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毛泽东时代？

2018年3月11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共有2958票赞成；2票反对及弃权3票。换句话说，修宪得到了与会代表99%有余的支持率，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权力的斗争中又取得新一次的重大胜利。

修宪的重大意义在于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两届任期。这意味着习近平不受两届任期（10年）的限制，而是可以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直到他卸任为止。其含意可能是慑服官员不要轻举妄动，以为换班即将届临，可以为所欲为。

此外，修宪也新增设监察机构，具有其独立性，但受党的领导。这是在现有纪检委的基础上另设的监督机构，主要是在收到举报或有必要时针对高官和高级公务员及各省市领导行为进行调查。

但在另一方面，国务院的部门和机关也将会进行合并、整合及调整，实行党政合一，因为省党委书记及省长分开由两人担任，就等于体制内有两套马车在平行。因此在精兵简政下，得以加强国家主席的过问权力。

当然相等重要的是，除了保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外，也加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不能遗忘的是，本次的修宪重新将中国共产党摆在领导地位，不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也要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同时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推动反腐败斗争夺取压倒性胜利。

由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已对国家主席的任期不设期限，也就引发诸多的批评；尤其是西方媒体更形容为朝向独裁和专制的长期统治，甚至认为不会“长治久安”。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政府面对的内外挑战和威胁，就可以理解共产国家得发挥其本身的政治制度和优势，绝对不能按照西方的模式作改变，而成为第二个苏联。

就中国而言，它基本上可分三个阶段来论述宪法的调整。

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开启的开国大典到他逝世为止（1949-1976），虽然先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作为临时宪法，而到了1954年才由人大通过第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在实质上是由中共控制的；尤其是毛主席当政的年代（他从1935年起已是中共实权领导人，而在建国后又兼任国家主席，直到1959年让位于刘少奇。不过毛主席并没有放弃担任军委会主席职）。

即便在1959年是毛泽东自动放弃担任国家主席，但仍是中共党主席的权威就远远超过国家主席。那个时代中国似乎有意让“党政有些分工”，但后来毛泽东发现不行，也就通过“文化大革命”（1966-1976）消除刘少奇等异己，把党国政权力抓回来。

在打倒刘少奇后，毛主席又于1969年的党大会上，在党章写进林彪是他的继承人。在这之前，无论林彪如何提出重设主席建议，毛泽东还是否决。在他的反对下就没有国家主席一个长时期。在这之后，不幸发生林彪坠机悲剧（1971年）。至今仍留下谜团。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国家进入第二个阶段，那就是邓小平再复出（1978年）。他打倒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论”，从而建立起个人的权威形象，并在1982年通过修宪，不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避开了国家由共产党领导的条款。其结果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向资本主义倾斜。一度甚至引发中国是姓“社”或姓“资”的争议。同时在邓小平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理念下，终于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贪官，腐败成了改革开放下的另一个无所不在的“符号”。

在邓主政期间先后有江泽民和胡锦涛成为“接班人”，但他们无法将中国的“去共产化”拉回来。直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国内外人士终于看见习近平主席面对的是政变的企图和外国势力又再筑起新的封锁线。在“不反腐即亡党亡国”的考验下，习近平也借助反腐的大动作赢得了民心。作为第三个阶段的改革，今天不论他是通过何种途径，他确然已成为毛泽东第二。主要是他坚持党的领导，也坚持党指挥枪；更把党的领导放在第一位，以防止江泽民和胡锦涛换班时出现的弊端在他的时代重演。于是修宪和集中权力就成为他的唯一选择。与毛泽东时代相同的是，他牢控政治权力，一挥手就有近乎全部人大代表给予他最高的权力，而不需要问为什么？基本上他已将毛泽东时代丢失的“信念”拿回来。但即便如此，他的前路仍是阻力重重的；而修宪后也不等于习近平会终生在位，生命还是有时间上的限制。

刊登于2018年3月19日《南洋商报》

拉菲兹的“民调”陷入争议性

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若无意外将会在今年四月份举行，而且是国会通过选区的选民人数调动后即会由首相纳吉宣布解散国会再由选委会定下提名和投票的日期。

由于下来的大选攸关执政的国阵和在野的“希盟”生死关头，双方必定倾全力以赴。

在这方面，有一个民调是值得关注的，它是由公正党的拉菲兹所成立的Invoke智库。

这个机构在2017年正月发表的“民调”成绩显示，有41%的马来人支持巫统，而马哈迪领导的希盟只有13%支持，比伊斯兰党的14%为少。

虽然声称有向20万名民众发出询问，但我们仍质疑这个民调的准确性。

在那次的民调中，拉菲兹也说，希盟会保住槟雪政权，中央希望不大。

他指出，巫统最具挑战的是1999年的大选，平均只获得41%的马来选民支持。因此在那一年输掉27个国席给伊斯兰党，也有5席输给公正党，而伊斯兰党除了仍执政丹州外，也拿下登嘉楼州。这一年的大选，巫统之所以受重创，主要是因为马哈迪革除安华的党政职而引发“烈火莫熄”运动，结果在安华效应下，伊党脱颖而出。如果当年不是华裔选民对国阵的全力支持，国阵将失掉在国会的2/3多数席。

也就只此一次，不论是过去的或是接下来的大选，巫统取得的支持率（在马来选区）是超越55%，甚至更高，达到60或70%，确保了国阵的执政地位。

其实从马来亚实施选举开始（1955年），都是巫统先拔头筹，成为政治主流。即使在1969年的大选，巫统也有所失，参选66席，输掉15席（其中12席及3席，分别输给伊党和民政党），但它能保住51席，仍是政府的支柱。

及后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1970年）大刀阔斧下，将反对党收编，联盟摇身一变成国阵，更进一步稳固巫统的政治力量。

从联合政府开始（1972年）到组成国阵（1974年），在在反映出执政集团的运筹帷幄，也借势翻云覆雨。

由那个时候起，巫统在历届大选中都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直到2008年才有惊见政治海啸滚滚而来，一夜之间国阵除了吉兰丹拿不回外，也输掉吉打、槟城、吡叻和雪州政权。这几乎是夺下马来半岛（西马）的半壁江山，巫统更是输掉50席以上（主要是输给公正党和伊斯兰党）的国会议席；再加上马华及民政的惨败，分别只剩下15个国席和2个国席。以致当反对党与行动党结合起来组成民联后，就在国会拥有82席对国阵的140席（国阵的重要力量来自沙巴的23席及砂州的25席）。这显示了两线制的雏形已经成形。

本来在2013年的大选，安华是踌躇满志相信会夺下中央政权，他也已作好准备东山再起，无奈事与愿违，即便巫统有所得，从79席（2008年）增至88席（2013年），但其盟友却不济事，马华从15席降剩7席，民政从2席跌剩1席，再加上砂州的国席有所减少，也就在2013年的大选未能改朝换代。安华知道这一次未能翻盘，他的政治就陷入厄运。

反之国阵虽然从140席（2008年）降至133席（2013年）也无损其执政地位。抑有进者，吉打又回归国阵，而吉兰丹又于2015年起与民联断交；再加上马哈迪在2016年插上一脚加盟反对党，使到整个政治形势为之一变。

在新的形势下，反对党组成的希盟有了4个成员党：土团党、公正党、诚信党及行动党。这个组合中的前三个政党肩负重大的使命，除非它们能在106个马来选区取得绝大多数席，不然变天的可能性不大。

这106中，其中44席是巫统、伊党及土团党争夺战。另外35席是巫统、伊党与公正党交锋。剩下的27席是巫统、伊党与诚信党的三角战。

这上述的选区是关键之战，虽然拉菲兹的Invoke民调在3月份公布其结果显示，希盟可拿下五个州政权，即槟城、雪州、吉打、吡叻和柔佛。

拉菲兹进一步公布民调的结果又显示伊党将在未来的大选一败涂地，不但失掉吉兰丹州政权予巫统，只能剩下2席，而国会则归零。

当然这个成绩伊党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伊党主席哈迪阿旺除驳斥拉菲兹胡说八道外，也深具信心伊党会拿下40个国席（参选130席）。这样一来，伊党将成“造王者”，不论国阵或希盟都会找伊党合作组联合政府。

这只是哈迪阿旺的一厢情愿，但他不要忘了伊党在脱离反对党下几乎灭顶。如1978年的丹州选，伊党只剩2席，执政权交给了巫统（国阵）；更令伊党大失所望的是在1986年的大选，伊党只剩1个国席。眼看就要下沉了，却在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才有翻身的机会（夺回丹州政权）。

如今伊党既不加入国阵，也不与希盟合作，它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

至于拉菲兹无法预测全国大选谁主江山，但他还是希望希盟胜出。从他的民调显示，希盟可在西马拿下89国席，国阵则拿下76个国席。

如果东马的沙砂希盟可拿下15个国席，就有104席，但距离入布城还差几席（必须达到112席，因总数是222席）。

反之如果东马偏向国阵，则国阵将会以117席或122席继续执掌中央，但政权也极有挑战性。

如果马华及民政和人联党在大选中有所振作，就会增添国阵的地位。若是翻不了身或表现更差，那就意味着华基政党在国阵内的角色似乎可有可无了。这也是为什么魏家祥疾呼华社不要让马华被“剿灭”；而伊党的哈迪阿旺也希望华社支持伊党的廉政和成为造王者。

下来的社会主义党和人民党及其他新党的加入战局所能胜出的机会被认为不大，除非能有奇迹的爆冷。这也是小党的期望。

无论如何，民调只是一种参考，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例如谁会相信特朗普能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呢？当年没有一个民调相信他能“意外崛起”。

刊登于2018年3月15日《东方日报》

纳兹里与马华的口水战

因为大企业家郭鹤年出版《郭鹤年自传》中有提及马来西亚在新经济政策上有失策之处而向时任首相的敦胡申翁提出谏言，要求动员全马人民不分种族共同发展马来西亚，但不为对方接受。

继后立场忽左忽右的拉惹伯特拉在其网站更进一步“爆出”郭鹤年私下资助行动党并企图扶起华人政权。结果引来巫统一些部长和议员的反击，将矛头指向郭鹤年；尤其是旅游部长纳兹里的尖酸刻薄言词，几乎令华社不敢恭维。他主要指斥郭鹤年是“反咬主人的狗”；更进一步挑战郭鹤年有胆就公开参加大选，不要站在背后指手画脚。

纳兹里这一番言论不仅曲解了郭鹤年的理性批评，也把郭鹤年当成“利用大马政府致富的工具”，因此建议郭老可以交回公民权云云。

固然纳兹里在初时并没有把马华拉下来，但他宁愿相信拉惹伯特拉的信口雌黄之言论而不进行调查，也就引发华团和华基政党的反击。

马华公会之所以开口指责纳兹里信口开河是因为郭鹤年一向以来对马华有财政的支持；尤其是在1986年马华总会长陈群川在新加坡被控失信案时，也是由郭鹤年用二千万元担保陈群川“保外候审”。若不是郭鹤年，相信少有人会这么二话不说帮了马华。

因此马华把矛头对准纳兹里也是它应有的义务。如果马华就纳兹里口不择言的攻击郭鹤年保持沉默，那马华将很难面向郭鹤年和华社。

正因为马华的反击，纳兹里也就将矛头一转讽刺马华已没有资格代表华人，反而是行动党有足够的资格代表华人（获得80%的华人支持）。

他也提起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他被硝山马华抽后脚的事，因而认为马华不是他的朋友。

为反击纳兹里的“拒不道歉”，马青也宣布与纳兹里“断交”。

究竟怎样断交？我们也不清楚，这也是很“罗生门”的，各讲各话，各持己见。

事件发展到现在为止，国阵主席也即是巫统主席的纳吉并没有针对此事表态，他是支持纳兹里还是支持马华？没有人知道。毕竟一边是他的“爱将”，常扮演“冲锋陷阵”的角色，为纳吉解围。如果纳吉责备纳兹里，今后将少了一位“忠实的粉丝”。

另一边则是纳吉的合作伙伴，打从1954年开始，巫统与马华已经连成一线，不论从联盟到国阵，都在同一艘船上。东姑也曾说过，即使马华输剩5名议员，巫统还是会与之合作，而不是选择“人民行动党”。这是指1964年大选时，已加入马来西亚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李光耀领导下要取代马华的地位，但不被东姑认同，才有了上述的“强硬立场”。

不幸的，来到2013年的大选，马华真的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只剩7名国会议员及11名州议员，代表性大打折扣。纳兹里的言论就多少反映出巫统对马华的怨言。

与此同时，纳兹里也不否认他与林冠英关系良好，且认为后者有足够资格代表华人。这种“敌友不分”的政治强人，也让人对他的认识感到模糊了。

其实张盛闻说“断交”由马青开始（一个集团对付一个人也真是前所未有），但下来有什么行动？就不得而知了。倒是槟州民政主席邓章耀较干净利落地说，如果巫统选择与行动党合作，那民政留在国阵又有什么意义？

可惜此话由邓章耀说出口，而不是马袖强，其代表性就自然降低了。同样的，不是廖中莱而是张盛闻提出“断交”。因此马华与巫统“断交”是真的吗？还有马华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让首相开口为“郭鹤年事件”说句公道话，包括挽回马华的面子。换句话说，马华当下所要争的就是拿回尊严与面子，不能再重蹈过去的“委屈求全”的常态了。

刊登于2018年3月12日《号外周报》第879期

从三八妇女节到308海啸

三月八日，我几乎忘了它是国际三八妇女节，如果不是记者采访时告诉我“308”快十周年了，我也真的没有想到这是个重要的节日。这是因为时代变了，环境也变了乃至人的思想也变了，因而把“三八妇女节”当成一般的日子，庆祝不庆祝已不重要了。六十年代留下轰轰烈烈的造反示威镜头也难得一见了。

虽然世界离开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还有一段长距离，但若是将21世纪的今天与1百多年前相比，当下的妇女显然比以前更加自由和更有尊严了。

从历史上来说，“三八妇女节”的起源是别具意义的，而且是夹着政治的斗争。

这段历史与一位德国女性分不开。她就是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原名为克拉拉·艾斯纳）。

她在1878年结识俄国人奥西普·蔡特金，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她不理会德奥帝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颁布“镇压社会主义法”，因而遭到驱逐，她的挚友与政治师父奥西普也一样与她一起流亡法国。1883年，他们在巴黎结婚，从事工人运动。她的身份也从克拉拉·艾斯纳改成从夫姓，成了克拉拉·蔡特金。

从此之后，蔡特金不再是其夫家的家族姓氏，而是成了妇女先驱运动的代名词。

刚巧其丈夫奥西普在1889年逝世，蔡特金就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在大会上她发表了《为了妇女解放》的专题演讲，内中提出妇女经济独立，男女同工同酬的诉求。

由于爱夫深切，蔡特金从此不再结婚，她把生命献给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共产活动。对于教育，她是坚持至少中小学实施免费教育，也反对宗教走进学校。

她对共产运动的执著也在1927年荣获苏联授予红旗勋章。

1933年，她以76岁高龄在莫斯科逝世，被苏共安葬在红场内，但她不镶上照片也没有墓志铭。

到了1971年，东德为纪念蔡特金的卓越贡献，在10元的马克币上印上克拉拉·蔡特金人头像。由此可见，她在共产世界中的至高地位。可惜的是，当东西德在1990年合并后，东德的社会主义也消失了。

虽然蔡特金对“妇女解放”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因为她是马克思的信徒，隶属东方共产世界的阵营，也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被西方及信奉资本主义的国家所认同，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将“三八妇女节”与“五一劳动节”并列在一起。

至于“国际三八妇女节”是怎么走进中国的？这儿有一段历史，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纺织女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及拥有选举权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获致成功，乃在1910年在丹麦举行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会议时，在蔡特金提议下，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但有关节日是迟至1921年才被确定而后年年庆祝。

“三八妇女节”之所以被引进中国是因为孙中山在1923年倡议国共合作，也就邀请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及夫人来到广州。这位夫人与何香凝女士（廖仲凯夫人）接触后，推崇蔡特金的妇解运动。因此到了1924年，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决定今后庆祝三八妇女节。就这样妇女节在中国扎了根。在抗日时期（1937-1945），左翼运动更是每年大张旗鼓庆祝妇女节直到今天。

不过在马来西亚，在独立前后的一段时期是禁止庆祝妇女节，认为这是共产的活动，具有政治目的，也就把“五一劳动节”一起列为不得庆祝的节日。

这种现象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改善。但为了不被认为是受社会主义国家所影响，政府也就将日期定在10月25日，而不是国际认可的“三月八日”。

这种“自创一格”的妇女节后来也觉得没其意思，不再坚持与众不同，而是“静悄悄”地以三月八日定为妇女节。久而久之，大家都习以为常。从简单的庆祝到各市场分派玫瑰花，在在显示了我国后期的“三八”节是不带政治味道的，以致在近些年来，“三八妇女节”不再流行。

但是在联合国从去年开始，已将三八国际妇女节当成国际性的节日，特别邀请美国著名影星安妮·海瑟薇作为联合国妇女亲善大使发表演讲，她呼吁联合国的成员国给妇女带薪育儿的假期。这就是说，连联合国也不得不重视蔡特金带来的贡献。

另一方面，三月八日对马来西亚更有深层的意义。2008年的3月8日的大选，竟然吹起反风，在一夜之间，五个州政权变色，纷纷落入反对党手里。这些州包括吉打、槟城、吡叻、吉兰丹及雪兰莪。这是前所未有的结局，对执政的国阵是个沉重的打击，所幸它仍然保住中央政府，及后又再拿回吡州政权，总算根基还在。

尽管有人用“变天”来解释308，也有人用政治海啸来形容308；更有人说是“改朝换代”的号角已经吹起来了，但人民在隔天依然起身上班、上课和开始一天作业。正如太阳依旧在明天早上从东边爬上来。308倒成了时代的标志，不是什么都变了样；相反的，很多东西都大同小异，改不到哪里去。但308带来的警戒与震撼性是不言而喻的。

刊登于2018年3月12日《光华日报》

政治是主导与权力的结合

继民主及经济事务智库（Ideas）执行长旺赛夫宣布加入土著团结党（在过去21年原是伊斯兰党党员，但没有活跃）后，净选盟主席玛丽亚·陈也在3月6日正式宣布卸辞主席职以便在行将到来的大选上阵。

虽然这两人参政是为了改革和改变社会，但他们的身份和因由有所不同，前者是干净利落参加土团党，势将成为这个由马哈迪领导的政党的国会候选人。

不过他在参与一项主题为“马来选民的趋向：城市马来人”的政治座谈会上明确表明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应由土团党领导，以赢取马来选票，从而改朝换代。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马来人的隐忧，因为执政集团鼓吹“希盟”是由华人为主的民主行动党所领导，而使到城市的马来选民相信是这么一回事；乡区及垦殖民的选民则害怕以华人为主的政党领导会威胁到他们的生活。

因此旺赛夫认为应确定土团党在希盟中的主导地位。

其实如果按照希盟四党的国会议席分配来看，民主行动党是不可能成为希盟的最大党，因为在未来的国会议席分配是土团党52席、公正党51席、行动党35席及诚信党27席。

这是指西马165个国席的分配情况，尚未包括东马的国席分配。

在民主行动党的38席中，包括砂拉越的5席及沙巴的2席，若扣掉7席，则行动党在西马有31席。因此在总数222个国席中，沙巴的25席及砂拉越的31席，两个加起来是56席，一向以来是国阵的铁票，未来的大选也被预料变动不大。主要是因为在2013年大选时，国阵在砂州拥有25席及沙巴拥有22席。

放眼今天在砂州能与国阵抗衡的是希盟，但突破口不大；而在沙巴的民兴党因后劲乏力，又把精力放在州选上，也就不可能与强大的国阵在国席对垒上能有所改变。

这就涉及关键的西马165席，毕竟兵家争夺的是半城乡和乡村的议席，希盟是希望能攻下国阵（巫统）的堡垒区，也就得在策略上有所改变和灵活。目前巫统在西马拥有74席，如加上沙巴的14席（巫统没东渡砂州），它总共有88席。

在这种情况下，马哈迪领军的希盟至少要在西马夺得巫统一半的议席，否则是难以变天的。我们不要忘记，自2013年大选至今，国会议席已有所改变，其中伊斯兰党剩下16席，因有5席过档到诚信党，也就使到希盟目前在国会减少至75席。若不能在未来的大选多拿下35到40席，希盟的变天大计也就不易实现。现在就看马来选民的政治立场和倾向了。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玛丽亚·陈的“加盟”希盟给反对党阵线带来一些刺激和动力，但她的立场和斗争的战略则值得商榷的了。

首先她特别强调的是她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不属于任何政党。换句话说，她只求当选国会议员，并且秉持净选盟的诉求进行斗争。至于她能否成功，也非前提条件。但如果没有变天，玛丽亚·陈参政来做什么？她能“一人顶半边天”吗？

我们不怀疑玛丽亚·陈在公正党的让路下会中选其中一个国席，目前看来有两个选区是适合她上阵的，一个是班丹国席（因拉菲兹犯案不得参选），另一个是士拉央国席（梁自坚较早有表明不再参选，但近期已沉默）。这样一来，她的当选就是预料中事。

除非希盟能一鼓作气拿下布城，否则即使玛丽亚·陈进入国会，也只能增加“民间”的声音，无从改变时弊。

这就是说，玛丽亚·陈可以选择加入任何反对党而不能独善其身，这不但有混淆视听之嫌，也让选民捉摸不清她的原则和立场。所谓的“中立”，有时候揭开来就是“兵家大忌”，政治哪有不表立场的？

既然要从政就是要取得权力，然后共同改变被认为落伍或反动的政策，如果只是保持“永远的反对党”，又能改变什么呢？

虽然效果是一样的，但至少后者是一场运动，而前者是为了改革而从政。这就是政治与权力的最大差别。

刊登于2018年3月12日《南洋商报》

马华面对里外夹击

马华和巫统因为《郭鹤年自传》的出版引发了笔战和口水战，主要是因为郭在自传中有批评新经济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希望大马首相能正视和纠正弊端（1975年，胡申翁尚是副首相）。但在胡申翁看来，他是无法接受这样的评价，也不可能加以改变。

本来这种对历史的回顾也只能算是在那个时代（1975年）所发生的事情，现在经过40年后，一切已事过境迁，再来争议已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未想一向喜欢做惊人评论的部落客拉惹伯特拉却挑起郭鹤年资助民主行动党的课题，意图扶起华人政权，招致巫统一些领袖的反击，其中最直接抨击的是旅游部长纳兹里。他厉斥郭鹤年是“反咬主人的狗”，不配当马来西亚公民，且挑战郭不要躲在后面，而是走出来参加第十四届大选。

继之，政党和华团也介入笔战，导致骂战升级，郭鹤年办事处不得不发表声明以正视听，希望籍此息争。

未料纳兹里在拒绝道歉下，又把矛头对准马华公会，一方面批评马华公会不足以代表华社，反之民主行动党以拥有80%华人的支持才是华社的代表。

他更进一步指出他与林冠英等人友好是他的权利，不必廖中莱来干预。

马华在一怒之下，由马青宣布与纳兹里“断交”（3月2日）。但在所谓“不再往来”下是否还有下一步的行动，我们不得而知。由于只是马青宣布而马华没有“严正声明”，这又意味着马华留有余地？不然为何在3月3日的双溪大年春节联欢会上，巧妙地安排廖中莱与纳兹里分开站，而首相在中间？即便是零交流，也不等于马华与纳兹里已真正“断交”了。

此外，纳兹里也透露，在2013年大选时，马华的硝山党员也杯葛他的竞选活动，但硝山国会选区开票的结果，纳兹里（巫统）以13005票当选，而对手米尔阿末（公正党）以10775票落选，多数票是2230张。这说明杯葛没产生大效果。

就在马青宣布与纳兹里“断交”后的同一天晚上（3月2日），纳兹里也在其硝山国会选区办春节联欢，获得逾千人与席，其中80%位华裔与他同欢共乐。

从纳兹里与马华“交恶”的事件来看，除了内阁在3月1日的会议上有讨论相关事宜外，也没有达致“结论”，既没要求纳兹里道歉，也没要求马青“收回”断交言论，有的只是肯定郭鹤年的贡献，后来也不了了之。

其实马华与巫统的恩恩怨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后遗症，而且多数是让“既成事实”来“化解”。由于化解不够彻底，而且每次是马华“力所不逮”，只得“逆来顺受”。因此以后再有争议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个例子是1959年的大选前夕，马华向巫统要求分配至少1/3的国席或40席，以便将来修宪时马华获得被征询（按国会规定修宪要获得2/3多数票才能通过。当时国会共104席，因此马华希望它能发挥影响力，在修宪课题上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这是因为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时，选出了以林苍祐为首的新班子。而在总秘书朱运兴及宣传主任杨邦孝的合作下，向东姑呈交上述密函。

讵料引来东姑勃然大怒，力斥林苍祐背后捅一刀。结果马华当权派与巫统陷入摊牌窘境。更想不到的是，东姑与另一派（以陈修信为首）达成协议，推翻林苍祐的领导，改由陈修信取而代之。

最后陈修信接受了31个国席，但胜了19席（与林苍祐派所要的40席有一定的距离）。

马华两派斗争的胜利者是巫统。自此之后，马华要求平起平坐的日子也回不来了。

第二例子是1969年大选后，马华派出33名国会候选人角逐，结果输掉20席，只剩13席（这13席与新崛起的民主行动党同等）；更让马华气馁的是，它输掉槟州执政权，由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从中崛起。

在大选后的第三天，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国会民主暂停，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就在国会重开的前夕，巫统署理主席也即是副首相伊斯迈医生于1971年1月15日在新山出人意表地发表下列的谈话：如果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继续“不死不活”，缺乏生气，那么巫统唯一的途径是与这一两个联盟的伙伴拆伙。

虽然这一席话不是出自首相敦拉萨之口，也不是巫统大会的议决案，但由于伊斯迈的“权威”与身份大不不同，也就被当成是巫统当权派的声音。

这一计时炸弹投下后，陈修信也坐立不安。及时发表了铿锵有力的反驳文告：“马华及国大党与巫统比较，经常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要保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及联盟的教育和语文的立场（联盟是与1954年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就算马华与国大党是完美的，这种立场本身就势必消耗了大量的华人及印人的支持。纵使在最好的环境下，我们要获得超过40%的华人支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换言之，我们经常是处在非常沉重的心理上的不利。”

“站在马华的立场，我们离开联盟同时以自己的旗帜来活动，将来将更加容易。”

言语中，陈修信的反击是有力的，但后劲不继，因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马华无法与巫统齐驱并驾；所谓的华人大团结在半年内以失败告终，华社又再分裂；更不要说马华可以超越巫统了。

第三个例子是“513”事件后，联盟兴起组联合政府，这对马华也是十分不利的；尤其是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的加盟，等于分弱了马华的政治力量，更需要让出席位给加盟执政党的反对党。

当1974年联盟扩大成成国阵后，马华就得面对民政及人民进步党分散其代表权，此举不但导致陈修信辞职而让位于李三春。李三春接棒后则成为最后一个加入国阵的华基政党。后来演变成马华斗民政，不是马华斗巫统。

第四个例子是2013年党选前，马华已通过如果所赢取的席位较2008年为少，将不进入内阁。结果惨遭再一次更严重的打击后，马华只能选择不加入内阁，这是消极的抗议。

纳吉政府也就在马华“杯葛”下组成国阵的内阁，仅保留一个交通部长。到后来马华自我通过议案，取消“杯葛”后才重入内阁。虽然其地位和代表性过后有所调整，但已不再像从前那样。

如果说从前已是扮演忍辱负重的角色，那么如今马华在力图翻身时又被纳兹里泼一盆冷水，把马华贬得“一无是处”。仕可忍或孰不可忍就要看马华如何硬起骨头来，向夹击马华的内外压力重重反击，这是最后的斗争，已经没有时间再审时度势了。

刊登于2018年3月8日《东方日报》

金与正的柔情外交

朝鲜在2月9日派遣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参加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引起了轰动，因为原先外界并不相信朝鲜会在备受各国经济制裁的当儿勉强参加冬奥会（冬季奥运会），但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日不但高调派团赴会，而且也刻意地让其亲妹金与正参与其中，也就相等于告诉世人和韩国人，第二位最有权势的朝鲜人来扣韩国的大门。

这个家族的政治生涯从战前开始的。当日本在1945年战败投降后，就由美苏两国作主将朝鲜半岛切成两段，以三八线为间隔，北边归苏联，南边归美国。于是归属于苏联红军的金日成（1912-1994），在获得斯大林同意后，于1948年在北韩建立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南边的领土由美国支持李承晚组建大韩民国。

金日成在1950年认为时机已告成熟，乃在是年的6月25日发起对韩国的进攻，以达成南北韩的统一。结果失算，因为美国直接干预且派大军连同联合国的会员国也派兵军援李承晚。

在情势危及下，金日成请求毛泽东派军援助，否则朝鲜政权不保。毛泽东考虑到“唇亡齿寒”的道理，决定派出80万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这是1950年10月的大事。双方经过3年的肉搏战后，也无法分出胜负，于是有了1953年板门店的停火协议而结束了韩战。

自此之后，金日成继续领导朝鲜，直到1972年，双方才又有了接触，但所谓的“和平统一”也交了白卷，无法取得突破。直到1994年美国总统卡特访问平壤后， 金日成才订下与金泳三总统面晤的日期。时间是1994年7月25日-27日，地点在平壤。讵料会晤未落实前，金日成与世长辞（1994年7月8日）。

再下来继位的是其儿子金正日，开启了金氏王朝。但与此同时，金正日也不放弃与韩国的友好。果然到了2000年金大中上台后，便应邀访问平壤，与金正日面谈。

为了加速韩朝关系的正常化，金正日希望两国关系会好转起来。因此他在2012年邀请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朴谨惠访问平壤，并给予总统礼仪的接待，让她也感到朝鲜有和解的诚心。

虽然朴谨惠在10年之后的2012年当选总统，但不幸的，她在2016年因被控受贿罪而被罢黜，目前仍被扣留。

另一方面，金正日（1941-2011）在1994年接班后，也逐步地掌控国家大权。不料金日成在2011年病逝，终年70岁，在位17年。自然地，金正日将其政权移交给第三代接班人，也就是他的第三儿子金正恩（1984年出生）。当他在2012年继位时才28岁，与他有直接亲属关系的是哥哥金正哲及妹妹金与正。

这位红色公主生于1987年9月26日，今年刚好30岁。她是其兄长最信赖的人，因而在党政内步步高升。先是成为其哥哥金正恩的秘书，后是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副部长职（主管宣传）。

本来这位公主在国内已有知名度，但未曾亮相于国际舞台，这次担任出访韩国成员，却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焦点人物；尤其是她代表其兄长金正恩持交邀请函予韩国总统文在寅时，坦诚地表明能直接与其兄长面见，双方的关系肯定好转。《纽约时报》的中文网这样评价金与正的访问韩国：“如果像美国官员所担心的一样，金正恩派妹妹来冬奥会是为了展示“魅力攻势”那么她做到了，她在韩国成为人们的议论对象。”

与此同时，金正恩也对其妹妹卷起的“政治旋风”感到满意。“女人外交”也会不经意的达成更好的效果。至少金与正的出访让人觉得朝鲜不是硬绷绷的铁板，而是改用柔情外交。至少在此时此刻战争的戾气已大大减少了。这就是女人的魅力所在。

刊登于2018年3月5日《号外周报》第878期

社运领导人从政之议

第十四届大选的脚步声已经响起，再过两个月左右很可能就是大选降临了。虽然政府可以将选举拉到七八月，但一般上会提早，只是今届大选进入一个新常态，双方都没有绝对的把握，也就出现各式各样的奇招。

我们注意到，反对党阵线似乎正在物色和调整候选人，以便让较有机会胜出的候选人出线。

例如众所熟知的玛丽亚·陈（净选盟主席）在不久前公开表示有意从政，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

虽然她尚未表明会在哪个政党旗帜下角逐国席，但一般上认为她可能选择加入公正党。日前她已受到公正党妇女主席朱莱达的邀请，因为朱莱达相信玛丽亚·陈能够把她的斗争经验带进国会，以建立一个自由与公正的选举制度。

马丽亚·陈是接任安美嘉的主席职而成为净选盟（最大的非政府组织）的主席。它的基本成员也许不多，但从它所发动的大游行阵容来看，确实令人刮目相看的。从几千人到几万人，再发展到数十万人。

自从2007年以来，净选盟所要求的是公平与透明的选举，不能贿选。也因为一直不满意，先后有了五次的大集会。玛丽亚·陈也因为领导净选盟一度被扣捕。经民众声援后，被提早释放。这也许是刺激她决心从政的最主要理由之一。

也许她认为，只是领导人民参加和平集会，要求改善选举制度，朝向更民主的社会本身并没有错，为何会被指触犯法令？又为何会成为具威胁性人物？

此外，在她参与净选盟10年的过程中，她也深刻体会到“非政府组织”的权力是有限的，不能有效做出改变。除非通过国会的多数票才能落实改革。这应该是玛丽亚·陈有意从政的主要动力。

不过她的前任者安美嘉律师就表明不热衷从政，她是在2007年领导2000名律师大游行，抗议律师干政及司法成员有弊端之嫌。当时她是律师公会主席。这破天荒的行动让许多人跌破眼镜，因为律师在民众眼里是不会以身试法，只会在当事人出事后才挺身而出或被聘为辩护律师。可是今时情势倒转过来，律师的身份和形象被赋予新的评价。

随着之后的同一年，安美嘉又组织净选盟非政府组织，在同年开展大游行，除向元首呈交备忘录外，也公开在大游行上示威，向发出禁令的警方挑战。

由于示威有成绩，安美嘉据称被行动党邀请参加2008年的大选，但被她婉拒。过后在2013年又是不从政，如今她依然没有改变立场。

如果她想到净选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她应该认同玛丽亚·陈参政的想法；若再加上与原为民主与经济事务智库（Ideas）的执行长旺赛夫结盟的话，她们三个人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对政治提高兴趣。

很巧合的是，如今旺塞夫已加入马哈迪的土著团结党；玛丽亚·陈也较可能加入安华领导的公正党。如果安美嘉也在随后被劝服加入行动党，则他们三个人所代表和所形成的力量是无形的，虽然看不到，但会感觉到他们背后的巨大推动力。

即便有人认为从事社会公益不一定要从政，但如果从事的斗争与政治有关，就要考虑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了。

净选盟从2007年到今天的斗争已进入第11年。若有领导人要改变斗争方式，把棒子交给新人也是合乎常理；不然死守着非政治组织的活动范围，再怎样翻转也是有限的，更遑论要改变社会弊端和端正选举制度了。

虽然非政府组织也有其角色可扮演，但如不结合政治的力量将是事倍功半的。

举例来说，在1981年胡申翁政府提出“社团修正法令”规定社团只有两类，要么可注册成非政治组织，只属联谊性质；要么可选择成为政治性组织，可以发表言论反对施政和政治课题。

此时在全民反对下，华团与马来团体及印人团体共同组成“反对修正社团法令”工委会，由安华担任主席。

在当时，安华已崛起成为“回教青年运动组织”（Abim）的主席，在马来社会崭露头角，又借助反对社团修正法令下扩大代表性，终于找到机会与马哈迪接头，以便加入巫统。

安华在1981年加入巫统后，其影响力大增，也促成时任内政部长的慕沙放弃修改社团法令。这一年的5月（1981年）胡申翁退休，马哈迪上位，安华在领导非政府组织后摇身一变成部长人物（1982年），也就得心应手地把非政府组织的诉求加以落实。

这样的实例和经验可供玛丽亚·陈、安美嘉及旺塞夫等人认真参考。所谓“社运（指参与社会工作）优则仕”是有其道理的。

刊登于2018年3月5日《光华日报》

郭鹤年一石激起千层浪

没想到富豪企业家郭鹤年在94岁高龄才出版回忆录，更没想到的是在最近掀起轩然风波，连政府高官也介入评论《郭鹤年自传》中的某些言论是伤了“马来人的心”。不仅不懂得知恩图报，反而有忘恩负义之嫌。

最先针对《郭鹤年自传》提出批评的是马来经济行动理事会执行长阿末亚吉（Ahmad Yazid Othman )，他在2017年12月20日在布城举行的年度大会上否认政府的土著议程边缘化非马来人社群。他说政府的政策也绝非那位住在香港的大亨所声称那样边缘化其他种族。

他进一步指出，马来西亚的财阀全靠政府拥有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而致富，这些人不能否认他们与政府关系良好，是让他们在商业领域上获得好处的主要原因。

他的这一席话显然是回应郭鹤年在2017年11月出版其自传中对马来西亚政策的一些批评。其中一段写道，也是他同学的第三任首相敦胡先翁对他提出国家的列车走错方向，应该调整国家的政策不表认同。

当时郭认为只要不根据种族、肤色和信仰，而是调动所有的马来西亚人，他们必能发挥所长，因为他们都是勤劳与有能力的人。

但胡先翁很抱歉地说，他不能将郭鹤年的意见付诸执行，因为马来西亚将由马来人所统治。

郭鹤年自然感到失望，因为他所提的正是新经济政策在实施后引发了争议与流弊。这场在1975年的对话无功而返后不久，于1976年正月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因病逝世，胡先翁也就顺利成为第三任首相。

不幸的，郭老这种对历史的回顾先成了马来经济理事会的“开炮”对象。接着《郭鹤年自传》的中英文本问世引发各类媒体相竞摘用；尤其是在大选行将来临的时刻，更是成为舆论的焦点之一。

未想在今年2月21日突然又跳出拉惹伯特拉的三篇评论，透过他的网络《今日大马》，公然指责郭鹤年是民主行动党的捐助者，也是《透视大马》的金主。

抑有进者，这位立场摇摆不定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也大放厥词指郭鹤年要华人执政大马，同时这是最后换政府的机会云云。

当这些似是而非的评论出街后，即刻引来巫统一些高层借题发挥，包括副农业部长达祖丁警告郭鹤年不要“忘恩负义”；旅游部长纳兹里更是口没遮拦地形容郭鹤年是“反咬主子的狗”，也挑战后者出来参加大选别躲在背后。

这样的攻击性论调在此时被放大，是有意借题发挥的。其中有政客的政治议程；也有“文化打手”的隐议程，以达到抹黑他人来美化自己的“种族英雄”形象的目的，以警戒华人企业家好自为之。

就在有关课题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刻，郭鹤年的办公室也及时做出否认和澄清的文告，总算“制止”各种负面言论。本来我国首相纳吉也是对富商在赚钱之后未感激政府颇有微言，但如今经过郭老否认资助行动党和反对党外，又表明身为马来西亚公民从来没有否认政府提供的方便而致富，纳吉也就对此感到宽慰，且希望争议告一段落。反之，纳吉也及时补充虽然政府的政策是一把钥匙，但郭鹤年也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才有今日的地位。

对郭鹤年本身来说，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著作只是四两拨千斤，却导致“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反响，除了因为作者是非比寻常人物外，其内容也揭开一位老华侨的百年心路历程的一页沧桑而成为最珍贵的史料。

因此《郭鹤年自传》的精彩描述和对环境及人物的评析可以概括为掷地有声的著作。以一位非政治人物而能成一家之言的，非郭鹤年莫属。你可以不全认同他的观点，但你不能否认他是海外华人不从政却从商获致成功的典范。说他是海外华人的骄傲一点也不过份。

刊登于2018年3月5日《南洋商报》

哈迪阿旺您怎么说？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于2月23日发出疾呼，希望华人支持伊斯兰党来领导这个国家。

他的意思是要在未来的大选取得突破，以便伊党走向布城（即执政中央），而不只是在选举中赢取席位。

过去伊党曾控制吉兰丹、登嘉楼和吉打州政权，但在失去后两者后，伊党的势力转小，因此哈迪阿旺希望可能的话，伊党要执政中央。

他所持的理由既简单又不很现实：在伊斯兰党统治下的州属，不曾发生骚乱。因此他希望华社能信赖伊党，不但能治理好登嘉楼，而且能治理好整个国家。

他说，伊党准备引进成熟的政治文化来挽救这个国家，使其免于陷入混乱。

“在政治上，党派之间可以争执，但不能将政党间的斗争演变成“战争”。真正的伊斯兰教导其信徒与华人及印度人和谐地生活”。

为此哈迪阿旺列举几个实例来说明伊斯兰党的功绩，例如在1969年的“513”爆发流血悲剧事故时，在登嘉楼、吉兰丹和吉打并未发生骚乱。

针对哈迪阿旺所言，且让我们根据事实来分析伊斯兰党统治下的州属是否真的一向以来和平生活而未发生冲突？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伊斯兰党（前称回教党）是于1951年从巫统分裂出来，而后就不曾与巫统合作（直到513事件后）。当伊斯兰党在1956年接纳左翼马来领袖布哈鲁丁领导伊党时，他是全心全意与巫统抗争。因此在1959年的大选，伊党夺下吉兰丹和登嘉楼两个州政权，并拥有13个国会议席，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令人刮目相看。

可惜未及半年，原本伊党以12个州议席执政的登嘉楼突告风云变色，不但其中一人退党成独立人士，而且再有两名州议员跳槽巫统。另一方面，更有四名国家党（由巫统创党人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后所创的政党）州议员跳槽巫统。这样一来，巫统从7席增加6席，共有13席，伊党即告倒台。

尽管痛失登州政权，伊党执政的吉兰丹州在1963年9月16日后向法院提告，表明吉兰丹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结果宣告败诉，法官判决吉兰丹必须依宪行事，它不能单独脱离马来西亚。换句话说，伊党的法院诉讼失败了。再加上1964年的大选对联盟（尤其是巫统）十分有利，剩下伊党仍有9个国席并保住丹州政权，其他反对党溃不成军。

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狂胜也多少麻痹执政党的心态，在1969年大选时不认为反对党有威胁的能力。在不经意下，结果在、那一年的大选，联盟受重挫，不但拿不回丹州政权，也把槟州政权送给民政党；更让联盟难安的是雪州及吡州的联盟议席未过半数，不能即刻组阁，也在下来的数天内不幸爆发“513”事件。

后来在敦拉萨邀请下，反对党在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继之在1974年将联盟扩大成国阵，进一步将伊斯兰党、民政党、砂人联党及人民进步党拉拢成执政集团。

从形势看来，1974年的大选又是对国阵十分有利，因为在与中国建交下，国阵取得辉煌的战绩。

其中伊斯兰党保持了其国会议员的数目（13席），并继续执政吉兰丹。在敦拉萨首相坚持下，伊党也勉强同意由莫哈末纳西出任州务大臣。但到了1977年，伊党吉兰丹联委会通过纳西州务大臣务必在1977年9月20日下野，但纳西强烈地反击，在9月20日号召6万人大示威，形成两股巨大的压力，使问题更加的复杂化。

接着伊党吉兰丹联委会在9月25日开除纳西党籍，接着在10月15日的州立法议会上通过对纳西不信任动议。

如果纳西不再反弹，争议会告一段落。讵料在4天后（10月19日），纳西的支持者又上街大示威，双方互不相让，演变成暴乱，州政府已不能操作，导致当时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宣布丹州进入紧急状态，继之国会在1977年11月8日由元首颁布进入紧急法令，再由国会紧急会议下通过冻结州政府，一切政务由中央接管。

这意味着巫统、伊党及伊党内的反叛派形成三股势力，暴乱的悲剧也说明了在伊党控制下的丹州也曾发生暴乱，不是如哈迪阿旺所说的伊党统治下的州一向是和睦相处的。

抑有进者，在首相动议下，国阵于1977年12月5日通过开除伊党出国阵。

国阵趁势快马加鞭，于1978年3月11日在吉兰丹举行闪电州选，国阵赢了23席起而执政，伊党只胜两席；从伊党分裂出来的回教阵线（Berjasa）（纳西领导）则赢得11席。伊党跌入了黑洞。几乎是可以用“日落西山”来形容；尤其是在1986年的大选，伊党不仅拿不回丹州政权，也只剩下可怜的一名国会议员。

眼见就要沉下去了，1990年在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扶持下，伊党又重拿回丹政权，国席又再增至6席。

来到1999年的大选，伊党借助安华效应，赢得27个国席和丹登的两个州政权，党誉也达到高峰。

遗憾的是，伊党的回教化运动又让国阵在2004年大选收复失地，唯有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时，在与反对党合作下，伊党也拿下吉打州。来到2013年时，伊党势力虽有保存，但它与行动党的关系开始闹僵，2015年却与行动党断交，也在后来又与公正党断交。甚至当前首相马哈迪在2016年组土著团结党时又不与马哈迪合作，再加上从伊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更无可能与伊党合作。

从这样看来，即便伊党在下来的大选准备派出130人角逐国会，仍然不容乐观。理由是它的回教化运动，包括对回教刑法从未放弃，最近更提出双内阁，再下来就是说投伊党天下太平。但哈迪阿旺似乎忘了在1977年吉兰丹州所发生的悲剧。在此之后，伊党几乎扑地不起，直到九十年代才又复苏过来。有了七八十年代的教训后，伊党只会与巫统合作，但不会再结盟，这也是为什么伊党宁可自行上路。可是它的单元政策又怎样让人宽心呢？哈迪阿旺，您怎么说？

刊登于2018年3月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