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苍祐眼中的陈平

大年初一，我向已经退隐政坛15年（1990-2005）的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拜年。在交谈中我问他一个问题：“您怎么评价陈平这个人？”他想了一下，慢斯条理地讲起马来亚独立前的政治情况，然后接着说：“我不认识陈平，但我知道他是实兆远人。其父亲一度搬来槟城（头条路）开脚车店，我和他是同时代但却是走着不同方向的人。”

随着他把自己推回历史的记忆中：“你知道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的家里请了两名厨师，他们都是海南人，一个后来投进国民党，另一个投进马来亚共产党。在早期的时候，为什么比较多的海南人及客家人参加马共？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英国人的歧视和被人认为是下层的人，因此不满现实而投身革命。”

他讲这段历史显然是要表达出那些受到欺凌或生活在底层的人对参加革命比较有兴趣，因为他们想要改变现状。

但陈平应该不是属于下层的人，也不是海南人或客家人，而是福建人，为什么他会选择参加马共而在后来成为马共领袖，一直领导这个政党到1989年签署“合艾和议”为止？这在陈平的回忆录中已有清楚地自作交待。其一他本身是受华文教育的，早年接触中国的读物，对日本的侵占东北省（1930年）感到震惊，其二在1930-1933年期间，他的家庭出现经济危机，被迫将土地抵押给高利贷，一度几乎破产，后来虽然渡过经济危机，但已开始对社会制度有所置疑。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陈平已把自己卷入在援助中国的抗战工作中，成为马共外围组织－－后援会的一名成员。在1940年，他正式成为马共党员和地方干部。从此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生于1924年的陈平，比林苍祐小5岁，但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相同的经历。林苍祐说：“1942年日本南侵，并占领了马来亚和其它地方，陈平在马来亚进行抗日斗争。一度还和英军合作共同反击日本的侵略。而我也在1944年由英国（已是医科毕业）直赴中国重庆，参加抗日活动。这就是说，陈平抗日，我也抗日。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抗日，而我们也有不同的立场。”

不错，林苍祐是选择参加中国的抗日，但他是到重庆加入蒋介石的抗日，且成为陈诚的私人医生。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林苍祐是倾向国民党。不过林苍佑不曾加入国民党（这导致他后来在马华公会内成为总会长时与国民党派的李孝式和翁毓麟等人有了政见的冲突）。

1947年国共再度爆发内战，林苍祐选择回到马来亚。他从中国带回来一位年轻的夫人吴欣燕。此后槟城来了一位曾是槟州“第一夫人”的“中国女性”。（槟城人娶中国人）。巧合的是，陈平不是槟城人，但他的夫人李坤华则是槟城人。陈平这样说：李坤华来自槟城，她是海南人，他们于1944年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如果说民政党创党人之一的林苍祐是如假包换的槟城人，那么陈平也可算是半个槟城人，尽管他们曾经参加抗日，也以槟城作为一个交叉点，但他们却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林苍祐是受英文教育的，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可说是资产阶级的有钱人。自然选择英国的政治方式进行斗争，不会选择革命。他认为虽然他是拿英女王（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到英国深造，但他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也有意见。例如他享受的奖学金，美其名是英皇奖学金，实则是英殖民政府从马来亚的收入拨出的。所以他觉得是马来亚给他这个机会，应该在回国后回馈社会。

他说，陈平虽曾与英军合作，但他不了解英国人的思思和注活方式，他融不入英国人的内心世界。以致在战后他把握不住与英国人的合作，而英国人对共产主义是绝对没有好感的。

这注定陈平在战后很快又与英军政府起冲突。陈平的马共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两个尖锐的对立面，林苍佑不能同意马共与英国政府蛮干的路线。因为聰明与交结的英殖民政府早就将马来西亚分成四块（海峡殖民地，马来属邦，非马来属邦及英属婆罗洲）来驾驽，且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他说，他知道英殖民政府不是把改善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资源的获取来充实英国放在第一位，但要改善人民生活和从英国人手里取回政权，首先是必须加入英国的政治游戏和规则，参加民主选举，以便转移权力。他于是选择这样一条民主政治的道路进行斗争。

言下之意是陈平读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读不懂英国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權術，以致两者分道扬镳，以悲剧收场。

不知道这两位仍在世的政治老人，若有机会碰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

我的神话破灭了 （横刀立马）

*飞扬

不知道是我的脑筋转不过来还是传统中的神话故事一直挥之不去，当我从报章获悉英国查尔斯王储准备迎娶“老情人”卡米拉进入皇家们时，我打从内心有一种“抗拒感”，因为他们这对不是“金童玉女”的婚姻简直是戳破我印象中的神话：女方肯定是貌若天仙（如戴安娜）或学识才智过人（如日本皇储妃）配未来的国王，即便不是出身贵族，也应该是灰姑娘飞上枝头做凤凰。

当我不能承受这样的“新闻压力”时，总是想从新闻报导中寻找可以平衡心理的令人信服的故事。然而很可惜的，我还是找不到卡拉米“耀眼”的一面，尽管她的内心可能是温柔和善良的；尤其是从照片上看到的是一个“半老徐娘”的一幅苦瓜脸的她，我的心理又冷却下来。

虽然我对杨振宁的82岁娶28岁的美娇儿有些失衡的感觉。但翁帆的年青貌美却让人看了舒眼。卡拉米在这方面就无法与翁帆相提并论了，倒是从报上看到戴安娜于1981年嫁王储查尔斯时，才回忆起那一段美丽的神话。

今天的查尔斯（56岁）对卡拉米（58岁）的豪门大喜已经不再是什么神话了，反而是一对老情人从“地下”浮向“地上”，向世人宣告他们爱的誓言。这本来是苦恋结出的甜果。特别是对这一对“老新人”而言，值得庆幸。但偏偏“好事”的报章和电视把卡拉米的老态“暴露无遗”，甚至刊出她手戴名贵的钻石婚戒的照片。这一下子，我不是赞叹和称羡，因为我先看到的不是“纤纤玉手”，而是起了皱纹的手，与钻戒搭配不上，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些好看一些的照片呢？为什幺不美化一些呢？好让万千只眼睛感到舒服？

也许我太过挑剔和过于苛求，但“罪”不在我，责任在于传媒，渲染的是两人的沧桑和无奈，包括在戴安娜尚未正式与查尔斯离婚时，便发生卡拉米已是第三者，且一度形容卡拉米是“没有自知之明”的“破坏者”。难免受人指指点点。

当这件事先被丑化时，又在事后来修补，恐怕已对他们的结合造成伤害。

人类的天性往往是先入为主，而且比较八卦对戴安娜寄以同情，也就无法扭转印象，改用另一个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正面形象。

卡拉米正是“传媒”一路来负面报导的牺牲品，局外人自然用世俗的尺码和眼光来对她评头品足。这样一来，本来一对老情人结合是平常不过的事，却因为男方的身份特殊变成国际花边新闻。

这种与世局无关的婚姻之所以轰动一时，全因为查尔斯打从与戴安娜结婚后，便时不时爆出失和的新闻，成为报章的炒作趣事有关。直到戴安娜于1997年车祸逝世后，也无法安静下来。

不过我们则从查尔斯与戴安娜的纠缠不清的故事中看到豪门生活原来不是那么地令人响往和幸福。这固然可以起警戒作用，让许许多多的少女不要去追逐这样的爱情，可是事实上仍有不少的少女沉迷“白马王子”降临身旁的日子。这说明了在功利的社会，即便面临的可能是“陷阱”，爱做梦的少女也会不顾后果的一头栽进去。毕竟深似海的侯门太吸引人了。

当然卡拉米的故事不在这样的篇章中，既不美丽也不浪漫，难免使到喜欢看神活故事的人大失所望。我的失望也因此油然而生，可能是我们过于重视形式的美学，忽略了卡拉美的内在的美。

无论如何，我还是对这桩婚姻“破坏我的美学观”感到遗憾，但回想一下，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就又得不努力恢复平常心，以免久久不能释怀。

檳州變天民政時代降臨

1969年是馬來西亞政治的分水嶺。也是林蒼祐扭轉乾坤的一年。我們先說后者。

當林蒼祐把自己轉成民政黨的其中一名領袖並把民聯黨解散（但留有一手，未正式向注冊官取消黨的注冊和黨徽，提防民政有變時，可沿用民聯黨角逐大選。當然此事並未發生）而成為民政黨檳州分部時，許多人都不看好民政黨會脫穎而出，也不以為聯盟是會被打敗的。正因為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想法，以致林蒼祐在招兵買馬延攬候選人時面對重重困難。他心目中矚意的人又不願意「去送死」，而他認為沒有料的人卻毛遂自薦。根據我所知，林蒼祐當時有邀請報界人士如凌齊家（已故，曾任星檳日報採訪主任），朱炳欽（星洲日報駐檳採訪主任）參加提名，但卻被他們婉拒了。

雖然林蒼祐已有民聯黨的班底，但卻湊不足候選人來挑戰聯盟。因此他只好勉為其難地接受不是他心目中所要的候選人。他的陣容是原民聯黨人外，加上前社陣一些領袖，又再加上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升斗市民。因為在把部份選區讓于民主行動黨及人社黨（原人民黨）人外，有近20席是需要民政黨人出征的（檳州議席當時總共24個）。

為了達到執政的目的，林蒼祐眼見大選已近，不得不將就擬定候選人。有人因此形容林蒼祐的陣容是“大排檔”的，也是“囉也式”的。良莠參差不齊，有在市議會擔任低等職位的，有半失業的，也有立場不堅定，更有口水多過茶的。

當年4月的提名后，我們做記者的真不知黃亞美、齊來也、倪巴拉及史迪華是何方神聖？我們曾私下打趣地說，只要你願意，投進民政黨就有機會出人頭地。林蒼祐不是不知道，但他也無可奈何，有學識的人怕輸，或避之則吉下，他似乎是來者不拒，只要填足候選人即是。

即便如此，林蒼祐還是喊出“打倒聯盟，執政檳州”的口號，這個口號在過去社陣喊得最響亮，結果未能落實。林蒼祐是否能如願以償？人們都打個問號。但人們看到民政黨的一個優勢是：反對黨中的強勁“社陣”已“杯葛”大選，而想要冒出頭來的民主行動黨尚未成氣候，選擇與民政黨來一個“君子協定”。這就使到民政黨有機會探出頭來。

雖然檳州聯盟在王保尼領導下，已未能顯示朝氣逢勃，反而有日暮西沉之勢，但“爛船也有三斤鐵”，沒有人會料到聯盟會演滑鐵盧，頂多失多一點議席而已。

王保尼的致命傷是檳島自由港地位不保，失業浪潮高漲，人民怨聲四起。在他治理下的檳州，竟然到1969年時只有區區可憐的15間比較有規模的工廠，提供2407個就業機會，實在與檳州的百萬人口不成比例。我們在當時採訪聯盟的群眾大會時（當時尚未禁止群眾大會），往往場面冷冷清清，簡直不是群眾大會，更像政治座談會。我還得知聯盟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湊到一些人來捧場，但台上講話的人，一點吸引力都沒有，也沒有賣點。而我們多數預早拿到候選人的講稿在報上發表。這種有講稿的群眾大會令我感到不如發文告算了，何苦與反對黨斗場面？

反之，民政黨的群眾大會就出現熱烈的場面，尤其是林蒼祐往往是壓軸的演講者。他的攻擊的言論也把大會搞熱了。雖然林蒼祐不是一個天生的演說家，但他的魅力，無疑已在華社生根，他們都把他看成另一個“民族英雄”將“降大任于斯人”也。

如果說是群眾大會讓林蒼祐炒熱情緒，那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當年沒有群眾大會，林蒼祐的斗爭將不容易深入民間，這也是可以肯定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群眾大會在推動民主和激發民憤上，確實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當反對黨的群眾大會越來越高潮時，林蒼祐的信心就不斷提昇，人民也正在改變對反對黨不能執政的看法，但仍然無法釋懷。因為要推翻一個州政權談何容易，我們身為新聞工作者理應是比較敏感的一群，可以測知民意所向，不過還是抓不準整體的方向，尤其不能預測馬來選票會否改變。我們所知的是，在華人占大多數的選區，將會被反對黨攻陷，卻無法知道貴為首席部長的王保尼會在大山腳選區陰溝里翻船。

5月9日開票的當晚，我被派負責採訪林蒼祐選區的開票站（在聖芳濟學院，與《星檳日報》遙遙相對）。在晚上11時過后，我看到林蒼祐一家人春風滿臉的來到開票站，他的勝利是意料中事，所以他的情緒相當好，與記者有說有笑。

第一個傳出佳音的不是他的選區，而是原屬巫統保壘的牛汝莪州議席，竟被民政“無名小子”史迪華攻陷，曾任代首席部長的巫統強人阿日斯意外跌馬。這意味著，民心已反，連馬來人占相當比數的選區都“淪陷”，更遑論其他選區了。

果然一個又一個捷報傳進他的耳朵，尤其是聞悉王保尼已敗北時，林蒼祐知道大局已定，民政的春天已經降臨，他的翻身的日子也伴隨而至。

到了凌晨2時，民政黨已是奪得半數以上的州議席，可以組成檳州新政府，林蒼祐旋即被邀請登台發表勝利演說，會場掀起一片熱潮。許多人都睜大眼睛看看林蒼祐，最后成績是民政16席，聯盟（巫統）4席，行動黨3席及人社黨1席。

我們都用第一時間趕回報館，用最快的速度向新加坡報告選舉成績，又飛車回現場。

在當時我已知道《星檳日報》已打好兩個標題，一個是“聯盟保住檳州政權”，另一個是“檳州政權易手”，“副題是“林蒼祐將就任檳州首席部長”，結果后者的標題派上用場。

檳州變天全民歡呼，林蒼祐時來運轉，他的新時代已告誕生。

我從頭到尾目睹林蒼祐亢奮與歡欣，他沒有想到民政黨一炮而紅，竟能把12年前讓出的首席部長“搶”了回來，檳州人民迎來了一個新年代，我們的報社工作人員也沉浸在一片忙碌的激情中。

向林苍佑拜政治年 （横刀立马）

*飞扬

大年初一，我循例与老同事向似乎被人遗忘了的老佛爷──林苍佑拜年。我们在上午十一时半抵达其家门时，我算了一下，有五辆车停在其住家路旁。早一阵子有多少人来过拜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我们向这位政治老人拜年时，大概不超过10人，其中一人我知道的是前槟州发展机构总经理捷星，林苍佑的二公子林建成也在场，后来林建安也到了。再下来又看到李尧庆来了。还有是林医生的亲朋戚友。

总之在我逗留的约一句钟左右，我看到的是不很熟悉的脸孔，至于平常在报章上大亮相的人物或说政要或说有头有脸的，倒不多见。这清楚地印证社会是现实的──要多热闹时有多热闹，要多冷酷时有多冷酷。人情的冷暖是最好的计温表。你得势时，人人争先恐后围在你的周围；你失势时，请你自己保重，千万不要耿耿于怀，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扶上不扶下」的。

我个人见证了林苍佑怎样失意在政坛，又怎样东山再起，做起槟州首席部长，然后又怎样跌入谷底，从此与政坛说拜拜。这几十年的荣辱，都让林苍佑深深地感受到世态凉炎是怎么一回事。

林苍佑一见到我，还算记忆力相当好。他向人介绍说我是拿笔的。又说笔可以把人扶起，也可以把人推下。似乎是在引用中国一句成语的含意：“笔扫千军”。一方面听起来是“表扬”写作人的“威力”；但另一方面也带有揶揄写作人有时也“滥用”一支笔在发泄个人的不满。

我对他的话无可辩驳，但我要说的是：文人固然有时可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真正起决定性的是政治这“杀手间”。政治可以是意识形态的，也可以是手段各出奇招的。若是君子搞政治，就如同文人的优柔寡断，恐怕也使不出什么绝招，足以置敌手于死地。这就是说，君子人人爱当，可是一卷入政治旋涡，君子就非得靠边站了。

林苍佑当然不是用“君子政治”来闯出天地。不然他不会在39岁那年，敢于挑战首任马华会长陈祯禄而攀上高位。因为君子不能潜越，君子“不夺人所爱”。后来他也因此吃了苦果，因为陈祯禄的公子陈修信也不是用“君子的手段”夺回领导权，而是用非常的手段孤立和逼走林苍佑。

下来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若用君子的标准来检测，则所有参政而成功或失败者都不合格，此事议论没完没了，暂时不提，以后再论。

提到政治，我倒引发苍佑有一段有趣但又有历史意义的对话（他1990年退休后，难得开金口与我谈论政治）。

他在我的问题中说出一段具有发人深省的讲话：“你知道我们今日的马来西亚是怎样来的？英国人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这是第一块，而后又在马来半岛成立马来属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这是第二块，再下来又成立非马来属邦（玻璃市、吉丁、吉兰丹、丁加奴及柔佛）这是第三块。至于东马的砂劳越及沙巴原属英殖民地，称为北婆罗洲，这是第四块。”

“这种因利势导的分而治之的手段使到马来亚人民要进行团结和反抗英国统治极不容易，因为属于不同的结构和地理环境。”

他又说，英国人兴趣的是马来亚及北婆罗洲的资源，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在于其次，因此才有政党政团出现，以争取权益。

林苍佑说，而他本身有幸拿奖学金到英伦深造，在1947年回国后觉得有必要为人民做些事，才有了参政的念头。但政治斗争离开英国的政治轨道又是无所作的。你必须在这个英国式的民主政治中进行争取，才有成功的希望。

于是他進一步說，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够成立，是英国人将四大块版图结成一体，這是依循英国的经济利益而带出的政治产物。

林苍佑熟知英国式的政治，所以他选择走民主斗争的道路。

从这段简单的谈话，我得到的结论是：政治的现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和命运，而文人的文字震撼力是因时而异的，它如果成了政治的宣传工具，就非同小可了。不然它只是局限在文字领域中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和控诉。一句话：政治是行动的，文字（学）是理论或抒情的。

我问他对陈平有何评价？陈平是马共的总书记，最近出版了其回忆录《陈平《我方的历史》》，内中揭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且触目心惊。

林苍佑说他个人不认识陈平。他说他们两个人是同时代的人物，但却是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日后在政治上也走着不同的道路。

他这样说，他年轻的时候，读的是英校，后来拿到英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奖学金到英伦学医。回国后（1947年），他就决心为社会作出回馈，因而后来选择参政。

他说，当年他们出国留学，名义上是女皇奖学金，实则也是取自马来亚的资金，在那时马来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一年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大概十多个人）能享受这荣誉到英国受教育。

既然他是马来亚培养出来的留学生，他认为他有责任为人民做事。就这样，他选择一条符合英国式民主的参政道路。

反之，据他所知，陈平比他小五岁，是来自实兆远的，后来他的父亲也迁来槟城开脚车店，就在头条路，而陈平是受华文教育的，他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政治思想，他的参政不可避免地是走向革命的道路。

在那个年代，年轻人走向革命是不足为奇的。林苍佑这样回忆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的家里请了两个厨师，这两个人后来参加了革命，一个参加陈平的马共，一个跑回中国参加抗日，倾向国民党。你知道为什么早期参加革命的人有不少海南人和客家人吗？因为他们生活在底层，一个被人忽视的族群，他们感受被歧视和对现实不满。”

我查阅了历史书籍，我对他的这段分析表示同意。事实上，早期领导马共的多是海南人，后来也有不少客家人参与革命行列。

春节一片红的联想 （横刀立马）

*飞扬

华人的春节有两个特色，其一是新年總共有15天，从年初一到十五元宵节，只有在元宵过后才称新年已过。而在这15天之内，碰见朋友总是恭喜不停。红包也得备足15天。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民族比华人拥有更长的“新年期”？

西详人是从圣诞（12月25日）到元旦日（一月一日）是为新年气氛，因此他们把Merry Christmas和Happy New Year串在一起，但也没有华人的“长气”。可见华人十分重视春节，不能一两天就算数，一定要拉长到15闹元宵，间中又有什么“人日”，“天公诞”（说是福建人的真正新年）等。

其二是新年前后，总是红色大行其道。挂红彩，吊红灯笼，穿红衣，派红包不一而足。于是红色与春节挂上钩。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华人认为红色代表吉祥，代表喜庆，代表了民族的节日达到高潮，所以“红色”成了最代表性的颜色。

但我们又有没有想过，“红色”不是新年的专用颜色，当它与政治挂钩时，它就成为左翼的象征。所谓“红旗飘飘”在一个特定的年代，它是左派乃至共产党的尊严和权力的化身。共产党用的是红旗，左派也用红来展示力量。五一劳动节挂红旗，党庆用红色党旗，国庆也用红色国旗。最令我们熟悉的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以区别国民党时代“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由于红色成为共产和左派的政治标志，因此在文革年代，毛语录也编成红色小册子，称之为“红宝书”。非共和反共国家也形容共党带来的是“红祸”或“赤祸”。于是在50年代美国拋出“骨牌理论”，认为“红色政权”从苏联、中国之后，会蔓延到东南亚，及至整个亚洲都会变成红色。

因为政治的变化，红色一度也成为“敏感”的顏色。那些反共的人士对红色避之则吉，不愿与红色沾上边，转用蓝色或青色之类的，以避免“惹红上身”。可是当春节一到，华人又喜欢用红色来冲喜迎庆。这使到顾忌“红色”的人也无可奈何。他们一直都不会明白为何共产党喜欢红色，而不用其它颜色？

其实，选用“红色”除了迎合华人的心理外，也有是振奋士气的作用。这种一箭双雕的意义，已是明显表露无遗。随着年代的改变，世界各国对“红色”已不敏感，也不视为禁忌。毕竟红色已不再是威胁，反而觉得红色可以衬托出节日和时代的气息。

讲到红色，我们又想到黄色是中国古代帝王的专用颜色。凡是宫庭莫不以黄色为权威的象征，皇帝的龙袍也是黄色的。在帝王时代，普通人民是不可随便着黄色衣服，否则有杀生之祸。

虽然如此，美国人在19世纪末期竟创办一种杂志，称之为“黄杂志”（用黄色为封面），专门刊登低俗文字和图片，藉以消遣，久而久之，人们便把低级与色情的文字与图片称之为“黄色文化”。

而此“黄色”又与中国皇帝的“黄色”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只是后人为了方便，才使颜色的意义变了样。

这正如“红色”一样，既是封建留下来的喜庆颜色，又是共产时代特有的標籤。

这就是说，颜色本身不具有任何动机，它是“审美”的一种观念，只是后来的人因势利导，才对颜色作了識別，而产生了矛盾。但无论如何，仍然不损颜色本来的用途。

就像有人喜欢贬称到海外从事被认为不正当行业的中国女孩为“小龙女”一样无损许许多多的华人还是自称為“龙的传人”一样。这种矛盾心态比比皆是，也反映了人类是在矛盾中生存和自我調侃中來轉換顏色和文字的意義。

民聯黨搖身成民政黨

林蒼祐力圖東山再起的路程是曲折不平的，也是困難重重的。就說他在1961年創辦民主聯合黨時，特別選擇在芙蓉成立，而不是在檳城，是因為芙蓉有他的前同志陳世英及郭開東為他獻上現成的地盤。這個地盤是陳世英領導的獨立陣線在1961年的芙蓉市議會選舉中奪得了控制權（9名市議員），而在1959年國會大選時，支持林蒼祐憤而退出馬華公會的陳世英及郭開東皆中選國會議會。這樣一來，甫成立的民聯黨便擁有一個市議會的執政權。

可惜，這種合作不長久。1963年林蒼祐與陳世英關係鬧僵，藉著黨代表大會（已移至吉隆坡舉行），林蒼祐中選總秘書，黨主席由屬原巫統的發起人之一的賽那阿比丁出任，陳郭兩人被排斥在中委會外，導致他們退黨。於是民聯黨的大本營遷至檳城。

林蒼祐已習慣於又離又合的政治鬥爭策略。雖然在1964年大選過後，他在檳州建立了自身的地盤，但要撼倒聯盟政府也非易事，因此這位支持馬來西亞成立的反對黨人在1965年新加坡尚未退出馬來西亞之際，同意李光耀倡議組成非共的反對黨聯合陣線，稱為團總。此舉擺明是要把左翼的社陣排斥在團總門外，可是同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後，“團總”也就無疾而疼。這就是為什麼林蒼祐在1966及1967年急著要再找反對黨合作的原因。不過在社陣（勞工黨）不表興趣後，林蒼祐又迎來另一個機會。這個機會不是林蒼祐主動提出的，而是在1968年脫離勞工黨的陳志勤在結合一批有識之士後，準備另組一個反對黨。

陳志勤的謀士就是也參加成為發起人之一的王賡武（當時在馬來亞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有意遠赴澳洲國立大學接受新職）。王賡武在盛情難卻下，為陳志勤及其盟友（包括學者、職工會領袖和前勞工黨領袖）出謀劃策，他們敲定這個黨取名為民政黨。但在成立之前，陳志勤來到檳城找林蒼祐，邀請後者成為發起人之一。這正符合林蒼祐的心願，雙方一蹴即合，當然也意味著民聯黨將在不久後宣告解散，以當時民聯黨的情況，它是林蒼祐說了就算，因為參加民聯黨的人都是為支持林蒼祐而來的。

1968年3月24日，六名發起人，即賽胡申阿拉達斯（時任新加坡大學教授），陳志勤（前勞工黨人，國會議員），林蒼祐（民聯黨主席，國州議員），王賡武（馬大教授），JBA彼得（醫藥協會主席）及威拉邦（前勞工黨人和前國會議員）在吉隆坡莊嚴宣佈計劃成立民政黨（PARTI GERAKAN RAKYAT MALAYSIA）（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華文全名應為《馬來西亞人民運動黨》但一向簡稱“民政黨”）。這個政黨主要推行“溫和社會主義”路線，強調維護工農階級的利益，並提出《工人憲章》。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黨提出了以“人性及民主原則建立平等社會，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但不同意階級鬥爭的政治哲學。因此它的宗旨也有了這樣一條：“消滅名利狂熱思想，不論是宗教的、種族、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階級的（行動）或語言”。

在尊重宗教自由和承認馬來人應得到特別扶助下，賽胡申阿拉達斯再度重申階級鬥爭的哲學是不健全的，而階級和團體間的利益沖突可通過互助解決之。

（以上原始資料筆者保有正本記錄，也通過與王賡武的對話得到確認）

4月15日，這個黨正式宣佈成立，並在5月25日正式獲得社團注冊官的批准。

創黨伊始，有兩個主要靈魂人物，一個是負責吉隆坡的陳志勤（出任總秘書），另一個是負責北馬的林蒼祐（出任副主席），主席是賽胡申阿拉達。這個時候面對比較挑戰性的是林蒼祐，因為他要說服全體的黨員一起加入民政黨，並同意解散民聯黨。

我在那個時候也負責採訪民聯蛻變到民政的過程，也不時與林蒼祐有接觸。他滿懷信心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黨的過渡，也相信絕大多數黨員會隨他參加民政黨。他這樣說，少數民聯黨員不願跟隨是意料中事，因為他們看不到遠景，也無法理解政治鬥爭也是要講求藝術的。

根據我後來知道的，少數人之中有一人不願跟隨的是陳毓書。他向我說，他是支持林蒼祐退出馬華的勇氣，而跟著他打天下，但不能同意由民聯走向民政，因此他選擇不加入民政黨（他後來加入行動黨，在1978年中選州議員，此為後話，暫按不表）。我只是想說明有一些與林蒼祐共同鬥爭的人不認同解散民聯轉成民政黨人。

可以說，當時絕大部份的民聯黨員都支持林蒼祐走進了新的大家庭。

正因為要表達民聯黨人的決心，林蒼祐就於1968年6月16日在舊關仔角以民主聯合黨的名義舉行最後一次的群眾大會，以向人民解釋為何要改變鬥爭策略。

在這之前，也即是6月6日，民政黨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抵檳與林蒼祐商討在檳州建立民政黨分部事。換句話說，一個“全國性”的民聯黨將因此變成民政黨的分部。因此在群眾大會過後，民聯黨於6月23日在檳城召開全國黨員大會，以進行表決。結果絕大部份與會者支持這一改變，因為他們認為民聯改成民政，雖然林蒼祐不再是黨主席，但他依然是黨的靈魂人物，尤其是在檳城州，沒有林蒼祐參與下，民政黨是不成氣候的。

意氣風發的林蒼祐在“改換碼頭”後，說話的語氣也有些改變，他似乎換了一套服裝，儼然以民政黨發起人之一的身份發言。但也由於這一改變，林蒼祐的新聞又多了起來，我們這群記者也一直以他作為代言人向他索取黨的動向。

同年7月21日，已獲准注冊的民政黨在吉隆坡舉行總部成立大會，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這樣說：民政黨是由無權無錢的各階層人士組成，但世界上偉大的政治革命都是由簡陋的環境中脫穎而出的。林蒼祐沒有參加總部成立大會，他忙於檳州的黨務，但有一個來自檳州的人參加大會且成為主座人士之一，他就是原勞工黨總秘書陳樸根。只是短短幾個月，林蒼祐又再改頭換面了，民聯黨搖身一變成為民政黨。雖然有人不看好林蒼祐這一變再變，但“斑雀焉知鴻鵠志”？

我與手機的故事 （橫刀立馬）

*飛揚

我從正月份的網站讀到一則新聞，說在過去25年來，人類在科技方面的進步是令人瞠目結舌的。根據美國一家學術單位最近邀請科技領袖來作一個評鑑，到底是那一項發明最為重要的，結果仍然無法選出第一名的產品，要留待日後再作決定，但排名第二的是手機，第三是個人電腦，第四是光纖系統，而第五是電子郵件。其他榜上有名的包括CD雷射唱片，數碼相機，汽車安全囊，以及其他隨身攜帶可使用的產品。

從上觀之，人類在四分之一世紀的進步是遠比過去任何時代都要快速的，就拿個人移動手機來說，我的經驗是深刻的。

以前，就說40年前吧，家里裝一台電話是相當不錯的。就在我進報館服務後，才開始驚覺電話的重要性，那個時候，報社的電話線是命根子。與外界的聯絡全靠電話，但電話機又有限，以致有時得等電話有線才能使用，而且電話機又是一個個又黑又大的，一點也不美觀，可其實用價值就十分大，尤其是報社安裝了又“珍貴”又緩慢的傳真機後，我們都讚嘆有此機可省卻打電話之苦。

可是一台傳真機是不夠用的，於是報社又有專人接電話寫新聞的，他們的速度是又要快又要字體較為端正，而且聽新聞要“耳靈”，不能老是再說一遍，不然報告新聞的記者就很不耐煩。我們當時稱呼接電話寫新聞的人為“內勤記者”。在那個時代，誰又想到電話會「革命」的？

在80年代起，我開始到中國，而且每趟一去就是15天或20天。如果要用電話，在公路上是沒有電話亭的，只有路邊的商店或有電話的。若要惠借，對方是不大願意的，大多數回到賓館打電話。本地電話一通一塊錢，若是打長途就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有一次打回馬來西亞，約三分鐘的電話費是百多元。經常在結賬時，電話費是千多元人民幣。

即使在馬來西亞，因急用打電話，商店也是不大願意借給的。後來有了公共電話亭或投錢打電話機之設，也就多少方便我們這些外出的人。

90年代，已有了移動手機，但卻是“龐然大物”。我記得我買下一輛車時，車內裝有電話機（時價是萬餘兩萬元）。若要從車上取下，實在笨重，好像提一個電池箱那麼不雅觀。不過在物以稀為貴下，這台手機又似乎十分耀眼。

不久之後，有了較輕的手機，我們稱之為“大哥大”少說也有一公斤重。我於是把“汽車手機”換成這類手機，價格是近萬元，又“威風”一陣。

再過一些時候手機越出越精巧，也越來越便宜，回頭看看自己的“大哥大”，真是不好意思。朋友笑我拿那麼大的手機，好像怕人不知你有手機似的，我唯有苦笑，笑自己趕不上時代。

近些年來，手機千變萬化，即輕便又美觀，已是一種十分實用的裝飾品。在價格大眾化下，一人一手機已不是“天方夜譚”，而是活生活的現實。

雖然有人說手機的幅射力較強，常用會對人體無益，但也沒有多少例子使用手機會「殺人」的，於是手機便成為全人類的“寵兒”。

今天的手機可不得了，又是電話，又是攝相機，又是電腦，又是電視機的，幾乎把可以統在一起的科技都合在一個小小的手機內。

雖然手機用途多多，但會全面使用其功能的並不見多，我就是其中一個，手機就是手機，也等於是隨身電話，至多是收訊息和發訊息，其他的只是略懂一二。

過去是人操控電話，甚至打架的時候，用大大個電話一丟也能傷人；今天是手機操控人，你用手機不能傷人，而手機卻能掌握你的一切。

因此把手機的發明列為世界第一科技，也許是「當之無愧」的。

祝大家雞年龍飛鳳舞 （横刀立马）

*飞扬

我们的华人虽然慣用阳历来推算日子，但总会不忘用农历来推算自己的运程。于是就有了一些讲不清楚的陋習和所谓古人留下的风俗，并且认为在何年出生的人是最好的，而又在那一年出生不是不理想的。举例来说，最受欢迎的是龙年，因为龙代表了幸运与獨佔鰲頭，所以爭著生龍子。即使不在龍年出生，也可能会给孩子取个有龙的名字。比如李光耀就给他的长子取名显龙的名字，果然不同凡响，今天已貴为一国总理。又如原姓房的武打名星给自己取了个成龙的名字，又是一炮而红，取代了已逝世的李小龙的地位。

由此可见龙是最受欢迎的，所谓“望子成龙”就是这个意思，许许多多的人赶在龙年生孩子，便是希望有个好意头。

说到龙，人们又会问道：“既然龙在古代是至高無上的，被视为皇帝的象征，为什么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五而不是第一呢？”

我翻阅一些有关命理和生肖的书籍，也找不到答案，而所谓十二生肖是东汉以后才正式确立，至今已有二千年历史。它是根据十二地支（另有十天干）排列而成（天干地支并成年代，十二年一个轮回，六十年又转回头，所以有六十花甲之年）。不知道为什么令人讨厌的老鼠竟排名第一。根据我看书悟出的推理是：在五行的排列是這樣的：木（東）、火（南）、金（西）、水（北）及土（中），既然土是排在中央，即第五位也是代表了皇帝，而在佛教中又有所谓天龙八部，后来八龙中又藏了第九条龙在中間，于是出现所谓九龙壁。

我们把皇帝称为“九五之尊”，大概“九”代表最权威的龙，“五”代表最权威的地，不是有一句话说，“普天之下，非土莫王吗”？

也許由于這個緣故，龍就排在第五了。至于雞又為什麼排在第十，剛好與龍形成對稱？原來一向以來，中國人把雞當成鳳，也是個好意頭，許多女性的名字出現鳳字正是因為龍鳳是一體的。既然龍代表男性，鳳就代表女性了。

人們于是會問：如果不存在的動物“龍”可以被列為十二生肖之中，為什麼也不存在的鳳凰不能列入其中，偏偏要選用最普通不過的家禽“雞”來排陣？

這與選老鼠和猪狗蛇之類的同樣說不出所以然來。但有一點可以這樣解釋：在遠古的時代，早已存在兩大氏族，即龍族和鳳族的斗爭。他們曾有過合作，也有過激烈的摩擦，到最后是龍占上風。龍成為皇帝的象徵，在男性為主的社會，自然不容許鳳探出頭來，或再貶回雞以襯托出龍的偉大。就這樣“鳳”不見了，雞出頭了。

雞是人類的良友，大家都習以為常，但為了“抬高”雞的地位，民間有人把雞當鳳來稱呼。我們吃“雞爪”不是改稱為“鳳爪” 嗎？更把雞年當鳳年來稱呼。一直到慈禧太后在清朝把持朝政后，鳯終于抬頭，鳳居然駕在龍的上面。

本來這樣的說法也不錯，壞就壞在后來的人，誤把“雞”當“妓”同音來形容。真不知是那位缺德的人把“叫妓”喚成“叫雞”。這樣一來，女孩子對 “雞”則避之則吉，于是人的名字有“鳳”是高雅，絕沒有人的名字有“雞”字在內的。因此“雞”再被人貶了一級，是低級中的低級。可是偏偏人人都喜歡吃“雞肉”。其中的矛盾，沒有人去研究，畢竟“吃雞”與“叫雞”是兩碼事。

為了轉個運程，人們把雞叫鳳不僅再次提高了雞的地位。也讓屬雞的人感到榮耀。

今年碰巧趕上“雞年”（以農曆算應當是年初一開始進入雞年），肖雞的人可以把自己當鳳來看，心理便踏實了。

其實，正如星雲大師所說，不要迷信“命中注定”。雖然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生肖，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不是龍年特別好，也不是鼠年就壞運，其實人的屬肖是不重要的，是與生俱來的，也與命運無關。什麼時候想生孩子就什麼時候生，不要管他什麼年。星雲大師要人們從佛理中認識和改變命運，不要相信命運，更不要迷信，大概就是這個道理。祝大家雞年如鳳又如龍。

對西南區“華中”事件的補充 （横刀立马）

*飞扬

1月28日，韓江中學邀請檳島西南區九間華文小學的董事長及代表進行一場教育交流，主要是想傳達一項訊息，並向西南區的華小作一個明確的交待。

雖然有關新聞已見諸各報，但我想在這里針對有關的問題作一個必要的補充，以使西南區的華社對整個事件有個清楚的輪廓。因為陳國平及我本身除了是韓江中學董事會的負責人外，也是“檳島西南區國民型華文中學籌委會”的主席和總務。

曾經有許多人問我們，為什麼這件事“有頭無尾”？為什麼開了幾次會后“突然”終止？為什麼沒有在報上公佈原委？似乎是有點“怪責”籌委會“無疾而終”。

不錯，籌委會是在“特殊的情勢下”突告煞車，但又無法講得清楚。因為一講出來，又會引致情緒波動，對大局無所裨益，所以我們商議后決定選擇保持沉默，讓有關政黨繼續爭取，說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1. 1998年下半年，西南區華小的主要領導人許忠源數度提出善意的要求，希望由陳國平出面領導在西南區爭取設立一間國民型中學，但因事關重大，未敢貿然應諾，最后基于西南區的華小有強烈的要求和願望，同意擇日召開一項會議，以集思廣益。

2. 1999年3月13日，我們舉行了第一次交流會議，與會者一致通過成立“檳島西南區國民型華文中學籌備委員會”，並推舉陳國平擔任主席，領導申辦及建校事宜。在這方面，我們曾研究國家教育法令修正后，已沒有所謂“國民型中學”，全已改成“國民中學”。似乎與我們的定名有些出入。不過，西南區的代表則坦言他們的原意是要建立諸如鐘靈、檳華的中學，具有華教的傳統，以收容西南區的華小畢業生。

換句話說，只要能成立如同鐘靈及檳華類型的中學，而名稱如何定並不重要。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決定上述的定名，主要是能夠比較明顯地突出華社的意願，不是要超越教育法令的規定。

3. 會議過后，我們決定收集資料，以向教育部長提呈完整且具有說服力的備忘錄。在一個月之內，也即是4月8日，我們終于完成這項艱巨的工作。

4. 接著，籌委會又于4月份舉行兩次會議，納接備忘錄的內容，並期望主席及早向教育部長提呈。在6月份的時候，主席將申辦公函及備忘錄持交時任教育部長的納吉。

5. 不久，籌委會主席被告知，申辦事宜困難重重，不易落實。鑑于全國大選行將來臨，我們決定選擇沉默，以免影響情緒。在這之后，我們便不曾再召開會議。前后算來我們一共舉行四次會議，但沒有進一步行動，也沒有結束會議。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要讓西南區的華社及各政黨繼續發出聲音，以期局面有所扭轉。而事實上，各政黨領導人也不間斷地作出努力。如果我們宣佈解散籌委會，等于我們“承認”申辦失敗，也就會造成不必要的麻煩。這之中的苦衷，我們以沉默表示了我們的“承諾不變和不死心”。

6. 轉眼又來到2004年的大選，由于政治氣候已大為轉變，反對黨后勁乏力，此事已不再是焦點課題，但無可否認也成為候選人手中的一張牌子。

7. 大選過后，鐵樹仍然不開花。這6年的時間一幌眼過去了。陳國平及我本人認為經過兩屆大選，應給西南區人民一個交待，不然就會成為“千古奇案”，有始無終。今天看來，爭取申辦所謂“國民型華文中學”已是“胎死腹中”，我們已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和期待。除非奇蹟出現，不然我們不能再無年無月的守株待兔，而是必須另擇方案來“解決”西南區華小畢業生的升學問題。因此韓江中學主動地作出獻議，讓不能進入國民型中學的學生來到韓中接受完整的中學教育。當然這又牽涉到許多重大的問題，諸如經費、交通及課程等，這些都是需要雙方進行協商的，無論如何，我們期待西南區的華小董事領導人在許忠源領導下能為下一代的前途作出深入與積極的考慮和探討。韓江中學準備配合他們的願望來達成一個共識。

新聞自由與媒體研究

我在1月29日中國上海大学與韩江学院聯辦的“大众传播系硕士課程”開課禮上提出兩個要點。其一是韓江學院在成功開辦中文系硕士班（與南京大學合作）后，又成功地推出與新聞傳媒相接近的碩士班，可說是不同國度，不同意識形態的新聞學交流的突破；因而激發韓院在未來的一年內，準備把韓江華人文化館提昇為研究院的規格，邁向學術自由領域。

這就是說，我們將會在中國及台灣的大學支持與合作下，開辦更多的研究課程，以期能成為東南亞研究中心的基地之一。最主要的一點是，這是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的學術研究，集教學、藏書、交流于一爐，配合這一發展，我們將在今年3月份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在韓江學院舉辦為期4天的學術研討會，以檳城歷史作為研究對象。

我们認為馬來西亞的研究生是幸運的，因為他們得到中國教授不辭千里到來教學，並讓本地生考取與中國學生同等學歷的學位，而且收費相對便宜一倍。在中國，報載今年報考研究生的申請者達1百17萬人，但只能收容不到30%，可見競爭之激烈。因此馬來西亞人珍惜這海外設點和辦學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中文日益普及和運用價值提升的當兒，更顯示其實用性，也是貫澈“終身學習”的一個過程與環節。

其二是針對大众传播系硕士班的開課，不僅是第一家用中文媒介的課程，而且有助于提昇本國華文傳媒的水平。

因為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华文传媒工作者在过去多数是没有机会经过专业训练就在自我摸索中成长，包括我本身在内也是靠边做边学而成为一名报人。除了极少数的有一些新闻专业或理论基础外，大多数人是“实验主义”者，也就是在缺乏理论支撑下，依靠前人的经驗和自己的经验来判定新闻的标准。这似乎与五四运动文学革命（不是革命文学）创导人之一的胡适提倡的“ 中国化的实验主义”有所相同。胡适本身是饱学之士，他把美国实验大师杜威（JohnDewey,1859-1952）的一套理论引进当时的中国，主张文学革命是一点一滴的进化，要结合实验主义一起而实际应用。但后来又被政治潮流所淹没。不过经过一段十分曲折的变化后，中国在80年代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这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实质内容中有所不同，但也反映出“实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实用价值。

我提起这件事是想用此来审视我们今日的传媒事业和言论自由。虽然我们常说传媒是“第四权”，而“言论自由”是资本主义赋予人类的基本人权。但事实上我们所处在的是加了一条“社会责任”的理论的框架来约束新闻自由。所谓的“社会责任”也就因时而异，因国而异，但又无所不包，可以是法令的实施，也可以是其他的。这无形中又给传媒工作者设下所谓的“自律”。在“自律”底下我们可能就无法很好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手上。因此有人對新聞工作者的諸多責難，也就顯得有些不公平了。事實上，他們忝為知識份子，也熱愛“新闻自由”與“言論自由”，只因各報有不同的詮釋。

正因为这样，华文传媒需要在面对挑战时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可以从西方引入，也可以从东方引入而最后成为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的一个指导方向和思想。换句话说，我们也不需要太过灰心，总有一个方法或理论来匡正新闻自由的定義。也许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的传媒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或提供一个模式。上海位于中国的最前线和最开放的大都市，它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的，上大教授的到来或者可以填补我们的华文传媒所欠缺的理论系统。反过来，中国也可以从马来西亚的华文传媒的经验中获得启发。这种交流是值得鼓励与提倡的。这样一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好象正可以派上用场。

在過去我們是無從想像這樣的雙向交流，但在不斷改變下，我們終于看到《南洋商報》有了“文匯版”，直接與香港的“文匯報”掛鉤；抑有進者，連中國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可以堂堂正正在馬來西亞刊行和發售。

假以時日，馬中兩國的中文傳媒肯定能找到一條適合“亞洲民主”的“新聞自由”的理論和模式。

孙中山孙女“言多必失” （横刀立马）

*飞扬

孙中山（1866-1925）是一代伟人，这是无可争议的史事。他最大的贡献在于能结合中国各方的力量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不论他是否是短暂的总统及后来的大元帅，他的无私与个人的牺牲（让位于袁世凯当总统）而换取帝王制度的埋葬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

在帝制结束后，他创立了国民党，又成功创建中华民国，行共和制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因此在他逝世后，他被其继承者蒋介石奉为“国父”，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没有孙中山，就没有国民党，更没有中华民国，也不会有蒋介石的出头天，当蒋介石于1949年退守台湾，把“国民党”和“中华民国” 移植台湾时，孙中山自然成了台湾人民的“国父”。

但也因为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整个大陆也在1949年宣告政权易手。因此毛泽东成了共产党的创党人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締造者。

毛泽东一生没有反对孙中山，也没有澈底否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也是事实。但毛泽东在这个基础上，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重新演译“三民主义”，且赋入了社会主义的因子，也是无可辯駁的事实，以和蒋介石划清界线。由于这样，中国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不再是国民党的天下；孙中山也就成为在史上被定位的正面人物，但不是当时现实的领导者。被中国尊称为开国元勋的，毛泽东是第一人。因而有了“开国大典”，这个专有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不可能也不是新中国的“国父”。天安门城楼曾经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遗像和肖像，用以展示中国已晋入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到后来，天安门城楼只剩毛泽东挂像。华国锋（毛的接班人）曾犯大忌，拿自己的肖像与毛并排，结果遭“天讉”。在邓小平于1978年复出后，华国锋已大权旁落，即使邓小平对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有功，也不敢把自己的肖像与毛并列，他敲定了天安门城楼只有一个“永久性”的挂像，那就是毛泽东。

我们不否认在庆祝节日时或纪念孙中山时，孙中山的遗像有出现过在天安门一个短暂的时刻，但过后又回到只有毛泽东的遗像。在当今的中国，流行的不是“三民主义”，而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及最新胡锦涛的“立党为公，執政为民”的口号和思想，用以贯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取代曾经流行一时的“不断革命的阶级斗争”。

不错，在1949年立国之初，毛泽东十分重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到来参加开国大典，并委为国家副主席。他对宋庆龄的尊重是出于宋庆龄敢于和蒋介石顶撞并坚持孙中山的理想，不认同蒋介石的赶尽殺絕的手段。但好像从未听闻毛泽东称呼宋庆龄为“国母”。

我们不知道最近来到槟城访问的孙中山孫女孙穗芳何以有此说。

她还说有信心在两年内可争取中国“恢复孙中山的国父地位”。从她的谈话中，我们找到这样的“依据”：“这些年来，祖父常常托梦给我，每次入梦时都会和我谈话，我是为了他（孙中山）才会来到这世间”。

连梦都可以作为“推理的凭据”。我只能说她在说梦话。不是吗，连台湾现在都要去中国化和去孙中山化，她难道不知道吗？

我可以跟她打赌，以中国的国情和实现的发展，中国会同意孙中山是历史上的伟人，也曾是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国父”，在历史上已有定位。但在现实中不至于让共产党把尊严放下，在两年内承认国民党人是“国父”。孙中山不是共产党人，他有自知之明。如果孙中山地下有知，也不会与毛泽东争功，毕竟这个新中国是毛泽东打出的，而他只是毛泽东革命的开路人。在有生的年代他都能够为大局让出总统大位，在死了这么多年后，也绝不会托梦要孙穗芳为他争回“国父”地位。这也不是孙中山的性格和为人之道。孙穗芳不了解孙中山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是孙科的女儿（而孙科又是蒋介石的人，地位和身份远不及其父亲），也已成为美国的华裔，自然不能透视孙中山的内心世界，孙中山的伟大在于生前不沽名釣誉。一生为民，天下为公，孙穗芳就不需要一厢情愿了。作好名人后代孙女的本份，只讲历史，无需自我标榜，自会赢得尊重。否则言多必失，也会贬低孙中山的形象。

我奉陪林蒼祐講「三國」

當記者後不久就與“政壇失意人”林蒼祐打交道。在1966年的時候，林蒼祐已不再是馬華公會的老大，而是轉身一變成為反對黨領袖。

有需要交待一下林蒼祐的從政歷程：1951年4月被委為檳城殖民地議員（相等於今日的州議員）。兩個月後他聯合一批專業人士組織“急進黨”（Radical Party）。名是急進，其實這個黨一點也不急進。

1954年，林蒼祐離棄由他一手創辦的急進黨，應陳禎祿之邀加入馬華公會。於是在1955年以馬華公會候選人身份角逐檳州議席選舉，結果不負所望。這樣一來，他在尚是殖民地時代的檳州立法議會已是焦點人物，更被殖民地政府倚重推舉為州議會的首席議員，期望他在獨立時成為檳州首席部長。

但雄心萬丈的林蒼祐並不重視這個職位，他轉而推舉同僚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長。為什麼他不撿現成的果實？原來他另有打算，他準備在馬華公會打出一個春天來，而成為全國的華人領袖。
1958年他終於得償所願，在馬華黨選中擊敗創黨人陳禎祿，成為馬華公會第二任會長。他也因此種下禍根，這是他始料不及的。原來馬華公會內另一派系（以陳修信為首，他是陳禎祿的長公子）對林蒼祐的“革命”式的奪權大表不滿，伺機扳倒他。

陳修信在結合翁毓麟，李孝式的勢力下，又得到東姑阿都拉曼和陳東海（時任聯盟執行秘書）的秘密支持，再促使其父親陳禎祿撤消對林蒼祐的支持后，咸認時機已告成熟，企圖一舉孤立林蒼祐的派系。碰巧林蒼祐派系在那個時候與代表巫統的東姑因議席分配陷入僵局出現裂痕，陳修信也就暗中與東姑達成“協議”。後者有了陳修信元老派的支持，乾脆不理會林蒼祐派提出的要求分配至少三分之一的議席（林蒼祐派認為讓馬華擁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可以阻止一黨修憲）。不僅於此，東姑索性把林蒼祐排在候選人名單外，不讓他參加1959年的大選，也不與他商議候選人事宜。

至此，林蒼祐才察覺他被陳修信，翁毓麟及陳東海等人在背後捅了一刀，大勢已去。他的得力左右手楊邦孝（宣傳主任）更因此拂袖而去（楊邦孝目前是新加坡大法官）。情勢的逆轉，使到林蒼祐措手不及，待要反擊時，「輕舟已過萬重山」（大選已降臨，陳修信儼然已成為馬華代言人，取代林蒼祐的地位），已是遲了一步。悲憤之餘，他只能作出消極的抗議，前往倫敦休養，並在較後辭卸馬華總會長一職（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為止，馬華公會的歷史仍然不肯正面確認林蒼祐曾是馬華的老大）。

既然在馬華公會已無角色可扮演，林蒼祐在1961年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UDP），從此和馬華公會分道揚鑣。1964年的大選就是林蒼祐東山再起的一個試金石，憑著個人的威信，林蒼祐再次探出頭來，中選丹絨國會議員，又中選巴朗哥打區州議員，連帶另三名同僚也中選州議員。因此他成了檳州立法議會的反對黨領袖（社陣先是只中選兩名州議員，後又在補選中林建壽加入，但也只得三名，不及民聯黨的四名州議員）。

十分諷刺的是：執政的聯盟首席部長王保尼是他一手提拔的，而今竟對調座位，他在野，王保尼在朝。政治的吊詭莫過於此。

雖然如此，林蒼祐並不氣餒，他似乎很樂意地當反對黨領袖，因此在我們當記者的年代，林蒼祐是很喜歡高談闊論的，每每邀約記者到他的沓田仔思明藥房（這是他父親林萃龍留給他的藥房）開「政治座談會」。

林蒼祐的魅力在於不論他是執政黨人或反對黨人，他都有一種威力讓你感覺他存在的重要性，因此不論大小事，只要林蒼祐說有記者招待會，記者都會蜂湧而至。大家都表現出一幅的熱誠來聽他「講三國」。他當然不是跟你講「三國演義」，而是向你大談政治，一談就是沒完沒了。

我當時很驚異為何林蒼祐要花那麼多時間與記者打交道，因為我知道有病人在等他看病。可是他會向助理說，叫病號等一下，這所謂的等一下，有時竟然是一個小時之久。

雖然我們都知道林蒼祐已向記者講完要講的話，但他總是喜歡扯到新聞課題以外的事。顯然政治已成為他的生命的一部份，比看病還重要？

我們有時私下也開玩笑說林蒼祐身為一名醫生，好像有點「不務正業」，把看病當成第二位。

事實也是如此，林蒼祐那時已在計算如何通過政治來“救人”。他要“救的是檳城的人民”，因為他認為在王保尼治理下的檳州，經濟已有退無進；尤其是自由港地位逐日被蠶食下，州政府依然一籌莫展，無法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來緩和失業的浪潮。

王保尼的平庸與保守也許給他更大的信心，因為他太了解王保尼這個人。如果不是他的支持與保護，王保尼是當不了首席部長的。而王保尼面對林蒼祐時，正如學生面對老師。

但要如何打倒王保尼呢？林蒼祐當時有這樣對我們說，他是很想拉攏勞工黨與民主聯合黨聯合一道來奪取檳州政權。當他把這樣的訊息向勞工黨州議員許平城傳達時，卻未能得到積極的回應。由於勞工黨在當時已熱衷於議會外的鬥爭，政治路線也很激進，對與其他反對黨的合作不感興趣。

林蒼祐為什麼絕口不提與林建壽的合作？理由有下列幾點：Œ1967年過後，林建壽不再是勞工黨靈魂人物；勞工黨主導權已落在華校生的手里，找許平城和陳福興（另一勞工黨州議員）是適合的對象；Ž林蒼祐與林建籌之間沒有共同的語言（以後的事件發展終於證明這一點）。

對此林蒼祐並不灰心，他仍然相信機會是存在的。我初期認識的林蒼祐就是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我們後來比較相熟了，一聽到林蒼祐叫記者聊天，便得查看當天還有什麼節目？有多少時間聽他「講課」？那些不興趣政治的記者，便自動「缺席」。對我而言，雖有時覺得時間太久有些「活受罪」，但為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政治理念，唯有奉陪到底了！

丁福南與市政局改革 （橫刀立馬）

*飛揚

喬治市市議會與檳島鄉村議會合併成檳島市政局整整30年來，我越來越感覺到這種的合併並未給島民帶來更好的利益，相反的，由于面積太大，好像是“半個州政府”的機制，但又沒有州政府的權威；而法令賦予它的權力又是與民生息息相關。表面上看來，市政局就是市民的頂頭上司，其實美其名為“市”，卻是什麼都管，連鄉村郊外也管，這那里是“市政局”，而是不折不扣的地方議會。

既然是地方議會，當然不會把全部心思放在城市的管理和發展，于是久而久之，喬治市不再乾淨了，反而被垃圾及破損不堪的房屋破壞了市容，再加上沒有規則的發展，喬治市被“支解”到連市民也不知道那里是城市，那里是郊外？反正就在這塊土地上轉來轉去，都是市政局的影子。

如果一個合併的“市政局”能管理好整個島也不是一件壞事，問題就出在不但市區也變得千瘡百孔，而且海濱也深受污染。總之，變成兩頭不到岸的結局。

正因為這樣，我也強烈地希望“市議會”應分開處理，各司其職，就好像以前市議會管喬治市，地方議會管鄉村，結果管得不錯，更經常有政黨發起大掃除運動，好不熱鬧，也維持市面的整潔。但這已是很久遠的事，自從議會合併後，就未有大規模的清潔運動，有嗎是議員為選區人民偶爾也來一個清潔運動而已。

針對此事，我特別請教掌管地方政府的州行政議員丁福南，他告訴我檳州政府確實已看到問題的癥結，而且也提出計劃要把檳島分成兩個議會，威省也分成兩個。

初步的建議是喬治市的範圍擴大到東北區，形成一個喬治市市政廳或東北區市政廳，而西南區或說峇央峇魯和浮羅山背又是另一個議會，稱為西南區或峇央峇魯市政局（廳比局大）。

至于威省的市政局也分成兩個，一個是包括北海和大山腳在內的威北市政廳，另一個是包括高淵在內的威南市政局。原本的威中就分別歸納進威北或威南了。

真正的名稱怎樣訂，丁福南說尚未有定案，因為這需要向中央政府提出，而中央地方政府法令掌控全國的市縣及地方議會，兩者之間需要協調，其中包括人員的調動和聘請，舉凡涉及公務員的事宜，都歸中央統籌統辦。因此這個計劃和建議不是檳州政府說了就算。

我問他大概估計要什麼時候才能落實？他也說不上來，理由是牽涉面很廣又複雜。

無論如何，我完全支持檳州政府在30年后，準備把兩個市政局再切成四塊，也唯有這樣，在範圍縮小后，人員的管理才能集中，才能對地方的改善作出較好的貢獻。不然的話，按照目前的結構，我們看不出有什麼良好效率可言。

其實，最為重要的是喬治市，作為檳州的首府，它是應當受到重視，而且也應有一個市政局或市政廳來管理。如果城鄉不分地混在一起，工作不分輕重急緩，就會把喬治市的重要性給忽略了。

這些年來，喬治市的發展緩慢，舊屋殘缺，人口流失已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形容為“東方之珠”的檳榔嶼已告黯然失色。雖然發展的分散，衛星市的興起，也直接的影響喬治市的亮麗，但這並不等于喬治市已走向沒落，正如中央政府辦公部門搬去布城，城郊有多個衛星市，並不因此失吉隆坡使去其重要地位，人們還是以吉隆坡作為國家的核心象徵。

同樣的理由，喬治市也可以在各地全面發展下，維持其獨特性和歷史風味；尤其是喬治市其中一個範圍已被圈定為「文化遺產」的所在地，更具有其潛在的價值。

這就是說，恢復喬治市市議會或市政廳的地位是當務之急，也唯其如此，方可有效地“打救” 喬治市。

為此我希望檳州政府和丁福南行政議員快馬加鞭，力促中央快些分家，以便各方集中精力，還我喬治市榮耀。這是每個市民都期待以盼的！

市政局合併的反效果？ （橫刀立馬）

*飛揚

當1965年檳州政府接管喬治市市議會時，引起原本執政市議會的社陣抗議和示威，指責政府不民主。過后市議會在“廢除地方議會選舉”下被合法接管。初時是歸首席部長兼管，也就是說首席部長也是喬治市市長。

1969年王保尼下台后，改由民政的林蒼祐出任首席部長，他也兼管喬治市市議會，但這兩人都沒有掛著“市長”的銜頭，畢竟首席部長的官職夠大了。后來林蒼祐將這一重任交給他的“親蜜戰友”鄭耀林（以行政議員的身份）兼管。

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有了修改之后，檳州政府便將喬治市市議會與檳島鄉村議會合併而成“檳島市政局”，而威省的三個縣議會（威北，威中及威南）也併成一個“威省市政局”。這樣一來，檳島市政局也就管理全島的293平方公里的地方，威省市政局管理的面積更大，總共是738平方公里。

在新的結構下，市政局的主席由公務員擔任，后來又出現官委市議員。兩個市政局各有24名市議員。所謂官委就是由執政黨按比例分配，反對黨是沾不上邊的。

在名義和法律上，市政局是歸州政府管轄的，中央也具有某些的權力，因而也有了所謂的地方政府部門之設。但這之中是既協調，也有其不協調之處，沒有人說得準市政局的大老板是州政府或中央政府？反正都是一家人，也就少有人過問（當然如果是在吉蘭丹州又當別論）。

就我們從常理來推論，肯定是州政權大過市政局，這點可從去年威省市政局鬧雙胞主席案，結果以州政府的人選為準看出來。不過話說回頭，市政局掌握的實際權力又不比州政府小，舉凡一切與民生有關的問題，莫不與市政局扯上關係。例如建房屋，擴建或改建房屋都得市議會批准，溝渠河道也屬市政局管轄範圍；小販及商業執照也由市政局發，衛生清潔一樣是市政局的權力。還有拆除非法建築，列危樓，規劃古蹟範圍等都在市政局的管轄內；收入甚豐的門牌稅因此由市政局負責。

這等于是市政局已取走州政府一半的權力（到底有多少巴仙，我們未能計算得出，但從人民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事，大多與市政局扯上關係），致使州政府的實質權力相對的減少。

雖然我們不懷疑州政府有權對市政局的決定進行翻案，但也要經過一定的程序。例如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骨灰亭事件，在州政府制止下，也還得依照法律交回市政局去作出最後的決定。

由此可見，市政局的權力是相當大的，尤其是對市民而言，但膨脹了的市政局是否能把每一件事辦好，也就各有不同的評價了。試想過去有兩個地方議會管理一個檳島，已是問題不易解決，現在卻只有一個市政局要“包山包海”，肯定是這邊做好，那邊忽視。如果質問起來，他們會說，你以為檳島小啊？293平方公里要24位市議員，怎麼管得好？過去喬治市議會已有15名市議員，今天面積大于喬治市議會的10倍，卻只增加9名市議員。

說得也是，但為何我們過去沒有感覺合併有什麼不當，而在今天卻又覺得不恰當？原來是喬治市這些年來不但美化不足，而且越來越髒。不但一雨成災，而且逢節日公路必塞，也許他們忙于在市郊大興土木，大力發展衛星市，忽略了喬治市的重要性。久而久之，大家都不當成一回事。直到有輿論炮轟和外來的人抨擊市區怎麼“亂成一團”時，我們驀然回首，才驚覺喬治市確實被陳舊的建築物，狹窄的街道以及隨意的泊車和無數的小販在大街小巷困擾著。表面上看來既不美觀，背地里又在后巷隱藏著垃圾與積滿污穢的水溝，再加上修舖的道路“永遠”地沒完沒了，遂使到喬治市不再秩序井然。

喬治市是檳州的首府，市政局到底是以“市”為重，還是避重就輕？正因為市政局這麼一擴大，它也兩頭不到岸，結果中招的是檳州政府。

檳州政府是時候收拾“殘局”了。該如何收拾，確實需要從結構上大力闊斧，否則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而無法分擔州政府的困境。

我的上司文史學家方修

我雖然是在馬星分家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家才進入《星洲日報》，但當時報社的總部是設在新加坡，行政和新聞處理全在新加坡。我們的董事長是胡清才（胡文虎侄子，胡文豹令郎，1971年逝世），社長是胡蛟（已故），經理廖頌揚，總編輯黃思，副總編輯葉世芙等人。吉隆坡尚是一個辦事處，由陳見辛負責，有採訪部，廣告部和發行部，地點在蘇丹街南洋酒店六樓和七樓，換句話說，《星洲日報》在當時是全在新加坡操作，馬來西亞各地辦事處的稿件都要及時傳至新加坡。我記得我們的辦事處有一台傳真機，但速度很慢，因此得趕稿。對于突發新聞，只好用電話報告新聞。

由于本身只是一名新記者，上邊有很多上司，檳城方面就有《星檳日報》的總經理胡榆芳和檳城的採訪主任朱炳欽；吉隆坡方面有陳見幸；而在新加坡方面，我的直接上司就是文史學家方修，因為他是馬來西亞新聞版的主編。

我從來沒有寫過方修與我的一段關係，本篇要談一談這位老報人。

方修，原名吳之光，潮州人，1922年生，于1938年移居馬來亞。曾在吉隆坡擔任于1940年創刊的《新國民日報》的記者一個短時期。

1941年底，當日本未侵入新加坡前，名作家郁達夫與名報人胡愈之在新加坡成立《星華文化戰時工作團》，分別擔任正副團長。在這個《文工團》下面有青年幹訓班及歌詠宣傳隊，方修就是幹訓班的其中一名學員。

1942年2月15日，英軍投降，日蔻全面佔領馬星，啟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殘暴統治。

1945年8月，日蝗軍投降，馬共領導的人民抗日軍一度十分活躍，並于不久后在吉隆坡創辦《民聲報》。方修成了記者，后來也升至採訪主任。

1948年，英軍事政府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並在馬星實施緊急狀態，《民聲報》也被查封。

方修較后在《中華晚報》（于1946年創刊）擔任記者。1951年起轉赴新加坡《星洲日報》任職，比較長的時間是編馬來西亞版新聞，一直到1978年退休。

我起先並不知道我們寫的新聞都要經過方修處理和編版，后來我才知道他是我們的主編。換句話說，我們的新聞如何處理，會不會發表，全在他的手上。

作為一名專職記者，除了每天撰寫新聞外，我的另一個嗜好就是寫特寫，舉凡我認為可以和值得寫的特稿，一律發往新加坡。我們報館當時的規定是，凡是非重要的新聞和稿件乃至圖片等，每天中午時分都由專人到機場寄送《星洲日報》，風雨不改。

在這方面，我必須感謝方修先生的抬愛，對我們鼓勵有加。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發出的特寫幾乎都被採用和刊登，以致我的特寫稿見報率相當高。按我自己的統計，我差不多不到10天就有一篇特稿，繼之是每個星期都寫特寫或新聞評論，甚至有時被迫要寫體育新聞和評論。這是我最弱的環節，但為了交差，不得不向《星檳日報》的體育記者討教。

我個人收集了昔日的特寫是「十分可觀」的數目（不是全部）。但也有不少是發表在《星檳日報》上。當然這些特寫如今翻閱來看，有些是應時的，有些是過時的，但有些還是仍有價值的，它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雖然在工作上我們之間交往一些年，卻從未謀面，我對他也不甚了解，直到70年代初期，社長胡蛟派他來《星檳日報》與編輯人員交流新聞的處理與標題方面的事宜，我才真正認識了方修。
名義上他是來與《星檳》同人交流，實則他也借此之便收集許多文藝資料。他住在檳城約一個月的時間內，都是由我接待，我們因此成了亦師亦友的同道。

方修被安排住在離《星檳》不遠的華都酒店。我每一天下班后都扛著一本的《星檳日報》的合訂本到他下塌的地方。他一天看完一大本。老實說，我那時對《星檳日報》資料之完整是十分羡慕的，它的合訂本從創刊號起一直都有保留，似乎從未間斷，可以說是最完整的史料。除了日治時期中斷外。在日本侵佔時，《星檳日報》社被日軍佔有，出版《彼南日報》，大力粉飾和鼓吹大東亞共榮圈，類似這樣的「敵報」，戰后復刊的《星檳日報》是一份也沒有保存的。

當我與方修比較熟絡后，我問他為什麼要來《星檳日報》交流，或說指導新聞的處理？他說這是胡蛟派他來的。他也不認為這是必要的。因為每份報紙都有本身的特色。再說，《星檳日報》是由老報人林姍姍坐鎮。他怎好意思「指東劃西」？只不過到此隨便交換一下意見。

我見他初幾天還有來到《星檳日報》講講一些話，過后他就索性不來了，他說，《星檳日報》做得好好，他是沒有什麼話要說，更遑論要提供改革的意見，但既然來了，太早回去也不好，乾脆利用這一段時間翻閱《星檳》的舊報紙更有意義。

我問他翻這些報紙要什麼資料？他說他是要文藝版的資料，不是查新聞。后來我才知道從1957年起，他已開始收集馬華文學史料，對馬華文藝的資料絕不放過。而且于1966年起，被聘在新加坡大學當兼職講師，教授「馬華新文學史」。基于興趣與職責所在，我才知道方修為什麼要看完《星檳日報》的合訂本，因為里頭有許多未被輯成書文學作品。他對郁達夫在戰前編《星檳日報》之文藝版特別感興趣，只要有郁達夫的大作，他都勤力的記錄。那個時候，複印是不流行的，我看方修的抄錄是十分勤快與不馬虎的。

有鑑于方修有此「歷史使命」，我就義不容辭每天為他扛上扛下《星檳》的合訂本。雖然我本身對此並不熟練，但我樂意協助他完成他的工作。

也許是我們都比較談得來，方修也告訴我他在戰前和戰后的一些活動，包括他所認識的「大人物」。在那時，這樣的課題是有些敏感的，也不能有這樣的回憶錄。因此在方修的著作中是未曾提起他在戰后和戰后的一段活動。我也只能點到即止。

在這之后，方修每有單行本出版，好像並未忘記我的存在，總是寄來一本「指正」。我是沒有資格指正什麼，但我從他的著作中驚嘆他學問之淵博，文史功力之深，實在沒有幾個人能及得上。
在我的記憶中，與他同時期比較成名的老報人有《南洋商報》的連士升和楊守默（杏影），有《星洲日報》的李星可和同道章等人。

從他的文章中，我得到的印象他是一位現實主義的作家，具有左派的思想，是位多產文史學家，先后出版至少36本單行本，也編纂不下50本文史選集。可謂著作等身。一個人有此精力和毅力，在星馬一帶，也許是前無古人。根據我的了解，他對魯迅的評論文章較為人所熟知，而他的成名作是出版「馬華新文學史大系」，洋洋數百萬言。

以一位未經過“學院派”洗禮的報人，能有此豐碩的成果，實在讓人側目相看。

后來有人形容方修是帶有左派文學觀的史家，我想是可以肯定的，因為在戰前和戰后一段長時間，左派文學（以現實主義為準）似乎佔了主流的地位。

無論如何，方修的成就，從《董教總教育中心》出版的“方修研究論集”（甄供主編）中已一覽無遺，作為他的前同事和朋友，我對這位長輩的貢獻「肅然起敬」。也是他帶我走進文化圈而成為一名報人。祝已經83歲高齡的他長壽健康！

開文明社會的倒車 （橫刀立馬）

*飛揚

我把兩則不相關的新聞連貫起來解讀。其一是1月13日，貿工部執法官員在檳城哥德路突擊檢查“盜版影碟”小販時突發生舉鎗傷人案件，導致小販受鎗傷，也殃及一名顧客中鎗彈。經傳媒報導，輿論聲討不絕。其二是1月14日，教育部長希山慕丁在新山宣佈：退役軍人將受訓成為教師，以擔任學校的訓導主任及體育教師，這是為了克服學生的紀律問題，以及加強體育和課外活動課程。

從表面上看來，這兩則新聞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深層探討，似乎與暴力有關。但「以暴易暴」是否是明智或正確的舉措？就十分爭議性。

先說貿工部官員被允許配鎗的事。政府鑑於官員在進行檢查盜版複印品的事件上，曾發生被毆打而受傷，因而決定「武裝」執法官員。但他們都不是受過嚴格訓練的警察，是否適合帶鎗工作，曾有紛紛議論，包括擔心會出現「濫權」現象而傷及「沒有武裝」的人。

結果在爭議聲中，就不幸發生哥德路的傷人案件。一方說是自衛，另一方說是受到傷害。於是一場官司案引發。

我們不妨針對市面上的所謂「盜版影碟」事進行討論。首先是“複印品”或“膺製品”價格便宜，自然有其市場，而類似所說的“膺貨”不止限於“影碟”，其他貨品，例如食品和藥品也有假貨。這些年時有所聞，就是未見“消失”。究其因是“假貨”比“真貨”便宜，而且有不少“膺貨”幾乎能夠“以假亂真”。

這就是說，賣“假貨”或“沖貨”的人是因為有人供貨，但又有經濟利益，難免出現這樣的擺攤或甚至「堂而皇之」走進正統的商店擺賣。這當然損害了正版商的利益，貿消部在接到消息後，便會採取行動掃蕩。

我們且說「盜版影碟」事前一陣子在雷厲風行的打壓後，已暫時消聲匿跡，後來又逐漸地在市場上作「游擊式」的擺賣。我曾就此詢問過售賣「沖貨」的小販，難道不怕被取締？他們的答覆是為了生活，不得不出此下策。再者他們又振振有詞說，也不是「殺人放火」，只不過賣「沖貨」糊口。接著又輕聲地說，若有行動，我們會收到風暫避風頭。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逃不過突如其來的搜查。而我們也可以想像這樣的過程。有時會發生語言上的沖突或動粗之類的行為。但問題是，對付這樣的「沖貨」小販，是否要用鎗來解決？他們又不是十惡不赦的歹徒！

我偶爾也有在一些影片中看過「盜版影碟」的泛濫問題，又牽涉到社會的治安。但影片中經常以消滅「源頭」作為主要打擊對象，也就是說針對小販的擺賣，再順藤摸瓜找到「膺製工廠」，即所謂的後台老板，以求一舉產生效果。如果單是針對小販間歇性的掃蕩，也無法消滅源頭，問題還是存在著。

因此正本清源應是從搗毀大本營著手，無需對小販採取強硬乃至「以武制人」的手段。畢竟這是一個文明與民主的社會，不是以「配鎗」就能解決問題的。搞不好，可能會讓人以為我們的社會「野蠻人很多」，要用強橫的手法對付。

同樣的，我們的學校近些年來也面對問題學生的紀律問題，甚至發生毆鬥和傷人案件，但這又是教育失衡或教育制度下發生的失控問題。比較而言僅屬少數，絕大多數的學校還是在受控之中。如果因為一些學校有較嚴重的紀律問題而動用退役軍人「駐校」，冠其名是老師，這是不值得鼓勵的下策。其一軍人不是老師，而是「半路出家」的教師，只經過短期受訓，自然不容易忘記「軍人本色」，使用軍紀來威攝學生，豈是明智之舉？

其二學校是培育人才的場所，講文不講武。體育與運動是為了鍛練身體，不是培養軍人的地方。每個家長，連同軍人的家長在內，都不希望孩子帶著戒心上課。這樣，天真無邪的學生便會因「軍人駐校」而失去童真，對校園文化的建設無所裨益。其三當然是我們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不能動轍想到利用強硬的手段來對付問題學生。教育是感化人的，不是用威力壓人。

因此我們不贊成因為有「暴力事件」，便倒回頭用「武力」來「解決」問題。這無疑是開「文明社會」的倒車。

趙紫陽與六四事件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觸發舉世矚目的“天安門事件”，又稱“六四”事件；而“六四”事件又扳倒胡耀邦的接班人趙紫陽，連帶趙身邊的人也紛紛跌馬。

中國政局因此重新洗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原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被扶正，而不是在“六四”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鵬。李鵬仍然保持國務院總理，未能更上一層樓。不過，他的聲譽受到嚴重的創傷，數不盡的矛頭指向他，更痛斥他應對“六四”事件負起責任。

這就是說，儘管李鵬還是國家總理，卻惹來無數的罵名，即使是日後被安排出任人大委員長，他還是生活在“六四”的陰影中。如今已經退休的李鵬，雖然曾於去年撰文為自己“開罪”，但沒有引起巨大的回響，主要是許多人民相信他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是不光彩的。無論他如何辯白，國內外的輿論似乎沒有讓他在“精神上獲得平反”。

相反的，因“六四”事件下台的趙紫陽，雖然在有生之年未能獲得“實質的平反”，但在人民心目中，他已經得到“平反”；尤其是國內外的輿論，一直未對他惡言相向，反而對他的“遭遇”寄以同情，並肯定他在“對外開放”政策下，為中國作出巨大的貢獻。這也就是為什麼失勢15年，且繼續生活在軟禁中的趙紫陽未被人遺忘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85歲高齡的趙紫陽已走完他的一生（2005年1月17日逝世），我們可以這樣總結他的從政生涯：年青時投身游擊戰，跟隨鄧小平抗日和與蔣介石的國民黨進行殊死戰。結果在毛澤東領導下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

中年時他在廣東跟隨另一革命元老陶鑄（1926年參加革命）搞土地改革和大事發展農業，取得顯著的成效。1966年陶鑄上調中央出任宣傳部長後昇任副總務，領導廣東省的重擔就落在趙紫陽的身上，因此趙紫陽是鄧小平的人，也是陶鑄的人。

1967年“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之際，陶鑄突告失勢，與林彪江青關係惡化，被列為劉少奇，鄧小平之後的第三大走資派人物，不僅失去自由，而且慘遭批鬥和折磨得不成人形。一位飽學元老終於在1969年離開人世間。

陶鑄的“倒台”也波及在廣東的趙紫陽被“革命派”狠批狠鬥，到後來索性把他下放到工廠“改造”。直到1971年才被周恩來保護送到內蒙古工作。同年隨著林彪出事，趙紫陽才有機會調回廣東，重新抓農業工作。

1975年政績備受肯定，為復出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副總理上調四川擔任省委書記。他與鄧小平的密切關係重新銜接。遺憾的是他的老上司陶鑄已離開人世間。

1976年，57歲的趙紫陽大事慶祝“四人幫”倒台，又再期望恩師鄧小平再行復出（1976年正月再被打倒），果然兩年之後，中國啟開了鄧小平時代，華國鋒大權旁落，更遂了趙紫陽所盼望的新秩序的降臨。

1980年，步入晚年的趙紫陽被鄧小平倚重，上調中央出任國務院總理，搞行政出身的趙紫陽可謂得心應手，成為周恩來之後被人稱頌的“好總理”。他與也同時昇為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合作無間，他們成了鄧小平的“驕傲”。

可惜這份“驕傲”竟不能持久。1987年在學潮斷續聲中，在自由化高漲聲中，胡耀邦黯然下台，成為鄧小平的一個“傷痛”。更大的傷痛是在胡耀邦1989年逝世後引發的全國性的學潮，最為嚴重的是學生占據天安門廣場，名為悼念胡耀邦，卻是久久不肯離去。即使是胡耀邦的追悼會在4月22日結束後，學生群眾越發情緒高昂，將追悼會轉變成排山倒海而來的抗議浪潮，顯然已不是在開追悼會，而是要迫使中共改弦易轍：“名為嚴懲貪官污吏，實為推行民主自由政制，要求放棄一黨專政”。為配合這一動機，學生們不知從那里弄來象徵自由的“自由女神”巨塑像，儼然要中共走美國的民主路線。

這一不斷升級的示威行動，使到在1987年接替胡耀邦而成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感到十分棘手，他從來沒有面對這麼龐大的示威直撲中南海，也無法掌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唯有苦口婆心勸學生們停止絕食，取消示威，還中國一個安定的局面。

抓經濟趙紫陽能力不容置疑；抓政治趙紫陽顯得舉棋不定。他過於簡單地看待學生的示威行動，也希望引導學生轉成支持他的改革決心的一支力量，沒想到學生運動倒回頭來聲勢越聚越大，不僅未接受趙的低聲下氣的要求，進而施加壓力迫使趙代表中央表態，是否接受學生的一系列要求。

這已經是超出趙紫陽的權限。從《中國“六四”真相》的巨著中終於讓我們明白孤軍作戰的趙紫陽的無奈和學生運動的超前和越界的要求已沖撞共產黨的底線，最後是以悲劇收場。

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定性此為動亂和6月4日的清洗天安門行動已印證了中國無法讓學生無限期占據代表“國威”的天安門，也無法忍受對中共政權的極大挑戰。就這樣鄧小平再次“揮淚斬馬謖”，趙紫陽像胡耀邦一樣跌倒。

但趙這一跌比胡耀邦更慘重，傷痕累累。個人失去自由，也被逐出中共舞台。從一位高高在上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書記變成形同囚禁的平常人。

“六四”埋葬了趙紫陽的政治生涯，累及他一生功過在他失勢15年後還是無從評價。這是中共歷史上的另一宗政治懸案。江澤民在12年的任期內（1989-2002）對趙紫陽案件忌醫諱病，視而不見。儘管呼吁平反“六四”聲不絕於耳，他沒有也無法為趙紫陽“翻案”。

胡錦濤上任兩年有餘，也抓不準趙紫陽案如何拍板。現在趙已逝世，他能否把“趙紫陽案”與“六四”事件一分為二處理？對他是極大的政治及歷史考驗，因為有不少輿論要他“二合為一”地解決“六四”事件。這牽一髮動全身的大事，也將使到中共在一時之間陷入兩難。

但唯一可以較為肯定的是，趙的逝世不會如同胡耀邦足以引發另一個“六四”。雖然如此，胡錦濤也難於避開不作表態。也許他需要用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結合當前政治形勢的智慧來面對世界的輿論。因為不論趙紫陽或“六四”，都是壓在中國歷史身上的兩塊巨石。

六四與天安門

“六四事件”是中國的“國殤”，也是沉重的歷史包袱；天安門是中國的“國威”，也是中共立國之基。當這兩者牽扯在一起的時候，問題就變得很複雜，也關係到國家興衰之大業。

例如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廣場的30萬名群眾莊嚴地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而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天安門就成為“國家的權威所在”，是神聖和偉大的廣場（與前蘇聯的紅軍廣場可媲美），不能隨意“占有和破壞”。

就這樣「天安門」廣場，在我的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的驕傲。但因為我們在那個時候，都沒去過北京，只能從畫面上憑空想像天安門，所以無從親自感受到「天安門」有多麼的宏偉和神奇。

1974年，我們邀請楊振寧教授在檳城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其中的一段話我記憶猶新（我是用錄音機錄下他的演講）：“我第一次（指1971年）去中國的時候，常常晚上到天安門廣場去蹓躂。由於廣場非常大，雖然幾百人在那兒散步，但看起來只有幾個人的感覺。它給我一個感覺就是任何人站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只需抬頭看一看，他一定看得廣闊，而他的眼光也一定看得比較遠。原因是當你站在那個地方，你就會發現到所有近的事物都好像變成不重要，只有最遠最大的事才重要。我後來想了想，這個觀念也許正是中國建造這麼一個雄偉的天安門廣場的一個道理”（參閱謝詩堅編著《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1977年）。

由於天安門是權力的象徵，1989年胡耀邦逝世時，學生借悼念之名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由四月十七日起陸續進入天安門，直至廿二日追悼會後學生仍然不肯離去，且規模越來越大，到六月四日被清場為止，因此定名為“六四事件”）。

我在六四事件前後相隔一段時間，人在中國。因此有機會目睹“浩劫”後的天安門。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在廣州參加交易會，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四月廿二日從電視上看到追悼會的肅穆，國家領導人如鄧小平、趙紫陽及李鵬等人陸續向胡耀邦遺體致哀與告別。當時我在廣州已聽到天安門動了起來，但電視並沒有顯現這樣的鏡頭，人人在交易會場是「生意照做，飯照吃」。三天之後，我路過香港，與一位通訊社老總共進午餐。他告訴我剛從北京回來，也到過天安門，情緒很是激動，市民們都很支持學生運動，自動送食品給他們充饑，因為反腐敗是人心所向。他說學生的自發行動震撼人心。我記下這一段話，而且從他的談話中感受他的“亢奮”。

回馬後，我在六月五日的各報章中驚閱天安門已出事，而且戒嚴，更有標題跨大其詞。一時之間了解不到真相，後來才從兩方面的訊息中得知情況一二。

1989年10月，我又飛到中國。在廣州辦完事後，我決心飛到北京看個究竟。接待我的人有新華社的朋友，還有其他業務上有連系的人，我下塌於北京大飯店。約下午五時左右，偕友人租一輛出租車到天安門廣場，司機死都不肯載，說戒嚴部隊不允許進廣場。我給了雙倍的車租，他才勉強答應。

我抵達天安門廣場時，一片肅穆和蕭條，只見極少數的外國游客，頂多不超過10人在走動，與我想像中的熱鬧的天安門廣場形成強烈的對照。果然我的德士馬上受到戒嚴部隊的攔阻，叫車要開走，人也不可下來，這個地方仍然是戒嚴的。我示出外國的護照，告訴對方只想走走天安門廣場，尤其要看人民紀念碑有沒有“傷痕累累”，也不拍照。經他請示上司後，同意我和我的朋友只可逗留短時間。我吩咐司機等我們一下。

我當時並無心情感受楊振寧教授對天安門的形容，我只是抱著“報人”的心態來“求證”天安門事件。來到紀念碑前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有什麼嚴重的“破壞痕跡”，所謂血跡和子彈孔用肉眼無法察覺。只有一些小破損，不知是以前留下還是“六四”留下的？至此我告訴友人好像沒有國際傳媒渲染得這麼糟糕。紀念碑四周有部隊站崗，一切顯得沒有異樣。我下意識告訴我天安門是有過清洗，破壞公物似不多見。至於“人心”如何，就非我所能理解，特別是“六四”之後，人人都保持沉默，不想回憶過去，我體會到什麼是「沉默是金」這句話的含意。

可能由於廣場太大，我們逗留的時間比較久，少說也有一個半鐘頭，但還是走不完廣場。待到回到出租車時，才知司機已發生麻煩，他的駕照被取走，人又挨了一記耳光，心理很不舒服，指示他明天到中心辦理手續。回程路上，他一直嘮嘮叨叨怪我要他來卻得不償失，也不知結果如何。我只好多付車資，包括可能的罰款。後來我真得不曉得下文，因為我從此未見過那位司機。

幾天之後，我路過香港又再與通訊社老總吃午餐，此時其口氣已180度轉變，直斥學生太過份，搞成無政府狀態，理應清場。他說這是動亂，已不是為民請命。前後半年立場已告逆轉，我知道事態的嚴重性，尤其是傳媒界，須要嚴守規定，該轉就轉？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無論如何，當時北京給我留下的是一個沉默的社會，早上開放，傍晚過後就戒嚴，我也因此未能窺見“六四”傷痕有多大和多深。但有一點肯定的是：人民心靈的創傷從他們惘然的臉上和不要與陌生人談話的態度可以想見“六四”對北京造成的影響，必須要一些年後才能消除。

喬治市為何沒有市長？ （橫刀立馬）

*飛揚

有人在報上質問：為什麼檳城的市議會沒有陞格為市？為什麼沒有市長之設？其實，發出這樣問題的人是沒有歷史知識的？也不知道陞格為市是怎麼一回事？以致把問題混淆了。

所謂陞格為市是指一個國家內的大城市發展到了一個程度又具備了城市的條件后，便會被政府宣佈為「城市的地位」。例如吉隆坡是一個市，所以有市長之設，怡保也是一個市，也有市長之設。這就是說，在這個城市內有一個市議會管轄，不論是否民選，市長就成為這個城市的首席管理人。
但為什麼檳城就沒有市長？難道檳城就沒有市的地位嗎？

這事說來話長，我們需要從頭再說一次，整個歷史的發展是這樣的：

檳城是在1786年被英人萊特佔有和開發的。那個時候，除了馬六甲有城市的雛型外，當推檳城了。而萊特最初是集中在市區發展，也就命名為「喬治市」。因此，早年的所謂檳城，其發展都是以喬治市為主，其他的地方不是郊外，便是鄉村地帶。

1856年，海峽殖民地政府正式頒佈三個直轄殖民地（星檳甲）成立具有法人地位的市政局。換言之，市政局有權控告，也有被控的可能。于是1857年檳城喬治市市政局正式操作。

到了20世紀初葉，政府也試圖推行「小民主」，讓納稅人推選他們的代表成為「市議員」。所謂選舉不過是「小打小鬧」的玩意兒。出席的卅幾十個人「投票」選舉。他們好像是代表了檳城的人民，十分滑稽。

直到1951年，喬治市才真正有了部局選舉，讓選民投選市議員，但大權仍握在市政局主席手里，市政局主席是檳州參政司（代表欽差大臣行事的第一把手）。最后一任的參政司是英國人賓漢。

可以這麼說，喬治市是全馬最先有選舉的市議會，因此被列為「檳城領先」的榮譽地位。

1956年12月，也就是我們獨立的前一年，喬治市舉行比較全面的選舉，兩大政黨的勢力不相伯仲，即聯盟和勞工黨。

1957年元旦日，英女皇宣佈喬治市陞格為市，已被列入擁有城市的地位。這在全馬又是第一遭。檳城又再領先幾乎已成了一個標誌。

為了慶祝市議會成立百週年和陞格為市，檳城人民有一個盛大的遊行，記憶所及有大旗飄揚，鑼鼓喧天，大街兩道站滿人群，好不熱鬧。

但事出突然，據知在柑仔園一帶發生沖突，一時風聲鶴唳，全市進入緊張與不安狀態。事后查知肇種族事件，有5人死于非命，74人受傷，全島宣佈戒嚴，為百年慶典蒙上污點。

不久之后，此事很快被人淡忘，因為人人都忙著迎接1957年8月31日的獨立日的到來。

既然國家獨立，意味著英國參政司制度的結束和檳州首席部長的誕生；也意味著市議會必須要選出一位市長，以符合陞格為市的條件。

1958年，喬治市議會選舉市長，聯盟在獨立人士支持下，其議員吳源和當選市長，但隨著1959年市議會選舉，社陣（勞工黨）議席增加后，執政權落入社陣手中，便由勞工黨的萳瑪納旦（黨主席）出任市長。社陣一直執政到1965年市議會被接管為止。

由此証明，喬治市議會不但是第一個推行民主選舉的議會，也是第一個陞格為市后有市長的城市，這種檳城領先的例子比比皆是。

順便說明一下，檳島總面積是293平方公里，喬治市面積在獨立時是34平方公里，1969年后擴大成41平方公里。論面積只不過是檳島的10%-15%左右，當然是比較容易管制。不幸的是1965年市議會及地方議會廢止選舉后，就不再有地方議會選舉。喬治市議會更在1976年與檳島鄉村議會合併成檳島市政局。

這樣一來，喬治市的「陞格為市」的地位也自動消失，市長也就不見了。

不是喬治市不曾陞格為市，而是我們放棄了「城市的地位」。到底是明智之舉或開時代倒車？這是十分爭議的看法。

勞工党的“文革”大會

我在1967年10月21日被派往採訪馬來亞勞工党第13屆代表大會。地點是在檳城二條路新春滿園大會堂。這是勞工党最后一次的代表大會，也因這個大會扭轉了整個左派的命運，因此是值得一提的。

這一年，勞工党的政治斗爭路線已明顯向左轉，而且轉向街頭斗爭。逐漸對議會斗爭失去信心和興趣，因為它的許多領袖都被扣捕于集中營中。

這裡有需要分析一下勞工党在60年代的蛻變。原本從1955年到1958年擔任全國主席的拉瑪納旦于1959年出任喬治市市長兩年後被換馬，埋下他心中的不滿。雖然他同時也在1959年中選檳州州議員，但他在1963年伙同其他人退出勞工党。不久即參加國大党，且在1964年代表國大党參加州議會選舉而勝出，成為王保尼首席部長的州行政議員，與勞工党站在對立面。

1962年後，原本擔任勞工党全國總秘書的陳朴根大權旁落，其地位被好勇斗狠的林建壽取而代之。林建壽顯然比較能附和與取悅于勞工党內年輕的一派。這批以華校生居多的少壯派正湧現成為党的中堅幹部和實力派。換句話說，勞工党因為吸納許多華校生而具有更明顯的左派色彩。在党內外的許多場合，華語取代了英語乃至福建話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新加坡人民行動党于1961年鬧分裂，另立以林清祥為首的“社會主義党”（簡稱社陣），與馬來亞的社陣（1957年由人民党與勞工党聯合組成）相互呼應。一時聲勢浩大，尤其是在反對“馬來西亞聯邦”醞釀成立的過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兩個社陣都毫不諱言反對馬來西亞聯邦的成立，但在聯盟執政下，還是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了“馬來西亞聯邦”，取代了“馬來亞聯合邦”。這意味著領土的擴大，把新加坡、砂勞越和沙巴拉進來，而政治核心仍然在吉隆坡。

于是一邊有反對大馬的左派政團，另一邊有支持大馬的執政党，再有是也支持大馬成立的第三勢力的插足，如林蒼祐領導的民主聯合党（1961年），整個政局顯得微妙。

雖然如此，社陣一如既往地高舉社會主義旗幟，參加1964年的大選。打出的口號是要奪取檳州的政權。雖然林建壽已是這個党的公認領袖，但從候選人的名單中已出現許多少壯派的人馬。華校生開始走進左派的政治舞台中。身在拘留營中的陳凱希似乎比林建壽更有權威而成為少壯派的精神領袖。

未想選舉的結果是社陣蒙受嚴重的打擊。只剩下兩名國會議員，即陳志勤與林建壽（原來有八名國會議員）；檳州也僅剩兩名州議員，即陳福興和許平城（原本有七名州議員），后來一場補選，林建壽中選才湊到三名州議員。

1965年，因語文政策，社陣鬧分裂，人民党退出，只剩下勞工党。再一項打擊是勞工党全國主席依薩被捕，被指控企圖與回教党領袖巴哈魯丁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這對華裔佔多數的勞工党來說是一項震驚的“大件事”。林建壽甚至指說全不知情。

此時的勞工党已是轉入華教份子領導的年代，採取的斗爭路線也與當初的勞工党路線有所不同。它把斗爭放在較為激進的層次上。除了街頭示威時有所聞外，更在党的方針和立場上作了激進的改變。

1967年的党代表大會展示這一方向，有逾千人齊集“新春滿園”舉行大會。全部白衣黑褲，會場上掛著紅底白字的標語和口號，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悲壯氣慨。

如今回想起來，確實與正進入「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有几分相似。例如會場內的標語：“破舊立新思想紅，敢字當頭迎斗爭”，“敢想，敢說，敢闖，敢干，敢革命”，“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真正獨立，統一和民主”。具有相當濃厚的革命氣息，與中國的“文革”場面不相上下。

党主席許啟針的致詞更是充滿激進的字眼：“中國人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極偉大的空前政治意義，它使到正在勃興、充滿大地、光焰無際的戰無不勝的偉大革命思想照亮全球。這是在革命思想的哺育下和指導下的戰斗時代。”

整篇洋洋萬言的演詞宣示了勞工党已走向中國當時的道路，以至于下來的斗爭是偏激和憤怒的行動。

經此大會，選出一個以華教生為主導的中央委員會，也由于這樣，党領袖如許啟邦、蘇錦祥、劉元華、黃春樹、陳福興、許平城等人也先後被捕。党中央宣告癱瘓，但已因事件的兩極化，導致勞工党在1968年促請所有議員辭職，以示抗議不民主，並宣佈杯葛1969年的大選。

雖然在1967年因檳州抗議貨幣貶值而發生大罷市事件被扣捕一個月的林建壽在釋放後企圖借助党領袖多人被捕的情勢下，有意重新改組勞工党（他那時已退居全國副主席，但仍是檳州主席），可惜他是個無兵司令，結果徒勞無功，勞工党人並不以為林建壽的領導能符合他們的願望。

至此，我們看到1967年的勞工党大會是一個十分明確的轉捩點；也看到勞工党從一個費邊式的社會主義政党（如同英國的工黨）在短短的十餘年的斗爭生涯中轉變成統戰的一個先鋒隊，走向「文革式」的斗爭立場。自此而後，勞工党已在受箝制下失去往日的活力，分支部七零八落。領袖被捕的被捕，分支部被封閉的被封閉。勞工党最後在1972年帶著“光環的標誌”走進歷史。

30多年過去了，當日的激昂的場面，革命式的豪情和火紅的斗志仍然歷歷在目，但這已經是一個記憶。是勞工党改變了自己或是政局改變了勞工党？如果把它當成一個論文課題來研究，也許是具有一個時代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