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苍祐粉碎“宫廷政变” —民政半个世纪的风程雨路（二）

林苍祐在“513”事件前后的上台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偶然是因为鲜有人想到一个新崛起的政党（民政党）会在一夜之间“改朝换代”，将联盟的州政权拉下马。必然是因为这张椅子原本是请林苍祐坐上去的，但他为了要成为全国领袖，而让其政治徒弟王保尼上位。在12年后，他向王保尼要了回来。

很显然的，林苍祐是政坛老将（1951年出道）；尤其是经过马华内讧的“壮烈牺牲”后，更是名声大噪，华人社会都把他视为华人的民族英雄，甚为欢迎他在1961年后东山再起。因此林苍祐在华人选区中选是意料中事（丹绒国会及巴当哥打州议会）。

直到1969年的大选，由于槟城自由港的没落和工业化政策的失败（当年槟州只有15间比较像样的工厂，而且也只雇用2407名工人），造成转口贸易停滞和物物交换贸易断断续续，致使许多劳动力失去工作，不得不往外州另寻生活。

虽然在那时的群众大会上林苍祐有挖苦王保尼执政无方，只能眼巴巴看着自由港没落，却又无法用工业化政策取而代之，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失业。而其爱徒郑耀林补上一句，估计有30%的人失业。

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一般上失业率在4-5%之间是正常的，如果上升到8%就有问题了；破10%以上问题就严重了）。倘若槟城真是30%的人失业，那是全马最高，也是很落后的州属（不过后来根据官方的数字显示，真正的失业率在17%左右）。

林苍祐在上台后，他发现经济衰退的严重性，但也知悉自由港大势已去（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槟城就被列为纳入关税区的地区，不能一枝独秀享受自由港）。

犹记得在林苍祐上台之初，他的老对手—马华公会总会陈修信曾揶揄林苍祐，只要身为财长的他用笔一划自由港就没了。这当然是讽刺话，但也是事实，因为财长握有此权力，而且在当时从升旗山一眼望下整个槟岛死气沉沉，几乎已快沦落成渔村了。为了不让槟城下沉，也为了不让陈修信专美于前，林苍祐下定决心鼓励外资入驻槟城，他将峇央峇鲁（原属峇六拜乡区）及威省的诗布朗再也划为工业区。轻工业在槟岛；重工业在威省。

正当林苍祐大展拳脚发展槟州之际，在1971年民政不幸爆发一场权力斗争，以秘书长陈志勤及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为首的当权派，决定罢黜林苍有的首席部长职。

当林苍祐被告知党中央秘密拉拢一批槟州议员倒戈后，他就快刀斩乱麻先发制人（这些曾参与倒林的议员有陈扑根（他被当权派内定为取代林苍祐的人），威拉邦、慕斯达化和王裕好等人），马上召开槟州民政联委会议，除通过开除王裕好后，又拉拢张桂成、齐来也、史迪华和邱鼎才加入林派阵营。这样一来，林苍祐也就稳住12名州议员，他们是余水清、郑耀林、邱继圃、陈锦华、黄亚美及黄忠和，再加上上述的四位已有10位。这里头尚未算上林苍祐和议长哈仑在内（若他们计算在内共12位）。

在当年，林苍祐尚未使出秘密武器，那就是4名巫统州议员已被敦拉萨喻令支持林苍祐，不要与反对党瞎起哄。就这样，由行动党叶锦源发起的投林苍祐不信任动议（于1971年9月27日举行的州议会上）只获得7人支持，他们是叶锦源、邱思业、郭文生（均行动党）、陈扑根、威拉邦、慕斯达化及人民党的阿都拉曼，结果动议被击败。

反对动议的有余水清、郑耀林、邱继圃、陈锦华、黄忠和、齐来也、黄亚美、王裕好（最后又转回林派）、史迪华、张桂成及邱鼎才，共11票，否决不了不信任动议。其中奥妙是4名巫统议员因见林苍祐已胜利在望，也就作弃权论。

另一方面，虽然林苍祐在1971年6月9日的民政党槟州联委会会议上，有13名议员（总数是24名议员，已超过半数议员的支持）举手信任林苍祐继当首席部长，但在同一天，林苍祐意外地接到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的信件，开除林苍祐党籍，理由是：

林苍祐不重视党章和党宣言；

‚林苍祐一连串的行动影响到党的和谐；

ƒ林苍祐并没有向党主席报告槟城的进展，虽然党曾做出多次要求；

„诸多投诉指林苍祐没有公开讨论党的利益及团结。

以上的“四大罪状”既含糊也没有针对性，看不出是“罪状”。更要命的是，党章规定要采取纪律行动，必须得到中委会同意，不是党主席可以自行开除的。

为“合法化”开除的措施，赛胡申宣布在1971年6月13日举行中委会议，在15名中委中，林派只占7人，尚少一票。因此最后找到太平的州议员林英全凑成8票。这就是说，林苍祐已有把握控制中委会。

由于主席赛胡申未出席，而威拉邦（财政）退席，会议乃由林苍祐主持，他收到两封辞职信（即赛胡申与威拉邦）而接受，更将党代表大会展延到10月2日及3日在槟城举行（原本订于7月3日召开）（虽然陈志勤也辞职，但被中委会挽留）。

因为赛胡申不承认党代表大会展期，乃在的7月3日如期举行代表大会，但被林苍祐申请庭令阻止，也就改称为特别大会，由陈志勤主持。吊诡的是，会上竟选出新的中委会，由赛胡申出任主席。这就等于民政中委会闹双胞胎。

结果社团注册官不承认7月3日的特别大会，也不接受“新中委会”。最后赛胡申告上高庭。在1971年11月8日的官司案中，又再败下阵来。

于是支持赛胡申及陈志勤的党员在1971年10月31日成立“社会正义党”，专和民政打对台。

在这之后，民政参加了联合政府，又在1974年加入国阵。从此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很显然的，林苍祐也是从马华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因此在1971年成功地粉碎党内的“宫廷政变”，而且是寸步不让的。

就这样，林苍祐时代在民政党内开始了，而民政党也在1974年后，摇身一变成为执政党，走向新的一页。但想不到的是，在后来民政和林苍祐也因之陷入内外夹攻的困境。

刊登于2018年4月2日《光华日报》

“反假新闻法案”应搁置

政府于3月26日通过首相署部长阿莎丽娜在国会提出《2018年反假新闻法案》一读。

内中提到所谓“假新闻”，不仅是媒体所发布的新闻，也涵盖一般人所发布的文字或影音类的讯息。除了发布者有罪外，资助或教唆他人制造假新闻也将面对惩罚。

依据法案的内容，“假新闻”是指“任何完全或部分不实的新闻、资讯、数据或报告，包括文章、图片、音频或其他任何能够传达文字或概念的形式”。而资助或教唆制造假新闻者也将面对相同的严峻刑罚。有关法案适用于马来西亚的国内数字出版商和社交媒体，同时也适用于对马来西亚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境外媒体。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的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的数据分析显示，有84%的马来西亚民众通过社交媒体、Whatsapp获取未经证实的新闻。单在2017年正月至2018年2月间的调查显示，有45宗散播假新闻的案件，其中4宗已提交法庭审讯。同时，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针对4358个传播假新闻的账号采取行动，约有80%的社交媒体平台已被删除；另外涉及传播假新闻的40个网站和论坛也被封锁了。

为进一步说明此法案的必要性，政府指出，1984年出台的《印书及出版法令》侧重在执照的管制；也与2012年颁布的《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不同；更与《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CMMC）的功能有所不同。

虽然，“反假新闻法案”不是用来替代已被废除的《内部安全法令》（ISA），但它所胪列的“所有罪行”都属于“无逮捕令便可逮捕的罪行”。有关案件的被告在法庭被定罪后可在14天内向法庭提出上诉。但如果案件归为“公共秩序”与“国家安全”的范畴，也就不许上诉了。

最先表态反对此法案的是“国际特赦组织东南亚及太平洋区”主任詹姆斯·柯梅兹（James Gomoz），他在3月27日指责这项法案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而且所谓的“假新闻”的定义也模糊和过于广泛；尤其是严厉的刑罚与警方拥有可任意拘捕的权力，显示了政府得以回避批评者的言论，因此有关法案必须马上被撤销。

人权份子安美嘉律师调侃法案可易名为“别谈一马案法令”。但通讯与多媒体部长沙烈强调此法案不是用来禁止任何人谈论1MDB事件。

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主席佐治瓦基斯（George Varughese）则在3月27日发表文告吁请政府从本季国会上撤回“反假新闻法案”，同时设立遴选委员会，全面公开研究假新闻课题，政府不应匆忙立法。

理由是政府已有“出版法令”及“多媒体法令”将散播假资讯定义为刑罪，为何还要创立新法来对付“假”新闻？根本是没有意义的。再说把刑罚大幅提高，或罚款50万令吉或监禁10年，或两者兼施，就会衍生“寒蝉效应”。

“虽然假新闻课题不容忽视，但政府提出这种包山包海的法案，相等于把新闻传播当作罪行，无疑是矫枉过正的立法。”

他更形容此法案威胁了媒体和评论者的言论自由。

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Suhakam）同样促请政府设立国会委员会来探讨假新闻的课题。

其主席拉查理发表文告表明，人权委员会不能支持《2018年反假新闻法案》，其理由是有关法案会产生错误的诠释而可能出现一个独裁的政府。

他担心有关法案会被利用来控制媒体，进一步使到马来西亚在“世界无边界记者自由”排行榜的指标中再次下滑。根据2017年的纪录，在180个国家中，马来西亚则排在144位。

最令人诧异的是连首相纳吉的胞弟纳西尔也在3月29日发表贴文直斥政府祭出重刑对付假新闻，无疑是推动愚民政策，散播恐惧。

这位身为联昌国际银行主席的重量级人物的开声，显示了有关法案的漏洞与欠缺完整。“如果以严刑灌输恐惧，会愚化社会。”

因为有重要团体及人物发出反对声音，阿莎丽娜部长也在29日下午5时10分突然援引议会常规要求展至下周一再续会，内中必有乾坤。

这之间肯定会有变化，最大的可能性是宣布展延对法案的处理，以便新的国会再行“修改”。

刊登于2018年4月2日《南洋商报》

中美贸易战开打？

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按耐不住，在3月22日（美国时间）宣布对中国进口的货品，主要锁定在科技、通讯和知识产权领域，包括半导体、电讯设备和电脑组件，约相当于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八分之一，涉及600亿美元，多征收25%的关税（钢铁类）及10%关税（铝产品类），用以惩罚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盗窃”。

美国是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文对中国进口美国的货项和款额进行调查后作出以上的决策。

所谓301条文是由美国自身发起对他国进行调查、磋商、裁定、实施、监督及执行的法律，它一度成为美国应对与别国贸易摩擦的“最后武器”。但在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后，美国发动单边制裁的事件明显减少（在这个条款下，美国可以对被认定有不公平行为的国家提高关税，限制进口等报复性措施）。

就中美双边贸易而言，美国先后启动五次“301条款”，主要是针对知识产权的争端。因而在1990年美国将中国升级为“重点观察的国家名单”，也分别在1991年4月、1994年6月及1996年4月共三次对中国知识产权实施301调查。后来通过谈判分别达成了三个知识产权的协议。另外的两次是1991年10月引用 301条文来解决美国产品入口中国受到不公平的壁垒阻力，而在1992年达成协议。最新的一次是在2010年（奥巴马的时代）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请求启动301条款来调查中国154家企业进口美国的风能、太阳能、高效电池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产品。但中美双方的贸易差额始终是个大问题，也就由特朗普政府（2017年上台）的美国代表莱特希泽先发布声明指出，美国将调查中国产品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等方面的政策行为是否不合理或调查美国在华的工业知识产权必须与中国分享的事件。

其实美国动用301条文的“调查结果”来对付中国的目的是要防止中国成为制造业的最大国；尤其是中国声称要在2025年迈向制造的产品包括无人车、医疗器材、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及其他多项高科技产品，透过国家资助及产业保护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大国。

特朗普总统似乎抱怨中国主席习近平没有公平的回报他对习近平的尊重，反而让中美贸易的逆差到了“失控”的地步，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究竟中美之间的贸易是怎样成长的？这有需要从美国前总统尼克逊于1972年访问中国谈起。

在这一年，双方恢复贸易关系，但总额只达1288万美元。到了1978年增长到9.9亿美元。

当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互设办事处后，双方贸易有了更大的发展。从1979年到1988年的十年间，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4.5亿美元增至82.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4.4%。

及后从1993年的276.5亿美元增至2001年的804.9亿美元。

中国在2001年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从那一年开始，中美间的贸易总额已显示美国出现逆差，中国出现顺差，而且这个数目字正在不断扩大。在2005年时，中美贸易的逆差达到2022亿美元；继之在十年后的2015年，双方贸易的逆差达到惊人的3671亿美元；2016年再扩大到3470亿美元。到了2017年则创下3752亿美元的差额。

总而言之，从1985年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总数共为47380亿美元。

为此特朗普认为这是“最大的不正确”，他要求中国必须在预定的时间内减少逆差额1000亿美元。

虽然特朗普最终的目的是要逼使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差额大大缩小，但以现阶段两国的贸易量作比较也不容易在短期内缩小彼此的差距，例如在2017年时，中国对美国出口为2.91亿人民币，占中国总出口额的18.9%（总出口额为15.33万亿人民币）。

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为1304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额的5.6%（美国出口总额为23293亿美元）。由上显示，除非中国向美国购买更多大型飞机和重工业产品乃至高端科技产品，要不然在一年之内填补1000亿美元的差额也是不能办到的。

虽然美国商业部长罗斯（Wilbur Ross）说，他相信特朗普总统的这项决定，只会导入贸易谈判，不会引起“战争”。但中国也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承诺削减1000亿美元的差额，也就“以牙还牙”对美国的232措施予以反击，即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分别增加15%及25%的附加税，总值约30亿美元，主要是水果及肉类。

因为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导致世界各国的股市惨跌，损失就在眼前。而如果贸易战真的打起来，中国和美国的许多厂家将会倒闭，工人也会因此失业。

针对此事有学者形容中美已跌进“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历史典故是指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作竞争时，双双就面临危险，结果是以战争解决而导致两败俱伤）。

习近平在2015年访美时就否定有“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如果大国之间有战略误判，就会陷入陷阱，但他重申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并不适合用在中国，中国没有这样的基因。

无论如何，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曼就预言双方会避免战争，若发生惨烈的贸易战，最后结局可能是中国成为胜利的一方。

与此同时，金融大鳄索罗则说，特朗普已在摩拳擦掌了。

与此同时特朗普也会利用其他课题逼使中国就范，如“台湾旅行法”，以便有筹码，以向中国施压。

刊登于2018年3月29日《东方日报》

山雨欲来风满楼

已经不存在任何悬念了，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肯定在未来的三个月内举行，而目前的国会在通过选区选民调动法案后，就会被解散。因此极可能在3月28日宣布解散国会。

一旦国会解散也就交由选举委员会登场了，它将会宣布提名日及投票日。

有人认为较可能在4月大选，因为从过去大选推算，有三届的大选是在4月举行的，而且是执政的联盟及后来的国阵大胜。例如1964年的第二届大选是在4月投票，结果联盟共取得123席（其中西马89席，东马24席）；反对党合起来不过是31席，总数是154席，与联盟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那一年是马印对抗进入紧张阶段（印尼苏卡诺总统因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宣布与马断交和搞对抗），也导致大部分选民担心局势不靖而把票投给联盟。这对东姑的领导无疑是一个胜利。

当苏哈多在1966年罢黜苏卡诺总统后，马印对抗结束，也在1967年与中国断交；更进一步全面禁止华文媒体，华校也不能操作。整整30年印尼的华人生活在没有中华文化在上空飘荡的日子，只能私下或偷偷地自学中文。直到1998年苏哈多倒台后，印尼华人才看到春天又再降临。

第二个在4月投票的大选是第六届（1982年）的选举，也是马哈迪上位一年后的考验。结果国阵（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胜出132席，反对党只占22席，总数是154席，强弱分明。

第三个在4月举行大选的是在1995年（第九届）。同样是马哈迪领军，但另一方面反对党龙头的46马来人党（原为46精神党）意兴阑珊，提不起精神面对大选。后来得知原来是46党领袖东姑拉沙里在1990年意气风发要夺下中央政权失败后不得不在1995年与马哈迪暗度陈仓。果然在1995年的大选后翌年，东姑拉沙里率46党重返巫统。

在46党无精打采下，马哈迪领导的国阵取得167席，反对党则只胜30席，当年总数是192席。

如果从上述的三届大选反映出凡在4月大选对执政党是十分有利的，也就不得不让人相信4月对执政党是个好日子。

不过对4月选举必胜的说法不是人人都信的。就拿第五任首相阿都拉来说，他就不信邪，而是选择3月份大选（2004年，第十一届大选）。因为这一年阿都拉刚拜相一年，人气急升，也就取得199席，反对党仅剩可怜的20席（这一年国会总数是219席）。国阵的这项辉煌成绩是有史以来最亮丽的，自然使到阿都拉相信3月是好月份。

也正是“三月里来好风光”的信念下，阿都拉在2008年的大选（第十二届）时再选择3月作为幸运的月份。讵料这一年的大选国阵竟上演滑铁卢，国会只胜140席，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则拿下82席。更不可思议的是，反对党不仅保住吉兰州政权，也夺下吉打州、槟州、吡州及雪州的政权。这也是反对党有史以来最标青的成绩。

在各方压力冲击下；尤其是马哈迪的谴责和抨击下，阿都拉不得不在2009年下台，换上纳吉成为第六任首相。

可是纳吉在2013年选择5月大选（第十三届），同样取不到好成绩，国阵拥有133席，反对党“民联”则有89席。同时吉兰丹、槟城与雪兰莪仍落在反对党手里，也就促成马哈迪向他发难。在互不相让和对峙下，马哈迪成了反对党的领袖，也给予纳吉极大的压力。

因为纳吉对3月不吉利有所警惕，也使到他对4月的选择有所钟爱。若是4月大选，投票日可能落在4月28日。

如果4月赶不及，那么5月就成为他再一次无奈的选择。有人（巫统妇女组）相信选举落在5月3日左右；也有人说较有可能是在5月12日，因为隔天就是“513”的忌日。对选民来说，也许会形成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无论如何，在六月份大选是不可能的，也是与斋月节撞期。既然首相有暗示会在斋月节前完成大选，那最有可能是在四月或五月举行了。

刊登于2018年3月26日《号外周报》第881期

林苍祐•王赓武•陈志勤 —民政半个世纪的风程雨路（一）

1967年，槟城陷入多事之秋。这一年劳工党领导群众在槟城举行大罢市，抗议政府宣布仍保存英女皇肖像的纸币一律贬值约15%，因为英镑在国际宣布贬值14.3%，结果事后发生种族冲突事件，导致戒严。但为了防止抗议行动扩大到全马各地，政府宣布凡是拥有银角的硬币一律以1元兑1元计算。换句话说，政府只能承受硬币造成的损失，不能承担纸币的损失。为面对英镑贬值，马来西亚也蒙受2亿5千万元的损失。若是民间收有旧币，只能自我承受损失。

劳工党在大罢市之后党分支部纷纷被突击搜查，正常党务不能开展。也是在1967年，身为民主联合党主席的林苍祐呼吁反对党团结起来，通过选举向联盟挑战，但未获得劳工党的响应。此时的劳工党已走向以街头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路线。

因此在这一年的劳工党代表大会高举“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宣告走上支持中国文革的道路。

与此同时，雪州的劳工党通过“陈志勤批判大会”，数落其“十七罪状”，结果陈志勤退出劳工党。

陈志勤退党后不甘于寂寞，在找不到更好的合作伙伴下，他径自与在马大执教的王赓武教授商议成立一个“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可行性。

虽然王赓武在那一年已准备离开马来亚大学到澳洲的国立大学执教，但他还是热心地帮陈志勤起草党章和斗争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王赓武建议陈志勤必须北上找林苍祐商议，最好能拉拢林苍祐加盟其中。

在当时陈志勤与林苍祐并不熟络，他还是与林苍祐面对面地讨论组新党的建议。当林苍祐作出积极反应及王赓武力促“陈林配”后，一个新政党定名为“马来西亚民政运动”（Gerakan Rakyat Malaysia）（民政党）终于在1968年3月24日在吉隆坡宣布成立。正式出面的有6位发起人，他们是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当时是新加坡大学马来语文教授）、王赓武教授、陈志勤医生、林苍祐医生（民主联合党的创党人，第二任马华公会总会长）、彼德医生（马来西亚医药公会主席）及维拉板（前劳工党国会议员）。

这个新党宣称要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非种族性的温和社会主义政党。

虽然在中委会内，林苍祐只担任党的副主席（兼任槟州民政党主席），但为破釜沉舟，他倾全力解散“民主联合党”，也促请党员加入民政党，以壮大其力量。

正因为有林苍祐的号召，这个新党很快地崛起成为新的反对党，试图取代在1965年消失的“团总”（这个组织是在1965年初由李光耀建议组成的，除了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外，也有林苍有的民主联合党、辛尼华沙甘的人民进步党及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等）。

但不幸的，当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自行独立后，“团总”也跟着胎死腹中。由于担心反对党在四分五裂下无所作为，林苍祐对陈志勤的合作深具赞同。不过当时另行注册的民主行动党并不热衷与民政党合作，劳工党及人民党也因路线的不同没有参加共组反对党阵线。人民进步党虽与民政党接近，但其党魁SP辛尼沙华沙甘初时并不愿加入这个组织（其弟 DR辛尼华沙甘不幸于1964年逝世）。

当马来西亚进入1968年时，执政的联盟还是一个坚固的政治城池，不易被敌对党冲击。但因为国家经济陷入困境，造成失业率高居不下；尤其是槟城的自由港逐步被蚕食，造成转口贸易及物物交换萎靡不振，槟城港口已不再热闹及货船不再穿梭不息，再加上捕鱼业的乡区沿海人家的生计受影响，因而在海墘一带的水上人家在失去贸易的优势下，只好另谋出路。不少的槟城青年不得不远走他乡谋生。自由港的没落也打破了槟城人的饭碗。在怨声载道下，于1969年国家又迎来了大选。

尽管国家发展缓慢，但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年的大选会动摇了联盟的执政根基；更为此而迫使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下台。

那一年的选举结果是让许多人跌破眼镜，民政党一跃而成为槟州的执政党，改朝换代就在5月9日开票之后。民政党居然在槟州夺下16席，联盟（巫统）只剩下4席，另外民主行动党有3席及人民党（易名为人社党）有1席，马华全军覆没（总数24席）。

林苍祐的时代也就从那一天开始。但不幸的在5月13日在吉隆坡爆发了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即刻进入紧急状态。所幸林苍祐在王保尼的配合下，已在5月11日宣誓就职，不因全国戒严延误了新政府上台的时间。

“513”悲剧之所以会发生流血暴动是因为政局在中马一带陷入不安；尤其是雪州议会（共28席）联盟只赢得14席，刚好半数，尚缺1席才能组成政府。而吡叻州共有40个州议席，但联盟只赢得19席，未过半数。

在此关键时刻，反对党中也有人想成立联合政府；执政党则对州政府不能组成而忧心忡忡。最后在局面失控下，“513”成为人民永远的伤痛。

也是适逢其时，敦拉萨于1970年出任首相，顺势推出“国家五大原则”及“新经济政策”，整个局面终于被控制下来。也因为国家秩序及快被安定，政府也就在1971年2月宣布重开国会，意味着紧急状态解除了。

“513”之后除了民政党崛起外，伊斯兰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民联合党也都先后加入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被收编成为国阵一员（联盟也因之扩大成国阵）。换句话说，国阵已是由9个政党组成，不再是昔日三党（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

未参加执政党的在西马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它在1969年一炮而红，拥有13名国会议员（与马华同等数目）及31名州议员，也在日后成为马华公会的最大劲敌。

同样的民政党也因未能与行动党合作，在多年之后也成为行动党的“死敌”。

在风风雨雨的历程中，民政党一转眼间已走过50个春秋金禧党庆。这半个世纪也标志着民政党在过往十年走上一条坎坷的道路。

刊登于2018年3月26日《光华日报》

选区规划保中央取雪州？

如无意外，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将在今年4月或5月举行，但4月的可能性应是首选，投票日也许会落在4月28日，这一天刚好是星期六。

其中一项极为明显的理由是：国会下议院正赶在4月5日休会，原本上议院订在4月16日至31日的会议也已被提前，刚巧也是在4月5日休会。

选委会已在3月9日将国会及州议会选区选民的调动及更改一些国州议席的名称报告呈交首相。由于只涉及相关选区选民的变动，没有触及选区面积重新划分，因此国会只须简单的多数票通过即可（111张票），不需要2/3议员的赞同。换句话说，当国会通过选委会的建议后，国会议席仍然保持222席，而州议席共有587个。

在这方面，选委会主要是针对国会选区进行选民的移动（也连带改变了一些州议席的选民人数）。例如在吡叻州有12个国席重新划分选民人数，包括行动党的6席、公正党的2席及伊斯兰党和诚信党各1席，而国阵有2席。

在雪兰莪，共有18个国会选区的选民人数有变动，其中属于公正党的有9席、伊斯兰党1席、诚信党2席及国阵2席。

在联邦直辖区（吉隆坡）的11个国席，全部被重新分配人数，其中10席是属于行动党胜出的选区。

本来每过8年，选委会就有权力对所有国州选区重新进行划分和增加议席，但因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中，国阵失去2/3多数席，也就不可能有大动作（这属于修宪，需要国会2/3的议员支持才能通过）。

针对这项课题，反对党的抗议声是不绝于耳的，例如行动党就指出原本称为八打灵再也北区的国会议席，在2013年大选时，选民已有8万5千401名，比起在乡区的国席选民只有2万至3万人要多出约四倍左右。如今在选委会改名为“白沙罗”后，“全部选民”竟高达15万零439人，比起2013年的选民人数猛增了76.2%。

这种选民的大幅度增加被反对党视为是有关方面认为怎么选都归反对党胜出，索性增加选民，让反对党狂胜也非大不了的事，毕竟还是归为1席。若选民移动牵涉到种族成分的巧合，就可能归在一起。这对朝野政党来说也可算出胜负的概率。

由于共有113个国席（影响到约300余个州议席的选民也有所变动）在选民数目重规划下，已不再如同2013年的选民人数，也给反对党带来较大的挑战和压力。

就国阵而言，它需要保住的是巫统的优势，再加上沙巴及砂拉越加起来至少会有50席支持国阵，也就意味着国阵若在西马拿下70席，它仍会留在布城。

虽然国会通过修改选民人数是预料中事，但反对党组成的希盟也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是马哈迪率旧部组成土团党，并在短时间内被推举为希盟的“统帅”后，政治形势已有所转变。如果说安华的“烈火莫熄”在马哈迪时代被强势阻止下，未能走向布城是可以理解；但在马哈迪翻转过来后，无形中已助长希盟的声势和攻势。

一般预料，只要吹起“马来海啸”希盟就有望突破，只是“马来海啸”会形成吗？是全面的席卷而起，或只是局部的冲击？这对于所谓的改朝换代是十分关键性的。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在选区选民重新安排下，国阵集中在保住布城的当儿，又想征服雪兰莪州。正如首相纳吉不断强调，他要从希盟手中夺回雪州政权。

就我们观察，在选民重新调动下，雪州有17个希盟州议席出现“红灯”，这也是为什么行动党在2016年时主张闪电州选，以比选区重新规划先走一步，但不获公正党同意，使到两党之间一时间出现失调情绪。

国阵对雪州的重视除了是人口最多的州外，也是因为吉隆坡和布城都与雪州土地相毗连，是国阵不容闪失的州属。所谓天子卧榻之处，岂容他人打鼾？

至于槟州尚不属于急攻对象，因此只有两个国会选区的选民重新安排，影响到6个州议席，似乎未触及政权交替的安排。

例如行动党在2013年大选时，在槟州赢得7个国席和19个州席，以州议席全胜的总得票是27万余张，而马华及民政加起来是10余万张（指州议席）。相比之下，行动党得票比民政及马华多了17万张。当年的槟城华裔选民有45万人；在“华人海啸”下，国阵依然没有大作为，因此靠选区重划下来改变局面是无关宏旨的，只得用其他手段来和希盟较量了。

刊登于2018年3月26日《南洋商报》

王岐山任重道远

一直在脸书及优管出现的王岐山因为负面讯息不止，造成外界的第一个印象：可能习近平会不得不忍痛将王岐山排在党政之高层。

但在3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体人大会议，终于在全票通过（2970张）下，习近平再度蝉联国家主席及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也通过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只有一张反对票。

这样一来，习近平已是将权力集中于一人身上，如果连同党内的总书记职位及中共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习近平已是一人身兼四职，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大也撤销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换句话说，习近平的任期已不受限制，甚至连“意想不到”的王岐山也不受限制。如果他们两人身体健康，思路持续敏捷，很可能会继续掌权多五年或十年。这无疑的让有意钻空子的官员在换班之前先安插自己的亲信在重要部门的手段落空（因为极可能没有换班）；否则中国的腐败便永远抓不完。

还有在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时，有一位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被安排出任国家副主席，他就是中国解放前的首富之一荣毅仁。

他把他的绝大部分资产献给了国家，并在1985年秘密加入共产党。1993年，他被邓小平力荐为国家副主席，以展现国家第二把手可由“外人”担任，不再是共党专政。在江泽民手下担任副主席至1998年。

在这之后，邓小平也认为时机已成熟，由胡锦涛接任国家副主席（1998-2002），以便在未来顺利接班。不过在江泽民的权威下，胡锦涛的接班是一波三折的。无奈是邓小平生前指定，不然接班人选可能是别人。当江泽民（1989-2002）在胡锦涛（2002-2012）的上位之前，已在重要部门作了重要的人事调整。最明显的是，江泽民在2002年卸下党总书记职予胡锦涛时，并未同时将中共军委会主席和国家军委会主席交出来，而是保留前者至2004年及后者至2005年。间中又起用了徐才厚和郭伯雄出任军委会副主席。这些人目前已被习近平绳之以法，可见其用意是将军权保留在自己手里，而架空胡锦涛。。

当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总书记后，他对副主席一职没有决定权，结果选出李源潮，除了属江泽民派外，也不被习所重用。因此在过去五年（2013-2018）中国虽有国家副主席，外界似乎忘记这个角色，形同虚设。主要是因为在2012年习近平捕捉大鱼周永康及薄熙来等同谋后，获悉他们是有关系的。所幸习近平在上位的同时，把王岐山安排在重要的位子上，成为纪检委的负责人。通过王岐山的五年不断捉捕，已使到官场裚职者人心惶惶。因为在一抓之下，抖出二抓要犯，再下来又是贪官落马。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被委命取代薄熙来成为重庆市委书记的孙政才，竟然也是一条深藏在党内的大鳄鱼。

王岐山在扫荡贪官污吏方面表现其绝不手软的强硬作风而受到习近平的赏识。

如果按照“七上八下”的原则，已是69岁的王岐山理应不能再居重要位置，有需退下来。但在经过一番精心密布下，王岐山终于以退为进，先是不提名参选中共常委，也不进入政治局委员，而是从另一道门以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身份进入人大大会，顺理成章具备资格出任国家副主席。

副主席一职，权力可大可小，正如美国和其他行共和国家一样，权力在总统手里，副总统只是在总统遇事不能行使职务时才发挥作用。

同样的，中国向来也有党政副主席之设，但在毛泽东当权的年代，副主席的权力可随时被变动。

直到邓小平于1978年第三次复出后，他吸取了教训要防止“独裁政治”。当时的唯一办法便是对上层的任期作了限制。因此从1982年修宪后，中国的体制通过人大的限制任期（如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及政协主席）都不能超过两届。

本来这样的制度被认为是较为开明与民主的，不会出现家族政治或独裁政治。但共产党的政府是不通过人民投票来决定的，而是由党领导统筹统办的。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中国体制的改革若只在经济方面作出改变，而政治体制上没有跟上，他很难想象两者是如何交流在一起的。

就习近平来说，他当下最需要的是像王岐山这样的机智的人，有需要安排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只要习近平放手让王岐山搞好国际关系，而在国内对贪腐不收手，他将助成习近平的功绩“永垂青史”。

不过当下美国对“一带一路”是见缝插针的，又将“台湾旅行法”变成法令，允许美台高层互访触动了中国底线。还有美国对朝鲜的模棱两可的立场，也让人不知特朗普究竟要搞什么；尤其在此阶段炒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又让人对特朗普的政策摸不着头脑。

除此之外，正当世界经济处于“不堪折磨”的时刻，任何的突发事件和人为的操作都可能带来经济的灾难。王岐山在此时派用场用，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即便有人在镜头上看到王岐山在宣誓就职时，念完誓词后，又敲了一下桌子，但也不是很大声，若不留意也没有发现到有什么不一样。

虽然我们不知道王岐山这一敲是什么意思，或是习惯性的手势或是无意识的动作，若能解释清楚就能平息外人的疑问。

虽然李克强的留任也说明了习李之间仍有理不清的国事，不能一走了之，但在强化党的过问权力后，彼此还是能“各安其位”的。

无论如何，王岐山以其洪荒之力面向贪腐之后，开始把焦点移向中美关系，若能缔造一个平衡与协调的世界，对中国来说是一大进步。由此可见，王岐山的任重道远已经写在习近平的记事本上。因此我们只能期望在王岐山重回领导层后，能将“习王配”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塑造一个“美丽的未来”，让人民对中国政府更有信心。

刊登于2018年3月22日《东方日报》

玛丽亚•陈应加入公正党

自从于2013年从安美嘉手中接过净选盟主席的职位后，玛丽亚·陈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她至少领导过两场大集会（2015年及2016年）。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勇气十足、性格刚强的女权份子。

根据她的说法，她参与非政府组织的团体已超过40年，但最高潮的莫过于领导净选盟。

本来她要继续领导净选盟是没有争议的，但如今她想换另外一个角色也是在情理之中。由于她的立场和倾向，思想和诉求是属于反对党的，也就马上让人猜想她是反对党的候选人。

但玛丽亚·陈坚持以“独立人士”上阵，却又想“借用”人民公正党的标志参加大选就有所争议了。不是玛丽娅·陈这样做是错误的，而是如果在选举中形成一种风气，人人都想成为“独立人士”，又依赖政党而胜出且不受党纪限制，那就被人认为参加政党是多余的，只要有个人声望就可以成为政党的候选人，又无需入党。

因此公正党的总秘书赛夫丁就毫不隐瞒地促请玛丽亚·陈参加公正党，以名正言顺地代表党出征大选。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玛丽亚·陈并没有正面回应赛夫丁的条件，她表明从政是延续改变到另一个空间争取民主。

这样看来，玛丽亚·陈没有政党背景，有的是净选盟同志组成的团队，在竞选期间给她应有的支持。

当然只要公正党愿意是可以“借出”一个国会选区让她上阵，那是没有问题的。正如在2008年时身为社会主义党的的主干之一的惹耶古玛医生就获得安华的允许在和丰上阵，对垒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

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惹耶古玛会脱颖而出，只是把他当成“炮灰”，不可能胜出。

还有当年有一个现象是“社会主义党”尚未获得社团注册官的批准，因此不能以社会主义党的旗帜竞选。

以惹耶古玛一位新人，党内（公正党）并不看好古玛会有所作为，也就没有人与他争此议席。

讵料反风一起，在2008年的3月8日大水冲倒龙王庙，三美威鲁的“霸主地位”被冲得无影无踪，上台的是初生之犊的惹耶古玛。

因为表现良好，惹耶古玛在2013年又获得以公正党旗号上阵而再次蝉联。这位社会主义份子也就以议员身份为其党大张旗鼓。

来到2018年的第十四届大选，社会主义党已公开宣布今届大选将派出5名国会候选人及15名州议会候选人，而且以社会主义旗号上阵。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势必与希望联盟候选人起冲突而演成三角或四角战。

既然惹耶古玛已不再“借用”公正党的标志上阵，也就结束了他与公正党的合作。

今天玛丽亚·陈也许是根据惹耶古玛过去的模式要以个人身份上阵，但在时代改变下，她也许会遇到阻力，也许最后可以过关，只是玛丽亚·陈若是坚持“独立人士”，她日后又怎样领导群众运动？

最低限度，她应该加入一个政党并通过她的能力和智慧落实党的政策，反正公正党所斗争的目标与玛丽亚·陈的理念十分接近，为何不能“二合为一”呢？就我看来，玛丽亚·陈在更换角色的同时，也要有政党作背景，净选盟时代靠群众作背景；参政时代则要靠党及党员作背景，才能焕发出光芒。

刊登于2018年3月19日《号外周报》第880期

习近平回到“以党治国”？

当中国人大在2018年3月11日的大会上几乎以全票通过中国宪法的修正时，有人形容这是从“完美的独裁”转向“完全极权”（牛津大学荣誉教授斯坦·林根的评语）。但又有人认为，中国有别于其他一党国家，它能够解决国内问题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够硬把西方民主的一套搬到中国（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主任杜克雷语）。

在不同观点下，两人也一致认为如果中国只有一人掌握权力会带来风险和不稳定性。

针对修宪问题，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的言论可以称之为“全面概括地点出修宪的必要性”。她说：“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实践，在保持中国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有必要对中国宪法作出适当的修改”。

她说中共中央建议修宪是经过反复考虑，综合各方面情况作出的，目的是通过修改中国宪法更好体现人民意志、更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好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而国家主席任期制度的重大修改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在这样的意愿和需求下，以习近平为首的领导提出的修宪包括：不对党主席和副主席设两届（10年）限制，但对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及政协主席的期限保持不变。

中共最早对党政高层的任期是不设限的，例如毛泽东及周恩来的任期是不设限的，但在邓小平于1978年再复出掌权后，他就根据西方的模式在1982年通过人大修宪，将国家正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等的高层全面规定不超过两届的任期。

当1954年第一部宪法正式推出后，它有出现下列的特殊情况，那就是在1959年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改由刘少奇接班，但毛泽东保留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两个权力极高的地位可以发挥“排山倒海”的震撼力量。

例如刘少奇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掀起后，就被毛泽东排斥和收监，理由是毛泽东不能接受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倒向苏联的政策）。

在刘少奇被打倒后（死于文革期间的1969年），国家主席一职被悬空，因为毛泽东不想再竖立一个新对手，干脆空着。这样一来中共主席也相等于是国家主席了。

不过在1969年的党大会议上，林彪被毛泽东主席破例提名成为他的接班人，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几乎也是在同一个时期，林彪一直向毛主席进谏，应有国家主席，也应由党主席兼任。毛主席不同意，但又没有人敢提林彪上位，除非是毛主席钦点，这也是林彪最遗憾的一生。就这样，毛林关系下降，最终在1971年因林彪坠机，结束了接班人的争议。

由于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秘闻一直未全面公开，也就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林彪为何出逃和坠机的所有真相。

在林彪之后中共有起用人大主席朱德代国家主席之位，接受各国大使递呈国书。宋庆龄也曾担任荣誉国家主席等。虽然如此只要毛泽东在世一天，任何人的职位都是随时可被动摇的。

当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后，中国的新领导层在华国锋发动下，于10月将“四人帮”逮捕，也结束了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而后为了预防一人权力坐大，邓小平规定了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高职的任期限制。

吊诡的是，即使已在1982年修宪，但人事一切的安排也由邓小平提早拍板。例如江泽民之后就是胡锦涛。而摘掉胡耀邦及赵紫阳也都是邓小平决定的（邓小平于1997年逝世）。

在六四事件前后（1989年），邓小平已指定江泽民取代赵紫阳（被认为“同情学生”）（2005年逝世）。江的任期从1989年到2002年；胡锦涛任期则从2002年到2012年。当习近平于2012年登位后，他发现在改革开放的幌子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出了问题。

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一方面是让中国脱胎换骨，转身成为与西方接轨的国家；另一方面则是贪污腐败成风，若不大刀阔斧，中共迟早完蛋。

如果说习近平有其人马，那么周永康的势力更大，他与江泽民的人马也已结成一股势力。及后浮现的薄熙来、令计划、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大问题也爆出军变在内，但一直未被公开，直到孙政才在去年中出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所幸习近平提防得早，也用对人；尤其是与王岐山配搭，更令贪官污吏难以遁形。

习近平顺势整顿了军队，又对地方上的大小官员来了大风吹，几乎都把敌对势力连根拔起。

正因为习近平稳住大局，再加上人民也需要一位“包青天”坐镇，也就不甚计较习近平再多当一两届主席，只要他能实现他的承诺。

第一个承诺是在2021年当中共建党一百周年时，中国已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至于在20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岁时，习近平已是96岁高龄，应该已退位了。因此习近平的第二个承诺是为中国打造成强大的国家奠下稳固的基础。一般相信习近平若再留任多10年（2023-2033））（已是80岁高龄），会否还神州一片明朗的天空？中国人民是否更自信而贪赃枉法事件已大大减少？还有在打破“反华”国家的封锁下，能否让南中国海及马六甲海峡风平浪静？台湾及香港的人心“回归”又改善了多少？

同样重要的是，习近平一定要拿出成绩来证明其“一带一路”的创建是高瞻远瞩，也是千秋万载的伟业。到了立国百年时，中美能打成平手吗？世界会变得更和平或更动荡不安呢？这一些的问题都是习近平在修宪后所要面对和克服的。

今天的习近平30%保留给马克思主义，30%保住毛泽东思想，另外邓小平理论及习近平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占20%，合共100%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而前提是党永远居于第一位。一句话，“以党治国”成为习近平本身的“指路明灯”。

刊登于2018年3月19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