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9日是华教斗士林连玉107岁冥诞。这篇文章是为纪念林连玉而作。
林连玉（1901-1985）原籍福建永春人。他是马华文化的巨人，也是一代华文教育家。有人形容林连玉也是马华文化教育界的“鲁迅”，因为他有鲁迅的硬骨头，他有鲁迅不向压力低头的意志。
说来也是十分巧合，林连玉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南来马来亚的（鲁迅也是在那一年离开厦门的，但两人未曾相识）。这个时候中国吹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斗口号，把“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转了过来。此时林连玉则在马来亚开始其教学生涯，直到他不能再执教鞭（1961年）为止，而后他也不忘关心华教，但由于客观的限制，他的手和口都被“封住”了。因此林连玉对华教的伟大贡献是在六十年代前的事。
南来后的林连玉，在教育界辗转，生活极不安定，一直到1935年受聘于吉隆坡尊孔中学后，才告安定下来。不过尊孔最后也不能成为他退休的学校，因为他的教师准证被吊销了。
如果林连玉留在中国教育界服务，也许历史就改写了。但命运却让这位集美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飘洋过海到南洋，启开他的斗争的历程。
1942年日本南侵时，这位穷教师被迫韬光养晦过着养猪生活一个时期。1945年日寇投降后，林连玉应聘主持尊孔的复校工作，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终于把尊孔起死回生，但他没有接受担任校长，而是把他的精力放在组织教师团结方面。1949年，他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从1950年起到1960年，担任长达10年的主席职。
1951年他成功申请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尚未独立，但侨民可以申请成为公民，以认同马来亚）。他后来用行动证明他热爱这个国家，也鼓励华人申请成为公民，并力争平等权益。就在这一年，他又成功地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成立（今日已改称马来西亚），而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则于1954年成立（今也改称马来西亚），此后两个机构在行事上相结合，统称为“董教总”，不过未改变彼此的独立注册地位。
林连玉是在1953年开始担任教总主席，他积极地走向政治的舞台，与政府政党高层打交道，期望能为华教打开一个新局面。可是由于教育报告书一次又一次的出笼对华教有不利的影响，林连玉的言论也就越发激烈和尖锐，与执政当局针锋相对又相互抗衡。例如他反对殖民地政府抛出的“巴恩教育报告书”（1951年），指它意图用英巫语文消灭华校。过后有了“方吴教育报告书”（1952年），但1952年的教育法令却是根据巴恩报告书的精神制订。林连玉领导教师公会起而反对，结果暂时阻止法令之执行。1954年又出现一份“1954年教育白皮书”，也是对华校不利，林连玉同样给予反对。
为了使华教的问题得到解决，林连玉曾于1953年通过教总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1964年沈慕羽担任教总主席时，再次提出）此议最终失败，这也是预料中事。
1955年，由于马来亚联合邦为进行自治而举行普选，林连玉率领教总面见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印度国大党组成）领导人，提出支持联盟以换取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联盟在大选中上台执政，在翌年（1956年）提出“拉萨教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基本上被教总所接受，未有太大的争议。所争议的是报告书的“最终目标”。所谓“最终目标”这样写道﹕“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为达此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
（一）推动成立三大机构
经教总交涉后，时任教育部长的阿都拉萨（Abdul Razak）答应不列入“1957年教育法令”中，华校危机暂时获得缓和。
虽然如此，在“1957年教育法令下，政府仍然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津贴，改制成英文中学。在国家独立前，槟城的锺灵中学及森美兰的振华中学及柔佛的昔加末中学先后在1952年教育法令下接受改制，其它华中则不为所动。[1]林连玉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英国最后一任钦差大臣麦基里莱曾当着林连玉的面前承认﹕政府的教育政策行不通，都是教总反对的结果。陈修信（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这之前，他是自治邦的工商部长）也指林连玉是“当前联合邦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2]
除了促成“教总”成立及“董总”成立，并将两个机构结合起来外，林连玉的另一项创举是使到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公会与董教总合组成“三大机构”，联手捍卫华文教育（此机构基本上在1953年具备皱形，而在1954年被确定下来。不过这种合作并不持久，尤其是1959年在独立后的首次联合邦大选，执政的联盟再一次取得扫荡性的胜利后，就不再依据林连玉的主观愿望发展；反之，联盟政府继承了英国的衣钵，决心对华文中学进行改制，不再有妥协的余地。这就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的背景，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林连玉的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公民权被褫夺”的事件。这种从内部的分化华教的手段远比采取高压的逮捕手段来得高明。此时的林连玉所能作的是退而求其次的捍卫华教，就是号召全马的华校（华文中学）不要步锺灵的后尘，而是要坚持走“独立中学”的路线。今日的全马来西亚仍有60间独中，间接上是林连玉用“个人牺牲换来的成果之一”。
（二）批汪永年斗梁宇皋
林连玉在他当红的年代，曾经“斗臭”两个知名人士，这是早期多为人知的大事。区区一个穷教员，不过是“教总”的主席，如何能把有权有势的“名人”抛出“华社”？看来是不可思议，而事实却是如此。
第一位被他“批臭”的是锺灵中学的校长汪永年。起因于1955，锺中代校长汪永年私下通过董事长促成董事会接受政府津贴的条件，成为首开先河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结果汪永年被扶正出任校长职。林连玉认为这创下一个很坏的先例，指责“汪永年与殖民地官员狼狈为奸，破坏华文教育”。林连玉形容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当时汪永年也是教总副主席）。[3]汪永年经他这一骂和学潮迭起之后，虽然仍然做他的改制锺中的校长，却一生背负“出卖华文教育第一人的罪名”，直到他数年前在加拿大逝世，华社仍然不曾原谅他的“罪过”。他是一个被林连玉骂臭而爬不起来的民族教育的“罪人”。
第二位则是位高权重的梁宇皋（1888-1963），在霹雳出世，年青时曾在中国念书，13岁回马来亚，后在英国考取法律学位，在怡保执律师业。1932年又回中国当官和做生意。战后再返马。1949年成为“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长（相等于今日的甲州元首）两年之久。1959年受委为上议员，出任司法部长，并以马华公会代表身份出任“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因为此份争议性的报告书，梁宇皋与林连玉有过一来一往的唇枪舌战，又是演讲战，又是文告战，激起层层浪花。
身为司法部长的梁宇皋在国会的一场演讲充份地表达了改制华文中学的目的。他说﹕“华文中学分成两种，一种是锺灵型中学（即指于1956年接受政府津贴而侧重英文教学，是全马第一间改制的华文中学），大部份的教学，是采用英文的；另一种是华文中学，大部份是用华文。为了学生的前途着想，让他们有机会到商场就业，在政府机关任事，我们应该选择锺灵型中学（即接受改制）。”“旧式的中学（指传统的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找到职业，失望而沮丧而成为反社会的分子。
梁宇皐的怨气也发到林连玉的身上，他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的问题，不过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因此，他说林连玉（所作所为）是“吹牛皮，走江湖，为了牛油与面包。”[4]
林连玉对此作义正词严的反驳。他说﹕“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他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把华人的利益一出卖，再出卖，三出卖。”[5]
结果，国会在1961年10月20日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即意味着全面执行“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建议。
虽然如此，林连玉继续采取抗争的立场。他的文采和辩才成为政府的头痛人物。这可以从他的一篇被整理而成的即席演讲窥见，但也因这场讲话，在后来成为他“惹祸”的“罪名”之一。他在1961年3月29日应南洋大学学生会之邀，针对《华文中学改制问题》即席发表长篇大论。在演讲中，林连玉从教育谈到文化再延伸到华人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他认为华人的要求和坚持可归纳为三端﹕华人的子女应该用华语、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各民族教育应予平等及ƒ设立华文教育谘询委员会，因为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不再是“侨民”。他的理据是语言是人类的工具，跟随人而移动的，不被地域所限制。此举意味着海外的华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被限制只在中国本土。因此他说，如果政府不给津贴，就由华人自己来办学，他支持华文教育走自力更生的“独立中学”的道路，不必仰赖政府的协助。他这样说﹕“我们的祖先辛苦的创办华校，所以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是华人血汗的结晶，我们不应把学校送出去而变质。”
为达成华校的生存，林连玉建议三方面合作，其一董事要出钱，其二教师要减薪及其三学生加学费。华校不求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资格从来没有被承认，那么我们的几十万毕业生饿死了没有？没有！华校生到处都要，只有马来亚不要。而眼前的困难是﹕政治压迫，民族败类的出卖及舆论被打压。”
他乐观地相信走“独立中学”的道路是可行的，以维护民族的教育自主权，不然华人子弟将要流浪街头，他说，只要政令不阻碍，不压迫，华人有能力办好自己的教育。他于是引用了中国一向引用的口号来共勉和自勉﹕“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不怕牺牲，避免牺牲。”[6]这个理念显现了他具有左派统战的精神。
林连玉留下的名句（取自他的一首诗中两句）很能概括他的精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他努力不懈地坚持“我们文化的传递与发扬必然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及发展上面。”正因为这样，他付出了代价﹕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褫夺；8月22日，教育部长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证；1963年8月24日，林连玉著作《回忆片片录》被列为禁书；1963年9月12日，内政部长宣布《教师杂志》第9期为禁书（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1964年1月14日枢密院驳回林连玉的（公民权）上诉案；1964年8月24日，内部审理林连玉公民权案结束；1964年10月23日，政府正式褫夺林连玉公民权。从此他的公开的，激昂的民族战歌的声音不见了。但他留下的斗争精神，却恒久不灭，他成了一个“族魂”，照亮华教前进的道路。
（三）华校被切成两半
就在林连玉争取语文教育平等的当儿，政府也毫不松弛地对华文中学进行分解。最后将之分割成两半。对华人社会有着相当大的负面效应。事件的发展是这样的﹕
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双管齐下，一方面剥夺林连玉的发言权和担任教总主席的权利（因公民权已被褫夺），另一方面按原订计划推行1961年教育法令。在两者必须择其一的条件下，政府对其强硬条件作了些许的妥协性修改，允许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可以在下午阶段附设“独立班”，收容未能进入改制中学（国民型中学）的学生。[7]这一点的松动倒使到较多的华文中学愿意接受改制，然后又在新的体制下由董事会另设“独立班”。我们由是在后来看到一个校名，却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学校，那是因为有关的董事会把“独立班”又发展成“独立中学”，于是出现了如同下列的实例﹕槟城锺灵国民型中学（政府控制学校）及锺灵独立中学；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及日新独立中学等等。
事实上，根据资料显示，在改制前，马来亚（马来半岛）剩下的70间华文中学，有三分之二以上接受改制，共54间，只有16间坚持不改制，保留“独立中学”地位（例如槟城著名的韩江中学即为一例，没有国民型中学之设）。遂后54所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出21所“独立中学”[8]，规模自然比不上国民型中学。
东马的砂劳越虽然尚未加入马来西亚，在英殖民政府推行下，也面对同样的政策，于1962年有12所中学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剩6所保持独立中学。后来又另创8所独立中学，因此总共有14所华文中学，学生人数4948名。
东马的沙巴有9所华文独中，学生6344人，而改制中学有5所。连同西马（马来亚）的37间独中，学生41713名。全马总共有60间华文独中，学生总人数5万余名。[9]1975年，董总为独中生设置本身的统一考试（统考），为独中生谋求出路，虽未获得政府承认，但获得海外诸多大学承认。
改制的“华文中学”也已经从71间增加到78间，总学生人数约11万名。（此数目系马来西亚国民型（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于2005年提供的数目）。这些改制中学是否是“华文中学”备受争议。因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它已在1996年的新教育法令下，被改成国民中学，不再被称为“国民型”中学。换句话说，它与国家设立的统一国民中学（马来源流）是属于同一个体系，参加的是政府设置的考试，用马来文或一些科目用英文作考试媒介语，只有华文一科用华文出题，但华文是选修科，不是必考科，而国文（马来文）及英文是必考科，因此它在华教人士看来，已不是“华文中学”，至少董总坚持这个立场。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改制的“华文中学”认为它们坚持维护华教传统，即使每周只上数节的华文课，也不断鼓励学生在课外多学华文，在校内用华语沟通，主办节目和比赛以华文为主。所以方成校长（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向笔者坚持他们是保有华教色彩的“华文中学”，也培育出无数的写作人才。
于是华文教育向两方面发展，乃告定型。林连玉斗争的结果就是独立中学直到今天成为华教的一面旗帜。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1]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85页。
[2]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35页。
[3] 参阅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178－197页有关《出卖华文教育罪魁汪永年》一文。
[4]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0－43页。
[5] 参阅《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45－47页有关林连玉于1960年8月20日的书面谈话。
[6] 参阅《大学论坛》，第20期，南洋大学学生会出版，1961年4月30日，第7、8及11页。
[7]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页。
[8]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9页。
[9]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429及1272页。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1.8.08
华教运动无力回应新政治格局 评论人冀董总主动改革再出发
2008年8月19日（星期二），晚上八时在吉隆坡举行的"华教内部危机"一度因出席者不认同其中一名主讲人迦玛对华小临教问题的看法而引发小争议，但仍圆满举行；大部分主讲人认为，华文教育运动日渐乏力，而领导华教运动的董总官僚习气丛生、组织僵化，务必推动多项改革，重新出发。
《政治改革中的华教——谈华教内部危机与民主化的挑战》讲座暨林连玉基金网站推介礼昨晚在隆雪华堂楼上讲堂举行，主讲人有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谢诗坚，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时事评论人迦玛鲁丁及傅向红，主持人是民权委员会副主席廖国华。
这天也是华教先驱林连玉的107岁冥诞，林连玉基金主席邹寿汉为林连玉基金网站（www.LLGCultural.com）主持推介礼，现场也播放"面对历史，走向未来"短片，介绍林连玉生平。
不少热心华教的人士踊跃出席是项讲座，且在问答环节中就华教问题交换意见。虽然一些听众在这环节中因与主讲人尤其是与迦玛鲁丁有意见冲突而起一场小风波，但大部份听众都能理性制止，才使讲座圆满散会。
这些听众因不认同迦玛鲁丁说华小临教无人问津是因为没有人想当临教，而纷纷喊话，有者大喊："临教半年没领薪水"、"教育部96%拨款拨给国中"、"你在断章取义！"等话语。在越来越多人加入叫嚣之前，主持人马上呼吁听众保持冷静，要不然根本就不能对话。
幸而在节目结束前，有几位听众提醒大家，如果连迦玛的一点意见也听不下去，又怎能理智地和其他马来人、巫统党员及部长对话呢？如果我们也那么情绪化，那我们和骚扰回教论坛的燥动群众有什么差别？
华教组织僵化不利发展
时评人傅向红认为，一个社群需正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乃至危机，而要掌握华教内部问题，需先了解外在变迁。傅向红认为，对华教产生影响的三大方面是：华社、市场和国家――华社是华教运动最根本的支持，而市场则意指华校必须和竞争者竞争学生来源，至于国家（政府）则是政府制订的法律可能对华教不利，以及分配资源的问题，例如华小拨款。
傅向红说，华教内部最大的问题是组织僵化和去政治化，华教诞生在整个华社政治动员和政治反叛的年代，在马哈迪打压的1980年代是华教最活跃的时候，但它走到今天却彻底地去政治化。
"兴都权利行动力量（HINDRAF）争取权利的斗争，其实和华教运动过去数十年来的斗争情况很相似，但华教却未曾对兴都权利行动力量有任何回应表态，这表明华教对外的麻木。"
傅向红因此质问道："华教人士，你是要向乘风帆的人随着海浪起落，还是被动地当海滩上的沙子，任由浪打？"她表示，若华教不懂得看清时局，很容易就失去方向；好比华社在今年3月8日全国大选后被动地等待人民联盟五州政府释放善意，例如祈求免税等，而非主动提出新策略回应新格局。
"过去十多年来，有人在讨论和反思华教，但都是组织外的人士，比如（旅台学者）曾庆豹，黄业华等，而新一代提出的改革问题，老一辈华教人士却无法回应。"
华教两大危机
傅向红认为，华教已变成"迟钝和麻木"的官僚机构，不再是有力、活跃且可对新环境反应的组织；此外，很多课题如中文学院是否应该受制于学术鉴定机构（MQA）、是否一定要取得政府认证等课题从未讨论过。
"还有就是华教内部的阶层化，其主要展现在董事和学术人员之间，例如新纪元学院也是阶层化问题的表现。再者，年轻人想参与华教改革，但却没有管道让他们加入。"
傅向红也提到两大华教危机：一，改革理念与论述缺席。虽然新纪元风波是阶层问题，但各方却没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我们没有论述上的指引，指明我们应该办什么样的华教，组织的臃肿和制度的僵化也让华教变得不灵活。"
"第二是资源分配和校务决策的制度出问题，把分配资源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委托管理人如董事会手中并无不妥，但必须确保遴选这批委托人的过程有透明何公平的机制，并要区分开资源分配权和校务决策权。这批委托管理人也必须确保资源的分配和遴选出适合的掌校者。"
另外一个问题是董事把华教当作私人资产来管理，傅向红认为，如果他们真的爱华教，那就应该放手让华教自由发展。
董教总需领导华教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谢诗坚认为，学院理事会没有法定地位，实际上很多校务与行政决策都应该通过董事会，因为董事会是合法注册的非营利公司；而且学院董事会有合法身份，合乎标准，一旦遇上诉讼可以用法定地位争取权利。
在分析新纪元学院的问题时，谢诗坚认为问题根源可能是由于从新纪元学院成立迄今十年，该院事务多由理事会负责，造成董事会权力悬空，直到现在董事会才意识到本身的权益，结果很容易在治权问题上起冲突。
"总得来说，在校务行政和决策上，需要一方让步，另一方小牺牲，通过谅解解决问题。"
此外，他建议董教总教育中心改组，而且在争取华教权利上不要再靠政党，而全国华教运动也应该由董教总策划和领导。
董总需做多项改革
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评估当前董教总的状况时说，董教总的确类似"民间教育部"，有完整分工和体制，却也继承了一般政府部门的官僚风气；此外，董总秘书处职员流动率大，产生工作衔接和对外联系不流畅。
"此外，董总虽然还保留象征式的领导地位，但实质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却日益式微；口号依旧（例如教育改革），但却没有明确纲领，具体成果不显着。再者，目前的华教运动缺乏带动性和激励性，也缺乏构划华教前景的想象力。"
陈亚才也提出不少建设性建议，例如：应注重提升统考的价值与地位，以期继续开拓及增加承认统考的国内外高等学府；扩大与官方如教育部及其属下各单位的实质联系和互动，而不局限于与教育部长对话而已。
他也认为，董总有必要争取在公共场合发言及传播理念的机会，所以也可设立专门对外联系的单位或人事编制，主动出击，加强与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与宣教工作。
"在内部民主方面，董总和教总之高职（主席、总务、财政）应有任期限制（以连任两届为限），让民主机制更健全。我希望董教总或新纪元学院能发展成为区域华文教育研习中心，带动本身教学与研究水平、风气、出路，并营造国际影响力。"
避免局限种族主义
时评人迦玛鲁丁认为，如果要让华文教育继续在马来西亚发扬光大，华人的思路要放广阔些，因为一个语言如中文，其实并无种族性、政治性和国别性，它不属于单一民族，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学。
迦玛说："所以，我们应尽量避免把任何语言的教育限制在狭隘的种族主义中。"他反问，为何我们不用蓝海战略？我们应当是把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而且华社本身也应接受全球多元化趋势。"
他也建议华人让自己的子女有选择教育方式（如独中或国中），因为我们要照顾新生代的想法。
迦玛鲁丁最想谈论的课题是华小，他反问在场的听众："英语教数理课题真的会威胁到华小的成长吗？"他举例，他曾在印尼见过当地印尼人在一家中文报社工作，而这些印尼人只在大学学四年中文，因此英语教数理不见得会影响学生的中文程度。
迦玛鲁丁希望华社思考比这些课题更迫切的整体问题，并主张三大民族的小孩从小在一起念书并不会改变各族的文化，反之更能促进民族间的了解。
转载自20 -8- 2008 “独立新闻在线”
20.8.08
民政党何去何从？
2007年的民政党大会上，身为妇女组主席的陈莲花说，向领袖讲真话已讲得很多了，就是未见付诸行动，他感到失望也很累。我曾经给予喝彩，认为她是民政党的另一个出位的新生一代的领袖。虽然在政坛上我们都对她很陌生，但她终究比其他人更为大胆发言。
2008年8月17日的民政霹州妇女组大会上，陈莲花又再以其一贯的本色，不论是否出自个人的意愿或是反映基层的意愿，提出民政考虑退出国阵的建议。我又再一次为她喝彩。她是在大选4个月后，成为民政最高级领袖发出另类声音的第一个人。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代表性有限，也就成为一种舆论而不是党内的意愿。
在这方面，身为民政党代主席的许子根也巧妙地作出了回应，他说，陈莲花反映了基层的感受，也反映了党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但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课题。且不论是否已成为或尚未成为一个课题，我们就此针对民政党应不应退出国阵作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尝试平衡退与不退的观点。
先说民政党不退国阵的依据与理由，它是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槟州联合政府，但延至1974年才真正成为国阵大家庭的其中一个成员。自此之后，从来没有党员提出退出国阵之说；相反的，许多人也因为它是执政党而加入其中。就这样民政党在国阵内形成马华之外的一个重要成员，且被视为是华基的政党，与马华及砂州的人联党鼎足而立。在国阵内被“归类”为代表华人的执政党。
在这种局面下，尽管民政在内阁中只有一名正部长，但它拥有的槟州主导政权使到它的重要性不亚于马华和人联党，而且民政党也“满意或满足”于这样的格局。
虽然在308的大选后， 民政输得“面目全非”，但它还是认为留在国阵内会有翻身的一天；至少参选的国州议席不会被剥夺。因此脱离国阵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想法。抑有进者，民政也寄望在不久之后会有机会重入内阁而重新出发，由于没有更好的理由放弃这样的期许，民政高层自然再等下去。再说，一旦脱离国阵，民政又何去何从呢？像这样不大不小的政党，已习惯生存于执政的政治生态中，一时要“自力更生”谈何容易？而且今天的政治已不容许一党“孤芳自责”，它又要和谁结盟呢？
在另一方面，如果等不到内阁部长，它又如何凝聚党的力量？又去哪里找平台再站起来？这已经不是民政一厢情愿的事，而是国阵会不会或有没有把民政当成是“不可或缺”的盟友，在困难中扶它一把？
于是民政又出现另一把声音，那就是在大选4个月后，仍未见有转机，只是在期待中过日子，显得十分被动，担心日子一久，党的基层会动摇而发生种种的变数。因此，与其“守株待兔”，不如在此关键时刻把自己“豁了出去”，以争取“党的尊严”和党员的自信。
陈莲花以身为副部长的身份，虽然尚未有足够的份量左右大局，但至少她已勇于表态，不因官位“噤若寒蝉”，足以让民政领导层深入思考。即便陈莲花表示只是传达基层的想法和要求，也是代表了党内确实有这样的“异见”。
不过，我们不认为民政会在近日内有何变动，以避免影响峇东埔的选情。至快也要留在党10月的代表大会才能比较明朗的窥见其下一步的动向。
就此而言，民政党上下所要考虑的是党的生存是列为第一位。所谓的生存是指在国阵不变和保持现状下，民政党的军心会散涣吗？若是不易保存其完整性，则在下一届大选时即使仍被分配原有的议席参加角逐，它的取胜的立足点在哪里呢？换句话说，民政党不能先担心“议席被抢去”而忽略了求存的大道理。先有党和整齐队伍，才有出胜的机会，这是立党的基石。当然也得视国阵整体有多大的改变及如何演绎国阵精神。
从这样看来，民政党的未来已不系于党领袖的喜恶来作决定，而是系于大多数党员想要一个怎样的政党？是继续活在等待中或依附其他党而生存或走出自我的尊严来，这就是民政党当下所面对的挑战。
它可以不必响应安华的呼吁，但它不得不考虑党员的感受。关键之处就在于民政党在国阵内还有没有角色可以扮演和怎样扮演？这个问题容不得民政来回答，而是由国阵来回应。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民政陷入进退维谷的症结所在。
（原载于2008年8月20日 《南洋商报》）
2008年8月17日的民政霹州妇女组大会上，陈莲花又再以其一贯的本色，不论是否出自个人的意愿或是反映基层的意愿，提出民政考虑退出国阵的建议。我又再一次为她喝彩。她是在大选4个月后，成为民政最高级领袖发出另类声音的第一个人。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代表性有限，也就成为一种舆论而不是党内的意愿。
在这方面，身为民政党代主席的许子根也巧妙地作出了回应，他说，陈莲花反映了基层的感受，也反映了党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但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课题。且不论是否已成为或尚未成为一个课题，我们就此针对民政党应不应退出国阵作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尝试平衡退与不退的观点。
先说民政党不退国阵的依据与理由，它是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槟州联合政府，但延至1974年才真正成为国阵大家庭的其中一个成员。自此之后，从来没有党员提出退出国阵之说；相反的，许多人也因为它是执政党而加入其中。就这样民政党在国阵内形成马华之外的一个重要成员，且被视为是华基的政党，与马华及砂州的人联党鼎足而立。在国阵内被“归类”为代表华人的执政党。
在这种局面下，尽管民政在内阁中只有一名正部长，但它拥有的槟州主导政权使到它的重要性不亚于马华和人联党，而且民政党也“满意或满足”于这样的格局。
虽然在308的大选后， 民政输得“面目全非”，但它还是认为留在国阵内会有翻身的一天；至少参选的国州议席不会被剥夺。因此脱离国阵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想法。抑有进者，民政也寄望在不久之后会有机会重入内阁而重新出发，由于没有更好的理由放弃这样的期许，民政高层自然再等下去。再说，一旦脱离国阵，民政又何去何从呢？像这样不大不小的政党，已习惯生存于执政的政治生态中，一时要“自力更生”谈何容易？而且今天的政治已不容许一党“孤芳自责”，它又要和谁结盟呢？
在另一方面，如果等不到内阁部长，它又如何凝聚党的力量？又去哪里找平台再站起来？这已经不是民政一厢情愿的事，而是国阵会不会或有没有把民政当成是“不可或缺”的盟友，在困难中扶它一把？
于是民政又出现另一把声音，那就是在大选4个月后，仍未见有转机，只是在期待中过日子，显得十分被动，担心日子一久，党的基层会动摇而发生种种的变数。因此，与其“守株待兔”，不如在此关键时刻把自己“豁了出去”，以争取“党的尊严”和党员的自信。
陈莲花以身为副部长的身份，虽然尚未有足够的份量左右大局，但至少她已勇于表态，不因官位“噤若寒蝉”，足以让民政领导层深入思考。即便陈莲花表示只是传达基层的想法和要求，也是代表了党内确实有这样的“异见”。
不过，我们不认为民政会在近日内有何变动，以避免影响峇东埔的选情。至快也要留在党10月的代表大会才能比较明朗的窥见其下一步的动向。
就此而言，民政党上下所要考虑的是党的生存是列为第一位。所谓的生存是指在国阵不变和保持现状下，民政党的军心会散涣吗？若是不易保存其完整性，则在下一届大选时即使仍被分配原有的议席参加角逐，它的取胜的立足点在哪里呢？换句话说，民政党不能先担心“议席被抢去”而忽略了求存的大道理。先有党和整齐队伍，才有出胜的机会，这是立党的基石。当然也得视国阵整体有多大的改变及如何演绎国阵精神。
从这样看来，民政党的未来已不系于党领袖的喜恶来作决定，而是系于大多数党员想要一个怎样的政党？是继续活在等待中或依附其他党而生存或走出自我的尊严来，这就是民政党当下所面对的挑战。
它可以不必响应安华的呼吁，但它不得不考虑党员的感受。关键之处就在于民政党在国阵内还有没有角色可以扮演和怎样扮演？这个问题容不得民政来回答，而是由国阵来回应。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民政陷入进退维谷的症结所在。
（原载于2008年8月20日 《南洋商报》）
18.8.08
丹绒武雅与首席部长的传奇
槟州的丹绒武雅州议席是个传奇的选区，说来像神话，确实也是如此。它不但是制造首席部长的选区，而且也是至少孕育行政议员或代首席部长的选区。以下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一切：
（一） 在独立前的1955年的党选，槟州立法议会有14席是民选的，另10席是英国参政司委任的。这一年的选举，联盟派出的丹绒武雅选区（当时称为槟岛北海岸区）的候选人是谢成金，他在没对手下不战而胜。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槟州联盟需要在14名议员中挑选一人出任首席部长。原本非首席议员莫属的林苍佑婉拒接受，乃向东姑力荐由王保尼出任，但还得通过联盟会议来票选。会议的主席是林苍佑。结果两名够资格的候选人（担任行政议员），即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以主席身份再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就这样王保尼（大山脚区）出任首席部长，而谢成金无奈接受继续担任州行政议员。说来也够吊诡的，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哥，后者竟是“帮情不帮亲”。因为王保尼是跟随林苍佑在急进党起家的，于1954年一起过档到马华公会，有同志之情；而谢成金不是急进党人，一向是马华党人，彼此有亲情不具同志情。如果当年林仓佑倾向谢成金，那么丹绒武雅就出一个首席部长了。可惜权力与谢成金擦身而过，但他一直担任议员直到1969年止。下来此议席归行动党人所有。
（二） 1974年的大选，是民政加入国阵后的首次考验。林苍佑派出新人许岳金向行动党人叫阵，结果漂亮胜出。从此这个选区成为民政的堡垒区之一，而许岳金官运当头，先成为林苍佑的政治秘书，接着下来的两届大选（1978及1982）许岳金都顺利过关，再上一级，官拜行政议员；更一度成为代首席部长（1984年林仓佑出国治病，许代摄其职）。这个时候，人们都看好丹绒武雅选区要出一位首席部长了。
讵料1986年的大选，许岳金被调攻升旗山国席（反对党强区），意味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但不甘于被挤出局的许岳金也就与上司有一个“默契”，由许岳金推荐“自己人”保丹绒武雅州席，方便日后重回此区。于是有了其妻舅邱武扬代为出征的故事。根据许岳金的说法，当时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被承诺，一旦升旗山国席失败，在一年之内将让他重回丹绒武雅参加补选，自己人自然好说话。
可是许岳金后来感觉不对劲，未被安排有关补选。他在失望之下，携邱武扬双双过档马华公会（1988年）。
许在1990年被马华派去攻打峇央峇鲁国席，而邱武扬则调派在阿依淡州席参选（双双皆落败北），丹绒武雅州席交由民政党派人。
（三） 1990年大选，民政党决定拿回丹绒武雅区，当时的许子根（已就任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认为既然于1986年时，在丹绒国席败给林吉祥，理应让他再战林吉祥。但党不同意此安排，也就派许子根在丹绒武雅上阵。
这一年的大选，政局起了巨大的变化，林苍佑不幸在巴当哥打州席败给林吉祥，结束了政治生涯。民政党也就推举许子根接任首席部长。丹绒武雅真正诞生了第一位首席部长。同样是姓许的人接林苍佑的班，但此许非彼许，一时传为政坛佳话。
1995年的大选，行动党的林吉祥乘胜追击，将其州席移来丹绒武雅对垒许子根，打出的旗号是“实权的首席部长”VS“弱势的首席长”。换句话说，不论谁胜，丹绒武雅仍然是催生首席部长之“宝地”。然而这一次林吉祥失手，他的首长梦也就破灭了。
虽然如此，丹绒武雅的选民也为他们有幸投选首席部长而感到骄傲。
（四） 2008年的大选，担任18年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决定弃州攻国，他留下的丹绒武雅州席原本是谢宽泰有意取而代之，以为坐镇光大28楼而铺路。
未想这一愿望落空，谢宽泰仍被党派攻升旗山国席，意味着他与首席部长“无缘”，但为“安抚”谢宽泰，党又重蹈许岳金当年的覆辙，献议由谢宽泰之弟谢隆泰出任丹绒武雅州席候选人。既是手足情深，谢宽泰只得勉为其难地接受，但它对谢氏兄弟来说不是“美妙”的安排。
不知是否有许岳金前车之鉴，谢宽泰不想等下一屈与其弟交换席位，而是在提名前夕仍力争在丹绒武雅出征，自然希望能接许子根的班，毕竟兄弟自家人好商量。可惜又通不过党这一关。因此民政有了兄弟同时上阵的故事。
（五） 巧合的是，行动党的林冠英“相中”阿逸布爹州席，原本的候选人郑雨舟也为了顺应“候任首席部长”而临阵奉命来到丹绒武雅挑战谢隆泰。如果林冠英选择丹绒武雅州席，则今天丹绒武雅的人民也会说，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是天生的首席部长的“龙地”。
不过，一切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谁会料到丹绒武雅也因之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光环”？似乎是风水轮流转。但谁又敢否定将来不会再上演“潜龙上天”这一幕？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 《南洋商报》）
（一） 在独立前的1955年的党选，槟州立法议会有14席是民选的，另10席是英国参政司委任的。这一年的选举，联盟派出的丹绒武雅选区（当时称为槟岛北海岸区）的候选人是谢成金，他在没对手下不战而胜。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槟州联盟需要在14名议员中挑选一人出任首席部长。原本非首席议员莫属的林苍佑婉拒接受，乃向东姑力荐由王保尼出任，但还得通过联盟会议来票选。会议的主席是林苍佑。结果两名够资格的候选人（担任行政议员），即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以主席身份再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就这样王保尼（大山脚区）出任首席部长，而谢成金无奈接受继续担任州行政议员。说来也够吊诡的，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哥，后者竟是“帮情不帮亲”。因为王保尼是跟随林苍佑在急进党起家的，于1954年一起过档到马华公会，有同志之情；而谢成金不是急进党人，一向是马华党人，彼此有亲情不具同志情。如果当年林仓佑倾向谢成金，那么丹绒武雅就出一个首席部长了。可惜权力与谢成金擦身而过，但他一直担任议员直到1969年止。下来此议席归行动党人所有。
（二） 1974年的大选，是民政加入国阵后的首次考验。林苍佑派出新人许岳金向行动党人叫阵，结果漂亮胜出。从此这个选区成为民政的堡垒区之一，而许岳金官运当头，先成为林苍佑的政治秘书，接着下来的两届大选（1978及1982）许岳金都顺利过关，再上一级，官拜行政议员；更一度成为代首席部长（1984年林仓佑出国治病，许代摄其职）。这个时候，人们都看好丹绒武雅选区要出一位首席部长了。
讵料1986年的大选，许岳金被调攻升旗山国席（反对党强区），意味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但不甘于被挤出局的许岳金也就与上司有一个“默契”，由许岳金推荐“自己人”保丹绒武雅州席，方便日后重回此区。于是有了其妻舅邱武扬代为出征的故事。根据许岳金的说法，当时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被承诺，一旦升旗山国席失败，在一年之内将让他重回丹绒武雅参加补选，自己人自然好说话。
可是许岳金后来感觉不对劲，未被安排有关补选。他在失望之下，携邱武扬双双过档马华公会（1988年）。
许在1990年被马华派去攻打峇央峇鲁国席，而邱武扬则调派在阿依淡州席参选（双双皆落败北），丹绒武雅州席交由民政党派人。
（三） 1990年大选，民政党决定拿回丹绒武雅区，当时的许子根（已就任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认为既然于1986年时，在丹绒国席败给林吉祥，理应让他再战林吉祥。但党不同意此安排，也就派许子根在丹绒武雅上阵。
这一年的大选，政局起了巨大的变化，林苍佑不幸在巴当哥打州席败给林吉祥，结束了政治生涯。民政党也就推举许子根接任首席部长。丹绒武雅真正诞生了第一位首席部长。同样是姓许的人接林苍佑的班，但此许非彼许，一时传为政坛佳话。
1995年的大选，行动党的林吉祥乘胜追击，将其州席移来丹绒武雅对垒许子根，打出的旗号是“实权的首席部长”VS“弱势的首席长”。换句话说，不论谁胜，丹绒武雅仍然是催生首席部长之“宝地”。然而这一次林吉祥失手，他的首长梦也就破灭了。
虽然如此，丹绒武雅的选民也为他们有幸投选首席部长而感到骄傲。
（四） 2008年的大选，担任18年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决定弃州攻国，他留下的丹绒武雅州席原本是谢宽泰有意取而代之，以为坐镇光大28楼而铺路。
未想这一愿望落空，谢宽泰仍被党派攻升旗山国席，意味着他与首席部长“无缘”，但为“安抚”谢宽泰，党又重蹈许岳金当年的覆辙，献议由谢宽泰之弟谢隆泰出任丹绒武雅州席候选人。既是手足情深，谢宽泰只得勉为其难地接受，但它对谢氏兄弟来说不是“美妙”的安排。
不知是否有许岳金前车之鉴，谢宽泰不想等下一屈与其弟交换席位，而是在提名前夕仍力争在丹绒武雅出征，自然希望能接许子根的班，毕竟兄弟自家人好商量。可惜又通不过党这一关。因此民政有了兄弟同时上阵的故事。
（五） 巧合的是，行动党的林冠英“相中”阿逸布爹州席，原本的候选人郑雨舟也为了顺应“候任首席部长”而临阵奉命来到丹绒武雅挑战谢隆泰。如果林冠英选择丹绒武雅州席，则今天丹绒武雅的人民也会说，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是天生的首席部长的“龙地”。
不过，一切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谁会料到丹绒武雅也因之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光环”？似乎是风水轮流转。但谁又敢否定将来不会再上演“潜龙上天”这一幕？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 《南洋商报》）
17.8.08
评巫统与回教党的互动
当下最热门的一项课题是巫统与回教党的互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单从族群与宗教的共性来看，两党之间存有一定的共识，有了合作的条件和基础。但如果从历史和政治斗争来看，两党的合作条件既脆弱又不现实。尽管两党领袖在大选过后有过会面，但仍然未能推心置腹，拟出治国大计。总是拿1972年到1977年的合作当成先例来肯定即便不能合并，合作是可行的。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巫统比较积极地朝此方向推进，因为它相信两者之间不存在种族和宗教的冲突。反之，回教党在合作的事项上则不断地添加苛刻条件，包括两党解散，另组新党；合并后施行回教断肢法等等。
这之中存在一个十分吊诡的争议：双方都没有关起大门，但提出的策略却是南辕北辙的。一个要恢复70年代的合作；一个要求全新的合作，只往前看。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难被其中一方接受，而且也乖离了它们所归属的集团的指导方向。如果它们各自抽离本身的集团，单只追求单一种族的结合，那是对本身承诺的一种“背叛”。因此我们认为巫统和回教党之间不可能追求一种乌托邦的梦想，而抛离了政治的现实。由此来看，巫统与回教党的会面和会谈，仅是止于言而难于行，个中理由，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又不愿撕破脸皮，因为双方都希望在接触的过程中取得政治筹码。
尽管如此，我们还得严肃看待这两个重要政党的政治取向，因为它们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线。对此我们有必要剖释这两个政党的政治议程，以便窥见它们的“内心世界”。
就巫统来说，它是当下历史最悠久的老牌政党。从1957年起，就主导我国的政治格局。虽然在1969年大选时受过挫折，但在爆发 “513”事件后，它又成功地整合其政治力量；尤其是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地巩固了巫统的执政优势。经济政治化也好，或政治经济化也好，巫统已是一支独秀，在我国形成集“政经党”于一炉的政治实体。三者之间的不可分划的关系建构了一个强势的巫统。
就回教党而言，尽管它曾于1972年被感召组织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但它无法与巫统相提并论，充其量只不过是国阵中的一个成员党，地位比民政党好一些，比巫统差得远，最终还落得被开除出国阵而被孤立的命运。当1977年两党的蜜月期结束后，自1978年起，回教党尝到了失败又失败的噩运，直到1990年才又在吉兰丹重新探出头来。间中的12年的失落让回教党刻骨铭心，极不愿意回顾历史，重温痛苦的旧梦。反而借机开出苛刻的条件，要巫统知难而退。这也间接证明了目前不存在马来民族和宗教危机，只有政治权力的斗争。所牵涉的也不是种族利益冲突，而是马来领袖在争出位。
因此与其说是回教党的聂阿兹向巫统发出挑战，不如说是聂阿兹在考验巫统如何面向多元种族社会既有的“社会契约”和所谓的“国阵精神”。
另一方面，回教党也因安华效应，势力得以膨胀和坐大，且在2008年大选成为最大赢家，首次走入城市，成为人民联盟一员。即便不感恩戴德，也会有饮水思源之情。回教党人因之也就不能藉政党有自由权，向对方开出不利于民联的建议。同样的，巫统如果只因要堵安华东山再起或切断行动党在朝之路而让政坛再来一个大震荡，那也不必要向外吸取灵感，而是应该回到国阵精神寻求治国方略。
我们同意，每个政党都有其既定的政治议程，但更要有全民共治的意识和责任，任何走单元路线都是自我设陷和不可取的。
就此而言，我的结论是：不论是巫统或回教党，应尽速停止这场没有必要和不能开花结果的政治游戏。它既不符合全民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彼此应各就各位，回到国阵和民联内探讨民生的大问题。既然它们都有各自的阵营，都应尊重其它成员党的感受。这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它们都应该共同承担成功或失败，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结盟的基本道德准绳，否则会自乱阵脚，迷失方向。
因此，我们支持与认同哈迪阿旺的干脆利落的不合作也不结盟的声明，但也留有余地的不反对“对话”。这不但让巫统和回教党各自释怀，也让全国人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原载于2008年8月17日 《南洋商报》）
如果单从族群与宗教的共性来看，两党之间存有一定的共识，有了合作的条件和基础。但如果从历史和政治斗争来看，两党的合作条件既脆弱又不现实。尽管两党领袖在大选过后有过会面，但仍然未能推心置腹，拟出治国大计。总是拿1972年到1977年的合作当成先例来肯定即便不能合并，合作是可行的。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巫统比较积极地朝此方向推进，因为它相信两者之间不存在种族和宗教的冲突。反之，回教党在合作的事项上则不断地添加苛刻条件，包括两党解散，另组新党；合并后施行回教断肢法等等。
这之中存在一个十分吊诡的争议：双方都没有关起大门，但提出的策略却是南辕北辙的。一个要恢复70年代的合作；一个要求全新的合作，只往前看。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难被其中一方接受，而且也乖离了它们所归属的集团的指导方向。如果它们各自抽离本身的集团，单只追求单一种族的结合，那是对本身承诺的一种“背叛”。因此我们认为巫统和回教党之间不可能追求一种乌托邦的梦想，而抛离了政治的现实。由此来看，巫统与回教党的会面和会谈，仅是止于言而难于行，个中理由，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又不愿撕破脸皮，因为双方都希望在接触的过程中取得政治筹码。
尽管如此，我们还得严肃看待这两个重要政党的政治取向，因为它们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线。对此我们有必要剖释这两个政党的政治议程，以便窥见它们的“内心世界”。
就巫统来说，它是当下历史最悠久的老牌政党。从1957年起，就主导我国的政治格局。虽然在1969年大选时受过挫折，但在爆发 “513”事件后，它又成功地整合其政治力量；尤其是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地巩固了巫统的执政优势。经济政治化也好，或政治经济化也好，巫统已是一支独秀，在我国形成集“政经党”于一炉的政治实体。三者之间的不可分划的关系建构了一个强势的巫统。
就回教党而言，尽管它曾于1972年被感召组织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但它无法与巫统相提并论，充其量只不过是国阵中的一个成员党，地位比民政党好一些，比巫统差得远，最终还落得被开除出国阵而被孤立的命运。当1977年两党的蜜月期结束后，自1978年起，回教党尝到了失败又失败的噩运，直到1990年才又在吉兰丹重新探出头来。间中的12年的失落让回教党刻骨铭心，极不愿意回顾历史，重温痛苦的旧梦。反而借机开出苛刻的条件，要巫统知难而退。这也间接证明了目前不存在马来民族和宗教危机，只有政治权力的斗争。所牵涉的也不是种族利益冲突，而是马来领袖在争出位。
因此与其说是回教党的聂阿兹向巫统发出挑战，不如说是聂阿兹在考验巫统如何面向多元种族社会既有的“社会契约”和所谓的“国阵精神”。
另一方面，回教党也因安华效应，势力得以膨胀和坐大，且在2008年大选成为最大赢家，首次走入城市，成为人民联盟一员。即便不感恩戴德，也会有饮水思源之情。回教党人因之也就不能藉政党有自由权，向对方开出不利于民联的建议。同样的，巫统如果只因要堵安华东山再起或切断行动党在朝之路而让政坛再来一个大震荡，那也不必要向外吸取灵感，而是应该回到国阵精神寻求治国方略。
我们同意，每个政党都有其既定的政治议程，但更要有全民共治的意识和责任，任何走单元路线都是自我设陷和不可取的。
就此而言，我的结论是：不论是巫统或回教党，应尽速停止这场没有必要和不能开花结果的政治游戏。它既不符合全民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彼此应各就各位，回到国阵和民联内探讨民生的大问题。既然它们都有各自的阵营，都应尊重其它成员党的感受。这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它们都应该共同承担成功或失败，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结盟的基本道德准绳，否则会自乱阵脚，迷失方向。
因此，我们支持与认同哈迪阿旺的干脆利落的不合作也不结盟的声明，但也留有余地的不反对“对话”。这不但让巫统和回教党各自释怀，也让全国人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原载于2008年8月17日 《南洋商报》）
13.8.08
巫回互动衍生的隐忧与可能性结果
评论者：亦凡——永达
读毕谢诗坚前辈的佳作“评巫回互动”后，感触良多，也想抛砖引玉，浅评巫回互动衍生的隐忧及预测可能性的结果。
虽然谢前辈觉得巫回合并是一个“没有必要和不能开花结果的政治游戏”，但我们却不能断然排除它有朝一日梦想成真的可能性。这盖因政治本是可能的艺术。在政治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就如308大选前，很多时评家都没预料到第十三届的大选成绩会是如此震撼的。更何况，巫统与回教党本是同根生，更曾经是同一个执政联盟并肩作战的同志。回教党是由当初一批不满巫统采取民族斗争路线而不走回教路线的巫统宗教局领袖另起火炉创立。回教党曾在1972-1977年接受前巫统主席敦拉萨感召短暂加入联盟创立国阵。虽然记忆惨痛，前车可鉴，回教党固然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但也不能否决回教党不计前嫌，再次与巫统携手再战江湖的可能性。君不见，近来不断传出巫统与回教党原来在308大选后不止一次背着各自的盟友 暗自磋商种种成立与分享政权的政治交易，足可见巫回互动的隐忧是实在的。
巫回互动进而可能的合并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巫统通过旗下的报章打出了成立一个马来族大团结的马来轴心政权。在联邦政权，巫统献议让出副首相及多个部长职位予回教党， 并建议与回教党在雪州与霹雳成立联合政府，取代现有的民联政府。这样一来，整个马来半岛出了槟城以外，都会落入巫统及回教党个别控制或联合执政的手里。 什么是马来轴心政权呢？就是由马来族主导，马来族占绝大多数的执政政权。在这样的马来轴心政权里，他族的地位如何呢？其他非马来议员又如何安身置命呢？或许我们可从前巫统霹雳州州务大臣的谈话中看出些许端尔。巫统建议与回教党在8月31日前联盟携手推翻现有由民主行动党主导的民联政府。 献议中，州务大臣依然由回教党人出任，10位行政议员则由巫统及回教党瓜分。至于，州议会议长就由友族议员出任。这友族议员很可能就是马华唯一的霹雳州议员， 也是现有国阵唯一的非马来族议员。当然，这前提是，马华没有退出由巫统与回教党成立的新政治联盟。如依照此模式，非马来族议员将沦为没有实权的门面粉饰工具，呈现一个百分百马来人在朝，华人印度人在野的局面，变成以往朝野族群分立的加强版。 非马来人的前途在这马来轴心政权的前景甚虞， 种族政治益加猖狂，对刚露曙光的去种族化政治是一记沉重的打击。由此可见，巫回互动的隐忧断不能掉予轻心。
回教党虽然在308大选按下回教国议程不谈，改为扛起福利国的旗帜。但大选后， 回教党故态复萌，尝试在所执政的吉打州实行类似吉兰丹的回教模式。其青年团更多次打着维护回教的旗帜反对各类他们狭义地认为败坏风俗的西洋流行音乐演唱会表演等等，无视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架构。回教党显然忽视回教党在大选大有斩获， 是因为人民（多数温和城市回教徒及非回教徒）支持它的福利国抑或讨厌国阵，而非因为支持它的回教国议程。回教党对回教国的念念不忘，始终是民联的隐忧。回教党与巫统联盟，正好可让人民公正党或民联不再眷顾伙伴关系，一劳永逸竞选原属于回教党的选区，把回教党打回原形。相信人民公正党可轻易在城市地区、中南马以至吉打等， 获取不满巫统执政的温和回教徒及华印人的支持，打得回教党不得不退据吉兰丹、丁加奴等北方一隅。
巫回新政治联盟执政联邦与州政府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阵里的巫统盟党如何看待巫回联盟。国阵里的巫统盟友有可能大多数留在新的政治联盟（姑且谓之新国阵）里附属巫回两党，也有可能大多数集体退出国阵，加入民联成立多元种族政权（姑且谓之新民联）以对抗巫回的马来轴心政权。巫统自个儿控制79位议员及数百个州议员。回教党则有23位国会议员。 虽然在民联三党里净添末座，但回教党的州议员数目却冠于两党之上。第一种可能性，国阵其他成员党各就各位，支持巫回政权，马来轴心政权成立。第二种可能性，大多数成员党退出新国阵。 巫回两党大约102位国会议席虽不足于单独执政联邦，但巫回必有办法拉拢至少10位其他友党议员加入， 筹足最低数目的112位议员也不是无可能的。因此， 两种可能性里，巫回都有可能联合执政联邦。至于州政府，除了槟城及砂捞越， 基于选区划分的不公，巫回两党所控制的马来议席基本上足以控制其他11州的执政权。
当然，也有第三种可能性。巫回联盟， 大多数国阵友党离弃巫回两党，加入新民联。新民联取得足够国会议席，执政联邦。再加上如公正党要员说预估的大约半数的巫回两党国州议员倒戈相向， 离弃巫回加入新民联，多州政权也会落入新民联手中。巫回两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沦为弱势反对党。但是，如果情况如此，局势将蛮混乱，最高元首很大可能御准闪电大选，让人民对最新时势重新估计选择，也让两个新政治联盟一决雌雄。此局面也会加速公正党、行动党、民政党、砂沙等多元种族政党的合并， 与对抗单一种族/单一宗教政党。新民联将全面竞选原属于巫统与回教党的选区。闪电大选的结果很大 程度上有赖于马来同胞选择多元政治路线抑或本族的马来轴心政权。但乐观预料，非巫人选票肯定大多数倾向支持走多元路线的新民联，巫人选票将一分为二。 结局将是新民联成立新政府。
因此，如果巫回联盟成真，对马来西亚来说，这将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读毕谢诗坚前辈的佳作“评巫回互动”后，感触良多，也想抛砖引玉，浅评巫回互动衍生的隐忧及预测可能性的结果。
虽然谢前辈觉得巫回合并是一个“没有必要和不能开花结果的政治游戏”，但我们却不能断然排除它有朝一日梦想成真的可能性。这盖因政治本是可能的艺术。在政治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就如308大选前，很多时评家都没预料到第十三届的大选成绩会是如此震撼的。更何况，巫统与回教党本是同根生，更曾经是同一个执政联盟并肩作战的同志。回教党是由当初一批不满巫统采取民族斗争路线而不走回教路线的巫统宗教局领袖另起火炉创立。回教党曾在1972-1977年接受前巫统主席敦拉萨感召短暂加入联盟创立国阵。虽然记忆惨痛，前车可鉴，回教党固然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但也不能否决回教党不计前嫌，再次与巫统携手再战江湖的可能性。君不见，近来不断传出巫统与回教党原来在308大选后不止一次背着各自的盟友 暗自磋商种种成立与分享政权的政治交易，足可见巫回互动的隐忧是实在的。
巫回互动进而可能的合并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巫统通过旗下的报章打出了成立一个马来族大团结的马来轴心政权。在联邦政权，巫统献议让出副首相及多个部长职位予回教党， 并建议与回教党在雪州与霹雳成立联合政府，取代现有的民联政府。这样一来，整个马来半岛出了槟城以外，都会落入巫统及回教党个别控制或联合执政的手里。 什么是马来轴心政权呢？就是由马来族主导，马来族占绝大多数的执政政权。在这样的马来轴心政权里，他族的地位如何呢？其他非马来议员又如何安身置命呢？或许我们可从前巫统霹雳州州务大臣的谈话中看出些许端尔。巫统建议与回教党在8月31日前联盟携手推翻现有由民主行动党主导的民联政府。 献议中，州务大臣依然由回教党人出任，10位行政议员则由巫统及回教党瓜分。至于，州议会议长就由友族议员出任。这友族议员很可能就是马华唯一的霹雳州议员， 也是现有国阵唯一的非马来族议员。当然，这前提是，马华没有退出由巫统与回教党成立的新政治联盟。如依照此模式，非马来族议员将沦为没有实权的门面粉饰工具，呈现一个百分百马来人在朝，华人印度人在野的局面，变成以往朝野族群分立的加强版。 非马来人的前途在这马来轴心政权的前景甚虞， 种族政治益加猖狂，对刚露曙光的去种族化政治是一记沉重的打击。由此可见，巫回互动的隐忧断不能掉予轻心。
回教党虽然在308大选按下回教国议程不谈，改为扛起福利国的旗帜。但大选后， 回教党故态复萌，尝试在所执政的吉打州实行类似吉兰丹的回教模式。其青年团更多次打着维护回教的旗帜反对各类他们狭义地认为败坏风俗的西洋流行音乐演唱会表演等等，无视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架构。回教党显然忽视回教党在大选大有斩获， 是因为人民（多数温和城市回教徒及非回教徒）支持它的福利国抑或讨厌国阵，而非因为支持它的回教国议程。回教党对回教国的念念不忘，始终是民联的隐忧。回教党与巫统联盟，正好可让人民公正党或民联不再眷顾伙伴关系，一劳永逸竞选原属于回教党的选区，把回教党打回原形。相信人民公正党可轻易在城市地区、中南马以至吉打等， 获取不满巫统执政的温和回教徒及华印人的支持，打得回教党不得不退据吉兰丹、丁加奴等北方一隅。
巫回新政治联盟执政联邦与州政府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阵里的巫统盟党如何看待巫回联盟。国阵里的巫统盟友有可能大多数留在新的政治联盟（姑且谓之新国阵）里附属巫回两党，也有可能大多数集体退出国阵，加入民联成立多元种族政权（姑且谓之新民联）以对抗巫回的马来轴心政权。巫统自个儿控制79位议员及数百个州议员。回教党则有23位国会议员。 虽然在民联三党里净添末座，但回教党的州议员数目却冠于两党之上。第一种可能性，国阵其他成员党各就各位，支持巫回政权，马来轴心政权成立。第二种可能性，大多数成员党退出新国阵。 巫回两党大约102位国会议席虽不足于单独执政联邦，但巫回必有办法拉拢至少10位其他友党议员加入， 筹足最低数目的112位议员也不是无可能的。因此， 两种可能性里，巫回都有可能联合执政联邦。至于州政府，除了槟城及砂捞越， 基于选区划分的不公，巫回两党所控制的马来议席基本上足以控制其他11州的执政权。
当然，也有第三种可能性。巫回联盟， 大多数国阵友党离弃巫回两党，加入新民联。新民联取得足够国会议席，执政联邦。再加上如公正党要员说预估的大约半数的巫回两党国州议员倒戈相向， 离弃巫回加入新民联，多州政权也会落入新民联手中。巫回两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沦为弱势反对党。但是，如果情况如此，局势将蛮混乱，最高元首很大可能御准闪电大选，让人民对最新时势重新估计选择，也让两个新政治联盟一决雌雄。此局面也会加速公正党、行动党、民政党、砂沙等多元种族政党的合并， 与对抗单一种族/单一宗教政党。新民联将全面竞选原属于巫统与回教党的选区。闪电大选的结果很大 程度上有赖于马来同胞选择多元政治路线抑或本族的马来轴心政权。但乐观预料，非巫人选票肯定大多数倾向支持走多元路线的新民联，巫人选票将一分为二。 结局将是新民联成立新政府。
因此，如果巫回联盟成真，对马来西亚来说，这将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12.8.08
安华的人生四部曲─叛逆、复兴、改革、抗争
如果没有发生1998年跌马事件，今天的安华已是我国的第五任首相。
如果没有被马哈迪扳倒，安华不会另创公正党与巫统展开殊死战。
当然如果没有因为法令所限，安华已在2008年的大选成为国会议员，就不需要有近日的补选。
还有如果没有308大选的政治海啸，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不会如此的迅速转变。
因为有太多的如果，所以才有今天的结果。所有的这一切，都与一个人的政治命运休戚相关。他就是天天在制造神话的安华依布拉欣。
为什么安华的故事讲不完，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叛逆”者，身上流着一股热血，在任何时候都是逆流而上。也因为这样，在他踏足政治之前，他已经在政治的边缘游动，在有意和无意中卷入了政治。
我们不妨分开四个阶段来演绎安华依布拉欣。
(一) 学生时代的叛逆者
出生于1947年8月10日的安华依布拉欣，老家就在大山脚。父母亲虽然介入巫统政治活动，但未曾在政坛闪耀，只属于一般的中坚份子。例如其父亲哈芝依布拉欣最高官拜卫生部政务次长（威中的国会议员）；而其母亲则是当地的巫统妇女组地方领袖。其哥哥拉尼依布拉欣则是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主席，在巫统内是活跃份子。
可以这么说，安华出身在巫统的家庭。他的成功也是与父母亲及哥哥的协助竞选（1982年在峇东埔初试啼声）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他们的落力，不会有后来的安华。
1967年安华进入马来亚大学，攻读马来文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卷入了学运而成为一方领袖。翌年，他出任马大马来语文学会主席及马来西亚回教学生会主席。
1969年“513”事件后，安华开始思考用宗教来重整社会。他和马哈迪一样，反对东姑阿都拉曼没有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也忽略马来人的教育。
就这样，安华视马哈迪为其导师，把后者当成新兴力量的代表。当马哈迪得罪东姑被开除出巫统时，安华站在马哈迪这边支持他的改革运动；当马哈迪出版《马来人的困境》一书被东姑查禁时，也是安华一马当先，不理禁令，公开地摇动这本著作为马哈迪造势（安华的举动有些像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林彪为毛泽东造势而摇动《毛语录》一样，成为一时的经典）。
安华的叛逆性格，可以从以下的一则小故事窥见：
1971年时，安华的父亲带领安华参加当时的首相敦拉萨的生日宴，敦拉萨向安华的父亲献议在安华于马大毕业后，送他到外国接受法律教育，以便将来成为国家未来领袖。
安华婉拒敦拉萨的好意，他也同时不接受加入巫统，宁可成为不受政党控制的一名回教前进份子。
不过，安华在当年，并没有拒绝敦拉萨献议他代表马来西亚参加由联合国召开的国际青年大会。翌年，他出任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的领袖，成为联合国青年团体的顾问团成员（见Victor Morais著《Anwar Ibrahim》，页3-4）。
敦拉萨之所以重视安华，是因为这位年青人在1971年8月6日发起组织回教青年运动（Abim）。虽然这个组织延至1974年才正式获准注册，但安华在成立之后，便发展成一个不可忽视的队伍。通过这个组织，安华也向教育領域进军，为贫穷的马来学生提供免费教育。
安华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在推广教育底下，也带动更多更多年青人加入他的Abim，共同推动回教复兴。逐渐地安华建立了他的个人地位，成为回教青年的偶像。
1974年，安华凭其影响力，加入马大学生在华玲展开的反饥饿示威游行，导致政府采取断然行动，援引内安令（ISA）拘捕安华达两年之久。直到1976年9月才被无条件释放（有趣的是，他是在敦拉萨当政时被扣留，一年之后，他不接受有条件释放，因此等到胡先翁在1976年当上首相时才获释。这个时候，他的偶像马哈迪已官拜副首相。马哈迪是在1971年重返巫统，且在1974年大选后出任教育部长；更在1976年被挑中成为副首相）。这也是安华第一次坐牢，对他日后的磨炼，无弗屆远。
恢复自由的安华，仍然没有向马哈迪寻求官职，而是重新领导他的Abim组织。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各方面与政府格格不入。例如在1979年的大会上，通过的议案包括讉責和反对贪污、滥权、及内安令等，给政府带来一定的压力。
1980年，安华在抗争的运动中与其夫人旺阿兹莎结婚。这一对恩爱夫妻不离不弃；尤其是在安华出事后，更见旺阿兹莎从幕后走向台前，为安华站台。她的坚持与执着，赢得了无数的喝采，也为安华保住了烈火莫熄这一盏灯。
(二) 把回教复兴引入政治斗争
1981是安华人生的转捩点，也就是他的第二阶段思想的提升。这一年他被新上任的首相马哈迪感召，加入巫统。没有一片片的掌声，元老心存芥蒂注视他的到来；回教党则有所失落冷眼旁观（因为它拉拢安华参与领导未达共识）。但他有Abim组织作为后盾；有他的家庭成员（俱是巫统中的骨干份子）的祝福。
就这样安华成为马哈迪手中的一张“王牌”，日后在巫统内不断地彰显，马哈迪之所以倚重安华是因为后者是一个拥有5万名会员的Abim的首领。这一股力量正是马哈迪推动政改所不可或缺的。
为了证明安华的影响力胜过回教党，马哈迪在1982年大选时刻意安排安华在峇东埔出阵，以从回教党手中夺得此席。一来是要考验安华有多大的魅力；二来是要堵住元老之口，不认为马哈迪意气用事，让一位年轻人越级而上。
安华也不负所望，他漂亮胜出。于是有了马哈迪与安华合作乃至结盟的故事，马哈迪也顺此开展他的政府行政回教化运动。马哈迪认为回教的价值导入行政中，会带来一定的改革。安华也就沿着这一条道路把回教的元素注入其中。他们的一唱一和，使到回教化运动顺利地伸入政府的每一个角落。
不过，马哈迪与安华一样，他们推动的是回教复兴的价值，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灵活地让马来西亚自我体现自身的模式，逐步地脱离土耳其的格局（从拿督翁、东姑、敦拉萨到胡先翁，都以土耳其的模式治国。巧合的是拿督翁与胡先翁父子都具有土耳其后裔的血统），转向一个以中东国家作为比较的建国方略。
这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牵动马来西亚的回教复兴运动，那就是1979年的伊朗宗教革命成功，推翻了巴列维封建王朝，被视为什叶派的骄傲，但也鼓舞逊尼派的回教徒从中看到回教复兴与改革的曙光。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逊尼派占大多数的国家，自然也从中得到灵感。因此我们在80年代看到马哈迪与安华的联手，成功地使到回教复兴运动走向改革之路。它不但与中东国家搞好关系，也与西方国家有更大的往来。换句话说，在物质上引进西方的科技和其民主政治；在精神上则提升回教在东方的价值，用以逐步取代根深蒂固的西方思想。两者间既调和又冲击，也擦出了火花。马哈迪在后来的抨击西方霸权文化及安华努力用东方价值凌驾西方文化，就是希望马来西亚成为回教国家中一个进步的模式与典范。当然他们因为将宗教价值当成普世价值观，难免在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社会中产生新的冲击，以致一些行政措施出现偏差和失调。
(三) 回教化运动转成亚洲复兴
进入90年代，马哈迪与安华的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反映在在政治层面上，安华的势力不断扩大，乃在1993年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进而被委任为副首相。只在短短的10年间，安华已是马哈迪时代呼之欲出的接班人。这样的变化和加诸在马哈迪身上的压力是后者所不能接受的。
从那一刻起，马哈迪开始反击，最直接的是在1996年的党选中，马哈迪成功地拆散安华组建的“宏愿队伍”（其核心人物除安华外，另外三人是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未泰益。阿都拉不属于安华阵营，在1993年党选中，被安华的“宏愿队伍”挤出副主席职）。
这一年阿都拉在马哈迪的祝福下，又成功地中选副主席。“宏愿队伍”中的慕尤丁落马，表面上看来无伤大雅，实则安华的风光的背后已是危机四伏（也因为阿都拉重入权力核心，得以在1998年取代安华之位成为副首相）。
尽管安华在90年代开始与马哈迪有心照不宣的矛盾，但彼此都没有表露出来。此时的安华在思想上又有了新的转变，他在周游列国后，得出的经验是：与其侧重和强调宗教的复兴，不如将之演化成普世的“亚洲的复兴”。
这可以从安华在1997年初推出其著作《The Asian Renaissance》得以窥见。这本著作集合了安华在90 年代的言论，转化成一种新的指导思想。
（在马来西亚的首相中，出书立论的除了东姑与马哈迪外，下来就是安华了。但最多产和最著作等身的非马哈迪莫属，而安华被人关注的不是其言论，而是其政治斗争的波涛起伏）。
在意识到亚洲已在经济上崛起的当儿，安华不忘点出馬來西亞的多元实体，反映在种族、文化和信仰的多元性。因此他認為不應讓任何一个特别群体或部份感觉到被疏离，被剥夺或被压制。他說，新的世界秩序必须根植于对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现实的基础上，（见Anwar Ibrahim 《The Asian Renaissance》，页24及137）。
在这方面，安华也指出，他在1995年时，促成回儒对话的开展。他的用意是通过交流来了解和加强东方的价值观。
如果说安华在80年代热衷于使回教复兴，那么到了90年代他已将回教融入东方文化中，进而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的化解。此时的安华正以国际视野对治国的方略提出他的观点。他在书中特别感谢马哈迪的宽容，提供空间，让他能够融汇他的思想。
(四) 从复兴到改革抗争
虽然安华与马哈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安华的整个“复兴”的梦想宣告破灭。马哈迪采取了断然的行动革除安华一切的党官职，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也从高峰跌进“黑洞”。这一下子，安华的人生又告转型，他开始意识到单靠“复兴”是不可能完成他的政治旅程，唯有采取较大胆的改革思路才能使他的理想得以“解放”。于是一场“烈火莫熄”运动（改革运动）就在峇东埔轰轰烈烈地展开。因而有了所谓安华的《峇东埔宣言》的出笼。这份宣言与不久后的《吉隆坡宣言》联在一起，成了安华向马哈迪“宣战”的出师表。强烈改革之心，也就在安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
当时由于心理上没有周详的准备，安华终于面对严峻的法律约束，他被拘捕而不能保释；他被提控而成为国际焦点。政治斗争的舞台已从街头示威转向法庭。这一回合的斗争，安华暂屈下风。
但他所点起的“烈火莫熄”火焰却在1999年的大选中燃烧起来，最大的得益者是回教党。可惜回教党后来走得太快，不能理解和消化安华的思想已有新的方向，那就是他要落实在《亚洲的复兴》一书中所揭示的建立一个公平与合理的制度来缓和种族间的偏差与矛盾。而回教党又一味地相信宗教治国的理念是行得通的，偏离了安华在90年代所强化的多元思维。
2004年大选，反对党在挨打声中面临了一场严峻的挑战，不仅回教党势力衰退，就连公正党也几乎被“夷为平地”。究其因是安华的新的斗争思维未能被人民所理解，也未被反对党洞悉其利害关系。
直到2004年大选后，安华获得自由，才有机会向回教党晓以大义，得以把回教党的宗教路线扭转过来。这个过程是漫长与艰辛的，安华必须费了3年有余的时间说服回教党不再打宗教牌，改以更广阔的亚洲视野看待国内的政治斗争。就这样，回教党改打“福利国”牌也使到这个政党在2008年的308大选第一次走进城市，竟能起而在霹州执政；更在雪州参与联合政府。如此的巨大的转变也说明了安华个人的魅力足以影响回教党的走向。
308的大选，是安华翻身的第一场硬仗，结果证明他的改革路程获得了接受。不仅行动党从中受惠，而且公正党也真正地跃居反对党之首。
当然安华的改革之路是要拿下布城，为他的梦想的实现打下基石，但这条路充满荆棘，也陷阱处处，搞不好就“粉身碎骨”，搞得当就是“陈桥兵变”的重演。对此安华和所有的反对党人也应该感激旺阿兹莎在过去10年的坚守岗位，为安华苦苦地支撑着。没有她的坚持，安华不会有今天的翻身机会。
从2006年安华结束在美国讲学起，他就不再以宗教为名打政治牌。即便如此，安华的回教形象（一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庸回教领袖的地位则从来没有被改变过。他恢复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意味着他要把马来西亚拉回拿督翁的路线；他与沙地阿拉伯保持传统关系，那就因为沙地阿拉伯是逊尼派的大本营和朝圣之地。
相对来说，安华起了平衡作用。但更大的程度是安华正在使其“亚洲的复兴”之路能在马来西亚开花结果。
正因为这样，安华决定参加峇东埔补选。虽然成败在此一役，但他若不再跨出这一步，整个“人民联盟”将因内部的问题而出现失调，而人民对安华的激情也会大大也降温。
如果没有意外，安华将写意胜出，但胜利之后，又会有什么变化，尚得拭目以待。
总之，进入第四个阶段人生的安华，是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就要看安华如何再造神话了！
（原载于2008年8月11日《号外周报》 第388期）
如果没有被马哈迪扳倒，安华不会另创公正党与巫统展开殊死战。
当然如果没有因为法令所限，安华已在2008年的大选成为国会议员，就不需要有近日的补选。
还有如果没有308大选的政治海啸，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不会如此的迅速转变。
因为有太多的如果，所以才有今天的结果。所有的这一切，都与一个人的政治命运休戚相关。他就是天天在制造神话的安华依布拉欣。
为什么安华的故事讲不完，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叛逆”者，身上流着一股热血，在任何时候都是逆流而上。也因为这样，在他踏足政治之前，他已经在政治的边缘游动，在有意和无意中卷入了政治。
我们不妨分开四个阶段来演绎安华依布拉欣。
(一) 学生时代的叛逆者
出生于1947年8月10日的安华依布拉欣，老家就在大山脚。父母亲虽然介入巫统政治活动，但未曾在政坛闪耀，只属于一般的中坚份子。例如其父亲哈芝依布拉欣最高官拜卫生部政务次长（威中的国会议员）；而其母亲则是当地的巫统妇女组地方领袖。其哥哥拉尼依布拉欣则是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主席，在巫统内是活跃份子。
可以这么说，安华出身在巫统的家庭。他的成功也是与父母亲及哥哥的协助竞选（1982年在峇东埔初试啼声）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他们的落力，不会有后来的安华。
1967年安华进入马来亚大学，攻读马来文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卷入了学运而成为一方领袖。翌年，他出任马大马来语文学会主席及马来西亚回教学生会主席。
1969年“513”事件后，安华开始思考用宗教来重整社会。他和马哈迪一样，反对东姑阿都拉曼没有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也忽略马来人的教育。
就这样，安华视马哈迪为其导师，把后者当成新兴力量的代表。当马哈迪得罪东姑被开除出巫统时，安华站在马哈迪这边支持他的改革运动；当马哈迪出版《马来人的困境》一书被东姑查禁时，也是安华一马当先，不理禁令，公开地摇动这本著作为马哈迪造势（安华的举动有些像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林彪为毛泽东造势而摇动《毛语录》一样，成为一时的经典）。
安华的叛逆性格，可以从以下的一则小故事窥见：
1971年时，安华的父亲带领安华参加当时的首相敦拉萨的生日宴，敦拉萨向安华的父亲献议在安华于马大毕业后，送他到外国接受法律教育，以便将来成为国家未来领袖。
安华婉拒敦拉萨的好意，他也同时不接受加入巫统，宁可成为不受政党控制的一名回教前进份子。
不过，安华在当年，并没有拒绝敦拉萨献议他代表马来西亚参加由联合国召开的国际青年大会。翌年，他出任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的领袖，成为联合国青年团体的顾问团成员（见Victor Morais著《Anwar Ibrahim》，页3-4）。
敦拉萨之所以重视安华，是因为这位年青人在1971年8月6日发起组织回教青年运动（Abim）。虽然这个组织延至1974年才正式获准注册，但安华在成立之后，便发展成一个不可忽视的队伍。通过这个组织，安华也向教育領域进军，为贫穷的马来学生提供免费教育。
安华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在推广教育底下，也带动更多更多年青人加入他的Abim，共同推动回教复兴。逐渐地安华建立了他的个人地位，成为回教青年的偶像。
1974年，安华凭其影响力，加入马大学生在华玲展开的反饥饿示威游行，导致政府采取断然行动，援引内安令（ISA）拘捕安华达两年之久。直到1976年9月才被无条件释放（有趣的是，他是在敦拉萨当政时被扣留，一年之后，他不接受有条件释放，因此等到胡先翁在1976年当上首相时才获释。这个时候，他的偶像马哈迪已官拜副首相。马哈迪是在1971年重返巫统，且在1974年大选后出任教育部长；更在1976年被挑中成为副首相）。这也是安华第一次坐牢，对他日后的磨炼，无弗屆远。
恢复自由的安华，仍然没有向马哈迪寻求官职，而是重新领导他的Abim组织。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各方面与政府格格不入。例如在1979年的大会上，通过的议案包括讉責和反对贪污、滥权、及内安令等，给政府带来一定的压力。
1980年，安华在抗争的运动中与其夫人旺阿兹莎结婚。这一对恩爱夫妻不离不弃；尤其是在安华出事后，更见旺阿兹莎从幕后走向台前，为安华站台。她的坚持与执着，赢得了无数的喝采，也为安华保住了烈火莫熄这一盏灯。
(二) 把回教复兴引入政治斗争
1981是安华人生的转捩点，也就是他的第二阶段思想的提升。这一年他被新上任的首相马哈迪感召，加入巫统。没有一片片的掌声，元老心存芥蒂注视他的到来；回教党则有所失落冷眼旁观（因为它拉拢安华参与领导未达共识）。但他有Abim组织作为后盾；有他的家庭成员（俱是巫统中的骨干份子）的祝福。
就这样安华成为马哈迪手中的一张“王牌”，日后在巫统内不断地彰显，马哈迪之所以倚重安华是因为后者是一个拥有5万名会员的Abim的首领。这一股力量正是马哈迪推动政改所不可或缺的。
为了证明安华的影响力胜过回教党，马哈迪在1982年大选时刻意安排安华在峇东埔出阵，以从回教党手中夺得此席。一来是要考验安华有多大的魅力；二来是要堵住元老之口，不认为马哈迪意气用事，让一位年轻人越级而上。
安华也不负所望，他漂亮胜出。于是有了马哈迪与安华合作乃至结盟的故事，马哈迪也顺此开展他的政府行政回教化运动。马哈迪认为回教的价值导入行政中，会带来一定的改革。安华也就沿着这一条道路把回教的元素注入其中。他们的一唱一和，使到回教化运动顺利地伸入政府的每一个角落。
不过，马哈迪与安华一样，他们推动的是回教复兴的价值，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灵活地让马来西亚自我体现自身的模式，逐步地脱离土耳其的格局（从拿督翁、东姑、敦拉萨到胡先翁，都以土耳其的模式治国。巧合的是拿督翁与胡先翁父子都具有土耳其后裔的血统），转向一个以中东国家作为比较的建国方略。
这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牵动马来西亚的回教复兴运动，那就是1979年的伊朗宗教革命成功，推翻了巴列维封建王朝，被视为什叶派的骄傲，但也鼓舞逊尼派的回教徒从中看到回教复兴与改革的曙光。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逊尼派占大多数的国家，自然也从中得到灵感。因此我们在80年代看到马哈迪与安华的联手，成功地使到回教复兴运动走向改革之路。它不但与中东国家搞好关系，也与西方国家有更大的往来。换句话说，在物质上引进西方的科技和其民主政治；在精神上则提升回教在东方的价值，用以逐步取代根深蒂固的西方思想。两者间既调和又冲击，也擦出了火花。马哈迪在后来的抨击西方霸权文化及安华努力用东方价值凌驾西方文化，就是希望马来西亚成为回教国家中一个进步的模式与典范。当然他们因为将宗教价值当成普世价值观，难免在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社会中产生新的冲击，以致一些行政措施出现偏差和失调。
(三) 回教化运动转成亚洲复兴
进入90年代，马哈迪与安华的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反映在在政治层面上，安华的势力不断扩大，乃在1993年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进而被委任为副首相。只在短短的10年间，安华已是马哈迪时代呼之欲出的接班人。这样的变化和加诸在马哈迪身上的压力是后者所不能接受的。
从那一刻起，马哈迪开始反击，最直接的是在1996年的党选中，马哈迪成功地拆散安华组建的“宏愿队伍”（其核心人物除安华外，另外三人是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未泰益。阿都拉不属于安华阵营，在1993年党选中，被安华的“宏愿队伍”挤出副主席职）。
这一年阿都拉在马哈迪的祝福下，又成功地中选副主席。“宏愿队伍”中的慕尤丁落马，表面上看来无伤大雅，实则安华的风光的背后已是危机四伏（也因为阿都拉重入权力核心，得以在1998年取代安华之位成为副首相）。
尽管安华在90年代开始与马哈迪有心照不宣的矛盾，但彼此都没有表露出来。此时的安华在思想上又有了新的转变，他在周游列国后，得出的经验是：与其侧重和强调宗教的复兴，不如将之演化成普世的“亚洲的复兴”。
这可以从安华在1997年初推出其著作《The Asian Renaissance》得以窥见。这本著作集合了安华在90 年代的言论，转化成一种新的指导思想。
（在马来西亚的首相中，出书立论的除了东姑与马哈迪外，下来就是安华了。但最多产和最著作等身的非马哈迪莫属，而安华被人关注的不是其言论，而是其政治斗争的波涛起伏）。
在意识到亚洲已在经济上崛起的当儿，安华不忘点出馬來西亞的多元实体，反映在种族、文化和信仰的多元性。因此他認為不應讓任何一个特别群体或部份感觉到被疏离，被剥夺或被压制。他說，新的世界秩序必须根植于对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现实的基础上，（见Anwar Ibrahim 《The Asian Renaissance》，页24及137）。
在这方面，安华也指出，他在1995年时，促成回儒对话的开展。他的用意是通过交流来了解和加强东方的价值观。
如果说安华在80年代热衷于使回教复兴，那么到了90年代他已将回教融入东方文化中，进而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的化解。此时的安华正以国际视野对治国的方略提出他的观点。他在书中特别感谢马哈迪的宽容，提供空间，让他能够融汇他的思想。
(四) 从复兴到改革抗争
虽然安华与马哈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安华的整个“复兴”的梦想宣告破灭。马哈迪采取了断然的行动革除安华一切的党官职，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也从高峰跌进“黑洞”。这一下子，安华的人生又告转型，他开始意识到单靠“复兴”是不可能完成他的政治旅程，唯有采取较大胆的改革思路才能使他的理想得以“解放”。于是一场“烈火莫熄”运动（改革运动）就在峇东埔轰轰烈烈地展开。因而有了所谓安华的《峇东埔宣言》的出笼。这份宣言与不久后的《吉隆坡宣言》联在一起，成了安华向马哈迪“宣战”的出师表。强烈改革之心，也就在安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
当时由于心理上没有周详的准备，安华终于面对严峻的法律约束，他被拘捕而不能保释；他被提控而成为国际焦点。政治斗争的舞台已从街头示威转向法庭。这一回合的斗争，安华暂屈下风。
但他所点起的“烈火莫熄”火焰却在1999年的大选中燃烧起来，最大的得益者是回教党。可惜回教党后来走得太快，不能理解和消化安华的思想已有新的方向，那就是他要落实在《亚洲的复兴》一书中所揭示的建立一个公平与合理的制度来缓和种族间的偏差与矛盾。而回教党又一味地相信宗教治国的理念是行得通的，偏离了安华在90年代所强化的多元思维。
2004年大选，反对党在挨打声中面临了一场严峻的挑战，不仅回教党势力衰退，就连公正党也几乎被“夷为平地”。究其因是安华的新的斗争思维未能被人民所理解，也未被反对党洞悉其利害关系。
直到2004年大选后，安华获得自由，才有机会向回教党晓以大义，得以把回教党的宗教路线扭转过来。这个过程是漫长与艰辛的，安华必须费了3年有余的时间说服回教党不再打宗教牌，改以更广阔的亚洲视野看待国内的政治斗争。就这样，回教党改打“福利国”牌也使到这个政党在2008年的308大选第一次走进城市，竟能起而在霹州执政；更在雪州参与联合政府。如此的巨大的转变也说明了安华个人的魅力足以影响回教党的走向。
308的大选，是安华翻身的第一场硬仗，结果证明他的改革路程获得了接受。不仅行动党从中受惠，而且公正党也真正地跃居反对党之首。
当然安华的改革之路是要拿下布城，为他的梦想的实现打下基石，但这条路充满荆棘，也陷阱处处，搞不好就“粉身碎骨”，搞得当就是“陈桥兵变”的重演。对此安华和所有的反对党人也应该感激旺阿兹莎在过去10年的坚守岗位，为安华苦苦地支撑着。没有她的坚持，安华不会有今天的翻身机会。
从2006年安华结束在美国讲学起，他就不再以宗教为名打政治牌。即便如此，安华的回教形象（一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庸回教领袖的地位则从来没有被改变过。他恢复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意味着他要把马来西亚拉回拿督翁的路线；他与沙地阿拉伯保持传统关系，那就因为沙地阿拉伯是逊尼派的大本营和朝圣之地。
相对来说，安华起了平衡作用。但更大的程度是安华正在使其“亚洲的复兴”之路能在马来西亚开花结果。
正因为这样，安华决定参加峇东埔补选。虽然成败在此一役，但他若不再跨出这一步，整个“人民联盟”将因内部的问题而出现失调，而人民对安华的激情也会大大也降温。
如果没有意外，安华将写意胜出，但胜利之后，又会有什么变化，尚得拭目以待。
总之，进入第四个阶段人生的安华，是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就要看安华如何再造神话了！
（原载于2008年8月11日《号外周报》 第388期）
11.8.08
Student rebel, DPM, opposition leader (Part 1)
Cheah See Kian
If the 1998 political crisis had not happened, Anwar Ibrahim would have been the fifth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If not for Dr Mahathir Mohamad's forced removal, Anwar would not have founded Parti Keadilan Rakyat to oppose Umno.
If not for the restriction of the law placed on him, Anwar would have become a member of parliament after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instead of fighting today’s by-election to reclaim his old seat of Permatang Pauh.
It is the 'ifs' that has characterised the political fate of Anwar, a man who has made headlines in his colourful political career.
The story of Anwar is not just another tale, but a tale of rebellion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Born on Aug 10, 1948 in Bukit Mertajam, Penang, Anwar was brought into a family whose steps trod the field of politics. His parents, though not star-studded political figures, were nevertheless active Umno members.
Anwar's father, once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Seberang Jaya Tengah (later renamed Permatang Pauh), was Health Ministry's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while his mother was a division chief in Wanita Umno, and his brother, Rani, the chairman of Malaysian Youth Council and an active party member.
His first foray into politics began when he entered Universiti Malaya in 1967 as a Malay Literature undergraduate. In the following year, he became the chairman of the university's Malay Literature Society and the Malaysian Muslim Student Association, effectively becoming a renowned student leader.
After the May 13 racial clashes, Anwar began to ponder on the need of social restructuring through religion. At this time, Anwar and Mahathir shared the same view - that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Tunku Abdul Rahman failed to elevate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status of the Malays. Thus, Anwar looked up to Mahathir as his mentor, a symbol of strength for the coming change.
When Mahathir was sacked from Umno after May 13, 1969, Anwar stood beside him and championed his call of reforms. And when Mahathir's influential ‘The Malay Dilemma’ was banned by Tunku's administration, Anwar braved the dictates of the day and pushed forward Mahathir's seminal work, brandishing it akin to Lin Biao's support of Mao Zedong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inning from 1966.
Anwar's rebelliousness can be gleaned from the following tale: In 1971, when Anwar's father presented him to Tun Razak during the latter's birthday, Anwar was suggested to further his education overseas as a legal student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i Malaya,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na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Anwar declined the offer,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Umno at that time so as to remain free from political control as a champion of Islam.
However, Anwar did not decline the invit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ited Nations Youth Conference, and became the chairman of Malaysian Youth Council and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Youth Conference advisory panel in the following year. From then on, Tun Razak began to notice Anwar's rise, in no small part due to his founding of Abim (Malaysian Muslim Youth Movement).
Though Abim was only registered in 1974 as a formal society, it was already an active entity when it was founded in 1971, fighting for the rights of lower-class Malays in their educational needs. The aim was to expand Abim's influence in pushing for Islamic reforms by recruiting more young people under the banner of education. With this exercise, Anwar had cemented himself as a charismatic leader amongst the Malay youth.
With his newfound influence, Anwar participated with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 Malaya in the hunger strike at Baling in 1974, 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arrest him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Only two years later - in September 1976 - was Anwar released unconditionally by the administration of Tun Hussein Onn. Prior to his release, Anwar was offered a conditional release by the Tun Razak's administration, of which he flatly rejected.
After his release, Anwar did not seek leadership appointment from his mentor Mahathir, whose returned to Umno in 1971 paved way for his then appointment, first as the education minister after the 1974 general election, and later as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in 1976. Instead, his experience in jail gave him the experience to lead Abim again, to the point that the organisation was at odds with the government in opposing corruption,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bolishment of ISA.
In 1980, in the midst of pressing for reforms, Anwar married his beloved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of which their devotion was publicly displayed later when she took up the mantle of leadership and preserved his spirit of reforms during Anwar's trying times in the late 90s.
The Islamic reforms
The year 1981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Anwar Ibrahim, representing his second stage in his political career and maturity. It was during this year that he joined Umno at the behest of his mentor Mahathir,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His entry was met with caution from Umno veterans, and with scepticism from PAS (due to the Islamic party’s failure in inviting Anwar to its leadership). But he had the support of his wife and the blessings of his family, as well as Abim’s full backing.
And thus, began his meteoric rise in Umno. The reason Anwar was lavished with much attention was due in no small part to the support he received from his 50,000-odd Abim members. He also gave Mahathir the necessary well of strength to push through his political agenda.
To prove Anwar's leadership and charisma, the new Umno member was deliberately picked by Mahathir to contest in the Permatang Pauh constituency in the 1982 general election. This move was more of a test: to prove Anwar's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to silence the critics of Umno veterans in letting an inexperienced young man to rise to the leadership echelon.
And indeed Anwar passed the test, thus began the alliance between Mahathir and himself, paving the way for Mahathir to initiate his Islamic reform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nation.
Mahathir believed that the Islamis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initiate the necessary reforms, and with this, Anwar found the chance at last to carry out his ideals of Islamic reforms in the government. Together, Islamisation was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and penetrated every facade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Islamisation during Mahathir'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deals of Anwar, was founded on similar grounds, that values were flexible, not rigid, enabling Malaysia to develop its own model similar to Middle Eastern modernisation, instead of being restricted by the example of Turkey. Incidentally, the administrations under Tunku, Razak and Hussein Onn were based on the Turkish model. Coincidentally too, Tun Hussein Onn and his father Onn Jaafar were both of Turkish descent.
The root of such an ideal was based on the 1979 Iranian Revolution, which saw the demise of the Shah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Pahlavi dynasty by the country's Islamic revolutionists. The overthrew of the Shah was not only the pride of the Shiites; it inspired the Sunnis to pursue reforms and change, with Malaysia a prime example of such an inspiration.
Thus history witnessed the alliance between Mahathir and Anwar during the 1980s, pushing Islamic agenda into the mainstream, while regaining good relations with Middle Eastern states and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Western nations. It was a time where East meets West, where Malaysia strived to absorb the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prowess of our Western counterpart, while levelling Eastern values as the soul of the nation, displacing conventional Western mindset which had dominated the country since its colonisation.
The criticisms levelled at the West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Mahathir'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Eastern values by Anwar was seen as the culmination of this amalgamation, a measure to show the Muslim world what it takes to be a successful Islamic nation.
However, this period was not sparred from internal frictions, due to mismanagement and the difficulty in accepting Islamic values as universal values by local non-Muslims.
If the 1998 political crisis had not happened, Anwar Ibrahim would have been the fifth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If not for Dr Mahathir Mohamad's forced removal, Anwar would not have founded Parti Keadilan Rakyat to oppose Umno.
If not for the restriction of the law placed on him, Anwar would have become a member of parliament after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instead of fighting today’s by-election to reclaim his old seat of Permatang Pauh.
It is the 'ifs' that has characterised the political fate of Anwar, a man who has made headlines in his colourful political career.
The story of Anwar is not just another tale, but a tale of rebellion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Born on Aug 10, 1948 in Bukit Mertajam, Penang, Anwar was brought into a family whose steps trod the field of politics. His parents, though not star-studded political figures, were nevertheless active Umno members.
Anwar's father, once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Seberang Jaya Tengah (later renamed Permatang Pauh), was Health Ministry's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while his mother was a division chief in Wanita Umno, and his brother, Rani, the chairman of Malaysian Youth Council and an active party member.
His first foray into politics began when he entered Universiti Malaya in 1967 as a Malay Literature undergraduate. In the following year, he became the chairman of the university's Malay Literature Society and the Malaysian Muslim Student Association, effectively becoming a renowned student leader.
After the May 13 racial clashes, Anwar began to ponder on the need of social restructuring through religion. At this time, Anwar and Mahathir shared the same view - that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Tunku Abdul Rahman failed to elevate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status of the Malays. Thus, Anwar looked up to Mahathir as his mentor, a symbol of strength for the coming change.
When Mahathir was sacked from Umno after May 13, 1969, Anwar stood beside him and championed his call of reforms. And when Mahathir's influential ‘The Malay Dilemma’ was banned by Tunku's administration, Anwar braved the dictates of the day and pushed forward Mahathir's seminal work, brandishing it akin to Lin Biao's support of Mao Zedong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inning from 1966.
Anwar's rebelliousness can be gleaned from the following tale: In 1971, when Anwar's father presented him to Tun Razak during the latter's birthday, Anwar was suggested to further his education overseas as a legal student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i Malaya,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na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Anwar declined the offer,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Umno at that time so as to remain free from political control as a champion of Islam.
However, Anwar did not decline the invit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ited Nations Youth Conference, and became the chairman of Malaysian Youth Council and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Youth Conference advisory panel in the following year. From then on, Tun Razak began to notice Anwar's rise, in no small part due to his founding of Abim (Malaysian Muslim Youth Movement).
Though Abim was only registered in 1974 as a formal society, it was already an active entity when it was founded in 1971, fighting for the rights of lower-class Malays in their educational needs. The aim was to expand Abim's influence in pushing for Islamic reforms by recruiting more young people under the banner of education. With this exercise, Anwar had cemented himself as a charismatic leader amongst the Malay youth.
With his newfound influence, Anwar participated with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 Malaya in the hunger strike at Baling in 1974, 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arrest him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Only two years later - in September 1976 - was Anwar released unconditionally by the administration of Tun Hussein Onn. Prior to his release, Anwar was offered a conditional release by the Tun Razak's administration, of which he flatly rejected.
After his release, Anwar did not seek leadership appointment from his mentor Mahathir, whose returned to Umno in 1971 paved way for his then appointment, first as the education minister after the 1974 general election, and later as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in 1976. Instead, his experience in jail gave him the experience to lead Abim again, to the point that the organisation was at odds with the government in opposing corruption,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bolishment of ISA.
In 1980, in the midst of pressing for reforms, Anwar married his beloved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of which their devotion was publicly displayed later when she took up the mantle of leadership and preserved his spirit of reforms during Anwar's trying times in the late 90s.
The Islamic reforms
The year 1981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Anwar Ibrahim, representing his second stage in his political career and maturity. It was during this year that he joined Umno at the behest of his mentor Mahathir,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His entry was met with caution from Umno veterans, and with scepticism from PAS (due to the Islamic party’s failure in inviting Anwar to its leadership). But he had the support of his wife and the blessings of his family, as well as Abim’s full backing.
And thus, began his meteoric rise in Umno. The reason Anwar was lavished with much attention was due in no small part to the support he received from his 50,000-odd Abim members. He also gave Mahathir the necessary well of strength to push through his political agenda.
To prove Anwar's leadership and charisma, the new Umno member was deliberately picked by Mahathir to contest in the Permatang Pauh constituency in the 1982 general election. This move was more of a test: to prove Anwar's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to silence the critics of Umno veterans in letting an inexperienced young man to rise to the leadership echelon.
And indeed Anwar passed the test, thus began the alliance between Mahathir and himself, paving the way for Mahathir to initiate his Islamic reform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nation.
Mahathir believed that the Islamis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initiate the necessary reforms, and with this, Anwar found the chance at last to carry out his ideals of Islamic reforms in the government. Together, Islamisation was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and penetrated every facade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Islamisation during Mahathir'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deals of Anwar, was founded on similar grounds, that values were flexible, not rigid, enabling Malaysia to develop its own model similar to Middle Eastern modernisation, instead of being restricted by the example of Turkey. Incidentally, the administrations under Tunku, Razak and Hussein Onn were based on the Turkish model. Coincidentally too, Tun Hussein Onn and his father Onn Jaafar were both of Turkish descent.
The root of such an ideal was based on the 1979 Iranian Revolution, which saw the demise of the Shah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Pahlavi dynasty by the country's Islamic revolutionists. The overthrew of the Shah was not only the pride of the Shiites; it inspired the Sunnis to pursue reforms and change, with Malaysia a prime example of such an inspiration.
Thus history witnessed the alliance between Mahathir and Anwar during the 1980s, pushing Islamic agenda into the mainstream, while regaining good relations with Middle Eastern states and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Western nations. It was a time where East meets West, where Malaysia strived to absorb the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prowess of our Western counterpart, while levelling Eastern values as the soul of the nation, displacing conventional Western mindset which had dominated the country since its colonisation.
The criticisms levelled at the West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Mahathir'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Eastern values by Anwar was seen as the culmination of this amalgamation, a measure to show the Muslim world what it takes to be a successful Islamic nation.
However, this period was not sparred from internal frictions, due to mismanagement and the difficulty in accepting Islamic values as universal values by local non-Muslims.
Renaissance man reinvents himself (Part 2)
Cheah See Kian
Tell-tale signs of cracks between then prime minister Dr Mahathir Mohamad and Anwar Ibrahim, could be seen in the 90s, where in less than a decade, his protege’s influence grew tremendously and becam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s well as deputy president of Umno.
His meteoric rise indeed put pressure on the leadership of Mahathir, with supporters hailing Anwar as his apparent successor, of which it was intolerable.
From then on, Mahathir sought to undermine Anwar's power and influence, culminating in his successful effort in dismantling the Anwar-backed Wawasan team of Umno vice-presidents comprising Najib Razak, Muhyiddin Yassin and Muhd Muhammad Taib. (Abdullah Ahmad Badawi belonged to neither of the camps, and was ousted as vice-president by the Wawasan team in the 1993 party elections).
However in 1996, Abdullah returned to the Umno echelon as a vice-president with the blessings of Mahathir, while Muhyiddin lost his position at the party polls. Anwar's position was very much shaken, culminating in his dismissal in 1998 and the appointment of Abdullah as Mahathir's deputy.
Though there exists a crack in the nation's leadership in the 90s, Anwar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his horizon through his many overseas visits as a national leader, resulting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his ideals - instead of pushing forward reforms based on Islamic values, it would be based on universal values.
Such a change in ideals can be gleaned from Anwar's seminal work on ‘The Asian Renaissance’ in 1997. In witnessing the rise of Asia in its economic growth, Anwar believed that the new world order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not ethnic affirmative action at the expense of infringing and neglecting the rights of others, reminding that Malaysia is in essence a multi-ethnic, multi-religious and multi-cultural entity.
If the 1980s characterised Anwar's passion in Islamic reforms, the 1990s could be characterised as Anwar's attempt at merging Islamic and Oriental thought, bridging the age-old animosit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is period, Anwar showed forth his vision for the nation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from a religious perspectiv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fter Tunku Abdul Rahman and Mahathir, Anwar was the next Malaysian leader in articulating his thought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seminal work. However, it was Mahathir who held the most number of published works, while Anwar was known more not by his ideas, but his tumultuous political career.
In Anwar's seminal work, he made special mention of Mahathir and his patience in giving him the freedom and space to explore and develop his ideas.
Fall from power
Anwar's reforms came to an abrupt halt when in 1998, Mahathir took the step to strip him of all leadership position, reducing him to nothing.
At this time, Anwar realised that reforms would not be successful from within, and that he needed to take more drastic measures to effect permanent change. Thus the launching of the reformasi movement, accompanied by Anwar's Permatang Pauh and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s.
However, Anwar had to face the wrath of the law, being detained without bail, and the subsequent charges leveled against him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is political struggle on the streets was subsequently turned into a battle in the courts.
Yet the movement continued on and caught traction in the 1999 general election, with PAS the biggest winner. But the opposition faced one of their biggest defeats in the 2004 general election, with the Islamic party’s representation greatly slashed, while PKR was almost uprooted from national politics.
This was due in no small part that Anwar's ideals were still unacceptable to the masses, with the opposition still unable to see the advantage of such ideals. It was only after Anwar's release in 2004 that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ersuade PAS to turn aside their religious struggle, and instead fight for the welfare of all Malaysians.
It was an arduous endeavour, taking three long years to convince PAS' rank to see the nation's political struggle through the lens of an Asian perspective.
With this, PAS was able to make inroad into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to the point that it was able to assume the administration of Perak and formed a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Selangor. Such a drastic turnabout demonstrated the leadership and charisma of Anwar in influencing a staunch political party such as PAS.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was the greatest opportunity for Anwar to pave the way for him to re-enter national politics, and in the process, his vision and ideals of reforms were this time widely accepted, benefitting not only DAP, but also elevated PKR to become the leader in the national opposition bloc.
However, the only way that his vision and ideals be realised is by wrestling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current government, knowing well that this journey will be harsh and gruelling, with failure a dreadful fate. The survival of Anwar thus far is in no small part due to his wife,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who for the past decade held the fort and paved the way for him to return.
Since ending his American lecturing circuit in 2006, Anwar had firmly established his visions, setting aside the agenda of Islamic reforms, though his image still portray a picture of an internationally-recognised moderate Islamic leader.
In enlarging his vision, Anwar had sought to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and ready to embark again the struggle of his forerunner, Onn Jaafar.
At the same time, Anwar remained close with Saudi Arabia, recognising Malaysian Muslims' root to the Sunni denomination and the state as the pilgrimage centre of Islam. On the other hand, his dream to initiate the Asian renaissance in Malaysia persists on, waiting for its day.
And thus, Anwar chose to contest in the Permatang Pauh by-election yesterday. As expected, he emerged the winner. The nation now awaits Anwar’s next chapter in his tumultuous political career.
Tell-tale signs of cracks between then prime minister Dr Mahathir Mohamad and Anwar Ibrahim, could be seen in the 90s, where in less than a decade, his protege’s influence grew tremendously and becam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s well as deputy president of Umno.
His meteoric rise indeed put pressure on the leadership of Mahathir, with supporters hailing Anwar as his apparent successor, of which it was intolerable.
From then on, Mahathir sought to undermine Anwar's power and influence, culminating in his successful effort in dismantling the Anwar-backed Wawasan team of Umno vice-presidents comprising Najib Razak, Muhyiddin Yassin and Muhd Muhammad Taib. (Abdullah Ahmad Badawi belonged to neither of the camps, and was ousted as vice-president by the Wawasan team in the 1993 party elections).
However in 1996, Abdullah returned to the Umno echelon as a vice-president with the blessings of Mahathir, while Muhyiddin lost his position at the party polls. Anwar's position was very much shaken, culminating in his dismissal in 1998 and the appointment of Abdullah as Mahathir's deputy.
Though there exists a crack in the nation's leadership in the 90s, Anwar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his horizon through his many overseas visits as a national leader, resulting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his ideals - instead of pushing forward reforms based on Islamic values, it would be based on universal values.
Such a change in ideals can be gleaned from Anwar's seminal work on ‘The Asian Renaissance’ in 1997. In witnessing the rise of Asia in its economic growth, Anwar believed that the new world order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not ethnic affirmative action at the expense of infringing and neglecting the rights of others, reminding that Malaysia is in essence a multi-ethnic, multi-religious and multi-cultural entity.
If the 1980s characterised Anwar's passion in Islamic reforms, the 1990s could be characterised as Anwar's attempt at merging Islamic and Oriental thought, bridging the age-old animosit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is period, Anwar showed forth his vision for the nation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from a religious perspectiv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fter Tunku Abdul Rahman and Mahathir, Anwar was the next Malaysian leader in articulating his thought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seminal work. However, it was Mahathir who held the most number of published works, while Anwar was known more not by his ideas, but his tumultuous political career.
In Anwar's seminal work, he made special mention of Mahathir and his patience in giving him the freedom and space to explore and develop his ideas.
Fall from power
Anwar's reforms came to an abrupt halt when in 1998, Mahathir took the step to strip him of all leadership position, reducing him to nothing.
At this time, Anwar realised that reforms would not be successful from within, and that he needed to take more drastic measures to effect permanent change. Thus the launching of the reformasi movement, accompanied by Anwar's Permatang Pauh and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s.
However, Anwar had to face the wrath of the law, being detained without bail, and the subsequent charges leveled against him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is political struggle on the streets was subsequently turned into a battle in the courts.
Yet the movement continued on and caught traction in the 1999 general election, with PAS the biggest winner. But the opposition faced one of their biggest defeats in the 2004 general election, with the Islamic party’s representation greatly slashed, while PKR was almost uprooted from national politics.
This was due in no small part that Anwar's ideals were still unacceptable to the masses, with the opposition still unable to see the advantage of such ideals. It was only after Anwar's release in 2004 that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ersuade PAS to turn aside their religious struggle, and instead fight for the welfare of all Malaysians.
It was an arduous endeavour, taking three long years to convince PAS' rank to see the nation's political struggle through the lens of an Asian perspective.
With this, PAS was able to make inroad into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to the point that it was able to assume the administration of Perak and formed a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Selangor. Such a drastic turnabout demonstrated the leadership and charisma of Anwar in influencing a staunch political party such as PAS.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was the greatest opportunity for Anwar to pave the way for him to re-enter national politics, and in the process, his vision and ideals of reforms were this time widely accepted, benefitting not only DAP, but also elevated PKR to become the leader in the national opposition bloc.
However, the only way that his vision and ideals be realised is by wrestling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current government, knowing well that this journey will be harsh and gruelling, with failure a dreadful fate. The survival of Anwar thus far is in no small part due to his wife,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who for the past decade held the fort and paved the way for him to return.
Since ending his American lecturing circuit in 2006, Anwar had firmly established his visions, setting aside the agenda of Islamic reforms, though his image still portray a picture of an internationally-recognised moderate Islamic leader.
In enlarging his vision, Anwar had sought to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and ready to embark again the struggle of his forerunner, Onn Jaafar.
At the same time, Anwar remained close with Saudi Arabia, recognising Malaysian Muslims' root to the Sunni denomination and the state as the pilgrimage centre of Islam. On the other hand, his dream to initiate the Asian renaissance in Malaysia persists on, waiting for its day.
And thus, Anwar chose to contest in the Permatang Pauh by-election yesterday. As expected, he emerged the winner. The nation now awaits Anwar’s next chapter in his tumultuous political career.
9.8.08
峇东埔补选的政治意义
峇东埔的补选是意料中事，也是历史的必然。尽管有人指说“浪费资源”，“旺阿兹莎辜负人民的意愿”，“蓄意制造补选给安华进入国会是对选民的背弃”等等，但这些都不构成令人信服的理由。
因为顶替旺阿兹莎的空缺而参加补选的人，正是其丈夫安华依布拉欣。他不是一般的政客，而是在10年前跌马而陷入囹圄复而失去国会议员的红极一时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不制造补选，他如何再次踏进国会？如果他不选择峇东埔国席，而是在另外的选区参加补选，肯定也会被人指责“企图建立家族王朝”，因此最干净利落的就是回到自己起家的选区东山再起。
他具有正当的理由打出他的出师表；而旺阿兹莎也有正当的理由急流勇退，因为10年前是她肩负着重任为安华守住这一盏灯。她之所以三度胜出（2004年只是险胜），也全因她是安华的替身。选民投票给她等于是对安华的不弃不离。如果不是安华因素，旺阿兹莎可能在2004年的大选时过不了这一道关，那时她必然会向安华说：“对不起，我已尽力了”。
事实上，在2004年时，旺阿兹莎也扛得很辛苦。不但反对党之间无法合作，而且也缺乏凝聚力面对强大国阵的攻势。结果公正党输掉在1999年赢得的5国4州席，只剩一个国席。从那一刻起，公正党在人民的眼中已是“气数已尽”；在国阵眼中，更是微不足道的“蚊子党”。尽管它在2003年已与人民党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前身是国民公正党），但依然挽不回颓势。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公正党，它确实是不起眼的。如果不是因为安华还在抗争，也许它迟早会宣告解散。在这方面，旺阿兹莎的坚持倒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她之所以“永不言倦”，也是由于有安华在背后推动着。当安华在2004年大选后的半年从监狱走出来后，他发现这个政党的早期重要人物都已告离去；尤其是曾为党首任署理主席的詹德拉慕斯扎化在意见分歧后将重任交回给旺阿兹莎后，更显见这个党已发生了变化。
詹德拉是一名学者，他早期对安华的百分百支持，且信誓旦旦为安华“鞠躬尽瘁”的精神，让人感到他对安华充满信心。未想今日他与安华已形成陌路人，且在报上恶言相对，实在令人费解，也留下谜团。
如果说詹德拉在２００１年的离弃是对安华的严重伤害；那么２００５年安华的“爱将”依占的离去则是另一道更深的伤痕。这两位曾被安华寄以重任的人为何在安华尚未翻身的当儿，变成“反目成仇”的冤家？我们也无从了解内情，人民也没有兴趣追问。
虽然如此，对安华来说，只要旺阿兹莎仍然是党的第一把手，他就有希望在困境乃至“废墟”中重建他的政治地位；尽管他十分痛惜身旁的人不再与他一起“战斗”。这也从中显示了安华具有强韧的性格，也是一位不向命运低头的人。换着是其他人，也许早就放弃政治这条路，因此安华有千万个理由衷心的感谢旺阿兹莎是他政治长征路上“亲密的人加战友”，让他在寒夜看到曙光。结果308的大选，安华真的从谷底爬上来，但还是缺了一张“国会通行证”。
正因为这样，如今恢复自由身的安华，也自然有千万个理由回到峇东埔东山再起。旺阿兹莎的让路也兑现了她的政治承诺。她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安华。如果不是安华，她应该绝对不会涉足政治。当时机成熟时，她自然会“走回厨房”。
但是政治也不是“私相授受”的，安华不会因此顺理成章顶位而上，他面对的是强大的对手，整个国阵机制，，或更切确地说是整个巫统的机器必然会把峇东埔变成一个“战场”。就巫统而言，这是一场不易取胜的硬仗，以至在挑选候选人方面，也得伤脑筋。结果选派了时任州议员的阿力夏上阵。
在战略上，这也是巫统的一个“绝招”；不派重量级强人，也不派轻量级人马，只派中坚分子；若是输了，那是“意料中事”，因为候选人是不对称的。还有输了也等于赢，毕竟阿力夏也没有损失什么，他还是担任其州议员。其巧妙处就在于阿力夏的州选区就在峇东埔国席内，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也不是无名小卒。若是阿力夏获得的票数比费道斯的16950张票为多，那就意味着巫统“胜了”。巫统在不期望阿力夏制造奇迹下，倒希望阿力夏不负众望，为巫统争回面子。
反过来若是安华获得的多数票较旺阿兹莎的13,398张为多，那公正党就有更多的遐想空间，演绎其“916”的启示。因为安华打出的是“通往布城之路”。
由此来看峇东埔补选，已成了安华政运或人民联盟转变的一个重大的考验。换句话说，也只有先看补选结果，才能向下集。这就是峇东埔补选的重大政治意义。
（原载于2008年8月9日 《南洋商报》）
因为顶替旺阿兹莎的空缺而参加补选的人，正是其丈夫安华依布拉欣。他不是一般的政客，而是在10年前跌马而陷入囹圄复而失去国会议员的红极一时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不制造补选，他如何再次踏进国会？如果他不选择峇东埔国席，而是在另外的选区参加补选，肯定也会被人指责“企图建立家族王朝”，因此最干净利落的就是回到自己起家的选区东山再起。
他具有正当的理由打出他的出师表；而旺阿兹莎也有正当的理由急流勇退，因为10年前是她肩负着重任为安华守住这一盏灯。她之所以三度胜出（2004年只是险胜），也全因她是安华的替身。选民投票给她等于是对安华的不弃不离。如果不是安华因素，旺阿兹莎可能在2004年的大选时过不了这一道关，那时她必然会向安华说：“对不起，我已尽力了”。
事实上，在2004年时，旺阿兹莎也扛得很辛苦。不但反对党之间无法合作，而且也缺乏凝聚力面对强大国阵的攻势。结果公正党输掉在1999年赢得的5国4州席，只剩一个国席。从那一刻起，公正党在人民的眼中已是“气数已尽”；在国阵眼中，更是微不足道的“蚊子党”。尽管它在2003年已与人民党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前身是国民公正党），但依然挽不回颓势。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公正党，它确实是不起眼的。如果不是因为安华还在抗争，也许它迟早会宣告解散。在这方面，旺阿兹莎的坚持倒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她之所以“永不言倦”，也是由于有安华在背后推动着。当安华在2004年大选后的半年从监狱走出来后，他发现这个政党的早期重要人物都已告离去；尤其是曾为党首任署理主席的詹德拉慕斯扎化在意见分歧后将重任交回给旺阿兹莎后，更显见这个党已发生了变化。
詹德拉是一名学者，他早期对安华的百分百支持，且信誓旦旦为安华“鞠躬尽瘁”的精神，让人感到他对安华充满信心。未想今日他与安华已形成陌路人，且在报上恶言相对，实在令人费解，也留下谜团。
如果说詹德拉在２００１年的离弃是对安华的严重伤害；那么２００５年安华的“爱将”依占的离去则是另一道更深的伤痕。这两位曾被安华寄以重任的人为何在安华尚未翻身的当儿，变成“反目成仇”的冤家？我们也无从了解内情，人民也没有兴趣追问。
虽然如此，对安华来说，只要旺阿兹莎仍然是党的第一把手，他就有希望在困境乃至“废墟”中重建他的政治地位；尽管他十分痛惜身旁的人不再与他一起“战斗”。这也从中显示了安华具有强韧的性格，也是一位不向命运低头的人。换着是其他人，也许早就放弃政治这条路，因此安华有千万个理由衷心的感谢旺阿兹莎是他政治长征路上“亲密的人加战友”，让他在寒夜看到曙光。结果308的大选，安华真的从谷底爬上来，但还是缺了一张“国会通行证”。
正因为这样，如今恢复自由身的安华，也自然有千万个理由回到峇东埔东山再起。旺阿兹莎的让路也兑现了她的政治承诺。她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安华。如果不是安华，她应该绝对不会涉足政治。当时机成熟时，她自然会“走回厨房”。
但是政治也不是“私相授受”的，安华不会因此顺理成章顶位而上，他面对的是强大的对手，整个国阵机制，，或更切确地说是整个巫统的机器必然会把峇东埔变成一个“战场”。就巫统而言，这是一场不易取胜的硬仗，以至在挑选候选人方面，也得伤脑筋。结果选派了时任州议员的阿力夏上阵。
在战略上，这也是巫统的一个“绝招”；不派重量级强人，也不派轻量级人马，只派中坚分子；若是输了，那是“意料中事”，因为候选人是不对称的。还有输了也等于赢，毕竟阿力夏也没有损失什么，他还是担任其州议员。其巧妙处就在于阿力夏的州选区就在峇东埔国席内，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也不是无名小卒。若是阿力夏获得的票数比费道斯的16950张票为多，那就意味着巫统“胜了”。巫统在不期望阿力夏制造奇迹下，倒希望阿力夏不负众望，为巫统争回面子。
反过来若是安华获得的多数票较旺阿兹莎的13,398张为多，那公正党就有更多的遐想空间，演绎其“916”的启示。因为安华打出的是“通往布城之路”。
由此来看峇东埔补选，已成了安华政运或人民联盟转变的一个重大的考验。换句话说，也只有先看补选结果，才能向下集。这就是峇东埔补选的重大政治意义。
（原载于2008年8月9日 《南洋商报》）
5.8.08
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审视 巫统与回教党的合与离
当首相阿都拉于7月20日率先揭露他已跟回教党“高层决策人”先后进行三次会面后，基本上外界开始相信有这么一回事。但究竟是“深谈”或“浅谈”，大家不得而知。至少这证诸一件事：政坛上较早的传闻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双方有了互动。于是人们脑海里马上浮现一个大疑问：巫统与回教党可能共同治国而结成一个“马来主权”的政府吗？人民联盟会不会因此三缺一而功亏一篑呢？在国阵内的非马来人政党又如何应对？在新的架构下他们有没有适当角色扮演？
这一连串的问题虽不是杞人忧天，但也不能置之不理。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眼光和角度来审视这个与国家未来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态呢？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巫统与回教党的历史渊源，以便对两党之间存在的既爱又恨的微妙关系有一个认识。换句话说，用历史的眼光来厘清两党之间的“异与同”。
当1946年巫统成立的时候，马来人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不论是民族主义分子或宗教主义分子，他们都是朝向马来人大团结的目标整合，其目的是为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抛出的“马来亚邦联”宪制（Malaysia Union），结果巫统与统治者的合作，取得了胜利，在1948年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议”的新宪制，取代了“马来亚邦联”。
可是巫统在拿督翁领导下走的是一条民族主义的路线，不刻意突出宗教政治，导致了在巫统内的一批宗教学者与巫统宗事务局意见分歧而另起炉灶，成立了回教党。此事发生在1951年11月24日。
巧合的是，回教党的成立是发生在拿督翁离开巫统后的事。拿督翁是在1951年8月21日辞巫统主席职，而在1951年9月16日自行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更名为国家党）。这就是说，在“马来亚独立党”成立时，尚未有回教党，拿督翁是准备用新党（走多元路线）来和巫统争夺政治主导权。
至于回教党草创之初，大本营是在威省甲抛峇底，也就是现任首相阿都拉的家乡，而阿都拉的父亲早年也与回教党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活动范围有限，这个党在1952年的党员不超过5千名。首任主席也是来自巫统中委的阿末弗（ustaz haji ahmad fuad）。原先是个较侧重宗教活动的组织，直到1955年才正式注册成为一个政党，并参加当年的普选（独立前的选举），同时把大本营移到东海岸，以吉兰丹为基地。由此可见，它和巫统有历史的情意结。
回教党坚称它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训之上，与巫统有思想上的分歧（借用署理主席纳沙鲁丁语），也服膺于民主斗争，因此它从来没有放弃参加大选。
‚巫统在1955年的普选大胜，打败对手拿督翁的国家党后，在东姑阿都拉曼的领导下，一马当先争取独立，但其合作对象是马华和国大党而不是回教党。
1957年马来亚独廿时，巫统已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主流，也通过联盟组建政府。
反观回教党在1955年普选取得第一个立足点后（在吉辇赢得一个国席），就决定自行上路，把巫统当成对手进行斗争。因此，不论是独立前或独立后，回教党并没有把巫统当成合作伙伴；同样的，巫统也认为回教党势力有限，无需通过双方合作来达致马来人大团结。它十分地自信巫统代表了马来人的权益。
然而1959年的大选，也叫巫统对回教党另眼相看，后者崛起成为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州政府，奠定它的势力范围根植于东海岸。
虽然事后有所变化（失掉登嘉楼州政权），但不变的是：吉兰丹是回教党无可争辩的地盘，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从1956年起直到1969年，回教党在民族主义者巴哈鲁丁（原左翼国民党主席，1950年被查禁）的领导下，一直和巫统针锋相对，彼此没有共识，也不曾诉诸种族和宗教上的团结。反而是回教党与其它反对党，如与社阵有合作与默契的空间，共同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
ƒ1969年大选联盟失利及随后爆发“513”种族流血事件，整国家政治重新洗牌，巫统在敦拉萨领导下，拉拢各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接着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回教党就是在新形势下摇身成为执政党一员。但接替巴哈鲁丁成为回教党魁的阿斯里不是高瞻远嘱的领袖，为了眼前的利益他把回教党纳入主流，表面上看来很风光，实则他开始把回教党引入迷失的阵图中。
因为回教党的参与国阵，不是与巫统平起平坐，而是局限在吉兰丹，也只有一名内阁部长（就是阿斯里本身，后来才增至两名），不得不听命于巫统的指挥棒。
必须正视的是，回教党只是国阵其中一员，不居主导性的地位，充其量与民政的加盟不相上下。接着下来回教党感觉到在国阵内浑身不自在，而且又面对吉兰丹州政权被巫统分化的危机，也就埋下两党失和的“炸弹”。
回教党的异动和与巫统的矛盾加深，激化了巫统主席胡先翁在1977年 把回教党开除出国阵（回教党宣称它是自行离开的），从此回教党落得一无所有。
例如1978年的大选，回教党失去丹州执政权；国会议员只剩下6席（原本在国阵时是14席）；1982年的大选，回教党有退无进，国席剩5个；1986年的大选，更是“泪水盈眶”，只剩可怜的一个国席和2个州议席。
这惨痛的教训是回教党参加国阵后带来的后遗症。它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最大的反对党竟沦落成几不成形的反对党。虽然他们一方面可以指责阿斯里把党导入迷途；但在另一方面对巫统显得“势不两立”，甚至有“咬牙切齿”之恨。
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马哈迪主政的年代（1981-2003）。马哈迪边缘化了回教党。造成回教党一向以来对马哈迪没有好感，虽然马哈迪在1969年被东姑开除出巫统时，曾与回教党来往频密，但只是权宜之计，未曾推心置腹。
一直以来，回教党对失败耿耿于怀，因此在阿斯里（1982年卸主席职）之后，回教党一直寻找一位政治彗星来使党重新站立起来。他们最先挑中的是年轻有魅力的安华依布拉欣，因他是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的领导人。在安华婉拒后（1981他加入巫统），回教党直到1989年才找到一位政治领袖。他就是来自吉打的法兹诺。在东姑拉沙里（离开巫统组成46精神党）的协助下，回教党终于在1990年东山再起，重新执掌吉兰丹州，政治地位也开始提升。就此而言，回教党与巫统之间除了斗争，还是斗争，合作之门已告关闭。
法兹诺的策略是立足丹州，放眼全国。1999的大选，借安华效应（安华在1998年被革职而后成立国民公正党，并在1999年促成回教党与行动党结盟成替代阵线），回教党大放光芒，不仅保住丹州政权，而且夺下登州政权，更有27尊大炮射入国会，气势如虹，阵势前所未有。巫统终于看到回教党的威力十足。回教党也因之认为宗教力量发挥作用，开始与巫统争夺回教诠释权。
在这之后，马哈迪穷于应付回教党的凌厉攻势。一方面他建议与回教党召开马来人团结大会；另一方面他在2001年也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目的无非是一边要求合作，一边鼓吹宗教。即便如此，回教党仍然不为所动，拒绝召开所谓的马来人大团结会议；更进一步，双方在回教国课题的斗争不断升级。马哈迪在年事已高，且在位太久的无可奈何下，选择在2003年退休，让位于阿都拉。
回教党则得势不饶人，在法兹诺（2002年逝世）之后的哈迪阿旺接位，同样打出与巫统抗争的宗教旗号，而且旗帜明显地拥护安华而不是巫统。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必要也从现实的角度来审视当下的所谓巫统回教党联合执政事，但它必须结合历史的来看待回教党的动向和现实诉求：
其一、在308大选过后，巫统向回教党伸出橄榄枝乃人之常情，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过去有过合作的记录，没有理由现在不能再谈。
巫统之所以向回教党招手，出自政治考量。因为它意想不到安华在大选过后不到一周，马上组成“人民联盟”，形成一个铁三角。如果要打破安华的布阵，除了向回教党表示友好外，并没有其它更好的途径。
回教党方面，因为已是属于胜利的一方，固然以逸待劳，无需拒绝巫统释出的善意。就这样，两党的会谈也就在暗中进行了。
其二、从近日抖出的内幕也许是惊人的，那就是回教党被献议合组雪州政府。由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
如果依此类推，霹雳州若换政权，也是回教党人做回州务大臣。
这样一来，在吉兰丹、吉打、雪州及霹州皆由回教党人当州务大臣下，显示巫统准备与回教党“分享半璧江山”，条件可谓十分诱人。
再往下，回教党占有5名以上的中央内阁部长也是预料中事，以显示巫统的诚意。
但如果巫统这样开了先例，它如何在国阵内向其它成员党交待？它又如何安抚国阵成员党的不安？这些都是未详加考虑的，因为巫统也不知道回教党要不要作一个大改变。
可是为什么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署理主席纳沙鲁丁等人带头与巫统洽谈后，仍然搞不出一个名堂来？那是由于回教党存在的阴影挥之不去。过去它也曾和巫统合作，但当巫统势力再稳固时，就是回教党灾难的开始。因此它不得不防其中的奥妙是否是权宜之计或长久之计？
还有，回教党人承诺安华在先，在宗教信念下，当不会背弃安华在后。若一下子来个180度的转变，并不是回教党的传统，也不符合回教斗争的理念。就一般理解，回教党一向强调宗教上的整合与团结，不认同种族的强调。它不认为走种族主义是正确和可行的。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常为人所忽略，那就是回教党不愿再做“后备轮胎”。过去它曾为巫统执垫，让它在“513”后再造辉煌。结果到头来是回教党“两头不到岸”。
这就是为什么回教党与巫统即使有“三轮会谈”，也谈不出一个结果来的症结所在。
其三、阿都拉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揭盅，也是为了舆论所需，以造成一种印象（或压力），让回教党看到两党合作的迫切性。巫统的鼓掌叫好，自然不在话下，但回教党这边可就意见多多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说呢？究其因是今天有难的是巫统，不是回教党，没有理由用回教党去救巫统“拨乱反正”；再者，回教党今天已意外地执政吉打和霹雳州（皆由回教党人任州务大臣），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岂可轻易放弃？
与此同时，安华最近发生的“鸡奸疑案”，看来对回教党未有太大的冲击。安华依然是安华。他过去曾协助回教党打造新形势，今次也使回教党成为最大的赢家，让回教党走进城市。单就这一点，回教党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在它看来，巫统不会提供它这样的平台，至多也是让它保有在马来地区的势力，安华则给他们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四，相比之下，回教党依附安华取得的优势较之任何时候都要大。撇开饮水思源不谈外，在现实的基础上，回教党在人民联盟中有公正党罩着，怎么样也不会吃亏给行动党。回教党今天所要的是国家改革和廉正的实现，就此而言，巫统似乎还需要取信和说服回教党，它正致力朝改革的方向走，但政绩尚待考验。
显然阿都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几个招数，也一时抵挡了安华的夺权攻势；也为纳吉护航；更在打乱民联的步骤上，取得一定的效果。不管巫统与回教党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巫统已成功提醒了回教党的职责和其命运是与巫统休戚相关的，进而动摇“人民联盟”的合作根基。
从这样看来，所谓巫统回教党合作或联合执政事，可以解读成属于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目的是争取时间来稳定政局。既是政治手段，我们就无需对种族主义的抬头过度担心。因为两者之间隔了一层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所以说，巫统和回教党的会谈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的政治游戏。志在制造有利舆论，不在于是否开花结果。毕竟历史已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是“合而不拢”，“拢而不靠”。“交流”可以，“交心”也就点到为止。说白了，巫统还是巫统，回教党还是回教党，还不需要“再转变”。今后会否有下文，系于安华下一步棋怎样走？
（原载于2008年8月4日《号外周报》 第387期）
这一连串的问题虽不是杞人忧天，但也不能置之不理。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眼光和角度来审视这个与国家未来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态呢？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巫统与回教党的历史渊源，以便对两党之间存在的既爱又恨的微妙关系有一个认识。换句话说，用历史的眼光来厘清两党之间的“异与同”。
当1946年巫统成立的时候，马来人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不论是民族主义分子或宗教主义分子，他们都是朝向马来人大团结的目标整合，其目的是为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抛出的“马来亚邦联”宪制（Malaysia Union），结果巫统与统治者的合作，取得了胜利，在1948年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议”的新宪制，取代了“马来亚邦联”。
可是巫统在拿督翁领导下走的是一条民族主义的路线，不刻意突出宗教政治，导致了在巫统内的一批宗教学者与巫统宗事务局意见分歧而另起炉灶，成立了回教党。此事发生在1951年11月24日。
巧合的是，回教党的成立是发生在拿督翁离开巫统后的事。拿督翁是在1951年8月21日辞巫统主席职，而在1951年9月16日自行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更名为国家党）。这就是说，在“马来亚独立党”成立时，尚未有回教党，拿督翁是准备用新党（走多元路线）来和巫统争夺政治主导权。
至于回教党草创之初，大本营是在威省甲抛峇底，也就是现任首相阿都拉的家乡，而阿都拉的父亲早年也与回教党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活动范围有限，这个党在1952年的党员不超过5千名。首任主席也是来自巫统中委的阿末弗（ustaz haji ahmad fuad）。原先是个较侧重宗教活动的组织，直到1955年才正式注册成为一个政党，并参加当年的普选（独立前的选举），同时把大本营移到东海岸，以吉兰丹为基地。由此可见，它和巫统有历史的情意结。
回教党坚称它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训之上，与巫统有思想上的分歧（借用署理主席纳沙鲁丁语），也服膺于民主斗争，因此它从来没有放弃参加大选。
‚巫统在1955年的普选大胜，打败对手拿督翁的国家党后，在东姑阿都拉曼的领导下，一马当先争取独立，但其合作对象是马华和国大党而不是回教党。
1957年马来亚独廿时，巫统已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主流，也通过联盟组建政府。
反观回教党在1955年普选取得第一个立足点后（在吉辇赢得一个国席），就决定自行上路，把巫统当成对手进行斗争。因此，不论是独立前或独立后，回教党并没有把巫统当成合作伙伴；同样的，巫统也认为回教党势力有限，无需通过双方合作来达致马来人大团结。它十分地自信巫统代表了马来人的权益。
然而1959年的大选，也叫巫统对回教党另眼相看，后者崛起成为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州政府，奠定它的势力范围根植于东海岸。
虽然事后有所变化（失掉登嘉楼州政权），但不变的是：吉兰丹是回教党无可争辩的地盘，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从1956年起直到1969年，回教党在民族主义者巴哈鲁丁（原左翼国民党主席，1950年被查禁）的领导下，一直和巫统针锋相对，彼此没有共识，也不曾诉诸种族和宗教上的团结。反而是回教党与其它反对党，如与社阵有合作与默契的空间，共同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
ƒ1969年大选联盟失利及随后爆发“513”种族流血事件，整国家政治重新洗牌，巫统在敦拉萨领导下，拉拢各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接着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回教党就是在新形势下摇身成为执政党一员。但接替巴哈鲁丁成为回教党魁的阿斯里不是高瞻远嘱的领袖，为了眼前的利益他把回教党纳入主流，表面上看来很风光，实则他开始把回教党引入迷失的阵图中。
因为回教党的参与国阵，不是与巫统平起平坐，而是局限在吉兰丹，也只有一名内阁部长（就是阿斯里本身，后来才增至两名），不得不听命于巫统的指挥棒。
必须正视的是，回教党只是国阵其中一员，不居主导性的地位，充其量与民政的加盟不相上下。接着下来回教党感觉到在国阵内浑身不自在，而且又面对吉兰丹州政权被巫统分化的危机，也就埋下两党失和的“炸弹”。
回教党的异动和与巫统的矛盾加深，激化了巫统主席胡先翁在1977年 把回教党开除出国阵（回教党宣称它是自行离开的），从此回教党落得一无所有。
例如1978年的大选，回教党失去丹州执政权；国会议员只剩下6席（原本在国阵时是14席）；1982年的大选，回教党有退无进，国席剩5个；1986年的大选，更是“泪水盈眶”，只剩可怜的一个国席和2个州议席。
这惨痛的教训是回教党参加国阵后带来的后遗症。它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最大的反对党竟沦落成几不成形的反对党。虽然他们一方面可以指责阿斯里把党导入迷途；但在另一方面对巫统显得“势不两立”，甚至有“咬牙切齿”之恨。
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马哈迪主政的年代（1981-2003）。马哈迪边缘化了回教党。造成回教党一向以来对马哈迪没有好感，虽然马哈迪在1969年被东姑开除出巫统时，曾与回教党来往频密，但只是权宜之计，未曾推心置腹。
一直以来，回教党对失败耿耿于怀，因此在阿斯里（1982年卸主席职）之后，回教党一直寻找一位政治彗星来使党重新站立起来。他们最先挑中的是年轻有魅力的安华依布拉欣，因他是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的领导人。在安华婉拒后（1981他加入巫统），回教党直到1989年才找到一位政治领袖。他就是来自吉打的法兹诺。在东姑拉沙里（离开巫统组成46精神党）的协助下，回教党终于在1990年东山再起，重新执掌吉兰丹州，政治地位也开始提升。就此而言，回教党与巫统之间除了斗争，还是斗争，合作之门已告关闭。
法兹诺的策略是立足丹州，放眼全国。1999的大选，借安华效应（安华在1998年被革职而后成立国民公正党，并在1999年促成回教党与行动党结盟成替代阵线），回教党大放光芒，不仅保住丹州政权，而且夺下登州政权，更有27尊大炮射入国会，气势如虹，阵势前所未有。巫统终于看到回教党的威力十足。回教党也因之认为宗教力量发挥作用，开始与巫统争夺回教诠释权。
在这之后，马哈迪穷于应付回教党的凌厉攻势。一方面他建议与回教党召开马来人团结大会；另一方面他在2001年也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目的无非是一边要求合作，一边鼓吹宗教。即便如此，回教党仍然不为所动，拒绝召开所谓的马来人大团结会议；更进一步，双方在回教国课题的斗争不断升级。马哈迪在年事已高，且在位太久的无可奈何下，选择在2003年退休，让位于阿都拉。
回教党则得势不饶人，在法兹诺（2002年逝世）之后的哈迪阿旺接位，同样打出与巫统抗争的宗教旗号，而且旗帜明显地拥护安华而不是巫统。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必要也从现实的角度来审视当下的所谓巫统回教党联合执政事，但它必须结合历史的来看待回教党的动向和现实诉求：
其一、在308大选过后，巫统向回教党伸出橄榄枝乃人之常情，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过去有过合作的记录，没有理由现在不能再谈。
巫统之所以向回教党招手，出自政治考量。因为它意想不到安华在大选过后不到一周，马上组成“人民联盟”，形成一个铁三角。如果要打破安华的布阵，除了向回教党表示友好外，并没有其它更好的途径。
回教党方面，因为已是属于胜利的一方，固然以逸待劳，无需拒绝巫统释出的善意。就这样，两党的会谈也就在暗中进行了。
其二、从近日抖出的内幕也许是惊人的，那就是回教党被献议合组雪州政府。由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
如果依此类推，霹雳州若换政权，也是回教党人做回州务大臣。
这样一来，在吉兰丹、吉打、雪州及霹州皆由回教党人当州务大臣下，显示巫统准备与回教党“分享半璧江山”，条件可谓十分诱人。
再往下，回教党占有5名以上的中央内阁部长也是预料中事，以显示巫统的诚意。
但如果巫统这样开了先例，它如何在国阵内向其它成员党交待？它又如何安抚国阵成员党的不安？这些都是未详加考虑的，因为巫统也不知道回教党要不要作一个大改变。
可是为什么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署理主席纳沙鲁丁等人带头与巫统洽谈后，仍然搞不出一个名堂来？那是由于回教党存在的阴影挥之不去。过去它也曾和巫统合作，但当巫统势力再稳固时，就是回教党灾难的开始。因此它不得不防其中的奥妙是否是权宜之计或长久之计？
还有，回教党人承诺安华在先，在宗教信念下，当不会背弃安华在后。若一下子来个180度的转变，并不是回教党的传统，也不符合回教斗争的理念。就一般理解，回教党一向强调宗教上的整合与团结，不认同种族的强调。它不认为走种族主义是正确和可行的。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常为人所忽略，那就是回教党不愿再做“后备轮胎”。过去它曾为巫统执垫，让它在“513”后再造辉煌。结果到头来是回教党“两头不到岸”。
这就是为什么回教党与巫统即使有“三轮会谈”，也谈不出一个结果来的症结所在。
其三、阿都拉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揭盅，也是为了舆论所需，以造成一种印象（或压力），让回教党看到两党合作的迫切性。巫统的鼓掌叫好，自然不在话下，但回教党这边可就意见多多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说呢？究其因是今天有难的是巫统，不是回教党，没有理由用回教党去救巫统“拨乱反正”；再者，回教党今天已意外地执政吉打和霹雳州（皆由回教党人任州务大臣），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岂可轻易放弃？
与此同时，安华最近发生的“鸡奸疑案”，看来对回教党未有太大的冲击。安华依然是安华。他过去曾协助回教党打造新形势，今次也使回教党成为最大的赢家，让回教党走进城市。单就这一点，回教党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在它看来，巫统不会提供它这样的平台，至多也是让它保有在马来地区的势力，安华则给他们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四，相比之下，回教党依附安华取得的优势较之任何时候都要大。撇开饮水思源不谈外，在现实的基础上，回教党在人民联盟中有公正党罩着，怎么样也不会吃亏给行动党。回教党今天所要的是国家改革和廉正的实现，就此而言，巫统似乎还需要取信和说服回教党，它正致力朝改革的方向走，但政绩尚待考验。
显然阿都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几个招数，也一时抵挡了安华的夺权攻势；也为纳吉护航；更在打乱民联的步骤上，取得一定的效果。不管巫统与回教党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巫统已成功提醒了回教党的职责和其命运是与巫统休戚相关的，进而动摇“人民联盟”的合作根基。
从这样看来，所谓巫统回教党合作或联合执政事，可以解读成属于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目的是争取时间来稳定政局。既是政治手段，我们就无需对种族主义的抬头过度担心。因为两者之间隔了一层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所以说，巫统和回教党的会谈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的政治游戏。志在制造有利舆论，不在于是否开花结果。毕竟历史已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是“合而不拢”，“拢而不靠”。“交流”可以，“交心”也就点到为止。说白了，巫统还是巫统，回教党还是回教党，还不需要“再转变”。今后会否有下文，系于安华下一步棋怎样走？
（原载于2008年8月4日《号外周报》 第387期）
小动作带来大效果？ （天下纵横）
我曾在本栏写过两篇文章，其一是2007年4月30日发表的《槟城路名以乱取胜》（321期）；其二是2007年7月16日发表的《中文路名的争议》（332期）。前者是针对槟城人惯用的中文路名与英文路名何止相差一万八千里，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例如槟城人俗称的“头条路”，英文竟是Magazine Road（杂志路）；“八条路”竟是老外的名字“Herriot Street”。再者著名的“中路”，英文名又是以老外的名字而取“Macalister road”。如果不放上中文路名，恐怕游客问起路来，就挺麻烦的。因此我还是同意在特定的街道按上中文路名有其好处。
后者是因为行动党在当政前，也在乔治市一些地区搞了英文（或马来文）,路牌下面“安置”中文路名，结果不到两个小时就被市政局拆掉，行动党因而大为恼怒而直言：“如果州政府没有能力，行动党将免费协助政府安装中文路牌。”
这当然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和可不可的问题；当然也是涉及政治斗争的一个手段。在这方面，我也曾建议如果官方不肯挂中文路名，倒可取巧地在主要街道的角间屋宇门牌处挂上新街××号，也就告诉大家CAMPBELL STREET，其实就是新街。如此一来，在店屋响应之下，同样可以收取其效果。
行动党吵过一阵后，也就停止进一步的行动，但总不忘揶揄槟州政府未敢接受挑战来个突破，且声言一旦执政，将会如期落实中文路牌的“壮举”。
民政主导的槟州政府的回应是低调的。在回避中文路名的当儿，另外推出在重要的旅游街道区置放几种文字的说明其“典故”，以让游客有所“领悟”。这固然是小儿科，也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未想在308大选后，竟然是天翻地覆，一直在野的行动竟突然跃居成为执政党，民政党则输得不清不楚。角色的更换意味着行动党可以一展身手，或可马上着手处置中文路牌的事。可是执政四个月来，“中文路牌”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一下子，又给民政党逮个正着。在7月21日，民青团在其前市议员涂仲义发威下来一个“突击”，也仿效行动党在一些主要们道挂起中文路牌。隔日竟然成为各报的热门新闻。最引人触目的是《中国报》在封面玩起对比法，把去年6月行动党挂中文路牌的照片与今日民政党也挂中文路牌的照片一起刊出，不仅相映成趣，而且大字标题指说：“反对党以牙还牙，你不挂，我挂。”就这么的对比，马上让人感觉到两个政党在玩“路牌把戏”，但这一次却让民政扳回一局，出了一口憋在心里的怨气。其意思够一目了然地反讽在朝的行动党原来也有难处，似乎是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能做到的事，不必先夸海口）。
这样一来，民青团以“小动作取得大效果”，让人们眼前一亮，原来行动党还没有完成它的重要“使命”。有人说，民青团学足了行动党的“知法犯法”。我倒不认为它们两个政党有犯什么法，不过是给主要街道增添华文路牌，也算是为“历史正名”，何错之有？又有那一条法令说不可以在街道挂中文路牌？或者可指说马路是公家的（归市议会管），私人不可擅自“画蛇添足”，（我倒是认为这是“画龙点睛”，因为这条街道明明有中文名，为什么不可称呼呢？就如华人商家在信封上或信笺上大多数使用中英文名或国中文路名，不见得政府说是犯法的），那么在自己的店屋上篏上中文路牌不算犯法吧！
槟州政府也不堪被讥，曹观友行政议员马上回话：中文路牌将在今年内实现，它不再是梦。此外他也补充说也会有淡米尔文和阿拉伯文。
与此同时，罗兴强行政议员也有话说，涂仲义的做法是抄火箭的策略，此话说得没错，是从行动党偷师过来。但“偷师”得好，也“偷师”得妙。这一招叫着“回马抢”，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因为行动党开了门，却无法把门锁上，自然让民青团有机可趁。如果在当政的三个月内，把中文路牌的问题解决，那民青团不服也不行了。因为它们做不到的（当政39年无法实现），却被火箭三两下子，在三个月内解决了。可惜不知何故，行动党政府又是慢了一拍，风头又让民青团抢回去了。
其实，曹观友也好，罗兴强也好，不必这么伤脑筋，只是选择特定的地区，集中在乔治市，尤其是文化遗产区内挂上中文路牌即可，无需在全槟州来这一套，槟州人民也没有这样的强求。因此槟州政府并没有什么敏感问题好顾虑的，理由十分强：因为中文路名与国文路名完全不一样，挂上中文路牌是对历史的肯定，没有触及或侵犯其它族群的 利益。单就这一点，行动党应该是敢于突破的，就如林冠英首席部长就敢于采取公开投标制，而不带出以新经济政策作为指南，也没有引起大大的问题。这就是说，在行政措施上，在不抵触法律底下，适当的调整是可行的。
马六甲也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区，它有一些街道也有中文名，如“鸡肠街”，不是显得很自然吗？
我的意思是说，有选择性的加上中文路牌是可行的，尤其是在乔治市华人集中的地方。倒如一条长长的BEACH STREET就有六个中文名字，正确地在地段上按上中文路牌，既可显示对历史的尊重，也是维护申遗成功的一种办法。如今乔治市已是登陆世界文化遗产，按照历史文化来改变未尝不可。
既然新政府勇于创新，敢于突破，那么在小小路牌的课题上，无需闹成政治大风波，只要行政令一下，就先在遗产区内里立起“历史地标”，显得名正言顺，何来投鼠忌器呢？
（原载于2008年8月4日《号外周报》 第387期）
后者是因为行动党在当政前，也在乔治市一些地区搞了英文（或马来文）,路牌下面“安置”中文路名，结果不到两个小时就被市政局拆掉，行动党因而大为恼怒而直言：“如果州政府没有能力，行动党将免费协助政府安装中文路牌。”
这当然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和可不可的问题；当然也是涉及政治斗争的一个手段。在这方面，我也曾建议如果官方不肯挂中文路名，倒可取巧地在主要街道的角间屋宇门牌处挂上新街××号，也就告诉大家CAMPBELL STREET，其实就是新街。如此一来，在店屋响应之下，同样可以收取其效果。
行动党吵过一阵后，也就停止进一步的行动，但总不忘揶揄槟州政府未敢接受挑战来个突破，且声言一旦执政，将会如期落实中文路牌的“壮举”。
民政主导的槟州政府的回应是低调的。在回避中文路名的当儿，另外推出在重要的旅游街道区置放几种文字的说明其“典故”，以让游客有所“领悟”。这固然是小儿科，也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未想在308大选后，竟然是天翻地覆，一直在野的行动竟突然跃居成为执政党，民政党则输得不清不楚。角色的更换意味着行动党可以一展身手，或可马上着手处置中文路牌的事。可是执政四个月来，“中文路牌”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一下子，又给民政党逮个正着。在7月21日，民青团在其前市议员涂仲义发威下来一个“突击”，也仿效行动党在一些主要们道挂起中文路牌。隔日竟然成为各报的热门新闻。最引人触目的是《中国报》在封面玩起对比法，把去年6月行动党挂中文路牌的照片与今日民政党也挂中文路牌的照片一起刊出，不仅相映成趣，而且大字标题指说：“反对党以牙还牙，你不挂，我挂。”就这么的对比，马上让人感觉到两个政党在玩“路牌把戏”，但这一次却让民政扳回一局，出了一口憋在心里的怨气。其意思够一目了然地反讽在朝的行动党原来也有难处，似乎是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能做到的事，不必先夸海口）。
这样一来，民青团以“小动作取得大效果”，让人们眼前一亮，原来行动党还没有完成它的重要“使命”。有人说，民青团学足了行动党的“知法犯法”。我倒不认为它们两个政党有犯什么法，不过是给主要街道增添华文路牌，也算是为“历史正名”，何错之有？又有那一条法令说不可以在街道挂中文路牌？或者可指说马路是公家的（归市议会管），私人不可擅自“画蛇添足”，（我倒是认为这是“画龙点睛”，因为这条街道明明有中文名，为什么不可称呼呢？就如华人商家在信封上或信笺上大多数使用中英文名或国中文路名，不见得政府说是犯法的），那么在自己的店屋上篏上中文路牌不算犯法吧！
槟州政府也不堪被讥，曹观友行政议员马上回话：中文路牌将在今年内实现，它不再是梦。此外他也补充说也会有淡米尔文和阿拉伯文。
与此同时，罗兴强行政议员也有话说，涂仲义的做法是抄火箭的策略，此话说得没错，是从行动党偷师过来。但“偷师”得好，也“偷师”得妙。这一招叫着“回马抢”，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因为行动党开了门，却无法把门锁上，自然让民青团有机可趁。如果在当政的三个月内，把中文路牌的问题解决，那民青团不服也不行了。因为它们做不到的（当政39年无法实现），却被火箭三两下子，在三个月内解决了。可惜不知何故，行动党政府又是慢了一拍，风头又让民青团抢回去了。
其实，曹观友也好，罗兴强也好，不必这么伤脑筋，只是选择特定的地区，集中在乔治市，尤其是文化遗产区内挂上中文路牌即可，无需在全槟州来这一套，槟州人民也没有这样的强求。因此槟州政府并没有什么敏感问题好顾虑的，理由十分强：因为中文路名与国文路名完全不一样，挂上中文路牌是对历史的肯定，没有触及或侵犯其它族群的 利益。单就这一点，行动党应该是敢于突破的，就如林冠英首席部长就敢于采取公开投标制，而不带出以新经济政策作为指南，也没有引起大大的问题。这就是说，在行政措施上，在不抵触法律底下，适当的调整是可行的。
马六甲也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区，它有一些街道也有中文名，如“鸡肠街”，不是显得很自然吗？
我的意思是说，有选择性的加上中文路牌是可行的，尤其是在乔治市华人集中的地方。倒如一条长长的BEACH STREET就有六个中文名字，正确地在地段上按上中文路牌，既可显示对历史的尊重，也是维护申遗成功的一种办法。如今乔治市已是登陆世界文化遗产，按照历史文化来改变未尝不可。
既然新政府勇于创新，敢于突破，那么在小小路牌的课题上，无需闹成政治大风波，只要行政令一下，就先在遗产区内里立起“历史地标”，显得名正言顺，何来投鼠忌器呢？
（原载于2008年8月4日《号外周报》 第387期）
1.8.08
翁诗杰与陈仪乔
308大选过后，马华上下人心浮动，对党的未来作出诸多揣测，问题的焦点放在黄家定身上，结果黄家定在6月28日正式宣布引退，不再参加10月的马华党选。在一方面结束了内外对黄家定的指指点点；但在另一方面，却为政坛掀起两股浪潮，一股是当下马华副总会长翁诗杰在7月19日宣布决定在今年10月问鼎马华总会长，引来了党内的暗潮汹涌浮上台面，从支会到区会闹得不可开交，纷纷争夺党中央代表权，以便成为“决定党命运的重要人物”。另一股是被党边缘化而觉得“昨非今是”的陈仪乔在7月17日宣布退党，并宣称将在8月3日正式加盟人民公正党，也在政坛掀起涟漪。
本来这两个人是“南辕北辙”的，凑不到一块来评论，但他们竟然不约而同有下列的共性，也就有了“相提并论”的依据：他们都是在80年代加入马华公会的新生一代，目前已晋入中生代，与黄家定和陈广才是同一个时期培养出来的马华精英。‚他们都是在90年代熬出头来。翁诗杰从1989年起即是国会议员；而陈仪乔则是从199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直到2008年。这之中，翁在1999年出任总团长，之后平步青云，在重重阻力中杀出重围，在2005年当选副会长之一；而陈从1996年起就担任马华,妇女组署理主席，直到2005年因被指犯党纪失掉此职，政运蒙上阴影。尽管她在2004年起曾出任贸工部政务次长，但本届大选则被除名。反观翁更上一层楼，在大选后出任交通部长。如此的不同际遇，判定这两位同志的分道扬镳。ƒ不过从他们的身上却意外地发现存在一个共同的思路。翁主张马华当今在思维上应转型成为多元种族视野，不再标榜单元思维。但他坦承在现阶段马华尚未有足够的条件转成多元种族政党；陈不但在思路上走向多元性，更进一步身体力行要加入多元种族的公正党，告别单元种族的马华公会。
两相比较之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准备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翁诗杰对马华不弃不离，因为放眼当下，他已具备资格争夺马华老大高职，以便统领这个种族性政党走向“多元视角”，但若在巫统不改变下，他如何领导马华走向多元性，倒是一个大难题。第二个大难题是他的性格一向以来是独来独往，单枪匹马闯江湖是否能得到党中央代表的祝福？毕竟这次争的是“大龙椅”，不是副龙椅（副会长）或小龙椅（团长），代表们会接受一个人的领导能够带领马华走向美好的明天吗？因此第三个难题就考验翁诗杰会不会改变作风，不再一夫当关？不论他有没有得到黄家定及陈广才的祝福，一个不靠团队，只靠个人（英雄）形象吃糊在历史上尚未有过这样的实例。毛泽东再伟大也是一个团队打江山；倘若党内崛起另一股势力打出团队的集体领导，翁诗杰能独当一面脱颖而出吗？一般上，中央代表若无帮派也是有情绪倾向的。难怪翁建议党魁由党员直选，但看来此议尚无法改变今届的党选制度。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是比陈仪乔更幸运成为党内的不倒翁，具有“直挂云帆济沧海”之势，实则他的跨出一步的难度要比陈更艰辛百倍，而不是轻装上阵。他的未来取决于中央代表对他支持程度，这与个人才智、辩才和领导信心没有直接的关系。也许直接的关系是他的团队在那里？
反观陈仪乔，虽然是蝉过别枝，一切从头开始，但她的幸运是挟政次头衔加入正急需要一位有知名度的华裔妇女增添光彩，无需面对惊涛骇浪。如果她选择加入行动党，自然没有这样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优势，因为行动党有的是魅力十足的华裔女性国州议员，反而把她比下去。因此聪明的她走向一个有空间表现的公正党。
当安华在一边接收前巫统副部长法西及其追随者入党后，自然另一边又接收陈及其追随者大方加盟，如此的牡丹绿叶，正是相得益彰。未想陈这一出手，竟引来一片祝福声而不是咀咒声；掌声好像不安于翁诗杰，倒是十分罕有的“跳槽无罪”的现象。
尽管陈非重量级的人物，但她的离家出走也留下许多遐想。同样的，翁诗杰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也留下许多的遐想，只是此想非彼想。如果说陈是“脱离苦海”以求立命安身，抱负不大；那么翁就是宁可身在苦海中“饿其体肤，劳其筋骨”，承受责难的磨练，为的是“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也”？
（原载于2008年8月1日 《南洋商报》）
本来这两个人是“南辕北辙”的，凑不到一块来评论，但他们竟然不约而同有下列的共性，也就有了“相提并论”的依据：他们都是在80年代加入马华公会的新生一代，目前已晋入中生代，与黄家定和陈广才是同一个时期培养出来的马华精英。‚他们都是在90年代熬出头来。翁诗杰从1989年起即是国会议员；而陈仪乔则是从199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直到2008年。这之中，翁在1999年出任总团长，之后平步青云，在重重阻力中杀出重围，在2005年当选副会长之一；而陈从1996年起就担任马华,妇女组署理主席，直到2005年因被指犯党纪失掉此职，政运蒙上阴影。尽管她在2004年起曾出任贸工部政务次长，但本届大选则被除名。反观翁更上一层楼，在大选后出任交通部长。如此的不同际遇，判定这两位同志的分道扬镳。ƒ不过从他们的身上却意外地发现存在一个共同的思路。翁主张马华当今在思维上应转型成为多元种族视野，不再标榜单元思维。但他坦承在现阶段马华尚未有足够的条件转成多元种族政党；陈不但在思路上走向多元性，更进一步身体力行要加入多元种族的公正党，告别单元种族的马华公会。
两相比较之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准备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翁诗杰对马华不弃不离，因为放眼当下，他已具备资格争夺马华老大高职，以便统领这个种族性政党走向“多元视角”，但若在巫统不改变下，他如何领导马华走向多元性，倒是一个大难题。第二个大难题是他的性格一向以来是独来独往，单枪匹马闯江湖是否能得到党中央代表的祝福？毕竟这次争的是“大龙椅”，不是副龙椅（副会长）或小龙椅（团长），代表们会接受一个人的领导能够带领马华走向美好的明天吗？因此第三个难题就考验翁诗杰会不会改变作风，不再一夫当关？不论他有没有得到黄家定及陈广才的祝福，一个不靠团队，只靠个人（英雄）形象吃糊在历史上尚未有过这样的实例。毛泽东再伟大也是一个团队打江山；倘若党内崛起另一股势力打出团队的集体领导，翁诗杰能独当一面脱颖而出吗？一般上，中央代表若无帮派也是有情绪倾向的。难怪翁建议党魁由党员直选，但看来此议尚无法改变今届的党选制度。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是比陈仪乔更幸运成为党内的不倒翁，具有“直挂云帆济沧海”之势，实则他的跨出一步的难度要比陈更艰辛百倍，而不是轻装上阵。他的未来取决于中央代表对他支持程度，这与个人才智、辩才和领导信心没有直接的关系。也许直接的关系是他的团队在那里？
反观陈仪乔，虽然是蝉过别枝，一切从头开始，但她的幸运是挟政次头衔加入正急需要一位有知名度的华裔妇女增添光彩，无需面对惊涛骇浪。如果她选择加入行动党，自然没有这样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优势，因为行动党有的是魅力十足的华裔女性国州议员，反而把她比下去。因此聪明的她走向一个有空间表现的公正党。
当安华在一边接收前巫统副部长法西及其追随者入党后，自然另一边又接收陈及其追随者大方加盟，如此的牡丹绿叶，正是相得益彰。未想陈这一出手，竟引来一片祝福声而不是咀咒声；掌声好像不安于翁诗杰，倒是十分罕有的“跳槽无罪”的现象。
尽管陈非重量级的人物，但她的离家出走也留下许多遐想。同样的，翁诗杰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也留下许多的遐想，只是此想非彼想。如果说陈是“脱离苦海”以求立命安身，抱负不大；那么翁就是宁可身在苦海中“饿其体肤，劳其筋骨”，承受责难的磨练，为的是“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也”？
（原载于2008年8月1日 《南洋商报》）
安华将在峇东埔参加补选
果然不出所料，安华终于亮出他的底牌，宣布参加峇东埔国席补选。这也是安华的一张王牌，当我在7月1日提前透露安华将在峇东埔寻求补选时，许多人都带着疑问，认为可能性不大。但我的消息确实来自安华身边的红人，也就是第一手资料。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预料无误，而我认为安华已在适当的时候，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安华为什么要选峇东埔而不是别的选区，其理由如下：
1. 峇东埔选区原本是安华起家的地方。自1982年以来就一直是安华的囊中物，即便1999年，2004年及2008年安华因判刑未能参加大选，也是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守土成功。因此基本上是一个安全区。虽然在2004年大选时，旺阿兹莎只以500余张多数票险胜，但在阿都拉旋风下能不被扳倒，已算是为公正党留下最后一盏灯。这就是说，峇东埔的选民对安华不弃不离，彼此之间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2. 安华不要给外界一种印象他企图在建立“安氏王朝”。如果他选择其它选区补选，就等于“夫妻档和父女兵”的队伍形成，授人以柄，对他不见得有利，也会成为国阵攻击的“软肋”。
3. 因此最适当与合逻辑的安排是旺阿兹莎在此时功成引退，也符合“人民联盟”的公告说先由旺阿兹莎代表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直到安华接任为止。再者旺阿兹莎已多次表明将准备交出领导棒子，宁可成为安华身边的人。她没有政治野心，只是一心一意扶持安华重返政治舞台核心。
4. 虽然有人献议安华可选择其他选区参加补选，但对安华来说是不大理想的选择。在前思后量与审时度势后，安华决定打出“最不争议，也最为人接受”的王牌，那就是在声势上“先声夺人”，不予对方有隙可乘，就是在老家参加补选。
5. 这个时机对安华的“916变天”也是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宣布席位悬空后，选委会可在60天内举行补选，一拉就可能拉到10月份，但我们认为补选应该是在9月份，因为选委会为一个选区进行补选在一个月之内就能准备妥当的，不需要拉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正是安华算准的“天赐良机”的好日子。即便是选委会把补选的日期拉到916之后，对安华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他是师出有名。
6. 在这下来的日子，安华可以借助补选造势，以拉拢更多的国会议员站到他这一边来。虽然不能确定“安华9月有变天的可能”，但最低限度安华已经迈开重要的一步，对于争取支持无疑已打了强心剂。因此安华的连环攻势比较侧重在心理战略，以打破国阵的防御线。
7. 由于石油涨价带来百物调高，民怨未息，正好给安华一个好时机顺势再掀起一场“烈火莫熄”运动。毕竟在老家补选，只形同安华回来了，不构成争夺地盘之争，也就会在因势利导下，遂了安华重返国会的心愿。
当然人们也许还会有其它想法或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安华无需再“冒险”，可以坐在“钓鱼台”等待足够议席，变了天之后再行补选也不迟，但这不符斗争策略，也不合安华的性格。他天生是一个“打死不走”的政治人物，敢于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虽然目前又再有“鸡奸”疑云笼罩上空，但凭安华的斗志，他矢意通过补选来扫除一切不利他的疑点。这样一来，也就加速安华参加补选的意念。换句话说，安华要将“危机”转成“契机”，用补选来消毒。
这就是为什么安华选择在峇东埔参加补选，以名正言顺地打出他的再“出师表”。
（原载于2008年8月1日 《南洋商报》）
安华为什么要选峇东埔而不是别的选区，其理由如下：
1. 峇东埔选区原本是安华起家的地方。自1982年以来就一直是安华的囊中物，即便1999年，2004年及2008年安华因判刑未能参加大选，也是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守土成功。因此基本上是一个安全区。虽然在2004年大选时，旺阿兹莎只以500余张多数票险胜，但在阿都拉旋风下能不被扳倒，已算是为公正党留下最后一盏灯。这就是说，峇东埔的选民对安华不弃不离，彼此之间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2. 安华不要给外界一种印象他企图在建立“安氏王朝”。如果他选择其它选区补选，就等于“夫妻档和父女兵”的队伍形成，授人以柄，对他不见得有利，也会成为国阵攻击的“软肋”。
3. 因此最适当与合逻辑的安排是旺阿兹莎在此时功成引退，也符合“人民联盟”的公告说先由旺阿兹莎代表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直到安华接任为止。再者旺阿兹莎已多次表明将准备交出领导棒子，宁可成为安华身边的人。她没有政治野心，只是一心一意扶持安华重返政治舞台核心。
4. 虽然有人献议安华可选择其他选区参加补选，但对安华来说是不大理想的选择。在前思后量与审时度势后，安华决定打出“最不争议，也最为人接受”的王牌，那就是在声势上“先声夺人”，不予对方有隙可乘，就是在老家参加补选。
5. 这个时机对安华的“916变天”也是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宣布席位悬空后，选委会可在60天内举行补选，一拉就可能拉到10月份，但我们认为补选应该是在9月份，因为选委会为一个选区进行补选在一个月之内就能准备妥当的，不需要拉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正是安华算准的“天赐良机”的好日子。即便是选委会把补选的日期拉到916之后，对安华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他是师出有名。
6. 在这下来的日子，安华可以借助补选造势，以拉拢更多的国会议员站到他这一边来。虽然不能确定“安华9月有变天的可能”，但最低限度安华已经迈开重要的一步，对于争取支持无疑已打了强心剂。因此安华的连环攻势比较侧重在心理战略，以打破国阵的防御线。
7. 由于石油涨价带来百物调高，民怨未息，正好给安华一个好时机顺势再掀起一场“烈火莫熄”运动。毕竟在老家补选，只形同安华回来了，不构成争夺地盘之争，也就会在因势利导下，遂了安华重返国会的心愿。
当然人们也许还会有其它想法或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安华无需再“冒险”，可以坐在“钓鱼台”等待足够议席，变了天之后再行补选也不迟，但这不符斗争策略，也不合安华的性格。他天生是一个“打死不走”的政治人物，敢于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虽然目前又再有“鸡奸”疑云笼罩上空，但凭安华的斗志，他矢意通过补选来扫除一切不利他的疑点。这样一来，也就加速安华参加补选的意念。换句话说，安华要将“危机”转成“契机”，用补选来消毒。
这就是为什么安华选择在峇东埔参加补选，以名正言顺地打出他的再“出师表”。
（原载于2008年8月1日 《南洋商报》）
29.7.08
单元政党 VS 多元政党 （天下纵横）
时下人们都喜欢谈论一个课题，那就是经过308大选之后，种族性政党是否已走到瓶颈？若不改革，就没有前路！
一般人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看到不鼓吹种族性的政党，如公正党及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佳绩；反观马华和国大党则输得很不光彩，似乎是因为它们是种族性政党所致。
例如在今年7月7日，我应邀在马华参加一场针对相关课题的辩论会，就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在针锋相对。有人认为马华应该转型成为多元种族政党，不要再像过去只限华裔参加；有人主张马华党人要有多元思维和多元视角，以便在思想上转型，不要老是把自己标签成华人政党，只从华人的角度看问题。换句话说，在马华不改变党章下，把自己转成多元理念的政党；但也有人认为马华不必转型，只要有胆识据理力争，促成一个公平的社会；尤其是巫统不转型的时候，马华的转型是不切实际的，也会失去其原有的民族特性和代表性。
我不特别指名道姓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辩论会，允许“百家争鸣”，也允许各抒己见。当中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那一条路比较好走，比较能争取民心。
首先我们针对第一种观点作评述。这等于是马华把自己转成类似民政、人联或行动党的多元类型。但这些标榜多元的政党又何尝不是在华人区争票源？再者所谓的多元性政党因历史与现实的限制，它们极不容易声称代表马来人的社会，毕竟它们缺少了回教的元素，而一向以来代表马来人利益的政党不是巫统就是回教党，及至10年前，才又出现公正党插足其中，因为是以马来人为主导才具备条件在马来人社会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马华忝为国阵一员，即便转型成多元政党，也一样在华人区争地盘。因此它的转不转型并不是重要的议题，也不是当务之急。
因此，我们落到第二个意见，那就是并不强求马华自身蜕变成多元性政党，而是要求告别过去只为华社诉求的思路，转而采用多元思维看问题。这种想法也不新鲜，其实马华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多元思维。其创党人陈祯禄虽为华社请命，也一再强调马华也是多元思维的，以国家利益为重。
自陈祯禄以降，每位马华领导人都是在这样的思维下领导马华，并与巫统合作，谁也没有刻意突出马华的种族性；甚至在许多时候，马华被认为因为要服膺于多元社会，不得不作忍让与迁就。久而久之，马华在华社的眼中变成在多元社会中求存与为顾全大局而委曲求全的形象。
这就是说，马华不是缺乏多元思维，而是它的多元思维被解读成对霸权政治的“宽容”。但霸权政治不是多元思维，而是另类的种族思维的体现。因此我们不能说马华没有多元思维，只有单元思维。事实是马华在多元思维下要考量的东西太多了，多到“以和为贵”；多到把“退让当谦虚”。
从这样看来，马华本就拥有多元思维，又何必转成多元视角。恰恰相反，马华所缺乏的不是多元思维，而是缺乏为民族权益据理力争的那一块宝贵元素。
这就触及第三种看法，那就是整个问题的本身不是因为马华是种族性的政党才会在308大选中败落。而是马华所代表的“民族主义”的精神不够明显和不够挺拔，没有克制霸权话语的叫嚣。
因此，今天马华面对的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痛定思痛，力促巫统有效和明显地以国阵精神为依归，一切要以国阵为导向。离开了国阵精神，而只涉及马华转型，那不过是自己转来转去，终究逃不出原有的框架。这个框架是定型在代表华人社会的这一块。脱离了华人社会，马华的存在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就此来看，今天的马华的弱点不在于转不转型，而在于它如何带有新的民族的精神，在多元社会中重新建立起它的威信和品牌。
华社只是对马华有所失望，不是绝望。这就是说，华社还是需要马华振作和能够带领华社寻求一个公平与合理社会的实现。
正当马华领导层处于交替阶段，其未来的领导人真是任重道远，也被寄以厚望。
一般人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看到不鼓吹种族性的政党，如公正党及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佳绩；反观马华和国大党则输得很不光彩，似乎是因为它们是种族性政党所致。
例如在今年7月7日，我应邀在马华参加一场针对相关课题的辩论会，就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在针锋相对。有人认为马华应该转型成为多元种族政党，不要再像过去只限华裔参加；有人主张马华党人要有多元思维和多元视角，以便在思想上转型，不要老是把自己标签成华人政党，只从华人的角度看问题。换句话说，在马华不改变党章下，把自己转成多元理念的政党；但也有人认为马华不必转型，只要有胆识据理力争，促成一个公平的社会；尤其是巫统不转型的时候，马华的转型是不切实际的，也会失去其原有的民族特性和代表性。
我不特别指名道姓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辩论会，允许“百家争鸣”，也允许各抒己见。当中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那一条路比较好走，比较能争取民心。
首先我们针对第一种观点作评述。这等于是马华把自己转成类似民政、人联或行动党的多元类型。但这些标榜多元的政党又何尝不是在华人区争票源？再者所谓的多元性政党因历史与现实的限制，它们极不容易声称代表马来人的社会，毕竟它们缺少了回教的元素，而一向以来代表马来人利益的政党不是巫统就是回教党，及至10年前，才又出现公正党插足其中，因为是以马来人为主导才具备条件在马来人社会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马华忝为国阵一员，即便转型成多元政党，也一样在华人区争地盘。因此它的转不转型并不是重要的议题，也不是当务之急。
因此，我们落到第二个意见，那就是并不强求马华自身蜕变成多元性政党，而是要求告别过去只为华社诉求的思路，转而采用多元思维看问题。这种想法也不新鲜，其实马华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多元思维。其创党人陈祯禄虽为华社请命，也一再强调马华也是多元思维的，以国家利益为重。
自陈祯禄以降，每位马华领导人都是在这样的思维下领导马华，并与巫统合作，谁也没有刻意突出马华的种族性；甚至在许多时候，马华被认为因为要服膺于多元社会，不得不作忍让与迁就。久而久之，马华在华社的眼中变成在多元社会中求存与为顾全大局而委曲求全的形象。
这就是说，马华不是缺乏多元思维，而是它的多元思维被解读成对霸权政治的“宽容”。但霸权政治不是多元思维，而是另类的种族思维的体现。因此我们不能说马华没有多元思维，只有单元思维。事实是马华在多元思维下要考量的东西太多了，多到“以和为贵”；多到把“退让当谦虚”。
从这样看来，马华本就拥有多元思维，又何必转成多元视角。恰恰相反，马华所缺乏的不是多元思维，而是缺乏为民族权益据理力争的那一块宝贵元素。
这就触及第三种看法，那就是整个问题的本身不是因为马华是种族性的政党才会在308大选中败落。而是马华所代表的“民族主义”的精神不够明显和不够挺拔，没有克制霸权话语的叫嚣。
因此，今天马华面对的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痛定思痛，力促巫统有效和明显地以国阵精神为依归，一切要以国阵为导向。离开了国阵精神，而只涉及马华转型，那不过是自己转来转去，终究逃不出原有的框架。这个框架是定型在代表华人社会的这一块。脱离了华人社会，马华的存在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就此来看，今天的马华的弱点不在于转不转型，而在于它如何带有新的民族的精神，在多元社会中重新建立起它的威信和品牌。
华社只是对马华有所失望，不是绝望。这就是说，华社还是需要马华振作和能够带领华社寻求一个公平与合理社会的实现。
正当马华领导层处于交替阶段，其未来的领导人真是任重道远，也被寄以厚望。
26.7.08
从历史看“非种族性政党”
马来西亚的种族性政党在308大选过后，有提出一个转型的概念。即以多元种族的视野和以多元种族的途径来处理人民的需求；最好是能够转成为多元种族的政党，以告别种族主义的标签，暂且不论种族性政党是否有意愿转型或能否转型成功，我们不妨从历史看多元种族政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出现的第一个多元种族政党是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它曾参与1947年的“大罢市”，以抗议英国强行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议”，不接受他们提出的“人民宪章”。領導這場大罷市的是陈祯禄，他当时虽然是各族参与的“全马行动理事会”主席，但也不得不与马来国民党的“人民力量中心”共同起事，因为要更具代表性。可惜无法开花结果，1948年“马来亚民主同盟”自我解散。
由于时局的急转直下，陈祯禄至1949年领导华人成立“马华公会”，以保护处于水深火热的“华人新村”的50万人民。既是华人政党，自然被标签为种族性政党。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回应马来人成立“巫统”。正因为这样，才有日后的“联盟”乃至“国阵”出现。
第二个非种族性政党应推林苍佑在1951年于槟城成立的“急进党”，一度是槟城最大的政党。吊诡的是1954年林苍佑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急进党”也就无疾而终。
这就是说，两位政治巨人，一先一后从非种族政团转身成为种族性政党的领导人。没有人说他们这样做是错的，因为时代需要“民族主义的英雄”来领导华人。
第三个非种族性政党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后所创立于“马来亚独立党”，以抗议巫统拒绝开放门户于非马来人。1954年这个党改名为“国家党”，仍由拿督翁任主席，副主席则是橡胶业巨子连裕祥，1955年国家党在大选中一败涂地，连裕祥过后也离开国家党，转而参加马华公会，一度还是槟州马华主席。
拿督翁虽然仍坚持领导国家党，但在1959年时，这个党已全然脱胎换骨。转成马来人政党。在回教党的支持下，拿督翁才在丁加奴取得国会议席。1962年拿督翁逝世，国家党也因之消失于政坛。1971年巫统将拿督翁遗像迎回巫统，定位为巫统的奠基人。
第四个非种族性政党也是在1951年成立的劳工党。原是区域性政党，后来发展成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强调意识形態而排斥种族思维的政党。它在1957年与也是标榜左派的人民党（1955年成立）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与右派的“联盟”（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分庭抗礼。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的基地在华人社会。1964年社阵在选舉中失利，1965年，人劳两党因对国语法案分歧，结果在1966年宣告仳离，社阵消失。劳工党后来也因备受压制而杯葛1969年的大选，旋后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自此之后，劳工党进入“冬眠状态”，更在1972年被吊销注册。人民党则逐渐转型，经过1974年的大选 交白卷后，这个政党的马来人色彩更加浓厚。2003年，赛胡申阿里将之与国民公正党合并成“人民公正党”。
第五个非种族性政党是1953年成立的“人民进步党”，由DR及SP辛尼华沙甘两兄弟领导，起家于怡保。1969年大选取得佳绩后应邀加入国阵，转成执政党一员，基本上被形容为印华混合的政党。1974年大选受痛挫，从此一蹶不振。虽然至今仍是国阵一个成员，但它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前途难卜。
至于在马来亚独立后成立的非种族性政党，命运虽各不相同，但还是摆脱不了种族倾向。
例如
（一）1963年由退出马华公会（1961年）的林苍佑成立的民主联合党，以标榜多元种族出现政治舞台，似乎又回到“急进党”的年代。1968年它又并入民政党而在1969年大选取得辉煌胜利，成为槟州的执政党，1972年它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1974年加入国阵。虽然保持多元性，但在国阵内已被视为华基政党，与马华公会关系若即若离。2008年大选，双双成为“难兄难弟”，政途有待考验。
（二）1965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党”脱胎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向以来高舉多元种族旗帜，但立足于华人社会，因而成为马华和民政的克星。它也从来没有掩盖其华基政党的色彩。也因为与人民公正党合作，才能在308大选中脱颖而出。这说明多元性的反对党，单枪匹马不易成事。
（三）1998年由安华一手督导的“国民公正党”，也亮出多元种族招牌，采取了拿督翁的手法向国阵叫板，但它从一开始就定位为马来人主导的政党，在比例上是6-3-1的方程式；而在东马则另有安排。它既不是巫统和回教党的翻版，也不是46精神党的继承者，而是准备在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中杀开一条血路，但也不得不与其他反对党合作。经过10年磨练，终于在308大选中改变国家的政治格局。看来，它是一个准备打破历史规律的政党。有人因此认为大选冲淡了种族政治和刺激了种族性政党要求转型的可行性。
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多元性与单元性的色彩，而是霸权政治引发了后遗症。因此，与其作高难度的转型，不如对症下药。以上的历史例子也告诉我们，不是标榜多元性就可解决种族问题，而是一个政党的立论与实践是否相辅相行？是否有勇气纠正时弊？这和转型与否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合作的政党如何作出合理的定位。
（原载于2008年7月26日 《南洋商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出现的第一个多元种族政党是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它曾参与1947年的“大罢市”，以抗议英国强行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议”，不接受他们提出的“人民宪章”。領導這場大罷市的是陈祯禄，他当时虽然是各族参与的“全马行动理事会”主席，但也不得不与马来国民党的“人民力量中心”共同起事，因为要更具代表性。可惜无法开花结果，1948年“马来亚民主同盟”自我解散。
由于时局的急转直下，陈祯禄至1949年领导华人成立“马华公会”，以保护处于水深火热的“华人新村”的50万人民。既是华人政党，自然被标签为种族性政党。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回应马来人成立“巫统”。正因为这样，才有日后的“联盟”乃至“国阵”出现。
第二个非种族性政党应推林苍佑在1951年于槟城成立的“急进党”，一度是槟城最大的政党。吊诡的是1954年林苍佑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急进党”也就无疾而终。
这就是说，两位政治巨人，一先一后从非种族政团转身成为种族性政党的领导人。没有人说他们这样做是错的，因为时代需要“民族主义的英雄”来领导华人。
第三个非种族性政党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后所创立于“马来亚独立党”，以抗议巫统拒绝开放门户于非马来人。1954年这个党改名为“国家党”，仍由拿督翁任主席，副主席则是橡胶业巨子连裕祥，1955年国家党在大选中一败涂地，连裕祥过后也离开国家党，转而参加马华公会，一度还是槟州马华主席。
拿督翁虽然仍坚持领导国家党，但在1959年时，这个党已全然脱胎换骨。转成马来人政党。在回教党的支持下，拿督翁才在丁加奴取得国会议席。1962年拿督翁逝世，国家党也因之消失于政坛。1971年巫统将拿督翁遗像迎回巫统，定位为巫统的奠基人。
第四个非种族性政党也是在1951年成立的劳工党。原是区域性政党，后来发展成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强调意识形態而排斥种族思维的政党。它在1957年与也是标榜左派的人民党（1955年成立）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与右派的“联盟”（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分庭抗礼。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的基地在华人社会。1964年社阵在选舉中失利，1965年，人劳两党因对国语法案分歧，结果在1966年宣告仳离，社阵消失。劳工党后来也因备受压制而杯葛1969年的大选，旋后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自此之后，劳工党进入“冬眠状态”，更在1972年被吊销注册。人民党则逐渐转型，经过1974年的大选 交白卷后，这个政党的马来人色彩更加浓厚。2003年，赛胡申阿里将之与国民公正党合并成“人民公正党”。
第五个非种族性政党是1953年成立的“人民进步党”，由DR及SP辛尼华沙甘两兄弟领导，起家于怡保。1969年大选取得佳绩后应邀加入国阵，转成执政党一员，基本上被形容为印华混合的政党。1974年大选受痛挫，从此一蹶不振。虽然至今仍是国阵一个成员，但它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前途难卜。
至于在马来亚独立后成立的非种族性政党，命运虽各不相同，但还是摆脱不了种族倾向。
例如
（一）1963年由退出马华公会（1961年）的林苍佑成立的民主联合党，以标榜多元种族出现政治舞台，似乎又回到“急进党”的年代。1968年它又并入民政党而在1969年大选取得辉煌胜利，成为槟州的执政党，1972年它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1974年加入国阵。虽然保持多元性，但在国阵内已被视为华基政党，与马华公会关系若即若离。2008年大选，双双成为“难兄难弟”，政途有待考验。
（二）1965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党”脱胎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向以来高舉多元种族旗帜，但立足于华人社会，因而成为马华和民政的克星。它也从来没有掩盖其华基政党的色彩。也因为与人民公正党合作，才能在308大选中脱颖而出。这说明多元性的反对党，单枪匹马不易成事。
（三）1998年由安华一手督导的“国民公正党”，也亮出多元种族招牌，采取了拿督翁的手法向国阵叫板，但它从一开始就定位为马来人主导的政党，在比例上是6-3-1的方程式；而在东马则另有安排。它既不是巫统和回教党的翻版，也不是46精神党的继承者，而是准备在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中杀开一条血路，但也不得不与其他反对党合作。经过10年磨练，终于在308大选中改变国家的政治格局。看来，它是一个准备打破历史规律的政党。有人因此认为大选冲淡了种族政治和刺激了种族性政党要求转型的可行性。
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多元性与单元性的色彩，而是霸权政治引发了后遗症。因此，与其作高难度的转型，不如对症下药。以上的历史例子也告诉我们，不是标榜多元性就可解决种族问题，而是一个政党的立论与实践是否相辅相行？是否有勇气纠正时弊？这和转型与否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合作的政党如何作出合理的定位。
（原载于2008年7月26日 《南洋商报》）
24.7.08
马来西亚第一个客家村 浮罗山背掀开华人南迁史第一页
马来西亚第一个客家村终于在槟城的浮罗山背成立起来，展示了客家人第一个落脚地的村镇直到今天仍然保存客家人的特色。
为示隆重，槟州客属公会于6月1日邀请客家乡贤，卫生部长拿督廖中莱主持客家村联委会成立大会并致开幕词。他在致词中强调客家人团结的重要性，以便在政经文教领域配合政府的努力，创造和谐社会。他也同时宣布赞助马币一万元作为客家村活动基金。
也是客家人的曹冠友行政议员致词时回应谢诗坚的建议时表示槟州政府支持在浮罗山背建立一座中国式的客家土楼作为地标，内设文物馆，以共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其他致词者有槟州客属公会会长容群耀及浮罗山背客家村联委会主任曾高远。出席观礼的嘉宾尚有客家乡贤，前副新闻部长拿督斯里谢宽泰及当地州议员，前副首席部长拿督斯里希莱尔医生，场面殊为热烈。
客家村工委会主席，也即是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在大会发表重要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演讲，阐述了客家人是马来西亚华人南迁的开路先锋，才有今日的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的出现。
以下是谢博士的演讲文稿：
主题是： 槟城是客家人发祥地
七个第一领尽风骚
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作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见证我们通过集体的努力挖掘和回忆，我们客家先贤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洒下我们的血汗，也参与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串成一个富大自然色彩而又美丽的浮罗山背。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客家人在浮罗山背彰显的力量也渐渐地被溶化乃至有人也不知道客家人竟然是我们的开路先锋。为了不让历史遗忘客家人的功绩，我们决定用行动来唤起客家人千万不要忘记这里也是我们的根。虽然我们寻根要回到中国去探索源头，但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槟城则是客家人的第一个发祥地，浮罗山背就是我们的大靠山。英国人在1786年开辟槟榔屿时，我们的少数客家人便已在这里居住，而后就有数不尽的华人大量南来，卖猪仔也好，背井离乡也好，我们的先贤，包括客家人从这里走进了联邦内陆，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客家人体系。正因为浮罗山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个浮罗山背客家村联络委员会也就顺理成章成立起来。我们只是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就顺利地组织了这个委员会，乡贤们的热烈响应不仅令我们感动，也证诸了浮罗山背存在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客家村。今天的成立大会，就是要向全世界的客家人宣告：一个新的客家村就在槟城的浮罗山背。这也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有组织性的客家村，也引起了客家学者的关注。
我谨此宣布：一个由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客家研究所的13名学者将在本月23日起来到浮罗山背进行田野考察。他们将分成语言和文化两个组合来实地调查研究，而后一个组合将会在浮罗山背长驻一个月。我相信通过他们的研究和发掘，不难在浮罗山背找到他们所要的历史古迹，以证明客家人的天性是宁可住在穷乡僻壤而不与城市人争地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加入了天主教会，甚至一度是用客家话来传道。这与太平天国（1851－1868）的洪秀全打着耶稣天国的旗帜不无关系。正是在那个时候，有较为大量的客家人再次南迁，浮罗山背也就成了他们其中一个落脚地。
不仅于此，我们客家人也是宗教自由的民系，道教组织的神庙在这里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成为我们的守护神。
伴随着宗教也带来了文化教育，早年的学校就设在神庙内，而且用客家话教学。由于我们客家人的生活简朴和勤劳，世代相传也成了一个典型，在这里居住了四代乃至第五代的客家人。他们从事耕种打渔和园坵生活。我相信，通过台湾学者的访问和考察，必然能勾起老一代客家人的记忆，而口述出来。只要我们一点一滴地用语言，用古迹，用家族生活等事迹，就一定能结成一个动人的故事，一部具有意义的客家历史。当然这需要我们乡贤的大力配合，以还我客家人一个历史真貌。有关研究在将来成书出版后，肯定能使浮罗山背扬名于世，也会为我们客家人争光。
其实，在马来西亚，客家人是华人社会中不遑多让的民系。我们在方言体系中名列第二，占第一位的是福建人。根据估计，客家人约占6百万华人人口中的20%，超过了120万名。因而我们有了一个庞大组织的客联会，团结了全马来西亚的69个客家社团。
虽然槟城的客家人因为人口的过大流动，而不再占有重要的比例，大概只是槟州140万人口中的10%左右，但槟城客家人在马来西亚建国历史上扮演的第一角色至少有六个。如果连同今日我们成立的马来西亚第一个客家人最早聚居的客家村，那就是七个第一了。
1. 在政治方面：第一任的清朝驻槟城领事（1893年）是我们的客家人。他就是客家人表率的张弼士。接下来的四任驻槟领事也全是客家人。他们是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
第一位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1912年）也是我们的客家人一直到1930年。他就是槟州客属公会创会人戴淑原先贤，他的父亲戴欣然（戴喜云）则是清朝最后一任驻槟领事。
第一任槟州首席部长也是我们的客家人。他就是来自大山脚的王保尼乡贤。一个有关他的纪念馆就设在槟城市区内。
2. 在宗教方面：第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海珠屿大伯公庙是我们客家人在1799年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引以为荣的旅游景点。大伯公庙的建立也是纪念我们的第一位在槟城居住的客家人张理和他的两名结拜客家兄弟丘兆进及马福春。
再者，举世闻名的极乐寺，建于1891年，先成大士殿一座于山麓，5年之后，由我们的客家人张弼士、张煜南、谢荣光、郑景贵及戴欣然共集资17万9千元进行扩建，前后16年完工。这就是说，今日的极乐寺之堂皇，我客家人功不可没。
3. 在教育方面：全马第一间新式华文学校于1904年建立，取名中华学校，目前已迁至阿依淡。创办人就是我们的客家先贤张弼士，及后新式华校如雨后春笋成立起来。此外，有百年历史的时中学校曾是客家人留下的春风化雨的标记。
还有位于浮罗山背双溪槟榔的新民义小学，也有百年的历史，是张弼士的后人所建。
4. 在社团方面：全马第一间有注册的华人社团首推槟城嘉应会馆。它成立于1801年，证明客家先贤早就懂得组织起来。与它年代不相上下的也是客家人组成的增龙会馆。
5. 在个人方面：第一位富甲一方的是我们的客家人郑景贵（1821－1898），他比张弼士年长20岁，既是海山会党首领，也是甲必丹，发迹于霹雳采矿业。郑景贵留下在义兴街的“慎之家塾”今天也成为其中一个旅游景点。
6. 在金融方面：郑景贵的儿子郑大平（1876－1935）是第一位被授权发行钞票的个体，几乎不可思议。显示了这位客家人的财雄势大。
所有这些的荣耀，在早年的槟城乃至马来西亚，莫不突显客家人的“丰功伟绩”，而我们浮罗山背的客家人，虽然不及几位客家显赫人物名留百世，但他们群体放射出来的影响力，也造就了今日的浮罗山背成为一方宝地。
在浮罗山背共有九个主要乡镇，即浮罗文丁、浮罗勿洞、双溪槟榔、双溪槟榔港口、新路头、班台亚齐、亚逸布爹、美湖及浮罗市区，都住着不少的客家人，其中最集中的是双溪槟榔及浮罗勿洞。前者近90%是客家人，总人口有近2000名；后者人口超过2千余名，客家人占一半有余。联同其它的乡镇的客家人加起来，就足以展示出客家人早年选择在山区居住是与客家人的历史不无关系的。在中国，客家人多是住在山区和边区一带，经济条件较差，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外来人而不是本家人，只好谦卑地远离城市谋生。
也由于客家人一向住在贫瘠之地，造成早年有最多的客家人漂洋过海时选择了浮罗山背。他们几代人都不舍不离，虽然年轻的一代从这里走出去，但他们永远是来自乡村的孩子。
这里是一个与城市隔开的社会。虽然交通至为方便，上山下坡都是一码事，但来到浮罗山背的感受是乡村的气息一百年不变。双溪槟榔还是那么古老，浮罗勿洞还是一个渔村。大自然的环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我们客家人没有怨言，乐在其中，且又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客家人的入乡随俗，像其它方言的华人一样，与马来人的融洽生活让我们领悟浮罗山背真正体现了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的社会。
这也是马来西亚各民族和睦生活的一个典型。根据估计浮罗山背约有10万人口，华人有4万左右，其中客家人占有1万5千名左右（数目尚待证实）。虽然物换星移，不少客家人已不流行操客家话，但上了年纪的人都喜爱用客家话交谈。他们没有忘记客家话曾是这里的通用语言。为了衬托出客家村的内涵，槟州客属公会希望能在这里建立有实体的客家村。若有人愿献出地皮或借出地皮，我们计划将中国的客家土楼移植在浮罗山背的适当地点，或者我们也会向槟州政府提出拨地申请，以建立一座客家地标。
只要我们客家人联合起来，我们将有希望在浮罗山背以客家村的文化来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例如结合美湖的情人桥，双溪槟榔的大弯桥，班底亚齐的国家公园，再加上客家村的出现，也许世界游客会慕名而来。但前提是政府有必要重修扩建和充实美化这些景点。
台湾有一个美浓客家村已成为旅游景点，什么时候浮罗山背的客家村能挤入旅游地图，我们都不知道。
不过，如果槟州政府有这个意愿，我们客家人愿合力助其成。这对刺激浮罗山背的经济发展，肯定有巨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只是一个起点，未来的道路尚很遥远，但我坚信，有志者事竟成。因为我们身上流着客家人的血，思想上有不灭的客家精神。在重重困难中，我们成功地在槟城重建五层大厦，并设立起具有参观价值的客家文物馆，没有理由我们不能在浮罗山背再圆一个客家梦。
（大马客联会署理会长暨浮罗山背，客家村工委会主席拿督谢诗坚博在浮罗山背客家村联委会成立大会致词 1-6-2008）
为示隆重，槟州客属公会于6月1日邀请客家乡贤，卫生部长拿督廖中莱主持客家村联委会成立大会并致开幕词。他在致词中强调客家人团结的重要性，以便在政经文教领域配合政府的努力，创造和谐社会。他也同时宣布赞助马币一万元作为客家村活动基金。
也是客家人的曹冠友行政议员致词时回应谢诗坚的建议时表示槟州政府支持在浮罗山背建立一座中国式的客家土楼作为地标，内设文物馆，以共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其他致词者有槟州客属公会会长容群耀及浮罗山背客家村联委会主任曾高远。出席观礼的嘉宾尚有客家乡贤，前副新闻部长拿督斯里谢宽泰及当地州议员，前副首席部长拿督斯里希莱尔医生，场面殊为热烈。
客家村工委会主席，也即是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在大会发表重要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演讲，阐述了客家人是马来西亚华人南迁的开路先锋，才有今日的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的出现。
以下是谢博士的演讲文稿：
主题是： 槟城是客家人发祥地
七个第一领尽风骚
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作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见证我们通过集体的努力挖掘和回忆，我们客家先贤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洒下我们的血汗，也参与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串成一个富大自然色彩而又美丽的浮罗山背。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客家人在浮罗山背彰显的力量也渐渐地被溶化乃至有人也不知道客家人竟然是我们的开路先锋。为了不让历史遗忘客家人的功绩，我们决定用行动来唤起客家人千万不要忘记这里也是我们的根。虽然我们寻根要回到中国去探索源头，但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槟城则是客家人的第一个发祥地，浮罗山背就是我们的大靠山。英国人在1786年开辟槟榔屿时，我们的少数客家人便已在这里居住，而后就有数不尽的华人大量南来，卖猪仔也好，背井离乡也好，我们的先贤，包括客家人从这里走进了联邦内陆，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客家人体系。正因为浮罗山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个浮罗山背客家村联络委员会也就顺理成章成立起来。我们只是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就顺利地组织了这个委员会，乡贤们的热烈响应不仅令我们感动，也证诸了浮罗山背存在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客家村。今天的成立大会，就是要向全世界的客家人宣告：一个新的客家村就在槟城的浮罗山背。这也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有组织性的客家村，也引起了客家学者的关注。
我谨此宣布：一个由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客家研究所的13名学者将在本月23日起来到浮罗山背进行田野考察。他们将分成语言和文化两个组合来实地调查研究，而后一个组合将会在浮罗山背长驻一个月。我相信通过他们的研究和发掘，不难在浮罗山背找到他们所要的历史古迹，以证明客家人的天性是宁可住在穷乡僻壤而不与城市人争地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加入了天主教会，甚至一度是用客家话来传道。这与太平天国（1851－1868）的洪秀全打着耶稣天国的旗帜不无关系。正是在那个时候，有较为大量的客家人再次南迁，浮罗山背也就成了他们其中一个落脚地。
不仅于此，我们客家人也是宗教自由的民系，道教组织的神庙在这里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成为我们的守护神。
伴随着宗教也带来了文化教育，早年的学校就设在神庙内，而且用客家话教学。由于我们客家人的生活简朴和勤劳，世代相传也成了一个典型，在这里居住了四代乃至第五代的客家人。他们从事耕种打渔和园坵生活。我相信，通过台湾学者的访问和考察，必然能勾起老一代客家人的记忆，而口述出来。只要我们一点一滴地用语言，用古迹，用家族生活等事迹，就一定能结成一个动人的故事，一部具有意义的客家历史。当然这需要我们乡贤的大力配合，以还我客家人一个历史真貌。有关研究在将来成书出版后，肯定能使浮罗山背扬名于世，也会为我们客家人争光。
其实，在马来西亚，客家人是华人社会中不遑多让的民系。我们在方言体系中名列第二，占第一位的是福建人。根据估计，客家人约占6百万华人人口中的20%，超过了120万名。因而我们有了一个庞大组织的客联会，团结了全马来西亚的69个客家社团。
虽然槟城的客家人因为人口的过大流动，而不再占有重要的比例，大概只是槟州140万人口中的10%左右，但槟城客家人在马来西亚建国历史上扮演的第一角色至少有六个。如果连同今日我们成立的马来西亚第一个客家人最早聚居的客家村，那就是七个第一了。
1. 在政治方面：第一任的清朝驻槟城领事（1893年）是我们的客家人。他就是客家人表率的张弼士。接下来的四任驻槟领事也全是客家人。他们是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
第一位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1912年）也是我们的客家人一直到1930年。他就是槟州客属公会创会人戴淑原先贤，他的父亲戴欣然（戴喜云）则是清朝最后一任驻槟领事。
第一任槟州首席部长也是我们的客家人。他就是来自大山脚的王保尼乡贤。一个有关他的纪念馆就设在槟城市区内。
2. 在宗教方面：第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海珠屿大伯公庙是我们客家人在1799年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引以为荣的旅游景点。大伯公庙的建立也是纪念我们的第一位在槟城居住的客家人张理和他的两名结拜客家兄弟丘兆进及马福春。
再者，举世闻名的极乐寺，建于1891年，先成大士殿一座于山麓，5年之后，由我们的客家人张弼士、张煜南、谢荣光、郑景贵及戴欣然共集资17万9千元进行扩建，前后16年完工。这就是说，今日的极乐寺之堂皇，我客家人功不可没。
3. 在教育方面：全马第一间新式华文学校于1904年建立，取名中华学校，目前已迁至阿依淡。创办人就是我们的客家先贤张弼士，及后新式华校如雨后春笋成立起来。此外，有百年历史的时中学校曾是客家人留下的春风化雨的标记。
还有位于浮罗山背双溪槟榔的新民义小学，也有百年的历史，是张弼士的后人所建。
4. 在社团方面：全马第一间有注册的华人社团首推槟城嘉应会馆。它成立于1801年，证明客家先贤早就懂得组织起来。与它年代不相上下的也是客家人组成的增龙会馆。
5. 在个人方面：第一位富甲一方的是我们的客家人郑景贵（1821－1898），他比张弼士年长20岁，既是海山会党首领，也是甲必丹，发迹于霹雳采矿业。郑景贵留下在义兴街的“慎之家塾”今天也成为其中一个旅游景点。
6. 在金融方面：郑景贵的儿子郑大平（1876－1935）是第一位被授权发行钞票的个体，几乎不可思议。显示了这位客家人的财雄势大。
所有这些的荣耀，在早年的槟城乃至马来西亚，莫不突显客家人的“丰功伟绩”，而我们浮罗山背的客家人，虽然不及几位客家显赫人物名留百世，但他们群体放射出来的影响力，也造就了今日的浮罗山背成为一方宝地。
在浮罗山背共有九个主要乡镇，即浮罗文丁、浮罗勿洞、双溪槟榔、双溪槟榔港口、新路头、班台亚齐、亚逸布爹、美湖及浮罗市区，都住着不少的客家人，其中最集中的是双溪槟榔及浮罗勿洞。前者近90%是客家人，总人口有近2000名；后者人口超过2千余名，客家人占一半有余。联同其它的乡镇的客家人加起来，就足以展示出客家人早年选择在山区居住是与客家人的历史不无关系的。在中国，客家人多是住在山区和边区一带，经济条件较差，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外来人而不是本家人，只好谦卑地远离城市谋生。
也由于客家人一向住在贫瘠之地，造成早年有最多的客家人漂洋过海时选择了浮罗山背。他们几代人都不舍不离，虽然年轻的一代从这里走出去，但他们永远是来自乡村的孩子。
这里是一个与城市隔开的社会。虽然交通至为方便，上山下坡都是一码事，但来到浮罗山背的感受是乡村的气息一百年不变。双溪槟榔还是那么古老，浮罗勿洞还是一个渔村。大自然的环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我们客家人没有怨言，乐在其中，且又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客家人的入乡随俗，像其它方言的华人一样，与马来人的融洽生活让我们领悟浮罗山背真正体现了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的社会。
这也是马来西亚各民族和睦生活的一个典型。根据估计浮罗山背约有10万人口，华人有4万左右，其中客家人占有1万5千名左右（数目尚待证实）。虽然物换星移，不少客家人已不流行操客家话，但上了年纪的人都喜爱用客家话交谈。他们没有忘记客家话曾是这里的通用语言。为了衬托出客家村的内涵，槟州客属公会希望能在这里建立有实体的客家村。若有人愿献出地皮或借出地皮，我们计划将中国的客家土楼移植在浮罗山背的适当地点，或者我们也会向槟州政府提出拨地申请，以建立一座客家地标。
只要我们客家人联合起来，我们将有希望在浮罗山背以客家村的文化来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例如结合美湖的情人桥，双溪槟榔的大弯桥，班底亚齐的国家公园，再加上客家村的出现，也许世界游客会慕名而来。但前提是政府有必要重修扩建和充实美化这些景点。
台湾有一个美浓客家村已成为旅游景点，什么时候浮罗山背的客家村能挤入旅游地图，我们都不知道。
不过，如果槟州政府有这个意愿，我们客家人愿合力助其成。这对刺激浮罗山背的经济发展，肯定有巨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只是一个起点，未来的道路尚很遥远，但我坚信，有志者事竟成。因为我们身上流着客家人的血，思想上有不灭的客家精神。在重重困难中，我们成功地在槟城重建五层大厦，并设立起具有参观价值的客家文物馆，没有理由我们不能在浮罗山背再圆一个客家梦。
（大马客联会署理会长暨浮罗山背，客家村工委会主席拿督谢诗坚博在浮罗山背客家村联委会成立大会致词 1-6-2008）
22.7.08
单元种族政党是否能走多元种族路线？
马来西亚是个独特的国家。自1969年“513”事件以来，就未曾发生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因此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以马来西亚种族和谐作为范例进行研究，而我们的政党，包括种族性政党洋洋得意地宣示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长安久治的大计，那就是通过种族性政党的结合，来推行多元种族路线，即便有不满或失衡，也被认为是偏差所致，与大方向无关，久而久之，我们满足于现状的维持，没有改变的必要。
它的特征反映在种族政党先以本民族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再以本民族的利益向多元种族相结合。换句话说，种族性政党以其局限性的角色扮演整局的大角色。而为了顾全大局，经常作出妥协性的让步，乃至对种族政策的推行“侵犯”了自身民族的利益，也以忍辱负重的精神扛着，成了“不公政策”的解释者，甚至捍卫者。
主要是因为参与执政的种族性政党，例如马华没有实权，无法有效地捍卫和推动公平政策，只能让位于拥有实权的执政党，如巫统即是，在彼此都宣称和服膺多元种族路线下，却出现一边单元治国；另一边借多元之名，臣服于单元治国理念的怪现象。
从这样看来，种族性的政党在现今的政治架构下要走多元种族路线是一个空想和不切实际的。因为实权的一方从种族思维为多元种族社会制订了具有种族倾向的政治格局和政策，以至其它成员党不得不靠边站，不但捍卫本民族利益的理想未能溶入其中，而且所谓的多元理念变成了一党独大下求存的一个笑柄。甚至反对党也不得不在多元理念下对相关种族（民族）利益提出诉求的道路。整个来说，它导因于霸权政治破坏了多元理念，进而也迫使种族性政党接受霸权政治规定下的所谓“多元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多元种族路线”已是变相和被利用成为单元治国的表象。
除非巫统能够洗心革面，恢复到创党 人拿督翁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先打破种族性结构，成为一个多元性政党，不然在国阵机制下我们无从展开一个新的多元政治旅程，这就是说，尽管马华如何调整思维，用新口号打造多元理念，也无法改变既定的种族性垄断国家权力的局面。为此，马华在此时此刻自我转型，提出“四大主义”，也只是一种自我改造，未触及实质性问题。实质的问题是国阵成员中谁带头打破一党独大，还我公平社会？
1. 战后是种族政治的萌芽期
这个问题应该回到多元种族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单元种族政党？是谁先创导种族性政党？答案是：
(i) 1937年成立的马来青年同盟KMM (Kesatuan melaya muda) 日治时代被收编，而后出现了kris (kesatuan rayat Indonesia semenanjong) ，半岛印度尼西亚人民协会，与印度尼西亚苏卡诺的国民党关系密。在1945年8月与印尼达成流产协议，成立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后来被日本忽然投降打乱了整个计划，否则今日的马来西亚历史将改写。
1945年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 (partai kebangssan melayu sa-malaya)
1946年5月巫统成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1947年出现国民党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及陈祯禄领导的全马来亚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汇在一起，有了所谓“马来亚人民宪章”的提呈及大罢市。这是左思潮带动下的一次华巫大整合，结果失败。1948年2月英国与巫统协商下推出了“马来亚联合邦协议”。
1948年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紧急状态实施。出现了右翼思潮抗拒左翼思潮。右翼马来人政党取得了政治主导权。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禁。
1951年回教党成立。
(ii) 华人种族性政党也出现。
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它的背景是因为华人新村的出现。立场是反共的，维护西方资本主义，与巫统取得共识，1953年成立两党联盟。
1955年参加普选。
(iii) 印度人种族性政党出现。
1946年成立印度国大党，与尼赫鲁的国大党关系密切。
1954年加入联盟。
1955年参加普选。
(iv) 非种族性政党
1930年马共的成立
1945年12月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成立
1947年左翼力量通过AMCJA参加大罢市
1948年马来亚民主同盟解散
1951年5月马来亚劳工党成立
1951年6月林苍佑的急进党成立
1951年9月拿督翁脱离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国家党
1953年1月人民进步党成立
1955年马来亚人民党成立
这些个非种族性政党，有激进社会主义的，有民主社会主义的，也有资本主义的，打着非种族性的旗帜，后来也倾向于种族性。因为在马来亚多元种族的现实社会限制了意识形态政党的发展，而宗教因素也是约束了非种族政党全面跨进马来社会。整体而言，非种族性的理念没有得到适合的土 壤滋长。
2. 马来西亚成立是种族政治的形成期
(i) 1963年的马印对抗掀起一场思想意识的国际斗争。一边以印度尼西亚为首的马来左翼政党的大结合；另一边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华人左翼政党的整合，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冲击右翼的执政联盟和英国殖民主义者。
(ii) 1964年加入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在李光耀率领下，人民行动党形成第三势力，打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挑动马来社会神经腺，被视为“华人口号”，而其目的是要取代马华在执政联盟的地位。
(iii) 选举结果华人担心左派政党导向印度尼西亚对华人不利，导致种族性政党取得大胜，而非种族性政党（反对党）蒙受惨败。换句话说，在意识形态与种族利益面前，前者让位于后者，种族政治在因势利导下取得立足点。
(iv) 1965年政府指控反对党中的马来领袖涉及准备在海外（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大举逮捕，揭开左翼马来领袖与宗教相结合，服膺于印度尼西亚苏卡诺的“纳沙贡”指导思想。华人左派领袖大感惊愕，转而走向街头政治，更激进地高举毛泽东思想，遂使到左翼阵营出现种族性分裂。例如，1965年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反对国语方案导政1966年两党分道扬镳。另一方面，非左翼的人民行动党因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也终止第三势力对马华公会的冲击。
(v) 1966年印度尼西亚流产政党，右翼军人苏哈多抬头，结束马印对抗，苏卡诺的“纳沙贡”理念破灭。在美国支持下，从此回教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升级（及至后来，美国引用回教国家的回教激进份子打击苏共和中共的“革命路线”）。这个分界线也刺激了种族政治进一步抬头。一方面基于种族思想，因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出现的民主行动党，也被归纳为与林苍佑的民主联合党、辛尼华沙甘的人民进步党乃至劳工党同属于华基政党，虽然它们坚持多元路线的理念。另一方面，基于宗教思想，回教与社会主义划清界线。
3. “513”事件是种族政治膨胀期
(i) 1969年的大选虽然说非种族性的政党取得突破性的胜利，但也发生不幸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巫统开始蜕变，由敦拉萨掌控全局。
(ii) 除了吉兰丹仍由回教党主政外，只槟州出现变天，但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民联并入其中）上台不意味着联盟的失落，因为林苍佑原本就是马华的人，也是联盟的人。他虽与东姑交恶，但未与敦拉萨反脸成仇。1972年联合政府的成立及1974年民政加入国阵（联盟的扩大）意味着非种族性的政党也被标签为代表华族利益的政党。
(iii) 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敦拉萨就任第二任首相。在就职礼上明确提出“以党治国”理念。他说：“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为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使巫统来决定其形式──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 统来决定”。“展现了种族政党居于国家政权的主导地位。”
(iv) 敦拉萨在1970年启动了宪法条文的马来人特别地位；推出“新经济政策”，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同时推出“国家原则”五大信条，内中包括对宗教的信念，不让无神论主义滋长。双管齐下，全面地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结构。
及后有了“土著和非土著”之分。土著除了指马来人外，也扩大到对沙巴和砂拉越的原住民在内，一连串的优惠政策伴随而来。
(v) 1971年，马华公会在陈修信领导下，展开华人大团结运动，以应对马来人政治权力的扩大。可惜不久之后胎死腹中，但也因此进一步强化了种族政治的地位。包括陈修信拉拢左派人士加入阵容，允许香港左翼的银星艺术团表演带有文革的节目。这种左右逢源的政策的目的就是使到种族政党有更大的政治筹码，无形中突出了马华的种族政治形象和地位。
(vi) 尽管华裔对“新经济政策”有所保留，也不反对提高马来人经济地位。于是，新经济政策扩大到其它领域，如教育、公务员、特定重要行业实行固打和执照制度，形成一张大网。
为了弥补华裔在心灵上的失落和担心利益被剥夺。1974年的马中建交则为敦拉萨启开一个新契机。在华裔一片欢呼声下，也对政府的保护政策和施政不那么挚着和在意，也使到敦拉萨进一步地塑造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国阵也在这一年成立，将原有的联盟扩大而成，容纳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和砂人联党沙巴联盟及砂州联盟。一共9党联合执政。表面上看来是多党执政，实则进一步削弱马华的代表性，突显巫统的威权性。难怪取代陈修信上台不久的李三春是最后一个参加国阵的政党。自那以降，马华在政府的地位有降无升。华基政党分散了马华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它与巫统“对等”的日子已是越离越远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华的种族思维只有加强而未有松弛，因为它不参加国阵，不声称代表华人，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因此马华只好通过打击民政党来恢复它昔日应有的地位，用种族思维巩固马华政治地位。
(vii) 种族政治在1974年后变得更加明显，而各政党，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在无法抗衡巫统下，也只能在华人社会争地盘，也就限制了种族性政党背离民族（种族）利益高谈阔论多元种族政治，更不会刻意走多元种族路线，因为它们无从宣示代表了马来人的利益，也代表不了东马的土著的利益，它们的视野不容易宽敞起来；恰恰相反，它们只能成为华人的守护神和捍卫者，所谓的多元理念也就变得模糊和不切实际。
4. 马哈迪主政期出现种族霸权政治
(i) 1981年上台的马哈迪，他继承了敦拉萨的一切政策，并将之提升为马来政治在政府内的统领地位，以便进一步解决他所坚持的《马来人困境》。他不反对李三春与林苍佑斗，因为那只是涉及槟州主导政权之争，无损马来人的崇高与掌控地位。1982年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8席证诸了这一点。
(ii) 他巧妙地引进了安华依布拉欣，让后者领导的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归顺”巫统，以便在政府机制有效地推动回教化措施和引进回教价值观。马来西亚的回教化运动由兹掀开新页。在非马来人绝大部份不是回教徒的现实下，结果马华公会无法克制回教势力的膨胀。这就是说，当华人政党缺乏了回教这一块的思维时，它要用什么指导思想来开展多元政治呢？
(iii) 马哈迪不仅打散了华基政党的整合，也使它们忙于为华社请命，无暇用多元种族斗争来影响马来人的政治信仰。从李三春到林良实；从林苍佑到林敬益；从王其辉到杨国斯，他们又改变巫统多少？1982年的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成为华社的一个空想。最终被巫统改变了所有的成员党。再者，1990年，从巫统分裂的东姑拉沙里虽然结合了回教党及行动党向国阵全面宣战，也无功而返。因为马来人不接受改变是必要的，还是认同国阵的种族性组合。
(iv) 1993年马哈迪也以强势领导使巫统东渡沙巴成功，进而成为强大的执政党，即便卡达山杜顺族，及华人加起来超越马来人和回教徒，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除了外来移民（合法的非法的）超过百万大军外，也分裂了非马来人的政党，原本只有一个大党掌权（如人民党及团结党），在1990年拜灵起事之后，便变成今天的沙团结党，沙进步党，沙自民党，沙民统及沙人民团结党的四分五裂局面，如何与强大的巫统争夺主导权？更遑论用多元思维来整合至少38个种族！
(v) 马哈迪为树立权威统治，先后通过国会修改宪法，限制王权干政。继后又因党争动用司法，也发生了法院院长及大法官被革职事件；时至今日更爆出林甘短片的一片疑云。整个司法制度受到质疑，一直延续下来。由此可见，在马哈迪当政下，突出一党独大的政治致向。
(vi) 马哈迪的强势领导也显现他在1998年革除安华副首相兼财长职，更将之开除出巫统。一个人决断其副手的政运。其它成员党除了符和外，还是举手赞成。这说明了国阵即便由14个成员党组成，政府的决策权操在一个人的手上。多党制变成霸权政治。由此来分析，其它政党的走多元种族路线已是没有多大意义，尤其是执政成员党，更无法代表马来政治发言，因此其多元政治理念受到置疑。1999年大选回教党抬头说明不了华基政党的多元种族理念打击了霸权政治；反之，国阵对行动党的抹黑意外地击倒林吉祥与卡巴星。只能解读成种族政治牌起了作用，华社也没回应安华的“烈火莫熄”。
5. 安华力抗霸权政治
(i) 于2003年继位的阿都拉，承接了马哈迪所留下的“政治遗产”。首相的权威徒增不减。2004年的大选，阿都拉取得空前的胜利后，已无需顾忌回教党带来的威胁；更不会重视民主行动党的压力。抑有进者，安华的“烈火莫熄”快灭了，阿都拉变成无人能挑战的领袖。
(ii) 阿都拉的狂胜，不幸地衍生出巫统党内的次线领袖变得更加妄狂自大，言语尖锐刺耳不饶人。例如槟州首席部长应轮到巫统人担任；马华领袖在马来选区胜出的揶揄；一声下令收回与各宗教对话解决宗教争议的备忘录。更严重的是举剑展权势，对新经济政策延续的强辩及任由贪污疑云不断，引发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在这方面，巫统并未进行检讨其单元思维，反而引发了巫青团中出现各种怪论，伤害了其它民族的情感，但又不当着一回事。国阵内的华基政党只能发出无力的回应，既没有得到重视，也无法彰影多元治国的理念。
(iii) 国阵精神未有得到维护下，诠释权只在巫统，不在其它成员党手中。在这种情形下，华基成员党的沉默或表达软性意见，虽被认为是对多元种族社会和谐的忍辱负重，但也暴露了其不敢面对霸权政治的弱点。而这种微弱的多元思维若有的话，在非马来人看来，不提也吧！
(iv) 安华以最强势的领导，为其公正党打开一条新路，即以马来人为主导的多元种族政党是未来的希望。他比起回教党和行动党更敢于表达多元政治理念，而且用行动来证明他正在推行前所未有的尝试，既有马来人，也有华人和印度人加入其中。更进一步，他也成功地拉拢回教党和行动党加入斗争行列。一个以安华为首的反对党阵线在松弛的基础上乃告成立起来。比起执政的国阵，自然无法相提并论，但国阵的弱点则因一党独大不断地被鞭策，连带人民对其成员党失望多过期望。
(v) 于是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创造了奇迹，连夺四州执政权，加上一个吉兰丹州大胜，还有82个国会议席，超越1/3席，已是和国阵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人民第一次相信民主可以改变一切，也第一次相信多元种族的政党不但有立足之地，而且可以击败老树盘根的国阵。新的政治格局也打开了新的视野。
(vi) 这不应解读为马华因是种族性政党被打败，而是马华被认为没有为华人据理力争，让巫统霸权政治垄断一切所致。因此马华所要改变的不是单元思维，而是它有没有勇气促使巫统改变。换句话说，这已不是用多元种族路线就能拯救马华，而是巫统要不要反省它的一党独大的单元路线已是行不通了。
因此，我的结论是，种族性政党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两个结果，其一是迷失在多元种族社会中；其二是将单元路线“合理化与扩大化”。前者因没有实权而陷入迷茫；后者因权力过大而认为单元政策无碍多元社会的发展。其结果就是308的海啸，人民用力量告诉国阵，霸权政治应该收档而需要改弦易辙了。
它的特征反映在种族政党先以本民族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再以本民族的利益向多元种族相结合。换句话说，种族性政党以其局限性的角色扮演整局的大角色。而为了顾全大局，经常作出妥协性的让步，乃至对种族政策的推行“侵犯”了自身民族的利益，也以忍辱负重的精神扛着，成了“不公政策”的解释者，甚至捍卫者。
主要是因为参与执政的种族性政党，例如马华没有实权，无法有效地捍卫和推动公平政策，只能让位于拥有实权的执政党，如巫统即是，在彼此都宣称和服膺多元种族路线下，却出现一边单元治国；另一边借多元之名，臣服于单元治国理念的怪现象。
从这样看来，种族性的政党在现今的政治架构下要走多元种族路线是一个空想和不切实际的。因为实权的一方从种族思维为多元种族社会制订了具有种族倾向的政治格局和政策，以至其它成员党不得不靠边站，不但捍卫本民族利益的理想未能溶入其中，而且所谓的多元理念变成了一党独大下求存的一个笑柄。甚至反对党也不得不在多元理念下对相关种族（民族）利益提出诉求的道路。整个来说，它导因于霸权政治破坏了多元理念，进而也迫使种族性政党接受霸权政治规定下的所谓“多元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多元种族路线”已是变相和被利用成为单元治国的表象。
除非巫统能够洗心革面，恢复到创党 人拿督翁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先打破种族性结构，成为一个多元性政党，不然在国阵机制下我们无从展开一个新的多元政治旅程，这就是说，尽管马华如何调整思维，用新口号打造多元理念，也无法改变既定的种族性垄断国家权力的局面。为此，马华在此时此刻自我转型，提出“四大主义”，也只是一种自我改造，未触及实质性问题。实质的问题是国阵成员中谁带头打破一党独大，还我公平社会？
1. 战后是种族政治的萌芽期
这个问题应该回到多元种族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单元种族政党？是谁先创导种族性政党？答案是：
(i) 1937年成立的马来青年同盟KMM (Kesatuan melaya muda) 日治时代被收编，而后出现了kris (kesatuan rayat Indonesia semenanjong) ，半岛印度尼西亚人民协会，与印度尼西亚苏卡诺的国民党关系密。在1945年8月与印尼达成流产协议，成立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后来被日本忽然投降打乱了整个计划，否则今日的马来西亚历史将改写。
1945年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 (partai kebangssan melayu sa-malaya)
1946年5月巫统成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1947年出现国民党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及陈祯禄领导的全马来亚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汇在一起，有了所谓“马来亚人民宪章”的提呈及大罢市。这是左思潮带动下的一次华巫大整合，结果失败。1948年2月英国与巫统协商下推出了“马来亚联合邦协议”。
1948年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紧急状态实施。出现了右翼思潮抗拒左翼思潮。右翼马来人政党取得了政治主导权。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禁。
1951年回教党成立。
(ii) 华人种族性政党也出现。
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它的背景是因为华人新村的出现。立场是反共的，维护西方资本主义，与巫统取得共识，1953年成立两党联盟。
1955年参加普选。
(iii) 印度人种族性政党出现。
1946年成立印度国大党，与尼赫鲁的国大党关系密切。
1954年加入联盟。
1955年参加普选。
(iv) 非种族性政党
1930年马共的成立
1945年12月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成立
1947年左翼力量通过AMCJA参加大罢市
1948年马来亚民主同盟解散
1951年5月马来亚劳工党成立
1951年6月林苍佑的急进党成立
1951年9月拿督翁脱离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国家党
1953年1月人民进步党成立
1955年马来亚人民党成立
这些个非种族性政党，有激进社会主义的，有民主社会主义的，也有资本主义的，打着非种族性的旗帜，后来也倾向于种族性。因为在马来亚多元种族的现实社会限制了意识形态政党的发展，而宗教因素也是约束了非种族政党全面跨进马来社会。整体而言，非种族性的理念没有得到适合的土 壤滋长。
2. 马来西亚成立是种族政治的形成期
(i) 1963年的马印对抗掀起一场思想意识的国际斗争。一边以印度尼西亚为首的马来左翼政党的大结合；另一边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华人左翼政党的整合，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冲击右翼的执政联盟和英国殖民主义者。
(ii) 1964年加入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在李光耀率领下，人民行动党形成第三势力，打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挑动马来社会神经腺，被视为“华人口号”，而其目的是要取代马华在执政联盟的地位。
(iii) 选举结果华人担心左派政党导向印度尼西亚对华人不利，导致种族性政党取得大胜，而非种族性政党（反对党）蒙受惨败。换句话说，在意识形态与种族利益面前，前者让位于后者，种族政治在因势利导下取得立足点。
(iv) 1965年政府指控反对党中的马来领袖涉及准备在海外（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大举逮捕，揭开左翼马来领袖与宗教相结合，服膺于印度尼西亚苏卡诺的“纳沙贡”指导思想。华人左派领袖大感惊愕，转而走向街头政治，更激进地高举毛泽东思想，遂使到左翼阵营出现种族性分裂。例如，1965年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反对国语方案导政1966年两党分道扬镳。另一方面，非左翼的人民行动党因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也终止第三势力对马华公会的冲击。
(v) 1966年印度尼西亚流产政党，右翼军人苏哈多抬头，结束马印对抗，苏卡诺的“纳沙贡”理念破灭。在美国支持下，从此回教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升级（及至后来，美国引用回教国家的回教激进份子打击苏共和中共的“革命路线”）。这个分界线也刺激了种族政治进一步抬头。一方面基于种族思想，因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出现的民主行动党，也被归纳为与林苍佑的民主联合党、辛尼华沙甘的人民进步党乃至劳工党同属于华基政党，虽然它们坚持多元路线的理念。另一方面，基于宗教思想，回教与社会主义划清界线。
3. “513”事件是种族政治膨胀期
(i) 1969年的大选虽然说非种族性的政党取得突破性的胜利，但也发生不幸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巫统开始蜕变，由敦拉萨掌控全局。
(ii) 除了吉兰丹仍由回教党主政外，只槟州出现变天，但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民联并入其中）上台不意味着联盟的失落，因为林苍佑原本就是马华的人，也是联盟的人。他虽与东姑交恶，但未与敦拉萨反脸成仇。1972年联合政府的成立及1974年民政加入国阵（联盟的扩大）意味着非种族性的政党也被标签为代表华族利益的政党。
(iii) 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敦拉萨就任第二任首相。在就职礼上明确提出“以党治国”理念。他说：“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为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使巫统来决定其形式──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 统来决定”。“展现了种族政党居于国家政权的主导地位。”
(iv) 敦拉萨在1970年启动了宪法条文的马来人特别地位；推出“新经济政策”，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同时推出“国家原则”五大信条，内中包括对宗教的信念，不让无神论主义滋长。双管齐下，全面地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结构。
及后有了“土著和非土著”之分。土著除了指马来人外，也扩大到对沙巴和砂拉越的原住民在内，一连串的优惠政策伴随而来。
(v) 1971年，马华公会在陈修信领导下，展开华人大团结运动，以应对马来人政治权力的扩大。可惜不久之后胎死腹中，但也因此进一步强化了种族政治的地位。包括陈修信拉拢左派人士加入阵容，允许香港左翼的银星艺术团表演带有文革的节目。这种左右逢源的政策的目的就是使到种族政党有更大的政治筹码，无形中突出了马华的种族政治形象和地位。
(vi) 尽管华裔对“新经济政策”有所保留，也不反对提高马来人经济地位。于是，新经济政策扩大到其它领域，如教育、公务员、特定重要行业实行固打和执照制度，形成一张大网。
为了弥补华裔在心灵上的失落和担心利益被剥夺。1974年的马中建交则为敦拉萨启开一个新契机。在华裔一片欢呼声下，也对政府的保护政策和施政不那么挚着和在意，也使到敦拉萨进一步地塑造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国阵也在这一年成立，将原有的联盟扩大而成，容纳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和砂人联党沙巴联盟及砂州联盟。一共9党联合执政。表面上看来是多党执政，实则进一步削弱马华的代表性，突显巫统的威权性。难怪取代陈修信上台不久的李三春是最后一个参加国阵的政党。自那以降，马华在政府的地位有降无升。华基政党分散了马华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它与巫统“对等”的日子已是越离越远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华的种族思维只有加强而未有松弛，因为它不参加国阵，不声称代表华人，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因此马华只好通过打击民政党来恢复它昔日应有的地位，用种族思维巩固马华政治地位。
(vii) 种族政治在1974年后变得更加明显，而各政党，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在无法抗衡巫统下，也只能在华人社会争地盘，也就限制了种族性政党背离民族（种族）利益高谈阔论多元种族政治，更不会刻意走多元种族路线，因为它们无从宣示代表了马来人的利益，也代表不了东马的土著的利益，它们的视野不容易宽敞起来；恰恰相反，它们只能成为华人的守护神和捍卫者，所谓的多元理念也就变得模糊和不切实际。
4. 马哈迪主政期出现种族霸权政治
(i) 1981年上台的马哈迪，他继承了敦拉萨的一切政策，并将之提升为马来政治在政府内的统领地位，以便进一步解决他所坚持的《马来人困境》。他不反对李三春与林苍佑斗，因为那只是涉及槟州主导政权之争，无损马来人的崇高与掌控地位。1982年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8席证诸了这一点。
(ii) 他巧妙地引进了安华依布拉欣，让后者领导的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归顺”巫统，以便在政府机制有效地推动回教化措施和引进回教价值观。马来西亚的回教化运动由兹掀开新页。在非马来人绝大部份不是回教徒的现实下，结果马华公会无法克制回教势力的膨胀。这就是说，当华人政党缺乏了回教这一块的思维时，它要用什么指导思想来开展多元政治呢？
(iii) 马哈迪不仅打散了华基政党的整合，也使它们忙于为华社请命，无暇用多元种族斗争来影响马来人的政治信仰。从李三春到林良实；从林苍佑到林敬益；从王其辉到杨国斯，他们又改变巫统多少？1982年的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成为华社的一个空想。最终被巫统改变了所有的成员党。再者，1990年，从巫统分裂的东姑拉沙里虽然结合了回教党及行动党向国阵全面宣战，也无功而返。因为马来人不接受改变是必要的，还是认同国阵的种族性组合。
(iv) 1993年马哈迪也以强势领导使巫统东渡沙巴成功，进而成为强大的执政党，即便卡达山杜顺族，及华人加起来超越马来人和回教徒，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除了外来移民（合法的非法的）超过百万大军外，也分裂了非马来人的政党，原本只有一个大党掌权（如人民党及团结党），在1990年拜灵起事之后，便变成今天的沙团结党，沙进步党，沙自民党，沙民统及沙人民团结党的四分五裂局面，如何与强大的巫统争夺主导权？更遑论用多元思维来整合至少38个种族！
(v) 马哈迪为树立权威统治，先后通过国会修改宪法，限制王权干政。继后又因党争动用司法，也发生了法院院长及大法官被革职事件；时至今日更爆出林甘短片的一片疑云。整个司法制度受到质疑，一直延续下来。由此可见，在马哈迪当政下，突出一党独大的政治致向。
(vi) 马哈迪的强势领导也显现他在1998年革除安华副首相兼财长职，更将之开除出巫统。一个人决断其副手的政运。其它成员党除了符和外，还是举手赞成。这说明了国阵即便由14个成员党组成，政府的决策权操在一个人的手上。多党制变成霸权政治。由此来分析，其它政党的走多元种族路线已是没有多大意义，尤其是执政成员党，更无法代表马来政治发言，因此其多元政治理念受到置疑。1999年大选回教党抬头说明不了华基政党的多元种族理念打击了霸权政治；反之，国阵对行动党的抹黑意外地击倒林吉祥与卡巴星。只能解读成种族政治牌起了作用，华社也没回应安华的“烈火莫熄”。
5. 安华力抗霸权政治
(i) 于2003年继位的阿都拉，承接了马哈迪所留下的“政治遗产”。首相的权威徒增不减。2004年的大选，阿都拉取得空前的胜利后，已无需顾忌回教党带来的威胁；更不会重视民主行动党的压力。抑有进者，安华的“烈火莫熄”快灭了，阿都拉变成无人能挑战的领袖。
(ii) 阿都拉的狂胜，不幸地衍生出巫统党内的次线领袖变得更加妄狂自大，言语尖锐刺耳不饶人。例如槟州首席部长应轮到巫统人担任；马华领袖在马来选区胜出的揶揄；一声下令收回与各宗教对话解决宗教争议的备忘录。更严重的是举剑展权势，对新经济政策延续的强辩及任由贪污疑云不断，引发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在这方面，巫统并未进行检讨其单元思维，反而引发了巫青团中出现各种怪论，伤害了其它民族的情感，但又不当着一回事。国阵内的华基政党只能发出无力的回应，既没有得到重视，也无法彰影多元治国的理念。
(iii) 国阵精神未有得到维护下，诠释权只在巫统，不在其它成员党手中。在这种情形下，华基成员党的沉默或表达软性意见，虽被认为是对多元种族社会和谐的忍辱负重，但也暴露了其不敢面对霸权政治的弱点。而这种微弱的多元思维若有的话，在非马来人看来，不提也吧！
(iv) 安华以最强势的领导，为其公正党打开一条新路，即以马来人为主导的多元种族政党是未来的希望。他比起回教党和行动党更敢于表达多元政治理念，而且用行动来证明他正在推行前所未有的尝试，既有马来人，也有华人和印度人加入其中。更进一步，他也成功地拉拢回教党和行动党加入斗争行列。一个以安华为首的反对党阵线在松弛的基础上乃告成立起来。比起执政的国阵，自然无法相提并论，但国阵的弱点则因一党独大不断地被鞭策，连带人民对其成员党失望多过期望。
(v) 于是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创造了奇迹，连夺四州执政权，加上一个吉兰丹州大胜，还有82个国会议席，超越1/3席，已是和国阵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人民第一次相信民主可以改变一切，也第一次相信多元种族的政党不但有立足之地，而且可以击败老树盘根的国阵。新的政治格局也打开了新的视野。
(vi) 这不应解读为马华因是种族性政党被打败，而是马华被认为没有为华人据理力争，让巫统霸权政治垄断一切所致。因此马华所要改变的不是单元思维，而是它有没有勇气促使巫统改变。换句话说，这已不是用多元种族路线就能拯救马华，而是巫统要不要反省它的一党独大的单元路线已是行不通了。
因此，我的结论是，种族性政党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两个结果，其一是迷失在多元种族社会中；其二是将单元路线“合理化与扩大化”。前者因没有实权而陷入迷茫；后者因权力过大而认为单元政策无碍多元社会的发展。其结果就是308的海啸，人民用力量告诉国阵，霸权政治应该收档而需要改弦易辙了。
祝贺槟甲古意盎然 （天下纵横）
历史记下这一天：2008年7月7日，加拿大传来佳音：槟州乔治市和马六甲“申遗”终于成功了。这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遗产委员会在大会上通过的议决。标志着马来西亚的两座古老城市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刺激与促进旅游业，不啻为一项壮举。
就联合国组织来说，它是在1972年就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和 “世界遗产基金会”，并推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凡是入会国需遵守公约的规定。马来西亚则是延至1988年才加入这个组织，也就因势利导，不必经过大工程，选择了两个富有自然景观的砂拉越穆鲁国家公园（Gunu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申请登陆“世界自然遗产”而获得成功。但自此之后，马来西亚便没有其他古迹有此荣殊，因为要登陆“世界文化遗产”比登陆“自然遗产”要困难的多，前者需要有古迹和活的历史文化衬托；后者则只要自然条件突出和独特即可。
虽然如此，马来西亚也不是近年才重视“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早在1991年时，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槟城举行会议时，一些专家就注意到乔治市充满古色古香的建筑物，若能得到妥善的保管，将有机会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区。
这引起槟州政府的注意，开始感觉到保留古迹的必要性，否则为时已晚，将重蹈新加坡的覆辙（新加坡因为古建筑物让位于现代化城市，失去“申遗”的机会）。
但说归说，做起来则是千头万绪。首先的就是要针对“光大”的发展有所约束和调整，不能再让高楼大厦“破坏”了古建筑物的排列与秩序。所幸光大的发展区只占0.11平方公里（即11公顷），对古迹的保留冲击不大。
为了达成这个愿望和有计划性地发展，槟岛市政局在1995年推出了“古迹保留指南”，以便能“抢救”乔治市古建筑物。当时由于市民不明白它会带来什么好处，抗议声连连，而且也听说金融业对相关地区的屋业不能随意改动，造成市价无法提升，因为它们不知将来情况会如何。
槟州政府的坚持也带来一线曙光，那就是1998年，当槟城又再一次成为国际会议的地点时，便专题讨论马来西亚文化遗产的地区与地点，结果中央政府决定以槟城和马六甲两个古城市向联合国申请。但事先的工作是十分繁杂的，不易成事。
经过拉拉扯扯，槟州政府又于2003年决定把“文化遗产”区的范围缩小，担心太大而顾不来。这一改，也就将1995年制订的标准大大地改变。例如在1995年将乔治市的4.58平方公里圈定为“文化遗产”区，其中1.93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另外2.65平方公里是缓冲地带，约占乔治市面积的11%（总面积是41平方公里）。
而2003年则剩下1.88平方公里，其中0.99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也只占槟岛总面积的0.6%（原本是1.6%，少了1%）。
这样的变动既不影响申遗，也容易规划。根据政府的规定，其实际范围从雪天咸码头处的康华丽堡（旧关仔角算起），沿着沿海一带一直到E&O酒店。基本上，以槟榔律作为分界线。换句话说，所有要保护的古建筑物都在这一带，而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民，便成为活文化，也就是过去许子根所经常强调的希望能保持“原汁原味”，以便登陆成功。
2004年，中央政府便依据乔治市和马六甲的资料进行整理和汇集，也首次成立“文化及文物遗产”部门，统筹统办申遗工作。但因在2005年送交的文件是旧的格式，被打了回来。于是在2007年时，中央政府在槟甲政府的协助与配合下，又呈进新的申请书。
半年以后，好消息传来联合国专家将来两个地方鉴定，因为我国提呈的主题是：“马六甲海峡的古城市──乔治市与马六甲”。就这样尤炳颐教授来了，他在考察后提供某些宝贵意见。
当时在槟城看来信心满满，但不知道马六甲那方面准备得怎么样。无论如何，大家都期待莲开并蒂，双双夺标，因为我国是一举呈上两个城市，不可能被分划。换句话说，若入选便一齐上榜；若落选，一起失望。
最后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槟城和马六甲人民迎来了春天，并希望能因此带动旅游业突破性地转运。
在这方面，槟州前朝政府的辛勤耕耘，变成当今政府要小心呵护了。
就联合国组织来说，它是在1972年就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和 “世界遗产基金会”，并推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凡是入会国需遵守公约的规定。马来西亚则是延至1988年才加入这个组织，也就因势利导，不必经过大工程，选择了两个富有自然景观的砂拉越穆鲁国家公园（Gunu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申请登陆“世界自然遗产”而获得成功。但自此之后，马来西亚便没有其他古迹有此荣殊，因为要登陆“世界文化遗产”比登陆“自然遗产”要困难的多，前者需要有古迹和活的历史文化衬托；后者则只要自然条件突出和独特即可。
虽然如此，马来西亚也不是近年才重视“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早在1991年时，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槟城举行会议时，一些专家就注意到乔治市充满古色古香的建筑物，若能得到妥善的保管，将有机会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区。
这引起槟州政府的注意，开始感觉到保留古迹的必要性，否则为时已晚，将重蹈新加坡的覆辙（新加坡因为古建筑物让位于现代化城市，失去“申遗”的机会）。
但说归说，做起来则是千头万绪。首先的就是要针对“光大”的发展有所约束和调整，不能再让高楼大厦“破坏”了古建筑物的排列与秩序。所幸光大的发展区只占0.11平方公里（即11公顷），对古迹的保留冲击不大。
为了达成这个愿望和有计划性地发展，槟岛市政局在1995年推出了“古迹保留指南”，以便能“抢救”乔治市古建筑物。当时由于市民不明白它会带来什么好处，抗议声连连，而且也听说金融业对相关地区的屋业不能随意改动，造成市价无法提升，因为它们不知将来情况会如何。
槟州政府的坚持也带来一线曙光，那就是1998年，当槟城又再一次成为国际会议的地点时，便专题讨论马来西亚文化遗产的地区与地点，结果中央政府决定以槟城和马六甲两个古城市向联合国申请。但事先的工作是十分繁杂的，不易成事。
经过拉拉扯扯，槟州政府又于2003年决定把“文化遗产”区的范围缩小，担心太大而顾不来。这一改，也就将1995年制订的标准大大地改变。例如在1995年将乔治市的4.58平方公里圈定为“文化遗产”区，其中1.93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另外2.65平方公里是缓冲地带，约占乔治市面积的11%（总面积是41平方公里）。
而2003年则剩下1.88平方公里，其中0.99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也只占槟岛总面积的0.6%（原本是1.6%，少了1%）。
这样的变动既不影响申遗，也容易规划。根据政府的规定，其实际范围从雪天咸码头处的康华丽堡（旧关仔角算起），沿着沿海一带一直到E&O酒店。基本上，以槟榔律作为分界线。换句话说，所有要保护的古建筑物都在这一带，而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民，便成为活文化，也就是过去许子根所经常强调的希望能保持“原汁原味”，以便登陆成功。
2004年，中央政府便依据乔治市和马六甲的资料进行整理和汇集，也首次成立“文化及文物遗产”部门，统筹统办申遗工作。但因在2005年送交的文件是旧的格式，被打了回来。于是在2007年时，中央政府在槟甲政府的协助与配合下，又呈进新的申请书。
半年以后，好消息传来联合国专家将来两个地方鉴定，因为我国提呈的主题是：“马六甲海峡的古城市──乔治市与马六甲”。就这样尤炳颐教授来了，他在考察后提供某些宝贵意见。
当时在槟城看来信心满满，但不知道马六甲那方面准备得怎么样。无论如何，大家都期待莲开并蒂，双双夺标，因为我国是一举呈上两个城市，不可能被分划。换句话说，若入选便一齐上榜；若落选，一起失望。
最后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槟城和马六甲人民迎来了春天，并希望能因此带动旅游业突破性地转运。
在这方面，槟州前朝政府的辛勤耕耘，变成当今政府要小心呵护了。
16.7.08
阿都拉两年退位藏玄机
首相阿都拉终于为自己的政治旅程订下时间表，在2010年6月交棒予其副手纳吉。如果当中没有变卦，这意味着阿都拉计划担任7年的首相后卸下担子。就马来西亚来说，他是任期不超过10年的第三位首相，前两者是拉萨及胡先翁。
这也许符合阿都拉就任首相两届的心意，但他在此时宣布禅位日期，也藏玄机。其一是自308大选之后，他便没有一刻安宁，前有马哈迪催促下台的炮轰，在巫统内引起一阵的震荡；后有安华借势而上宣称要在916之前完成“夺权布署”，以致阿都拉必须在审时度势后作出一个明确的交待，藉此化解两位前战友的凌厉攻势。其二是为了应对党内的暗流汹涌，避免在行将到来的党选中出现激烈的争夺，进而打乱了党大央的一贯顺序而上的传统，因此他希望在12月的党选中，主席和署理主席不受挑战，以便在2010年能顺利交接。
当然这也是阿都拉的一步险棋，对他的政途是一大考验。因为他正走着一条前人未曾试过的道路。情况与东姑有些相似，但又不尽相同。
东姑是因为1969年大选失利又发生“513”事件导致紧急状态实施，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其副手，至1971年，也就是两年后才正式退休。在这两年的过渡期，东姑省却许多操心，因为有了敦拉萨辅佐朝政。而发起攻击他下台的马哈迪也就此收手，免去了巫统内部的一场斗争。虽然后来从东姑的回忆录中得知他不是很乐意在压力下退休。
39年后，阿都拉也是因为308大选的失利而面对诸多责难。巧合的是，同样是马哈迪打响第一炮要他鞠躬下台。如果说当年的马哈迪是一名落选候选人，既无官职，也没权势，却舍得一身胆，敢把首相拉下马；那么今天的马哈迪，已是名闻天下的在位最久的首相（22年），也是一手提拔阿都拉的人；虽然已告退位，但言论掷地有声。因此他这两年内老是咬着阿都拉不放，给予接位的阿都拉带来极大的困扰。相比之下，阿都拉承受的痛苦也不比东姑的痛苦为少。
抑有进者，阿都拉还得面对外来的不间断的挑战；尤其是安华的东山再起后，亦步亦趋地向权力核心靠拢，无形中使到阿都拉两面受夹。在巫统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位面对最大内忧外患的党领袖兼首相。虽然如此，他的沉住应对及临危不乱也被认为有一流的忍功，因而被敌手形容为是服膺民主的首相，输得起也看得开。
但这并没有给阿都拉加分，反而被敌手攻其要害，指他无法使国家政治稳定，也无法抑制通货膨胀，造成国运下降，有损国际形象。在这种情形下，原本身为副揆的纳吉可以起举足轻重作用，有效协助首相拔乱反正；不幸的是，纳吉此刻成为反对党人插针的对象，在更多的时候，处于防御多过攻势；反而是阿都拉在一些时候要为纳吉站台和辩护，包括“钦定”纳吉为接班人。有人因此解读成阿都拉的宣布也在为自己采取“缓兵之计”，不全然是为纳吉铺路，至少马哈迪有此看法。
就在阿都拉作出重大宣布的同时，反对党阵线的人民联盟又使出另一绝招，已向国会提呈不信任动议，理由于“人民对政治的廉正已失去了信心”。这项动议如果被接受，也只能辩论而无从投票。这就是说，民联不在意倒阿都拉，而是借此造势冲击政府的公信力，间接上也冲着纳吉而来。同时要把公众的注意力将性丑闻转回到政治轨道，不再让政治斗争节外生枝。
但在阿都拉这一方，他的“择日退位”绝招是算准时机出击，内里乾坤留有遐想的空间，也达到一保纳吉，二防安华，三堵马哈迪及四为自己解压的目的。当中会否有变数，就不得而知。不过政治手段的出神入化，阿都拉看来也不逊色于安华的排山倒海而来的神乎其技。问题是他能转危机为契机吗？
至于纳吉会否因此从中受惠，扫掉一身晦气，也只有看阿都拉如何在下来的日子强化他的领导地位并为他护航。就此而言，阿都拉的玄机藏着一手用“纳吉接班”之言来缓解马哈迪的逼宫；就不知有没有另留一手来迫使安华“适可而止”，容他再执政多两年才在大选中见真章？
（原载于2008年7月16日 《南洋商报》）
这也许符合阿都拉就任首相两届的心意，但他在此时宣布禅位日期，也藏玄机。其一是自308大选之后，他便没有一刻安宁，前有马哈迪催促下台的炮轰，在巫统内引起一阵的震荡；后有安华借势而上宣称要在916之前完成“夺权布署”，以致阿都拉必须在审时度势后作出一个明确的交待，藉此化解两位前战友的凌厉攻势。其二是为了应对党内的暗流汹涌，避免在行将到来的党选中出现激烈的争夺，进而打乱了党大央的一贯顺序而上的传统，因此他希望在12月的党选中，主席和署理主席不受挑战，以便在2010年能顺利交接。
当然这也是阿都拉的一步险棋，对他的政途是一大考验。因为他正走着一条前人未曾试过的道路。情况与东姑有些相似，但又不尽相同。
东姑是因为1969年大选失利又发生“513”事件导致紧急状态实施，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其副手，至1971年，也就是两年后才正式退休。在这两年的过渡期，东姑省却许多操心，因为有了敦拉萨辅佐朝政。而发起攻击他下台的马哈迪也就此收手，免去了巫统内部的一场斗争。虽然后来从东姑的回忆录中得知他不是很乐意在压力下退休。
39年后，阿都拉也是因为308大选的失利而面对诸多责难。巧合的是，同样是马哈迪打响第一炮要他鞠躬下台。如果说当年的马哈迪是一名落选候选人，既无官职，也没权势，却舍得一身胆，敢把首相拉下马；那么今天的马哈迪，已是名闻天下的在位最久的首相（22年），也是一手提拔阿都拉的人；虽然已告退位，但言论掷地有声。因此他这两年内老是咬着阿都拉不放，给予接位的阿都拉带来极大的困扰。相比之下，阿都拉承受的痛苦也不比东姑的痛苦为少。
抑有进者，阿都拉还得面对外来的不间断的挑战；尤其是安华的东山再起后，亦步亦趋地向权力核心靠拢，无形中使到阿都拉两面受夹。在巫统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位面对最大内忧外患的党领袖兼首相。虽然如此，他的沉住应对及临危不乱也被认为有一流的忍功，因而被敌手形容为是服膺民主的首相，输得起也看得开。
但这并没有给阿都拉加分，反而被敌手攻其要害，指他无法使国家政治稳定，也无法抑制通货膨胀，造成国运下降，有损国际形象。在这种情形下，原本身为副揆的纳吉可以起举足轻重作用，有效协助首相拔乱反正；不幸的是，纳吉此刻成为反对党人插针的对象，在更多的时候，处于防御多过攻势；反而是阿都拉在一些时候要为纳吉站台和辩护，包括“钦定”纳吉为接班人。有人因此解读成阿都拉的宣布也在为自己采取“缓兵之计”，不全然是为纳吉铺路，至少马哈迪有此看法。
就在阿都拉作出重大宣布的同时，反对党阵线的人民联盟又使出另一绝招，已向国会提呈不信任动议，理由于“人民对政治的廉正已失去了信心”。这项动议如果被接受，也只能辩论而无从投票。这就是说，民联不在意倒阿都拉，而是借此造势冲击政府的公信力，间接上也冲着纳吉而来。同时要把公众的注意力将性丑闻转回到政治轨道，不再让政治斗争节外生枝。
但在阿都拉这一方，他的“择日退位”绝招是算准时机出击，内里乾坤留有遐想的空间，也达到一保纳吉，二防安华，三堵马哈迪及四为自己解压的目的。当中会否有变数，就不得而知。不过政治手段的出神入化，阿都拉看来也不逊色于安华的排山倒海而来的神乎其技。问题是他能转危机为契机吗？
至于纳吉会否因此从中受惠，扫掉一身晦气，也只有看阿都拉如何在下来的日子强化他的领导地位并为他护航。就此而言，阿都拉的玄机藏着一手用“纳吉接班”之言来缓解马哈迪的逼宫；就不知有没有另留一手来迫使安华“适可而止”，容他再执政多两年才在大选中见真章？
（原载于2008年7月16日 《南洋商报》）
15.7.08
性丑闻相互抹黑 大马政治掉进 “黑洞”？
马来西亚立国50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把政坛搞得乌烟瘴气。性丑闻充斥其中；相互指控不绝于耳；宣誓书如同儿戏；再加上金钱政治疑云重重，几乎挑动每个人的神经腺，好像国家大事只是几个人在斗争，又好像“性事大过天”，把一切的一切都给淹没了。难怪有人形容国家进入了“肮脏政治”（借纳吉语）的时刻（希望只是短时期而不是被形容为年代，及早厘清局面，否则就是国家的大不幸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谁把政治弄脏了？是谁转移视线？是谁设陷下套？是阴谋还是反间计？留下疑团重重，无从解开。人人在谈，人人在问，始终找不到答案，成了一出无间道。
然而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源自全国308大选的那场政治海啸引发的严重后遗症。当我们在为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喝采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感受政局变化下的无常政治气候伴随而来。谁也不愿负起失败的责任，谁也不想成为被千夫所指的那一位，只好让舆论来作“判官”和指指点点。批判归批判，指责归指责，我们还是无法使政局安定下来，反而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没有一刻静下心来。
最具爆炸性的新闻由前首相马哈迪一手挑起，他要首相阿都拉为国阵在大选的最大失利负起责任而下台，让位于其副手纳吉。虽然事后因纳吉未有响应，马哈迪又作其它人选。他指责阿都拉“平庸和领导无方”，而他承认“选错了接班人”，并以退出巫统作为与阿都拉“划清界线”来刺激巫统党员勇于“起义”。可是阿都拉矢口否认，坚持他是获得多数席再度执政中央，没有下台的理由。至于何时交棒，那是他与纳吉之间的关系，不必马哈迪瞎操心。
两位重量级领袖的撕破脸皮，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关系越闹越僵，没有峰回路转的可能。此其一。
安华308大选之前，也就是在2006年的依约补选期间就对纳吉展开连环炮式的攻击，毫不容情。这两人曾是政治师兄弟（1982年安华当巫青团长时，纳吉是副团长），如今因政治权力已是公开决裂。蒙古女郎的命案更成为安华手中的一张牌，企图把纳吉牵扯进来。前有部落客名士拉惹柏特拉的宣誓书揭纳吉夫人“人在现场”；后有私家侦探峇拉苏巴马廉的宣誓书更抖出惊人“内幕”，把纳吉直接拉进来，正好给安华逮个正着，又是一场“性丑闻”的交锋。
未料隔日（7月3日）峇拉又出示另一份宣誓书，推翻其本身的第一份宣誓书，使到事件更加扑朔迷离，不知为何会这样。
事件的急转直下，从表面来看对纳吉十分有利，至少他不必再自辩便有人为他“漂白”；但在实质上，也没有使纳吉如释重负，反而有许多的感叹和无奈。他的形象也因戏剧性的变化而受损。此其二。
最令人震撼的是6月28日再爆出“鸡奸丑闻”，矛头直指安华。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事件未搞清楚前，安华行踪成谜，最后确定他已到了土耳其大使馆作客。理由是防止重演1998年的逮捕事件发生。
经过交涉后，安华回到家中，但其23岁助手赛夫报案指控安华“鸡奸”，还是一个大迷团。姑不论动机何在，它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变成爆炸性的政治课题。此其三。
如果我们把马哈迪、阿都拉、安华及纳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连串起来，它就是一篇马来西亚的波谲云诡的政治故事，严重地影响国家的信誉和国际形象，对马来西亚低迷的经济走向，政治不安的局面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不及时煞车，或未能分出胜负而纠缠不清，没有人会知道结局是怎样的？
当然如果没有1998年安华被革职的事件，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安华说他被马哈迪“抹黑”，起而抗争和反抗，让“烈火莫熄”又再今日死灰复燃。阿都拉认为他也被马哈迪“抹黑”，他采用的是迂回与柔性的反击，使到政局增添变数。纳吉指说他被安华“抹黑”，一直把蒙古女郎事件套他，使他感到“政治肮脏”。马哈迪也有话说，他认为安华轰纳吉是在指桑骂槐地“抹黑”他，以报复被革职事。同时林甘短片及法官对他的指责，也是为取悦当权者来抹黑他。
从这样看来，他们都在相互“抹黑”，而且越描越黑，黑到手段出尽，但目的则不相同。马哈迪是孤军奋战，只求换人当领袖；阿都拉和纳吉是同一条藤上的蚂蚱，荣辱与共；安华则鼓起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以求“改朝换代”。
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议程，国家因为出了“四大天王”在较劲，已形成火爆的政治课题。人民要相信谁呢？人们又要什么样的改变？说白了问题的焦点在于国家的未来，不要将个人的恩怨转动政治舞台而模糊了视线。
在这方面，安华无疑是最快和最及时的将一切不利他的“丑闻”转成“政治迫害”。他动员群众为他的政治议程不断造势。如果他成功地让人民接受他的个人荣辱与国运连在一起，他就有机会将“个人危机”转成契机，为916的夺权计划增加筹码。这也是安华目前转变斗争方式的转折点，他不再依赖议员主动的跳槽来凑足执政的数目。因为议员们的模棱两可的立场让他感到太累，过于被动，而人民也对他的“承诺”感到有些不耐烦。有效之道是让群众的力量来催使议员们改换码头，不然分分钟都会有变化，“鸡奸案”再起即是最新的一起案件。
在安华看来，这是他“最后的斗争”，也唯有群众的拥护和掌声能把他再次送上权力的核心。若是离开了群众，他将会感到孤独与落寂，他不要在法庭上作抗争，他这次选择以群众作为平台。正如马哈迪在1983年的修宪风波，选择群众的造势而终于在国会完成他的心愿。安华学足了马哈迪的强势领导作风。
他的优势与天生的辩才正是阿都拉与纳吉所缺乏的。
有人说，“魔鬼也吧，天使也吧”，安华已是一个难以替代的人物，他的魅力让人相信和接受他是改变政运的火车头。
也有人说，在这场斗争中，阿都拉可能处于有利的局面，因为纳吉有阴影，未对他构成直接威胁；因为安华最终凑不足30名议员倒戈，只能出任反对党领袖，让他继续担任首相到交棒为止。
更有人说，指控归指控，若有真凭实据，无妨提上法院研审，无需拿来与政治混在一起；若没有强烈证据，也就无需“添乱”，国家现在已是够乱，不要让“报案和宣誓书“乱了阵脚。因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在百物飞涨声中，人民的就业与温饱问题，才是政治的大道理，其它的人格人品问题的争议，属于司法层次的课题，不能藉此模糊焦点，主次不分。
不论我们接受那种说法，由于性丑闻的相互抹黑，马来西亚的政治已掉进“黑洞”。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黑洞爬上来，还国家政治一片晴朗的天空？总不能越陷越深。若是无法找出一条方案解决“四大天王”的没完没了的恶斗，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来一个闪电大选，以求一劳永逸分个胜负。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谁把政治弄脏了？是谁转移视线？是谁设陷下套？是阴谋还是反间计？留下疑团重重，无从解开。人人在谈，人人在问，始终找不到答案，成了一出无间道。
然而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源自全国308大选的那场政治海啸引发的严重后遗症。当我们在为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喝采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感受政局变化下的无常政治气候伴随而来。谁也不愿负起失败的责任，谁也不想成为被千夫所指的那一位，只好让舆论来作“判官”和指指点点。批判归批判，指责归指责，我们还是无法使政局安定下来，反而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没有一刻静下心来。
最具爆炸性的新闻由前首相马哈迪一手挑起，他要首相阿都拉为国阵在大选的最大失利负起责任而下台，让位于其副手纳吉。虽然事后因纳吉未有响应，马哈迪又作其它人选。他指责阿都拉“平庸和领导无方”，而他承认“选错了接班人”，并以退出巫统作为与阿都拉“划清界线”来刺激巫统党员勇于“起义”。可是阿都拉矢口否认，坚持他是获得多数席再度执政中央，没有下台的理由。至于何时交棒，那是他与纳吉之间的关系，不必马哈迪瞎操心。
两位重量级领袖的撕破脸皮，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关系越闹越僵，没有峰回路转的可能。此其一。
安华308大选之前，也就是在2006年的依约补选期间就对纳吉展开连环炮式的攻击，毫不容情。这两人曾是政治师兄弟（1982年安华当巫青团长时，纳吉是副团长），如今因政治权力已是公开决裂。蒙古女郎的命案更成为安华手中的一张牌，企图把纳吉牵扯进来。前有部落客名士拉惹柏特拉的宣誓书揭纳吉夫人“人在现场”；后有私家侦探峇拉苏巴马廉的宣誓书更抖出惊人“内幕”，把纳吉直接拉进来，正好给安华逮个正着，又是一场“性丑闻”的交锋。
未料隔日（7月3日）峇拉又出示另一份宣誓书，推翻其本身的第一份宣誓书，使到事件更加扑朔迷离，不知为何会这样。
事件的急转直下，从表面来看对纳吉十分有利，至少他不必再自辩便有人为他“漂白”；但在实质上，也没有使纳吉如释重负，反而有许多的感叹和无奈。他的形象也因戏剧性的变化而受损。此其二。
最令人震撼的是6月28日再爆出“鸡奸丑闻”，矛头直指安华。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事件未搞清楚前，安华行踪成谜，最后确定他已到了土耳其大使馆作客。理由是防止重演1998年的逮捕事件发生。
经过交涉后，安华回到家中，但其23岁助手赛夫报案指控安华“鸡奸”，还是一个大迷团。姑不论动机何在，它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变成爆炸性的政治课题。此其三。
如果我们把马哈迪、阿都拉、安华及纳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连串起来，它就是一篇马来西亚的波谲云诡的政治故事，严重地影响国家的信誉和国际形象，对马来西亚低迷的经济走向，政治不安的局面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不及时煞车，或未能分出胜负而纠缠不清，没有人会知道结局是怎样的？
当然如果没有1998年安华被革职的事件，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安华说他被马哈迪“抹黑”，起而抗争和反抗，让“烈火莫熄”又再今日死灰复燃。阿都拉认为他也被马哈迪“抹黑”，他采用的是迂回与柔性的反击，使到政局增添变数。纳吉指说他被安华“抹黑”，一直把蒙古女郎事件套他，使他感到“政治肮脏”。马哈迪也有话说，他认为安华轰纳吉是在指桑骂槐地“抹黑”他，以报复被革职事。同时林甘短片及法官对他的指责，也是为取悦当权者来抹黑他。
从这样看来，他们都在相互“抹黑”，而且越描越黑，黑到手段出尽，但目的则不相同。马哈迪是孤军奋战，只求换人当领袖；阿都拉和纳吉是同一条藤上的蚂蚱，荣辱与共；安华则鼓起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以求“改朝换代”。
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议程，国家因为出了“四大天王”在较劲，已形成火爆的政治课题。人民要相信谁呢？人们又要什么样的改变？说白了问题的焦点在于国家的未来，不要将个人的恩怨转动政治舞台而模糊了视线。
在这方面，安华无疑是最快和最及时的将一切不利他的“丑闻”转成“政治迫害”。他动员群众为他的政治议程不断造势。如果他成功地让人民接受他的个人荣辱与国运连在一起，他就有机会将“个人危机”转成契机，为916的夺权计划增加筹码。这也是安华目前转变斗争方式的转折点，他不再依赖议员主动的跳槽来凑足执政的数目。因为议员们的模棱两可的立场让他感到太累，过于被动，而人民也对他的“承诺”感到有些不耐烦。有效之道是让群众的力量来催使议员们改换码头，不然分分钟都会有变化，“鸡奸案”再起即是最新的一起案件。
在安华看来，这是他“最后的斗争”，也唯有群众的拥护和掌声能把他再次送上权力的核心。若是离开了群众，他将会感到孤独与落寂，他不要在法庭上作抗争，他这次选择以群众作为平台。正如马哈迪在1983年的修宪风波，选择群众的造势而终于在国会完成他的心愿。安华学足了马哈迪的强势领导作风。
他的优势与天生的辩才正是阿都拉与纳吉所缺乏的。
有人说，“魔鬼也吧，天使也吧”，安华已是一个难以替代的人物，他的魅力让人相信和接受他是改变政运的火车头。
也有人说，在这场斗争中，阿都拉可能处于有利的局面，因为纳吉有阴影，未对他构成直接威胁；因为安华最终凑不足30名议员倒戈，只能出任反对党领袖，让他继续担任首相到交棒为止。
更有人说，指控归指控，若有真凭实据，无妨提上法院研审，无需拿来与政治混在一起；若没有强烈证据，也就无需“添乱”，国家现在已是够乱，不要让“报案和宣誓书“乱了阵脚。因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在百物飞涨声中，人民的就业与温饱问题，才是政治的大道理，其它的人格人品问题的争议，属于司法层次的课题，不能藉此模糊焦点，主次不分。
不论我们接受那种说法，由于性丑闻的相互抹黑，马来西亚的政治已掉进“黑洞”。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黑洞爬上来，还国家政治一片晴朗的天空？总不能越陷越深。若是无法找出一条方案解决“四大天王”的没完没了的恶斗，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来一个闪电大选，以求一劳永逸分个胜负。
我读《黄家定语录》 （天下纵横）
黄家定在6月28日宣布不再蝉联马华总会长后，意味他的政治生涯不久将划上句号。我关注的是这位在位5年有余的总会长在任期间出版了《黄家定语录》中所摘录的话。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是第一位有《语录》的总会长。虽然有人嫌他过早出语录，缺欠“掷地有声”，但他的某些言论都是取自名家之笔，读来有些“熟悉”。这也是黄家定主政（领导马华）后所领悟出来的一番心意，至于是不是已全面推广或因下台而成为绝响已在其次，重要的是他的一些《语录》也只有黄家定一个人敢于表达，似乎是前无古人，但我不希望是“后无来者”。
虽然黄家定在《语录》中这样说：“我最敬仰的一位国际领袖就是中国总理朱镕基”（页11），但我发现他最“崇拜”的人好像是毛泽东，因为他的《语录》中有一些名言有毛泽东的名句闪耀其中。
举例来说，黄家定在2005年马华党庆大会上说：“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能真正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一段话与毛泽东语录太过相似了。
当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在参加抗日战争时期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病逝后，毛泽东为了纪念这位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援助，而在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的一篇名著中这样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黄家定说：“所有马华担任各级官位者，无论是大小官职，应该〈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所谓堂堂正正做人，是指要做好人，然而，好人不见得是好官，而好官必须是好人。
清清白白做官是指：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大公无私、艰苦奋斗。
踏踏实实做事是指：应该淡化做官的心理，强化奉献意识，把做官看成做事，为了做事而做官，两者统一起来，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办实事（页42）。这一段话说得太令人动容，十分有概括性和普及性，是知识分子型的政治人物有感而发。可惜的是“曲高和寡”，也缺乏针对性。虽然我很有同感，但恕我孤陋寡闻，我好像从来就没有听到另一个人重复这样精彩的话。除了黄家定外，还是黄家定。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得等日后黄家定写回忆录时才告诉我们。
我引用毛泽东的《语录》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又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次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还有：“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 坏事”。“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
虽然字句上各有表达，但用意是一致的，可见黄家定用心良苦，试图打造一个健康的政治文化。为此黄家定也为党员起了激励作用。他这样说：“一个人做官的时间是有限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身在官位的一天，就要讲究“官品”，而“官品”恰恰来自人格。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 不能低。 ”
这种对于做官之道求取“官品”是最高境界的要求，能够做到的人也真不多。虽然如此，黄家定还是要不时的提醒参政者和有机会做官的人，千万不要腐化自己，一定要把持人格的高尚。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现实也真是凤毛麟角。毕竟另一句至理名言也在我们耳边回响：“人到无求品自高”。而人究竟要到什么才无求呢？相信也没有人能答得上来。
不论黄家定心中怎么想，当308政治海啸发生后，他竟变得十分无奈和失落，不是他的《语录》不管用，而是从政以来使用的“协商或妥协或内部管道解决”的手法已被认为失去的比得到的为多，也就因此把他的理想给“砸掉”了。
也许在这之后，马华会出现新的思维和方向，但不变的是黄家定的《语录》仍有其警戒与启示作用，对于马华的党员来说，也是一剂“苦心良药”。
我们相信黄家定有“书生”的理想，以追求一个较为完美的人生与人格，但放在政治现实中，又似乎变得那么的“难以切入”。黄家定的遗憾也许是满腔的挚情换来无情的打击，只好急流勇退。
无论如何，《黄家定语录》在日后或有其历史价值，虽然当下的政治环境没有为他的理想预设一个发展的空间。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自然能够自我从中找到答案。
虽然黄家定在《语录》中这样说：“我最敬仰的一位国际领袖就是中国总理朱镕基”（页11），但我发现他最“崇拜”的人好像是毛泽东，因为他的《语录》中有一些名言有毛泽东的名句闪耀其中。
举例来说，黄家定在2005年马华党庆大会上说：“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能真正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一段话与毛泽东语录太过相似了。
当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在参加抗日战争时期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病逝后，毛泽东为了纪念这位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援助，而在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的一篇名著中这样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黄家定说：“所有马华担任各级官位者，无论是大小官职，应该〈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所谓堂堂正正做人，是指要做好人，然而，好人不见得是好官，而好官必须是好人。
清清白白做官是指：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大公无私、艰苦奋斗。
踏踏实实做事是指：应该淡化做官的心理，强化奉献意识，把做官看成做事，为了做事而做官，两者统一起来，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办实事（页42）。这一段话说得太令人动容，十分有概括性和普及性，是知识分子型的政治人物有感而发。可惜的是“曲高和寡”，也缺乏针对性。虽然我很有同感，但恕我孤陋寡闻，我好像从来就没有听到另一个人重复这样精彩的话。除了黄家定外，还是黄家定。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得等日后黄家定写回忆录时才告诉我们。
我引用毛泽东的《语录》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又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次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还有：“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 坏事”。“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
虽然字句上各有表达，但用意是一致的，可见黄家定用心良苦，试图打造一个健康的政治文化。为此黄家定也为党员起了激励作用。他这样说：“一个人做官的时间是有限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身在官位的一天，就要讲究“官品”，而“官品”恰恰来自人格。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 不能低。 ”
这种对于做官之道求取“官品”是最高境界的要求，能够做到的人也真不多。虽然如此，黄家定还是要不时的提醒参政者和有机会做官的人，千万不要腐化自己，一定要把持人格的高尚。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现实也真是凤毛麟角。毕竟另一句至理名言也在我们耳边回响：“人到无求品自高”。而人究竟要到什么才无求呢？相信也没有人能答得上来。
不论黄家定心中怎么想，当308政治海啸发生后，他竟变得十分无奈和失落，不是他的《语录》不管用，而是从政以来使用的“协商或妥协或内部管道解决”的手法已被认为失去的比得到的为多，也就因此把他的理想给“砸掉”了。
也许在这之后，马华会出现新的思维和方向，但不变的是黄家定的《语录》仍有其警戒与启示作用，对于马华的党员来说，也是一剂“苦心良药”。
我们相信黄家定有“书生”的理想，以追求一个较为完美的人生与人格，但放在政治现实中，又似乎变得那么的“难以切入”。黄家定的遗憾也许是满腔的挚情换来无情的打击，只好急流勇退。
无论如何，《黄家定语录》在日后或有其历史价值，虽然当下的政治环境没有为他的理想预设一个发展的空间。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自然能够自我从中找到答案。
10.7.08
黄家定做到和不能做到的
黄家定于6月28日宣布不再寻求蝉联马华总会长。这意味着在今年10月过后，黄家定的政治旅程将划上句号。因此为黄家定的5年主政期作出初步“总结”，或者对未来的马华具有启示与警戒作用。我们分开两个层面来剖释黄家定，一个是他所做到的，另一个是他不能做到的。
先谈他已经做到的改变：
1. 虽然他把林良实视为政治导师，感谢林良实在1986年委他担任交通部长新闻秘书后，学到了很多，也因此平步青云在2003年被“推举”成为接班人，但在此之后，他努力摆脱林良实的影子，力图在新人新政下塑造一个新马华。因而他在2005年出版了《黄家定语录》，前所未有地表达他的政治信念和从政之道，以展示黄家定是一个全新的领导人，不是“萧规曹随”者，而是一个勇于“破旧立新”者。
2. 在这方面，黄家定在2005年打破了前任者的记录，在马华历任总会长的肖像中挂起第二任总会长林苍佑的照片，卸下历史包袱。虽然是小事一桩，但显示了黄家定对历史的尊重和敢于打破传统。如果说在林良实时代还存有讳忌的话，那么，在黄家定时代就不再“投鼠忌器”了。
3. 黄家定在2003年的党大会上，破天荒地提出马华总会长、马青总团长及妇女组主席任期限定9年而获得通过；更在2005年的理事会中通过担任部长及行政议员的年限（10年及三届），为马华的民主政治树立新风。他做到了其它人可能想都不敢想的创举。
另一方面，他在任期内不能做到的，包括下列几点：
1. 面对巫统日益一党独大的心态，他有忧心却未能阻止，只能见隙插针，作局部的改善，以安抚华社之心。例如局部争取对华校的兴建与拨款；做到一些新村地契的延长；同时奖学金的分发，在力争下也小有成绩。不过对于大课题，如公务员比例的失调；土著股权的争议；宗教自由的诠释和政治权力的分享及霸权政治的扩张显得力不从心，力所不逮。最明显的例子是华裔部长对宗教备忘录提呈后又收回；还有黄家定身为政府内阁第三号人物，也得带领华团领袖向首相呈备忘录提出诉求，而不是站在首相旁边接收备忘录，然后在内阁中进行研究。从接收的地位变成诉求的地位，看到华社眼里，痛在心里，难过之情油然而生，间接上也影响马华在政府中的权威代表性。
2. 黄家定在2005年推出的《马华九大政纲》，是属于政治次文化，不是政治主体。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政纲主要是针对马华本身，而忽略了围绕在马华外面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巫统政治未见积极回应的情况下，变成马华在“一花开放”；国阵其它成员党也认为是马华“家事”，结果只能收“事倍功半”之效。换句话说，这种打造健康政治文化好像变成只有马华在做，别人在看；甚至党内也存有异见（蔡细历就有此看法）。
举例来说，在这个框架下成立的“马华党校”，应该是通过对新局势的学习，为新一代领袖灌输新思维新境界的“摇篮”，但一向来予人的印象是低调处理，未见普及也未引起马华干部的热心学习；再者，整个机制也未健全设立，毕竟建立“党校”是个严肃的大课题，不是小儿科；不能“快熟”，必须认真思考与敲定。而舍现有的拉曼大学人才与机制不用，实在可惜。
3. 马华成立的策略研究局无疑是马华的智囊团，值得重视，但也许一直根据马华主导思想进行研究和分析，避开主要的政治矛盾，避开巫统政治，造成马华各级领袖转向诉诸华社理解和接纳马华的处境（或困境）而通过协商与内部管道是政治正确的方向，缺乏痛斥时弊，改正时政错误，难免造成华社的失望乃至失落，未能消化马华的“有人在朝好办事”的策略。
也只有在308大选过后，马华上下才猛然醒觉过去的努力和所作所为都因忽略政治大气候，而使到所要做的一下子被政治海啸吹走了。这样一来，黄家定的理想也一下子变得那么遥远又与实际有一大段距离。
即便事后黄家定、翁诗杰和廖中莱等马华上下一直把矛头对向巫统，要求回复真正的国阵精神，平等以待，正视不公与不正，但已是迟了一步。在这种情况下，黄家定唯有负起全数责任，以下台来表明心迹，不失为明智之举。他是个有满腔理想却无法改造全局的政治领袖。马华也因此尝到政治苦果，完全是他始料未及的。
因此黄家定之后的新领导人，能否从中吸取教训，为马华重新定位，就是马华上下所要关注的大事了。
（原载于2008年7月10日 《南洋商报》）
先谈他已经做到的改变：
1. 虽然他把林良实视为政治导师，感谢林良实在1986年委他担任交通部长新闻秘书后，学到了很多，也因此平步青云在2003年被“推举”成为接班人，但在此之后，他努力摆脱林良实的影子，力图在新人新政下塑造一个新马华。因而他在2005年出版了《黄家定语录》，前所未有地表达他的政治信念和从政之道，以展示黄家定是一个全新的领导人，不是“萧规曹随”者，而是一个勇于“破旧立新”者。
2. 在这方面，黄家定在2005年打破了前任者的记录，在马华历任总会长的肖像中挂起第二任总会长林苍佑的照片，卸下历史包袱。虽然是小事一桩，但显示了黄家定对历史的尊重和敢于打破传统。如果说在林良实时代还存有讳忌的话，那么，在黄家定时代就不再“投鼠忌器”了。
3. 黄家定在2003年的党大会上，破天荒地提出马华总会长、马青总团长及妇女组主席任期限定9年而获得通过；更在2005年的理事会中通过担任部长及行政议员的年限（10年及三届），为马华的民主政治树立新风。他做到了其它人可能想都不敢想的创举。
另一方面，他在任期内不能做到的，包括下列几点：
1. 面对巫统日益一党独大的心态，他有忧心却未能阻止，只能见隙插针，作局部的改善，以安抚华社之心。例如局部争取对华校的兴建与拨款；做到一些新村地契的延长；同时奖学金的分发，在力争下也小有成绩。不过对于大课题，如公务员比例的失调；土著股权的争议；宗教自由的诠释和政治权力的分享及霸权政治的扩张显得力不从心，力所不逮。最明显的例子是华裔部长对宗教备忘录提呈后又收回；还有黄家定身为政府内阁第三号人物，也得带领华团领袖向首相呈备忘录提出诉求，而不是站在首相旁边接收备忘录，然后在内阁中进行研究。从接收的地位变成诉求的地位，看到华社眼里，痛在心里，难过之情油然而生，间接上也影响马华在政府中的权威代表性。
2. 黄家定在2005年推出的《马华九大政纲》，是属于政治次文化，不是政治主体。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政纲主要是针对马华本身，而忽略了围绕在马华外面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巫统政治未见积极回应的情况下，变成马华在“一花开放”；国阵其它成员党也认为是马华“家事”，结果只能收“事倍功半”之效。换句话说，这种打造健康政治文化好像变成只有马华在做，别人在看；甚至党内也存有异见（蔡细历就有此看法）。
举例来说，在这个框架下成立的“马华党校”，应该是通过对新局势的学习，为新一代领袖灌输新思维新境界的“摇篮”，但一向来予人的印象是低调处理，未见普及也未引起马华干部的热心学习；再者，整个机制也未健全设立，毕竟建立“党校”是个严肃的大课题，不是小儿科；不能“快熟”，必须认真思考与敲定。而舍现有的拉曼大学人才与机制不用，实在可惜。
3. 马华成立的策略研究局无疑是马华的智囊团，值得重视，但也许一直根据马华主导思想进行研究和分析，避开主要的政治矛盾，避开巫统政治，造成马华各级领袖转向诉诸华社理解和接纳马华的处境（或困境）而通过协商与内部管道是政治正确的方向，缺乏痛斥时弊，改正时政错误，难免造成华社的失望乃至失落，未能消化马华的“有人在朝好办事”的策略。
也只有在308大选过后，马华上下才猛然醒觉过去的努力和所作所为都因忽略政治大气候，而使到所要做的一下子被政治海啸吹走了。这样一来，黄家定的理想也一下子变得那么遥远又与实际有一大段距离。
即便事后黄家定、翁诗杰和廖中莱等马华上下一直把矛头对向巫统，要求回复真正的国阵精神，平等以待，正视不公与不正，但已是迟了一步。在这种情况下，黄家定唯有负起全数责任，以下台来表明心迹，不失为明智之举。他是个有满腔理想却无法改造全局的政治领袖。马华也因此尝到政治苦果，完全是他始料未及的。
因此黄家定之后的新领导人，能否从中吸取教训，为马华重新定位，就是马华上下所要关注的大事了。
（原载于2008年7月10日 《南洋商报》）
8.7.08
安华面临成败重大考验 布城之路陷阱处处
6月28日晚，消息突然传来，政坛有大件事。查问之下，是有人向警局报案说是被其上司“鸡奸”，而其“上司”正是时下当红政治人物安华依布拉欣。这一下子，人们脑海里又闪过10年前的风暴历历在目，似乎是“历史的重演”。
第一个疑问：这怎么可能？为什么又是“鸡奸疑云”？
第二个疑问：为什么整个政局凝固起来，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到底问题出在那里？
第三个疑问：政治斗争搞到这样的层次，已是手段用尽，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的呢？
当局势沸腾起来的时候，举国上下都把焦点对向安华，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再吃官司，再失去自由？如果此事不幸发生，那意味着安华夺权的美梦将化为乌有？甚至反对党的“人民联盟”阵线会因之分裂而使到政局陷入混乱。
这就是说，这次的事件已不是安华个人之事，而是牵动和影响国家的大事。为求安全起见，公正党已要求土耳其大使馆将安华“保护起来”，大使馆有豁免权，再加上土耳其政府与安华关系密切，自然不会成问题。
但问题是接着下来将如何解决和收科？它对安华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又对政府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当下的重要课题，也肯定引起国际的关注。
在这方面，首相阿都拉说了，这绝不是巫统及国阵挑起的事端。政府不会因为安华宣称他在政治上已回来了就有所计谋。他认为警方会调查以了解真相。
副首相纳吉也郑重否认“介入其事”。显然囯阵要与此事划清界线。不过，公正党方面则认为这是一项“政治阴谋”。安华说由于他“掌握了总警长及总检察长十年前捏造证据的罪证”，得利集团于是策谋鸡奸案向他报复，为此安华相信“1998年对付他的手段已重演”。
安华也在声明中说：“国阵政权捆绑马来西亚人民走向自由、民主和公正的不顾一切的尝试。”
不论是否会演成政治对抗，我们看到的一个个的悲剧是安华身边的人都在关键时刻跳出来的。过去曾有安华亲密助理阿兹敏的胞妹乌米向马哈迪告发安华；继之有旺阿兹沙的司机阿兹占在法庭上指说被“鸡奸”。还有近年发生的是曾是烈火莫熄的代言人依占重投巫统背离安华及其网球搭挡古纳另起炉灶向国阵靠扰。凡此种种已让人为安华捏一把冷汗。未想在大选前后，为安华当义工的赛夫巴哈里（在大选后成为安华的助手）又再抖出“惊人大案”，真让人感到一头雾水。更不可思议的是赛夫被揭露曾与副首相的助手和一些部长有过合照。一个“倾向国阵的人”怎么可能为安华“效忠”？这本身已大有疑问。服膺了安华之后又搞出“大头佛”来，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是安华未吸取经验而酿成“意想不到”的不幸结果；也许是间中发生了变化，以致正好拿此事来将住安华，使其整个政治议程马上生变。
在查明真相前（或不可能知道真相），各类的传言自然四起，让人们的第一个错觉是“安华重施故技”，因此他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人”，从而在政治上间接“谋杀”了他，打乱了安华的夺权布署。
这就是说，初步的反应在外人看来对安华是极不利的。不管下来的“真相”如何，伤害已再一次造成。到底赛夫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人们不得而知。只知道若根据照片所说，他给人的印象是：到底是何方神圣？有人认为从他的年纪来推测，又不可能是“单独案件”。好像背后又隐藏着重大的“政治议程”？
本来一个普通的人在警局报案被人“鸡奸”是平常案件，可容警方慢慢调查，但现在平地一声雷地转成政治大案件，已是有所为而来。人们因此会问：究竟是为了什么？有没有其事？
因此，在安华看来，问题非同小可。他不得不防对手突然出击，把他又投入不自由的牢房中，然后才慢慢地提控和审判。一如10年的故事再次上演。但因今时不同往日，机警的安华选择另一个舞台展开斗争，并使之成为国际化。这一下子，问题显得棘手和不易处理。
它的复杂性也在于今次大选后，安华领导的“人民联盟”已是一支强大的队伍，力量足以和国阵相庭抗礼，不是昔日措手不及的“败将”，被马哈迪团团困住。
马哈迪当政时，对付安华得用非常手段，因为他认为安华有较高的宗教形象和国际地位。换句话说，通过司法程序外，也还要有特殊的案件才能解除安华的政治反弹力量。
讵料马哈迪也错误地判断，以为安华从此与政治无关，再怎样挣扎也徒劳无功。因为后来的事实又证明安华是“百足之出，死而不僵”。他可以忍常人所不能忍的屈辱；他可以在牢房里遥控政党活动；他可以一夫当关，面对千夫所指。就这样，在2008年，安华重新站立起来。他这一次是挟胜利之余威向国阵全面“宣战”。尤其是在心理战术上，更是使到国阵抓不住他的箭梢从何处射来，造成一个迷离的图象，让对手感到杯弓蛇影。
不宁于此，安华的战略也是对准国阵的穴位插针。公正党人不忘向纳吉开炮。意味着它们打得是退而求其次的桥牌，以使敌手乱了阵脚。
姑且不论是否会在9月再有变天，单就大选后安华展开的出击行动来看，已是波浪式的接踵而来。这种凌厉的强势攻势也只有安华才足够气魄与魅力。就此而言，安华是否9月拜相，已非重要的议题，而是他的重返政坛成为国家未来领导人的形象已是呼之欲出。
正当安华积极布署他的下一轮的攻势时，23岁的小伙子突然从中杀出。表面上是一宗简单的指控案件，尚待调查，实则一夜之间演化成政治斗争的筹码。不幸的是这如同两边利的刀刃，已伤及两边。因此谁也不想与之沾上边。但不能否认的是，因为案涉安华，他必须要尽快厘清局面，否则对人民联盟的杀伤力是难以评估的。
因此在安华这一边，显然是倾巢而出，准备用最快的时间打掉阴暗面，不再给对手一个机会在法庭慢慢把安华消磨掉。除了向土耳其大使馆寻求庇护，以防不测外；安华也已在法庭起诉赛夫恶意破坏其声誉，以讨回一个公道。
由此观看安华新事件，它有两个可能的发展和变化。其一是安华的“夺权”计划暂时受阻，而不得不等待雨过天晴再作斗争，也就意味着变天会被拖延了。其二是如果此案无法“致安华于死地”，那他的反弹反而会给他机会提早重登政治舞台成为主角。因此，不论是国阵或人民联盟，都不得不尽快澄清局面。因为这样困扰下去，不但把其他重大事件压下，也对国家的安定没有好处。人民要的是真相，而不是诉诸非常手段破坏民主的公信力与基本原理。
在成与败之间，安华面对了另一个大考验，也反映了政治斗争的无情与残酷的一面。英雄若不在苦难中站起来，也会在痛苦中倒下去。
今天的安华，真是应了“好事多磨”这句古话。
第一个疑问：这怎么可能？为什么又是“鸡奸疑云”？
第二个疑问：为什么整个政局凝固起来，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到底问题出在那里？
第三个疑问：政治斗争搞到这样的层次，已是手段用尽，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的呢？
当局势沸腾起来的时候，举国上下都把焦点对向安华，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再吃官司，再失去自由？如果此事不幸发生，那意味着安华夺权的美梦将化为乌有？甚至反对党的“人民联盟”阵线会因之分裂而使到政局陷入混乱。
这就是说，这次的事件已不是安华个人之事，而是牵动和影响国家的大事。为求安全起见，公正党已要求土耳其大使馆将安华“保护起来”，大使馆有豁免权，再加上土耳其政府与安华关系密切，自然不会成问题。
但问题是接着下来将如何解决和收科？它对安华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又对政府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当下的重要课题，也肯定引起国际的关注。
在这方面，首相阿都拉说了，这绝不是巫统及国阵挑起的事端。政府不会因为安华宣称他在政治上已回来了就有所计谋。他认为警方会调查以了解真相。
副首相纳吉也郑重否认“介入其事”。显然囯阵要与此事划清界线。不过，公正党方面则认为这是一项“政治阴谋”。安华说由于他“掌握了总警长及总检察长十年前捏造证据的罪证”，得利集团于是策谋鸡奸案向他报复，为此安华相信“1998年对付他的手段已重演”。
安华也在声明中说：“国阵政权捆绑马来西亚人民走向自由、民主和公正的不顾一切的尝试。”
不论是否会演成政治对抗，我们看到的一个个的悲剧是安华身边的人都在关键时刻跳出来的。过去曾有安华亲密助理阿兹敏的胞妹乌米向马哈迪告发安华；继之有旺阿兹沙的司机阿兹占在法庭上指说被“鸡奸”。还有近年发生的是曾是烈火莫熄的代言人依占重投巫统背离安华及其网球搭挡古纳另起炉灶向国阵靠扰。凡此种种已让人为安华捏一把冷汗。未想在大选前后，为安华当义工的赛夫巴哈里（在大选后成为安华的助手）又再抖出“惊人大案”，真让人感到一头雾水。更不可思议的是赛夫被揭露曾与副首相的助手和一些部长有过合照。一个“倾向国阵的人”怎么可能为安华“效忠”？这本身已大有疑问。服膺了安华之后又搞出“大头佛”来，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是安华未吸取经验而酿成“意想不到”的不幸结果；也许是间中发生了变化，以致正好拿此事来将住安华，使其整个政治议程马上生变。
在查明真相前（或不可能知道真相），各类的传言自然四起，让人们的第一个错觉是“安华重施故技”，因此他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人”，从而在政治上间接“谋杀”了他，打乱了安华的夺权布署。
这就是说，初步的反应在外人看来对安华是极不利的。不管下来的“真相”如何，伤害已再一次造成。到底赛夫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人们不得而知。只知道若根据照片所说，他给人的印象是：到底是何方神圣？有人认为从他的年纪来推测，又不可能是“单独案件”。好像背后又隐藏着重大的“政治议程”？
本来一个普通的人在警局报案被人“鸡奸”是平常案件，可容警方慢慢调查，但现在平地一声雷地转成政治大案件，已是有所为而来。人们因此会问：究竟是为了什么？有没有其事？
因此，在安华看来，问题非同小可。他不得不防对手突然出击，把他又投入不自由的牢房中，然后才慢慢地提控和审判。一如10年的故事再次上演。但因今时不同往日，机警的安华选择另一个舞台展开斗争，并使之成为国际化。这一下子，问题显得棘手和不易处理。
它的复杂性也在于今次大选后，安华领导的“人民联盟”已是一支强大的队伍，力量足以和国阵相庭抗礼，不是昔日措手不及的“败将”，被马哈迪团团困住。
马哈迪当政时，对付安华得用非常手段，因为他认为安华有较高的宗教形象和国际地位。换句话说，通过司法程序外，也还要有特殊的案件才能解除安华的政治反弹力量。
讵料马哈迪也错误地判断，以为安华从此与政治无关，再怎样挣扎也徒劳无功。因为后来的事实又证明安华是“百足之出，死而不僵”。他可以忍常人所不能忍的屈辱；他可以在牢房里遥控政党活动；他可以一夫当关，面对千夫所指。就这样，在2008年，安华重新站立起来。他这一次是挟胜利之余威向国阵全面“宣战”。尤其是在心理战术上，更是使到国阵抓不住他的箭梢从何处射来，造成一个迷离的图象，让对手感到杯弓蛇影。
不宁于此，安华的战略也是对准国阵的穴位插针。公正党人不忘向纳吉开炮。意味着它们打得是退而求其次的桥牌，以使敌手乱了阵脚。
姑且不论是否会在9月再有变天，单就大选后安华展开的出击行动来看，已是波浪式的接踵而来。这种凌厉的强势攻势也只有安华才足够气魄与魅力。就此而言，安华是否9月拜相，已非重要的议题，而是他的重返政坛成为国家未来领导人的形象已是呼之欲出。
正当安华积极布署他的下一轮的攻势时，23岁的小伙子突然从中杀出。表面上是一宗简单的指控案件，尚待调查，实则一夜之间演化成政治斗争的筹码。不幸的是这如同两边利的刀刃，已伤及两边。因此谁也不想与之沾上边。但不能否认的是，因为案涉安华，他必须要尽快厘清局面，否则对人民联盟的杀伤力是难以评估的。
因此在安华这一边，显然是倾巢而出，准备用最快的时间打掉阴暗面，不再给对手一个机会在法庭慢慢把安华消磨掉。除了向土耳其大使馆寻求庇护，以防不测外；安华也已在法庭起诉赛夫恶意破坏其声誉，以讨回一个公道。
由此观看安华新事件，它有两个可能的发展和变化。其一是安华的“夺权”计划暂时受阻，而不得不等待雨过天晴再作斗争，也就意味着变天会被拖延了。其二是如果此案无法“致安华于死地”，那他的反弹反而会给他机会提早重登政治舞台成为主角。因此，不论是国阵或人民联盟，都不得不尽快澄清局面。因为这样困扰下去，不但把其他重大事件压下，也对国家的安定没有好处。人民要的是真相，而不是诉诸非常手段破坏民主的公信力与基本原理。
在成与败之间，安华面对了另一个大考验，也反映了政治斗争的无情与残酷的一面。英雄若不在苦难中站起来，也会在痛苦中倒下去。
今天的安华，真是应了“好事多磨”这句古话。
政局扑朔迷离何时明朗？ （天下纵横）
立国50年来，马来西亚首次出现政局扑朔迷离的状况，而且大选后三个月仍然是各有说词，内斗外斗兼而有之，以致国家的政治不甚明朗。
先说国阵这一方，巫统的内部斗争主要反映在前首相马哈迪与现首相阿都拉的僵着局面。前者要后者下台；后者执意不屈从，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居中调停。其实也没有所谓调停，而极可能是斗到最后和斗到分出胜负为止。
由于马哈迪的执着与坚持，他为政局增添了变数，而他所要的只是针对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换了，在他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事情会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会，因为今天国家面对的大问题不是一两个人造成的，而是长年累月堆积而成，在308的大选中引爆。巧合的是此人正是当下的关键人物马哈迪，因为在大选前后抖出他当政时的丑闻一宗一宗接踵而来。既有对司法不公的投诉，也有对选委会措施的抗议，还有是所说的朋党、滥权、贪污课题等等。尤其是马哈迪与阿都拉在过招的过程中，一件件“丑闻”终于浮上台面。既伤了阿都拉，也伤了马哈迪，正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这种情况下，政局会稳定吗？
抑有进者，老将东姑拉沙里也按耐不住了，并牵动一些重量级人物也有思变之心。但说归说，还是没有大变的迹象。整个领导层似乎不把马哈迪事件的内斗看成严重的事，以致许多问题悬而未解。
就在巫统内部安定尚待解决之际，又发生沙巴进步党发难事件。表面上看来是小事一桩，实则涉及沙巴人对加入马来西亚的深刻反思。它包含了两个大问题是：①巫统东渡沙巴后，成功地分化沙巴政坛，成为掌控全局者，自然引发沙巴的多元种族社会有所不满；②外来的移民数量多得惊人，几乎超过沙巴州的人口，约百万之众。除了有一半以上已取得当地的合法证件外；又有40余万名被划分为非法移民。这种如箭在弦上的紧急问题，若不急切妥善处理，后遗症也不堪设想。
这就是说，沙巴进步党的所谓“不信任动议”不过是个幌子，实则初步挑动沙巴的神经线。不在意马上见效，而是让它发酵。所有的这一切，也都是马哈迪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阿都拉也不能置身度外。
因此问题的重要性不能解读成杨德利“夺官不遂”，而是沙巴其它国阵成员党怎样回应？何时回应？还有砂拉越会有异动吗？
至于在惨败后的西马国阵成员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也是问题一萝萝，剪不断理还乱。它们既不能脱离国阵，又对巫统内部的问题无从插手，只能眼巴巴看它如何收科，既无奈又爱莫能助。与此同时它们又好像尚拿不出改革方案，也在投石问路。人民进步党若有异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国阵选后忙成一团时，又面对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乘胜追击，大打心理战术，无时无刻传出国阵议员倒戈相向的传言，给国阵带来巨大的压力，比起马哈迪的攻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主导这场“夺权”运动的人正是选后东山再起的安华。他已把其“人民联盟”列为“候任政府”，且言之凿凿在九月份会有政治巨变。尽管国阵这边已严正驳斥和否认，但人民的情绪却因为甚嚣尘上的“这说那说”而人心浮动起来。正在密切关注变与不变。
这样一来，政府的正常操作自然受到干扰；各项发展计划也会放缓或拖延；在吸引外资方面恐怕未尽人意。可以想象，阿都拉面对的政治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近来石油大幅度涨价，百物调高，人民的怨言徒增不减，又是另一道的经济压力，可谓是雪上加霜。
如果说经济问题是国际性造成的，那么政治压力则是国内问题造成的。这种由内而外的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安定与发展。遗憾的是：我们不幸陷入一场似乎是无止境的政治斗争。可是老百姓要的不是这样的前路不明的日子，希望从政者能以民为本，及快还人民一个明朗的政局。
先说国阵这一方，巫统的内部斗争主要反映在前首相马哈迪与现首相阿都拉的僵着局面。前者要后者下台；后者执意不屈从，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居中调停。其实也没有所谓调停，而极可能是斗到最后和斗到分出胜负为止。
由于马哈迪的执着与坚持，他为政局增添了变数，而他所要的只是针对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换了，在他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事情会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会，因为今天国家面对的大问题不是一两个人造成的，而是长年累月堆积而成，在308的大选中引爆。巧合的是此人正是当下的关键人物马哈迪，因为在大选前后抖出他当政时的丑闻一宗一宗接踵而来。既有对司法不公的投诉，也有对选委会措施的抗议，还有是所说的朋党、滥权、贪污课题等等。尤其是马哈迪与阿都拉在过招的过程中，一件件“丑闻”终于浮上台面。既伤了阿都拉，也伤了马哈迪，正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这种情况下，政局会稳定吗？
抑有进者，老将东姑拉沙里也按耐不住了，并牵动一些重量级人物也有思变之心。但说归说，还是没有大变的迹象。整个领导层似乎不把马哈迪事件的内斗看成严重的事，以致许多问题悬而未解。
就在巫统内部安定尚待解决之际，又发生沙巴进步党发难事件。表面上看来是小事一桩，实则涉及沙巴人对加入马来西亚的深刻反思。它包含了两个大问题是：①巫统东渡沙巴后，成功地分化沙巴政坛，成为掌控全局者，自然引发沙巴的多元种族社会有所不满；②外来的移民数量多得惊人，几乎超过沙巴州的人口，约百万之众。除了有一半以上已取得当地的合法证件外；又有40余万名被划分为非法移民。这种如箭在弦上的紧急问题，若不急切妥善处理，后遗症也不堪设想。
这就是说，沙巴进步党的所谓“不信任动议”不过是个幌子，实则初步挑动沙巴的神经线。不在意马上见效，而是让它发酵。所有的这一切，也都是马哈迪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阿都拉也不能置身度外。
因此问题的重要性不能解读成杨德利“夺官不遂”，而是沙巴其它国阵成员党怎样回应？何时回应？还有砂拉越会有异动吗？
至于在惨败后的西马国阵成员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也是问题一萝萝，剪不断理还乱。它们既不能脱离国阵，又对巫统内部的问题无从插手，只能眼巴巴看它如何收科，既无奈又爱莫能助。与此同时它们又好像尚拿不出改革方案，也在投石问路。人民进步党若有异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国阵选后忙成一团时，又面对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乘胜追击，大打心理战术，无时无刻传出国阵议员倒戈相向的传言，给国阵带来巨大的压力，比起马哈迪的攻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主导这场“夺权”运动的人正是选后东山再起的安华。他已把其“人民联盟”列为“候任政府”，且言之凿凿在九月份会有政治巨变。尽管国阵这边已严正驳斥和否认，但人民的情绪却因为甚嚣尘上的“这说那说”而人心浮动起来。正在密切关注变与不变。
这样一来，政府的正常操作自然受到干扰；各项发展计划也会放缓或拖延；在吸引外资方面恐怕未尽人意。可以想象，阿都拉面对的政治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近来石油大幅度涨价，百物调高，人民的怨言徒增不减，又是另一道的经济压力，可谓是雪上加霜。
如果说经济问题是国际性造成的，那么政治压力则是国内问题造成的。这种由内而外的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安定与发展。遗憾的是：我们不幸陷入一场似乎是无止境的政治斗争。可是老百姓要的不是这样的前路不明的日子，希望从政者能以民为本，及快还人民一个明朗的政局。
5.7.08
许子根与林冠英
在308投票日之前，无从想象将许子根与林冠英相提并论；在308后，他们两人有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同属首席部长级人马。但还不足以进行评比，因为他们的政治历程是南辕北辙的，不存在共性。
不过在林冠英当了100天的首席部长后，我突然发现他和许子根彼此都缺乏某种重要的政治元素，值得拿来研究和分析。
首先许子根是学而优则仕，因缘际会弃教从政。1982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应民政党之邀角逐丹绒国席选举，成功从反对党手中夺回此席，奠定了他下半生从政的命运。由于是参加执政党，因此他少了反对党穷追猛打的精神。
虽然如此，但面对的是强大的反对党，以致他一开始就从来没有轻松过，反而要过关斩将才稳住他的首席部长地位。前后一共在位18年。他从政最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亲民形象而深入民心；而他的三语辩才也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弱点被认为是对巫统的政治的压力回应不足，缺乏了在野党的“抗拒”本色。他的强点则是以柔治州的策略奏效，把槟城导入软件革命的时代。这种看不见的手，如同森林一大片，未见大树参天（代表作）的成绩却成了他的一个“软肋”，被指说政绩不彰。
至于林冠英比许子根小11岁（今年是本命年48岁），出身政治家庭，是一名合格的会计师。原本在一家银行工作，但在1986年取代其父林吉祥在马六甲国席出征，被视为反对党安全区，较之许子根1982年打丹绒国席更有取胜的把握。相对来说，风险已大大降低。自此之后他一帆风顺，一直到1995年为一名少女仗义而触犯印刷法令被判刑。整个人生备受考验，如同跌进“黑洞”，前路茫茫。比起许子根在1995年面对林吉祥的挑战更加的痛苦。
最让他失落的是刑满后失去参加1999年及2004年大选的资格，无缘再入国会。即便他在2004年成为行动党的秘书长，也因没有议员的光环使他耿耿于怀，决心发奋图强要在2008年的大选雪洗前耻。果然在时来运转下，他竟一口气把13年失去的超过双倍要了回来，他成了取代许子根的第四任首席部长，创造了第一位不是槟城人的第一号人物的奇迹，圆了他父亲所不能圆的梦。
这一下子，林冠英摇身一变，从在野变成在朝显贵。不过在位100天以来，他给人留下的依然是强悍的反对党人的形象。身份变了性格不改，骂功一流。有人担心一个硬功的人如何走“猫步”（这是指林冠英自己提出的“有能力，有公信力及有透明度”的英文缩写的CAT政策）。因为“猫步”是需要软功支撑而迂回其中，才能灵活体现出来。
从这样看来，林冠英缺乏的是许子根功夫到家的“软功”，不论在性格或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许子根一向以柔取胜，既与中央协调，也尽力促成公务员做好本份工作，基本上稳住了槟州政局；相反的，许子根缺乏的是林冠英练就一身的“硬功”。不论在性格上或从政上，林冠英是得理不饶人，以攻为守。
今天在朝的林冠英要学的是“软功”，以便软硬兼施地落实所要推行的公平与合理的施政。毕竟政绩远比呐喊更为重要。在野的许子根要学的是“硬功”，在言行上软中带硬，顶住霸言霸语；也敢于以理性抨击施政之不当，勇敢和果断是民政的未来。由于他们两人的角色已对调，如果他们能取他方所长，补自己之短，相信会有相得益彰的效果，从而铸造两位政治高手。
假使在时局转变下，两人有机会来一个珠联璧合（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州），也许是美事一桩。可惜的是他们直到今天还是不咬弦的一对，不知是不是华人社会的损失？或是历史本来就是判定两人各行其是，而无法化干戈为玉帛？
（原载于2008年7月5日 《南洋商报》）
不过在林冠英当了100天的首席部长后，我突然发现他和许子根彼此都缺乏某种重要的政治元素，值得拿来研究和分析。
首先许子根是学而优则仕，因缘际会弃教从政。1982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应民政党之邀角逐丹绒国席选举，成功从反对党手中夺回此席，奠定了他下半生从政的命运。由于是参加执政党，因此他少了反对党穷追猛打的精神。
虽然如此，但面对的是强大的反对党，以致他一开始就从来没有轻松过，反而要过关斩将才稳住他的首席部长地位。前后一共在位18年。他从政最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亲民形象而深入民心；而他的三语辩才也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弱点被认为是对巫统的政治的压力回应不足，缺乏了在野党的“抗拒”本色。他的强点则是以柔治州的策略奏效，把槟城导入软件革命的时代。这种看不见的手，如同森林一大片，未见大树参天（代表作）的成绩却成了他的一个“软肋”，被指说政绩不彰。
至于林冠英比许子根小11岁（今年是本命年48岁），出身政治家庭，是一名合格的会计师。原本在一家银行工作，但在1986年取代其父林吉祥在马六甲国席出征，被视为反对党安全区，较之许子根1982年打丹绒国席更有取胜的把握。相对来说，风险已大大降低。自此之后他一帆风顺，一直到1995年为一名少女仗义而触犯印刷法令被判刑。整个人生备受考验，如同跌进“黑洞”，前路茫茫。比起许子根在1995年面对林吉祥的挑战更加的痛苦。
最让他失落的是刑满后失去参加1999年及2004年大选的资格，无缘再入国会。即便他在2004年成为行动党的秘书长，也因没有议员的光环使他耿耿于怀，决心发奋图强要在2008年的大选雪洗前耻。果然在时来运转下，他竟一口气把13年失去的超过双倍要了回来，他成了取代许子根的第四任首席部长，创造了第一位不是槟城人的第一号人物的奇迹，圆了他父亲所不能圆的梦。
这一下子，林冠英摇身一变，从在野变成在朝显贵。不过在位100天以来，他给人留下的依然是强悍的反对党人的形象。身份变了性格不改，骂功一流。有人担心一个硬功的人如何走“猫步”（这是指林冠英自己提出的“有能力，有公信力及有透明度”的英文缩写的CAT政策）。因为“猫步”是需要软功支撑而迂回其中，才能灵活体现出来。
从这样看来，林冠英缺乏的是许子根功夫到家的“软功”，不论在性格或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许子根一向以柔取胜，既与中央协调，也尽力促成公务员做好本份工作，基本上稳住了槟州政局；相反的，许子根缺乏的是林冠英练就一身的“硬功”。不论在性格上或从政上，林冠英是得理不饶人，以攻为守。
今天在朝的林冠英要学的是“软功”，以便软硬兼施地落实所要推行的公平与合理的施政。毕竟政绩远比呐喊更为重要。在野的许子根要学的是“硬功”，在言行上软中带硬，顶住霸言霸语；也敢于以理性抨击施政之不当，勇敢和果断是民政的未来。由于他们两人的角色已对调，如果他们能取他方所长，补自己之短，相信会有相得益彰的效果，从而铸造两位政治高手。
假使在时局转变下，两人有机会来一个珠联璧合（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州），也许是美事一桩。可惜的是他们直到今天还是不咬弦的一对，不知是不是华人社会的损失？或是历史本来就是判定两人各行其是，而无法化干戈为玉帛？
（原载于2008年7月5日 《南洋商报》）
2.7.08
安华将在峇东埔参加补选
在6月24日，我接到一个消息说，安华近期将宣布参加补选。我对这种说法未敢十分置信，但我还是将这则“消息”SMS给一些政党领袖，当成是“未经当事人亲口证实”的传言。在这之后，我一直等看安华的动态，但仍无明显的举动。
未想在6月28日发生安华被指遭人投报 “鸡奸”疑云，使到问题更加严重化，几乎震撼整个政坛。“人民联盟”一时之间感到事态非同小可。
就在安华于29日进入土耳其大使馆后，接受“法新社”的电话访问时有这么的透露：他原本在本周发动补选，亲自上阵以便重返国会。但“鸡奸”的指控，目的是为了阻止他东山再起。同时有关他参加补选的事，警方也已知道。
这就是说，我得到的消息是真的，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安华会选择在哪个选区参加补选呢？答案是峇东埔。
为什么是峇东埔而不是其它选区？原因如下：
1. 峇东埔选区原本是安华起家的地方。自1982年以来就一直是安华的囊中物，即便1999年，2004年及2008年安华因判刑未能参加大选，也是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守土成功。因此基本上是一个安全区。虽然在2004年大选时，旺阿兹莎只以500余张多数票险胜，但在阿都拉旋风下能不被扳倒，已算是为公正党留下最后一盏灯。这就是说，峇东埔的选民对安华不弃不离，彼此之间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2. 安华不要给外界一种印象他企图在建立“安氏王朝”。如果他选择其它选区补选，就等于“夫妻档和父女兵”的队伍形成，授人以柄，对他不见得有利，也会成为国阵攻击的“软肋”。
3. 因此最适当与合逻辑的安排是旺阿兹莎在此时功成引退，也符合“人民联盟”的公告说先由旺阿兹莎代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直到安华接任为止。再者旺阿兹莎已多次表明将准备交出领导棒子，宁可成为安华身边的人。她没有政治野心，只是一心一意扶持安华重返政治舞台核心。
4. 虽然有人献议安华可选择敦拉萨镇（卡立选区）参加补选，但对安华来说是不大理想的选择。也有人建议他等瓜拉江沙“补选”的到来才上阵，这也只是战略说法，主动权不操在安华这一边。在前思后量与审时度势后，安华决定打出“最不争议，也最为人接受”的王牌，那就是在声势上“先声夺人”，不予对方有隙可乘。
5. 这个时机对安华的“916变天”也是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宣布席位悬空后，选委会可在60天内举行补选，一拉就可能拉到9月份，正是安华算准的“天赐良机”的好日子。
6. 在这两个月内，安华可以借助补选造势，以拉拢更多的国会议员站到他这一边来。虽然不能确定“安华9月有变天的可能”，但最低限度安华已经迈开重要的一步，对于争取支持无疑已打了强心剂。因此安华的连环攻势比较侧重在心理攻势，以打破国阵的防御线。
7. 由于石油涨价带来百物调高，民怨未息，正好给安华一个好时机顺势再掀起一场“烈火莫熄”运动。毕竟在老家补选，只形同安华回来了，不构成争夺地盘之争，也就会在因势利导下，遂了安华重返国会的心愿。
当然人们也许还会有其它想法或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安华无需再“冒险”，可以坐在“钓鱼台”等待足够议席，变了天之后再行补选也不迟，但这不符斗争策略，也不合安华的性格。他天生是一个“打死不走”的政治人物，敢于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虽然目前又再有“鸡奸”疑云笼罩上空，但凭安华的斗志，他矢意通过补选来扫除一切不利他的疑点。这样一来，也就加速安华参加补选的意念。换句话说，安华要将“危机”转成“契机”，用补选来消毒。
如果没有意外或变化的话，旺阿兹莎将在近日宣布辞卸国会议员，以制造一场补选，让安华从他站起来的地方再一次站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安华选择在峇东埔参加补选，以名正言顺地打出他的再“出师表”。
（原载于2008年7月2日 《南洋商报》）
未想在6月28日发生安华被指遭人投报 “鸡奸”疑云，使到问题更加严重化，几乎震撼整个政坛。“人民联盟”一时之间感到事态非同小可。
就在安华于29日进入土耳其大使馆后，接受“法新社”的电话访问时有这么的透露：他原本在本周发动补选，亲自上阵以便重返国会。但“鸡奸”的指控，目的是为了阻止他东山再起。同时有关他参加补选的事，警方也已知道。
这就是说，我得到的消息是真的，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安华会选择在哪个选区参加补选呢？答案是峇东埔。
为什么是峇东埔而不是其它选区？原因如下：
1. 峇东埔选区原本是安华起家的地方。自1982年以来就一直是安华的囊中物，即便1999年，2004年及2008年安华因判刑未能参加大选，也是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守土成功。因此基本上是一个安全区。虽然在2004年大选时，旺阿兹莎只以500余张多数票险胜，但在阿都拉旋风下能不被扳倒，已算是为公正党留下最后一盏灯。这就是说，峇东埔的选民对安华不弃不离，彼此之间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2. 安华不要给外界一种印象他企图在建立“安氏王朝”。如果他选择其它选区补选，就等于“夫妻档和父女兵”的队伍形成，授人以柄，对他不见得有利，也会成为国阵攻击的“软肋”。
3. 因此最适当与合逻辑的安排是旺阿兹莎在此时功成引退，也符合“人民联盟”的公告说先由旺阿兹莎代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直到安华接任为止。再者旺阿兹莎已多次表明将准备交出领导棒子，宁可成为安华身边的人。她没有政治野心，只是一心一意扶持安华重返政治舞台核心。
4. 虽然有人献议安华可选择敦拉萨镇（卡立选区）参加补选，但对安华来说是不大理想的选择。也有人建议他等瓜拉江沙“补选”的到来才上阵，这也只是战略说法，主动权不操在安华这一边。在前思后量与审时度势后，安华决定打出“最不争议，也最为人接受”的王牌，那就是在声势上“先声夺人”，不予对方有隙可乘。
5. 这个时机对安华的“916变天”也是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宣布席位悬空后，选委会可在60天内举行补选，一拉就可能拉到9月份，正是安华算准的“天赐良机”的好日子。
6. 在这两个月内，安华可以借助补选造势，以拉拢更多的国会议员站到他这一边来。虽然不能确定“安华9月有变天的可能”，但最低限度安华已经迈开重要的一步，对于争取支持无疑已打了强心剂。因此安华的连环攻势比较侧重在心理攻势，以打破国阵的防御线。
7. 由于石油涨价带来百物调高，民怨未息，正好给安华一个好时机顺势再掀起一场“烈火莫熄”运动。毕竟在老家补选，只形同安华回来了，不构成争夺地盘之争，也就会在因势利导下，遂了安华重返国会的心愿。
当然人们也许还会有其它想法或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安华无需再“冒险”，可以坐在“钓鱼台”等待足够议席，变了天之后再行补选也不迟，但这不符斗争策略，也不合安华的性格。他天生是一个“打死不走”的政治人物，敢于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虽然目前又再有“鸡奸”疑云笼罩上空，但凭安华的斗志，他矢意通过补选来扫除一切不利他的疑点。这样一来，也就加速安华参加补选的意念。换句话说，安华要将“危机”转成“契机”，用补选来消毒。
如果没有意外或变化的话，旺阿兹莎将在近日宣布辞卸国会议员，以制造一场补选，让安华从他站起来的地方再一次站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安华选择在峇东埔参加补选，以名正言顺地打出他的再“出师表”。
（原载于2008年7月2日 《南洋商报》）
1.7.08
认真考虑停止国民服务 （天下纵横）
自从2004年实施国民服务计划以来，在五年内已有超过40万名的学员参加，政府也已耗资28亿元。这就是说，平均每年用掉国家5至6亿元，全国共有84个训练营。
根据政府的说法，推行国民服务是为了落实2003年提出的国民团结的概念，旨在促进来自不同背景的年青人增进了解，培养爱国情操和鼓励参与社区服务。
但这项在2004年仓促推行的计划究竟有没有完成目标？答案是不但具有争议，而且也被人广泛质疑。它从一开始就强制性地要18岁的男女少年被点中后便得“上场”，没有任何借口可逃避。而家长则在家中千祈万祈不要挑中自己的儿女。对于这样的“幸运”不要也罢！
这是一个“军训”吗？为什么女孩子也要“受训”？她们的安全由谁来保障？当一切都是那么含糊不清时，抗拒油然而生。如果你曾经在车站看到家长焦虑的神情和对儿女的依依不舍，你就能感觉到他们是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接受这样的计划。理由是他们消化不来这计划的内容。
接着以后，第一批，第二批及第三批等等的学员回来后又有新人“上征”，我们又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几乎是没有正面肯定的。最常听到的是：不知学了什么？回来后也不见得孩子聪明或体魄明显强壮了。好像是去渡长假，家长老是忐忑不安，深怕发生意外。烧香拜佛也希望孩子快点回来。那些去过训练营参观的家长，一看到深入山区的简陋设备，心里就很不舒服。万一孩子有急病，该怎么办？谁也答不上来。
果然，截至目前为止，已有21人丧命，其中16人是学员，而11宗是发生在受训时，另5宗是在休息时发生。这些个悲剧不仅引起家长的恐惧，也对官方的照顾不周给予指责。再加上发生殴斗，性侵犯与受伤等事件，更使家长对国民服务有了负面的想法。每每孩子到了适龄的时候，总是希望政府就此宣布终止此计划。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家长对子女的安全仍然放不下心。在这方面，政府虽然表示已采取补救行动，比如当局准备提供120名医院全职医务人员在各营中服务，但由于训练营偏离市区，家长还是认为防范措施不足。
我们不明白的是：当这么多人非议或不认同有关的计划时，为什么国民服务部的秘书长拿督阿都哈蒂阿旺有这样的正面评价：82%的人认为从中受惠；74%的人认为其行为已被端正；82%的人认为已成功达致国民团结目标；85%的人满意他们已更为活跃和更具信心；84%的人变得更负责任及87%的人认为此计划应继续推行？这样的指数是怎样公正与客观调查出来，我们无从知道。真希望秘书长能公布详情和由谁负责调查？不然只是根据各营的“长官”作报告，那肯定是高分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教官们也需要保住饭碗，希望此受训不间断，否则他们将不知往何处去。在这方面，我们倒希望政府公布到底国民服务“制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如果每个营至少50人工作的话，那84个营就有4千多人，再加上周边的服务人员及交通和小卖工作人员，就肯定有1万名之众。我们也想知道，在万名的受薪或受惠的周边服务而谋生的人，其种族比例又是怎样的？
有人投诉，营内的“司令”职权相当大，是谁授予他们这样大的权力？还有我们也要搞清楚，这是“野餐”还是“军训”？如果学员们在三个月内光学会上上课，操操练，爬山，涉水，站岗等小儿科的玩意儿，我们又何需每年花5亿元？鼓励学生在校内参加童军、救伤队或制服活动，岂不是收效更大？例如童军活动也有各校各源流交流。只要认真推行，也是有利于促进国民团结，何必舍近求远呢？
其实，政府应检讨的是5年来我们的学员是否已实现政府定下的目标？还是缺陷多多？既然有这么多人持有异议，又看不到有明显的效果，政府是否应考虑停止或改变方针？与其这样的不着边际地训练，不如真正地另外推行两年制的军训。女孩子则可免。
许多国家都有适龄男生受军训，为什么马来西亚就不能大方地采用这种方法？爱国与护国是全民的责任，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接受。不是好男不当兵，而是好男无用武之地。政府焉能不知原由？还有际此经济不景气时，停止国民服务，为国家节省5亿元开销，也是值得的，不知政府有何想法？
根据政府的说法，推行国民服务是为了落实2003年提出的国民团结的概念，旨在促进来自不同背景的年青人增进了解，培养爱国情操和鼓励参与社区服务。
但这项在2004年仓促推行的计划究竟有没有完成目标？答案是不但具有争议，而且也被人广泛质疑。它从一开始就强制性地要18岁的男女少年被点中后便得“上场”，没有任何借口可逃避。而家长则在家中千祈万祈不要挑中自己的儿女。对于这样的“幸运”不要也罢！
这是一个“军训”吗？为什么女孩子也要“受训”？她们的安全由谁来保障？当一切都是那么含糊不清时，抗拒油然而生。如果你曾经在车站看到家长焦虑的神情和对儿女的依依不舍，你就能感觉到他们是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接受这样的计划。理由是他们消化不来这计划的内容。
接着以后，第一批，第二批及第三批等等的学员回来后又有新人“上征”，我们又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几乎是没有正面肯定的。最常听到的是：不知学了什么？回来后也不见得孩子聪明或体魄明显强壮了。好像是去渡长假，家长老是忐忑不安，深怕发生意外。烧香拜佛也希望孩子快点回来。那些去过训练营参观的家长，一看到深入山区的简陋设备，心里就很不舒服。万一孩子有急病，该怎么办？谁也答不上来。
果然，截至目前为止，已有21人丧命，其中16人是学员，而11宗是发生在受训时，另5宗是在休息时发生。这些个悲剧不仅引起家长的恐惧，也对官方的照顾不周给予指责。再加上发生殴斗，性侵犯与受伤等事件，更使家长对国民服务有了负面的想法。每每孩子到了适龄的时候，总是希望政府就此宣布终止此计划。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家长对子女的安全仍然放不下心。在这方面，政府虽然表示已采取补救行动，比如当局准备提供120名医院全职医务人员在各营中服务，但由于训练营偏离市区，家长还是认为防范措施不足。
我们不明白的是：当这么多人非议或不认同有关的计划时，为什么国民服务部的秘书长拿督阿都哈蒂阿旺有这样的正面评价：82%的人认为从中受惠；74%的人认为其行为已被端正；82%的人认为已成功达致国民团结目标；85%的人满意他们已更为活跃和更具信心；84%的人变得更负责任及87%的人认为此计划应继续推行？这样的指数是怎样公正与客观调查出来，我们无从知道。真希望秘书长能公布详情和由谁负责调查？不然只是根据各营的“长官”作报告，那肯定是高分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教官们也需要保住饭碗，希望此受训不间断，否则他们将不知往何处去。在这方面，我们倒希望政府公布到底国民服务“制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如果每个营至少50人工作的话，那84个营就有4千多人，再加上周边的服务人员及交通和小卖工作人员，就肯定有1万名之众。我们也想知道，在万名的受薪或受惠的周边服务而谋生的人，其种族比例又是怎样的？
有人投诉，营内的“司令”职权相当大，是谁授予他们这样大的权力？还有我们也要搞清楚，这是“野餐”还是“军训”？如果学员们在三个月内光学会上上课，操操练，爬山，涉水，站岗等小儿科的玩意儿，我们又何需每年花5亿元？鼓励学生在校内参加童军、救伤队或制服活动，岂不是收效更大？例如童军活动也有各校各源流交流。只要认真推行，也是有利于促进国民团结，何必舍近求远呢？
其实，政府应检讨的是5年来我们的学员是否已实现政府定下的目标？还是缺陷多多？既然有这么多人持有异议，又看不到有明显的效果，政府是否应考虑停止或改变方针？与其这样的不着边际地训练，不如真正地另外推行两年制的军训。女孩子则可免。
许多国家都有适龄男生受军训，为什么马来西亚就不能大方地采用这种方法？爱国与护国是全民的责任，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接受。不是好男不当兵，而是好男无用武之地。政府焉能不知原由？还有际此经济不景气时，停止国民服务，为国家节省5亿元开销，也是值得的，不知政府有何想法？
杨德利炮打司令部 沙巴风云再起 国阵群起围攻
308大选后不久，政坛即传出因政局未明，还会有一次的变化。这个消息主要来自人民公正党这一方，说是会有一大批东马的议员蝉过别枝，转而支持安华成为新首相。
因此人民都在观望和计算，到底有没有30名国会议员倒戈？本来有传言在五月份会有一变，结果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好像是空等了一场。于是又把眼光投向6月份，看看有什么异动？果然在6月18日，沙巴的进步党打响第一炮，宣称将在国会对首相阿都拉投下不信任票。消息传开，震惊朝野。一边是执政的国阵忙于召开紧急会议（19日），另一边是人民联盟也加强攻势，期望再接再励，能一举夺下中央政权。双方形成一场拉锯战，引爆了朝野另一轮的新斗争。究竟谁占上风，尚未得而知？但人民更兴趣知道的是：沙进步党明知“小刀难锯大树”，为何口气如此之大，要在国会对首相投不信任票？毕竟进步党充其量只有两名国会议员，它又能动摇什么？即便在野的人民联盟全数支持，加起来不过84席，怎能推翻拥有国会138席的阿都拉呢？
要回答这一疑问和了解民进党的杨德利所意何为，我们有必要揭开沙巴这个“变数不断”的政治生态。它是在1963年9月16日与砂拉越及新加坡一起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它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有受到20点的协议书保护，包括拥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主要是防止外来人及外州人涌入东马，与当地人民抢饭碗。
沙巴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共产党的存在，也是一个尚待开化的州。独立之初，人口约50万。在种族结构上，卡达山杜顺族占大多数(28%)，华人次之（24%），马来人及回教徒有20%（巴朱人及其它种族加入回教可归类其中），及姆禄人约4%，余下的人口有不下30个少数民族，基本上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地方。正因为这样，它的第一任首席部长是来自卡达山人的唐纳史蒂芬出任，州元首则归苏禄人慕斯打化担任（回教徒）。从一开始，卡达山族就与回教徒的慕斯打化陷入权力斗争，因而在1965年意外地出现华人担任首席部长两年作为折衷人物，他就是沙巴华人公会的罗思仁。不幸的，他在1967年的选举中败落，因为不论是史蒂芬领导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或慕斯打化领导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都不希望华人当政。
1967年后，慕斯打化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出任具有实权的首席部长，排斥了沙华，也压制了 UNKO。从此沙巴进入慕斯打化的独裁统治时期。回教的力量开始膨胀。1976年，卡达山族又卷土重来，它们组成了人民党（berjaya），也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州选中击败慕斯打化的沙统政府，迎回了史蒂芬当政（此时的史蒂芬也加入回教，改名为莫哈末福尔。不幸只在位3个月即飞机失事丧命（死因成谜），改由哈里斯当政）。
哈里斯又陷入独裁作风，因而在1985年又被另一位卡达山领袖拜林组成团结党（PBS）击败。一位不是回教徒而是基督教徒的首席部长上台了。
团结党的崛起与一位年轻的华籍律师的协助是分不开的。他就是在1985年只有27岁的杨德利成为华社一方领袖，代表华人与卡达山人合组团结党，他也在较后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并在1989年担任副首席部长。
1990年，杨德利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促成团结党脱离国阵加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阵线。可惜功败垂成，东姑拉沙里夺权失败。虽然拜林仍领导沙巴州政府，但恶运已告开始。马哈迪布署分化团结党，并准备巫统东渡沙巴。果然在1994年沙州大选前，也是杨德利再次起事，拉拢 华人脱离团结党，另组进步党，加入国阵。尽管这一年大选，团结党仍以25对23席执政，但不到一个月，因议员的叛离加入国阵，导致拜林政府倒台，杨德利从中得利，再被国阵委为副首席部长。1996年，在轮制下，杨德利一偿夙愿成为沙巴首席部长，1998年任期届满下车。
在这之后，杨德利政运不顺，力图再攀高峰，也未如心意，更在2002年被判失去国州议席（也不能参加2004年大选）；抑有进者，在2008年试图东山再起，无奈亚庇国席归团结党，杨德利又无缘进入国会，虽然他仍担任党主席。
大选后的进步党，拥有2个国席及4个州席。其署理主席陈树杰则出任副首席部长，但没人担任中央部长。杨德利本人依然无官无职。这固然加深了进步党的异动。当安华指说东马有人会加入人民联盟时，大家都不期然地想到第一个背叛国阵的将是进步党。
可是消息归消息，杨德利一直按兵不动，原来在5月13日他有与首相会晤，被献议担任一个职位，于是所传的进步党起事新闻又被压下。
首相是在沙巴首席部长的推荐下，同意杨德利除了成为上议员外，也成为汶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菲律宾──东盟东部成长区（BIMP－EAGA）的特使。
也许这个职位不吸引人，也许还有其它因素夹在其中，杨德利并没有接受，反而选择通过党来表达对首相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形下，杨德利也就予人留下一个印象是：他嫌官小，因而在国阵内“添乱”。
实在的内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这已不是杨德利个人的事，也不是他安静下来就没有事了；反之，据知是进步党内认为党留在国阵内已没有大作为，决定放手一博。
杨德利及其党之所以敢于公然与国阵精神背道而驰，那是它们抓住了沙巴人的情意结。通过网站的投票，有甚多人支持党的决定。这给了杨德利一个“政治正确”的依据，准备面对被国阵开除的命运。
但非常吊诡的是：国阵这方在紧张一阵后又冷静下来静观其变。进步党这边在大张旗鼓后又稍加克制，不表明脱离国阵，也不表态加盟反对党，仅是保留原状。予人印象是只要换首相，不是要倒国阵。这显然是一场含意深远的政治游戏，并不是表面动作那么简单。
我们无妨从杨德利的百变政治性格窥见：他一向以来是选择有利的时机出击，先是与拜林一道脱离人民党，另组团结党（1985年），一鹄中的；后来又促成拜林与马哈迪搞“对抗”，脱离国阵 （1990年）；再后眼见形势不对，又自我脱离团结党，再组进步党（1994年），自行加入国阵。这样的兜兜转转让他有机会登上首席部长。可是也是因为他支持马哈迪的首席部长轮任制，最后到首席部长轮到巫统时（巫统在1993年在慕斯达化穿针引线下，东渡成功，取代了沙统的地位）又停止轮任了，成为一个授人以柄的心结。
杨德利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至少在拜林看来是如此），也是他的一个弱点。如果说因此暂时掀不起沙巴的政治大风浪，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不等于杨德利今次的投石问路是小儿科的玩意儿，相反的，它带有十分强烈的隐议程，对于中央政府产生了至少下列六个冲击：
1. 沙巴人口若从独立到今天，增长率大概在百万左右，但因为在马哈迪时代大量引进外来移民，造成外来人已多过本地人（合法的及非法的兼而有之），遂使到人口突然增至200余万（维基百科说有2百40万人）。在力求纠正不果下，民怨油然而生。根据首席部长慕沙今年5月估计，非法移民约44万人。沙巴人怪责为了政治利益，中央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说，中央如何给沙巴人民一个交待来解决移民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课题。
2. 沙巴因外来人口过多，被认为已“侵犯”它拥有的“劳工及移民自主权”。再者，因人口的改变，已变成马来人及回教徒结合起来有25%，卡达山杜顺族退减成17.8%，华人也减至9.6%及非公民竟有25%。之多心中的不满，自然认为是中央所造成。这一种族结构非自然的变化，是沙巴人民解不开的结；更不接受在哈里斯当政时把纳闽岛交给了中央。
3. 沙巴人民一向有一种东马不同西马的心态。即便国家独立50年，他们仍然感觉到沙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是最为落后或发展最慢的一个州。因而对中央通过政治手段操控沙巴有所不满，并以巫统登陆又占有首席部长，且在选区划分上，对其它成员党的不公平更加速他们求变之心。
4. 东马一向盛产石油及天然气，但石油的收入未广泛惠及沙巴已是早有所闻。如今安华承诺给20%的税收而不是目前的5%，当然击中要害，给东马人民多一个期望。
5. 杨德利此举也波及砂州的异动（虽然砂州非法移民没引起大问题，但人民仍属东马人的心态，与西马人有距离），如果根据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先阿申指有10名砂国会议员被安排出国而不能如期在6月20日宣布起事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说明问题已有扩散之虞，已不是“度假”就能解决得了的。
6. 加速巫统内部的求变。这正迎合了马哈迪的心意，只求换人而不是要倒国阵。巫统议员会有所思索吗？他们是要变还是不变？巫统又如何在内部改变以体现真正的国阵精神？各成员党分享权力而不是一党独大，正是关键所在。
杨德利显然只是以投不信任票作为一个借口来寻求突破。他深切了解凭两名议员是不成气候的；他也知道进步党在国阵看来是“蚊子党”，没有受到重视。但一个成员党有此大动作，已不是小事了，它足以牵动民心。至少在这个事件上，他取得了心理战的第一个“上风”，逼使国阵不可等闲视之。这样一来，杨德利就达到“星火燎原”的作用了，而且是在国阵后院起火，较之马哈迪的炮火更具有“杀伤力”。
当然杨德利不能期望西马的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与之起舞，但他却击中巫统要害，猛然感觉到一党难支大局的困境，还得要顾及其它成员党的感受。于是问题又回到巫统要怎样脱胎换骨？国阵要怎样重新洗牌的大问题。
然而十分巧合的是，每每出现压力针对首相时（如马哈迪的退党，东姑拉沙里的发难乃至杨德利的点火），都会波及纳吉这一边，以致造成要首相交棒，又将交给何人才是适当的呢？似乎是与其变，不如不变。甚至连纳吉也亲口说了，他不要求变，也不会给首相压力，言下之意，他认为不变比改变领导人要重要得多。
可是纳吉的言论又被政治波浪一再冲袭。如果巫统领导层不订下改革的时间表，将可能出现另一次的政治大海啸，给予安华一个黄金机会从中崛起。换句话说，在大选后政局越是不明与不稳，局面就越对安华有利，而不是增加阿都拉政治筹码。在这方面，阿都拉也有了大动作和大力反击，以求稳住局面，先挫杨德利，再堵安华上位。至于何时交棒，那是后话了。他绝不接受在压力下的退位。当下的国阵成员党，正是倾全力保驾护航，似乎不容半路杀出程咬金。正因为这样，杨德利事件也揭开阿都拉与安华的短兵相接，彼此斗智又斗力，成了当今政坛焦点。
从这样看来，杨德利的个人政治立场的百变已是次要的争议了，重要的是杨德利今天所作所为是不是一种民意的反映？是不是预告沙巴风云再起？这就是国阵所要关注的大件事了；不能视为只是一件孤立的求官问职的索求了。
因此人民都在观望和计算，到底有没有30名国会议员倒戈？本来有传言在五月份会有一变，结果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好像是空等了一场。于是又把眼光投向6月份，看看有什么异动？果然在6月18日，沙巴的进步党打响第一炮，宣称将在国会对首相阿都拉投下不信任票。消息传开，震惊朝野。一边是执政的国阵忙于召开紧急会议（19日），另一边是人民联盟也加强攻势，期望再接再励，能一举夺下中央政权。双方形成一场拉锯战，引爆了朝野另一轮的新斗争。究竟谁占上风，尚未得而知？但人民更兴趣知道的是：沙进步党明知“小刀难锯大树”，为何口气如此之大，要在国会对首相投不信任票？毕竟进步党充其量只有两名国会议员，它又能动摇什么？即便在野的人民联盟全数支持，加起来不过84席，怎能推翻拥有国会138席的阿都拉呢？
要回答这一疑问和了解民进党的杨德利所意何为，我们有必要揭开沙巴这个“变数不断”的政治生态。它是在1963年9月16日与砂拉越及新加坡一起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它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有受到20点的协议书保护，包括拥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主要是防止外来人及外州人涌入东马，与当地人民抢饭碗。
沙巴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共产党的存在，也是一个尚待开化的州。独立之初，人口约50万。在种族结构上，卡达山杜顺族占大多数(28%)，华人次之（24%），马来人及回教徒有20%（巴朱人及其它种族加入回教可归类其中），及姆禄人约4%，余下的人口有不下30个少数民族，基本上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地方。正因为这样，它的第一任首席部长是来自卡达山人的唐纳史蒂芬出任，州元首则归苏禄人慕斯打化担任（回教徒）。从一开始，卡达山族就与回教徒的慕斯打化陷入权力斗争，因而在1965年意外地出现华人担任首席部长两年作为折衷人物，他就是沙巴华人公会的罗思仁。不幸的，他在1967年的选举中败落，因为不论是史蒂芬领导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或慕斯打化领导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都不希望华人当政。
1967年后，慕斯打化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出任具有实权的首席部长，排斥了沙华，也压制了 UNKO。从此沙巴进入慕斯打化的独裁统治时期。回教的力量开始膨胀。1976年，卡达山族又卷土重来，它们组成了人民党（berjaya），也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州选中击败慕斯打化的沙统政府，迎回了史蒂芬当政（此时的史蒂芬也加入回教，改名为莫哈末福尔。不幸只在位3个月即飞机失事丧命（死因成谜），改由哈里斯当政）。
哈里斯又陷入独裁作风，因而在1985年又被另一位卡达山领袖拜林组成团结党（PBS）击败。一位不是回教徒而是基督教徒的首席部长上台了。
团结党的崛起与一位年轻的华籍律师的协助是分不开的。他就是在1985年只有27岁的杨德利成为华社一方领袖，代表华人与卡达山人合组团结党，他也在较后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并在1989年担任副首席部长。
1990年，杨德利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促成团结党脱离国阵加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阵线。可惜功败垂成，东姑拉沙里夺权失败。虽然拜林仍领导沙巴州政府，但恶运已告开始。马哈迪布署分化团结党，并准备巫统东渡沙巴。果然在1994年沙州大选前，也是杨德利再次起事，拉拢 华人脱离团结党，另组进步党，加入国阵。尽管这一年大选，团结党仍以25对23席执政，但不到一个月，因议员的叛离加入国阵，导致拜林政府倒台，杨德利从中得利，再被国阵委为副首席部长。1996年，在轮制下，杨德利一偿夙愿成为沙巴首席部长，1998年任期届满下车。
在这之后，杨德利政运不顺，力图再攀高峰，也未如心意，更在2002年被判失去国州议席（也不能参加2004年大选）；抑有进者，在2008年试图东山再起，无奈亚庇国席归团结党，杨德利又无缘进入国会，虽然他仍担任党主席。
大选后的进步党，拥有2个国席及4个州席。其署理主席陈树杰则出任副首席部长，但没人担任中央部长。杨德利本人依然无官无职。这固然加深了进步党的异动。当安华指说东马有人会加入人民联盟时，大家都不期然地想到第一个背叛国阵的将是进步党。
可是消息归消息，杨德利一直按兵不动，原来在5月13日他有与首相会晤，被献议担任一个职位，于是所传的进步党起事新闻又被压下。
首相是在沙巴首席部长的推荐下，同意杨德利除了成为上议员外，也成为汶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菲律宾──东盟东部成长区（BIMP－EAGA）的特使。
也许这个职位不吸引人，也许还有其它因素夹在其中，杨德利并没有接受，反而选择通过党来表达对首相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形下，杨德利也就予人留下一个印象是：他嫌官小，因而在国阵内“添乱”。
实在的内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这已不是杨德利个人的事，也不是他安静下来就没有事了；反之，据知是进步党内认为党留在国阵内已没有大作为，决定放手一博。
杨德利及其党之所以敢于公然与国阵精神背道而驰，那是它们抓住了沙巴人的情意结。通过网站的投票，有甚多人支持党的决定。这给了杨德利一个“政治正确”的依据，准备面对被国阵开除的命运。
但非常吊诡的是：国阵这方在紧张一阵后又冷静下来静观其变。进步党这边在大张旗鼓后又稍加克制，不表明脱离国阵，也不表态加盟反对党，仅是保留原状。予人印象是只要换首相，不是要倒国阵。这显然是一场含意深远的政治游戏，并不是表面动作那么简单。
我们无妨从杨德利的百变政治性格窥见：他一向以来是选择有利的时机出击，先是与拜林一道脱离人民党，另组团结党（1985年），一鹄中的；后来又促成拜林与马哈迪搞“对抗”，脱离国阵 （1990年）；再后眼见形势不对，又自我脱离团结党，再组进步党（1994年），自行加入国阵。这样的兜兜转转让他有机会登上首席部长。可是也是因为他支持马哈迪的首席部长轮任制，最后到首席部长轮到巫统时（巫统在1993年在慕斯达化穿针引线下，东渡成功，取代了沙统的地位）又停止轮任了，成为一个授人以柄的心结。
杨德利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至少在拜林看来是如此），也是他的一个弱点。如果说因此暂时掀不起沙巴的政治大风浪，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不等于杨德利今次的投石问路是小儿科的玩意儿，相反的，它带有十分强烈的隐议程，对于中央政府产生了至少下列六个冲击：
1. 沙巴人口若从独立到今天，增长率大概在百万左右，但因为在马哈迪时代大量引进外来移民，造成外来人已多过本地人（合法的及非法的兼而有之），遂使到人口突然增至200余万（维基百科说有2百40万人）。在力求纠正不果下，民怨油然而生。根据首席部长慕沙今年5月估计，非法移民约44万人。沙巴人怪责为了政治利益，中央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说，中央如何给沙巴人民一个交待来解决移民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课题。
2. 沙巴因外来人口过多，被认为已“侵犯”它拥有的“劳工及移民自主权”。再者，因人口的改变，已变成马来人及回教徒结合起来有25%，卡达山杜顺族退减成17.8%，华人也减至9.6%及非公民竟有25%。之多心中的不满，自然认为是中央所造成。这一种族结构非自然的变化，是沙巴人民解不开的结；更不接受在哈里斯当政时把纳闽岛交给了中央。
3. 沙巴人民一向有一种东马不同西马的心态。即便国家独立50年，他们仍然感觉到沙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是最为落后或发展最慢的一个州。因而对中央通过政治手段操控沙巴有所不满，并以巫统登陆又占有首席部长，且在选区划分上，对其它成员党的不公平更加速他们求变之心。
4. 东马一向盛产石油及天然气，但石油的收入未广泛惠及沙巴已是早有所闻。如今安华承诺给20%的税收而不是目前的5%，当然击中要害，给东马人民多一个期望。
5. 杨德利此举也波及砂州的异动（虽然砂州非法移民没引起大问题，但人民仍属东马人的心态，与西马人有距离），如果根据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先阿申指有10名砂国会议员被安排出国而不能如期在6月20日宣布起事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说明问题已有扩散之虞，已不是“度假”就能解决得了的。
6. 加速巫统内部的求变。这正迎合了马哈迪的心意，只求换人而不是要倒国阵。巫统议员会有所思索吗？他们是要变还是不变？巫统又如何在内部改变以体现真正的国阵精神？各成员党分享权力而不是一党独大，正是关键所在。
杨德利显然只是以投不信任票作为一个借口来寻求突破。他深切了解凭两名议员是不成气候的；他也知道进步党在国阵看来是“蚊子党”，没有受到重视。但一个成员党有此大动作，已不是小事了，它足以牵动民心。至少在这个事件上，他取得了心理战的第一个“上风”，逼使国阵不可等闲视之。这样一来，杨德利就达到“星火燎原”的作用了，而且是在国阵后院起火，较之马哈迪的炮火更具有“杀伤力”。
当然杨德利不能期望西马的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与之起舞，但他却击中巫统要害，猛然感觉到一党难支大局的困境，还得要顾及其它成员党的感受。于是问题又回到巫统要怎样脱胎换骨？国阵要怎样重新洗牌的大问题。
然而十分巧合的是，每每出现压力针对首相时（如马哈迪的退党，东姑拉沙里的发难乃至杨德利的点火），都会波及纳吉这一边，以致造成要首相交棒，又将交给何人才是适当的呢？似乎是与其变，不如不变。甚至连纳吉也亲口说了，他不要求变，也不会给首相压力，言下之意，他认为不变比改变领导人要重要得多。
可是纳吉的言论又被政治波浪一再冲袭。如果巫统领导层不订下改革的时间表，将可能出现另一次的政治大海啸，给予安华一个黄金机会从中崛起。换句话说，在大选后政局越是不明与不稳，局面就越对安华有利，而不是增加阿都拉政治筹码。在这方面，阿都拉也有了大动作和大力反击，以求稳住局面，先挫杨德利，再堵安华上位。至于何时交棒，那是后话了。他绝不接受在压力下的退位。当下的国阵成员党，正是倾全力保驾护航，似乎不容半路杀出程咬金。正因为这样，杨德利事件也揭开阿都拉与安华的短兵相接，彼此斗智又斗力，成了当今政坛焦点。
从这样看来，杨德利的个人政治立场的百变已是次要的争议了，重要的是杨德利今天所作所为是不是一种民意的反映？是不是预告沙巴风云再起？这就是国阵所要关注的大件事了；不能视为只是一件孤立的求官问职的索求了。
26.6.08
重新演绎国阵精神
国阵是国民阵线的简称，它成立于1974年。目的是将原来的联盟（巫统、马华及国大党）扩大，加入了砂拉越联盟、砂人联党、沙巴联盟、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回教党、一共9个成员党。一方面稳固了“513”事件后的执政党，另一方面则缩小了反对党的阵营。后来这个大家庭又再增加5个成员，主要是沙巴执政党的分裂所致。因此今天的国阵总共有14个成员党组成。
但是，什么是“国阵精神”？相信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只是粗略地知道国阵精神就是以巫统为主导的精神为依归。凡是违背了巫统原则或不被巫统认可的，就是违反了国阵精神。久而久之，国阵精神成为一顶大帽子，压在成员党的身上，既有形又无形，也导致了成员党的领袖或议员言论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避免触犯“国阵精神”。否则轻则受到惩罚；重则被开除党籍。比如马华林武灿和陈清凉于2002年被冻结党籍7个月，因在州议会未与国阵议员一道，否决反对党提出的动议，违反了国阵精神。而在2005年国大党总秘书索迪那登被暂停副部长职3个月，也被指违反国阵党纪，违背国阵精神。这就是说，国阵精神基本上反映了巫统的威权和观点。若是成员党（非巫统）之间发生磨擦和冲突，也是由巫统来“判定”是否违反国阵精神。如果巫统劝请双造不要再争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反之若是针对巫统的，只能交回巫统要不要采取纪律行动，其它成员党是不可能越俎代庖的。例如，在2006年槟州一些巫青团员拉布条抗议“马来人被边缘化，当众羞辱时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已是违反了国阵精神，结果是除了被巫统警戒外，也没有被采取纪律行动。也许在巫统看来，这是“小事一桩”；但对民政党而言，则是它恶梦的开始。因为自那之后，民政党被民众看在眼里，觉得它是那么无力的反击巫青团员的无礼，而所谓国阵精神，则由巫统来诠释其正当性与不正当性，出现了双重标准。
同样的，马华公会虽属为国阵第二大党，但在面对巫青领导举剑和揶揄在马来选区胜之不武时，也是无力反击。当为华社请命时，也失挫多过成功，甚至不得不收回呈上的备忘录。凡此种种，使到马华在华社面前“难以交待”。所谓的国阵精神，在一党独大下，变成国阵成员党的“沉重负担”。结果在308大选中，整个国阵精神也被冲散了。
大选之后，支离破碎的“国阵精神”剩下巫统在西马独撑大局，其它成员党输的输，败的败。所幸东马两州的国阵仍保持完整性，才稳住了中央政权。但其变数又再因近日沙巴进步党的起事而微妙起来，以致国阵成员党不得不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应讨可能带来的后遗症。虽然一时之间双方尚未有进一步的激烈行动，但裂痕已是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势下，重新诠释国阵精神已是势在必行；尤其是东马的国阵，也是各有心思的。
尽管在大选后，其它成员党尝试用新的“国阵精神”大胆地反击一言堂论，也迫使举剑的道歉，嚣张的言论暂时消声匿迹，但尚未形成一个大格局，只属于一些成员党各自解读国阵精神。
从这样看来，如果要防止沙巴进步党事件恶化和蔓延，及时熄灭燃起的火势，则昔日的国阵精神已不管用，必须用新的国阵精神来取代，这里头包含了广开言路，允许成员党直谏和批评。如正视黄家定在国会的演说，许子根的不平则鸣及东马的各项索求，咋听起来刺耳，确是良药苦口。因此采取下列的步骤重新演绎国阵精神对巫统来说是必要的：它不是巫统精神，而是其它成员党认同的国阵精神；‚内阁成员不忽略其它成员党的代表，毕竟它们的失败也与巫统政策及言行有关；ƒ重视国阵会议，重大的政策制定与施政，例如石油价格的调高，应让成员党讨论达成共识，体现国阵的集体精神；„巫统是国阵的主导力量，但不是一党独大的单元治国。除非减少成员党数目，不然应该相互尊重，公平对待。
在这方面，杨德利的举动也许将产生催化作用，促使巫统提早进行内部改革和调整，以顺应大潮流，及早出现全新的国阵精神。唯其如此，国阵的整合才能产生新的力量来唤醒和冲击巫统的保守份子采取开明的治国方略，要不然时间不会站在故步自封者这一边。
（原载于2008年6月26日 《南洋商报》）
但是，什么是“国阵精神”？相信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只是粗略地知道国阵精神就是以巫统为主导的精神为依归。凡是违背了巫统原则或不被巫统认可的，就是违反了国阵精神。久而久之，国阵精神成为一顶大帽子，压在成员党的身上，既有形又无形，也导致了成员党的领袖或议员言论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避免触犯“国阵精神”。否则轻则受到惩罚；重则被开除党籍。比如马华林武灿和陈清凉于2002年被冻结党籍7个月，因在州议会未与国阵议员一道，否决反对党提出的动议，违反了国阵精神。而在2005年国大党总秘书索迪那登被暂停副部长职3个月，也被指违反国阵党纪，违背国阵精神。这就是说，国阵精神基本上反映了巫统的威权和观点。若是成员党（非巫统）之间发生磨擦和冲突，也是由巫统来“判定”是否违反国阵精神。如果巫统劝请双造不要再争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反之若是针对巫统的，只能交回巫统要不要采取纪律行动，其它成员党是不可能越俎代庖的。例如，在2006年槟州一些巫青团员拉布条抗议“马来人被边缘化，当众羞辱时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已是违反了国阵精神，结果是除了被巫统警戒外，也没有被采取纪律行动。也许在巫统看来，这是“小事一桩”；但对民政党而言，则是它恶梦的开始。因为自那之后，民政党被民众看在眼里，觉得它是那么无力的反击巫青团员的无礼，而所谓国阵精神，则由巫统来诠释其正当性与不正当性，出现了双重标准。
同样的，马华公会虽属为国阵第二大党，但在面对巫青领导举剑和揶揄在马来选区胜之不武时，也是无力反击。当为华社请命时，也失挫多过成功，甚至不得不收回呈上的备忘录。凡此种种，使到马华在华社面前“难以交待”。所谓的国阵精神，在一党独大下，变成国阵成员党的“沉重负担”。结果在308大选中，整个国阵精神也被冲散了。
大选之后，支离破碎的“国阵精神”剩下巫统在西马独撑大局，其它成员党输的输，败的败。所幸东马两州的国阵仍保持完整性，才稳住了中央政权。但其变数又再因近日沙巴进步党的起事而微妙起来，以致国阵成员党不得不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应讨可能带来的后遗症。虽然一时之间双方尚未有进一步的激烈行动，但裂痕已是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势下，重新诠释国阵精神已是势在必行；尤其是东马的国阵，也是各有心思的。
尽管在大选后，其它成员党尝试用新的“国阵精神”大胆地反击一言堂论，也迫使举剑的道歉，嚣张的言论暂时消声匿迹，但尚未形成一个大格局，只属于一些成员党各自解读国阵精神。
从这样看来，如果要防止沙巴进步党事件恶化和蔓延，及时熄灭燃起的火势，则昔日的国阵精神已不管用，必须用新的国阵精神来取代，这里头包含了广开言路，允许成员党直谏和批评。如正视黄家定在国会的演说，许子根的不平则鸣及东马的各项索求，咋听起来刺耳，确是良药苦口。因此采取下列的步骤重新演绎国阵精神对巫统来说是必要的：它不是巫统精神，而是其它成员党认同的国阵精神；‚内阁成员不忽略其它成员党的代表，毕竟它们的失败也与巫统政策及言行有关；ƒ重视国阵会议，重大的政策制定与施政，例如石油价格的调高，应让成员党讨论达成共识，体现国阵的集体精神；„巫统是国阵的主导力量，但不是一党独大的单元治国。除非减少成员党数目，不然应该相互尊重，公平对待。
在这方面，杨德利的举动也许将产生催化作用，促使巫统提早进行内部改革和调整，以顺应大潮流，及早出现全新的国阵精神。唯其如此，国阵的整合才能产生新的力量来唤醒和冲击巫统的保守份子采取开明的治国方略，要不然时间不会站在故步自封者这一边。
（原载于2008年6月26日 《南洋商报》）
24.6.08
民政槟州老大的故事 （天下纵横）
许子根在6月8日宣布，他不会在今年8月23日的槟州民政党代表大会上寻求连任民政党槟州主席一职。换句话说，许子根在领导槟州民政党12年后，终于为自己划上句号。他是继林苍佑之后的第二位以槟州主席身份出任全国主席者。
林苍佑在1968年民政党创立后，主要的身份是民政党槟州主席。虽然他也是全国副主席之一，但权力以槟州为主。正因为他是槟州主席，当1969年民政在大选中夺得槟州政权时，顺理成章由他担任首席部长。从那个时候起，槟州主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因为林苍佑是槟州主席，才能及时化解1971年党争造成的政府倒台的危机，更进一步夺得全国主席的高职。
1980年林苍佑从全国主席退下来，也同时将槟州主席一职让给爱将邱继圃。不过当时杀出一名“程咬金”，他就是在1974年加盟民政而在大选胜出后从此平步青云的行政议员许岳金。
许岳金之所以执意要争夺这张椅子，是因为他知道这是通往首席部长的一道门槛。但林苍佑属意的是邱继圃且认为许岳金属新派人物，在感情上过不了元老这一关。经过多番劝解，许岳金打消争位念头，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84年林苍因病告假，决定往美国治病，刻意安排许岳金担任代首席部长，也引起党内其它派系的不安，以致他在槟州的处境陷入包围，新旧派对他进行围堵。旧派有陈锦华等人，新派有吴清德等人。这对许岳金夺取槟州主席是至为不利的。但如果不跨过这一关，首席部长的美梦随时破灭。因此他决意在邱继圃任满不再寻求蝉联槟州主席后，角逐主席一职，以保障未来政途不受阻。
这个时候，又一个“程咬金”陈锦华沉寂多年后，在吴清德支持下从旁杀出拦路，结果许岳金败了。这是他噩运的开始。虽然他同年也在全国党选中，重新当选全国中委，但无助他巩固在槟州的地位。
陈锦华的胜出意味着他的下一步将把许岳金挤出槟州政坛。果然在1986年大选时，许岳金被党派去升旗山国席当“炮灰”（属于反对党强区），这也意味着弃州攻国的许岳金将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由此可见槟州主席的重要性（决定槟州候选人的排阵）。在未得到林苍佑祝福下，许岳金的政途也因陈锦华的复出而划上句号。
虽然陈锦华从1984年起成为槟州主席，但参加1986年的州选又被卡巴星击败。从此不再参加国州大选。幸运的是，由于是槟州主席，在1990年大选过后被推举出任槟岛市政局主席。这一年，许子根因为林苍佑跌马而被党推荐为首席部长。他也是第二位不是槟州主席而成为首长的人。第一位是1980年卸下党职仍任首席部长的林苍佑。
然而，槟州主席一职在党内仍被视为州内第一号人物，应由担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接任。就这样1996年在党内形成巨大压力下，陈锦华不得不忍痛让位，当时林苍佑也是劝陈锦华退下来。不过陈锦华一直对“被逼”退休十分耿耿于怀，也就对许子根产生敌意。1998年陈锦华对许子根的猛烈公开攻击是众所周知的事，也因此给了吴清德一个机会在1999年向许子根下战书，矢言要夺槟州主席一职。目的是朝向首席部长道路迈进。
许吴之战是重头之戏，关系到两人的政途。结果由许子根取胜，稳住了大局。不久之后，全国大选降临，吴清德便被割爱，不再成为候选人（吊诡的是，竞选中公开挺吴清德的林建安与林武灿仍被派任州候选人而胜出。胜利之后双林宣布退党，引起政治地震，民政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扭转劣势而保住首席部长职。
许子根以槟州首部部长身份在此之后又顺利领导民政渡过2004年的大选，但过不了2008年的大选。
其实，即便不在2008年大选失利，许子根也会将槟州主席交给新的首席部长，因为他知道这两个职位是两位一体的。
如今大选后已打乱“党政一体”论。但不变的是，民政如果要东山再起，槟州主席将是关键的职位。为此，原本在今年大选争首席部长职未果的谢宽泰已经宣布要争做槟州主席。在他看来，要成为首席部长的先决条件就一定要先担任槟州主席。这就是为什么宽泰“当仁不让”的理由。
当然今时今日，槟州主席已没有了光环，谢宽泰能否像林苍佑那样将之转化为首席部长的踏脚石，就要看谢宽泰如何脱颖而出的本事了。
林苍佑在1968年民政党创立后，主要的身份是民政党槟州主席。虽然他也是全国副主席之一，但权力以槟州为主。正因为他是槟州主席，当1969年民政在大选中夺得槟州政权时，顺理成章由他担任首席部长。从那个时候起，槟州主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因为林苍佑是槟州主席，才能及时化解1971年党争造成的政府倒台的危机，更进一步夺得全国主席的高职。
1980年林苍佑从全国主席退下来，也同时将槟州主席一职让给爱将邱继圃。不过当时杀出一名“程咬金”，他就是在1974年加盟民政而在大选胜出后从此平步青云的行政议员许岳金。
许岳金之所以执意要争夺这张椅子，是因为他知道这是通往首席部长的一道门槛。但林苍佑属意的是邱继圃且认为许岳金属新派人物，在感情上过不了元老这一关。经过多番劝解，许岳金打消争位念头，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84年林苍因病告假，决定往美国治病，刻意安排许岳金担任代首席部长，也引起党内其它派系的不安，以致他在槟州的处境陷入包围，新旧派对他进行围堵。旧派有陈锦华等人，新派有吴清德等人。这对许岳金夺取槟州主席是至为不利的。但如果不跨过这一关，首席部长的美梦随时破灭。因此他决意在邱继圃任满不再寻求蝉联槟州主席后，角逐主席一职，以保障未来政途不受阻。
这个时候，又一个“程咬金”陈锦华沉寂多年后，在吴清德支持下从旁杀出拦路，结果许岳金败了。这是他噩运的开始。虽然他同年也在全国党选中，重新当选全国中委，但无助他巩固在槟州的地位。
陈锦华的胜出意味着他的下一步将把许岳金挤出槟州政坛。果然在1986年大选时，许岳金被党派去升旗山国席当“炮灰”（属于反对党强区），这也意味着弃州攻国的许岳金将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由此可见槟州主席的重要性（决定槟州候选人的排阵）。在未得到林苍佑祝福下，许岳金的政途也因陈锦华的复出而划上句号。
虽然陈锦华从1984年起成为槟州主席，但参加1986年的州选又被卡巴星击败。从此不再参加国州大选。幸运的是，由于是槟州主席，在1990年大选过后被推举出任槟岛市政局主席。这一年，许子根因为林苍佑跌马而被党推荐为首席部长。他也是第二位不是槟州主席而成为首长的人。第一位是1980年卸下党职仍任首席部长的林苍佑。
然而，槟州主席一职在党内仍被视为州内第一号人物，应由担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接任。就这样1996年在党内形成巨大压力下，陈锦华不得不忍痛让位，当时林苍佑也是劝陈锦华退下来。不过陈锦华一直对“被逼”退休十分耿耿于怀，也就对许子根产生敌意。1998年陈锦华对许子根的猛烈公开攻击是众所周知的事，也因此给了吴清德一个机会在1999年向许子根下战书，矢言要夺槟州主席一职。目的是朝向首席部长道路迈进。
许吴之战是重头之戏，关系到两人的政途。结果由许子根取胜，稳住了大局。不久之后，全国大选降临，吴清德便被割爱，不再成为候选人（吊诡的是，竞选中公开挺吴清德的林建安与林武灿仍被派任州候选人而胜出。胜利之后双林宣布退党，引起政治地震，民政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扭转劣势而保住首席部长职。
许子根以槟州首部部长身份在此之后又顺利领导民政渡过2004年的大选，但过不了2008年的大选。
其实，即便不在2008年大选失利，许子根也会将槟州主席交给新的首席部长，因为他知道这两个职位是两位一体的。
如今大选后已打乱“党政一体”论。但不变的是，民政如果要东山再起，槟州主席将是关键的职位。为此，原本在今年大选争首席部长职未果的谢宽泰已经宣布要争做槟州主席。在他看来，要成为首席部长的先决条件就一定要先担任槟州主席。这就是为什么宽泰“当仁不让”的理由。
当然今时今日，槟州主席已没有了光环，谢宽泰能否像林苍佑那样将之转化为首席部长的踏脚石，就要看谢宽泰如何脱颖而出的本事了。
19.6.08
林冠英的一百天
3月9日，我写了《林冠英代父圆首长梦》。3月11日，林冠英正式就任第四任槟州首席部长。这个变化来得太突然，连林冠英本人也不相信这是真的。6月19日，刚好是林冠英上任100天，人民给他打分；他也会自己打分。究竟他应该拿多少分？是及格或不及格呢？这是见仁见智的观点，也没有一个标准。
不过综观各阶层的反映，我们接受有60%的人民持“有待观察”的评估。换句话说，绝大部份人不急切下定论，主要看未来的100天他将怎样走？能给槟州人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还是失望，到了那个时候，便可窥见人民对槟州新政府的实质评价了。
我近日收集了上层，中层及 下层的一些看法；也听取党内（行动党）及党外的一些意见（不是民调），综合起来有以下的“评语”：
民主行动党虽有幻想但不敢肯定有朝一日能登上执政舞台；一旦梦想成真，当选的议员在心态上有了明显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某些议员前后判若两人。在一无所有时显得谦卑，与民声应气求；做了官后官气十足，讲话口气也大不相同。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也是人性的弱点，但如果过了头，表现出“趾高气扬”的官样，也就令人难以忍受。这对一个不断强调与民同在，永远是人民的朋友的政党来说，面对这些个议员的坏榜样（指少数人），若不及时纠正，恐怕会给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遗症。这是100天来给老百姓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林冠英应该加以正视，使到所有议员知道自己的定位和待人接物的态度。
‚第二个印象是新官上任不仅三把火，而且越烧越旺，听在耳里，看到眼里，有些不是滋味。随手拈来就有“工作7天，无时无刻不在工作”论，只差没说出口连睡觉也在工作。这些人沒有必要夸张到这个地步。工作经验不足不要紧，时间不够用也是暂时的，因为一切都太陌生，但只要肯学肯做，及时纠正过去的弊端与错误，不必老是针对次要课题大作文章，以骂代做。因为今时不同往日，已是在朝，不是在野。拿出真本事取信于民才是当务之急，别让60%的“保留观察”态度在另外的100天后没有改进。希望当朝议员有所警觉。
ƒ第三个印象是林冠英在100天内，相对来说还算称职。他有努力恶补，在民间建立起亲民的形象，也有针对大课题作大胆的批评与揭露，予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他对前朝政府的施政与弱点穷追猛打；尤其不指明道姓揭发某些高官的不法行为，其目的不外是先让老百姓“大开眼界”感觉到新政府确是敢言敢揭，肯定变天的正当性。因此拿前政府“开刀”，也就能收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给前朝政府判“死刑”；另一方面给新政府带来“清新与廉洁的形象”。
林冠英采取的是对“敌人的残忍”和毫不容情地打压，在战略上并没有错，因为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如果让敌人有翻身的机会，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为了在政治上一举抹掉前朝政府的阴影，林冠英看来是出了狠招。
这些手段也只能适可而止，不能以此作为治州方略，还是要拿出一套方案来克服种种的问题。如果我们回看行动党在大选期间所作下的承诺和执政理念，便会发现在100天内未能有效地落实。
其实，新政府也得承认，今天槟州的安定与发展持续也是前朝政府打下的雄厚根基，并非是一无是处或是一个烂摊子，而是一个在持续前进的州。民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败在一党独大和巫统的霸权政治，不是民政主导的政府让百姓陷入水深火热和怨声载道的失策。这就是说，民政的弱点在于被认为对霸权政治的屈从，而选民对国阵的否定不等于是对行动党的绝对认同，相信林冠英十分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在100天后他要面对的是如何在建设过程中树立一个政党的自主性但不妨碍联合执政的良好协调；千万不能在有意无意中掉进“一党独大”治州的陷阱。在多元种族的国家，必须要重视多党合作的可取性。
过去的100天，林冠英基本上是保留反对党的本色，讲多也骂多。但也努力转型，因而提出了CAT（有能力，有公信力及有透明度）的施政方针，这个理念需要在实践中受考验。节省无疑是一种美德，拒绝贪污与滥权也是万民期待；然而更重要的是用过去的100天作总结检讨，以便为另一个100天制定未来的工作纲领。虽然很多事情可以推说中央不合作或“搞对抗”所致，但在州权限内，逐步地实现其竞选政纲也是势在必行的。例如地方议会的改革，可推出新的甄选方法和“以党治市”的策略，可以不必追随前期政府那一套，否则便授人以柄原来都是“同路人”。
总而言之，人民对林冠英领导的政府还是有所期望的，包括土地弊案怎样了，有没有结果？或有难言之隐，也可让民释惑。
（原载于2008年6月19日 《南洋商报》）
不过综观各阶层的反映，我们接受有60%的人民持“有待观察”的评估。换句话说，绝大部份人不急切下定论，主要看未来的100天他将怎样走？能给槟州人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还是失望，到了那个时候，便可窥见人民对槟州新政府的实质评价了。
我近日收集了上层，中层及 下层的一些看法；也听取党内（行动党）及党外的一些意见（不是民调），综合起来有以下的“评语”：
民主行动党虽有幻想但不敢肯定有朝一日能登上执政舞台；一旦梦想成真，当选的议员在心态上有了明显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某些议员前后判若两人。在一无所有时显得谦卑，与民声应气求；做了官后官气十足，讲话口气也大不相同。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也是人性的弱点，但如果过了头，表现出“趾高气扬”的官样，也就令人难以忍受。这对一个不断强调与民同在，永远是人民的朋友的政党来说，面对这些个议员的坏榜样（指少数人），若不及时纠正，恐怕会给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遗症。这是100天来给老百姓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林冠英应该加以正视，使到所有议员知道自己的定位和待人接物的态度。
‚第二个印象是新官上任不仅三把火，而且越烧越旺，听在耳里，看到眼里，有些不是滋味。随手拈来就有“工作7天，无时无刻不在工作”论，只差没说出口连睡觉也在工作。这些人沒有必要夸张到这个地步。工作经验不足不要紧，时间不够用也是暂时的，因为一切都太陌生，但只要肯学肯做，及时纠正过去的弊端与错误，不必老是针对次要课题大作文章，以骂代做。因为今时不同往日，已是在朝，不是在野。拿出真本事取信于民才是当务之急，别让60%的“保留观察”态度在另外的100天后没有改进。希望当朝议员有所警觉。
ƒ第三个印象是林冠英在100天内，相对来说还算称职。他有努力恶补，在民间建立起亲民的形象，也有针对大课题作大胆的批评与揭露，予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他对前朝政府的施政与弱点穷追猛打；尤其不指明道姓揭发某些高官的不法行为，其目的不外是先让老百姓“大开眼界”感觉到新政府确是敢言敢揭，肯定变天的正当性。因此拿前政府“开刀”，也就能收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给前朝政府判“死刑”；另一方面给新政府带来“清新与廉洁的形象”。
林冠英采取的是对“敌人的残忍”和毫不容情地打压，在战略上并没有错，因为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如果让敌人有翻身的机会，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为了在政治上一举抹掉前朝政府的阴影，林冠英看来是出了狠招。
这些手段也只能适可而止，不能以此作为治州方略，还是要拿出一套方案来克服种种的问题。如果我们回看行动党在大选期间所作下的承诺和执政理念，便会发现在100天内未能有效地落实。
其实，新政府也得承认，今天槟州的安定与发展持续也是前朝政府打下的雄厚根基，并非是一无是处或是一个烂摊子，而是一个在持续前进的州。民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败在一党独大和巫统的霸权政治，不是民政主导的政府让百姓陷入水深火热和怨声载道的失策。这就是说，民政的弱点在于被认为对霸权政治的屈从，而选民对国阵的否定不等于是对行动党的绝对认同，相信林冠英十分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在100天后他要面对的是如何在建设过程中树立一个政党的自主性但不妨碍联合执政的良好协调；千万不能在有意无意中掉进“一党独大”治州的陷阱。在多元种族的国家，必须要重视多党合作的可取性。
过去的100天，林冠英基本上是保留反对党的本色，讲多也骂多。但也努力转型，因而提出了CAT（有能力，有公信力及有透明度）的施政方针，这个理念需要在实践中受考验。节省无疑是一种美德，拒绝贪污与滥权也是万民期待；然而更重要的是用过去的100天作总结检讨，以便为另一个100天制定未来的工作纲领。虽然很多事情可以推说中央不合作或“搞对抗”所致，但在州权限内，逐步地实现其竞选政纲也是势在必行的。例如地方议会的改革，可推出新的甄选方法和“以党治市”的策略，可以不必追随前期政府那一套，否则便授人以柄原来都是“同路人”。
总而言之，人民对林冠英领导的政府还是有所期望的，包括土地弊案怎样了，有没有结果？或有难言之隐，也可让民释惑。
（原载于2008年6月19日 《南洋商报》）
17.6.08
阿都拉会闪电大选吗？ （天下纵横）
刻下人们正在追问或探讨一个重大课题：能否举行闪电大选？否定的答案看来比较多，不否定的也有。为什么刚刚（今年3月8日）举行全国大选，又需要重新大选？难道国家有什么大问题非得通过大选解决不可？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性在于首相阿都拉在未来的三个月如何见招拆招。而如果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堆积成又无法解决时，那就可能会迫使首相采取最后和直接的方案。
所谓的问题，自然首要的是政治上的，其次是经济上的，再下来才是舆论上的。在政治方面，虽然大选尘埃落定，各就各位（国阵继掌中央及另8州政权；反对党结成的民联则拥有5州政权），但政治的波浪依然不断地冲击政府的执政地位，以致没有看到一个安定与稳定的局面。一边是前首相马哈迪挑起的“下台论”；另一边是安华引发的“换人论”；挟在中间的现任首相阿都拉则是坚持“保权论”。这三股力量目前正在彼消此长，成为决定国家未来的一场政治斗争。
阿都拉看来似乎稍占上风，因为马哈迪的“退党”呼吁并未即刻产生效应，退风不高。有人认为马哈迪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巨大的影响力。事实是否如此，尚言之过早。因为以马哈迪的刚硬性格，他仍然会见缝插针，不会给首相一刻的安宁。因此马哈迪的“效应”是一种心理战，一种较长期的战略，以便在精神上“迫使”阿都拉早日退隐政坛。这就是说，马哈迪已从“正规战”转成“持久战”。他不希望假手于人，只要在他有生之年，他会对他看不惯或不认同的人或事件穷追猛打。
对于一个在位首相22年的马哈迪来说，他的任何言论都是一种难以忽视的压力。阿都拉当然没有例外。因为前者毕竟是他的“恩人”，绝不可能采用行政手段进行过激的还击。这就是阿都拉面对的“政治窘境”。
另一方面，安华的压力也是一种“有形无形”的心理战。原本有消息说在今年5月就有大动作，但直到现在尚未见付诸行动。于是市面上疑点四起。人们不断在问：到底安华所谓的至少有30名国会议员会转而支持改变中央政府是真的还是一种战略？因为他们等了又等，却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难免有失落之感。究竟安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相信许多的公正党人也难窥见内情，也只有安华及其周围的几个人知道安华下一步要怎样走。
就政治意义而言，安华不需要有太多的表白和辩解。作为一位前期的政府高层人物，他懂得“心理战术”的重要性。只有让政治气温不断提升，才能其使魅力四射，进而让人民有了一个对比。他的所谓对比反映在他的资历和资格是否较为适合担任首相？理由是：他原本也是巫统的人，而且官职也已是“坐亚望冠”。如果不是被马哈迪弄下台，他早已是当了首相。
在这种情形下，当安华在308大选翻身之后，他自然有下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就是要及快地重回政治舞台，当然不仅仅是出任反对党领袖，而是要寻回已失去的“安华”。因此在大选后与安华接头的人就无法一一算得清楚。这些人当中也不乏国会议员。但他们有给安华什么“承诺”，也没有一个明朗的局面。可又很难否认它不是真的。在否定与肯定之间，也就让安华带来一个“契机”。所谓的“契机”就是国阵内部有不断的变化乃至分化。一旦事态严重化起来，就是安华的机会来了。
在面对前有安华，后有马哈迪的双重压力下，阿都拉使出的浑身解数也是让人看到他在力挽狂澜于既倒。这边稳住巫统内部，那边安抚东马。在他看来，只要大局不变，没有一定数目的议员倒戈，那就能稳住阵脚。因此未来的三个月是一个关键期。如果说过去三个月首相是忙于应付内外的挑战，那么下来的三个月就是要拿出成绩来，以证明国阵在他领导下已是脱胎换骨，足以抵消任何的威胁（包括国会议员起事）。
从这样看来，国家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也因权利的斗争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表现在舆论方面，更是不能等闲视之。这就是阿都拉正在思考的严正问题。因为政治斗争已干扰了国家的未来走向。
如果他在未来三个月仍然无法解除“两面夹攻”的冲击，他可能会豁了出去，通过大选见真章。这固然不是很好的选择，也不一定对国阵有利。但在没完没了的纷争下，治国之道已阻力重重。除非阿都拉能在马哈迪与安华之间找到其中一方的协商，不然以阿都拉的性格，他是不会“束手就擒”的。与其被逼下台，不如再选一次，让人民再作一个判决也就变成他一生最大的赌注。
因此，所谓的闪电大选，只能在情非得已下的情势发生，但一切还得看他如何连消带打把马哈迪与安华的压力推向一旁，总不能成天吵个不停。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性在于首相阿都拉在未来的三个月如何见招拆招。而如果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堆积成又无法解决时，那就可能会迫使首相采取最后和直接的方案。
所谓的问题，自然首要的是政治上的，其次是经济上的，再下来才是舆论上的。在政治方面，虽然大选尘埃落定，各就各位（国阵继掌中央及另8州政权；反对党结成的民联则拥有5州政权），但政治的波浪依然不断地冲击政府的执政地位，以致没有看到一个安定与稳定的局面。一边是前首相马哈迪挑起的“下台论”；另一边是安华引发的“换人论”；挟在中间的现任首相阿都拉则是坚持“保权论”。这三股力量目前正在彼消此长，成为决定国家未来的一场政治斗争。
阿都拉看来似乎稍占上风，因为马哈迪的“退党”呼吁并未即刻产生效应，退风不高。有人认为马哈迪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巨大的影响力。事实是否如此，尚言之过早。因为以马哈迪的刚硬性格，他仍然会见缝插针，不会给首相一刻的安宁。因此马哈迪的“效应”是一种心理战，一种较长期的战略，以便在精神上“迫使”阿都拉早日退隐政坛。这就是说，马哈迪已从“正规战”转成“持久战”。他不希望假手于人，只要在他有生之年，他会对他看不惯或不认同的人或事件穷追猛打。
对于一个在位首相22年的马哈迪来说，他的任何言论都是一种难以忽视的压力。阿都拉当然没有例外。因为前者毕竟是他的“恩人”，绝不可能采用行政手段进行过激的还击。这就是阿都拉面对的“政治窘境”。
另一方面，安华的压力也是一种“有形无形”的心理战。原本有消息说在今年5月就有大动作，但直到现在尚未见付诸行动。于是市面上疑点四起。人们不断在问：到底安华所谓的至少有30名国会议员会转而支持改变中央政府是真的还是一种战略？因为他们等了又等，却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难免有失落之感。究竟安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相信许多的公正党人也难窥见内情，也只有安华及其周围的几个人知道安华下一步要怎样走。
就政治意义而言，安华不需要有太多的表白和辩解。作为一位前期的政府高层人物，他懂得“心理战术”的重要性。只有让政治气温不断提升，才能其使魅力四射，进而让人民有了一个对比。他的所谓对比反映在他的资历和资格是否较为适合担任首相？理由是：他原本也是巫统的人，而且官职也已是“坐亚望冠”。如果不是被马哈迪弄下台，他早已是当了首相。
在这种情形下，当安华在308大选翻身之后，他自然有下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就是要及快地重回政治舞台，当然不仅仅是出任反对党领袖，而是要寻回已失去的“安华”。因此在大选后与安华接头的人就无法一一算得清楚。这些人当中也不乏国会议员。但他们有给安华什么“承诺”，也没有一个明朗的局面。可又很难否认它不是真的。在否定与肯定之间，也就让安华带来一个“契机”。所谓的“契机”就是国阵内部有不断的变化乃至分化。一旦事态严重化起来，就是安华的机会来了。
在面对前有安华，后有马哈迪的双重压力下，阿都拉使出的浑身解数也是让人看到他在力挽狂澜于既倒。这边稳住巫统内部，那边安抚东马。在他看来，只要大局不变，没有一定数目的议员倒戈，那就能稳住阵脚。因此未来的三个月是一个关键期。如果说过去三个月首相是忙于应付内外的挑战，那么下来的三个月就是要拿出成绩来，以证明国阵在他领导下已是脱胎换骨，足以抵消任何的威胁（包括国会议员起事）。
从这样看来，国家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也因权利的斗争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表现在舆论方面，更是不能等闲视之。这就是阿都拉正在思考的严正问题。因为政治斗争已干扰了国家的未来走向。
如果他在未来三个月仍然无法解除“两面夹攻”的冲击，他可能会豁了出去，通过大选见真章。这固然不是很好的选择，也不一定对国阵有利。但在没完没了的纷争下，治国之道已阻力重重。除非阿都拉能在马哈迪与安华之间找到其中一方的协商，不然以阿都拉的性格，他是不会“束手就擒”的。与其被逼下台，不如再选一次，让人民再作一个判决也就变成他一生最大的赌注。
因此，所谓的闪电大选，只能在情非得已下的情势发生，但一切还得看他如何连消带打把马哈迪与安华的压力推向一旁，总不能成天吵个不停。
10.6.08
林苍佑‧林敬益‧许子根 （天下纵横）
虽然他们都不是民政党的原创党人（应该说陈志勤是第一个推动成立民政党的人），但他们才是这个党的真正推手，而且发挥了特定的影响力，也塑造了一个政党在大风大浪中成为一方盟主。他们就是林苍佑、林敬益与许子根。
林苍佑在独立前就投身入政治，且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虽然身份显赫，但在1959年遭受挫折，被巫统主席东姑排挤。也因为这一阴差阳错，迫使他脱离马华公会，在1961年又成立民主联合党。这时的林苍佑只是一介平民，什么议员光环都没有。
1964年的大选，他为民联党扎了根，赢得一国四州议员。但全在槟州，说明这个党的生命线系于槟城。
1968年在审时度势后，林苍佑把整个党押进新成立的民政党，成为他一生中另一个大赌注。1969年他胜得漂亮，夺下了槟州州政权。这么的一个转变，也使到林苍佑又回到了在朝的日子。槟城在他精心打造下，化腐朽为神奇，奠下了今日繁荣的局面。
虽然有此辉煌政绩，林苍佑竟在1990年的大选被行动党的林吉祥拉下马，从此也与政治绝缘。他不再公开谈论政治。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不曾看到他对政局的批判，一个身上流着政治血液的人就此不再问政，其能耐倒是罕见。
比林苍佑幸运的是林敬益，他在1968年就加入马华公会。靠着对陈修信的热烈支持，他在1972年出任内阁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部），也使到林敬益对陈修信的“迷信”犹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对毛泽东的崇拜。
可惜好景不常，林敬益在1973年与陈修信翻了脸，被踢出马华。林敬益又找到另一个码头，那就是加入民政党成为林苍佑的副手。终于在1980年接替林苍佑的地位成为党的龙头老大。如果说林敬益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是在林苍佑退党职又继续担任首席部长的年代（1980－1990），林敬益是插手不了槟州的事务，一切按林苍佑说的办。而在党务方面，林敬益也在离开槟州的地带开辟他的新天地。正因为这样，林敬益要把民政转化成全国性政党时，也付出沉重的代价。最明显的是1982年大选时，接受民政与马华在槟州8对8的议席分配。此举引起林苍佑的不悦，但也改变不了这个变局。
虽然林敬益在出任党魁后，有过数次的挑战，但他都一一过关。因此他成了在位最久的党主席，从1980年做到2007年才交棒。有人说是林敬益“发扬光大”民政党，功不可没；但又有人说林敬益使到民政党失去斗争方向，一切以国阵马首是瞻，把民政党变成国阵的一个附庸（林敬益后来说得更严重，形容民政在国阵内沦为“乞丐”角色）。这两种说法见仁见智。
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在林敬益打造下的民政党，其多元理念只诉诸于口而不诉诸于手，内心还是牵挂马华。例如2003年主张马华民政合并论的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以他这么出身马华的人，要回娘家也没有什么不对。在当时现实政治下，林敬益的想法也没有错，错在两党都缺乏热情来促其成。就这样民政党依然故我。他交给许子根的表面上是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实则在他统领下，已把民政的理念消磨在国阵精神中。
许子根则是比林敬益更幸运。他在1982年应邀加入民政党时，也打响第一炮，成功地当选国会议员。
不过，他的政运在1986年面对逆转，被行动党的林吉祥扬起“丹绒一役”而跌马，转任首席部长的政治秘书。经过四年的韬光养晦，许子根终于在1990年扬眉吐气，一跃登上首席部长，接替败选的林苍佑。
本来已元气大伤的民政党，在许子根的力撑下，一扫过去的晦气，一连三届大选都过关斩将，也把行动党的凌厉攻势杀退。他为民政党守住了槟城。
然而，当许子根在2007年从林敬益手中接过党魁的棒子时，他才觉得压力千斤重。既要当党魁又要当首席部长，肯定顺得哥来失嫂意。在两难之中，他选择上京之路。这意味着他要在中央当部长，以强化他在党的领导地位。正由于林敬益的退而不休，许子根也只能萧规曹随地继续把民政党的命运系在国阵的身上。当巫统内某些领袖的偏激和极端的言行出现时，他显得十分为难又很无奈。例如2006年某些巫青团拉布条促许子根下台时就是一例。虽然事后他有力挺和驳斥，但滋事者一样不受“惩罚”，也就产生负面的影响。
再加上民政依然相信国阵是不败的神话，也就给自己设陷，殊不知不满的情绪已在人民中不断滋长。308的大选，一下子把民政党39年的江山击垮了。许子根这一跌，比林苍佑的失败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过痛定思痛后，许子根决定继续领导民政重新出发，要在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然而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来改变民政的形象，他不能沿着林敬益的老路走下去了。严格说来，许子根的年代是在大选后才真正开始（当然败选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大选前仍然是林敬益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在大选后许子根蓦然发现，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
这就是说，民政从林苍佑到林敬益到许子根是从无到有的奇迹创造再从有到无。他们三个人见证了成功与失败。现在就看许子根能否再造神话。
林苍佑在独立前就投身入政治，且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虽然身份显赫，但在1959年遭受挫折，被巫统主席东姑排挤。也因为这一阴差阳错，迫使他脱离马华公会，在1961年又成立民主联合党。这时的林苍佑只是一介平民，什么议员光环都没有。
1964年的大选，他为民联党扎了根，赢得一国四州议员。但全在槟州，说明这个党的生命线系于槟城。
1968年在审时度势后，林苍佑把整个党押进新成立的民政党，成为他一生中另一个大赌注。1969年他胜得漂亮，夺下了槟州州政权。这么的一个转变，也使到林苍佑又回到了在朝的日子。槟城在他精心打造下，化腐朽为神奇，奠下了今日繁荣的局面。
虽然有此辉煌政绩，林苍佑竟在1990年的大选被行动党的林吉祥拉下马，从此也与政治绝缘。他不再公开谈论政治。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不曾看到他对政局的批判，一个身上流着政治血液的人就此不再问政，其能耐倒是罕见。
比林苍佑幸运的是林敬益，他在1968年就加入马华公会。靠着对陈修信的热烈支持，他在1972年出任内阁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部），也使到林敬益对陈修信的“迷信”犹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对毛泽东的崇拜。
可惜好景不常，林敬益在1973年与陈修信翻了脸，被踢出马华。林敬益又找到另一个码头，那就是加入民政党成为林苍佑的副手。终于在1980年接替林苍佑的地位成为党的龙头老大。如果说林敬益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是在林苍佑退党职又继续担任首席部长的年代（1980－1990），林敬益是插手不了槟州的事务，一切按林苍佑说的办。而在党务方面，林敬益也在离开槟州的地带开辟他的新天地。正因为这样，林敬益要把民政转化成全国性政党时，也付出沉重的代价。最明显的是1982年大选时，接受民政与马华在槟州8对8的议席分配。此举引起林苍佑的不悦，但也改变不了这个变局。
虽然林敬益在出任党魁后，有过数次的挑战，但他都一一过关。因此他成了在位最久的党主席，从1980年做到2007年才交棒。有人说是林敬益“发扬光大”民政党，功不可没；但又有人说林敬益使到民政党失去斗争方向，一切以国阵马首是瞻，把民政党变成国阵的一个附庸（林敬益后来说得更严重，形容民政在国阵内沦为“乞丐”角色）。这两种说法见仁见智。
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在林敬益打造下的民政党，其多元理念只诉诸于口而不诉诸于手，内心还是牵挂马华。例如2003年主张马华民政合并论的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以他这么出身马华的人，要回娘家也没有什么不对。在当时现实政治下，林敬益的想法也没有错，错在两党都缺乏热情来促其成。就这样民政党依然故我。他交给许子根的表面上是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实则在他统领下，已把民政的理念消磨在国阵精神中。
许子根则是比林敬益更幸运。他在1982年应邀加入民政党时，也打响第一炮，成功地当选国会议员。
不过，他的政运在1986年面对逆转，被行动党的林吉祥扬起“丹绒一役”而跌马，转任首席部长的政治秘书。经过四年的韬光养晦，许子根终于在1990年扬眉吐气，一跃登上首席部长，接替败选的林苍佑。
本来已元气大伤的民政党，在许子根的力撑下，一扫过去的晦气，一连三届大选都过关斩将，也把行动党的凌厉攻势杀退。他为民政党守住了槟城。
然而，当许子根在2007年从林敬益手中接过党魁的棒子时，他才觉得压力千斤重。既要当党魁又要当首席部长，肯定顺得哥来失嫂意。在两难之中，他选择上京之路。这意味着他要在中央当部长，以强化他在党的领导地位。正由于林敬益的退而不休，许子根也只能萧规曹随地继续把民政党的命运系在国阵的身上。当巫统内某些领袖的偏激和极端的言行出现时，他显得十分为难又很无奈。例如2006年某些巫青团拉布条促许子根下台时就是一例。虽然事后他有力挺和驳斥，但滋事者一样不受“惩罚”，也就产生负面的影响。
再加上民政依然相信国阵是不败的神话，也就给自己设陷，殊不知不满的情绪已在人民中不断滋长。308的大选，一下子把民政党39年的江山击垮了。许子根这一跌，比林苍佑的失败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过痛定思痛后，许子根决定继续领导民政重新出发，要在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然而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来改变民政的形象，他不能沿着林敬益的老路走下去了。严格说来，许子根的年代是在大选后才真正开始（当然败选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大选前仍然是林敬益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在大选后许子根蓦然发现，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
这就是说，民政从林苍佑到林敬益到许子根是从无到有的奇迹创造再从有到无。他们三个人见证了成功与失败。现在就看许子根能否再造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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