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黄昏之恋”

全球南洋大学校友12月在槟城举行联欢聚会时，主办单位原本有意邀请曾擔任校外考試委員的杨振宁教授作为主要嘉宾，但被告知事忙走不开，以后一定会来参加。未想在月中竟传出杨教授再婚的新闻。本来续弦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惊谔的是82岁老学者娶28岁少女为妻，也就成为传媒大事报导的趣闻。一时之间，新闻评论不绝于耳。有人用平常心看待，认为是个人私事，没什么值得批评的。有人用世俗的眼光来审视杨教授，认为年纪相差太远，几乎是“爷孙配”，怎么样看也不顺心顺眼，更不符合华人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

对我而言，也是先是感到愕然和费解，但在几天之后，便不再认为是 “颠覆伦理”的事。当然除了震惊之外，我还是觉得杨教授此举有“石破天惊”的向世俗伦理挑战的勇气。

我认识杨教授是在70年代中期的事，他两度来槟城旅游和演讲，都是由我全程陪同，我因此对他有比较好的了解。1977年时，我把他的旅马言论集編著成小书出版，取名《楊振寧博士旅马言论集》，先印2000本，未想“洛阳纸贵”，再印2000本，同样销完，实在出乎意料之外。

1985年，我自行创业，合股报办和出版社，就借与杨教授相识之便，商议在马来西亚出版其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由于属朋友关系，我们只付象征性的版权费一千美元，便算拥有出版权。我们共印就3000本，也卖得不错，剩下的书不多，大概有百余二百本，足见杨教授有其魅力。

我已经有足足约30年未再见过杨教授，但传媒不时有他的新闻和演讲。他给我留下較新的印象是在接受凤凰台访问时（2001年）坦诚他的三个孩子不会中文，是地道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華裔）。而他则对中国情有独钟，在退休之后，来到中国长住，且在清华大学任教。

杨振宁之所以闻名于世，是于1957年与李政道一起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万千华人引以为傲。自此之后，他们两人成了物理学大师。我对物理是门外汉，无从与他交流科学，但他对政治之兴趣，倒是成为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

于1922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杨振宁，于1945年远赴美国深造，在芝加哥大学考取博士学位。1949年与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原国民党昆明军区司令）的女儿杜致礼在美国重遇而结婚。

1971年他回到中国访问，那个时期正值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刚发生林彪坠事件，外界对此知之不详。但在接见中共主席毛泽东后，周恩来总理便向他讲述林彪事件。

在访华时，杨振宁也造成一个轰动。因为能获得毛主席接见诚非易事。他也在较后时对“文化大革命”抱有一定的“激情”。当我们在1974年邀他为南大校友会作演讲时，他虽然没有正面地赞扬“文化大革命”的“壮举”，但言词之中对毛泽东有无限的推崇，他引用毛主席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来形容当时他所见到的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并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生气勃勃，前途无量的国家”。

不过，在2001年接受凤凰台访问时，他又否定了“文革”，转而热情地颂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这两种心态也反映出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自我转变的過程中走过来的，他留下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年轻的时候，感到人生是无限的，现在到了这一把年纪，已觉得人生是有限的，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人生总是有尽头”。他目前的黄昏之恋可以说是用“有限的生命去争取无限的未来”。而这个“无限的生命”就是翁帆。“有限对无限”成了一种激发活力的时尚。也许翁帆要为此付出青春的代价，但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她换到一个“永远的杨振宁夫人”的头衔，成为她未来人生的“宝贵资产”，与当年的宋庆龄用青春换来“永远的孙中山夫人”，是每个女孩子都梦寐以求的愿望。

是的，在去年丧妻之痛后，杨教授确需要有人照顾他的生活，刚巧这个空档给翁帆顶上了。如果杨教授想找一个伴侶过完这一生，或者有万千的女孩子包括才女愿意与他「厮守一生」。谁不想成为带着桂冠的“杨振宁夫人”呢？

既然他自己选擇翁帆作为「红颜知己」，我们就祝福他们“百年好合，健康长寿”，正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槟城街边小食亚洲第一

正当槟城的旅游业被接二连三的评论弹得「无一是处」，并被形容「东方之珠」已黯然失色时，美国的《时代周刊》亚洲版（在22-11-04期）却为槟城挽回一局。

在对亚洲国家进行调查后，《时代周刊》的记者选出35项亚洲最佳（THE BEST OF ASIA），以便有意出门旅行的人有一项指南，可选择所要的项目到有关的地区亲历一番。虽然35个项目中包含广泛的课题，例如集市、书店、酒店、衣着及饮食等等，但我们可以集中看饮食天地项目中上榜的国家和地区，却意外地发现原来槟城也占一席之位。被选中的竟是“街边小食”。换句话说，槟城的小贩美食在亚洲国家「独占鳌头」，堪可与北京的北京填鸭、新加坡的鸡尾酒和日本的“前衛浪族的咖啡店”相提并论。这说明了槟城最让游客「齿颊留香」而津津乐道的是它的街边小食而不是它的旅游景点。

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市中心的「儿童乐园」的别具风格与特色也是罕有的儿童天地也上榜内有小瀑布和水池，另有空嚝的游玩场所。

虽然我们不全然以为《时代周刊》的选择是最正确的，但我们以为它有足够的“权威”来影响游客的去向。

对槟城人民来说，原本我们以为还有几项是值得引以为荣的景点，例如j美丽的海岸和碧波蓝天的海景，但在世界其它地方也有相似的景点。因此不算独特；k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蛇庙。我依然记得在伊朗巴列维国王及王后在1979年倒台前曾来槟一游时，就特到蛇庙抓蛇拍照，但今天的蛇庙已是一座平常不过的庙，缺乏神秘感，蛇也少得可怜。据知蛇庙方面力图重整昔日风采，但需耗资数百万元，不知此宏图能落实否？l升旗山的缆车是「爬地而上」，不是吊缆（其它地方也有），比起香港的太平山缆车还要高，还要有看头。可惜缆车一次只能载客10人，又闻时有故障，真是大煞风景。加之山上缺少娱乐，美食等，吸引力不足，已使到当局关注整顿的必要性。虽然考虑到环保，不被赞成开辟公路通车；而吊缆又耗资钜大，言易行难，但还得力保其优势，因为放眼亚洲，「爬山」的缆车（在山路的铁轨用电缆对开）是十分具有卖点的。

当这三大景点的发展和改善有所局限和面对阻力时，它不免产生某些的遗憾，而能弥补遗憾的当推“槟城的美食”。

槟城的美食不像世界大城市多数设在豪华与高级的酒店或餐馆内，恰恰相反，它是在街道边四处林立，蔚成一种「奇观」。虽然槟城也有冷气设备的餐馆和饮酒作乐的酒吧，但更多的小贩或称为大排档是在街边旁不规则地「成长和生根」，数十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咖啡店一间又一间的设立，小贩数以万计在咖啡店内外摆卖，也有的是在一个范围内自我结集而成。似乎没有秩序，显得有些眼花撩乱。

因此，《时代周刊》这样说：这些没有限制的旺盛将亚洲的传统美食集合在一道，且收费廉宜，只是几块钱。这个地方就在槟城。单只讲出其名字，不仅马来西亚人，而且任何人有机会品尝街边小食都会流口水。世代以来，移民的华人和印度人已把辣椒炒面当成习俗，再加上当地的马来人和泰国人的用料渗入其中，使到槟城成为亚洲熟食小贩的焦点。新关仔角的炒粿条，浮罗山背的叻沙和大伯公街用火炭烤面包涂上椰子浆的美食也只有在槟城可以找到，而且又很便宜。

《时代周刊》显然还不够深入了解槟城的美食是多样化的，只能列出他们吃过的几档小贩。其实槟城的著名的美食小贩摊是到处都有，多到一条街到底有多少小贩你也数不清。若你问问槟城人，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好吃的。对于外国游客，这类在街边的小贩是突出了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小食文化”。而且是在街边，不是在餐馆内，自然流露出惊訝和赞叹。

虽然有人说，我们是“以乱取胜，以多取胜”但也就是因为如此，它才被外国人评为“亚洲最佳”。因为他们好象未曾经历过有这样「未算十分合标准，却又吃得，大快朵颐」的不规则乃至没有规化性的大排挡能在促进旅游业方面作出「贡献」。当然反过来，小贩之多，也解决了槟城的「就业问题」。
無論如何,清潔衛生與有秩序是所有小販中心都必須關注的大問題,不然以後我們便沒有這麼”幸運”了。

我和周宝振有个“约会”

《号外周刊》的胡主编希望我能写些未为人所知的“有趣往事”。我就断断续续回忆我办报的一段“轶闻”。其中一宗是当时的“小报大王”周宝振约我“谈判”的事。
大概是1988年吧，我接到周宝振的一通电话，要与我商议报纸价格调整和统一的问题。我与他原先未打过招呼，但我知道他是办报的奇才，而且成为报坛佳话。
就我所知，这位周氏家族的第二代报人，确实比他的父亲周瑞标更为出色，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形容他也不为过。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周瑞标把“马来亚通报”办得有声有色，从小报（三日刊）变成大报（日报）。最后以高价卖给马华公会的臂膀企业。
他的下一代包括周宝振等人，在70-80年代也开创另一个报业天地，三日刊的《生活报》竟然在报坛争得一席地位，令人刮目相看。这份后来改名为《新生活报》的三日刊在80年代中期窜红起来，据知其中一个系列“骆文秀外传”把《新生活报》的名字打得特别响亮，连我也不例外地追买来看。据作者蔡诗河在后来出版“骆文秀外传”（1995年）前言中这样说：「1985年8月中的一天，张弓来新山找我，问我可以不可以写骆文秀，那个时候《新生活报》正推出;《大王系列文章》，有「鸡王吕正义外传」及「九头鸟李三春外传」，由于是大制作，很受读者欢迎。」
我当时也在酝酿“出走”大报（日报），转向小报的筹划，因为我看到《新生活报》的路线是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与友人合股）办的也是三日刊的《联合报》，企图从中杀出重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在1986年推出这份三日刊，几乎是和《新生活报》打对台。
我们当然也推出系列大块头文章，其中一个系列是写林梧桐的云顶之路，结果我撞到石头，被他「请」到他的办公室“喝茶”（此事按下不提）。接着我们又把方向一转，同事们要我绞尽脑汁推出《林苍祐评传》，因为大家都认为林苍祐贵为槟州首席部长，很有卖點，尤其是他的政治起落传奇，也未曾系统整理出来，若以此作为《号召》，肯定有助提升报份。
后來在大家的努力下，《联合报》几经挣扎，竟也从一份不起眼的报纸成为《新生活报》的“劲敌”。
到了1988年时《联合报》的每期销量超过5万份，印刷高达5万5千份。那时的《联合周刊》也每期突破2万份。由于尝到了甜头，我们的董事会“野心膨胀”起来，竟然大胆到要「复刊」已经停刊的《星槟日报》。于是乎《联合报》一下子成为一个「报业集团」。表面上看起来，进展是神速的，好象在制造一个神话，但个中内情，却不足为外人所知（以后的故事也按下不谈了）。
正因为我们的办报方针和路线与《生活报》集团有些相像，又处于《烽头火势》的阶段，也引起周宝振的注意，自然把我们列为一个「战略对手」来看待。
就我所知，《生活报》集团在周宝振的运筹帷幄下，更是一日千里，不但《新生活报》的报份超过10万大关，而且属下的几份周刊也十分热卖，已经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报业集团。
不仅于此，他也正成功的收购《中国报》，准备从“小报大王”攀上“报业巨子”的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约我“谈判”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其一论财力我们远不如他的集团，其二说销量也无法相提并论。结果他在电话上说了：「为求公平，双方就约在怡保会面」。他从吉隆坡北上，我们从槟城南下，选择在一家酒店商议。」我一口气答应了，因为我们办报终于得到对手的“重视”。自从怡保分手之后，我依然记得为么会有这次的谈判，个中情况，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我们期待第三个神话出现

说什么都是枉然的
如果冬已来临
风奔雪飞 自然的
你必然枯萎凋零
但是种子已随风播散
我的爱
你就睡一季黑甜甜的长冬吧
雪溶之后大雁掠空而过
那时再撑开软软的泥土
探出你的头来

－－（南园一梦25年。作者依然）

来自四面八方的南洋大学校友连同眷属共800余人，订于12月10日至12日在槟城聚首一堂，是欢聚或纪念各有说辞。有人说没有了南洋大学，何来联欢？只有纪念和缅怀；另外的说法是南大精神不死，校友团聚话当年，也是一种联欢。

联欢也好，纪念也好，南洋大学曾是一座“文化圣殿”，不但长存在1万2千名南大生的心中，而且已升华成为一种激励民族教育的“不灭的明灯”。人们因此把它形容为“南大精神”。

从“南洋大学”到“南大精神”，是所有南大校友的“荣耀”，或“伤痛”？答案已在上边所录的一首诗中表露无遗。

是的，当“荣耀”已被掩盖时，伤痛伴随而来。这其中的辛酸历程，已成了一页民族教育的悲壮史诗：
1953年，创办人陈六使登高一呼，倡议创建一所华文大学，获得万山响应，从新加坡到槟城，掀起一连串的乐捐浪潮，蔚成一种民众运动，历久不息。于是陈六使主持动土礼，象征着南洋大学成立在望。

1954年，南大建校批文获准，请来了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林语堂当首任校长。不久之后，办学理念与校董格格不入，引起风波，留下憾事。在他走后，先后迎来了张天澤及原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主政南大。从此南大在风霜雨露中挣托成长，也注定了他日后的坎坷命运。

1955年，南洋大学校门牌坊竖立，意义深长。

1956年，陈六使主持开学仪式，南洋大学展示了它的魅力，在东南亚的区域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华文大学，它创造了第一个神话。无数学子向它飞奔。

1958年，南洋大学校舍举行落成大典，冠盖云集，“南大颂”歌响彻云霄，但也埋下“危机”的伏线。

1959年，新加坡自治，左右派大团结，南大意氣風發。

1961年，左右派大分裂，南大首当其中，卷入政治风浪中。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南大生加入左派阵营，与当权派对峙。不久之后，陈六使公民权被吊销，被逼辞卸校董会主席，南大陷入多事之秋，改制，学潮，逮捕与示威连连，民族教育备受折磨。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独立国，南洋大学一改再改，校长换了又换。虽然不能安定下来，南大继续肩负起教育使命。

1980年“厄运”临头，南大并入新大，南洋大学不复存在，它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南大生及华社失落在伤痛中，久久不能抚平，抗议书不绝，但已是于事无补。南大不见了，转而自我聊慰地把它转化成“南大精神”。

“南大精神”于是又是第二个神话的篇章，在没有南大存在底下，竟然有南大精神永垂不朽。它已不再是南大生的专利品，而是成为热爱民族教育的人的驱动力。

因此它抗拒了「借腹生子」的“南洋理工大学”。虽是同一个校园，但它被认为没有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的还原。也许有一天它会发现南大精神的可贵，不是形式与名字上的认同，而是精神上與理念上的融合。李光耀已经说话了，他要华文与英文在新加坡齐驱并驾。这就间接地接受“南大精神”是新加坡的“宝遗文化遗产”，更具有实用的经济价值，需要从历史中把它找回来，然后再擦亮。

巧合得很，南大“寿终”12年一個轮回后，全球的南大校友齐聚加拿大多伦多，于1992年举办了第一届校友联欢会，国际名作家汉素英借此舞台疾呼复办南大，用心良苦，响应不绝，却有心无力，始终归于理想。

虽然如此，全球南大校友如同接力赛，不间断轮值在各地举办校友团聚盛会，从多伦多到砂劳越，印尼、新加坡，吉隆坡、香港、温哥华、沙巴，而今年是第九届轮到槟城举办，又是12年的轮回（适逢校友会创立40周年，但南大创建于1953,1954或1955年？一直有所争议，留待校友取得共识）。目的无非是要高举“南大精神”，向世人展示南大生“情系南园，胸怀华教”的心永远不变。这种历久不衰的情怀，坚忍不拔的豪情也许有一天又再感动“上帝”，让南大第三个神话在地球上空「起死回生」过来。

时代在变，时局也在变，谁说铁树不能开花？我们有的是时间。虽然南大生会凋谢，但南大精神不会枯萎，它有信心迎接再生的火凤凰。

給《號外周刊》加油- 小打小鬧也有出頭天

在感嘆《遠東經濟評論》由周刊變月刊的當兒，勾起我無限的回憶，我辦過大報（日報），也辦過小報（三日刊），又辦過周刊，還有月刊，其中的辛酸苦辣，唯有當事人最明白。
本篇集中談及周刊的問題。猶記得我們成功地推出三日刊後，便下定決心推出周刊，取名為《聯合周刊》，但要以什麼作為中心點呢？因為這是決定一份周刊能否為讀者接受的最傷腦的推敲。最後大家同意走軟性路線。怎麼個走法，大家心里很不踏實。就先從新聞性質帶出軟性的報導，既含蓄又點到為止。結果辦出一份與三日刊沒有多大的差別的周刊，反應一般，因為讀者買了三日刊再買周刊變成一碼事。我們在此兜兜轉轉幾個月後，發現不對勁，有必要推出與三日刊不同性質的雜誌，而且下筆要更大膽和開放，圖片更要充滿浪漫與引人注目。
這一下子，真的“大有斬獲”，周刊銷路直線上昇。說來也許讀者並不相信，我們每期竟能銷售2萬本。這在十多近廿年前來說，是個相當難於置信的突破。換句話說，在找到方向後，周刊也給我們帶來一定的收益。
我之所以提及這段往事，主要是要突出在今時今地，辦一份雜誌，尤其是周刊的高難度。因為大氣候已變，不允許用過去的尺碼“大鳴大放”；小氣候雖然還在，充其量只是“小打小鬧”，變不出什麼花樣來。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實在要對《號外周刊》幾年來的堅持與風雨不改和從未間斷的出版表達我個人的祝賀。雖然說這份周刊是延續《先生周報》的精神，但和以前的《先生周報》相比，路線已大有改變。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當時活躍於華文報壇的兩份比較有影響力的周刊，除了《先生周報》外，就是《名人周報》。這兩份周刊都以政治為軸，而以其他相關的文章為輔，讓人耳目一新。因為它們擁有日報或三日刊所沒有的“爆炸性”或鮮為人知的內幕新聞，緊緊扣住讀者的心弦，而期待新一期的“爆料”。在傳媒界中，我懷念《先生周報》與《名人周報》創出的新格局。
在物換星移下，這兩份周刊終於走完它們的“一生”。喜歡政治新聞的人，也就感到有些的“失落”。
就在“失落”一個不短的時日後，我們又看到《先生周報》改頭換面推出《號外周刊》，算是填補了“空白”。
我知道我的前同事錦昌學弟有這方面的天份，也曾與我們風雨同舟有辦“小報”的豐富經驗。他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薰陶而成的新一代“小報人”，自然有他的一套方針，不過最近與他電話上交談時，才發現原來他也有一本難唸的經，這多少有些意料之外，因為在我的印象中，在財宏勢大的集團內辦“小報”，想是得心應手，不需要有太多的顧忌，事實並非如此，他還是在鋼索中游動，壓力總是難免的。
無論如何，我衷心希望他能堅持下去，把《號外》辦成一份真正的號外。在這方面，我倒以為不妨把焦點放在政治層面上，儘管有時只能點到為止，或有需“煞車”，但這不等於沒有空間。它仍然可以在政治人物及政治事件上用軟性的一面表達出來，側面的溫情也不比尖酸刻薄的言語為差。還有與政治有關的社會課題也是好的素材，不需要與其他性質的周刊爭社會新聞與內幕報導。我相信號外可以在新環境下創出自己的品牌，那些不屬於政治的突發新聞不追蹤也吧！因為讀者不是期待《號外》與其他雜誌搶新聞，而是期待《號外》給大馬政壇樹立一個有彈有讚的“權威”.

韶山出了个毛泽东

最近，特地到长沙走一趟，主要是游览和参观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因为我被告知，韶山已改变了模样，全是拜毛泽东所赐。

从长沙驱车来到韶山约一句余钟，但见人潮一片，游客不绝。巧碰毛泽东的故居在进行装修，据说要近两个月才能重新开放。这是一座简朴的平房，面积不小，前面有大池塘，并有小山丘为屏，景色宜人。就在这么一座不起眼的山丘中，竟孕育一代伟人，在后来改变了整个中国命运，真是不可思议。

我说不可思议是在偏离城市的落后乡区，交通又不方便，且离开北京又那么遥远，怎么能石破天惊，造就“一代天骄”？

不过，如果你访问了韶山，并仔细的参观历史留下的点点滴滴，你就会明白毛泽东是怎样走出一条血路，在20世纪掀起滔天大浪。

不管你喜欢与否？也不论你如何评价毛泽东？在韶山人民的心中，他是永远的毛主席和不落的太阳。

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青少年是在韶山渡过的。他小时读过的学堂仍然保留让人后人参观，十分简陋和不起眼。

摘自毛氏族谱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一钩流水一奉山，虎跃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钟人莫识，石硚如锁几重关。」虽是远在深山人未识，但斑雀焉知鸿鹄志？从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进入长沙师范学校直到毕业。接着到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太钊教授，从中接受许多新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又回到了长沙，办了一份杂志《湘江评论》，启开他的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今日的韶山，毛氏族人多得是。不仅有“毛氏宗祠”，“毛泽东故居”，还多了一个“毛泽东纪念馆”，内头的各个展览室，把毛泽东在每一个阶段的活动，用图片，文物和影像带记录下来。从原始资料中你可看到毛泽东的早期文章及其笔迹；更有十分齐全的历史照片，邮票和纪念品等等。可以说是最为完整的毛泽东的史料珍藏馆。

立在纪念馆前的巨大毛泽东钢像是由江泽民主持揭幕的。除了鲜花一串串外，游客到此也会自动向钢像行三鞠躬礼。

此外，在离开不远处，又有一个景点叫“滴水洞”。这是另有天地的建筑物，内有地下防空洞，也有如同中南海的起居住，这是解放后的产物。如今这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供人参观，它的重要性不是这座建筑物的构造，而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在不让外人知晓的情况下，在这里住了十多天，只向外说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闭门居住。不久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中国。“滴水洞”因而成为闻名一时的历史性的所在地。

江泽民来过，胡锦涛也来过，许多重要的大人物都来过。不为其他，只因这里曾是毛泽东成长和磨练的“圣殿”。

虽然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毛泽东从神坛请下来”，但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导向下，毛泽东却成了巨大的经济推动力。他成为韶山人民改善生活，从中致富的“宝贵遗产”。许许多多的商品打着毛泽东的招牌源源不断投入市场。在家中，在汽车内，在公共场合，毛泽东纪念品无所不在，成了“护身符”。就这样，韶山人民又把1976年逝世的巨人毛泽东送回「亦人亦神」的位置。

韶山正告示每一位参观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生前，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改天换地，但未给湖南乡亲太多造福，以免徇私；在死后，毛泽东造福了整个湖南乡亲，历史正是在这样轮转着。

革命也好，改革开放也好，毛泽东总是跟着时代脉博跳动。他是不灭的神话。也许没有任何一位伟人能够像他那样留下这么多可歌可泣，可赞可叹的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权威已失：周刊变月刊

原先在上海创办的“远东经济评论”于1946年因中国爆发内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殊死战）而在1946年迁至香港出版，一幌就是58年。但很不幸的，这份周刊宣布出版至11月份，然后从12月17日开始，改成月刊。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而作出“沉痛”的改变。
我接到“远东经济评论”的告读者书中也详细的解释改变后的月刊依然会侧重政治经济课题，但会偏重分析与研究的论述。换句话说，从周刊变成月刊等于将文章再行浓缩和提升，变成一本比较没有时间性的综合性杂志。
我长久以来是这本周刊的“忠实读者”，少说也有40年的历史，主要是工作上的需求。因为它有评论文章外，也有独家新闻报导，更有内幕消息，久而久之建立其“权威”地位。
在我的印象中，有四本国际性英文周刊比较为本国人所熟知。来自美国的“新闻周刊”（Newsweek）及“时代周刊”（Time）的报导较偏重美国及欧洲国家，也对中东国家和亚洲大国给予关注；而以香港为基地的则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及已于两年前停刊的“亚洲新闻”（Asia Week）。
未想“评论”会步“亚洲新闻”的后尘，这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深入分析，又觉得这与时局的变化大有关系。在1997年之前，香港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不论是“评论”或“亚洲新闻”都能从香港政府和英国高层内部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因此其生存的价值就有必要。即使不赚钱，投资者还是乐意赔上，因为声望和信誉及地位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再说投资者是大企业家，并不在乎靠办杂志赚钱，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方便，靠杂志及新闻工作者获悉许多宝贵的资料，对殖民政府与投资者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方面都能在洞悉先机下得心应手。
可是在1997年后，香港回归中国，对这两份杂志所扮演的角色就有很大的改变，他们不但不容易取得港府的内幕，而且也不可能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派驻许多记者。即使可选择性派驻大城市的记者，也因制度不同，套不出内幕消息。
在这种改变下，英文报刊和杂志就比中文报刊和杂志被动得多，尤其是对中文根基不强的西方记者，他们是很难打进中国的社会，来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也许要借助中文报刊的记者提供资料和线索，如果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或从中文报中摘译过来，也是旧闻。与其这样在无利可图的环境下坚持下去，不如另谋出路。
就以“评论”来说，它与“时代周刊”及“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投资者看来，已经拥有日报，且周刊的市场又是有限，又何必坚守下去呢？
或者，这与“新闻自由”有一点点关系。今日的香港报刊虽然也享有较高度的自由，但中文报刊也已懂得审时度势，从严厉批制中国到转向较温和的批评。这对“评论”来说是个有难度的转变，西方投资者也有他们的立场和议程，自然不会跟着中国的调子走。索性改成月刊，更能通过分析与学术的角度来批判中国的政策和走向。
不过，从中也浮现了英文杂志在亚洲新时代的挑战下，面对越来越少的空间。在读者群有多选择下（一般通晓中英文），他们已不会把“评论”当“权威”，非读不可。反而在中文报刊中有更多更详尽的新闻报导和评论，包括内幕消息，它们已取代了英文报刊的优势。“远东经济评论”的改变是一种妥协和认命。而事实上，这些年来，它的“轰动性”的独家新闻已大大减少了，不改也得改。除了惋惜之外，也有感觉中文已在亚洲崛起。

回教党执迷不悟？

有三则新闻是关系到回教党的。
第一，回教党执政的吉兰丹州行政议员达基尤汀哈山（TAKIYUDDIN HASSAN）宣布将在明年三月份的时候宣布哥打峇鲁市为“回教城”時不会对政策有任何改变。他促请非回教徒不必担心，因为这是要肯定目前的政策而不是寻求改变。
在这个计划下，回教党抬出“哥打峇鲁回教城2005年” 的标语。（MALAYSIAKINI 22-10-04）
第二，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主持党中央理事会后向记者说，在今年三月的大选，回教党的惨败主要是得不到年青的马来人的支持。他们被巫统争取过去。他说，回教党的策略是正确的，我们只是需要较多的时间让更多草根选民了解。
因此他不以为改变策略争取年轻的一代是必要的。（MALAYSIAKINI 2-11-04）。
第三，回教党已成立一个以副主席哈山博士（DR. HASSAN ALI）为首的十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系统化政治策略与计划，确保下届大选有较好的表现。
哈山说，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研讨由另一个委员会（以副主席慕斯达化（MUSTAFA ALI）为首）提呈的大选检讨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已获得党中央接受。
虽然他承认某些措施与策略可能需要改变，但要确保不会引致党领导与党员间的失调。（MALAYSIAKINI 5-11-04）。
读完这些报导，我们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回教党不准备改变其政治哲学，而且也认定回教党提出的“回教国大蓝图”是可行的。虽然他们承认这是大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严重。因此可以预料“回教国”的问题不会被委员会当成检讨的主要课题。
毋庸讳言的，回教党从立党开始（1951年）就不曾放弃以回教作為斗争的旗帜和行动指南。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它并未明确提出“回教国”是它的主要斗争目标，而是把宗教与民族溶合在一起，以追求其执政的权力。直到1999年大选取得辉煌的胜利后，回教党才十分坚持要推行回教党的“回教国”的目的，
虽然如此，回教党却要延至2002年才能够公布其“回教国大蓝图”，用以回应前首相马哈迪的挑战。
自此而后，意气风发的回教党就不曾停止的大谈特谈“政教合一”的政治理念。它把政党的政治斗争一头栽进宗教中而不能自拔，不仅引发非回教徒对它的抗拒，即使是年青马来人也难以理解，它的失败（大选）理应使它有所醒悟和反省。
遗憾的是，回教党仍然执迷于这一路线，吉兰丹的哥打峇鲁被宣布为“回教城”即一明证。這只會產生較多的負面影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指望回教党在检讨之后有太大的改变。
看来，改变回教党的也许需要外来的压力。安华已经放话了：“回教国不是我斗争的目标”。回教党焉能无动于衷？

王鲁湘碰上许子根

凤凰名嘴王鲁湘教授来到槟城拜会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我有幸应邀共进午餐，华堂诸领导人和学者都在场。

他的风采我们在电视看多了，但他本人是第一次来槟城，因此我们得有机会面对面交谈。

我说他这幺年轻（48岁）竟是满腹经论，无所不懂，确实才华横溢；他说首席部长也英姿焕发，看来也年轻。

他和首席部长之间的交谈集中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及社会的变化，也涉及中台问题，更论及马中两国如何加强交流和往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希望他能协助马中之间有更好的连系，且不忘把他的“讲台”搬到槟城上演。同时希望他多多推介美丽的槟榔屿。在这方面，首席部长透露已有几部电影以槟城为背景拍摄，还有中国珠江影片公司也会有槟城的背景拍摄的孙中山的故事。他希望通过影片的介绍，把槟城带给万千的海外人民。

对槟城走马看花又聆听本地人讲槟城的故事后，王鲁湘凭其高度的智能，用8个字来形容美丽又可爱的槟城：“蓝天碧海，绿屿秀城”。

前四个字使我想起中国前主席江泽民访槟城时，送给首席部长的一幅题词：“蓝天碧海，风景如画”，用以形容槟榔屿的旑旎风光。因此王鲁湘的“献词”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迷人的景色外，王鲁湘也惊异地察觉到槟城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竟能和睦相处而汇集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他说，槟城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平生活的典范，这在世界其它地方并不多见。他要以此作为题材来宣扬槟城给世界立了一个好榜样。

间中他也提及李尧庆有用英文来形容槟城，而他的翻译成中文则是“槟城大到包罗万象；槟城小到鸡犬相闻”。意思是说槟城的人民早见面，晚见面，常常见面，但不是老子所说的“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位学者对槟城的“速描”。

是的，小小的槟城并没有古老的历史。许子根告诉王鲁湘，英国人在1786年开辟槟榔屿，至今只有218年的历史，但它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东西方文化的交集点，在与回教文明共存的同时，也有相当可观的中华文化交织其中。

由此使我想起槟榔屿也力争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之列”的努力。这是联合国文教机构在90年代对槟城进行评估后，认为槟城有足够的条件向联合国申请“文化遗产”的地位。经过多方的努力后，槟州政府圈定乔治市一块范围来推动保护古迹和保有活的人文历史的精彩，以使槟城用“古迹和人文”作为基础来进入“文化遗产”排行榜中。

1995年，乔治市 （41平方公里）靠近康华丽堡一直延伸到时中分校的地段，共有4.58平方公里列为古迹保护区（其中1.93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另2.65平方公里是缓冲地带，占乔治市总面积不到15%）。

这项规定也引发争议，反对的声音指说阻挠城市的重建和发展，于经济发展不利；支持者则认为若不登陆“文化遗产”，乔治市的将来“黯淡”。

2003年，槟州政府又再进行检讨，缩小“文化遗产”范围，核心地带剩0.9935平方公里，缓冲地带剩0.8929平方公里，总共只1.98平方公里，仅占乔治市范围不到5%。

这种重大的改变也是顺应人民的要求和符合“文化遗产”的要求。当然争议还是存在着的，但若从长远来看，从旅游业的价值来看，我们在等待的是“另一个春天”的到来。不过这必须要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才能看到难以计数的成果。

在这方面，槟州政府还得加倍努力，促成中央政府尽早把槟城和马六甲申办为文化遗产的申请书正式提呈联合国文教机构。

若是有那幺“柳暗花明”的一天，槟城将是正如王鲁湘所说的不折不扣的具有历史人文气息的城市。

我们的掌声拍错了？

1997年，马中两国签署教育谅解备忘录，为期5年，已在去年届满，因此需要再签一份新的备忘录，以扩大合作领域。
说实在的，过去5年马中两国在教育交流上确有很大的改进，令人欣慰，但仍然无法突破对学位的承认。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对中国学位的承认将会停留在非常有选择性的科系，例如医科和牙科，情况也许与台湾的一样。这之中涉及的问题与技术和专业可能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语文与政治的考量成为一种阻力。
正当我们无法期待局面有所扭转的时候，突然从报上得悉「内阁原则上同意从学术的角度研究承认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学位」。
这席话是黄家定部长向传媒透露，而且他还补充了一句话：“这2所大学的中文系，可说是中国最具权威的科系”。（参阅星洲日报14-10-04）
可是我从另一方面得到的讯息不是这样的。北大占第一位是没有争议的，而清华大学的理工系最顶尖也是毫无异议的，但它的中文系名列前茅则是50年代以前的事。在50年代以后，它就侧重理工系，甚至有一个时期取消了中文系，直到十多年前才恢复中文系。目前其中文系只有一两个博士点，已非清华大学的重点科系。
反之，在当前中文系名列前三名的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及复旦大学。这三所大学的中文系可说是鼎足而立的。
我希望黄部长能通过有效地管道（例如中国大使馆或中国教育部）了解真实的情况，不然会产生误解。不过如果黄部长争取清华的理工系受到承认，那清华是当之无愧的。
就在黄部长的谈话见报后，华社中有团体拍掌叫好，却没有深入了解所谓“研究”的真义。研究可以是无限期的，可以是探讨性质的，一切尚未定案时，掌声是拍得太早。还有留台同学会也插入要求也承认台湾相关大学的中文系，因为它们都有高水平。
我们完全同意中台的大学，不论从任何角度看，它们的中文系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也肯定比其它国家的中文系水平为高，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用中文教学，整个环境也是中华文化。若要研究，应该全盘研究，而不是挑错对象来研究。
其实我们认为对中文系学位的承认与否，已不是问题的焦点，焦点是放在需要执照才能执业的学科，比如医学系，工程，绘测，会计，计算机及农科等等。
再者中文系的毕业生从事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数十分有限，而要从事教育工作的，政府又有特定的条件，首先要看你是否有SPM文凭，是否国文及格，是否是国立的大学毕业的，是否可被列入公务员的范畴？
如果单单是外国的中文系毕业又缺乏所规定的条件，那是不是仍不得其门而入？
这就是说，只争取中国或台湾的中文系受承认是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也不等于已得到所要得到的。这等于是矮化我们自己，只要求一点点的满足（究竟在北大及清华读中文系的大马留学生有几人？为什么要这么自我设限？）
或者说先来一个突破，再来其它突破也不迟，但要迟到什幺时候，也不得而知。不如来一个全面的要求，让新的马中教育备忘录或提升为协议，能针对学位的相互承认列出比较清晰和专业的条件及所要承认的科系，好让国人出国留学前有个心理准备。
真希望黄部长带个头，既然似乎已突破一点（成效如何，尚未得知），何妨带动全面？

阿都拉的一周年

是的，正如阿都拉自己承认的，他的“蜜月期”已过。从今而后，人民将减少宽容和包涵政府机制存在的弊病，而公众对他个人及所领导的政府会有更苛刻的批评。（参见南洋商报2-11-04封面版）
怎样评价阿都拉这个人，目前还不能有定论。但从他的从政历程来看，他确实与四位前首相有不同的人生阅历和背景。由资深公务员转身成为国家领导人，他还是第一位。因此本文将针对他个人及就任首相一周年作扼要的评述。

1939年出生于浓厚宗教家庭的阿都拉，在马大念的是回教学系。1964年毕业后即成为公务员，官位不断擢升至文青体育部秘书长。1978年正式投身政治，当选国会议员，逐步从政务次长攀上正部长，可谓官运亨通。在巫统党内，他也凭其亲和形象走向副主席高位。

唯一失落的是在1987年加入东姑拉沙里阵营的B队，与马哈迪领导的A队争夺巫统控制权终告失败。虽然他本身仍然当选巫统副主席，却因此付出代价，失掉内阁部长职位，无官一身轻。在党内也发挥不了作用，其巫统槟城州联委会主席的职位也被安华依布拉欣所取代。

他的忍辱负重和沉着应变体现出他能承受政治的无情，也不随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因而在1990年的大选过后，又再次被马哈迪倚重，委以外交部长重职，重新开始他的政治旅程。但是在1993年的巫统党选，连副主席也保不住。眼见政途黯淡的他，只能伺机以待。果然在1996年的党选卷土重来，再选入副主席，奠定他的政运转折的基石。他的温和与不强出头的性格，是他的最大优点。得意时不意气风发，失意时也不垂头丧气，默默地守在政治岗位。终于因安华的出事和落马，在1998年成为马哈迪选拔继承人的首选。

正因为阿都拉不是一位争论性的人物，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时刻对党不弃不离。他最后在2003年10月31日接替马哈迪荣休后的位子，坐上首相高位。

没有人会预料他很快地翻转局面，因为一般人都拿他与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相提并论，必然会“萧规曹随”地在马哈迪的阴影下执行任务，而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事实证明他不要成为别人的影子，他要竖立阿都拉的形象。

从2004年3月的大选前后，阿都拉的新人新政却教人刮目相看：先是冻结大型计划，继之向贪污全面作战。接着修补马来西亚与美国及新加坡胶着的关系；更提出进步伊斯兰ISLAM HADHARI的概念，以冲淡回教党对「政教合一」的执着。

如果说马哈迪是超前的经济扩张政策的强人政治。如在布城建行政中心，在雪邦建国际新机场和双峰大厦被形容为超前的大计划，那么阿都拉则是务实的经济保守主义者。

他宁可被形容为谨慎的保守者，也不要成为“勇往直前”的强势领导。

他把他的强势运用在对政策的按部就班与对党的整顿与有效地控制，这就是公务员型的政治强人的作风。因而明显地与马哈迪的施政有很大的不同，阿都拉证明了他不是马哈迪第二；他有自己的一套治国方针，成效可由后人评说。

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他于今年8月31日的国庆献词中提及所有的马来西亚人都是平等的；最使人难忘的是他要求“人民与他一起工作，而不是为他工作”；最大的口碑是敦促马来人“莫丢了拐扙后，却坐在轮椅上”；最被人注意的是他不再“开口闭口大谈回教国”，而是实事求是地面对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现实，让一切在平静中慢慢走回正轨。

当然还有美中不足的是反贪力度不够；未能全面制止某些人的偏激言论；未能有效地改变公务员的工作心态和未能对开放的政策下放到每个领域。我们还是期望他能大刀阔斧地铲除存在的弊端与极端言行，给马来西亚一个明朗的天空。

阿拉法与巴勒斯坦的悲歌

巴勒斯坦命中注定是多灾多难的。

3千年前，犹太人在那里建立起他们的以色列国。

2千年前，罗马帝国征服巴勒斯坦，放遂犹太人，以色列国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1千4百年前，伊斯兰帝国在阿拉伯崛起，巴勒斯坦成为回教化的地方，大批阿拉伯人迁移至此，世代相传。犹太人只剩下少数民族，他们绝大部份被流放到西方国家和苏联。

1千年前，罗马教皇展开十字军东征，攻下耶路撤冷。

5百年前，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崛起，占领了巴勒斯坦。

2百年前，犹太人开始酝酿复国运动。

9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取得了巴勒斯坦统治权。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大举杀害犹太人，约600万人丧命，可谓惨绝人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希特勒战败。犹太人及阿伯人开始争夺巴勒斯坦控制权，整个巴勒斯坦陷入无政府状态。

1947年，联合国在英美操纵下，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其中1.49万平方公里（占巴总面积56.4%，相等于25个新加坡）割给犹太人，而1.12万平方公里（占巴总面积42.8%，相等于19个新加坡）割给阿拉伯人，耶路撤冷归联合国管治。

1948年5月15日，犹太人单方面宣布独立，建以色列国，完全不被阿拉伯国家接受，在埃及率领下，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

结果是犹太人占上风，占据更多的土地，以后的另四次中东战争，都是以色列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它得到美国和英国的扶持，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不属于回教化的国家，成为美国监视中东的一双眼睛和控制中东国家的桥头堡。

如果当年阿拉伯国家接受联合国方案，巴勒斯坦早就立国，即使剩一半的土地，也远胜后来的挨打局面。可惜阿拉伯国家只想消灭以色列，未为巴勒斯坦人民谋求权益。在战争不断声中，断送巴人的和平立国愿望。再者，当年埃及和约旦都想控制巴勒斯坦，发动战争又打不赢，最后是输掉整盘棋。

在这里涌现的一位人物是当今的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他于1964年成立巴勒斯坦解放机构，不承认以色列国，决心要“解放”整个巴勒斯坦，可是它是受制于埃及和约旦的组织，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扭转局面的是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后，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巴解机构获得国际认同，阿拉法终于有机会在联合国发表演说。

这无疑是启开阿拉法的国际政治生涯，但挑战和威胁从未间断。就在1980年埃及改变立场与以色列建交后的两年，以色列借势在黎巴嫩南部瓦解巴解基地，把阿拉法赶到突尼西亚，是为第五次中东战争。

1988年，阿拉法领导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大起义，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同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存，但时局已大不相同，以色列已成为军事强国，阿拉伯又内部分裂，力量相对薄弱。这意味着巴解痛定思痛后第一次接受联合国的“分治方案”。但迟来的妥协似乎“为时已晚”，因为以色列已几乎控制整个巴勒斯坦。直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只同意让出有限的土地，即今日巴解所拥有的西岸与加沙地带，允许巴解有政权存在，但无主权地位。

阿拉法也因此得以首次“回国”。

整整十年有余，阿拉法一直无法打开僵局，几乎被以色列围困在西岸，动弹不得。

美国说要在2005年让巴勒斯坦立国，以实现2003年推出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如今阿拉法已陷入昏迷，时日有限，能否按时立国，仍有存疑。到底是谁误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历史似乎已有「结论」。

解讀阿扁雙十演詞

正當兩岸關係日趨緊張或呈現劍拔弩張的局面時，解讀陳水扁的雙十演詞是十分重要的，從中我們可以發現阿扁在為台灣尋求新的突破口和有意改寫台灣的歷史。
其中一段，陳水扁這樣說：“（台灣）這里是原住民族、客家人、及河洛人的原鄉，也是外省新住民的新故鄉。”
雖然阿扁沒有否定外省人已是這片土地的主人，但在言語間挑出“外省人是新住民”，用以區別外省人與原住民的歷史根源。恰好自1949年就統治台灣的國民黨都是由外省人掌權，直到1989年李登輝的登台，才改成所謂“台灣人掌權的新局面”。
而李登輝之後，就直接將政權交由主張“本土化”，去中國化的民進黨人陳水扁接棒（2000年開始）。他直截了當地把台灣的人民分成「土著與移民」。從而在間接上否定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的“合法性”，因為“外省人”統治台灣不曾被台灣人民所認同。打從李登輝的「民選總統」開始，台灣人民已把局面翻轉回來。
因此阿扁又把歷史推回到1971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時，他這樣說：（台灣）從未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相關組織「代表台灣人民」。
如果把話反過來說，由1949年到1971年的22年間，中華民國占有聯合國的席位，也同樣未得到大陸人民的授權。但為什麼“中華民國”在國際舞台上宣稱它代表中國的主權和人民呢？
因此阿扁這段話是有自相矛盾之處。即使如此，阿扁還是把責任推給“外省人的國民黨”造成的，與民進黨和台灣人民無關。這意味著，阿扁認定如果有失誤的話，咎在國民黨，不在民進黨，藉此否定國民黨統治期間存在“合法關係”，以切斷國民黨回來統治的道路。
如果這是台灣內部的政治鬥爭的策略，倒也不必認真，但阿扁是以總統身份發話，對國民黨的傷害程度可想而知。
又有一段阿扁說台灣要有自己的國際空間，「擁有平等的地位與基本尊嚴」，如此單純的心願而已，不能加以漠視。
這等於說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誰也代表不了誰。而台灣所要的是行使自己的「主權」，不應該受到打壓。這是不講「台獨」而浮現「台獨」的巧妙的言語，既讓人抓不住口實，也不授人於把柄足以挑起「戰爭」。美國不是說了，「沒有台獨，只有一個中國」的政策（美國務卿鮑威爾於2004年10月25日會見胡錦濤時發表的談話）。
阿扁就是沿著這條綱索在走路，避開「台獨」，但又沒有放棄「主權」，正好符合了美國的利益。
因此，阿扁在下來的演詞中重申民進黨一貫的立場，沒有實力就沒有安全，為台灣大購軍火辯護。如果不這樣做，阿扁說「台灣的安全將會失去最後的倚靠」。
於是把話一轉，阿扁指責挑起危機的不是台灣而是大陸，他用隱意的語言形容這是「恐怖陰影」和「黑暗勢力」，「直接威脅台海和平的現狀」。
鞭撻之後，他又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應伴隨和平的醒覺」，而不是對台灣“構成嚴重的威脅”；反之應該「共同營造一個“和平發展，自由選擇”的環境」。
這種腔調如同「一個主權國家向另一個主權國」放話，完全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更沒有意思要進行「和平統一」。難怪中國方面讀了阿扁的演詞，形容為「台獨」造勢的陳腔濫調，完全不按常理（一個中國）打牌。
在南轅北轍下，既沒統一心願只有分裂局面，徒令海外華人迷惑其中。

严防泰南成为“车臣”第二

泰南局势的恶化是令人担心的，最新的一起悲剧是10月25日发生在陶公府的达拜镇84名回教徒大多数因窒息而死亡的震惊事件。

事件起因据泰警方说是有逾3千名示威者包围警察局，要求当局释放6名被扣捕的武装份子，终于酿成暴乱，有6人丧命。

事后有1300人被逮捕，押上军用卡车送交扣留所时，竟发现有78人已断气，推测是因窒息而死亡，消息传开，举世哗然，谴责声不断。

接着又发生哥樂鎮及耶拉府的爆炸案，各有死伤20余人。

如果往前推，今年以来已有400多名泰南回教激进份子死于暴乱中，其中比较严重的是4月间发生在宋卡府的一间警局被一群人袭击时，酿19名青年死于乱枪下。其后在北大年，陶公及耶拉也有108人丧命。

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陈天发博士认为局势已失控。他担心增辛政府近年对泰南回教徒问题采取强硬的处理手法，加上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于2001年被瓦解之后，回到泰南的激进武装份子加紧活动下，将使泰南演变成为“车臣”。（联合早报29-10-04）

车臣是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归中央政府接管的共和国，但车臣的回教武装份子寻求独立，向俄罗斯政府展开恐怖袭击行动。血腥风暴此落彼起，教人忧心忡忡。

马来西亚与泰南有领土衔接；尤其是吉兰丹与泰南五府最为接近，几乎是两地人民来往的钮带。因此当暴乱发生后，我国首相阿都拉最先表态，希望马上制止局势恶化，以确保区域安全。马来西亚愿就此伸出援手，以协助平定局面，但泰国方面显然准备用本身的手段缓和局势，尚未向大马求助，

就我们观察，军人出身而后转为成功的企业家塔辛，于2001年成为泰国首相后，在经济方面算是稳住国家再往下滑，在国际舞台上也被视为第二个马哈迪，有希望成为东合国家的新领导人。可是就在他踌躇志满之际，转入今年以来，他在处理泰南回教徒的抗议方面，显得不得人心。

他的强势领导的形象也因为血腥不断遭到破坏和恶评。

事实上，泰南回教徒的示威与武力行动并非是宗教冲突，也不是种族冲突，而是处于少数民族的回教徒借势开展分离主义运动，进而达到独立的目的。他们认为泰国中央政府并未改善回教徒的生活，也忽略了泰南的发展。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理解为什幺泰南的回教徒一直未放弃分离主义的活动。

早期称为暹罗的泰国（1939年改国名），在18世纪时曾把权力的鞭子伸入泰南及马来半岛的北部，即是1789年时，曼谷王朝的拉玛一世（现任泰王是拉玛九世）发动北大年战役，消灭了北大年王国，全面控制泰南。及后泰国将泰南分成五个府，即北大年、也拉、陶公、沙敦与宋卡。除宋卡外，其它4个府回教徒占大多数，有100多万，约为当地人口的70%。而全国共有200多万回教徒，约只占全国人口的4%。换句话说，回教徒是属于极少数的一群，且集中在泰南地区。这个时期，泰国也控制马来半岛的4个州：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

1905-1908年之间，英国通过“英暹协议”取得半岛4个州的控制权，条件是保护泰国不受外来侵略。不过泰国并不让出泰南地区，导致泰南回教徒与北马的回教徒成为两个国家的人民。

间中有两次（1903年和1922年）泰南的回教徒在东姑阿都卡迪（Tengku Abdul Kadir Kamaruddin）的起事下要求独立，但以失败告终。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泰南回教徒派7名代表要求英国准许泰南地区被分割出来归英国管辖，惟被拒绝，英国并无意与泰国反目成仇。

就这样，泰南回教徒于1949年向联合国提出要求脱离泰国统治，又告失败。他们在无从选择下，展开了分离主义运动，成立了各种独立阵线，进行“独立”的斗争，其中采取激烈行动且有连系的是战后成立的「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PNPP)及80年代成立的「北大年回教圣战统一阵线」(BBMP)，泰方怀疑很可能已与外来的组织挂钩。

由此看到，泰南的回教极端组织一直以来都存在，也对泰国构成一定的威胁。而泰国政府也致力「招安」和化解矛盾，可惜收效不大，主要是泰南跟不上全国的发展步伐。

到目前为止，泰国政府尚未明确指出有什幺组织在背后策动暴乱，但不排除“卡伊达”和“回祈团”等极端组织已卷入其中，因此也加入美国倡导的「反恐战争」行列。

虽然泰政府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团来调查84人丧生的因由，但要正本清源，泰国还得正视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否则第二个“车臣”可能就会不幸而言中。

也许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建议让泰南成立“自治政府”是一个可行方案，值得塔辛政府深入探讨和力促其成，排除极端份子有机可乘，以平息这场持久的斗争。

“三院合并”与“南大精神”

本来并不想针对“三院合并成大学”的构思发表意见，因为一般意见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主客观条件也未具备。但近来又似乎成为“热门”话题，也就凑一份热闹。

其中一则评论说：泰南勿洞建国际中文大学肯定对马来西亚三间民办学院产生威胁。

又一则评论指说三间学院也正在“拉学生”，弄到“面左左”。如果政府大学在某方面做得已经非常足够，那幺民办学院与其硬碰，不如调整（办学方针），做一些政府处理得不好的科系。

再一则评论干脆认为肯定自身地方上的角色才对，合并干啥！

也有记者打电话问我对三院合并的看法，我一时之间也答不上来。

不过，既然评论员都希望听到有份参与者的意见，我不妨把个人的“感受”表达出来，并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共同探讨“三院未来的走向”。

最早成立的是南马的“南方学院”。它以延续“南大精神”打响了第一炮。

继之，在董教总的倡议下，又于中马创立“新纪元学院”。由于声势不同凡响，它既秉承了“独大精神”又传承了“南大精神”。在地利人和下，掀起了一阵民族教育前景亮丽的浪潮。人人都乐助其成，把它视为一座具有历史使命的“民族圣殿”。

随着新纪元学院成立后，在五年前北马的“韩江学院”也因缘际会赶上这趟“民办教育”的列车，形成南中北马鼎足而立的局面。我们打出的是“韩江精神”，因为我们要使韩江贯穿小学，中学及大专三校于一校园的新局面，为华教的“完整性”作出应用的贡献。果然不辱使命，我们也算创造了华教的一个“奇迹”。

虽然我们不敢打出“南大精神”这块响亮的招牌，但十分巧合的是从董事长到院长的四名高层人员都是南大出身的。因此我们常自我聊慰的说，我们也有“南大精神”在其中。

在草创的初期，我们向南院及新纪元“取经”，我们也向理科大学的教授博士请教，他们间中不乏南大校友，共同组成“筹办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韩江学院终于傲立于北马，也有幸挤入民办学院行列。

前前后后，三院的高层也分别在三院举行了三次的交流会，虽然不敢说已取得具体性的成果，但也有了一定的共识。只是讨论仅止于学术交流，学生交流及图书分享旳层面上，大家都从未提及“合并的大件事”，因为这不是董事会的高层交流会，过后彼此各忙各的，也各做各的，目的当然是把本份做好，希望能为莘莘学子带来光明的前途。

就在这个时前提下，南方学院的郑良树教授约于两年前率先提出“三院合并成大学”的建议。反应是“条件未成熟”，于是问题压下了。最近又再次被“炒热”（指媒体方面），且连同泰南的“中文大学”也带进来，似乎是用以“刺激”三院必须加快步伐深思远虑。当然各人的意见是莫衷一是的。

我要说的是，民办学院也好，私立（商业性质）的学院也好，都是受制于1996年的教育法令，而且是由高等教育部管辖的。这其中的“严格性与复杂性”就非外人所能理解，甚至连开课收生都有条件，不是“随心所欲的”。

因此三院合并的建议不仅牵扯到各院的办学方针，而且也牵涉到高等教育部的政策。这千头万绪总得有人牵头，也要万山响应才行。

可以这幺说，创意是至善也是重大的突破，问题是各院有各院的问题，包括评论员提出的观点，知易行难。不知身为副部长的胡亚桥有何高见？

杜乾焕与食堂风波

我的好朋友槟州行政议员杜乾焕为了解决“食堂风波”，降尊纡贵地从“光大”办事处到唐宁街旧政府大厦的教育局“拜会”教育局长卡哇，以寻求解决学校（改制学校）的食堂承租权转由县教育局的争议问题。

这个事件起因教育部通令各政府学校的食堂，在租约期满后必须交县教育局处理，而不再是由“董事会”拥有的权力。经槟州董联会及一些董事会抗议后，成为华文报的“注目新闻”，咸认教育部剥夺了董事会一向以来的权力，不合情理。

身为掌管教育事务的行政议员杜乾焕为急切寻求解决之道，不得不出此下策，他向报界说，只要能解决问题，委曲一点又何妨！

好一个委曲一点又何妨。于是我的另外一位在私人学院当领导的朋友为杜博士打抱不平，他说：“假假地”杜博士也是一州的“州教育部长”，怎么要亲自登门造访“下属”？于人看来，好象不对劲。
我是同情杜博士的“处境”（或说困境）的，虽然名义上他是“州教育部长”，实则教育归中央管辖，教育部或教育局的官员不属州政府管，更不是杜博士的属下。他们可以出于礼貌或尊重登门向杜博士讲述有关问题，也可以推说很忙，改日再预约。

因为有这个结，杜乾焕后来跟我说了：“我在见教育局长前一天，确有打电话给他，但他人不在，也就留言。后来他是有回电给我，说是有要事出去了。”

「当时您没有预约他来见您？」我这么一问，杜乾焕就这么一答：「这件事在电话上是讲不清楚的，我也没有预约主要是考虑到此事不宜拖延，不少报馆的记者追我问答案呢！于是我决定翌日一早上门“拜会”教育局长，以期圆满解决。我是照足手续指明要见教育局长，他也及时地与我会面了。」
「讨论以后有没有结果？」我问。

他答：「没有，因为权力在中央教育部，他只能作出反映，后来副教育部长韩春锦也来到槟城，也是表示要回去后才能把问题搞清楚。」

其实，这是预料中事，因为当我们的华校或英校在六十年代同意改制，把权力移交政府后，就由教育部统管所有的政府学校，包括改制学校（或称国民型小学或称国民型中学也好），董事会的权力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了。

在教育条例下，教育部在改制的学校设立了“学监会”。董事会可以派代表进入学监会，或以信理员身份或以赞助人身份，其它有官委代表，校友代表和家长代表。这就是说“董事会”已不能操控“学监会”。尽管主席可由董事长出任，财政也可由董事会的人担任，但校长是当然的秘书。他或她是教部的“法人代表”，而所有的老师都成了公务员，不用问老板是教育部而不是董事会。

如果董事会不把钱拨入“学监会”。学监会就靠政府经济援助。若无经费，学监会就依然存在，它的重要性是教育部认可的，至于所谓的“大董事会”，虽然也照旧存在，管理校政是无权的了。出钱出力重建、修建、扩建校舍与设备则是无任欢迎。理由是：你要保有校产，那就由你董事会保个够。

董事会也不争权夺利，只要学生正常学习，健康成长，也就心安理得了。出钱为学子，多出又何妨呢？

除此之外，又有一个家校协会，也是教育条例下设立的，校长是当然顾问，在家长与老师打成一片下，这个组织可比学监会更活跃呢！况且家长也会出钱出力搞好家教协会，为的是孩子的福利。

这样一来，“大董事会”， “学监会”及“家教协会”成为改制学校的一大特色。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校长，他代表了教育部“平衡”政府与华社的关系。他的权力也就相对大了。

如果说，学校食堂招标一向以来由董事会负责，实际上也是校长在打理，教育部不动，便相安无事。现在这么一动又似乎是要剥夺董事会的权力，引起无限涟漪。

若是教育部稍为调整：与其交县教育局签署租约，不如授权校长（他已拥有教育部的“法人代表”身份）处理。而校长懂得权衡轻重，也问问董事会的意见，不就两全其美了吗？（所幸副教长韩春锦宣布将此通令暂时搁置，风波也就告一段落了）。

不要怪校长在这一事件上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是教育部的雇员，也是教育部的代表，当董事会把大权交付教育部后，我们又指望保留什么权力？关键在于校长如何达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大家都有体面。这项不关教育大事的食堂风波是可以就此不了了之。

无论如何，还是要表扬杜乾焕对教育的古道热肠，在第一时间走上走下，即使在外人看来有点“不是味道”。他的精神与 “弯腰一点”也是要给予鼓掌的。

但鼓掌之余，我突然间想到他不是巫统的行政议员；我又突然想到“马来西亚宪法”中，州行政议员所能做的是那么有局限的权力。

不知道是有幸或不幸，让我们从这件事中细细玩味吧！

“终身学习”外一章

这篇文算是回应马华公会提倡的“ 终身学习”。

当我们在1999年获准创办“韩江学院” 时，我们就立定一个目标：不但要开设中文系，而且要设立一个“华人文化馆”，认真地且有效地弘扬中华文化。

接着在2002年，我们在中国南京大学的匡助和支持下，成功地开办“南京大学中文硕士班”。直到今天已经稳健地迈入第四届的开班授课（第一批研究生16名已经毕业。前后算来，已经有超过80名的研究生。我们的对象不是限于只读完大学才可进入硕士班，而是针对已经离校且已进入社会或已有专长的成功人士，不论他们的性别、种族和年龄，只要他们有良好的华文根基，达到入学的资格，便有机会重温学习并和教授进行交流。这就是说，研究生不是如同学生到来上课，而是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与教授分享学习的心得。在一定的时间内不断提升自己和懂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而能够用中文写出一篇具有水准的论文。

设置的目标是：被授予一个被认可的硕士学位，以肯定你的学习成绩和使你自我肯定本身的中文水平。虽然学位不可当饭吃，但学位会擦亮你的人生。

因此我们的研究生中，有70岁的上市公司的老板、有律师、有医生、有会计及其它专业人士、有报人、有议员、有作家、有中学校长、有讲师和退休人士。当然有很多的老师，包括来自各地的独中老师。这些来自我国四面八方的名士平均年龄40岁以上。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贯澈“ 终身学习”的理念，学好中文，以探测中华文化的无穷奥妙。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聚在一起后，很快忘记年龄与身份，不分彼此，打成一片，完全没有隔膜，而且与教授亦师亦友，充份地体现了“学无先后，达者为先”的精神。先前那种“有失尊严”和“这么老了还读书”的尴尬一扫而光。大家为有缘在一起学习而乐在其中。

这就是“终身学习”的其中一个典范。

我们把这个学习归纳在“持续教育”的范畴内。这是其它大学惯用的名词，与“终身学习”是相辅相成的。

目前我们正在推动“大众传播硕士班”，预期在12月开课，报读的研究生也不乏专业人士和媒体精英，这是在上海大学支持下开办的第二个硕士班。

下来，我们计划在12月份推出与另一家大学合作开办的“中文工商管理”硕士班，让成功的企业人士也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用自己的经验来和其它人一起分享，并从中学习自己尚未学习的知识。这种学习比赚钱更显示人生的意义。

换句话说，韩江学院除了有正规的文凭班，提供双联课程的本科（大学）教育外，也不忘提倡终身学习，也让有兴趣学习的人弥补他们人生中错过的大学教育，而不致对人生有所遗憾。

感谢马华公会在55周年特刊中不忘介绍韩江学院，并曾捐助韩院的筹办。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韩院的7个文凭班科系是全部通过国家学术鉴定局批准和高等教育部认可的。

我们也用行动落实和推动“终身学习”。

只是短短的5年，韩院已展翅飞翔，名声越传越远。

中央集权下的联邦制度

有两件事，触发我写下这篇短文。其一槟州行政议员杜乾焕于9月18日希望中央政府释权，不然州政府在中央集权下受到限制无法有效解决问题。其二巫统党选（9月23日）成绩显示，有七位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挤身最高理事，破了记录。

这两件事是相互关连的，说白了是要求中央政府重视州政府的窘境和面对的问题。但在处事方面则各抒其志，一个是“释权”，另一个是“拥权”。

为什么州政府会有所求和希望能有效地改变局面？这是有历史缘由的：

1948年，当英国政府与各州苏丹签订“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已确定钦差大臣，代表英国政府集权力于一身。虽说是联邦制，但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制。

1957年，马来亚独立，定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在这个联邦制下，进一步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从外交内政到公路建设和卫生福利，都属中央权限。各州政府保有相对少的权力。

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若任何州法律与联合邦法律有所抵触，则联合邦法律当有效论，而州法律中抵触联合邦法律之部份当作无效论。（马来西亚宪法第75条）。

在宪法中也规定，国会可立法规定接纳其它领土进入联合邦（宪法第2条）。

虽然国会有权修改任何州的疆界，但必须先征得有关州的同意才可制定（宪法第2条）。这在一方面保障了各州的领土面积是不能由中央国会单方面来改变，但另一方面也授权中央政府有权通过国会接纳其它领土进入联合邦。

这里有两个例子：Œ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合邦”时，回教党执政的吉兰丹州通过法庭不要加入马来西亚，结果失败。这说明了联合邦是一个整体，任何州不具权力自行其是。换句话说，国家主权大过州政权。

任何州无权反对国会接纳其它领土加入马来亚联合邦。马来西亚的成立正是显示中央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这样一来，在1963年9月16日后，马来亚宪法变成马来西亚宪法。但不变的是权力的核心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也就是中央政府扩大了权力，而不是“释权”或“分权”。

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沙巴和砂劳越比起其它州拥有较多一点的权力，如移民和劳工权，其它则无显著的差别。虽然在国家宪法下，又有各州的州宪法，但这不是“一国两制”，也明确各州有“州政权”，没有“主权”。主权归中央政府。

如果你翻阅国家宪法和各州宪法，不难发现国会的权力远远地超过州立法议会的权力。

国家宪法第9附录中十分清楚地告诉你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涵盖所有大小事务，因此我们的中央政府才有28个部门之设。

在宪法中的州事务表主要表现在宗教、土地、地方农业、建屋和地方政府等权力。在共同事务表中胪列的权限也不多，如社会福利，奖学金，公共卫生及城市与乡村策划等等。

正因为重要的事项，如外交、国防，内政、教育、财政，工商业，交通，医药卫生，工程，劳工人力等等都划入中央权限。也难怪杜乾焕慨叹「无权可施」；也难怪各州大臣/首长要打进巫统最高理事，以便在被认为“内阁中的内阁”直接向首相争取权益。

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

"言論自由"是時下的一個熱門課題，而且憲法中也有保障人民"言論和結社"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又有諸多法令作出限制，以致從不同的角度看"言論自由"，就會得出不同的詮釋。於是你說有"言論自由"，他又說言論受限制。在這個課題上，引起的爭議是各說各話的。
而與"言論自由"被牽扯在一起的是"學術自由"。有人把這兩種自由劃上等號；有人說是有差距的，它們不是相等的。

報章對"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做出激烈的爭辯是因為在2001年的馬來亞大學副教授謝愛萍的事件導致的。我先是在報章上看到謝愛萍評論"白沙羅華小"事件是"狸貓換太子"造成的。當時覺得她的論點與眾不同，因為它隱藏了一個"偷包掉換"的故事。不過由於作者點到為止，言猶未盡，也就不很明白其中之意。

直到"亞洲週刊"刊出謝愛萍的專訪文章時，我才發覺原來這句話闖禍了。她這樣解釋"狸貓換太子"："我們（指白小董事會）經教育部官員申請到六英畝校地，但一週後校地宣佈給了另一間華小培才建立分校。我當時很生氣，大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將"狸貓換太子"的內情透露，並沒有考慮太多，其實我已刪除很多內情。"

謝愛萍是在白小事件鬧開後，作出的評論中又涉及她所說的"內情"。在不久後，她就接到校方的警告信，要她解釋為何不應被採取紀律行動？結果事情鬧得很大，甚至也讓教育部長丹斯里慕沙驚怒。他說教育部只是向校方提呈報告，至於校方要採取何種行動，是校長之權力，不必請示教育部。

這之中露出玄機：教育部雖然也管制大學，但大學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尤其是在學術方面，它不必事事聽命於教育部。

在這方面，謝愛萍的講話中又得到印證："當年我的博士論文因涉及許多政府事務差點不能發表。但學術要說真話，我的指導教授積極爭取我的論文才沒有被禁。"

這讓我們看到"學術自由"在極力爭取下，還是可以做到的，而所謂學術自由是校內的事務，主持校政的人敢不敢維護學術自由是至為關鍵的。畢竟學術文章是屬高層的研究，閱讀的只限少數人，不傳及普羅大眾。影響層面自然不廣。在這種情形下，學術自由的尺碼自然比較寬鬆，不像"言論自由"那麼敏感，動輒出問題。

因此問題轉回"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的爭議。一般而言，"學術自由"是歸屬於"言論自由"的一個重要環節。而"言論自由"又服膺於民主制度。因此人們得到一個這樣的印象：因為有民主，才有言論自由，然後再有學術自由。如果沒有民主作為大前提，則一切自由都是缺乏內涵的。

我們不能否認學術自由是需要民主政治來孕育的，但在民主受限制的情況下，學術自由有時候也爭取到一定的空間。畢竟這又被認為是一種研究的工作。如果連研究不存在一些的自由空間，則所謂的研究也就淪為"附庸趨勢"之言，或被稱為"御用文章"，就與學術自由相違了。

當然在先進的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學術自由的尺碼是伸延到言論自由，作者或學者可以暢所欲言，即使是與當政者意見相左，也沒有限制。正因為這種傳統由來之久，"學術自由"久而久之就成為引導言論自由的火車頭，因為勞心者最為重視的是在言論上不受干預，可以就他們所瞭解的課題發表意見，即使是政見，也無不可。

不過，不是每個國家都把"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劃上等號的。發展中國家往往會面對兩者不能相提並論的局限。換句話說，當你做學問，做研究時，你可能得以發揮自由的空間，可能所提的是與當政者背道而馳的見解，也會被容忍下來。

如果你想進一步越晉把"學術自由"提昇到"言論自由"，針對時弊發表刺耳的言論，那就是說你準備"論政"和"問政"了。恰巧你的言論又符合反對黨這一邊的，對當政者而言，就不再視為"學術自由"這碼事，而是你在"言論自由"底下來"問政"。可能將你視為政治對手或政治敵人來看待，因為你的言論被認為打著明鮮的旗幟，是衝著當政者而來。謝愛萍的例子即是清楚不過的，她過去經常有政論發表，多屬於政治課題，在當政者看來，是離開她的研究和專長學術課題，準備"問政"，甚至是"干政"了。

既然是捲身進問政的風浪中，也使用"言論自由"來表達意見或政見。意味著你本身已知道你在做甚麼，你也必須要面對可能發生的後果。這就是你介入"言論自由"這場遊戲後，已不能說這是"學術自由"，而是你必須要有勇氣面對一切，正如你參加政黨政治後，你得準備法令加諸的限制，不論你認為是合理或不合理的，反正政治鬥爭本身就無情義可言。

在這方面，謝愛萍的瀟洒和敢於面對後果的精神就顯示一個知識份子的傲氣："我沒有料到會發生這種事，但我不擔心，最壞的情況就是被開除。"

雖然她最後有認為"政治不應干預學術"，但她也知道，她是跨出了"學術自由"，走向"言論自由"的境界。"學術自由"已不再是保身符，政治怎能不干預"言論自由"呢？法令和條例作為防範措施，就是一張張無形的網，你很可能在有意或無意間撞碰到網。

其實政治本身就是一種言行的鬥爭，是權力的鬥爭，當你置身其中時，就是說你已處在大風大浪中。在政治大氣候底下，行使"言論自由"就是對一個人的意志和勇氣的考驗。它不關係說真話或假話，也不關係是叛逆者或應聲蟲。關鍵在於你怎樣評估自己，你能犧牲多少來改變你認為不合理的事？這是熱愛"言論自由"的人可能要付出的代價。
（2005年1月）

評析郭熙教授的“詞匯差異”

(一) 海外華語和中國普通話

中國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授郭熙的一篇論述，談及中國普通話（漢語）與馬新華語詞匯的差異，並促請文學工作者正視這一問題，使之協調。
也是韓江學院客座教授的郭熙對中國語言學有深入的研究，也編纂一部漢語詞典。他在多次來馬講學並收集資料後，以“普通話詞匯和新馬華語詞匯的協調與規範問題”為題，發表專著，將彼此間的不同用法分成4類：

（1）名稱相異而所指不同，例如西裝──大衣、摩多車──電單車、執照──禮申、支票──仄（Cheque）等等。

（2）名稱相同所指不同，例如衛生所（公共停放屍的地方）、藥房（診所）、土豆（花生）、生果（水果）等等。

（3）名稱和所指相同，色彩和用法不同，例如“遣送”、“一小撮”等等。馬來西亞的報紙上說“中國從大學遣送XX教授到XX學院探討合作辦學”。我原以為是報紙上用錯了詞，後來才知道當地就是這種用法（郭熙語）。

（4）各自特有詞語或流行語，例如中國的“搞活”、“下崗”、馬新華語的“巴剎”、 “羅里”、“組屋”等等。

有了這樣的差異後，郭熙教授歸納中國普通話與新馬華語存在的3個類別：

（A）無法協調的，如同上面提到的第4項；（B）可協調可不協調的，如第1項中的大衣─ 西服；（C）應該而且迫切需要協調的，如第2項及第3項中提到的藥房（診所），衛生所等等。
他認為這種協調性的工作是複雜的，而且只靠單方進行是無法完成的，必須由中國和新馬的學者共同努力，雖然彼此之間的協調存在問題（一定的困難）。

我由于長期涉及文字工作，尤其曾長時間在報社工作，又在過去 20年經常往來中國，因此對郭熙教授提出的看法作出我的經驗的補充。

首先，我們都確定語言是人類用來傳達訊息的口語，而語言是可以用文字寫下來（當然有的語言是沒有文字記錄的）。郭熙說“語言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成員所說的話”，當有了文字連繫語言之後，語言和文字就結合成“語文”了。

也許應該感謝二千多年前秦始皇統一了中國文字。儘管各地方言多得不勝枚舉，而中國文字卻是統一運用。不然的話，今天若講廣東話的人，把其音調轉成“自己的文字”，相信福建人也不知所云。

也許也應該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後，就注意到用一種語言來溝通全中國的人。於是選用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語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所謂普通，是普通共同的意思，或普通通用的意思。（引用南京大學楊錫彭教授《現代漢語研究》）

就因為有了統一的語言，稱之為“普通話”，又加上原來的共同文字，中國的“語文”也宣告統一起來。當中國人，尤其是南方的中國人在清期的時代陸續遷居海外後。首先把統一的“文字”帶到海外，以配合北京話及方言的使用。於是我們看到海外的華人在統一的文字基礎上，也推動以北京話為主的華語（當然也有的地方使用方言教育，但不普通）。

因此有人說馬星的華人除了會講方言外，也會講華語（不論在早期稱之為北京話或後來稱之為普通話），且是保存華語華文較為完整的海外地區。因為在民國初期和對日抗戰的年代，中國的文人到馬新居住或工作至為普遍，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學及文化由茲滋長，（不似香港，用廣東話抗拒華語“普通話”。）

在這方面，我們有必要回顧歷史，因為自從1824年開始，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被英國列為 “海峽殖民地”，實行直接統治。不論南來的華人定居在那個城市，他們都是一脈相承的，沒有所謂馬來亞和新加坡之分。在當時，新加坡一直被視為馬來亞的一部份，郭熙教授將馬新華語區分來看，在政治上也許行得通，但在語言上就不明顯，而且應被視為一體的（按新加坡是在1965年才宣告獨立，但歷史遺留下來的華語和華文都是一統的）。我的意思是說，馬新的華語華文是在相同的環境成長的，不構成語言衝突和差異。

如果我們承認馬新分家是政治的分道揚鑣，那麼在華語華文是不分家的；同樣的，中國大陸與台灣被政治上分割，不等於中國漢語漢文被切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講通，較大的差異是簡體字和繁體字之別，這是政治因素使然。

因此當我們述及馬新的華語華文時，是無需刻意將之劃分成中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三個差異，而只是存在兩方的差異。

在這裡，我們也有必要對歷史的發展作一個簡單的交待。原本是馬星一家的政體（同屬英國殖民地）是在1948年被英國加以分劃。那一年，英國政府與馬來亞簽定“馬來亞聯合邦協定”，並未將新加坡概括在內。這份協定允許馬來亞聯合邦朝向獨立。9年後，也就是19 57年馬來亞聯合邦宣告獨立，而新加坡繼續受英國統治。

1963年馬來亞納入沙巴及砂勞越和新加坡，組成馬來西亞聯邦。2年後新加坡退出自行獨立，馬來西亞依然保持不變。所幸沙巴和砂勞越的華語華文與馬來亞同出一轍。加入馬來西亞後，很快就湊在一起了，而華語華文的源頭則是來自中國。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又相隔千里，難免出現差異。

(二) 首相與總理的爭議

郭熙教授有舉例說明中國普通話與馬新漢語的差異。其中一段這樣說：“至於馬哈蒂爾的不同譯名不奇怪，有趣的是我們把他的身份叫‘總理’，而馬來西亞華人則稱為‘首相’”。我特別注意到一個事實，在馬來西亞韓江中學的一座紀念碑上，我曾經看到它們歷史上也曾經稱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的職位為“總理大臣”，我問過馬來西亞的朋友，他們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改譯成“首相”的。

郭熙教授沒有問過我這件事，如果有的話，我會告訴他這一段“掌故”。他所提到的紀念碑，是指韓中創辦人林連登的銅像。這座銅像是1958年舉行揭幕禮，由當時的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主持（馬來亞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獨立），東姑阿都拉曼是由馬來亞聯合邦首席部長晉陞為馬來亞聯合邦首相。

在當時，本邦有多份華文報，有的稱為首相，有的稱為總理。從獨立後一直分別沿用下來，沒有引起爭議，反正大家都明白是指國家掌權的最高領袖。再說那時報章並沒有統一的使用法，即使連名字也有東姑阿都拉曼和東姑鴨都拉曼之差，至於本國其他政治人物，譯名也各不相同，遑論對國際領袖的譯名能求取統一。

我在1966年進入《星洲日報》服務，擔任新聞記者時就曾問同事為甚麼我們用總理，而有的報章則用首相。他們說，獨立後就用到現在，因此仍按最先的用法。

那個時候，《星洲日報》及其姐妹報《星檳日報》採用總理，而《南洋商報》及《光華日報》採
用首相。直到70年代後期，各報相互協調下，咸認採用“首相”比較恰當。因為我國是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上有國王，下稱首相以符合“國情”。同時我們一向來也習慣用首相來稱呼推行君主制的國家政府領袖，而用總理稱呼共和體制的內閣大臣。

但也有人認為，首相一詞有“封建意識”的特徵，除非是國王擁有絕對的權力，才稱他所委任的人為“首相”，而馬來西亞則是“君主立憲制”，國王是團結的象徵，權力操在內閣手上，且是民選的政府，使用總理可顯示其民主實質意義。

不過，英國也是“君主立憲”，我們稱慣其內閣大臣為首相，馬來亞則是沿襲英國的政制，稱為首相並無不當。就這樣，“首相”一詞成為所有傳媒使用的統一名詞。

當然這是限於馬來亞的稱呼的統一，華文報對其他國家的政府領袖稱為首相或總理的悉聽尊使。
大概是1983年的時候，我接到來自日本駐檳城領事館的電話，打電話的人是日本總領事富田昌宏。他告訴我說：“你們的報紙（指《星檳日報》。我在1971年轉入《星檳日報》，旋後負責編輯部業務）將日本的中曾根康弘稱為“首相”不當，應該用“總理大臣”。富田昌宏較早前已和我相識，我問他為甚麼？因為日本有天皇，如同馬來西亞（1963年後馬來亞聯合邦擴大成馬來西亞聯邦）也有國王，都是“君主立憲制”，既然我們稱自己的領袖為首相，也同樣可用在日本政治領袖的身上。

他說，日本的傳媒一向以來稱政府首長為“總理大臣”，沒有稱為首相的，也從未用過這一名詞。因此他希望海外的報章能與日本傳媒一樣稱為“總理大臣”。我後來一想，日本在總理之後加了一個大臣，已顯示其君主制度，言之有理，就通知國際版編輯和編譯今後對日本首相採用“總理大臣”的稱呼。

富田是通曉華語華文的外交家，早年曾在台灣留學，不久之後，他邀請我到日本訪問，我終於知道日本傳媒共同使用“總理大臣”。

就因為“總理大臣”既照顧到現代化又不失其傳統，所以在當時為林連登紀念碑立碑文的人便以總理大臣來稱呼我國首相，比單用總理更為貼切。我不知道誰人為林連登寫碑文，但我相信這個人必然深知日本國情，可能是出自台灣的學者。

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銅像開幕的前後時間（林連登尚在世，也出席當日揭銅像慶典，我們學生站在烈日下的草場，聆聽大人物發表演說），韓中請來了一位新校長，他是來自台灣的方學李博士，精通法學。

方學李不久即與林連登鬧翻，雙方還鬧上法庭，成為華教界注目的大官司。這與本文無關，就此帶住。

郭熙教授如果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就不會對首相或總理稱呼感到不解。由此來看，中國的傳媒如果能接受馬來西亞的情況，改用首相會比總理來得協調些，再不然，也可用“總理大臣”來稱呼實行君主制或“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政府領袖。

我同時也認為馬來西亞傳媒幾乎都用“馬哈迪”這三個字來譯國家領袖的名字，而中國用“ 馬哈蒂爾”則是中國慣用譯音。我們是用馬來拼音來拼出其名字，不帶“爾”音；再說馬哈迪這三個字既像華人名又像馬來名，似乎十分貼切，一改成“馬哈蒂爾”讀來就不大慣了。既然馬哈迪本身也滿意這樣的譯名，當中國與馬來西亞關係日趨密切時，能夠用相同的譯名不但使中國人易於
記取，而且馬來西亞的華人也會覺得看來和聽來十分順眼順耳。

我只是舉個例來說明在某些情況下，有些字眼是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共同協調和統一的。
在過去，中國的傳媒翻譯馬來西亞的首相的名字是與我們大不相同的，以致我們讀了不習慣。比如將東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稱為“拉赫曼”，我們簡稱為“東姑”（取其前面的皇室封號）；將阿都拉薩（第二任首相）稱之為“拉扎克”，而將胡先翁（第三任首相）稱為 “候賽因”。在今天來說，由於交往頻乃，可以盡量避太大差別的譯音。

(三) 馬來西亞式的華語華文

中國普通話（漢語）與海外華語的差異是有各種因素造成的，當然包括政治與受外來語影響的因素在內。郭熙教授所舉例的不同用語，我們不妨拿來“研究”一下，例如他提到馬來西亞慣用“大衣”，而中國則稱之為“西裝”。這裡頭有一個地理環境的差別在內，馬來西亞人（包括新加坡人在內），因為常年是夏，除了隆重場合外，一般上班或參加儀式是結領帶穿長袖，鮮少多加“大衣”。因此把加上“大衣”（西裝的外套）當成“隆重”的禮儀，不然就將就一些，主要是氣候炎熱，穿大衣不是享受，多數時候是受罪。再說，馬來西亞人的便裝其實就是“西裝 ”，如果不刻意強調要加大衣，恐怕會以為長袖領帶即可。但中國不同，過去的人少穿西裝，多著唐裝，如果換成西裝，自然是一整套，不是拆開來講，尤其是夏天之後的任何季節，不穿大衣（整套西裝）又如何禦寒呢？正因有氣候之別，名稱自然而然有一些分別。

正如我們一慣用“冷氣機”來稱呼調整氣溫的機件。理由是我們沒有冬天，用不上“暖氣機 ”。但中國不同，四季分明，就稱這種現代化的機件為“空調機”，既可冷用，也可暖用，因此稱為空調（空氣調節）機是十分貼切的，但在馬來西亞人聽來，就一下子轉不過頭腦，為甚麼不叫冷氣機而叫空調機呢？

還有中國仍然流行“騎單車”（大城市已鮮少了），我們則稱為“騎腳車”（有時候文人筆下還叫它為“鐵馬”呢！這就是說，中國叫“單車”的就是我們所理解的“腳車”，其實是同一個交通工具。

當時代進步，“單車”裝上電動後，就稱為“電單車”，這是我們慣用的“摩多車”，是取自英文Motor的譯音。這種稱呼較之中國更形象化，因為它的動力主要是“摩多”產生作用，現在中國人也慢慢稱為“摩多車”。這不需要經過協調，而是視那種名稱比較恰當。

我再舉一個例子，初到中國時，有朋友（年紀已是60歲了）把其妻子介紹我認識時，說：這是我的愛人。我一時怔住：為甚麼這麼老了，還在談戀愛？後來才知道中國人（大概是 1949年解放後慣用的稱呼）把妻子稱為愛人，而在海外的我們，一向來知道未結婚的年輕男女，在戀愛時稱對方為“愛人”，一旦結婚，就是太太或丈夫了，不再稱為愛人，用以區別愛人的意義。我們這裡也流行稱呼妻子為“太太”、“夫人”、“內人”或“黃臉婆”的，而稱呼“丈夫”為“我先生”的。

不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在這方面的稱呼也有了一定的變化，似乎改用海外華語的稱呼比較能說明身份。

同樣的，中國過去很流行稱呼別人為“同志”的，本來這是共產黨對自家人的稱呼。但後來普通使用來稱呼即使也不認識的人。現在也流行稱呼先生和小姐了。

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過去一提起同志，馬上想到是左派“志同道合”的稱呼，用以區別非左派的人士。後來（在70年代中期之後）執政黨也用“同志”來稱呼黨員（這本來沒有甚麼不當，畢竟本地的馬華公會在創黨初期與當年的國民黨有一定淵源。既然孫中山都用‘同志 ’了，就無需讓共產黨專美。在馬來西亞獨立前後的一段間時，許多具有身份的華人家裡就喜歡掛上孫中山的遺像，然後有兩行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在這之後，“同志”一詞已變成政黨對黨員的稱呼，不僅局限在左派政黨。

至於郭熙教授提及馬新也將“同志”一詞指為“同性戀者”。有需要加以說明，這“同志” 用在同性戀身上不是馬新“創造”的，而是來自香港的電影，在馬來西亞並不普遍使用。我們仍然使用“同性戀”（直到現在，同性戀在馬來西亞是犯法的，更不允許同性戀者“結婚 ”）由於“同志”一詞的另外含意是源自香港，它的流入中國是自然的趨勢，肯定不是從馬來西亞“出口”的。

我們不否認馬新的華語加進了外來語，或英語或馬來語，以致轉成華語時，不容易被中國人理解。例如“巴剎”是指菜肉市場，引自馬來語Pasar，在普通話裡是找不到的，我們甚至還把“夜市場”稱為“巴剎馬南”（Pasar Malam），也是引自馬來語。既然這一名詞已經普及化，改回“市場”倒覺得不慣，它也成為馬來西亞華語的一個特色。

再有的特色是把“幫忙”說成“多隆”，是借用馬來語Tolong。又如借用英語Licence ，稱之為“禮申”，本意是“執照”，這名詞也用慣了，改了反而覺得蹩扭。

有一些名詞，我們似乎沒有華文字，而是直接用英語來表達，如電話接不通，中國稱為“佔線”，我們叫“Engage”。“傳真”我們乾脆叫Fax（Facsimile的簡稱）（當動詞使用），電腦慣用Computer，更不如中國有時也叫“計算機”。“計算機”在我們這裡是指Calculator，計算數目的小儀器，與電腦是兩碼事。

通過電腦傳送訊息，我們只管叫Email，中國譯成“伊妹”，應該是不錯的譯法。

有一個中國的慣用語“緊張”也用來形容為“情況控制不到”。比如“貨源緊張”、“機票緊張”，意思是不容易辦到。但在馬來西亞人聽來怪怪的，我們這裡是指與人的感情有關的詞語。例如，“內心緊張”、“心情緊張”，不用在貨物和沒有感情的東西，但中國用法多樣化。

由此來推論，中國普通話和海外華語的差異是自然形成的。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若是刻意協調和規範，也極不容易，而且在無傷大雅下，尋求統一與協調就顯得不是重要和迫切之舉了。
(四) 增加溝通拉近距離

根據我的瞭解，中國的漢語（普通話）與漢文（中文）與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差異不是嚴重的，也不構成差異的對立面。如果有關方面能進行協調或統一，當然最好不過，但如果一時沒有機會共同坐下來尋求一致的共識，無妨繼續求同存異。我們相信，隨著更廣泛的交流，差異將會縮小，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因為馬新兩國的華人到中國旅遊經商的越來越普及，現在留學生也多了起來，當會親身感受中國的“華語華文”的普通用法。再說馬新華人對中國語文一向來都沒有“抗拒感”，而且認同這個語文是源自中國的，只不過因有一段長時間被政治因素相隔，難免在遣詞用字上有少許的不同。整體而言，套用中國常說的一句話：問題不大。

相同的，中國人到馬新旅遊經商和留學的也大有人在，他們在耳濡目染下，也感受到這里的華語華文大致上是一樣的。可能有少數的外來語混雜其中而一時感到陌生，或不甚理解，但在瞭解情況後，便習慣了。

毋庸置疑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是中國海外最有系統保留華語華文的國家，雖然其中有其辛酸，但比起較接近中國土壤的其他東南亞國家更普及，更不遑讓香港。

除開我們所熟知馬新的一些華人基於英語的實用性，而寧可拋開學習華語華文外，仍有相當數量的華人依然堅持學習母語母文的重要性。這樣的一代一代傳下來，我們才有今日的局面。主要得力於華校的存在和華文報刊所產的啟迪作用。

我們不能夠說今日的情況是完善的；我們能夠說的是因為我們的祖先有堅忍不懈的精神和高瞻遠矚的眼光，終於在這塊土地上紮下華語華文的鞏固根基，使它在華社普通被認同。

不過我們也不諱言地承認，今日馬新華文水平的整體下降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30 年前，一般的華校高中畢業生基本上能掌握一定程度的華語華文，書寫也不成問題。而在近 20年來，連我們也感受到華人還是存在這樣的觀念：華文只要能講能寫就夠了，不必深入研究。它畢竟只是社交的工具。

因此，我們看到不少年青學生的華文水平停留在小學六年級的階段，上了中學即使不重視，也沒關係，反正它不是必考的科目。且讀下列這則新聞報導：

“根據資料顯示，從華小升上國中的學生（每年大約10萬名），其中有4萬名在中三參加政府的評估考試（PMR）中放棄報考華文，而到了高中參加政府教育文憑（SPM）考試時，則高逾6萬名不選考華文科。這意味著，所有唸華小的學生，到了中學時，有一半以上到最後放棄報考華文”（摘自2002年2月16日《光明日報》）。

這種情況如果任由惡化，華文水準不普通低落才怪呢！所以在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目前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防止華文走向式微，並設法加以提昇，尚未能特別重視與中國的“詞匯差異”的問題。
儘管在政治上的相隔（從1949年到1985年或1990年的30、40年之久），馬新與中國普通話和中文的關係還是十分密切的。當不能直接與中國溝通時，我們的教育課本則沿用台灣的那一套，報刊和書籍也引用來自港台的。這之中少了政治的敏感，即使英殖民政府視中國的“ 華語華文”為“共產文字”，卻不能阻止來自港台的文化傳遞，要全面禁止也禁不來，所以我們不必感到奇怪，為甚麼在馬新一帶華語華文可以通行和流行？

再有一個因素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由於馬新的左派運動在第2次世界大戰前後已形成一股勢力，尤其左派份子以華人居多，他們也能夠從各種渠道取得來自中國大陸的書刊，舉凡中共使用的新詞匯和新詞句，對這些的華人是不陌生的。

即使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年），它所產生的文革“文化”和字眼，也是可以被海外華人理解的。甚至一些公開的左派團體也曾在那個年代大量引用文革詞句，而它所帶來的影響也幅射進入華人社會，特別是在左派的圈子中。

抑有進者，馬來西亞在1974年與中國建交後，就逐步解除限制，包括不反對採用簡體字。於是在80年代中期，這裡的學校一律在課本上採用簡體字，並漸漸地適應橫排（不像台灣和香港，仍用繁體字和直排法，以“抗拒”大陸的影響，也不跟隨大陸的文字改革）。華文報刊和書籍與簡體字掛鉤已成為一種趨勢，再也抵擋不了。

由此可見，馬新與中國在文字和口語上的靠近是有目共睹的一種轉變。

反觀香港，雖然回歸中國已是近5年，但香港的書刊和報紙依然不改，繼續用繁體字，更難叫人忍受的是將廣東話用在報刊之中，大字標題甚麼“有你冇我”（你死我活），“黐線”（發神經）（Cross Line）。文字的污染更是厲害，廣東話加入了中文使用，這是香港的一大特色。
也許一般上香港人的華語水平已相對提高，但他們仍然在“獨創一格”，且用廣東音講普通話，聽來刺耳“兀突”（借用廣東語的不堪入耳，不忍卒睹之意）。

已是中國的一部份的香港，推廣標準漢語漢文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怎麼可以停留在50年不變？還有，如何使台灣改用簡體字和普及漢語拼音，也是當務之急。
（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