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安华回“娘家”？

马来西亚政局将在不久后面临一次大洗牌，这回是巫统在这场政变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为什么巫统能够在去年2月喜来登政变时对土团党给予极大的支持，而不到1年的时间又变卦？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巫统在1年内两度改变立场？

这是有其远因和近因的。远因是从一开始就是执政党的巫统不能接受在掌权63年后失去政权而成为反对党。在失去政权后，又至少有18名国会议员从巫统跳槽进土团党。

在2018年大选后，重新担任首相的马哈迪公开和坦然地促请巫统议员蝉过别枝，因为土团党摆明是要取代巫统的政治地位。

在马哈迪看来，土团党不但要东渡沙巴（一如在1994年沙统的慕斯扎法引进巫统当成是送给马哈迪的厚礼），而且也下决心取代巫统。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在2018年的大选前后一直形容巫统已沦落成家族政党，为私利而斗争。这一绝招也击中巫统的要害，成功地塑造一个以马哈迪为首的新形象，让人民齐声欢庆“天亮了”！

当马哈迪亦步亦趋要把巫统抛在政治门外时（在1988年高庭宣布巫统是非法组织时，马哈迪马上用“新巫统”取代“旧巫统”。这巧妙的政治策略让人目瞪口呆，原来政治也是可以一变再变的），却被巫统发现马哈迪走的仍是巫统老路，目的是要“铲除”巫统的一些领导人。

于是在快刀斩乱麻下，巫统与慕尤丁一拍即合，土团党也在慕尤丁领导下将马哈迪排除在党外，即刻与巫统结盟。

这种临时凑成的结盟也出现政治怪胎，一边的国阵继续保留；另一边与伊党结盟的和谐共识（Muafakat National）又是另一个组合。再下来就是所谓国盟（国民联盟）（National Alliance），其中包括土团党、伊斯兰党及沙巴大团结政党和立新党。从上述看来，今天执政的组合是杂乱无章的。

这就回到安华在去年9月发表的“变天论”，可是因种种原因被拖延，安华也无法取得最高元首的“通行证”。

最近安华又重提已再向元首提呈支持者的阵容，他也希望这次能“开花结果”。

说实在的，华人大部分是不认同与霸权的巫统合作，马华在国阵的日子已提供答案了。如果行动党一直“洁身自爱”，不与巫统“同床共眠”，那么华人又能在政治上获得什么权力呢？

无可否认的，当2018年行动党成功地成为执政党后，它的言行仍以马哈迪马首是瞻，基本上“效忠”于马哈迪多过于土团党、公正党等。

就我们考察，巫统能在风雨中挺住且在今天又回到昔日的风采，是因为这回他掌握了主动权。即使先让路给安华出任首相，那又有什么差别呢？安华也是从巫统打滚出来的政治风云人物。虽然他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除官职，另起炉灶，但他从来也没有忘记巫统永远是他的“娘家”。

在2008年916时，他喊出变天，主要是依据巫统的支持而行动的。一旦巫统噤声，便证明安华重返主流还不是时候。

也因此在2020年时，安华也表明他的支持力量超过半数，主要是他得到巫统上层的“祝福”。如今再次吹起号角，这一回应该是真有其事了。

安华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要依靠巫统的支持力量。因为在马来社会；尤其是乡村区马来人都以巫统为导向。这不是他不给力于行动党，而是行动党在怎样强大，也无法超过50席，与过去拥有百席的巫统相比，又得另当别论了。

这一回，如果一切如安华所愿，那真的是回娘家了。在这条路上，当然他会把行动党和诚信党带上。这种双赢的局面也说明了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

今天巫统迈出正确的第一步，准备迎向一个新时代，那么行动党也要打破“老死不相往来”的保守思想；公正党肯定会扮好其角色，给他们一个机会吧！

如果在合作的过程中，有人中途退出或反对也难以改变结局，因为巫统、公正党和行动党合起来的席位已经达到118席。即使少几个席位支持，也还是得以组成较稳定的政府。

不过，为向人民交待，最好在今年内择日举行大选，减除后门政府之说。

 刊登于2021年1月11日《南洋商报》

马来由与马来人的“新解”？

马来人至上或马来人主权是在战后出现的思潮，主要源自于英国殖民政府在1946年3月正式提出新的宪制，称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并准备执行。但在同年5月，在拿督翁领导下，号召41个马来团体在吉隆坡举行马来人大集会，共同反对“马来亚联邦”宪制。因为这是由英国单方面制定的宪制，没有提及苏丹的地位和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同时也对公民权全面开放。

当日大会决定成立一个马来政党，取名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1946年）。自此之后，英国放弃实施“马来亚联邦”的计划，转与巫统商议另立新的宪制。

当1947年新的草案《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公布时，马来人至上的观念不但浮上台面，而且也在政党推动下形成马来人必须要保卫和坚持的信念。

自从1950年英政府查封马来国民党(1945年成立）后，其主席布哈鲁丁即被扣捕，而巫统顺势取代其地位和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期间都牢牢地控制政权，因为马来人至上的观念是以巫统为核心。虽然创党人拿督翁离开巫统另立独立党（1951年）、农长阿都亚兹另立国民议会党，倾向印尼苏卡诺总统（1963年）、东姑拉沙里另立46精神党，与马哈迪对抗（1990年）；而安华也建立其公正党向马哈迪叫阵（1999年）及马哈迪在2016年组建土著团结党，与纳吉领导的巫统正面交锋。这之中除了拿督翁和安华主张多元政治和人民主权外，其他的党领袖一旦离开巫统后依然高举马来人至上的旗帜。他们不但组建了种族政党，也朝马来人大团结方向迈进。

即便拿督翁、阿都亚兹和安华有开明的思想，但在关键时刻还是相信巫统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影响力。安华更是从2008年起就相信巫统内部力量仍是他的后盾。

至于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在1996年吃回头草更是反映出他的种族思想并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提出与马来人至上相左的矛盾建议而混淆视听，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他重申唯有巫统掌权马来人才安全，否则国家也不会和平，因此巫统不能屈服于土著团结党。

此外，姑里在对巫统表达忠诚外，也发表一篇让政界震惊的言论。他建议恢复布哈鲁丁早年的构思：给每个人（不分种族）发出“马来人公民权”。这构思在过去曾遭受恶评，但姑里希望各造能考虑这一方案。

有关这个建议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在巫统与英方尚未公布新宪政前，左翼阵营内有人提出政府发出统一的公民权，既然我们是马来亚国家的人民就称“马来由”民族（Melayu）吧！只要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称为“马来由”民族又何妨？反正只是个称呼而已。这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余柱业也是马共的代表对“马来由”的字眼所作的诠释。他说，好不好听是不要紧的，重要的是国家政治良好，公民能享有一切权利（按：“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Party）是一个政党组织，成立于1945年12月，立场左倾，有马共代表在组织内。先后担任这个政党的秘书长的有林建才及余柱业。但这个组织在1948年自动解散）。

马来亚民主同盟曾在1947年加入由陈祯禄领导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CMJA）在1947年10月20日参与领导大罢市，抗议英国与巫统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联邦宪政。其中主要的改变是：加上申请公民权的条款，除了槟城和马六甲居民可自动成为公民外，其他各州的华人都要申请公民权。

各州苏丹恢复管理回教事务，而马来人也享有特别地位。为避免混淆，协定中对马来人的定义作出解释：①信奉回教；②操马来语及③保留马来传统生活。由于马来人具有特别地位，自此之后，所有的马来人都成了被关怀和年被照顾的族群。

与此同时，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及以布哈鲁丁为首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也共同提呈“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

人民宪章建议所有马来亚人概称为“马来由”（Melayu是马来文，英文则称为Malayan）。这是民间坚持的一个称号，即大家都称“马来由”民族，发出的公民权也叫“马来由”公民权。可惜不被英方接受。就这样，在1948年2月，英方强行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接着在6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样一来，布哈鲁丁及布斯达曼提出的马来由民族也就无疾而终。

至于东姑拉沙里提出的布哈鲁丁又是谁？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布哈鲁丁（1911-1969）是一名顺势疗法医师，早年在苏门答腊受教育。1928年赴印度阿利加大学（Aligarh University）攻读自然疗法，也学习哲学。

从1928-1937年，他在印度参加反殖运动，个人也曾接触巴基斯坦之父真纳。后来转赴巴勒斯坦介入反英斗争而被捕。

1937年返马后，又因介入马来青年运动（KMM）的反英活动又被捕。

1945年8月18日，在日本几近投降前夕，布哈鲁丁在印尼结识了苏卡诺和哈达（后来成为印尼正副总统）。布哈鲁丁也在那个时候与苏卡诺签署以在将来成立大印尼共和国，马来亚被列在其中，但计划胎死腹中。

1945年初，他加入了马来国民党（MNP），不久后成为主席。

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英国查封，被指涉及共党活动。布哈鲁丁再被捕入狱。

1955年，布哈鲁丁与布斯达曼共同组织左翼的人民党。翌年他被邀加入领导伊斯兰党，从此这个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政党被布哈鲁丁注入政治血液。除了服膺于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民族主义、回教主义及社会主义三结合）外，他也带领伊党与左翼的社阵合作。

1965年，布哈鲁丁再次被捕。这一回被指控他要在巴勒斯坦成立流亡政府，。1966年被释放后，已不再过问政治。1969年病逝。

虽然布哈鲁丁用“马来由”与东姑拉沙里的“马来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种族政治仍分清界限下，其他民族要转化思想相适应还得一个长过程；而马来人是否接受这样的变动也还是一个大问题。

 刊登于2021年1月7日《东方日报》

新的一年迷惘的一年？

当我们用沉重的心情送走多灾多难的2020年时，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忐忑不安的2021年。这个世界要承载太多的不幸和悲剧来面对新的挑战，而这新的一年又无法算计怎样共度时艰？

不论是五千年前的原始时代，或是五千年后的科技时代，人类的命运竟然无法避开瘟疫的摧残。例如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皇帝（公元527-565年）时期，鼠疫首次在欧洲肆虐，吞噬2千5百万人的生命。因年代久远，很难确定真正的死亡人数。第二次鼠疫则发生在中世纪，约于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的蒙古、欧洲、中东及中国等地，造成7千5百万人死于非命。欧洲人口几乎少了一半。直到公元16世纪文艺复兴的曙光，才慢慢照射了黑暗的大地。

根据美国历史学者朱迪斯M·本内特所著的《欧洲中世纪史》内就有提及尚有1.6万犹太人也被杀死，因他们被指责是瘟疫的传播者。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段，也在后来被希特勒学到了。

第三次鼠疫是于1855年在云南被发现的，接着也传播到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等60多个国家，造成1千2百万人死亡。但比起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鼠疫，死亡人数是大为减少。虽然这场病疫延至廿世纪50年代才真正结束，但在1910年到1937年在中国来了一位华籍医师伍连德，终于在短短4个月内控制了鼠疫的蔓延，而且他也查到真正的病菌是源于东北的苏联边境、蒙古及贝加尔湖的土拨鼠（旱獭）的体内含有鼠疫杆菌病毒。多亏伍连德成功地切断病毒的蔓延，只酿成6万名东北人丧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位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医生，也为大马人争光。

未想在2002年时，广州及香港突爆发非典型肺炎（俗称 SARS，萨斯），所幸只造成8千余人被确诊而只近800人死亡，且未及一年就被控制下来。但真没想到，在事隔16年后又突然爆发新冠肺炎在武汉被发现。从2019年12月医务人员有报告不具名病毒发生后，乃在2020年1月23日起全面封城。世卫组织形容对拥有1千1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锁是前所未有的先例。

根据湖北省医务单位报告，自从在1月23日封城后，在2月份疫情渐受控制，因而在4月8日后，当局才解除管控，民众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尽管武汉人民积极配合，也只用76天就完全控制疫情而获得好评。但胜利并未给武汉带来喜悦，也未给中国松一口气，反而是西方国家在去年4月份后因疫情四处扩散而怪责病毒是中国制造的。

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也动员西方国家及对华有偏见或仇视的国家发起攻击，除要中国道歉外，更入禀法院要中国作出巨额的赔偿。这使人想起义和团的反洋运动（1900年）事件竟变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占领中国土地后，也强制中国按照4亿5千万人口来算，一共要赔偿4亿5千万白银，分39年来偿还。这是赤裸裸的强以政治手段来合法化其掠夺行为。

不论古今中外，但凡每一件事被政治化后，强者就可以抬出“政治正确”的招牌来翻转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45）的发生不是因野心家的挑动而发生的吗？受难的是万千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莫名其妙地死在政客的屠刀和枪炮下。

即使在新中国解放（1949年）后，贫穷与落后的中国还是无外交可言，美国及西方国家蔑视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堵住中国的发展。直到70年代尼克逊总统才打破美国的封锁线。

尽管尼克逊与毛泽东主席在70年代构建中美和解新桥梁，但没想到美国人民会在2017年选出一位妄自尊大的亿万富翁来治国，他打从心底瞧不起中国，天天高喊狼来了；更把病毒当成政治筹码。

这位总统宁可让超过30万人丢性命及2千万人被确诊新冠肺炎，也几乎无动于衷。这种本末倒置已是对世界的颠覆，更进一步暴露了他的的草菅人命，也意图在2020年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只差找不到突破口。

本来，瘟疫是与政治无关的，各国必须通过合作努力来解决与缓和疫情，没想到极端右翼的特朗普一伙人在过去一年肆意践踏了生命。还好他已经没有机会再指手划脚了。感谢美国人民作了明智的选择，不再相信特朗普是“上帝的化身”。

特朗普当然有权利反共，但没有权力教中国人民怎样治国。其霸道也不逊于二战时的希特勒，手段有过之无不及。前者欲置中国于死地而后快；后者欲将苏联红军打败方罢手。未料两者都不遂心愿。如今新的一年我们也一片迷惘，不知何去何从？但新上台的拜登也要记住，反共和反华是不能解决疫情的恶化，而美国也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问题是我们还要不要这个地球？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天全世界的头等大事是向Covid-19宣战，不能再任由它沉沦了，拜登更是任重道远。

 刊登于2021年1月4日《南洋商报》

岁末感言：别了特朗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人，若能活到今天而且还健在的，将会庆幸自己能跨越两个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看到世界的千变万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在50年代，我们生活在简朴的社会，只会放风筝、转陀螺、跳绳等，而知识只能从学校的课本和老师的讲解中吸收，一切都在随遇而安的生活中度过。

转入60年代，庆幸自己有机会进入大学又长了知识，但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的斗争中，示威和游行成了我们那个年代的新常态。

进入70年代在社会工作；尤其是进入报界服务，又大涨知识，甚至也学会写评论，而且对世界东评西骂好像是超人的精英，什么都懂，不是有一句话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吗？也正是这个心态培养了我们这群“无冕皇帝”，有些飘飘然，甚至还自以为是。这个时候，读书人的傲气也就暴露无遗。

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高科技的诞生。令我们惊讶的是，槟城和新加坡之间，与香港和世界各地，不必浪费金钱通电话报新闻，只要一按“传真机”，整篇稿就传过去了。原来时代在转变了，以前只知道要拿到外国电讯必要安装收印机，把收取的稿件进行筛选后，才能拿去进行翻译。现在反过来，我们写的稿，一下子就可“飞跃”世界各地。

家里也开始有了黑白电视机。突然回想，在50年代安装的“丽的呼声”，听李大傻讲故事和陈同同弹螂叮当的音调已不管用了，因为丽的呼声只听声音看不到人，哪有电视的“黑白分明”的活动照片？再进一步，80年代的彩色电视机大流行。科技让我们开始认识另外的世界。

更让我们惊讶不已的是一向以来只知道电话是在公司用的，家里鲜少安装电话。有一天买了一辆老爷车，车上有一台“手提电话”，十分沉重，可在开车时打电话和接电话。即使下车也可提着随身带。在少有人有这玩意儿的当时，自然觉得自己又高人一等。

 不久又觉得老是提着笨手机不但有失身份，也就学时髦花了近两万元买了一架“大哥大”。“大哥大”就是手机一架，虽不轻便，却多了一份威风。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电话可以随身带的，不需要再向人借电话使用，这就成了“稀有之物”，称之为“大哥大”也不为过。

日子这么一晃，我们又碰上千禧年。这是个跨世纪的年代，许多产品都在高科技下生产出来，而我们少见多怪，张大嘴巴看“怪物”。不久，我们才发觉原来我们很落后了。

未想在2020年碰上新冠肺炎的袭击，这一下子世界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变化期。

最直接反映出来的就是教育方式被改变。因为疫情严重，学校关闭，老师得用视频教学。如今半年已过去了，孩子也习惯在家里上课，可是家长不是先见其利，而是先见其弊。原来电脑/手机除了上课用外，另外更大的用处是玩游戏。这一来二往的，孩子就上瘾乃至沉迷其中。忙碌的家长还以为孩子用新科技学习新知识，暗中窃喜，可惜无暇顾及孩子是在学什么。

不宁唯是，孩子通过手机打游戏更是花样百出。这些我们在千禧年后想都不敢想的玩意儿，在今天倒让下一代捷足先登。原来手机还有很多很多的用途，但我们已跟不上，只懂得几种用法就足够了。我们是与时代脱节了。

本来科技的发达对孩子的教育是好事，也是最容易培养“天才”学生的时代，但到底有没有因为手机制造出无数个天才我们不知道，只知道父母若不是整天唠叨和限制孩子玩手机，恐怕会变成“手机迷”，甚至一头栽进去，不是成为犯罪者的工具，就是沦为犯罪分子。

此外，在二战后，我们还透视一种难以想象的“真相”。美国不但是世界霸主，也是世界“宪兵”，不能开罪，否则就会像对付日本那样投下原子弹，让万千子民丧命其中。因此我们对美国的崇拜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但较确切的是，我们对美国是“敬畏”有加的。在往后的年代我们学会了样样是美国第一的心态。

另一方面，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变成一个挤入太空研究的强国，也让胡锦涛主席在2003年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宏愿。配合这一成就，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更加宏伟的“一带一路”愿景，以协助周边国家一起分享高科技带来的进步。

未想来到2017年，特朗普的上台竟一反常态，把中国当成首号敌人（在他看来，苏联已是无牙老虎，只要拿下中国，美国就永远“君临天下”了）。

于是有了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以堵死中国经济；更怂恿印度、澳洲与中国交恶，扯其后腿。

正当特朗普在洋洋得意穷追猛打中国时，却意料之外的在2020年2月，美国开始有人患上新冠肺炎。在情势越来越严峻下，特朗普在6月份的时候开始形容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指责中国不负责任将病毒传入世界各地，应作赔偿。中国也一口否定是在武汉发现“零号病人”的。

为息争，中国与世卫达成协议，让世卫组成12或13人组成的专家团到武汉深入调查。日期订在2021年正月份的第一周。

虽然世卫较早（2020年6月）有在武汉作过调查，但内容未公布，将会一并交给新的专家来分析和讨论。

另一方面，由于情势危急，目前有三家（美国、德国及中国）生产疫苗供市，成效如何？尚未得知。不过把重心移在病疫是合情合理的。

毕竟截至12月28日，已有8千万人中招，而已有176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有近2千万人中招，而有33万人死亡。若这不是世界头等大事，那么什么才是大事呢？

特朗普不能再本末倒置了，只顾一心要压死中国，结果酿成选民的厌倦，在今年11月投票推翻了他。

这是美国人民做出的正确选择，因为美国已不能再让这样无止境地沉沦下去了。

特朗普这一走，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又能缅怀战后科技成就的同时，也能守护得来不易的科技成果。如果没有特朗普，世界将会更美好！

 刊登于2020年12月31日《东方日报》

国盟与国阵的角力

马来西亚政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混淆与脆弱，而其变化几乎叫人难以理解，到底是哪个政党在掌控大局？表面上看来是慕尤丁领导的土团党，但实际上是巫统在背后操盘。不宁于此，今天执政的“国民联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严格说来，这个“怪胎”是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的“早产儿”，以顺应时局所需。时间是2020年2月23日。因为在这一天正好是各政党领袖及国会议员应邀在喜来登酒店聚会。而当天土团党会议也在同一个地点举行。会议通过退出希盟后，马上惹怒总裁马哈迪离席，在隔天辞首相职及土团党总裁职。由于事发突然，也就由土团党主席慕尤丁主持会议，后来又扩大成各党各派的“联席”会议。

在不受希盟约束下，慕尤丁选择了另起炉灶，在同一天即与巫统（国阵）、伊斯兰党等政党共同组成“国民联盟”（National Alliance）（简称国盟）。在凑足113名国会议员支持下（勉强超半数），慕尤丁成了这个国盟的盟主。不论是否是权宜之计，慕尤丁倒是兴致勃勃地用最快的时间产生内阁，结果也获得砂拉越的政党联盟的支持；再加上阿兹敏的叛变公正党，且率10名议员过档土团党，使到慕尤丁如虎添翼。

在新组合下，国盟是“党中有党”，而且是交叉性的组织，席位分配如下：

（一）土团党原本有13席，加上巫统议员过档及阿兹敏团队加盟。于扣除马哈迪等5人后，仍有31席。

这种靠间接壮大的政党，还不是成员党中最大的政党，慕尤丁的掌控全局也就成了疑点。

（二）巫统原本有54席，因有议员退党剩下39席，但还是最大的成员党。

这之中巫统使用“国阵”的名义入盟，也就变成两个组合在角力。其中巫统的国阵共有12个成员党，马华及国大党各有2席及1席，再加上东马的成员党，基本上已把国盟切割成两半。

（三）伊斯兰党共有18席，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入阁分享权力。因此不在意是谁在当领导。

（四）至于东马的砂拉越，执政的“政党联盟”（GPS）有18席，而在沙巴的“团结联盟”（GBS）则有3席及立新党有1席，立场比较倾向土团党。

从国会通过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来看，国盟还算团结迎“敌手”，但这个寿命不及一年的两大组合，已开始在暗流汹涌了。

首先巫统开出条件是要多分配官联公司的主席职务、内阁及各州的行政议员要有巫统的人。结果除了中央“变天”外，也有4州更换领导权，它们是柔佛，巫统取代土团党；马六甲，巫统取代诚信党；吡叻，巫统取代土团党及吉打，伊党取代土团党。这说明了政治斗争有时是在台底下进行的。

例如沙巴州选后，原本巫统有机会取下首席部长职，但也让位给土团党的哈芝芝诺（他是在2018年大选后从巫统跳槽到土团党的），以维持和谐的局面。

不过巫统就不在吡叻让路了，而是以吡叻州作为样板，一是教训土团党，在州议会内将其州务大臣阿末费沙拉下马，改成巫统的沙拉尼取而代之。

二是巫统也放出风声要与行动党/希盟合作组新政府，其目的是敲山震虎，警告土团党不要过于自以为是。

如今既已是破局，说明巫统留有一手，以便无时无刻给土团党施加压力。

但在另一方面，慕尤丁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不久前的党代表大会上（11月28日）重申在来届大选各成员党将采用国盟标志参加竞选，以消除巫统/国阵的影响力。但巫统及伊党会答应吗？它们之间还在去年成立“国民共识”组合，以维护马来人主权，如今进一步邀土团党参加，正说明伊党和土团党不希望巫统再一党独大。

与此同时，慕尤丁也不得不同意副首相职让给巫统人担任。但党主席阿末查希官司在身，不便任此高职，只得悬挂，等待下届大选后再定夺。若不支持巫统回到政治老大的地位，它可能转向与希盟合作。但这又不是土团党所要的。

基于执政党组合奇奇怪怪，除非第15届大选再一次政治大洗牌，重新组合种族的代表性，否则像当下的巫统及伊斯兰党一味拒绝安华与行动党，它们又能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呢？国家又如何成为先进国呢？

当国盟与国阵的矛盾不断扩大时，就是新一轮斗争的开始；尤其是国会议席的分配。除非国盟保持现状，在貌合神离下各做各的，否则迟早是以分裂收场，必须好自为之。

 刊登于2020年12月28日《南洋商报》

林吉祥对安华的雪中送炭

正当政坛出现倒安华的杂音之际，民主行动党元老林吉祥于12月20日公开宣布行动党无意更换反对党领袖。这一定心丸是林吉祥在18日会晤安华时作出的保证。但建议希盟应提出新论述和新方向，可以透过新的“国民共识”（按巫统与伊斯兰党在2019年成立国民共识组合或称国民和谐。不久前，还邀土团党也参加，这意味着三个马来政党将在维护“马来主权”的大原则下吸收更多成员党，结成一个政治主流力量），来巩固和壮大在野党的政治力量。

林吉祥进一步说，如果马来西亚不要继续沦落，就必须采取行动向全民灌输新的全民共识，以摆脱困境。

很显然的，在最近期间，除了沙巴民兴党主席沙菲益公开建议更换反对党领袖外，民主行动党和诚信党的党领袖林冠英及末沙布也发表联合声明，间接批评安华不要再浪费时间等待巫统国会议员变成青蛙。因此他们建议反对党阵营进行政治重置，可以吸纳更多的反对党参加“希盟十”的斗争。

因为在文告中未有明确表达对安华的支持与否，包括对政治重置的字眼也没做过多的解释，难免引起各种揣测。

其实，希盟从执政党变成反对党也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最主要的是在2月23日在喜来登酒店的政变后（土团党退出希盟），导致马哈迪在24日向最高元首提呈辞函，也宣布辞掉土团党总裁职。

由于事发突然，为防止在群龙无首下，政局陷入不安，因而最高元首也随即发出新的委任状给马哈迪，委他出任临时首相。

在2月26日，马哈迪以临时首相身份在电视台公开宣称，如果得到足够的支持，他愿意重新担任首相，并将致力组建一个超越党派，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政府。

正当民间还在对马哈迪的建议难以消化时，公正党已一口拒绝马哈迪的献议；同时通过希盟作出宣布，且提名安华出任新首相。与此同时，巫统和伊斯兰党也反对这样的组合，建议提早大选。

就在马哈迪的建议得不到热烈反应时，已伺机上位的慕尤丁在阿兹敏暗度陈仓下，直赴王宫提呈支持慕尤丁上位的名单已超过半数。

在确定人数下，最高元首正式宣布委任慕尤丁为新首相，在3月1日就职。这意味着希盟大势已去。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马哈迪要提出这样的“怪论”。所谓超越党派的政府，就是指担任首相者大权在握，他可以委任适当的人选当部长，也可以安置他喜欢的人在内阁中。当政党失去效用时（首相是以其个人权力委任当选议员和上议员成为部长，与政党无关），那些当选的议员可以不必再听命于党组织和党领袖（已经失去权力推荐人选）。结果造成当官者只“效忠”首相一人。当内阁失去代表性时，民主政治已成为笑柄。这形同支持寡头政治，怂恿独裁治国。因此马哈迪的建议是对民主的“背叛”，也否定了政党的作用。

除了统揽政治大权，不必听命于成员党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因素是马哈迪要堵死安华拜相之路。与其让安华“坐享其成”，不如让慕尤丁成为替代者。也许在马哈迪眼里，除了安华外，其他人都可以任相。

不论我们怎么想和怎么猜，就是猜不透马哈迪和安华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在过去是说安华触犯道德底线，不适合当相。后来也把安华送上法庭。在被判有罪服刑后安华基本上已不欠政府任何恩情，而是在2008年才得以重新参政，不是靠特赦，他是依法东山再起。

在这之后的十年过程中（2008-2018），又有一场戏剧性的变化。先是马哈迪降尊纡贵在法庭约见安华（2015年），及后又成立土团党被接纳加入希望联盟（2018年），甚至还让马哈迪当上盟主，交换条件是一旦希盟上台执政两年后，安华被扶正。

这是安华从1999年就当反对党共主以来的第一次把盟主的地位让给马哈迪。安华也相信马哈迪会让他接棒。在强强合作下，希盟终于压倒国阵成为执政党，马哈迪也依承诺对安华的第二次服刑给予特赦。

可是不知道马哈迪的真正想法，为何在安华当选波德申国会议员（2018年）后，马哈迪还是不委他当副相，而是宁可让他在权力圈外东奔西跑。

也不知道为什么马哈迪咬紧安华不放。在失掉相位后，他也一度提及沙巴的沙菲益取代安华上位，沙菲益也就兴致勃勃。未想在今年9月失掉沙洲政权后，仍然不死心向安华挑战，要后者放弃领导反对党的重任，不妨改用东马人任相，因为东马人思想开明，少有种族和宗教情绪，可以较公平施政。这道理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马来主权和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还有，目前的国会只有222席，其中沙巴25席、砂州31席及纳闽1席，共有57席；而西马拥有165席，几乎掌控了国会。如果首相人选来自东马，西马选民可以接受吗？

因此反对党在当下如果能保持活力与合作，就不必担心国盟的挑战，它也不急于要求越来越多党参与其中。

如果公正党和行动党不改变人选的话，其他政党就无能为力了。

虽然安华也有其缺点，为急于上位并不惜与巫统密谈，但这也是马哈迪迫出来的。民兴党可以因为在沙巴州选而对安华采取消极的态度表示不满，可是对行动党和诚信党来说，安华又出卖和背叛了谁？

如果说阿都拉、纳吉及慕尤丁都可拜相，那么安华就更具备条件了。按照马哈迪的逻辑，安华是学识渊博的人，他的学问造就了他成为一流的辩才。可惜这样的人才在马哈迪眼里是不入流的，只因安华曾触犯过道德底线？

也许行动党和诚信党是对的，安华不要再迷恋巫统的议员会伸出援手，过去几次不是已被巫统耍了？

无可否认的，当下有谁比安华更适合当领袖？不论喜欢与否，马哈迪有责任兑现其两年前的诺言。

 刊登于2020年12月25日《东方日报》

名人恩仇录十（上）

 林苍祐vs.陈祯禄&陈修信父子

这一期要写的三位名人不仅因为他们的歧见和分裂改变了华人的命运，也改写了马华公会的历史。华人今天的处境是在五十年代的斗争中烙下的。

陈祯禄

吊诡的是，在1949年推动马华公会成立的陈祯禄竟是林苍祐入党的引路人。但这位马华公会的创党人又是何许人？原来他已是第五代的峇峇，从他的先祖父（高曾祖）陈夏观开始，在200年前已在马六甲落脚而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靠船运业起家）。较后娶了一位娘惹为妻，生儿育女，其中有一位孙子陈春木继承了其祖父的事业。

陈春木在结婚后育有两名儿子，其中长男叫陈恭安。这两名孩子一个沉迷于赌博与喝酒；另一个则染上鸦片毒瘾，令陈春木十分失望。

为了不让两位儿子败散家产，春木决定不让孩子继承遗产，因而规定孩子可继续住在祖屋，且每月供给生活费。

此外，陈春木也在遗嘱中规定，在他身后，家人不可变卖一切产业，只有等到他最后一名儿子死后的21年，其财产才可以分配给孙辈，但只限分享财产的收入，不可以承接全部财产。这位幸运儿就是陈修信。

陈修信的父亲陈祯禄于1883年4月5日诞生，他就是陈恭安的儿子，而陈祯禄的大哥陈祯祥在17岁那年因伤寒肠热症而死亡。不幸的是，其二哥祯秀也意外从椅子跌下身亡，死得更早，其时他只有三岁。

这样一来，嗜酒爱赌的父亲陈恭安变得更加沉溺于杯中物，也就迫使在莱佛士学院念书的陈祯禄被劝请留在马六甲，放弃远赴英国念法律的念头。最初他在莱佛士学院任教，后又回到马六甲掌管家族生意。

1909年，陈祯禄与福建帮巨商杨定海的女儿杨育娘结婚。1916年生下陈修信，也就是后来出任马华公会的第三任会长。

陈修信

陈祯禄共育有1儿4女，因此陈修信上有两位姐姐，下有两位妹妹，他是陈家的独苗。

不过，陈祯禄的思想是与陈嘉庚相左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等人逃到印尼避难，直到日本战败投降才回到新加坡。

陈嘉庚的功绩在于他毁家兴学；尤其独资创办厦门大学而获得美名。中国解放后，回中国定居，被毛泽东赞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先锋”。

另一方面，与陈嘉庚走不同路线的陈祯禄则在日军侵占马来亚前夕（1941年12月），举家迁往印度避难。在印度时，陈氏父子组织了“海外华人协会”，父亲任主席，儿子当秘书。

当日本投降后，他也回到马来亚，但与陈嘉庚有思想上的差别，他把自己视为马来亚人，但难于理解的是，为什么他要先组“海外华人协会”，后组马华公会？毕竟这个组织是为华人权益而斗争的。

也许陈祯禄过于简化政治这码事。当英殖民政府在1947-1949年间大举逼使马来亚华人迁入华人新村后，约计50万华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也就引发英殖民官员动员陈祯禄组织政党来照顾新村华人的生活。美其名是照顾华人，实则英国人是企图把责任和担子推给马华公会承担而“洗脱”强逼华人与马共切割的“罪名”。

在这种情势下，马华公会在1949年成立了。在初期，马华发行福利彩票，将其收入用来援助新村华人。但在1953年，因拿督翁在联邦议会内反对政党办彩票（具有赌博性质），也就切断马华的“财路”。这是因为拿督翁在离开巫统（1951年）后，另创马来亚独立党时，原本是得到陈祯禄的支持，未想后者被东姑拉拢过去，也就迁怒于陈祯禄。

其实，陈祯禄（1883-1960）在创办马华公会时已是66岁高龄了。当1954年时，陈也已经71岁了。因此他有意寻找未来的领袖。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其冤家的林苍祐。

林苍祐

林苍祐（1919-2010）是另一个与陈祯禄相同的峇峇一族。他的父亲林萃龙（也是医生）（1891-1957）在1913年从新加坡迁居槟城，在港仔墘新路开了“思明药房”，而成了儿科圣手。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娶了邻家女孩谢瑞云为妻，在1919年诞生了另一位传奇人物林苍祐。

林苍祐的传奇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当他在1944年在英国毕业成为医生后，为什么在那一年直飞重庆而不是回到槟城？表面解释的理由是因为日本蝗军仍占领马来亚联合邦，实则他是应邀到中国服务的。

他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参谋长陈诚的私人秘书和军医。据林苍祐透露，他在重庆时，有遇见蒋介石两三次，但不熟。

身为峇峇的林苍祐，对华语也不通，怎么跑到中国谋生？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他并不后悔逗留在中国三年，因为他学会了很多军事知识和华人文化。对他日后的从政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这位二毛子也在中国结识湖北姑娘吴欣燕，两人后来结成连理，成了林苍祐夫人。

林苍祐在中国时虽也学了华文华语，但会讲不会写。虽然在1947年国民党有战败的迹象，被陈诚（在台湾时，他成了蒋介石的副总统）劝走往台湾，继续为国民政府服务，但归心似箭的林苍祐看透国民党的败局，也就离开重庆回到马来亚。在途经香港时，他与夫人吴欣燕注册结婚。

从思想上看来，林苍祐更像二毛子而不是身上流着民族血液的人，因为他回来槟城后，第一件事是应英政府之邀出任槟州立法议员（委任）（1951年）。接着他被鼓励的第二件事是成立政党，以便派出候选人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这是英国精心策划的首次民选，以影响华人亲向英方和民主，而离开马共。因此林苍祐也在同一年成立急进党（Radical Party），这是多元种族的政党。有人怀疑林苍祐在中国三年里似乎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其实我们想错了。

当1954年马来亚面临转折的时候，陈祯禄苦口婆心地劝林苍祐参加马华，因为马华代表华人，而华人一定要发挥政治力量来捍卫权益，目前还不是搞多元政治的时代。在此关键时刻，又加入了梁宇皋说服林苍祐进入马华一起斗争。

在左思右想下，林苍祐最终答应加入马华。当时党章没有规定一人只能参加一个政党，而是一人可参加两个以上的政党。

就这样，林苍祐既是马华的人又是急进党的人。在左右为难下，林苍祐选择离开急进党而成为马华公会的领袖。

但急进党何去何从？林苍祐给党员作出三个选择，其一是华人参加马华公会；印度人可参加国大党；马来人归到巫统。

当时急进党内有人十分不满，反对走向单元政治，要求保留多元政党。

虽然有此强烈回应，包括急进党内有人跳出来参加大选，与林苍祐决战（1955年的普选）。这个人就是亿万富翁叶祖意的媳妇黄绣娘，她也是急进党副主席叶珍宝律师的母亲。两母女一起唱衰林苍祐，却敌不过名气如日中天的林苍祐。

这一年的大选，林苍祐带领联盟参加14席选举，囊括了全部席位。

朱运兴

杨邦孝

在胜利后，林苍祐在马华党内的地位提升了。他的身边还有朱运兴（后来的副教长）、杨邦孝（后来的新加坡大法官）及一批忠心分子。

顺着马华党内改革风声越来越强烈下，也就触发林苍祐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勇气，直接挑战陈祯禄的总会长职。

虽然那个时候，陈修信很不服林苍祐向他的老子挑战，但又碍于面子和顺应党员要求，也不便插手。结果林苍祐在1958年的党选中击败陈祯禄，而荣任总会长。

此外朱运兴和杨邦孝也先后打败陈祯禄派的翁毓麟和陈修信，夺得总秘书及宣传主任职。

林苍祐的时代开始了。初时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只是陈修信派找不到借口来整林苍祐，只得等待时机。

不知是民族意识发酵还是到了争取权益的时候，林苍祐派在1959年发出密函给东姑，要求分配给马华35-40席（国会共104席），理由是凡是触及修宪之事，应先与马华磋商。东姑一怒之下，拒绝马华所谓1/3席的要求，也就与林苍祐摊牌了。

林苍祐派即使面对东姑的打压，也不想退缩。这导致东姑逼使马华离开联盟，但马华则坚持留在联盟。于是一场转移视线的序幕拉开了。东姑先撇开林苍祐派，径自与陈修信派达成协议，不坚持35-40席的分配。

在此时陈祯禄也站在其儿子这一边，发表文告指责林苍祐的不是，显示了血浓于水。很快的，在里应外合下，林苍祐派已被排斥。

最大的笑话是东姑在拟定1959年大选的候选人名单时，林苍祐及其派系全不应邀参加，甚至连林苍祐也不成为候选人。堂堂一党之长，竟沦落为可有可无的人物。

在这样的氛围下，林苍祐派退党的退党、冬眠的冬眠，剩下可怜的林苍祐在不是候选人下，还要参加群众大会，与东姑站在一起为联盟站台。

林苍祐再也不能忍受了。因为马华分配得到的是31席，没达到基本要求。因而党内有人指责陈修信派出卖了林苍祐，出卖了华人的权益，而让巫统一党独大。

这种从内讧到被排斥，是林苍祐一生的耻辱。在投票前，他乃修函辞掉马华总会长职，偕夫人飞伦敦调养。

这就是说，林苍祐准备与马华一刀两断，正在酝酿另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到来。

刊登于2020年12月12日及12月19日《新生活报》

再论行动党的未来

民主行动党与巫统原拟在吡叻商议成立联合政府事结果破局。对此我们倒是可以较为深入的探讨民主行动党的未来：（一）继续做永远的反对党；（二）抑或是与其他政党合作参与执政而成为执政集团之一？

先从历史评析民主行动党的前身。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联邦一员。但拥有教育、劳工自主及移民等权利。

在协商下，新加坡拥有15名国会议员，其中3席保留给新加坡的社阵，行动党则占有12席。东马的沙巴拥有13个国席；而在砂拉越分得24个国席，加上西马的104席，整个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共有154名国会议员。

在初时东姑巧妙地将行动党5名州部长放在执政党一边，另外的8名议员则安排在反对党座位上。这意味着东姑把行动党分成半执政半反对的政党，李光耀对此有所不满，彼此之间也形成亦敌亦友。

李光耀认为既然联盟有在1963年的新加坡选举中插上一脚，也就在1964年4月派出11人参加国会选举，其中两人因面对巫统候选人而宣布退出，剩下9人角逐。虽然行动党只派9人参选，不可能影响大局，但东姑担心李光耀是为投石问路而来的。因为行动党提出的宣言中有一条表明：“打击社阵，取代马华”。东姑一口拒绝，因为巫统要的是一个顺从的城市政党，而非具有挑战性的行动党。

在那一年，敦拉萨更提出警告说，选民正面临着一场独立还是被统治的抉择。投联盟的票即是支持马来西亚；投反对党的票无疑是投给苏卡诺（印尼总统）。基于华人对印尼的占有马来亚比起支持马来西亚更加的恐惧，也就把票投给联盟，连带马华公会也脸上有光。在大选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行动党的座位全被移入反对党席位。

马来社会基本上认定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都以“马来主权”为主导地位。这是不容被改变的。李光耀的政治斗争手段成了马来人的心病。于是在1965年8月9日促成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一个取代人民行动党的新政党诞生了，即民主行动党（1966年注册）。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到林吉祥的作风较为接近李光耀。例如，林吉祥继承了李光耀的政治遗产，不断喊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但对党内的异议，他像李光耀一样，敢于斩草除根，以除后患。

我记得在1986年林吉祥率大军开展他的“丹绒一役”时，他成功地将十条大汉闯入槟州议会；更在1990年向林苍祐叫阵而胜出。我曾问他（1986年），如果国阵邀行动党加盟，您愿意吗？他回答说，可以商谈。不过直到今天，国阵尚没有伸出橄榄枝。

可惜那一年他只取得14席，尚差3席才能起而执政。结果造就了许子根探出头来，当了18年的首席部长。

林吉祥也是靠骂起家的，对于政敌；尤其是马华公会绝不软手。也对于其他华基的反对党，一概拒于门外，如陈志勤的社会正义党，叶锦源及范俊登的社民党。在林吉祥的字典里，不存在与其它华基反对党合作的必要。

林吉祥当然不能与李光耀相提并论，因为他不曾当过官，也未看到他的治国才华。反而是他的儿子林冠英代父拿下了槟州政权（2008年）。未想在2018年的509后，行动党竟跃居成中央执政党之一，林冠英更代林吉祥出任财政部长。

这种从反对党转身成为执政党是李光耀在60年代梦寐以求的，可惜他与马来西亚擦肩而过。

今天行动党只掌权中央两年就失去政权，只能怪行动党看走了眼，而敦马的靠向巫统，也说明行动党执政的根基很薄弱，随时都会失去一切。

因此未来的日子，行动党想要再华丽转身，除了要牢记李光耀的斗争与教训外，不要再执著不与“盗贼为伍”的论调，而是要审时度势，适时做出调整，以迎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如果安华成功与巫统合作，行动党要不要参与执政呢？

不要再迷信“原则”和“出卖”问题，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掌握国家的权力，一个多元民族的社会，如果其中一族没人在朝的话，将会沉沦下去。永远的反对党是自我膨胀的，对华人的未来没有好处。

 刊登于2020年12月2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