這位科長在忍無可忍下，只好豁出去，準備揭開犯罪集團的犯案，未想卻招致毒手而成為植物人。
刑警隊長亦步亦趨地深入調查，結果也跌入陷阱，被誣告痛打疑犯致傷，而那些被收買的市委大人及司法大人也判下重刑。隊長幸好有上司在背後力頂，將案件擴大到省級和中央，才把冤案平反過來。
這之中，身為父親的副市長也介入製造誣告證據，使義子蒙不白之冤，目的是保其兒子的名譽和地位，不讓刑警再查下去。
故事當然沒有完結，刑警隊長平反後，就是主角厄運的開始，圍繞在他身邊的人一個一個被除掉。這種棄車保帥的手段，深刻地刻劃出主角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
主角最後的垂死掙扎他是把執法當局兜得團團轉，但問題終究浮上水面，女屍命案、走私案件、收賄栽贓、殺人滅口、借刀殺人都是出自同一個集團、同一伙人及一個“ 大老板”所幹，幾乎視法律為無物，人性的絕滅，莫不令人發指。
由於故事太長，就不再贅述，但結局是主角在天網恢恢之下，服毒自殺，整圈的同謀人都得到應有的下場。這不過是犯罪的冰山一角，不單在中國，即使在其他地方，也都會上演這麼的故事──一個無底而深不可墜的黑洞。
(二) 三反五反雷厲風行
不論在那個年代，那個國家或那個地區，貪污與行賄都是形影不離的。中國政府在與反腐敗與反貪污的鬥爭要追溯到1950年建國之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的“三反五反運動”。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中國政府把這場驚心動魄的運動形容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大鬥爭。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實現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接著在12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進一步指示“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在這一號召下，全中國掀起了反貪，反浪費和反官僚的“三反運動”，並把它當成政治鬥爭來處理犯罪瀆職的嚴重問題。
在立國初期，中國仍然存在著貪污和腐敗的現象是不足為奇的，但如果不採取行動，勢將蔓延下去而不可收拾。毛澤東在這方面是絕不放任貪污行為，他通過政治手段“殺雞儆猴”。他堅決主張嚴打罪犯，不管是甚麼人，一旦被查獲，就沒人情可言。
在當時，打著無產階級旗號的中共中央發現到不單是黨外的人作奸犯科，尤其是被視為舊社會留下的渣滓利用中國政府忙於援朝抗美，分身乏術時刻興風作浪，而且黨內也出現腐化份子，非得揪出來痛懲不行。
例如，曾任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和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兼專員張子善就被當成反向教材示眾。他們的罪狀是“盜竊機場建築公款”，挪用救災糧，治河款及幹部家屬救濟糧，更剋扣民工的工資，任意揮霍浪費，尚且把大批公款交給奸商倒賣鋼鐵木材等”，犯下嚴重的罪行。雖然他們曾是 30年代參加革命的老黨員，但被認為經不起資產階敗腐朽生活方式的腐蝕而墮落了。最後被開除黨籍，判處死刑。他們是開國後第一批最高級的政府官員，不幸落得如此下場。
其他的較低級官員，也被查出犯下不同程度的貪污，也都作了必要的懲罰。
有鑑於事態的嚴重性，中央政府在1952年4月18日，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制定了“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規定貪污人民1億元（舊幣，折合新幣1萬元）以上者，處刑10年或無期徒刑，其情節特別嚴重者判處死刑。
結果統計，貪污舊幣1000萬元的人數高達105916人，追回贓款合人民幣2億元（舊幣），人數之多，已是不可小視。
與此同時，由於情況惡劣，毛澤東主席決心把“三反”提昇到“五反”。所謂的“五反” 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資財，反對偷工減料及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這樣一來，三反五反運動成為當時中國打擊和取締貪污腐敗的重要武器。這種通過運動遏止罪犯的行動也只有在推行共產主義的國家才能行得通，在一紙通令雷厲風行的下，全國向資本主義宣戰，又再抖出一批在當時被形容為“怵目驚心”的大案。
例如，上海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年大量盜竊國家財產，騙取貸款11億元（舊幣），而且騙取志願軍購藥巨款進行投機生意。不僅如此，他還把25個機關的65名幹部拉下水，與他一起又偷又騙。接著又有一些大案浮上抬面。
政府提出的基本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後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久之後，政府認為已取得輝煌的戰果，於是在1952年6月13日，宣佈五反運動進入尾聲。但留下總原則要執法官員今後加以遵守：“ 鬥爭從嚴，處理從寬；當嚴者嚴之，當寬者寬之，不能虎頭蛇尾，草草收兵。”
同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結束“三反五反運動。”它聲稱打擊了資產階級的違法行為，鞏固了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樹立了廉潔樸素的社會風尚。
在法治尚未健全的社會，中共在對付貪污和腐敗是調動群眾起來鬥爭，而且把這樣的行為“歸咎”於資產階級的腐化，必須連根拔起。教育群眾成為當時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究竟用政治手段是否管用？這是見仁見智的說法。但在中國那麼大的國家，建國之初，存在腐敗是無法避免的。不過，腐敗和貪污是否是資產階級的行為？是否只有資本主義的國家才會發生？歷史後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國家同樣發生“貪贓枉法”的大案。毛澤東如果今日仍在世，他自然會對當今的中國竟也發生如斯重多的經濟罪案，感到瞠目結舌。因為他只用一年的時間，快刀斬亂麻把貪污解決了，而今時今日的中國不知要用多少年的時間才能把經濟犯罪降到最低點？
無論如何，我們也確然看到在50年代之後的中國，在毛澤東當政的年代，中國的重心都放去政治鬥爭上，而經濟貪污和腐敗似乎相對大大減少了。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80年代。如果說中國曾有30年的時間是經濟貪污最少的國家之一，也許會被接受。也難怪今時今日有人愐懷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曾有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美譽。
(三) 別開生面的寬赦期
中共中央在50年代掀起三反五反運動後，基本上已穩住經濟犯罪。接著下來目標瞄向政治鬥爭，也就不把經濟犯罪放在第一位了。而在政治鬥爭中，最高潮影響至深且鉅的莫過於“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瓦解為止。但真正再被重視經濟犯罪是80年代後期的事了。
這主要是1978年鄧小平重返政治舞台後，雷厲風行地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讓保守的中國社會開了缺口，外邊的世界也用金錢打開中國的大門，經濟犯罪沉寂多時後又告死灰復燃，正像世界其他國家一樣，貪污和腐敗從隱瞞浮上檯面，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在利誘之下，人的本質起了根本的變化。
當然中國在這方面又結合了政治的勢力，權力成為了追逐金錢的最有力武器，以權謀私事件層出不窮，伴隨而來的是色情犯罪。當這種權力、金錢和女人相結合時，又是形成一個蜘蛛網，剪不斷，理還亂！
也許我們可能沒有注意到，中國在嚴打經濟犯罪前，曾有過通融期，以讓罪犯自首而得到從輕發落，否則寬赦期一過，便無情可言。就外界看來，確實別開生面。
1989年8月15日，中國政府通過電視廣播正式公告：為了給犯罪份子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根據1989年7月27日和28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的建議和有關法律規定，特作如下通告：
“國家工作人員犯貪污罪、受賄罪、投機倒把罪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犯投機倒把罪、受賄罪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自本通告發佈之日起，到1989年 10月31日，必須向檢察機關、公安機關、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關部門或本單位投案自首，坦向交代犯罪事實，爭取從寬處理。
在上述期間內，凡投案自首，積極退贓的，或者有檢舉立功表現的，一律從寬處理。其中，犯罪特別嚴重，依法應判處死刑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不判處死刑，犯罪較重，依法應判處重刑的，可以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凡在規定期限內，拒不投案自首，坦白交待問題的；銷毀證據，轉移贓款贓物的；互相串通，訂立攻守同盟的；或畏罪潛逃，拒不投案的，堅決依法從嚴懲處。
這就是說，中國政府給予78天的時間讓罪犯份子自首，逾期可就嚴法處置了，可見在1978年後的11年期間，腐敗之風已發展到嚴重的地步，非得打擊不可，但在嚴打之前，又提供一個機會給貪污續職的公務人員，希望能有效地克制經濟犯罪。
無疑的，這是一場重大的心理戰，那些作賊心虛的人，七上八落不知如何是好？投案嗎，等於是自投羅網，後果又是一個未知數，因為在共產黨的治理下，秋後算賬的事是可能發生的。如果投了案而失去工作和前途，則整家人就如同在“地獄”中生活。
過去已有現實的例子讓有關人士感到徬徨。數之不盡的政治鬥爭的殘酷與慘烈的一面深深烙印在腦海中。如果“政治犯罪”已是“罪無可恕”，那麼“經濟犯罪” 還有“無罪”的嗎？
該如何看待政府的“寬赦”通告，成了考驗人民和政府之間的一場無形的鬥爭。如果不投案，將來被查出，肯定“死路一條”。有人會這樣想，也許政府並不知道，為何要“自毀前程” 呢？
無論如何，政府的政令還是產生效果的，就在通告發出後，有一位浙江某單位駐上海辦事處的陳某，馬上自首，把非法得來的6千元交到檢察院，結果獲寬大處理，不再追究，，可以回家了。
不過身份也因之暴露了，往後便被標上“貪贓枉法的罪人”。雖然不被處罰，卻一輩子生活在不良記錄的陰影中。
北京的第一位自首者是北京市農建總公司下屬的環美裝飾公司的經理（55歲），他開了家庭會議，子女們叫他自首，把不義之財的3500元吐了出來，同樣未予起訴，安然返家。
吉林省的第一個自首者竟是某縣的交通局長周××，他坦承以權謀私，得到承包宿舍的工程公司贈送一套108平方米的住宅。一時之間成了大新聞，雖然未被起訴，歷史卻載入他的不法行為。
河南省的第一個自首者是西峽縣食品公司副經理閻文章，他坦承先後 6次作案，貪污公款1萬9千元。因此“無罪釋放”。由於他投案的時間較早，因而被認為應該是全國第一位自首者。
不過，從貪污的數目來看，率先投案的，所貪污的數目均是小兒科，根本未具資格上榜，也許是數目有限，投案交待算了，即使真被起訴，刑罰尚不至過重。
接下來的日子，有更多人投案了，經政府總結，在10月31日寬限期過後，共有 5萬2千800人自動投案，其中最多來自湖南，廣東次之，上海居第三位。
他們犯下的罪行包括貪污受賄、貪贓枉法、明拿暗要、敲詐勒索、炒買炒賣、偷稅漏稅、執法犯法、擅權瀆職、豪華舖張、奢侈糜爛、見利忘義、腐化墮落……
投案的人有這麼多，沒有投案的人又有多少？沒有人知道，也許比投案的更多。由此可見，貪污與腐敗在共和國生了根。在往後的日子，終於證實不但生根，而且泛濫成風，手法千變萬化，令人“嘆為觀止”。
(四) 改革開放下的黑手
1989年8月15日至10月31日是中國政府破天荒的寬限期，結果有五萬多人投案自首，獲得寬大的處理。但共和國的貪污是否絕跡？恰恰相反，是越來越變本加厲，手段日新月異，而且牽出越來越多的大頭頭涉及其中。為甚麼重刑懲罰下，又有寬赦期招呼仍然收不到預期的效果，這是有許多因素造成的，最主要是改革開放後，許多人的思想腐化了，經不起利益的誘惑，或陷入難以自拔的深淵或走上不歸路。
從以下的數字顯示，貪污和腐敗的案件是逐步昇級的，以小官到大官，從算萬元到數百萬元乃至數千萬元，手段之卑劣，款額之多，幾令人咋舌。
例如在1978年9月四人幫倒台兩年後，在鄧小平主政下，中國開始有了改變。就在這當兒，罪案跟著被抖了出來。當年12月，黑龍江賓縣燃料公司經理王守信，貪污50萬元，結果被判死刑。他是所謂改革開放下的第一個遭殃者。
自他之後的整個二十餘年中，中國當局總共處決1204名，有頭有臉的貪官，其中級別最高數是全國人民副委員長成克傑。還有其他也是身份顯赫一時的人物。
我們不知道是否還有大把人漏網，但從揭發的資料看來，中國形形色色的貪污與瀆職，不勝枚舉，這邊嚴打，那邊胡來，綜合起來，有以下幾種畸形現象：
（1）賣官。這在中國清朝的時候，十分盛行。有錢人為過官癮，忍痛花錢買個官來做，以“光宗耀祖”。沒想到在新中國成立後，那些手抓政治權力者，竟也能從中牟利。任何人都很難置信共產黨統治下有此等荒謬的行徑，但確實有其事。例如雲南省東川市人口僅有29萬餘人，卻有市廳級幹部21人，縣處級幹部184人，科級幹部797人。小小的市鎮有這麼多有級別的官，若再加上小官，豈不是“官官林立”？這就是賣官牟利下的畸形現象。
在江西省廣豐縣，賣官價是“500元掛個號，1000元報個到，10000元起價黑頂帽”。當官成了商業交易。
（2）賣指標，在中國當官的手上有很多指標，待價而沽。影響最大的“賣戶口指標”，即指戶口從“農業戶”轉到“非農業戶”，意味著農村的人可以轉移到城市居住。未想這種轉移戶口的正當程序被重重利用吊起來賣。比如1994年至1995年，甘肅金昌市計委主任張樹生和金昌市公安局副局長姚啟武從市計委弄走“農轉非農戶”指標310個，先後以 2100元至4000元不等的價格，賣給“戶口倒爺”和個體老板，賺366萬元。
（3）賣工程。這更是利益更大。當官的手上有工程指標，就吊起來賣。如浙江省龍泉市委書記夏廣廉，硬把歸副市長分管的工程項目抓過來，結果賣給私人承包商，牟利15萬元。
（4）賣貸。這是老實人通不到的門路，沒錢如何向銀行借貸？只有奸商才有辦法在行賄下，騙得銀行的貸款。比如河南部州三仁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任成建，先後送出70輛小汽車，從銀行貸款出人民幣5.1億元和美金150萬元。當然他也得給貪官送禮，包括送住房、汽車、美女來換取地方官給個方便。
（5）賣地。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強烈主張大膽改革開放後，貪官們就利用炒地皮熱下刮一把。最典型的例子是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于飛，他借口省府要地強迫惠州大亞灣管委會，將3千300畝土地以每平方米120元的價格，賣給由她的兒子、女婿和乾兒子開辦的香港德成公司（買地款是由中國建設銀行佛山支行發出），然後他的家族的公司以高價賣出，這麼一個轉手，共賺了9千584萬元，暴利十分驚人。以權謀私，令人髮指。
除此之外，還有所謂“賣法”的勾當，即執法和司法人員將手中的權力變成一種交易。爆開的案件中有廣西羅城監獄以副獄長胡耀光為首的數十名幹警，以錢抵刑。從1993年至1998年的5年內，放走犯人206名，收取賄賂金三百多萬元，更有貪官污吏把國庫挖空，將國家的錢轉進私人口袋。在1992年至1993年間，擔任山東省微山湖畔的留庄鄉一村的支部書記李修文，人稱“李
惡霸”，他在位時，共歛財6千萬元，擁有9輛高級轎車。
再有是遼寧省義縣大榆樹堡鎮黨委書記于平印，1989年至1994年任職期間，將其 4個兒子，一個侄子全部安排在該鎮重要崗位，把這一方的黨政財大權全部淪於一個家族手中。在6年內，于氏鄉霸共製造流氓傷害案件26宗，致死1人，重傷3人，強姦、凌辱婦女十多宗，敲詐勒索案8宗，如斯採用流氓式的欺壓百姓，簡直無法無天。
有一些情況惡劣到殺人越貨。1995年，海南省瓊山市副市長吳正養，通過該市龍僑中學校長吳川禮收買了3個殺手，殺死了他的政敵吳大欽（吳大欽原為該市教育局長，上面決定調昇為副市長，而將吳正養調任沒有實權的政協副主席，終於引致吳正養惡向膽邊生，買兇殺人）。
比較普遍的腐化官員是揮霍公款，但一般上受到懲罰不嚴，以致當官的可以隨意利用公款來達到個人的慾望。如果不被抖出還犯下其他嚴重罪案，至多被撤職。如1985年陝西省教育廳就以組織普教檢查團為名，大吃大喝，不僅吃掉教育經費，也吃掉群眾集資的辦學經費，結果只是被撤消職務，不再追究。
總而言之，以上所舉的罪案，在資本主義是屢屢發生的，但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改革開放後竟是貪污與腐化大行其道。中國政府焉能掉以輕心？
(五) 陳希同與成克傑案
中國在反貪污反腐敗的鬥爭中也揭開好幾宗大案件，“大人物”跌馬了，“大人物”被槍斃了。這正是邪念與惡行帶來的可悲收場。
有一本書《共和國肅貪內幕紀實》中有一段文十分深刻地反映貪官污吏的嘴臉：”沒有好處不辦事，有了好處亂辦事，歪門邪道好辦事，送上女人辦大事，正幾八經難辦事”。
就因為權力抓在手裡，大官們肆無忌憚地亂辦事，而且貪得無厭。以下兩宗大案足以成為後世人的反面教材：
（1）1998年爆開的陳希同案是建國以來最高級的官員，從高位跌下成為階下囚。陳希同在198 9年六四事件扮演鎮壓示威的角色，他當時是北京市長。六四事件後，因被視為對“反革命鎮壓有功”，因而提昇為北京市委書記，成為北京第一把手，接著又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級別之大，相等於國家副主席職。
我記得兩年前，李堯慶兄問我最近在看甚麼書，我說我正在看一本中國反貪小說《天怒── 市長要案》，情節高潮迭起，把陳希同及其一伙人糜爛與腐化的一面全抖出來，雖然是本小說，帶有創作情節，但也十分用心將陳希同的犯罪行徑暴露在陽光之下。
由於陳希同涉案面很廣，也導致管財務的常務副市長王寶森“畏罪自殺”，也許“投鼠忌器 ”，陳希同被控的罪狀就遠不如《天怒》小說中所描述的“嚴重罪行”。根據公開的罪狀是簡化了的交待，不作詳盡的指控。
他的“罪狀”被簡化成如下的公佈：陳希同在擔任北京市長、市委書記期間，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對外交往中接受貴重禮品22件，總值人民幣55萬5千餘元，沒有按國家有關規定交公，而是由個人非法佔有。
同時，陳希同為追求奢糜生活，還指使、縱容王寶森擅自動用財政資金，在北京建造兩座豪華別墅，供陳、王個人享用。自1993年1月至1995年2月，陳希同經常到上述兩座別墅吃住享樂，違規建造的別墅和購置設備共動用財政資金人民幣3521萬元，耗用服務管理費242萬元，吃喝揮霍公款人民幣105萬元。
若與“天怒”一書所揭露的相比較，可就是“小兒科”了。雖是只提“冰山一角”，也夠驚嚇人了，竟挪用公款高達3千萬元建別墅供個人沉浮在酒池肉林中。
在80年代，只要貪污10萬元人民幣的，一旦被拉上法庭。除了死刑，就沒有其他選擇。但 90年代以後，10萬元已不是甚麼錢，動輒百萬千萬以上的才稱是“大案”。
儘管如此，陳希同並沒有被判死刑，而只是在1998年7月31日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兩年之後，也就是在2000年3月1日，陳希同獲得特殊安排“保外就醫”，這間接地讓陳希同離開牢房，因病得以“享受自由”。
以陳希同重量級的人物，自然還有一些黑幕未抖出來，也可能擔心影響太大，不再追究下去。陳希同在個人扛下“罪狀”後，等於是案件了結，不再有完沒完的追查下去。於是得到優待外出，這或者是對陳希同的一個“回報”，不致把更多人拉下水？
（2）沒有陳希同幸運的是別一位國家級領導人的悲慘下場，他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案件震驚海內外。他原為廣西省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相等於省長的地位，在1998年被調升為全國人大副主席，大概他是少數民族壯族的代表，才有機會往中央升。雖然人大副主席不具實權，但銜頭之大，足以讓人滿足虛榮心。
根據新華社及報章資料揭露：成克傑在1998年當上人大副主席時，已是一個受賄三千多萬元的超級巨金。他賣官、賣地、賣法、賣貸款、賣招標、賣工程，樣樣都齊全。如果不是另一宗案件牽出成克傑是最大的貪官，恐怕他仍然在當他的副主席。可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在他的朋黨出事後，他不可倖免地成為被追查的對象。
令人不解的是：為甚麼成克傑可以掩蓋其罪行，而又能從省級爬上中央？自然是有人提拔，提拔他的人有沒有得到好處？還有為何未經深入調查就讓貪官佔據國家領導的位子？這也凸顯了共和國在掃黑除貪方面力度不深，漏網的大魚何止一個？
成克傑的罪狀是“自1992年下半年以來，與有夫之婦李平長期通姦，並共謀在各自離婚“賺錢”後再結婚，為聚斂錢財，成克傑於1992年下半年至1998年期間，利用其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職務的權力，伙同李平不擇手段，謀取非法利益，數額特別巨大，主要“違法違紀”行為有
（一）1994年至1997年，經李平牽線，將南寧一塊85畝土地的低價讓給民興實業發展公司總經理周坤建造停車場和購物城，並為該公司解決貸款1.88億元。為此，成克傑和李平（其情婦）收受周坤賄賂共計人民幣1千730萬元，港幣804萬元。
（二）1994年下半年至1998年期間，成克傑應廣西省副秘書長甘某等13名黨政機關及企業領導幹部的要求，為解決他們的提拔和調動，向有關部門打招呼，收受人民幣 59.5萬元，美金3.5萬元及港幣2萬元。
（三）1992年至1997年，成克傑應李平的要求，濫用職權，為李平等奸商獲得土地批件，低價白糖，化肥指標和植物油指標經轉手倒賣從中獲利人民幣903萬元。
成克傑對上述罪狀供認不諱，總共鯨吞國家財富四千一百多萬元。2000年7月31日，經北京第一
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判處死刑。成不服上訴，結果被駁回。同年9月14日被押赴刑場處決，成為中共史上首位因貪污受賄被處決的最高國家領導人。
女人、金錢、權力終於使到兩位貪官身敗名裂，印證了“色字頭上一把刀”！
(六) 最大私梟賴昌星？
在中國反貪污反腐敗的鬥爭中，沒有比賴昌星案件更駭人聽聞的了，至少在過去從未發生過這麼大的，牽連這麼廣的錯綜複雜的案件。它說明走私犯罪集團具有通天本領，在全國各地都有內線聯繫，聞之不可思議，確又是活生生地在共和國的土地上發生。
賴昌星是何許人？為甚麼在90年代能把共和國搞得沸沸騰騰？
讓我們先瞭解這個頭號大罪犯的身世。據他自己說，他是1958年9月15日出生於中國福建省晉江縣青陽燒厝村（適逢中國大躍進年代），小時家裡很窮，讀到小學三年級就輟學了，開始在農田工作。在1978年，大概20歲的時候，中國已準備進入改革開放的年代，賴昌星開始做汽車配件生意，後來又搞了個服裝廠，賺了些錢，生意不斷擴大也告多元化，來往於晉江、廈門及石獅一帶，業務包括印刷、兩傘、紙箱及紡織廠業務。到1989年時，其個人資產已有幾千萬元。雖然他不承認是走私賺到錢，但後來當局查到他利用市場開放，大幹走私生意而歛財致富。
1986年，賴昌星第一次出國門到香港旅遊，看到花花綠綠的世界，他決心通過關係搞到香港而成為香港人（他是在1991年4月，把其戶口從晉江轉到陝西某縣，再通過辦法到香港）。同年6月，他與人合伙在香港成立一家“香港美好企業有限公司”，主要經營進出口貿易和房地產等。可惜股東鬧翻，終於拆股。（美好乃其妻子名字．後改名為明娜）
1993年6月，賴昌星在香港又註冊一家新公司，取名“遠華國際有限公司”，屬於獨資生意。
緊接著，在1994年初，賴昌星以港商身份殺回廈門，成立了“廈門遠華電子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百萬美元。因為他知道被闢為經濟特區的廈門，在市場經濟主導下，必有他賺錢的機會。
但要從事生意，不論是合法的或非法的，非得搞好人際關係，海關是他要打通的第一道。由於出手綽闊，賴昌星的名氣被打響起來。不過，明里的電子生意賺不了大錢，暗的生意才有瞄頭，於是又故態復萌幹起走私勾當。他認為只有走私，錢才能撈得快又猛，比起打搶銀行，印鈔票慢不了多少。
所謂電子業不過是個幌子，真正的“業務”在非法走私。為了掩飾不法活動，賴昌星堂而皇之地在1996年組織了“廈門遠華集團有限公司”，使其“走私生意” 走向集團化、專業化及智能化。所走私的產品從原先的“電腦蕊片”發展到走私植物油、石油、香煙、汽車、化工原料、紡織原料及通訊器材等敏感產品。在短短的時間內，賴躍居成廈門首富，當然也成為廈門乃至全國新一代的走私梟雄。
靠走私撈得缽滿盤滿後，賴昌星的“遠華公司”已是遠近聞名，轄下有7個全資子公司，5個控股公司及1個參股公司，營業範圍涉及房地產、旅遊服務、酒店娛樂、國際儲運、高科技工業、金融和碼頭基礎業務等，並從廈門伸延至北京、上海、南韓、新加坡和香港。
遠華集團總部設在香港的銅鑼灣，廈門遠華則位於湖里區華光路。在廈門這個開放的城市，為配合“業務所需”，賴昌星用高薪聘請漂亮的女服務員來為“客戶服務”。如果不是幹行賄，賴又何必大手筆請美女當班？
賴昌星的“業務”在國際化後，也沒有將控制權專業化。反而以家族成員為董事局核心人物，掌控大權的是賴本人，而其妻子曾明娜則掌控財政大權。根據賴昌星的大哥賴水強（在案發生爆出）的形容：賴昌星身為董事長，巴結權貴、縱容小人。他在貪官面前百依百順，在小人面前又言聽計從。他既沒有文化又不聽話，真是文盲加法盲。
有人曾問過賴昌星：“賴老板，翻開你的發跡史，除了走私，別的甚麼都沒有了，難道你就不能幹點別的，做些實實在在的企業？”
賴昌星這樣回答：“我也想幹點別的，可是除了走私，其他的我不會幹”。
這充份鉤畫出賴昌星的內心世界。他認為走捷徑才能致富，違法違紀，是為了謀取暴利，他就這樣一步步滑向罪惡的深淵。
為了方便從事黑幕交易，賴昌星在其廈門的公司先蓋一座白樓，名為電子廠，但也沒甚業務；另一座紅樓，則是藏污納垢的地方，所有見不得光的交易在這裡“黑來黑去”。紅樓也者，實為一座黑樓。
紅樓建於1996年，建築面積有5千平方米，高7層。
外觀看紅樓沒甚麼特別之處，但內頭另有乾坤。
在案爆開後，當局曾公開展示紅樓供人參觀，不久即被禁止，也許是影響不好，不足以成為反面教材。
整座紅樓耗資7千萬元（人民幣），是集辦公室、起居、酒店、娛樂於一身的樓宇。大廈掛著的是“紅運當頭”四個大字，不是“鴻運當頭”。可見賴昌星建紅樓別有用心。
紅樓的設備說穿了與五星級酒店相等水平，除了餐廳外，也有賭博場所，桑拿房及卡拉OK廂間，亦有酒吧和小電影院。
五樓是賴昌星的臥所，六樓是總統套房一站式供達官顯要吃喝玩樂。七樓是賴的辦公室。
除硬件一流外，紅樓的“軟件”便是美女如雲，專從江浙一帶請來的標準美女，難怪客人一進入紅樓，就忘記身置何處，而樂不思蜀！
這正是賴昌星用來征服高官的場所，那些跌入紅樓中的高官，已為他們的未來發出強烈的警訊。可惜，醉生夢死的人不知紅樓也是一枚“計時炸彈”，分分鐘可把人炸個“粉身碎骨” 。
可以這麼說，紅樓是一座燈紅酒綠，讓人喪生理性的“地獄”，它先是使你如進“天堂 ”，縱
情享受，最後是埋葬你的墳場。
賴昌星這樣說“不怕甚麼法規條文，規章制度，就怕領導幹部沒有興趣愛好”。一旦墮入賴的計設網，再也沒有回頭路，他的七個絕招被戲稱為“七子之歌”即票子（鈔票）、女子、位子、房子、車子、本子（護照）及孩子。許多人為了“七子”或其中之一子，終於身敗名裂，永不超生。
賴昌星的頭腦一流，以為已打通天下網，結果天網恢恢，其“王國”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七) 密函板倒賴昌星
“遠華案”之所以被揭發，是賴昌星意想不到被“自己人出賣”。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
1999年春節後，一封密函署名“一群伸張正義的人”寄到中南海，抬頭是致江澤民總書記、朱●基總理，舉報遠華集團老板賴昌星瘋狂走私牟利。
但投報人又是誰呢？賴昌星很快就查出是他的“合作伙伴的拜把兄弟”。他這樣說：中國一個副軍長的兒子朱牛牛因為豪賭，欠下數千萬元賭債，而向他要求幫忙解脫。
賴昌星認為曾多次幫過這位“好兄弟”，決定不再幫他，終於引爆這起聳人聽聞的大案。
朱牛牛在90年代到了廈門，寄身福建九州集團公司，較後被提昇為部門主管。1991年賴昌星以港商的身份有意在晉江做生意，便向九州公司借貸5千萬人民幣，批准人之一的就是擔任部門主任的朱牛牛。他們兩人的“密切”關係由此開始。
當賴昌星於1994年在廈門設立遠華公司大展拳腳的時候，朱牛牛便躋進賴的核心領導層，兩人共同操縱遠華集團的所有走私活動，他們一樣好賭成性。但賴有所克制，而朱就一頭栽進去，只輸不贏，賴也為他還了賭債，可是朱越賭越大，竟輸掉幾千萬元，賴硬起心腸就是不伸援手。
朱在無可奈何底下，只好把本身在香港的不動產抵押，套取現款還債，才能暫時幸運走出賭場。
朱是通過賴的幫忙，也拿到單程通行證到香港打天下，後改了名字叫朱安利。賴與朱在香港合搞的公司叫“中鴻發展有限公司”，可是搞不起來，因為嗜賭成性的朱牛牛成天泡在澳門賭場。
為甚麼朱牛牛有這麼多錢逛賭場？這與他於1994年至1998年間和賴合作走私大有關係。他們兩人賺了很多不義之財。可以說，賴的重大非法活動，朱都有插手其中，瞭若指掌。
欠了滿身債的朱牛牛於1998年向賴昌星要1億元人民幣解困，據他說欠下8千萬元之債務，賴死也不給，朱被逼向賴昌星攤牌。
有人警告賴昌星，有三件事是不能賭的，一是女人、二是賭博、三是舉報信，但賴不信邪，他堅信本身在全國建立起來的關係網，可罩得住舉報信。可是，他打錯算盤了。
舉報信真的送達中央，總共寫滿74頁，附上六十餘頁證據材料，重點舉報賴瘋狂走私植物油、原油、香煙等。信並指出賴藉控制海關通道而控制整個廈門走私活動。
與此同時，舉報信也揭露賴的通天關係網的名單，共有廿餘人，其中最高職位者為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廳級幹部有楊前線等人。
接下來，舉報信也指控賴昌星是黑社會老大，雄霸一方，歛財暴利。當中特別提到廈門開元外資公司及其總經理陳光輝與遠華勾結內幕，牟利額高達人民幣3.8億元（賴昌星說，因為朱牛牛欠陳光輝六千餘萬元，準備整死陳，以解除債務）。
根據中央海關總署署長牟新生在負責案件的調查時，竟然被龐大的數目嚇得瞠目結舌。他這樣說，1994年4月，海關總署收到上層轉來的舉報信件，指責賴走私案值達500億元，涉及黨、政、軍廳局以上領導幹部16人，其中有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總參二部原部長姬德勝（他是前任中國外長姬鵬飛的兒子）及廈門海關關長楊前線等大人物。
由於事關重大，中央政府特別在1999年4月20日成立專案小組進行深入調查，這是建國以來最大的第一經濟犯罪大案。
賴對此項調查也有所擔心，就在專案小組秘密調查時，他攜帶了3千萬元人民幣，三度赴北京打點，上竄下跳，企圖用錢擺平。但不管用，賴昌星已感事態不妙。
就在關鍵性的時刻，賴昌星平時鋪下的網線發揮了作用。有一名線人趕緊通風報訊，要賴走逃。這個人就是福建省公安廳原副廳長，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長莊如順，他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賴昌星五十四萬餘元的賄賂，在緝拿賴的過程中，指使賴外逃。
據賴昌星自己說，在1999年5月份的時候，他還人在北京，被告知沒有事的，後來回到廈門，在6月的時候，也被查過問話，接著便返回香港。
8月份，賴昌星再回到廈門，他是偷渡回去的，經澳門到廈門，便給莊如順打個電話，然後再回到公司，當然不是紅樓，而是另外一間公司“大華景”（原為電子廠，改名為大華景），俗稱為白樓走一下，便返回“小華景”住家。到了凌晨三四點，小舅來電說不對勁，警察已進行搜查。
賴不動聲色駕了小車往公司外一看，情勢不妙，搖個電話給莊如順，證實是要抓他的。於是趕忙叫司機開個破車接他逃出廈門，他們駛過漳州，一路來到深圳，所幸沒被查出。翌日一早，賴從深圳坐快艇回香港。
第二次，莊如順和楊前線（廈門海關署長）就被抓了。
賴昌星回到香港時，並未想走，但得到香港入境處官員梁錦光通知，北京要逮捕他。在梁的指示下，他於1999年8月14日離開香港來到加拿大。
梁錦光本受調查此案，但不幸於2000年8月份在香港入境處的一場大火中喪命，? 雃谷熊L對證的懸案。賴一家人逃到加拿大後，案情進一步曝光，變成轟動國際? 漱j案件。
一個賴昌星，把地球翻轉過來？中國人民也對此百思不解！
(八) 賴昌星成了廈門“黑市市長”
賴昌星漏夜外逃，顯示了案情已曝光，有許多人將因遠華案面對法律的制裁。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署長牟新生在2001年對報界採訪時有如下的重要內容（因為牟也是中央 4.20專案組副組長，亦是前線總指揮，對整個案情的來龍去脈，有深入的了解）： 1999年4月，海關總署收到一份從中辦信訪局（中央領導單位）轉來的舉報廈門遠華集團董事長賴昌星走私的資料，長達74頁，舉報走私案值達500億元，涉及黨、政軍後局以上領導幹部16人，其中有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紀周、總參二部原部長姬德勝、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和原廈門市委、市政府幾位領導幹部，舉報資料附有走私的有關單據。因事重大，乃向上頭建議，由中央紀委和監察部牽頭，海關總署積極參加辦理此案。中央領導在1999 年4月20日作出重要批示，因此被簡稱為“4.20案件”。
牟形容是建國以來的第一經濟犯罪大案，查辦這起案件可謂驚心動魄，感慨萬千。
1999年8月18日，“4.20專案組”正式進駐廈門，在10天之內赫然發現賴在廈門海關區走私成油
品及植物油高達110億元（人民幣），決定派更多人手介入調查（前後共有三百餘人，可說是大陣仗）。
經查證，自1996年以來，賴昌星走私犯罪集團及其他走私犯罪份子。在廈門海關區走私進口成品油、植物油、汽車、香煙、化工原料、西藥原料、電子機械等貨物的值價高達人民幣530億元，偷逃應繳稅額約三百億元，合起來就是800億元的大案件。
賴昌星走私的基地是廈門東渡碼頭，整個海關幾乎為他效命，狼狽為奸。另外，在海鑫堆場是海關批准賴設立的一個堆放和倒換各種走私貨物的重要集數地。在所謂海關的“監督 ”下，無數私貨以合法身份進入國內市場。
根據估算，賴昌星的走私（遠華案）涉及金額高達800億元，相等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 DP）1.3%，而且半個廈門政府也牽涉其中，有上百人受到法律制裁。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名字外，後來又發現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莊如順、福建省中國銀行行長陳國榮、中共廈門市委書記劉豐、廈門市副市長趙克明、藍甫等都是賴集團的同流合污者。
2000年11月8日，福建省廈門遠華案的裁判，首批25起案件一審公開宣判，莊如順、藍甫、葉季湛（中國工商銀行廈門市分行行長）等14人依法被判處死刑。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因犯受賄，放縱走私罪，也在一審被判處死刑。
在這之前，即2000年10月31日，廈門海關原副關長兼調查局局長接培勇被漳州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0年。截至2001年4月，福建省各級人民法院已對遠華案涉及的157起案件作出判決，共有263人犯案處刑。當然也有漏網之魚，最大案犯賴昌星仍在加拿大掙扎不被引渡，還有其他要犯也不知所蹤，那些逃不掉的紛紛落網。算算有七十餘人潛逃海外，而單單廈門市政府內落馬的要員就有110人。在在暴露改革開放後，作為第一前線的廈門，竟淪為賴昌星牟巨利的基地，官商勾結已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
經過統計後，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總共動用1千200人調查和處理此案，規模之大，前所未有，前後歷時三年，從1999年到2002年尚未完未了，堪稱為跨世紀的大案。
為什麼賴昌星有此通天本領翻轉整個廈門，又有本事打通中央的內線？揭開了不外是金錢和美色在作祟。賴正是用這兩個有力的武器打開中國的海關，儼如是如入無人之境，事事通關，以致他的非法行徑在掩飾底下變成“合法”，確是令人百思不解。
有人這樣形容，賴昌星把原本清淨的海島，搞得烏煙瘴氣。因為調查的結果顯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平均3天有一艘萬噸巨輪闖關卸油；而香煙走私平均每天有二十幾個集裝箱；又有八千多輛走私汽車安然通過集關大橋出島；專門走私洗黑錢的“地下錢莊”每年換匯數以億之計。
如斯的“一條龍”犯案，經有500人跌入其中。從20歲的青年到73歲的垂暮老人。既有官方高層人員捲入，又有黑道人物從中滋長。賴昌星餵飽自己，齊把貪官，又“施惠”於黑幫。他成了廈門的“黑市市長”，把正牌的市長搞到團團轉。不為甚麼，皆因利字當頭，色字當頭，真的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職務。貪污和腐敗的泛濫，莫過於此。
儘管賴昌星事後大作文章，聲稱自己是政治鬥爭的犧牲者，也指政府將他開刀，是具有政治因素，但這等狡辯也很牽強和難令人置信。
也許有人因介入遠華案而在政治上消失了，但如果政敵人物不貪，不與賴同流合污，又怎會弄到身敗名裂呢？
例如原公安副部長李紀周被控貪污受賄900萬元人民幣，但賴說是借給李500萬，另400萬是一個香港走私犯，梁耀華交給了李紀周的女友李莎娜。可是李莎娜被捕後，李紀周就陷入囹圄。
李紀周較後交待曾接受賴的金錢，第一次是通過其太太向賴借了100萬元。
第二次李紀周的女兒李倩（人在美國舊金山），因公司面臨破產，賴匯了50萬美元給了他的女兒。
第三次是賴親自給了李3萬元港幣。
雖然李表示沒給賴辦過事，但賴的大手筆不必問自然是要收買李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九) 色海無邊回頭無岸
告密函扳倒賴昌星；賴昌星害死了楊前線。“遠華案”之所以轟動遐邇，就是因為這兩個人的串謀，抖出了800億人民幣的大案件。當然周圍還圍繞著許多人，但沒有賴楊的狠狽為奸來得典
型。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楊前線的私通，賴昌星不可能邁開大走私的第一步。
究竟楊前線是甚麼來頭？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地跌進賴佈下的“陷阱”（或許可以說楊是心甘情願為賴打開缺口，皆因“色海無邊，回頭無岸”所致）？
楊前線原是廈門海關關長。1954年生於廈門，父母均為教師。上中學時正好趕上文革，後來在廈門海關工作。接著在保送下於1977年到北京經空大學海關進修。這期間，楊認識了“校花”張琳。3年大專學生結束後，張回到秦皇島工作，楊則回到廈門。這對戀人兩地相思，經過楊的母親動之心情，說服張琳來到廈門當楊家的媳婦，且與楊同在廈門海關工作。兩人在1982年生下一個女嬰，取名咪咪。
可是，楊並不安於室，在1985年當上廈門海關緝私處處長時，與一位同事蔡惠娟搞婚外情。蔡原是某部隊醫院的護士，後轉業到海關，人長得幾分姿色，又熱情如火，很快與楊發展地下情。楊
則唆使蔡與未婚夫退婚，做其“地下夫人”。
與此同時，楊前線經友人介紹，認識了賴昌星。兩人一見如故，竟在後來成為“拜把兄弟 ”。還有一個加入他們“陣營”的就是後來也當上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長的莊如順（大學學歷），三人結成“死黨”。
1988年楊調昇泉州海關關長，就串謀與賴昌星幹起走私生意，因為有賴的送錢，又幫忙打點上邊關係，以至楊在1990年又昇上廈門海關副關長。可是他的“地下夫人” 蔡惠娟氣憤楊未離婚娶她，又吵又鬧。楊為打發此“小辣椒”，將她“調昇” 石獅當監管科副科長，要求其下屬接培勇關照。接對蔡的整天打電話吵楊也無可奈何，但也盡力袒護楊的地位。
1994年，楊再昇為廈門海關關長，更方便與賴昌星放膽大幹一場。正因為受不住誘惑，楊於1996年同意賴昌星建立海鑫堆場，作為走私貨物集散地的大本營，未經國家海關正式批准。
因為有楊罩著，賴肆無忌憚地擴大走私生意，財源滾滾進；而楊又有賴關照，打通中央上級人際關係，一直望想有一天會被提昇為福建省副省長。
雖然官場得意，又有鈔票飛進來，但楊始終擺脫不了蔡惠娟的糾纏，惟有通過賴的幫忙，把蔡弄到香港定居，成為香港人。賴就要插蔡擔任一份差事，他知道通過蔡可牽制楊前線，在1997年利用蔡回到廈門，在廈門成為他的其中一位“副總” 。她的辦公室就接著賴昌星（即在紅樓的第一層），因為她隨時可以調動楊關長和接副關長（接在後期調昇成為楊的副手），操控走私生意，賴知道蔡的影響力後，慷慨大方耗資一千多萬元港幣為蔡在香港買了一套豪宅。
賴昌星也很會盤算，認為通過一個女人作用也許不全然配合所需（因為這時楊對蔡已沒多大興趣，但又不敢與她斷絕關係，深懼蔡“亂爆料”，毀其政途），因此在同一時期刻意從香港安排另一位更美麗動人的女人送給楊前線，這個女人就是在遠華案被抖出來的周兵。
周兵是來自杭州的大美女，生於1966年，比楊小12歲。周兵先後嫁了兩次，後又離異，與第一任丈夫生了一個女兒，定居香港。原是在香港擔任空姐的周兵，接著又與賴搞生意。眼前這位美女，雖然已是32歲，看上去仍然明艷照人，賴動起腦筋，認定楊肯定會喜歡這小女子（身高1.7米），果然在1996年在廈門悅華酒店第一次見面時，兩人便生情愫（這情與慾的誘惑，就是生與死的伏筆）。
周兵除了人美，也有智慧和思想，她也確然愛上楊前線，而楊更愛得如痴如狂，便要賴昌星“送出”在廈富豪花園F2別墅一套，作為他與周兵的愛巢。
蔡惠娟聽聞楊又搞上另一個女人，向賴興師問罪，但賴一口否認，蔡也因收受賴之甜頭，未敢追
根究底，可是在另一邊，周兵卻暗中懷孕，並在1997年到美國生下一個男孩，取名 “龍龍”，成為美國公民。
龍龍滿月後，周兵把他帶回廈門，住進別墅一個時期，而周兵也忙於自己的事業，經常到香港處理業務。周兵也不是省油的燈，她在香港有兩處豪宅，一間位於香港跑馬地，面積 2300平方尺，價值2260萬港元，另一間在紅山半島，價值4千萬元港幣。到底豪宅是賴送給楊前線或周兵的，倒是一個謎。總之，是因為楊為賴牟大利，送屋送錢也是極為平常的事，同時，不可否認的是，賴曾先後給周兵戶口進了一千多萬元香港幣，作為楊與周的“生活費”。
一個男人，周旋在三個女人之間，除了妻子張琳不會對他構成威脅外，另外兩個女人的任何爆料，都足以害慘楊前線，這就是楊的“計時炸彈”。
雖然，直接扳倒楊前線的，不是這兩位女人，但也案中增添一些神秘的色彩。賴昌星在這方面，確是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他巧妙地利用這兩個女人讓楊前線一直滑下去，沒有回頭路。
就在賴昌星於2000年8月11日由廈門逃跑的第二天，楊前線被逮捕了，在拘押期間，他承認了罪行，但法院只控他收受賴贈送一輛“凌志”車和一張虎皮，數目不算大，結果被判死刑（2000年11月8日），旋被處決。他的朋黨莊如順被改判死緩，無期徒刑。其副手接培勇判處20年徒刑。賴昌星逃跑了，周兵也逃跑失蹤了，楊的妻子張琳被這椿大案也病成癱瘓的人。
一個大好前途的幹部，因貪與色，毀了自己，也毀了家庭。這個悲劇足以讓人警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
(十) 賴昌星王國夢碎
賴昌星究竟是何方神聖？他有甚麼“本事”在短短的幾年內成為“大紅大紫”的人？他又為甚麼在一夜之間變成亡命天涯的通緝犯？
根據賴昌星自己說，他是生在大躍進的年代，原籍晉江，只讀過3年書，就出來種田種菜。1976年，他18歲，與另外四個人合辦一間修理汽車的小廠，開始涉足生意。兩三年後，又去開辦紡織機械廠。到了80年代初期，賺了一些錢，又辦印刷廠、雨傘廠、紙箱廠。在 1989年時，已是千萬資產的人。
但另外的報導則指賴表面上是做正當生意，實際上他暗中又幹走私勾當，在晉江石獅和廈門走動，賺了走私得來的錢，不是靠正當生意致富的。正因為錢來得太容易，賴在石獅花了300萬人民幣蓋了一座賴氏別墅，作為他財富的象徵。
1996年，他認為時機成熟，在廈門組織了“遠華集團有限公司”，把走私活動全線鋪開，打通中國海關大門。
如果沒有廈門海關關長楊前線提供方便，賴昌星不可能會撈得缽滿盤滿。
有了錢以後，賴昌星的胃口更大了，他準備在廈門市中心蓋一座佔地2萬米方米 88層高的摩天大樓，並在1998年舉行奠基典禮，一時冠蓋雲集，好不威風。總投資額30億元。一年後，事機敗
露，已投下1.1億元的摩天大樓停工，成為坑人的火坑，也埋葬賴昌星的業務。
還有未完工的計劃是遠華國際大廈，佔地1萬米方米，建築面積8萬平方米，已投入 3億元。
再有是令人津津樂道的遠華影視城，佔地1千畝，第一期開發100畝，已投下 1.3億元資金。這是賴的一大“傑作”，內中有仿故宮的複制品，又有金水橋、天安門、大和殿、養心殿、長廊和御花園。總之賴是想將北京的紫禁城“搬到” 廈門來。就在1998年中國國慶節前夕（9月30日）（尚未出事之前），為慶祝遠華影視城第一期工程竣工，“小天安門”張燈結綵，賴昌星則登上小天安門，頻頻向遊客招手，以滿足個人的虛榮心，他以為他是毛澤東。
所有這一切的夢想計劃如今已成了泡影，賴昌星的“王國夢”，終於化作一團烏雲，把廈門弄得烏煙瘴氣，人心浮動。
但觸使賴這麼膽大包天，幹別人不敢幹的事是因為他在1996年在廈門蓋了“紅樓” 而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外邊看來一片紅色，未有甚麼特別，內頭卻另有乾坤，共耗資7千萬元建成。
紅樓的作用就是把它轉成一個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紅燈綠酒的場所，有餐廳、桑拿、按摩、卡拉OK廂房、小電影院、客房、應有盡有。多少達官顯要就是被他拉了進來，而樂不思蜀，把靈魂都給出賣了。
紅樓成了賴昌星的有力武器，征服了大小官員，也建立起他的人際關係。好讓他的走私生意越做越大，甚至被利益沖昏了頭腦，以為有上邊罩住，可以胡作非為，亂搞一場。
果然不到兩年的時間，賴昌星已是廈門炙手可熱的人物。一時興起，竟然妙想天開，在1998 年打造另一個“天堂”，準備成為“跨世紀的商業奇才”，在廈門建造“賴昌星王國”。
詎料，一封告密函抖出紅樓的一大堆黑材料，頓然之間，紅樓變作“黑樓”，賴打造的 “天堂”變成埋葬不少人的地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賴的寫照！當賴昌星在1999年 8月11日漏夜逃出廈門，回到香港時，還以為可在香港立腳。因為他在1996年起，斂來的不義之財也用在香港瘋狂置業，總值達11億港元。
加上賴氏家族在中國的資產近十三億元，賴已是坐擁廿幾十億的鉅富。
可惜情況有變，賴一家人不得不在8月13日出走加拿大，能帶走的有多少，不得而知，不能帶走的，已全數被查封。
不學無術的大私梟，結束了他“多姿多采”的生活，也為自己的前途劃上句號。
廈門政府為把“紅樓”當反面教材，於2001年10月“公開”紅樓供參觀，準備展出1年，以警惕國人不要以身試法。未想引起反效果，指紅樓的“教材”不盡真實，對受刑人有欠公允，於是兩個月後匆匆收場。不知是誰的鬼主意，搞了一個鬧劇。
其實遠華案只是暫告一段落，並沒有落幕，主角賴昌星人在加拿大打官司，力拚不被引渡，第一仗是打敗了，他是否能成功住在加拿大？要等上訴案審結後才知。
做夢都沒想到會成為亡命之徒的賴昌星，此刻正嚐到作惡多端的苦果。他能怪誰呢？他吃掉中國老百姓的錢。他害死數以百計的人斷送一生。有人說他一死不足以謝罪，他是罪該萬死。不過，中國政府開了口，不會判他死刑，他會被引渡回中國受審嗎？只有加拿大的法庭才能作出決定。
廈門遠華案，共犯能跑的早就不見蹤影，不能跑的，都得到應有的下場。真是成也賴昌星，敗也賴昌星！
根據資料顯示，遠華集團走私的關係網如下：
（1）核心成員：董事長賴昌星，董事曾明娜、曾明育、賴昌標、賴昌圖及劉志聰。
總經理：洪鞏堤、副總：朱牛牛、侯小虎。
“海外兵團”：侯小虎、王敏、謝東風、任軍、蔡惠娟、賴恩煌等人。
（2）合作走私：九州公司（趙裕昌、于志海、從真），開元公司（陳光輝），東方公司（曹星海、馬金森），廈門石油公司（陳燕新），新中原（王燕棣），特貿公司（謝永武），省中燃（蔡進生），市中燃（李世瑛），聯發公司（王金挺），祥鵬公司（黃存），中海勞務（嚴立平），象嶼高海（鄧建國），象嶼為華（李寶民），象嶼金海（高清坑），國泰公司（陳揚濂），經貿發（劉鐵），通利實業公司，東山東發公司，泉州包庄公司及廈門聯裕發公司。
（3）打通官方環節：北京（李紀周、姬勝德等人）
福州（莊如順等人）
廈門（劉豐、藍甫、趙克明等人）
廈門海關（楊前線、周振庭、楊上進、吳宇波、方寬榮等人）
銀行（葉季湛、陳國榮、陳建鑾）
外代船務（廈）（鄭振泰）
外運船務（廈）（張北辰）
港監（廈）（陳友達）
港務（廈）（王權民）
公安外聯處（廈）（王可象）
安全局（廈）
省邊防總隊（張永定）
（2004年11月）
2002年9月份出版的《明報月刊》內有一篇曹景行以“變革體制適應現實”為題，針對中國面對的主要問題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較早前，香港亞洲電視播放了大陸電視劇《黑洞》，許多香港人看得心驚肉跳，問大陸親友是否真有其事，竟然都回答“這還算好的呢”，“更黑的還有的是，另外再推薦其他幾部《黑》字當頭的電視劇，據說還要精采。”
我無意針對曹景行對中國體制的論評文章進行討論，但我將對他的上述的一段話補充我的意見。
所謂《黑洞》是中國近年來拍成最引人“驚心怵目”的一套31集電視劇，大膽且深刻地暴露在改革開放後出現在中國內地的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的故事，其情節之發展奇峰突起，一波又一波地捲起千堆雪，最後以悲劇收場。
我今年4月在廣州的時候，有朋友指看電視機放映的電視劇說，這套名為《黑洞》的連續劇非常值得一看，內中有你意想不到的情節，當成娛樂節目，簡直“扣人心弦”；當成真人真事，幾乎令你不敢置信。簡直目無紀法。這套連續集已在電視台播放三次，當局有意當成反面教材讓中國人民警惕跌入其中的結果是甚麼都完了，包括生命和錢財。
而香港亞洲播放《黑洞》自然有其意義，因為影片的高潮迭起的故事，不是當下港台連續劇可以比擬的。看過了《黑洞》，你才知道港台的反貪反黑影片是虛構和誇張的較多，與現實社會的真人真事有一段距離。因此香港的電視片為避開法律責任，總在事先這麼交待：“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擺明告訴你當成娛樂來追看即可，即使有所影射，也是避重就輕。
可是中國的電視劇就不來這鄭重其事的交待，而是直接切入問題的核心。如果從娛樂的角度看，《黑洞》無疑是中國電視劇的脫胎換骨的出奇制勝，遠遠地把港台片拋在後頭。不論情節，人物和佈景方面，都叫人耳目一新。如果我們還以為中國的電視劇還停留在昔日的保守與古老的橋段，且與我們的生活脫節，那就大錯特錯了，至少《黑洞》展示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面，讓你非追看下去不可。
如果我們從現實的角度看《黑洞》，確然是不可思議的腐敗、貪污與犯罪交織在一道的毫無人性的入木三分的戲劇，雖然劇中不交待地點（用一個假城市之名），不交待真實姓名，但卻交待了年代和日期，讓你相信確有其人，真有其事。
劇中的主角，也就是飾演《康熙帝國》的主角陳道明。90年代初期，他憑其父親是一個市的副市長，而在商場上大展拳腳，既從事正當的生意，也從事見不得光的生意，所謂黑白兩道樣樣齊。在白的方面，他幾乎收買了有權勢的地方長官，不就範的就威迫利誘，逼其加入犯罪行列。他父親雖然沒有介入孩子的企業生意，但市委的大人物都被他納入一起作奸犯科，下達文件和批文，使其走私汽車入口變成“ 合法化”。
這位表面風光，一派正經，道貌岸然的企業家在文革期間吃過苦頭。當年他和其妹妹因其父親被劃成右派而受盡凌辱，還有一位在文革時被其父親收養的義子與他們兄妹結成莫逆之交，在艱辛的文革歲月中滾過來。較後男主角投入商場，而其義兄則當了警察，而且成為有名的刑警大隊長，相等於今日的CID組長，專門對付犯罪份子。
沒想到這位刑警隊長被委派調查這位拜把兄弟的犯罪懷疑，故事就從中引發開來。起先他不相信其義弟會涉及經濟犯罪，也不想插手這宗“告密案件”，畢竟他們都是人起長大的義兄義弟。
但在調查過程中又揭發一宗殺人滅口的離奇案件，死的是兩名年輕的三陪女郎，面部被毀容，查不出身份，也不知道幹案的人是誰，似乎與走私汽車和其他罪案無關。
就在案件毫無頭緒的時刻，海關一名科長發現竟有三十多輛走私入口的“馬賽地轎車 ”，而“入口商”就是男主角的公司。這位男主角手下一名總經理十分巧妙地誘使這位科長跌入他佈置的美人和金錢圈套，又威脅將對其行動不便的女兒下毒手，如果他不同流合污的話。反之如果姑息他們繼續犯罪，則其女兒將在名校得到最好的優待，被服侍的有如小公主。可是這位科長在忍無可忍下，只好豁出去，準備揭開犯罪集團的犯案，未想卻招致毒手而成為植物人。
刑警隊長亦步亦趨地深入調查，結果也跌入陷阱，被誣告痛打疑犯致傷，而那些被收買的市委大人及司法大人也判下重刑。隊長幸好有上司在背後力頂，將案件擴大到省級和中央，才把冤案平反過來。
這之中，身為父親的副市長也介入製造誣告證據，使義子蒙不白之冤，目的是保其兒子的名譽和地位，不讓刑警再查下去。
故事當然沒有完結，刑警隊長平反後，就是主角厄運的開始，圍繞在他身邊的人一個一個被除掉。這種棄車保帥的手段，深刻地刻劃出主角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
主角最後的垂死掙扎他是把執法當局兜得團團轉，但問題終究浮上水面，女屍命案、走私案件、收賄栽贓、殺人滅口、借刀殺人都是出自同一個集團、同一伙人及一個“ 大老板”所幹，幾乎視法律為無物，人性的絕滅，莫不令人發指。
由於故事太長，就不再贅述，但結局是主角在天網恢恢之下，服毒自殺，整圈的同謀人都得到應有的下場。這不過是犯罪的冰山一角，不單在中國，即使在其他地方，也都會上演這麼的故事──一個無底而深不可墜的黑洞。
(二) 三反五反雷厲風行
不論在那個年代，那個國家或那個地區，貪污與行賄都是形影不離的。中國政府在與反腐敗與反貪污的鬥爭要追溯到1950年建國之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的“三反五反運動”。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中國政府把這場驚心動魄的運動形容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大鬥爭。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實現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接著在12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進一步指示“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在這一號召下，全中國掀起了反貪，反浪費和反官僚的“三反運動”，並把它當成政治鬥爭來處理犯罪瀆職的嚴重問題。
在立國初期，中國仍然存在著貪污和腐敗的現象是不足為奇的，但如果不採取行動，勢將蔓延下去而不可收拾。毛澤東在這方面是絕不放任貪污行為，他通過政治手段“殺雞儆猴”。他堅決主張嚴打罪犯，不管是甚麼人，一旦被查獲，就沒人情可言。
在當時，打著無產階級旗號的中共中央發現到不單是黨外的人作奸犯科，尤其是被視為舊社會留下的渣滓利用中國政府忙於援朝抗美，分身乏術時刻興風作浪，而且黨內也出現腐化份子，非得揪出來痛懲不行。
例如，曾任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和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兼專員張子善就被當成反向教材示眾。他們的罪狀是“盜竊機場建築公款”，挪用救災糧，治河款及幹部家屬救濟糧，更剋扣民工的工資，任意揮霍浪費，尚且把大批公款交給奸商倒賣鋼鐵木材等”，犯下嚴重的罪行。雖然他們曾是 30年代參加革命的老黨員，但被認為經不起資產階敗腐朽生活方式的腐蝕而墮落了。最後被開除黨籍，判處死刑。他們是開國後第一批最高級的政府官員，不幸落得如此下場。
其他的較低級官員，也被查出犯下不同程度的貪污，也都作了必要的懲罰。
有鑑於事態的嚴重性，中央政府在1952年4月18日，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制定了“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規定貪污人民1億元（舊幣，折合新幣1萬元）以上者，處刑10年或無期徒刑，其情節特別嚴重者判處死刑。
結果統計，貪污舊幣1000萬元的人數高達105916人，追回贓款合人民幣2億元（舊幣），人數之多，已是不可小視。
與此同時，由於情況惡劣，毛澤東主席決心把“三反”提昇到“五反”。所謂的“五反” 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資財，反對偷工減料及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這樣一來，三反五反運動成為當時中國打擊和取締貪污腐敗的重要武器。這種通過運動遏止罪犯的行動也只有在推行共產主義的國家才能行得通，在一紙通令雷厲風行的下，全國向資本主義宣戰，又再抖出一批在當時被形容為“怵目驚心”的大案。
例如，上海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年大量盜竊國家財產，騙取貸款11億元（舊幣），而且騙取志願軍購藥巨款進行投機生意。不僅如此，他還把25個機關的65名幹部拉下水，與他一起又偷又騙。接著又有一些大案浮上抬面。
政府提出的基本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後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久之後，政府認為已取得輝煌的戰果，於是在1952年6月13日，宣佈五反運動進入尾聲。但留下總原則要執法官員今後加以遵守：“ 鬥爭從嚴，處理從寬；當嚴者嚴之，當寬者寬之，不能虎頭蛇尾，草草收兵。”
同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結束“三反五反運動。”它聲稱打擊了資產階級的違法行為，鞏固了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樹立了廉潔樸素的社會風尚。
在法治尚未健全的社會，中共在對付貪污和腐敗是調動群眾起來鬥爭，而且把這樣的行為“歸咎”於資產階級的腐化，必須連根拔起。教育群眾成為當時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究竟用政治手段是否管用？這是見仁見智的說法。但在中國那麼大的國家，建國之初，存在腐敗是無法避免的。不過，腐敗和貪污是否是資產階級的行為？是否只有資本主義的國家才會發生？歷史後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國家同樣發生“貪贓枉法”的大案。毛澤東如果今日仍在世，他自然會對當今的中國竟也發生如斯重多的經濟罪案，感到瞠目結舌。因為他只用一年的時間，快刀斬亂麻把貪污解決了，而今時今日的中國不知要用多少年的時間才能把經濟犯罪降到最低點？
無論如何，我們也確然看到在50年代之後的中國，在毛澤東當政的年代，中國的重心都放去政治鬥爭上，而經濟貪污和腐敗似乎相對大大減少了。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80年代。如果說中國曾有30年的時間是經濟貪污最少的國家之一，也許會被接受。也難怪今時今日有人愐懷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曾有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美譽。
(三) 別開生面的寬赦期
中共中央在50年代掀起三反五反運動後，基本上已穩住經濟犯罪。接著下來目標瞄向政治鬥爭，也就不把經濟犯罪放在第一位了。而在政治鬥爭中，最高潮影響至深且鉅的莫過於“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瓦解為止。但真正再被重視經濟犯罪是80年代後期的事了。
這主要是1978年鄧小平重返政治舞台後，雷厲風行地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讓保守的中國社會開了缺口，外邊的世界也用金錢打開中國的大門，經濟犯罪沉寂多時後又告死灰復燃，正像世界其他國家一樣，貪污和腐敗從隱瞞浮上檯面，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在利誘之下，人的本質起了根本的變化。
當然中國在這方面又結合了政治的勢力，權力成為了追逐金錢的最有力武器，以權謀私事件層出不窮，伴隨而來的是色情犯罪。當這種權力、金錢和女人相結合時，又是形成一個蜘蛛網，剪不斷，理還亂！
也許我們可能沒有注意到，中國在嚴打經濟犯罪前，曾有過通融期，以讓罪犯自首而得到從輕發落，否則寬赦期一過，便無情可言。就外界看來，確實別開生面。
1989年8月15日，中國政府通過電視廣播正式公告：為了給犯罪份子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根據1989年7月27日和28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的建議和有關法律規定，特作如下通告：
“國家工作人員犯貪污罪、受賄罪、投機倒把罪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犯投機倒把罪、受賄罪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自本通告發佈之日起，到1989年 10月31日，必須向檢察機關、公安機關、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關部門或本單位投案自首，坦向交代犯罪事實，爭取從寬處理。
在上述期間內，凡投案自首，積極退贓的，或者有檢舉立功表現的，一律從寬處理。其中，犯罪特別嚴重，依法應判處死刑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不判處死刑，犯罪較重，依法應判處重刑的，可以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凡在規定期限內，拒不投案自首，坦白交待問題的；銷毀證據，轉移贓款贓物的；互相串通，訂立攻守同盟的；或畏罪潛逃，拒不投案的，堅決依法從嚴懲處。
這就是說，中國政府給予78天的時間讓罪犯份子自首，逾期可就嚴法處置了，可見在1978年後的11年期間，腐敗之風已發展到嚴重的地步，非得打擊不可，但在嚴打之前，又提供一個機會給貪污續職的公務人員，希望能有效地克制經濟犯罪。
無疑的，這是一場重大的心理戰，那些作賊心虛的人，七上八落不知如何是好？投案嗎，等於是自投羅網，後果又是一個未知數，因為在共產黨的治理下，秋後算賬的事是可能發生的。如果投了案而失去工作和前途，則整家人就如同在“地獄”中生活。
過去已有現實的例子讓有關人士感到徬徨。數之不盡的政治鬥爭的殘酷與慘烈的一面深深烙印在腦海中。如果“政治犯罪”已是“罪無可恕”，那麼“經濟犯罪” 還有“無罪”的嗎？
該如何看待政府的“寬赦”通告，成了考驗人民和政府之間的一場無形的鬥爭。如果不投案，將來被查出，肯定“死路一條”。有人會這樣想，也許政府並不知道，為何要“自毀前程” 呢？
無論如何，政府的政令還是產生效果的，就在通告發出後，有一位浙江某單位駐上海辦事處的陳某，馬上自首，把非法得來的6千元交到檢察院，結果獲寬大處理，不再追究，，可以回家了。
不過身份也因之暴露了，往後便被標上“貪贓枉法的罪人”。雖然不被處罰，卻一輩子生活在不良記錄的陰影中。
北京的第一位自首者是北京市農建總公司下屬的環美裝飾公司的經理（55歲），他開了家庭會議，子女們叫他自首，把不義之財的3500元吐了出來，同樣未予起訴，安然返家。
吉林省的第一個自首者竟是某縣的交通局長周××，他坦承以權謀私，得到承包宿舍的工程公司贈送一套108平方米的住宅。一時之間成了大新聞，雖然未被起訴，歷史卻載入他的不法行為。
河南省的第一個自首者是西峽縣食品公司副經理閻文章，他坦承先後 6次作案，貪污公款1萬9千元。因此“無罪釋放”。由於他投案的時間較早，因而被認為應該是全國第一位自首者。
不過，從貪污的數目來看，率先投案的，所貪污的數目均是小兒科，根本未具資格上榜，也許是數目有限，投案交待算了，即使真被起訴，刑罰尚不至過重。
接下來的日子，有更多人投案了，經政府總結，在10月31日寬限期過後，共有 5萬2千800人自動投案，其中最多來自湖南，廣東次之，上海居第三位。
他們犯下的罪行包括貪污受賄、貪贓枉法、明拿暗要、敲詐勒索、炒買炒賣、偷稅漏稅、執法犯法、擅權瀆職、豪華舖張、奢侈糜爛、見利忘義、腐化墮落……
投案的人有這麼多，沒有投案的人又有多少？沒有人知道，也許比投案的更多。由此可見，貪污與腐敗在共和國生了根。在往後的日子，終於證實不但生根，而且泛濫成風，手法千變萬化，令人“嘆為觀止”。
(四) 改革開放下的黑手
1989年8月15日至10月31日是中國政府破天荒的寬限期，結果有五萬多人投案自首，獲得寬大的處理。但共和國的貪污是否絕跡？恰恰相反，是越來越變本加厲，手段日新月異，而且牽出越來越多的大頭頭涉及其中。為甚麼重刑懲罰下，又有寬赦期招呼仍然收不到預期的效果，這是有許多因素造成的，最主要是改革開放後，許多人的思想腐化了，經不起利益的誘惑，或陷入難以自拔的深淵或走上不歸路。
從以下的數字顯示，貪污和腐敗的案件是逐步昇級的，以小官到大官，從算萬元到數百萬元乃至數千萬元，手段之卑劣，款額之多，幾令人咋舌。
例如在1978年9月四人幫倒台兩年後，在鄧小平主政下，中國開始有了改變。就在這當兒，罪案跟著被抖了出來。當年12月，黑龍江賓縣燃料公司經理王守信，貪污50萬元，結果被判死刑。他是所謂改革開放下的第一個遭殃者。
自他之後的整個二十餘年中，中國當局總共處決1204名，有頭有臉的貪官，其中級別最高數是全國人民副委員長成克傑。還有其他也是身份顯赫一時的人物。
我們不知道是否還有大把人漏網，但從揭發的資料看來，中國形形色色的貪污與瀆職，不勝枚舉，這邊嚴打，那邊胡來，綜合起來，有以下幾種畸形現象：
（1）賣官。這在中國清朝的時候，十分盛行。有錢人為過官癮，忍痛花錢買個官來做，以“光宗耀祖”。沒想到在新中國成立後，那些手抓政治權力者，竟也能從中牟利。任何人都很難置信共產黨統治下有此等荒謬的行徑，但確實有其事。例如雲南省東川市人口僅有29萬餘人，卻有市廳級幹部21人，縣處級幹部184人，科級幹部797人。小小的市鎮有這麼多有級別的官，若再加上小官，豈不是“官官林立”？這就是賣官牟利下的畸形現象。
在江西省廣豐縣，賣官價是“500元掛個號，1000元報個到，10000元起價黑頂帽”。當官成了商業交易。
（2）賣指標，在中國當官的手上有很多指標，待價而沽。影響最大的“賣戶口指標”，即指戶口從“農業戶”轉到“非農業戶”，意味著農村的人可以轉移到城市居住。未想這種轉移戶口的正當程序被重重利用吊起來賣。比如1994年至1995年，甘肅金昌市計委主任張樹生和金昌市公安局副局長姚啟武從市計委弄走“農轉非農戶”指標310個，先後以 2100元至4000元不等的價格，賣給“戶口倒爺”和個體老板，賺366萬元。
（3）賣工程。這更是利益更大。當官的手上有工程指標，就吊起來賣。如浙江省龍泉市委書記夏廣廉，硬把歸副市長分管的工程項目抓過來，結果賣給私人承包商，牟利15萬元。
（4）賣貸。這是老實人通不到的門路，沒錢如何向銀行借貸？只有奸商才有辦法在行賄下，騙得銀行的貸款。比如河南部州三仁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任成建，先後送出70輛小汽車，從銀行貸款出人民幣5.1億元和美金150萬元。當然他也得給貪官送禮，包括送住房、汽車、美女來換取地方官給個方便。
（5）賣地。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強烈主張大膽改革開放後，貪官們就利用炒地皮熱下刮一把。最典型的例子是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于飛，他借口省府要地強迫惠州大亞灣管委會，將3千300畝土地以每平方米120元的價格，賣給由她的兒子、女婿和乾兒子開辦的香港德成公司（買地款是由中國建設銀行佛山支行發出），然後他的家族的公司以高價賣出，這麼一個轉手，共賺了9千584萬元，暴利十分驚人。以權謀私，令人髮指。
除此之外，還有所謂“賣法”的勾當，即執法和司法人員將手中的權力變成一種交易。爆開的案件中有廣西羅城監獄以副獄長胡耀光為首的數十名幹警，以錢抵刑。從1993年至1998年的5年內，放走犯人206名，收取賄賂金三百多萬元，更有貪官污吏把國庫挖空，將國家的錢轉進私人口袋。在1992年至1993年間，擔任山東省微山湖畔的留庄鄉一村的支部書記李修文，人稱“李
惡霸”，他在位時，共歛財6千萬元，擁有9輛高級轎車。
再有是遼寧省義縣大榆樹堡鎮黨委書記于平印，1989年至1994年任職期間，將其 4個兒子，一個侄子全部安排在該鎮重要崗位，把這一方的黨政財大權全部淪於一個家族手中。在6年內，于氏鄉霸共製造流氓傷害案件26宗，致死1人，重傷3人，強姦、凌辱婦女十多宗，敲詐勒索案8宗，如斯採用流氓式的欺壓百姓，簡直無法無天。
有一些情況惡劣到殺人越貨。1995年，海南省瓊山市副市長吳正養，通過該市龍僑中學校長吳川禮收買了3個殺手，殺死了他的政敵吳大欽（吳大欽原為該市教育局長，上面決定調昇為副市長，而將吳正養調任沒有實權的政協副主席，終於引致吳正養惡向膽邊生，買兇殺人）。
比較普遍的腐化官員是揮霍公款，但一般上受到懲罰不嚴，以致當官的可以隨意利用公款來達到個人的慾望。如果不被抖出還犯下其他嚴重罪案，至多被撤職。如1985年陝西省教育廳就以組織普教檢查團為名，大吃大喝，不僅吃掉教育經費，也吃掉群眾集資的辦學經費，結果只是被撤消職務，不再追究。
總而言之，以上所舉的罪案，在資本主義是屢屢發生的，但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改革開放後竟是貪污與腐化大行其道。中國政府焉能掉以輕心？
(五) 陳希同與成克傑案
中國在反貪污反腐敗的鬥爭中也揭開好幾宗大案件，“大人物”跌馬了，“大人物”被槍斃了。這正是邪念與惡行帶來的可悲收場。
有一本書《共和國肅貪內幕紀實》中有一段文十分深刻地反映貪官污吏的嘴臉：”沒有好處不辦事，有了好處亂辦事，歪門邪道好辦事，送上女人辦大事，正幾八經難辦事”。
就因為權力抓在手裡，大官們肆無忌憚地亂辦事，而且貪得無厭。以下兩宗大案足以成為後世人的反面教材：
（1）1998年爆開的陳希同案是建國以來最高級的官員，從高位跌下成為階下囚。陳希同在198 9年六四事件扮演鎮壓示威的角色，他當時是北京市長。六四事件後，因被視為對“反革命鎮壓有功”，因而提昇為北京市委書記，成為北京第一把手，接著又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級別之大，相等於國家副主席職。
我記得兩年前，李堯慶兄問我最近在看甚麼書，我說我正在看一本中國反貪小說《天怒── 市長要案》，情節高潮迭起，把陳希同及其一伙人糜爛與腐化的一面全抖出來，雖然是本小說，帶有創作情節，但也十分用心將陳希同的犯罪行徑暴露在陽光之下。
由於陳希同涉案面很廣，也導致管財務的常務副市長王寶森“畏罪自殺”，也許“投鼠忌器 ”，陳希同被控的罪狀就遠不如《天怒》小說中所描述的“嚴重罪行”。根據公開的罪狀是簡化了的交待，不作詳盡的指控。
他的“罪狀”被簡化成如下的公佈：陳希同在擔任北京市長、市委書記期間，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對外交往中接受貴重禮品22件，總值人民幣55萬5千餘元，沒有按國家有關規定交公，而是由個人非法佔有。
同時，陳希同為追求奢糜生活，還指使、縱容王寶森擅自動用財政資金，在北京建造兩座豪華別墅，供陳、王個人享用。自1993年1月至1995年2月，陳希同經常到上述兩座別墅吃住享樂，違規建造的別墅和購置設備共動用財政資金人民幣3521萬元，耗用服務管理費242萬元，吃喝揮霍公款人民幣105萬元。
若與“天怒”一書所揭露的相比較，可就是“小兒科”了。雖是只提“冰山一角”，也夠驚嚇人了，竟挪用公款高達3千萬元建別墅供個人沉浮在酒池肉林中。
在80年代，只要貪污10萬元人民幣的，一旦被拉上法庭。除了死刑，就沒有其他選擇。但 90年代以後，10萬元已不是甚麼錢，動輒百萬千萬以上的才稱是“大案”。
儘管如此，陳希同並沒有被判死刑，而只是在1998年7月31日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兩年之後，也就是在2000年3月1日，陳希同獲得特殊安排“保外就醫”，這間接地讓陳希同離開牢房，因病得以“享受自由”。
以陳希同重量級的人物，自然還有一些黑幕未抖出來，也可能擔心影響太大，不再追究下去。陳希同在個人扛下“罪狀”後，等於是案件了結，不再有完沒完的追查下去。於是得到優待外出，這或者是對陳希同的一個“回報”，不致把更多人拉下水？
（2）沒有陳希同幸運的是別一位國家級領導人的悲慘下場，他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案件震驚海內外。他原為廣西省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相等於省長的地位，在1998年被調升為全國人大副主席，大概他是少數民族壯族的代表，才有機會往中央升。雖然人大副主席不具實權，但銜頭之大，足以讓人滿足虛榮心。
根據新華社及報章資料揭露：成克傑在1998年當上人大副主席時，已是一個受賄三千多萬元的超級巨金。他賣官、賣地、賣法、賣貸款、賣招標、賣工程，樣樣都齊全。如果不是另一宗案件牽出成克傑是最大的貪官，恐怕他仍然在當他的副主席。可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在他的朋黨出事後，他不可倖免地成為被追查的對象。
令人不解的是：為甚麼成克傑可以掩蓋其罪行，而又能從省級爬上中央？自然是有人提拔，提拔他的人有沒有得到好處？還有為何未經深入調查就讓貪官佔據國家領導的位子？這也凸顯了共和國在掃黑除貪方面力度不深，漏網的大魚何止一個？
成克傑的罪狀是“自1992年下半年以來，與有夫之婦李平長期通姦，並共謀在各自離婚“賺錢”後再結婚，為聚斂錢財，成克傑於1992年下半年至1998年期間，利用其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職務的權力，伙同李平不擇手段，謀取非法利益，數額特別巨大，主要“違法違紀”行為有
（一）1994年至1997年，經李平牽線，將南寧一塊85畝土地的低價讓給民興實業發展公司總經理周坤建造停車場和購物城，並為該公司解決貸款1.88億元。為此，成克傑和李平（其情婦）收受周坤賄賂共計人民幣1千730萬元，港幣804萬元。
（二）1994年下半年至1998年期間，成克傑應廣西省副秘書長甘某等13名黨政機關及企業領導幹部的要求，為解決他們的提拔和調動，向有關部門打招呼，收受人民幣 59.5萬元，美金3.5萬元及港幣2萬元。
（三）1992年至1997年，成克傑應李平的要求，濫用職權，為李平等奸商獲得土地批件，低價白糖，化肥指標和植物油指標經轉手倒賣從中獲利人民幣903萬元。
成克傑對上述罪狀供認不諱，總共鯨吞國家財富四千一百多萬元。2000年7月31日，經北京第一
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判處死刑。成不服上訴，結果被駁回。同年9月14日被押赴刑場處決，成為中共史上首位因貪污受賄被處決的最高國家領導人。
女人、金錢、權力終於使到兩位貪官身敗名裂，印證了“色字頭上一把刀”！
(六) 最大私梟賴昌星？
在中國反貪污反腐敗的鬥爭中，沒有比賴昌星案件更駭人聽聞的了，至少在過去從未發生過這麼大的，牽連這麼廣的錯綜複雜的案件。它說明走私犯罪集團具有通天本領，在全國各地都有內線聯繫，聞之不可思議，確又是活生生地在共和國的土地上發生。
賴昌星是何許人？為甚麼在90年代能把共和國搞得沸沸騰騰？
讓我們先瞭解這個頭號大罪犯的身世。據他自己說，他是1958年9月15日出生於中國福建省晉江縣青陽燒厝村（適逢中國大躍進年代），小時家裡很窮，讀到小學三年級就輟學了，開始在農田工作。在1978年，大概20歲的時候，中國已準備進入改革開放的年代，賴昌星開始做汽車配件生意，後來又搞了個服裝廠，賺了些錢，生意不斷擴大也告多元化，來往於晉江、廈門及石獅一帶，業務包括印刷、兩傘、紙箱及紡織廠業務。到1989年時，其個人資產已有幾千萬元。雖然他不承認是走私賺到錢，但後來當局查到他利用市場開放，大幹走私生意而歛財致富。
1986年，賴昌星第一次出國門到香港旅遊，看到花花綠綠的世界，他決心通過關係搞到香港而成為香港人（他是在1991年4月，把其戶口從晉江轉到陝西某縣，再通過辦法到香港）。同年6月，他與人合伙在香港成立一家“香港美好企業有限公司”，主要經營進出口貿易和房地產等。可惜股東鬧翻，終於拆股。（美好乃其妻子名字．後改名為明娜）
1993年6月，賴昌星在香港又註冊一家新公司，取名“遠華國際有限公司”，屬於獨資生意。
緊接著，在1994年初，賴昌星以港商身份殺回廈門，成立了“廈門遠華電子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百萬美元。因為他知道被闢為經濟特區的廈門，在市場經濟主導下，必有他賺錢的機會。
但要從事生意，不論是合法的或非法的，非得搞好人際關係，海關是他要打通的第一道。由於出手綽闊，賴昌星的名氣被打響起來。不過，明里的電子生意賺不了大錢，暗的生意才有瞄頭，於是又故態復萌幹起走私勾當。他認為只有走私，錢才能撈得快又猛，比起打搶銀行，印鈔票慢不了多少。
所謂電子業不過是個幌子，真正的“業務”在非法走私。為了掩飾不法活動，賴昌星堂而皇之地在1996年組織了“廈門遠華集團有限公司”，使其“走私生意” 走向集團化、專業化及智能化。所走私的產品從原先的“電腦蕊片”發展到走私植物油、石油、香煙、汽車、化工原料、紡織原料及通訊器材等敏感產品。在短短的時間內，賴躍居成廈門首富，當然也成為廈門乃至全國新一代的走私梟雄。
靠走私撈得缽滿盤滿後，賴昌星的“遠華公司”已是遠近聞名，轄下有7個全資子公司，5個控股公司及1個參股公司，營業範圍涉及房地產、旅遊服務、酒店娛樂、國際儲運、高科技工業、金融和碼頭基礎業務等，並從廈門伸延至北京、上海、南韓、新加坡和香港。
遠華集團總部設在香港的銅鑼灣，廈門遠華則位於湖里區華光路。在廈門這個開放的城市，為配合“業務所需”，賴昌星用高薪聘請漂亮的女服務員來為“客戶服務”。如果不是幹行賄，賴又何必大手筆請美女當班？
賴昌星的“業務”在國際化後，也沒有將控制權專業化。反而以家族成員為董事局核心人物，掌控大權的是賴本人，而其妻子曾明娜則掌控財政大權。根據賴昌星的大哥賴水強（在案發生爆出）的形容：賴昌星身為董事長，巴結權貴、縱容小人。他在貪官面前百依百順，在小人面前又言聽計從。他既沒有文化又不聽話，真是文盲加法盲。
有人曾問過賴昌星：“賴老板，翻開你的發跡史，除了走私，別的甚麼都沒有了，難道你就不能幹點別的，做些實實在在的企業？”
賴昌星這樣回答：“我也想幹點別的，可是除了走私，其他的我不會幹”。
這充份鉤畫出賴昌星的內心世界。他認為走捷徑才能致富，違法違紀，是為了謀取暴利，他就這樣一步步滑向罪惡的深淵。
為了方便從事黑幕交易，賴昌星在其廈門的公司先蓋一座白樓，名為電子廠，但也沒甚業務；另一座紅樓，則是藏污納垢的地方，所有見不得光的交易在這裡“黑來黑去”。紅樓也者，實為一座黑樓。
紅樓建於1996年，建築面積有5千平方米，高7層。
外觀看紅樓沒甚麼特別之處，但內頭另有乾坤。
在案爆開後，當局曾公開展示紅樓供人參觀，不久即被禁止，也許是影響不好，不足以成為反面教材。
整座紅樓耗資7千萬元（人民幣），是集辦公室、起居、酒店、娛樂於一身的樓宇。大廈掛著的是“紅運當頭”四個大字，不是“鴻運當頭”。可見賴昌星建紅樓別有用心。
紅樓的設備說穿了與五星級酒店相等水平，除了餐廳外，也有賭博場所，桑拿房及卡拉OK廂間，亦有酒吧和小電影院。
五樓是賴昌星的臥所，六樓是總統套房一站式供達官顯要吃喝玩樂。七樓是賴的辦公室。
除硬件一流外，紅樓的“軟件”便是美女如雲，專從江浙一帶請來的標準美女，難怪客人一進入紅樓，就忘記身置何處，而樂不思蜀！
這正是賴昌星用來征服高官的場所，那些跌入紅樓中的高官，已為他們的未來發出強烈的警訊。可惜，醉生夢死的人不知紅樓也是一枚“計時炸彈”，分分鐘可把人炸個“粉身碎骨” 。
可以這麼說，紅樓是一座燈紅酒綠，讓人喪生理性的“地獄”，它先是使你如進“天堂 ”，縱
情享受，最後是埋葬你的墳場。
賴昌星這樣說“不怕甚麼法規條文，規章制度，就怕領導幹部沒有興趣愛好”。一旦墮入賴的計設網，再也沒有回頭路，他的七個絕招被戲稱為“七子之歌”即票子（鈔票）、女子、位子、房子、車子、本子（護照）及孩子。許多人為了“七子”或其中之一子，終於身敗名裂，永不超生。
賴昌星的頭腦一流，以為已打通天下網，結果天網恢恢，其“王國”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七) 密函板倒賴昌星
“遠華案”之所以被揭發，是賴昌星意想不到被“自己人出賣”。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
1999年春節後，一封密函署名“一群伸張正義的人”寄到中南海，抬頭是致江澤民總書記、朱●基總理，舉報遠華集團老板賴昌星瘋狂走私牟利。
但投報人又是誰呢？賴昌星很快就查出是他的“合作伙伴的拜把兄弟”。他這樣說：中國一個副軍長的兒子朱牛牛因為豪賭，欠下數千萬元賭債，而向他要求幫忙解脫。
賴昌星認為曾多次幫過這位“好兄弟”，決定不再幫他，終於引爆這起聳人聽聞的大案。
朱牛牛在90年代到了廈門，寄身福建九州集團公司，較後被提昇為部門主管。1991年賴昌星以港商的身份有意在晉江做生意，便向九州公司借貸5千萬人民幣，批准人之一的就是擔任部門主任的朱牛牛。他們兩人的“密切”關係由此開始。
當賴昌星於1994年在廈門設立遠華公司大展拳腳的時候，朱牛牛便躋進賴的核心領導層，兩人共同操縱遠華集團的所有走私活動，他們一樣好賭成性。但賴有所克制，而朱就一頭栽進去，只輸不贏，賴也為他還了賭債，可是朱越賭越大，竟輸掉幾千萬元，賴硬起心腸就是不伸援手。
朱在無可奈何底下，只好把本身在香港的不動產抵押，套取現款還債，才能暫時幸運走出賭場。
朱是通過賴的幫忙，也拿到單程通行證到香港打天下，後改了名字叫朱安利。賴與朱在香港合搞的公司叫“中鴻發展有限公司”，可是搞不起來，因為嗜賭成性的朱牛牛成天泡在澳門賭場。
為甚麼朱牛牛有這麼多錢逛賭場？這與他於1994年至1998年間和賴合作走私大有關係。他們兩人賺了很多不義之財。可以說，賴的重大非法活動，朱都有插手其中，瞭若指掌。
欠了滿身債的朱牛牛於1998年向賴昌星要1億元人民幣解困，據他說欠下8千萬元之債務，賴死也不給，朱被逼向賴昌星攤牌。
有人警告賴昌星，有三件事是不能賭的，一是女人、二是賭博、三是舉報信，但賴不信邪，他堅信本身在全國建立起來的關係網，可罩得住舉報信。可是，他打錯算盤了。
舉報信真的送達中央，總共寫滿74頁，附上六十餘頁證據材料，重點舉報賴瘋狂走私植物油、原油、香煙等。信並指出賴藉控制海關通道而控制整個廈門走私活動。
與此同時，舉報信也揭露賴的通天關係網的名單，共有廿餘人，其中最高職位者為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廳級幹部有楊前線等人。
接下來，舉報信也指控賴昌星是黑社會老大，雄霸一方，歛財暴利。當中特別提到廈門開元外資公司及其總經理陳光輝與遠華勾結內幕，牟利額高達人民幣3.8億元（賴昌星說，因為朱牛牛欠陳光輝六千餘萬元，準備整死陳，以解除債務）。
根據中央海關總署署長牟新生在負責案件的調查時，竟然被龐大的數目嚇得瞠目結舌。他這樣說，1994年4月，海關總署收到上層轉來的舉報信件，指責賴走私案值達500億元，涉及黨、政、軍廳局以上領導幹部16人，其中有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總參二部原部長姬德勝（他是前任中國外長姬鵬飛的兒子）及廈門海關關長楊前線等大人物。
由於事關重大，中央政府特別在1999年4月20日成立專案小組進行深入調查，這是建國以來最大的第一經濟犯罪大案。
賴對此項調查也有所擔心，就在專案小組秘密調查時，他攜帶了3千萬元人民幣，三度赴北京打點，上竄下跳，企圖用錢擺平。但不管用，賴昌星已感事態不妙。
就在關鍵性的時刻，賴昌星平時鋪下的網線發揮了作用。有一名線人趕緊通風報訊，要賴走逃。這個人就是福建省公安廳原副廳長，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長莊如順，他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賴昌星五十四萬餘元的賄賂，在緝拿賴的過程中，指使賴外逃。
據賴昌星自己說，在1999年5月份的時候，他還人在北京，被告知沒有事的，後來回到廈門，在6月的時候，也被查過問話，接著便返回香港。
8月份，賴昌星再回到廈門，他是偷渡回去的，經澳門到廈門，便給莊如順打個電話，然後再回到公司，當然不是紅樓，而是另外一間公司“大華景”（原為電子廠，改名為大華景），俗稱為白樓走一下，便返回“小華景”住家。到了凌晨三四點，小舅來電說不對勁，警察已進行搜查。
賴不動聲色駕了小車往公司外一看，情勢不妙，搖個電話給莊如順，證實是要抓他的。於是趕忙叫司機開個破車接他逃出廈門，他們駛過漳州，一路來到深圳，所幸沒被查出。翌日一早，賴從深圳坐快艇回香港。
第二次，莊如順和楊前線（廈門海關署長）就被抓了。
賴昌星回到香港時，並未想走，但得到香港入境處官員梁錦光通知，北京要逮捕他。在梁的指示下，他於1999年8月14日離開香港來到加拿大。
梁錦光本受調查此案，但不幸於2000年8月份在香港入境處的一場大火中喪命，? 雃谷熊L對證的懸案。賴一家人逃到加拿大後，案情進一步曝光，變成轟動國際? 漱j案件。
一個賴昌星，把地球翻轉過來？中國人民也對此百思不解！
(八) 賴昌星成了廈門“黑市市長”
賴昌星漏夜外逃，顯示了案情已曝光，有許多人將因遠華案面對法律的制裁。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署長牟新生在2001年對報界採訪時有如下的重要內容（因為牟也是中央 4.20專案組副組長，亦是前線總指揮，對整個案情的來龍去脈，有深入的了解）： 1999年4月，海關總署收到一份從中辦信訪局（中央領導單位）轉來的舉報廈門遠華集團董事長賴昌星走私的資料，長達74頁，舉報走私案值達500億元，涉及黨、政軍後局以上領導幹部16人，其中有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紀周、總參二部原部長姬德勝、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和原廈門市委、市政府幾位領導幹部，舉報資料附有走私的有關單據。因事重大，乃向上頭建議，由中央紀委和監察部牽頭，海關總署積極參加辦理此案。中央領導在1999 年4月20日作出重要批示，因此被簡稱為“4.20案件”。
牟形容是建國以來的第一經濟犯罪大案，查辦這起案件可謂驚心動魄，感慨萬千。
1999年8月18日，“4.20專案組”正式進駐廈門，在10天之內赫然發現賴在廈門海關區走私成油
品及植物油高達110億元（人民幣），決定派更多人手介入調查（前後共有三百餘人，可說是大陣仗）。
經查證，自1996年以來，賴昌星走私犯罪集團及其他走私犯罪份子。在廈門海關區走私進口成品油、植物油、汽車、香煙、化工原料、西藥原料、電子機械等貨物的值價高達人民幣530億元，偷逃應繳稅額約三百億元，合起來就是800億元的大案件。
賴昌星走私的基地是廈門東渡碼頭，整個海關幾乎為他效命，狼狽為奸。另外，在海鑫堆場是海關批准賴設立的一個堆放和倒換各種走私貨物的重要集數地。在所謂海關的“監督 ”下，無數私貨以合法身份進入國內市場。
根據估算，賴昌星的走私（遠華案）涉及金額高達800億元，相等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 DP）1.3%，而且半個廈門政府也牽涉其中，有上百人受到法律制裁。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名字外，後來又發現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莊如順、福建省中國銀行行長陳國榮、中共廈門市委書記劉豐、廈門市副市長趙克明、藍甫等都是賴集團的同流合污者。
2000年11月8日，福建省廈門遠華案的裁判，首批25起案件一審公開宣判，莊如順、藍甫、葉季湛（中國工商銀行廈門市分行行長）等14人依法被判處死刑。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因犯受賄，放縱走私罪，也在一審被判處死刑。
在這之前，即2000年10月31日，廈門海關原副關長兼調查局局長接培勇被漳州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0年。截至2001年4月，福建省各級人民法院已對遠華案涉及的157起案件作出判決，共有263人犯案處刑。當然也有漏網之魚，最大案犯賴昌星仍在加拿大掙扎不被引渡，還有其他要犯也不知所蹤，那些逃不掉的紛紛落網。算算有七十餘人潛逃海外，而單單廈門市政府內落馬的要員就有110人。在在暴露改革開放後，作為第一前線的廈門，竟淪為賴昌星牟巨利的基地，官商勾結已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
經過統計後，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總共動用1千200人調查和處理此案，規模之大，前所未有，前後歷時三年，從1999年到2002年尚未完未了，堪稱為跨世紀的大案。
為什麼賴昌星有此通天本領翻轉整個廈門，又有本事打通中央的內線？揭開了不外是金錢和美色在作祟。賴正是用這兩個有力的武器打開中國的海關，儼如是如入無人之境，事事通關，以致他的非法行徑在掩飾底下變成“合法”，確是令人百思不解。
有人這樣形容，賴昌星把原本清淨的海島，搞得烏煙瘴氣。因為調查的結果顯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平均3天有一艘萬噸巨輪闖關卸油；而香煙走私平均每天有二十幾個集裝箱；又有八千多輛走私汽車安然通過集關大橋出島；專門走私洗黑錢的“地下錢莊”每年換匯數以億之計。
如斯的“一條龍”犯案，經有500人跌入其中。從20歲的青年到73歲的垂暮老人。既有官方高層人員捲入，又有黑道人物從中滋長。賴昌星餵飽自己，齊把貪官，又“施惠”於黑幫。他成了廈門的“黑市市長”，把正牌的市長搞到團團轉。不為甚麼，皆因利字當頭，色字當頭，真的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職務。貪污和腐敗的泛濫，莫過於此。
儘管賴昌星事後大作文章，聲稱自己是政治鬥爭的犧牲者，也指政府將他開刀，是具有政治因素，但這等狡辯也很牽強和難令人置信。
也許有人因介入遠華案而在政治上消失了，但如果政敵人物不貪，不與賴同流合污，又怎會弄到身敗名裂呢？
例如原公安副部長李紀周被控貪污受賄900萬元人民幣，但賴說是借給李500萬，另400萬是一個香港走私犯，梁耀華交給了李紀周的女友李莎娜。可是李莎娜被捕後，李紀周就陷入囹圄。
李紀周較後交待曾接受賴的金錢，第一次是通過其太太向賴借了100萬元。
第二次李紀周的女兒李倩（人在美國舊金山），因公司面臨破產，賴匯了50萬美元給了他的女兒。
第三次是賴親自給了李3萬元港幣。
雖然李表示沒給賴辦過事，但賴的大手筆不必問自然是要收買李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九) 色海無邊回頭無岸
告密函扳倒賴昌星；賴昌星害死了楊前線。“遠華案”之所以轟動遐邇，就是因為這兩個人的串謀，抖出了800億人民幣的大案件。當然周圍還圍繞著許多人，但沒有賴楊的狠狽為奸來得典
型。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楊前線的私通，賴昌星不可能邁開大走私的第一步。
究竟楊前線是甚麼來頭？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地跌進賴佈下的“陷阱”（或許可以說楊是心甘情願為賴打開缺口，皆因“色海無邊，回頭無岸”所致）？
楊前線原是廈門海關關長。1954年生於廈門，父母均為教師。上中學時正好趕上文革，後來在廈門海關工作。接著在保送下於1977年到北京經空大學海關進修。這期間，楊認識了“校花”張琳。3年大專學生結束後，張回到秦皇島工作，楊則回到廈門。這對戀人兩地相思，經過楊的母親動之心情，說服張琳來到廈門當楊家的媳婦，且與楊同在廈門海關工作。兩人在1982年生下一個女嬰，取名咪咪。
可是，楊並不安於室，在1985年當上廈門海關緝私處處長時，與一位同事蔡惠娟搞婚外情。蔡原是某部隊醫院的護士，後轉業到海關，人長得幾分姿色，又熱情如火，很快與楊發展地下情。楊
則唆使蔡與未婚夫退婚，做其“地下夫人”。
與此同時，楊前線經友人介紹，認識了賴昌星。兩人一見如故，竟在後來成為“拜把兄弟 ”。還有一個加入他們“陣營”的就是後來也當上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長的莊如順（大學學歷），三人結成“死黨”。
1988年楊調昇泉州海關關長，就串謀與賴昌星幹起走私生意，因為有賴的送錢，又幫忙打點上邊關係，以至楊在1990年又昇上廈門海關副關長。可是他的“地下夫人” 蔡惠娟氣憤楊未離婚娶她，又吵又鬧。楊為打發此“小辣椒”，將她“調昇” 石獅當監管科副科長，要求其下屬接培勇關照。接對蔡的整天打電話吵楊也無可奈何，但也盡力袒護楊的地位。
1994年，楊再昇為廈門海關關長，更方便與賴昌星放膽大幹一場。正因為受不住誘惑，楊於1996年同意賴昌星建立海鑫堆場，作為走私貨物集散地的大本營，未經國家海關正式批准。
因為有楊罩著，賴肆無忌憚地擴大走私生意，財源滾滾進；而楊又有賴關照，打通中央上級人際關係，一直望想有一天會被提昇為福建省副省長。
雖然官場得意，又有鈔票飛進來，但楊始終擺脫不了蔡惠娟的糾纏，惟有通過賴的幫忙，把蔡弄到香港定居，成為香港人。賴就要插蔡擔任一份差事，他知道通過蔡可牽制楊前線，在1997年利用蔡回到廈門，在廈門成為他的其中一位“副總” 。她的辦公室就接著賴昌星（即在紅樓的第一層），因為她隨時可以調動楊關長和接副關長（接在後期調昇成為楊的副手），操控走私生意，賴知道蔡的影響力後，慷慨大方耗資一千多萬元港幣為蔡在香港買了一套豪宅。
賴昌星也很會盤算，認為通過一個女人作用也許不全然配合所需（因為這時楊對蔡已沒多大興趣，但又不敢與她斷絕關係，深懼蔡“亂爆料”，毀其政途），因此在同一時期刻意從香港安排另一位更美麗動人的女人送給楊前線，這個女人就是在遠華案被抖出來的周兵。
周兵是來自杭州的大美女，生於1966年，比楊小12歲。周兵先後嫁了兩次，後又離異，與第一任丈夫生了一個女兒，定居香港。原是在香港擔任空姐的周兵，接著又與賴搞生意。眼前這位美女，雖然已是32歲，看上去仍然明艷照人，賴動起腦筋，認定楊肯定會喜歡這小女子（身高1.7米），果然在1996年在廈門悅華酒店第一次見面時，兩人便生情愫（這情與慾的誘惑，就是生與死的伏筆）。
周兵除了人美，也有智慧和思想，她也確然愛上楊前線，而楊更愛得如痴如狂，便要賴昌星“送出”在廈富豪花園F2別墅一套，作為他與周兵的愛巢。
蔡惠娟聽聞楊又搞上另一個女人，向賴興師問罪，但賴一口否認，蔡也因收受賴之甜頭，未敢追
根究底，可是在另一邊，周兵卻暗中懷孕，並在1997年到美國生下一個男孩，取名 “龍龍”，成為美國公民。
龍龍滿月後，周兵把他帶回廈門，住進別墅一個時期，而周兵也忙於自己的事業，經常到香港處理業務。周兵也不是省油的燈，她在香港有兩處豪宅，一間位於香港跑馬地，面積 2300平方尺，價值2260萬港元，另一間在紅山半島，價值4千萬元港幣。到底豪宅是賴送給楊前線或周兵的，倒是一個謎。總之，是因為楊為賴牟大利，送屋送錢也是極為平常的事，同時，不可否認的是，賴曾先後給周兵戶口進了一千多萬元香港幣，作為楊與周的“生活費”。
一個男人，周旋在三個女人之間，除了妻子張琳不會對他構成威脅外，另外兩個女人的任何爆料，都足以害慘楊前線，這就是楊的“計時炸彈”。
雖然，直接扳倒楊前線的，不是這兩位女人，但也案中增添一些神秘的色彩。賴昌星在這方面，確是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他巧妙地利用這兩個女人讓楊前線一直滑下去，沒有回頭路。
就在賴昌星於2000年8月11日由廈門逃跑的第二天，楊前線被逮捕了，在拘押期間，他承認了罪行，但法院只控他收受賴贈送一輛“凌志”車和一張虎皮，數目不算大，結果被判死刑（2000年11月8日），旋被處決。他的朋黨莊如順被改判死緩，無期徒刑。其副手接培勇判處20年徒刑。賴昌星逃跑了，周兵也逃跑失蹤了，楊的妻子張琳被這椿大案也病成癱瘓的人。
一個大好前途的幹部，因貪與色，毀了自己，也毀了家庭。這個悲劇足以讓人警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
(十) 賴昌星王國夢碎
賴昌星究竟是何方神聖？他有甚麼“本事”在短短的幾年內成為“大紅大紫”的人？他又為甚麼在一夜之間變成亡命天涯的通緝犯？
根據賴昌星自己說，他是生在大躍進的年代，原籍晉江，只讀過3年書，就出來種田種菜。1976年，他18歲，與另外四個人合辦一間修理汽車的小廠，開始涉足生意。兩三年後，又去開辦紡織機械廠。到了80年代初期，賺了一些錢，又辦印刷廠、雨傘廠、紙箱廠。在 1989年時，已是千萬資產的人。
但另外的報導則指賴表面上是做正當生意，實際上他暗中又幹走私勾當，在晉江石獅和廈門走動，賺了走私得來的錢，不是靠正當生意致富的。正因為錢來得太容易，賴在石獅花了300萬人民幣蓋了一座賴氏別墅，作為他財富的象徵。
1996年，他認為時機成熟，在廈門組織了“遠華集團有限公司”，把走私活動全線鋪開，打通中國海關大門。
如果沒有廈門海關關長楊前線提供方便，賴昌星不可能會撈得缽滿盤滿。
有了錢以後，賴昌星的胃口更大了，他準備在廈門市中心蓋一座佔地2萬米方米 88層高的摩天大樓，並在1998年舉行奠基典禮，一時冠蓋雲集，好不威風。總投資額30億元。一年後，事機敗
露，已投下1.1億元的摩天大樓停工，成為坑人的火坑，也埋葬賴昌星的業務。
還有未完工的計劃是遠華國際大廈，佔地1萬米方米，建築面積8萬平方米，已投入 3億元。
再有是令人津津樂道的遠華影視城，佔地1千畝，第一期開發100畝，已投下 1.3億元資金。這是賴的一大“傑作”，內中有仿故宮的複制品，又有金水橋、天安門、大和殿、養心殿、長廊和御花園。總之賴是想將北京的紫禁城“搬到” 廈門來。就在1998年中國國慶節前夕（9月30日）（尚未出事之前），為慶祝遠華影視城第一期工程竣工，“小天安門”張燈結綵，賴昌星則登上小天安門，頻頻向遊客招手，以滿足個人的虛榮心，他以為他是毛澤東。
所有這一切的夢想計劃如今已成了泡影，賴昌星的“王國夢”，終於化作一團烏雲，把廈門弄得烏煙瘴氣，人心浮動。
但觸使賴這麼膽大包天，幹別人不敢幹的事是因為他在1996年在廈門蓋了“紅樓” 而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外邊看來一片紅色，未有甚麼特別，內頭卻另有乾坤，共耗資7千萬元建成。
紅樓的作用就是把它轉成一個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紅燈綠酒的場所，有餐廳、桑拿、按摩、卡拉OK廂房、小電影院、客房、應有盡有。多少達官顯要就是被他拉了進來，而樂不思蜀，把靈魂都給出賣了。
紅樓成了賴昌星的有力武器，征服了大小官員，也建立起他的人際關係。好讓他的走私生意越做越大，甚至被利益沖昏了頭腦，以為有上邊罩住，可以胡作非為，亂搞一場。
果然不到兩年的時間，賴昌星已是廈門炙手可熱的人物。一時興起，竟然妙想天開，在1998 年打造另一個“天堂”，準備成為“跨世紀的商業奇才”，在廈門建造“賴昌星王國”。
詎料，一封告密函抖出紅樓的一大堆黑材料，頓然之間，紅樓變作“黑樓”，賴打造的 “天堂”變成埋葬不少人的地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賴的寫照！當賴昌星在1999年 8月11日漏夜逃出廈門，回到香港時，還以為可在香港立腳。因為他在1996年起，斂來的不義之財也用在香港瘋狂置業，總值達11億港元。
加上賴氏家族在中國的資產近十三億元，賴已是坐擁廿幾十億的鉅富。
可惜情況有變，賴一家人不得不在8月13日出走加拿大，能帶走的有多少，不得而知，不能帶走的，已全數被查封。
不學無術的大私梟，結束了他“多姿多采”的生活，也為自己的前途劃上句號。
廈門政府為把“紅樓”當反面教材，於2001年10月“公開”紅樓供參觀，準備展出1年，以警惕國人不要以身試法。未想引起反效果，指紅樓的“教材”不盡真實，對受刑人有欠公允，於是兩個月後匆匆收場。不知是誰的鬼主意，搞了一個鬧劇。
其實遠華案只是暫告一段落，並沒有落幕，主角賴昌星人在加拿大打官司，力拚不被引渡，第一仗是打敗了，他是否能成功住在加拿大？要等上訴案審結後才知。
做夢都沒想到會成為亡命之徒的賴昌星，此刻正嚐到作惡多端的苦果。他能怪誰呢？他吃掉中國老百姓的錢。他害死數以百計的人斷送一生。有人說他一死不足以謝罪，他是罪該萬死。不過，中國政府開了口，不會判他死刑，他會被引渡回中國受審嗎？只有加拿大的法庭才能作出決定。
廈門遠華案，共犯能跑的早就不見蹤影，不能跑的，都得到應有的下場。真是成也賴昌星，敗也賴昌星！
根據資料顯示，遠華集團走私的關係網如下：
（1）核心成員：董事長賴昌星，董事曾明娜、曾明育、賴昌標、賴昌圖及劉志聰。
總經理：洪鞏堤、副總：朱牛牛、侯小虎。
“海外兵團”：侯小虎、王敏、謝東風、任軍、蔡惠娟、賴恩煌等人。
（2）合作走私：九州公司（趙裕昌、于志海、從真），開元公司（陳光輝），東方公司（曹星海、馬金森），廈門石油公司（陳燕新），新中原（王燕棣），特貿公司（謝永武），省中燃（蔡進生），市中燃（李世瑛），聯發公司（王金挺），祥鵬公司（黃存），中海勞務（嚴立平），象嶼高海（鄧建國），象嶼為華（李寶民），象嶼金海（高清坑），國泰公司（陳揚濂），經貿發（劉鐵），通利實業公司，東山東發公司，泉州包庄公司及廈門聯裕發公司。
（3）打通官方環節：北京（李紀周、姬勝德等人）
福州（莊如順等人）
廈門（劉豐、藍甫、趙克明等人）
廈門海關（楊前線、周振庭、楊上進、吳宇波、方寬榮等人）
銀行（葉季湛、陳國榮、陳建鑾）
外代船務（廈）（鄭振泰）
外運船務（廈）（張北辰）
港監（廈）（陳友達）
港務（廈）（王權民）
公安外聯處（廈）（王可象）
安全局（廈）
省邊防總隊（張永定）
（2004年11月）
龍的文化與中華民族
龍的文化與中華民族
緒言
“龍”是甚么？為甚么“中華民族”對“龍”有很深的執著？為甚么華人又稱為“龍的傳人”？更重要的是“龍”究竟代表著甚么？以致千萬年來，“龍的文化”歷久不衰？
又為甚么“龍”世代相傳，到今天還被人津津樂道？
如果我們用科學的眼光和根據歷史的考証來看，“龍”是無中生有的“動物”。生物和考古學家從來沒有發現過曾有“龍”生存在這個地球上，但卻曾推斷出在6千3百萬年以前至2億3千萬年左右，也就是整個中生代，又叫爬蟲時代或恐龍時代（包括白璽紀，侏羅紀、三疊紀），前後約1億6千7百萬年間，地球上未証實有人類，只有爬蟲動物，其中以“恐龍”最為“龐然大物”。
考古學家曾在雲南湖北及四川發現很像恐龍的動物，其中以“長頸龍”的畫像甚像神話中的恐龍。
“恐龍”的類別和形狀也是後來的人根據化石或遺畫推測出來的動物，分成如蜥蜴類（四腳蛇），如馬類和角類的恐龍等等。可能是體大而笨重，求生不易，到了中生代末期，也就是距今60萬年前，所謂“恐龍”全部消失。今天我們看到的蜥蜴，或四腳蛇或變色龍，或鱷魚或大蟒蛇類的動物，不期然地想像他們可能是恐龍的後代，而最像後來人“創造”出來的恐龍造型莫過於蜥蜴了。
這樣的年代太久遠，我們無從確定“恐龍”有多大，只是從神話中，傳奇中或電影中看到“恐龍”的恐佈形象（以侏羅紀公園作為代表作），恐怖到“人類”幾乎無法生存（其實在恐龍時代，人類如何與恐龍並存？無從考証。）
就算有“恐龍時代”吧！它也與中國人心中的“龍”是完全不同的，也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我們只知道後人在發現到不知名的“動物化石”時，把它歸類為“龍的一族”。
但認真的了解“中國人的龍”，又是與“恐龍”扯不上關係。因為中國人的“龍”想像力太豐富了，竟然以各種動物的特點拼湊而成。經過時代的演變，發展成今日的“萬物之首”的造型。而如果去追求歷史的話，從來就不曾有過“龍”這種動物。
中國考古學家張光直在其著作“美術，神話與祭祀”（1988年出版）中對“龍”下了這樣的定義：“凡是與真實動物對不上，又不能用其他神獸名稱來稱呼的動物，便是龍了。”這種說法有其根據，但中國人是從那裡發現“龍”這種怪物呢？
考古學家發現，“龍”字始見於中國最古老的文字－－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距今三千多年前）既有象形文字“龍”的出現，那麼可以推論在商代之前，早已存在“龍”的動物（即使是存在人類的心中和想像中）。因此我們又要往前推論是在甚麼時候出現“龍”的。
不必置疑，一定是先有人類，才會用智慧把“龍”定型下來。可是，我們的祖先又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把“龍”創造出來的？
(一) 龍是怎樣來的？
我們不要拉得太遠，地質學家認為在1萬2千年前，地球上最后一個冰期終於消逝，人類跨入了“新石器時代”，有別於更上古的“舊石器時代”。而人類的存在地球則被推測出現在2、3百萬年前。
可是沒有“文化”可考証，只能用發掘的化石或遺石來推想和論証。
在舊石器時代，人類的生活非常簡單，與動物為伍，也有某些崇拜觀念，因為在與大自然博鬥中，人類無從克服天災之降臨，直到新石器時代，人類對“神”的觀念產生，唯有通過這樣的“外界力量”或說“人的力量以外的保護”來求生存和克服災難。這就是說，如果舊石器時代的人是對動物的崇拜，那麼新石器時代的人就懂得將動物“神化”來祀拜。當時的人類認為捕獲動物食用與避免（或遭受）猛獸的傷害都是冥冥中主宰自然界的神的意志，也即是神的意志是通過動物向人類表達的。當他們捕獲動物時，便會用一部份捕獲的動物來“祭神”而分享食物。
張光直在其著作“中國古代史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文中指出：“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層次，是中國文明重要的成份，也是薩滿式世界觀的特征。”
所謂薩滿式（SHAMANISTIC）的文明是世界普遍用詞，在薩滿族的詞語中意指“因為興奮而狂舞的人”，后來成為薩滿族教“巫師”的通稱。
由此來看，以動物作為溝通天地的重要媒介，正是薩滿文化的主要特徵。
劉志雄與楊靜榮合著的“龍與中國文化”一書中這樣說：“中國整個新石器時代，是一個宗教巫術之風熾熱的時代。”
新石器時代根據史學家考証是在1萬2千年前開始，也就是公元前1萬年一直發展到公元紀年，歷時有一萬年之久，這之中出現仰韶文化，半坡遺址，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及大汶口文化等等，又有傳說和神話參雜其中，形成一個“多姿多采”的中華文明的孕育。
(二) 龍鳳孰先孰后？
這一段漫長的歲月中，從挖掘出來的文物說明了在公元前4千年時，也就是距我們約6千年前，發現仰韶文化出現了“圖騰” 的動物，最初是根據有真實動物的形象出現，如魚、蛇、鳥、牛、虎等等，但后來逐漸變形，“龍紋文化”。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屬於鳥類的鳳的“圖騰”(TOTEM)。（中國人最原始的崇拜對象，到后來演化成迷信，進而滲入宗教的意識）也告出現。
究竟是先有“龍”的圖騰或先有鳳的圖騰？或兩者是同一個時期出現？眾說紛云，未有共識。
（讓我們先了解甚麼是圖騰？它是古代人類族群中的一個徵幟，象徵著一個族群的最高崇拜者。作為精神上排困解難的寄托或心靈上的慰藉。它可被視為宗教的啟蒙元素，后來竟轉成藝術多過宗教成份）。
根據歷史考証“龍鳳”是新石器時代的“產物”。
由於不同的族群居住在不同的地方，自然有本身的圖騰，按族群的需要而“創作”，於是又有龍又有鳳的圖騰在不同的族群出現，作為族群代表（相等於今日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國旗）“龍鳳文化源流”（王大有著）一書中這樣說：“鳳鳥為甚麼要和太陽復合構成呢？
推想起來，大約作為“屬雞”的鳥，原本就是長尾雞或馴化后的家禽，它日出而鳴，先民認為太陽引來了雞，或雞喚來了太陽。總之二者不可分。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陽成了先民生存與繁衍的不可缺少的寶貝。
由於這些緣故，先民產生了對太陽和雞類鳥的崇拜，產生了二者復合圖騰。流傳至今的“丹鳳朝陽”的最原始含義可能就是這樣。”
七千年前的河姆度一期文化（長江下遊）遺址中的“鳳鳴朝陽圖”，是目前所見的最早的“丹鳳朝陽圖”，所描繪的實際上是“雞鳴朝陽”。
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吳縣草鞋山墓葬中出土一件蓋貫耳壺，上面刻著曲折編織構成的鳥紋，鳥頭上有曲折形的冠羽，尾羽長而向上揚起，可見有鳳鳥的基本特徵。
至於“龍”，同樣在距今7000余年前的仰韶文化（黃河流域）的出土文物中有各種動物的紋樣。
其中有一件“原龍紋像”的蒜頭壺首次在陜西省寶雞市金陸河西岸被發現，推算為距今6800－6000年的文物。這條“龍”具有細長的身驅，呈孤形盤曲狀，龍的尾部繪有一只短尾，尖嘴，體型肥碩的大鳥。鳥喙與龍尾相連，考古學家定名為“水鳥啄魚紋”。（參閱“龍與中國文化”）。
學者們將魚視為人類最先崇拜的動物。因為他們要靠抓魚為生，否則難以生存。
我們從這裡又聯想所謂“龍”是與水有關，可能從魚類或水中動物演化而來；而鳥類則歸為“鳳”。
因此在商代出現“龍鳥（鳳）相銜紋象，應可推為最早的“龍鳳呈祥圖”？
讓我們作這樣的一個推定：“龍”是屬水的，鳳是屬火的。它們“生存”在不同的族群，后來族群的結合，圖騰也變成“龍鳳相合”。
原本在“鳳”的家族中，沒有雌雄之風，即屬火，當歸陽（雄），於是又創造了雌的鳥，稱為鳳。一句俗語“鳳求凰”因此而來。
同樣的，“龍”的家族中，也沒有雌雄之分，后來又發展成“二龍相連”紋。把它們當成雌雄。但這種的想像太難分辨和理解，到了有象形圖畫和文字的時代，“龍”有很大變化，“鳳”也變成雌的象徵。一雄一雌的相配，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完美和至高的象徵和代表。
當我們演譯“龍鳳”起源的當兒，有必要簡略回顧歷史的發展，以了解我們的祖先又是如何將“龍”變得如此“栩栩如生”，卻又是從未有的動物；與此同時，又為何將歸屬鳥族類的鳳不斷美化，到后來成為不存在世上的一種幻想力十分豐的鳳，比起孔雀還要美麗和高貴。
根據中國歷史的發展，分成史前和史后。所謂史前是指夏朝（即公元前21世紀到17世紀）以前的一段古遠歷史，沒有文字記載，只靠土壤和出土文物及動物來推算。
於是乎史家推算約170萬年前，出現元謀人及其文化，到了80萬年前，出現藍田人及其文化。
接著在50萬年前，出現北京人及其文化，再下來約10萬年前，有了丁村人及其文化，及后的約1萬7千年前，有了山頂洞人及文化。而新石器時代是指1萬2千年前開始，在這之前，推為舊石器時代。
因此歷史演變到六、七千年前時，在黃河流域發現仰韶文化和長江下游發現河姆度文化。再往下來的約四，五千年前，黃河流域出現大汶口文化，齊家文化，而長江流域中下游出現屈家嶺文化，青蓮崗文化和良渚文化。
(三) 伏羲女媧是龍蛇
這些文化對我們來說太遠和模糊，仍然找不出中華民族的起源點。是我們的祖先根據歷史的變化，加上許多神話和傳說，一方面使文化更生動和有活力，另一方面，在神話中找尋中華民族始祖。“伏羲和女媧”被定為人類的起點（約莫6千年前）。
這段歷史時期正好處在“新石器時代”。
清代陸次雲“峒谿纖志”載：苗人傳說伏羲，女媧本為兄妹，洪水之后兄妹為婚。
伏羲祖先在江蘇太湖地區，女媧祖先在長江下游，他們被塑造成中國人的始祖（正如西方盛行亞當與夏是人類的始祖一樣）。
儘管歷史考証並非如此，但考証出來的文物是死的，惟有神話是生動活潑的，很符合人的口味和需求。伏羲和女媧的神話也就保存到今天。
伏羲的偉大不僅於此，他被推崇為易經八卦的創始人，有詩云：“一畫開天分陰陽，推演萬物定乾坤”。
伏羲又稱為大昊，意指他與日月同輝，功德無量，相傳15世。.
十分重要的是，伏羲以“龍”為圖騰，成為凝集人的團結的“權威”。
為了給伏羲形象化，先民在甘肅天水市建了一座有名的伏羲廟。到底有沒有伏羲這樣的人，也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為中華文明作了一個明確的開始，史家又稱為“伏羲文化”，也就是后來的“龍的文化”之起源，因為伏羲以龍命名八個官職：飛龍、灒龍、民龍、火龍、降龍、土龍、水龍、木龍等，而他本身則是“龍師”。
神話中形容伏羲“鱗身”（即為龍），“女媧蛇軀”，蛇附龍后晉身為“小龍”地位。
伏羲之后，是為炎帝，又稱為“神農氏”，今日民間流傳“神農廟”，已把他當成葯祖來看。他被傳精通醫術，是來自陜西省寶雞市姜族首領。他在位140年，共傳八世，歷時460年。炎帝陵就在湖南省炎陵縣，繼他之后，是黃帝生於壽丘（山東省曲阜市），居於軒轅之丘（今河南省新鄭縣），死后葬橋山（今陜西省黃陵縣）。他研創了八陣圖，又命倉頡造字，制定樂器，社會顯得“歌舞昇平”，中國也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的盛期。
黃帝陵在陜西省黃陵縣，他的子孫25人，堯舜帝和夏朝、商朝、周期的帝族都是他的后裔。
在黃帝后，較出名的是堯帝和舜帝。堯帝讓位於舜帝被歷史稱為“禪讓”美德。他們都把部落治理得井井有條。人們曾以“堯天舜日”來稱頌他們。舜之后是為禹帝，他的偉大的成就是后世不斷稱頌的大禹治水。
大禹是夏朝的奠基者，中國有朝代的歷史由此拉開序幕。
夏朝是原始社會逐漸解體，奴隸社會的形成時期，也是帝王從禪讓到變為世襲制的第一個朝代。
夏朝從公元前22世紀一直維持到公元前17世紀初，歷時500年。距今天4千年前左右。夏朝一開，中國有了朝代之延續，到了公元前17世紀初，商滅夏，至到公元前11世紀，周滅商。
周朝一共維持到公元前221年，終於被秦始皇取而代之統一中國。這之中周朝也經歷了春秋戰國的亂世之秋，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政體。
秦始皇之后，中國的朝代歷史就非常詳細的記載，因為秦始皇統一了文字，一直流傳到今天（秦始皇死後被尊為‘祖龍’）。中國歷史歌謠對中國的歷史作了這樣的一個概括：
三皇五帝夏商周
歸秦結漢三國盟
晉中南北隋唐帝
五代宋元明大清
（註：三皇指伏羲，炎帝、黃帝、五帝指少昊，顓頊，帝嚳，堯及舜、他們都屬部落首領，不是皇帝，而是被神化了的人物，事實是否要如此，只能從神話中尋獲。他們當政時期尚未形成一個國家，唯有秦始皇，在中國建立了真正的第一個國家。）
(四) 龍是通天媒介
當我們多少理解中國的歷史發展后，又轉回頭來看看龍的文化是怎樣在歷史長河中演變的？既然先民把伏羲定位為第一位龍的傳人，就意味著龍的文化從伏羲開始。他是新石器時代時期的典型神化人物，作為中國有史記載的開場白（神話是歷史的補白）。自然與龍脫離不了關係，雖然龍的圖騰出現比伏羲還早，不過到了伏羲的年代，龍的權威才告確定。
為甚麼龍會這麼偉大而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這與古代人的生活大有關係。
再往上推，遠古的人類，生活簡單，有很多問題不能解決，對天災造成的禍害無從理解。惟有求助於某些特定的標誌（圖騰）作為崇拜對象，希望藉此產生力量來抗拒對生命的威脅。
起先根據自然界出現的動物繪出“圖騰”，后來又覺得不夠威嚴，沒有特殊，於是又為“圖騰”“畫蛇添足”，將某些存在的動物加以誇大和美化，使之更有威懾感，求取心靈上的依附。
古人也相信，這世界是深不可測的，尤其是一望無垠的宇宙，大到幾乎無法形容。自然而然地對“天”產生敬畏之心。但要通往“天”的道路又非人所能為，惟有借助“動物飛天”或“圖騰通天”的意念作為橋樑。於是乎一種有異於現存的“動物形象”宣告“誕生”即龍也！
到最終，“龍的登天”的神話不斷地傳開，並被統治者利用“龍”來懾服人心和抬高聲價。皇帝自詡為“龍的化身”，更推算伏羲是龍之始，因此皇帝擁有所有人不能比擬的地位和權勢。
至於龍的來源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龍”的原型是某種生物或幾種生物的組合。如蛇、馬、蜥蜴、河馬、鱷魚、恐龍等。
另一種認為龍的原型不是實際存在的動物，而是某種自然形象或各種藝術化的動物形象的疊加組合，如雲、虹、閃電合併了的圖騰。
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依據，這可從商代甲骨文，出土中有“龍”字得到證明中國人在商之前已“創造”出龍的圖騰，到商代有了文字。被認為最早論述龍的書籍是周代的“周易”，它用龍所在的生態環境和形態來表示凶吉利害。這就是說，它很早就與“卜卦”掛上了鉤。
春秋時代的孔子甚至形容老子為“龍”。
漢代劉向在“說苑、辨物”中說：“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
(五) 漢朝奠定龍形象
漢代許慎在“說文”中進一步形容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
較具體描述龍的形象的是后漢學者王符。他說“其形有九，頭似蛇，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鱗。具九九陽類，其聲如戛鋼盤，口旁有須髯，頜下有明珠，頭上有搏山。”
中國人基本上接受“龍”型是如同王符所形容的。及至今日，被美化的龍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腦海中。
“龍”是中國人的智慧的結晶品，也是神話中衍生出來的“神聖至高無上”的動物。六七千年以來，角色有變，卻從來不曾褪色，反而在后來越洋飄海，在世界各地根植了龍的文化。因此，我們說“龍是華人的始祖，也是神話的始祖”。
下來，我們有必要從各方面來探討“龍”對中國的深遠影響，“龍”對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以了解“龍”為甚麼直到今日為我們的生活和藝術，增添了無限的色彩。
(六) 龍與宗教的關係
(1) 龍與宗教
我們說過，古人總覺得天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神”，不但不能得罪，而且要想辦法來奉承“天”的需求，若有某些東西能通天，最好不過。於是龍登上人類心靈至高境界的舞台，作為人類的保護者。先是從簡單的動物作為基礎，慢慢地被複雜化起來，演化為“通天使者”。
不過，龍一直未登上“神”的地位，不成為被崇拜的主體。人們只想利用龍的力量抵擋災禍，未想到為“龍”立神位，早朝晚拜。這就是為甚麼直到今天，華人並未把“龍”搬上神台的主位。
就其原因不外是：
1. 龍是最早用來輔助人類排困解難的工具，是族人的代表的象徵。但還不懂得將“龍”化為“龍教”，設置一套系統和理論來使人膜拜和敬畏，儒家和道家不為龍套上思想哲學，因此沒有龍教的信徒出現，只被允許活在每個古人心中“不可侵犯”的“聖靈”。
2. 當中國人進入奴隸社會，有了皇和帝后，把龍當為統治者的專利。因而臆會出盤古“開天闢地”后的伏羲和女媧是龍的最早傳人，奉他們是人類統治者的臬圭，代代相傳，到了漢朝時期（公元前202年起）走進宮殿成為“寵物”。
例如漢朝開國皇帝劉邦（漢高祖）（公元前256-公元前195年）出身寒微，因知人善用，打敗楚霸王項羽而得天下。在做了皇帝後，自感出身太低與當皇帝身份太不相匹，乃杜撰其母夢龍入身懷了孕，生下劉邦，是為龍種。既為龍種，當是天的代表，所謂“天子”，“龍的化身”也。
正因為“龍”已被統治者壟斷，民間又得對皇帝“五體投地 ”，逢帝必跪，而龍也被“人化”了，民間不可能再創“龍”神來祭拜。活生生的皇帝只能跪地而拜，豈可置家中拱拜。
也許是，民間只能“仰天望龍”，不得打“龍”的主意，所要祀拜的對象不得不轉移到其他方面。因此宗教很容易找到生存的空間。
3. “龍”在相當長的時期被統治者美化而高高在上，人民要“攀龍附鳳”實在是難如登天，惟有轉向藝術方面的發展使之美化以迎合統治者心意。
可是在佛教和道教興起後，龍的身份又告“跌價”。
佛教創立於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紀之間，由印度的小王子喬達摩悉達多所創，“成佛”后被尊稱為釋迦牟尼。在他出生的年代，中國正值春秋時代，出了許多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比如老
子、孔子等等。這兩位代表性人物后來成為道家和儒家的鼻祖。
儒道思想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未形成一個普及性的宗教，不往宗教發展。孔子的“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是既不否定神鬼，也不與之為伍。
佛教在中國開始流傳是在西漢時代（公元前206年起），但立足于東漢年代（公元25年起）。當時民心動盪，社會不安，宗教很容易滋生、
最先信奉佛教的是漢朝的一個親王－－楚王劉英，而第一個信佛的皇帝是劉恒帝（公元前180至公元前157），他們兩人都有弱點，一個有“謀反之心”，另一個則“荒淫無道”，乃利用佛來減輕心露上的罪惡感。可惜，誠心不足，都告早逝。
佛教傳入中國后，又怎樣與“龍”發生關係？根據東漢人筆錄的佛教經典中，竟然也發現有一種梵文稱為“那伽”(NAGA)的動物（今日的馬來話，稱龍為NAGA是從梵文得來）與龍相似，經典說，“那伽”長身無足，能在大海及其他水城中稱王稱霸。追究起來其實是蟒蛇，而印度的佛教視為龍。更甚者，佛教中也出現所謂“天龍八部”（金庸有一部著名武俠小說取名為“天龍八部”。）
“天龍八部”是佛教中的護法神的總稱。因其分天眾，龍眾、夜叉、乾達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迦八部而得名。
龍在八部中位置僅次於“天”，具有無窮的通天本領。它們居於大海，池沼與空中，能興雲佈雨，降福消災。
再進一步，佛經中又有“龍”中八大龍王的故事，即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婆加羅龍王和修吉龍王，德叉迦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摩耶斯龍王和優缽羅龍王。（宋代畫家張勝溫就留下這樣的畫。）
當然在神話中，又有五龍王，七龍王，八十一龍王等等，不一而足。從龍王中又演譯出海龍王，龍王宮等。中國民間傳說中的海龍王及龍宮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教的影響。
不否容認，入傳中國的佛教，也懂得利用龍為佛服務。可惜佛教始終未重視龍的價值和地位，以致佛教和龍的關係漸漸淡泊。除了突出佛祖外，佛教並沒有把龍擺上高位，只把它當為保護佛祖之工具或藝術裝飾品，登不上大雅之堂。
至於道教，它的形成大約在東漢時代（公元25年起），也與佛教傳入中國差不多同時。道教基本上不是產生來對抗佛教的，它是中國的本土宗教，繼承了鬼神思想和巫術觀念，更具神秘的色彩，較接近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當中國處在動盪不安的年代，人對宗教的信仰自然相對加強。除了佛教外，道教的流傳更廣。它所鼓吹的怪力亂神的迷信，遠遠超過佛教所能做到的。
道教對於龍的看法更為深入，當佛教宣揚的“龍王”在民間被廣泛認同後，道教迫不及待效法佛教，編造出自己龍王的故事。它創造的龍有東南西北四海龍王，又有東南西北帝，居中央的是“黃帝五方龍王”，此風一開，有數不盡的各種龍王跳出來，令人眼花撩亂。延繼到明代“龍生九子”的故事，開始流傳。
道教順應中國人的口味，把龍放在比較明顯的地位，但不是至高的，他們信奉的始祖是老子（李聃），不是龍創道教，否則他們大可稱為“龍教”，以符合中國人的迷信思想。
既然不稱為“龍教”，當無理由祭拜“龍”。不過，因為中國人面對黃河、長江泛濫之害，一直無法消除恐懼感，只好相信海中或河中必定有龍王作怪，不期然在有水的地方，也順手拜拜海龍王，不列入道教正堂。
我們可以這樣說，百姓為了生存求助於“龍神”，封建帝王為了江山穩固也要求助於“龍神”，既然各有所需，道教順水人情，鼓吹迷信，要人民把皇帝當龍來看，只有敬畏，沒有反抗的餘地。
道教的中心思想是“聽天由命”、“順應天命”，正是歷代皇帝們所要達到的。道教之流行與此大有關係。
惟有道教被用來“叛亂”時，才受到懲罰。大體而言，道教是統治者收服人民的“催眠符”。龍對道教來說，正好可被兼收並蓄用來協助推廣道教，以通上層和下層的社會。
(七) 龍與政治的關係
(2) 龍與政治
如果說“龍”在佛教和道教興起后，其所扮演的“通天角色”（戰國時期楚國大詩人屈原“九歌”中即描寫神人乘龍在天空飛行的景象。）
因此當屈原在汨羅江投河自盡時，老百姓就急於找尋屈原，並投粽子於江中，怕他被大魚吃掉，接著又船尋找，后來，轉變成划龍舟競賽，因而有所謂端午節划龍舟的傳統習俗，當時的人要用龍架屈原上天。如果說龍在宗教上扮演的角色已告褪色，那麼在政治上，龍的地位也有一頁滄桑。
首先是商朝時“造龍而尊龍”，秦始皇統一天下后，被后世尊稱“祖龍”。還有西漢立國者劉邦也神化自己是“龍的出身”，這位龍氣十足的皇帝，把龍當著“權威”的象徵。
五代（公元907年起）時的楚王馬希范命人造了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本身是一龍也，尤其不可異議的是，在漢代，有些皇帝的年號是以龍作為標誌，例如黃龍、龍興、青龍、龍飛、神龍、龍鳳等等。
從公元前49年起到公元1397年間，有20個皇帝是以龍作為年號的。他們對龍的迷信，達到極點。
皇帝對“龍”的壟斷，到了元朝登上高峰。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不得販賣紋龍圖案的緞匹，並限定五爪龍為皇帝專用。
明代的朱元璋（1368年立國）出身低微，亟需神化自己提高威信，規定龍只能作為御用品，限制官吏衣服，不許用玄黃紫色，和繡上龍鳳標誌。
龍投身入皇帝身體后，有所謂龍袍、龍顏、龍座、龍體等歸皇帝獨有的特殊名詞。
清朝基本上繼承了對龍的重視，被皇帝所認可。皇帝的衣服，是又龍又鳳，多姿多采。
抑有進者，清代晚期，“龍旗”成為大清朝的國旗，同治7年至9年（1868-1870年），清廷派往歐美的第一個外交節團使用了龍旗。這是中國在海外升起的第一面國旗。
從此以后，外交集團，機構和海外使節亦逐漸以“龍旗”為大清國的標誌。1900年，當列強入侵北京之時，太和殿上的“真龍天子”竟束手無策，攜眷而逃。
光緒皇帝之弟戴灃在八國聯軍總帥瓦德西的威迫下，打著一面大龍旗代表大清皇帝，“八德謝罪”。伴隨戴灃的這面龍旗，現藏於故宮博物館。它給我們留下了充滿血淚與屈辱的回憶，同時也宣告龍在政治中的澈底沒落和滅亡。（參閱“龍與中國文化”）
龍在中國政治上的“滅亡”，標誌著封建帝國的崩潰，代之而起的是民國的到來。間中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插上第一面“五星紅旗”，龍不再在政治上“耀武揚威”。
(八) 十二生肖龍最大
(3) 龍與中國習俗
龍在宗教上有失落感，在政治上有挫折感，但在民間的習俗上，卻是“生龍活虎”聲價擲地有聲。
我們不妨看看在今天還很流行的“十二生肖”。從東漢開始，中國人已懂得用“天干地支”來計算年月日。（距今有1800多年）
天干也叫做十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也叫做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末申酉戌亥。
天干放在前面從甲開始，地支放在后面，從“子”開始，把它們各取一字兩配合，形成甲子、乙丑、丙寅等，一直到壬戌，癸亥。以此類推，依序排列輪轉，就可得到六十組，稱為六十干支。
當六十干支輪完，即為60年，稱為甲子，又叫做六十花甲。接著又從頭算起，周而復始。循環不息，今年的農曆年即為庚辰年。
為了給天干地支打造崇高地位，人們認為“天支”始予黃帝，東漢以前僅是紀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東漢光武帝（建武）（公元25年）以后，用以紀年、紀月、紀日、紀時。當人們懂得算年代和日子時，就不會發生對時代的混淆。
不過，有了天干地支，還是不完善的，於是又出現十二生肖配年，讓人容易知道這是甚麼年代。
其配搭方法如下：
地支：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相屬：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
用十二生肖來算人的年齡是最適合的，也容易牢記，而以這一年的后一個字（地干）為標準，如此周轉，十二年后又會輪回同一個屬的年。
據說，十二生肖起源於北方的遊牧國家。
我們要注意十二生肖中的11種動物都是存在地球上的，唯獨“龍”是不存在的，為甚麼會選用龍？
我手上的資料尚無從考証，但可以推論出當時的人必須要有一物是不受剋的高高在上，龍因而被選中，插在辰位。
其中十二生肖都相互剋制，所謂一物剋一物。龍成了統領一切。大概開始採用十二生肖時已到辰年，所以首推龍（有待考查）；接著是蛇（龍的同類）。
當然有人奇怪為何不選鳳？可能鳳到東漢時已化身為雌，在大男人主義的中國，鳳是排不上場的，只能當成藝術品或陪襯品，如“龍鳳呈祥”（只有清代慈禧太后呼雨喚雨時，才把鳳擺在龍之上，她認為女人當政是鳳壓倒龍）。
既然龍是最受寵愛的動物，當龍年降臨時，人們都用最愉快的心情迎接，同時也渴望在龍年生“龍子”。
無獨有偶，西方也有“十二生肖”，他們叫做12星座（一月換一個），即雙魚、白羊、金牛、雙子、巨蟹、獅子、寶女（處女）、天秤、天蝎、人馬。
除此之外，中國尚流行“鬧元宵”舞龍燈，端午節賽龍舟。
華人移民海外后，帶入這種文化，生生不息。
如果我們將龍推向藝術文學領域，更是變幻多端，美不勝收。龍大大方方活在神話世界中。魏晉南北朝出現的許多神話故事，即為實例。
(九) 望子成龍風氣盛
(4) 龍與海外華人
在論述龍的起源，轉變和發展后，已知悉它在漫長的歲月中形成“龍的文化”，淵遠流長，從未間斷。
為甚麼人們那麼執著“龍”而又對它念念不忘呢？
理由是“龍”從一開始，就是“獨一無二”的動物，是天與人之間的一個仲介，沒有了龍，人類將不知如何面對天，不知如何解釋天災的發生和預防乃至難以祈求平安。
當閃電雷雨侵襲時，遠古人類也會變得束手無策，唯一應付之道是製造出一種如同閃電，而又能剋制雷電肆虐的動物。
龍的產生與此相關。直到宗教真正出現后，如佛教和道教，龍才退出其宗教至高的地位。
無論如何，龍並沒有因此消失，反而被宗教利用來溶合其中，並被統治者利用來作為護身符，龍的文化久而久之，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
經過一番藝術化后，我們可用淺白的語言，描繪龍有如下的特徵：龍有寬闊的前額（象徵聰明才智），似劍的眉毛（顯得英武）、老虎般的眼睛（象徵威嚴）、獅子一樣的鼻子（象徵榮華富貴）、馬一樣的牙齒（表明勞動善良）、鱷魚一樣的嘴巴（能吞噬其他動物）、蝦一樣的長鬚（表明吸水自如）、牛一樣的耳朵（象徵名列魁首）、鹿一樣的雙角（健康長壽）、駱駝一樣的腦袋（能抗風沙干旱）、蛇一樣的脖子身軀（可以攀高騰飛）、鯉魚一樣的鱗甲（閃閃發亮）、蜃（蛤蜊）一樣的腹，（可防護自己的身軀），鯨一樣的長鬣（可以“掀”東海）、金魚一樣的尾巴（能在水中靈活敏捷地遊），虎一樣的手掌，鷹一樣的利爪（可以騰雲駕霧，劈開生死路）（參閱王煒、陳麗芳著‘揭開風水之謎’）。
既然龍已經被美化得無以復加，集所有優點于一身，難怪會被人類視為最完美的楷模。
於是乎，當我們的祖先飄洋過海，離開龍的土地時，不忘把龍帶在記憶中，龍的文化也就散發在地球的上空，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必有龍的顯現。
每一個海外華人自稱為龍的傳人，十分貼切！
自從中共於1949年在中國取得執攻權后，就不再將龍作為政治的工具，和不再以龍作為追求的榜樣（例如中國的無神論，已視為龍文化藝術之一，不是“神的化身”，中國人的取名也大大減少“攀龍附鳳”，以破除迷信的觀念）可是，海外的華人就把龍當成一種榮耀。
較常見的莫過於人的名字總愛與龍和鳳配在一起，除開著名的電影明星成龍和林鳳嬌配成一對及已逝世的李小龍在演藝圈出人頭地外，甚至連高深學問的國家領袖也不能脫俗。
新加坡前總理，現內閣資政李光耀就給他的孩子取名為“李顯龍”。
不論這個名字是李光耀所取，或其父親所取。至少這說明了李光耀也深受“龍文化”的影響，“望子成龍”幾乎是每個為人父母夢寐以求的境界，莫不希望下一代能擁有像龍一樣的特長和優點，儘管他們都知道龍是“無中生有”的動物，誰也沒有真正見過，但人人都相信龍是吉祥和榮譽的表徵。
從李光耀的“光宗耀祖”到李顯龍的“顯現神龍”的取名來看，海外華人即使接受西化，最終忘不了龍的光彩。
它不因時代轉變和科技的發展而被淹沒，相反的，取名龍者大有人在；取名鳳者的女性，幾乎處處可見。
另外，前檳州首席部長敦林蒼佑醫生的父親也是與龍有關，取名為林萃龍醫生。這個名意味著集龍精華於一身。
林萃龍的“龍”的才幹表現在醫術方面，在世之時，其沓田仔的思明葯房名重一時，死后港仔墘改名為林萃龍路。
林萃龍知道其龍的才華發揮未盡，因此給他的孩子取名林蒼佑（蒼天保佑），比龍更晉一級，果然林蒼佑的功名遠遠蓋過其父親。
還有一個有趣的取名是台灣民族英雄鄭成功，他的父親是鄭芝龍。
在世時是一條成名之龍，但未達最高境界，又為孩子取名鄭成功，意味著芝龍要下一代青出於藍，勝於藍，更加成功。
我們引用幾個例子只在說明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很在意龍的文化。
每當輪到龍年，一切與龍有關的典故或迷信之言又紛紛出籠。
遺憾的是，人總是往風水命相裡頭栽進去。未能跳出迷信的框框，將龍的文化創新，賦予新的生命和意義。
甚麼時候“龍的傳人”能擺掉一身的俗氣，不再相信市場的千遍一律的“天書”是可以扭轉命運的？
龍到了今天，把它放進文化藝術領域當會比流入現實生活更有價值。
（2005.3.20）
緒言
“龍”是甚么？為甚么“中華民族”對“龍”有很深的執著？為甚么華人又稱為“龍的傳人”？更重要的是“龍”究竟代表著甚么？以致千萬年來，“龍的文化”歷久不衰？
又為甚么“龍”世代相傳，到今天還被人津津樂道？
如果我們用科學的眼光和根據歷史的考証來看，“龍”是無中生有的“動物”。生物和考古學家從來沒有發現過曾有“龍”生存在這個地球上，但卻曾推斷出在6千3百萬年以前至2億3千萬年左右，也就是整個中生代，又叫爬蟲時代或恐龍時代（包括白璽紀，侏羅紀、三疊紀），前後約1億6千7百萬年間，地球上未証實有人類，只有爬蟲動物，其中以“恐龍”最為“龐然大物”。
考古學家曾在雲南湖北及四川發現很像恐龍的動物，其中以“長頸龍”的畫像甚像神話中的恐龍。
“恐龍”的類別和形狀也是後來的人根據化石或遺畫推測出來的動物，分成如蜥蜴類（四腳蛇），如馬類和角類的恐龍等等。可能是體大而笨重，求生不易，到了中生代末期，也就是距今60萬年前，所謂“恐龍”全部消失。今天我們看到的蜥蜴，或四腳蛇或變色龍，或鱷魚或大蟒蛇類的動物，不期然地想像他們可能是恐龍的後代，而最像後來人“創造”出來的恐龍造型莫過於蜥蜴了。
這樣的年代太久遠，我們無從確定“恐龍”有多大，只是從神話中，傳奇中或電影中看到“恐龍”的恐佈形象（以侏羅紀公園作為代表作），恐怖到“人類”幾乎無法生存（其實在恐龍時代，人類如何與恐龍並存？無從考証。）
就算有“恐龍時代”吧！它也與中國人心中的“龍”是完全不同的，也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我們只知道後人在發現到不知名的“動物化石”時，把它歸類為“龍的一族”。
但認真的了解“中國人的龍”，又是與“恐龍”扯不上關係。因為中國人的“龍”想像力太豐富了，竟然以各種動物的特點拼湊而成。經過時代的演變，發展成今日的“萬物之首”的造型。而如果去追求歷史的話，從來就不曾有過“龍”這種動物。
中國考古學家張光直在其著作“美術，神話與祭祀”（1988年出版）中對“龍”下了這樣的定義：“凡是與真實動物對不上，又不能用其他神獸名稱來稱呼的動物，便是龍了。”這種說法有其根據，但中國人是從那裡發現“龍”這種怪物呢？
考古學家發現，“龍”字始見於中國最古老的文字－－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距今三千多年前）既有象形文字“龍”的出現，那麼可以推論在商代之前，早已存在“龍”的動物（即使是存在人類的心中和想像中）。因此我們又要往前推論是在甚麼時候出現“龍”的。
不必置疑，一定是先有人類，才會用智慧把“龍”定型下來。可是，我們的祖先又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把“龍”創造出來的？
(一) 龍是怎樣來的？
我們不要拉得太遠，地質學家認為在1萬2千年前，地球上最后一個冰期終於消逝，人類跨入了“新石器時代”，有別於更上古的“舊石器時代”。而人類的存在地球則被推測出現在2、3百萬年前。
可是沒有“文化”可考証，只能用發掘的化石或遺石來推想和論証。
在舊石器時代，人類的生活非常簡單，與動物為伍，也有某些崇拜觀念，因為在與大自然博鬥中，人類無從克服天災之降臨，直到新石器時代，人類對“神”的觀念產生，唯有通過這樣的“外界力量”或說“人的力量以外的保護”來求生存和克服災難。這就是說，如果舊石器時代的人是對動物的崇拜，那麼新石器時代的人就懂得將動物“神化”來祀拜。當時的人類認為捕獲動物食用與避免（或遭受）猛獸的傷害都是冥冥中主宰自然界的神的意志，也即是神的意志是通過動物向人類表達的。當他們捕獲動物時，便會用一部份捕獲的動物來“祭神”而分享食物。
張光直在其著作“中國古代史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文中指出：“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層次，是中國文明重要的成份，也是薩滿式世界觀的特征。”
所謂薩滿式（SHAMANISTIC）的文明是世界普遍用詞，在薩滿族的詞語中意指“因為興奮而狂舞的人”，后來成為薩滿族教“巫師”的通稱。
由此來看，以動物作為溝通天地的重要媒介，正是薩滿文化的主要特徵。
劉志雄與楊靜榮合著的“龍與中國文化”一書中這樣說：“中國整個新石器時代，是一個宗教巫術之風熾熱的時代。”
新石器時代根據史學家考証是在1萬2千年前開始，也就是公元前1萬年一直發展到公元紀年，歷時有一萬年之久，這之中出現仰韶文化，半坡遺址，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及大汶口文化等等，又有傳說和神話參雜其中，形成一個“多姿多采”的中華文明的孕育。
(二) 龍鳳孰先孰后？
這一段漫長的歲月中，從挖掘出來的文物說明了在公元前4千年時，也就是距我們約6千年前，發現仰韶文化出現了“圖騰” 的動物，最初是根據有真實動物的形象出現，如魚、蛇、鳥、牛、虎等等，但后來逐漸變形，“龍紋文化”。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屬於鳥類的鳳的“圖騰”(TOTEM)。（中國人最原始的崇拜對象，到后來演化成迷信，進而滲入宗教的意識）也告出現。
究竟是先有“龍”的圖騰或先有鳳的圖騰？或兩者是同一個時期出現？眾說紛云，未有共識。
（讓我們先了解甚麼是圖騰？它是古代人類族群中的一個徵幟，象徵著一個族群的最高崇拜者。作為精神上排困解難的寄托或心靈上的慰藉。它可被視為宗教的啟蒙元素，后來竟轉成藝術多過宗教成份）。
根據歷史考証“龍鳳”是新石器時代的“產物”。
由於不同的族群居住在不同的地方，自然有本身的圖騰，按族群的需要而“創作”，於是又有龍又有鳳的圖騰在不同的族群出現，作為族群代表（相等於今日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國旗）“龍鳳文化源流”（王大有著）一書中這樣說：“鳳鳥為甚麼要和太陽復合構成呢？
推想起來，大約作為“屬雞”的鳥，原本就是長尾雞或馴化后的家禽，它日出而鳴，先民認為太陽引來了雞，或雞喚來了太陽。總之二者不可分。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陽成了先民生存與繁衍的不可缺少的寶貝。
由於這些緣故，先民產生了對太陽和雞類鳥的崇拜，產生了二者復合圖騰。流傳至今的“丹鳳朝陽”的最原始含義可能就是這樣。”
七千年前的河姆度一期文化（長江下遊）遺址中的“鳳鳴朝陽圖”，是目前所見的最早的“丹鳳朝陽圖”，所描繪的實際上是“雞鳴朝陽”。
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吳縣草鞋山墓葬中出土一件蓋貫耳壺，上面刻著曲折編織構成的鳥紋，鳥頭上有曲折形的冠羽，尾羽長而向上揚起，可見有鳳鳥的基本特徵。
至於“龍”，同樣在距今7000余年前的仰韶文化（黃河流域）的出土文物中有各種動物的紋樣。
其中有一件“原龍紋像”的蒜頭壺首次在陜西省寶雞市金陸河西岸被發現，推算為距今6800－6000年的文物。這條“龍”具有細長的身驅，呈孤形盤曲狀，龍的尾部繪有一只短尾，尖嘴，體型肥碩的大鳥。鳥喙與龍尾相連，考古學家定名為“水鳥啄魚紋”。（參閱“龍與中國文化”）。
學者們將魚視為人類最先崇拜的動物。因為他們要靠抓魚為生，否則難以生存。
我們從這裡又聯想所謂“龍”是與水有關，可能從魚類或水中動物演化而來；而鳥類則歸為“鳳”。
因此在商代出現“龍鳥（鳳）相銜紋象，應可推為最早的“龍鳳呈祥圖”？
讓我們作這樣的一個推定：“龍”是屬水的，鳳是屬火的。它們“生存”在不同的族群，后來族群的結合，圖騰也變成“龍鳳相合”。
原本在“鳳”的家族中，沒有雌雄之風，即屬火，當歸陽（雄），於是又創造了雌的鳥，稱為鳳。一句俗語“鳳求凰”因此而來。
同樣的，“龍”的家族中，也沒有雌雄之分，后來又發展成“二龍相連”紋。把它們當成雌雄。但這種的想像太難分辨和理解，到了有象形圖畫和文字的時代，“龍”有很大變化，“鳳”也變成雌的象徵。一雄一雌的相配，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完美和至高的象徵和代表。
當我們演譯“龍鳳”起源的當兒，有必要簡略回顧歷史的發展，以了解我們的祖先又是如何將“龍”變得如此“栩栩如生”，卻又是從未有的動物；與此同時，又為何將歸屬鳥族類的鳳不斷美化，到后來成為不存在世上的一種幻想力十分豐的鳳，比起孔雀還要美麗和高貴。
根據中國歷史的發展，分成史前和史后。所謂史前是指夏朝（即公元前21世紀到17世紀）以前的一段古遠歷史，沒有文字記載，只靠土壤和出土文物及動物來推算。
於是乎史家推算約170萬年前，出現元謀人及其文化，到了80萬年前，出現藍田人及其文化。
接著在50萬年前，出現北京人及其文化，再下來約10萬年前，有了丁村人及其文化，及后的約1萬7千年前，有了山頂洞人及文化。而新石器時代是指1萬2千年前開始，在這之前，推為舊石器時代。
因此歷史演變到六、七千年前時，在黃河流域發現仰韶文化和長江下游發現河姆度文化。再往下來的約四，五千年前，黃河流域出現大汶口文化，齊家文化，而長江流域中下游出現屈家嶺文化，青蓮崗文化和良渚文化。
(三) 伏羲女媧是龍蛇
這些文化對我們來說太遠和模糊，仍然找不出中華民族的起源點。是我們的祖先根據歷史的變化，加上許多神話和傳說，一方面使文化更生動和有活力，另一方面，在神話中找尋中華民族始祖。“伏羲和女媧”被定為人類的起點（約莫6千年前）。
這段歷史時期正好處在“新石器時代”。
清代陸次雲“峒谿纖志”載：苗人傳說伏羲，女媧本為兄妹，洪水之后兄妹為婚。
伏羲祖先在江蘇太湖地區，女媧祖先在長江下游，他們被塑造成中國人的始祖（正如西方盛行亞當與夏是人類的始祖一樣）。
儘管歷史考証並非如此，但考証出來的文物是死的，惟有神話是生動活潑的，很符合人的口味和需求。伏羲和女媧的神話也就保存到今天。
伏羲的偉大不僅於此，他被推崇為易經八卦的創始人，有詩云：“一畫開天分陰陽，推演萬物定乾坤”。
伏羲又稱為大昊，意指他與日月同輝，功德無量，相傳15世。.
十分重要的是，伏羲以“龍”為圖騰，成為凝集人的團結的“權威”。
為了給伏羲形象化，先民在甘肅天水市建了一座有名的伏羲廟。到底有沒有伏羲這樣的人，也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為中華文明作了一個明確的開始，史家又稱為“伏羲文化”，也就是后來的“龍的文化”之起源，因為伏羲以龍命名八個官職：飛龍、灒龍、民龍、火龍、降龍、土龍、水龍、木龍等，而他本身則是“龍師”。
神話中形容伏羲“鱗身”（即為龍），“女媧蛇軀”，蛇附龍后晉身為“小龍”地位。
伏羲之后，是為炎帝，又稱為“神農氏”，今日民間流傳“神農廟”，已把他當成葯祖來看。他被傳精通醫術，是來自陜西省寶雞市姜族首領。他在位140年，共傳八世，歷時460年。炎帝陵就在湖南省炎陵縣，繼他之后，是黃帝生於壽丘（山東省曲阜市），居於軒轅之丘（今河南省新鄭縣），死后葬橋山（今陜西省黃陵縣）。他研創了八陣圖，又命倉頡造字，制定樂器，社會顯得“歌舞昇平”，中國也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的盛期。
黃帝陵在陜西省黃陵縣，他的子孫25人，堯舜帝和夏朝、商朝、周期的帝族都是他的后裔。
在黃帝后，較出名的是堯帝和舜帝。堯帝讓位於舜帝被歷史稱為“禪讓”美德。他們都把部落治理得井井有條。人們曾以“堯天舜日”來稱頌他們。舜之后是為禹帝，他的偉大的成就是后世不斷稱頌的大禹治水。
大禹是夏朝的奠基者，中國有朝代的歷史由此拉開序幕。
夏朝是原始社會逐漸解體，奴隸社會的形成時期，也是帝王從禪讓到變為世襲制的第一個朝代。
夏朝從公元前22世紀一直維持到公元前17世紀初，歷時500年。距今天4千年前左右。夏朝一開，中國有了朝代之延續，到了公元前17世紀初，商滅夏，至到公元前11世紀，周滅商。
周朝一共維持到公元前221年，終於被秦始皇取而代之統一中國。這之中周朝也經歷了春秋戰國的亂世之秋，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政體。
秦始皇之后，中國的朝代歷史就非常詳細的記載，因為秦始皇統一了文字，一直流傳到今天（秦始皇死後被尊為‘祖龍’）。中國歷史歌謠對中國的歷史作了這樣的一個概括：
三皇五帝夏商周
歸秦結漢三國盟
晉中南北隋唐帝
五代宋元明大清
（註：三皇指伏羲，炎帝、黃帝、五帝指少昊，顓頊，帝嚳，堯及舜、他們都屬部落首領，不是皇帝，而是被神化了的人物，事實是否要如此，只能從神話中尋獲。他們當政時期尚未形成一個國家，唯有秦始皇，在中國建立了真正的第一個國家。）
(四) 龍是通天媒介
當我們多少理解中國的歷史發展后，又轉回頭來看看龍的文化是怎樣在歷史長河中演變的？既然先民把伏羲定位為第一位龍的傳人，就意味著龍的文化從伏羲開始。他是新石器時代時期的典型神化人物，作為中國有史記載的開場白（神話是歷史的補白）。自然與龍脫離不了關係，雖然龍的圖騰出現比伏羲還早，不過到了伏羲的年代，龍的權威才告確定。
為甚麼龍會這麼偉大而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這與古代人的生活大有關係。
再往上推，遠古的人類，生活簡單，有很多問題不能解決，對天災造成的禍害無從理解。惟有求助於某些特定的標誌（圖騰）作為崇拜對象，希望藉此產生力量來抗拒對生命的威脅。
起先根據自然界出現的動物繪出“圖騰”，后來又覺得不夠威嚴，沒有特殊，於是又為“圖騰”“畫蛇添足”，將某些存在的動物加以誇大和美化，使之更有威懾感，求取心靈上的依附。
古人也相信，這世界是深不可測的，尤其是一望無垠的宇宙，大到幾乎無法形容。自然而然地對“天”產生敬畏之心。但要通往“天”的道路又非人所能為，惟有借助“動物飛天”或“圖騰通天”的意念作為橋樑。於是乎一種有異於現存的“動物形象”宣告“誕生”即龍也！
到最終，“龍的登天”的神話不斷地傳開，並被統治者利用“龍”來懾服人心和抬高聲價。皇帝自詡為“龍的化身”，更推算伏羲是龍之始，因此皇帝擁有所有人不能比擬的地位和權勢。
至於龍的來源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龍”的原型是某種生物或幾種生物的組合。如蛇、馬、蜥蜴、河馬、鱷魚、恐龍等。
另一種認為龍的原型不是實際存在的動物，而是某種自然形象或各種藝術化的動物形象的疊加組合，如雲、虹、閃電合併了的圖騰。
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依據，這可從商代甲骨文，出土中有“龍”字得到證明中國人在商之前已“創造”出龍的圖騰，到商代有了文字。被認為最早論述龍的書籍是周代的“周易”，它用龍所在的生態環境和形態來表示凶吉利害。這就是說，它很早就與“卜卦”掛上了鉤。
春秋時代的孔子甚至形容老子為“龍”。
漢代劉向在“說苑、辨物”中說：“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
(五) 漢朝奠定龍形象
漢代許慎在“說文”中進一步形容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
較具體描述龍的形象的是后漢學者王符。他說“其形有九，頭似蛇，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鱗。具九九陽類，其聲如戛鋼盤，口旁有須髯，頜下有明珠，頭上有搏山。”
中國人基本上接受“龍”型是如同王符所形容的。及至今日，被美化的龍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腦海中。
“龍”是中國人的智慧的結晶品，也是神話中衍生出來的“神聖至高無上”的動物。六七千年以來，角色有變，卻從來不曾褪色，反而在后來越洋飄海，在世界各地根植了龍的文化。因此，我們說“龍是華人的始祖，也是神話的始祖”。
下來，我們有必要從各方面來探討“龍”對中國的深遠影響，“龍”對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以了解“龍”為甚麼直到今日為我們的生活和藝術，增添了無限的色彩。
(六) 龍與宗教的關係
(1) 龍與宗教
我們說過，古人總覺得天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神”，不但不能得罪，而且要想辦法來奉承“天”的需求，若有某些東西能通天，最好不過。於是龍登上人類心靈至高境界的舞台，作為人類的保護者。先是從簡單的動物作為基礎，慢慢地被複雜化起來，演化為“通天使者”。
不過，龍一直未登上“神”的地位，不成為被崇拜的主體。人們只想利用龍的力量抵擋災禍，未想到為“龍”立神位，早朝晚拜。這就是為甚麼直到今天，華人並未把“龍”搬上神台的主位。
就其原因不外是：
1. 龍是最早用來輔助人類排困解難的工具，是族人的代表的象徵。但還不懂得將“龍”化為“龍教”，設置一套系統和理論來使人膜拜和敬畏，儒家和道家不為龍套上思想哲學，因此沒有龍教的信徒出現，只被允許活在每個古人心中“不可侵犯”的“聖靈”。
2. 當中國人進入奴隸社會，有了皇和帝后，把龍當為統治者的專利。因而臆會出盤古“開天闢地”后的伏羲和女媧是龍的最早傳人，奉他們是人類統治者的臬圭，代代相傳，到了漢朝時期（公元前202年起）走進宮殿成為“寵物”。
例如漢朝開國皇帝劉邦（漢高祖）（公元前256-公元前195年）出身寒微，因知人善用，打敗楚霸王項羽而得天下。在做了皇帝後，自感出身太低與當皇帝身份太不相匹，乃杜撰其母夢龍入身懷了孕，生下劉邦，是為龍種。既為龍種，當是天的代表，所謂“天子”，“龍的化身”也。
正因為“龍”已被統治者壟斷，民間又得對皇帝“五體投地 ”，逢帝必跪，而龍也被“人化”了，民間不可能再創“龍”神來祭拜。活生生的皇帝只能跪地而拜，豈可置家中拱拜。
也許是，民間只能“仰天望龍”，不得打“龍”的主意，所要祀拜的對象不得不轉移到其他方面。因此宗教很容易找到生存的空間。
3. “龍”在相當長的時期被統治者美化而高高在上，人民要“攀龍附鳳”實在是難如登天，惟有轉向藝術方面的發展使之美化以迎合統治者心意。
可是在佛教和道教興起後，龍的身份又告“跌價”。
佛教創立於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紀之間，由印度的小王子喬達摩悉達多所創，“成佛”后被尊稱為釋迦牟尼。在他出生的年代，中國正值春秋時代，出了許多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比如老
子、孔子等等。這兩位代表性人物后來成為道家和儒家的鼻祖。
儒道思想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未形成一個普及性的宗教，不往宗教發展。孔子的“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是既不否定神鬼，也不與之為伍。
佛教在中國開始流傳是在西漢時代（公元前206年起），但立足于東漢年代（公元25年起）。當時民心動盪，社會不安，宗教很容易滋生、
最先信奉佛教的是漢朝的一個親王－－楚王劉英，而第一個信佛的皇帝是劉恒帝（公元前180至公元前157），他們兩人都有弱點，一個有“謀反之心”，另一個則“荒淫無道”，乃利用佛來減輕心露上的罪惡感。可惜，誠心不足，都告早逝。
佛教傳入中國后，又怎樣與“龍”發生關係？根據東漢人筆錄的佛教經典中，竟然也發現有一種梵文稱為“那伽”(NAGA)的動物（今日的馬來話，稱龍為NAGA是從梵文得來）與龍相似，經典說，“那伽”長身無足，能在大海及其他水城中稱王稱霸。追究起來其實是蟒蛇，而印度的佛教視為龍。更甚者，佛教中也出現所謂“天龍八部”（金庸有一部著名武俠小說取名為“天龍八部”。）
“天龍八部”是佛教中的護法神的總稱。因其分天眾，龍眾、夜叉、乾達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迦八部而得名。
龍在八部中位置僅次於“天”，具有無窮的通天本領。它們居於大海，池沼與空中，能興雲佈雨，降福消災。
再進一步，佛經中又有“龍”中八大龍王的故事，即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婆加羅龍王和修吉龍王，德叉迦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摩耶斯龍王和優缽羅龍王。（宋代畫家張勝溫就留下這樣的畫。）
當然在神話中，又有五龍王，七龍王，八十一龍王等等，不一而足。從龍王中又演譯出海龍王，龍王宮等。中國民間傳說中的海龍王及龍宮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教的影響。
不否容認，入傳中國的佛教，也懂得利用龍為佛服務。可惜佛教始終未重視龍的價值和地位，以致佛教和龍的關係漸漸淡泊。除了突出佛祖外，佛教並沒有把龍擺上高位，只把它當為保護佛祖之工具或藝術裝飾品，登不上大雅之堂。
至於道教，它的形成大約在東漢時代（公元25年起），也與佛教傳入中國差不多同時。道教基本上不是產生來對抗佛教的，它是中國的本土宗教，繼承了鬼神思想和巫術觀念，更具神秘的色彩，較接近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當中國處在動盪不安的年代，人對宗教的信仰自然相對加強。除了佛教外，道教的流傳更廣。它所鼓吹的怪力亂神的迷信，遠遠超過佛教所能做到的。
道教對於龍的看法更為深入，當佛教宣揚的“龍王”在民間被廣泛認同後，道教迫不及待效法佛教，編造出自己龍王的故事。它創造的龍有東南西北四海龍王，又有東南西北帝，居中央的是“黃帝五方龍王”，此風一開，有數不盡的各種龍王跳出來，令人眼花撩亂。延繼到明代“龍生九子”的故事，開始流傳。
道教順應中國人的口味，把龍放在比較明顯的地位，但不是至高的，他們信奉的始祖是老子（李聃），不是龍創道教，否則他們大可稱為“龍教”，以符合中國人的迷信思想。
既然不稱為“龍教”，當無理由祭拜“龍”。不過，因為中國人面對黃河、長江泛濫之害，一直無法消除恐懼感，只好相信海中或河中必定有龍王作怪，不期然在有水的地方，也順手拜拜海龍王，不列入道教正堂。
我們可以這樣說，百姓為了生存求助於“龍神”，封建帝王為了江山穩固也要求助於“龍神”，既然各有所需，道教順水人情，鼓吹迷信，要人民把皇帝當龍來看，只有敬畏，沒有反抗的餘地。
道教的中心思想是“聽天由命”、“順應天命”，正是歷代皇帝們所要達到的。道教之流行與此大有關係。
惟有道教被用來“叛亂”時，才受到懲罰。大體而言，道教是統治者收服人民的“催眠符”。龍對道教來說，正好可被兼收並蓄用來協助推廣道教，以通上層和下層的社會。
(七) 龍與政治的關係
(2) 龍與政治
如果說“龍”在佛教和道教興起后，其所扮演的“通天角色”（戰國時期楚國大詩人屈原“九歌”中即描寫神人乘龍在天空飛行的景象。）
因此當屈原在汨羅江投河自盡時，老百姓就急於找尋屈原，並投粽子於江中，怕他被大魚吃掉，接著又船尋找，后來，轉變成划龍舟競賽，因而有所謂端午節划龍舟的傳統習俗，當時的人要用龍架屈原上天。如果說龍在宗教上扮演的角色已告褪色，那麼在政治上，龍的地位也有一頁滄桑。
首先是商朝時“造龍而尊龍”，秦始皇統一天下后，被后世尊稱“祖龍”。還有西漢立國者劉邦也神化自己是“龍的出身”，這位龍氣十足的皇帝，把龍當著“權威”的象徵。
五代（公元907年起）時的楚王馬希范命人造了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本身是一龍也，尤其不可異議的是，在漢代，有些皇帝的年號是以龍作為標誌，例如黃龍、龍興、青龍、龍飛、神龍、龍鳳等等。
從公元前49年起到公元1397年間，有20個皇帝是以龍作為年號的。他們對龍的迷信，達到極點。
皇帝對“龍”的壟斷，到了元朝登上高峰。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不得販賣紋龍圖案的緞匹，並限定五爪龍為皇帝專用。
明代的朱元璋（1368年立國）出身低微，亟需神化自己提高威信，規定龍只能作為御用品，限制官吏衣服，不許用玄黃紫色，和繡上龍鳳標誌。
龍投身入皇帝身體后，有所謂龍袍、龍顏、龍座、龍體等歸皇帝獨有的特殊名詞。
清朝基本上繼承了對龍的重視，被皇帝所認可。皇帝的衣服，是又龍又鳳，多姿多采。
抑有進者，清代晚期，“龍旗”成為大清朝的國旗，同治7年至9年（1868-1870年），清廷派往歐美的第一個外交節團使用了龍旗。這是中國在海外升起的第一面國旗。
從此以后，外交集團，機構和海外使節亦逐漸以“龍旗”為大清國的標誌。1900年，當列強入侵北京之時，太和殿上的“真龍天子”竟束手無策，攜眷而逃。
光緒皇帝之弟戴灃在八國聯軍總帥瓦德西的威迫下，打著一面大龍旗代表大清皇帝，“八德謝罪”。伴隨戴灃的這面龍旗，現藏於故宮博物館。它給我們留下了充滿血淚與屈辱的回憶，同時也宣告龍在政治中的澈底沒落和滅亡。（參閱“龍與中國文化”）
龍在中國政治上的“滅亡”，標誌著封建帝國的崩潰，代之而起的是民國的到來。間中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插上第一面“五星紅旗”，龍不再在政治上“耀武揚威”。
(八) 十二生肖龍最大
(3) 龍與中國習俗
龍在宗教上有失落感，在政治上有挫折感，但在民間的習俗上，卻是“生龍活虎”聲價擲地有聲。
我們不妨看看在今天還很流行的“十二生肖”。從東漢開始，中國人已懂得用“天干地支”來計算年月日。（距今有1800多年）
天干也叫做十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也叫做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末申酉戌亥。
天干放在前面從甲開始，地支放在后面，從“子”開始，把它們各取一字兩配合，形成甲子、乙丑、丙寅等，一直到壬戌，癸亥。以此類推，依序排列輪轉，就可得到六十組，稱為六十干支。
當六十干支輪完，即為60年，稱為甲子，又叫做六十花甲。接著又從頭算起，周而復始。循環不息，今年的農曆年即為庚辰年。
為了給天干地支打造崇高地位，人們認為“天支”始予黃帝，東漢以前僅是紀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東漢光武帝（建武）（公元25年）以后，用以紀年、紀月、紀日、紀時。當人們懂得算年代和日子時，就不會發生對時代的混淆。
不過，有了天干地支，還是不完善的，於是又出現十二生肖配年，讓人容易知道這是甚麼年代。
其配搭方法如下：
地支：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相屬：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
用十二生肖來算人的年齡是最適合的，也容易牢記，而以這一年的后一個字（地干）為標準，如此周轉，十二年后又會輪回同一個屬的年。
據說，十二生肖起源於北方的遊牧國家。
我們要注意十二生肖中的11種動物都是存在地球上的，唯獨“龍”是不存在的，為甚麼會選用龍？
我手上的資料尚無從考証，但可以推論出當時的人必須要有一物是不受剋的高高在上，龍因而被選中，插在辰位。
其中十二生肖都相互剋制，所謂一物剋一物。龍成了統領一切。大概開始採用十二生肖時已到辰年，所以首推龍（有待考查）；接著是蛇（龍的同類）。
當然有人奇怪為何不選鳳？可能鳳到東漢時已化身為雌，在大男人主義的中國，鳳是排不上場的，只能當成藝術品或陪襯品，如“龍鳳呈祥”（只有清代慈禧太后呼雨喚雨時，才把鳳擺在龍之上，她認為女人當政是鳳壓倒龍）。
既然龍是最受寵愛的動物，當龍年降臨時，人們都用最愉快的心情迎接，同時也渴望在龍年生“龍子”。
無獨有偶，西方也有“十二生肖”，他們叫做12星座（一月換一個），即雙魚、白羊、金牛、雙子、巨蟹、獅子、寶女（處女）、天秤、天蝎、人馬。
除此之外，中國尚流行“鬧元宵”舞龍燈，端午節賽龍舟。
華人移民海外后，帶入這種文化，生生不息。
如果我們將龍推向藝術文學領域，更是變幻多端，美不勝收。龍大大方方活在神話世界中。魏晉南北朝出現的許多神話故事，即為實例。
(九) 望子成龍風氣盛
(4) 龍與海外華人
在論述龍的起源，轉變和發展后，已知悉它在漫長的歲月中形成“龍的文化”，淵遠流長，從未間斷。
為甚麼人們那麼執著“龍”而又對它念念不忘呢？
理由是“龍”從一開始，就是“獨一無二”的動物，是天與人之間的一個仲介，沒有了龍，人類將不知如何面對天，不知如何解釋天災的發生和預防乃至難以祈求平安。
當閃電雷雨侵襲時，遠古人類也會變得束手無策，唯一應付之道是製造出一種如同閃電，而又能剋制雷電肆虐的動物。
龍的產生與此相關。直到宗教真正出現后，如佛教和道教，龍才退出其宗教至高的地位。
無論如何，龍並沒有因此消失，反而被宗教利用來溶合其中，並被統治者利用來作為護身符，龍的文化久而久之，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
經過一番藝術化后，我們可用淺白的語言，描繪龍有如下的特徵：龍有寬闊的前額（象徵聰明才智），似劍的眉毛（顯得英武）、老虎般的眼睛（象徵威嚴）、獅子一樣的鼻子（象徵榮華富貴）、馬一樣的牙齒（表明勞動善良）、鱷魚一樣的嘴巴（能吞噬其他動物）、蝦一樣的長鬚（表明吸水自如）、牛一樣的耳朵（象徵名列魁首）、鹿一樣的雙角（健康長壽）、駱駝一樣的腦袋（能抗風沙干旱）、蛇一樣的脖子身軀（可以攀高騰飛）、鯉魚一樣的鱗甲（閃閃發亮）、蜃（蛤蜊）一樣的腹，（可防護自己的身軀），鯨一樣的長鬣（可以“掀”東海）、金魚一樣的尾巴（能在水中靈活敏捷地遊），虎一樣的手掌，鷹一樣的利爪（可以騰雲駕霧，劈開生死路）（參閱王煒、陳麗芳著‘揭開風水之謎’）。
既然龍已經被美化得無以復加，集所有優點于一身，難怪會被人類視為最完美的楷模。
於是乎，當我們的祖先飄洋過海，離開龍的土地時，不忘把龍帶在記憶中，龍的文化也就散發在地球的上空，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必有龍的顯現。
每一個海外華人自稱為龍的傳人，十分貼切！
自從中共於1949年在中國取得執攻權后，就不再將龍作為政治的工具，和不再以龍作為追求的榜樣（例如中國的無神論，已視為龍文化藝術之一，不是“神的化身”，中國人的取名也大大減少“攀龍附鳳”，以破除迷信的觀念）可是，海外的華人就把龍當成一種榮耀。
較常見的莫過於人的名字總愛與龍和鳳配在一起，除開著名的電影明星成龍和林鳳嬌配成一對及已逝世的李小龍在演藝圈出人頭地外，甚至連高深學問的國家領袖也不能脫俗。
新加坡前總理，現內閣資政李光耀就給他的孩子取名為“李顯龍”。
不論這個名字是李光耀所取，或其父親所取。至少這說明了李光耀也深受“龍文化”的影響，“望子成龍”幾乎是每個為人父母夢寐以求的境界，莫不希望下一代能擁有像龍一樣的特長和優點，儘管他們都知道龍是“無中生有”的動物，誰也沒有真正見過，但人人都相信龍是吉祥和榮譽的表徵。
從李光耀的“光宗耀祖”到李顯龍的“顯現神龍”的取名來看，海外華人即使接受西化，最終忘不了龍的光彩。
它不因時代轉變和科技的發展而被淹沒，相反的，取名龍者大有人在；取名鳳者的女性，幾乎處處可見。
另外，前檳州首席部長敦林蒼佑醫生的父親也是與龍有關，取名為林萃龍醫生。這個名意味著集龍精華於一身。
林萃龍的“龍”的才幹表現在醫術方面，在世之時，其沓田仔的思明葯房名重一時，死后港仔墘改名為林萃龍路。
林萃龍知道其龍的才華發揮未盡，因此給他的孩子取名林蒼佑（蒼天保佑），比龍更晉一級，果然林蒼佑的功名遠遠蓋過其父親。
還有一個有趣的取名是台灣民族英雄鄭成功，他的父親是鄭芝龍。
在世時是一條成名之龍，但未達最高境界，又為孩子取名鄭成功，意味著芝龍要下一代青出於藍，勝於藍，更加成功。
我們引用幾個例子只在說明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很在意龍的文化。
每當輪到龍年，一切與龍有關的典故或迷信之言又紛紛出籠。
遺憾的是，人總是往風水命相裡頭栽進去。未能跳出迷信的框框，將龍的文化創新，賦予新的生命和意義。
甚麼時候“龍的傳人”能擺掉一身的俗氣，不再相信市場的千遍一律的“天書”是可以扭轉命運的？
龍到了今天，把它放進文化藝術領域當會比流入現實生活更有價值。
（2005.3.20）
林连玉与华文教育
林连玉（1901-1985）原籍福建永春人。他是马华文化的巨人，也是一代华文教育家。有人形容林连玉也是马华文化教育界的“鲁迅”，因为他有鲁迅的硬骨头，他有鲁迅不向压力低头的意志。
说来也是十分巧合，林连玉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南来马来亚的（鲁迅也是在那一年离开厦门的，但两人未曾相识）。这个时候中国吹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斗口号，把“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转了过来。此时林连玉则在马来亚开始其教学生涯，直到他不能再执教鞭（1961年）为止，而后他也不忘关心华教，但由于客观的限制，他的手和口都被“封住”了。因此林连玉对华教的伟大贡献是在六十年代前的事。
南来后的林连玉，在教育界辗转，生活极不安定，一直到1935年受聘于吉隆坡尊孔中学后，才告安定下来。不过尊孔最后也不能成为他退休的学校，因为他的教师准证被吊销了。
如果林连玉留在中国教育界服务，也许历史就改写了。但命运却让这位集美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飘洋过海到南洋，启开他的斗争的历程。
1942年的日本南侵时，这位穷教师被迫韬光养晦过着养猪生活一个时期。1945年日寇投降后，林连玉应聘主持尊孔的复校工作，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终于把尊孔起死回生，但他没有接受担任校长，而是把他的精力放在组织教师团结方面。1949年，他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从1950年起到1960年，担任长达10年的主席职。
1951年他成功申请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尚未独立，但侨民可以申请成为公民，以认同马来亚）。他后来用行动证明他热爱这个国家，也鼓励华人申请成为公民，并力争平等权益。就在这一年，他又成功地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成立（今日已改称马来西亚），而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则于1954年成立（今也改称马来西亚），此后两个机构在行事上相结合，统称为“董教总”，不过未改变彼此的独立注册地位。
林连玉是在1953年开始担任教总主席，他积极地走向政治的舞台，与政府政党高层打交道，期望能为华教打开一个新局面。可是由于教育报告书一次又一次的出笼对华教有不利的影响，林连玉的言论也就越发激烈和尖锐，与执政当局针锋相对又相互抗衡。例如他反对殖民地政府抛出的“巴恩教育报告书”（1951年），指它意图用英巫语文消灭华校。过后有了“方吴教育报告书”（1952年），但1952年的教育法令却是根据巴恩报告书的精神制订。林连玉领导教师公会起而反对，结果暂时阻止法令之执行。1954年又出现一份“1954年教育白皮书”，也是对华校不利，林连玉同样给予反对。
为了使华教的问题得到解决，林连玉曾于1953年通过教总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1964年沈慕羽担任教总主席时，再次提出）此议最终失败，这也是预料中事。
1955年，由于马来亚联合邦为进行自治而举行普选，林连玉率领教总面见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印度国大党组成）领导人，提出支持联盟以换取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联盟在大选中上台执政，在翌年（1956年）提出“拉萨教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基本上被教总所接受，未有太大的争议。所争议的是报告书的“最终目标”。所谓“最终目标”这样写道﹕“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为达此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
（一）推动成立三大机构
经教总交涉后，时任教育部长的阿都拉萨（Abdul Razak）答应不列入“1957年教育法令”中，华校危机暂时获得缓和。
虽然如此，在“1957年教育法令下，政府仍然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津贴，改制成英文中学。在国家独立前，槟城的锺灵中学及森美兰的振华中学及柔佛的昔加末中学先后在1952年教育法令下接受改制，其它华中则不为所动。[1]林连玉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英国最后一任钦差大臣麦基里莱曾当着林连玉的面前承认﹕政府的教育政策行不通，都是教总反对的结果。陈修信（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这之前，他是自治邦的工商部长）也指林连玉是“当前联合邦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2]
除了促成“教总”成立及“董总”成立，并将两个机构结合起来外，林连玉的另一项创举是使到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公会与董教总合组成“三大机构”，联手捍卫华文教育（此机构基本上在1953年具备皱形，而在1954年被确定下来。不过这种合作并不持久，尤其是1959年在独立后的首次联合邦大选，执政的联盟再一次取得扫荡性的胜利后，就不再依据林连玉的主观愿望发展；反之，联盟政府继承了英国的衣钵，决心对华文中学进行改制，不再有妥协的余地。这就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的背景，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林连玉的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公民权被褫夺”的事件。这种从内部的分化华教的手段远比采取高压的逮捕手段来得高明。此时的林连玉所能作的是退而求其次的捍卫华教，就是号召全马的华校（华文中学）不要步锺灵的后尘，而是要坚持走“独立中学”的路线。今日的全马来西亚仍有60间独中，间接上是林连玉用“个人牺牲换来的成果之一”。
（二）批汪永年斗梁宇皋
林连玉在他当红的年代，曾经“斗臭”两个知名人士，这是早期多为人知的大事。区区一个穷教员，不过是“教总”的主席，如何能把有权有势的“名人”抛出“华社”？看来是不可思议，而事实却是如此。
第一位被他“批臭”的是锺灵中学的校长汪永年。起因于1955，锺中代校长汪永年私下通过董事长促成董事会接受政府津贴的条件，成为首开先河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结果汪永年被扶正出任校长职。林连玉认为这创下一个很坏的先例，指责“汪永年与殖民地官员狼狈为奸，破坏华文教育”。汪永年的回应是“无论说我是汉奸也好，说我是出卖华文教育的罪人也好，我都要做下去。那教总主席林连玉，要人家饿着肚子来维护华文教育，我没有他的傻劲。”林连玉形容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当时汪永年也是教总副主席）。[3]汪永年经他这一骂和学潮迭起之后，虽然仍然做他的改制锺中的校长，却一生背负“出卖华文教育第一人的罪名”，直到他数年前在加拿大逝世，华社仍然不曾原谅他的“罪过”。他是一个被林连玉骂臭而爬不起来的民族教育的“罪人”。
第二位则是位高权重的梁宇皋（1888-1963），在霹雳出世，年青时曾在中国念书，13岁回马来亚，后在英国考取法律学位，在怡保执律师业。1932年又回中国当官和做生意。战后再返马。1949年成为“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长（相等于今日的甲州元首）两年之久。1959年受委为上议员，出任司法部长，并以马华公会代表身份出任“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因为此份争议性的报告书，梁宇皋与林连玉有过一来一往的唇枪舌战，又是演讲战，又是文告战，激起层层浪花。
关于林连玉和梁宇皋的笔战，有必要花些笔墨阐述来龙去脉，因为它涉及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起因于政府于1960年2月18日成立以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为首的“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同年8月4日，报告书（统称达立报告书）发表，并在8月13日的国会通过。它犹如一颗炸弹，轰炸了马来亚华文教育界﹕“由1961年起，政府不再举办以华文为媒介的的中学公共考试（即取消初中三年级考试，华文中学升学考试和华文中学高中离校文凭考试），只以作为官方语文的国文（马来文）或英文为考试媒介；在中学方面，规定只有“全津贴中学”（即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与国民型中学（英文中学））和不受津贴的“独立中学”两种，并由1962年1月1日起，停止对不合格中学（不接受改制）的局部资助学校的津贴，而独立中学可以继续存在，但须受到政府教育条例之限制。这意味着，华文中学面对两个选择﹕接受政府的津贴和条件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即英文中学）或是不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成为独立中学。[4]
由于执政的马华公会接受政府的报告书建议，乃与民间的“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和“教总”（马来西亚全国教师公会总会）的立场分道扬镳，掀起了大论战。最激烈的莫过于教总主席林连玉与马华公会总秘书梁宇皋（担任司法部长，也是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的口诛笔伐的骂战。身为司法部长的梁宇皋在国会的一场演讲充份地表达了改制华文中学的目的。他说﹕“华文中学分成两种，一种是锺灵型中学（即指于1956年接受政府津贴而侧重英文教学，是全马第一间改制的华文中学），大部份的教学，是采用英文的；另一种是华文中学，大部份是用华文。为了学生的前途着想，让他们有机会到商场就业，在政府机关任事，我们应该选择锺灵型中学（即接受改制）。”“旧式的中学（指传统的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找到职业，失望而沮丧而成为反社会的分子。当1955年立法议会选举时，怡保区议员（指反对党人民进步党党魁D.R.辛尼华沙甘律师）问我有没有为李明辩护？（李明是马共精干的干部，1952年被捕，后控上法庭，成为轰动国际的大新闻，结果被判死刑。当时匈牙利甚至向英国提出，用李明交换一名美国间谍，但未成功。李明后被改为无期徒刑。于1964年被马来西亚政府静悄悄遣返中国。她较后与马共宣传副主任陈田结婚，在中国生活，留下精彩的一页历史）（此段参阅马共书记长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梁宇皐说：“李明是匪党的一份子。这些匪党，两次想谋杀我的性命。当然的，怡保区的议员知道这些匪党是来自那一类的学校。”[5]这就十分清楚显示为什么政府要改制华文中学，以防止它们成为“共产党的温床”。
梁宇皐的怨气也发到林连玉的身上，他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的问题，不过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因此，他说林连玉（所作所为）是“吹牛皮，走江湖，为了牛油与面包。”[6]
林连玉对此作义正词严的反驳。他说﹕“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他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把华人的利益一出卖，再出卖，三出卖。”[7]
结果，国会在1961年10月20日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即意味着全面执行“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建议。
虽然如此，林连玉继续采取抗争的立场。他的文采和辩才成为政府的头痛人物。这可以从他的一篇被整理而成的即席演讲窥见，但也因这场讲话，在后来成为他“惹祸”的“罪名”之一。他在1961年3月29日应南洋大学学生会之邀，针对《华文中学改制问题》即席发表长篇大论。在演讲中，林连玉从教育谈到文化再延伸到华人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他认为华人的要求和坚持可归纳为三端﹕华人的子女应该用华语、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各民族教育应予平等及ƒ设立华文教育谘询委员会，因为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不再是“侨民”。他的理据是语言是人类的工具，跟随人而移动的，不被地域所限制。此举意味着海外的华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被限制只在中国本土。因此他说，如果政府不给津贴，就由华人自己来办学，他支持华文教育走自力更生的“独立中学”的道路，不必仰赖政府的协助。他这样说﹕“我们的祖先辛苦的创办华校，所以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是华人血汗的结晶，我们不应把学校送出去而变质。”
为达成华校的生存，林连玉建议三方面合作，其一董事要出钱，其二教师要减薪及其三学生加学费。华校不求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资格从来没有被承认，那么我们的几十万毕业生饿死了没有？没有！华校生到处都要，只有马来亚不要。而眼前的困难是﹕政治压迫，民族败类的出卖及舆论被打压。”
他乐观地相信走“独立中学”的道路是可行的，以维护民族的教育自主权，不然华人子弟将要流浪街头，他说，只要政令不阻碍，不压迫，华人有能力办好自己的教育。他于是引用了中国一向引用的口号来共勉和自勉﹕“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不怕牺牲，避免牺牲。”[8]这个理念显现了他具有左派统战的精神。
林连玉留下的名句（取自他的一首诗中两句）很能概括他的精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他努力不懈地坚持“我们文化的传递与发扬必然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及发展上面。”正因为这样，他付出了代价﹕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褫夺；8月22日，教育部长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证；1963年8月24日，林连玉著作《回忆片片录》被列为禁书；1963年9月12日，内政部长宣布《教师杂志》第9期为禁书（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1964年1月14日枢密院驳回林连玉的（公民权）上诉案；1964年8月24日，内部审理林连玉公民权案结束；1964年10月23日，政府正式褫夺林连玉公民权。从此他的公开的，激昂的民族战歌的声音不见了。但他留下的斗争精神，却恒久不灭，他成了一个“族魂”，照亮华教前进的道路。
（三）华校被切成两半
就在林连玉争取语文教育平等的当儿，政府也毫不松弛地对华文中学进行分解。最后将之分割成两半。对华人社会有着相当大的负面效应。事件的发展是这样的﹕
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双管齐下，一方面剥夺林连玉的发言权和担任教总主席的权利（因公民权已被褫夺），另一方面按原订计划推行1961年教育法令。在两者必须择其一的条件下，政府对其强硬条件作了些许的妥协性修改，允许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可以在下午阶段附设“独立班”，收容未能进入改制中学（国民型中学）的学生。[9]这一点的松动倒使到较多的华文中学愿意接受改制，然后又在新的体制下由董事会另设“独立班”。我们由是在后来看到一个校名，却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学校，那是因为有关的董事会把“独立班”又发展成“独立中学”，于是出现了如同下列的实例﹕槟城锺灵国民型中学（政府控制学校）及锺灵独立中学；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及日新独立中学等等。
事实上，根据资料显示，在改制前，马来亚（马来半岛）剩下的70间华文中学，有三分之二以上接受改制，共54间，只有16间坚持不改制，保留“独立中学”地位（例如槟城著名的韩江中学即为一例，没有国民型中学之设）。遂后54所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出21所“独立中学”[10]，规模自然比不上国民型中学。
东马的砂劳越虽然尚未加入马来西亚，在英殖民政府推行下，也面对同样的政策，于1962年有12所中学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剩6所保持独立中学。后来又另创8所独立中学，因此总共有14所华文中学，学生人数4948名。
东马的沙巴有9所华文独中，学生6344人，而改制中学有5所。连同西马（马来亚）的37间独中，学生41713名。全马总共有60间华文独中，学生总人数5万余名。[11]1975年，董总为独中生设置本身的统一考试（统考），为独中生谋求出路，虽未获得政府承认，但获得海外诸多大学承认。
改制的“华文中学”也已经从71间增加到78间，总学生人数约11万名。（此数目系马来西亚国民型（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于2005年提供的数目）。这些改制中学是否是“华文中学”备受争议。因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它已在1996年的新教育法令下，被改成国民中学，不再被称为“国民型”中学。换句话说，它与国家设立的统一国民中学（马来源流）是属于同一个体系，参加的是政府设置的考试，用马来文或一些科目用英文作考试媒介语，只有华文一科用华文出题，但华文是选修科，不是必考科，而国文（马来文）及英文是必考科，因此它在华教人士看来，已不是“华文中学”，至少董总坚持这个立场。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改制的“华文中学”坚持维护华教传统，即使每周只上数节的华文课，也不断鼓励学生在课外多学华文，在校内用华语沟通，主办节目和比赛以华文为主。所以方成校长（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向笔者坚持他们是保有华教色彩的“华文中学”，也培育出无数的写作人才。
至于改制的华文小学，则未受到变质的影响，仍保留用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目前共有1286所，学生64万余名。[12]（直到2007年，又增加5间，共有1291间）但这些华小所受到的冲击是政府在2003年起，数理也要科采用英文课本和英文教学，使华校生得同时学习同样科目的两种语文，加重负担，引致华社非议，认为有变质华小的潜在危机。其它的则是华小分布参差不齐，在华人人口稠密的地带，缺乏华小；而在乡区及旧城市留下的华小，则学生不足，岌岌可危。它并没有受到很好的规划，因为政府的政策是开办统一的国民小学，不鼓励各族本身的语文的小学一再增加。
整体而言，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还是维持一个有连贯的体系和华语华文普遍受到重视，不能不说与林连玉当年的抗争有关。就实际的情况分析，华教也并非一无所得，虽然分散，但在外国学者看来，“550万人口的华裔，占总人口的25.5%，已拥有一个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在内的华文教育体系，在国家教育体系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处境艰难，但是以今日的这种成就和地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全世界的海外华人社区中仍然是一道灿烂的文化景观。”[13]
这段评语虽然有其道理，但华校内在的挑战也不少。堪可告慰的是华教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一个小学、中学和学院的体系。换句话说，自从南洋大学于1980年无疾而终外，马来西亚又于90年代衍生了三间以华教为基础的学院，即南方学院（在柔佛），新纪元学院（在雪兰莪州）及韩江学院（在槟城），在地理形势上刚好是北马、中南和南马的鼎足而立。在千禧年折射出华教几经挣扎，自行花开三朵。
虽然董教总1977年曾经股起一场运动，以动员华人社会支持创办“独立大学”，有过一阵的热烈反响，但已不复当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风起云涌的磅礡气势，也未在华社掀起思潮运动。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但不争的是﹕追求华文教育的完整系统是华社长久以来的心愿，因为有了林连玉遗传的精神，董教总前仆后继地为民族教育据理力争。先是“独大”在1978年被拒绝，后是董教总通过法律途径与政府打一场硬官司，正如林连玉为恢复公民权一直把官司打到伦敦枢密院。独大官司案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件，即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中，是否可以创设一间华文大学；而在中国本土的海外，又是否可落实这样的一个梦想？
官司从1980年开始（也就是南大被关闭的那一年），一直到1982年由联邦法院审结，驳回董教总的上诉，维持不准办独大的判决。“独大”落幕后一直到1990年才又见华教有所转机，那就是南方学院先获准注册，继在1997年批准董教总的新纪元学院，再下来是1999年批准韩江学院的创立。这三间学院又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国各大学取得联系，为华教的振兴打下强心剂。总而言之，今日的华校生共有70万名（包括中小学），再加上教育体系又逐步地联系起来，人们自然不会忘记华教第一斗士林连玉所坚持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四）化身为华教斗士
除了用行动捍卫华教外，林连玉也用历史与文化观点建构了一套“华文教育”理念，这可以从他的“言论集”中找到依据，更可摘录而成“语录”。在热爱民族教育的人的身上，形成一股热血澎湃的激流。平心而论，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也不是一介书生易成大事的，而偏偏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却能凝聚华人的心声迸发出来，对官方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虽然他不尽然取得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功败垂成的（华文中学接受改制的超过三分之二），但他留下的战斗精神与豪迈声音犹如跫音在山谷回荡，久久不散，激发起捍卫华教的决心。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人愿意步其后尘，例如董教总就坚持沿着他的道路向前迈进。经过数十年的苦心奋斗与屡失屡战的永不言倦的斗争，终于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华文教育保留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林连玉不是左派中人。他的言论从未把自己标签为左派统战的发言人，以致殖民地政府无从对他下手，因为他将自己置放在左派统战的门外。他内心的矛盾在于他一方面同情学生的斗争和罢课，另一方面又与上层打交道，不全然支持顽抗下去，例如1952年尊孔中学被警察包围抓捕师生，林连玉就着文批评英殖民政府处事不当，极大的打击尊孔中学的校誉；又如1957年爆发全国性的学潮，抗议超龄生不得继学的问题，林连玉就劝告学生解散，服从校长命令，回课室上课。[14]他这样的苦口婆心为的是把希望放在三大机构合作上，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虽然林连玉事事撞板，未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但他在学运当中的伟大形象依然不变。他的激昂的言词与据理力争和精神，又赢得学生和华教界人士的敬仰。在一场又一场的斗争中，他化身成为民族教育的英雄，中华文化传承的捍卫者，也就像鲁迅一样，被左派统战奉为马华文化的巨人。
林连玉自己也知道当教总于1957年协助平息全国性的学潮后，又在1960年与梁宇皋骂战时已被对方用共产党和颠覆份子的红帽子罩在他的头上。[15]这就是说，当林连玉把自己卷入华教斗争时，他已经被标签为“左派份子”了，至少在执政者看来是如此。而林连玉在华教分子眼中也是“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勇敢的人和文化巨人”。当林连玉于1986年逝世时，当时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邱祥炽作为林连玉的挚友，在追悼会上就有下列一段赞语﹕
“林老先生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不畏权势，敢于仗义执言，为国家民族舍己，具有高尚节操与正气凛然的长者，并成为民族的光荣象征。
他因甘作孺子牛而读师范，因具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毕生从事清苦的教育工作，及因教育爱与民族爱而反对当权派对母语教育的压制──孺子牛、民族斗士，二者对他一生的志业，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为民族教育作出无私的奉献与牺牲。
林老先生的未竟志业，将有无数的继承者。被浓云重雾笼罩的民族前途，已隐约呈现新的希望曙光。”[16]
邱祥炽作为林连玉的挚友，把他和鲁迅作比较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林连玉一生中有三个人对他有很大的启示，其一是他佩服梁启超的浩翰如海，气势磅礴的文章；其二是欣赏胡适的分析事理，一二三点，条理分明的论著；其三是深受鲁迅杂文的影响，对投枪式的文字和骂人的艺术是深受其益的。他因此认为与人争论要“摆事实、讲道理、讲积极的话，不讲消极的话、讲正面的话，不讲反面的话”。[17]
也被人认为继林连玉之后的另一华教斗士陆庭谕认为林连玉的文章是历史文献，值得一读再读。笔者认为林连玉的《言论集》，不论是文告或演讲，不论是说理或反驳，比起他的其它文集，如《吴钩集》、《什锦集》及《连玉诗集》都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启迪作用。针针见血，言之有物，不仅是“文史遗产”，而且是“历史见证人”，成为华文教育的一把响亮的声音和旗帜。
尽管他的《言论集》未形成如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照耀四方，但从他的言词中，正贯穿着一条不变的定律﹕“华人学习母语母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任何人也不能剥夺。”因为他的捍卫，马华文学才有今天，华语华文有了传承和发展。单就这一点，林连玉是功在华教，功在马华文化，也功在马华文学。
（五） 語錄成指引明燈
以下的林连玉从历史及现实的观点表露出来的“言论”精选可以看出他的斗争依据﹕
教育之目的所以使儿童在其环境中生活更为美满，而马来亚之华人占总人口之一半，所有都市纯为华人环境，华人儿童在此环境中生活最切要（的是）需用其母语，是以华文不能放弃必须继续发展。
──1952年教总呈《教育遴选委员会意见书》
华文在马来亚的发展，是自然的要求。这种自然的力量，是伟大而不可轻视的。
──1952年庆教师节致词
我们的文化，便是我们民族的灵魂。这崇高的、圣洁的灵魂，必须受极神圣的尊重，而我们文化的传递与发扬，必然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及发展的上面。
──1952年，董教与马华公会联席会议宣言
所谓华文教育，是以文字的属性为本位，不是以民族的属性为本位的，所以政府的金钱必须直接用在华校的，才能算作是对华文教育的开支。假如英校中也有华人的学生，那只能划入英文教育项下，不能要求我们承认。如果华人不以华文教育为重要，我们就索性把华校送给政府办英文教育好了。
──1954年致《海峡时报》函
合理的，我们当然拥护；不合理的，我们当然要反对，无所用其客气的。我们必须以不惜牺牲来避免牺牲，以不怕压迫来反抗压迫，然后，我们的民族，在马来亚求生中，才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一日。
──1955年《在反对教育法令声中应有的认识》（星洲日报年刊）
我们承认华人将要永久居住于马来亚必须成为马来亚的国民，但我们是以效忠尽义务为条件，不是以弃母语毁文化为条件的，所以没有华文地位的教育政策，我们必须坚决的拒绝。
──1955年呈英殖民部大臣波霭爵士备忘录
马来亚华文教育所以振兴，是由于五十年前政府放弃教育人民责任的结果。我们的先知先觉，为着不忍坐视我们的子孙，沦于晦盲舌塞，因而毅然决然以自己的力量，负起教育的责任。到了现在，我们的华文教育，不但有了极深厚的基础，并有了极完整的系统。华文教育，已经在本邦发出万丈光辉了。我们瞻望前途，深知道马来亚的独立途程已经近了，我们是马来亚国中坚份子，我们的文化自然也是马来亚的主流之一，于是我们华文教育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了，我们不但必须及时的予以维护，并且也必须及时的予以发扬。
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的文化堡垒。
──1955年第一届华文教育节宣言
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指达立教育报告书），不是对旧教育政策的检讨（按教总接受1956年拉萨教育报告书），却是新教育政策的建立。这个新的教育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为目的，我们绝对不应该接受，新教育政策与拉萨教育报告书大相径庭。
──1960年书面谈话
转入1961年，林连玉与政府的斗争逐步升级。因此他说﹕
“眼前是我们华文中学最后抉择的时刻，要维护民族文化吗？就得面临经济的压迫；要获得经济援助吗？就是放弃本族的文化。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下来。这就是说，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
──1961年在教总工作委员会议上讲话
但他还是坚持他说过的话﹕
“语文是人类的工具，这种工具是属于人而不属于地的（belongs to man, not to land）。现在那些要排斥华文华语的人弄错了，以为语文是属于地而不属于人。”
──1961年3月在南大学生会的专题演讲
自此之后，林连玉接获公民权被褫夺的通知，连教师准证也被吊销（日期分别是1961年8月14日及8月19日），终于有了最后的告白﹕
我自从决心献身为公众服务以来，早已把个人的利益置诸度外。时至今日，不是我不急流勇退，不负责任，而是惨酷的现实强迫我不得不放下责任。我要与教育界同仁互勉，所贵乎读圣贤书的，便是树立风标砥砺气节，维护真理，发扬正义。生命的价值，在正义的立场上有时候并不可贵，惟能以身殉道，人格才觉得光辉。
──1961年12月7日《告别教总同仁》[18]
综观林连玉的思想，他既不倾左，也不靠右，似乎一生不喜欢与政治拉在一起，一心只为教育和华教，具有强烈的民族情、华教心，不容许任何不利华校发展的情况出现，他对华教的挚着，没有人比他更坚持。从他的两篇小品文中，我们得以看出他的思想是朝向民主而他的心思是直透华教的。在他的小品文《翁胡两公子合论》中，流露出对中国与台湾分割的无奈。文中指说胡适亲向台湾的国民党，而他的儿子则在中国大陆指责父亲是“反动派”；反过来另一位名士翁文灏人在大陆，其女儿则身在台湾，指其父的“思想错误”，要他从中醒悟。在扼腕叹息声中，他认为翁小姐比较温婉可爱，未给父亲加上任何罪名；反之胡公子给父亲的“罪名”可大了。而他也说不清谁是谁非。这反映出林连玉未表明他靠向那一边。
不过在另外一篇小品文《谈马来亚的精神》，充份地反映出对英国议会民主制的赞扬﹕“英国的伟大民主精神，令人羡慕。即使是在马来亚服务的英国官员，也完全平民色彩，没有官僚习气。这种民主精神是马来亚最大的财富，应照单收下。”显示他服膺于议会民主制。
但一谈到华文教育问题，林连玉丝毫也不让步，他指责英国人推行洋化教育，意图消灭华教。对于华文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他是寸步不让的，不仅不让，还认为应按人口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来重视华语华文。他说﹕“在马来亚，华文比任何文字更为充足，竟会遭受摒弃的命运，面临消灭的危机？”（《谈文字的价值》）。
他的小品文中倒还有些哲理存在于其中。例如﹕
国家是以利益而组织的，民族是由意识而形成的；一个国家，可以包含了数个不同的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分裂为数个国家。前者如瑞士，后者如印度即是。
‚民族是以意识为背景的。所谓民族意识，是以血统、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宗教、历史……等等为要素。这种民族意识，未经形成，无话可说，已经形成，就同于自然，任何巨力，都无法加以摧毁。好像犹太人、亡国已二千年了，其人民分散于世界各国，而到现在，不但外国人知道他们是犹太人而加以排斥；就是犹太人，也自知其为犹太人，不愿受人排斥，而急于自建其国。
ƒ民族尽忠的对象，是以生存权利为标准，不是以祖国来源为标准的。
„“一味应用不平等的手法，公民权的限制及移民法律的实施，使华人在当地人口由多数变为少数，使华人在当地的文化，由自己的而变成别人的”，以为“这么一来，华族变质了，马来亚的民族也就统一了”是错误的。
──《马来亚民族一辨误》，1953年3月18日[19]
林连玉在1961年后成了鲁迅笔下的一首诗﹕
万家墨面没莴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无题》，1934年[20]
（六）40年前后两首颂歌
“文化巨人”和“华教斗士”林连玉沉默了，他不能再振臂疾呼，也不能摇动匕首的笔尖。然而林连玉的形象也成了马华左翼作家的偶像。40余年前，南大生曾为他唱出这样的一首歌﹕
没有一个名字，
像你的名字那样动听。
你，英勇战士的形象，
像祖国最珍贵的宝石，
千百哩外的心也受你吸引。
为了民族教育，
也为了祖国文化美丽的远景，
你肩担了民族教育的半个重担，
有人要你把民族教育高价出卖，
你连连摇头说﹕不行！
那些日日夜夜要消灭华文的人，
恨不得张大口把你吞噬。
而我们──万千热爱民族教育的儿女，
把你看得比爹娘还亲！
你看！
多少滚着泪水的眼睛。
你听！
春雷般的掌声响个不停。
然而，就是再加一千倍，
也不能表现出我们对你的爱敬！
你的话像x光，
照出那些脸上写着「献身人民」的人，
满肚子来历不明的黄金，
而你的每一句话，
却像不灭的灯塔，
指引我们勇敢的前进。
让最爱讲「民主」的人去讲民主吧！
尽管报纸上看不到你的话，
尽管你被掩了半个嘴巴，
我们却永远听到你的讲话。（注）
民族教育英勇的战士，
不，领导战士的总司令！
我们像你一样坚信﹕
「不怕牺牲，
就不会牺牲！」
风暴只能促使幼芽迅速成长！
这一切，历史早已证明。
到了那一天，
丑恶的脸孔完全露出原形，
真理正义得到真正显现，
三大民族教育一律平等，
微笑的你，
将最美丽的花圈戴上，
让千万人民向你高呼颂赞！
那时候，
你猜我将做什么？
我要写一首诗﹕
记述人民如何欢欣歌唱！
（注﹕此段系根据林连玉演词）
──高林《那时候》──听林连玉先生在南大演讲后[21]（1961年3月29日应南大校友会之邀）
林连玉发表著名的演讲过后的5个月，公民权被吊销，而此次演讲的重要内容成为“罪状”之一。
针对他演讲中的两句话﹕“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不怕牺牲，避免牺牲”，林连玉在1980年80岁时作了厘清和解释﹕“这两句话，我有两次提出来，第一次是1955年为《星洲日报》写特刊时提出来；第二次是1961年，在南大向学生演讲时提出，得到的反应，也有两次。一次是森美兰州议员林纪赛，于竞选大会上正面使这两句话，属于赞美的。另一次是内政部要剥夺我公民权，把这两句话列为罪证之一。
所谓「不受压迫，反抗压迫」是极其浅显的道路，因为不管是人与人，或民族与民族，都是平等的，不应该相互压迫。如果有恃强凌弱的现象，就不应该接受。既不接受，自然要反抗了。因此有争论的，可能发生在下一句﹕「不怕牺牲，避免牺牲」，（前四个字不怕牺牲）并不是鼓励牺牲，提倡牺牲。我的意思是到了非牺牲不可的时候，就要毅然决然的牺牲。所谓「避免牺牲」就是不轻易牺牲，可以避免的，就应该避免。换句话说，就是和平未至绝境，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牺牲。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压迫者已经放出手段，要置我们于死地了，因为我们有牺牲的决定，对方不愿顽抗受损，反而要缩手，这也是因为不怕牺牲，避免牺牲了。
我所以一而再的提出这两句话，是鉴于我们民族，在马来西亚已遭受重重的压迫了。因此我希望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团结一致，不受压迫，反抗压迫。要反抗压迫，必然要有牺牲，必要时，我们要勇敢地，把代价付出。但牺牲到底是惨痛的，所以要极力避免，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牺牲即是了。”
──1980年4月《反抗压迫》（林连玉80岁）[22]
1985年（12月18日）林连玉走完他曲折不平的一生，归于尘土，“生荣死哀”。停柩三天，每天有大批来自各阶层人民前来瞻仰遗容。出殡当天（12月21日），在万人陪送下，由华人大会堂（破天荒让一位伟人安放棺柩）出发，环绕吉隆坡市区游行五公里后，在旧机场路福建义山入土为安。殡仪队伍由董总主席林晃升及教总主席沈慕羽牵头。接着在1986年1月19日，举行“林连玉导师追悼会”，并筹获林连玉基金逾百万元。死后谥封“族魂”。[23]这就是林连玉拥有两个荣衔“族魂”与“导师”的由来。
林连玉留下的“文化教育遗产”，经后来继任者捍卫和斗争中，也为华文教育保留一片天地（虽不平坦，也是青山录水伴于左右），已化作马华文化的一个精神和动力，凝集在马来西亚的上空。因而在40年后，著名马华左翼诗人吴岸又为林连玉送来一首迈向新世纪的颂歌﹕
山崩地裂的十九世纪过去了
天翻地覆的二十世纪
即将过去了
世间多少王朝
成为过眼烟云
母亲
您的语言
是沧海横流中无数的珍珠
在这世纪末的灰暗的大地上
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历史
正在静静地倾听
倾听我们的歌声
一百八十年的风风雨雨
冲不去先人刻骨的记忆
也洗不掉我们永恒的思念……
在那乌云密布的年代
华文教育
面临被扼杀的厄运
母亲
您的语言
化作了熊熊的火焰
看！
是谁
昂立在万人集会的讲台上
瘦小的身躯发出雷鸣的呼声？
“横挥铁腕批龙甲
怒奋空拳博虎头……”
林连玉
林连玉
是林连玉
我们敬爱的华教斗士！
历史
正在静静地倾听
倾听我们的声音
此时此刻
他那仿佛在力挽狂澜的双手
骤然停歇在空中
沸腾的群众
也肃然起敬
他们在倾听
倾听那来自二十一世纪的门槛
新纪元台阶上的
我们雄伟的歌声
母亲的语言
燃亮了天空
照亮了林老脸上的微笑……
不管前面有多少的风雨
不管前面有多少的艰辛
我们将把华文教育的旗帜
擎得更高更高
在二十一世纪的天空
五十年后
一百年后
未来将频频回首
我们的子子孙孙
也将倾听我们以母亲的语言
纵情的歌唱
歌唱民族教育的理想
歌唱中华文化的辉煌
倾听这来自二十一世纪门槛
来自新纪元的台阶上的
我们不灭的歌声……
──吴岸《在新纪元的台阶上》──为纪念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开创180年而作（摘自《华教导报》，2001年1月）[24]（注作者的题目中的“新纪元”，恰好也是董教总创办的学院的名字，称为“新纪元学院”，因而带有语意双关。）
2006年6月20日初稿
2008年8月1日补充
[1]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85页。
[2]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35页。
[3] 参阅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178－197页有关《出卖华文教育罪魁汪永年》一文。
[4]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5页。
[5] 参阅《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42页中引述梁宇皐于1960年8月12日在国会的讲话。
[6] 参阅同上，第40－43页。
[7] 参阅《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45－47页有关林连玉于1960年8月20日的书面谈话。
[8]参阅《大学论坛》，第20期，南洋大学学生会出版，1961年4月30日，第7、8及11页。
[9]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页。
[10]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9页。
[11]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429及1272页。
[12]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266页。
[13] 参阅庄兆声著《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208页。本书作者是中国人，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14] 参阅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23-30及208－220页。
[15] 参阅同上，第220页。
[16]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108-109页。
[17]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172-173页中刊出陆庭谕的文章《为林连玉八十九岁冥寿而写》。
[18] 以上引述林连玉的“语录”参阅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
[19] 林连玉的小品文（评论文章）收集在《杂锦集》中，文章均用笔名发表于当地报章上，都是写于1953年，多署名“康如也”。此书由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
[20] 参阅姜添编注《鲁迅诗注析》，香港集思图书公司出版，1970年，第97页。
[21] 参阅《大学青年》第四期，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1年4月，第23页。
[22] 参阅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第46页刊出林连玉对两句话的解释与澄清，因为它曾引起争议。
[23]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24页吕风整理林连玉传略的题目是《族魂》，而第44页的追悼会上已尊称林连玉为“导师” 。
[24]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247－1278页。
说来也是十分巧合，林连玉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南来马来亚的（鲁迅也是在那一年离开厦门的，但两人未曾相识）。这个时候中国吹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斗口号，把“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转了过来。此时林连玉则在马来亚开始其教学生涯，直到他不能再执教鞭（1961年）为止，而后他也不忘关心华教，但由于客观的限制，他的手和口都被“封住”了。因此林连玉对华教的伟大贡献是在六十年代前的事。
南来后的林连玉，在教育界辗转，生活极不安定，一直到1935年受聘于吉隆坡尊孔中学后，才告安定下来。不过尊孔最后也不能成为他退休的学校，因为他的教师准证被吊销了。
如果林连玉留在中国教育界服务，也许历史就改写了。但命运却让这位集美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飘洋过海到南洋，启开他的斗争的历程。
1942年的日本南侵时，这位穷教师被迫韬光养晦过着养猪生活一个时期。1945年日寇投降后，林连玉应聘主持尊孔的复校工作，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终于把尊孔起死回生，但他没有接受担任校长，而是把他的精力放在组织教师团结方面。1949年，他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从1950年起到1960年，担任长达10年的主席职。
1951年他成功申请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尚未独立，但侨民可以申请成为公民，以认同马来亚）。他后来用行动证明他热爱这个国家，也鼓励华人申请成为公民，并力争平等权益。就在这一年，他又成功地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成立（今日已改称马来西亚），而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则于1954年成立（今也改称马来西亚），此后两个机构在行事上相结合，统称为“董教总”，不过未改变彼此的独立注册地位。
林连玉是在1953年开始担任教总主席，他积极地走向政治的舞台，与政府政党高层打交道，期望能为华教打开一个新局面。可是由于教育报告书一次又一次的出笼对华教有不利的影响，林连玉的言论也就越发激烈和尖锐，与执政当局针锋相对又相互抗衡。例如他反对殖民地政府抛出的“巴恩教育报告书”（1951年），指它意图用英巫语文消灭华校。过后有了“方吴教育报告书”（1952年），但1952年的教育法令却是根据巴恩报告书的精神制订。林连玉领导教师公会起而反对，结果暂时阻止法令之执行。1954年又出现一份“1954年教育白皮书”，也是对华校不利，林连玉同样给予反对。
为了使华教的问题得到解决，林连玉曾于1953年通过教总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1964年沈慕羽担任教总主席时，再次提出）此议最终失败，这也是预料中事。
1955年，由于马来亚联合邦为进行自治而举行普选，林连玉率领教总面见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印度国大党组成）领导人，提出支持联盟以换取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联盟在大选中上台执政，在翌年（1956年）提出“拉萨教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基本上被教总所接受，未有太大的争议。所争议的是报告书的“最终目标”。所谓“最终目标”这样写道﹕“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为达此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
（一）推动成立三大机构
经教总交涉后，时任教育部长的阿都拉萨（Abdul Razak）答应不列入“1957年教育法令”中，华校危机暂时获得缓和。
虽然如此，在“1957年教育法令下，政府仍然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津贴，改制成英文中学。在国家独立前，槟城的锺灵中学及森美兰的振华中学及柔佛的昔加末中学先后在1952年教育法令下接受改制，其它华中则不为所动。[1]林连玉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英国最后一任钦差大臣麦基里莱曾当着林连玉的面前承认﹕政府的教育政策行不通，都是教总反对的结果。陈修信（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这之前，他是自治邦的工商部长）也指林连玉是“当前联合邦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2]
除了促成“教总”成立及“董总”成立，并将两个机构结合起来外，林连玉的另一项创举是使到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公会与董教总合组成“三大机构”，联手捍卫华文教育（此机构基本上在1953年具备皱形，而在1954年被确定下来。不过这种合作并不持久，尤其是1959年在独立后的首次联合邦大选，执政的联盟再一次取得扫荡性的胜利后，就不再依据林连玉的主观愿望发展；反之，联盟政府继承了英国的衣钵，决心对华文中学进行改制，不再有妥协的余地。这就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的背景，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林连玉的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公民权被褫夺”的事件。这种从内部的分化华教的手段远比采取高压的逮捕手段来得高明。此时的林连玉所能作的是退而求其次的捍卫华教，就是号召全马的华校（华文中学）不要步锺灵的后尘，而是要坚持走“独立中学”的路线。今日的全马来西亚仍有60间独中，间接上是林连玉用“个人牺牲换来的成果之一”。
（二）批汪永年斗梁宇皋
林连玉在他当红的年代，曾经“斗臭”两个知名人士，这是早期多为人知的大事。区区一个穷教员，不过是“教总”的主席，如何能把有权有势的“名人”抛出“华社”？看来是不可思议，而事实却是如此。
第一位被他“批臭”的是锺灵中学的校长汪永年。起因于1955，锺中代校长汪永年私下通过董事长促成董事会接受政府津贴的条件，成为首开先河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结果汪永年被扶正出任校长职。林连玉认为这创下一个很坏的先例，指责“汪永年与殖民地官员狼狈为奸，破坏华文教育”。汪永年的回应是“无论说我是汉奸也好，说我是出卖华文教育的罪人也好，我都要做下去。那教总主席林连玉，要人家饿着肚子来维护华文教育，我没有他的傻劲。”林连玉形容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当时汪永年也是教总副主席）。[3]汪永年经他这一骂和学潮迭起之后，虽然仍然做他的改制锺中的校长，却一生背负“出卖华文教育第一人的罪名”，直到他数年前在加拿大逝世，华社仍然不曾原谅他的“罪过”。他是一个被林连玉骂臭而爬不起来的民族教育的“罪人”。
第二位则是位高权重的梁宇皋（1888-1963），在霹雳出世，年青时曾在中国念书，13岁回马来亚，后在英国考取法律学位，在怡保执律师业。1932年又回中国当官和做生意。战后再返马。1949年成为“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长（相等于今日的甲州元首）两年之久。1959年受委为上议员，出任司法部长，并以马华公会代表身份出任“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因为此份争议性的报告书，梁宇皋与林连玉有过一来一往的唇枪舌战，又是演讲战，又是文告战，激起层层浪花。
关于林连玉和梁宇皋的笔战，有必要花些笔墨阐述来龙去脉，因为它涉及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起因于政府于1960年2月18日成立以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为首的“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同年8月4日，报告书（统称达立报告书）发表，并在8月13日的国会通过。它犹如一颗炸弹，轰炸了马来亚华文教育界﹕“由1961年起，政府不再举办以华文为媒介的的中学公共考试（即取消初中三年级考试，华文中学升学考试和华文中学高中离校文凭考试），只以作为官方语文的国文（马来文）或英文为考试媒介；在中学方面，规定只有“全津贴中学”（即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与国民型中学（英文中学））和不受津贴的“独立中学”两种，并由1962年1月1日起，停止对不合格中学（不接受改制）的局部资助学校的津贴，而独立中学可以继续存在，但须受到政府教育条例之限制。这意味着，华文中学面对两个选择﹕接受政府的津贴和条件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即英文中学）或是不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成为独立中学。[4]
由于执政的马华公会接受政府的报告书建议，乃与民间的“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和“教总”（马来西亚全国教师公会总会）的立场分道扬镳，掀起了大论战。最激烈的莫过于教总主席林连玉与马华公会总秘书梁宇皋（担任司法部长，也是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的口诛笔伐的骂战。身为司法部长的梁宇皋在国会的一场演讲充份地表达了改制华文中学的目的。他说﹕“华文中学分成两种，一种是锺灵型中学（即指于1956年接受政府津贴而侧重英文教学，是全马第一间改制的华文中学），大部份的教学，是采用英文的；另一种是华文中学，大部份是用华文。为了学生的前途着想，让他们有机会到商场就业，在政府机关任事，我们应该选择锺灵型中学（即接受改制）。”“旧式的中学（指传统的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找到职业，失望而沮丧而成为反社会的分子。当1955年立法议会选举时，怡保区议员（指反对党人民进步党党魁D.R.辛尼华沙甘律师）问我有没有为李明辩护？（李明是马共精干的干部，1952年被捕，后控上法庭，成为轰动国际的大新闻，结果被判死刑。当时匈牙利甚至向英国提出，用李明交换一名美国间谍，但未成功。李明后被改为无期徒刑。于1964年被马来西亚政府静悄悄遣返中国。她较后与马共宣传副主任陈田结婚，在中国生活，留下精彩的一页历史）（此段参阅马共书记长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梁宇皐说：“李明是匪党的一份子。这些匪党，两次想谋杀我的性命。当然的，怡保区的议员知道这些匪党是来自那一类的学校。”[5]这就十分清楚显示为什么政府要改制华文中学，以防止它们成为“共产党的温床”。
梁宇皐的怨气也发到林连玉的身上，他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的问题，不过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因此，他说林连玉（所作所为）是“吹牛皮，走江湖，为了牛油与面包。”[6]
林连玉对此作义正词严的反驳。他说﹕“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他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把华人的利益一出卖，再出卖，三出卖。”[7]
结果，国会在1961年10月20日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即意味着全面执行“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建议。
虽然如此，林连玉继续采取抗争的立场。他的文采和辩才成为政府的头痛人物。这可以从他的一篇被整理而成的即席演讲窥见，但也因这场讲话，在后来成为他“惹祸”的“罪名”之一。他在1961年3月29日应南洋大学学生会之邀，针对《华文中学改制问题》即席发表长篇大论。在演讲中，林连玉从教育谈到文化再延伸到华人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他认为华人的要求和坚持可归纳为三端﹕华人的子女应该用华语、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各民族教育应予平等及ƒ设立华文教育谘询委员会，因为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不再是“侨民”。他的理据是语言是人类的工具，跟随人而移动的，不被地域所限制。此举意味着海外的华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被限制只在中国本土。因此他说，如果政府不给津贴，就由华人自己来办学，他支持华文教育走自力更生的“独立中学”的道路，不必仰赖政府的协助。他这样说﹕“我们的祖先辛苦的创办华校，所以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是华人血汗的结晶，我们不应把学校送出去而变质。”
为达成华校的生存，林连玉建议三方面合作，其一董事要出钱，其二教师要减薪及其三学生加学费。华校不求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资格从来没有被承认，那么我们的几十万毕业生饿死了没有？没有！华校生到处都要，只有马来亚不要。而眼前的困难是﹕政治压迫，民族败类的出卖及舆论被打压。”
他乐观地相信走“独立中学”的道路是可行的，以维护民族的教育自主权，不然华人子弟将要流浪街头，他说，只要政令不阻碍，不压迫，华人有能力办好自己的教育。他于是引用了中国一向引用的口号来共勉和自勉﹕“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不怕牺牲，避免牺牲。”[8]这个理念显现了他具有左派统战的精神。
林连玉留下的名句（取自他的一首诗中两句）很能概括他的精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他努力不懈地坚持“我们文化的传递与发扬必然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及发展上面。”正因为这样，他付出了代价﹕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褫夺；8月22日，教育部长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证；1963年8月24日，林连玉著作《回忆片片录》被列为禁书；1963年9月12日，内政部长宣布《教师杂志》第9期为禁书（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1964年1月14日枢密院驳回林连玉的（公民权）上诉案；1964年8月24日，内部审理林连玉公民权案结束；1964年10月23日，政府正式褫夺林连玉公民权。从此他的公开的，激昂的民族战歌的声音不见了。但他留下的斗争精神，却恒久不灭，他成了一个“族魂”，照亮华教前进的道路。
（三）华校被切成两半
就在林连玉争取语文教育平等的当儿，政府也毫不松弛地对华文中学进行分解。最后将之分割成两半。对华人社会有着相当大的负面效应。事件的发展是这样的﹕
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双管齐下，一方面剥夺林连玉的发言权和担任教总主席的权利（因公民权已被褫夺），另一方面按原订计划推行1961年教育法令。在两者必须择其一的条件下，政府对其强硬条件作了些许的妥协性修改，允许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可以在下午阶段附设“独立班”，收容未能进入改制中学（国民型中学）的学生。[9]这一点的松动倒使到较多的华文中学愿意接受改制，然后又在新的体制下由董事会另设“独立班”。我们由是在后来看到一个校名，却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学校，那是因为有关的董事会把“独立班”又发展成“独立中学”，于是出现了如同下列的实例﹕槟城锺灵国民型中学（政府控制学校）及锺灵独立中学；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及日新独立中学等等。
事实上，根据资料显示，在改制前，马来亚（马来半岛）剩下的70间华文中学，有三分之二以上接受改制，共54间，只有16间坚持不改制，保留“独立中学”地位（例如槟城著名的韩江中学即为一例，没有国民型中学之设）。遂后54所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出21所“独立中学”[10]，规模自然比不上国民型中学。
东马的砂劳越虽然尚未加入马来西亚，在英殖民政府推行下，也面对同样的政策，于1962年有12所中学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剩6所保持独立中学。后来又另创8所独立中学，因此总共有14所华文中学，学生人数4948名。
东马的沙巴有9所华文独中，学生6344人，而改制中学有5所。连同西马（马来亚）的37间独中，学生41713名。全马总共有60间华文独中，学生总人数5万余名。[11]1975年，董总为独中生设置本身的统一考试（统考），为独中生谋求出路，虽未获得政府承认，但获得海外诸多大学承认。
改制的“华文中学”也已经从71间增加到78间，总学生人数约11万名。（此数目系马来西亚国民型（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于2005年提供的数目）。这些改制中学是否是“华文中学”备受争议。因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它已在1996年的新教育法令下，被改成国民中学，不再被称为“国民型”中学。换句话说，它与国家设立的统一国民中学（马来源流）是属于同一个体系，参加的是政府设置的考试，用马来文或一些科目用英文作考试媒介语，只有华文一科用华文出题，但华文是选修科，不是必考科，而国文（马来文）及英文是必考科，因此它在华教人士看来，已不是“华文中学”，至少董总坚持这个立场。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改制的“华文中学”坚持维护华教传统，即使每周只上数节的华文课，也不断鼓励学生在课外多学华文，在校内用华语沟通，主办节目和比赛以华文为主。所以方成校长（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向笔者坚持他们是保有华教色彩的“华文中学”，也培育出无数的写作人才。
至于改制的华文小学，则未受到变质的影响，仍保留用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目前共有1286所，学生64万余名。[12]（直到2007年，又增加5间，共有1291间）但这些华小所受到的冲击是政府在2003年起，数理也要科采用英文课本和英文教学，使华校生得同时学习同样科目的两种语文，加重负担，引致华社非议，认为有变质华小的潜在危机。其它的则是华小分布参差不齐，在华人人口稠密的地带，缺乏华小；而在乡区及旧城市留下的华小，则学生不足，岌岌可危。它并没有受到很好的规划，因为政府的政策是开办统一的国民小学，不鼓励各族本身的语文的小学一再增加。
整体而言，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还是维持一个有连贯的体系和华语华文普遍受到重视，不能不说与林连玉当年的抗争有关。就实际的情况分析，华教也并非一无所得，虽然分散，但在外国学者看来，“550万人口的华裔，占总人口的25.5%，已拥有一个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在内的华文教育体系，在国家教育体系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处境艰难，但是以今日的这种成就和地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全世界的海外华人社区中仍然是一道灿烂的文化景观。”[13]
这段评语虽然有其道理，但华校内在的挑战也不少。堪可告慰的是华教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一个小学、中学和学院的体系。换句话说，自从南洋大学于1980年无疾而终外，马来西亚又于90年代衍生了三间以华教为基础的学院，即南方学院（在柔佛），新纪元学院（在雪兰莪州）及韩江学院（在槟城），在地理形势上刚好是北马、中南和南马的鼎足而立。在千禧年折射出华教几经挣扎，自行花开三朵。
虽然董教总1977年曾经股起一场运动，以动员华人社会支持创办“独立大学”，有过一阵的热烈反响，但已不复当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风起云涌的磅礡气势，也未在华社掀起思潮运动。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但不争的是﹕追求华文教育的完整系统是华社长久以来的心愿，因为有了林连玉遗传的精神，董教总前仆后继地为民族教育据理力争。先是“独大”在1978年被拒绝，后是董教总通过法律途径与政府打一场硬官司，正如林连玉为恢复公民权一直把官司打到伦敦枢密院。独大官司案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件，即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中，是否可以创设一间华文大学；而在中国本土的海外，又是否可落实这样的一个梦想？
官司从1980年开始（也就是南大被关闭的那一年），一直到1982年由联邦法院审结，驳回董教总的上诉，维持不准办独大的判决。“独大”落幕后一直到1990年才又见华教有所转机，那就是南方学院先获准注册，继在1997年批准董教总的新纪元学院，再下来是1999年批准韩江学院的创立。这三间学院又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国各大学取得联系，为华教的振兴打下强心剂。总而言之，今日的华校生共有70万名（包括中小学），再加上教育体系又逐步地联系起来，人们自然不会忘记华教第一斗士林连玉所坚持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四）化身为华教斗士
除了用行动捍卫华教外，林连玉也用历史与文化观点建构了一套“华文教育”理念，这可以从他的“言论集”中找到依据，更可摘录而成“语录”。在热爱民族教育的人的身上，形成一股热血澎湃的激流。平心而论，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也不是一介书生易成大事的，而偏偏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却能凝聚华人的心声迸发出来，对官方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虽然他不尽然取得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功败垂成的（华文中学接受改制的超过三分之二），但他留下的战斗精神与豪迈声音犹如跫音在山谷回荡，久久不散，激发起捍卫华教的决心。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人愿意步其后尘，例如董教总就坚持沿着他的道路向前迈进。经过数十年的苦心奋斗与屡失屡战的永不言倦的斗争，终于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华文教育保留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林连玉不是左派中人。他的言论从未把自己标签为左派统战的发言人，以致殖民地政府无从对他下手，因为他将自己置放在左派统战的门外。他内心的矛盾在于他一方面同情学生的斗争和罢课，另一方面又与上层打交道，不全然支持顽抗下去，例如1952年尊孔中学被警察包围抓捕师生，林连玉就着文批评英殖民政府处事不当，极大的打击尊孔中学的校誉；又如1957年爆发全国性的学潮，抗议超龄生不得继学的问题，林连玉就劝告学生解散，服从校长命令，回课室上课。[14]他这样的苦口婆心为的是把希望放在三大机构合作上，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虽然林连玉事事撞板，未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但他在学运当中的伟大形象依然不变。他的激昂的言词与据理力争和精神，又赢得学生和华教界人士的敬仰。在一场又一场的斗争中，他化身成为民族教育的英雄，中华文化传承的捍卫者，也就像鲁迅一样，被左派统战奉为马华文化的巨人。
林连玉自己也知道当教总于1957年协助平息全国性的学潮后，又在1960年与梁宇皋骂战时已被对方用共产党和颠覆份子的红帽子罩在他的头上。[15]这就是说，当林连玉把自己卷入华教斗争时，他已经被标签为“左派份子”了，至少在执政者看来是如此。而林连玉在华教分子眼中也是“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勇敢的人和文化巨人”。当林连玉于1986年逝世时，当时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邱祥炽作为林连玉的挚友，在追悼会上就有下列一段赞语﹕
“林老先生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不畏权势，敢于仗义执言，为国家民族舍己，具有高尚节操与正气凛然的长者，并成为民族的光荣象征。
他因甘作孺子牛而读师范，因具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毕生从事清苦的教育工作，及因教育爱与民族爱而反对当权派对母语教育的压制──孺子牛、民族斗士，二者对他一生的志业，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为民族教育作出无私的奉献与牺牲。
林老先生的未竟志业，将有无数的继承者。被浓云重雾笼罩的民族前途，已隐约呈现新的希望曙光。”[16]
邱祥炽作为林连玉的挚友，把他和鲁迅作比较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林连玉一生中有三个人对他有很大的启示，其一是他佩服梁启超的浩翰如海，气势磅礴的文章；其二是欣赏胡适的分析事理，一二三点，条理分明的论著；其三是深受鲁迅杂文的影响，对投枪式的文字和骂人的艺术是深受其益的。他因此认为与人争论要“摆事实、讲道理、讲积极的话，不讲消极的话、讲正面的话，不讲反面的话”。[17]
也被人认为继林连玉之后的另一华教斗士陆庭谕认为林连玉的文章是历史文献，值得一读再读。笔者认为林连玉的《言论集》，不论是文告或演讲，不论是说理或反驳，比起他的其它文集，如《吴钩集》、《什锦集》及《连玉诗集》都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启迪作用。针针见血，言之有物，不仅是“文史遗产”，而且是“历史见证人”，成为华文教育的一把响亮的声音和旗帜。
尽管他的《言论集》未形成如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照耀四方，但从他的言词中，正贯穿着一条不变的定律﹕“华人学习母语母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任何人也不能剥夺。”因为他的捍卫，马华文学才有今天，华语华文有了传承和发展。单就这一点，林连玉是功在华教，功在马华文化，也功在马华文学。
（五） 語錄成指引明燈
以下的林连玉从历史及现实的观点表露出来的“言论”精选可以看出他的斗争依据﹕
教育之目的所以使儿童在其环境中生活更为美满，而马来亚之华人占总人口之一半，所有都市纯为华人环境，华人儿童在此环境中生活最切要（的是）需用其母语，是以华文不能放弃必须继续发展。
──1952年教总呈《教育遴选委员会意见书》
华文在马来亚的发展，是自然的要求。这种自然的力量，是伟大而不可轻视的。
──1952年庆教师节致词
我们的文化，便是我们民族的灵魂。这崇高的、圣洁的灵魂，必须受极神圣的尊重，而我们文化的传递与发扬，必然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及发展的上面。
──1952年，董教与马华公会联席会议宣言
所谓华文教育，是以文字的属性为本位，不是以民族的属性为本位的，所以政府的金钱必须直接用在华校的，才能算作是对华文教育的开支。假如英校中也有华人的学生，那只能划入英文教育项下，不能要求我们承认。如果华人不以华文教育为重要，我们就索性把华校送给政府办英文教育好了。
──1954年致《海峡时报》函
合理的，我们当然拥护；不合理的，我们当然要反对，无所用其客气的。我们必须以不惜牺牲来避免牺牲，以不怕压迫来反抗压迫，然后，我们的民族，在马来亚求生中，才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一日。
──1955年《在反对教育法令声中应有的认识》（星洲日报年刊）
我们承认华人将要永久居住于马来亚必须成为马来亚的国民，但我们是以效忠尽义务为条件，不是以弃母语毁文化为条件的，所以没有华文地位的教育政策，我们必须坚决的拒绝。
──1955年呈英殖民部大臣波霭爵士备忘录
马来亚华文教育所以振兴，是由于五十年前政府放弃教育人民责任的结果。我们的先知先觉，为着不忍坐视我们的子孙，沦于晦盲舌塞，因而毅然决然以自己的力量，负起教育的责任。到了现在，我们的华文教育，不但有了极深厚的基础，并有了极完整的系统。华文教育，已经在本邦发出万丈光辉了。我们瞻望前途，深知道马来亚的独立途程已经近了，我们是马来亚国中坚份子，我们的文化自然也是马来亚的主流之一，于是我们华文教育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了，我们不但必须及时的予以维护，并且也必须及时的予以发扬。
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的文化堡垒。
──1955年第一届华文教育节宣言
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指达立教育报告书），不是对旧教育政策的检讨（按教总接受1956年拉萨教育报告书），却是新教育政策的建立。这个新的教育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为目的，我们绝对不应该接受，新教育政策与拉萨教育报告书大相径庭。
──1960年书面谈话
转入1961年，林连玉与政府的斗争逐步升级。因此他说﹕
“眼前是我们华文中学最后抉择的时刻，要维护民族文化吗？就得面临经济的压迫；要获得经济援助吗？就是放弃本族的文化。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下来。这就是说，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
──1961年在教总工作委员会议上讲话
但他还是坚持他说过的话﹕
“语文是人类的工具，这种工具是属于人而不属于地的（belongs to man, not to land）。现在那些要排斥华文华语的人弄错了，以为语文是属于地而不属于人。”
──1961年3月在南大学生会的专题演讲
自此之后，林连玉接获公民权被褫夺的通知，连教师准证也被吊销（日期分别是1961年8月14日及8月19日），终于有了最后的告白﹕
我自从决心献身为公众服务以来，早已把个人的利益置诸度外。时至今日，不是我不急流勇退，不负责任，而是惨酷的现实强迫我不得不放下责任。我要与教育界同仁互勉，所贵乎读圣贤书的，便是树立风标砥砺气节，维护真理，发扬正义。生命的价值，在正义的立场上有时候并不可贵，惟能以身殉道，人格才觉得光辉。
──1961年12月7日《告别教总同仁》[18]
综观林连玉的思想，他既不倾左，也不靠右，似乎一生不喜欢与政治拉在一起，一心只为教育和华教，具有强烈的民族情、华教心，不容许任何不利华校发展的情况出现，他对华教的挚着，没有人比他更坚持。从他的两篇小品文中，我们得以看出他的思想是朝向民主而他的心思是直透华教的。在他的小品文《翁胡两公子合论》中，流露出对中国与台湾分割的无奈。文中指说胡适亲向台湾的国民党，而他的儿子则在中国大陆指责父亲是“反动派”；反过来另一位名士翁文灏人在大陆，其女儿则身在台湾，指其父的“思想错误”，要他从中醒悟。在扼腕叹息声中，他认为翁小姐比较温婉可爱，未给父亲加上任何罪名；反之胡公子给父亲的“罪名”可大了。而他也说不清谁是谁非。这反映出林连玉未表明他靠向那一边。
不过在另外一篇小品文《谈马来亚的精神》，充份地反映出对英国议会民主制的赞扬﹕“英国的伟大民主精神，令人羡慕。即使是在马来亚服务的英国官员，也完全平民色彩，没有官僚习气。这种民主精神是马来亚最大的财富，应照单收下。”显示他服膺于议会民主制。
但一谈到华文教育问题，林连玉丝毫也不让步，他指责英国人推行洋化教育，意图消灭华教。对于华文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他是寸步不让的，不仅不让，还认为应按人口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来重视华语华文。他说﹕“在马来亚，华文比任何文字更为充足，竟会遭受摒弃的命运，面临消灭的危机？”（《谈文字的价值》）。
他的小品文中倒还有些哲理存在于其中。例如﹕
国家是以利益而组织的，民族是由意识而形成的；一个国家，可以包含了数个不同的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分裂为数个国家。前者如瑞士，后者如印度即是。
‚民族是以意识为背景的。所谓民族意识，是以血统、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宗教、历史……等等为要素。这种民族意识，未经形成，无话可说，已经形成，就同于自然，任何巨力，都无法加以摧毁。好像犹太人、亡国已二千年了，其人民分散于世界各国，而到现在，不但外国人知道他们是犹太人而加以排斥；就是犹太人，也自知其为犹太人，不愿受人排斥，而急于自建其国。
ƒ民族尽忠的对象，是以生存权利为标准，不是以祖国来源为标准的。
„“一味应用不平等的手法，公民权的限制及移民法律的实施，使华人在当地人口由多数变为少数，使华人在当地的文化，由自己的而变成别人的”，以为“这么一来，华族变质了，马来亚的民族也就统一了”是错误的。
──《马来亚民族一辨误》，1953年3月18日[19]
林连玉在1961年后成了鲁迅笔下的一首诗﹕
万家墨面没莴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无题》，1934年[20]
（六）40年前后两首颂歌
“文化巨人”和“华教斗士”林连玉沉默了，他不能再振臂疾呼，也不能摇动匕首的笔尖。然而林连玉的形象也成了马华左翼作家的偶像。40余年前，南大生曾为他唱出这样的一首歌﹕
没有一个名字，
像你的名字那样动听。
你，英勇战士的形象，
像祖国最珍贵的宝石，
千百哩外的心也受你吸引。
为了民族教育，
也为了祖国文化美丽的远景，
你肩担了民族教育的半个重担，
有人要你把民族教育高价出卖，
你连连摇头说﹕不行！
那些日日夜夜要消灭华文的人，
恨不得张大口把你吞噬。
而我们──万千热爱民族教育的儿女，
把你看得比爹娘还亲！
你看！
多少滚着泪水的眼睛。
你听！
春雷般的掌声响个不停。
然而，就是再加一千倍，
也不能表现出我们对你的爱敬！
你的话像x光，
照出那些脸上写着「献身人民」的人，
满肚子来历不明的黄金，
而你的每一句话，
却像不灭的灯塔，
指引我们勇敢的前进。
让最爱讲「民主」的人去讲民主吧！
尽管报纸上看不到你的话，
尽管你被掩了半个嘴巴，
我们却永远听到你的讲话。（注）
民族教育英勇的战士，
不，领导战士的总司令！
我们像你一样坚信﹕
「不怕牺牲，
就不会牺牲！」
风暴只能促使幼芽迅速成长！
这一切，历史早已证明。
到了那一天，
丑恶的脸孔完全露出原形，
真理正义得到真正显现，
三大民族教育一律平等，
微笑的你，
将最美丽的花圈戴上，
让千万人民向你高呼颂赞！
那时候，
你猜我将做什么？
我要写一首诗﹕
记述人民如何欢欣歌唱！
（注﹕此段系根据林连玉演词）
──高林《那时候》──听林连玉先生在南大演讲后[21]（1961年3月29日应南大校友会之邀）
林连玉发表著名的演讲过后的5个月，公民权被吊销，而此次演讲的重要内容成为“罪状”之一。
针对他演讲中的两句话﹕“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不怕牺牲，避免牺牲”，林连玉在1980年80岁时作了厘清和解释﹕“这两句话，我有两次提出来，第一次是1955年为《星洲日报》写特刊时提出来；第二次是1961年，在南大向学生演讲时提出，得到的反应，也有两次。一次是森美兰州议员林纪赛，于竞选大会上正面使这两句话，属于赞美的。另一次是内政部要剥夺我公民权，把这两句话列为罪证之一。
所谓「不受压迫，反抗压迫」是极其浅显的道路，因为不管是人与人，或民族与民族，都是平等的，不应该相互压迫。如果有恃强凌弱的现象，就不应该接受。既不接受，自然要反抗了。因此有争论的，可能发生在下一句﹕「不怕牺牲，避免牺牲」，（前四个字不怕牺牲）并不是鼓励牺牲，提倡牺牲。我的意思是到了非牺牲不可的时候，就要毅然决然的牺牲。所谓「避免牺牲」就是不轻易牺牲，可以避免的，就应该避免。换句话说，就是和平未至绝境，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牺牲。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压迫者已经放出手段，要置我们于死地了，因为我们有牺牲的决定，对方不愿顽抗受损，反而要缩手，这也是因为不怕牺牲，避免牺牲了。
我所以一而再的提出这两句话，是鉴于我们民族，在马来西亚已遭受重重的压迫了。因此我希望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团结一致，不受压迫，反抗压迫。要反抗压迫，必然要有牺牲，必要时，我们要勇敢地，把代价付出。但牺牲到底是惨痛的，所以要极力避免，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牺牲即是了。”
──1980年4月《反抗压迫》（林连玉80岁）[22]
1985年（12月18日）林连玉走完他曲折不平的一生，归于尘土，“生荣死哀”。停柩三天，每天有大批来自各阶层人民前来瞻仰遗容。出殡当天（12月21日），在万人陪送下，由华人大会堂（破天荒让一位伟人安放棺柩）出发，环绕吉隆坡市区游行五公里后，在旧机场路福建义山入土为安。殡仪队伍由董总主席林晃升及教总主席沈慕羽牵头。接着在1986年1月19日，举行“林连玉导师追悼会”，并筹获林连玉基金逾百万元。死后谥封“族魂”。[23]这就是林连玉拥有两个荣衔“族魂”与“导师”的由来。
林连玉留下的“文化教育遗产”，经后来继任者捍卫和斗争中，也为华文教育保留一片天地（虽不平坦，也是青山录水伴于左右），已化作马华文化的一个精神和动力，凝集在马来西亚的上空。因而在40年后，著名马华左翼诗人吴岸又为林连玉送来一首迈向新世纪的颂歌﹕
山崩地裂的十九世纪过去了
天翻地覆的二十世纪
即将过去了
世间多少王朝
成为过眼烟云
母亲
您的语言
是沧海横流中无数的珍珠
在这世纪末的灰暗的大地上
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历史
正在静静地倾听
倾听我们的歌声
一百八十年的风风雨雨
冲不去先人刻骨的记忆
也洗不掉我们永恒的思念……
在那乌云密布的年代
华文教育
面临被扼杀的厄运
母亲
您的语言
化作了熊熊的火焰
看！
是谁
昂立在万人集会的讲台上
瘦小的身躯发出雷鸣的呼声？
“横挥铁腕批龙甲
怒奋空拳博虎头……”
林连玉
林连玉
是林连玉
我们敬爱的华教斗士！
历史
正在静静地倾听
倾听我们的声音
此时此刻
他那仿佛在力挽狂澜的双手
骤然停歇在空中
沸腾的群众
也肃然起敬
他们在倾听
倾听那来自二十一世纪的门槛
新纪元台阶上的
我们雄伟的歌声
母亲的语言
燃亮了天空
照亮了林老脸上的微笑……
不管前面有多少的风雨
不管前面有多少的艰辛
我们将把华文教育的旗帜
擎得更高更高
在二十一世纪的天空
五十年后
一百年后
未来将频频回首
我们的子子孙孙
也将倾听我们以母亲的语言
纵情的歌唱
歌唱民族教育的理想
歌唱中华文化的辉煌
倾听这来自二十一世纪门槛
来自新纪元的台阶上的
我们不灭的歌声……
──吴岸《在新纪元的台阶上》──为纪念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开创180年而作（摘自《华教导报》，2001年1月）[24]（注作者的题目中的“新纪元”，恰好也是董教总创办的学院的名字，称为“新纪元学院”，因而带有语意双关。）
2006年6月20日初稿
2008年8月1日补充
[1]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85页。
[2]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35页。
[3] 参阅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178－197页有关《出卖华文教育罪魁汪永年》一文。
[4]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5页。
[5] 参阅《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42页中引述梁宇皐于1960年8月12日在国会的讲话。
[6] 参阅同上，第40－43页。
[7] 参阅《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45－47页有关林连玉于1960年8月20日的书面谈话。
[8]参阅《大学论坛》，第20期，南洋大学学生会出版，1961年4月30日，第7、8及11页。
[9]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页。
[10]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9页。
[11]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429及1272页。
[12]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266页。
[13] 参阅庄兆声著《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208页。本书作者是中国人，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14] 参阅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23-30及208－220页。
[15] 参阅同上，第220页。
[16]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108-109页。
[17]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172-173页中刊出陆庭谕的文章《为林连玉八十九岁冥寿而写》。
[18] 以上引述林连玉的“语录”参阅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
[19] 林连玉的小品文（评论文章）收集在《杂锦集》中，文章均用笔名发表于当地报章上，都是写于1953年，多署名“康如也”。此书由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
[20] 参阅姜添编注《鲁迅诗注析》，香港集思图书公司出版，1970年，第97页。
[21] 参阅《大学青年》第四期，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1年4月，第23页。
[22] 参阅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第46页刊出林连玉对两句话的解释与澄清，因为它曾引起争议。
[23]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24页吕风整理林连玉传略的题目是《族魂》，而第44页的追悼会上已尊称林连玉为“导师” 。
[24]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247－1278页。
參考文獻
1. 《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
2. 《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
3. 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上下集，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
4. 《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
5. 《大学论坛》，第20期，南洋大学学生会出版，1961年4月30日。
6. 庄兆声著《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
7. 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
8. 林连玉著《杂锦集》，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6年。
9. 姜添编注《鲁迅诗注析》，香港集思图书公司出版，1970年。
10. 《大学青年》第四期，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1年4月。
31.8.04
歷史片斷回顧：巫統政治風暴
目录：
1.第一章：回首巫统来时路 2.第二章：拿督翁离开巫统
3.第三章：拿督翁摔了一跤 4.第四章：拿督翁一变再变
5.第五章：东姑恶斗拿督翁 6.第六章：东姑时代掀序幕
7.第七章：拿督翁斗争至死 8.第八章：东姑斗农业部长
9.第九章：阿都阿玆受重挫 10.第十章：东姑迎来了冬天
11.第十一章：马哈迪炮轰东姑 12.第十二章：东姑让位给拉萨
13.第十三章：对哈仑先爱后恨 14.第十四章：哈仑顽抗却不敌
15.第十五章：胡先翁配马哈迪 16.第十六章：胡先翁弃回教党
17.第十七章：胡先翁确定权威 18.第十八章：第三任首相退休
19.第十九章：马哈迪妙选副手 20.第二十章：马哈迪慕沙搭挡
21.第廿一章：2M政府不持久 22.第廿二章：马哈迪起用嘉化
23.第廿三章：马哈迪带出安华 24.第廿四章：巫统大门迎安华
25.第廿五章：安华更上一层楼 26.第廿六章：安华领导巫青团
27.第廿七章：打进巫统的回响 28.第廿八章：山雨欲来风满楼
29.第廿九章：拉沙里斗马哈迪 30.第三十章：巫统出视AB队
31.第卅一章：马哈迪险中取胜 32.第卅二章：党选结果与诉讼
33.第卅三章：通过法庭见真章 34.第卅四章：新巫统化解危机
35.第卅五章：法院院长被革职 36.第卅六章：司法官司案中案
37.第卅七章：两派头头掀笔伐 38.第卅八章：拉沙里另起炉灶
39.第卅九章：马哈迪入院开刀 40.第四十章：拉沙里再次失败
41.第四十一章：安华派从中崛起 42.第四十二章：宏愿队伍被拆散
43.第四十三章：马安关係变暧昧 44.第四十四章：达因复出克安华
45.第四十五章：马哈迪革除安华 46.第四十六章：安华被革除党籍
47.第四十七章：阿都拉脱颖而出 48.画页 49.大事记
50.附录:
(一) 华人社会‧巫统‧回教党 . 安华事件的省思与启示
(二) 安华被判决之后
(三) 阿兹莎直逼马哈迪
(四) 客观评价公正党
30.8.04
第一章：回首巫统来时路
巫统的出现是源自于反对英国实施“马来亚邦联”政制。其预导人就是来自柔佛的拿督翁。
马来亚至今日的马来西亚局面，就是巫统成立后带来的。
1998年9月，安华事件引爆以后，人们的注意力不免投向马来社会对政治所持的态度，因为这与马来西亚整体的动向息息相关，也难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如果要谈马来人的政治，一定要以巫统作为主力和主要的讨论对象，理由是这个政党的诞生，使到马来社会和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起了根本的改变。虽然在巫统之前，也有不少马来团体和政治团体进行活动，但从来没有单一的政党能够带动马来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史料，在巫统之前，马来社会已有政团出现，例如比较着名而带有急进倾向的马来青年同盟（KMM）。由于未能在马来社会引起共鸣，也与印尼有一定的联係，在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停止了活动。
另一个是差不多只比巫统早一点成立的马来人国民党（PKM），是于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来在霹雳成立，它的成员包括激进左翼份子，也倾向印尼执政的国民党（由苏加诺领导）。
不过，这个组织也参与催生了巫统（UMNO），3个月后，又与巫统闹分裂而自行发展。领导国民党的是着名马来领袖有巴哈鲁丁医生（DR.BURHANUDlN），依萨（ISHAKHAJIMUHAMMED）及布斯达曼（AHMADBOESTAMAN），是一个左倾而又有宗教色彩的政党。
国民党有浓厚的反资本主义、反殖民地主义的思想，更在宣传上鼓吹展开独立斗争，不惜流血，以致英殖民政府採取逮捕行动，将巴哈鲁丁、依萨及布斯达曼等人拘留。
英政府1947年先封闭国民党青年团（APl）组织，继之在1950年查禁国民党，指它受共党渗透。这样一来，在1947年时号称拥有6万至10万党员的声势浩大的政党就宣告消失。
在这裡，有需要指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的布哈鲁汀医生，在其党被宣佈为非法组织俊，于1955年与布斯达曼发起组织人民党。隔年受到回教党的邀请，乃离开人民党，加入回教党（当时称泛回）成为主席，一直到1969年去世为止。
间中于1965年被捕，被指称与依萨等人企图成立流亡政府。巴哈鲁丁早年思想左倾，在印尼受教育，后往印度攻读医科。他的思想是主张民族主义、回教及社会主义的三结合，深受印尼已故总统苏加诺的影响。
另外一位依萨是着名的马来作家，具有左派思想，早年在日本南侵前，被英殖民政府扣留。1945年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之一。1948年再次被捕入狱，1953年才获释。
1959年，他参加劳工党，出任主席。1965年，被政府指涉及反政府活动，企图在巴基斯坦组织流亡政府而三度被捕。释放后息影政坛。另有一位被捕而被指涉及同样活动的是阿都亚玆，他在60年代成立国民议会党，加入社阵，原是东姑内阁的农业部长。
第3位国民党领袖是阿末布斯达曼，与依萨同在马来文坛享有声誉。在国民党被宣佈为非法后，被英政府逮捕入狱，渡过7年扣留生涯，1955年获释不久，成立人民党。这个党在1958年独立日与劳工党合作组织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出任主席，并当选国会议员。
1962年汶莱发生流产政变，布斯达曼受嫌涉及再次被捕，一直到1967年才被释放。
1968年，在人民党内与新领袖卡森阿末发生严重分歧，愤而退党，另组无产阶级党，因无号召力，形同虚设。1978年，应陈志勤之邀，加入社会正义党，前者退休后，改由后者接任主席，可惜在1978年大选无所获，只好退隐政坛。
从上我们看到马来政坛左翼声势一度浩大，可能与印尼关係密切，可是却因此与英国殖民政府格格不入，以致未能登堂入室，成为马来社会的领导人。
回头看看巫统的成立，情况就与左倾的马来政党完全不同。巫统的成立是有下列背景的：1946年，英国政府正式推出“马来亚邦联计划”（MALAYANUNlON），主要点是将马来亚各州统一起来，置入英国的直接统治下，同时提供其他民族有同等的权利。
此计划没有提及苏丹的地位和对马来人权利的特别照顾，引致马来社会大为不满，他们不能接受英国政府对苏丹地位的安排和对公民权的开放。
这个时候，柔佛州半岛马来人运动主席拿督翁惹化，联合一批马来社会领袖促请马来人大团结，群起反对“马来亚邦联计划”。1946年5月11日，拿督翁号召马来社团大团结，共有41个单位，齐集吉隆坡举行全国马来团体大会，正式宣佈成立巫统（马来人统一机构）。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左派的国民党代表与拿督翁意见相左，但拿督翁佔上风，会议通过的议桉包括坚决反对马来亚邦联制，要求英国撤消这项政治制度。
由于马来社会在巫统带领下的激烈反对，和採取各种行动抵制英政府的计划，迫使英国政府让步，同意重新检讨有关政制，并与马来苏丹和巫统讨论和谈判。
时局急转直下，大大地改变了英国政府的策略，原先推出“马来亚邦联”是想安抚各族人民，企图抵销共党带来的威胁和压力，以便在此一政制下，保持英国人的优势和直接控制权，未料引起的激烈震盪不是来自马共，而是马来社会，他们抗议英国人漠视了马来苏丹的固有地位和马来人应有的特权。
于是乎，英国殖民政府改弦易辙，从不重视马来社群，到直接与马来社群的代表进行谈判，这是马来西亚历史的转捩点，主要是马来社会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党来和英国寻求他们应有的地位。
英国政府当时的主力战是放在对付马共的威胁，既然马共也不积极支持“马来亚邦联”"，反而是马来社会藉此鼓起马来民族主义的浪潮，英国的态度也作了转变。
马来社会组成的巫统，其领导人（主席）就是拿督翁（当时任署理柔佛州务大臣）。他是一位并不容易应付的对手，英国不得不正面与巫统重新评估整个时局。
可以说，巫统崛起，全面地改变了马来人的命运，他们从被动的地位转成主动的一方与英国讨价还价。
这就是说，巫统成立后，英国人在马来亚的利益便转向与巫统协商，其他方面的异议，已成为非主要考虑的意见了。
巫统乘胜追击，用了3年的时间，与英国政府拟定了新的政制，订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在这个过程中，只有3方进行协商，即英国、巫统与马来苏丹，并在1946年7月成立一个3方接受的协商理事会。（当时非马来人包括华人代表表示抗议，因为他们没有代表在理事会内。）
12月，马来亚联合邦草桉推出，英国为了要缓和非马来人的不满，也成立一个协商委员会来聆听非马来人的意见。儘管不如人意，英国在取得巫统的合作下，于1948年2月1日推出了“马来亚联合邦”计划。要点包括英国同意回复到战前马来统治者的地位，也保持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
虽然公民权的问题未使非马来人满意，但也留下一些协商的馀地。
“马来亚联合邦”政制的实现，无疑是巫统的大胜利，从而奠定它的主流地位，拿督翁在这方面居功至伟，但后来为甚麽又离开巫统呢？
马来亚至今日的马来西亚局面，就是巫统成立后带来的。
1998年9月，安华事件引爆以后，人们的注意力不免投向马来社会对政治所持的态度，因为这与马来西亚整体的动向息息相关，也难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如果要谈马来人的政治，一定要以巫统作为主力和主要的讨论对象，理由是这个政党的诞生，使到马来社会和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起了根本的改变。虽然在巫统之前，也有不少马来团体和政治团体进行活动，但从来没有单一的政党能够带动马来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史料，在巫统之前，马来社会已有政团出现，例如比较着名而带有急进倾向的马来青年同盟（KMM）。由于未能在马来社会引起共鸣，也与印尼有一定的联係，在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停止了活动。
另一个是差不多只比巫统早一点成立的马来人国民党（PKM），是于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来在霹雳成立，它的成员包括激进左翼份子，也倾向印尼执政的国民党（由苏加诺领导）。
不过，这个组织也参与催生了巫统（UMNO），3个月后，又与巫统闹分裂而自行发展。领导国民党的是着名马来领袖有巴哈鲁丁医生（DR.BURHANUDlN），依萨（ISHAKHAJIMUHAMMED）及布斯达曼（AHMADBOESTAMAN），是一个左倾而又有宗教色彩的政党。
国民党有浓厚的反资本主义、反殖民地主义的思想，更在宣传上鼓吹展开独立斗争，不惜流血，以致英殖民政府採取逮捕行动，将巴哈鲁丁、依萨及布斯达曼等人拘留。
英政府1947年先封闭国民党青年团（APl）组织，继之在1950年查禁国民党，指它受共党渗透。这样一来，在1947年时号称拥有6万至10万党员的声势浩大的政党就宣告消失。
在这裡，有需要指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的布哈鲁汀医生，在其党被宣佈为非法组织俊，于1955年与布斯达曼发起组织人民党。隔年受到回教党的邀请，乃离开人民党，加入回教党（当时称泛回）成为主席，一直到1969年去世为止。
间中于1965年被捕，被指称与依萨等人企图成立流亡政府。巴哈鲁丁早年思想左倾，在印尼受教育，后往印度攻读医科。他的思想是主张民族主义、回教及社会主义的三结合，深受印尼已故总统苏加诺的影响。
另外一位依萨是着名的马来作家，具有左派思想，早年在日本南侵前，被英殖民政府扣留。1945年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之一。1948年再次被捕入狱，1953年才获释。
1959年，他参加劳工党，出任主席。1965年，被政府指涉及反政府活动，企图在巴基斯坦组织流亡政府而三度被捕。释放后息影政坛。另有一位被捕而被指涉及同样活动的是阿都亚玆，他在60年代成立国民议会党，加入社阵，原是东姑内阁的农业部长。
第3位国民党领袖是阿末布斯达曼，与依萨同在马来文坛享有声誉。在国民党被宣佈为非法后，被英政府逮捕入狱，渡过7年扣留生涯，1955年获释不久，成立人民党。这个党在1958年独立日与劳工党合作组织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出任主席，并当选国会议员。
1962年汶莱发生流产政变，布斯达曼受嫌涉及再次被捕，一直到1967年才被释放。
1968年，在人民党内与新领袖卡森阿末发生严重分歧，愤而退党，另组无产阶级党，因无号召力，形同虚设。1978年，应陈志勤之邀，加入社会正义党，前者退休后，改由后者接任主席，可惜在1978年大选无所获，只好退隐政坛。
从上我们看到马来政坛左翼声势一度浩大，可能与印尼关係密切，可是却因此与英国殖民政府格格不入，以致未能登堂入室，成为马来社会的领导人。
回头看看巫统的成立，情况就与左倾的马来政党完全不同。巫统的成立是有下列背景的：1946年，英国政府正式推出“马来亚邦联计划”（MALAYANUNlON），主要点是将马来亚各州统一起来，置入英国的直接统治下，同时提供其他民族有同等的权利。
此计划没有提及苏丹的地位和对马来人权利的特别照顾，引致马来社会大为不满，他们不能接受英国政府对苏丹地位的安排和对公民权的开放。
这个时候，柔佛州半岛马来人运动主席拿督翁惹化，联合一批马来社会领袖促请马来人大团结，群起反对“马来亚邦联计划”。1946年5月11日，拿督翁号召马来社团大团结，共有41个单位，齐集吉隆坡举行全国马来团体大会，正式宣佈成立巫统（马来人统一机构）。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左派的国民党代表与拿督翁意见相左，但拿督翁佔上风，会议通过的议桉包括坚决反对马来亚邦联制，要求英国撤消这项政治制度。
由于马来社会在巫统带领下的激烈反对，和採取各种行动抵制英政府的计划，迫使英国政府让步，同意重新检讨有关政制，并与马来苏丹和巫统讨论和谈判。
时局急转直下，大大地改变了英国政府的策略，原先推出“马来亚邦联”是想安抚各族人民，企图抵销共党带来的威胁和压力，以便在此一政制下，保持英国人的优势和直接控制权，未料引起的激烈震盪不是来自马共，而是马来社会，他们抗议英国人漠视了马来苏丹的固有地位和马来人应有的特权。
于是乎，英国殖民政府改弦易辙，从不重视马来社群，到直接与马来社群的代表进行谈判，这是马来西亚历史的转捩点，主要是马来社会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党来和英国寻求他们应有的地位。
英国政府当时的主力战是放在对付马共的威胁，既然马共也不积极支持“马来亚邦联”"，反而是马来社会藉此鼓起马来民族主义的浪潮，英国的态度也作了转变。
马来社会组成的巫统，其领导人（主席）就是拿督翁（当时任署理柔佛州务大臣）。他是一位并不容易应付的对手，英国不得不正面与巫统重新评估整个时局。
可以说，巫统崛起，全面地改变了马来人的命运，他们从被动的地位转成主动的一方与英国讨价还价。
这就是说，巫统成立后，英国人在马来亚的利益便转向与巫统协商，其他方面的异议，已成为非主要考虑的意见了。
巫统乘胜追击，用了3年的时间，与英国政府拟定了新的政制，订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在这个过程中，只有3方进行协商，即英国、巫统与马来苏丹，并在1946年7月成立一个3方接受的协商理事会。（当时非马来人包括华人代表表示抗议，因为他们没有代表在理事会内。）
12月，马来亚联合邦草桉推出，英国为了要缓和非马来人的不满，也成立一个协商委员会来聆听非马来人的意见。儘管不如人意，英国在取得巫统的合作下，于1948年2月1日推出了“马来亚联合邦”计划。要点包括英国同意回复到战前马来统治者的地位，也保持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
虽然公民权的问题未使非马来人满意，但也留下一些协商的馀地。
“马来亚联合邦”政制的实现，无疑是巫统的大胜利，从而奠定它的主流地位，拿督翁在这方面居功至伟，但后来为甚麽又离开巫统呢？
第二章：拿督翁离开巫统
拿督翁决意要巫统开放门户，接纳非马来人为党员，但为巫统大多数党员反对，他愤而离开巫统，另起炉灶。
拿督翁惹化（DatoOnnBinJa'afar）催生了巫统的成立（1946年），那时他担任柔佛州务大臣（署理），因此有足够的条件号召马来人大团结。
在迈出成功的第一步，迫使英国放弃“马来亚邦联”（MalayaUnion）政制后，拿督翁再接再厉，促成英国同意于1948年2月1日实施马来亚联合邦政制。在这个制度下，英国仍然控制一切，议会内的大多数议员是委任的。不过它保留了马来各州统治者的地位和马来人特权地位。
英国殖民政府也在某种程度上开放，允许其他政党成立，可以和平争取政治势力，也可以和巫统协商合作。英国这样做是要抵消马共的影响力，同时，在取得较大的政治控制权后，倾全力对付马共带来的威胁。
最明显的实例，是英殖民政府于1948年6月23日宣佈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宣佈马共为非法组织，全面向马共宣战。
在此时局下，身为马来人领袖的拿督翁有其另外的想法，他虽然与英国关係良好，但不是唯命是从的。在紧急法令颁佈后，他认为他的第二个步骤是要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成为名副其实的马来亚各族人民的领袖，不局限在一个族群中。这种远大的抱负是跨时代的构思，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的。
虽然如此，毅力坚定的拿督翁按照其心愿于1948年12月31日在其新山住宅召开21 名各族领袖会议，决定成立“各民族联络委员会”，成员包括敦陈祯禄在内，积极推动政治改革，包括改变巫统的特性和党章。
拿督翁认为，既然巫统已告稳定和强大，虽然有异议份子离开巫统，另行组织或左倾或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马来政党。在尚未对巫统构成威胁前，他要巫统变得更强大和更有代表性。其中所考虑的因素是争取中庸的华人加入他的斗争行列，不再偏向马共。
可是，他的这一步伐刚晋进一步，便受到巫统党内的大多数人反对。拿督翁在与陈祯禄等人合作时，认为时机可能已告成熟，可以用巫统作为马来亚的政治主导力量，不必再排斥非马来人，大胆建议开放巫统门户，让非马来人也可以成为党员或附属党员。
他同时也建议，巫统不妨接受“各民族联络委员会”的建议，检讨有关公民权的问题，以缓和非马来人的担心和不满。如果这些建议可行，则巫统可以改名为马来亚国民统一机构（原名是马来亚巫人统一机构）（英文简称仍用UMNO）。
拿督翁这种当时被视为开明的态度，在1950年5月在吉隆坡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试图说服巫统大多数党员接纳。
不过，事与愿违，巫统大多数党员拒绝了拿督翁的建议，视此举威胁到马来人的权利和地位，一份马来刊物“MAJLIS”毫不容情地抨击：“拿督翁已成功地挫败‘马来邦联’（MalayanUnion），它是否又捲土重来呢？麦唐纳和陈祯禄已说服拿督翁，而陈祯禄也获得马来人领袖包括拿督翁的信任重燃这个火焰，试图应用一个民族理想来消灭共产党。但为何我们应当和外人来平分权利？”文章在马来社会引起共鸣，特别是巫统党员，他们纷纷向拿督翁施压力，要他放弃这一念头。
由于拿督翁十分坚持他的理想，在1950年6月10日的巫统大会上，他愤然宣佈辞职。这一下子，整个局面沸腾。他们不是不支持拿督翁的领导，但毫不妥协反对他的“门户开放”及开放公民权的建议。
对此，许多巫统分支部纷纷挽留，要他打消辞职念头。
3个月后，巫统的另一个代表大会，又一致投票支持他当选全国主席，且在原则上接纳各族联络委员会所提出的有关公民权的建议。
至此，一场辞职风波总算暂时平息。
儘管如此，拿督翁并未放弃其立场，他再度提出要开放巫统门户，让非马来人也可成为普通党员。成为第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不用说拿督翁再次撞板，结果反拿督翁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来自新加坡的马来人同盟主席敦萨顿（已故，前中央部长，最后官职担任槟州元首）。
这一场斗争，从1949年开始，一直僵持到1951年8月21日，拿督翁眼见其大计无法在巫统党内推展下，决心再度辞职。
这第2度辞职，他不再吃回头草。很快的，不到一个月宣佈另组独立党（ IndependenceMalayaParty，1951年9月16日成立），为显示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拿督翁邀请陈祯禄主持大会（那时马华公会已成立，成立于1949年，当时马华公会仍未肯定应支持拿督翁或巫统，陈祯禄则选择支持拿督翁），并接纳马华总秘书杨旭龄及财政邱德懿为中委。
这样一来，拿督翁得到的支持不仅来自马华，而且国大党，急进党（林苍佑的党）及雪州劳工党也表明支持其政策，声势非同小可。
另一方面，英国也偏向拿督翁，以致他在政府中佔了优势。
可以说，拿督翁靠其个人魁力，震撼整个马来社会和马来亚政局，几乎已形成一个危及巫统生存的新局面。
反观拿督翁离开巫统后，不是急先锋萨顿取而代之，当时他还不成气候，没有这种威望。取代拿督翁的是来自吉打巫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
他是一名王子，在保守的马来社会得到应有的尊敬，也得到统治者的认同。东姑凭其皇族背景，在巫统的真空底下，正好填补拿督翁的空缺，历史又掀开另一章。如果拿督翁成功改变巫统，或不离开巫统，马来亚的历史就要改写，首任首相将是拿督翁，不是东姑阿都拉曼。
拿督翁惹化（DatoOnnBinJa'afar）催生了巫统的成立（1946年），那时他担任柔佛州务大臣（署理），因此有足够的条件号召马来人大团结。
在迈出成功的第一步，迫使英国放弃“马来亚邦联”（MalayaUnion）政制后，拿督翁再接再厉，促成英国同意于1948年2月1日实施马来亚联合邦政制。在这个制度下，英国仍然控制一切，议会内的大多数议员是委任的。不过它保留了马来各州统治者的地位和马来人特权地位。
英国殖民政府也在某种程度上开放，允许其他政党成立，可以和平争取政治势力，也可以和巫统协商合作。英国这样做是要抵消马共的影响力，同时，在取得较大的政治控制权后，倾全力对付马共带来的威胁。
最明显的实例，是英殖民政府于1948年6月23日宣佈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宣佈马共为非法组织，全面向马共宣战。
在此时局下，身为马来人领袖的拿督翁有其另外的想法，他虽然与英国关係良好，但不是唯命是从的。在紧急法令颁佈后，他认为他的第二个步骤是要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成为名副其实的马来亚各族人民的领袖，不局限在一个族群中。这种远大的抱负是跨时代的构思，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的。
虽然如此，毅力坚定的拿督翁按照其心愿于1948年12月31日在其新山住宅召开21 名各族领袖会议，决定成立“各民族联络委员会”，成员包括敦陈祯禄在内，积极推动政治改革，包括改变巫统的特性和党章。
拿督翁认为，既然巫统已告稳定和强大，虽然有异议份子离开巫统，另行组织或左倾或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马来政党。在尚未对巫统构成威胁前，他要巫统变得更强大和更有代表性。其中所考虑的因素是争取中庸的华人加入他的斗争行列，不再偏向马共。
可是，他的这一步伐刚晋进一步，便受到巫统党内的大多数人反对。拿督翁在与陈祯禄等人合作时，认为时机可能已告成熟，可以用巫统作为马来亚的政治主导力量，不必再排斥非马来人，大胆建议开放巫统门户，让非马来人也可以成为党员或附属党员。
他同时也建议，巫统不妨接受“各民族联络委员会”的建议，检讨有关公民权的问题，以缓和非马来人的担心和不满。如果这些建议可行，则巫统可以改名为马来亚国民统一机构（原名是马来亚巫人统一机构）（英文简称仍用UMNO）。
拿督翁这种当时被视为开明的态度，在1950年5月在吉隆坡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试图说服巫统大多数党员接纳。
不过，事与愿违，巫统大多数党员拒绝了拿督翁的建议，视此举威胁到马来人的权利和地位，一份马来刊物“MAJLIS”毫不容情地抨击：“拿督翁已成功地挫败‘马来邦联’（MalayanUnion），它是否又捲土重来呢？麦唐纳和陈祯禄已说服拿督翁，而陈祯禄也获得马来人领袖包括拿督翁的信任重燃这个火焰，试图应用一个民族理想来消灭共产党。但为何我们应当和外人来平分权利？”文章在马来社会引起共鸣，特别是巫统党员，他们纷纷向拿督翁施压力，要他放弃这一念头。
由于拿督翁十分坚持他的理想，在1950年6月10日的巫统大会上，他愤然宣佈辞职。这一下子，整个局面沸腾。他们不是不支持拿督翁的领导，但毫不妥协反对他的“门户开放”及开放公民权的建议。
对此，许多巫统分支部纷纷挽留，要他打消辞职念头。
3个月后，巫统的另一个代表大会，又一致投票支持他当选全国主席，且在原则上接纳各族联络委员会所提出的有关公民权的建议。
至此，一场辞职风波总算暂时平息。
儘管如此，拿督翁并未放弃其立场，他再度提出要开放巫统门户，让非马来人也可成为普通党员。成为第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不用说拿督翁再次撞板，结果反拿督翁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来自新加坡的马来人同盟主席敦萨顿（已故，前中央部长，最后官职担任槟州元首）。
这一场斗争，从1949年开始，一直僵持到1951年8月21日，拿督翁眼见其大计无法在巫统党内推展下，决心再度辞职。
这第2度辞职，他不再吃回头草。很快的，不到一个月宣佈另组独立党（ IndependenceMalayaParty，1951年9月16日成立），为显示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拿督翁邀请陈祯禄主持大会（那时马华公会已成立，成立于1949年，当时马华公会仍未肯定应支持拿督翁或巫统，陈祯禄则选择支持拿督翁），并接纳马华总秘书杨旭龄及财政邱德懿为中委。
这样一来，拿督翁得到的支持不仅来自马华，而且国大党，急进党（林苍佑的党）及雪州劳工党也表明支持其政策，声势非同小可。
另一方面，英国也偏向拿督翁，以致他在政府中佔了优势。
可以说，拿督翁靠其个人魁力，震撼整个马来社会和马来亚政局，几乎已形成一个危及巫统生存的新局面。
反观拿督翁离开巫统后，不是急先锋萨顿取而代之，当时他还不成气候，没有这种威望。取代拿督翁的是来自吉打巫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
他是一名王子，在保守的马来社会得到应有的尊敬，也得到统治者的认同。东姑凭其皇族背景，在巫统的真空底下，正好填补拿督翁的空缺，历史又掀开另一章。如果拿督翁成功改变巫统，或不离开巫统，马来亚的历史就要改写，首任首相将是拿督翁，不是东姑阿都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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