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5.7.10
政治不是政党专利品（现代春秋）
本来不想回应，因为这是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批评者将事情“严重化”，而且有误导性。若让这种思想逻辑成立的话，那今后只有参政（党）的人才可谈政治，不参政（党）的人是不可以社团领袖的身份发表政见的，因为这“乱了家规”，使组织陷入“动乱恐惧”的时代，真是耸人听闻的怪论。
这位批评者是针对我六月下旬在阿罗士打的一个宴会上发表“过火”的演说而感到遗憾，他就是吉马青州团长王孙文。我不知道他在当晚有没有听我的演说。如果有的话，他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批评都适可而止；如果没有的话，他应问清楚我在那里的场合讲的话是否是政治宣传，或代表某一个政党批评另一个政党，如果不是的话，又如何“过火”？毕竟非政治人物谈论政治课题是常有的事，至于政见是否获得认同，那是另一回事。
按照王孙文的逻辑，是否政治是政党的人才可以高谈阔论？若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他清楚不过的意思是社团领袖勿染政治色彩，也不要在乡亲宴会的场合有太多的“政治演出”，因为这是“家规”。
因此我要回答他的两个似是而非的论调，以免这种避谈政治的思想“污染”了政治的真谛。
首先，就是我当晚演讲的内容有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或引用这个舞台来攻击政党？然后来达到我的“政治议程”（我没有政党背景，不为任何政党背书。因此我批评政党不会给我带来好处，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说不上我有政治议程来贬低某个政党而获得利益）。
我当晚的演讲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因为在吉打州，我提出整整60年来，才看到回教党开放门户给非马来人或非回教徒参加，而且在将来还可能成为候选人。我说这是回教党的一个大转变，值得我们重视。我未曾为回教党说好话，但在马来社会的政党有此转变是值得赞赏的。正如我曾多次撰文称赞在60年前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力主巫统开放门户容纳非马来人，因为这有助于政党塑造一个多元政治而使多元社会的国家更加平和。虽然拿督翁失败了，但他的精神却一直照亮国人的心。
不论回教党的这一理念能深化到什么程度，最低限度它在308后有了改变，不再是华社“敬而远之”的政党。
我曾在308后的两个月，也即是2008年5月的时候，在吉打州务大臣的官邸与回教党议员同台演讲。当时我促请回教党作出改变，不能事事宗教至上，而是要认清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一切以民为本。我还建议他们应多聘请华人参与政府的事务，不要倾向一边。
当晚我也说了，在308后，回教党与巫统的合作比较难，但这样也好，至少它们存在良性的竞争，而华人也不再有所担心或视回教党为“异类”了。相反的，回教党首次被华社，包括行动党视为“战友”而包容其中。这对马来社会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从这个角度来看，回教党的转型也能影响巫统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不说是朝好的方向走。
其二，我当晚是有批评马华和民政党，但我不是攻击和贬斥，而是实事求是地说马华与民政一向以来依附巫统很久了，以致它们没有能力“单飞”。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政党无法在政治上自力更生，而是要借助国阵而生存。即使在308后，他们还是依然故我，找不到独自上路的方向。因此它们的改革和改变不多。
就此我要求马华和民政要做出改变，敢怒敢言，以新的形象再出击和出发，让人民感觉到这两个华基政党不再如同过去的逆来顺受或活在“颐指气使”的窘境中。这是我对马华与民政的期盼，因为我曾经主张华基政党自行上路，但后来发现它们都不愿意“另立门户”，也就希望它们自我保重和自我庄敬自强。
如果王孙文认为我不应在乡宴上说政治，那就不知道我们的乡团除了推动会务和发扬乡亲外，还有什么事可以跨越的？若尽是讲些风花雪月或锦上添花的事，这样的日子也似乎变成社团“不食人间烟火”了（毕竟有哪一样东西与政治无关？社团不可批评政府吗？社团不可反对政府的政策吗？社团不能对政党的表现作出适当的批评吗？）。
王孙文也不必敏感，我只是小批评马华，甚至连曹智雄部长的机要秘书罗永忠回应我的演讲时，也说会把我的意见转给部长，以便在内阁中敢讲敢做。我不指望王孙文照单全收，如果他有肚量将我的话分析一下，也许是可作参考之用的。
第二个论调是认为我以客联会署理总会长的身份讲话时，不要讲政治。这是要求我的身份是一分为二的，评论员是一个，社团领袖是另一个。这种机械性地切割论似乎是说，你可以用评论员讲政治，但不可用社团领袖身份讲政治。这样的逻辑看来似乎有理，但明明是同一个人，我为什么要躲躲藏藏呢？敢问：社团领袖不能谈政治吗？这“家规”不知是谁订的。无可否认的是，社团领袖讲政治课题的，不是我一个人。再说，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说明我曾以社团领袖身份作两场政治讲话，其一在308后不久应曼绒客家公会之邀进行交流，并在大会堂作政治专题演讲。我同样批评马华，但我不是无的放矢。因此在座的也有许多马华党员都认为这回马华真的到头了，非反省不可。我们当晚还一起吃宵夜在近午夜时分才结束。
在2009年杪，我又代表客联会在吡叻客家公会宴庆上致词也间中提及政治课题。当时马华正发生内讧与派系斗争。我说，马华再乱下去，华教前途都被打乱掉了，应该悬崖勒马了。马华的马汉顺没有指说我政治化乡团，他也回应我的讲话，并不一定要认同，而且他本身也在讲政治，是不是乡宴只准政治人物讲政治，乡团领袖则“避而远之”？
没错在阿罗士打的乡宴上，我是代表客联会讲话，但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也得到台下的良好反应，可见许多人都希望马华和民政振作起来。我以为那天晚上我的话会引起重视，结果罗永忠听进去了，谢顺海也收到了讯息；他们同样也表达政治的话，大家都相互尊重，因为我们都有底线，不是相互排斥和攻击。就是王孙文曲解我的讲话和质疑我的身份（我真的不知道乡团有所谓坚守不谈政治的“家规”，更不知道谈了政治就会使组织陷入“动乱恐惧”时代。果真如此的话，那我也是太神奇了，足以“乱乡乱团”？
其实，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只要社团领袖针对事情做批评，不是具有破坏和不良的动机，不是带有政党议程，他是可以在宴会上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众人的事。政党本身及政治人物本来就是外界评头品足的对象，包括接受社团单位与个人的批评。若是阻止社团领袖谈政治，那是开民主倒车，也与社团关系疏远。不知为何王孙文对政治的理解是这么狭隘和不切实际，真希望他能把政治广义化和平民化而不是“恐龙化”。
最后补上的是：若以乡团领袖讲政治，我会点到为止；若以评论员身份讲话，我会比较尖锐切中要害，乃至言语较为泼辣，但允许别人进行反驳与不认同，因为这是思想交锋。这就是我谈政治的两个尺码。
刊登于2010年7月5日《光华日报》
今年不大选，明年露端倪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刻下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是全国大选会不会在今年举行？如果会的话国阵有多大的把握把失去的城池要了回来？如果不是的话，那大选又落在什么时候？
按照一般的推理，马来西亚的历届大选都是在四年至五年间举行，没有少过四年就举行选举的。因此来届大选应该在2012年或2013年举行是比较合逻辑的。
不过，近日有人根据纳吉的讲话而认为大选会提早在今年内举行，例如理大教授阿末阿多利预测大选不是在今年杪就是在明年初。他认为一般上一位新领袖上位后是需要通过大选的考验来证明其实力的，纳吉也不会例外。这个说法有一些根据，但不符合规律，虽然胡先翁，马哈迪乃至阿都拉上位后不久就举行大选，但敦拉萨则是按时间表来举行大选（1970年任首相，1974年大选）的。因此纳吉多数会根据他的父亲的时间表来筹划大选，但也不能排除他在明年放胆一博（打破常规），以确定他的领导地位。这也是有蛛丝马迹可循的。其一，纳吉要求国阵的成员党停止相互倾轧，而是矛头对向民联。虽然他知道国阵成员党存在各项问题无法妥善解决，但他还是要成员党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但国阵面对的挑战不是内讧或四分五裂所致，而是一个政党在位太久了，自然衍生严重的弊端造成选民的反感，也就发生了308政治海啸。
现在经过两年大选后，国阵面对的问题也不是成员党相互对峙，而是这两年来国阵改了没有？又改革了多少？在这方面，纳吉说他从世杯中获取灵感，即“守久必失”的道理，因而敦促国阵向民联反击。
其二，在目前来说，国阵的反击是强烈的，也震荡得民联内部有些动摇。最明显的是公正党的议员跳槽的跳槽；唱反调的唱反调，似乎步伐不大一致。虽然公正党的议员退出公正党后没有直接参加巫统或成为国阵成员党的议员，但他们的“中立亲国阵”的立场是昭然若揭的。吡叻州政府的失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
由此来揣测，如果巫统认为再夺回吡叻州后，现在又有机会从民联手中奋回雪州和吉打州，那他将大选稍为提前也是极可能的。只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民联会丧失雪州和吉州政权，纳吉也就无需冒这个险，在今年内孤注一掷，反正他仍有大把时间掌控中央政府，无需急于一时的“迫不及待”的夺权。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民联内有人建议不妨将四个州的州选题早举行，以给国阵一个压力。提议人是回教党丹州行政议员胡桑慕沙，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也存在着风险。因为这将给国阵充足的条件通过中央政权占优势。
不过，胡桑慕沙的独特见解是，若四州先选，自会逼使国阵与民联协商大选日期，也就不再成为首相的特权，只由一人掌控大局。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四州先选的意愿还是不易落实，这也牵涉到统治者的意愿，如果他们认为无须“劳民伤财”，则会给民联劝告。
无论如何，大选的日期将会视砂州的州选举行后而定。砂州的州选在2006年举行后，可以拉到2011年才举行。但一般上认为砂州的大选将会在今年内完成，以让国阵根据州选的结果来制定它的下一个行动。
就我们看来，对国阵或民联都较为公平的是：最早的大选应是在2011年或2012年，因为双方都需要时间重新确立彼此的政治定位。纳吉要完成他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梦，他需要通过选民的考验。反之安华也因处在风雨之中，更需要通过大选来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机会“迈入布城”？当下不论是国阵或民联，不稳定的因素都笼罩马来西亚的上空，解决僵持的局面就是双方再行开打。唯有一决胜负，才能使马来西亚政治尘埃落定，否则马来西亚政局仍是动荡不安的。这样看来，比较适当的大选日期应该是在明年而不是在今年。
刊登于2010年6月28日《光华日报》
1.7.10
马新左翼运动回顾与前瞻
第一篇：马新左翼运动的孕育与发展
马来亚和新加坡人民的政治醒觉是在孙中山搞革命以后的事，而在孙中山南来之前，马新人民基本上尚未孕育政治的思想，也就是没有所谓反殖民地的斗争。
事情的原由应从孙中山于1900年至1910年前后来马新9次之多说起，他终于在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完全地改变了他本身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
不过，孙中山并没有在马新开展本土政治斗争，而是号召当地的华人支持他在中国搞革命，以推翻满清王朝。当时支持他的以中层阶级为多。
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批中国的文人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开始在马新传播克鲁泡持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吴纯民。
他是福建永春人（以后大批永春人来马与他有一些关系），在1917年来到吉隆坡，并在1918年联合一批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创办了《益群报》，大力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所谓自由平等和平民主义；又在1919年“五四”运动在中国掀起时，他也在马来亚搞杯葛日货运动，终不为英当局所容忍，将他逐回中国。吴纯民坦诚他是锄强权植人道的，因而他后来被视为“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
在“无政府主义”舆论被英殖民政府镇压后，“五四”运动带给马新的基本上是新文化运动。虽也逐渐地在思想上启发华人具有政治意识，但政党政治还是没有被发展起来。
1925年，中国发生上海“五卅”惨案（即上海各界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结果又酿成严重血案，英国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开枪，肇13人死，数十人重伤，53人被拘悲剧），导致中国人民义愤填膺，配合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战斗的号召。
这一年（1925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蒋介石取得国民党控制权后，在翌年撕破国共合作协议，大举杀害共党人，其中不少文人为避开追捕，南来介入了秘密的左翼政治运动。
本来在孙中山来马新时已有同盟会之成立，但只为中国革命之用，不搞本土政治，即使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将其政治组织转成国民党，也同样不卷入本土的反英斗争。直到1926年时，有一批原先属于无政府主义者在转向共产思想而成为中共成员后，又来到马新活动，他们包括张洪城。1928年正月，张洪城等人受中共的委派在新加坡成立“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
1930年，马共在胡志明（即后来的越南国家主席）的主持下秘密成立，它取代了“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会，不再直接受中共的领导。所谓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当苏共在1917年在苏联建立政权后，这个组织在1919年由列宁在莫斯科成立。胡志明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来到马来亚成立共产组织的）。这样一来，马共在当时的国际条件及当地的工人支持下，得以发展成为一股有势力的政治集团，它高举反殖斗争的旗号使到英国殖民政府坐立不安，不时采取行动镇压和逮捕乃至驱逐出境。
1937年，布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MM）被视为第一个马来政党出现在历史舞台，它也高举反殖民主义大旗，因此也不容于英当局而后来将之查禁。
巧合的是，1937年是中国政治的转捩点，也是马新政治的转折点。在中国爆发全民抗日，也促成了国共合作。由于这一影响，马新的华人社会也摒弃党派之分。在陈嘉庚的号召下，不分左右派，也不分国民党或共产党，大家一齐筹款账灾抗日。
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但在1937年全面侵华（它在1931年已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也在1941年底攻占槟城，并在1942年长驱直下新加坡。在英国不战而降的耻辱下，马新人民饱受日本蝗军3年零8个月的蹂躏和糟蹋，罄竹难书。
在此危难时刻，马共的游击战争也给英军提供一个共同反日的机会。就这样在1943年时，英军与马共联手抗日，首次出现两个迥然不同的集团竟能走在一块。
尽管这之中隐藏的秘密在当时不为人所知（包括马共书记长莱特是潜伏在马共中的法、日、英三面特务），但马共与英国的合作基本上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45年8月15日宣告投降后，马共也从森林走进城市，并在一些地区接管地方政权。
不过比马共更有系统和更有议程的英国政府，则捷足先登在9月的时候将军舰驶入槟城，派遣第一批英国军人登陆，接着又从新加坡登陆。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英军几乎已占有了马新的大小城市，也自立中央政府。
马共在没有完整计划和缺乏战略下，任由莱特瞎指挥，竟有一半以上（6800名）马共军人复原（1945年12月1日）。这就是说，马共虽仍有另一半的军力未复原和保存一些武器（埋在森林内），但气势已大不如前。在英国决不承认马共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下，马共反扑的能力已大受限制。
就在这紧要关头，英国政府突然在1946年初抛出一个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宪政白皮书，以诱使左翼势力认同和依据西方民主参与政治游戏。
眼见此新政即将推行（因英国下议院已通过），无奈马共的冷淡反应及战后出现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大本营在新加坡）也同样认为是英国延长统治的花招，不予积极响应，终于使到英国在后来改弦易辙。
这是因为， 马来社会对这个快要落实的“马来亚联邦”新政宪采取杯葛的抗议行动，弄得英殖民政府陷入左右不能逢源的窘境。
在阴差阳错下，一个马来政党在拿督翁领导下于1946年宣告诞生，它就是在今日仍然呼风唤雨的巫统。巫统的出现，全面地扭转整个马新政局；也让战后的政治出现更加尖锐化的左右派的斗争。
因此审视马新左翼运动的萌芽和发展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4年-1918）；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939-1945）形成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斗争的高潮。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应吡叻老友联谊会之邀请所作的政治专题演讲摘要，前后共两句钟。总题目是：《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这是第一部分，共分三个部分。）
刊登于2010年5月27日《东方日报》
第二篇：马新左翼运动的跌岩起伏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投降下宣告结束时（1945年8月15日），活跃于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抗日军下山了。从1945年到1948年的三年间，马共以合法的身份在政团活跃，但也时不时遭到英军事政府的取缔、压制和逮捕。因此左翼运动在那个时候表面上看来是“波澜壮阔”的，但实际上已因马共本身的“解甲归田”（6800人放下武器，重返社会）显得在军事上反击不力，处处被英军事政府钳制。而在另一方面，马共也鼓起工潮不断，以向英政府施加压力。在互不相让与冲突升级下，英殖民政府干脆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迫使马共或者“做个良民”，不参加政治运动或者转入地下和重入森林打游击战。就这样马共又从明转暗，又再回到森林重建政治舞台。
有关马共从明到暗的过程中（1945-1948），出现马新政局的大逆转也是马共始料未及的。其一是在战后即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1945年12月），先是标榜走民主路线，后是受马共影响的一个政党，但因为领导人的政见不同，加上英国的监控和压制。它在1948年6月25日宣布自我消失。因此马共在战后建构的第一个外围组织（政党）宣告失败。
其二在马来亚民主同盟活动期间，另一个左翼马来政党也出现了，取名为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它是在1945年10月17日在怡保成立，参与者有马共成员和民族主义斗士。这个政党初期并没有明显的左翼立场，也响应拿督翁的号召，在1946年3月参加马来人团结大会而促成巫统的成立。3个月后，马来国民党退出参与巫统的斗争，投向左翼阵营。
最为明显的是在马共的影响下，马来亚民主同盟在1946年12月12日在吉隆坡组成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并成功地邀请陈祯禄担任主席；较后又于1947年争取李光前（刚成立的马新商联会主席）的加入。不久之后，马来国民党也于1947年2月2日在马来社会催生“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
这两个庞大的组织联合起来是要反对英国单方面与巫统达成新宪制（因为拿督翁领导马来人强烈反对英国抛出的“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政，也就导致巫统的诞生（1946年）。英国乃改弦易辙向巫统靠拢，并认定它为最具代表性的政党，共同签订“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当这份协定的内容在1947年2月份被曝光时，也引起了左翼阵营的强烈反弹。在因势利导下，终于在1947年10月20日爆发有史以来的马新总罢市行动，并提出一部“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以取代“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虽然罢市是成功的，但效果不大甚至是赔本的。这包括
（一） 英国完全不接受“人民宪章”。一意按其原计划让“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在1948年2月生效。
（二） 英军事政府在1948年6月强行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对左翼工团全面镇压，也封闭马共舆论阵地“民声报”。在紧急法令下时局陷入混乱中，马共化整为零，开始了其漫长的森林斗争岁月。
（三） 马来国民党则因其左翼活动和与马共有牵连也于1950年被英军事政府查禁，连同其他的左翼政团也遭到取缔。一部分的干部转入地下活动，另一部分则辗转到其他政党活动。
这意味着1948年是马新政治的分水岭和转捩点。马来亚和新加坡正式在法律上被切割，而左翼的斗争却一如继往地在两地共同开展，但面对的是一个新形势的斗争。因为英军事政府已巧妙地将这个焦点转入本土政党，不让左翼或群众对英国政府产生深刻的仇恨。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鼓励右翼的政党的成立，除了巫统外，印度国大党（1946年成立时是印度尼赫鲁的一个支会）及马华公会（1949年成立，国民党人一度企图控制但未成功）也成立了。
这三个政党在1954年正式联手组成联盟，在1955年的独立前的普选中取得大胜，领导自治邦政府；更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顺理成章成立中央政府。
与此同时，左翼的阵营则以马共的颠沛流离最为显著。在陈平领导下（1947年揭发莱特是大内奸后，陈平被扶为马共总书记），他辗转于吡叻、彭亨与吉兰丹大森林之间，以寻找根据地和立足点。但在没有大后方支援下，只好撤退到马泰边境。换句话说，马共是在1954年才在泰南边境立定脚跟的。但在不久后，马共又忙于和谈了。这印证了当时的马共已有和解之意，希望放下游击生涯。无奈在1955年东姑普选中胜出并出任联合邦首席部长后，认为马共已是强弩之末，除了投诚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条件，也就使到1955年杪轰动一时的华玲会谈一事无成。马共走回森林，东姑在1957年独立后，接过英国的棒子，继续剿共。
就在马共疲于奔命（1948-1953）的时期，另一支与马共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斗争队伍出现了。他们绝大多数人不是马共份子，但服膺和信仰社会主义是不争的事实。这股力量在后来被标签为左翼统一阵线。它借1953年的反黄（黄色文化）运动在新加坡重新整合起来，声势之浩大也带动了学运在战后真正的成长起来。伴随着反黄的成功，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及《中正中学》的学生在1954年展开反服兵役罢课行动，使到学运成为左翼统战的先锋队。1955年的学运达到高潮，竟被批准成立“中学联”（在马绍尔当新加坡首席部长期间）。它们在较后卷入工潮而出现了“工农学”三结合的斗争（灵感取自毛泽东的“工农兵”三结合的政治理论）。更进一步，新加坡的学运也波及马来半岛，从1955年钟灵中学学生反对改制被开除到1956年大罢课，再到1957年和1958年的全国性的学潮此伏彼起，在在反映出左翼统战的斗争在这个非常时期是依靠学运来推动和支援的。
转入60年代，学运扮演的急先锋的角色稍退，让位于新崛起的政治统战挂帅。这就是在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独立后的新形势，一方面马来亚的左翼政党重新出发。劳工党（1952年）与人民党（1955年）于独立日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与回教党有暗中谅解的联系，构成左翼新图像。基本上取代了马共过去公开扮演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左翼政党反对马来西亚成立，马共也同样反对。
因为马来西亚从酝酿到成立（1961-1963）产生了左右派的大斗争，提升成为国际政治的争夺战，也导致左翼阵营的分化。最明显的是1959年上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原本也是左翼统战的前锋，却因马来西亚的成立（当然还有其他理由）导致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阵营正式告别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党（社阵），双方更因此卷入了不可协调和“你死或我亡”的斗争。
当左派统战在马来西亚成立后的连连失利（比如左翼统战的五邦社会主义阵线因1962年的汶莱流产政变而生变；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冲击了左翼的反大马运动及1964年的大选造成左翼的大失败及1966年南大学运的被取缔），已引发了左翼阵营的另类斗争。所谓的另类斗争就是放弃议会斗争，走向街头斗争。这种路向在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越发明显。马共在森林也正在适应“文革”的斗争而走向激进路线。1968年马共突袭队的南下（马来半岛）；1968年劳工党和新加坡社阵发出抵制未来大选的讯息等，已意味着左翼统战准备改变政治路线图，不再迷信议会斗争。
这样一来，在左翼阵线的缺席下，1969年的大选终于让第三势力抬头，这些与左翼统战不相关联甚至是对立的政党，如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则从中崛起。虽然这不意味左翼统战退出政治舞台，它们依然坚守政治信仰，但已开始转移阵地，在社团和学运中再出发。这就是1971年国会重开（1969年“513”事件后的一年半）后，来了一支香港左翼银星艺术团（以长城电影公司为主）的“文革式表演”，终于带动马大华文学会和新加坡大学华文学会在文革的影响下，重新树立起“南大精神”，在校园内大搞左翼文化活动，它们也无形中成了培育左翼干部的温床。
可惜在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及1978年邓小平复出，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破产后，马新左翼运动也正式退出政治舞台，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沧桑史。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应吡叻老友联谊会之邀请所作的政治专题演讲摘要，前后共两句钟。总题目是：《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这是第二部分，共三个部分。）
刊登于2010年6月6日《东方日报》
第三篇：第三势力与新左派初探
当马新左翼政治运动在七八十年代退出政治舞台后，新崛起的政治势力是否是第三势力？这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左翼公开统一阵线在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基本上逐渐减少政治冲突事件乃至在80年代初期自我流放；而马共在1989年与马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也解除武装斗争，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从那一刻起，马新传统的左翼运动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马共成员“解甲归田”或落户泰南）。
这就是说，在90年代之后，由谁取代了马新左翼统战所扮演的角色？而在千禧年后又有否出现新左派？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第三势力的源头和所谓新左派究竟是怎样标签和定位的？
首先，在60年代初期，当新加坡的左翼阵线脱离人民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阵线(1961年)时，它已经抽离人民行动党的左翼因子，且把它归为右翼集团（当时左翼圈子流行的“拉赫曼李光耀反动集团”就是这样来的）。
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执政党，而代表右翼的新加坡联盟又起不了作用，因此在那之后，新加坡政治也就是以“反马来西亚”或“支持马来西亚”作为分水岭，还没明显以左右派来定位。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时，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已在较早举行的大选又取得执政权，使到社阵的反大马运动受到挫折，但两者在新加坡的斗争越趋激烈而不是矛盾缓和。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1964年时，在马来半岛（或称西马）扬出第三势力的旗帜，出其不意地参加马来西亚成立后的首次大选。在那个时候，以马来亚社阵为首的势力仍是波澜壮阔的，它是三个政党的结合体（劳工党、人民党及1963年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的国民议会党的加入）。同样的，它打着反马来西亚的旗号与促成马来西亚落实的联盟对着干。回教党没有加入这个左翼统战，但它默认这样的运动，因为在1963年时，回教党也是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它在其执政的吉兰丹州起诉大马政府，反对将吉兰丹州纳入其中，结果败诉）。
原本是左右派阵线明显的对垒，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插足选举（虽只象征地派出11名国会候选人，但产生的冲击也在日后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顿然使到局面为之一变。在非马来人社会中；尤其是华人社会中掀起思想震荡，既要取代马华又要压下社阵的李光耀凭其个人优势（任新加坡（州）总理），在马来半岛的群众大会卷起千层浪，所到之处，万头攒动，虽然大选成绩行动党出师不利，只胜一国席，但也影响到社阵惨遭失败。
现在看来，不是第三势力发生巨大作用，而是印尼的对抗马来西亚，造成选民（特别是华裔选民）宁可一面倒向支持联盟，也不要冒险支持一个“亲印尼政府”的社阵。就这样，联盟取得辉煌的成绩，马华的陈修信也沾沾自喜的解读是华人票的大回流（虽然在那一年的选举以第三势力再出发的林苍祐率其民主联合党（UDP）在槟城赢得一国四州席，但不算是第三势力崛起，而是凭其个人魅力所致）。
虽然如此，李光耀这一“非共社会主义”理念却在马来西亚成了第三势力，但严格来说，新加坡当时所标榜的尚不是新左派，它在“正统”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是修正派或是西方式的“假”左派（我们将在较后触及什么是“新左派”）。例如李光耀在1965年在马来西亚推动成立的“团总”就是拉拢非联盟的“非共社会主义者”陇在一起形成第三势力。讵料不久后因新加坡的腿出马来西亚，第三势力无法凝成一股的政治力量。
就在新加坡退出马来亚亚后，马来西亚的政局又有奇峰突起的变化，一边是左翼的社阵转向街头斗争，左翼内部开始分裂，而以劳工党杯葛1969年大选退出宪制斗争作为标记。另一边是代表第三势力的反对党，主要是已取代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和收编民主联合党及整合左翼温和份子的民政党作为代表性的政党。但它们都无法探知联盟的巩固或出现松弛，再加上左翼统战已自动放弃议会斗争，也就让新崛起的政党一展身手。说他们是第三势力也可以或说它们取代社阵留下的真空也行，但把他们归纳为“新左派”，那就说不过去了。
果然在1969年的大选后，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的民政党虽穿着“温和社会主义”的大衣，但在内讧底下，林苍祐又本质回归，投入联盟的怀抱及后来成为国阵的成员；甚至连一向以来就与联盟唱对台戏的人民进步党也加入国阵，成为吡叻州的联合政府。人民进步党说不上“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代表着吡州印裔和华裔的力量，是一股第三势力）。这样一来，反对党阵营中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在苦撑局面，虽然它兴起于1969年的大选，但接着下来发生的“513”种族冲突事件，也使到行动党折兵损将（或退党或被扣留）。它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也因在一个时期支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为其内安令辩护，而在70年代中期发生党内的分裂，范俊登就是其中一人反对林吉祥的“亲新加坡的立场”而退出行动党的（他在2004年在重回行动党怀抱，且在吡叻参州选失败后退隐政坛是后话，按不下表），转而在80年代初期领导由叶锦源在1978年退出行动党另组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但在大选中一无所获，也就让这个政党无疾而终。如果可以演绎的话，副秘书长范俊登确实具有新左派的思维（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可惜在那个年代成不了气候，因为马共仍然是一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队伍，新左派仍没有市场。（上）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陈志勤于1972年离开民政后创组社会正义党，他认为民 政已变质沦为右翼政党，与国阵大合唱，也就将温和社会主义的大衣穿在身上。无奈时不予他，在1974年大选时（只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及王裕好中选州议员），到了 1978年又让其政治徒弟陈胜尧接位但败走麦城。社正党至此已到了尽头，这股既非新左派也不是第三势力的政党无法在马来西亚政治史上留下痕迹是预料中事。
情势的转变发生在1990年的大选，那时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声势浩大地成立46精神党，俨然以巫统的替代者立足在政治舞台。它分别结合了回教党和行动党组成的反对党阵线，目的是在赢取执政权，不具强烈的思想意识，只能视为政治利益的“联姻”。虽然在那一年，华社的一些舆论通过行动党（以林晃升为主）喊出了两线制，但得不到马来社会的响应，也只有行动党在1990年唱丰收。无形中，种族在政治上的差异被反映出来。
必须注意的是，在1989年是马共下山的一年，它与马泰政府签署的合艾和平协议，意味着正规的左翼统战结束了政治斗争，也让位于反对党阵线自我标榜其政治立场。它取代了左翼统战的政治角色，但此与“新左派”扯不上关系，也不能视为第三势力。46精神党的失败也就是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只是巫统的翻版。
也只有来到1998年，我国的政局才又有一番新景象，也给新政治思潮留有遐想的空间。这一年身为副首相的安华与首相马哈迪交恶而下台，更被开除出巫统。这一下子，安华凭其个人声望卷起政治千层浪，让马来西亚人民看傻了眼。他的这股势力源自于他70年代组织Abim（回教青年运动），而拥有数以千万计的支持者与“信徒”的政治力量。他用回教的复兴带动新政治潮流，当他在80年代初期被马哈迪收编时，这股力量归顺统治集团；当他在90年代后期与马哈迪翻脸后，这股力量又成为反政府的汹涌波涛。“烈火莫熄”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燃烧起来的。不久之后，安华成立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国民公正党”。相较于回教党而言，安华是从中出现的“第三势力”，既取代已解散的46精神党（后期改成46马来人党，在1996年解散回巢巫统），也不同于侧重宗教的回教党。如果从安华一贯的思想作研究的话，他先是一名回教改革者，后是一名社会改革者，到后来则成为一名政治改革者。这其中的漫长变化反映出安华从未放弃其改革议程，只是他原相信也接受只有巫统才有权力做出改变；当巫统不需要他的时候，他便反过来用另一个思维与右翼路线的巫统顽抗。这种思维属于新第三势力，也十分巧妙地夹带着某种形式的“新左派”的倾向，以显示他不重蹈46精神党的覆辙。例如他在2003年促成左翼的人民党加入公正党，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就是准备让这个政党带有新左派的色彩。虽然人民党的解散并不澈底，后来又复苏了，但气势大不如前。
又例如它在2008年的大选，也让出三个席位于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党”候选人，且有两人分别中选国州席（他们是和丰国会议员古玛医生及雪州哥打白沙罗区州议员纳西尔（党主席）（这个政党虽在1998年成立，但延至2009年才获准注册）。他们两人是在公正党旗下取得胜利的，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安华也具有新左派的思想，可以容纳左派中人加入阵营。抑有进者，在公正党领导层的洗牌中，安华让人民党前主席赛胡申阿里博士担任署理主席意味着这个政党是中间倾左的。
比起民主行动党，公正党具有较为明显的左倾（虽然其政纲未提社会主义，但强调社会正义和公正），而行动党在2000年时已修改其党纲，将“社会主义”字眼去掉，它是在时代大潮流底下（苏联90年的瓦解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大转折。当然也意味着行动党不再扮演“社会主义”的守护神，也就不属于新左派了。它能在政坛上冒出头来是因为人民思想的转变，不再囿于意识形态，而是思变之心切，才有了308 政治海啸。不过如果没有安华的牵头，没有安华的坚持，用新左派的角度审时度时：一方面成功劝说回教党走回民族主义路线，不再诉诸宗教至上，并容忍公正党引进左翼人才（在2004年大选时，回教党的聂阿兹就公开反对公正党的赛胡申阿里在哥打峇鲁角逐国席，理由是他是左翼份子，不被回教党欢迎）。因此在2008年回教党不再反对公正党稍微向左转。
另一方面是安华效应再度发酵，说服行动党以大局为重，别一味排斥回教党，才有了2008年的政治海啸。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又重新划分。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两线制”。一边是国阵；另一边是民联。许多人为两线制在50年后能诞生感到欢欣鼓舞。可惜的是“两线制”正备受挑战，能否形成固定的模式，没人知道。毕竟国阵是不希望两线制改变了一党独大的局面。
正当两线制斗争方兴未艾之际，又有人提出第三势力的建议，以在国阵和民联之间有第三个选择。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柯嘉逊的言论较为出位，不过尚未形成一个舆论。换句话说，这种带有批判性和否定两线制的思想尚未能普及也被认为是操之过急的。
如果说，社会主义党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依附民联，但不归顺民联，形成一种微妙的合作与矛盾体），可以成为第三势力，或可以被视为较正规的“新左派”，（自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那也是过于单纯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就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党的自力更生尚待考验，它若离开公正党自行提名大选能否胜出倒是一个大疑问。这就是说，在现阶段，第三势力和新左派只能按安华的演绎来解读，不能按社会主义党或其他左翼人士来主观论释。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第三势力和新左派只是一种倾向和形式乃至是一个影子，主要反映出与国阵有明显的区别。但它尚未形成一种思潮和一股政治运动，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与发展。（下）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应吡叻老友联谊会之邀请所作的政治专题演讲摘要，前后共两句钟。总题目是：《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这是最后部分，本文分三个部分。）
马来亚和新加坡人民的政治醒觉是在孙中山搞革命以后的事，而在孙中山南来之前，马新人民基本上尚未孕育政治的思想，也就是没有所谓反殖民地的斗争。
事情的原由应从孙中山于1900年至1910年前后来马新9次之多说起，他终于在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完全地改变了他本身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
不过，孙中山并没有在马新开展本土政治斗争，而是号召当地的华人支持他在中国搞革命，以推翻满清王朝。当时支持他的以中层阶级为多。
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批中国的文人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开始在马新传播克鲁泡持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吴纯民。
他是福建永春人（以后大批永春人来马与他有一些关系），在1917年来到吉隆坡，并在1918年联合一批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创办了《益群报》，大力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所谓自由平等和平民主义；又在1919年“五四”运动在中国掀起时，他也在马来亚搞杯葛日货运动，终不为英当局所容忍，将他逐回中国。吴纯民坦诚他是锄强权植人道的，因而他后来被视为“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
在“无政府主义”舆论被英殖民政府镇压后，“五四”运动带给马新的基本上是新文化运动。虽也逐渐地在思想上启发华人具有政治意识，但政党政治还是没有被发展起来。
1925年，中国发生上海“五卅”惨案（即上海各界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结果又酿成严重血案，英国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开枪，肇13人死，数十人重伤，53人被拘悲剧），导致中国人民义愤填膺，配合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战斗的号召。
这一年（1925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蒋介石取得国民党控制权后，在翌年撕破国共合作协议，大举杀害共党人，其中不少文人为避开追捕，南来介入了秘密的左翼政治运动。
本来在孙中山来马新时已有同盟会之成立，但只为中国革命之用，不搞本土政治，即使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将其政治组织转成国民党，也同样不卷入本土的反英斗争。直到1926年时，有一批原先属于无政府主义者在转向共产思想而成为中共成员后，又来到马新活动，他们包括张洪城。1928年正月，张洪城等人受中共的委派在新加坡成立“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
1930年，马共在胡志明（即后来的越南国家主席）的主持下秘密成立，它取代了“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会，不再直接受中共的领导。所谓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当苏共在1917年在苏联建立政权后，这个组织在1919年由列宁在莫斯科成立。胡志明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来到马来亚成立共产组织的）。这样一来，马共在当时的国际条件及当地的工人支持下，得以发展成为一股有势力的政治集团，它高举反殖斗争的旗号使到英国殖民政府坐立不安，不时采取行动镇压和逮捕乃至驱逐出境。
1937年，布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MM）被视为第一个马来政党出现在历史舞台，它也高举反殖民主义大旗，因此也不容于英当局而后来将之查禁。
巧合的是，1937年是中国政治的转捩点，也是马新政治的转折点。在中国爆发全民抗日，也促成了国共合作。由于这一影响，马新的华人社会也摒弃党派之分。在陈嘉庚的号召下，不分左右派，也不分国民党或共产党，大家一齐筹款账灾抗日。
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但在1937年全面侵华（它在1931年已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也在1941年底攻占槟城，并在1942年长驱直下新加坡。在英国不战而降的耻辱下，马新人民饱受日本蝗军3年零8个月的蹂躏和糟蹋，罄竹难书。
在此危难时刻，马共的游击战争也给英军提供一个共同反日的机会。就这样在1943年时，英军与马共联手抗日，首次出现两个迥然不同的集团竟能走在一块。
尽管这之中隐藏的秘密在当时不为人所知（包括马共书记长莱特是潜伏在马共中的法、日、英三面特务），但马共与英国的合作基本上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45年8月15日宣告投降后，马共也从森林走进城市，并在一些地区接管地方政权。
不过比马共更有系统和更有议程的英国政府，则捷足先登在9月的时候将军舰驶入槟城，派遣第一批英国军人登陆，接着又从新加坡登陆。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英军几乎已占有了马新的大小城市，也自立中央政府。
马共在没有完整计划和缺乏战略下，任由莱特瞎指挥，竟有一半以上（6800名）马共军人复原（1945年12月1日）。这就是说，马共虽仍有另一半的军力未复原和保存一些武器（埋在森林内），但气势已大不如前。在英国决不承认马共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下，马共反扑的能力已大受限制。
就在这紧要关头，英国政府突然在1946年初抛出一个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宪政白皮书，以诱使左翼势力认同和依据西方民主参与政治游戏。
眼见此新政即将推行（因英国下议院已通过），无奈马共的冷淡反应及战后出现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大本营在新加坡）也同样认为是英国延长统治的花招，不予积极响应，终于使到英国在后来改弦易辙。
这是因为， 马来社会对这个快要落实的“马来亚联邦”新政宪采取杯葛的抗议行动，弄得英殖民政府陷入左右不能逢源的窘境。
在阴差阳错下，一个马来政党在拿督翁领导下于1946年宣告诞生，它就是在今日仍然呼风唤雨的巫统。巫统的出现，全面地扭转整个马新政局；也让战后的政治出现更加尖锐化的左右派的斗争。
因此审视马新左翼运动的萌芽和发展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4年-1918）；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939-1945）形成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斗争的高潮。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应吡叻老友联谊会之邀请所作的政治专题演讲摘要，前后共两句钟。总题目是：《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这是第一部分，共分三个部分。）
刊登于2010年5月27日《东方日报》
第二篇：马新左翼运动的跌岩起伏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投降下宣告结束时（1945年8月15日），活跃于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抗日军下山了。从1945年到1948年的三年间，马共以合法的身份在政团活跃，但也时不时遭到英军事政府的取缔、压制和逮捕。因此左翼运动在那个时候表面上看来是“波澜壮阔”的，但实际上已因马共本身的“解甲归田”（6800人放下武器，重返社会）显得在军事上反击不力，处处被英军事政府钳制。而在另一方面，马共也鼓起工潮不断，以向英政府施加压力。在互不相让与冲突升级下，英殖民政府干脆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迫使马共或者“做个良民”，不参加政治运动或者转入地下和重入森林打游击战。就这样马共又从明转暗，又再回到森林重建政治舞台。
有关马共从明到暗的过程中（1945-1948），出现马新政局的大逆转也是马共始料未及的。其一是在战后即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1945年12月），先是标榜走民主路线，后是受马共影响的一个政党，但因为领导人的政见不同，加上英国的监控和压制。它在1948年6月25日宣布自我消失。因此马共在战后建构的第一个外围组织（政党）宣告失败。
其二在马来亚民主同盟活动期间，另一个左翼马来政党也出现了，取名为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它是在1945年10月17日在怡保成立，参与者有马共成员和民族主义斗士。这个政党初期并没有明显的左翼立场，也响应拿督翁的号召，在1946年3月参加马来人团结大会而促成巫统的成立。3个月后，马来国民党退出参与巫统的斗争，投向左翼阵营。
最为明显的是在马共的影响下，马来亚民主同盟在1946年12月12日在吉隆坡组成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并成功地邀请陈祯禄担任主席；较后又于1947年争取李光前（刚成立的马新商联会主席）的加入。不久之后，马来国民党也于1947年2月2日在马来社会催生“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
这两个庞大的组织联合起来是要反对英国单方面与巫统达成新宪制（因为拿督翁领导马来人强烈反对英国抛出的“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政，也就导致巫统的诞生（1946年）。英国乃改弦易辙向巫统靠拢，并认定它为最具代表性的政党，共同签订“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当这份协定的内容在1947年2月份被曝光时，也引起了左翼阵营的强烈反弹。在因势利导下，终于在1947年10月20日爆发有史以来的马新总罢市行动，并提出一部“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以取代“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虽然罢市是成功的，但效果不大甚至是赔本的。这包括
（一） 英国完全不接受“人民宪章”。一意按其原计划让“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在1948年2月生效。
（二） 英军事政府在1948年6月强行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对左翼工团全面镇压，也封闭马共舆论阵地“民声报”。在紧急法令下时局陷入混乱中，马共化整为零，开始了其漫长的森林斗争岁月。
（三） 马来国民党则因其左翼活动和与马共有牵连也于1950年被英军事政府查禁，连同其他的左翼政团也遭到取缔。一部分的干部转入地下活动，另一部分则辗转到其他政党活动。
这意味着1948年是马新政治的分水岭和转捩点。马来亚和新加坡正式在法律上被切割，而左翼的斗争却一如继往地在两地共同开展，但面对的是一个新形势的斗争。因为英军事政府已巧妙地将这个焦点转入本土政党，不让左翼或群众对英国政府产生深刻的仇恨。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鼓励右翼的政党的成立，除了巫统外，印度国大党（1946年成立时是印度尼赫鲁的一个支会）及马华公会（1949年成立，国民党人一度企图控制但未成功）也成立了。
这三个政党在1954年正式联手组成联盟，在1955年的独立前的普选中取得大胜，领导自治邦政府；更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顺理成章成立中央政府。
与此同时，左翼的阵营则以马共的颠沛流离最为显著。在陈平领导下（1947年揭发莱特是大内奸后，陈平被扶为马共总书记），他辗转于吡叻、彭亨与吉兰丹大森林之间，以寻找根据地和立足点。但在没有大后方支援下，只好撤退到马泰边境。换句话说，马共是在1954年才在泰南边境立定脚跟的。但在不久后，马共又忙于和谈了。这印证了当时的马共已有和解之意，希望放下游击生涯。无奈在1955年东姑普选中胜出并出任联合邦首席部长后，认为马共已是强弩之末，除了投诚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条件，也就使到1955年杪轰动一时的华玲会谈一事无成。马共走回森林，东姑在1957年独立后，接过英国的棒子，继续剿共。
就在马共疲于奔命（1948-1953）的时期，另一支与马共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斗争队伍出现了。他们绝大多数人不是马共份子，但服膺和信仰社会主义是不争的事实。这股力量在后来被标签为左翼统一阵线。它借1953年的反黄（黄色文化）运动在新加坡重新整合起来，声势之浩大也带动了学运在战后真正的成长起来。伴随着反黄的成功，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及《中正中学》的学生在1954年展开反服兵役罢课行动，使到学运成为左翼统战的先锋队。1955年的学运达到高潮，竟被批准成立“中学联”（在马绍尔当新加坡首席部长期间）。它们在较后卷入工潮而出现了“工农学”三结合的斗争（灵感取自毛泽东的“工农兵”三结合的政治理论）。更进一步，新加坡的学运也波及马来半岛，从1955年钟灵中学学生反对改制被开除到1956年大罢课，再到1957年和1958年的全国性的学潮此伏彼起，在在反映出左翼统战的斗争在这个非常时期是依靠学运来推动和支援的。
转入60年代，学运扮演的急先锋的角色稍退，让位于新崛起的政治统战挂帅。这就是在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独立后的新形势，一方面马来亚的左翼政党重新出发。劳工党（1952年）与人民党（1955年）于独立日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与回教党有暗中谅解的联系，构成左翼新图像。基本上取代了马共过去公开扮演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左翼政党反对马来西亚成立，马共也同样反对。
因为马来西亚从酝酿到成立（1961-1963）产生了左右派的大斗争，提升成为国际政治的争夺战，也导致左翼阵营的分化。最明显的是1959年上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原本也是左翼统战的前锋，却因马来西亚的成立（当然还有其他理由）导致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阵营正式告别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党（社阵），双方更因此卷入了不可协调和“你死或我亡”的斗争。
当左派统战在马来西亚成立后的连连失利（比如左翼统战的五邦社会主义阵线因1962年的汶莱流产政变而生变；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冲击了左翼的反大马运动及1964年的大选造成左翼的大失败及1966年南大学运的被取缔），已引发了左翼阵营的另类斗争。所谓的另类斗争就是放弃议会斗争，走向街头斗争。这种路向在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越发明显。马共在森林也正在适应“文革”的斗争而走向激进路线。1968年马共突袭队的南下（马来半岛）；1968年劳工党和新加坡社阵发出抵制未来大选的讯息等，已意味着左翼统战准备改变政治路线图，不再迷信议会斗争。
这样一来，在左翼阵线的缺席下，1969年的大选终于让第三势力抬头，这些与左翼统战不相关联甚至是对立的政党，如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则从中崛起。虽然这不意味左翼统战退出政治舞台，它们依然坚守政治信仰，但已开始转移阵地，在社团和学运中再出发。这就是1971年国会重开（1969年“513”事件后的一年半）后，来了一支香港左翼银星艺术团（以长城电影公司为主）的“文革式表演”，终于带动马大华文学会和新加坡大学华文学会在文革的影响下，重新树立起“南大精神”，在校园内大搞左翼文化活动，它们也无形中成了培育左翼干部的温床。
可惜在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及1978年邓小平复出，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破产后，马新左翼运动也正式退出政治舞台，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沧桑史。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应吡叻老友联谊会之邀请所作的政治专题演讲摘要，前后共两句钟。总题目是：《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这是第二部分，共三个部分。）
刊登于2010年6月6日《东方日报》
第三篇：第三势力与新左派初探
当马新左翼政治运动在七八十年代退出政治舞台后，新崛起的政治势力是否是第三势力？这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左翼公开统一阵线在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基本上逐渐减少政治冲突事件乃至在80年代初期自我流放；而马共在1989年与马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也解除武装斗争，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从那一刻起，马新传统的左翼运动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马共成员“解甲归田”或落户泰南）。
这就是说，在90年代之后，由谁取代了马新左翼统战所扮演的角色？而在千禧年后又有否出现新左派？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第三势力的源头和所谓新左派究竟是怎样标签和定位的？
首先，在60年代初期，当新加坡的左翼阵线脱离人民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阵线(1961年)时，它已经抽离人民行动党的左翼因子，且把它归为右翼集团（当时左翼圈子流行的“拉赫曼李光耀反动集团”就是这样来的）。
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执政党，而代表右翼的新加坡联盟又起不了作用，因此在那之后，新加坡政治也就是以“反马来西亚”或“支持马来西亚”作为分水岭，还没明显以左右派来定位。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时，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已在较早举行的大选又取得执政权，使到社阵的反大马运动受到挫折，但两者在新加坡的斗争越趋激烈而不是矛盾缓和。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1964年时，在马来半岛（或称西马）扬出第三势力的旗帜，出其不意地参加马来西亚成立后的首次大选。在那个时候，以马来亚社阵为首的势力仍是波澜壮阔的，它是三个政党的结合体（劳工党、人民党及1963年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的国民议会党的加入）。同样的，它打着反马来西亚的旗号与促成马来西亚落实的联盟对着干。回教党没有加入这个左翼统战，但它默认这样的运动，因为在1963年时，回教党也是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它在其执政的吉兰丹州起诉大马政府，反对将吉兰丹州纳入其中，结果败诉）。
原本是左右派阵线明显的对垒，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插足选举（虽只象征地派出11名国会候选人，但产生的冲击也在日后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顿然使到局面为之一变。在非马来人社会中；尤其是华人社会中掀起思想震荡，既要取代马华又要压下社阵的李光耀凭其个人优势（任新加坡（州）总理），在马来半岛的群众大会卷起千层浪，所到之处，万头攒动，虽然大选成绩行动党出师不利，只胜一国席，但也影响到社阵惨遭失败。
现在看来，不是第三势力发生巨大作用，而是印尼的对抗马来西亚，造成选民（特别是华裔选民）宁可一面倒向支持联盟，也不要冒险支持一个“亲印尼政府”的社阵。就这样，联盟取得辉煌的成绩，马华的陈修信也沾沾自喜的解读是华人票的大回流（虽然在那一年的选举以第三势力再出发的林苍祐率其民主联合党（UDP）在槟城赢得一国四州席，但不算是第三势力崛起，而是凭其个人魅力所致）。
虽然如此，李光耀这一“非共社会主义”理念却在马来西亚成了第三势力，但严格来说，新加坡当时所标榜的尚不是新左派，它在“正统”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是修正派或是西方式的“假”左派（我们将在较后触及什么是“新左派”）。例如李光耀在1965年在马来西亚推动成立的“团总”就是拉拢非联盟的“非共社会主义者”陇在一起形成第三势力。讵料不久后因新加坡的腿出马来西亚，第三势力无法凝成一股的政治力量。
就在新加坡退出马来亚亚后，马来西亚的政局又有奇峰突起的变化，一边是左翼的社阵转向街头斗争，左翼内部开始分裂，而以劳工党杯葛1969年大选退出宪制斗争作为标记。另一边是代表第三势力的反对党，主要是已取代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和收编民主联合党及整合左翼温和份子的民政党作为代表性的政党。但它们都无法探知联盟的巩固或出现松弛，再加上左翼统战已自动放弃议会斗争，也就让新崛起的政党一展身手。说他们是第三势力也可以或说它们取代社阵留下的真空也行，但把他们归纳为“新左派”，那就说不过去了。
果然在1969年的大选后，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的民政党虽穿着“温和社会主义”的大衣，但在内讧底下，林苍祐又本质回归，投入联盟的怀抱及后来成为国阵的成员；甚至连一向以来就与联盟唱对台戏的人民进步党也加入国阵，成为吡叻州的联合政府。人民进步党说不上“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代表着吡州印裔和华裔的力量，是一股第三势力）。这样一来，反对党阵营中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在苦撑局面，虽然它兴起于1969年的大选，但接着下来发生的“513”种族冲突事件，也使到行动党折兵损将（或退党或被扣留）。它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也因在一个时期支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为其内安令辩护，而在70年代中期发生党内的分裂，范俊登就是其中一人反对林吉祥的“亲新加坡的立场”而退出行动党的（他在2004年在重回行动党怀抱，且在吡叻参州选失败后退隐政坛是后话，按不下表），转而在80年代初期领导由叶锦源在1978年退出行动党另组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但在大选中一无所获，也就让这个政党无疾而终。如果可以演绎的话，副秘书长范俊登确实具有新左派的思维（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可惜在那个年代成不了气候，因为马共仍然是一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队伍，新左派仍没有市场。（上）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陈志勤于1972年离开民政后创组社会正义党，他认为民 政已变质沦为右翼政党，与国阵大合唱，也就将温和社会主义的大衣穿在身上。无奈时不予他，在1974年大选时（只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及王裕好中选州议员），到了 1978年又让其政治徒弟陈胜尧接位但败走麦城。社正党至此已到了尽头，这股既非新左派也不是第三势力的政党无法在马来西亚政治史上留下痕迹是预料中事。
情势的转变发生在1990年的大选，那时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声势浩大地成立46精神党，俨然以巫统的替代者立足在政治舞台。它分别结合了回教党和行动党组成的反对党阵线，目的是在赢取执政权，不具强烈的思想意识，只能视为政治利益的“联姻”。虽然在那一年，华社的一些舆论通过行动党（以林晃升为主）喊出了两线制，但得不到马来社会的响应，也只有行动党在1990年唱丰收。无形中，种族在政治上的差异被反映出来。
必须注意的是，在1989年是马共下山的一年，它与马泰政府签署的合艾和平协议，意味着正规的左翼统战结束了政治斗争，也让位于反对党阵线自我标榜其政治立场。它取代了左翼统战的政治角色，但此与“新左派”扯不上关系，也不能视为第三势力。46精神党的失败也就是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只是巫统的翻版。
也只有来到1998年，我国的政局才又有一番新景象，也给新政治思潮留有遐想的空间。这一年身为副首相的安华与首相马哈迪交恶而下台，更被开除出巫统。这一下子，安华凭其个人声望卷起政治千层浪，让马来西亚人民看傻了眼。他的这股势力源自于他70年代组织Abim（回教青年运动），而拥有数以千万计的支持者与“信徒”的政治力量。他用回教的复兴带动新政治潮流，当他在80年代初期被马哈迪收编时，这股力量归顺统治集团；当他在90年代后期与马哈迪翻脸后，这股力量又成为反政府的汹涌波涛。“烈火莫熄”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燃烧起来的。不久之后，安华成立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国民公正党”。相较于回教党而言，安华是从中出现的“第三势力”，既取代已解散的46精神党（后期改成46马来人党，在1996年解散回巢巫统），也不同于侧重宗教的回教党。如果从安华一贯的思想作研究的话，他先是一名回教改革者，后是一名社会改革者，到后来则成为一名政治改革者。这其中的漫长变化反映出安华从未放弃其改革议程，只是他原相信也接受只有巫统才有权力做出改变；当巫统不需要他的时候，他便反过来用另一个思维与右翼路线的巫统顽抗。这种思维属于新第三势力，也十分巧妙地夹带着某种形式的“新左派”的倾向，以显示他不重蹈46精神党的覆辙。例如他在2003年促成左翼的人民党加入公正党，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就是准备让这个政党带有新左派的色彩。虽然人民党的解散并不澈底，后来又复苏了，但气势大不如前。
又例如它在2008年的大选，也让出三个席位于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党”候选人，且有两人分别中选国州席（他们是和丰国会议员古玛医生及雪州哥打白沙罗区州议员纳西尔（党主席）（这个政党虽在1998年成立，但延至2009年才获准注册）。他们两人是在公正党旗下取得胜利的，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安华也具有新左派的思想，可以容纳左派中人加入阵营。抑有进者，在公正党领导层的洗牌中，安华让人民党前主席赛胡申阿里博士担任署理主席意味着这个政党是中间倾左的。
比起民主行动党，公正党具有较为明显的左倾（虽然其政纲未提社会主义，但强调社会正义和公正），而行动党在2000年时已修改其党纲，将“社会主义”字眼去掉，它是在时代大潮流底下（苏联90年的瓦解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大转折。当然也意味着行动党不再扮演“社会主义”的守护神，也就不属于新左派了。它能在政坛上冒出头来是因为人民思想的转变，不再囿于意识形态，而是思变之心切，才有了308 政治海啸。不过如果没有安华的牵头，没有安华的坚持，用新左派的角度审时度时：一方面成功劝说回教党走回民族主义路线，不再诉诸宗教至上，并容忍公正党引进左翼人才（在2004年大选时，回教党的聂阿兹就公开反对公正党的赛胡申阿里在哥打峇鲁角逐国席，理由是他是左翼份子，不被回教党欢迎）。因此在2008年回教党不再反对公正党稍微向左转。
另一方面是安华效应再度发酵，说服行动党以大局为重，别一味排斥回教党，才有了2008年的政治海啸。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又重新划分。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两线制”。一边是国阵；另一边是民联。许多人为两线制在50年后能诞生感到欢欣鼓舞。可惜的是“两线制”正备受挑战，能否形成固定的模式，没人知道。毕竟国阵是不希望两线制改变了一党独大的局面。
正当两线制斗争方兴未艾之际，又有人提出第三势力的建议，以在国阵和民联之间有第三个选择。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柯嘉逊的言论较为出位，不过尚未形成一个舆论。换句话说，这种带有批判性和否定两线制的思想尚未能普及也被认为是操之过急的。
如果说，社会主义党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依附民联，但不归顺民联，形成一种微妙的合作与矛盾体），可以成为第三势力，或可以被视为较正规的“新左派”，（自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那也是过于单纯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就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党的自力更生尚待考验，它若离开公正党自行提名大选能否胜出倒是一个大疑问。这就是说，在现阶段，第三势力和新左派只能按安华的演绎来解读，不能按社会主义党或其他左翼人士来主观论释。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第三势力和新左派只是一种倾向和形式乃至是一个影子，主要反映出与国阵有明显的区别。但它尚未形成一种思潮和一股政治运动，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与发展。（下）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应吡叻老友联谊会之邀请所作的政治专题演讲摘要，前后共两句钟。总题目是：《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这是最后部分，本文分三个部分。）
28.6.10
读书、藏书、写书 （天下纵横）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买书、看书、藏书和写书的小品文，但一直没提起笔，直到何国忠副部长在我的新书推介礼上讲了一番话后，让我觉得也应该说说我的“书房观”。
何博士说，他有藏书逾万本，也相信我有不相上下的藏书。虽然不是每本书都看过，甚至是没翻过的，也就让它搁在书架上，但若是要用到时，可就十分珍贵了。这就是藏书的价值。
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我累积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有许多买回来的书是搁在书架上而从来没有看过。这不算是一种浪费，而是读书人的一个嗜好。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对书爱不释手？说来也算是迟来的习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才开始对阅读产生兴趣，先是看报纸，后是看杂志，接着就到图书馆借书来看。
那个时候我没有书橱，也没有书架，只在小房间内堆少数的书。大概是高中二那年，第一次向《星槟日报》投稿被采用，而后就经常投稿。说来你也不相信，我第一篇稿是发表在《星槟日报》的《星艺》版，而不是《学生园地》。它是一首诗歌，我仍然保存着。我后来才知道《星艺》是供成年人或作家投稿的，不是学生实习的园地，因此就转投《学生园地》。
在那之后，我也投稿给学校的刊物，如《韩中生活》和《韩风》等。就这样我喜欢上文艺，也经常阅读文艺书。及后又涉及政治书籍，但上了高三，我更喜欢看历史书。我对历史的偏好是在一位老师陈守仁（来自香港，是钱缪的高足，后来成为博士）的指导下发生的。从那时起，我对历史事件的年代是熟悉到能背出来的。
因为历史课的成绩标青，我毕业那一年报考南洋大学的历史系，结果被录取了。就这样，我又和云南园结了缘，在相思树下的林荫大道，南大湖畔是我每天都要走过的地方。
后来我进入报界服务（《星洲日报》）。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除了阅读多份报纸外，也拼命地看书。因为有了收入，虽然薪水不高，但我已拥有自己的小书橱，今天看来这个书橱小得可怜，顶多装得下100本书。
说来也难于置信，我在70年代转入《星槟日报》当编辑时，我对年少就投稿《星艺》版的事不禁哑然失笑，我当时这么自信地想：在高中时，我的文采还可以登大雅之堂呢？（当然在《星槟》服务，我的稿要投在哪一版都没问题）
接着下来，我的写作是不断增加的，既写社论（先是一周一篇，后来两篇，再增至三篇乃至四篇），后又多写时事评论。因此不读书是不行的。就这样，我为自己辟一个小书房，也有了书架，一步一步地使藏书不断地增加，增加到连书架也放不下了。书本及报刊尽是充斥房间，在报社内更有自己的藏书。久而久之，我的生活就是与报纸为伍，与书本结伴，而编新闻及写评论成为我的专业和职业，我把自己“训练”成“很会看书”的人，什么叫很会看书的人？这也是自己锻炼而成的技巧。当我没有充足的时候阅完整本书时，就只有“抽所要的”来读和消化；而更多的时候是先看书的绪言及后记，这样你就知道内容大纲了。
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喜欢逛书店，国内的国外的，都会留连三几个小时，往往一进书店就出不来，而且每次都买了一堆又一堆的书；尤其是80年代开始往中国跑的时候，我买下的书是随着我订货的货轮配来的。
到了90年代，我把我的书房天地大大扩大了，整个面积尽是书架和数不完的书（当然无法与正规的图书馆比较。只是对我而言，一个人有这么多书，不是“汗牛充栋”又是什么？）。我曾私下稍为点算一下，到了今天藏书已是超过一万本，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因为有增无减，我的书房几乎可以用“乱作一团”来形容，我无法使书房干净整齐，因为我在写稿时要用到很多的资料，因此摆在书桌上的书是“东歪西倒”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在哪里找资料。
我的书房是我的世界，我享受这样的生活，尤其是在夜晚和夜深人静时，读书和写书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先后写过多少篇（长和短）的文章，在长达45年的写作生涯中（间中扣掉10年停笔，也有35年的写作期），粗略估计也写过成千上万的文章，出版过10本著作。
虽然回报也许是在许多年以后，也许是什么都没有，但都没有关系，因为一个读书人在世时，已从他的书房看尽天下事，一生无憾了！这就是一个读书人对书房的眷恋与执著的最大原因。
刊登于2010年6月28日《号外周报》
何博士说，他有藏书逾万本，也相信我有不相上下的藏书。虽然不是每本书都看过，甚至是没翻过的，也就让它搁在书架上，但若是要用到时，可就十分珍贵了。这就是藏书的价值。
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我累积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有许多买回来的书是搁在书架上而从来没有看过。这不算是一种浪费，而是读书人的一个嗜好。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对书爱不释手？说来也算是迟来的习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才开始对阅读产生兴趣，先是看报纸，后是看杂志，接着就到图书馆借书来看。
那个时候我没有书橱，也没有书架，只在小房间内堆少数的书。大概是高中二那年，第一次向《星槟日报》投稿被采用，而后就经常投稿。说来你也不相信，我第一篇稿是发表在《星槟日报》的《星艺》版，而不是《学生园地》。它是一首诗歌，我仍然保存着。我后来才知道《星艺》是供成年人或作家投稿的，不是学生实习的园地，因此就转投《学生园地》。
在那之后，我也投稿给学校的刊物，如《韩中生活》和《韩风》等。就这样我喜欢上文艺，也经常阅读文艺书。及后又涉及政治书籍，但上了高三，我更喜欢看历史书。我对历史的偏好是在一位老师陈守仁（来自香港，是钱缪的高足，后来成为博士）的指导下发生的。从那时起，我对历史事件的年代是熟悉到能背出来的。
因为历史课的成绩标青，我毕业那一年报考南洋大学的历史系，结果被录取了。就这样，我又和云南园结了缘，在相思树下的林荫大道，南大湖畔是我每天都要走过的地方。
后来我进入报界服务（《星洲日报》）。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除了阅读多份报纸外，也拼命地看书。因为有了收入，虽然薪水不高，但我已拥有自己的小书橱，今天看来这个书橱小得可怜，顶多装得下100本书。
说来也难于置信，我在70年代转入《星槟日报》当编辑时，我对年少就投稿《星艺》版的事不禁哑然失笑，我当时这么自信地想：在高中时，我的文采还可以登大雅之堂呢？（当然在《星槟》服务，我的稿要投在哪一版都没问题）
接着下来，我的写作是不断增加的，既写社论（先是一周一篇，后来两篇，再增至三篇乃至四篇），后又多写时事评论。因此不读书是不行的。就这样，我为自己辟一个小书房，也有了书架，一步一步地使藏书不断地增加，增加到连书架也放不下了。书本及报刊尽是充斥房间，在报社内更有自己的藏书。久而久之，我的生活就是与报纸为伍，与书本结伴，而编新闻及写评论成为我的专业和职业，我把自己“训练”成“很会看书”的人，什么叫很会看书的人？这也是自己锻炼而成的技巧。当我没有充足的时候阅完整本书时，就只有“抽所要的”来读和消化；而更多的时候是先看书的绪言及后记，这样你就知道内容大纲了。
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喜欢逛书店，国内的国外的，都会留连三几个小时，往往一进书店就出不来，而且每次都买了一堆又一堆的书；尤其是80年代开始往中国跑的时候，我买下的书是随着我订货的货轮配来的。
到了90年代，我把我的书房天地大大扩大了，整个面积尽是书架和数不完的书（当然无法与正规的图书馆比较。只是对我而言，一个人有这么多书，不是“汗牛充栋”又是什么？）。我曾私下稍为点算一下，到了今天藏书已是超过一万本，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因为有增无减，我的书房几乎可以用“乱作一团”来形容，我无法使书房干净整齐，因为我在写稿时要用到很多的资料，因此摆在书桌上的书是“东歪西倒”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在哪里找资料。
我的书房是我的世界，我享受这样的生活，尤其是在夜晚和夜深人静时，读书和写书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先后写过多少篇（长和短）的文章，在长达45年的写作生涯中（间中扣掉10年停笔，也有35年的写作期），粗略估计也写过成千上万的文章，出版过10本著作。
虽然回报也许是在许多年以后，也许是什么都没有，但都没有关系，因为一个读书人在世时，已从他的书房看尽天下事，一生无憾了！这就是一个读书人对书房的眷恋与执著的最大原因。
刊登于2010年6月28日《号外周报》
透视巴勒斯坦的政教问题 （直挂云帆）
本月初，国能大学的辩论队与我交流一个关于民族与宗教的问题，有关的课题是探讨中东冲突的主因是民族主义（或种族）的斗争还是宗教差异所致。
整个故事我们需要推前到公元前3000年（距离我们今天有5000年左右）。最先是迦南人在巴勒斯坦过着游牧的生活。到了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一支属于希伯来族的人（后称以色列人或犹太人），陆续的迁入这个地方，他们也征服了迦南族人。
由于巴勒斯坦地区在公元前1500年发生大饥荒，导致希伯来人移居埃及，公元前1200年，因不堪埃及法老的奴役，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逃出埃及，后登上西奈山，接受上帝制定的“十诫”，犹太教因而创立。
公元前1020年，希伯来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希伯来王国，定都耶路撒冷，犹太教进一步发展成国教。
公元前925年，希伯来王国分裂，北部称以色列国，南部称犹大国。后来凡是希伯来人概称为犹太人。在公元前722年和658年，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分别被亚述王国及巴比伦王国灭亡。
在饱受折磨与苦难数百年后，犹太人在公元前165年建立起不安定的马卡比王国（哈斯蒙尼王朝），是为犹太民族“短暂的复兴”。其土地面积涵盖整个巴勒斯坦，但实行政教合一，祭司掌控大权。公元前63年，这个国家被罗马帝国征服，犹太人从此失去国家到处流浪（当时有700万人口），成为被流放的民族。到了公元3世纪时，犹太人只剩下不足二百万人。
虽然如此，受尽摧残与迫害的犹太人竟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在公元500年时，用150年的时间，为犹太教制定一部圣典。犹太人凭这部圣典的陪伴，把其形容为犹太人的手提祖国。
就在犹太人被逼害和犹太国灭亡后，在公元前4年，一位犹太人后裔，取名为耶稣的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诞生。耶稣并没有带领犹太人复国的斗争，而是要使自己成为人类的“救世主”。于是在公元52年出现了基督教。
在耶稣的巨大影响下，基督教于公元380年被罗马帝国承认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并立为国教。虽然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但两者命运大不相同，犹太教也就靠边站了。抑有进者，罗马帝王且下令禁止犹太人任公职及服兵役。也因之基督教公开歧视和丑化了犹太教，以致犹太人的复国更是遥遥无期了。
吊诡的是，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来自中东沙地阿拉伯崛起一个新兴宗教，创始人是被誉为先知的穆罕默德（公元570-623年）。这个定名为伊斯兰的宗教在不久之后把政治军事力量扩展到巴勒斯坦。就这样伊斯兰教又在巴勒斯坦扎根了。
于是乎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因为历史的阴差阳错，它让我们看到了最先出现的是犹太教（公元前1220年）；到了公元1世纪又出现基督教（公元52年）；再过600年，伊斯兰教在沙地阿拉伯诞生（公元622年），更在公元634年将巴勒斯坦归为一个行省。
这样一来，巴勒斯坦既成为三大宗教之地盘，也成为必争之地，终于给相关的民族带来无穷尽的悲剧。如果分成种族的话，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西方社会）欧洲人的；而伊斯兰教（回教）是阿拉伯人的。
任谁也没有想到，当回教化的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了1400年后，突然间有一个“庞然大物”横空降临在他们的领土上，也就起而反抗。命运注定巴勒斯坦成为超级大国的俎上肉。
这场冲突的背景是这样的：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流浪的过程中，也通过宗教的凝聚力在欧美发挥政经影响力；尤其是后期在英美促成西方强国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国。当时（1947年）联合国通过将巴勒斯坦分成两半，一半给犹太人建以色列国；另一半留给阿拉伯人建阿拉伯国。就这样1948年4月14日犹太人迫不及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是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个胜利。
从以色列立国那天开始，就先后发生五次中东战争，但每一次都是以以色列取得胜利而结束。这之中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究竟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由谁来决定？为什么它不能从一开始就由巴人自行决定？而是由阿拉伯国家“替天行道”？因此它看来是巴勒斯坦以外的国家替巴勒斯坦人打一场没有把握的战争，而且每打一次，原本划分给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就少了一些，到最后是支离破碎的。
在犹太人看来，他们在巴勒斯坦立国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这块土地本来是他们的。他们是被罗马帝国消灭的，因此犹太人的敌人是罗马帝国和后来的基督教，不是阿拉伯国家。从宗教上而言，当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出现后，它在后来是与基督教对着干，更有所谓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中东的历史。因此谈不上犹太教是反伊斯兰教的。同样的，阿拉伯国家打以色列，原先也不是宣称打圣战，基本上不是宗教战争，只是不能容忍以色列的存在。
如果说民族（种族）与宗教的不同是中东的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后来的局面造成的，原本不是这样的。它的变质发生在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兵后，给极端派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个夺权的机会，后者的领导人就是后来被称为恐怖大亨的奥沙马宾拉登。他在阿富汗定脚跟后，于1996年后借巴勒斯坦课题指责美国偏袒以色列，扬言要在阿拉伯世界打一场圣战，以赶走犹太人和消灭以色列国。
这个时候，巴勒斯坦问题已复杂化和国际化，比起五次中东战争更为恐怖，奥沙马更肆无忌惮地向美国宣战（1996年）。
2001年的911事件不幸成了恐怖分子借巴勒斯坦问题向美国“宣战”的第一仗，也就逼使美国还手，因而有了阿富汗及伊拉克被美国反击的故事。因为性质的变化，在911后，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亨廷顿（已故）断定这是西方文明（基督教）与回家文明的冲突。
既然大国卷入，以色列又立场趋硬，使到在70年代崛起的世俗组织巴解机构一直无法掌控局面，而在90年代打着圣战旗帜冒起的激进的哈马斯则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使到中东局面已不是单纯民族解放或宗教差异的冲突了，而是间中也有恐怖组织渗透其中。由于局面剪不断，理还乱，巴勒斯坦人民整整60年来，还是立国不成，这是谁之过？倒可从历史中看到答案。
刊登于2010年6月24日《东方日报》
整个故事我们需要推前到公元前3000年（距离我们今天有5000年左右）。最先是迦南人在巴勒斯坦过着游牧的生活。到了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一支属于希伯来族的人（后称以色列人或犹太人），陆续的迁入这个地方，他们也征服了迦南族人。
由于巴勒斯坦地区在公元前1500年发生大饥荒，导致希伯来人移居埃及，公元前1200年，因不堪埃及法老的奴役，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逃出埃及，后登上西奈山，接受上帝制定的“十诫”，犹太教因而创立。
公元前1020年，希伯来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希伯来王国，定都耶路撒冷，犹太教进一步发展成国教。
公元前925年，希伯来王国分裂，北部称以色列国，南部称犹大国。后来凡是希伯来人概称为犹太人。在公元前722年和658年，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分别被亚述王国及巴比伦王国灭亡。
在饱受折磨与苦难数百年后，犹太人在公元前165年建立起不安定的马卡比王国（哈斯蒙尼王朝），是为犹太民族“短暂的复兴”。其土地面积涵盖整个巴勒斯坦，但实行政教合一，祭司掌控大权。公元前63年，这个国家被罗马帝国征服，犹太人从此失去国家到处流浪（当时有700万人口），成为被流放的民族。到了公元3世纪时，犹太人只剩下不足二百万人。
虽然如此，受尽摧残与迫害的犹太人竟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在公元500年时，用150年的时间，为犹太教制定一部圣典。犹太人凭这部圣典的陪伴，把其形容为犹太人的手提祖国。
就在犹太人被逼害和犹太国灭亡后，在公元前4年，一位犹太人后裔，取名为耶稣的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诞生。耶稣并没有带领犹太人复国的斗争，而是要使自己成为人类的“救世主”。于是在公元52年出现了基督教。
在耶稣的巨大影响下，基督教于公元380年被罗马帝国承认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并立为国教。虽然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但两者命运大不相同，犹太教也就靠边站了。抑有进者，罗马帝王且下令禁止犹太人任公职及服兵役。也因之基督教公开歧视和丑化了犹太教，以致犹太人的复国更是遥遥无期了。
吊诡的是，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来自中东沙地阿拉伯崛起一个新兴宗教，创始人是被誉为先知的穆罕默德（公元570-623年）。这个定名为伊斯兰的宗教在不久之后把政治军事力量扩展到巴勒斯坦。就这样伊斯兰教又在巴勒斯坦扎根了。
于是乎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因为历史的阴差阳错，它让我们看到了最先出现的是犹太教（公元前1220年）；到了公元1世纪又出现基督教（公元52年）；再过600年，伊斯兰教在沙地阿拉伯诞生（公元622年），更在公元634年将巴勒斯坦归为一个行省。
这样一来，巴勒斯坦既成为三大宗教之地盘，也成为必争之地，终于给相关的民族带来无穷尽的悲剧。如果分成种族的话，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西方社会）欧洲人的；而伊斯兰教（回教）是阿拉伯人的。
任谁也没有想到，当回教化的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了1400年后，突然间有一个“庞然大物”横空降临在他们的领土上，也就起而反抗。命运注定巴勒斯坦成为超级大国的俎上肉。
这场冲突的背景是这样的：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流浪的过程中，也通过宗教的凝聚力在欧美发挥政经影响力；尤其是后期在英美促成西方强国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国。当时（1947年）联合国通过将巴勒斯坦分成两半，一半给犹太人建以色列国；另一半留给阿拉伯人建阿拉伯国。就这样1948年4月14日犹太人迫不及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是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个胜利。
从以色列立国那天开始，就先后发生五次中东战争，但每一次都是以以色列取得胜利而结束。这之中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究竟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由谁来决定？为什么它不能从一开始就由巴人自行决定？而是由阿拉伯国家“替天行道”？因此它看来是巴勒斯坦以外的国家替巴勒斯坦人打一场没有把握的战争，而且每打一次，原本划分给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就少了一些，到最后是支离破碎的。
在犹太人看来，他们在巴勒斯坦立国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这块土地本来是他们的。他们是被罗马帝国消灭的，因此犹太人的敌人是罗马帝国和后来的基督教，不是阿拉伯国家。从宗教上而言，当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出现后，它在后来是与基督教对着干，更有所谓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中东的历史。因此谈不上犹太教是反伊斯兰教的。同样的，阿拉伯国家打以色列，原先也不是宣称打圣战，基本上不是宗教战争，只是不能容忍以色列的存在。
如果说民族（种族）与宗教的不同是中东的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后来的局面造成的，原本不是这样的。它的变质发生在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兵后，给极端派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个夺权的机会，后者的领导人就是后来被称为恐怖大亨的奥沙马宾拉登。他在阿富汗定脚跟后，于1996年后借巴勒斯坦课题指责美国偏袒以色列，扬言要在阿拉伯世界打一场圣战，以赶走犹太人和消灭以色列国。
这个时候，巴勒斯坦问题已复杂化和国际化，比起五次中东战争更为恐怖，奥沙马更肆无忌惮地向美国宣战（1996年）。
2001年的911事件不幸成了恐怖分子借巴勒斯坦问题向美国“宣战”的第一仗，也就逼使美国还手，因而有了阿富汗及伊拉克被美国反击的故事。因为性质的变化，在911后，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亨廷顿（已故）断定这是西方文明（基督教）与回家文明的冲突。
既然大国卷入，以色列又立场趋硬，使到在70年代崛起的世俗组织巴解机构一直无法掌控局面，而在90年代打着圣战旗帜冒起的激进的哈马斯则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使到中东局面已不是单纯民族解放或宗教差异的冲突了，而是间中也有恐怖组织渗透其中。由于局面剪不断，理还乱，巴勒斯坦人民整整60年来，还是立国不成，这是谁之过？倒可从历史中看到答案。
刊登于2010年6月24日《东方日报》
“六四”事件与李鹏角色 （天下纵横）
刚过不久的六月四日，是中国 “永远的伤痛”。这一天的21年前，也就是1989年6月4日。中国政府决定派军队清除占据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大学生，已经在天安门麇集6个星期了。即使在5月份的时候，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苦口婆心亲自会见学生要求解散，但也没有效果。终于酿成震惊中外的政治悲剧。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这场清洗运动主要是疏散学生，造成的伤亡也是有限的；但参与示威者及海外舆论一直谴责中国政府动用军警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更有传媒夸大地形容“血流成河”的惨剧，把当时的情景描绘成一片黑，一度使到中国政府很被动。
因此当天安门广场爆发清场后中国政府受到的责难是此起彼落的，连外国政府与媒体也大加鞭伐，指责中国违反人权，不尊重民主等等。
就当时甚嚣尘上的传言说，赵紫阳的落难（丢官）是李鹏（总理）促成的。因为李鹏得到保守派的支持，藉此打击赵，并将他拉下马，以便李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虽然邓小平被认为是拍板的人，但舆论的矛头总是指向在位的高层。李鹏也就被冠上天安门“屠夫”的恶名。似乎在一夜之间抹掉其历史地位。后来也证明李鹏在退位后，被人民视为最不得人心的总理。
如果在打倒赵紫阳后，李鹏得以上位，那换来“骂名”也还有“回报”，偏偏煮熟的鸭子飞掉了。出人意料之外的，上位的竟是来自上海的江泽民，他一连三级跳地成为党总书记，后来的国家主席及军委会主席，已非李鹏所能望其项背的。
有人推测邓小平也觉得李鹏不是适当的上位人，因为他是一位备受争议的总理。在天安门事件中背上“黑锅”，也就索性拉江泽民一把。就这样20年过去了。邓小平早已作古（1997），赵紫阳也已离世（2005）；而江泽民也退下来（2002），但六四的阴影依然不散，每年都有人用集会或示威的方式纪念，最彰显的就是香港人民对六四的追悼。今年估计有15万人大游行。虽不能说场面排山倒海，但年轻的一代却不能理解中国为何不平反“六四”，也就年年有争议，年年有批判的言论。
在这方面，台湾的马英九说得比较透彻，他把“平反六四”作为改善和提升中台关系的先决条件。可是中国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把“六四”定性为一场“动乱”，带有反革命的性质，因此不予平反。中国的坚持，自有其本身的理由，而且它也用行动证明“六四”之后的中国又再一次展翅高飞，已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可是，就在“六四”21周年之际，“李鹏日记”却在香港出版。内中的含义除了李鹏要洗脱罪名外，也影射 “六四”事件是邓小平的命令有以致之。
有关的日记，披露了李鹏只是执行邓小平的命令，不是他擅作主张镇压天安门的群众。不过，有学者认为李鹏的日记根本没有爆炸性可言，也无法为自己在政治上洗脱责任。虽然人们会相信邓小平是决策者，但李鹏同样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他在“天安门事件”的角色也成了他的历史包袱。因此他的“李鹏日记”只被看成是“欲盖弥彰”的“文过饰非”的自述，历史还不会原谅他的过去。因为过去有太多令中国感到难堪的事发生在李鹏执政的年代。
由此来看今年的“六四”，即使有李鹏日记的出现，也无法为李鹏作精神上的“解套”。
刊登于2010年6月21日《号外周报》第484期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这场清洗运动主要是疏散学生，造成的伤亡也是有限的；但参与示威者及海外舆论一直谴责中国政府动用军警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更有传媒夸大地形容“血流成河”的惨剧，把当时的情景描绘成一片黑，一度使到中国政府很被动。
因此当天安门广场爆发清场后中国政府受到的责难是此起彼落的，连外国政府与媒体也大加鞭伐，指责中国违反人权，不尊重民主等等。
就当时甚嚣尘上的传言说，赵紫阳的落难（丢官）是李鹏（总理）促成的。因为李鹏得到保守派的支持，藉此打击赵，并将他拉下马，以便李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虽然邓小平被认为是拍板的人，但舆论的矛头总是指向在位的高层。李鹏也就被冠上天安门“屠夫”的恶名。似乎在一夜之间抹掉其历史地位。后来也证明李鹏在退位后，被人民视为最不得人心的总理。
如果在打倒赵紫阳后，李鹏得以上位，那换来“骂名”也还有“回报”，偏偏煮熟的鸭子飞掉了。出人意料之外的，上位的竟是来自上海的江泽民，他一连三级跳地成为党总书记，后来的国家主席及军委会主席，已非李鹏所能望其项背的。
有人推测邓小平也觉得李鹏不是适当的上位人，因为他是一位备受争议的总理。在天安门事件中背上“黑锅”，也就索性拉江泽民一把。就这样20年过去了。邓小平早已作古（1997），赵紫阳也已离世（2005）；而江泽民也退下来（2002），但六四的阴影依然不散，每年都有人用集会或示威的方式纪念，最彰显的就是香港人民对六四的追悼。今年估计有15万人大游行。虽不能说场面排山倒海，但年轻的一代却不能理解中国为何不平反“六四”，也就年年有争议，年年有批判的言论。
在这方面，台湾的马英九说得比较透彻，他把“平反六四”作为改善和提升中台关系的先决条件。可是中国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把“六四”定性为一场“动乱”，带有反革命的性质，因此不予平反。中国的坚持，自有其本身的理由，而且它也用行动证明“六四”之后的中国又再一次展翅高飞，已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可是，就在“六四”21周年之际，“李鹏日记”却在香港出版。内中的含义除了李鹏要洗脱罪名外，也影射 “六四”事件是邓小平的命令有以致之。
有关的日记，披露了李鹏只是执行邓小平的命令，不是他擅作主张镇压天安门的群众。不过，有学者认为李鹏的日记根本没有爆炸性可言，也无法为自己在政治上洗脱责任。虽然人们会相信邓小平是决策者，但李鹏同样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他在“天安门事件”的角色也成了他的历史包袱。因此他的“李鹏日记”只被看成是“欲盖弥彰”的“文过饰非”的自述，历史还不会原谅他的过去。因为过去有太多令中国感到难堪的事发生在李鹏执政的年代。
由此来看今年的“六四”，即使有李鹏日记的出现，也无法为李鹏作精神上的“解套”。
刊登于2010年6月21日《号外周报》第484期
第10大马计划的挑战 （跃马扬鞭）
首相纳吉于6月10日在国会提呈的《第十大马计划》中显示在未来5年内，将投入2300亿元来使国家的经济转型。其中私人企业界将扮演吃重的角色，即在2011至2015年间，每年增长12.8%，使到总投资额达到1150亿元。以此推算在2015年时，私人投资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5%。这就是说，国家经济转型的成败系于私人企业界参与的程度。
虽然其总投资额与第9大马计划不相上下，但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别。5年前的第9大马计划是由前首相阿都拉提出的，它基本上是延续马哈迪的发展计划。时任首相的阿都拉说，第9大马计划与过去的八个大马计划有所不同，因为后者是“透明化”的。在2千2百亿的发展项目中，为显示透明和公正，政府马上对880项新工程进行招标，涉及的数目是150亿元左右；而第10大马计划是纳吉所提出的，强调的策略是转型与改变，以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水平。
虽然阿都拉政府也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将国家的发展分成5大块，即柔南经济特区、北马经济走廊、东海岸经济区及东马的砂沙两州的经济发展，但引发的争议也不少。其中北马经济走廊原是最有看头，也是最戏剧性的。这包括落实第9大马计划中的第二大桥，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当时报章形容阿都拉向槟州送大礼，而人民莫不引颈期盼。
可是到了2007年中期检讨第9大马计划时，两项礼物被收回了，那就是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槟岛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工程取消了，只留下第二大桥这一工程。
此外，在北马经济走廊的规划下，有两项大计划看来也没有下文，其一是在北海建立交通枢钮总站，以成为北马的经济火车头；其二是在槟岛的赛马场兴建别具心裁的槟城城市公园（Penang City Centre），但在308政治海啸后一切都变了样。
虽然在纳吉的第10大马计划内有提及阿都拉遗下的5个经济特区，但也只是轻描淡写，不成为政府的未来重点。因此可以推论5大经济特区的发展将量力而为，而且主要靠私人企业来推动，政府不再作巨额投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知道首相署经济策划组还在维持5个经济特区的办公开销吗？就拿槟城来说，据知是由前玻璃市州务大臣沙希淡担任主席（不是许子根），办事处则设在北海？如果一切操作如常，希望首相署能公布这些办公室的活动概况和开销，以符合阿都拉所说的“透明化”。
正由于第10大马计划没有提及对槟城的大工程，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也有怨言，但副首相慕尤丁则给予驳斥，指说联邦不会放弃槟州，比如槟城已是旅游业的重心区，政府（中央）会置之不理吗？
不过，槟城人民还是想要知道一旦第二大桥即将完工，槟岛如何解决交通拥挤的困境？外环公路还要不要推动？这都是有待中央政府来宣布的。
此外，根据政府公布的第9大马计划的成效来看，其绩效是不彰显的。较为有变化的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从2005年的64万9千名增加到2009年的94万9千名，这30%的增长率是令人满意的。在未来也不难达到大专生占40%的比例（目前已是30%），可惜缺乏高科技人才。
因此，我们注意到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外资公司英特尔的董事经理阿杜巴加瓦在最近的访谈中（星报6月14日）促请马来西亚的大学必须改变大学的课程，培养高科技人才，以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言下之意是希望在人力资本发展方面，大学教育要做出改变，培育足够的高科技人才应对跨国公司留下来发展或争取新外资流入。根据报导，自1972年以来，英特尔已在大马投资130亿元马币，拥有员工超过一万名，其中有25%是科技设计人才。
这人力资本的正当与正确培养是与纳吉所说的国家要转型成功以增加国民收入是不可分割和不谋而合的。如果我国希望在2020年国民人均年所得达到美金12000至15000元之间，那么政府重视人力资本是与开放国内大学成正比例的，收生以绩效为标准，也不能只偏重文商人才，忽视理科人才，不然人才的流失，包括留学生减少回归（独立以来，已有150万精英外流），将会更加严重，也会打击我国经济的转型。
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公布说土著股权已从2006年的19.4%增加到21.9%，虽然这个股权数目有所争议，但政府在第10大马计划中重申要保留30%土著股权，已给政府的经济转型带来消极的影响。
即使首相将亲自挂帅成立土著理事会来协调和监督土著的发展议程，以便有关政策使土著受惠而不是朋党，不过这与早前政府高调宣布要用新经济模式来取代新经济政策显然是不相符的。
其中的原因可以解读成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已遭遇阻力，尤其是右翼集团向政府施加压力。在这方面马哈迪显然有推波助澜之举，他最近频频给土著权威机构（Perkasa）打气，讲些种族性的谈话，已使到纳吉陷入尴尬的窘境。本来“新经济模式”是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的最新转型工具和最高策略，有意当成第10大马计划的“教科书”，但现在看来，新经济模式已成为“参考书”，不再是“人手一册”的课本了。
这样一来，纳吉借助新经济模式来推动“消费税”（GST）也会更有难度，因为这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保留和不可动摇的定位将使到人民和外资对我国的经济转型保持难以消化的心态。因此首相有必要消除人民的疑虑，以便顺利推展其转型路线图。
刊登于2010年6月21日《南洋商报》
虽然其总投资额与第9大马计划不相上下，但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别。5年前的第9大马计划是由前首相阿都拉提出的，它基本上是延续马哈迪的发展计划。时任首相的阿都拉说，第9大马计划与过去的八个大马计划有所不同，因为后者是“透明化”的。在2千2百亿的发展项目中，为显示透明和公正，政府马上对880项新工程进行招标，涉及的数目是150亿元左右；而第10大马计划是纳吉所提出的，强调的策略是转型与改变，以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水平。
虽然阿都拉政府也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将国家的发展分成5大块，即柔南经济特区、北马经济走廊、东海岸经济区及东马的砂沙两州的经济发展，但引发的争议也不少。其中北马经济走廊原是最有看头，也是最戏剧性的。这包括落实第9大马计划中的第二大桥，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当时报章形容阿都拉向槟州送大礼，而人民莫不引颈期盼。
可是到了2007年中期检讨第9大马计划时，两项礼物被收回了，那就是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槟岛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工程取消了，只留下第二大桥这一工程。
此外，在北马经济走廊的规划下，有两项大计划看来也没有下文，其一是在北海建立交通枢钮总站，以成为北马的经济火车头；其二是在槟岛的赛马场兴建别具心裁的槟城城市公园（Penang City Centre），但在308政治海啸后一切都变了样。
虽然在纳吉的第10大马计划内有提及阿都拉遗下的5个经济特区，但也只是轻描淡写，不成为政府的未来重点。因此可以推论5大经济特区的发展将量力而为，而且主要靠私人企业来推动，政府不再作巨额投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知道首相署经济策划组还在维持5个经济特区的办公开销吗？就拿槟城来说，据知是由前玻璃市州务大臣沙希淡担任主席（不是许子根），办事处则设在北海？如果一切操作如常，希望首相署能公布这些办公室的活动概况和开销，以符合阿都拉所说的“透明化”。
正由于第10大马计划没有提及对槟城的大工程，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也有怨言，但副首相慕尤丁则给予驳斥，指说联邦不会放弃槟州，比如槟城已是旅游业的重心区，政府（中央）会置之不理吗？
不过，槟城人民还是想要知道一旦第二大桥即将完工，槟岛如何解决交通拥挤的困境？外环公路还要不要推动？这都是有待中央政府来宣布的。
此外，根据政府公布的第9大马计划的成效来看，其绩效是不彰显的。较为有变化的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从2005年的64万9千名增加到2009年的94万9千名，这30%的增长率是令人满意的。在未来也不难达到大专生占40%的比例（目前已是30%），可惜缺乏高科技人才。
因此，我们注意到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外资公司英特尔的董事经理阿杜巴加瓦在最近的访谈中（星报6月14日）促请马来西亚的大学必须改变大学的课程，培养高科技人才，以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言下之意是希望在人力资本发展方面，大学教育要做出改变，培育足够的高科技人才应对跨国公司留下来发展或争取新外资流入。根据报导，自1972年以来，英特尔已在大马投资130亿元马币，拥有员工超过一万名，其中有25%是科技设计人才。
这人力资本的正当与正确培养是与纳吉所说的国家要转型成功以增加国民收入是不可分割和不谋而合的。如果我国希望在2020年国民人均年所得达到美金12000至15000元之间，那么政府重视人力资本是与开放国内大学成正比例的，收生以绩效为标准，也不能只偏重文商人才，忽视理科人才，不然人才的流失，包括留学生减少回归（独立以来，已有150万精英外流），将会更加严重，也会打击我国经济的转型。
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公布说土著股权已从2006年的19.4%增加到21.9%，虽然这个股权数目有所争议，但政府在第10大马计划中重申要保留30%土著股权，已给政府的经济转型带来消极的影响。
即使首相将亲自挂帅成立土著理事会来协调和监督土著的发展议程，以便有关政策使土著受惠而不是朋党，不过这与早前政府高调宣布要用新经济模式来取代新经济政策显然是不相符的。
其中的原因可以解读成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已遭遇阻力，尤其是右翼集团向政府施加压力。在这方面马哈迪显然有推波助澜之举，他最近频频给土著权威机构（Perkasa）打气，讲些种族性的谈话，已使到纳吉陷入尴尬的窘境。本来“新经济模式”是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的最新转型工具和最高策略，有意当成第10大马计划的“教科书”，但现在看来，新经济模式已成为“参考书”，不再是“人手一册”的课本了。
这样一来，纳吉借助新经济模式来推动“消费税”（GST）也会更有难度，因为这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保留和不可动摇的定位将使到人民和外资对我国的经济转型保持难以消化的心态。因此首相有必要消除人民的疑虑，以便顺利推展其转型路线图。
刊登于2010年6月21日《南洋商报》
评林巧清的“政治宣言” （现代春秋）
我在5月30日的本栏发表了《林巧清杠上林冠英》一文后，在6月14日林巧清以《谁是我的老板？》为题作了回应。
细读之下，原来林巧清搬出一大堆大道理来表明“她的立场和为官之道”，与我所说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担任市议员有“力所不逮”和面对窘境的评论没有直接的联系。她似乎是在发表“政治宣言”。
其实我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点出市政局或地方议会在70年代之后已成为执政党培养“人才”的温床，而在后期为什么不再有非政治组织的人担任市议员？那是因为其一执政党内议席不够分配；其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不一定支持执政党，甚至有时是反对政府的人。
因此我说308后换了新政府后，才又有非政府组织的人重任市议员，包括林巧清在内，但我不知道林冠英明年会不会继续保留“象征性”的市议员或是学了林苍祐那一套，索性用自家人来为民服务？毕竟在执政党看来，地方议会是应该为党取得的政治筹码而不是委任议员来和政府抬杠的。
正由于不久前林巧清的言论出位，显然是市议会中的反对派，才引发我写了文章针对地方议会的功能和非政府组织代表所扮演的角色表达意见。
在这方面，林巧清的回应有几点是我一时也消化不来的。其一，她说她的老板是槟岛人民不是林冠英也不是曹观友。她也是为了这些选民，才同意担任市议员的。
如果她是民选市议员，我认为她的话完全正确，但问题是她是委任的，委任的议员其民意的基础在哪里？就如有些政治人物被委为上议员后，也常被人质问其民意的代表？同样的，林巧清代表了哪一方面的选民？如果没有的话，那当然是执政党提供了机会。
其二，林巧清为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具有争议性的。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自然可以无畏无私地执行工作，并为人民的利益说话，但非政府组织在槟城也是处处存在的，而执政党也只能提供几个席位，也就不可能考虑到它所委任的市议员是否有代表性。即使换其他非政府组织代表相信也不会引起争议（任期只一年）。虽然它不要求这些委任的市议员一定要支持执政党（或州政府），但起码也希望他们是“大事不争，小事可弹”的市议员。
如果按照林巧清所说的，她是执政党的头痛人物之一。
其三，我不是反对林巧清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在市议会内发出“正义之声”，我欣赏她的勇气。但我质疑在委任制下（不是民选），执政党会否长期忍受“自己人打自己人”（委任议员与老板抬杠）的倒米行为。因此我也“担心”她的官运可能不会长久（希望这是杞人忧天，没有的事）。
如果经林巧清这么一弹，明年的非政府组织的市议员又增加的话，那我可服了她。如果没有的话，自然也不是她的错，而是执政党又另有想法。
就我而言，我也曾与林冠英抬杠，因为在我看来，既然地方议员不能民选，民意代表性不强，不如在市政局的组织上来一个调整，除了由执政党挑选市议员外，也应委任政治人物担任市主席。我的意思是说，市议会不能用“保护法令”当成工具来操作，其市主席及市议员也要面对人民；尤其是市主席操有巨大的权力。由政治人物担任可以评估执政党的政绩，要不然凡是市议会做不好都推给公务员承担，那是不大公平的。过去的国州议员不是最喜欢把地方上的“缺点”推给市议会承担吗？这种推卸责任的心态是因为市议会主席不是政治人物，可以对公务员指手划脚，反正这么一骂，也会让人民“听了爽爽的”。可惜这一招不管用了。
我也曾因用陈锦华及丁福南当过市议会主席作为例子来说明政治人物也代表执政党，必须战战兢兢为民服务。而且公平地说，他们当时（1990-1999）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因此我也不了解为什么308后，民联不让市议会“政治化”呢？它对一个州政府的成败是息息相关的。也许林冠英有其他正当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在另一方面，民联也在舆论上“高谈”第三张票，并请了法律专家研究其可行性。就算可行，民联又行得了吗？因此，期望落实第三张票还得等“布城变天”。
在这种情形下，林巧清希望也能参与地方政府选举的法律事宜，显见她也希望地方议会恢复选举，而她自己有朝一日能名正言顺当选民选市议员，不再假手于民联的委任。但这日子也许还长呢！不如从现在开始，准备参加下一届大选（或国或州）。我支持她参加大选，因为她在回应我的文章中，阐明了其政治叛逆性格（不是每个从政者都具有的）。无疑的，她的政治抱负是宏大的，若只担任小小的市议员，那将难展长才。如果民联不把她拉进来，那才是看走了眼呢！
无论如何，我不想对她泼冷水，只是点出在目前的架构下，委任的市议员是有太多的局限性的，不能随心所愿的发挥。林巧清的感同身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再说，相信没有一个政府会允许其所控制的行政组织倒过来与州政府唱反调。在林冠英看来，对上（中央）的角力已绞尽脑汁，若对下（地方议会）又要穷于应对，岂不是自找麻烦？
刊登于2010年6月21日《光华日报》
18.6.10
回教党终于转型 （直挂云帆）
回教党作为一个老牌但仍有雄厚势力的政党，在吉兰丹举行的一连三天的第56届代表大会（6月11日-13日）上反映出这个政党在308政治海啸后又为自己的定位做了重要的调整。
其中较任何时候都更明确表达回教党已拒绝和巫统合作。原本在308之后，巫统与回教党有“暗渡陈仓”，希望组成“团结政府”。当时大力主张回巫合作的回教党领导人有一号哈迪阿旺及二号纳沙鲁丁。但今天这两个人连同回教党长老聂阿兹（丹大臣）则异口同声指出，他们要与民联同在，一起迈向布城。
在这方面，纳沙鲁丁说回教党下一届大选放眼夺取60个国席（目前有23个）。如果回教党真的多拿37个国席，那么根据308的成绩，民联将起而执政中央。不过事情并不会事事如愿，在尚未透视选民的心态前，一切的安排也只能视为一个主观愿景。
按照回教党的推算，另外37个国席，有16席是回教党输少过5000张票的，而其它的21个国席则是输掉一万张票以上的。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回教党要扭转乾坤，也确实不容易，除非再有另一个308。
因此回教党的另一个转变是让拥有2万名回教党支持者俱乐部升级为大会堂，其主席符芳侨解释不会威胁回教党的原有地位，相反地会争取非回教徒支持回教党的斗争。正由于回教党领导层认为改变的时代已经到来，也就决定有限度地开放门户给非回教徒，让他们的代表可参与党的各级决策和代表回教党参加大选。此举在回教党看来，非回教徒将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因此增加席位并非天方夜谭。
这也意味着，回教党在吸收巫统的失败后，通过另外一种形式的安排来拉拢和争取非马来人及非回教徒加入回教党的斗争，而又不伤害马来人的政治地位。犹记1950年时，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坚持与主张巫统开放门户予非马来人参加，但在巫统内部的反对下，一直未能顺利落实，导致拿督翁于1951年愤而离开巫统另起炉灶。拿督翁的失策在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尚未有足够的条件让巫统改变性质，再加上其所成立的新政党（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为国家党），既未能取得马来人支持，也未能得到华人的支持，以致在1955年及1959年的大选都铩羽而归，并进一步强化种族性政党的地位。
正因为在这之后的种族性政党主导国家政治主流，回教党即使侧重宗教不讲种族主义也被标签为马来人政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政党身上，比如50年代的劳工党和人民党，虽在后来组成社阵，打出非种族的旗号，但前者被视为华人政党而后者被划为马来人政党。如果不是华人给予强力的支持，社阵的非华人候选人是不易中选的。又如60年代的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党虽也标榜多元性的政党，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们被视为华基政党，是与马华及国大党争夺政治资源的。而到了70年代先后出现的多元种族的社会正义党（陈志勤为主）及社会主义民主党（叶锦源及范俊登为主），也逃不掉华基政党的本质。它们也因执政的种族性政党过于强大和敌不过有历史基础的反对党，也就在较后相继消失。
至于在90年代参加竞选的46精神党（东姑拉沙里所创）及国民公正党（安华所创），也基本上被归为马来人的政党；但安华则巧妙地将其政党标签为多元种族政党，让人感觉到这个政党具有某种程度的拿督翁的开明思想。
由于东姑拉沙里领军的失败，他不可能成为回教党的榜样，虽然这两个政党一开始（1990年）就合作面对大选，因此也只有来到安华的年代（1998年）才让回教党感觉到一个以马来人主导的多元种族政党终于打破政治常规游戏在马来西亚诞生了。
不过，安华先后使用10年的时间来证明他的政治理念是可行和可资被接受的。换句话说，在2008年大选后，安华给回教党另一个灵感，以开放门户来使自己转型。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回教党的勇于改变，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回教党支持者俱乐部的作用和意义后做出的重要的决定。这意味着回教党比巫统跨前一步，直接接纳非马来人及非回教徒加入其中，不全假手于民主行动党代为吸引华印人的选票。这样的一个政治策略对一个政党来说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政党本身的改革和转型，才能与时俱进，否则还是依赖性的政党和种族性的政党。
就此而言，回教党的当红政治人物尼查（前吡州大臣）在大会上的现身说法也是十分中肯的，除了敦促回教党不可走种族路线外，也应重视非马来人的支持。正因为尼查的魅力也为回教党取得了漂白的本钱。
虽然回教党内有人担心回教党的转变会给党带来损失；尤其是马来人的支持会下跌，但另有政治人物也信心满满地认为回教党的支持将有增无减，马来人也不弃回教党，因为回教党不会出卖马来人的利益。
由此来看，回教党已吸取“骄兵必败”的教训。当1999年回教党大胜后（执政丹登两州及拥27名国会议员），它就迫不及待地与巫统斗快回教化和回教国的定位。其结果是马哈迪也加快步伐在2001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回教党也就无法在公开市场与巫统较一长短，更使非马来选民与之保持距离，造成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又退回原形。这就是回教党一厢情愿的后果。
只有在2008年的大选前后，回教党接受了安华的规劝，不再打宗教牌，才又再一次大唱丰收。这一回，回教党充分地利用大好时机审时度势，它之所以不与巫统合作，是因为它认为这样的合作并没有带来改变，因而选择与民联一起来做出改变。
在此新的形势下，回教党为证明它已经成功地落实“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图，乃借本届大会改变回教党的形象：它不再是甘榜的政党，而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大政党。外国使节代表及回教世界的代表与席，也见证了这个政党在蜕变中。这一连串的政改，对于坚守回教的政党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也是大胆的破旧立新。
基本上，本届回教党大会是具时代意义的，它不打算退出民联，也希望行动党能继续与回教党合作，不必再假手第三者来对话。这对行动党来说，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事，今天却因势利导，走回合作的道路。这主要是回教党凭其实力，有力的扭转整个国家政局。如果没有回教党的配合，安华不可能有今日的荣誉，因此民联的成败与回教党的转型成功与否是息息相关的。
其中较任何时候都更明确表达回教党已拒绝和巫统合作。原本在308之后，巫统与回教党有“暗渡陈仓”，希望组成“团结政府”。当时大力主张回巫合作的回教党领导人有一号哈迪阿旺及二号纳沙鲁丁。但今天这两个人连同回教党长老聂阿兹（丹大臣）则异口同声指出，他们要与民联同在，一起迈向布城。
在这方面，纳沙鲁丁说回教党下一届大选放眼夺取60个国席（目前有23个）。如果回教党真的多拿37个国席，那么根据308的成绩，民联将起而执政中央。不过事情并不会事事如愿，在尚未透视选民的心态前，一切的安排也只能视为一个主观愿景。
按照回教党的推算，另外37个国席，有16席是回教党输少过5000张票的，而其它的21个国席则是输掉一万张票以上的。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回教党要扭转乾坤，也确实不容易，除非再有另一个308。
因此回教党的另一个转变是让拥有2万名回教党支持者俱乐部升级为大会堂，其主席符芳侨解释不会威胁回教党的原有地位，相反地会争取非回教徒支持回教党的斗争。正由于回教党领导层认为改变的时代已经到来，也就决定有限度地开放门户给非回教徒，让他们的代表可参与党的各级决策和代表回教党参加大选。此举在回教党看来，非回教徒将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因此增加席位并非天方夜谭。
这也意味着，回教党在吸收巫统的失败后，通过另外一种形式的安排来拉拢和争取非马来人及非回教徒加入回教党的斗争，而又不伤害马来人的政治地位。犹记1950年时，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坚持与主张巫统开放门户予非马来人参加，但在巫统内部的反对下，一直未能顺利落实，导致拿督翁于1951年愤而离开巫统另起炉灶。拿督翁的失策在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尚未有足够的条件让巫统改变性质，再加上其所成立的新政党（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为国家党），既未能取得马来人支持，也未能得到华人的支持，以致在1955年及1959年的大选都铩羽而归，并进一步强化种族性政党的地位。
正因为在这之后的种族性政党主导国家政治主流，回教党即使侧重宗教不讲种族主义也被标签为马来人政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政党身上，比如50年代的劳工党和人民党，虽在后来组成社阵，打出非种族的旗号，但前者被视为华人政党而后者被划为马来人政党。如果不是华人给予强力的支持，社阵的非华人候选人是不易中选的。又如60年代的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党虽也标榜多元性的政党，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们被视为华基政党，是与马华及国大党争夺政治资源的。而到了70年代先后出现的多元种族的社会正义党（陈志勤为主）及社会主义民主党（叶锦源及范俊登为主），也逃不掉华基政党的本质。它们也因执政的种族性政党过于强大和敌不过有历史基础的反对党，也就在较后相继消失。
至于在90年代参加竞选的46精神党（东姑拉沙里所创）及国民公正党（安华所创），也基本上被归为马来人的政党；但安华则巧妙地将其政党标签为多元种族政党，让人感觉到这个政党具有某种程度的拿督翁的开明思想。
由于东姑拉沙里领军的失败，他不可能成为回教党的榜样，虽然这两个政党一开始（1990年）就合作面对大选，因此也只有来到安华的年代（1998年）才让回教党感觉到一个以马来人主导的多元种族政党终于打破政治常规游戏在马来西亚诞生了。
不过，安华先后使用10年的时间来证明他的政治理念是可行和可资被接受的。换句话说，在2008年大选后，安华给回教党另一个灵感，以开放门户来使自己转型。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回教党的勇于改变，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回教党支持者俱乐部的作用和意义后做出的重要的决定。这意味着回教党比巫统跨前一步，直接接纳非马来人及非回教徒加入其中，不全假手于民主行动党代为吸引华印人的选票。这样的一个政治策略对一个政党来说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政党本身的改革和转型，才能与时俱进，否则还是依赖性的政党和种族性的政党。
就此而言，回教党的当红政治人物尼查（前吡州大臣）在大会上的现身说法也是十分中肯的，除了敦促回教党不可走种族路线外，也应重视非马来人的支持。正因为尼查的魅力也为回教党取得了漂白的本钱。
虽然回教党内有人担心回教党的转变会给党带来损失；尤其是马来人的支持会下跌，但另有政治人物也信心满满地认为回教党的支持将有增无减，马来人也不弃回教党，因为回教党不会出卖马来人的利益。
由此来看，回教党已吸取“骄兵必败”的教训。当1999年回教党大胜后（执政丹登两州及拥27名国会议员），它就迫不及待地与巫统斗快回教化和回教国的定位。其结果是马哈迪也加快步伐在2001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回教党也就无法在公开市场与巫统较一长短，更使非马来选民与之保持距离，造成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又退回原形。这就是回教党一厢情愿的后果。
只有在2008年的大选前后，回教党接受了安华的规劝，不再打宗教牌，才又再一次大唱丰收。这一回，回教党充分地利用大好时机审时度势，它之所以不与巫统合作，是因为它认为这样的合作并没有带来改变，因而选择与民联一起来做出改变。
在此新的形势下，回教党为证明它已经成功地落实“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图，乃借本届大会改变回教党的形象：它不再是甘榜的政党，而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大政党。外国使节代表及回教世界的代表与席，也见证了这个政党在蜕变中。这一连串的政改，对于坚守回教的政党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也是大胆的破旧立新。
基本上，本届回教党大会是具时代意义的，它不打算退出民联，也希望行动党能继续与回教党合作，不必再假手第三者来对话。这对行动党来说，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事，今天却因势利导，走回合作的道路。这主要是回教党凭其实力，有力的扭转整个国家政局。如果没有回教党的配合，安华不可能有今日的荣誉，因此民联的成败与回教党的转型成功与否是息息相关的。
15.6.10
三个华基政党“同病相怜”？ （现代春秋）
马华公会给自己打30分。总会长蔡细历说：“马华的华裔选票自308之后不断流失。目前获得的支持率只有25%至30%左右。
这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但如果马华只得下25-30%的华人支持，这个政党还是不是“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如果马华不准备改名换姓的话，那么马华就要活得有自信和有尊严，而这尊严是要获得人民的支持才能看得到和感觉得到。
为什么离开308政治海啸后马华仍然无法取回华人票的流失？个中原因不是马华领导层不知道，而是他们都不能说得太白。即使说白了也于事无补，因为马华没有办法自行改造，只要马华继续留在国阵的一天，它就要观颜察色，看看巫统能做多少的让步。如果巫统不能让步，马华要自救也不可能。除外它有勇气离开国阵。
其实，所谓的离开国阵，不是马华上下的原意，他们打从独立前就与巫统绑在一块。到了今天，再怎么说也不想分开了。可是，在国阵成员党内当华人有所不满时，马华总是首当其冲的；接着民政乃至砂州的人民联合党也会面对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挫折。
在这方面，砂人联党主席陈康南承认党的前途“危在旦夕”，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
砂劳越的州大选若不是在今年就是落在明年。虽然在71个州议席中，人联党只参选19个州席，即使胜完或输完也对政局产生不了直接的改朝换代，但如果这个老牌政党在将来的大选又再滑落而被民联攻下其城池的话，这个党的未来将会是暗淡无光的。
同样的，在西马的民政党比起马华和人联又矮了一些。它失掉槟州主导政权意味着民政已沉沦一半有余。若不挽狂澜可既倒，恐怕连所剩也保不住。直到今天为止，民政党人对赢回政权信心不足。林敬益说了要10年的时间；丁福南也说了要经过两届才能翻生；邓章耀也订下15年计划。这15年是政府的3个5年发展计划期，似乎是太远了。
从上述来看，在国阵内的三个华基政党都承认新的政治浪潮已一浪高过一浪。单看308后的11场补选，没有一次是华裔选民回流的迹象；恰恰相反，华裔的选票流失得更多。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说明了选民；尤其是华裔选民认定308政治海啸是对的，而且还认为不透澈，也就在补选中更明显地表达出来。
他们送上的讯号使到巫统对这三个华基政党颇有微言。因为它不明白为何巫统不失马来票，偏偏其成员党那么不济事？说穿了也就是华裔选民对国阵有意见。不仅于此，他们也怪责马华、民政及人联党无法也不敢促成国阵的改革。
国阵到底有没有改变？我们不妨从下列的现象作出“判断”：其一巫统认为它本身已做出改变。比如将党选改得更加民主和让更多党代表投票选领导人（在这方面人民公正党也已经做到了），但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又改了多少？
其二，在国阵内的华基党比较敢说的话是不同意这个政策和那个措施，乃至指责政府政策开倒车或亲巫统的非政府组织口不择言。但批评归批评，不变仍在预料之中。
换句话说若巫统不苟同成员党的看法，它们能再有所行动吗？它们敢于退出国阵吗？既然退出国阵的课题不存在，就不要以此作为课题声东击西。
其三，因此在不离开国阵大前提下，这三个华基政党如何才能摆脱困境，至今仍然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今天，摆在马华面前的是如何带头改变30%的劣势。既然它拥有4正7副部长，是最能争取民心的政党，可是它又争取不到，这里头就大有文章了。它绝不是如蔡细历所说的马华不懂得宣传，反而是大大小小一路来的宣传太多了，有时多到说些不着边际或锦上添花的话，再不就只是对个案的处理。因此问题不是出在缺乏宣传，而是宣传的尽是官腔多过民腔。这个论调有些像 民政的主席许子根也认为过去低调处事的作风要改变了，应该高姿态宣扬民政做过和将要做的大事。
我们无法理解执政党的这些说法，难道过去报章对对它们的大事报导都是白登的？
再者，现在的马华和民政都在反对党的选区内设有协调官（影子议员）。这是蔡细历所担心的不健康趋向，因为会让人民误会既有协调官又选他做议员来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蔡细历担任马华总会长后是否还是国阵的总协调？若是，他对协调官的委任有什么新的看法？还是顺其自然的随波逐流？
总而言之，今天三个华基政党都患上“同病相怜”的“畏退症”。既然不退，何不联合起来集思广益，要求巫统在国阵内摆正心态和定位，让每个成员党有尊严和自信。不然就会眼睁睁看着流失的票“游不回来”，甚至有减不增。这就大事不妙了。因此胆识和勇气也许是华基政党复兴的有效动力。
刊登于2010年6月14日《光华日报》
评社会主义党的政治定位 （跃马扬鞭）
于1998年成立而在2009年才获得批准注册的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在最近（6月4日至6日）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所反映出来的意见虽未伤及民联，但也没有给予民联正面的加分。当它议决不加入民联时，意味着社会主义党坚持其“独立”的立场。这又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回顾其中一段历史。
当然，民联不是原来的概念，而是308的政治产物。最初是1998年安华跌马后出现国民公正党。这个党积极主张反对党结成阵线，也就拉拢回教党、行动党及人民党加入其中。
为了应对1999年的大选，安华破天荒地促成反对党阵线，也就有了四党的称兄道弟。简称“反阵”。因为他认为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在1990年一边与回教党合作，另一边与行动党合作的模式有些过时与不适用。在行动党也不避“前嫌”下也就来一个四合一。当时社会主义党刚成立不久，尚未取得注册，也就赶不上这趟列车。
讵料1999年的大选后带来的是反阵的分裂而不是强化合作。因为民主行动党被认为屈服于回教党的理念而得不到选民的强力支持后，又无法适应坐大的回教党处处“以教言政”，乃在2001年选择退出反阵。
不久后发生的911事件加速了西方文明与回教文明的冲突，而马来西亚的巫统与回教党也竞相演绎回教国的理念。由于反对党阵营的分裂，2004年的大选在反对党各自提名下，有些选区不是三角战就是四角战，自然无法与国阵抗衡。果然阿都拉卷起旋风，反对党溃不成军。国阵则取得有史以来最大的丰收。在那时，“社会主义党”是靠边站的，而且公正党本身已自顾不暇，根本没时间理会社会主义党的动态。
直到2008年大选时，在安华亲自运筹幄幄下，社会主义党才有机会以公正党的旗帜中选一国一席议员。当然这一年也因为一场政治海啸，反对党才取得如此佳绩。安华顺势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成立了民联（人民联盟），反对党又回到1999年的联手合作的模式，以和国阵打对台。所谓的民联也在五个州成立州政府（但吡州在2009年2月政权又告易手）。不仅于此，民联随后也面对内部许多问题的冲击；尤其是公正党的议员排队离开。
在这种情形下，依附公正党探出头来的社会主义党理应在此时刻“雪中送炭”，以回报安华知遇之恩。但从其党大会谈论的课题来看，它显然是令民联失望的。例如有提案动议训诫民联在乌鲁兰莪补选中使用与国阵一样的手段，收买选票。虽然这项提案没有通过，但党主席纳西尔（雪州议员）却在大会上公开质疑民联是否以选举为导向而引起关注。
这是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重要课题。如果一个政党在民主体制下拿不到议席或跃升为执政党之一，其政治寿命是有限的。左翼的人民党就是长时间（1974年起）以来无法在选举中取得任何议席，才在2003年与公正党合并成“人民公正党”（后来人民党又在其他因素下复活乃是后话，与此无关。我们不提）。
既然社会主义党服膺于民主选举，也热衷派候选人角逐，并靠公正党取得零的突破？又怎能把民联形容成为竞选而生的组合？若民联无法取得足够的议席，就不会有五州的改朝换代，更不会给国阵带来两线制的挑战。因此政党以选举为导向是没有错的。
今天社会主义党之所以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是因为它与民联是同一阵线的。一旦脱离了民联，社会主义党只好自我保重。它应该吸取人民党（社会主义政党）在1965年脱离社阵后一蹶不振的教训；否则是自我设限和自我孤立。
虽然，社会主义党也识时务地保留与民联的合作空间，并不反对共同面对国阵，但这种有距离的合作是热情不足的。毕竟社会主义党的生存与发展也取决于民联的动向和走向。纵然它可以阐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述马克思主义，但它不要忘记，它仍然是一个小政党，以印裔领导为主，尚未形成一个政治运动，因此还不可能单独给国阵带来政治上的威胁。它既不是过去的社阵，也不是昔日的劳工党，而是在时代转变下的一个政治逆流，不再有肥沃的土壤滋长。虽然古玛医生在一个政治座谈会上说：只要有不平等的现象存在，就有社会主义的存在，它为公平而斗争。
他是回应我的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有美好的明天吗？”但他没有直接答我的问题。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我不苟同社会主义党的自我混淆的政治定位，既要议席又反对热衷选举的矛盾心理。说句老实话，在马来西亚或世界各国，一个参加宪制斗争的政党，如果一直沉迷在意识形态的自我标榜而又无法在群众中引起共鸣，更无法赢得议席，它存在的意义就会受到质疑了！
刊登于2010年6月14日《南洋商报》
当然，民联不是原来的概念，而是308的政治产物。最初是1998年安华跌马后出现国民公正党。这个党积极主张反对党结成阵线，也就拉拢回教党、行动党及人民党加入其中。
为了应对1999年的大选，安华破天荒地促成反对党阵线，也就有了四党的称兄道弟。简称“反阵”。因为他认为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在1990年一边与回教党合作，另一边与行动党合作的模式有些过时与不适用。在行动党也不避“前嫌”下也就来一个四合一。当时社会主义党刚成立不久，尚未取得注册，也就赶不上这趟列车。
讵料1999年的大选后带来的是反阵的分裂而不是强化合作。因为民主行动党被认为屈服于回教党的理念而得不到选民的强力支持后，又无法适应坐大的回教党处处“以教言政”，乃在2001年选择退出反阵。
不久后发生的911事件加速了西方文明与回教文明的冲突，而马来西亚的巫统与回教党也竞相演绎回教国的理念。由于反对党阵营的分裂，2004年的大选在反对党各自提名下，有些选区不是三角战就是四角战，自然无法与国阵抗衡。果然阿都拉卷起旋风，反对党溃不成军。国阵则取得有史以来最大的丰收。在那时，“社会主义党”是靠边站的，而且公正党本身已自顾不暇，根本没时间理会社会主义党的动态。
直到2008年大选时，在安华亲自运筹幄幄下，社会主义党才有机会以公正党的旗帜中选一国一席议员。当然这一年也因为一场政治海啸，反对党才取得如此佳绩。安华顺势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成立了民联（人民联盟），反对党又回到1999年的联手合作的模式，以和国阵打对台。所谓的民联也在五个州成立州政府（但吡州在2009年2月政权又告易手）。不仅于此，民联随后也面对内部许多问题的冲击；尤其是公正党的议员排队离开。
在这种情形下，依附公正党探出头来的社会主义党理应在此时刻“雪中送炭”，以回报安华知遇之恩。但从其党大会谈论的课题来看，它显然是令民联失望的。例如有提案动议训诫民联在乌鲁兰莪补选中使用与国阵一样的手段，收买选票。虽然这项提案没有通过，但党主席纳西尔（雪州议员）却在大会上公开质疑民联是否以选举为导向而引起关注。
这是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重要课题。如果一个政党在民主体制下拿不到议席或跃升为执政党之一，其政治寿命是有限的。左翼的人民党就是长时间（1974年起）以来无法在选举中取得任何议席，才在2003年与公正党合并成“人民公正党”（后来人民党又在其他因素下复活乃是后话，与此无关。我们不提）。
既然社会主义党服膺于民主选举，也热衷派候选人角逐，并靠公正党取得零的突破？又怎能把民联形容成为竞选而生的组合？若民联无法取得足够的议席，就不会有五州的改朝换代，更不会给国阵带来两线制的挑战。因此政党以选举为导向是没有错的。
今天社会主义党之所以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是因为它与民联是同一阵线的。一旦脱离了民联，社会主义党只好自我保重。它应该吸取人民党（社会主义政党）在1965年脱离社阵后一蹶不振的教训；否则是自我设限和自我孤立。
虽然，社会主义党也识时务地保留与民联的合作空间，并不反对共同面对国阵，但这种有距离的合作是热情不足的。毕竟社会主义党的生存与发展也取决于民联的动向和走向。纵然它可以阐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述马克思主义，但它不要忘记，它仍然是一个小政党，以印裔领导为主，尚未形成一个政治运动，因此还不可能单独给国阵带来政治上的威胁。它既不是过去的社阵，也不是昔日的劳工党，而是在时代转变下的一个政治逆流，不再有肥沃的土壤滋长。虽然古玛医生在一个政治座谈会上说：只要有不平等的现象存在，就有社会主义的存在，它为公平而斗争。
他是回应我的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有美好的明天吗？”但他没有直接答我的问题。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我不苟同社会主义党的自我混淆的政治定位，既要议席又反对热衷选举的矛盾心理。说句老实话，在马来西亚或世界各国，一个参加宪制斗争的政党，如果一直沉迷在意识形态的自我标榜而又无法在群众中引起共鸣，更无法赢得议席，它存在的意义就会受到质疑了！
刊登于2010年6月14日《南洋商报》
梁宇皋•李孝式•林苍祐 （跃马扬鞭）
前一阵子（今年4月份的时候），前任财政部长李孝式的家人将李孝式一批私人文件转移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而引起本地一些华团的关注。除了表示惋惜外，也希望来一个“亡羊补牢”的方案，但雪华堂的方案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我兴趣的是，李孝式在关键的年代他所扮演的角色。根据历史纪录，李孝式（1901-1988）生于香港，父亲是国民党高官；本身则是剑桥大学毕业。20年代已来马来亚发展，及后开采锡矿而致富。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已是富甲一方，且在1946年创办《中国报》。1949年，他及梁宇皋等人支持陈祯禄创立马华公会。
早期他与梁宇皋（1888-1963）被视为马华公会的国民党派，因梁也曾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担任高官。正因为这样，当林苍祐于1944年在英国毕业时，他们4位大学生就应梁宇皋的邀请到中国服务，直到1947年林苍祐才回到马来亚。这其中的含义是把林苍祐也列为国民党派的人物。
不过林苍祐（1919——）并没有在1949年参与马华公会的成立，而是在翌年出任槟州立法议员（委任），并在1951年在槟城成立“急进党”，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在9席参选中赢得6席，为马来亚民主政治拉开序幕。
这个时候，马来亚政局正起着微妙的变化，因为这一年，巫统的创办人拿督翁对巫统不同意其建议开放门户于各民族加入，愤而辞职另起炉灶。在1951年9月16日在吉隆坡成立“马来亚独立党”，恭请陈祯禄（马华总会长）主持开幕，而马华重要人物如总秘书扬旭龄及邱德懿也被选为独立党中委。与此同时，林苍祐也代表急进党支持拿督翁的政治斗争。
但有一个人在下来的日子里竟参与扭转整个政治方向，他就是李孝式。当拿督翁成立马来亚独立党时，李孝式被蒙在鼓里，也未被重视，他只能以矿商和华团领袖的身份赴会，没有坐在主宾位，受到冷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李孝式要给拿督翁颜色看。
适逢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继乔治市市议会后举行选举，在李孝式接触吉隆坡巫统竞选主席耶哈耶后，两人的暗渡陈仓奏效（背着陈祯禄），由李孝式提供竞选基金。这就是说，在组织松弛下，吉隆坡的马华按本身的愿意与巫统合作，无需得到中央点头。
果然这一战马华唱丰收赢得6席，巫统3席，独立党只得2席，奠定了巫统与马华合作的基础。因此有人说，马华与巫统的合作乃至在1954年又拉拢国大党加入组成联盟，基本上是李孝式间接促成的，也导致拿督翁的失败，因为在这之后，陈祯禄及整个马华倾向于巫统。同时在1954年，陈祯禄及梁宇皋又成功地拉拢林苍祐率急进党员加盟，使到马华如虎添翼。拿督翁的国家党（独立党在这一年易名）已相形见绌，未能形成波澜壮阔的运动。
这样一来，当1955年马来亚联合邦举行朝向自治的普选时（民选52席，另46席委任），拿督翁明显已处下风，联盟几乎亮丽登场。选举成绩一面倒，联盟囊括51席，剩下1席由回教党取得，国家党一败涂地，拿督翁已无望东山再起。
由此来看，从战后（1945）到1955年政局，在10年之内竟起了逆转性的变化，原本被看好是国家领袖的拿督翁，却让东姑迎头赶上。原本马华公会只是一个福利机构，也经这三个人，即梁宇皋、李孝式及林苍祐的参与其中，马华公会也有了巨大的改变。
非常巧合的是他们三个人都有强烈的国民党背景（拿督翁在1955年时代公然指责马华公会的国民党派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一省）。虽然没有明显地在马华结党营私，但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中，林苍祐一举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却被认为“国民党”已控制了马华公会。其实不然，因为林苍祐不让本身代表国民党，他反而转向与林连玉大搞合作，为华文教育请命。这样一来，苍祐与梁宇皋的关系也由浓转淡；他与李孝式的关系也未有进一步的发展。由于李孝式在马华党内始终不是主流派，他的财政部长职也随着1959年的大选而结束。从此淡出政坛。
虽然李孝式的儿子李裕隆在70年代转投林苍祐的民政党，但已是另一个故事，与李孝式的“国民党政治”无关。
我们从李孝式的历史中得知有一条街道以他命名，又于1980年在国家博物馆举办“李孝式生平事迹史料展”，但这不说明什么，只是对政坛高官的一种纪念。如今30年过去了，李孝式也已成为历史名词，他的家人保持的史料相信也没有一个单位接收和研究。与其长眠无期，将之送到新加坡也未尝不可，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至于他的史料有多大价值，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要等到有心人演绎做出新发现，才有值价可言。
当然若从我们认识的李孝式来看其历史，也不是十分耀眼的。
刊登于2010年6月7日《南洋商报》
我兴趣的是，李孝式在关键的年代他所扮演的角色。根据历史纪录，李孝式（1901-1988）生于香港，父亲是国民党高官；本身则是剑桥大学毕业。20年代已来马来亚发展，及后开采锡矿而致富。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已是富甲一方，且在1946年创办《中国报》。1949年，他及梁宇皋等人支持陈祯禄创立马华公会。
早期他与梁宇皋（1888-1963）被视为马华公会的国民党派，因梁也曾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担任高官。正因为这样，当林苍祐于1944年在英国毕业时，他们4位大学生就应梁宇皋的邀请到中国服务，直到1947年林苍祐才回到马来亚。这其中的含义是把林苍祐也列为国民党派的人物。
不过林苍祐（1919——）并没有在1949年参与马华公会的成立，而是在翌年出任槟州立法议员（委任），并在1951年在槟城成立“急进党”，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在9席参选中赢得6席，为马来亚民主政治拉开序幕。
这个时候，马来亚政局正起着微妙的变化，因为这一年，巫统的创办人拿督翁对巫统不同意其建议开放门户于各民族加入，愤而辞职另起炉灶。在1951年9月16日在吉隆坡成立“马来亚独立党”，恭请陈祯禄（马华总会长）主持开幕，而马华重要人物如总秘书扬旭龄及邱德懿也被选为独立党中委。与此同时，林苍祐也代表急进党支持拿督翁的政治斗争。
但有一个人在下来的日子里竟参与扭转整个政治方向，他就是李孝式。当拿督翁成立马来亚独立党时，李孝式被蒙在鼓里，也未被重视，他只能以矿商和华团领袖的身份赴会，没有坐在主宾位，受到冷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李孝式要给拿督翁颜色看。
适逢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继乔治市市议会后举行选举，在李孝式接触吉隆坡巫统竞选主席耶哈耶后，两人的暗渡陈仓奏效（背着陈祯禄），由李孝式提供竞选基金。这就是说，在组织松弛下，吉隆坡的马华按本身的愿意与巫统合作，无需得到中央点头。
果然这一战马华唱丰收赢得6席，巫统3席，独立党只得2席，奠定了巫统与马华合作的基础。因此有人说，马华与巫统的合作乃至在1954年又拉拢国大党加入组成联盟，基本上是李孝式间接促成的，也导致拿督翁的失败，因为在这之后，陈祯禄及整个马华倾向于巫统。同时在1954年，陈祯禄及梁宇皋又成功地拉拢林苍祐率急进党员加盟，使到马华如虎添翼。拿督翁的国家党（独立党在这一年易名）已相形见绌，未能形成波澜壮阔的运动。
这样一来，当1955年马来亚联合邦举行朝向自治的普选时（民选52席，另46席委任），拿督翁明显已处下风，联盟几乎亮丽登场。选举成绩一面倒，联盟囊括51席，剩下1席由回教党取得，国家党一败涂地，拿督翁已无望东山再起。
由此来看，从战后（1945）到1955年政局，在10年之内竟起了逆转性的变化，原本被看好是国家领袖的拿督翁，却让东姑迎头赶上。原本马华公会只是一个福利机构，也经这三个人，即梁宇皋、李孝式及林苍祐的参与其中，马华公会也有了巨大的改变。
非常巧合的是他们三个人都有强烈的国民党背景（拿督翁在1955年时代公然指责马华公会的国民党派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一省）。虽然没有明显地在马华结党营私，但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中，林苍祐一举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却被认为“国民党”已控制了马华公会。其实不然，因为林苍祐不让本身代表国民党，他反而转向与林连玉大搞合作，为华文教育请命。这样一来，苍祐与梁宇皋的关系也由浓转淡；他与李孝式的关系也未有进一步的发展。由于李孝式在马华党内始终不是主流派，他的财政部长职也随着1959年的大选而结束。从此淡出政坛。
虽然李孝式的儿子李裕隆在70年代转投林苍祐的民政党，但已是另一个故事，与李孝式的“国民党政治”无关。
我们从李孝式的历史中得知有一条街道以他命名，又于1980年在国家博物馆举办“李孝式生平事迹史料展”，但这不说明什么，只是对政坛高官的一种纪念。如今30年过去了，李孝式也已成为历史名词，他的家人保持的史料相信也没有一个单位接收和研究。与其长眠无期，将之送到新加坡也未尝不可，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至于他的史料有多大价值，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要等到有心人演绎做出新发现，才有值价可言。
当然若从我们认识的李孝式来看其历史，也不是十分耀眼的。
刊登于2010年6月7日《南洋商报》
谁应给大人物立碑？ （天下纵横）
究竟谁才有资格上“名人榜”，谁才是国家级的难得人才，必须在他身后为他树碑立传？这都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不过巫统历届主席都会得到适当的历史地位，因为他们除了是党主席外，也是国家的首相，即使未曾当首相的拿督翁也得到应有的地位。虽然他曾脱离巫统，但在他死后（1962年）的1971年，他被巫统迎回，且被尊称为党的创党人，身份与地位依然十分特殊。
马华公会作为国阵内的第二大政党，也有对历届的总会长给予一定的排位。虽然没有对每个人立言立功，但也总算有个交待，这在党庆的特刊中已有所显露。
但是马华对有争议性的领袖是保持“宁缺不提”的态度。比如在1958-1959年出任马华总会长的林苍祐就被“抹掉“他在马华的地位。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马华总会长相片的排列中，总是少了一个人，直到2005年，时任总会长的黄家定才把他“请”回马华。当然这只是形式上的照片悬挂，承认他曾是马华领袖，不具有特殊的意义。
就此而言，这对林苍祐有什么意义？肯定是有一些，但不全然。因为马华的党史或特刊中，直到今天都没有林苍祐的专辑，不像陈祯禄那样，具有重复又重复其历史地位的文章。
这就是说，马华公会只能突出陈祯禄的历史来激励马华上下党员，也因为陈祯禄有了这样的标榜，他的文物馆也在政府的负责下行将成立起来。至于马华是否要为其党领袖个别设立“文物馆”，那是马华的权力。
由于马华没有为党领袖个别立传的传统，也没有为党领袖成立文物馆（或室）的想法，也就无从看到其他领袖在党所内留下“辉煌的一页”。
正因为几十年过去了，李孝式（1901-1988）的后人在他逝世22年后才将其遗物（一大批的历史文件和书扎等）移交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大概是希望有人研究和整理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史料。
虽然有华团对李式家族有微言，且感叹国家文献外流，但我们也要问回自己：如果不外送，本国有哪个机构愿意收藏和整理？还是将它封尘在储藏室？
老实说，以我国目前的情况，对于历史人物或大人物的纪念方式都是低调的。远的不说，我只举两个例子，其一是政坛元老林苍祐。他一生在政治上打滚多年，也曾是国家重量级领袖，其政党记录更是多姿多彩。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91岁），可惜的是他没有得到适当的历史定位。身为槟州首席部长（在位21年），槟州政府未有为他设立一个文物馆。
此外，身为民政党的发起人之一和后来的党主席，林苍祐在民政党的大厦内也没有一个为他而设的“文物馆”。如果说连民政还没有做到，那么指望其他人来完成这样的使命也确实十分困难的。
在这里，不妨透露一个消息，林苍祐在新加坡得到的重视是对他历史地位的肯定。在1995年成立的新加坡华裔馆（设在前南洋大学图书馆）是由黄祖耀担任主席，主要的赞助人是李嘉诚，而林苍祐是唯一受邀成为董事局成员的马来西亚人。
我也曾被林苍祐告知，华裔馆有他的一套口述历史，但要在以后才能公诸于世。由此可见，新加坡早已作了历史整理。但槟州政府和民政党将会为林苍祐做什么，我们尚待厘清楚。
其二，首任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在任时（1957-1969）虽然政绩平平，但也算是一代开“州”功臣。在他死后其儿子在槟城一店屋内为其父亲王保尼（1911-2002）设立“王保尼纪念馆”。起先构思很大，想请林苍祐开幕，后又想请黄家定开幕，结果是开幕不成。
我看过所谓的“纪念馆”，既小又简单，看不出王保尼究竟有什么大贡献，多是曾在报上看过的一些旧照片。这样的纪念馆太“寒酸”了，因为其儿子“有心无力”，结果未能给王保尼留下重要历史痕迹，真是遗憾。不知道槟州政府有意“领养”这历史工程吗？
由于我们的历史人物受到不同层次的对待，也难怪李孝式家人要把历史文物外移，说不定新加坡会有重要的发现呢？
刊登于2010年6月14日《号外周报》第483期
马华公会作为国阵内的第二大政党，也有对历届的总会长给予一定的排位。虽然没有对每个人立言立功，但也总算有个交待，这在党庆的特刊中已有所显露。
但是马华对有争议性的领袖是保持“宁缺不提”的态度。比如在1958-1959年出任马华总会长的林苍祐就被“抹掉“他在马华的地位。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马华总会长相片的排列中，总是少了一个人，直到2005年，时任总会长的黄家定才把他“请”回马华。当然这只是形式上的照片悬挂，承认他曾是马华领袖，不具有特殊的意义。
就此而言，这对林苍祐有什么意义？肯定是有一些，但不全然。因为马华的党史或特刊中，直到今天都没有林苍祐的专辑，不像陈祯禄那样，具有重复又重复其历史地位的文章。
这就是说，马华公会只能突出陈祯禄的历史来激励马华上下党员，也因为陈祯禄有了这样的标榜，他的文物馆也在政府的负责下行将成立起来。至于马华是否要为其党领袖个别设立“文物馆”，那是马华的权力。
由于马华没有为党领袖个别立传的传统，也没有为党领袖成立文物馆（或室）的想法，也就无从看到其他领袖在党所内留下“辉煌的一页”。
正因为几十年过去了，李孝式（1901-1988）的后人在他逝世22年后才将其遗物（一大批的历史文件和书扎等）移交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大概是希望有人研究和整理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史料。
虽然有华团对李式家族有微言，且感叹国家文献外流，但我们也要问回自己：如果不外送，本国有哪个机构愿意收藏和整理？还是将它封尘在储藏室？
老实说，以我国目前的情况，对于历史人物或大人物的纪念方式都是低调的。远的不说，我只举两个例子，其一是政坛元老林苍祐。他一生在政治上打滚多年，也曾是国家重量级领袖，其政党记录更是多姿多彩。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91岁），可惜的是他没有得到适当的历史定位。身为槟州首席部长（在位21年），槟州政府未有为他设立一个文物馆。
此外，身为民政党的发起人之一和后来的党主席，林苍祐在民政党的大厦内也没有一个为他而设的“文物馆”。如果说连民政还没有做到，那么指望其他人来完成这样的使命也确实十分困难的。
在这里，不妨透露一个消息，林苍祐在新加坡得到的重视是对他历史地位的肯定。在1995年成立的新加坡华裔馆（设在前南洋大学图书馆）是由黄祖耀担任主席，主要的赞助人是李嘉诚，而林苍祐是唯一受邀成为董事局成员的马来西亚人。
我也曾被林苍祐告知，华裔馆有他的一套口述历史，但要在以后才能公诸于世。由此可见，新加坡早已作了历史整理。但槟州政府和民政党将会为林苍祐做什么，我们尚待厘清楚。
其二，首任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在任时（1957-1969）虽然政绩平平，但也算是一代开“州”功臣。在他死后其儿子在槟城一店屋内为其父亲王保尼（1911-2002）设立“王保尼纪念馆”。起先构思很大，想请林苍祐开幕，后又想请黄家定开幕，结果是开幕不成。
我看过所谓的“纪念馆”，既小又简单，看不出王保尼究竟有什么大贡献，多是曾在报上看过的一些旧照片。这样的纪念馆太“寒酸”了，因为其儿子“有心无力”，结果未能给王保尼留下重要历史痕迹，真是遗憾。不知道槟州政府有意“领养”这历史工程吗？
由于我们的历史人物受到不同层次的对待，也难怪李孝式家人要把历史文物外移，说不定新加坡会有重要的发现呢？
刊登于2010年6月14日《号外周报》第483期
解读“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天下纵横）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人气急升下，前所未有地抛出一句“震撼”政坛的话：“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在台湾统治的几十年来，看到威权统治与中国性的合体。以前中国性是主体，台湾性是客体，如今主客易位。
她是在5月25日出席“中华民国流亡台湾60年暨战后台湾国际处境新书”发表会上讲话时认为如何建构共同的国家，共同的新台湾。在现阶段非常沉重，也是非常重要的责任。
蔡英文是在民进党于2008年总统选举败选后及卸任总统陈水扁出事后，被党员扶上主席高职的第一位女党魁。当她在5月23日连任党主席后，终于展露雄心，要在年底参加新北市长选战，连同另四位民进党大将，准备在各主要城市拿下主导权。
在这种新攻势下，蔡英文的“流亡政府”论的出台显现了民进党已改变进攻口号，准备以新策略来虏获民心，给国民党一个下马威，以便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硬碰马英九。她企图在意识形态方面用另一种叙述表达民进党一贯的台独思想。
因此解读和分析蔡英文的最新讲话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的不是“中华民国”流不流亡的问题，而是台湾人民的思维会否跟着蔡英文起舞，而在未来的选举中又再向绿靠拢，这也是民进党所要达到的目的。
其实当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就完全地取代“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可是逃出大陆而进驻台湾的蒋介石则把“中华民国”搬进台湾，与毛泽东的新中国对着干。
这样一来，在国际上出现“两个中国”，而且美国依然允许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就堵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这个国际大家庭。
在新中国看来，“中华民国”是“剽窃”新中国的席位，一概不予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
在否定“中华民国”下，中共也连带否定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在当时国民党就是中华民国，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在海峡两岸人民看来，这是蒋介石为延续其统治王朝的最后一张王牌。
果然也是这样，在蒋介石在世时，他是念念不忘反攻大陆的，而且旗帜明显地要把“中华民国”插回中国大陆。无奈时不予蒋，直到蒋介石在1975年逝世时，“中华民国”回不了家；更令台湾震惊的是在1971年时“中华民国”竟被联合国赶出家门，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来到其儿子蒋经国的年代，在反攻大陆无望下，只好改弦易辙，专心打造台湾，并把西方民主植入台湾本土。民进党就是在蒋经国当政的年代降临的（1986年）。它借自由民主的浪潮给国民党最大的冲击。当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基本上已结束蒋家王朝，迎来的是一位主张台独的李登辉主政。虽是身在国民党，但心则是在民进党，以致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任满的李登辉给民进党的陈水扁创造条件，终于诞生了第一位民进党总统。
陈水扁在“中华民国”的旗帜下当总统有些不自在，时不时抛出中是中，台是台，一边一国和台湾独立的论调，以刺激大陆。而中国最忌的就是宣布“台湾独立”，不是什么国号，也不是政党多元化的问题。
如今蔡英文巧妙地利用国民党的弱点，打出“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正是给国民党下面子，也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中共，因为新中国从来就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正当性，因此说它是流亡政府已是十分客气的了。难怪中共方面没有对蔡英文提出抗议，但蔡英文字里行间的台湾主体论却令中共有所警惕。不过只要蔡英文识时务地不宣布台独，那台湾主体压倒中国主体论或是可以被容忍的，毕竟这是台湾人说给台湾人听的话。
蔡英文也许知道她绝不能像吕秀莲在位时口不择言和口不遮拦。讲话含蓄当可免除许多麻烦，她不想在此时去触动龙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要的是民进党的大翻身。
刊登于2010年6月7日《号外周报》第482期
她是在5月25日出席“中华民国流亡台湾60年暨战后台湾国际处境新书”发表会上讲话时认为如何建构共同的国家，共同的新台湾。在现阶段非常沉重，也是非常重要的责任。
蔡英文是在民进党于2008年总统选举败选后及卸任总统陈水扁出事后，被党员扶上主席高职的第一位女党魁。当她在5月23日连任党主席后，终于展露雄心，要在年底参加新北市长选战，连同另四位民进党大将，准备在各主要城市拿下主导权。
在这种新攻势下，蔡英文的“流亡政府”论的出台显现了民进党已改变进攻口号，准备以新策略来虏获民心，给国民党一个下马威，以便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硬碰马英九。她企图在意识形态方面用另一种叙述表达民进党一贯的台独思想。
因此解读和分析蔡英文的最新讲话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的不是“中华民国”流不流亡的问题，而是台湾人民的思维会否跟着蔡英文起舞，而在未来的选举中又再向绿靠拢，这也是民进党所要达到的目的。
其实当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就完全地取代“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可是逃出大陆而进驻台湾的蒋介石则把“中华民国”搬进台湾，与毛泽东的新中国对着干。
这样一来，在国际上出现“两个中国”，而且美国依然允许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就堵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这个国际大家庭。
在新中国看来，“中华民国”是“剽窃”新中国的席位，一概不予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
在否定“中华民国”下，中共也连带否定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在当时国民党就是中华民国，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在海峡两岸人民看来，这是蒋介石为延续其统治王朝的最后一张王牌。
果然也是这样，在蒋介石在世时，他是念念不忘反攻大陆的，而且旗帜明显地要把“中华民国”插回中国大陆。无奈时不予蒋，直到蒋介石在1975年逝世时，“中华民国”回不了家；更令台湾震惊的是在1971年时“中华民国”竟被联合国赶出家门，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来到其儿子蒋经国的年代，在反攻大陆无望下，只好改弦易辙，专心打造台湾，并把西方民主植入台湾本土。民进党就是在蒋经国当政的年代降临的（1986年）。它借自由民主的浪潮给国民党最大的冲击。当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基本上已结束蒋家王朝，迎来的是一位主张台独的李登辉主政。虽是身在国民党，但心则是在民进党，以致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任满的李登辉给民进党的陈水扁创造条件，终于诞生了第一位民进党总统。
陈水扁在“中华民国”的旗帜下当总统有些不自在，时不时抛出中是中，台是台，一边一国和台湾独立的论调，以刺激大陆。而中国最忌的就是宣布“台湾独立”，不是什么国号，也不是政党多元化的问题。
如今蔡英文巧妙地利用国民党的弱点，打出“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正是给国民党下面子，也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中共，因为新中国从来就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正当性，因此说它是流亡政府已是十分客气的了。难怪中共方面没有对蔡英文提出抗议，但蔡英文字里行间的台湾主体论却令中共有所警惕。不过只要蔡英文识时务地不宣布台独，那台湾主体压倒中国主体论或是可以被容忍的，毕竟这是台湾人说给台湾人听的话。
蔡英文也许知道她绝不能像吕秀莲在位时口不择言和口不遮拦。讲话含蓄当可免除许多麻烦，她不想在此时去触动龙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要的是民进党的大翻身。
刊登于2010年6月7日《号外周报》第482期
十五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代春秋）
民政党全国总秘书邓章耀最近有两句话是值得重视和批判的。应该重视的是他提出了“民政党成也槟城，败也槟城”的政治现实说法。这说明了民政生存的基础是在槟州主导政权。失去这个基地，民政已不知何去何从。但应该批判的是他竟十分泄气地说，民政预计在10-15年内收复槟城这块失地。虽然他说已拟好下届大选的策略。
既然已经拟好，为什么没有信心说出在下届大选就要拼回来槟州政权？难道所谓拟好的策略不管用，没有新鲜感，还是有更大的隐情说不出口，因此不可能也拿不回槟州政权？
我们暂时不要把责任全推在邓章耀身上，他毕竟只是被委任的总秘书，不是党代表选出来的，在代表性方面自然远不如党主席。因此焦点又落在时任主席许子根的身上。说许子根幸运也好，倒霉也好。他的幸运是在41岁那年（1990年）“突然”“龙袍加身”，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他的倒霉是在2007年才成为党代主席，却在2008年领军大选一败涂地。换句话说，他在民政党“一无所有”（指政治实力）的凄境下，于2009年才正式出任党主席。此时的民政党已完全失去昔日的光彩，前路不明。对于许子根来说是陷入了极其难受的政治瓶颈，动弹不得，也不知如何摆脱困境。
为什么一度招牌金光闪闪，令马华公会“咬牙切齿”的民政党会在一夜之间失掉所有的光环，成“千夫所指”的“软弱政党”？
这有需要回到民政党的原点。1968年陈志勤准备成立一个新政党，找上正愁反对党不成气候的林苍祐，两人一拍即合，也就诞生了民政党。林苍祐也不理部分党员反对，索性将其民主联合党解散。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只用一年的时间就在1969年的大选夺下槟州政权。当时的林苍祐只相信政治是和时间赛跑的，分秒必争。而且只有改变，才有希望（这种精神是民政的最宝贵资产，可惜被忽略了）。
因此邓章耀应该学习林苍祐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不怕改变，只怕不变。
虽然这个党的成立不是由群众来推动的，但组织和领导这个党的人则需要通过人民和群众的考验，才能有资格说这个党是有民意基础的。
民政之所以有强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在1974年加入国阵后，在下来的选举都久经考验；虽有跌岩起伏，但总是化险为夷。最惊涛骇浪的是1990年的大选，林苍祐竟告跌马。虽未失政权，但已捏了一把冷汗后，换上许子根力挽狂澜于既倒。
经此变化，民政党也开始面对巫统的压力，并出现了一些怪异声音要首席部长改变人选。当这种不重视多元种族结构的声音逐渐成为一种不健康的运动时，民政党得到的支持是十分坚定的，因为人民认为华裔首席部长是不可典当的。这意味着民政是民族主义在多元社会下的一面旗帜，它有很强烈的代表性，也顺应时代成为槟州人民的“守护神”。
可是当民政扮演的“守护神”角色褪色后；尤其是在2006年许子根面对巫青团拉横幅羞辱后（指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另一层意识是首席部长要换人做了）而未加大力反击，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遭遇滑铁卢，民心思变的强烈，不输于1969年的变天。人民用另一股政治力量取代国阵。
从那一刻开始（308政治海啸后），民政党的政治角色越来越模糊，既要“从心出发”又拿捏不准方向盘，以致有“守株待兔”之讽（我始终反对民政党玩弄文艺字眼，搞政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干脆“重新出发”一目了然。在山河破碎，心已碎了，还“从心出发”？是哪颗红心呀？这正如在大选时，民政党自作聪明搞一个莫名其妙的口号“再转变”，明明已执政槟州39年，还再转变什么？若用上“再攀高峰”，行动党就无隙可乘。就是因为自以为是，在“再转变”口号下，就成了行动党的造句“投火箭”。这个威力比原子弹还要大。因此我请民政党不要玩文字游戏了，除非它是一个“文艺俱乐部”）。
不知道为什么民政在308后宁可守住现状而不求思变，即使在大选后被槟州巫统某些人“践踏许子根肖像”也还是“忍气吞声”？这似乎说明了民政高层陷入害怕失去所有资源的软弱心态（或说是一种政治恐惧病）？
本来在纳吉于2009年上台时，民政或有一个翻身的机会，未想许子根只出任首相署部长而没有领导一个独立部门的部长，令民政上下大失所望，也令民众贬多于褒。
虽然这也非他所愿，但民政应拿出大无畏的勇气回应接受或拒绝。既然在政治上几乎是“一穷二白”了，民政又害怕失去什么？与其订下15年的信心不足的目标，不如大胆地表明下届大选要东山再起，当然关键在于民政要拿什么来挽回槟州人民的集体记忆？而不是让人民在失望中把民政给忘记了。到那个时候，上帝也打救不了民政党。
总归一句话：十五年太久，只争朝夕。民政党诸公，您怎么说？
刊登于2010年6月7日《光华日报》
内阁改组马华露玄机 （直挂云帆）
纳吉于去年4月上台后的第一个内阁小改组是为了“顺应”马华的党选后的新布局，但没有显示太大的改变，也表达不出马华已重新整合而在内阁或政府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局依然，马华只是在其原有的基础上互作调整。这就是说，纳吉的内阁不变，有变的是马华本身的人事调动。这对马华是好事或非好事，则是见仁见智的。
首先反映在纳吉内阁的特殊现象是在70位的正副部长中，竟有14位也就是20%是以上议员的身份挤入内阁的，这在过去是不曾有的。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中，国阵失去一些重量级人才，尤其是成员党中的马华、民政和国大党及人民进步党的席位大为减少，不得不通过上议员的委任来“平衡”内阁的代表性。从种族比例或成员党分得有限的官职来看，表面上是维持过去的传统，实则已有了质的变化。因为依靠委任入阁或成为副部长，对一位从政者；特别是党领袖来说，在心理上是难受多过喜悦的，总觉得比人矮一截。这就是说，纳吉的内阁显示了国阵成员党中的不自在的心态，即使成员党中的基层有强烈求变的欲望，来到政府中的阁员也还是随遇而安的。由此来看内阁的小调动，那是看不出大道理来的，但小道理则是十分明显，它表现在下列的几个特征：
（一） 马华公会总会长不入阁的有陈祯禄（1949-1958）及林苍祐（1958-1959），还有后来的陈群川（1985-1986）。前者因年事已高，改由其儿子陈修信进入内阁，算是“子承父业”没有缺陷。但林苍祐当总会长后未争取入阁（他也是被委任的国会议员，足够资格当部长的），终于造成终生遗憾。当他在1959年与东姑对议席分配起争执时，由于不是内阁部长，也就被东姑当透明，转而与陈修信“暗渡陈仓”，把林苍祐挤出候选人名单也不给照会，政治上的够绝，以此为例。由此来看，不入阁是林苍祐最大的失策。也因为有了林苍祐的教训，马华以后的总会长一定入阁（但陈群川是个例外，他任期短，因触犯失信案，非政治案），且是内阁中第三把交椅的人。未想蔡细历在当总会长后，又不入阁（个中原因只有当事人知晓），自有难以解释的遗憾。不过他也学会了陈祯禄的那一招，把儿子送进政府当副部长。但不论怎么说，蔡细历不是陈祯禄，我们看不出其中的定数，但有玄机妙算在其中。
（二） 马华在过去两年的变化是马华60年来的变化的总和。如果说马华经过60年才出现数个惊涛骇浪的冲击和变化；那么在308后，马华几乎是将60年的历史一次性地压缩在短短的两年内走完一甲子的变化。从2008年的大选惨败（参选40个国席，只15人中选；参选87个州席，也只胜31席）（较之1969年的大选成绩更差）开始， 马华陷入了不安的状态，党内暗流汹涌，求变之心十分强烈。结果导致黄家定不入阁，以示负起失败的责任；继之他宣布不在同年的10月党选寻求蝉联，让位于新崛起的政治强人翁诗杰取而代之。
翁诗杰的上位刷新了马华的政治纪录，以一位独行侠竟能在党内成为舵手的，当推为第一人。可惜这位想学李三春政治手腕的人，却因自身的过于自信和尚未建立起自身的“忠诚班底”时，就大打“道德牌”和大开杀戒而种下祸根。结果党中央代表的反弹使到翁诗杰也在去年的双十特大中栽了筋斗，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搭进去了。
马华特大出现的困境比起1984年马华党争及1985年的党选更是光怪陆离。虽先是奇峰突出地催生了翁诗杰与蔡细历大联手的“团结方案”，让所有搞政治的人都大跌眼镜和难以置信（搞政治搞到如同魔术表演，也只马华特大这一号，别无他号），但后来注定翁诗杰的不按牌理打牌的策略是澈底失败的。当他执著不召开特大来表决其继续领导的正当性时；蔡细历的大转弯，领导其派系集体辞职，促成今年3月的党选，已显露翁诗杰的政途黯淡。本来这只是蔡细历、翁诗杰与廖中莱了断恩怨的对决，讵料已退休的黄家定决定重出江湖，企图把整个马华历史重新改写。可是他的复出的失利证诸了党中央代表认定退出江湖中人不适合卷土重来；再加上翁诗杰不相信改选会出局，也就酿成三角混战，这也给予蔡细历在黄翁之中成为渔翁得利者。他的脱颖而出成为胜利者让社会舆论有诸多的解读，因为它们无法理解也是已退休的蔡细历怎么能“东山再起”？毕竟蔡细历陷入的不是一般的政治选举的失手，而是个人的操守问题，也就未被人看好他会胜出；即使胜出，也是过渡时期的总会长。
究竟蔡细历只做完这一届（尚剩一年半）的总会长还是要再蝉联下去，我们不得而知，但他面对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不入阁的总会长怎么与巫统阁员平起平坐和在内阁会议中争取这个和那个？也是个难以思议的学问。其中玄机，奥妙无穷。
（三） 今天，蔡细历派以胜利者的姿态要求纳吉改组内阁，意味着由胜利者掌控局面，也无形中暴露了马华仍存在派系的斗争，翁诗杰的出局及黄家泉作为黄家定派的代表进不了内阁，自然使到马华的派系仍在角力，随时会爆发另一场党争。因此不能小看其他派系的伺机而动，个中玄机，不言而喻。
从马华的阁员（4正7副）数目分析，马华选后仍被认为是华人的代表，但它本身代表了几成的民意或多少巴仙的华人心愿则不得而知。换句话说，马华已跌进了以“传统”分官职的窘境中，而不是以“民意”在内阁中成为民族的代表。
因此，马华若要跳出这一困境和窘境，已不能靠巫统的“施舍”和“同情”，而是马华怎样重新演绎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大方向，以扭转国阵的一党独大的局面；否则以目前来看，纳吉再怎样改组内阁，对马华是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也对马华的翻身没有多大的帮助，一切还得看马华的信心、毅力、勇气和魅力，而不是算马华有几个正部长几个副部长的。这些加起来的11个数字代表不了民族的未来的希望。这是马华上下心知肚明的，焉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0年6月3日《东方日报》
首先反映在纳吉内阁的特殊现象是在70位的正副部长中，竟有14位也就是20%是以上议员的身份挤入内阁的，这在过去是不曾有的。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中，国阵失去一些重量级人才，尤其是成员党中的马华、民政和国大党及人民进步党的席位大为减少，不得不通过上议员的委任来“平衡”内阁的代表性。从种族比例或成员党分得有限的官职来看，表面上是维持过去的传统，实则已有了质的变化。因为依靠委任入阁或成为副部长，对一位从政者；特别是党领袖来说，在心理上是难受多过喜悦的，总觉得比人矮一截。这就是说，纳吉的内阁显示了国阵成员党中的不自在的心态，即使成员党中的基层有强烈求变的欲望，来到政府中的阁员也还是随遇而安的。由此来看内阁的小调动，那是看不出大道理来的，但小道理则是十分明显，它表现在下列的几个特征：
（一） 马华公会总会长不入阁的有陈祯禄（1949-1958）及林苍祐（1958-1959），还有后来的陈群川（1985-1986）。前者因年事已高，改由其儿子陈修信进入内阁，算是“子承父业”没有缺陷。但林苍祐当总会长后未争取入阁（他也是被委任的国会议员，足够资格当部长的），终于造成终生遗憾。当他在1959年与东姑对议席分配起争执时，由于不是内阁部长，也就被东姑当透明，转而与陈修信“暗渡陈仓”，把林苍祐挤出候选人名单也不给照会，政治上的够绝，以此为例。由此来看，不入阁是林苍祐最大的失策。也因为有了林苍祐的教训，马华以后的总会长一定入阁（但陈群川是个例外，他任期短，因触犯失信案，非政治案），且是内阁中第三把交椅的人。未想蔡细历在当总会长后，又不入阁（个中原因只有当事人知晓），自有难以解释的遗憾。不过他也学会了陈祯禄的那一招，把儿子送进政府当副部长。但不论怎么说，蔡细历不是陈祯禄，我们看不出其中的定数，但有玄机妙算在其中。
（二） 马华在过去两年的变化是马华60年来的变化的总和。如果说马华经过60年才出现数个惊涛骇浪的冲击和变化；那么在308后，马华几乎是将60年的历史一次性地压缩在短短的两年内走完一甲子的变化。从2008年的大选惨败（参选40个国席，只15人中选；参选87个州席，也只胜31席）（较之1969年的大选成绩更差）开始， 马华陷入了不安的状态，党内暗流汹涌，求变之心十分强烈。结果导致黄家定不入阁，以示负起失败的责任；继之他宣布不在同年的10月党选寻求蝉联，让位于新崛起的政治强人翁诗杰取而代之。
翁诗杰的上位刷新了马华的政治纪录，以一位独行侠竟能在党内成为舵手的，当推为第一人。可惜这位想学李三春政治手腕的人，却因自身的过于自信和尚未建立起自身的“忠诚班底”时，就大打“道德牌”和大开杀戒而种下祸根。结果党中央代表的反弹使到翁诗杰也在去年的双十特大中栽了筋斗，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搭进去了。
马华特大出现的困境比起1984年马华党争及1985年的党选更是光怪陆离。虽先是奇峰突出地催生了翁诗杰与蔡细历大联手的“团结方案”，让所有搞政治的人都大跌眼镜和难以置信（搞政治搞到如同魔术表演，也只马华特大这一号，别无他号），但后来注定翁诗杰的不按牌理打牌的策略是澈底失败的。当他执著不召开特大来表决其继续领导的正当性时；蔡细历的大转弯，领导其派系集体辞职，促成今年3月的党选，已显露翁诗杰的政途黯淡。本来这只是蔡细历、翁诗杰与廖中莱了断恩怨的对决，讵料已退休的黄家定决定重出江湖，企图把整个马华历史重新改写。可是他的复出的失利证诸了党中央代表认定退出江湖中人不适合卷土重来；再加上翁诗杰不相信改选会出局，也就酿成三角混战，这也给予蔡细历在黄翁之中成为渔翁得利者。他的脱颖而出成为胜利者让社会舆论有诸多的解读，因为它们无法理解也是已退休的蔡细历怎么能“东山再起”？毕竟蔡细历陷入的不是一般的政治选举的失手，而是个人的操守问题，也就未被人看好他会胜出；即使胜出，也是过渡时期的总会长。
究竟蔡细历只做完这一届（尚剩一年半）的总会长还是要再蝉联下去，我们不得而知，但他面对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不入阁的总会长怎么与巫统阁员平起平坐和在内阁会议中争取这个和那个？也是个难以思议的学问。其中玄机，奥妙无穷。
（三） 今天，蔡细历派以胜利者的姿态要求纳吉改组内阁，意味着由胜利者掌控局面，也无形中暴露了马华仍存在派系的斗争，翁诗杰的出局及黄家泉作为黄家定派的代表进不了内阁，自然使到马华的派系仍在角力，随时会爆发另一场党争。因此不能小看其他派系的伺机而动，个中玄机，不言而喻。
从马华的阁员（4正7副）数目分析，马华选后仍被认为是华人的代表，但它本身代表了几成的民意或多少巴仙的华人心愿则不得而知。换句话说，马华已跌进了以“传统”分官职的窘境中，而不是以“民意”在内阁中成为民族的代表。
因此，马华若要跳出这一困境和窘境，已不能靠巫统的“施舍”和“同情”，而是马华怎样重新演绎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大方向，以扭转国阵的一党独大的局面；否则以目前来看，纳吉再怎样改组内阁，对马华是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也对马华的翻身没有多大的帮助，一切还得看马华的信心、毅力、勇气和魅力，而不是算马华有几个正部长几个副部长的。这些加起来的11个数字代表不了民族的未来的希望。这是马华上下心知肚明的，焉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0年6月3日《东方日报》
3.6.10
金钱政治是双刃刀 （跃马扬鞭）
金钱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搞政治的人，没钱是搞不出花样来。因此前首相马哈迪在去年接受大马国际透明组织（TI-M）的访问时大胆地揭露和承认巫统和马华曾使用金钱在党内和议会的选举。有关的访问已在《改革大马政治资金》的报告中公布。
虽然这可以说是马哈迪的大爆料，但金钱政治早已在政界传开，只是讲归讲，否认的照否认，除非能拿出证据来证明某个选举涉及金钱贿赂，不然是难有下文的。如今马哈迪亲自现身说法，也就证明政治即是金钱。马哈迪认为这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因为这是现实的问题。
在这方面，曾经在位22年的马哈迪也揭露他在2006年（退休3年后）曾参加区会选举中央代表而落选的丑事是因为他败在金钱政治。
他不讳言党选出现金钱政治，但他没有提出克服金钱政治之道，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人和利益相互挂钩时，金钱政治就一定存在的。
其他受访问者有东姑拉沙里（前财长）及蔡细历（马华总会长），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到金钱政治。例如东姑拉沙里说在早期时马华人士也曾给巫统金钱支持，一度被回教党指责巫统是马华的手下。不过在1969年大选发生“513”悲剧后，拉沙里说，巫统已开始投资和集资。就这样巫统也在后来发展成为有经济实力的政党。
蔡细历则从另一个角度揭露金钱政治的花招。他说，马华是一个富有的政党，但只有高层领袖才知道。
就马来西亚的政治来说，在50年代开始，正如东姑拉沙里所说，是华人商家在金钱上支持马华和巫统，也因此联盟（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在1955年（普选）成为执政党后，更是商家落力支持的政党，以便从中换取经济利益。那时巫统有一个秘密基金，就是让私人公司定期捐款的（拉沙里语）。马华公会也不例外，因为站在联盟后面的是大资本家，不愁没有竞选基金。
相对来说，反对党因为缺乏基金，也就不可能在物质上压倒执政党，只能依靠选民来打破金钱政治的包围。所幸马来西亚的城市选民在早期已是成熟的一群，不为金钱所动，也给反对党一个生存的空间，不然反对党是不可能赢得席位的。
但在“513”事件后，政党性质已有了明显的改变。不但巫统本身向大企业进军，连马华和国大党也做起大生意来；后来民政党也不遑多让，建立起本身的经济实力。
由于党已较前更加富有，因此又出现两个怪现象，也可称之为“金钱政治”在作崇。其一是在90年代前的大选时期有许多人相竞争取成为候选人，即使被派去黑区或不可能取胜的选区充当炮灰也没有关系，只要成为候选人，就有大笔款额发给，也会得到亲朋戚友的暗中经济支援。
这就是说，当候选人也是不错的，至少有额外的巨款收入。如果胜算不高，那蔡细历所说的选举法令限定开销顶额20万元是太足够了，因为他只要用少少（一两万元）就会剩多多，何乐不当候选人呢？这是另类的金钱政治，借选举益了自己，不是用来派钱给选民的。
其二是指千禧年后的选举期，又出现新一类的拿钱不花钱的“金钱政治”；尤其是在2008年的大选，执政党的候选人认定他们一定吃掉对方，稳操胜券，不把行动党和公正党候选人看在眼里，也就拿了钱后不做宣传，因为他们确定胜利在望，不必宣传也再次蝉联。选民对他们已有认识，又何必贴海报大张旗鼓呢？
讵料，他们玩这类的益了自己的“金钱政治”却把整个党也搭进去了。谁说金钱政治只置对手于死地，它也可能转过头来压死自己。毕竟金钱政治是一把双刃刀，既可伤人也可伤己。
这就是说，在308 的政治海啸后，金钱政治已不是万能了。反对党当时连候选人的抵押金都拿不足给候选人，更没有所谓竞选基金，却能创造奇迹，证明了当人心思变时，金钱政治将全面失效。因此马哈迪所说的金钱政治，只能用在特定的领域，不能再放之四海皆准了。诗巫补选不是再次说明金钱不是万能的吗？其实，政治的回归以民为本已是一种趋势和潮流，我们不用什么法令约束各政党，它们现在应该懂得怎样面对政治的现实。
刊登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１日《南洋商报》
虽然这可以说是马哈迪的大爆料，但金钱政治早已在政界传开，只是讲归讲，否认的照否认，除非能拿出证据来证明某个选举涉及金钱贿赂，不然是难有下文的。如今马哈迪亲自现身说法，也就证明政治即是金钱。马哈迪认为这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因为这是现实的问题。
在这方面，曾经在位22年的马哈迪也揭露他在2006年（退休3年后）曾参加区会选举中央代表而落选的丑事是因为他败在金钱政治。
他不讳言党选出现金钱政治，但他没有提出克服金钱政治之道，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人和利益相互挂钩时，金钱政治就一定存在的。
其他受访问者有东姑拉沙里（前财长）及蔡细历（马华总会长），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到金钱政治。例如东姑拉沙里说在早期时马华人士也曾给巫统金钱支持，一度被回教党指责巫统是马华的手下。不过在1969年大选发生“513”悲剧后，拉沙里说，巫统已开始投资和集资。就这样巫统也在后来发展成为有经济实力的政党。
蔡细历则从另一个角度揭露金钱政治的花招。他说，马华是一个富有的政党，但只有高层领袖才知道。
就马来西亚的政治来说，在50年代开始，正如东姑拉沙里所说，是华人商家在金钱上支持马华和巫统，也因此联盟（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在1955年（普选）成为执政党后，更是商家落力支持的政党，以便从中换取经济利益。那时巫统有一个秘密基金，就是让私人公司定期捐款的（拉沙里语）。马华公会也不例外，因为站在联盟后面的是大资本家，不愁没有竞选基金。
相对来说，反对党因为缺乏基金，也就不可能在物质上压倒执政党，只能依靠选民来打破金钱政治的包围。所幸马来西亚的城市选民在早期已是成熟的一群，不为金钱所动，也给反对党一个生存的空间，不然反对党是不可能赢得席位的。
但在“513”事件后，政党性质已有了明显的改变。不但巫统本身向大企业进军，连马华和国大党也做起大生意来；后来民政党也不遑多让，建立起本身的经济实力。
由于党已较前更加富有，因此又出现两个怪现象，也可称之为“金钱政治”在作崇。其一是在90年代前的大选时期有许多人相竞争取成为候选人，即使被派去黑区或不可能取胜的选区充当炮灰也没有关系，只要成为候选人，就有大笔款额发给，也会得到亲朋戚友的暗中经济支援。
这就是说，当候选人也是不错的，至少有额外的巨款收入。如果胜算不高，那蔡细历所说的选举法令限定开销顶额20万元是太足够了，因为他只要用少少（一两万元）就会剩多多，何乐不当候选人呢？这是另类的金钱政治，借选举益了自己，不是用来派钱给选民的。
其二是指千禧年后的选举期，又出现新一类的拿钱不花钱的“金钱政治”；尤其是在2008年的大选，执政党的候选人认定他们一定吃掉对方，稳操胜券，不把行动党和公正党候选人看在眼里，也就拿了钱后不做宣传，因为他们确定胜利在望，不必宣传也再次蝉联。选民对他们已有认识，又何必贴海报大张旗鼓呢？
讵料，他们玩这类的益了自己的“金钱政治”却把整个党也搭进去了。谁说金钱政治只置对手于死地，它也可能转过头来压死自己。毕竟金钱政治是一把双刃刀，既可伤人也可伤己。
这就是说，在308 的政治海啸后，金钱政治已不是万能了。反对党当时连候选人的抵押金都拿不足给候选人，更没有所谓竞选基金，却能创造奇迹，证明了当人心思变时，金钱政治将全面失效。因此马哈迪所说的金钱政治，只能用在特定的领域，不能再放之四海皆准了。诗巫补选不是再次说明金钱不是万能的吗？其实，政治的回归以民为本已是一种趋势和潮流，我们不用什么法令约束各政党，它们现在应该懂得怎样面对政治的现实。
刊登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１日《南洋商报》
林巧清杠上林冠英？ （现代春秋）
并不是很多人重视这个课题，但却是值得分析的课题。起因于一位被委任的市议员林巧清在一个座谈会上公开批评槟州政府视市议员如同公务员，而事实上不应该是这样的（事实是否如此，也可以请其他市议员现身说法）。
这位也是律师的林巧清是以非政府组织身份而成为市议员的。她于5月17日在槟城参加一个由人民之声槟城支会等团体主办的“资讯自由法令”的座谈会上大发牢骚。她说，州政府与市政局的关系非常的不融洽。“我们是另一个政府，应称为第三梯，但我愿意称之为第一线，因为我们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会影响槟城人民”。她指出“问题出在1965年市议会选举被中止后，地方议员就由州政府委任而直到今天它已经成为政府的第三臂膀”。
林巧清说的在法理上也许是对的，但与现实不符，同时她的思路也不合政治体制的架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林冠英在308政治海啸后成为槟州首席部长时，他就好心地委任一些非政府人士出任市议员，以便“冲淡”地方议会的政党色彩，或说得好听一些是有限度的开放“民主”，让非党派人士也有机会“为民服务”，林巧清就是其中一位。
当然这样的玩意儿并非始于林冠英，而是始于林苍祐。当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由国会通过生效后，林苍祐在法令的架构下，作了两件事，其一是将槟岛的两个地方议会，即乔治市市议会和槟岛乡村议会并成槟岛市政局；而在威省的三个地方议会，即威北县议会、威中县议会及威南市议会并成威省市政局。这样一来，在州政府管制下的槟州，只剩下两个市政局，这也是为什么乔治市市议会不见了的原因。
其二是槟岛和威省各有24名市议员（最高数目），全由执政党分配名额。例过去的民政、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在国阵旗下各有固打分配。而为了显示“民主”，林苍祐曾邀请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成为市议员。至于当时谁是非政府组织的市议员我忘了，但记得三个民族的商会都有一名市议员，而代表槟州中华总商会的是会长庄汉良（庄汉良是位口直心快的华社领袖。他在1961年曾参加乔治市议会选举，是以独立人士的身份角逐，其对手就是当时的市长萳马纳旦，结果失败，从此不再染指政坛。直到林苍祐当红的年代，庄汉良才一偿夙愿。如果是参加民主选举，未必有此荣幸。不过，庄汉良的成就不在政治而在华团。他曾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及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更曾出任马来西亚商联会会长）。
大概也只有担任一两年后，林苍祐不再委任非政府组织代表出任市议员，个中原因，应该问问林苍祐。因为在后来的委任，市议员已成为执政党“论功行赏”的“政治资产”。
虽然津贴有限，但争做市议员的政党人士大有人在，他们图的不是微不足道的津贴，而是手中的“权力”。这“权力”在任何时候都好使用；更是晋身官途的石阶（通过市议员而成为州行政议员的就有纪碧真、丁福南和邓章耀等等）。
正因为市议员在后来已成为“培养”人才（国州议员）的温床，国阵成员党的市议员都不大愿意下车（除非有机会晋身成州议员或国会议员）。无奈国阵订下任期不超过4年的限制（法令并没有年限），难免会因不得不下车而产生政治磨擦和冲突。在这方面，许子根有最深刻的感受。他在308后被人羞辱也与市议员年限事件有关。
其实，国阵在后来不再委任非政府组织出任市议员不是收回“民主”，而是有诸多因素，包括我所了解的是这些非政党的市议员并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巡马路看沟渠的，而是“开会献策”，造成百姓找他们服务面对困难；再加上僧多粥少，后来也就索性由政党人士担任市议员。不仅会更容易管制，也会给党带来口碑（说句公道话，在国阵执政期，它的市议员的服务绝大多数是有口皆碑的，因为他们若不认真服务，一年之后就得下车）。
因此当民联上台执政后，它依样葫芦的照前朝政府的惯例办事，也是合情合理的。而林冠英不知为何心血来潮保留几个市议员给非政府组织。林巧清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下成为市议员的，她比许多人幸运，而她也明白因为有新的州政府才有今日的她。如今她反过来指摘州政府“干涉”或“政治化”地方议会，也是有欠公允的和忘记自己的身份是委任的。
如果林巧清要做民主斗士，她应该做的是加入杨映波律师的努力，争取落实第三张票，让地方议会也来选举。这样选出来的市议会就不必看州政府脸色，甚至可以对着干，因为市议会的执政党可能与州政府的执政党是不相同的。若是中央、州及地方政府出现不同的政党执政，那就是民主遍地开花了。
因此林巧清指责某些政治人物干预市决策或是存在的，但不应解读成州政府蓄意越俎代庖或压制性地发出指示。因为州政府为保政权，自然会要求或谕令市政局不要倒米，整天抓小贩或刁难居民，这就是政治的现实。林巧清既要接受委任，又要州政府放手让市政局成“独立小王国”，岂不是否定执政党的政治议程？
老实说，这两年多以来，我们尽是在报上阅及政党市议员有话说有表现，我们也希望非政府组织的市议员拿出他们的成绩单或者槟州政府能否告诉我们他们作了什么？又为什么他们倒回来对州政府埋怨多多？难道是林冠英成了“吕洞宾”，“好心没好报”？（委任市议员又被市议员责备一番），碰巧被林巧清抬杠上了？这一回，我们要问：林冠英，您怎么说？
刊登于2010年5月31日《光华日报》
《华人，你们还要什么》？ （天下纵横）
马来西亚前锋报在4月份刊登一篇新闻评论，文章题目是：《马来西亚华人，你们还要什么？》，作者是再尼哈山。
虽然他用反讽的口吻指出马来西亚的华人已经生活得不错，甚至在十大富豪中，有8个是华人。
同时他认为马来西亚的华人真了不起，培养了数目最多的专业人士，而马来西亚最好的私人学院的学生，大部分也是华人。因此作者质问：华人已获得了他们所要的，他们究竟还要什么？
作者这一问倒问出了问题，而不是答案。因为华人社会对政府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偏差与不公有很多的疑问，一直以来也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
虽然我们不以为华人在这块土地上争取应得的权利应受到质问，但我们也不要过于生气某些人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从表面上看到一些他们所说的现象，便急切地给自己下结论说：你们的生活都那么好，要什么就有什么？又还要什么呢？可惜他们并没有也不要深入研究各民族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要华人一一例举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内心的不满，也是一箩箩的，但碍于所谓的敏感课题，经常都被“教导”闭门协商或私下讨论。
国阵中的友党，如马华公会、民政党、国大党乃至其他成员党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是通过这样的管道来“解决”问题的。即使在1999年，华团直接向政府提呈诉求备忘录，也在后来被促请撤消某些敏感诉求而转成内部讨论，结果又没有处理好。
在这种情形下，当选民或说多数华裔选民在2008年大选时对国阵的友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的候选人投下“拒绝”的一票时，意味着他们对友党的做法感到失望和不满意，因而要求改变。
换句话说，马华、民政乃至人联党都知道华人要什么和不满什么，而且也在308政治海啸后都提了出来，最主要的说法是指选民反对一党独大或霸权政治，反倒不是友党的错误。
这种说法自然是争议性的。因为在巫统方面或支持巫统的人看来，这是国阵友党推卸责任，将它们的败选归咎于巫统。而事实上，巫统在大选中并没有失败，它并没有被选民排斥，反而是马华及民政不济事。因此马来舆论转向对马华及民政的不满也就时有所闻。例如这篇“华人，你们还要什么？”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出炉了，似乎是怪责马华和民政没有使到华人明白他们其实应该很满足了，为什么要反对国阵呢？
不过站在马华和民政的立场则不认为是华人要求过分或要什么“星星、月亮和太阳”，而是自建国以来，华人越来越觉得身份和地位有所失落，在各个领域已不具备优势，乃至借民主的选举发泄不满。
虽然马华和民政也知道症结所在，就是在国阵内找不到平台来诉求和解决，也就让问题得不到改善。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纳吉在去年4月拜相后，就积极地推动其新政，以期改变过去的政策，并希望通过“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来贯彻其理想。
纳吉在鼓吹其新政时，也在政府政策上推出被认为有改变的战略，例如用新经济模式来取代新经济政策。但由于过去的偏差政策积重难返，一时也纠正不回人民的思想，也就在过去的补选中，显露了华人仍然有所诉求。最新的诗巫补选的结果就是一个例子，它意味着华人还在追求改革和改善。
这就是说，华人要的是对国家施政的改革和改善，不是要在各个方面成为主导力量，只是希望在各个领域都让华裔有机会表现和参与，比如公务员的高层比例，政府大学的校长和一些关键领域也有华裔施展长才。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希望国家朝向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迈进。
对了，华人希望的是出现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减少种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困扰。这就是华人给这位作者的答案。如果能够的话，马华和民政乃至人联党应该直率坦诚要求巫统有系统地改变。不要也使到自己也混乱起来，比如自我调侃说，诗巫补选证明国阵应求变？这是很老土的话，说了等于没说。难道他们不是国阵一员？若是国阵一员，理应坦白承认做得不够和不理想，并与巫统共同承担一切，也不要怪华裔不领情不懂感恩云云。
刊登于2010年5月31日《号外周报》第481期
26.5.10
纳吉现代性理念面对阻力—新经济模式与消费税引发的冲击
自从纳吉于2009年4月就任首相之后，他就通过经济的调整启开他的政治旅程。
他的上位正如他的父亲敦拉萨的时代，是被认为“临危受命”的。他的父亲是在1969年“513”悲剧后成为实权者。一年之后拜相，成为第二任首相。纳吉则是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展露其强势领导。一年之后，他也拜相，成为第六任首相。两人一前一后成为国家领导人，时间相隔40年。
两父子异中求同
敦拉萨1970年于先后推出了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及《国家原则》。他提出了“化东南亚为中立化无核地区”，又倡议马来西亚加入“不结盟运动”。最明显地表现在1974年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建立邦交。在华人一片欢呼声下，新经济政策顺利推行。
回想当时敦拉萨将东姑的亲西方右翼政策转成中间偏左，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顺应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的政治思潮。在以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华人对执政党的支持虽是起伏不定的，但更多时候是给予支持的，因为国阵并没有推行反华政策，反而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
敦拉萨在政治上的兼收并蓄与有容乃大的精神（1974年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收编反对党），正是发生在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好转的年代（中国的“文革”在1976年才结束）。
敦拉萨当年冒着得罪马来右派的危险走向左右逢源的政策，结果证明他眼光独到，才有今日马中友好关系的持续性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敦拉萨成功地通过“国家原则”排斥当年左翼流行的无神论；他也成功地减少阻力，顺利地开展他的新经济政策，因为华人或说具有左派思想的华人是不会抗拒和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重组社会，消除贫穷”的。
四十年后，纳吉一上位就重温和试图重复其父亲走过的道路。他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北京，以庆祝马中建交35周年，表明他与其父亲一样，希望华人能改变对国阵的态度。
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虽然一时之间整个轮廓并不清晰，但他以先入为主的优势大张旗鼓地鼓吹马来西亚只有一个，用以表明没有东西马之分。这显然是回应民联在308后准备通过东马的支持来变天的夺权计划。
这就是说，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更多时候是以政治为主要考量，继之是经济考量，因为没有政治的稳定，一切的改革将无从开展。
从这边来演绎纳吉的政策，他是将阿都拉的保守偏右政策导回中间偏左，以和民联争取民心，但他也面对右翼势力扯其后腿。
现代性VS现代民族国家
如果可以做比较的话，我愿意将他们父子的指导思想放在两个理论中作分析。
敦拉萨走的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 State）的路线，他把东姑的亲西方的“现代性”（Modernity）路线压下，将国家方向转向适应亚洲，包括中国的路线，以摆脱100%亲西方的形象。
所谓“现代性”理论乃至发自西方的文艺复兴，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蒙昧，以人文精神反对神权压迫，是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理论框架。
在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就是要引进西方的学说，是对“现代性的追求”。但在后来被证明“远水救不了近火”，尤其是日本1937年侵华后，已是被迫走“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向苏联取经，走社会主义道路。
马来西亚在独立前，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是走“现代性”道路的，因此反对左翼的反殖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包括与马共的斗争。
当1957年东姑领导独立时，国家在他的领导下，走的是一面倒西方的反共路线，但不强调种族和宗教，因而可以被形容为走“现代性”的路线。
不过在1969年“513”后，上位的敦拉萨发现“现代性”不适合马来西亚的社会，因而大胆地采纳左翼国家采用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将马来西亚导入中间偏左而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路线。
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是包含在现代性里面的政治制度，以民主或武力的手段建构国家，它的合法性也是根据民族公议建立起来的。1917年苏联的建立即为一例。
中共是延至1976年文革结束后才真正拨乱反正走向现代性的道路，它只用30年的时间，中国已是和平崛起，成为世界政经大国，可见现代性魅力无穷。
马哈迪虽是在1981年上台，但他是延至1990年才提出要在30年内达成先进国的宏愿。这意味着他决心摆脱敦拉萨一手制定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而走向现代性，以向西方的现代化看齐。但因间中有太多复杂的因素拌搅着，以致国家游离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无法破旧立新。
纳吉在2009年也看到了马哈迪22年当政下的得与失，就是徘徊到“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
纳吉推出四大策略
在这种情形下，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出台了。在这个理念下，他通过政治的权威与经济的优势对国家作了以下的调整：
1. 认真与全面地探讨“新经济政策”，马哈迪做不到的，他要做。例如废除某些领域，特别是上市公司的30%土著股权的规定。开放27个领域不受30%股权的影响。于是一个定名为“新经济模式”的政策出台了。
它的主要点在于全面援助和提升40%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这是在未取消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下进行的，因此不会引起反弹。
政府为此成立“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NEAC）来制定新经济模式，它的主要目标是延续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来消除贫穷。
如果说新经济政策当年是要求华裔支持马来人提升经济地位，那么40年后的今天，尽管全国的赤贫率已降至3.7%，它还是存在40%的家庭收入每月不超过2000元的水平。因此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增加他们的收入。
2. 在“新经济模式”下，纳吉提出了转型的大工程。他在今年1月28日公布了政府转型计划路线图，矢言要在未来10年，也就是马哈迪订下的达至先进国指标的那一年（2020年），让人均收入从目前的每年7000美元提升至1万5千美元（约5万马币）。
这意味着我国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必须要有8%左右。
以1997年金融危机前为例，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已达5000美元，马哈迪在1998年将马币与美元订在3.80兑1美元的水平（原本是2.5元兑1美元，等于贬值40%）。无形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大为缩水，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才增加到7千美元，整整13年来的增幅是那么小，以致许多人质疑马来西亚届时可否达成目标。如果不能达致，马来西亚的转型就不算成功。
其实，马来西亚只是处在中等收入的国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完全不具备条件挤入先进国的水平。比如新加坡人均收入高达7万美元，韩国1万7千美元。因此马来西亚人民在未来10年的收入要翻两倍也不容乐观。因为刻下我国需要高科技人才，国内的大学却不能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换句话说，我们的人力资本的培养远未达先进国的需求。
加上近些年来有30万精英流失，向外国发展，在在阻止了马来西亚顺利跨进一大步。
消费税突然煞车有顾虑
3. 在转型尚未具备乐观条件时，马来西亚政府又推出备受争议的消费税（GST）。
虽然消费税曾在阿都拉当政时，于2005年的预算案中被提了出来，且准备在2007年正月1日实施，然而在2006年2月份时，政府宣布压后推行。因为需要时间深入研究商业程序的改变。后来在2008年遭遇308政治海啸，也就暂时“束之高阁”。
2009年11月24日，首相纳吉宣布将在国会提出消费税法案。果然在同年12月16日由第二财长提出。
讵料原定在3月中旬提出二读时，又宣告展延，理由同样尚需从长计议。个中原因，可以推论是政治因素居多。因为站在政府的立场，此项法案越早实施越好，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协助国家应付日益庞大的开支。
官方资料显示，政府今年的税收将下跌5.7%至1065亿元。
有鉴于收入减少，政府也采取节约措施，例如2010年联邦财政预算已缩水11.3%至1895亿元。
在行政开支方面，今年也下滑13.7%至1383亿元。但公务员薪水却增加，从2009年的379亿增至421亿元。我国有120万的公务员，平均每25人中有一人吃“皇粮”。
今年发展费也较去年少了4.4%，共512亿元。
正由于政府需要增加收入来应付不断扩张的开支，消费税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
目前政府有微抽销售税5%及服务税10%（称为SST），一年收入117亿元；如果用消费税取代，只微抽4%，将可使政府增加13亿元收入，达到130亿元。
与此同时，政府也宣布40项必需品无需缴税，如米、蔬菜、面粉、食油、蛋、牛肉及鸡等。而营业额每年不超过50万元的中小型企业，也不必缴税。
政府认为可行是因为已有142个国家推行，也对减少财政赤字大有帮助。
若与其他国家消费税比较，马来西亚被认为是低征税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已征税7%；日本5%，加拿大5%，澳洲10%等等。
但为何香港至今不推出消费税呢？根据城市大学法学院顾敏康教授的说法是不应实施，因为它影响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美誉；贫富之间过于悬殊，而且每7人中即有1人是穷人（约103万人）。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马时亨说香港不再推行GST，因有6成人反对，虽然他们支持需要扩阔税基。
香港特首曾萨权也基于未有民意基础，宣布在2006年着手研究的消费税不再实施。
由此可见，香港政府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得不取消此措施。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公开与面临挑战的国家，它确实需要消费税来争取外资涌入，但政治的考量更为重要。纳吉首相看来将会推延至下一届大选后才实施，庶免在此时被弹个没完没了。
反对党抓紧机会猛攻执政党是因为看到民意不能接受，也被迫展延实施，也就推波助澜使事件深化和激化，让政府投鼠忌器，打消落实消费税的念头。
现代性是正确出路
不过马来西亚目前面对的紧急性课题不仅是GST，它还包括最近成立而又喋喋不休的大马土著组织，它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的偏激的言论已影响纳吉的施政。还有体制僵化，结构繁杂和面对冗员现象的公共服务领域及权力过于集中在中央的首相署，也影响公共领域的士气和生产力下降。换句话说，首相署要瘦身，权力不能过于膨胀而又力所不逮每个领域和项目。
再者，舞弊、贪污和滥权也是造成国人信心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可从政府总稽查报告揭露各部门不规则事项，但又无法采取行动对付犯事者看出来。例如在2008年的报告中指出联邦政府的行政开销是1520亿元，但实施开支是1535亿，较原来的数目多出14亿元。凡此种种也影响了政府的改革步伐。
4. 因为纳吉是在风雨中上台的首相，所以他必须要有多项计划来与原订计划接轨，例如新经济模式对新经济政策；一个马来西亚对马哈迪的2020宏愿。政府转型增加人民收入对消费税的实施。
总而言之，纳吉是期望将马来西亚重新纳回“现代性”的轨道，不再迷恋于“现代民族国家”。但因面对马来媒体，非政府机构及政党要人的拦路和质问，也对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现代性理念起了不良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为了降低风险，纳吉也只好牺牲了消费税的“现代性”措施，以免成为反对党的靶子。此外，他对一些极端与右派份子的伺机而动，也不得不抖擞精神应对。除非纳吉大刀阔斧迎向“现代性”，重视科学与民主，公平施政、倡廉肃贪、公正治国，否则马来西亚的转型是不易成功的。
（本文部分内容係作者于2010年5月2日应槟城凤凰友好联谊会之邀的专题讲话，经重新整理而成此文。其他主讲者有拿督杜乾焕博士，国会议员古玛医生及国会议员姆加蒂博士）
刊登于2010年5月9日《东方日报》
他的上位正如他的父亲敦拉萨的时代，是被认为“临危受命”的。他的父亲是在1969年“513”悲剧后成为实权者。一年之后拜相，成为第二任首相。纳吉则是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展露其强势领导。一年之后，他也拜相，成为第六任首相。两人一前一后成为国家领导人，时间相隔40年。
两父子异中求同
敦拉萨1970年于先后推出了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及《国家原则》。他提出了“化东南亚为中立化无核地区”，又倡议马来西亚加入“不结盟运动”。最明显地表现在1974年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建立邦交。在华人一片欢呼声下，新经济政策顺利推行。
回想当时敦拉萨将东姑的亲西方右翼政策转成中间偏左，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顺应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的政治思潮。在以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华人对执政党的支持虽是起伏不定的，但更多时候是给予支持的，因为国阵并没有推行反华政策，反而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
敦拉萨在政治上的兼收并蓄与有容乃大的精神（1974年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收编反对党），正是发生在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好转的年代（中国的“文革”在1976年才结束）。
敦拉萨当年冒着得罪马来右派的危险走向左右逢源的政策，结果证明他眼光独到，才有今日马中友好关系的持续性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敦拉萨成功地通过“国家原则”排斥当年左翼流行的无神论；他也成功地减少阻力，顺利地开展他的新经济政策，因为华人或说具有左派思想的华人是不会抗拒和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重组社会，消除贫穷”的。
四十年后，纳吉一上位就重温和试图重复其父亲走过的道路。他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北京，以庆祝马中建交35周年，表明他与其父亲一样，希望华人能改变对国阵的态度。
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虽然一时之间整个轮廓并不清晰，但他以先入为主的优势大张旗鼓地鼓吹马来西亚只有一个，用以表明没有东西马之分。这显然是回应民联在308后准备通过东马的支持来变天的夺权计划。
这就是说，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更多时候是以政治为主要考量，继之是经济考量，因为没有政治的稳定，一切的改革将无从开展。
从这边来演绎纳吉的政策，他是将阿都拉的保守偏右政策导回中间偏左，以和民联争取民心，但他也面对右翼势力扯其后腿。
现代性VS现代民族国家
如果可以做比较的话，我愿意将他们父子的指导思想放在两个理论中作分析。
敦拉萨走的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 State）的路线，他把东姑的亲西方的“现代性”（Modernity）路线压下，将国家方向转向适应亚洲，包括中国的路线，以摆脱100%亲西方的形象。
所谓“现代性”理论乃至发自西方的文艺复兴，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蒙昧，以人文精神反对神权压迫，是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理论框架。
在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就是要引进西方的学说，是对“现代性的追求”。但在后来被证明“远水救不了近火”，尤其是日本1937年侵华后，已是被迫走“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向苏联取经，走社会主义道路。
马来西亚在独立前，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是走“现代性”道路的，因此反对左翼的反殖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包括与马共的斗争。
当1957年东姑领导独立时，国家在他的领导下，走的是一面倒西方的反共路线，但不强调种族和宗教，因而可以被形容为走“现代性”的路线。
不过在1969年“513”后，上位的敦拉萨发现“现代性”不适合马来西亚的社会，因而大胆地采纳左翼国家采用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将马来西亚导入中间偏左而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路线。
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是包含在现代性里面的政治制度，以民主或武力的手段建构国家，它的合法性也是根据民族公议建立起来的。1917年苏联的建立即为一例。
中共是延至1976年文革结束后才真正拨乱反正走向现代性的道路，它只用30年的时间，中国已是和平崛起，成为世界政经大国，可见现代性魅力无穷。
马哈迪虽是在1981年上台，但他是延至1990年才提出要在30年内达成先进国的宏愿。这意味着他决心摆脱敦拉萨一手制定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而走向现代性，以向西方的现代化看齐。但因间中有太多复杂的因素拌搅着，以致国家游离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无法破旧立新。
纳吉在2009年也看到了马哈迪22年当政下的得与失，就是徘徊到“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
纳吉推出四大策略
在这种情形下，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出台了。在这个理念下，他通过政治的权威与经济的优势对国家作了以下的调整：
1. 认真与全面地探讨“新经济政策”，马哈迪做不到的，他要做。例如废除某些领域，特别是上市公司的30%土著股权的规定。开放27个领域不受30%股权的影响。于是一个定名为“新经济模式”的政策出台了。
它的主要点在于全面援助和提升40%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这是在未取消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下进行的，因此不会引起反弹。
政府为此成立“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NEAC）来制定新经济模式，它的主要目标是延续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来消除贫穷。
如果说新经济政策当年是要求华裔支持马来人提升经济地位，那么40年后的今天，尽管全国的赤贫率已降至3.7%，它还是存在40%的家庭收入每月不超过2000元的水平。因此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增加他们的收入。
2. 在“新经济模式”下，纳吉提出了转型的大工程。他在今年1月28日公布了政府转型计划路线图，矢言要在未来10年，也就是马哈迪订下的达至先进国指标的那一年（2020年），让人均收入从目前的每年7000美元提升至1万5千美元（约5万马币）。
这意味着我国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必须要有8%左右。
以1997年金融危机前为例，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已达5000美元，马哈迪在1998年将马币与美元订在3.80兑1美元的水平（原本是2.5元兑1美元，等于贬值40%）。无形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大为缩水，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才增加到7千美元，整整13年来的增幅是那么小，以致许多人质疑马来西亚届时可否达成目标。如果不能达致，马来西亚的转型就不算成功。
其实，马来西亚只是处在中等收入的国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完全不具备条件挤入先进国的水平。比如新加坡人均收入高达7万美元，韩国1万7千美元。因此马来西亚人民在未来10年的收入要翻两倍也不容乐观。因为刻下我国需要高科技人才，国内的大学却不能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换句话说，我们的人力资本的培养远未达先进国的需求。
加上近些年来有30万精英流失，向外国发展，在在阻止了马来西亚顺利跨进一大步。
消费税突然煞车有顾虑
3. 在转型尚未具备乐观条件时，马来西亚政府又推出备受争议的消费税（GST）。
虽然消费税曾在阿都拉当政时，于2005年的预算案中被提了出来，且准备在2007年正月1日实施，然而在2006年2月份时，政府宣布压后推行。因为需要时间深入研究商业程序的改变。后来在2008年遭遇308政治海啸，也就暂时“束之高阁”。
2009年11月24日，首相纳吉宣布将在国会提出消费税法案。果然在同年12月16日由第二财长提出。
讵料原定在3月中旬提出二读时，又宣告展延，理由同样尚需从长计议。个中原因，可以推论是政治因素居多。因为站在政府的立场，此项法案越早实施越好，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协助国家应付日益庞大的开支。
官方资料显示，政府今年的税收将下跌5.7%至1065亿元。
有鉴于收入减少，政府也采取节约措施，例如2010年联邦财政预算已缩水11.3%至1895亿元。
在行政开支方面，今年也下滑13.7%至1383亿元。但公务员薪水却增加，从2009年的379亿增至421亿元。我国有120万的公务员，平均每25人中有一人吃“皇粮”。
今年发展费也较去年少了4.4%，共512亿元。
正由于政府需要增加收入来应付不断扩张的开支，消费税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
目前政府有微抽销售税5%及服务税10%（称为SST），一年收入117亿元；如果用消费税取代，只微抽4%，将可使政府增加13亿元收入，达到130亿元。
与此同时，政府也宣布40项必需品无需缴税，如米、蔬菜、面粉、食油、蛋、牛肉及鸡等。而营业额每年不超过50万元的中小型企业，也不必缴税。
政府认为可行是因为已有142个国家推行，也对减少财政赤字大有帮助。
若与其他国家消费税比较，马来西亚被认为是低征税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已征税7%；日本5%，加拿大5%，澳洲10%等等。
但为何香港至今不推出消费税呢？根据城市大学法学院顾敏康教授的说法是不应实施，因为它影响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美誉；贫富之间过于悬殊，而且每7人中即有1人是穷人（约103万人）。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马时亨说香港不再推行GST，因有6成人反对，虽然他们支持需要扩阔税基。
香港特首曾萨权也基于未有民意基础，宣布在2006年着手研究的消费税不再实施。
由此可见，香港政府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得不取消此措施。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公开与面临挑战的国家，它确实需要消费税来争取外资涌入，但政治的考量更为重要。纳吉首相看来将会推延至下一届大选后才实施，庶免在此时被弹个没完没了。
反对党抓紧机会猛攻执政党是因为看到民意不能接受，也被迫展延实施，也就推波助澜使事件深化和激化，让政府投鼠忌器，打消落实消费税的念头。
现代性是正确出路
不过马来西亚目前面对的紧急性课题不仅是GST，它还包括最近成立而又喋喋不休的大马土著组织，它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的偏激的言论已影响纳吉的施政。还有体制僵化，结构繁杂和面对冗员现象的公共服务领域及权力过于集中在中央的首相署，也影响公共领域的士气和生产力下降。换句话说，首相署要瘦身，权力不能过于膨胀而又力所不逮每个领域和项目。
再者，舞弊、贪污和滥权也是造成国人信心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可从政府总稽查报告揭露各部门不规则事项，但又无法采取行动对付犯事者看出来。例如在2008年的报告中指出联邦政府的行政开销是1520亿元，但实施开支是1535亿，较原来的数目多出14亿元。凡此种种也影响了政府的改革步伐。
4. 因为纳吉是在风雨中上台的首相，所以他必须要有多项计划来与原订计划接轨，例如新经济模式对新经济政策；一个马来西亚对马哈迪的2020宏愿。政府转型增加人民收入对消费税的实施。
总而言之，纳吉是期望将马来西亚重新纳回“现代性”的轨道，不再迷恋于“现代民族国家”。但因面对马来媒体，非政府机构及政党要人的拦路和质问，也对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现代性理念起了不良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为了降低风险，纳吉也只好牺牲了消费税的“现代性”措施，以免成为反对党的靶子。此外，他对一些极端与右派份子的伺机而动，也不得不抖擞精神应对。除非纳吉大刀阔斧迎向“现代性”，重视科学与民主，公平施政、倡廉肃贪、公正治国，否则马来西亚的转型是不易成功的。
（本文部分内容係作者于2010年5月2日应槟城凤凰友好联谊会之邀的专题讲话，经重新整理而成此文。其他主讲者有拿督杜乾焕博士，国会议员古玛医生及国会议员姆加蒂博士）
刊登于2010年5月9日《东方日报》
24.5.10
社阵•人联•民政 （现代春秋）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SUPP）（简称人联党）是一个介于社阵与民政党的东马政党。它早期与社阵是同一个模式；它后期滑向民政党的格局。因此将这三个政党作比较，就能够更加清楚，人联党是怎样从量变到质变的。
立党于1959年的人联党基本上是一个区域性政党，从来没有想到要西渡马来半岛。虽然它的视野是国际性的，曾一度服膺于社会主义；更与马新一带及中国的左翼运动是同出一辙的，但它的斗争是区域性的。先是争取砂拉越的独立（1959年立党的党纲），后是参与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1961年起），主张先独立再合并；再下来索性与西马执政党大被同眠，不再反马来西亚了（1970年）。
人联党这一转变，也就把自己与社阵切开，转而更认同民政党的政治立场了。这就是质变的开始。
为了更好的厘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回顾什么是社阵？它是怎样来的？
首先于1952年成立的劳工党，只是一个普通的政党，到了1954年才提出社会主义政纲（这一年李光耀在新加坡成立人民行动党），但属于西方式的社会主义理念。
1955年，马来左翼份子布斯达曼联同布哈鲁丁（曾是左派马来国民党主席，1950年被查封）共同组织人民党，基本上是马来民族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但一年之后布哈鲁丁离开人民党，他投入回教党担任党主席。在他领导下的回教党，曾经与左翼政党的合作关系是心照不宣的。1957年马来亚独立的那一天（8月31日），人民党与劳工党合组成社阵（也就是社会主义党），摆明与执政的联盟的资本主义路线是迥然不同的。
1959年6月4日（6月18日正式获准注册），一个命名为人民联合党在砂拉越诞生，走的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路线。吊诡的是党在古晋成立，但它的第一个支部是在诗巫成立的，可见诗巫是它的堡垒区和党的先锋队。
在同年的9月15日，马华公会的林苍祐正式退党，开始了他的另一个政治长征，也就有了后来人联党与民政党称兄道弟的故事。
话说人联党在1961年时，是极力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它也曾在1962年参加五邦社会主义大会（在吉隆坡召开），它们是马来亚的社阵、砂人联党、汶莱人民党、新加坡的社阵（从行动党分裂出来，以林清祥为首）及人民党和工人党；人民行动党代表也有参加，沙巴没有政党代表。大会显然由林清祥主导，通过了主张北婆三邦先自治才来谈合并事宜。
1962年底汶莱人民党起事失败，连带影响“五邦社会主义政党”遭受严重打击和镇压，人联党也不例外。
1963年马来西亚按原定计划在9月16日正式成立。这时东西马政治又一番景象，虽然新加坡已加入马来西亚，但在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被联盟当成反对党。
另一方面，在西马的林苍祐于1961年另组民主联合党，与马华公会对着干。这个政党在1964年大选时势力只局限在槟城，且以林苍祐马首是瞻。他在1965年应李光耀之邀，与人民行动党组成“团总”，最令左翼阵线吃惊的是砂人联党也参与其中成为一员。在党中委反对下，造成人联党一度陷入分裂危机，所幸同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才消除人联党的危机。
1969年大选后，因西马发生“五一三”种族暴乱，东马的选举宣告暂时中止，但这也给人联党一个转机的机会。因为“五一三”后，中央更换领导人，敦拉萨积极拉拢人联党加入其中。而在这个时候，敦拉萨也向西马的反对党展开大收编，其中最重要的是成功将民政党纳入联合政府（民政在1968年成立，林苍祐解散民主联合党加入，在1969年执政槟州）。
就这样在1970年之后，人联党已是执政成员。它与民政党的关系日趋密切，也与西马左翼政团越行越远了。当左翼统战在70年代中期消失后，人联党索性按自己的意愿追求资本主义的理想，不再沉迷也不再标榜社会主义了（1974年正式成为国阵成员）。
因而在千禧年后，人们考察人联党时，发觉它更像西马的民政党，它们不但在思想上强调多元理念，而且在国阵内满足于现状的安排，以致于被华裔选民批评为“委屈求全”的成员党。在重大的课题上又反映不出大方向，组织结构有些老化和缺乏机动性。
因此有人担心，如果人联党不思长进，不思求变，它会不会成为民政第二呢？诗巫补选的结果已是一叶知秋，岂可等闲视之？
当务之急，也许人联党要赶快问问民政兄弟，怎么做才不会重蹈覆辙？而民政也可以趁机与人联党搞团结合作，否则难顶反对党的大攻势。
刊登于2010年5月24日《光华日报》
人联党：“你改变了吗？” （跃马扬鞭）
砂拉越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主要的种族有伊班人（达雅族）、华人及马兰瑙/马来人等。1959年，一个由华人和少数伊班人及其他民族组成的“人民联合党”诞生了（SUPP）。它的主要发起人是王其辉（银行家）及杨国斯（律师）。在思想上偏向英国的费边式民主社会主义，因此党开章明义地宣称遵循宪制斗争以取得独立。这也是受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影响，因为马来亚联合邦已在1957年独立，而新加坡则规定在1959年走向自治，自然引发砂拉越的民族主义份子倾巢而出。
由于得到砂解放同盟的全面介入，人联党很快地发展成为砂拉越的第一大政党，而且立场明显地高举社会主义大旗。所谓砂解放同盟基本上是一个左派组织，秘密成立于50年代初期，与当时的马新抗英同盟是同一码事。
1963年砂盟领导了武装斗争，砂共成立了，领导人与人联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人联党也因此受到波及。
但在另一方面，人联党持续其宪制斗争。当马来西亚正式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前，它在特殊的选举措施下（即通过地方议会选举以控制议会的党推选省议员，于是亲西马的联盟政党取得了胜利），组成松弛的砂州联盟州政府，人联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1969年西马发生的“五一三”种族冲突悲剧也给人联党的命运带来改变。其领导人在这之后与国家实权领袖敦拉萨“秘密”达成协议，即东马在1970年4月恢复国州选举后，人联党将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
果然不出所料，人联党在砂选举后摇身一变，加入右翼的联合政府，放弃“只左不中”的立场，也就与联盟后来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策略接近了。
人联党的蜕变在初期也给党员、支持者和华社带来一定的好处，如释放政治犯，解除宵禁，让人联党活动恢复正常等。而最重要的是在1974年促成砂共与砂政府和解，前者放下武器重返社会；进一步地解除全州的戒严令，所谓新村的人民也得到宽大的处理。
这个被名为“斯里安曼”行动的和解，其意义是重大的，给砂州人民带来安定与发展。虽然第二批的砂共延至1990年才走出森林，但因人数有限，约50余人，对治安威胁不大。
正由于人联党居安不思危，自从王其辉（1982年退休）及杨国斯（1990年退位）后，接班的黄顺开（直到1996年退休）及陈康南（1996年起迄今）被认为并没有保持党的优良传统，而是放任党员意志消沉，失去了干劲和活力；尤其是在1992年时，在黄顺开领导下，通过修改党章将“社会主义”字眼删掉，意味着人联党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进一步的将党导入官僚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内。
从1992年到2006年的整整14年中，人联党虽有过数次风险，但都化险为夷，也就引不起党领导人的重视。这包括杨国斯在1974年的州败选；黄顺开的1982的国败选及1996年的州败选被当成特殊个案处理。直到2006年的州选，刮起了反风，首次将人联党狠狠教训了一番（参选19席，只剩11席，输掉8席），可惜还是无法让人联党看到危机已来到门口。他们叫嚷了一阵子的改革后，又是照旧不改。这也许与2008年的砂州国选人联党参加7席胜了6席有关，因为不改也一样稳住地位。
如今，当诗巫国席补选失败后，对人联党已是大事不妙。如果连诗巫这堡垒区也保不住，那人联党在下来的州选（或今年或明年）又在哪里找“安全区”呢？
人联党的机制已经老化，缺乏活力和缺少创意，连国阵主席纳吉首相也有这样的评语，下来国阵会问人联党：“你怎么说”？而人民也会问人联党：你到底还要睡多久才醒？人民的权益在40年来到底流失多少，你们有没有算过？
如果人联党还要继续生存下去，它唯一的出路是回归本位，回到群众中去，绝不能搞宗派主义和保守主义。各个地区自我关起门来搞地方政治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否则在积重难返下，它可能在下届大选把自己变成无关宏旨的政党，这也太对不起创党时的一批有理想有热血的同志们。
刊登于2010年5月24日《南洋商报》
由于得到砂解放同盟的全面介入，人联党很快地发展成为砂拉越的第一大政党，而且立场明显地高举社会主义大旗。所谓砂解放同盟基本上是一个左派组织，秘密成立于50年代初期，与当时的马新抗英同盟是同一码事。
1963年砂盟领导了武装斗争，砂共成立了，领导人与人联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人联党也因此受到波及。
但在另一方面，人联党持续其宪制斗争。当马来西亚正式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前，它在特殊的选举措施下（即通过地方议会选举以控制议会的党推选省议员，于是亲西马的联盟政党取得了胜利），组成松弛的砂州联盟州政府，人联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1969年西马发生的“五一三”种族冲突悲剧也给人联党的命运带来改变。其领导人在这之后与国家实权领袖敦拉萨“秘密”达成协议，即东马在1970年4月恢复国州选举后，人联党将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
果然不出所料，人联党在砂选举后摇身一变，加入右翼的联合政府，放弃“只左不中”的立场，也就与联盟后来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策略接近了。
人联党的蜕变在初期也给党员、支持者和华社带来一定的好处，如释放政治犯，解除宵禁，让人联党活动恢复正常等。而最重要的是在1974年促成砂共与砂政府和解，前者放下武器重返社会；进一步地解除全州的戒严令，所谓新村的人民也得到宽大的处理。
这个被名为“斯里安曼”行动的和解，其意义是重大的，给砂州人民带来安定与发展。虽然第二批的砂共延至1990年才走出森林，但因人数有限，约50余人，对治安威胁不大。
正由于人联党居安不思危，自从王其辉（1982年退休）及杨国斯（1990年退位）后，接班的黄顺开（直到1996年退休）及陈康南（1996年起迄今）被认为并没有保持党的优良传统，而是放任党员意志消沉，失去了干劲和活力；尤其是在1992年时，在黄顺开领导下，通过修改党章将“社会主义”字眼删掉，意味着人联党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进一步的将党导入官僚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内。
从1992年到2006年的整整14年中，人联党虽有过数次风险，但都化险为夷，也就引不起党领导人的重视。这包括杨国斯在1974年的州败选；黄顺开的1982的国败选及1996年的州败选被当成特殊个案处理。直到2006年的州选，刮起了反风，首次将人联党狠狠教训了一番（参选19席，只剩11席，输掉8席），可惜还是无法让人联党看到危机已来到门口。他们叫嚷了一阵子的改革后，又是照旧不改。这也许与2008年的砂州国选人联党参加7席胜了6席有关，因为不改也一样稳住地位。
如今，当诗巫国席补选失败后，对人联党已是大事不妙。如果连诗巫这堡垒区也保不住，那人联党在下来的州选（或今年或明年）又在哪里找“安全区”呢？
人联党的机制已经老化，缺乏活力和缺少创意，连国阵主席纳吉首相也有这样的评语，下来国阵会问人联党：“你怎么说”？而人民也会问人联党：你到底还要睡多久才醒？人民的权益在40年来到底流失多少，你们有没有算过？
如果人联党还要继续生存下去，它唯一的出路是回归本位，回到群众中去，绝不能搞宗派主义和保守主义。各个地区自我关起门来搞地方政治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否则在积重难返下，它可能在下届大选把自己变成无关宏旨的政党，这也太对不起创党时的一批有理想有热血的同志们。
刊登于2010年5月24日《南洋商报》
我的“五一三”点滴 （天下纵横）
原定在五月十三日在登嘉楼举行纪念“513”的大集会已告“展期”，负责主催这个万人大会的“人民醒觉运动”（Gertak）的负责人拉查里说，在廉政机构的劝告下，已将会议展期，但不是取消。
根据主办当局的消息，共有45个非政治组织参与，它们是希望号召一万人来纪念“513”，但因为“时间上的错误”而展延。
展期也罢，取消也好，这说明了政府不同意也不允许利用“513”的日子来搞具有政治议程的活动；尤其是涉及种族性的活动。
不但是朝野政党反对这类的集会，就连另外的101个非政府组织也署名反对这样的种族性集会。其中一位发言人，也即是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说：“以大集会的方式来纪念513是非常“愚蠢”的，它应被视为一个教训，不要再重蹈覆辙。
为此这些个团体也要求政府还原历史真相，以让人民省思。因为它们在认可柯嘉逊的解密下，觉得还不够全面，希望有个官方的新说法。
虽然“513”对许多人是一道解不开的谜，但从我本身的经历说起或可“解读”不同的体会。
其实“513”（即1969年5月13日）对槟城人民来说不是什么“世界末日”或大难临头。他们在经历过1957年元旦的种族冲突和1967年大罢市后引发的种族冲突后，已更加珍惜种族和谐的重要性，并没有人在槟城借故点燃起种族主义的火花，主要是因为前两次的宵禁和戒严给人民带来深刻的教训。
例如1957年元旦的暴动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一年乔治市人民为申庆升格为市而有了两天的大旗鼓游行，讵料第二天（1月2日）的游行在四坎店发生冲突引发开枪而造成人命伤亡，接着在其他地区也有械斗。乐极生悲后，乔治市进入戒严，大概十天后恢复平静。
那一年我是小六学生，正在柑仔园观赏大游行，不时随人拍掌叫好；也对发生的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
又如1967年劳工党因抗议旧币（有英女皇肖像的）贬值15%，而发动全槟大罢市取得成功（政府随即宣布取消贬值），但后来不知何故，在日落洞发生种族冲突事件，结果又是戒严。不久又回复正常，但劳工党为此事付出惨痛的代价（支部被封，干部被捉）。那一年，我已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参与采访工作。
因此当1969年大选时，槟州人民珍惜的是民主的权利，他们不再诉诸街头斗争。就这样，他们把民政党的林苍祐送上执政台，启开槟州变天的第一页。
这是1969年5月9日晚上的事，我那时还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就坐在林苍祐的身边（圣芳济中学礼堂内的计票中心）等候选举成绩的公布。到了翌日凌晨近二时左右大局已定，林苍祐刮起秋风扫落叶的旋风把联盟打得七零八落，在24个州议席中夺下16席起而执政。
5月11日，林苍祐顺利在州元首府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卸任的王保尼也不是咬牙切齿，因为他终于把这个位置还给了政治师父林苍祐，心安理得的退休去了。
当5月13日首都传来暴乱时，槟城未听闻发生大事，大家仍沉浸在欢迎新政权诞生的气氛中。可是到了午夜时分，气氛全然不对，军警出动站岗，全槟也进入戒严，因为戒严令，才让槟州人民醒悟到原来吉隆坡事态严重，国家也进入了紧急状态，国会民主中止，由半军警管治。槟城也不得不“紧张起来”。但事实上，我们记者领了特别通行证后，可以随林苍祐到处巡视，一切如常，未见冲突，更没有暴动。所谓“513”对我当时的认识来说，是戒严造成了局面的某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其实人民还是平和的生活。因为有了两次的冲突教训后，槟州人民不要有第三次的冲突，因此“513”对槟城人是个集体的沉痛回忆，一切缘自吉隆坡，而不是槟城。民主在槟城开了花，没有人因政权的更迭而制造混乱和不安，让人感到民主的可爱。
正因为这样，最近有人在槟州议会挑起“513”事件确实是令人生厌和气愤的，毕竟槟州人民已在那一年拒绝“513”事件在槟城发生。在今天来说，更是不会允许它有机会“翻版”。为什么有人要故意挑起而混淆了历史真相？
刊登于2010年5月24日《号外周报》第480期
根据主办当局的消息，共有45个非政治组织参与，它们是希望号召一万人来纪念“513”，但因为“时间上的错误”而展延。
展期也罢，取消也好，这说明了政府不同意也不允许利用“513”的日子来搞具有政治议程的活动；尤其是涉及种族性的活动。
不但是朝野政党反对这类的集会，就连另外的101个非政府组织也署名反对这样的种族性集会。其中一位发言人，也即是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说：“以大集会的方式来纪念513是非常“愚蠢”的，它应被视为一个教训，不要再重蹈覆辙。
为此这些个团体也要求政府还原历史真相，以让人民省思。因为它们在认可柯嘉逊的解密下，觉得还不够全面，希望有个官方的新说法。
虽然“513”对许多人是一道解不开的谜，但从我本身的经历说起或可“解读”不同的体会。
其实“513”（即1969年5月13日）对槟城人民来说不是什么“世界末日”或大难临头。他们在经历过1957年元旦的种族冲突和1967年大罢市后引发的种族冲突后，已更加珍惜种族和谐的重要性，并没有人在槟城借故点燃起种族主义的火花，主要是因为前两次的宵禁和戒严给人民带来深刻的教训。
例如1957年元旦的暴动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一年乔治市人民为申庆升格为市而有了两天的大旗鼓游行，讵料第二天（1月2日）的游行在四坎店发生冲突引发开枪而造成人命伤亡，接着在其他地区也有械斗。乐极生悲后，乔治市进入戒严，大概十天后恢复平静。
那一年我是小六学生，正在柑仔园观赏大游行，不时随人拍掌叫好；也对发生的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
又如1967年劳工党因抗议旧币（有英女皇肖像的）贬值15%，而发动全槟大罢市取得成功（政府随即宣布取消贬值），但后来不知何故，在日落洞发生种族冲突事件，结果又是戒严。不久又回复正常，但劳工党为此事付出惨痛的代价（支部被封，干部被捉）。那一年，我已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参与采访工作。
因此当1969年大选时，槟州人民珍惜的是民主的权利，他们不再诉诸街头斗争。就这样，他们把民政党的林苍祐送上执政台，启开槟州变天的第一页。
这是1969年5月9日晚上的事，我那时还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就坐在林苍祐的身边（圣芳济中学礼堂内的计票中心）等候选举成绩的公布。到了翌日凌晨近二时左右大局已定，林苍祐刮起秋风扫落叶的旋风把联盟打得七零八落，在24个州议席中夺下16席起而执政。
5月11日，林苍祐顺利在州元首府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卸任的王保尼也不是咬牙切齿，因为他终于把这个位置还给了政治师父林苍祐，心安理得的退休去了。
当5月13日首都传来暴乱时，槟城未听闻发生大事，大家仍沉浸在欢迎新政权诞生的气氛中。可是到了午夜时分，气氛全然不对，军警出动站岗，全槟也进入戒严，因为戒严令，才让槟州人民醒悟到原来吉隆坡事态严重，国家也进入了紧急状态，国会民主中止，由半军警管治。槟城也不得不“紧张起来”。但事实上，我们记者领了特别通行证后，可以随林苍祐到处巡视，一切如常，未见冲突，更没有暴动。所谓“513”对我当时的认识来说，是戒严造成了局面的某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其实人民还是平和的生活。因为有了两次的冲突教训后，槟州人民不要有第三次的冲突，因此“513”对槟城人是个集体的沉痛回忆，一切缘自吉隆坡，而不是槟城。民主在槟城开了花，没有人因政权的更迭而制造混乱和不安，让人感到民主的可爱。
正因为这样，最近有人在槟州议会挑起“513”事件确实是令人生厌和气愤的，毕竟槟州人民已在那一年拒绝“513”事件在槟城发生。在今天来说，更是不会允许它有机会“翻版”。为什么有人要故意挑起而混淆了历史真相？
刊登于2010年5月24日《号外周报》第480期
诗巫补选的启示 （直挂云帆）
在投票前几天，有做了少许的功课，访问了在朝在野的政治人物，也问及当地媒体人的意见，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也就可以在诗巫补选后派上用场。
我根据2008年诗巫国会成绩作分析，发现到行动党要取胜实在不容易，因为在过去六届（1986-2008）的选举中，行动党都被人联党抛在后头，平均输票都在3000张以上。就拿行动党的黄和联来说，他已经是这区的三届手下败将，要攻下人联党的堡垒区谈何容易？除非行动党能拿下超过70%的华人选票（华裔选民占66.7%，共36389名，投票率不会超过70%）否则不易成事。
但是如果我们从行动党的历史来看，它也曾在1982年拿下诗巫国席，这个人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林世铭。现在更少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根据人联党的资料交待，林世铭之胜是因人联党处理不好三M课题（当时教育部推出的用马来人教导读写算课程，引起争议），被选民“遗弃”。但实际也只输了百余张票，而且被打倒的竟是人联党的巨人黄顺开，他输了国席，但在州席取胜。后来出任砂州副首席部长，一直到1996年又被行动党的黄和顺打败。黄顺开这一跌，也结束他的政治生涯，辞卸了党主席，让位于目前担任党主席的陈康南。因此黄顺开的一先一后的尝败绩，也与党内的斗争及财团的角力不无关系。
黄和顺的政运也不算平坦，他在后来在国州选举都败给了人联党，只有在2006年又再成功卷土重来进入州议会，但还是无缘进入国会。这一年，行动党的六支火箭第一次射进砂州议会，对国阵的震撼不大，但确实让人联党心惊胆战了。它参加19个州议席，失掉8席，另2席分别输给公正党和国民党。
在整数71个州议席中，即使反对党赢完人联党的19个州议席，也无法上台执政，当然如果又再赢完民进党的8席和人民党的9席（这两个党是从国民党及后来的达雅党分裂出来，基本上主要代表了伊班人的族群）又当别论，因为土著保守党本身已占有35席，而且在2006年的州选中全胜。
因此一直以来由砂州首席部长玛目泰益领导的土著保守党是最大的政党（1974年土著党及保守党合并而成），它既代表马来人，马兰瑙人及伊班人等族群，也是砂州国阵最权威的政党。正因为土保党在砂州坐镇，来自西马的政党就没有正式东渡，甚至连巫统也没有直接涉及砂州的政治，马华和民政更无从下手。
不过，由于砂州的反对党势力有限，且人才不足，若有机会壮大就会被吸纳成为国阵一员。例如国民党（SNAP）在1976年又再重回国阵（它在1966年宁甘被革除首席部长职后退出联盟（国阵前身）），而在2004年又再第二度离开国阵。
这就是说，砂州的政坛并没有供本土反对党成长和壮大的土壤，唯有借助西马的反对党才能有足够的吸引力。第一个东渡砂州的西马政党就是民主行动党。在1978年因人联党的分裂，导致张守仁退党而引进民主行动党，当时他被人联党形容为“最大的叛徒”，但也因为时机不成熟，加上东马人十分排斥来自西马的政党，行动党在砂州的政治就无从突破，只有“小打小闹”，赢得三几席，给予人联党“无关痛痒”的干扰（当时有指说为行动党开方便之门的是时任首席部长的阿都拉曼耶谷，他用意在于克制和削弱人联党政治力量）。换句话说，张守仁无法完成的政治心愿，结果由其儿子张建仁来完成了；正如林吉祥圆不了首席部长梦，最终由林冠迎来完成。
其实，人联党的蜕变起于1970年。它在这一年（也就是“五一三”悲剧后的第二年）举行东马选举前与巫统秘密协商而在选后组成联合政府。
因此从1970年到今天的整整40年，人联党已脱掉社会主义大衣并穿上资本主义的大衣，而间中也起了质的变化，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激情和有活力的政党，不再重视群众运动。但因为人联党未“棋逢对手”，一直捉住“本地人的政治由本地人处理“的心态而奏效，狠狠地把行动党排斥在砂州的大门外，也就在这些年来有了轻敌和不思变革之心，一切随波逐流和随遇而安。
当我在2006年到砂州考察州选时我在人联党总部看到的不是成群结队的工作狂的青年，而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各做各的，有优哉闲哉之弹。问他们怎么还不备战？他们说过去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逢选必胜，各个候选人只管他们自己的选区，大不了发生文告以示统筹统办，其他的事就不必总部操心了。
这种漫不经心的心态也终于让人联党吃尽苦头，第一次连输8席。可惜的是，人联党不求改变，在州选过后有闹过一阵改革和改组，过后就沉静下来，又是一团和气，什么重组和改变已抛诸脑后；尤其是2008年国选又大胜出后，大家又忘记2006年的“小政治地震”的教训。因而来到诗巫国席补选，人联党又是按传统打地方主义牌，由诗巫人自行操办，好像是关起门来搞政治。虽然首相纳吉以大气势为人联党造势，但已无法使老化的机制一下子被调动起来，难怪纳吉也感叹和批评诗巫的竞选机器不及反对党的活力和创意。单就人海战术而言，国阵已远远落后，它没有调动大将来应战，各友党扮演的角色模糊和无关宏旨，只有巫统搬来了强人压镇。
如今补选失利，人联党应该深刻反省一下，在过去四年它改变了什么？它纠正了多少错误？不要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简单的答案是：人联党，你改变了吗？
说白了，诗巫失手应刺激人联党从中了解到：改变之风已吹到家门口，不能再咬文嚼字说只改革不改变，这是很莫名其妙的鸵鸟政策。人联党除了改变之外，并无他途。现在“亡羊补牢”或有转机，不然人联党将不知如何应对今年或明年的州大选？
刊登于2010年5月20日《东方日报》
我根据2008年诗巫国会成绩作分析，发现到行动党要取胜实在不容易，因为在过去六届（1986-2008）的选举中，行动党都被人联党抛在后头，平均输票都在3000张以上。就拿行动党的黄和联来说，他已经是这区的三届手下败将，要攻下人联党的堡垒区谈何容易？除非行动党能拿下超过70%的华人选票（华裔选民占66.7%，共36389名，投票率不会超过70%）否则不易成事。
但是如果我们从行动党的历史来看，它也曾在1982年拿下诗巫国席，这个人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林世铭。现在更少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根据人联党的资料交待，林世铭之胜是因人联党处理不好三M课题（当时教育部推出的用马来人教导读写算课程，引起争议），被选民“遗弃”。但实际也只输了百余张票，而且被打倒的竟是人联党的巨人黄顺开，他输了国席，但在州席取胜。后来出任砂州副首席部长，一直到1996年又被行动党的黄和顺打败。黄顺开这一跌，也结束他的政治生涯，辞卸了党主席，让位于目前担任党主席的陈康南。因此黄顺开的一先一后的尝败绩，也与党内的斗争及财团的角力不无关系。
黄和顺的政运也不算平坦，他在后来在国州选举都败给了人联党，只有在2006年又再成功卷土重来进入州议会，但还是无缘进入国会。这一年，行动党的六支火箭第一次射进砂州议会，对国阵的震撼不大，但确实让人联党心惊胆战了。它参加19个州议席，失掉8席，另2席分别输给公正党和国民党。
在整数71个州议席中，即使反对党赢完人联党的19个州议席，也无法上台执政，当然如果又再赢完民进党的8席和人民党的9席（这两个党是从国民党及后来的达雅党分裂出来，基本上主要代表了伊班人的族群）又当别论，因为土著保守党本身已占有35席，而且在2006年的州选中全胜。
因此一直以来由砂州首席部长玛目泰益领导的土著保守党是最大的政党（1974年土著党及保守党合并而成），它既代表马来人，马兰瑙人及伊班人等族群，也是砂州国阵最权威的政党。正因为土保党在砂州坐镇，来自西马的政党就没有正式东渡，甚至连巫统也没有直接涉及砂州的政治，马华和民政更无从下手。
不过，由于砂州的反对党势力有限，且人才不足，若有机会壮大就会被吸纳成为国阵一员。例如国民党（SNAP）在1976年又再重回国阵（它在1966年宁甘被革除首席部长职后退出联盟（国阵前身）），而在2004年又再第二度离开国阵。
这就是说，砂州的政坛并没有供本土反对党成长和壮大的土壤，唯有借助西马的反对党才能有足够的吸引力。第一个东渡砂州的西马政党就是民主行动党。在1978年因人联党的分裂，导致张守仁退党而引进民主行动党，当时他被人联党形容为“最大的叛徒”，但也因为时机不成熟，加上东马人十分排斥来自西马的政党，行动党在砂州的政治就无从突破，只有“小打小闹”，赢得三几席，给予人联党“无关痛痒”的干扰（当时有指说为行动党开方便之门的是时任首席部长的阿都拉曼耶谷，他用意在于克制和削弱人联党政治力量）。换句话说，张守仁无法完成的政治心愿，结果由其儿子张建仁来完成了；正如林吉祥圆不了首席部长梦，最终由林冠迎来完成。
其实，人联党的蜕变起于1970年。它在这一年（也就是“五一三”悲剧后的第二年）举行东马选举前与巫统秘密协商而在选后组成联合政府。
因此从1970年到今天的整整40年，人联党已脱掉社会主义大衣并穿上资本主义的大衣，而间中也起了质的变化，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激情和有活力的政党，不再重视群众运动。但因为人联党未“棋逢对手”，一直捉住“本地人的政治由本地人处理“的心态而奏效，狠狠地把行动党排斥在砂州的大门外，也就在这些年来有了轻敌和不思变革之心，一切随波逐流和随遇而安。
当我在2006年到砂州考察州选时我在人联党总部看到的不是成群结队的工作狂的青年，而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各做各的，有优哉闲哉之弹。问他们怎么还不备战？他们说过去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逢选必胜，各个候选人只管他们自己的选区，大不了发生文告以示统筹统办，其他的事就不必总部操心了。
这种漫不经心的心态也终于让人联党吃尽苦头，第一次连输8席。可惜的是，人联党不求改变，在州选过后有闹过一阵改革和改组，过后就沉静下来，又是一团和气，什么重组和改变已抛诸脑后；尤其是2008年国选又大胜出后，大家又忘记2006年的“小政治地震”的教训。因而来到诗巫国席补选，人联党又是按传统打地方主义牌，由诗巫人自行操办，好像是关起门来搞政治。虽然首相纳吉以大气势为人联党造势，但已无法使老化的机制一下子被调动起来，难怪纳吉也感叹和批评诗巫的竞选机器不及反对党的活力和创意。单就人海战术而言，国阵已远远落后，它没有调动大将来应战，各友党扮演的角色模糊和无关宏旨，只有巫统搬来了强人压镇。
如今补选失利，人联党应该深刻反省一下，在过去四年它改变了什么？它纠正了多少错误？不要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简单的答案是：人联党，你改变了吗？
说白了，诗巫失手应刺激人联党从中了解到：改变之风已吹到家门口，不能再咬文嚼字说只改革不改变，这是很莫名其妙的鸵鸟政策。人联党除了改变之外，并无他途。现在“亡羊补牢”或有转机，不然人联党将不知如何应对今年或明年的州大选？
刊登于2010年5月20日《东方日报》
从乔治市看地方选举 （现代春秋）
槟城的地方议会有很多的变化，也有很多故事。它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争议的焦点？说起来是很值得玩味的。
我在5月4日应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之邀，前往参加一项《地方议会选举：可为或不可为？》的座谈会上，针对槟城的地方议会提出我的看法，其他主讲者有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及前马六甲市议会代主席顾兴光。
我之所以用槟城做为实例，那是因为地方议会的选举“成也槟城，败也槟城”。这句话的含义是说乔治市市议会是最先推动民主的试验场，也是最终“埋葬”地方议会选举的地方。
故事应该从1800年开始，那一年槟岛成立的税务评估委员会（Committee of Assessors）。到了1848年，英国将税务评估委员会并为“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mmittee）（槟新甲各有本身的市政组织）。
在1857年时，“市政委员会”正名为“槟城市政局”（Penang Municipal Commission），职权扩大。它规定市议员共5人，其中参政司（Resident）（相等于后来的槟城总督）为议会当然主席，另一名则是海峡殖民地大臣委任，剩下的3名市议员“公开”给纳税人投票选出，每年缴25卢比（印度币）的市民即有投票权。那些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则要求“亲朋戚友”出来投票，不然将无人投票，因为人民对这个所谓“民主”玩意儿不感兴趣。虽然如此，“民主选举”总算在槟城开了头，而且是在1857年的事（正因为这一年标志着乔治市市议会的诞生，因此才有后来1957年元旦的申庆市议会一百周年的庆典）。
原本三名“民选市议员”任期只一年，到了1863年则改为每三年选一次，不必每年投票。
在1888年时，英政府正式将槟城市政局易名为“乔治市市政局”（Municipal Commission of Georgetown）。换句话说，它的管理范围已规定在市区内（也就是乔治市的面积）。
（根据估算乔治市在1957年的面积是34平方公里；1969年后增至41平方公里）（槟岛的总面积是293平方公里）。
1913年市政局法令生效，英国中止市议会选举。这就是说，于1857年起已实施的局部民选市议员的制度经过56年后煞车，全改为委任制。这是第一次开民主倒车，但市议员则从5位增至12位（当时华人俗称十二商），全是参政司所委任，英国人也不再用“民主”作橱窗。
就在英国禁止市议员“民选”38年后，它又大发“慈悲”，在1951年在乔治市推行市议员民选制度，作为马来亚朝向民主的滥觞。
英国人也不是全面民选，只是允许选9名市议员，剩下的6名市议员是委任的，而且规定参政司是市政局的当然主席，但已正式易名为乔治市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
这一年，林苍祐组成的“急进党”在9个议席争夺战中，赢得了6席，奠定了林苍祐的从政地位（他没参加市议员选举，因他在1950年已被英国委任为槟州立法议员，而且在后来被提升为首席议员（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
由于乔治市选举开全马之先河，而且民主尝试成功，使到吉隆坡市议会的选举也如期在1952年举行。
它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这一年的隆市选举带来了马华与巫统的合作，前者赢得6席，后者胜3席，而势力强大由拿督翁领导的马来亚独立党只取得2席。结果导致巫统马华于1953年合作组成联盟，并拉进了印度国大党。这样一来，一个新的联合阵线在日后全面地改变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
因为两场市议会的“小民主”成功推行，马来亚在1955年走向“大民主”，举行马来亚立法议会首次普选（52名民选，46名委任），作为朝向自治邦迈进。结果东姑领导的联盟大捷，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1953年他将马来亚独立党易名为国家党）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1957年，在马来亚独立前夕，乔治市在元旦日被升格为市，意味着乔治市市议会已取得城市地位，易名为乔治市市议会（City Council of Georgetown），其市主席将被称为市长。它成为全马首个具有法定地位的城市。遗憾的是，那年大事庆祝期间，不幸发生暴乱，乐极生悲。所幸没影响马来亚独立如期在8月31日宣布。
从1958年到1963年的市议会选举，俱是左翼的社阵夺得执政权，也在1963年马来西亚正式成立。马印（尼）对抗加剧。由于印尼政府的不妥协立场，影响了1964年的大选，选民都把票投给执政的联盟，因为担心社阵与印尼的反大马立场接近，也就选择亲联盟疏社阵的立场，导致社阵在那年大选大失败。过后转向街头斗争，最终在1969年的大选，选择杯葛。
因为联盟的大胜和对左翼力量在城市及华人新村的滋长有所警惕，政府乃在1965年接管市议会，并在1960年成立调查庭调查乔治市议会被指管理失当和滥权事件。通过这一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指出确有其事后，已成为政府中止全国地方议会选举的最好理由。
1966年国会通过的中止地方议会选举及1976年国会通过的允许地方议会合并及委任市议员后，意味着地方议会选举遥遥无期。
林苍祐就是根据1976年的法令将乔治市议会及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又将威省的三个地方议会（威北、威中及威南县议会）合并成威省市政局。
我们今天的两大市政局就是这样来的，乔治市市议会不见了，也已成为历史名词。现在林冠英说要还政于民，要求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这已经是宪制斗争的范畴了。我们且看他如何为“第三张票”请命？
刊登于2010年5月17日《光华日报》
巫统新战略围堵公正党 （跃马扬鞭）
两年前与两年后的政局已起了微妙的变化，国阵或贴切地说巫统已转守为攻，改变战略，全面向民联进攻。这可以从乌鲁雪兰莪的补选看出端倪。换句话说，当今的巫统已成为国阵的主帅，凡事亲力亲为，不再假手友党。难怪首相纳吉要巫统人亲近华社，争取50%的华人的支持。这已被解读成巫统不再死守其马来阵地，而是准备跨越族群，直接向其他民族招手。这在过去是罕有，甚至是不需要的。
犹记得在308政治海啸后，也就是两年前，在阿都拉继续主政下，他采取的战略是传统式的，首先主动与回教党商议组成团结政府。这个举动并非新鲜事，前有敦拉萨在1972年与回教党组成联合政府，并在1974年将后者纳为国阵一员，这是1969年"513"悲剧后的政局变动的结果。后有90年代马哈迪力促回教党与巫统对话，以推动马来人大团结。虽然马哈迪的倡议未能如愿以偿，但未阻止阿都拉在308后再作尝试。由于回教党在这方面未有充分准备，且内部意见分歧，阿都拉的"团结政府"概念始终无法落实。
如果当年（指2008年大选后）阿都拉成功说服回教党与巫统来一个第二春的合作，今日的政局将是：（一）阿都拉仍是国家首相；（二）民联瓦解；（三）仅剩下槟州由反对党执政；（四）两线制被铲除，回到国阵一党操控的局面。
而阿都拉的失败是因为他看不到新的思维已经形成，不能用旧思维来看待回教党，因为回教党已出现两种政治思想在交锋，一派是以党主席哈迪阿旺为首的亲"国阵"派；另一派则是以聂阿兹为首的亲"民联"派。当后者主张在党内占上风时，亲国阵派选择重新结合一个整体，阿都拉也就大失所望了。
在阿都拉在第一个方案失败后，他想启动第二个方案，那就是通过对巫统的驾驭，使到国阵成员党作适度的调整，以便重新振作争取民心回流。无奈友党振作无门，加上马哈迪的拦路，以致阿都拉提出国阵直接招收党员的建议也胎死腹中。
就这样当纳吉在去年4月接替阿都拉上位后，他的策略是丢掉阿都拉的旧思想包袱，给巫统全新的包装。他是通过政府提出对新经济政策的检讨和酝酿以"新经济模式"取代新经济政策，及后又通过巫统的"变身"来塑造新形象。
这就是说，纳吉的双管齐下的政策已明显发生效应，其一是政府的政策被认为朝向开明，至少比起阿都拉的时代更加透明和接近民意。例如对华校的大手笔和对消费税的煞车就是表现对民意的尊重。尽管到头来政府还得通过消费税来增加和稳定税收，但放慢一步总好过快一步。
其二是其政治的攻势是十分凌厉的，这可以从乌雪补选佐证之。虽然是由国大党委派候选人，但这位新人也是巫统所接受的，不按国大党上层的意旨作安排。当候选人择定后，就全程由巫统进行包装和打造形象，使他成为国阵（或巫统认可的候选人）的代表，不单是国大党的代表。
在整个过程中，马华和民政只是陪跑，国大党也只能叼陪末座，跟着巫统的步伐起舞。在这样的新战略下，巫统终于在补选中扳回一局，也给了公正党狠狠一击。
其实，国阵包括巫统的政治生命取决于对反对党的反攻与围困，这是没有妥协的余地。但它巧妙地避开回教党，亦未对行动党构成直接的威胁；反而是公正党已被制造成"岌岌可危的政党，随时会因"众叛亲离"而倒塌"。
虽然公正党正在力挽狂澜于既倒，降低退党风潮；民联也给于安华不遗余力的支持，但面对纳吉领导的巫统和马哈迪的推波助澜，已开始对安华展开新一轮和猛烈的攻势，把安华描绘成巫统的"公敌"而大举围攻；即使远在东马的诗巫补选，纳吉也没有错过使用乌雪的战略来面对民联的攻势，因为他要证明他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是回复政治上的一党主导的多党模式而不是所谓"两线制"。
这就是纳吉与阿都拉不同之处，也是纳吉与安华在政治上直接交锋的必然结果。他们两人的斗争结果将影响国家的未来走向和格局。
刊登于2010年5月17日《南洋商报》
犹记得在308政治海啸后，也就是两年前，在阿都拉继续主政下，他采取的战略是传统式的，首先主动与回教党商议组成团结政府。这个举动并非新鲜事，前有敦拉萨在1972年与回教党组成联合政府，并在1974年将后者纳为国阵一员，这是1969年"513"悲剧后的政局变动的结果。后有90年代马哈迪力促回教党与巫统对话，以推动马来人大团结。虽然马哈迪的倡议未能如愿以偿，但未阻止阿都拉在308后再作尝试。由于回教党在这方面未有充分准备，且内部意见分歧，阿都拉的"团结政府"概念始终无法落实。
如果当年（指2008年大选后）阿都拉成功说服回教党与巫统来一个第二春的合作，今日的政局将是：（一）阿都拉仍是国家首相；（二）民联瓦解；（三）仅剩下槟州由反对党执政；（四）两线制被铲除，回到国阵一党操控的局面。
而阿都拉的失败是因为他看不到新的思维已经形成，不能用旧思维来看待回教党，因为回教党已出现两种政治思想在交锋，一派是以党主席哈迪阿旺为首的亲"国阵"派；另一派则是以聂阿兹为首的亲"民联"派。当后者主张在党内占上风时，亲国阵派选择重新结合一个整体，阿都拉也就大失所望了。
在阿都拉在第一个方案失败后，他想启动第二个方案，那就是通过对巫统的驾驭，使到国阵成员党作适度的调整，以便重新振作争取民心回流。无奈友党振作无门，加上马哈迪的拦路，以致阿都拉提出国阵直接招收党员的建议也胎死腹中。
就这样当纳吉在去年4月接替阿都拉上位后，他的策略是丢掉阿都拉的旧思想包袱，给巫统全新的包装。他是通过政府提出对新经济政策的检讨和酝酿以"新经济模式"取代新经济政策，及后又通过巫统的"变身"来塑造新形象。
这就是说，纳吉的双管齐下的政策已明显发生效应，其一是政府的政策被认为朝向开明，至少比起阿都拉的时代更加透明和接近民意。例如对华校的大手笔和对消费税的煞车就是表现对民意的尊重。尽管到头来政府还得通过消费税来增加和稳定税收，但放慢一步总好过快一步。
其二是其政治的攻势是十分凌厉的，这可以从乌雪补选佐证之。虽然是由国大党委派候选人，但这位新人也是巫统所接受的，不按国大党上层的意旨作安排。当候选人择定后，就全程由巫统进行包装和打造形象，使他成为国阵（或巫统认可的候选人）的代表，不单是国大党的代表。
在整个过程中，马华和民政只是陪跑，国大党也只能叼陪末座，跟着巫统的步伐起舞。在这样的新战略下，巫统终于在补选中扳回一局，也给了公正党狠狠一击。
其实，国阵包括巫统的政治生命取决于对反对党的反攻与围困，这是没有妥协的余地。但它巧妙地避开回教党，亦未对行动党构成直接的威胁；反而是公正党已被制造成"岌岌可危的政党，随时会因"众叛亲离"而倒塌"。
虽然公正党正在力挽狂澜于既倒，降低退党风潮；民联也给于安华不遗余力的支持，但面对纳吉领导的巫统和马哈迪的推波助澜，已开始对安华展开新一轮和猛烈的攻势，把安华描绘成巫统的"公敌"而大举围攻；即使远在东马的诗巫补选，纳吉也没有错过使用乌雪的战略来面对民联的攻势，因为他要证明他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是回复政治上的一党主导的多党模式而不是所谓"两线制"。
这就是纳吉与阿都拉不同之处，也是纳吉与安华在政治上直接交锋的必然结果。他们两人的斗争结果将影响国家的未来走向和格局。
刊登于2010年5月17日《南洋商报》
17.5.10
英保良借毛泽东起家？（天下纵横）
《号外周报》的钱源财为了写一个系列，问我一些有关“英保良”集团的兴衰事。我在稍为讲述自己的看法后，不期然地回首前尘往事而历历在目。
那是六十年代的中期，说得切实一点是1966年的事，也就是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中国在政治上更进一步向左转，毛泽东也被神化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赞颂毛主席的歌开始在海内外流行。
做生意的人，更是抓紧时机，借“文革”的灵感，把东风引进来，第一个靠文革起家的百货业老板是林信发公司的林道信及林道荣昆仲。他们先在新加坡搞了一个“东风百货有限公司”，也就是借当时在中国流行的“东风压倒西风”术语来争取华人的信心；更甚的是，林道荣借了毛泽东的笔法将“东风”两个字写成毛泽东的书法，一时让人津津乐道。就这样东风开了头，它成了马新中国百货的“开山鼻祖”。
有了这个经验后，林道荣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瞄准槟城。可惜迟了一步，第一间中国百货公司还是让本地人抢了光彩，他们就是谢庆龄和张清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67年，他们选择在吉灵万山的楼上开设“槟榔百货有限公司”，纯粹打着中国货的招牌。由此可见，在中国尚未开放的年代，中国货已开始吃香：“价廉物耐”（不是“物美”）成了中国货的流行语。我就是在开幕的那一天，向这家公司买了一架中国收音机，大概有两尺宽，一尺长，颇大的。它可以比较清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和新闻报告。
虽然如此，林道荣还是按其原定计划在1968年在槟城成立他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取名为“东方百货有限公司”，地点就在槟榔律的“香江楼”（即当时首都戏院隔邻的楼上）。不仅于此，林道荣又刻意地请人将“东方”两个字模仿毛泽东字迹写成“东方”，打正毛泽东的旗号广召天下。那个时候，一曲《东方红》也走遍大江南北。
但麻烦终于来了，政治部认为“东方”两个字有政治意味，不适合张扬在公众场所，下令老板拆除换上繁体字“東方”，风波算是平息了。林道荣反而因此新闻的报导取得更哄动的知名度，因为“东方”即使不打广告，名字已不胫而走了。难怪开幕那天人山人海，往后的生意更是火红起来。
从“东风”到“东方”，给林道荣带来意外的收获，百货公司一间开过一间，开遍全马各地，乃至伸入香港。百货业钜子非他莫属。
事实上在槟榔和东方之后，槟城的百货业也如雨后春笋地开设起来，同样打着中国货旗号在迎风招展。
信手拈来，在70年代就有下列几间位于槟榔律的“友谊商店”、车水路的“总统百货”，车水路的“美琪儿百货”，及“槟岛百货”等等。当然在威省也开始了百货业的市场。
百货公司开大了就称之为“超级市场”，远远大于杂货店，它成了时代进步的象征，但也加剧了商场的竞争。
在“物竞天演，适者生存”的原理下，林道荣的生意是越滚越大的，大到不必另外集资就可从各百货公司抽调资金来开设新百货公司。为了一统百货业天下，林道荣给其公司取了个集团名字，叫着“英保良”，即从英文字Emporium中翻译过来，即意他是百货业王国。
事实上他也一度成为最大的百货王国，但始料未及的是他在80年代末期因扩张过度又不节制而遭致恶果。在恶性循环下，英保良集团出现还债不利的传言，更有的超市分店出现货源供应不足。当不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时，林道荣的“百货江山”也就不得不走向黄昏，最后走向消失。一代百货业钜子就这样成为破产者和报穷人。在负债累累下，又有谁想到他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呢？果然在若干年后，林道荣又东山再起。确然是东山再起，因为他是在东马再站起来，而且凭着自己的不屈不挠的勇气，他战胜了自卑与耻辱。他在他的人生的字典上又再把“失败”两个字抹掉了。
今天的他虽已不是百货业钜子，也没有学跨国集团搞“霸市”，但他活得自在和重拾尊严。我欠他一个约会尚未兑现，我想待我再见到他时，他会有很多故事告诉我。
那是六十年代的中期，说得切实一点是1966年的事，也就是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中国在政治上更进一步向左转，毛泽东也被神化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赞颂毛主席的歌开始在海内外流行。
做生意的人，更是抓紧时机，借“文革”的灵感，把东风引进来，第一个靠文革起家的百货业老板是林信发公司的林道信及林道荣昆仲。他们先在新加坡搞了一个“东风百货有限公司”，也就是借当时在中国流行的“东风压倒西风”术语来争取华人的信心；更甚的是，林道荣借了毛泽东的笔法将“东风”两个字写成毛泽东的书法，一时让人津津乐道。就这样东风开了头，它成了马新中国百货的“开山鼻祖”。
有了这个经验后，林道荣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瞄准槟城。可惜迟了一步，第一间中国百货公司还是让本地人抢了光彩，他们就是谢庆龄和张清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67年，他们选择在吉灵万山的楼上开设“槟榔百货有限公司”，纯粹打着中国货的招牌。由此可见，在中国尚未开放的年代，中国货已开始吃香：“价廉物耐”（不是“物美”）成了中国货的流行语。我就是在开幕的那一天，向这家公司买了一架中国收音机，大概有两尺宽，一尺长，颇大的。它可以比较清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和新闻报告。
虽然如此，林道荣还是按其原定计划在1968年在槟城成立他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取名为“东方百货有限公司”，地点就在槟榔律的“香江楼”（即当时首都戏院隔邻的楼上）。不仅于此，林道荣又刻意地请人将“东方”两个字模仿毛泽东字迹写成“东方”，打正毛泽东的旗号广召天下。那个时候，一曲《东方红》也走遍大江南北。
但麻烦终于来了，政治部认为“东方”两个字有政治意味，不适合张扬在公众场所，下令老板拆除换上繁体字“東方”，风波算是平息了。林道荣反而因此新闻的报导取得更哄动的知名度，因为“东方”即使不打广告，名字已不胫而走了。难怪开幕那天人山人海，往后的生意更是火红起来。
从“东风”到“东方”，给林道荣带来意外的收获，百货公司一间开过一间，开遍全马各地，乃至伸入香港。百货业钜子非他莫属。
事实上在槟榔和东方之后，槟城的百货业也如雨后春笋地开设起来，同样打着中国货旗号在迎风招展。
信手拈来，在70年代就有下列几间位于槟榔律的“友谊商店”、车水路的“总统百货”，车水路的“美琪儿百货”，及“槟岛百货”等等。当然在威省也开始了百货业的市场。
百货公司开大了就称之为“超级市场”，远远大于杂货店，它成了时代进步的象征，但也加剧了商场的竞争。
在“物竞天演，适者生存”的原理下，林道荣的生意是越滚越大的，大到不必另外集资就可从各百货公司抽调资金来开设新百货公司。为了一统百货业天下，林道荣给其公司取了个集团名字，叫着“英保良”，即从英文字Emporium中翻译过来，即意他是百货业王国。
事实上他也一度成为最大的百货王国，但始料未及的是他在80年代末期因扩张过度又不节制而遭致恶果。在恶性循环下，英保良集团出现还债不利的传言，更有的超市分店出现货源供应不足。当不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时，林道荣的“百货江山”也就不得不走向黄昏，最后走向消失。一代百货业钜子就这样成为破产者和报穷人。在负债累累下，又有谁想到他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呢？果然在若干年后，林道荣又东山再起。确然是东山再起，因为他是在东马再站起来，而且凭着自己的不屈不挠的勇气，他战胜了自卑与耻辱。他在他的人生的字典上又再把“失败”两个字抹掉了。
今天的他虽已不是百货业钜子，也没有学跨国集团搞“霸市”，但他活得自在和重拾尊严。我欠他一个约会尚未兑现，我想待我再见到他时，他会有很多故事告诉我。
13.5.10
评马哈迪的不变思维 （直挂云帆）
马哈迪似乎对纳吉在补选中的大手笔感到不自在，他于5月7日在其部落格以《种族主义的标签》为题撰文时认为巫统及政府已面临新的困境：“为争取华人的支持而拨款及取消新经济政策条文，国阵将会失去马来人支持。此事已在2008年（大选时）发生”。另一方面，无论政府如何试图满足华人需求，华人明显地拒绝国阵。马哈迪显然是以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揭晓的成绩作出评论。虽然这场补选国阵取得胜利，但华人选票进一步流失，从2008年的63%增加到78%。
较早前，也就是4月26日土著权威机构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批评华人不懂得感恩，并呼吁国阵应该继续扶持效忠国阵的马来人。他也提出政府应忽略马华和民政的所有承诺，因为它们已被乌雪华人所拒绝。
基本上，马哈迪的言论是挺土著权威机构的。他认为“因为华人攻击马来人，而巫统却似乎无法捍卫马来人，所以马来人纷纷设立非政府组织”。
从马哈迪的文章中，我们得到两种印象：（一）现在的马哈迪与在位的马哈迪身份是不同的，但思想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位时讲话有保留，离位后就比较自由表述。（二）现在的马哈迪是强烈地反对阿都拉的治国方略，但对纳吉的治国方针有赞同也有保留。因此我们得到初步的结论是：马哈迪反对纳吉的某些政治策略，认为于事无补。
针对马哈迪的政治立场，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哈迪从政的年代所孕育的思想。他是在196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的，他无疑是马来政治精英，能言善文，甚少人能出其右。而他名声大噪反而是在1969年大选时落选之后，他归咎于联盟在那年的选举失利是东姑领导无方，所以公开促请东姑下台。就这样他以牺牲自己被开除党籍，换取敦拉萨的接班。也正是“513”悲剧后，马哈迪撰写了一本马来政治经典的书籍，取名为《马来人的困境》这本书。他从人种及遗传因素探讨马来人的形成及其落后的一面。他认为当时的联盟政策（倾向讨好华人）加深了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的分裂。在东姑勃然大怒下，也禁止这本书的出版。
虽然如此，当敦拉萨在1970年9月正式拜相后，他在1971年迎回马哈迪，而且是英雄式的大开门户，就这样奠定马哈迪与敦拉萨的“政治师徒关系”。
他们的深一层关系也与新经济政策的出炉有关，这个于1970年推出而在以后的年代成为影响深远的政策，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依据《马来人的困境》这部书的建议而成的。从此全面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经济面貌。
马哈迪也因有功于敦拉萨，因此在1974年大选后被破格地提升为教育部长（一个被认为登上首相石阶的官职），马哈迪得以舒长其才华而成为巫统内的政治明星。他不遗余力地维护敦拉萨和支持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当1976年敦拉萨逝世，胡先翁被扶正时，他大胆和意外地起用了马哈迪成为副手。
马哈迪的上位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思想，还是认定巫统主导政治的一切，因此他全力支持胡先翁对回教党的“开刀”（1977年开除出国阵），直到1981年胡先翁交棒给他的时候，他决意按照其既有的思维在政府行政上，加速回教化的措施。
他的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自行决定把安华引进巫统而远离了回教党（回教党作家沙农阿末曾于2000年与笔者访谈时承认在安华于1981年进入巫统后，回教党基本上靠边站，因为安华代表了新兴的回教青年组织，这个力量是回教党抵挡不住的）。这样一来既巩固马哈迪的执政地位，又得以推行他的回教化运动。这可以从1987年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失败后，面临被巫统封杀的厄运看得出来。
就在马哈迪地位进一步稳固后，他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这种想“买30年的时光”来完成其心愿有两层意义：其一是新经济政策原订推行20年（1970-1990），理应改变模式，马哈迪于是巧妙地推出“2020宏愿”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思维”，因为他跳出种族论述，而表明要促成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出现。
其二，毕竟还有30年的时间，当大家都向前看而不向后看时，也就不计较新经济政策“取消不取消或改与不改”，因为已有一个大蓝图取而代之。
但马哈迪不能打破他个人的思维，当遇上“马来人的困境”未解决时，他决定将“宏愿”放慢走；尤其是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及革除安华的风暴后，马哈迪已是重新确定其民族主义的思想是不能被其他事项所动摇的，但他始料未及的是当他丢掉安华这个“政治资产”时，已被回教党拾来当筹码。这安华效应一发酵，1999年的大选够叫马哈迪大呼吃不消。
因此他一方面来一个“秋后算账”，促使以董教总郭全强为首的诉求备忘录撤消一些敏感要求的字眼和段落，而且在字里行间，他也不忘痛斥某些华人有“沙文主义”和“亲共思想”。在另一方面，他又加速与回教党针对回教国的步伐斗快。在2001年（911事件后）公开宣传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这两件事证诸了马哈迪思想的连贯性。
如今纳吉在2009年接位后，他推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并在继后根据新经济政策期限已逾40年，有必要重新包装，因而提出“新经济模式”。这里头包含要在10年提升国民人均年收入在15000美元之间，以期落实2020年先进国的宏愿。在这种框架下，纳吉也必须对国阵的政策做出巨大的调整，尽管他知道华人在308政治海啸2年后仍未回流国阵，但他还是借补选向华人选民示好。
马哈迪对此有批评是意料中事。因为他从来不以为应作“太大的让步”。其实这与“太大的让步”无关。纳吉正在做的是修补马哈迪及阿都拉留下的种族性的政策；即使华人的心态未回，他也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遗憾的是，马哈迪依然用旧眼光来看新环境和新政局，看不到“一个马来西亚”所要做的基本功就是比较全面的平等与公正，而不是特殊性的安抚而已。
换句话说，马哈迪从敦拉萨到纳吉的40年中有一半以上是他当政，他焉能不知道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怎么能将华人诉求者“标签”为某些极端份子？这也因为是马哈迪时代的政策留下的后遗症，而由纳吉收拾罢了，哪里是“讨好华人而忽略了马来人”？
刊登于2010年5月13日《东方日报》
较早前，也就是4月26日土著权威机构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批评华人不懂得感恩，并呼吁国阵应该继续扶持效忠国阵的马来人。他也提出政府应忽略马华和民政的所有承诺，因为它们已被乌雪华人所拒绝。
基本上，马哈迪的言论是挺土著权威机构的。他认为“因为华人攻击马来人，而巫统却似乎无法捍卫马来人，所以马来人纷纷设立非政府组织”。
从马哈迪的文章中，我们得到两种印象：（一）现在的马哈迪与在位的马哈迪身份是不同的，但思想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位时讲话有保留，离位后就比较自由表述。（二）现在的马哈迪是强烈地反对阿都拉的治国方略，但对纳吉的治国方针有赞同也有保留。因此我们得到初步的结论是：马哈迪反对纳吉的某些政治策略，认为于事无补。
针对马哈迪的政治立场，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哈迪从政的年代所孕育的思想。他是在196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的，他无疑是马来政治精英，能言善文，甚少人能出其右。而他名声大噪反而是在1969年大选时落选之后，他归咎于联盟在那年的选举失利是东姑领导无方，所以公开促请东姑下台。就这样他以牺牲自己被开除党籍，换取敦拉萨的接班。也正是“513”悲剧后，马哈迪撰写了一本马来政治经典的书籍，取名为《马来人的困境》这本书。他从人种及遗传因素探讨马来人的形成及其落后的一面。他认为当时的联盟政策（倾向讨好华人）加深了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的分裂。在东姑勃然大怒下，也禁止这本书的出版。
虽然如此，当敦拉萨在1970年9月正式拜相后，他在1971年迎回马哈迪，而且是英雄式的大开门户，就这样奠定马哈迪与敦拉萨的“政治师徒关系”。
他们的深一层关系也与新经济政策的出炉有关，这个于1970年推出而在以后的年代成为影响深远的政策，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依据《马来人的困境》这部书的建议而成的。从此全面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经济面貌。
马哈迪也因有功于敦拉萨，因此在1974年大选后被破格地提升为教育部长（一个被认为登上首相石阶的官职），马哈迪得以舒长其才华而成为巫统内的政治明星。他不遗余力地维护敦拉萨和支持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当1976年敦拉萨逝世，胡先翁被扶正时，他大胆和意外地起用了马哈迪成为副手。
马哈迪的上位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思想，还是认定巫统主导政治的一切，因此他全力支持胡先翁对回教党的“开刀”（1977年开除出国阵），直到1981年胡先翁交棒给他的时候，他决意按照其既有的思维在政府行政上，加速回教化的措施。
他的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自行决定把安华引进巫统而远离了回教党（回教党作家沙农阿末曾于2000年与笔者访谈时承认在安华于1981年进入巫统后，回教党基本上靠边站，因为安华代表了新兴的回教青年组织，这个力量是回教党抵挡不住的）。这样一来既巩固马哈迪的执政地位，又得以推行他的回教化运动。这可以从1987年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失败后，面临被巫统封杀的厄运看得出来。
就在马哈迪地位进一步稳固后，他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这种想“买30年的时光”来完成其心愿有两层意义：其一是新经济政策原订推行20年（1970-1990），理应改变模式，马哈迪于是巧妙地推出“2020宏愿”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思维”，因为他跳出种族论述，而表明要促成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出现。
其二，毕竟还有30年的时间，当大家都向前看而不向后看时，也就不计较新经济政策“取消不取消或改与不改”，因为已有一个大蓝图取而代之。
但马哈迪不能打破他个人的思维，当遇上“马来人的困境”未解决时，他决定将“宏愿”放慢走；尤其是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及革除安华的风暴后，马哈迪已是重新确定其民族主义的思想是不能被其他事项所动摇的，但他始料未及的是当他丢掉安华这个“政治资产”时，已被回教党拾来当筹码。这安华效应一发酵，1999年的大选够叫马哈迪大呼吃不消。
因此他一方面来一个“秋后算账”，促使以董教总郭全强为首的诉求备忘录撤消一些敏感要求的字眼和段落，而且在字里行间，他也不忘痛斥某些华人有“沙文主义”和“亲共思想”。在另一方面，他又加速与回教党针对回教国的步伐斗快。在2001年（911事件后）公开宣传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这两件事证诸了马哈迪思想的连贯性。
如今纳吉在2009年接位后，他推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并在继后根据新经济政策期限已逾40年，有必要重新包装，因而提出“新经济模式”。这里头包含要在10年提升国民人均年收入在15000美元之间，以期落实2020年先进国的宏愿。在这种框架下，纳吉也必须对国阵的政策做出巨大的调整，尽管他知道华人在308政治海啸2年后仍未回流国阵，但他还是借补选向华人选民示好。
马哈迪对此有批评是意料中事。因为他从来不以为应作“太大的让步”。其实这与“太大的让步”无关。纳吉正在做的是修补马哈迪及阿都拉留下的种族性的政策；即使华人的心态未回，他也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遗憾的是，马哈迪依然用旧眼光来看新环境和新政局，看不到“一个马来西亚”所要做的基本功就是比较全面的平等与公正，而不是特殊性的安抚而已。
换句话说，马哈迪从敦拉萨到纳吉的40年中有一半以上是他当政，他焉能不知道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怎么能将华人诉求者“标签”为某些极端份子？这也因为是马哈迪时代的政策留下的后遗症，而由纳吉收拾罢了，哪里是“讨好华人而忽略了马来人”？
刊登于2010年5月13日《东方日报》
第三张票的争议 （跃马扬鞭）
民主行动党在槟州执政两年之后，不断地被非政府组织挑战“还民第三张票”，但又在一时之间拿不出办法来，终于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豁了出去”要选举委员会举行槟城的地方议会选举，随后雪州政府也跟进。结果选委会主席阿兹尤索在3月24日正式回复槟州政府及雪州政府，碍于法令所限，槟雪不可能举行地方议会选举，除非向全国地方政府理事会提出讨论，因此理应向理事会提出而不是选委会。
由于选委会的拒绝，地方议会选举也就无望恢复。在这方面国阵主席纳吉首相也表态不同意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为此林冠英在4月份的时候委任了一个以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为首的律师团，从法律的观点深入研究法律条文中是否地方议会选举的道路已被全面堵住？
在经过研究后，有关的咨询委会也正式向槟州政府提呈意见书，也获得州政府接纳。但可行或不可行，仍是个未知数。
针对这个课题，杨映波于5月4日在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假培风中学举办的《地方议会选举：可为或不可为？》讲座会上公开他的看法。他认为地方政府选举能不能举行在于两项条文的争执：其一是1960年地方政府选举法令依然有效？其二是1976年的地方政府法令下的第15（1）条文是否已撤销或中止议会选举？
在杨映波看来，第15（1）条文是无效的，因为它违宪。换句话说，地方政府选举是宪法所允许的，它是不可能被任何法律禁止的（除非通过修改宪法）。
他的观点是地方政府选举法令在修正后在1991年成为第473法令，依然是生效的。在这种情形下，杨律师的意见是槟州政府可以向联邦法院要求释宪，并宣布地方政府法令第15（1）条文无效。
但杨律师承认，释宪和法律条文的争执还得提交法院审理，至于要花多少时间就不能知晓。因此我们设定槟州政府尚在考虑下一步怎样走。
就在一切都没有定论之前，我们姑且搁下法律的争议。当晚我和顾兴光也在那场的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的观点。我是从历史演变谈地方选举；而顾兴光以昔日甲市代主席的身份现身说法市主席操决定大权，及市议会与民生息息相关，而它是否与民同在，取决于主政的人。
我认为在当下的局限下，地方议会选举似乎是不可能恢复的，除非中央政府首肯，而州政府本身要在一州之内推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可行性也力所不逮。因为选委会是唯一执行选举的机构。若它未动，选举如何进行？再说，槟州的地方议会已从过去的五个并成两个（槟岛及威省各一个），选区如何划分，要选多少议员（法令规定每个议会议员不可超过24个），也要由选委会来决定。
在这种情形下，有人建议如果民选暂不行，不如仿效年前吡叻昆仑喇叭的选村长再委任的办法，但这也不具备法定地位。
因此有人建议，既然还不了第三张票，那就等拿下布城之后再说；但也有人认为，既然地方议会归州政府管辖，何不在权力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民主改革，让地方议会主席和议员通过党的推荐代表党向人民负责，也何尝不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因为地方政府法令没有限制只有公务员才能担任主席及市（乡）议员，而且控制槟州政府等于买一送二（连同控制两个市政局）。对州政府来说也不是坏事，毕竟正如顾兴光所说，主席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对党的未来也有决定性的影响。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但它对民主化起一定的催化作用。
我始终相信第三张票是一个（或长远）的目的，以使人民接受国家应更加的民主化，但如果一时还不了第三张票，也不要气馁，而是一面争取又一面进行改革，使之接近民意。推行政治化改革方案也许是个可行的方案。反之，如果把第三张票当成是责任的交待，未对民主兴革采取法律许可的途径，那就有些被动和对现状的认可。就此而言，我还是同意杨律师说，他相信的是制度和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政治人物的塑造。换句话说，我们的目的还是追求第三张票能被制度化而为民主加分。假如不幸成为政治宣传手段，那就不符人民的愿望了。
刊登于2010年5月10日《南洋商报》
由于选委会的拒绝，地方议会选举也就无望恢复。在这方面国阵主席纳吉首相也表态不同意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为此林冠英在4月份的时候委任了一个以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为首的律师团，从法律的观点深入研究法律条文中是否地方议会选举的道路已被全面堵住？
在经过研究后，有关的咨询委会也正式向槟州政府提呈意见书，也获得州政府接纳。但可行或不可行，仍是个未知数。
针对这个课题，杨映波于5月4日在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假培风中学举办的《地方议会选举：可为或不可为？》讲座会上公开他的看法。他认为地方政府选举能不能举行在于两项条文的争执：其一是1960年地方政府选举法令依然有效？其二是1976年的地方政府法令下的第15（1）条文是否已撤销或中止议会选举？
在杨映波看来，第15（1）条文是无效的，因为它违宪。换句话说，地方政府选举是宪法所允许的，它是不可能被任何法律禁止的（除非通过修改宪法）。
他的观点是地方政府选举法令在修正后在1991年成为第473法令，依然是生效的。在这种情形下，杨律师的意见是槟州政府可以向联邦法院要求释宪，并宣布地方政府法令第15（1）条文无效。
但杨律师承认，释宪和法律条文的争执还得提交法院审理，至于要花多少时间就不能知晓。因此我们设定槟州政府尚在考虑下一步怎样走。
就在一切都没有定论之前，我们姑且搁下法律的争议。当晚我和顾兴光也在那场的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的观点。我是从历史演变谈地方选举；而顾兴光以昔日甲市代主席的身份现身说法市主席操决定大权，及市议会与民生息息相关，而它是否与民同在，取决于主政的人。
我认为在当下的局限下，地方议会选举似乎是不可能恢复的，除非中央政府首肯，而州政府本身要在一州之内推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可行性也力所不逮。因为选委会是唯一执行选举的机构。若它未动，选举如何进行？再说，槟州的地方议会已从过去的五个并成两个（槟岛及威省各一个），选区如何划分，要选多少议员（法令规定每个议会议员不可超过24个），也要由选委会来决定。
在这种情形下，有人建议如果民选暂不行，不如仿效年前吡叻昆仑喇叭的选村长再委任的办法，但这也不具备法定地位。
因此有人建议，既然还不了第三张票，那就等拿下布城之后再说；但也有人认为，既然地方议会归州政府管辖，何不在权力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民主改革，让地方议会主席和议员通过党的推荐代表党向人民负责，也何尝不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因为地方政府法令没有限制只有公务员才能担任主席及市（乡）议员，而且控制槟州政府等于买一送二（连同控制两个市政局）。对州政府来说也不是坏事，毕竟正如顾兴光所说，主席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对党的未来也有决定性的影响。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但它对民主化起一定的催化作用。
我始终相信第三张票是一个（或长远）的目的，以使人民接受国家应更加的民主化，但如果一时还不了第三张票，也不要气馁，而是一面争取又一面进行改革，使之接近民意。推行政治化改革方案也许是个可行的方案。反之，如果把第三张票当成是责任的交待，未对民主兴革采取法律许可的途径，那就有些被动和对现状的认可。就此而言，我还是同意杨律师说，他相信的是制度和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政治人物的塑造。换句话说，我们的目的还是追求第三张票能被制度化而为民主加分。假如不幸成为政治宣传手段，那就不符人民的愿望了。
刊登于2010年5月10日《南洋商报》
认识独立前的槟榔屿 （现代春秋）
槟榔屿的故事从1786年开始。也只有这一年，才有记载性的故事。在这之前，没有完整和可靠的资料。
那个时候，英国人莱特占领的也真的只是槟榔屿这个岛屿，而且是个自由港。因此称它为槟榔屿是恰当的。到了1800年，英国人把威省也占有了，理由是要有一个屏障来保护槟榔屿。就这样槟榔屿并进了对岸的土地，我们管它叫威斯利省，简称威省。
虽然版图扩大，不再限于一个小岛，但槟城人及外地的人都习惯把槟城（包括威省）叫做槟榔屿的，一叫就叫到今天也还是有人改不了口。马来文不是也称为Negeri Pulau Pinang吗？
当然后来的人也尝试改口，把整个槟城叫做槟城州，把槟榔屿叫着槟岛，把“过港”叫着威省。这只是为了把地理概念弄清楚，不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即使外人叫我们槟榔屿，我们自称为槟城，也还是包括威省在内的。因此槟城也好，槟榔屿也好，在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它的重要地位已不断下降，尤其是在1824年英国让出苏岛的明古连港，换取荷兰交出马六甲后，英国便在1826年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并成海峡殖民地。就这样英国占有了马六甲海峡。于是在1832年新加坡凌驾槟榔屿，成为海峡殖民地的行政总部。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国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亚洲的门户，因此不断地通过马六甲海峡，加强英国的军事力量。
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英国运用马六甲海峡的方便，以战舰和清朝开战。清朝这一败，也就把香港给割让出来。1842年的《南京条约》就是中国丧失香港的一年。
香港其实和槟城一样，原先只是一个小岛屿，后来英国又拥有九龙和新界（就如占有槟岛后又占有威省）。因此我们在下来的年代，不论在香港或新加坡或马六甲或槟城都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建筑物和狭窄的街道等。比如槟城有升旗山缆车，香港也有太平山缆车。过去香港和九龙之间有渡轮，后来有了隧道；槟城和威省也有渡轮，后来有大桥衔接。
因为槟城与其他三个城市一起发展，它在1857年被英国人圈定乔治市的范围而成立市政局，并有5名市议员组成。其中三人是由纳税人选出的。虽然这样的选举有些搞笑，但却是民主选举的播种。
令人遗憾地在1867年时槟城竟然爆发为期10天的私会党大械斗悲剧。起因于义兴与大伯公（建德堂）为利益争夺地盘，涉及3万华人及4千马来人参与其中。因为这一武斗，给英国提供了理由，在1869年推出“社团登记”条例，开始对华人社团进行管制，藉此打破所谓私会党是“政府中的政府”的格局。
正因为这样，英国人在1877年在各州府设立华民政务司，由通晓华语的英国人专门管理华人社会的事务。
虽然英国人对华人管制严格，但也有力所不逮之处，以致私会党员在1888年人数飘升至15万人之众，达到危险水平。而政府后来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1890年通过新社团法令来钳制会党活动。
即使有法令的限制，私会党的活动并不因之销声匿迹，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私会党在明的或暗的存在。不过它们的性质也与早期的保护族人的“仗义”行为不大相同，而是成为社会的一种威胁。
就在英国政府忙于控制华人社会之际，在1898年，被清朝追缉的康有为也逃到新马（包括槟城）为保皇（光绪）反慈禧进行政治活动，但也带来了兴学办报的风气。
不久之后的1906年，孙中山也来到新马宣传革命，先后五次在槟城落脚，槟城终于成为孙中山在海外革命的一个大本营。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大举兴学办报（如创立光华日报），与康有为的保皇舆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由于孙中山的关系，槟城在后来成为政治的主流阵地，包括马共在1930年成立后，也以槟城作为活动基地之一；尤其是在1937年日本侵华，全面战争后，槟城更是抗日的根据地之一。因此它是日本最先占领的地方。1941年12月，日军长驱直入槟榔屿，就是要扑灭强大的抗日组织，槟城人民也最先遭殃。
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英军重临马来西亚的第一站就是通过槟城登陆，从此它与马共的斗争没完没了。
槟城作为英国和马共的前哨战，它们的斗争不但激烈而且充满变数。其中最明显的是1951年英国在乔治市市议会推行民选制度尝试用民主选举和马共较量。
就在那一天开始，槟城成了推动民主政治的火车头，因为这样槟城才有了1969年和2008年的变天；也因为在独立前，槟城已培养出有智识和有政治远见的一大批人。所以槟城人民懂得在什么时候做出改变。
刊登于2010年5月10日《光华日报》
上海世博会魅力四射 （天下纵横）
上海世界博览会在4月30日的开幕，是中国的又另一个壮举。虽然它没有2008年奥运会的磅礴气势，但它拥有与北京奥运会同样的举世注目的骄傲。它象征着中国百年之梦终于落实。而中国也倾全力在8年之内交出一张漂亮的亮丽单，让世界各国为它惊叹，当然也免不了有人发射出妒嫉的眼光。只因为不可置信的奇迹竟然发生在2010年。在开幕礼的那天晚上，从电视的银幕中看到点点滴滴的盛况，固然没有奥运之美，但其意义是深远的。如果说奥运会成功地在北京举行，意味着中国人已去除“东亚病夫”的恶名，更是有能力在体育上与西方强国齐驱并驾；那么世博会的成功举行也进一步证明中国已在经济上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当这两项盛事被串起来的时候，中国已是魅力四射的璀灿明珠。从北京到上海，一前一后地挤入世界城市之林，确实是许许多多人原先始料未及的。
一百年前，也就是1910年的中国，它处在清王朝摇摇欲坠的黑暗日子里，而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通过黄花岗之役也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有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才让沉睡中的中国从中松醒。
经过多方的努力，孙中山终于埋葬清王朝，催生了新生的“中华民国”。可惜“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先后陷入了袁世凯的玩弄之中而成为他复辟帝制的工具（幸好未能成功，否则中国政治又再开倒车）及蒋介石操控的独裁工具（蒋介石是在孙中山1925年逝世后成为国民党的总裁，并在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实权人物）。
在军阀混乱的年代，蒋介石没有办法振兴中国。加上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31年强占东北三省，造成东北人民流离失所，一曲“松花江山”唱遍中华大地。也因之激发东北司令张学良在1936年挟扶蒋介石，强逼与中共合作抗日。就这样当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时，国共合作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轴。
即使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还是陷入国共内战中。经过4年的激烈交锋，才分出胜负来。当毛泽东于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时，所有中国人热泪盈眶。因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受尽外国的欺凌和清王朝的无情镇压，根本不可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和平土地。因此毛泽东在一百年后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时，他们在那一刻的感受是“百年南柯一梦醒来，天地真的变了样”。
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进入了另一个革命阶段。在建设的过程中，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其中最大的运动要算在1966年开始，而在1976年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十年的浩劫中，不用说中国与现代化脱轨，更是倒退到我封闭的年代。把人给折腾得不知道什么是尊严。在这种情形下，若是想象新中国的盛世，也是十分奢侈的梦。
只有在“四人帮”于1976年一网成擒，结束备受非议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才真正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在1978年的复出给全新中国带来了希望。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真正地释放了人的能量，以火热潮天的心情迎接神州的“第二春”。
虽然有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悲剧和干扰改革的道路，但在1992年邓小平又南巡后，终于第二度启动了改革的机器，从此没有回头路。新中国换上了新装，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公元2003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要和平崛起，令世界舆论为之侧目。2008年中国成功地举办奥运会。奥运会象征的“鸟巢”成了世界游客的新景点。参观过的人都对中国的成就喷喷称奇。
2010年中国又迎来了世博会的开幕。这为期半年的盛会展现了中国在21世纪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盛世。我们不必回到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时是有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缺乏内涵。今天的上海虽然也是姓资多过姓社，但它反映出来的高度成就令全世界不得不折服中国只用短短的30年，就能改天换地；若是300年，那还得了？
300年对我们太遥远，我们看不到了，就先看看用30年打造的上海就是够我们赞叹一辈子了！
刊登于2010年5月10日《号外周报》第478期
当这两项盛事被串起来的时候，中国已是魅力四射的璀灿明珠。从北京到上海，一前一后地挤入世界城市之林，确实是许许多多人原先始料未及的。
一百年前，也就是1910年的中国，它处在清王朝摇摇欲坠的黑暗日子里，而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通过黄花岗之役也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有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才让沉睡中的中国从中松醒。
经过多方的努力，孙中山终于埋葬清王朝，催生了新生的“中华民国”。可惜“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先后陷入了袁世凯的玩弄之中而成为他复辟帝制的工具（幸好未能成功，否则中国政治又再开倒车）及蒋介石操控的独裁工具（蒋介石是在孙中山1925年逝世后成为国民党的总裁，并在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实权人物）。
在军阀混乱的年代，蒋介石没有办法振兴中国。加上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31年强占东北三省，造成东北人民流离失所，一曲“松花江山”唱遍中华大地。也因之激发东北司令张学良在1936年挟扶蒋介石，强逼与中共合作抗日。就这样当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时，国共合作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轴。
即使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还是陷入国共内战中。经过4年的激烈交锋，才分出胜负来。当毛泽东于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时，所有中国人热泪盈眶。因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受尽外国的欺凌和清王朝的无情镇压，根本不可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和平土地。因此毛泽东在一百年后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时，他们在那一刻的感受是“百年南柯一梦醒来，天地真的变了样”。
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进入了另一个革命阶段。在建设的过程中，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其中最大的运动要算在1966年开始，而在1976年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十年的浩劫中，不用说中国与现代化脱轨，更是倒退到我封闭的年代。把人给折腾得不知道什么是尊严。在这种情形下，若是想象新中国的盛世，也是十分奢侈的梦。
只有在“四人帮”于1976年一网成擒，结束备受非议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才真正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在1978年的复出给全新中国带来了希望。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真正地释放了人的能量，以火热潮天的心情迎接神州的“第二春”。
虽然有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悲剧和干扰改革的道路，但在1992年邓小平又南巡后，终于第二度启动了改革的机器，从此没有回头路。新中国换上了新装，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公元2003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要和平崛起，令世界舆论为之侧目。2008年中国成功地举办奥运会。奥运会象征的“鸟巢”成了世界游客的新景点。参观过的人都对中国的成就喷喷称奇。
2010年中国又迎来了世博会的开幕。这为期半年的盛会展现了中国在21世纪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盛世。我们不必回到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时是有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缺乏内涵。今天的上海虽然也是姓资多过姓社，但它反映出来的高度成就令全世界不得不折服中国只用短短的30年，就能改天换地；若是300年，那还得了？
300年对我们太遥远，我们看不到了，就先看看用30年打造的上海就是够我们赞叹一辈子了！
刊登于2010年5月10日《号外周报》第478期
马华左翼文学的兴衰 （直挂云帆）
我的新书《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终于在4月17日顺利地由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主持推介礼，而且两位主讲嘉宾何启良副教授及韩山元作家也不辞老远从新加坡到来槟城参与马华文学的座谈会，使到场面增光不少，应予感谢。
说来是历史的巧合。我在20年前与何启良有过一场笔战，那是针对我的一本著作《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的写作内容与架构而论辩的。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于同台演讲。总而言之，我们是“不打不相识”的，但我珍惜这“打出来”的友谊。
另一位韩山元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早年醉心于左翼文学，被王润华教授（曾在国大执教，现在在元智大学执教）形容为马新最后一位“鲁迅的虔诚信徒”（方修则被形容为“马新鲁迅精神的代言人”，方在今年3月病逝）。
何国忠在学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我没有想到他在2008年“投笔从政”且一炮而红，当上高教部副部长。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亦官亦文”的交往。他说如果有来世，他愿当回学者，我相信他是肺腑之言，但无论如何，我和王润华还是认为他是“学而优则仕”。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作为论文？我的答案是：翻来查去，原来马华文学是从中国文学孕育出来的；甚至有一个时期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不仅于此，马华文学（包括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开展它的白话文文学，而且当时的写作人几乎清一色是来自中国的。一直到1926年后马华文学也跟着中国文学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那时称为新兴文学）文学的一面旗帜。
它的蜕变的背景是这样的：1925年中国发生“五州”惨案（即上海各界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英国则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开枪，肇13人死，数十人重伤，拘捕53人，酿成震惊中外的血案），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情绪，导致中国从启蒙转向革命。
最具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吹起第一声号角，他认为文学是革命的，不是革命的就不是文学。从那一刻起，他联同创造社的人将“五四”运动以来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转成革命文学。待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瓦解，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大举屠杀共产党人，并追捕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后（被逼流亡日本10年），印证“革命文学”已没有回头路。这意味着文学不再是独立于政治的，而是必须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因此“政治文学”成了中国和马华文学的主导力量。当然所有这一切的源头是来自苏联于1917年奠定的“无产阶级文学”，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创作的基础。
由于“革命文学”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部分，在下来的年代里，我又无独有偶地发现马华文学竟然与中国的革命文学相互挂钩，一前一后地推波助澜，把革命文学转成改革社会的火车头。它的五个分期是这样的：
①1926-1936年，中国革命文学与马华新兴文学。
在中国革命文学成为主流后，大批作家向左转，高举革命文学旗帜，1930年在上海成立的“左联”即为一例，鲁迅成为这个组织的牵头人。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文报章的副刊也向左转，一大批来自中国的文人起而响应，于是新兴文学在马华文学中诞生了。这之中有一位重要的作家依虹，他为新兴文学定位，说白了就是带有鼓吹“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意味。依虹原来是潘受的笔名。潘受（潘国渠）在50年代协助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1955年林语堂离开南大后，他以南大秘书长的身份掌管南大，俨然是南大的校长，直到1960年退休，转为庄竹林接任。由此可见，早期的南大向左转也与潘受的思想有一些的关系。
巧合的是在1930年马共成立，并于1932年成立马华“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不让中共专美于前。
②1937-1945年—中国抗日文学与马华统战文学
因为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掀起抗日战争，全国人民不分左右派联合起来抗日，因而文学呈现百花齐放的反日高潮。这一运动波及马华社会，在陈嘉庚领导下，一个筹账济灾的《南侨总会》诞生了。它领导马新人民投入火热朝天的抗日运动，马华文学也成了统战文学。
③1946-1957—中国建国文学与马华文艺（民族文学）独特性
在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中国又经过4年的内战，终于由毛泽东一统天下。于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已经建国，但中国的文学路线仍然依据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讲座会上的讲话，走工农兵路线。马华文学在战后则试图摆脱中共的影响，走独特性的文艺路线，但不成功。结果马新左派在1953年借助反黄运动，在新加坡重新整合，这样一来，文学为政治服务已是“约定俗成”，所谓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因势利导被降为第二位。
④1958-1965年—中国“两结合”文学与马华爱国主义文学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的年代，企图加速共产化，因而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文学路线，要热情歌颂“人民公社”。这一运动也推进马新社会，文学界以爱国主义文学作为建构马华文学的新基石，而以1958年“南洋大学”的开幕为左翼统战的最高象征。
⑤1966-1976年—中国“文革”文学与马华革命文学
当1966年中国进入“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所有的传统被打翻了，政治文学更加激进，而且只能是样板戏的文学，任何乖离文革路线的作品一概打入“黑牢”，更多的政界人士也因“文字罪”锒铛入狱或冤死，整个中国陷入一左再左的困境。同样的，马华左翼文学也一跟到底，伴随着“文革”的步伐而跳舞，许多的极左文学探出头来，其政治味道之浓，前所未有。由于与政治捆绑在一起，马华左翼文学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突然迷失在其中。因为失去了依靠支柱，马华左翼文学也在70年代未退出文学舞台。前后算来，马华左翼文学整整五十年成为马华文学的主流，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说：“马华文学的历史，就是左翼文学，就是革命文学。
1976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文革的结束，马来亚华人革命幻灭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忽然间消失了”。这或者可以作为马华左翼文学兴衰的一个总结。
刊登于2010年5月6日《东方日报》评槟州人口结构变化 （跃马扬鞭）
《南洋商报》在4月28日有这样的报导：槟州人口预计在今年突破150万人，达到160万9900人，其中华裔人口将从2005年的43%降至今年的40.9%，达65万8700人；而原为41.3%的马来人口将增长至67万6900人，即占人口的42%。这似乎是说，马来人的人口已首次超越华人人口。
这则消息是从槟州人口统计局探悉而来的，虽尚未正式公布，但在不久后可能会对外公布。不过我对这样的推论一点也不感到惊奇，而且我也认为它不具备改变政局的理由，因为槟城州政局一向以来归华人主导，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因为这么一个人口数字的改变而改变的。
首先我们对人口统计局的人口计算法是按人口比例逐年推算的，因为它不可能沿户敲门访问登记人口，因此它的准确性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不是权威性的。即使是有其依据，那也说明不了什么。毕竟槟州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由来已久，而且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上台，都没有改变这一特征，因为这是建国时留下的“社会契约”，不能因其他因素或人口数字改变就要另立社会契约。
其次就拿目前的选区结构来说，在40个州议席选区中，国阵的分配是巫统15席、民政13席、马华10席及国大党2席。这意味着目前有23席是归给民政和马华的，两党合起来已分得57.5%的议席，若是全数胜利，民政与马华可以联合执政而不需要依赖其他政党的支持。但这个情况绝对不会发生，因为马华与民政是不可能背弃巫统的，反而是巫统在主导整个大局。换句话说，巫统可以决定首席部长的人选，但也只限于在民政和马华间挑选出来。直到目前为止，巫统还未有这种改变的意图，例如在1990年大选后，国阵中巫统12席加民政7席组成政府，原本改由巫统人出任，民政也不会有异议。但在考察整个政治环境后，巫统不要求改变现况，就是认为巫统必须守住“社会契约”，免得弄巧反拙。又如在2008年大选，民政因内讧使到首席部长人选“难产”，也就劳动首相阿都拉亲自出马，结果还是钦点民政的邓章耀。由此可见，首席部长已成了民政党的标签，但不幸因308政治海啸，把国阵冲得七零八落，才破了邓章耀首长梦。
其实，国阵自立国以来就不曾改变马华与民政的既定权力，即使自1994年起，马来传媒和政界就提出应由马来人担任槟州首席部长，但历任首相认为不妥，也就没有做出改变。因为他们知道当今只剩下槟城州由华人出任首席部长，如果再改变的话，那就意味着马来西亚华人已没有值得炫耀的政治舞台。至于马华公会担任的4名内阁部长，其权威与权力的象征并没有亮丽过一位首席部长。这也是为什么马华在80年代后就想方设法要夺回首席部长职。无奈每次都失望而归。当然这是马华与民政兄弟阋墙的故事，并没有对首长的特征做出重大的改变，也就不存在敏感课题。
就此而言，在当下的选区结构下，在未来的20年，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尤其是行动党在308跃登为槟州第一大党后，它是不可能同意选委会因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改变选区的划分，因为它知道再一次的改变就是华人政治地位再下滑的开始。因此，行动党的上台（与公正党及回教党合组民联）必然会捍卫现状而不会同意不利华人的版图的改变。
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也曾针对选区结构改变的危险性向民政开炮，如今已是执政党，自然会比民政和马华更加珍惜既定的基本人权。但如果行动党不小心跌进政治陷阱，对首席部长的职务由谁来担任表现不置可否的态度，那将是行动党噩梦的开始。
根据客观的反映，尽管行动党标榜走多元路线，但它不得不承认它的对手不是马华就是民政（指西马）。正因为这样，林冠英近日巧妙地表达他将留槟不上京，意指他会继续担任首席部长，只要他坚持这一点，行动党在首席部长人选上就没有危机感。
在这方面，公正党与回教党都会承认这是既成的事实。由此来推算在未来的20年应该不会有所改变，除非有意外变化。同样的，对国阵来说，也会维持这个承诺。
因此我们不担心，因为槟州人口种族比例的变化就应改变政治的结构。至于20年后会否有改变，就要看那个时候，中央政府怎样看待槟州的特殊性，是要它成为民主橱窗或要它变成沙巴第二？既然当下我们无需杞人忧天，下一届大选肯定不会因人口比例的改变而造成大冲击的。
让我们先管好未来20年的事；20年后的事就让给下一代去操心吧！
刊登于2010年5月3 及4日《南洋商报》
6.5.10
探索大馬左翼華文文學史 ．林友順
大馬評論人謝詩堅撰寫《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深入探討中國革命如何衝擊馬華左翼文學，梳理馬華左翼文學的歷史，並肯定左翼文學的歷史地位。
馬來西亞是台海兩岸三地之外華人人口最大，並且是新加坡之外海外華人人口比率最高的國家，與其他海外華人一樣，馬國華人社會深受中國國內政局的變化而波動，而反映華人社會精神面貌的文學也不例外，隨中國革命浪潮的起舞。馬華文學是海外華文文學發展較好、根基較厚實的案例，許多人對馬華文學深感興趣，也對它進行各方面的研究，不過，針對馬華左翼文學的研究，則還未見到。
曾經參與新馬左翼學生運動的時評人謝詩堅最近根據本身的學術論文出版了《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年—1976年》，深入探討中國革命如何衝擊馬華左翼文學，梳理馬華左翼文學的歷史，「清晰而深刻地揭示了馬華左翼文學由興而衰的原因」，肯定左翼文學的歷史地位。
此書共分五章四百四十一頁，劃分五個階段述中國革命文學與馬華左翼文學的關係，即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革命時期，中國革命文學與馬華新興文學；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時期，中國抗日文學與馬華統戰文學；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國共戰爭與馬來亞獨立時期，中國建國文學與馬華文藝獨特性；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中國大搞經濟建設時期，中國「兩結合」文學與馬華愛國主義文學；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文革時期，中國文革文學與馬華革命文學。
從五個階段中人們看到了馬華左翼文學如何從早期的「移植文學」從屬關係，嘗試擺脫中國革命文學的主導，走出僑民文學的思路，發展成具南洋特色的本土文學。儘管如此，馬華左翼文學仍然是以毛澤東文藝理論為主導方針，也因此躲不開文革的衝擊，最終因「思想偏激，偏離了馬新社會的現實，並違背了文學的規律」，導致左翼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退出文壇，「結束了長達五十年的文學主流地位」，最終由在台灣留學而在文學創作上取得成就、力主現代主義文學者取而代之。
謝詩堅表示，他做此研究的目的在於讓「這一代人對上一代的文學和政治掛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和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而珍惜文學本身有其獨立性和自主地位??」因此作者花了不少篇幅撰寫本土文學與僑民文學的鬥爭、左右翼作家在文藝創作上的爭論及中共（胡愈之為代表人物）與馬共（周容為代表人物）就「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的論爭。
作者在研究中也特別點出數名馬華左翼作家的文學成就與際遇，這包括走無產階級路線的賀巾、觸犯文字案的馬陽、早紅早退的杜紅、熱血沸騰的槐華、貧農作家李販魚和山河、撲朔迷離的韓玉珍、流落異鄉的原甸、突然消失的評論家忠楊及嚴冬趕上列車的吳岸。這些作家許多已經沉寂下來，不過一些如原甸仍然活躍在文壇，只是他們的創作已經沒有當年的火紅色彩。
謝詩堅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楊春時在為此書寫序時指出，馬華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有天然的聯繫，馬華左翼文學也是在中國革命文學的影響下發生、發展起來的，同時也由於中國極左思潮的影響而走向結束。他表示，關於馬華文學的研究已經很熱，但是從中國革命文學的影響角度研究馬華左翼文學，似乎還是一個空白，這一段歷史經驗值得認真總結。■
转载自《亚洲周刊》第二十四卷 十八期 (2010-05-09)
馬來西亞是台海兩岸三地之外華人人口最大，並且是新加坡之外海外華人人口比率最高的國家，與其他海外華人一樣，馬國華人社會深受中國國內政局的變化而波動，而反映華人社會精神面貌的文學也不例外，隨中國革命浪潮的起舞。馬華文學是海外華文文學發展較好、根基較厚實的案例，許多人對馬華文學深感興趣，也對它進行各方面的研究，不過，針對馬華左翼文學的研究，則還未見到。
曾經參與新馬左翼學生運動的時評人謝詩堅最近根據本身的學術論文出版了《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年—1976年》，深入探討中國革命如何衝擊馬華左翼文學，梳理馬華左翼文學的歷史，「清晰而深刻地揭示了馬華左翼文學由興而衰的原因」，肯定左翼文學的歷史地位。
此書共分五章四百四十一頁，劃分五個階段述中國革命文學與馬華左翼文學的關係，即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革命時期，中國革命文學與馬華新興文學；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時期，中國抗日文學與馬華統戰文學；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國共戰爭與馬來亞獨立時期，中國建國文學與馬華文藝獨特性；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中國大搞經濟建設時期，中國「兩結合」文學與馬華愛國主義文學；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文革時期，中國文革文學與馬華革命文學。
從五個階段中人們看到了馬華左翼文學如何從早期的「移植文學」從屬關係，嘗試擺脫中國革命文學的主導，走出僑民文學的思路，發展成具南洋特色的本土文學。儘管如此，馬華左翼文學仍然是以毛澤東文藝理論為主導方針，也因此躲不開文革的衝擊，最終因「思想偏激，偏離了馬新社會的現實，並違背了文學的規律」，導致左翼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退出文壇，「結束了長達五十年的文學主流地位」，最終由在台灣留學而在文學創作上取得成就、力主現代主義文學者取而代之。
謝詩堅表示，他做此研究的目的在於讓「這一代人對上一代的文學和政治掛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和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而珍惜文學本身有其獨立性和自主地位??」因此作者花了不少篇幅撰寫本土文學與僑民文學的鬥爭、左右翼作家在文藝創作上的爭論及中共（胡愈之為代表人物）與馬共（周容為代表人物）就「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的論爭。
作者在研究中也特別點出數名馬華左翼作家的文學成就與際遇，這包括走無產階級路線的賀巾、觸犯文字案的馬陽、早紅早退的杜紅、熱血沸騰的槐華、貧農作家李販魚和山河、撲朔迷離的韓玉珍、流落異鄉的原甸、突然消失的評論家忠楊及嚴冬趕上列車的吳岸。這些作家許多已經沉寂下來，不過一些如原甸仍然活躍在文壇，只是他們的創作已經沒有當年的火紅色彩。
謝詩堅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楊春時在為此書寫序時指出，馬華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有天然的聯繫，馬華左翼文學也是在中國革命文學的影響下發生、發展起來的，同時也由於中國極左思潮的影響而走向結束。他表示，關於馬華文學的研究已經很熱，但是從中國革命文學的影響角度研究馬華左翼文學，似乎還是一個空白，這一段歷史經驗值得認真總結。■
转载自《亚洲周刊》第二十四卷 十八期 (2010-05-09)
4.5.10
追溯马华的历史 人民要当马华的最后裁判
我国著名时事评论人谢诗坚认为，如果要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马华的未来，就必须追溯马华的历史。谢诗坚是在月前《风云时报》主办的“马华 忙·盲·茫”讲座会上发表上述评述。
“马华是在1949年成立，当初英国人把50万名华人赶到新村去，华人为了自救而成立了一个政党，所以马华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民族大业而成立的政党。巫统和马华不一样，它在1946年成立，当时巫统反对马来亚联邦，要求重新拟定宪制，所以挑起了民族的大旗。马华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一个独立机构，在1953年才转型为政党。”
“1958年，林苍佑挑战原任马华总会长陈祯禄，结果在党选中取得胜利，因为当时陈祯禄已经年届75，所以很多党内的少壮派都支持林苍佑。林苍佑党选总会长后开始成立新的团队，但是没多久他就尝到失败的滋味了。”
“林苍佑把党内的革命延续到党外，跟巫统起了正面的冲突，因为林苍佑要求马华拥有三分之一的议席。然而巫统已经表示不会接受马华的要求，这样一来，林苍佑的行动就越加激化了党内的斗争，导致陈修信最后成功与巫统谈判，并且把林苍佑踢出局。这就是马华的第一个党争。”谢诗坚叙述道。
“1979年，时任署理总会长曾永森挑战总会长李三春，当时的舆论对曾永森非常有利，各大华文报章的支持曾永森宣传广告更是铺天盖地，可是，中央代表的票却不一定跟华社的舆论一致，最后曾永森挑战失败。李三春在取得胜利之后即逼走曾永森，建立自己在马华的皇朝。”
“1982年大选，李三春接受挑战到芙蓉与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对垒，这场朝野之战的胜利带动的马华的士气，然而，李三春却在1983年毫无预兆地宣布退出政坛，让马华再次陷入分裂的边缘。”
“于是，1984年的党选就出现了梁维泮与陈群川之争。但是，梁维泮却犯了一个鲁莽的错误，就是开除陈群川等‘14精英’的反对派领袖，导致最后陈群川在党选中取得胜利。不过，陈群川在经历许多风波后虽然如愿以偿，却被官司缠身，最后身陷新加坡监狱。”
林良实退位之前曾想开除翁诗杰
“当时的署理总会长林良实取代毅然辞职的陈群川，成为马华的新一任领导人。马华进入林良实和李金狮的年代后，虽然也有派系斗争，但是林良实却始终强调党内团结，在党内解决问题，因此化解了党争危机。”谢诗坚认为，在这一点上，林良实是很成功的。
“然而，2001年林良实欲收购南洋报业，与林亚礼起了正面的冲突，2003年，两人被逼双双引退，由林良实推举的黄家定以及林亚礼推举的陈广才搭配成为新任的马华领导人。”
谢诗坚也透露，其实林良实在退位之前是想开除翁诗杰的，不过最后没有做到，而黄家定在上任以后就宣布不再追究之前的党争，所以翁诗杰就这样复活了起来。
“如果马华有第二个李三春的话，今天的党争就不会搞到这个地步。翁诗杰在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民望，但是他的处事手段不够圆滑，所以制造了很多公敌。另外，马华的传统是，跟基层越密切的领袖就会受到欢迎，翁诗杰和黄家定都不是这种人，但是蔡细历却是一个跟基层走得很近的领袖。”
马华不是太过民主 而是太过保守了
谢诗坚也反驳潘永强所认为的马华太过民主的言论，他认为马华如果只选主席是行不通的，因为马华不像巫统那样权力大过天，所以选出来的党主席也是没有作用的。
“巫统的机制是选党主席、署理主席、副主席，这就是以党治国。其实在1971年当敦阿都拉萨接任首相时就曾经表示，我国是以党治国的，因此任何事情都是由巫统决定。马华当时也没有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马华只能屈服。”
谢诗坚认为，马华不是太过民主，而是太过保守了。
“虽然马华有2千300百多名中央代表，但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做了几十年的中央代表，而且中央代表也没有年龄限制。但是马华的命运往往就操控在这些人的手中，所以马华的制度是有问题的。”
潘永强却认为，我们不能以巫统就是用这种选举方式而合理化其他国阵成员党也应该用这种方式选举。
“党内的民主就是党内的决策是透明和公开的，而候选人的提名制度也是透明的，就像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初选也是开放给所有党员的，这样才是健康的民主。当政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党意和民意之间的距离就会拉近，因为党员也不得不考虑民意所向来选出党领袖。”潘永强这样表示。
最后，谢诗坚认为马华不应继续关起门吵架，而是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提了那么多言论，马华从来不敢反驳，如果马华再没有表现的话，那么决定它的命运的就不再是那些中央代表，而是我们人民了，人民要当马华的最后裁判！”
转载自《风云时报》
“马华是在1949年成立，当初英国人把50万名华人赶到新村去，华人为了自救而成立了一个政党，所以马华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民族大业而成立的政党。巫统和马华不一样，它在1946年成立，当时巫统反对马来亚联邦，要求重新拟定宪制，所以挑起了民族的大旗。马华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一个独立机构，在1953年才转型为政党。”
“1958年，林苍佑挑战原任马华总会长陈祯禄，结果在党选中取得胜利，因为当时陈祯禄已经年届75，所以很多党内的少壮派都支持林苍佑。林苍佑党选总会长后开始成立新的团队，但是没多久他就尝到失败的滋味了。”
“林苍佑把党内的革命延续到党外，跟巫统起了正面的冲突，因为林苍佑要求马华拥有三分之一的议席。然而巫统已经表示不会接受马华的要求，这样一来，林苍佑的行动就越加激化了党内的斗争，导致陈修信最后成功与巫统谈判，并且把林苍佑踢出局。这就是马华的第一个党争。”谢诗坚叙述道。
“1979年，时任署理总会长曾永森挑战总会长李三春，当时的舆论对曾永森非常有利，各大华文报章的支持曾永森宣传广告更是铺天盖地，可是，中央代表的票却不一定跟华社的舆论一致，最后曾永森挑战失败。李三春在取得胜利之后即逼走曾永森，建立自己在马华的皇朝。”
“1982年大选，李三春接受挑战到芙蓉与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对垒，这场朝野之战的胜利带动的马华的士气，然而，李三春却在1983年毫无预兆地宣布退出政坛，让马华再次陷入分裂的边缘。”
“于是，1984年的党选就出现了梁维泮与陈群川之争。但是，梁维泮却犯了一个鲁莽的错误，就是开除陈群川等‘14精英’的反对派领袖，导致最后陈群川在党选中取得胜利。不过，陈群川在经历许多风波后虽然如愿以偿，却被官司缠身，最后身陷新加坡监狱。”
林良实退位之前曾想开除翁诗杰
“当时的署理总会长林良实取代毅然辞职的陈群川，成为马华的新一任领导人。马华进入林良实和李金狮的年代后，虽然也有派系斗争，但是林良实却始终强调党内团结，在党内解决问题，因此化解了党争危机。”谢诗坚认为，在这一点上，林良实是很成功的。
“然而，2001年林良实欲收购南洋报业，与林亚礼起了正面的冲突，2003年，两人被逼双双引退，由林良实推举的黄家定以及林亚礼推举的陈广才搭配成为新任的马华领导人。”
谢诗坚也透露，其实林良实在退位之前是想开除翁诗杰的，不过最后没有做到，而黄家定在上任以后就宣布不再追究之前的党争，所以翁诗杰就这样复活了起来。
“如果马华有第二个李三春的话，今天的党争就不会搞到这个地步。翁诗杰在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民望，但是他的处事手段不够圆滑，所以制造了很多公敌。另外，马华的传统是，跟基层越密切的领袖就会受到欢迎，翁诗杰和黄家定都不是这种人，但是蔡细历却是一个跟基层走得很近的领袖。”
马华不是太过民主 而是太过保守了
谢诗坚也反驳潘永强所认为的马华太过民主的言论，他认为马华如果只选主席是行不通的，因为马华不像巫统那样权力大过天，所以选出来的党主席也是没有作用的。
“巫统的机制是选党主席、署理主席、副主席，这就是以党治国。其实在1971年当敦阿都拉萨接任首相时就曾经表示，我国是以党治国的，因此任何事情都是由巫统决定。马华当时也没有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马华只能屈服。”
谢诗坚认为，马华不是太过民主，而是太过保守了。
“虽然马华有2千300百多名中央代表，但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做了几十年的中央代表，而且中央代表也没有年龄限制。但是马华的命运往往就操控在这些人的手中，所以马华的制度是有问题的。”
潘永强却认为，我们不能以巫统就是用这种选举方式而合理化其他国阵成员党也应该用这种方式选举。
“党内的民主就是党内的决策是透明和公开的，而候选人的提名制度也是透明的，就像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初选也是开放给所有党员的，这样才是健康的民主。当政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党意和民意之间的距离就会拉近，因为党员也不得不考虑民意所向来选出党领袖。”潘永强这样表示。
最后，谢诗坚认为马华不应继续关起门吵架，而是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提了那么多言论，马华从来不敢反驳，如果马华再没有表现的话，那么决定它的命运的就不再是那些中央代表，而是我们人民了，人民要当马华的最后裁判！”
转载自《风云时报》
华基政党反省在当下 （现代春秋）
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成绩揭晓后在国阵内的两个成员党都发出相同的问号：为什么华人票没有回流？甚至比308时还要少？根据算票的结果显示：有75%的华人投给民联，国阵只取得25%的选票（13个华人新村的选票一面倒向民联）。
马华公会这边认为除了内部矛盾影响投票外，也因为一些重要的课题不令华裔满意，因此马华无法争回华人选票，魏家祥就有此看法。不过他并未列出什么大课题是华人有异议的。
另一方面，民政的许文思则认为是个别课题使华人不投国阵的票，如赵明福事件及国阵领袖发出不当言论等等，并不是不满一个大马、新经济模式及政府转型等计划。这种看法也是具争议性的。
在这方面，民政副主席马袖强建议国阵设立一个高层次的特委会，分析华人社区支持率减少的主因和后果。
他说：“我们需要问自己，为什么自上届大选以来，华裔对国阵的支持一直流失？难道是国阵成员党如马华和民政无法有效处理华裔的课题？还是巫统在国阵强势的主导地位印象和一些巫统领导人不时发表种族言论所造成的？
这个问题问得好，可惜没有提供答案。马袖强还是不断地打问号。
马袖强是谁？他就是在308大选前，以民青团团长身份建议国阵成员党全数解散，组成一个国阵政党的人（当时他官拜副部长）。不过由于曲高和寡，此议不了了之。连国阵主席阿都拉首相不认为是适当的时机。
在308之后，阿都拉反倒建议国阵可以招收直接党员，让那些不想成为种族性政党的人有“党”可依。他的这种想法也在他退休后“胎死腹中”。
当纳吉在去年四月上位后，他显然没有忘记要借助国阵这块招牌进行一些的“改革或改善”，因此有提出可能会扩大国阵的组织，让非政党性的组织也可以参加进来。
这马上使人联想到与巫统人士关系密切的大马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可能会是其中一个。
马华公会也为此特别成立一个小组跟进这个课题，但没有进一步的表态。因为纳吉过后就没有再提此事。
我们姑且认为国阵在今时今日不会改变其结构（也不容易改变），而是继续存在13个成员党的合作。在这种合作模式下，国阵本身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合作平台，让各成员党当成竞选机器，在大选或补选时派上用场。平日也难得聚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除了308政治海啸后有一阵子由各成员党派出代表成立各小组检讨和提出报告外，也没有大作为。毕竟政党的机制落在各成员党身上，不在国阵身上；尤其是巫统的理事会议，更是传媒非报导不可的大事。说白了巫统就是政府的缩影，因此巫统的会议基本上已反映出国阵的政策和走向。
在这种情形下，国阵其他成员党想要在政府事务中插一脚或提出诉求，也只好在内阁中提出。如果那个成员党没有人在内阁中，请自我保重。
从国阵的结构和政府的机制来看，马华也好，民政也好，只能够自我检讨为什么华人不支持国阵？你拿这个问题问巫统，他会反问你：如果马来人不支持国阵时，我们可以问你们吗？当然不行，因为马华和民政“干预”不了马来人的事务，这是巫统的职责（即使民政声称它也为马来人请命，但巫统也听不进去）。
当巫统认定在国阵内早已分配好各自的职责时，失败的成员党就不要东怪西怪，更何况巫统在大选中并没有失败，仍然可以组成中央政府。它所要检讨的是怎样让各民族支持政府，而不再是如同以前靠马华和民政稳住华人，又靠国大党和人民进步党稳住印人。
比如这次的乌雪补选，全程由巫统主导和决策，虽然候选人由国大党派出，但在提名过后，他就由巫统为他安排行程，最后成功地把他送进国会。因为巫统认为胜回这个国席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华人选票未回流虽是重要大事，但对巫统不是致命的，反而是马华和民政难以交差。它们也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但能和盘托出失败的真正理由吗？话到唇边留半句（林良实名言）正好派上用场。这就是说，巫统也知道个中原因，马华和民政个更了如指掌，就是华人认为在308后的两年，大气候尚未明显转变，而代表华人的马华和民政又改变不了国阵，只好等待华人来改变它们了。
由此来看，马袖强的建议是“多此一举”的。与其得不到良好回应，不如连同马华一起研究对策，看看如何向巫统提出重要的改革议题，唯有让巫统接受后，国阵才能在成员党的转变下而改变。如果各成员党依然故我，这对巫统来说没有太大的伤害，反而是马华和民政要即刻反省路在何方？否则人民进步党的命运也许是它们的写照。
刊登于2010年5月3日《光华日报》
何国忠来世做回学者 （天下纵横）
我的新书《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本来就计划邀请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主持推介礼的，当我在去年9月向他提及此事时，他也欣然答应。
在斟酌后，我就将推介礼订在去年杪，未想因为何博士遇车祸，也只好将日期再推展。几经推敲，我们同意移到今年3月。
真想不到3月又是马华的重选日期，为迁就这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就需要改期，于是就把日期推到4月17日，而这一天刚巧两位新加坡主讲嘉宾，何启良博士及韩山元作家得以成行，也就锁定在这一天。
我向何博士说，希望不要再更改了。这已经是一波三折了。
最终我们都顺利地在4月17日完成推介礼，我也大大地松了口气。除了感谢何副部长拨冗到来外，我也要对他在推介礼上说了一些意义深长的话作些补充。
是我坚持要他主持推介礼的。理由有二：（一）他身为高教部副部长，自然对韩江学院推出的学术论著给予重视；（二）而我认为何副部长在从政前是马华文化/文学的学者，有出版多部著作，与我的研究课题相接近，请他推介是适合不过的。
那天的仪式上，我有称赞何博士“学而优则仕”，而且担任副高教部长正可发挥所长。在这之前的10天，我在槟城碰见多年未见的王润华教授（他目前是元智大学的教授，偕同校长彭宗平来访韩院和参加黄花岗起义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他同样赞成何博士从政，因为他有政治的兴趣。
我不知道何副部长对政治有多大的兴趣，但我发现到他参政的那一年（2008），正是马华陷入多事之秋的一年。原本是应黄家定的提拔，有意在政坛大展身手。讵料一场308政治海啸，把马华的整个布署打乱了，黄家定不入阁，也在较后宣布不再担任马华总会长。
虽然何国忠按其理想，得以出任高教部副部长，但马华气势已大不如前，身为马华的副部长，也不一定事事如愿。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翁诗杰接棒后，马华依然陷入派系斗争中，以至于在不久前又面临党选。虽然这场党选以蔡细历胜出，但失败的黄家定与翁诗杰不见得势力已告微弱，恰恰相反，这两股势力正在考察蔡细历的表现和其团队如何重整马华。
在这方面，何副部长肯定是支持其“政治师父”黄家定的复出，无奈时不予黄，也只好认命。反倒是何国忠在党选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二高票的当选中委，他也因其才智和实力被委为马华副总秘书。
在马华党章内，副总秘书是不具实权的，他只能是总秘书（委任）的助手；职权也比不上组织秘书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一时之间看不到何国忠有何大突破。贴切地说，他或者是“突而不破”的“韬光养晦”者。
我也不知道何国忠经历两年的大风大浪冲击后，心中对政治的热忱是否不再热情澎湃？是否也对光怪陆离的政治感到厌倦和失望？但从他口中说出的一句话，真是够耐人寻味的：如果有来生，他愿意做回学者。
我认同也理解他为什么会有感而发，因为在政海中是不讲情面，更不讲才智的，而是讲求政治力量和手段的。换句话说，才学虽是从政的“基石”，但不是成功的保证。一些有识之士因怀才不遇而无法在政坛中大显身手的人大有人在，这在历史中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只选其中三人来说明一二，第一个是二千五百年前春秋时代的孔子，他满腹经论，却无法在政治中成为翻雨覆雨的大人物，反而是他的一部“论语”走遍天下，一直走到今天。这就是哲人的无穷魅力。第二个是自认孔子学说发扬人的唐朝韩愈。他不但是一代教育家，也是儒学的捍卫者。可惜在官场失意，最终成就在其文章道德中。第三个是宋朝理学大师朱熹，他是第三位将儒学综合于理学的大成者，他的成就在于将《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辑成“四本”作为教本，而不在于政治。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何副部长入世两年后悟出的还是舞文弄墨最为真实和具有成就感，所以才有来世要做回学者的论调。毕竟学者要成一家之言也不容易，但愿何副部长从政之余，也能在治学方面悟出大道理，则不枉此生矣！
刊登于2010年5约3日《号外周报》
在斟酌后，我就将推介礼订在去年杪，未想因为何博士遇车祸，也只好将日期再推展。几经推敲，我们同意移到今年3月。
真想不到3月又是马华的重选日期，为迁就这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就需要改期，于是就把日期推到4月17日，而这一天刚巧两位新加坡主讲嘉宾，何启良博士及韩山元作家得以成行，也就锁定在这一天。
我向何博士说，希望不要再更改了。这已经是一波三折了。
最终我们都顺利地在4月17日完成推介礼，我也大大地松了口气。除了感谢何副部长拨冗到来外，我也要对他在推介礼上说了一些意义深长的话作些补充。
是我坚持要他主持推介礼的。理由有二：（一）他身为高教部副部长，自然对韩江学院推出的学术论著给予重视；（二）而我认为何副部长在从政前是马华文化/文学的学者，有出版多部著作，与我的研究课题相接近，请他推介是适合不过的。
那天的仪式上，我有称赞何博士“学而优则仕”，而且担任副高教部长正可发挥所长。在这之前的10天，我在槟城碰见多年未见的王润华教授（他目前是元智大学的教授，偕同校长彭宗平来访韩院和参加黄花岗起义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他同样赞成何博士从政，因为他有政治的兴趣。
我不知道何副部长对政治有多大的兴趣，但我发现到他参政的那一年（2008），正是马华陷入多事之秋的一年。原本是应黄家定的提拔，有意在政坛大展身手。讵料一场308政治海啸，把马华的整个布署打乱了，黄家定不入阁，也在较后宣布不再担任马华总会长。
虽然何国忠按其理想，得以出任高教部副部长，但马华气势已大不如前，身为马华的副部长，也不一定事事如愿。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翁诗杰接棒后，马华依然陷入派系斗争中，以至于在不久前又面临党选。虽然这场党选以蔡细历胜出，但失败的黄家定与翁诗杰不见得势力已告微弱，恰恰相反，这两股势力正在考察蔡细历的表现和其团队如何重整马华。
在这方面，何副部长肯定是支持其“政治师父”黄家定的复出，无奈时不予黄，也只好认命。反倒是何国忠在党选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二高票的当选中委，他也因其才智和实力被委为马华副总秘书。
在马华党章内，副总秘书是不具实权的，他只能是总秘书（委任）的助手；职权也比不上组织秘书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一时之间看不到何国忠有何大突破。贴切地说，他或者是“突而不破”的“韬光养晦”者。
我也不知道何国忠经历两年的大风大浪冲击后，心中对政治的热忱是否不再热情澎湃？是否也对光怪陆离的政治感到厌倦和失望？但从他口中说出的一句话，真是够耐人寻味的：如果有来生，他愿意做回学者。
我认同也理解他为什么会有感而发，因为在政海中是不讲情面，更不讲才智的，而是讲求政治力量和手段的。换句话说，才学虽是从政的“基石”，但不是成功的保证。一些有识之士因怀才不遇而无法在政坛中大显身手的人大有人在，这在历史中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只选其中三人来说明一二，第一个是二千五百年前春秋时代的孔子，他满腹经论，却无法在政治中成为翻雨覆雨的大人物，反而是他的一部“论语”走遍天下，一直走到今天。这就是哲人的无穷魅力。第二个是自认孔子学说发扬人的唐朝韩愈。他不但是一代教育家，也是儒学的捍卫者。可惜在官场失意，最终成就在其文章道德中。第三个是宋朝理学大师朱熹，他是第三位将儒学综合于理学的大成者，他的成就在于将《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辑成“四本”作为教本，而不在于政治。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何副部长入世两年后悟出的还是舞文弄墨最为真实和具有成就感，所以才有来世要做回学者的论调。毕竟学者要成一家之言也不容易，但愿何副部长从政之余，也能在治学方面悟出大道理，则不枉此生矣！
刊登于2010年5约3日《号外周报》
乌雪补选的政治意义 （直挂云帆）
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虽然对政局没有太大的改变，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就地理形势而言，这个国席属下的三个州选区都是国阵的囊中物（巫统2马华1），而且在2008年大选时，三个州选区国阵的多数票高达6176张，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国席栽筋斗的。偏偏308的政治海啸意外地让公正党候选人只以198张多数票取胜。这意味着选民不满国阵的候选人（连任四届议员的国大党署理主席巴拉尼威）的服务政绩，再加上当时兴权会的势力浩大，冲击了这个国阵的堡垒区，也就让公正党取得了彩头。
讵料天不做美，公正党的议员查纳阿比丁因病逝世才有今日的补选。但副揆慕尤丁在投票当天（25日）的下午时分，突然“心血来潮”来一个记者招待会，满有信心地认为国阵候选人将胜出，而且多数票将达6000张，他是以三个州选成绩来做出推论。这个做法在过去是罕见的，慕尤丁的高调地显露了他的信心。
不过在另一边厢，我在当日的下午1时左右，接获的“情报”说民联形势转好，有望胜出。这当然也只是猜测和传闻。当时我身在吉隆坡，约在傍晚7时我们来到乌鲁安南区的国阵服务中心站时，我被一位马来负责人告知国阵胜了，我问他大概胜多少票，他也说不上来。
正在此时，国阵的华裔服务员告诉我，在13个华人多的地区开票的结果是一面倒的，尽是民联的“天下”。当问及马来选票及印裔选票的走向时，我们找不到答案。但看当时的气氛，国阵（巫统）服务人员似乎脸带笑容。
为了进一步探知实况，我们又开车前往新古毛的总开票中心。这个地方车辆拥挤，也已开始不让外人进入体育馆内。约晚上8时左右，我看到警车开道，大人物驾到，显然已告知答案：国阵胜了，至于胜多少票，倒有几个版本。
不久尘埃落定，国阵候选人卡马拉纳登获24997票，公正党候选人再益得23272票，多数票1725，废票731张。这就是说国阵重夺回乌雪国席。虽然不是6000张多数票，也算是国阵在补选中打了一场艰辛的胜仗。
分析起来，国阵的这场胜利基本上是巫统的胜利，因为它的对手正是它昔日的大将，前任首相署部长的再益依布拉欣。自从他在2008年过档公正党后，巫统已把他列为“心腹大患”，必想尽办法堵住他重返国会（他辞部长职后，也辞上议员职）。
在这方面，巫统倾全力打“道德牌”，使再益穷于应付。这在半城乡的保守马来社会，再益的“饮酒”和“养马”事件已成为靶子被射得“遍体鳞伤”。
巫统的战略已叉开重要的国家议题，也降低国阵候选人是非马来人的争议（由国大党派出候选人），而是集中精力要再益在“阴沟里翻船”。正由于策略巧妙地运用，国阵（或说巫统）已掌握主动权，对再益和安华左右开弓。不但首相纳吉牵头批判，而且前首相马哈迪也加入反安华—再益的大合唱中。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封再益仕途和挫安华的锐气。在巫统看来，只要将这两位大将“克住”则民联的威胁将大大降低。果然不出巫统所料，民联被迫采取见招拆招的被动局面，待到最后一晚成功大造势时，已是迟了一步。
除此之外，国阵也大打发展牌和亲民牌。这种不惜重本地发展乌鲁雪兰莪选区的竞选策略，完全是巫统的新攻势，目的在于从补选中破“两线制”带来的挑战，因为巫统自立国（1957年）以来，就不曾面对另一强大势力的威胁，即使回教党曾有过坐大（1969年大选及1999年的大选）的纪录，也成不了气候。但现在是公正党与回教党的结盟，巫统自然不能等闲视之。
因此在一方面，最近以来有公正党议员和强人相继退党的风潮，旨在打击公正党的威信；在另一方面，巫统卯足机器向再益和安华开刀，也使出毫不容情杀手锏。
尽管华人选票没有回流，但马来选民已有5%回流，约65%投国阵，35%投民联；再加上印裔选民在分裂中的回流，约6成转回国阵，已使到国阵翻盘成功。其重要的讯息对国阵；尤其是巫统来说是强化和巩固巫统政权的一个标记，以争取更多的反对党人投向巫统，若能够因之使到人民的思维改变，则国阵将会提早布署下一届大选，以期破了“两线制”的功力。
虽然民联的失败是惨痛的教训，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大失败，它只是输在邮寄选票，垦殖民选票及印裔选票，但数量不大，也存在翻盘的机会。
只是民联这一跌，对再益与安华是难以接受的。毕竟再益是难得的人才，理应进国会表现才华，无奈在国阵强大机器压力下，还是功败垂成。
这对民联的负面影响是那些动摇的人或被怂恿再搞退党风潮，以使到安华的信誉“破产”，也就不能集中精力向布城迈进。
反过来，它对民联也有正面的刺激，那就是民联在今时今日已面对国阵正面的反攻，不仅是国家机制全面开动，而且在政治领域中也绝不向民联控制的州属让步；特别是雪州和槟州，将会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新冲击。
巫统几乎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也致力将国阵转变成攻守兼宜的机制，不再处于挨打的地位。但在这方面，巫统也面对马华和民政的力不从心的配搭，它们无法融入巫统某些激进的，反而进一步流失华人的选票。至于印度国大党虽此次有微些转机，但对三美威鲁来说，与其说是国大党的胜利，不如说是巫统的胜利更为恰当。
如果国阵无法协调好308后产生的矛盾和冲击，它无形中会给民联加分。换句话说，民联也是等待国阵的分化和矛盾加深来取得政治筹码。
从乌雪补选中，我们已看到两大阵营各有优势也各有隐忧，关键是谁会在第一时间内从补选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和放眼未来。这才是乌雪补选的重大政治意义。
刊登于2010年4月29日《东方日报》
讵料天不做美，公正党的议员查纳阿比丁因病逝世才有今日的补选。但副揆慕尤丁在投票当天（25日）的下午时分，突然“心血来潮”来一个记者招待会，满有信心地认为国阵候选人将胜出，而且多数票将达6000张，他是以三个州选成绩来做出推论。这个做法在过去是罕见的，慕尤丁的高调地显露了他的信心。
不过在另一边厢，我在当日的下午1时左右，接获的“情报”说民联形势转好，有望胜出。这当然也只是猜测和传闻。当时我身在吉隆坡，约在傍晚7时我们来到乌鲁安南区的国阵服务中心站时，我被一位马来负责人告知国阵胜了，我问他大概胜多少票，他也说不上来。
正在此时，国阵的华裔服务员告诉我，在13个华人多的地区开票的结果是一面倒的，尽是民联的“天下”。当问及马来选票及印裔选票的走向时，我们找不到答案。但看当时的气氛，国阵（巫统）服务人员似乎脸带笑容。
为了进一步探知实况，我们又开车前往新古毛的总开票中心。这个地方车辆拥挤，也已开始不让外人进入体育馆内。约晚上8时左右，我看到警车开道，大人物驾到，显然已告知答案：国阵胜了，至于胜多少票，倒有几个版本。
不久尘埃落定，国阵候选人卡马拉纳登获24997票，公正党候选人再益得23272票，多数票1725，废票731张。这就是说国阵重夺回乌雪国席。虽然不是6000张多数票，也算是国阵在补选中打了一场艰辛的胜仗。
分析起来，国阵的这场胜利基本上是巫统的胜利，因为它的对手正是它昔日的大将，前任首相署部长的再益依布拉欣。自从他在2008年过档公正党后，巫统已把他列为“心腹大患”，必想尽办法堵住他重返国会（他辞部长职后，也辞上议员职）。
在这方面，巫统倾全力打“道德牌”，使再益穷于应付。这在半城乡的保守马来社会，再益的“饮酒”和“养马”事件已成为靶子被射得“遍体鳞伤”。
巫统的战略已叉开重要的国家议题，也降低国阵候选人是非马来人的争议（由国大党派出候选人），而是集中精力要再益在“阴沟里翻船”。正由于策略巧妙地运用，国阵（或说巫统）已掌握主动权，对再益和安华左右开弓。不但首相纳吉牵头批判，而且前首相马哈迪也加入反安华—再益的大合唱中。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封再益仕途和挫安华的锐气。在巫统看来，只要将这两位大将“克住”则民联的威胁将大大降低。果然不出巫统所料，民联被迫采取见招拆招的被动局面，待到最后一晚成功大造势时，已是迟了一步。
除此之外，国阵也大打发展牌和亲民牌。这种不惜重本地发展乌鲁雪兰莪选区的竞选策略，完全是巫统的新攻势，目的在于从补选中破“两线制”带来的挑战，因为巫统自立国（1957年）以来，就不曾面对另一强大势力的威胁，即使回教党曾有过坐大（1969年大选及1999年的大选）的纪录，也成不了气候。但现在是公正党与回教党的结盟，巫统自然不能等闲视之。
因此在一方面，最近以来有公正党议员和强人相继退党的风潮，旨在打击公正党的威信；在另一方面，巫统卯足机器向再益和安华开刀，也使出毫不容情杀手锏。
尽管华人选票没有回流，但马来选民已有5%回流，约65%投国阵，35%投民联；再加上印裔选民在分裂中的回流，约6成转回国阵，已使到国阵翻盘成功。其重要的讯息对国阵；尤其是巫统来说是强化和巩固巫统政权的一个标记，以争取更多的反对党人投向巫统，若能够因之使到人民的思维改变，则国阵将会提早布署下一届大选，以期破了“两线制”的功力。
虽然民联的失败是惨痛的教训，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大失败，它只是输在邮寄选票，垦殖民选票及印裔选票，但数量不大，也存在翻盘的机会。
只是民联这一跌，对再益与安华是难以接受的。毕竟再益是难得的人才，理应进国会表现才华，无奈在国阵强大机器压力下，还是功败垂成。
这对民联的负面影响是那些动摇的人或被怂恿再搞退党风潮，以使到安华的信誉“破产”，也就不能集中精力向布城迈进。
反过来，它对民联也有正面的刺激，那就是民联在今时今日已面对国阵正面的反攻，不仅是国家机制全面开动，而且在政治领域中也绝不向民联控制的州属让步；特别是雪州和槟州，将会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新冲击。
巫统几乎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也致力将国阵转变成攻守兼宜的机制，不再处于挨打的地位。但在这方面，巫统也面对马华和民政的力不从心的配搭，它们无法融入巫统某些激进的，反而进一步流失华人的选票。至于印度国大党虽此次有微些转机，但对三美威鲁来说，与其说是国大党的胜利，不如说是巫统的胜利更为恰当。
如果国阵无法协调好308后产生的矛盾和冲击，它无形中会给民联加分。换句话说，民联也是等待国阵的分化和矛盾加深来取得政治筹码。
从乌雪补选中，我们已看到两大阵营各有优势也各有隐忧，关键是谁会在第一时间内从补选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和放眼未来。这才是乌雪补选的重大政治意义。
刊登于2010年4月29日《东方日报》
民联面对的三大挑战 （跃马扬鞭）
报章的消息说，一个取名为“大马团结联盟”的政党将在西马成立。不论此消息是真是假，它说明了在308政治海啸后有人对组新政党产生了兴趣，比较显眼的是在去年出现的“爱国党”。不知为何最近又消沉下来？
针对新党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客观地探讨马来西亚当下是否需要新的政党或是政党太多了，应该合并或淘汰？因为目前有两种政治思潮在争辩：究竟是应鼓吹两线制或支持第三势力涌现？
这两种思潮是这两年来的政治现象，而我们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只是存在着一党独大的局面，也就是单一思潮在主导政局。
这里所谓的单行线思维是指在1957年独立后，整个国家的权力是控制在三党组成的联盟手上，而联盟又是以巫统马首是瞻，反对党只是叨陪末座。尽管反对党曾结成联合阵线，也无法动摇联盟的执政地位。只有在1969年的大选，才勉强出现反对党壮大的局面，如民政党上台执政槟州。但很快地，崛起的反对党终于被巫统收编。这些反对党包括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都归顺在巫统门下而组成了国阵（1974年取代联盟）。
这就是说，国家的政局在“513”悲剧后又重归一党主导的局面，虽然其联合政府巧妙地扩大，从原本的三党联盟演变成九党联盟，再后来又形成十三党联盟，但仍然没有改变原来的结构。
其实在308之前的长达50年的历史中，人们脑海烙印的是：任何政党若要享有执政权或拥有执政权（或大或小），除了加入国阵外，并无他途。明显的是人民进步党在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后，才能分享吡州执政权。还有在1990年退出国阵的沙巴人民团结党，终于在1994年失掉沙巴州政权，直到2001年重回国阵后才又拿回一些的执政权力。这两个例子说明了较小政党若不加入执政集团是无法单独执政的，也印证了权力是源自联盟和国阵的。
讵料这种“不变的定律”竟在2008年的大选中被打破了。反对党很快地结成民联组合，与国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前所未有的格局也改变了马来西亚人的思维，他们第一次看到改变的到来，而且“两线制”正在孕育而成。
不过“两线制”也出现了三大挑战。其一是由公正党、回教党和行动党组成的民联好像被认为已代表了马来西亚的所有族群和阶层，没有空间再容纳其他政党加入。
例如在308后有人建议民政党脱离国阵，但民政领导反问：离开国阵，我们去哪里？民联已没有立足的空间。孤军作战？岂不是让马华填补民政在国阵的位置？在重重顾虑下，也在心里无底下，民政宁可选择留在国阵“听天由命”，与马华斗“韧性”和在国阵内“争宠”。
其二，虽然最近民联在砂州引进了国民党加入，算是一个突破，但在整体而言，又有人鼓吹第三势力的出现，既不支持国阵，也不支持民联，而是希望促成第三势力牵制两大阵线。正因为这样，新党的出现也企图扮演这样的角色，但综看新党的立场，它们又好像是亲国阵的，又标榜“新马华”又标榜“新民政”的。因此算来数去，似乎性质较为接近目前的人民进步党。若这也算是第三势力的话，那第三势力也太不争气了。与其这样的“添乱”，不如让两线制较为正常与健康的成长，这对马来西亚民主的维护，也确是好事一桩。但就不知道为何脱离国阵的沙巴进步党至今仍未加入民联？民联本身是否应该检讨它的定位和立场以便能像国阵那样“有容乃大”？
其三，还有一股复辟力量正在努力把马来西亚移回308之前的政局，即不要有强大的反对党，更不要有两线制。公正党最近的退党风潮不断，正是一个例证。因此民联的未来也取决于它如何应对三大挑战。
刊登于《南洋商报》
针对新党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客观地探讨马来西亚当下是否需要新的政党或是政党太多了，应该合并或淘汰？因为目前有两种政治思潮在争辩：究竟是应鼓吹两线制或支持第三势力涌现？
这两种思潮是这两年来的政治现象，而我们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只是存在着一党独大的局面，也就是单一思潮在主导政局。
这里所谓的单行线思维是指在1957年独立后，整个国家的权力是控制在三党组成的联盟手上，而联盟又是以巫统马首是瞻，反对党只是叨陪末座。尽管反对党曾结成联合阵线，也无法动摇联盟的执政地位。只有在1969年的大选，才勉强出现反对党壮大的局面，如民政党上台执政槟州。但很快地，崛起的反对党终于被巫统收编。这些反对党包括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都归顺在巫统门下而组成了国阵（1974年取代联盟）。
这就是说，国家的政局在“513”悲剧后又重归一党主导的局面，虽然其联合政府巧妙地扩大，从原本的三党联盟演变成九党联盟，再后来又形成十三党联盟，但仍然没有改变原来的结构。
其实在308之前的长达50年的历史中，人们脑海烙印的是：任何政党若要享有执政权或拥有执政权（或大或小），除了加入国阵外，并无他途。明显的是人民进步党在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后，才能分享吡州执政权。还有在1990年退出国阵的沙巴人民团结党，终于在1994年失掉沙巴州政权，直到2001年重回国阵后才又拿回一些的执政权力。这两个例子说明了较小政党若不加入执政集团是无法单独执政的，也印证了权力是源自联盟和国阵的。
讵料这种“不变的定律”竟在2008年的大选中被打破了。反对党很快地结成民联组合，与国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前所未有的格局也改变了马来西亚人的思维，他们第一次看到改变的到来，而且“两线制”正在孕育而成。
不过“两线制”也出现了三大挑战。其一是由公正党、回教党和行动党组成的民联好像被认为已代表了马来西亚的所有族群和阶层，没有空间再容纳其他政党加入。
例如在308后有人建议民政党脱离国阵，但民政领导反问：离开国阵，我们去哪里？民联已没有立足的空间。孤军作战？岂不是让马华填补民政在国阵的位置？在重重顾虑下，也在心里无底下，民政宁可选择留在国阵“听天由命”，与马华斗“韧性”和在国阵内“争宠”。
其二，虽然最近民联在砂州引进了国民党加入，算是一个突破，但在整体而言，又有人鼓吹第三势力的出现，既不支持国阵，也不支持民联，而是希望促成第三势力牵制两大阵线。正因为这样，新党的出现也企图扮演这样的角色，但综看新党的立场，它们又好像是亲国阵的，又标榜“新马华”又标榜“新民政”的。因此算来数去，似乎性质较为接近目前的人民进步党。若这也算是第三势力的话，那第三势力也太不争气了。与其这样的“添乱”，不如让两线制较为正常与健康的成长，这对马来西亚民主的维护，也确是好事一桩。但就不知道为何脱离国阵的沙巴进步党至今仍未加入民联？民联本身是否应该检讨它的定位和立场以便能像国阵那样“有容乃大”？
其三，还有一股复辟力量正在努力把马来西亚移回308之前的政局，即不要有强大的反对党，更不要有两线制。公正党最近的退党风潮不断，正是一个例证。因此民联的未来也取决于它如何应对三大挑战。
刊登于《南洋商报》
邓章耀请亮剑吧！ （现代春秋）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邓章耀的“改革”，因为我很久没见过他了，而且单从报章得知他有改革的意愿，也得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既没有公布改革内容，也没有胪列改革大计，所以我们只能列为“有待观察的革命”。
说他要搞的是一场“革命”，是抬高了他的声价，但也无不当。因为他说“不惜赔上个人的政治前途”，也不怕冒犯党内人士。这意味着他准备豁了出去，可能与现状“大相径庭”。
针对这样的推测性的报导，我们先来了解邓章耀这个人，他是来自南马的人，在理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槟城发展乃至成家立业。他是在陈锦华担任槟岛市政局主席的年代（1990-1996）被委为市议员的。有一个时期，他被外界形容为陈锦华的“政治爱徒”。
不过在1995年的大选，他幸运地在巴当哥打州席击败行动党强人卡巴星而成为州议员，从那个时候开始，他逐渐成为许子根（首席部长）的好帮手。当1996年许子根决意要成为民政槟州联委会主席时，林苍祐劝陈锦华退位。在无可奈何下，陈锦华很不心甘情愿的让位于许子根，但也因此种下许陈失和的祸根（这一年陈锦华的槟岛市政局主席的位置也被丁福南取代了）。
1996年可以说是许（子根）丁（福南）统领槟州民政年代的开始。虽然许子根已在1990年成为槟州首席部长，而丁福南则从市议员作为起点（他在1990年竞选州议席，以少数票败给行动党的黄彼得）。
邓章耀是属于年轻的一代，在许子根的提携下，他在1997年被委为首席部长政治秘书，为许子根挡风挡雨，他成了一名称职的政治秘书。
2004年大选胜利后，时来运转的邓章耀成为州行政议员，与丁福南及杜乾焕同属一个等级。在年轻力盛下，他成为民政党内一颗闪亮之星，他也曾出任民政全国青年团团长。
2008年的大选是邓章耀政途大考验的一年。如果没有308的政治海啸，邓章耀是今天的槟州首席部长，因为他是时任首相阿都拉亲自“钦点”的首席部长。他在提名后约一周被阿都拉敲定为许子根的接班人。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在民政党内引起轩然风波，许子根也被轰得筋疲力尽，只差没有焦头烂额。找他对质的有丁福南和李家全，他们责怪许子根怎么突然生变，跑出一只“黑马”来。
其实这也非许子根的“中途换马”，而是首相阿都拉的“心血来潮”，打乱了整盘棋。在情势紧迫下，也只好暂时按兵不动，未正式宣布谁是真命天子。
尽管如此，邓章耀在投票前几天俨然以“准首席部长”身份成为媒体焦点和公众人物，真是过足“首长瘾”。可惜也只是这么短短几天，在308的那一天，我从报上看到邓章耀“黯然失色”地一个人低头沉思。这一天民政党大势已去，输得不剩一席，真是被“夷为平地”。就这样槟州又改朝换代了，林冠英时代开始了。
邓章耀在失败后也不得不痛定思痛，但民政要怎样改革和怎样改头换面，也轮不到他拍板，毕竟他不是重量级人物。
虽然在2008年民政改选后，邓章耀有幸更上一层楼，成为党的总秘书，普遍被认为是谢宽泰第二，但处在这个重要位置的邓章耀仍然无法启动改革的机器，一直徘徊在十字路口，既迷茫又失落，也就与改革列车擦身而过。
在一直“改而不革”下，许多人开始对民政党感到失望，他们惋惜一个这么有组织有人才的政党怎会因面对强大的巫统显得束手无策。今天在街上民众怎样评价民政党，怎样责骂民政已是公开的秘密，无需遮遮掩掩。有人质问：为什么民政没有勇气离开国阵？为什么被槟州巫统不看在眼里，民政还要等待什么样的春天？到底民政党是反对党或执政党？恐怕连民政党人也说不上来。
如果民政一直让自己“沉沦”下去，人民会很快地忘记了它，不信民政本身扪心自问：上门找民政解决问题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如果是的话，民政要澈底地检讨它的生存是为了什么？它的定位在哪里？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邓章耀果敢地打出“改革牌”和扬起革命的豪情，不要空雷不雨，也不要只见影子不见人。因为等着看民政新生的大有人在。邓章耀，请亮剑吧！
刊登于2010年4月26日《光华日报》
26.4.10
艾柏走了•报人写照 （天下纵横）
艾柏走了，在4月9日因癌症逝世。做为他的前上司和老朋友，我想我应该写一些东西，因为这也标志着一位报人的一生写照。
时光倒回70年代，那个时候我已从《星洲日报》转入《星槟日报》当编辑。有一天，校对处来了一位年轻又瘦弱的小伙子，打听之后，知道他姓胡，名定发，又是客家人，那肯定不是闲杂人物。因为当时我们的报社流行这么一句接近事实的话：“胡家天下客家兵”，意思是说，姓胡的和客家人都会优先被录用。而胡定发两者皆有，已被圈定为“黄旗”人物。
所谓“黄旗”乃是指“皇亲国戚”般的人物，后来得知他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只是巧合的成为“双黄旗”的一份子。
由于相处一段日子，我发觉胡定发除了认真做校对工作外，也爱写文章投稿，确然不是“池中物”。后来编辑部需要一位助手当助编，我就将胡定发提拔上编辑的工作，不再日夜为人“做嫁妆”（修改错别字）。
当了助编后的胡定发，并未让我失望。大约在70年代中期，我们要辟一个适合年轻人口味的副刊，以和《光华日报》的“年轻人与周末”版打对台，也就决定交胡定发去发挥。他的对手是写作人施亦谦。
为了给这个副刊定位，我们考虑了好几个名字，有“风铃”，也有“星座”等等，最后我们选用《星座》。就这样《星座》成为年轻人的园地，也刊登了轻松活泼的文章。自那时起，胡定发就使用“艾柏”为其笔名。就这样艾柏的名字被打响，人们也就把他的真名给忘掉了。也许因为《星座》与他挂钩，他后来竟也栽进风水学中。
艾柏一向跟着我搞报业，他也在后来独当一面，被委以重任编槟岛新闻版（本来这个关键的版多年来由我操刀）。因为忝为北马“报王”，槟岛新闻的强弱决定这个报馆的兴衰。
不仅是《星槟》，《光华》也一样将新闻切成几大块：①国际、②国内、③槟岛、④北马、⑤吡叻、⑥中南马及其它应有的版位，如各类副刊、赛马、经济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内容丰富。
除此之外，在转入80年代时，新闻特写与新闻评论（长的或短的）已逐渐流行起来，艾柏就是在转变的时代也将其笔锋转向新闻评论，慢慢地他也写上瘾来。
到了80年代中期，我与友人合搞《联合报》及属下的刊物，也就把艾柏拉来一起合作。我将重任交给他主编《联合报》（三日刊）。我们用了一批年轻人，直到今天仍在报界的有胡锦昌及郑钦亮等人。
《联合报》发行后反应不错，报份节节上升，不久我们便增加出版《联合周刊》，又是一纸风行。于是，我们对《联合报》集团的未来充满憧憬。
1988年是我们命运的转捩点，因为办《联合报》有起色（已每期印刷5万5千份），《联合周刊》的销路又突破两万份，董事会终于野心勃勃地承顶下《星槟日报》（已于1986年停刊）的资产（当然地产不在内），准备向日报迈进。那时我们手上有份《联合日报》的执照，准备用《星槟日报》的机器及班底来推展《联合日报》。
讵料《星槟日报》老板林庆金以业主身份要我们复刊《星槟日报》，否则48小时之内迁出。在苦无对策下，我们只好筹备出版《星槟》，未想又是庭令打击下不得出版。就这样出版日报一波三折，我们已感到不是好兆头了。
事实也说明，当我们后来解套官司的限制后，再出版《星槟》已是后劲不继了。只是半年有余的时间，我们顶不下去了。就这样，《星槟》又停刊了（1989年底），也累及《联合报》及《联合周刊》。最后《星槟》产业易主，我们不得不在那一年搬出。从此《联合报》再难翻身，大概一年之后，《联合报》也停刊了。艾柏也失业了。他从此未转到其他报社打工，而是在90年代中期，又回到我合创的出版社和印刷公司上班，惜碰上好景不再，两年之后，我们又再一次分道扬镳。
在一些年后，得知艾柏为《号外》写稿十分勤劳，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当然这也反映出文化人一旦失掉职业也只好过着两袖清风的挥笔杆子的生活。
艾柏就是这么一个安于当一个清苦的写作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文化界留下的是一个不喜欢交际和把自己关起门来写作的评论人，而他是极少数的成功者，这就是艾柏。
刊登于2010年4月26日《号外周报》第476期
时光倒回70年代，那个时候我已从《星洲日报》转入《星槟日报》当编辑。有一天，校对处来了一位年轻又瘦弱的小伙子，打听之后，知道他姓胡，名定发，又是客家人，那肯定不是闲杂人物。因为当时我们的报社流行这么一句接近事实的话：“胡家天下客家兵”，意思是说，姓胡的和客家人都会优先被录用。而胡定发两者皆有，已被圈定为“黄旗”人物。
所谓“黄旗”乃是指“皇亲国戚”般的人物，后来得知他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只是巧合的成为“双黄旗”的一份子。
由于相处一段日子，我发觉胡定发除了认真做校对工作外，也爱写文章投稿，确然不是“池中物”。后来编辑部需要一位助手当助编，我就将胡定发提拔上编辑的工作，不再日夜为人“做嫁妆”（修改错别字）。
当了助编后的胡定发，并未让我失望。大约在70年代中期，我们要辟一个适合年轻人口味的副刊，以和《光华日报》的“年轻人与周末”版打对台，也就决定交胡定发去发挥。他的对手是写作人施亦谦。
为了给这个副刊定位，我们考虑了好几个名字，有“风铃”，也有“星座”等等，最后我们选用《星座》。就这样《星座》成为年轻人的园地，也刊登了轻松活泼的文章。自那时起，胡定发就使用“艾柏”为其笔名。就这样艾柏的名字被打响，人们也就把他的真名给忘掉了。也许因为《星座》与他挂钩，他后来竟也栽进风水学中。
艾柏一向跟着我搞报业，他也在后来独当一面，被委以重任编槟岛新闻版（本来这个关键的版多年来由我操刀）。因为忝为北马“报王”，槟岛新闻的强弱决定这个报馆的兴衰。
不仅是《星槟》，《光华》也一样将新闻切成几大块：①国际、②国内、③槟岛、④北马、⑤吡叻、⑥中南马及其它应有的版位，如各类副刊、赛马、经济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内容丰富。
除此之外，在转入80年代时，新闻特写与新闻评论（长的或短的）已逐渐流行起来，艾柏就是在转变的时代也将其笔锋转向新闻评论，慢慢地他也写上瘾来。
到了80年代中期，我与友人合搞《联合报》及属下的刊物，也就把艾柏拉来一起合作。我将重任交给他主编《联合报》（三日刊）。我们用了一批年轻人，直到今天仍在报界的有胡锦昌及郑钦亮等人。
《联合报》发行后反应不错，报份节节上升，不久我们便增加出版《联合周刊》，又是一纸风行。于是，我们对《联合报》集团的未来充满憧憬。
1988年是我们命运的转捩点，因为办《联合报》有起色（已每期印刷5万5千份），《联合周刊》的销路又突破两万份，董事会终于野心勃勃地承顶下《星槟日报》（已于1986年停刊）的资产（当然地产不在内），准备向日报迈进。那时我们手上有份《联合日报》的执照，准备用《星槟日报》的机器及班底来推展《联合日报》。
讵料《星槟日报》老板林庆金以业主身份要我们复刊《星槟日报》，否则48小时之内迁出。在苦无对策下，我们只好筹备出版《星槟》，未想又是庭令打击下不得出版。就这样出版日报一波三折，我们已感到不是好兆头了。
事实也说明，当我们后来解套官司的限制后，再出版《星槟》已是后劲不继了。只是半年有余的时间，我们顶不下去了。就这样，《星槟》又停刊了（1989年底），也累及《联合报》及《联合周刊》。最后《星槟》产业易主，我们不得不在那一年搬出。从此《联合报》再难翻身，大概一年之后，《联合报》也停刊了。艾柏也失业了。他从此未转到其他报社打工，而是在90年代中期，又回到我合创的出版社和印刷公司上班，惜碰上好景不再，两年之后，我们又再一次分道扬镳。
在一些年后，得知艾柏为《号外》写稿十分勤劳，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当然这也反映出文化人一旦失掉职业也只好过着两袖清风的挥笔杆子的生活。
艾柏就是这么一个安于当一个清苦的写作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文化界留下的是一个不喜欢交际和把自己关起门来写作的评论人，而他是极少数的成功者，这就是艾柏。
刊登于2010年4月26日《号外周报》第476期
透视乌鲁雪兰莪补选 （直挂云帆）
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已拉开战幔，再多3天即见真章，表面上看来这是纳吉与安华的再一次较量，实则它包含的重要意义是民联的雪州政权是否稳固的试金石？因为国阵；尤其是巫统已放出风声决心要在下次大选夺回雪州执政权，不再让民联专美于前（目前是民联36对国阵20）。
雪州之所以重要，是它位于天子脚下（中央政府联邦直辖区所在处），岂容他人打鼾？这在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如果说国阵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重夺吡州政权（民联议员的反叛为它提供了机会），那么它更加重视与中央毗邻的雪州政权。这也是为什么雪州政府一直提防变天，先是担心回教党与巫统组成团结政府；后是担心回教党在雪州的议员“发难”禁酒争议而导致分裂，结果在回教党的“深明大义”下，公正党终于松一口气。
可是转入今年二月以来，公正党似乎霉运连连，国州议员相继辞职。虽然不似吡州退党那样的具杀伤力，但也够令支持民联的人惊心胆战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公正党出了那么多“青蛙”，而且跳来跳去跳不完。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公正党的形象，也连带给民联带来伤害。
所幸此事已在人民意料中。这在过去不是没有先例，而是民主行动党的“政治青蛙”也太多了，以致人民的印象是：反对党议员跳槽是寻常事，不必大惊小怪。
正因为这样，即使公正党面对其议员时不时打出退党牌，也引不起大震荡，反而习以为常。但从这些退党的风潮来看，又反过来给公正党提供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只要认真挑选候选人，挑出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有识之士，且又立场坚定者，人民是会原谅，也会给予支持的。再益依布拉欣就是公正党“放之四海皆准”的候选人。
这张皇牌一出，马上扭转公正党候选人（或议员）素质参差不齐的负面印象，而在人选上先拨头筹。毕竟再益本来就是一颗政治闪亮之星，他是因为不满阿都拉政府援用内安令捉人愤而辞首相署部长职；后来加入了公正党，成为安华身边的红人。在民联内的另一颗政治彗星是回教党原吡州大臣尼查。基本上，他们已成为人民心目中安华的衣钵人选之一。
尽管再益过去的人生记录有缺陷，也被指早年饮酒，在人品上被挑剔，但在他承认年少犯下错误，现在已经不再犯了之后，已具备“消毒”的效力。至于再益的女人缘的课题，也只是得个讲字，没有真凭实据。
从一方面看，再益很可能会失去一些马来选票，但从人无完人来分析，再益所犯的错误也不是弥天大罪，预料不可能构成选民在选票上施以惩罚。
再益除了个人的知名度有利于民联外，诸多的政治经济课题也成了民联的筹码。至于这些筹码能给民联加多少分，现在还算不出来。
不过可以使民联较为安心的是国阵派出的候选人是国大党的新雀，卡马拉纳登，他是宣传主任，知名度无法与再益相比。由于是在折衷下杀出的“程咬金”，自然引起国大党当权派的不满，三美威鲁原先坚持其副手巴拉尼威再度上阵，以雪洗前耻，不料未得巫统同意，只好换新人上阵。这样一来，印裔选民的选票会否集中或再自我分散，成了焦点之一。
根据国阵署理主席慕尤丁形容，国阵的候选人是“干净”的，经得起考验。因此国阵打“道德牌”已成为时下的争议点。虽然不是很明显与露骨地挑起民联内的“非道德”行为，但已表示国阵将在这方面当成主题。
但看来民联不会与国阵纠缠个人问题，因为它知道，胜负或成败取决于选民的集体印象，而不是个别的例子。因此民联的战略不会放在个人方面，而是打大事大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不能简单地用308的选绩来看待这场补选，而是必须从新的视角来分析这场补选的可能结果和选民的走向。
首先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选区。最早的时候（1959年起），它是属于马华的选区，且是重量级人物当选，如翁毓麟、许启谟、曾永森及李金狮，但1986年后就归国大党候选人，而且从1990年开始，已是巴拉尼威的囊中物，讵料2008年他以极少数票饮恨，败给公正党的再纳阿比丁，只输198张票。这意味着堡垒被冲破了。
吊诡的是，这个国会选区的三个州议席全为国阵取得（巫统2马华1），也就出现许多的疑点为什么国会败，州议会赢？其实这也无须抽丝剥茧，问题出在候选人方面，巴拉尼威已是一连三届国会议员，自然与选民熟络，他的失败也许与他的服务效率有关，不是选民反国阵有以致之。
由此来看这次的补选（选民共6万3千名），在马来人占90%以上的地区，2008年国阵基本没有抱票，还是维持在2004年的得票水平，平均得票占60%（马来选民占53.9%）。
而在华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其投票倾向就有很大的差别。2004年国阵取得70%以上的华人票，但2008年国阵得票率滑落30%以上（华裔选民占26.7%）。
至于印裔选民占大多数的地区。2004年国阵取得80%的支持，但在2008年只剩下50%的支持（印裔选民占19%）。
正因为华印选民的转向，国阵在乌雪栽筋斗。如今公正党再益对国阵的卡马拉纳登，看来国阵尚未取得优势。预料马来选民的投票倾向变化不大，但在再益出马下，他可能会有些收获。印裔选民在分裂和不置可否下，将使再益占有优势。而华裔选民就肯定让再益占尽优势。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意外，再益将以大热门胜出。
我不同意政治分析员王建民的分析说国阵如果派莫哈末泰益（前联邦部长/雪州务大臣）就可拿下再益，这是从种族看问题，也质疑选民的智慧。
今天不是卡马或巴拉尼威或泰益的问题，而是在国阵旗帜下，只能靠巫统吃糊，打起仗来会较吃力，这就给了再益一个额外的“花红”以便在对垒战中脱颖而出。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0年4月22日《东方日报》
雪州之所以重要，是它位于天子脚下（中央政府联邦直辖区所在处），岂容他人打鼾？这在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如果说国阵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重夺吡州政权（民联议员的反叛为它提供了机会），那么它更加重视与中央毗邻的雪州政权。这也是为什么雪州政府一直提防变天，先是担心回教党与巫统组成团结政府；后是担心回教党在雪州的议员“发难”禁酒争议而导致分裂，结果在回教党的“深明大义”下，公正党终于松一口气。
可是转入今年二月以来，公正党似乎霉运连连，国州议员相继辞职。虽然不似吡州退党那样的具杀伤力，但也够令支持民联的人惊心胆战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公正党出了那么多“青蛙”，而且跳来跳去跳不完。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公正党的形象，也连带给民联带来伤害。
所幸此事已在人民意料中。这在过去不是没有先例，而是民主行动党的“政治青蛙”也太多了，以致人民的印象是：反对党议员跳槽是寻常事，不必大惊小怪。
正因为这样，即使公正党面对其议员时不时打出退党牌，也引不起大震荡，反而习以为常。但从这些退党的风潮来看，又反过来给公正党提供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只要认真挑选候选人，挑出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有识之士，且又立场坚定者，人民是会原谅，也会给予支持的。再益依布拉欣就是公正党“放之四海皆准”的候选人。
这张皇牌一出，马上扭转公正党候选人（或议员）素质参差不齐的负面印象，而在人选上先拨头筹。毕竟再益本来就是一颗政治闪亮之星，他是因为不满阿都拉政府援用内安令捉人愤而辞首相署部长职；后来加入了公正党，成为安华身边的红人。在民联内的另一颗政治彗星是回教党原吡州大臣尼查。基本上，他们已成为人民心目中安华的衣钵人选之一。
尽管再益过去的人生记录有缺陷，也被指早年饮酒，在人品上被挑剔，但在他承认年少犯下错误，现在已经不再犯了之后，已具备“消毒”的效力。至于再益的女人缘的课题，也只是得个讲字，没有真凭实据。
从一方面看，再益很可能会失去一些马来选票，但从人无完人来分析，再益所犯的错误也不是弥天大罪，预料不可能构成选民在选票上施以惩罚。
再益除了个人的知名度有利于民联外，诸多的政治经济课题也成了民联的筹码。至于这些筹码能给民联加多少分，现在还算不出来。
不过可以使民联较为安心的是国阵派出的候选人是国大党的新雀，卡马拉纳登，他是宣传主任，知名度无法与再益相比。由于是在折衷下杀出的“程咬金”，自然引起国大党当权派的不满，三美威鲁原先坚持其副手巴拉尼威再度上阵，以雪洗前耻，不料未得巫统同意，只好换新人上阵。这样一来，印裔选民的选票会否集中或再自我分散，成了焦点之一。
根据国阵署理主席慕尤丁形容，国阵的候选人是“干净”的，经得起考验。因此国阵打“道德牌”已成为时下的争议点。虽然不是很明显与露骨地挑起民联内的“非道德”行为，但已表示国阵将在这方面当成主题。
但看来民联不会与国阵纠缠个人问题，因为它知道，胜负或成败取决于选民的集体印象，而不是个别的例子。因此民联的战略不会放在个人方面，而是打大事大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不能简单地用308的选绩来看待这场补选，而是必须从新的视角来分析这场补选的可能结果和选民的走向。
首先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选区。最早的时候（1959年起），它是属于马华的选区，且是重量级人物当选，如翁毓麟、许启谟、曾永森及李金狮，但1986年后就归国大党候选人，而且从1990年开始，已是巴拉尼威的囊中物，讵料2008年他以极少数票饮恨，败给公正党的再纳阿比丁，只输198张票。这意味着堡垒被冲破了。
吊诡的是，这个国会选区的三个州议席全为国阵取得（巫统2马华1），也就出现许多的疑点为什么国会败，州议会赢？其实这也无须抽丝剥茧，问题出在候选人方面，巴拉尼威已是一连三届国会议员，自然与选民熟络，他的失败也许与他的服务效率有关，不是选民反国阵有以致之。
由此来看这次的补选（选民共6万3千名），在马来人占90%以上的地区，2008年国阵基本没有抱票，还是维持在2004年的得票水平，平均得票占60%（马来选民占53.9%）。
而在华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其投票倾向就有很大的差别。2004年国阵取得70%以上的华人票，但2008年国阵得票率滑落30%以上（华裔选民占26.7%）。
至于印裔选民占大多数的地区。2004年国阵取得80%的支持，但在2008年只剩下50%的支持（印裔选民占19%）。
正因为华印选民的转向，国阵在乌雪栽筋斗。如今公正党再益对国阵的卡马拉纳登，看来国阵尚未取得优势。预料马来选民的投票倾向变化不大，但在再益出马下，他可能会有些收获。印裔选民在分裂和不置可否下，将使再益占有优势。而华裔选民就肯定让再益占尽优势。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意外，再益将以大热门胜出。
我不同意政治分析员王建民的分析说国阵如果派莫哈末泰益（前联邦部长/雪州务大臣）就可拿下再益，这是从种族看问题，也质疑选民的智慧。
今天不是卡马或巴拉尼威或泰益的问题，而是在国阵旗帜下，只能靠巫统吃糊，打起仗来会较吃力，这就给了再益一个额外的“花红”以便在对垒战中脱颖而出。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0年4月22日《东方日报》
24.4.10
三大华团应回归本位 （跃马扬鞭）
虽然马华公会新领导层邀请三大华团列席马华会长理事会议风波已暂时告一段落，但华团是否应该介入政党政治已引起反弹和争议。
在一边厢是马华新领导层首次公开地邀请三大华团列席会长理事会，以便能共同讨论华社的课题。这在马华看来是一项“突破”，也是马华开放门户，接纳华团进入其门槛的开始。因为在过去的一段长时间，马华与华团的关系已不再水乳交融，而是华团在有诉求或有困境时，基本上才会要求声称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代为解决。但与其这样的被动，不如改为主动，让华团也融入马华议事中。这应该是马华领导层所要表达的意愿和达成的效果。
这里出现两个争议：（一）马华作为一个政党，即使只是邀请三大华团列席会长理事会而不是中委会，它会不会有去政党化之嫌，也就是将马华下调与华团打成一片？
（二）马华是否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华团陪伴在其左右，即使不是100%的推心置腹，至少也不会成为马华的敌人或公开与马华唱反调？
就在马华上下仍未消化这样的大动作之时，另一边厢的三大华团却也在第一时间陷入困境。我们姑且假设马华新领导层事先有与相关华团领导人打过招呼而获得正面回应或不置可否的反应，因此马华才敢公布这样的决定。
就在这个消息公布后，华团的领导人原先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却引来舆论的大震荡。一时之间，议论纷纷。
这是因为华团与马华手牵手的同时，却面对两个争议点：①华团一向强调“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在参加一个政党的会议成为列席者之后，它可能被认为如果不是这个政党的附属单位，那便是这个政党的一个下属。这样一来，不超越政党的“信条”被打破了。其实我一向对“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说法存疑。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进一步讨论。姑且接受这样的说辞。②一些华团在308政治海啸后，或多或少萌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愿景”，那就是可能越过政党，直向布城提出诉求，甚至成为“华社”一方之言或代表。这意味着华团可能扮演政党的角色，但这是正确的途径吗？
如果这边厢和那边厢同样有两个疑点和争论点，那么三大华团参与（或列席）马华会长理事会议对双方都不好，也不是恰当的流程。为什么强把不同性质的组织凑在一起“共商华事”？选择党外交流不是很好吗？既然在党外交流彼此没有压力，而过去也经常这样子做，为什么要让“交流”的性质变成“党内”事务（列席会议意味着关起门来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事）？这又能收到什么直接效果呢？因为还有一个ATAS。就我们看来，马华是希望在308政治海啸后能借助华团的力量来强化马华的政治代表性；而华团也抱着反正“并无损失”的心态来与马华“同舟共济”。岂知效果适得其反。
毕竟今时不同往昔，以前反对党势力微薄，无法影响华团的走向。例如1982年董教总矢意与民政挂钩，行动党除了抗议并顽抗外，并无法阻止华团亲向执政党。今天反对党已成为一些州的执政党，实力不亚于华基执政党，因此华团的任何举动已不能再沿用以前的思维和模式来进行，而是必须考虑其他政党的感受；更何况在华团内也有不少是反对党支持者。因此华团领导人无需因表面工夫而引起会员的不满与抗议。
如果说华团曾与执政党合作有不愉快和痛苦的经验（如1959年因林苍祐受挫于马华导致马华及董教总组成的三大机构名存实亡；如1971年马华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导致华团要自行注册而与马华分裂；如1982年董教总转向民政“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失算后在1990年转向行动党提出两线制），那么当下的三大华团（华总、商联会及七大乡团）又何必将自己绑在一棵树上授人以柄，这对马华也没有益处，真是不利己也不利人。
因此三大华团回归本位是正确和明智的决定，私下和公开的交流几百次也没有人质问，列席马华会议可就百口莫辩了。就不要在此时给政局“添乱”了！
刊登于《南洋商报》
在一边厢是马华新领导层首次公开地邀请三大华团列席会长理事会，以便能共同讨论华社的课题。这在马华看来是一项“突破”，也是马华开放门户，接纳华团进入其门槛的开始。因为在过去的一段长时间，马华与华团的关系已不再水乳交融，而是华团在有诉求或有困境时，基本上才会要求声称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代为解决。但与其这样的被动，不如改为主动，让华团也融入马华议事中。这应该是马华领导层所要表达的意愿和达成的效果。
这里出现两个争议：（一）马华作为一个政党，即使只是邀请三大华团列席会长理事会而不是中委会，它会不会有去政党化之嫌，也就是将马华下调与华团打成一片？
（二）马华是否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华团陪伴在其左右，即使不是100%的推心置腹，至少也不会成为马华的敌人或公开与马华唱反调？
就在马华上下仍未消化这样的大动作之时，另一边厢的三大华团却也在第一时间陷入困境。我们姑且假设马华新领导层事先有与相关华团领导人打过招呼而获得正面回应或不置可否的反应，因此马华才敢公布这样的决定。
就在这个消息公布后，华团的领导人原先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却引来舆论的大震荡。一时之间，议论纷纷。
这是因为华团与马华手牵手的同时，却面对两个争议点：①华团一向强调“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在参加一个政党的会议成为列席者之后，它可能被认为如果不是这个政党的附属单位，那便是这个政党的一个下属。这样一来，不超越政党的“信条”被打破了。其实我一向对“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说法存疑。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进一步讨论。姑且接受这样的说辞。②一些华团在308政治海啸后，或多或少萌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愿景”，那就是可能越过政党，直向布城提出诉求，甚至成为“华社”一方之言或代表。这意味着华团可能扮演政党的角色，但这是正确的途径吗？
如果这边厢和那边厢同样有两个疑点和争论点，那么三大华团参与（或列席）马华会长理事会议对双方都不好，也不是恰当的流程。为什么强把不同性质的组织凑在一起“共商华事”？选择党外交流不是很好吗？既然在党外交流彼此没有压力，而过去也经常这样子做，为什么要让“交流”的性质变成“党内”事务（列席会议意味着关起门来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事）？这又能收到什么直接效果呢？因为还有一个ATAS。就我们看来，马华是希望在308政治海啸后能借助华团的力量来强化马华的政治代表性；而华团也抱着反正“并无损失”的心态来与马华“同舟共济”。岂知效果适得其反。
毕竟今时不同往昔，以前反对党势力微薄，无法影响华团的走向。例如1982年董教总矢意与民政挂钩，行动党除了抗议并顽抗外，并无法阻止华团亲向执政党。今天反对党已成为一些州的执政党，实力不亚于华基执政党，因此华团的任何举动已不能再沿用以前的思维和模式来进行，而是必须考虑其他政党的感受；更何况在华团内也有不少是反对党支持者。因此华团领导人无需因表面工夫而引起会员的不满与抗议。
如果说华团曾与执政党合作有不愉快和痛苦的经验（如1959年因林苍祐受挫于马华导致马华及董教总组成的三大机构名存实亡；如1971年马华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导致华团要自行注册而与马华分裂；如1982年董教总转向民政“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失算后在1990年转向行动党提出两线制），那么当下的三大华团（华总、商联会及七大乡团）又何必将自己绑在一棵树上授人以柄，这对马华也没有益处，真是不利己也不利人。
因此三大华团回归本位是正确和明智的决定，私下和公开的交流几百次也没有人质问，列席马华会议可就百口莫辩了。就不要在此时给政局“添乱”了！
刊登于《南洋商报》
华团问政与参政的教训 （现代春秋）
最近因为三大华团被指介入政党活动而引起争议，所幸有关事件及快地澄清和淡化，不然势必造成华团内部的分化和矛盾。
其实，华团问政或介入政治事务已非新鲜事，早在独立前就有这样的集体活动，直到独立后也间断性的发生。举手拈来就有下列荦荦大件事：
（一）1947年10月20日，在全马商联会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罢市活动开展了，是为马新历史上的第一次。领导这场运动的是以华人为主的“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TA），由陈祯禄担任主席，它结合了另一股以马来人为主的人民联合阵线（PUTERA）共同向英殖民政府施压，提出《人民宪章》来代替英国强行实施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罢市是成功的，但未达目的，因为英国不让步，它按照与巫统及各州苏丹达成的协议决定在1948年2月使《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这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独立前的1947年已出现马新商会组成的商联会。当时的会长是新加坡富商李光前（陈嘉庚的女婿）。他认为见好就收，不要再有持续不断地罢市行动。
在那个年代已出现的政党是巫统，具有左派背景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左倾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及马共组织，马华公会尚未成立（1949年后才诞生）。
这是华团首次大规模的参与各民族组成的抗议行动，陈祯禄出面领导是因为他德高望重，也是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它标志着华团问政的开始。
（二）于1954年成立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基本上是林连玉领导的教总再加上马华的温典光，而他也是代表董事会的双重身份（那时董总未正式成立）共同组成，拥护马华总会长陈祯禄为主席。
1958年也就是马来亚独立后的第二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他与林连玉共同改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将之改成“华文教育三大机构”。换句话说，正式确定教总、董总与马华的“合法”地位，由三方的主席成为主席团成员。他们是林苍祐（马华）、林连玉（教总）及陈济谋（董总）。
不幸的在1959年林苍祐在马华失势，所谓“三大机构”也就名存实亡了。
这是华团第二次问政，也是第一次正式介入政党活动，但功败垂成。
林连玉经此教训后，他就单枪匹马地为捍卫华教献出自己，强力地反对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将华校改制而坚持走独立中学路线。今天的独中也就是在60年代孕育而成的，但林连玉也因此付出代价，在1961年被吊销公民权。
（三） 华团第三次轰轰烈烈介入政治运动是因1969年“513”事件后，在1971年恢复民主（国会重开）时，响应马华的华人大团结号召，一时风起云涌，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
可惜不到半年，华团成立的工委会要自行注册，不希望受控于马华，于是与马华起冲突，也就被迫与马华分道扬镳，团结运动的注册事宜随着胎死腹中。这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使到华团与马华的关系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若即若离。
（四）1982年，不是大部分华团，而是以董教总为首的华教组织支持和响应“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送郭洙镇、许子根、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进入民政党，启开直接参政的纪录。当时董教总面对马华及行动党的左右夹攻，却义无反顾地坚持“朝里有人好办事”的理念。
可是，因为介入民政政治无法取得预期效果，董教总领导人也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付出代价。
（五）1990年，获释的董总主席林晃升思想有了转变，他联合了李万千及柯嘉逊等华教及民权份子加入行动党，喊出“两线制”的口号，以使马来西亚更加民主化。
虽然选举结果未如期出现两线制，但也一度壮大行动党的政治力量。旋后又因柯嘉逊及李万千于1995年后相继离开行动党，标志着左翼与中国偏左路线的分歧与分离。
（六）华团在问政和参政没有大大收获后，于1999年大选前，由董总带领的华团（不是全部）提出了意义深远的诉求，给国阵政府带来压力。因此在大选后被秋后算账。董总在郭强全带领下，也与巫青团及马华达成妥协方案。
由此反映出华团问政和参政的道路是曲折不平的，也是充满挑战和变数的。
自此之后，未见华团一窝蜂地倒向某一政党，而是提出了“超越政党但不超越政治”的理论作为标榜华团中立的依据，但华团也始终游走于政党政治之间，它们很难说与政党一刀两断，因为不少华团领导人其实也是华基政党的党员。
无论如何，华团与政党维持表面上的独立还是必要的；尤其是在308政治海啸后，华团更应该慎行事，以免顺得哥来失嫂意。
就此而言，三大华团不列席马华的会长理事会是明智之举，也免却许多麻烦，过去历史的教训也足以让华团提高警惕了。既然党外的交流谁也不会反对，那就无需给自己下套了。
刊登于2010年4月19日《光华日报》
其实，华团问政或介入政治事务已非新鲜事，早在独立前就有这样的集体活动，直到独立后也间断性的发生。举手拈来就有下列荦荦大件事：
（一）1947年10月20日，在全马商联会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罢市活动开展了，是为马新历史上的第一次。领导这场运动的是以华人为主的“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TA），由陈祯禄担任主席，它结合了另一股以马来人为主的人民联合阵线（PUTERA）共同向英殖民政府施压，提出《人民宪章》来代替英国强行实施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罢市是成功的，但未达目的，因为英国不让步，它按照与巫统及各州苏丹达成的协议决定在1948年2月使《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这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独立前的1947年已出现马新商会组成的商联会。当时的会长是新加坡富商李光前（陈嘉庚的女婿）。他认为见好就收，不要再有持续不断地罢市行动。
在那个年代已出现的政党是巫统，具有左派背景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左倾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及马共组织，马华公会尚未成立（1949年后才诞生）。
这是华团首次大规模的参与各民族组成的抗议行动，陈祯禄出面领导是因为他德高望重，也是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它标志着华团问政的开始。
（二）于1954年成立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基本上是林连玉领导的教总再加上马华的温典光，而他也是代表董事会的双重身份（那时董总未正式成立）共同组成，拥护马华总会长陈祯禄为主席。
1958年也就是马来亚独立后的第二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他与林连玉共同改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将之改成“华文教育三大机构”。换句话说，正式确定教总、董总与马华的“合法”地位，由三方的主席成为主席团成员。他们是林苍祐（马华）、林连玉（教总）及陈济谋（董总）。
不幸的在1959年林苍祐在马华失势，所谓“三大机构”也就名存实亡了。
这是华团第二次问政，也是第一次正式介入政党活动，但功败垂成。
林连玉经此教训后，他就单枪匹马地为捍卫华教献出自己，强力地反对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将华校改制而坚持走独立中学路线。今天的独中也就是在60年代孕育而成的，但林连玉也因此付出代价，在1961年被吊销公民权。
（三） 华团第三次轰轰烈烈介入政治运动是因1969年“513”事件后，在1971年恢复民主（国会重开）时，响应马华的华人大团结号召，一时风起云涌，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
可惜不到半年，华团成立的工委会要自行注册，不希望受控于马华，于是与马华起冲突，也就被迫与马华分道扬镳，团结运动的注册事宜随着胎死腹中。这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使到华团与马华的关系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若即若离。
（四）1982年，不是大部分华团，而是以董教总为首的华教组织支持和响应“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送郭洙镇、许子根、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进入民政党，启开直接参政的纪录。当时董教总面对马华及行动党的左右夹攻，却义无反顾地坚持“朝里有人好办事”的理念。
可是，因为介入民政政治无法取得预期效果，董教总领导人也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付出代价。
（五）1990年，获释的董总主席林晃升思想有了转变，他联合了李万千及柯嘉逊等华教及民权份子加入行动党，喊出“两线制”的口号，以使马来西亚更加民主化。
虽然选举结果未如期出现两线制，但也一度壮大行动党的政治力量。旋后又因柯嘉逊及李万千于1995年后相继离开行动党，标志着左翼与中国偏左路线的分歧与分离。
（六）华团在问政和参政没有大大收获后，于1999年大选前，由董总带领的华团（不是全部）提出了意义深远的诉求，给国阵政府带来压力。因此在大选后被秋后算账。董总在郭强全带领下，也与巫青团及马华达成妥协方案。
由此反映出华团问政和参政的道路是曲折不平的，也是充满挑战和变数的。
自此之后，未见华团一窝蜂地倒向某一政党，而是提出了“超越政党但不超越政治”的理论作为标榜华团中立的依据，但华团也始终游走于政党政治之间，它们很难说与政党一刀两断，因为不少华团领导人其实也是华基政党的党员。
无论如何，华团与政党维持表面上的独立还是必要的；尤其是在308政治海啸后，华团更应该慎行事，以免顺得哥来失嫂意。
就此而言，三大华团不列席马华的会长理事会是明智之举，也免却许多麻烦，过去历史的教训也足以让华团提高警惕了。既然党外的交流谁也不会反对，那就无需给自己下套了。
刊登于2010年4月19日《光华日报》
19.4.10
周美芬《回师表》的省思 （天下纵横）
我在上期的专栏中坚决支持周美芬 “走为上策”，因为她已没有退路，只剩下挂冠而去这一条路。现在她终于“如释重负”（她自己的感觉），做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除了为她“送行”外，我们也不妨来解读她的《回师表》（辞职报告）（相对于出师表而言）。
她先是否认她之前说过的话：“蔡细历当选总会长我辞职”是一时口快之言；恰恰相反，她说那是她在双十特大后经过思考而做出的决定，因此任何人提出堂而皇哉的理由来挽留她都无法动摇她的决心。而她的去意已决也证明了她自己所说的一段话：“当党内出现身为全民追随，甚至是儿童学习对象的国家级领袖无法树立良好典范而我们却默默接受的时候，那将传达一个让外界以为我们接受败坏文化和不尊重民主体制的讯息，，也是我党遭受人民唾弃的开始”。
这一段不指名道姓的声明（其实整篇辞职文告都没有挑名来批判），自然是有所影射，也就为她的辞职提供了“条件和正当的理由”。因为她“无法继续在担任马华妇女组主席的同时，容忍或姑息健康的价值文化受到打击下沉默不语”。
我们将周美芬的辞职文告拿来剖释，说白了就是她与蔡细历之间的价值观是南辕北辙的。当她坚持自己的立场时，也就得在蔡细历上位后自我牺牲，毕竟这是中央代表民主选举下的结果，不论党内党外是否同意，都得接受这个事实。周美芬在接受事实的同时，又表达了她的不认同和“抗议”之举，这显示出周美芬在捍卫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她之所以和蔡细历起对立面完全不涉及什么个人恩怨，而是两人的政治理念无法走在一起，分道扬镳成为不可避免的抉择。
因此每个人无需为周美芬的离去而流泪自责，反而要尊重和赞扬她的鲜明的不妥协和不随波逐流的态度。
是的，一个人离去对拥有百万党员的马华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是不值得喋喋不休的，但当一个人的思想也成为其他人的思想时，就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观的问题了。在这方面，周美芬的事件会不会发酵，取决于下列的情况：（一）周美芬走后，不再有什么跟风；也不再针对价值观的问题谈个没完没了。这样，事件会很快平息下来，只是妇女组更换主席，正常得很，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此“一个人走了，地球还是在转动”的。
（二）周美芬走后，在妇女组内产生一种运动，而后又蔓延到华人社会的妇女团体，形成一个“周美芬现象”，并有诸多的解释和诠释，那就比较麻烦和复杂化，也就会冲击党的领导。
不过，在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出马华妇女组会有大动作，因为她们都是秉持过去的传统来推动党务和只作适当的改革，不会刻意和党中央抬杠。对周美芬而言，也不例外。
就我记忆中的了解，马华妇女组从成立到今天并不是一个叛逆和压力的组织，而是更多时候展示其温驯的一面。我首次与妇女组主席打交道时是在1983年，那时是周宝琼担任主席（她自1975年妇女组成立时即任主席），也身兼副文青部长。刚巧那一年是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成立年，忝为创团团长。我邀请她以副部长的身份主持开幕，她给我的印象是恭谦有礼，但不多话。
到了邓育恒担任主席时（1985-1998），我就没有与她打交道，但知道这位大姐是华校生，留台归来，也带了孔孟之道的中庸思想。
来到黄燕燕时代（1999-2004），这位英文教育出身的医生就将妇女组搞成一个活泼的社交组织，既有舞蹈也有撮合情人的丘比特天空节目的举行，终于转变了妇女组的形象。许多的年青人也加入其中，也因为它的开放和不拘束，黄燕燕也留下一些笑话和语录成为经典。比如太太可穿性感睡衣捉住丈夫的心（大意）。
当周美芬接班后（2005），她基本上继承了黄燕燕的风格，但又将妇女组拉回邓育恒讲求忠仪礼仪的年代。巧合的是她与邓的学历和出身大致一样，都是留台生。我与她打交道时发现她得理不饶人，能文善道。
大概是思想的不同，周美芬就不像黄燕燕那样圆滑，也就得在这次马华党选中付出代价。反观黄燕燕则是平步青云捍卫副总会长以最高票当选，也是第一位入阁的马华女部长。因为她适应了政治大小气候，成为当下的热门人物。
反观周小姐却斯人独憔悴，反映出政治的现实与残酷。但对周小姐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如她自己所说“作对了决定，所以很开心”。也许这个时候她开始感受政治流放的路上并不寂寞。
刊登于2010年4月19日《号外周报》第475期
她先是否认她之前说过的话：“蔡细历当选总会长我辞职”是一时口快之言；恰恰相反，她说那是她在双十特大后经过思考而做出的决定，因此任何人提出堂而皇哉的理由来挽留她都无法动摇她的决心。而她的去意已决也证明了她自己所说的一段话：“当党内出现身为全民追随，甚至是儿童学习对象的国家级领袖无法树立良好典范而我们却默默接受的时候，那将传达一个让外界以为我们接受败坏文化和不尊重民主体制的讯息，，也是我党遭受人民唾弃的开始”。
这一段不指名道姓的声明（其实整篇辞职文告都没有挑名来批判），自然是有所影射，也就为她的辞职提供了“条件和正当的理由”。因为她“无法继续在担任马华妇女组主席的同时，容忍或姑息健康的价值文化受到打击下沉默不语”。
我们将周美芬的辞职文告拿来剖释，说白了就是她与蔡细历之间的价值观是南辕北辙的。当她坚持自己的立场时，也就得在蔡细历上位后自我牺牲，毕竟这是中央代表民主选举下的结果，不论党内党外是否同意，都得接受这个事实。周美芬在接受事实的同时，又表达了她的不认同和“抗议”之举，这显示出周美芬在捍卫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她之所以和蔡细历起对立面完全不涉及什么个人恩怨，而是两人的政治理念无法走在一起，分道扬镳成为不可避免的抉择。
因此每个人无需为周美芬的离去而流泪自责，反而要尊重和赞扬她的鲜明的不妥协和不随波逐流的态度。
是的，一个人离去对拥有百万党员的马华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是不值得喋喋不休的，但当一个人的思想也成为其他人的思想时，就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观的问题了。在这方面，周美芬的事件会不会发酵，取决于下列的情况：（一）周美芬走后，不再有什么跟风；也不再针对价值观的问题谈个没完没了。这样，事件会很快平息下来，只是妇女组更换主席，正常得很，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此“一个人走了，地球还是在转动”的。
（二）周美芬走后，在妇女组内产生一种运动，而后又蔓延到华人社会的妇女团体，形成一个“周美芬现象”，并有诸多的解释和诠释，那就比较麻烦和复杂化，也就会冲击党的领导。
不过，在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出马华妇女组会有大动作，因为她们都是秉持过去的传统来推动党务和只作适当的改革，不会刻意和党中央抬杠。对周美芬而言，也不例外。
就我记忆中的了解，马华妇女组从成立到今天并不是一个叛逆和压力的组织，而是更多时候展示其温驯的一面。我首次与妇女组主席打交道时是在1983年，那时是周宝琼担任主席（她自1975年妇女组成立时即任主席），也身兼副文青部长。刚巧那一年是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成立年，忝为创团团长。我邀请她以副部长的身份主持开幕，她给我的印象是恭谦有礼，但不多话。
到了邓育恒担任主席时（1985-1998），我就没有与她打交道，但知道这位大姐是华校生，留台归来，也带了孔孟之道的中庸思想。
来到黄燕燕时代（1999-2004），这位英文教育出身的医生就将妇女组搞成一个活泼的社交组织，既有舞蹈也有撮合情人的丘比特天空节目的举行，终于转变了妇女组的形象。许多的年青人也加入其中，也因为它的开放和不拘束，黄燕燕也留下一些笑话和语录成为经典。比如太太可穿性感睡衣捉住丈夫的心（大意）。
当周美芬接班后（2005），她基本上继承了黄燕燕的风格，但又将妇女组拉回邓育恒讲求忠仪礼仪的年代。巧合的是她与邓的学历和出身大致一样，都是留台生。我与她打交道时发现她得理不饶人，能文善道。
大概是思想的不同，周美芬就不像黄燕燕那样圆滑，也就得在这次马华党选中付出代价。反观黄燕燕则是平步青云捍卫副总会长以最高票当选，也是第一位入阁的马华女部长。因为她适应了政治大小气候，成为当下的热门人物。
反观周小姐却斯人独憔悴，反映出政治的现实与残酷。但对周小姐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如她自己所说“作对了决定，所以很开心”。也许这个时候她开始感受政治流放的路上并不寂寞。
刊登于2010年4月19日《号外周报》第475期
论巫统与马华的“以党治国”（直挂云帆）
无可否认的，在马来西亚将“以党治国”理念或理论发挥的最透彻的要数巫统。它从一开始（1955年起取得了自治政权）就朝这个理念来演绎党政关系，虽然有的时候它是“以政制党”（例如东姑在1959年挑选候选人就以首相的权威踢走马华总会长林苍祐），但更多的时候它是“以党治国”的（例如1971年敦拉萨上台时，明确提出“以党治国”理念，而且不含糊地以巫统作为政治核心）。因此在1972年党选时，敦拉萨期望其爱将加沙里沙菲依（去年逝世）能中选副主席而成为接班人之一，但因不幸落选而与接班失之交臂。
虽然在1976年时，刚上位的第三任副首相胡先翁想打破常规不从副主席中挑一人为副揆，而想提拔只是中委的内长加沙里沙菲依为副手，以圆敦拉萨的愿望，但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弹，结果胡先翁还得从三位副主席中挑一人为副首相。就这样开始了马哈迪上位的故事和神话了。
自此之后，巫统的主席（也是当然的首相）就没有也无法背弃“以党治国”的理念，即使在1987年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党主席职时，马哈迪有说了“气话”：不一定党主席就是首相，而是决定于谁能掌握下议院大多数议员。
此说不假，但以巫统的“老树盘根”，马哈迪也不敢“大意失荆州”，而是倾全力以赴，他说只要胜出多一票就是胜了。由此可见，他深谙“以党治国”的理念是不容易被扭曲和更变的。
再举一个例子，当法庭于1988年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时，马哈迪马上成立他的“新巫统”，用以取代原巫统。就这样他坚定了“以党治国”的理念。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当1981年马哈迪成为首相时，他就刻意开放党署理主席由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争夺，由胜者出任副揆。当时马哈迪这样说，他让党代表自由选副首相。
因为此例一开，当安华在1993年逼走嘉华峇峇成为党署理主席时，马哈迪即使心有不甘，也不得不委任安华为副首相，当时报章只是一小栏发表首相署的公告。
由于这样，马哈迪在1998年革除安华时，也只能从副主席中挑一人接班。就这样阿都拉巴达威开始他的政治青云路。
综上观之，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巫统的治国方略是“以党治国”的，也不存在“党政分家”这一说法。
回过头来看马华公会，它也是从来没有放弃“以党治国”的理论，虽然它明知道“当家不当权”，但也根据巫统的模式以党为重。可是它在某个时候忽略了“以政治党”的逆转性，例如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时，他既不是内阁部长，也不是槟州首席部长，只是一名州议员和被委任的国会议会。而出任部长的马华代表有李孝式、陈修信、梁宇臬及翁毓麟。就这样，一切重要决策在内阁中决定时，林苍祐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因为这样，东姑在1959年对联盟候选人的排阵是“以政压党”时，马华当权派只得靠边站，“以党治国”的理念成为笑柄。
当林苍祐于1959年辞总会长后，接位的是过渡人物谢敦禄，他也不是内阁部长，只是一名上议员（曾任吉打州行政议员），一切权力操在陈修信手里。因此从1959年到1961年，马华的“以党治国”理念只是流于形式，也唯有在1962年陈修信正式出任马华总会长后，“以党治国”的理念才多少发挥作用（即在马华的配额下由马华推荐人选）。
李三春（1974-1983）显然是最会演绎“以党治国”理论的。他决意牢牢控制党，再用党的力量和权威与巫统力争。当然这是在不伤及巫统权益的大前提下进行的。比如马华被允许在国阵内向民政党发难，只要能拿下民政党，巫统是不会太过干预的。
马华在李三春之后所出现的总会长，说老实话竟无一人能出其右。这不是说他们的学识没有高过李三春，而是他们的谋略与政策的制定是不够党性化，经常碰到外来的压力时就折返或绕道而行，无法像李三春的时代让人感受到这是一位敢做敢当的总会长。他连行动党老大都敢面对了，还有什么他不敢做的？他在位时起用林建寿打林苍祐的战略不论对和错，不论你同意或不同意，他是带活马华公会（至少在槟州是如此）。李三春更绝的一招是专门在槟城收编反对党的议员，以加强马华的政治力量和谈判筹码，例如在1982年大选前，马华原只有两个槟州议员（即石清霖与黄瑞钦），后来李三春拉拢两位行动党州议员（陈毓书与萧汉钦）加入马华，又于1980年的一场补选林建寿胜出，马华一共有5名州议员。这使到李三春累积了筹码要求槟州以8席对8席和民政平分秋色而得逞。
自李三春以后在位最久的总会长是林良实，无奈他是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出任总会长，要怎么突破也不可能了。抑有进者，马哈迪的“以党治国”中也会使出“以政治党”来克住马华公会不能轻举妄动。对此，林良实有最深切的感受。来到黄家定的年代（2003），国家已进入阿都拉时代，他同样发现到马华在国阵内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模糊，因而他转向党内提出改革之道。这种民主化的推动也无法改善和提升马华“以党治国”的地位，因为它必须面对强大的巫统或让路或妥协，否则难成大事。308政治海啸就是让马华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
如果说“以党治国”模式行不通，马华需要改成“党政分家”又是否行得通呢？它依然有危险性。
例如新任总会长蔡细历不入阁，让其他人担任内阁部长，走向“党政分家”第一步。这是马华自陈修信以降就不曾有过的先例。蔡细历如果不想成为林苍祐第二或谢敦禄第二的话，他应有所领悟和警惕自我设陷。
刊登于2010年4月15日《东方日报》
虽然在1976年时，刚上位的第三任副首相胡先翁想打破常规不从副主席中挑一人为副揆，而想提拔只是中委的内长加沙里沙菲依为副手，以圆敦拉萨的愿望，但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弹，结果胡先翁还得从三位副主席中挑一人为副首相。就这样开始了马哈迪上位的故事和神话了。
自此之后，巫统的主席（也是当然的首相）就没有也无法背弃“以党治国”的理念，即使在1987年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党主席职时，马哈迪有说了“气话”：不一定党主席就是首相，而是决定于谁能掌握下议院大多数议员。
此说不假，但以巫统的“老树盘根”，马哈迪也不敢“大意失荆州”，而是倾全力以赴，他说只要胜出多一票就是胜了。由此可见，他深谙“以党治国”的理念是不容易被扭曲和更变的。
再举一个例子，当法庭于1988年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时，马哈迪马上成立他的“新巫统”，用以取代原巫统。就这样他坚定了“以党治国”的理念。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当1981年马哈迪成为首相时，他就刻意开放党署理主席由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争夺，由胜者出任副揆。当时马哈迪这样说，他让党代表自由选副首相。
因为此例一开，当安华在1993年逼走嘉华峇峇成为党署理主席时，马哈迪即使心有不甘，也不得不委任安华为副首相，当时报章只是一小栏发表首相署的公告。
由于这样，马哈迪在1998年革除安华时，也只能从副主席中挑一人接班。就这样阿都拉巴达威开始他的政治青云路。
综上观之，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巫统的治国方略是“以党治国”的，也不存在“党政分家”这一说法。
回过头来看马华公会，它也是从来没有放弃“以党治国”的理论，虽然它明知道“当家不当权”，但也根据巫统的模式以党为重。可是它在某个时候忽略了“以政治党”的逆转性，例如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时，他既不是内阁部长，也不是槟州首席部长，只是一名州议员和被委任的国会议会。而出任部长的马华代表有李孝式、陈修信、梁宇臬及翁毓麟。就这样，一切重要决策在内阁中决定时，林苍祐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因为这样，东姑在1959年对联盟候选人的排阵是“以政压党”时，马华当权派只得靠边站，“以党治国”的理念成为笑柄。
当林苍祐于1959年辞总会长后，接位的是过渡人物谢敦禄，他也不是内阁部长，只是一名上议员（曾任吉打州行政议员），一切权力操在陈修信手里。因此从1959年到1961年，马华的“以党治国”理念只是流于形式，也唯有在1962年陈修信正式出任马华总会长后，“以党治国”的理念才多少发挥作用（即在马华的配额下由马华推荐人选）。
李三春（1974-1983）显然是最会演绎“以党治国”理论的。他决意牢牢控制党，再用党的力量和权威与巫统力争。当然这是在不伤及巫统权益的大前提下进行的。比如马华被允许在国阵内向民政党发难，只要能拿下民政党，巫统是不会太过干预的。
马华在李三春之后所出现的总会长，说老实话竟无一人能出其右。这不是说他们的学识没有高过李三春，而是他们的谋略与政策的制定是不够党性化，经常碰到外来的压力时就折返或绕道而行，无法像李三春的时代让人感受到这是一位敢做敢当的总会长。他连行动党老大都敢面对了，还有什么他不敢做的？他在位时起用林建寿打林苍祐的战略不论对和错，不论你同意或不同意，他是带活马华公会（至少在槟州是如此）。李三春更绝的一招是专门在槟城收编反对党的议员，以加强马华的政治力量和谈判筹码，例如在1982年大选前，马华原只有两个槟州议员（即石清霖与黄瑞钦），后来李三春拉拢两位行动党州议员（陈毓书与萧汉钦）加入马华，又于1980年的一场补选林建寿胜出，马华一共有5名州议员。这使到李三春累积了筹码要求槟州以8席对8席和民政平分秋色而得逞。
自李三春以后在位最久的总会长是林良实，无奈他是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出任总会长，要怎么突破也不可能了。抑有进者，马哈迪的“以党治国”中也会使出“以政治党”来克住马华公会不能轻举妄动。对此，林良实有最深切的感受。来到黄家定的年代（2003），国家已进入阿都拉时代，他同样发现到马华在国阵内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模糊，因而他转向党内提出改革之道。这种民主化的推动也无法改善和提升马华“以党治国”的地位，因为它必须面对强大的巫统或让路或妥协，否则难成大事。308政治海啸就是让马华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
如果说“以党治国”模式行不通，马华需要改成“党政分家”又是否行得通呢？它依然有危险性。
例如新任总会长蔡细历不入阁，让其他人担任内阁部长，走向“党政分家”第一步。这是马华自陈修信以降就不曾有过的先例。蔡细历如果不想成为林苍祐第二或谢敦禄第二的话，他应有所领悟和警惕自我设陷。
刊登于2010年4月15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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