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8.11.10
谁说华人不爱国？（现代春秋）
副揆慕尤丁这样说，如果国防部长阿末查希有失言脱口而出说华印裔不爱国，应予道歉。
阿末查希是在本月9日在国会说，武装部队在过去的两年中招募了9054名官兵，其中8151人是巫裔；26人或0.29%是华裔；82人或0.91%是印裔，其他族群795人或9.8%。
华印裔参军人数之少，据阿末查希指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缺乏足够的爱国精神。
此言一出，遭致政党给予反驳，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指摘。虽然事后防长有说其言论被曲解，但副揆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阿末查希有所解释或针对失言给予道歉。
究竟阿末查希的解释是否令人满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参军的华裔为何这么少？少到令人难以置信？这当然与爱不爱国扯不上关系，而是我国一向以来对公务员的招聘有一定的比例或固打，或已是一个定型的制度？因为根据政府公布的数目字，在全国129万名的公务员当中，有78%是土著，5.8%是华裔，而印裔占4%。
这就是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公务员的比例已未能反映出国家的人口结构。若是根据每年增长约4万名公务员的数目来看，除非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对非土著打开方便之门，否则公务员的比例将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为平衡的数字出现。
由此来看，武装部队的招聘，出现这极大的偏差也不是奇怪的事，而是一种趋势。
无可否认的，华印裔所占的公务员比例确实很低，但他们难道不爱国吗？如果政府愿意大开门户的话，我们相信很多华人都想担任公务员。理由很简单，政府对公务员的待遇不但有适度的调高，而且福利也逐年大为改善。就拿最近的预算案的公布，就对公务员的家属给予较大的照顾，让他们也可以低息申请房贷。这种爱屋及乌的精神，也叫旁人羡慕不已。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政府既然要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水平，自然会先从公务员的待遇下手，以让他们在10年后收入赶超人均15000美元。在这种情形下，必然有很多华印裔要申请成为公务员。
因此将公务员的比例拿来评估华印裔爱不爱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徒有揭露了招聘制度的偏差。因为在另一方面，首相纳吉最近的言论（于本月2日在第二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上的开幕词）则是令人欣慰的，也是对否定华裔的爱国言论给予最直接与正面的驳斥。他说：“我国若没有华社企业、专才的奉献，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而且也无法于2020年达到先进国的目标。”
这一席话不仅道出历史的事实，而且也讲出多元的马来西亚有今日的进步，华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谁说华人不爱国？
如果我们同意纳吉的言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话，那么早前某些人发表的种族性与歧视性的言论统统都要收回或自我反省了。从“寄居论”的风波到“华妇是妓女，印人是乞丐”及“回中国论”都充分地暴露了某些种族分子与极端分子总是从一个十分狭隘的眼光看问题，他们自以为是为一个种族弦耀而蓄意踩扁其他种族，其实是极不负责的行为，也是破坏了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我们虽然不期望对华人给予高度的激赏，但我们却十分期望种族主义分子被制止大放厥词，这包括对讲过的过激言论和伤害其他民族情感的言行要给予关注，应收回的就收回；应道歉的就道歉；应惩罚的就要惩罚，不能避左右而言他，更不能不了了之。任何一个人如果在言行上有冒犯其他民族的自尊与权益的话，都应勇于承担责任或做出必要的澄清或道歉，并保证不再重蹈覆辙。如果姑息养奸，则这类的不良言论将会像传染病那样，破坏国家的和谐与安宁。
在这个问题上，国阵应深入地探讨其症结，并对症下药。这就是国阵的成员党所应扮演的角色，不然国阵精神将会被某些有心人破坏到荡然无存。就此而言，杜绝任何政客、党团用种族言论捞取政治资本已是时候，因此有人要求政府提出“种族关系法”现在看来是必要和正当的。
刊登于2010年11月15日《光华日报》
“民政下沉但没有死”（直挂云帆）
308 之后，市坊说民政党可能完蛋了；也有传闻说民政没有未来，因为它被政治海啸“淹没”了。在这方面，许子根以民政党主席的身份首次承认民政党或已“下沉”，但肯定未被“淘汰”。而为民政党代表大会主持开幕的国阵署理主席慕尤丁则补上一句：“民政党没有死”。他是回应有人说民政已“死了”作出辩护。
这种说法让人忆起1969年大选后，时任巫统署理主席的依斯迈（副首相兼内长）于1971年正月在新山说：“如果马华公会及国大党继续不死不活，缺乏生气，那么巫统唯一的途径是与这一两个联盟伙伴拆伙”。言下之意是指马华在大选中失掉20个国席，只保住13个国席，令联盟大失所望。但过后又未见力求振作，也就用重话来鞭伐马华。
忝为马华总会长的陈修信也发表了措词强烈的驳斥，他说：“马华经常处在不利的地位，因要保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及联盟的教育与语文的立场，就势必消耗大量的华人的支持。巫统方面可能有一种感觉，它可以不需要马华公会。站在马华的观点，我们离开联盟同时以自己的旗帜来活动，将来更加容易”。
在这之后，依斯迈未再有进一步的跟进，事件算是不了了之。但对陈修信来说，这是一个对马华公会的“轻蔑”，因此他决心在2月份的时候开展华人大团结运动来回应“半生不死”的讽刺。虽然这个运动在半年后因与华团意见闹分歧而告胎死腹中，但所掀起的热潮也足以让陈修信赢得尊严与面子。
本文无意进一步探讨“513”后马华的后进工作，只是点出在当时马华的处境也与今日的处境大同小异；同时对于民政党来说，更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说在当时有依斯迈用较“激烈”的语言刺激马华和国大党，那么今时今日有些人特别针对马华和民政党的不佳表现作出挖苦与极尽讽刺之能事；尤其针对民政党，更发生所谓撕毁许子根肖像，要民政退出国阵，要民政让出槟州国阵主席职等呐喊。不过身为副揆的慕尤丁倒是相当客气地认为“民政死不了”，而且还“活得好好”。
我们姑且以慕尤丁的言论和许子根的表白来演绎今日的民政党到底“好在哪里”和“失落在哪里”？
首先这个政党的“开山始祖”应该是陈志勤而不是赛胡申阿拉达斯（他是受邀来担任创党主席的）或林苍祐（他是响应陈志勤的组新党而解散了民主联合党）。
在陈志勤的政纲中，民政党是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的，但他未掩盖与联盟合作的可行性。例如依斯迈向马华发出警讯后，陈志勤顺藤摸瓜发出了这样的讯息：“对巫统本身及对国家来说，最佳的做法是去掉马华及国大党，而由巫统开始与其他非巫人领袖谈商，以便保有一个多元种族政府”。
陈志勤的思想有两个发展，其一是间接促成了新首相敦拉萨对联盟结构进行重组，将反对党收编。其二是他不知何故也在1971年发动“宫庭政变”，企图推翻林苍祐的首席部长地位。结果事机败露，被林苍祐一个回马枪收拾了陈志勤的中央派，迫使后者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也提早及加速林苍祐率民政加入执政集团。
从那一刻起林苍祐重回联盟（1974年后扩大成国阵）正应了陈志勤所赞同的向执政党靠拢，但也因为民政的“大转变”（成为执政一员，且是槟州政府的执政党），它所吸收的成千上万的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入党，绝大部分是冲着民政的成功执政而来的。而在这之前，知识分子对林苍祐是敬而远之的。这些人包括后来自成一格的吴清德、许岳金组成的新团队；更吸收来自马华的“叛将”林敬益和梁棋祥等大批政治精英（1973年）形成了林苍祐与陈修信对着干的局面。
尽管在1974年后（李三春接陈修信退休之位成为马华总会长），李三春采取报复的手段打压和打击林苍祐，但未能得逞；反倒是李三春因党争（1979年）后逼走曾永森及其支持者，又一波浪倒向民政党。
因此在80年代之后，民政党魁换了林敬益和后来的曾永森的加盟，使它进一步更像一个“小马华”。虽然许子根等一批“华教人士”也在1982年加进民政党，更抬出“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但也掩盖不住民政的“小马华”本色。
这就是说，民政在执政后吸收的党员，绝大部分是没有担任反对党的经验，以致今日在失去政权后，显得不易适应反对党的角色。
其实，民政从加入国阵那一天开始，已被视为国阵内的另一个华基政党，与马华和砂人联党并排在同一归类中，它在巫统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华基政党，代表国阵守着槟州大本营。换句话说，民政被定位为主导槟州政权的一个华基成员党，这个定位直到2003年黄家定成为马华公会总会长时进一步确定。他认为马华主中央，民政主槟州，大家各司其职，不再争什么槟州首席部长了。民政在许子根领导下也默认这一安排。
在这种情形下，马华、民政在国阵的地位已是定了型的，从308大选的结果来看，它们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谁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定律和命运。
但比较之下，民政却是伤得比马华还重，主要是因为它的主力在槟州，一旦槟州全面失守，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民政党，甚至连党领导层也失掉议席，需要在事后靠出任上议员成为内阁部长。
这种“亡羊补牢”之计是否给民政带来好运倒是见仁见智的，但副揆说民政“未死”倒是真的。即便如此，取决于民政命运的也不是副揆说了就算，而是选民究竟还要不要民政来代表人民做事和继续在国阵扮演既定的角色？
关于这一点，许子根也不敢肯定，只能尽力而为。但关键是民政已经改变了吗？民政是否有一整套励精图治的大蓝图，它将给人民许下什么承诺？它又怎样争取回人民对它的信心？这既是主观的愿望，但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既然民政都跳不出马华的阴影，而且命运也是休戚相关的，为何不共同探讨国阵应该怎样改才让人民称心如意？
现在也应先问马华和民政一句话：这两年半以来，它们对国阵的改变满意了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民政应该问问党员（采取民主的广泛脑力激荡方式），他们满意现任的领导作风和方向吗？若不满意，应指出其中不满和弱点，不要像倒丁（福南）那样，抬出影子与丁福南打架，这不是改革，这是没有意义的“投石问路”。要吗摆正车马进行较量，要吗就保持沉默，这样的“花拳绣腿”打丁福南，不打也罢！
刊登于2010年11月11日《东方日报》
这种说法让人忆起1969年大选后，时任巫统署理主席的依斯迈（副首相兼内长）于1971年正月在新山说：“如果马华公会及国大党继续不死不活，缺乏生气，那么巫统唯一的途径是与这一两个联盟伙伴拆伙”。言下之意是指马华在大选中失掉20个国席，只保住13个国席，令联盟大失所望。但过后又未见力求振作，也就用重话来鞭伐马华。
忝为马华总会长的陈修信也发表了措词强烈的驳斥，他说：“马华经常处在不利的地位，因要保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及联盟的教育与语文的立场，就势必消耗大量的华人的支持。巫统方面可能有一种感觉，它可以不需要马华公会。站在马华的观点，我们离开联盟同时以自己的旗帜来活动，将来更加容易”。
在这之后，依斯迈未再有进一步的跟进，事件算是不了了之。但对陈修信来说，这是一个对马华公会的“轻蔑”，因此他决心在2月份的时候开展华人大团结运动来回应“半生不死”的讽刺。虽然这个运动在半年后因与华团意见闹分歧而告胎死腹中，但所掀起的热潮也足以让陈修信赢得尊严与面子。
本文无意进一步探讨“513”后马华的后进工作，只是点出在当时马华的处境也与今日的处境大同小异；同时对于民政党来说，更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说在当时有依斯迈用较“激烈”的语言刺激马华和国大党，那么今时今日有些人特别针对马华和民政党的不佳表现作出挖苦与极尽讽刺之能事；尤其针对民政党，更发生所谓撕毁许子根肖像，要民政退出国阵，要民政让出槟州国阵主席职等呐喊。不过身为副揆的慕尤丁倒是相当客气地认为“民政死不了”，而且还“活得好好”。
我们姑且以慕尤丁的言论和许子根的表白来演绎今日的民政党到底“好在哪里”和“失落在哪里”？
首先这个政党的“开山始祖”应该是陈志勤而不是赛胡申阿拉达斯（他是受邀来担任创党主席的）或林苍祐（他是响应陈志勤的组新党而解散了民主联合党）。
在陈志勤的政纲中，民政党是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的，但他未掩盖与联盟合作的可行性。例如依斯迈向马华发出警讯后，陈志勤顺藤摸瓜发出了这样的讯息：“对巫统本身及对国家来说，最佳的做法是去掉马华及国大党，而由巫统开始与其他非巫人领袖谈商，以便保有一个多元种族政府”。
陈志勤的思想有两个发展，其一是间接促成了新首相敦拉萨对联盟结构进行重组，将反对党收编。其二是他不知何故也在1971年发动“宫庭政变”，企图推翻林苍祐的首席部长地位。结果事机败露，被林苍祐一个回马枪收拾了陈志勤的中央派，迫使后者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也提早及加速林苍祐率民政加入执政集团。
从那一刻起林苍祐重回联盟（1974年后扩大成国阵）正应了陈志勤所赞同的向执政党靠拢，但也因为民政的“大转变”（成为执政一员，且是槟州政府的执政党），它所吸收的成千上万的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入党，绝大部分是冲着民政的成功执政而来的。而在这之前，知识分子对林苍祐是敬而远之的。这些人包括后来自成一格的吴清德、许岳金组成的新团队；更吸收来自马华的“叛将”林敬益和梁棋祥等大批政治精英（1973年）形成了林苍祐与陈修信对着干的局面。
尽管在1974年后（李三春接陈修信退休之位成为马华总会长），李三春采取报复的手段打压和打击林苍祐，但未能得逞；反倒是李三春因党争（1979年）后逼走曾永森及其支持者，又一波浪倒向民政党。
因此在80年代之后，民政党魁换了林敬益和后来的曾永森的加盟，使它进一步更像一个“小马华”。虽然许子根等一批“华教人士”也在1982年加进民政党，更抬出“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但也掩盖不住民政的“小马华”本色。
这就是说，民政在执政后吸收的党员，绝大部分是没有担任反对党的经验，以致今日在失去政权后，显得不易适应反对党的角色。
其实，民政从加入国阵那一天开始，已被视为国阵内的另一个华基政党，与马华和砂人联党并排在同一归类中，它在巫统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华基政党，代表国阵守着槟州大本营。换句话说，民政被定位为主导槟州政权的一个华基成员党，这个定位直到2003年黄家定成为马华公会总会长时进一步确定。他认为马华主中央，民政主槟州，大家各司其职，不再争什么槟州首席部长了。民政在许子根领导下也默认这一安排。
在这种情形下，马华、民政在国阵的地位已是定了型的，从308大选的结果来看，它们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谁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定律和命运。
但比较之下，民政却是伤得比马华还重，主要是因为它的主力在槟州，一旦槟州全面失守，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民政党，甚至连党领导层也失掉议席，需要在事后靠出任上议员成为内阁部长。
这种“亡羊补牢”之计是否给民政带来好运倒是见仁见智的，但副揆说民政“未死”倒是真的。即便如此，取决于民政命运的也不是副揆说了就算，而是选民究竟还要不要民政来代表人民做事和继续在国阵扮演既定的角色？
关于这一点，许子根也不敢肯定，只能尽力而为。但关键是民政已经改变了吗？民政是否有一整套励精图治的大蓝图，它将给人民许下什么承诺？它又怎样争取回人民对它的信心？这既是主观的愿望，但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既然民政都跳不出马华的阴影，而且命运也是休戚相关的，为何不共同探讨国阵应该怎样改才让人民称心如意？
现在也应先问马华和民政一句话：这两年半以来，它们对国阵的改变满意了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民政应该问问党员（采取民主的广泛脑力激荡方式），他们满意现任的领导作风和方向吗？若不满意，应指出其中不满和弱点，不要像倒丁（福南）那样，抬出影子与丁福南打架，这不是改革，这是没有意义的“投石问路”。要吗摆正车马进行较量，要吗就保持沉默，这样的“花拳绣腿”打丁福南，不打也罢！
刊登于2010年11月11日《东方日报》
PTPTN的黑洞 （天下纵横）
一年一度的“国家总稽查司报告”揭露出政府各部门的弊端有不少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但揭露以后如何跟进，倒是一门大学问。没有证据查不了；有了证据又出现纰漏，也同样是无从追究。这样的年年有爆炸性新闻，却没有爆炸性的下文。
单单以稽查司针对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的调查报告就够让人瞠目结舌了，竟然有50%发出去的贷款无法收回，造成基金局面对严重的财务问题。例如在2007年及2008年仅收回40%的贷学金，而2009年则是49%。换句话说，政府有一半以上到期的贷款收不回来。
当然如果与2005年前作比较，情况是有所改善。在这之前揭露的贷学金几乎是有借未还或无还，到后来政府采取坚决的手段追回贷款，才促使借贷者“甘愿”还款。这些手段包括发律师信，刊登广告或禁止出国等等，使到有能力偿还者都不敢视为“有借不还”的定律。以2004年为例，贷出的72亿元中，到期的回收只180万元。在2005年追讨后，才又收回5百余万元。它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理所当然的风气是因为自从于1997年发放借款后，受惠者之间“传来传去”的讯息是可以在毕业后慢慢还或一点一滴还，甚至可以不还也没人追款。久而久之，借贷者都想碰碰运气看看不还你又能怎么样？果然也激怒了当局采取大公无私的行动发出追讨令。虽然如此，当局的收回率仍是差强人意的。
还有更惊人的揭露是有1万6千名学生并没有申请高教基金，竟有人冒充他们的名字向当局借贷，高达2千余万元。这一笔无头公案在过去曾经发生，就是不明白为何在2009年调查中，又有人重施故技，利用幽灵名字“诱使”当局发出贷款，但这些支票是发放给谁呢？是学校单位或学生个人名字还是指定的人？这都是可以查出的，只要查PTPTN将支票发给谁，就一目了然了，或向有关银行追查发出的支票就可以清楚是否有集团在操控？是否有人在做手脚呢？我们认为政府不应再姑息这样的“移花接木”的不法行为，应深入调查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不然这些人还是“食髓知味”，继续瞒天过海。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有关当局在处理贷款文件的收藏竟是如此草率和轻率，简直不可思议。报告说，PTPTN当局并没有好好收藏这些贷学金文件，反而只置放在办公室，导致文件堆积如山。为了解决空位不足，高教部基金局甚至将收文件存放的工作进行私营化，给一家公司承担，但又被发现许多文件未被移交，仍然存放在有关部门的低楼，使用帆布遮盖文件，以免天花板漏水损坏文件。但日子一久，谁敢保证它不会形同废纸呢？
再者，稽查局又发现有许多文件是没有高教部基金局负责人的签署，也导致文件不完整难以采取法律行动。
因为收回贷款不力，高教部基金局已欠下巨额借款，例如2007年借款39亿元，2008年借49亿元及2009年借52亿元，都是用来发放贷学金的。
由于向公积金局、退休基金局、联昌银行及安联银行借款，造成高教部基金局财务压力庞大，截至2009年，付出了19亿余元来偿还利息。
总的来说，在回收率不理想下，PTPTN已经蒙受近460亿元的赤字，如果不加以纠正弊端和大力追款的话，恐怕会因不胜负荷而影响了政府的举贷能力。若是此事发生，真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大不幸。因为高教部的好意帮助学生完成大学学业，而这些受惠者不懂得知恩图报，必然会影响到后来的学子借款的机会。
我们得知今年的情况还是维持与去年一样，对合格的借款者大开方便之门，但是如果政府在来年将借贷人数减少，将数额减低，它对贫穷学生的打击可想而知。
为了不让政府误以为“好心做坏事”，而影响未来的借贷者。我们希望每位借贷者凭良知在毕业后按期还款；而政府方面既然行政早已电脑化，为何借贷文件不贮存在电脑中呢？只要政府存好文件，就不必担心追不回贷款，除非是“姑息养奸”或不及时堵住漏洞，不然我们相信政府是有办法即刻改正缺点，并让反贪局介入调查为何有幽灵的假借款者的，因为这形同不法地犯罪行为，岂可视而不查呢？
刊登于2010年11月8日《号外周报》第504期
单单以稽查司针对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的调查报告就够让人瞠目结舌了，竟然有50%发出去的贷款无法收回，造成基金局面对严重的财务问题。例如在2007年及2008年仅收回40%的贷学金，而2009年则是49%。换句话说，政府有一半以上到期的贷款收不回来。
当然如果与2005年前作比较，情况是有所改善。在这之前揭露的贷学金几乎是有借未还或无还，到后来政府采取坚决的手段追回贷款，才促使借贷者“甘愿”还款。这些手段包括发律师信，刊登广告或禁止出国等等，使到有能力偿还者都不敢视为“有借不还”的定律。以2004年为例，贷出的72亿元中，到期的回收只180万元。在2005年追讨后，才又收回5百余万元。它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理所当然的风气是因为自从于1997年发放借款后，受惠者之间“传来传去”的讯息是可以在毕业后慢慢还或一点一滴还，甚至可以不还也没人追款。久而久之，借贷者都想碰碰运气看看不还你又能怎么样？果然也激怒了当局采取大公无私的行动发出追讨令。虽然如此，当局的收回率仍是差强人意的。
还有更惊人的揭露是有1万6千名学生并没有申请高教基金，竟有人冒充他们的名字向当局借贷，高达2千余万元。这一笔无头公案在过去曾经发生，就是不明白为何在2009年调查中，又有人重施故技，利用幽灵名字“诱使”当局发出贷款，但这些支票是发放给谁呢？是学校单位或学生个人名字还是指定的人？这都是可以查出的，只要查PTPTN将支票发给谁，就一目了然了，或向有关银行追查发出的支票就可以清楚是否有集团在操控？是否有人在做手脚呢？我们认为政府不应再姑息这样的“移花接木”的不法行为，应深入调查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不然这些人还是“食髓知味”，继续瞒天过海。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有关当局在处理贷款文件的收藏竟是如此草率和轻率，简直不可思议。报告说，PTPTN当局并没有好好收藏这些贷学金文件，反而只置放在办公室，导致文件堆积如山。为了解决空位不足，高教部基金局甚至将收文件存放的工作进行私营化，给一家公司承担，但又被发现许多文件未被移交，仍然存放在有关部门的低楼，使用帆布遮盖文件，以免天花板漏水损坏文件。但日子一久，谁敢保证它不会形同废纸呢？
再者，稽查局又发现有许多文件是没有高教部基金局负责人的签署，也导致文件不完整难以采取法律行动。
因为收回贷款不力，高教部基金局已欠下巨额借款，例如2007年借款39亿元，2008年借49亿元及2009年借52亿元，都是用来发放贷学金的。
由于向公积金局、退休基金局、联昌银行及安联银行借款，造成高教部基金局财务压力庞大，截至2009年，付出了19亿余元来偿还利息。
总的来说，在回收率不理想下，PTPTN已经蒙受近460亿元的赤字，如果不加以纠正弊端和大力追款的话，恐怕会因不胜负荷而影响了政府的举贷能力。若是此事发生，真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大不幸。因为高教部的好意帮助学生完成大学学业，而这些受惠者不懂得知恩图报，必然会影响到后来的学子借款的机会。
我们得知今年的情况还是维持与去年一样，对合格的借款者大开方便之门，但是如果政府在来年将借贷人数减少，将数额减低，它对贫穷学生的打击可想而知。
为了不让政府误以为“好心做坏事”，而影响未来的借贷者。我们希望每位借贷者凭良知在毕业后按期还款；而政府方面既然行政早已电脑化，为何借贷文件不贮存在电脑中呢？只要政府存好文件，就不必担心追不回贷款，除非是“姑息养奸”或不及时堵住漏洞，不然我们相信政府是有办法即刻改正缺点，并让反贪局介入调查为何有幽灵的假借款者的，因为这形同不法地犯罪行为，岂可视而不查呢？
刊登于2010年11月8日《号外周报》第504期
两场补选带出的讯息 （跃马扬鞭）
两场补选给国阵带来的胜利已使到国阵稍松口气，那就是原本在308政治海啸后，“闻补色变”的国阵已经感受到情势似乎转了回来，或最低限度“民调”声望已告止跌，不再处于挨打的处境。
说实在的，在308之后，国阵对于补选是“心惊胆战”的。例如过去的11场补选，国阵只胜了3场，其余8场皆败给民联。因此来到这次的两场补选，国阵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可以左右大局。
在这种情形下，国阵也只得改弦易辙，以绝招出击，否则不易成事。例如在沙巴巴都沙比国席补选上，国阵干脆打出“感情牌”，让因车祸逝世的蒋国华遗孀上阵，以获取当地选民发挥“恻隐之心”，支持甄道玲来继续其夫的遗愿。这种借用反对党的战术来提升国阵的形象果然奏效。在这方面，反对党是常胜军，最明显的莫过于当林冠英身陷囹圄后因受法律所限不能参加2004年大选时，乃派其夫人周玉清上阵而漂亮胜出；另外一则是1999年安华跌马失去自由后，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守住峇东埔国席，结果也是漂亮胜出。由此可见，国阵改打亲情牌在提名时已俘获人心，即使在下来的日子无法像反对党那样大张旗鼓地举行热血满腔的集会，也在近距离的拉票取得感情一票。
反对党的弱点在于“自相残杀”，退出国阵的沙巴进步党不但迟迟未加入民联，而且“游离”在国阵与民联之间，更时不时打出沙巴是沙巴人的口号。虽然这个口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动沙巴选民的心，但因为其党主席杨德利（也是这次补选的候选人）立场暧昧；究竟是会回流国阵或是加盟民联或是自成第三势力？在一时之间倒看不出来。若是第三势力，则被认为独木难支大厦，难有作为。
正因为夹在国阵和民联之间，本来最为人熟悉和知名度甚高的杨德利有望夺下国席，讵料在民联炮轰下，指其显示出投机性，号召选民转而支持民联，结果起了一些作用。最终杨德利只得2031张票，比起公正党的安沙里的3414票少了1383张票。这对杨德利来说，不啻是沉重的打击，因为事先没有迹象显示杨德利会得票这么少？一位曾经是沙巴首席部长（1996-1998）的杨德利，怎么竟叼陪末座呢？
这又说明沙巴人民或开始思考两线制的斗争路线，虽然两线制在当下也只是个说法和雏形。因为国阵甄道玲的得票9773张，与其丈夫在2008年的得票不相上下，蒋国华得票9479张，相对于独立人士的5771张多出3708张。换句话说，反对党的得票也与2008年的数票相差无几。可见国阵并没有逃票。
如果沙巴的政治走向仍偏向国阵，则民联要取代国阵在沙巴的地位也极不容易；尤其是公正党内部出现倾轧与失调，行动党的发展也不快，自然给予国阵一个机会把沙巴当成“稳固的大后方”。
另一方面，在吉兰丹的加腊补选，国阵也有绝招传出，它不同于沙巴的策略，但也同样打乡情牌。东姑拉沙里被抬出来当竞选主任已让国阵拔了头筹，接着在竞选期间也有一个亲国阵的非政府组织出高招，举行宴会与民联“抢人潮”。这种宴会有佳肴美酒，又载歌载舞，真是不用讲话也能吸引选民。而民联的演讲会，就没这么精彩了。由于新策略发酵，华裔选民也有所回流，从两年前的45%增加到如今的60%。在有60%的华裔支持下，再加上马来票8%的增加及原住民13%的倒向国阵，终于使到回教党尝到败绩。其候选人祖基菲里得票4134张，较之国阵对手阿都亚兹少了1190张票，阿都亚兹得票5324张。
虽然国阵只比回教党多出千张票，但其意义是重大的，它意味着东姑拉沙里在话望生国席选区内仍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加腊士州选区刚好处在话望生国席之中，有了姑里拔刀相助，自然事半功倍。就这样，在华裔选民的回流下，回教党也失去优势。
在2008年时，回教党的候选人仄哈欣苏莱玛以4399张票压倒国阵候选人绍菲的3753张票，多数票是646张。当时回教党拿下这个州议席有些意料之外，因为它一向来是国阵的堡垒区。
不过这一次的补选，在姑里的阴影下，回教党在声势上已输在起跑点。虽然胜败不影响吉兰丹的政局，但它对国阵的审时度势与积极布署新大选却是非常有刺激性的。
本来首相纳吉已计划在明年中前来一个闪电大选，以了断他与安华之间的不清纠缠。如今正好两场补选给他送来大礼（筹码），必然会使到他谨慎与严肃考虑提早大选的可能性。正如我较早前所预测，如果是为了要巩固和强化巫统在砂州的影响力，那么将砂州的州选与全国大选二合为一是最好的时机，也符合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
就个人来说，真正的失意人是杨德利，似乎宣告他政治魅力已失去光彩，前路不明。而得意人东姑拉沙里也不见得有特别的喜悦，以他目前73岁高龄的年纪，春天对他来说也许是不够灿烂的，他只能一天人在巫统，也一天忠于巫统。此次的补选，姑里的若有所思心态已表露无疑。最大的得利者首推纳吉，他将更具信心地提早大选。对于安华则是失望多过希望，唯一的安慰是成功“教训”杨德利，使他成为三角战的不光彩的候选人，皆因他不愿与民联合作，以民联的身份参加补选，才落个自讨没趣的下场。
刊登于2010年11月8日《南洋商报》
说实在的，在308之后，国阵对于补选是“心惊胆战”的。例如过去的11场补选，国阵只胜了3场，其余8场皆败给民联。因此来到这次的两场补选，国阵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可以左右大局。
在这种情形下，国阵也只得改弦易辙，以绝招出击，否则不易成事。例如在沙巴巴都沙比国席补选上，国阵干脆打出“感情牌”，让因车祸逝世的蒋国华遗孀上阵，以获取当地选民发挥“恻隐之心”，支持甄道玲来继续其夫的遗愿。这种借用反对党的战术来提升国阵的形象果然奏效。在这方面，反对党是常胜军，最明显的莫过于当林冠英身陷囹圄后因受法律所限不能参加2004年大选时，乃派其夫人周玉清上阵而漂亮胜出；另外一则是1999年安华跌马失去自由后，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守住峇东埔国席，结果也是漂亮胜出。由此可见，国阵改打亲情牌在提名时已俘获人心，即使在下来的日子无法像反对党那样大张旗鼓地举行热血满腔的集会，也在近距离的拉票取得感情一票。
反对党的弱点在于“自相残杀”，退出国阵的沙巴进步党不但迟迟未加入民联，而且“游离”在国阵与民联之间，更时不时打出沙巴是沙巴人的口号。虽然这个口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动沙巴选民的心，但因为其党主席杨德利（也是这次补选的候选人）立场暧昧；究竟是会回流国阵或是加盟民联或是自成第三势力？在一时之间倒看不出来。若是第三势力，则被认为独木难支大厦，难有作为。
正因为夹在国阵和民联之间，本来最为人熟悉和知名度甚高的杨德利有望夺下国席，讵料在民联炮轰下，指其显示出投机性，号召选民转而支持民联，结果起了一些作用。最终杨德利只得2031张票，比起公正党的安沙里的3414票少了1383张票。这对杨德利来说，不啻是沉重的打击，因为事先没有迹象显示杨德利会得票这么少？一位曾经是沙巴首席部长（1996-1998）的杨德利，怎么竟叼陪末座呢？
这又说明沙巴人民或开始思考两线制的斗争路线，虽然两线制在当下也只是个说法和雏形。因为国阵甄道玲的得票9773张，与其丈夫在2008年的得票不相上下，蒋国华得票9479张，相对于独立人士的5771张多出3708张。换句话说，反对党的得票也与2008年的数票相差无几。可见国阵并没有逃票。
如果沙巴的政治走向仍偏向国阵，则民联要取代国阵在沙巴的地位也极不容易；尤其是公正党内部出现倾轧与失调，行动党的发展也不快，自然给予国阵一个机会把沙巴当成“稳固的大后方”。
另一方面，在吉兰丹的加腊补选，国阵也有绝招传出，它不同于沙巴的策略，但也同样打乡情牌。东姑拉沙里被抬出来当竞选主任已让国阵拔了头筹，接着在竞选期间也有一个亲国阵的非政府组织出高招，举行宴会与民联“抢人潮”。这种宴会有佳肴美酒，又载歌载舞，真是不用讲话也能吸引选民。而民联的演讲会，就没这么精彩了。由于新策略发酵，华裔选民也有所回流，从两年前的45%增加到如今的60%。在有60%的华裔支持下，再加上马来票8%的增加及原住民13%的倒向国阵，终于使到回教党尝到败绩。其候选人祖基菲里得票4134张，较之国阵对手阿都亚兹少了1190张票，阿都亚兹得票5324张。
虽然国阵只比回教党多出千张票，但其意义是重大的，它意味着东姑拉沙里在话望生国席选区内仍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加腊士州选区刚好处在话望生国席之中，有了姑里拔刀相助，自然事半功倍。就这样，在华裔选民的回流下，回教党也失去优势。
在2008年时，回教党的候选人仄哈欣苏莱玛以4399张票压倒国阵候选人绍菲的3753张票，多数票是646张。当时回教党拿下这个州议席有些意料之外，因为它一向来是国阵的堡垒区。
不过这一次的补选，在姑里的阴影下，回教党在声势上已输在起跑点。虽然胜败不影响吉兰丹的政局，但它对国阵的审时度势与积极布署新大选却是非常有刺激性的。
本来首相纳吉已计划在明年中前来一个闪电大选，以了断他与安华之间的不清纠缠。如今正好两场补选给他送来大礼（筹码），必然会使到他谨慎与严肃考虑提早大选的可能性。正如我较早前所预测，如果是为了要巩固和强化巫统在砂州的影响力，那么将砂州的州选与全国大选二合为一是最好的时机，也符合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
就个人来说，真正的失意人是杨德利，似乎宣告他政治魅力已失去光彩，前路不明。而得意人东姑拉沙里也不见得有特别的喜悦，以他目前73岁高龄的年纪，春天对他来说也许是不够灿烂的，他只能一天人在巫统，也一天忠于巫统。此次的补选，姑里的若有所思心态已表露无疑。最大的得利者首推纳吉，他将更具信心地提早大选。对于安华则是失望多过希望，唯一的安慰是成功“教训”杨德利，使他成为三角战的不光彩的候选人，皆因他不愿与民联合作，以民联的身份参加补选，才落个自讨没趣的下场。
刊登于2010年11月8日《南洋商报》
历史课本应予修改 （现代春秋）
因为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在巫统大会上宣布由2013年开始，历史将列为SPM必修及格科，否则将不算毕业。这意味着政府决心将“历史科目”提升为教育的重点，而这在过去是不曾有的。
在一个很长的考试及学校的教育中，史地被列为两个选修科是普及的事，但它从未被列为必修和必考科，而是凭学生的喜好而跟进。如今政府突然感觉到历史的重要性，究竟是冲着什么而来？
根据教长的说法是历史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上，并可培养爱国情操。在这方面，他指出华裔生在历史课考试上向来有好成绩，反倒是担心马来学生的表现不大理想。
副揆也耐人寻味地抛下一句：“现有的历史科目，已推出很长时间，从来没有人质疑”。眼下之意是过去没有问题，为何一提成必修科必考科就成问题呢？
针对这一点，虽然慕尤丁的解释是：历史教科书是根据史实来撰写，是不能随意增加其他内容的，但也知道它存在争议性。
因此他澄清规定历史成必考科不带“政治议程”。同时为了消除各方疑虑，他也宣布政府将委任了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委员会，重新检视及编写历史教科书，也欢迎各界提供意见。
对此，我们的看法是虽然历史是要忠于史实的，但历史怎样忠于史实，也是见仁见智的。因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书的编撰向来都有作者或主持者的立场，也有其政治指导思想。比如中国在1949年解放后，其历史观就全面改变，变成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主导，偏离了这种思想的，就会被认为不符合“史识”。
但文革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到了今天，民间也有人以“史识”来反映“史实”了。
这就是说，在我们提及“史实”时，我们也要注意历史的编写也是有“史识”的。如果说前者是“历史的事实”那么后者就是“对历史的认识”。所谓的认识，说穿了就是作者或编者的思想对事件的评述和描述。只要编者具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和立场或具有先入为主的观点或所谓的御用史家，他们就会按自己的方式或既定的立场来表达历史的陈述和内容，而通照历史的人。只要考察遣词用字，就可以看到有关的历史是否公平和客观而不带有偏见和歧见？
例如在殖民地时代，由洋人撰写的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历史，都是从西方的立场和思想来撰写历史，他们当然也是根据史料来反映“史实”，但他们也有议程来美化殖民统治的“好处与进步”，进而歌颂因殖民主义才使到亚洲的落后国家进步起来。
不过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的一段时间，又出现大学培养出来的本地历史工作人员或说历史学者。他们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自然对西方的殖民统治大加鞭鞑，并揭露殖民统治下的独裁与专制的一面。
在后来，因为民族主义中带有种族思想也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撰写有了不同的版本，各自表述。因此历史的撰写总是存在这个或那个缺点。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通过作者的“史识”，将“史实”改头换面了。这类的历史自然会引发争议。
就马来西亚刻下的历史教科书来看，它是清一色由一个种族的作者来编写。虽然不能说他们没有史实，而是他们拥有的“史识”也十分明显。例如中四和中五的SPM历史教科书，其偏重于回教的兴起和传播，而后的马六甲王朝的演变。所占篇幅甚多，它不能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出马来西亚的历史全貌。因此政府重新检讨是值得欢迎与重视的。但能改动到什么程度，我们目前则不得而知。
就此我们也注意到副教长查卡喜博士在下议院的讲话。他说政府成立的检讨委员会将包括历史学家，其重点会触及国家宪法、现代马来西亚历史和国民团结。这意味着我们将通过了解历史塑造国家，以便可以向学生灌输理想的马来西亚社会的愿景。
我们不反对用比较客观和中庸乃至中立的立场来看待历史事件，因为马来西亚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如果从种族主义来看问题，会使“史实”变了样。虽然我们不可能期待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教科书出炉，但最低限度要力求公正和不以贬低和伤害其他种族为前提。
如果读历史是为了使国民能更融洽的生活和对历史事件有所警惕而不再重蹈覆辙的话，那么就不要在教科书出现与“史实不符”的论述，更不能以自己的“史识”来代替“史实”。一个忠于历史的学者是应该有基本的学术道德，不能越过底线而自我阐述，那是不能被接受，也是应受指责的。
为此，我们希望政府对教科书的编写采取开明的态度，让历史学者（各方的）都能过目和提出建议，以便达成共识才付诸出版。这样一来，就会大大减少争议。如果改变不大，那成立委员会就失去意义了。
刊登于2010年11月8日《光华日报》
林苍祐的四段政治情 （直挂云帆）
林苍祐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符号！
林苍祐是一位传奇政治人物！
这个地球不是为他而转动，但他却曾在特定的年代转动了地球的一个小角落。这个角落就在马来西亚，就在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在独立前，他是英殖民政府的宠儿，于1950年被委任为槟州立法议员及后成为首席议员（相等于首席部长）后，他就义无反顾一头栽进政治漩涡中。
在独立后，他不做槟州首席部长，而是瞄准马华公会要成为华人的老大，因此他在1958年出任马华总会长。而后（1959年大选后），他失掉一切，走到伦敦卧薪尝胆两年。
1969年他带领民政党夺下槟州天下而成为槟州首席部长，直到1990年败选后全面隐退政坛。
这个大起大落的林苍祐是马来西亚仅存的少数政坛元老。他的一生“戌马”（从政）有四个不同的阶段，前后竟经历四个政党，相信绝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更加绝妙的是他转换码头总是那么振振有词，让你觉得他的“转变”和“再转变”合情合理，令你很难责难他，因为他不是政治青蛙，而是有其正当理由一跳再跳，一变再变。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一） 第一阶段（急进党）（1951-1954）
林苍祐在1950年出任槟州议员后，触动他的政治细胞。在1951年中促成一批专业人士同意组织“槟城急进党”（Penang 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实为温和，主要的目的是赶上参加年底举行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
1951年12月杪举行的乔治市议会选是马来西亚选举的滥觞，林苍祐的急进党派出9名候选人，结果胜了6席，可谓旗开得胜。
1954年林苍祐坚持不做主席，迫使党员不得不选出美农医生为党主席，因为林苍祐已有了另外的想法，虽然此党在大会上通过易名为“急进党”，不再称呼为“槟城急进党”，目的是要发展成全国性政党。但这个党的气数已尽。
（二） 第二阶段（马华公会）（1954-1959）
果然林苍祐在不动声色下于1954年参加马华公会。在其时，一个人参加两个政党是等闲事，林苍祐也没有例外。但林苍祐力促急进党解散，鼓励其党员加入马华。
1958年的林苍祐意气风发，因为他成功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总会长，但在1959年对大选席位的分配与巫统及东姑公开决裂。主要是林苍祐领导马华向联盟提出分配1/3的国席给马华参选，被巫统视为过分的要求。终于在陈修信的介入支持东姑下，林苍祐挨了东姑一记闷棍，失去对马华的主导权。
在不甘受辱下，林苍祐于1959年9月大选过后修函辞总会长职（8月19日投票）。
1961年他干脆脱离马华公会，结束他在马华短暂但却十分有意义的斗争。
（三） 第三阶段（民主联合党）（1961-1968）
从英国回来后，林苍祐决心东山再起，乃在1961年与芙蓉在马华失意但在59年大选得意的陈世英与郭开东合创“民主联合党”（UDP）。这个拔地而起的新政党创立之初，声势不同凡响。因为陈世英通过独立阵线的出击，赢得了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权。
可是由于林苍祐与陈郭的政治理念不同，1963年双方决裂，林苍祐将民主联合党搬回槟城零的开始（因为陈郭是国会议员和拥有芙蓉市议会，不再买账给林苍祐）。
1964年大选林苍祐率其团队向右翼的联盟和左翼的社阵两面开弓，结果民主联合党有1人（即林苍祐）当选国会议员，而另有4名人当选州议员（包括林苍祐在内），成绩差强人意。
但林苍祐不气馁，还是每天喜欢与人讲“政治三国”；尤其喜欢与新闻界的朋友阐述其政治理念。就这样林苍祐的“思明药房”成为政治讲堂。来到1968年，林苍祐又一次再转变。
（四） 第四阶段（民政党）（1968-1990）
1968年是林苍祐成败的一年。这一年他同意与陈志勤等人合组“民政运动党”，简称民政党。
在新党成立后，林苍祐又再一次劝请党员与他一起加入民政党，以让民主联合党“无疾而终”。在林苍祐号召下，民主联合党仝人愿意加入民政党。
1969年的大选，仅成立一年的民政党在林苍祐的领导下，首次打破联盟的不败神话，意味着他在槟城成为执政党。
这一下子林苍祐名正言顺地成为槟城的新岛主。
然而民政党也有严重的内讧。1971年，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联袂秘书长陈志勤要铲除林苍祐。但在林苍祐的反击下，变成陈志勤退出民政自行上路。
林苍祐在“铲除”反对势力后，于1971年成为民政新主席，但他只做10年就把位置让给党代表选择适当的接班人。
1980年的波德申党代表大会给民政一个改头换面的机会。在林敬益主导下，民政党有了一定的蜕变，从地方政党发展成全国性政党，但也反映出民政党已不再是槟州的唯一，马华公会伺机反扑。
1990年林苍祐不幸在州选中落马，成为他永远的伤痛。他最大的遗憾是倒在首席部长座位上而不是光荣退休。因为这一失败也结束了这位政坛不倒翁近50年的政治生涯。
退休之后的林苍祐与民政的关系越来越模糊，到后来他索性不再介入民政党事。他的政治角色基本上在1990年就已停止。回顾过去的历史，林苍祐确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刊登于2010年11月5日《东方日报》
林苍祐是一位传奇政治人物！
这个地球不是为他而转动，但他却曾在特定的年代转动了地球的一个小角落。这个角落就在马来西亚，就在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在独立前，他是英殖民政府的宠儿，于1950年被委任为槟州立法议员及后成为首席议员（相等于首席部长）后，他就义无反顾一头栽进政治漩涡中。
在独立后，他不做槟州首席部长，而是瞄准马华公会要成为华人的老大，因此他在1958年出任马华总会长。而后（1959年大选后），他失掉一切，走到伦敦卧薪尝胆两年。
1969年他带领民政党夺下槟州天下而成为槟州首席部长，直到1990年败选后全面隐退政坛。
这个大起大落的林苍祐是马来西亚仅存的少数政坛元老。他的一生“戌马”（从政）有四个不同的阶段，前后竟经历四个政党，相信绝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更加绝妙的是他转换码头总是那么振振有词，让你觉得他的“转变”和“再转变”合情合理，令你很难责难他，因为他不是政治青蛙，而是有其正当理由一跳再跳，一变再变。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一） 第一阶段（急进党）（1951-1954）
林苍祐在1950年出任槟州议员后，触动他的政治细胞。在1951年中促成一批专业人士同意组织“槟城急进党”（Penang 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实为温和，主要的目的是赶上参加年底举行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
1951年12月杪举行的乔治市议会选是马来西亚选举的滥觞，林苍祐的急进党派出9名候选人，结果胜了6席，可谓旗开得胜。
1954年林苍祐坚持不做主席，迫使党员不得不选出美农医生为党主席，因为林苍祐已有了另外的想法，虽然此党在大会上通过易名为“急进党”，不再称呼为“槟城急进党”，目的是要发展成全国性政党。但这个党的气数已尽。
（二） 第二阶段（马华公会）（1954-1959）
果然林苍祐在不动声色下于1954年参加马华公会。在其时，一个人参加两个政党是等闲事，林苍祐也没有例外。但林苍祐力促急进党解散，鼓励其党员加入马华。
1958年的林苍祐意气风发，因为他成功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总会长，但在1959年对大选席位的分配与巫统及东姑公开决裂。主要是林苍祐领导马华向联盟提出分配1/3的国席给马华参选，被巫统视为过分的要求。终于在陈修信的介入支持东姑下，林苍祐挨了东姑一记闷棍，失去对马华的主导权。
在不甘受辱下，林苍祐于1959年9月大选过后修函辞总会长职（8月19日投票）。
1961年他干脆脱离马华公会，结束他在马华短暂但却十分有意义的斗争。
（三） 第三阶段（民主联合党）（1961-1968）
从英国回来后，林苍祐决心东山再起，乃在1961年与芙蓉在马华失意但在59年大选得意的陈世英与郭开东合创“民主联合党”（UDP）。这个拔地而起的新政党创立之初，声势不同凡响。因为陈世英通过独立阵线的出击，赢得了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权。
可是由于林苍祐与陈郭的政治理念不同，1963年双方决裂，林苍祐将民主联合党搬回槟城零的开始（因为陈郭是国会议员和拥有芙蓉市议会，不再买账给林苍祐）。
1964年大选林苍祐率其团队向右翼的联盟和左翼的社阵两面开弓，结果民主联合党有1人（即林苍祐）当选国会议员，而另有4名人当选州议员（包括林苍祐在内），成绩差强人意。
但林苍祐不气馁，还是每天喜欢与人讲“政治三国”；尤其喜欢与新闻界的朋友阐述其政治理念。就这样林苍祐的“思明药房”成为政治讲堂。来到1968年，林苍祐又一次再转变。
（四） 第四阶段（民政党）（1968-1990）
1968年是林苍祐成败的一年。这一年他同意与陈志勤等人合组“民政运动党”，简称民政党。
在新党成立后，林苍祐又再一次劝请党员与他一起加入民政党，以让民主联合党“无疾而终”。在林苍祐号召下，民主联合党仝人愿意加入民政党。
1969年的大选，仅成立一年的民政党在林苍祐的领导下，首次打破联盟的不败神话，意味着他在槟城成为执政党。
这一下子林苍祐名正言顺地成为槟城的新岛主。
然而民政党也有严重的内讧。1971年，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联袂秘书长陈志勤要铲除林苍祐。但在林苍祐的反击下，变成陈志勤退出民政自行上路。
林苍祐在“铲除”反对势力后，于1971年成为民政新主席，但他只做10年就把位置让给党代表选择适当的接班人。
1980年的波德申党代表大会给民政一个改头换面的机会。在林敬益主导下，民政党有了一定的蜕变，从地方政党发展成全国性政党，但也反映出民政党已不再是槟州的唯一，马华公会伺机反扑。
1990年林苍祐不幸在州选中落马，成为他永远的伤痛。他最大的遗憾是倒在首席部长座位上而不是光荣退休。因为这一失败也结束了这位政坛不倒翁近50年的政治生涯。
退休之后的林苍祐与民政的关系越来越模糊，到后来他索性不再介入民政党事。他的政治角色基本上在1990年就已停止。回顾过去的历史，林苍祐确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刊登于2010年11月5日《东方日报》
8.11.10
《南大精神》的联想
《南大精神》究竟是什么？虽不是众说纷纭，但也各有不同的诠释。因此直到今天，尚未有共同的字眼来溶合《南大精神》于一炉。
根据网页提供的资料，在2000年于加拿大举行的第7届全球南大校友的联欢会上，基本认同了陈孟皋提出的8点，即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饮水思源、重视感情，崇尚道德、爱国亲民及回馈社会。
我不知道校友是怎样认同以上8点，就我看来，如果这是南大精神的精华的话，那南大精神大过概念化和不具深厚的内涵。因为所提到的8点是最普通的现象。即使不是《南大精神》，也可用其他精神来体现。比如自力更生不用南大精神也可以俯拾皆是；如果重视感情也列为精神之一，那精神太缺乏思维了。还有爱国亲民是每个公民应尽职责，这与南大精神何关？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饮水思源”与“回馈社会”是对人的基本要求，这不用南大精神也是应该拥有的。我的意思是说，这8点虽是包括在南大精神内，但反映不出南大精神的实质意义。
因此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胪列和没有思维的文字的排列来给南大精神定位。也有人提出下列4点来诠述南大精神：办理华教 的精神、爱族抗争的精神、发扬文化的精神及回馈邦国的精神（邓日才）。虽然这比8点来得精简一些，但也同样将南大精神定在概念化的范畴内，因此它不成为南大校友的共同口号和共同理念来演绎南大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现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于2003年7月26日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国际学会和陈嘉庚基金会联办的专题演讲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他试图把他目前掌管的南大理工大学与昔日的南洋大学用《南大精神》贯穿起来。因此他这样说：“如果我们能把南洋大学创校的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精神，在已有强大竞争基础的南洋理工大学培养出来，那对新加坡、对东南亚、对亚洲、对世界都是个好事。
他说：“以2005年为新南洋大学的起点（这一年，被视为南大创校50周年），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把历史的伤口缝上，造福国人。”
为达成这一愿望。徐冠林简化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为只要将陈六使的铜像，移到华裔馆（前南大图书馆）的楼下大堂就可衔接新旧南大了。
其实，新旧南大的断层是人为与政治造成的。两者之间很难二合为一；而且新南大与旧南大的成立背景完全不同，更存在一种对抗性。前者是马新华社的一座文化城堡，后者是新加坡政府关闭南大后，利用原南大校园依教育需求而成立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精神更无法“融会贯通”，也就使到新旧南大的复合，在旧南大校友的思想与感情抵触下，未能顺利挂钩。即使有一部份校友“不计前嫌”，但更多的校友是与新南大缺乏感情与思想的交流，也就无从“认同”新旧南大是一脉相承的。
徐冠林校长的美意也因解不开的情意结而无法在每两年举行的全球南大校友联谊会上得到“肯定”和“共识”。其中所留下的遗憾，也就无法弥补了。
其实，新南大可以建立起自身的“南大精神”，当然也可以从旧南大找到“南大精神”来发挥。这是一种借助来建立校风而不是办学上的承先启后。明乎此则新南大与旧南大的切割是历史的因素，也是政治使然，形成旧南大生永远的伤痛。自然无法为新南大鼓掌和喝采。
或着，南大校友李元谨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及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的诠释《南大精神》可以作为参考。
广狭义的南大精神
我把它分成广义和狭义的解读。从狭义来说，《南大精神》是南大生在在不顺适的日子里，孕育出来的自力更生，勤奋苦干的勇气和毅力。它既忍辱负重，也坚忍不拔和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尤其具有时代感召的叛逆精神，不畏强权和压力而勇往直前。
这种精神可以从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两年一次）看到和感受到。也就是说，南大生离开母校后，在校外延续了南大精神：这种对母校不弃不离的情怀，就多少好像犹太人在失去家国之后，在流浪的日子里仍然坚持民族大义与立国的悲情壮志，直到1948年立国（以色列）。犹太人在这之前的两千年，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民族。
从广义而言，《南大精神》是创造者和南大生共同缔造的精神遗产。体现了华人的优秀品质。因为南大是东南亚最高学府，一所独一无二的海外华文大学。它是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其动土、落成和第一届毕业生都造成轰动；它经历沧桑、最终以悲剧落幕；它是一个神话，是一首悲歌。因此，它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成为新马华人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南大精神》，李元谨，页33，2003）。
从这样看来，《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生的独有遗产，而是所有关心`和支持南大的人的共同精神遗产。任何人都可加以引用而不是只有南大生的“专利品”。
王赓武教授也这样给《南大精神》下注解。他说：“最初的所谓《南大精神》是它如何得到一般华人，新马和以外华人的支持，可以说是一种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表现。这就是南大精神，其体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想到南大精神，我会联想陈嘉庚精神。他办的大学（指厦门大学）到现在还是很有用的。陈六使是继承了陈嘉庚精神，因为有陈嘉庚的榜样，才用那么大的精力建立南大。”（《南大精神》王赓武，页24-26，2003）。
南大精神能移植吗？
本来，《南大精神》是与南洋大学形影不离的。但当1980年南洋大学消失后，南大精神就化作一股灵气，在马新华人社会飘荡，也在南大生的上空盘旋不息。慢慢地有人将《南大精神》升华为一种傲气，希望能够在没有南洋大学底下，将南大精神移植在现代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南洋理工大学希望能承接《南大精神》，因为它是使用南大原址创设的（1981年），而今已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不逊于早年的南洋大学。
即使衔接的不顺利，南洋理工大学在天时地利下，还是将其校庆日移上至南洋大学创办日（1955年）。可见《南大精神》魅力无法挡。当然也只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具备条件“发扬”南大精神，但问题是政府怎样对历史的事件做出调整与改变，怎样对南大的关闭做出交代，让南洋大学的历史地位被端正和将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发展成为具华教传统的大学。当下使用现代化的教学媒介语不是大问题，只要有中华文化的发扬和延续即可，但大问题是此南大能否培育出原南大的内涵和精神吗？
除了新加坡外，在马来西亚，也有华教团体希望通过马来西亚的教育开放，把《南大精神》移植过来。
最先提出这个希望的是于1991年创建的南方学院（南马柔佛）。它与新加坡只是一衣带水，在地理上占尽优势，可是由于两国教育政策的不同和南方学院格局伊始，一切有待完善。即使有心使之成为南大的雏型，也是言之过早的。
同样的，在1998年创建的新纪元学院（中马雪州），因其董教总的背景，也继承了“独大精神”（1982年官司失败后，独大创办无望），但也只是间接上带有南大精神来开辟新的教育天地。基于种种因素。新纪元要成为南大的翻版也是极其不容易的。
来到1999年的韩江学院（北马槟城）的诞生，总算使到具华教背景的学院在南北中马鼎足而立了。而为了传承南大精神，韩江学院也在2004年借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在槟城举行之便，顺在韩江学院举行“南大历史图片展”，用以唤起南大精神。
虽然三院都努力向南大看齐，也希望将南大精神发扬光大，但因有主客观的阻力和困难，南大精神只能长存在华教人士的脑海里。什么时候才出现另一个南洋大学，没有人知道。也许不会再有了，也许又有奇迹出现。让我们再做一个长长的梦吧！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下面的系列文章或能反映出大学之路并不平坦，而希望有第二个南大是难之又难。唯一不死的就是《南大精神》，它永恒地在华社飘扬而不灭。（2010.6．20）
根据网页提供的资料，在2000年于加拿大举行的第7届全球南大校友的联欢会上，基本认同了陈孟皋提出的8点，即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饮水思源、重视感情，崇尚道德、爱国亲民及回馈社会。
我不知道校友是怎样认同以上8点，就我看来，如果这是南大精神的精华的话，那南大精神大过概念化和不具深厚的内涵。因为所提到的8点是最普通的现象。即使不是《南大精神》，也可用其他精神来体现。比如自力更生不用南大精神也可以俯拾皆是；如果重视感情也列为精神之一，那精神太缺乏思维了。还有爱国亲民是每个公民应尽职责，这与南大精神何关？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饮水思源”与“回馈社会”是对人的基本要求，这不用南大精神也是应该拥有的。我的意思是说，这8点虽是包括在南大精神内，但反映不出南大精神的实质意义。
因此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胪列和没有思维的文字的排列来给南大精神定位。也有人提出下列4点来诠述南大精神：办理华教 的精神、爱族抗争的精神、发扬文化的精神及回馈邦国的精神（邓日才）。虽然这比8点来得精简一些，但也同样将南大精神定在概念化的范畴内，因此它不成为南大校友的共同口号和共同理念来演绎南大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现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于2003年7月26日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国际学会和陈嘉庚基金会联办的专题演讲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他试图把他目前掌管的南大理工大学与昔日的南洋大学用《南大精神》贯穿起来。因此他这样说：“如果我们能把南洋大学创校的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精神，在已有强大竞争基础的南洋理工大学培养出来，那对新加坡、对东南亚、对亚洲、对世界都是个好事。
他说：“以2005年为新南洋大学的起点（这一年，被视为南大创校50周年），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把历史的伤口缝上，造福国人。”
为达成这一愿望。徐冠林简化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为只要将陈六使的铜像，移到华裔馆（前南大图书馆）的楼下大堂就可衔接新旧南大了。
其实，新旧南大的断层是人为与政治造成的。两者之间很难二合为一；而且新南大与旧南大的成立背景完全不同，更存在一种对抗性。前者是马新华社的一座文化城堡，后者是新加坡政府关闭南大后，利用原南大校园依教育需求而成立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精神更无法“融会贯通”，也就使到新旧南大的复合，在旧南大校友的思想与感情抵触下，未能顺利挂钩。即使有一部份校友“不计前嫌”，但更多的校友是与新南大缺乏感情与思想的交流，也就无从“认同”新旧南大是一脉相承的。
徐冠林校长的美意也因解不开的情意结而无法在每两年举行的全球南大校友联谊会上得到“肯定”和“共识”。其中所留下的遗憾，也就无法弥补了。
其实，新南大可以建立起自身的“南大精神”，当然也可以从旧南大找到“南大精神”来发挥。这是一种借助来建立校风而不是办学上的承先启后。明乎此则新南大与旧南大的切割是历史的因素，也是政治使然，形成旧南大生永远的伤痛。自然无法为新南大鼓掌和喝采。
或着，南大校友李元谨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及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的诠释《南大精神》可以作为参考。
广狭义的南大精神
我把它分成广义和狭义的解读。从狭义来说，《南大精神》是南大生在在不顺适的日子里，孕育出来的自力更生，勤奋苦干的勇气和毅力。它既忍辱负重，也坚忍不拔和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尤其具有时代感召的叛逆精神，不畏强权和压力而勇往直前。
这种精神可以从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两年一次）看到和感受到。也就是说，南大生离开母校后，在校外延续了南大精神：这种对母校不弃不离的情怀，就多少好像犹太人在失去家国之后，在流浪的日子里仍然坚持民族大义与立国的悲情壮志，直到1948年立国（以色列）。犹太人在这之前的两千年，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民族。
从广义而言，《南大精神》是创造者和南大生共同缔造的精神遗产。体现了华人的优秀品质。因为南大是东南亚最高学府，一所独一无二的海外华文大学。它是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其动土、落成和第一届毕业生都造成轰动；它经历沧桑、最终以悲剧落幕；它是一个神话，是一首悲歌。因此，它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成为新马华人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南大精神》，李元谨，页33，2003）。
从这样看来，《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生的独有遗产，而是所有关心`和支持南大的人的共同精神遗产。任何人都可加以引用而不是只有南大生的“专利品”。
王赓武教授也这样给《南大精神》下注解。他说：“最初的所谓《南大精神》是它如何得到一般华人，新马和以外华人的支持，可以说是一种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表现。这就是南大精神，其体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想到南大精神，我会联想陈嘉庚精神。他办的大学（指厦门大学）到现在还是很有用的。陈六使是继承了陈嘉庚精神，因为有陈嘉庚的榜样，才用那么大的精力建立南大。”（《南大精神》王赓武，页24-26，2003）。
南大精神能移植吗？
本来，《南大精神》是与南洋大学形影不离的。但当1980年南洋大学消失后，南大精神就化作一股灵气，在马新华人社会飘荡，也在南大生的上空盘旋不息。慢慢地有人将《南大精神》升华为一种傲气，希望能够在没有南洋大学底下，将南大精神移植在现代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南洋理工大学希望能承接《南大精神》，因为它是使用南大原址创设的（1981年），而今已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不逊于早年的南洋大学。
即使衔接的不顺利，南洋理工大学在天时地利下，还是将其校庆日移上至南洋大学创办日（1955年）。可见《南大精神》魅力无法挡。当然也只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具备条件“发扬”南大精神，但问题是政府怎样对历史的事件做出调整与改变，怎样对南大的关闭做出交代，让南洋大学的历史地位被端正和将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发展成为具华教传统的大学。当下使用现代化的教学媒介语不是大问题，只要有中华文化的发扬和延续即可，但大问题是此南大能否培育出原南大的内涵和精神吗？
除了新加坡外，在马来西亚，也有华教团体希望通过马来西亚的教育开放，把《南大精神》移植过来。
最先提出这个希望的是于1991年创建的南方学院（南马柔佛）。它与新加坡只是一衣带水，在地理上占尽优势，可是由于两国教育政策的不同和南方学院格局伊始，一切有待完善。即使有心使之成为南大的雏型，也是言之过早的。
同样的，在1998年创建的新纪元学院（中马雪州），因其董教总的背景，也继承了“独大精神”（1982年官司失败后，独大创办无望），但也只是间接上带有南大精神来开辟新的教育天地。基于种种因素。新纪元要成为南大的翻版也是极其不容易的。
来到1999年的韩江学院（北马槟城）的诞生，总算使到具华教背景的学院在南北中马鼎足而立了。而为了传承南大精神，韩江学院也在2004年借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在槟城举行之便，顺在韩江学院举行“南大历史图片展”，用以唤起南大精神。
虽然三院都努力向南大看齐，也希望将南大精神发扬光大，但因有主客观的阻力和困难，南大精神只能长存在华教人士的脑海里。什么时候才出现另一个南洋大学，没有人知道。也许不会再有了，也许又有奇迹出现。让我们再做一个长长的梦吧！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下面的系列文章或能反映出大学之路并不平坦，而希望有第二个南大是难之又难。唯一不死的就是《南大精神》，它永恒地在华社飘扬而不灭。（2010.6．20）
第一篇：陈嘉庚与陈六使
12月13日，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颖到访韩江学院，我领他参观正在举行的“南洋大学历史图片回顾展”。他看到创校人陈六使的照片，问我他和陈嘉庚是什么关系？
我顺着这个问题，把陈嘉庚和陈六使当年分别创办厦门大学和南洋大学的初期情况串连起来，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却有「不期而遇」的相似情况。
陈嘉庚（1874－1961年）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陈六使（1897－1972年）也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两人是同乡，而且陈六使南来前曾在陈嘉庚兴办的集美小学念书，并在1916年来到新加坡。一度在陈嘉庚的公司做工，算是主僱关系。后来自行创业发迹。因此陈嘉庚与陈六使非亲非戚,年纪也相差23岁，但渊源很深；尤其是在兴学办校方面，一前一后，相互映辉。
在1890年已到来新加坡的陈嘉庚，靠橡胶业发迹，业务多元化，跃居为南洋首富之一。1921年斥巨资兴建厦门大学，令人侧目（他也在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后来又于1945年创办《南侨日报》）。较早前，他已在新加坡和集美兴办小学和中学，他的一生与文化教育息息相关）。
在创办厦大时，陈嘉庚没有政见之分，出于学术的考量，有意请汪精卫为校长，后又因故请邓萃英为校长（教育部官员），结果闹得不愉快。最后只好邀请新加坡著名峇峇林文庆医生勉为其难接掌厦大。林文庆那时已是具有名望的学者和有身家的贵族。
林文庆掌夏大
林文庆（1869－1957）崇尚儒学，在厦大时极力推广儒家思想。于1926年邀请已是在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林语堂为厦大文学院院长。基本上两林在思想上并无冲突，甚至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
林语堂（1895-1976）学贯中西，与鲁迅是好友，便于同年请鲁迅来厦大担任文学系教授。虽然鲁迅与林语堂政见不同，但他们的交情不错，以致鲁迅生前并未大动笔杆痛斥林语堂。
鲁迅（1881-1936）是“五四运动”的文化旗手，对儒家一向没有好感，也曾著文打倒孔家店（“狂人日记”是为滥觞），因此来到厦大时对林文庆的提倡儒学不仅没有好感，甚至反感，在厦大呆了三四个月后，便转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劝林语堂一起走，但不果。翌年，因风潮林才辞职转任武汉革命政府外交部。
王赓武著《中国与海外华人》及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及《南侨日报》经理）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这件事，后者并说鲁迅不满林文庆之余，也连带对陈嘉庚的办学精神有误解。他认为如果鲁迅长命的话，肯定会对陈嘉庚另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后来形容陈嘉庚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在50年代初期回中国定居)。
回想1926年陈嘉庚毁家兴学也搞到财力不继，以致林文庆在1926至1935年间到处为厦大筹款。1937年因支撑不住，改由国民政府接管，林文庆也就回到新加坡。直到今天，厦大已是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之一，学生2万余人。
至于陈六使也是靠橡胶业起家累积成巨富。后来接陈嘉庚之棒出任福建会馆会长，继后也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在50年代与陈嘉庚女婿李光前名列两大胶业巨子。
1953年，陈六使登高疾呼创办南洋大学，万山响应，在福建会馆拨地500英亩及个人献捐500万元叻币下，一间华文大学终于在1954年获准成立。
在当时陈六使也和陈嘉庚创厦大时一样不以政治为考量，请来了国际知名学者林语堂为首任校长（林语堂于1936年举家离开中国赴美国定居），后者曾扬言要建立一个“反共的堡垒”。不久由于办学理念与校董会格格不入，陈六使与林语堂终手起了正面的冲突。最后以补偿10万美元给林语堂一家大小走人。
林语堂回美国之后，大骂南大成为“共党的温床”。言语之间，似乎是对本身的离职十分不满，但也埋下了“祸根”。
在这之后，南大起用了曾任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为校长。这位好好先生也与南大生融成一体。
鲁迅成南大导师
虽然60年代起实际上是庄竹林在担任校长，但南大已成为当年学运和文运的核心，更被形容是文化统战的桥头堡。在左派运动风起云涌之下，南大已成为文运的一面鲜明旗帜。因此已于1936年逝世的鲁迅竟然成为南大生的「文化导师」，杂志与著作的出版不乏对鲁迅的推崇与赞扬。鲁迅成了“抵销”林语堂影响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比起庄竹林更有魅力和形象，俨然是“校长的校长”或“南大的大校长”。
陈六使也像后期的陈嘉庚那样，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风浪中。于1963年公民权被吊销，而南大生继续高举鲁迅的旗帜，直到70年代之后才有了转变，不幸的，南大在1980年消失。
由这两校的命运来看厦大和南大是十分强烈对比的：陈嘉庚后期十分风光；陈六使则忍辱负重。虽然两人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命运各有不同。
更为吊诡的是厦大早期的事件与南大早期的际遇竟在不同的时空中碰撞，里头又是涉及林语堂和鲁迅。前者是两个活人在思想上的回异；后者是一个死了的伟人被用来狠狠地反击一个活着的学者，掀起一场激烈的思想与文化斗争。如果当时鲁迅还活者，不知有何感想？（2005.1.1）
我顺着这个问题，把陈嘉庚和陈六使当年分别创办厦门大学和南洋大学的初期情况串连起来，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却有「不期而遇」的相似情况。
陈嘉庚（1874－1961年）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陈六使（1897－1972年）也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两人是同乡，而且陈六使南来前曾在陈嘉庚兴办的集美小学念书，并在1916年来到新加坡。一度在陈嘉庚的公司做工，算是主僱关系。后来自行创业发迹。因此陈嘉庚与陈六使非亲非戚,年纪也相差23岁，但渊源很深；尤其是在兴学办校方面，一前一后，相互映辉。
在1890年已到来新加坡的陈嘉庚，靠橡胶业发迹，业务多元化，跃居为南洋首富之一。1921年斥巨资兴建厦门大学，令人侧目（他也在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后来又于1945年创办《南侨日报》）。较早前，他已在新加坡和集美兴办小学和中学，他的一生与文化教育息息相关）。
在创办厦大时，陈嘉庚没有政见之分，出于学术的考量，有意请汪精卫为校长，后又因故请邓萃英为校长（教育部官员），结果闹得不愉快。最后只好邀请新加坡著名峇峇林文庆医生勉为其难接掌厦大。林文庆那时已是具有名望的学者和有身家的贵族。
林文庆掌夏大
林文庆（1869－1957）崇尚儒学，在厦大时极力推广儒家思想。于1926年邀请已是在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林语堂为厦大文学院院长。基本上两林在思想上并无冲突，甚至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
林语堂（1895-1976）学贯中西，与鲁迅是好友，便于同年请鲁迅来厦大担任文学系教授。虽然鲁迅与林语堂政见不同，但他们的交情不错，以致鲁迅生前并未大动笔杆痛斥林语堂。
鲁迅（1881-1936）是“五四运动”的文化旗手，对儒家一向没有好感，也曾著文打倒孔家店（“狂人日记”是为滥觞），因此来到厦大时对林文庆的提倡儒学不仅没有好感，甚至反感，在厦大呆了三四个月后，便转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劝林语堂一起走，但不果。翌年，因风潮林才辞职转任武汉革命政府外交部。
王赓武著《中国与海外华人》及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及《南侨日报》经理）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这件事，后者并说鲁迅不满林文庆之余，也连带对陈嘉庚的办学精神有误解。他认为如果鲁迅长命的话，肯定会对陈嘉庚另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后来形容陈嘉庚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在50年代初期回中国定居)。
回想1926年陈嘉庚毁家兴学也搞到财力不继，以致林文庆在1926至1935年间到处为厦大筹款。1937年因支撑不住，改由国民政府接管，林文庆也就回到新加坡。直到今天，厦大已是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之一，学生2万余人。
至于陈六使也是靠橡胶业起家累积成巨富。后来接陈嘉庚之棒出任福建会馆会长，继后也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在50年代与陈嘉庚女婿李光前名列两大胶业巨子。
1953年，陈六使登高疾呼创办南洋大学，万山响应，在福建会馆拨地500英亩及个人献捐500万元叻币下，一间华文大学终于在1954年获准成立。
在当时陈六使也和陈嘉庚创厦大时一样不以政治为考量，请来了国际知名学者林语堂为首任校长（林语堂于1936年举家离开中国赴美国定居），后者曾扬言要建立一个“反共的堡垒”。不久由于办学理念与校董会格格不入，陈六使与林语堂终手起了正面的冲突。最后以补偿10万美元给林语堂一家大小走人。
林语堂回美国之后，大骂南大成为“共党的温床”。言语之间，似乎是对本身的离职十分不满，但也埋下了“祸根”。
在这之后，南大起用了曾任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为校长。这位好好先生也与南大生融成一体。
鲁迅成南大导师
虽然60年代起实际上是庄竹林在担任校长，但南大已成为当年学运和文运的核心，更被形容是文化统战的桥头堡。在左派运动风起云涌之下，南大已成为文运的一面鲜明旗帜。因此已于1936年逝世的鲁迅竟然成为南大生的「文化导师」，杂志与著作的出版不乏对鲁迅的推崇与赞扬。鲁迅成了“抵销”林语堂影响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比起庄竹林更有魅力和形象，俨然是“校长的校长”或“南大的大校长”。
陈六使也像后期的陈嘉庚那样，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风浪中。于1963年公民权被吊销，而南大生继续高举鲁迅的旗帜，直到70年代之后才有了转变，不幸的，南大在1980年消失。
由这两校的命运来看厦大和南大是十分强烈对比的：陈嘉庚后期十分风光；陈六使则忍辱负重。虽然两人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命运各有不同。
更为吊诡的是厦大早期的事件与南大早期的际遇竟在不同的时空中碰撞，里头又是涉及林语堂和鲁迅。前者是两个活人在思想上的回异；后者是一个死了的伟人被用来狠狠地反击一个活着的学者，掀起一场激烈的思想与文化斗争。如果当时鲁迅还活者，不知有何感想？（2005.1.1）
第二篇：南大神话的解读
说什么都是枉然的
如果冬已来临
风奔雪飞 自然的
你必然枯萎凋零
但是种子已随风播散
我的爱
你就睡一季黑甜甜的长冬吧
雪溶之后大雁掠空而过
那时再撑开软软的泥土
探出你的头来
－－（南园一梦25年。作者依然）
来自四面八方的南洋大学校友连同眷属共800余人，订于12月10日至12日在槟城聚首一堂，是欢聚或纪念各有说辞。有人说没有了南洋大学，何来联欢？只有纪念和缅怀；另外的说法是南大精神不死，校友团聚话当年，也是一种联欢。
联欢也好，纪念也好，南洋大学曾是一座“文化圣殿”，不但长存在1万2千名南大生的心中，而且已升华成为一种激励民族教育的“不灭的明灯”。人们因此把它形容为“南大精神”。
从“南洋大学”到“南大精神”，是所有南大校友的“荣耀”，或“伤痛”？答桉已在上边所录的一首诗中表露无遗。
是的，当“荣耀”已被掩盖时，伤痛伴随而来。这其中的辛酸历程，已成了一页民族教育的悲壮史诗。
牌坊竖立第一个神话
1955年，南洋大学校门牌坊竖立，意义深长。
1956年，陈六使主持开学仪式，南洋大学展示了它的魅力，在东南亚的区域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华文大学，它创造了第一个神话。无数学子向它飞奔。
1958年，南洋大学校舍举行落成大典，冠盖云集，“南大颂”歌响彻云霄，但也埋下“危机”的伏线。
1959年，新加坡自治，左右派大团结，南大意气风发。
1961年，左右派大分裂，南大首当其中，卷入政治风浪中。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南大生加入左派阵营，与当权派对峙。南大陷入多事之秋，改制，学潮，逮捕与示威连连，民族教育备受折磨。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独立国，南洋大学学制与课程一改再改，校长换了又换。虽然不能安定下来，南大继续肩负起教育使命。
1980年“厄运”临头，南大并入新大，南洋大学不复存在，它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南大生及华社失落在伤痛中，久久不能抚平，抗议书不绝，但已是于事无补。南大不见了，转而自我奋发图强地把它转化成“南大精神”。
南大消失激发第二神话
“南大精神”于是又是第二个神话的篇章，在没有南大存在底下，竟然有南大精神永垂不朽。它已不再是南大生的专利品，而是成为热爱民族教育的人的“精神遗产”。
因此它抗拒了「借腹生子」的“南洋理工大学”。虽是同一个校园，但它被认为没有真正的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的还原。也许有一天它会发现南大精神的可贵，不是形式与名字上的认同，而是精神上与理念上的融合。李光耀已经说话了，他要华文与英文在新加坡齐驱并驾。这就间接地接受“南大精神”是新加坡的“宝遗文化遗产”，更具有实用的经济价值，需要从历史中把它找回来，然后再擦亮。
期待第三个神话到来
巧合得很，南大“寿终”12年一个轮回后，全球的南大校友齐聚加拿大多伦多，于1992年举办了第一届校友联欢会，国际名作家汉素英借此舞台疾呼复办南大，用心良苦，响应不绝，却有心无力，始终归于理想。
虽然如此，全球南大校友如同接力赛，不间断轮值在各地举办校友团聚盛会，从多伦多到砂拉越，印尼、新加坡，吉隆坡、香港、温哥华、沙巴，而今年是第九届轮到槟城举办，又是12年的轮回（适逢校友会创立40周年，但南大创建于1953,1954或1955年？一直有所争议，比较多人认同1955年）。目的无非是要高举“南大精神”，向世人展示南大生“情系南园，胸怀华教”的心永远不变。这种历久不衰的情怀，坚忍不拔的豪情也许有一天又再感动“上帝”，让南大第三个神话在地球上空「起死回生」过来。
时代在变，时局也在变，谁说铁树不能开花？我们有的是时间。虽然南大生会凋谢，但南大精神不会枯萎，它有信心迎接再生的火凤凰。（2004.12.8）
如果冬已来临
风奔雪飞 自然的
你必然枯萎凋零
但是种子已随风播散
我的爱
你就睡一季黑甜甜的长冬吧
雪溶之后大雁掠空而过
那时再撑开软软的泥土
探出你的头来
－－（南园一梦25年。作者依然）
来自四面八方的南洋大学校友连同眷属共800余人，订于12月10日至12日在槟城聚首一堂，是欢聚或纪念各有说辞。有人说没有了南洋大学，何来联欢？只有纪念和缅怀；另外的说法是南大精神不死，校友团聚话当年，也是一种联欢。
联欢也好，纪念也好，南洋大学曾是一座“文化圣殿”，不但长存在1万2千名南大生的心中，而且已升华成为一种激励民族教育的“不灭的明灯”。人们因此把它形容为“南大精神”。
从“南洋大学”到“南大精神”，是所有南大校友的“荣耀”，或“伤痛”？答桉已在上边所录的一首诗中表露无遗。
是的，当“荣耀”已被掩盖时，伤痛伴随而来。这其中的辛酸历程，已成了一页民族教育的悲壮史诗。
牌坊竖立第一个神话
1955年，南洋大学校门牌坊竖立，意义深长。
1956年，陈六使主持开学仪式，南洋大学展示了它的魅力，在东南亚的区域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华文大学，它创造了第一个神话。无数学子向它飞奔。
1958年，南洋大学校舍举行落成大典，冠盖云集，“南大颂”歌响彻云霄，但也埋下“危机”的伏线。
1959年，新加坡自治，左右派大团结，南大意气风发。
1961年，左右派大分裂，南大首当其中，卷入政治风浪中。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南大生加入左派阵营，与当权派对峙。南大陷入多事之秋，改制，学潮，逮捕与示威连连，民族教育备受折磨。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独立国，南洋大学学制与课程一改再改，校长换了又换。虽然不能安定下来，南大继续肩负起教育使命。
1980年“厄运”临头，南大并入新大，南洋大学不复存在，它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南大生及华社失落在伤痛中，久久不能抚平，抗议书不绝，但已是于事无补。南大不见了，转而自我奋发图强地把它转化成“南大精神”。
南大消失激发第二神话
“南大精神”于是又是第二个神话的篇章，在没有南大存在底下，竟然有南大精神永垂不朽。它已不再是南大生的专利品，而是成为热爱民族教育的人的“精神遗产”。
因此它抗拒了「借腹生子」的“南洋理工大学”。虽是同一个校园，但它被认为没有真正的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的还原。也许有一天它会发现南大精神的可贵，不是形式与名字上的认同，而是精神上与理念上的融合。李光耀已经说话了，他要华文与英文在新加坡齐驱并驾。这就间接地接受“南大精神”是新加坡的“宝遗文化遗产”，更具有实用的经济价值，需要从历史中把它找回来，然后再擦亮。
期待第三个神话到来
巧合得很，南大“寿终”12年一个轮回后，全球的南大校友齐聚加拿大多伦多，于1992年举办了第一届校友联欢会，国际名作家汉素英借此舞台疾呼复办南大，用心良苦，响应不绝，却有心无力，始终归于理想。
虽然如此，全球南大校友如同接力赛，不间断轮值在各地举办校友团聚盛会，从多伦多到砂拉越，印尼、新加坡，吉隆坡、香港、温哥华、沙巴，而今年是第九届轮到槟城举办，又是12年的轮回（适逢校友会创立40周年，但南大创建于1953,1954或1955年？一直有所争议，比较多人认同1955年）。目的无非是要高举“南大精神”，向世人展示南大生“情系南园，胸怀华教”的心永远不变。这种历久不衰的情怀，坚忍不拔的豪情也许有一天又再感动“上帝”，让南大第三个神话在地球上空「起死回生」过来。
时代在变，时局也在变，谁说铁树不能开花？我们有的是时间。虽然南大生会凋谢，但南大精神不会枯萎，它有信心迎接再生的火凤凰。（2004.12.8）
第三篇：新旧南大驳接不上
今天来自各地的南洋大学校友与我们在一起回顾南大的诞生与消失，也见证韩江学院在短短的五年内茁壮成长。这里面包含着哀伤与痛苦，也蕴藏着惊讶与庆幸。
痛苦的是，我们的母校——南洋大学自1953年在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下，走过一段十分坎坷的道路。不幸在客观因素下，于1980年并入新加坡大学而成为国立大学，无疾而终，带给万千校友无限的思愁与伤痛。只那么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纪，南大竞走完她苦难的一生，留下的是永远难于忘怀的追忆。
庆幸的是，自90年代以来，在南大精神的感召下，马来西亚的华社冲破种种的困难，在南马、中马及北马分别创立了“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为民族教育再擎起三面大旗。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具有历史和时代意义的“南大精神”。这反映了只要精神不死，就有重燃火花的希望。
韩江学院迎风招展
虽然“韩江学院”的创建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我们凭着“南大精神”放射出来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在马来西亚建立了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的华教体系。“韩江”两个字不仅具有代表潮籍先贤兴学办校的精神，代表唐代大文豪韩愈的“文以载道”的精神，更代表了三间学校的名字。这就是说，1919年创立的韩江小学，1950创立的韩江中学及1999年创立的韩江学院统称为“韩江华文学校”。我们只有一个董事会，在董事长丹斯里陈国平，也是南大校友的统领下，韩江正迎风招展，奋勇前进。感谢华社的支持与爱护，今天的韩江三校已走向正轨，与山河同在，与日月争辉。
我们希望也要求南洋大学校友本着一脉相承的情感，祝福韩江学院快快成长，能在推动民族教育的事业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目前我们有七个科系提供文凭班，相等于达到大学二年级的程度，他们在毕业后通过双联课程 再负笈东西方的大学进入三年级。我们已有超过百名的学生在澳洲、英国、中国、台湾和本地的大学深造。有者已经学成荣归，在不同的行业任职或自行创业。
除此之外，我们与中国南京大学联办的中文系硕士班已经进入第四年。首批硕士生已顺利毕业，荣获南京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而与中国上海大学联办的大众传播系硕士班，也已定在明年正月开课。
此外，在去年成立的“韩江华人文化馆”，又是我们的另一项壮举。虽然规模不大，但我们正在与中国的大学联合办成一个东南亚华人研究中心。这是我们对民族教育文化的承诺，也是我们在努力落实的下一个目标。
南大精神胸怀祖国
今天与槟榔屿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办“南洋大学历史图片回顾展”正是我们的“华人文化馆”肩负起的一项工作，以让校友和社会有兴趣的人士共同缅怀南大的荣耀与伤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正如历史是不容被抹杀和遗忘的。它教育和提醒我们华教之路是不平坦与充满血泪辛酸的。它也激励我们必须要继续发扬“南大精神”，胸怀华教。这是我们大家的民族使命和尚未完成的长征。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与我们相望的新加坡正处在一个变动的年代。虽然在南洋大学被关闭后，又在原址建立起南洋理工学院，进而提升为“南洋理工大学”，但它所制造出来的形象，一直未能与南大精神接轨，也未得到南大校友的祝福，诚是一大憾事。
不久前，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提出将“旧南大”与“新南大”接轨的事是值得我们关注与检视的。他说：“南大明年将盛大庆祝建校50周年。“而他将南大分成三个阶段来演绎，第一期是本来的南洋大学；第二期是南洋理工学院及第三期是南洋理工大学。他准备将这三者融合起来，并希望这50年的办学传统和经验能培养出对母校有归属感，能胸怀祖国，放眼天下，刻苦耐劳又坚忍不拔的南大生。
换句话说，他要用“南大精神”把“旧南大”和“新南大”统成一体。虽然是用心良苦，但“旧南大”与“新南大”仍有一道高难以越逾的鸿沟。这里头牵涉到既复杂又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不清的问题。
从历史而言，“旧南大”是被切断的；“新南大”不是传承的，而是一个全新的实体，两者之间存在的胶著歧见是需要徐冠林教授以大无畏的精神来还原旧南大的实质精神。它不是只诉诸于言语的辞彙即可相接起来，而是需要用心用诚且推心置腹与南大校友取得一定的共识，也唯有让人感受到“新南大”是“旧南大”的“克隆”（复制），让“新南大”具有“旧南大”的实质精神与传统，才能使到新旧南大融成一体，而与此同时开放学额，让更多的马来西亚学生入学，以恢复过去的南大传统。我们的意思是说，与其一厢情愿，不如来个两厢情愿，就不知“新南大”准备在什么样基础上与“旧南大生”来一个真正的大团圆？这是我们对徐校长的期望与回应。
最后再一次感谢全球南大校友给予我们的鼓励与支持，南大精神永垂不朽。
（这是作者代表韩江学院于2004年12月12日在第九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的《南大历史回顾展》开幕礼上讲话）
痛苦的是，我们的母校——南洋大学自1953年在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下，走过一段十分坎坷的道路。不幸在客观因素下，于1980年并入新加坡大学而成为国立大学，无疾而终，带给万千校友无限的思愁与伤痛。只那么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纪，南大竞走完她苦难的一生，留下的是永远难于忘怀的追忆。
庆幸的是，自90年代以来，在南大精神的感召下，马来西亚的华社冲破种种的困难，在南马、中马及北马分别创立了“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为民族教育再擎起三面大旗。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具有历史和时代意义的“南大精神”。这反映了只要精神不死，就有重燃火花的希望。
韩江学院迎风招展
虽然“韩江学院”的创建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我们凭着“南大精神”放射出来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在马来西亚建立了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的华教体系。“韩江”两个字不仅具有代表潮籍先贤兴学办校的精神，代表唐代大文豪韩愈的“文以载道”的精神，更代表了三间学校的名字。这就是说，1919年创立的韩江小学，1950创立的韩江中学及1999年创立的韩江学院统称为“韩江华文学校”。我们只有一个董事会，在董事长丹斯里陈国平，也是南大校友的统领下，韩江正迎风招展，奋勇前进。感谢华社的支持与爱护，今天的韩江三校已走向正轨，与山河同在，与日月争辉。
我们希望也要求南洋大学校友本着一脉相承的情感，祝福韩江学院快快成长，能在推动民族教育的事业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目前我们有七个科系提供文凭班，相等于达到大学二年级的程度，他们在毕业后通过双联课程 再负笈东西方的大学进入三年级。我们已有超过百名的学生在澳洲、英国、中国、台湾和本地的大学深造。有者已经学成荣归，在不同的行业任职或自行创业。
除此之外，我们与中国南京大学联办的中文系硕士班已经进入第四年。首批硕士生已顺利毕业，荣获南京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而与中国上海大学联办的大众传播系硕士班，也已定在明年正月开课。
此外，在去年成立的“韩江华人文化馆”，又是我们的另一项壮举。虽然规模不大，但我们正在与中国的大学联合办成一个东南亚华人研究中心。这是我们对民族教育文化的承诺，也是我们在努力落实的下一个目标。
南大精神胸怀祖国
今天与槟榔屿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办“南洋大学历史图片回顾展”正是我们的“华人文化馆”肩负起的一项工作，以让校友和社会有兴趣的人士共同缅怀南大的荣耀与伤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正如历史是不容被抹杀和遗忘的。它教育和提醒我们华教之路是不平坦与充满血泪辛酸的。它也激励我们必须要继续发扬“南大精神”，胸怀华教。这是我们大家的民族使命和尚未完成的长征。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与我们相望的新加坡正处在一个变动的年代。虽然在南洋大学被关闭后，又在原址建立起南洋理工学院，进而提升为“南洋理工大学”，但它所制造出来的形象，一直未能与南大精神接轨，也未得到南大校友的祝福，诚是一大憾事。
不久前，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提出将“旧南大”与“新南大”接轨的事是值得我们关注与检视的。他说：“南大明年将盛大庆祝建校50周年。“而他将南大分成三个阶段来演绎，第一期是本来的南洋大学；第二期是南洋理工学院及第三期是南洋理工大学。他准备将这三者融合起来，并希望这50年的办学传统和经验能培养出对母校有归属感，能胸怀祖国，放眼天下，刻苦耐劳又坚忍不拔的南大生。
换句话说，他要用“南大精神”把“旧南大”和“新南大”统成一体。虽然是用心良苦，但“旧南大”与“新南大”仍有一道高难以越逾的鸿沟。这里头牵涉到既复杂又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不清的问题。
从历史而言，“旧南大”是被切断的；“新南大”不是传承的，而是一个全新的实体，两者之间存在的胶著歧见是需要徐冠林教授以大无畏的精神来还原旧南大的实质精神。它不是只诉诸于言语的辞彙即可相接起来，而是需要用心用诚且推心置腹与南大校友取得一定的共识，也唯有让人感受到“新南大”是“旧南大”的“克隆”（复制），让“新南大”具有“旧南大”的实质精神与传统，才能使到新旧南大融成一体，而与此同时开放学额，让更多的马来西亚学生入学，以恢复过去的南大传统。我们的意思是说，与其一厢情愿，不如来个两厢情愿，就不知“新南大”准备在什么样基础上与“旧南大生”来一个真正的大团圆？这是我们对徐校长的期望与回应。
最后再一次感谢全球南大校友给予我们的鼓励与支持，南大精神永垂不朽。
（这是作者代表韩江学院于2004年12月12日在第九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的《南大历史回顾展》开幕礼上讲话）
第四篇：“三院合并”与“南大精神”
本来并不想针对“三院合并成大学”的构思发表意见，因为一般意见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主客观条件也未具备。但近来又似乎成为“热门”话题，也就凑一份热闹。
其中一则评论说：泰南勿洞建国际中文大学肯定对马来西亚三间民办学院产生威胁。
又一则评论指说三间学院也正在“拉学生”，弄到“面左左”。如果政府大学在某方面做得已经非常足够，那么民办学院与其硬碰，不如调整（办学方针），做一些政府处理得不好的科系。
再一则评论干脆认为肯定自身地方上的角色才对，合并干啥！
也有记者打电话问我对三院合并的看法，我一时之间也答不上来。
不过，既然评论员都希望听到有份参与者的意见，我不妨把个人的“感受”表达出来，并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共同探讨“三院未来的走向”。
三院扬起南大精神
最早成立的是南马的“南方学院”。它以延续“南大精神”打响了第一炮。
继之，在董教总的倡议下，又于中马创立“新纪元学院”。由于声势不同凡响，它既秉承了“独大精神”又传承了“南大精神”。在地利人和下，掀起了一阵民族教育前景亮丽的浪潮。人人都乐助其成，把它视为一座具有历史使命的“民族圣殿”。
随着新纪元学院成立后，在北马的“韩江学院”也因缘际会在五年前赶上这趟“民办教育”的列车，形成南中北马鼎足而立的局面。我们打出的是“韩江精神”，因为我们要使韩江贯穿小学，中学及大专三校于一校园的新局面，为华教的“完整性”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不辱使命下，我们也算创造了华教的一个“奇迹”。
虽然我们不敢打出“南大精神”这块响亮的招牌，但十分巧合的是从董事长到院长的四名高层人员都是南大出身的。因此我们常自我聊慰的说，我们也有“南大精神”在其中（这四位南大校友是董事长陈国平、名誉院长谢诗坚、院长王云霞及行政主任林成材）。
在草创的初期，我们向南院及新纪元“取经”，我们也向理科大学的教授博士请教，他们间中不乏南大校友，共同组成“筹办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韩江学院终于傲立于北马，也有幸挤入民办学院行列。
三院交流止于学术
前前后后，三院的高层也分别在三院举行了三次的交流会，虽然不敢说已取得具体性的成果，但也有了一定的共识。只是讨论仅止于学术交流，学生交流及图书分享旳层面上，大家都从未提及“合并的大件事”，因为这不是董事会的高层交流会，只是行政高层的联系会议。过后彼此各忙各的，也各做各的，目的当然是把本份做好，希望能为莘莘学子带来光明的前途。
就在这个前提下，南方学院的郑良树教授约于两年前率先提出“三院合并成大学”的建议。反应是“条件未成熟”，于是问题压下了。最近又再次被“炒热”（指媒体方面），且连同泰南的“中文大学”也带进来，似乎是用以“刺激”三院必须加快步伐深思远虑。
我要说的是，民办学院也好，私立（商业性质）的学院也好，都是受制于1996年的教育法令，而且是由高等教育部管辖的。这其中的“严格性与复杂性”就非外人所能理解，甚至连开课收生都有条件，不是“随心所欲的”。
因此三院合并的建议不仅牵扯到各院的办学方针，而且也牵涉到高等教育部的政策。这千头万绪总得有人牵头，也要万山响应才行。
可以这么说，创意是至善也是重大的突破，问题是各院有各院的问题，包括评论员提出的观点，知易行难。不知身为副部长的胡亚桥有何高见？（2004.11.1）
其中一则评论说：泰南勿洞建国际中文大学肯定对马来西亚三间民办学院产生威胁。
又一则评论指说三间学院也正在“拉学生”，弄到“面左左”。如果政府大学在某方面做得已经非常足够，那么民办学院与其硬碰，不如调整（办学方针），做一些政府处理得不好的科系。
再一则评论干脆认为肯定自身地方上的角色才对，合并干啥！
也有记者打电话问我对三院合并的看法，我一时之间也答不上来。
不过，既然评论员都希望听到有份参与者的意见，我不妨把个人的“感受”表达出来，并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共同探讨“三院未来的走向”。
三院扬起南大精神
最早成立的是南马的“南方学院”。它以延续“南大精神”打响了第一炮。
继之，在董教总的倡议下，又于中马创立“新纪元学院”。由于声势不同凡响，它既秉承了“独大精神”又传承了“南大精神”。在地利人和下，掀起了一阵民族教育前景亮丽的浪潮。人人都乐助其成，把它视为一座具有历史使命的“民族圣殿”。
随着新纪元学院成立后，在北马的“韩江学院”也因缘际会在五年前赶上这趟“民办教育”的列车，形成南中北马鼎足而立的局面。我们打出的是“韩江精神”，因为我们要使韩江贯穿小学，中学及大专三校于一校园的新局面，为华教的“完整性”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不辱使命下，我们也算创造了华教的一个“奇迹”。
虽然我们不敢打出“南大精神”这块响亮的招牌，但十分巧合的是从董事长到院长的四名高层人员都是南大出身的。因此我们常自我聊慰的说，我们也有“南大精神”在其中（这四位南大校友是董事长陈国平、名誉院长谢诗坚、院长王云霞及行政主任林成材）。
在草创的初期，我们向南院及新纪元“取经”，我们也向理科大学的教授博士请教，他们间中不乏南大校友，共同组成“筹办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韩江学院终于傲立于北马，也有幸挤入民办学院行列。
三院交流止于学术
前前后后，三院的高层也分别在三院举行了三次的交流会，虽然不敢说已取得具体性的成果，但也有了一定的共识。只是讨论仅止于学术交流，学生交流及图书分享旳层面上，大家都从未提及“合并的大件事”，因为这不是董事会的高层交流会，只是行政高层的联系会议。过后彼此各忙各的，也各做各的，目的当然是把本份做好，希望能为莘莘学子带来光明的前途。
就在这个前提下，南方学院的郑良树教授约于两年前率先提出“三院合并成大学”的建议。反应是“条件未成熟”，于是问题压下了。最近又再次被“炒热”（指媒体方面），且连同泰南的“中文大学”也带进来，似乎是用以“刺激”三院必须加快步伐深思远虑。
我要说的是，民办学院也好，私立（商业性质）的学院也好，都是受制于1996年的教育法令，而且是由高等教育部管辖的。这其中的“严格性与复杂性”就非外人所能理解，甚至连开课收生都有条件，不是“随心所欲的”。
因此三院合并的建议不仅牵扯到各院的办学方针，而且也牵涉到高等教育部的政策。这千头万绪总得有人牵头，也要万山响应才行。
可以这么说，创意是至善也是重大的突破，问题是各院有各院的问题，包括评论员提出的观点，知易行难。不知身为副部长的胡亚桥有何高见？（2004.11.1）
第五篇：三院合作申办大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公元2002年4月14日，南方学院的郑良树提出建议三间民办学院，即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合併成一所联合大学后，得到各方不同的迴响，大多数都表示赞成与支持。可是该如何达成共识，认真探讨合併建议3年以来仍然是“纸上谈兵”，未曾进入实质上的交流。直到今年3月，董教总借“每月论坛”的平台，举行了第一次的较为正式的交流会，这是应南方学院的要求而召开的。
在会议召开前，三院都被要求提呈所面对的挑战和对合併提出初步的想法。而在当日的会议上，有多位教界人士说出心中的话。不过尚未有任何结论，只是启开共同面对挑战的第一步。
于是，在4月24日，董总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以延续上个月的交流会，就三院或“加强协作”或“联合办学”或“三院合併”或“三院共同申办大学”进行可行性的讨论。
董总主席郭全强首先针对“申办大学”事表达这是董教总，也是华社长期以来的愿望，有人因此提出联合申办大学的建议，以圆华社之梦。
接着南方学院及韩院的代表也分别表明立场，支持三院应联合申办大学，不能再无限期的拖拉下去。这对三院的未来发展都是不利的。他们也例举申办大学将给原有的学院带来无数的好处，尤其在面对挑战的年代，合作与团结是民办学院发展的保证。
三院原则同意申办大学
经过约两句钟的讨论后，最终取得突破性的共识。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谈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的名义共同组成一个由董教总牵头的“专案小组”。即三院各派三名代表（其中必须有董事会及校方具代表性的人参加，由各院在两周内提呈名单），连同董教总两名代表，合共11人在下个月专题研究“三院合作申办大学”的事宜，希望在三个月内完成有关的报告书，作为第一阶段的工作。
会议也认为在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后，才进入第二阶段的学术性会议，届时将邀请学有专长者集思广益，提出一份可行性的学术性报告书。
会议注意到华教问题一向来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将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政治管道来实现宏愿。
当有关的新闻见报后，文教工作者肯定会表达自身看法。这相信是“专案小组”所乐见的回应。不论是正面的或负面意见，自然都会被重视。
其实就在三院未正式讨论“合併”前，各院已接到一位热爱华教人士十分用心的提呈一份万言书，题为“从企业观点－－探讨三院合併”，文中详细的例举合併的成功实例和分析各院的特点后，力促三院必须群策群力，尽快拿出成绩来，不能再犹疑不决，而此时合作正合其时。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俯顺时代潮流，也是华社所愿”。
无可否认的，能够升格为大学院校或大学都是三院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努力不懈的目标。但如果各行其是或“单打独博”将是十分费心与耗时的，特别是在激烈的变动的年代。可以这么说，民办的非盈利学院求生存或无问题，但要自行发展或更上一层楼就有一定的主客观的局限。
集中精力争取成功
在明白华社资源筹来不易后，大家也就珍惜守护现有成果的重要性，进而思及如何在不大改变原有的架构下，集中精力和资力将三院通过可行方桉提升成大学地位也是刻不容缓的。
虽然在我国未有模式或先例可供三院对此类的“合作申办大学”作参考，也据知需要得到当局邀请才能提出申请。但“拉曼大学”的成立也不是用“拉曼学院”升格，而是一个全新的大学，又倒回来惠及拉院的学生。因此三院申办大学也可倒回来用新的大学来惠及三院的学生，让他们不必衔接课程到外国考取学位，就可直接在本国完成大学教育。除了可为国家节省一大笔的外汇外，也可以大学的名义与外国知名大学进行交流与合作，会显得更有份量和具平等的地位。
总而言之，功利主义在这个时代还是佔主导地位。不然三院就不会在近两年面对招生的挑战；而要跳出困局的最好途径就是有一间三院共同拥有的大学来照亮三院的未来！（2005.5.1）
公元2002年4月14日，南方学院的郑良树提出建议三间民办学院，即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合併成一所联合大学后，得到各方不同的迴响，大多数都表示赞成与支持。可是该如何达成共识，认真探讨合併建议3年以来仍然是“纸上谈兵”，未曾进入实质上的交流。直到今年3月，董教总借“每月论坛”的平台，举行了第一次的较为正式的交流会，这是应南方学院的要求而召开的。
在会议召开前，三院都被要求提呈所面对的挑战和对合併提出初步的想法。而在当日的会议上，有多位教界人士说出心中的话。不过尚未有任何结论，只是启开共同面对挑战的第一步。
于是，在4月24日，董总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以延续上个月的交流会，就三院或“加强协作”或“联合办学”或“三院合併”或“三院共同申办大学”进行可行性的讨论。
董总主席郭全强首先针对“申办大学”事表达这是董教总，也是华社长期以来的愿望，有人因此提出联合申办大学的建议，以圆华社之梦。
接着南方学院及韩院的代表也分别表明立场，支持三院应联合申办大学，不能再无限期的拖拉下去。这对三院的未来发展都是不利的。他们也例举申办大学将给原有的学院带来无数的好处，尤其在面对挑战的年代，合作与团结是民办学院发展的保证。
三院原则同意申办大学
经过约两句钟的讨论后，最终取得突破性的共识。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谈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的名义共同组成一个由董教总牵头的“专案小组”。即三院各派三名代表（其中必须有董事会及校方具代表性的人参加，由各院在两周内提呈名单），连同董教总两名代表，合共11人在下个月专题研究“三院合作申办大学”的事宜，希望在三个月内完成有关的报告书，作为第一阶段的工作。
会议也认为在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后，才进入第二阶段的学术性会议，届时将邀请学有专长者集思广益，提出一份可行性的学术性报告书。
会议注意到华教问题一向来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将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政治管道来实现宏愿。
当有关的新闻见报后，文教工作者肯定会表达自身看法。这相信是“专案小组”所乐见的回应。不论是正面的或负面意见，自然都会被重视。
其实就在三院未正式讨论“合併”前，各院已接到一位热爱华教人士十分用心的提呈一份万言书，题为“从企业观点－－探讨三院合併”，文中详细的例举合併的成功实例和分析各院的特点后，力促三院必须群策群力，尽快拿出成绩来，不能再犹疑不决，而此时合作正合其时。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俯顺时代潮流，也是华社所愿”。
无可否认的，能够升格为大学院校或大学都是三院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努力不懈的目标。但如果各行其是或“单打独博”将是十分费心与耗时的，特别是在激烈的变动的年代。可以这么说，民办的非盈利学院求生存或无问题，但要自行发展或更上一层楼就有一定的主客观的局限。
集中精力争取成功
在明白华社资源筹来不易后，大家也就珍惜守护现有成果的重要性，进而思及如何在不大改变原有的架构下，集中精力和资力将三院通过可行方桉提升成大学地位也是刻不容缓的。
虽然在我国未有模式或先例可供三院对此类的“合作申办大学”作参考，也据知需要得到当局邀请才能提出申请。但“拉曼大学”的成立也不是用“拉曼学院”升格，而是一个全新的大学，又倒回来惠及拉院的学生。因此三院申办大学也可倒回来用新的大学来惠及三院的学生，让他们不必衔接课程到外国考取学位，就可直接在本国完成大学教育。除了可为国家节省一大笔的外汇外，也可以大学的名义与外国知名大学进行交流与合作，会显得更有份量和具平等的地位。
总而言之，功利主义在这个时代还是佔主导地位。不然三院就不会在近两年面对招生的挑战；而要跳出困局的最好途径就是有一间三院共同拥有的大学来照亮三院的未来！（2005.5.1）
第六篇：三院合作交白卷
以下是三院合作办学的时间演进表：
（一） 1999年12月18日，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及韩江学院三方代表在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举行第一次交流会。
三院同意联办学术活动及学生活动，共同安排外国专家专访或讲学。会议也议决成立联络小组，加强联系，并订每两年举行交流会议。
（二） 2001年6月30日，第二届三院交流会议在南方学院举行。
三方同意图书馆资源共享，联合举办研讨会，进行师资与学生交流等。
（三） 2003年3月22日，第三届三院交流会在韩江学院举行，探讨如何落实师资交流与合作计划；加强对外招生的合作。
三院也同意在参加教育展时相互协调与合作。
会议也希望能推动学生交换计划。
虽然三院先后有三次交流会议，但碍于各种因素，一直停留在讨论阶段而未能落实。因此经三次交流会后，三院基本上停止继续交流。
另一方面，在2002年的4月14日，原马来亚大学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良树大胆建议三院进行合并成一间大学，以结合华社资源办一间出色的大学。消息传开后，各方皆有良好反应，惟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不易短期落实。
董教总于2002年5月4日在董教总教育中心召集三院联席会议，专门针对统考成绩单只显示新纪元学院招贴而忽略南院及韩院名字。会后同意改善，在统考成绩单内提供三院招贴，以示公平。但会议尚未触及三院合并事宜。
2005年4月24日，董总在南方学院的催促下，就郑良树教授（郑教授系现任南方学院的华人族群研究所所长）的建议召开三院联席会议，希望探讨“三院加强合作”、“三院联合办学”、“三院合并”或“三院共同申办大学”等课题。会议同意成立三院专案小组深入研究联办大学的可行性。有关专案小组也由董教总署理主席叶新田担任召集人。
2005年5月15日，在召集人叶新田主持下，三院专案小组举行会议（成员共13人，包括董总两人），议决成立三人小组，即祝家华（召集人）、莫顺宗与王云霞，会议要求此小组于6月15日完成“三院联办大学建议书”草案。
2005年7月1日，在三院联合申办大学专案小组增加两名成员下（即郑良树与潘永强），向小组及三院提呈“如何申请《三远联办大学》建议书”，希望50年圆一个不一样的大学梦（此乃指南大复甦之说，南大创办于1955年，而2005年刚好是50周年）。
原本三院专案小组订在2005年6月19日召开会议后改为7月1日，但因7月份涉及召集人叶新田升任董总主席，其留下的空缺交由杨云贵接任，后因安排会场不易，就没有再开召会议进一步讨论，整个计划似乎“无疾而终”。
2007年初，新纪元宣布将自行申办大学后，韩江学院也于7月17日宣布自行申办大学，终于引发一阵热潮的回应。南方学院较后也作出同样的宣布，它将自行上路。
2008年新纪元及南院分别向高教部申办升格为大学学院，但因条件不足未能如愿以偿。
过后三院都积极地进行内部的改善和调整，以期能符合高教部订下的条件和规章。
总而言之，三院从1999年合作到2009年的10年内，始终无法交出一份合作办学的成绩单，理由是各有苦衷，不是一蹴即成的。
在这方面，三院先后与外国大学联办3+0课程，这无疑为升格创造了条件。但三院中，哪一间能先“抵达终点”，我们不知道。虽然是好事多磨，但相信最终三院都会各有所得，也是可以预期的。
（此文乃根据笔者有限的资料整理而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旨在交待三院交流的一些情况。有望知情者作补充与修正。）（2010.6.22）
（注：南方学院成立于1991年；新纪元学院成立于1998年；韩江学院成立于1999年）
（一） 1999年12月18日，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及韩江学院三方代表在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举行第一次交流会。
三院同意联办学术活动及学生活动，共同安排外国专家专访或讲学。会议也议决成立联络小组，加强联系，并订每两年举行交流会议。
（二） 2001年6月30日，第二届三院交流会议在南方学院举行。
三方同意图书馆资源共享，联合举办研讨会，进行师资与学生交流等。
（三） 2003年3月22日，第三届三院交流会在韩江学院举行，探讨如何落实师资交流与合作计划；加强对外招生的合作。
三院也同意在参加教育展时相互协调与合作。
会议也希望能推动学生交换计划。
虽然三院先后有三次交流会议，但碍于各种因素，一直停留在讨论阶段而未能落实。因此经三次交流会后，三院基本上停止继续交流。
另一方面，在2002年的4月14日，原马来亚大学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良树大胆建议三院进行合并成一间大学，以结合华社资源办一间出色的大学。消息传开后，各方皆有良好反应，惟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不易短期落实。
董教总于2002年5月4日在董教总教育中心召集三院联席会议，专门针对统考成绩单只显示新纪元学院招贴而忽略南院及韩院名字。会后同意改善，在统考成绩单内提供三院招贴，以示公平。但会议尚未触及三院合并事宜。
2005年4月24日，董总在南方学院的催促下，就郑良树教授（郑教授系现任南方学院的华人族群研究所所长）的建议召开三院联席会议，希望探讨“三院加强合作”、“三院联合办学”、“三院合并”或“三院共同申办大学”等课题。会议同意成立三院专案小组深入研究联办大学的可行性。有关专案小组也由董教总署理主席叶新田担任召集人。
2005年5月15日，在召集人叶新田主持下，三院专案小组举行会议（成员共13人，包括董总两人），议决成立三人小组，即祝家华（召集人）、莫顺宗与王云霞，会议要求此小组于6月15日完成“三院联办大学建议书”草案。
2005年7月1日，在三院联合申办大学专案小组增加两名成员下（即郑良树与潘永强），向小组及三院提呈“如何申请《三远联办大学》建议书”，希望50年圆一个不一样的大学梦（此乃指南大复甦之说，南大创办于1955年，而2005年刚好是50周年）。
原本三院专案小组订在2005年6月19日召开会议后改为7月1日，但因7月份涉及召集人叶新田升任董总主席，其留下的空缺交由杨云贵接任，后因安排会场不易，就没有再开召会议进一步讨论，整个计划似乎“无疾而终”。
2007年初，新纪元宣布将自行申办大学后，韩江学院也于7月17日宣布自行申办大学，终于引发一阵热潮的回应。南方学院较后也作出同样的宣布，它将自行上路。
2008年新纪元及南院分别向高教部申办升格为大学学院，但因条件不足未能如愿以偿。
过后三院都积极地进行内部的改善和调整，以期能符合高教部订下的条件和规章。
总而言之，三院从1999年合作到2009年的10年内，始终无法交出一份合作办学的成绩单，理由是各有苦衷，不是一蹴即成的。
在这方面，三院先后与外国大学联办3+0课程，这无疑为升格创造了条件。但三院中，哪一间能先“抵达终点”，我们不知道。虽然是好事多磨，但相信最终三院都会各有所得，也是可以预期的。
（此文乃根据笔者有限的资料整理而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旨在交待三院交流的一些情况。有望知情者作补充与修正。）（2010.6.22）
（注：南方学院成立于1991年；新纪元学院成立于1998年；韩江学院成立于1999年）
附录：从南洋大学到韩江学院——与马来西亚前报人谢诗坚对话
新加坡吴新慧整理
新马自治与独立前的学运
谢诗坚：我就从紧急法令以后谈起吧。那是1948年6月的事。在这之后，新加坡就有一个比较激烈的斗争，而这个斗争同陈嘉庚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角力有关。他那时还没回中国。他创办的《南侨日报》可说是中共的一个间接喉舌。这份报纸在1946年创刊，1950年就被政府封了。那时的《南侨日报》用了很多左派的人士。马来亚在1948年6月宣佈进入紧急状态，而《南侨日报》的社长胡愈之则早两个月（即1948年4月）就回中国，把办报的担子交给洪丝丝先生。他是来自槟城的名报人，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
胡愈之在1947年时跟马共曾经有过论争，就是他不同意他们所走的激进路线。可能有此因素，但更大的因素是他要回中国参加建国，因为中共胜利在望。
在紧急状态之后，英国政府曾要求《南侨日报》的立场跟政府比较接近，共同谴责马共的活动和暴力行为等等。那时陈嘉庚同意谴责暴力，但不愿意谴责马共，所以跟英国政府有了争论。有关的文告经过修饰后，就在《南侨日报》发表。在这之后，人们开始认为这份权威的报纸，即支援中共和一向支援马共的报纸，也已经不再支援马共的暴力活动。那时，英国政府又继续要求《南侨日报》的立场更接近政府，但是基于《南侨日报》有一定方针，它亲左派，反对英国的政策和措施，所以不肯妥协。这么一来，政府就来搜查《南侨日报》。根据当时的编辑马林（林朝宗）不久前（即2003年12月）来到槟城与笔者闲聊时这样说，当时有一批政治部的人到报馆搜查，结果搜出了一份油印的《自由报》，政府就如临大敌，因为那是马共的地下刊物，由方壮璧（在南侨当记者）所编。所以政府认为报馆编辑部的人不是亲共的人就是马共分子，就对所有编辑部的人员下手，不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定罪。后来英国政府觉得倒不如索性把《南侨日报》封了。《南侨日报》宁愿让它封也不愿意跟英国政府妥协，所以就这么样被封了，那是1950年。
50年代的马共在森林里还是有一些势力。不过在公开的阵线上，它们认为已经失去一个很好的舆论地盘。另一方面在50年代初期，通过工运和学运的结合，在1953年借助反黄运动。左派把这个组织再联系起来，称为左派统战。在新加坡，则出现了林清祥作为统战的一个灵魂与领导人物。林清祥是学运和工运的领袖，他也因学潮被学校开除。
在1954年的时候，统一战线就形成了。它的形成是因为左派需要重新建立群衆的组织，以学运和工运带动。所以在1953／54年时，新加坡的学潮特别多，同时还有工潮，学生都可以去慰问罢工工人。1955年时左派的学运也波及马来半岛。槟城在1955年发生学生反对钟灵中学被改制而后引发成一个学潮运动（1956年）。
为什么英国政府要拿锺灵中学来开刀？因为它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学府，而且有一些马共分子是从钟灵中学培育出来的，英国政府因此认为它是马共的温床。这个学潮事件在当时闹得相当大，不过政府也没有妥协，通过改制把学校改了。这是钟灵中学的第一个学潮。接着在1956， 1957年时，在槟城、吡叻、吉隆坡、森美兰和南马一带的中学也陆续有学潮，特别是到1958年时，学潮在各地不间断地蔓延开来。一蔓延开来，政府就採取很多措施，一方面安抚，一方面压制。刚好那时，我们的国家独立不久。学潮闹过一阵后，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相对平静下来。
不过，平静下来并不表示问题不存在。在新加坡，为何它在1950年代兴起了一个壮烈的群衆运动？因为1953年有一个很大的反黄运动，而且那时南洋大学在新加坡醖酿创立。这个学府的创立是华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座标。南大创立时能发动各界，甚至是全马的人给予支援，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群衆运动，不单单是为钱这么简单，而是兴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浪潮。当大学建立以后，新加坡的学运就显得更有力量。所以从1955年南大开课后，新加坡可说是领导马来西亚学运的火车头，我们在这一头就跟着新加坡的方向走。
其实如果你认真研究，整个统一阵线的幕后或有马共的影子。至于参与的人是不是马共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有左的倾向。要知道，在1950年代后，如果你是马共的党员或是武装分子，你没有身份证要出来公开活动就比较麻烦。当时马共也希望民运分子能为他们接济粮食和通风报信，偏偏在1950年后，马来亚政府建立了很多个华人新村，把华人跟马共隔绝，使到很多华人新村无法援助马共的活动。不过马共还是有它本身的管道活动，即通过一种地下进行的活动来联繫。对马共而言，它并不急着吸纳党员，因为它在1950年代也受中囯共产党影响，入党就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而且入党的人要经得起考验。当时那么多群衆，你怎么发动那么多人进党？同时在紧急法令底下，你一进党成为马共就是非法，非法就要坐牢。而如果你不是马共，或者不承认你是他们的一分子，就好象林清祥始终都否认，风险就比较低。
到了1960年代，我们开始比较懂事，也向往进入南洋大学。它除了是我们读书的一个目标以外，也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圣地，就好象回教徒有麦加一样。
那个时候，左派的知识份子或是学生，都认为南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圣地。很多人想到那里读书。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这么做，因为要有经济能力和必须通过有关的考试。
在我们那个年代，南大收的联邦学生是特多的。差不多有一半是新加坡人，另一半是马来西亚人。当时是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比例。例如我在1963年考入南洋大学，我们有一半是马来西亚人，一半是新加坡人。三四十个学生里面是这样分。老实说云南园很漂亮，大学的读书风气也很盛。不过那个时候如果你不捲入它的运动，你不会知道它的左派气氛有多浓。而一旦你捲入这运动，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环节都有左派的影子在你左右。尤其是当你参加学生会的活动或是各种学会的活动时，就会有一个联繫，一个纽带在联繫着每一个环节的活动。我们一进去后，就很快跟新加坡人结成很好的朋友。我们还是把他们当作是马来亚人，因为我们把新加坡包括在马来亚联合邦内。在左派看来，在统战下新马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很自然地把新加坡也概括在内。我们认为去新加坡念书并不是去外国，而是到自己的地方读书。这种概念在当时是很强的。这使我们跟新加坡之间不太分彼此，大家混在一起。1960年代初期，中国虽然还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是南大在1962年以后就开始向左发展，通过很多文化和文娱活动和文学创作带动左的浪潮。这个左的风潮也包括学潮在内，或者说它整个运动是为政治而服务的。我们当时的整个做法是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大家跟着这条路线走。大学内的学生会和学会多是由左派的人领导。
南大成政治斗争焦点
老实说，从60年代起我们在读书时就被统战的思想所灌输，认为你非左即右，要不然你就是中间的。如果你参加右派活动就把你分开出来。在当时，什么《蕉风》，什么学生周报，是不被左派所认同的。在学运里面只有一个方向，没有两个方向的。不能搞另外一种不能被左派认同的东西。所以王赓武报告书（1965年）一出来，我们就反对。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那时说要看王赓武报告书，我们认为作为学生的领袖本来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本报告书，但是却没有。我们被通知在一份备忘录上签名盖印。而这份就是公开反对王赓武报告书的，然后就去示威。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就这么发生了。如果你问我们为什么反对王赓武报告书，那是因为我们被告知，这报告书使南大变质，把华校变成英校。至于报告书里面真正谈什么，我们也无从去研究和了解。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本事。但是在听了他们所说之后，觉得很有道理：怎么可以把一所由那么多华人慷慨捐助建立起来的华文大学，变成英文大学？所以我们的抗拒感非常大，成了一种运动。这么一来，就与政府产生冲突与对峙。
我记得在王赓武报告书发表的前一年，大概是1963或1964年，那时我住在宿舍内，陈瑞献就住在我隔壁。他不参与任何事情的，他是个很静的人，也不跟我们讲话，最多是打打招呼。他有他的世界，我们有我们的活动。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学生楼，活动多得不得了。我记得1964年有个活动，就是让红旗插遍马来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马来西亚的每一个大小城市，我们都插满了红旗。意味着要“解放”整个马来亚半岛。
我们在那个年代，参与了左派的运动，包括文化、教育和政治方面。当时政府（新加坡已加入马来西亚）对南大非常不满。有一次它来捉南大生的时候，是凌晨三点，我们在南大的宿舍睡着，突然灯一亮，看到很多军警，大概三千个拿着枪把学校包围起来，包括学生宿舍。他们要我们开门，一间间搜，一间间捉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捉蓝炽理的时候。就说：“You are wanted”，然后就马上把他拉走了。当时南大很多同学就是这样被扣走了。有的人逃掉，逃不掉的就被捉。
你会感觉到学运在南大的一股力量。
最明显的就是1963年的选举。社阵跟行动党斗，那是南大生捲入最厉害的一年，几乎每一个晚上他们都坐巴士车去竞选、宣传、贴标语和拉票等等，什么都做。所以南大生跟社阵好象都没什么分别的，不能分的。至少我们马来西亚人的感觉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参与。我们在这运动的过程中，感觉南大生和社阵是一起的。你可以想象社阵失败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怎么看待你（这些南大生）。因此将南大改制已是预料中事。通过王赓武不过是一个学术层面，让人们觉得这是学术权威提出来的，没什么好反对。
我自己后来读了王赓武报告书，觉得它没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要强烈反对？读英文并没什么不好。中英文都读不好吗？当年为什么我们却那么激烈反对？就好象毛泽东所说，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这中间就没有了折衷的余地。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左派的运动，在经过统战从1953年建立到1966年的时候，已是达到了高潮。不过在1966年后，尤其是新加坡社阵也走向激进的街头斗争，整个运动到了1969年的五一三后就出现很多震惊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産生不是马共所能预知的，也不是执政党所能预知的。它是个种族冲突的事件，并不含有所谓反共的意识，也不含有所谓民族解放的斗争，而因为是种族利害关係。五一三就这么在吉隆坡发生，马共也感到惊奇与愕然。
就如陈平的回忆录指出，1969年过后，很多人进入森林。他的党员在1969年过后增长一倍。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搞统战，也就是所谓的「议会斗争」已经失去了意义，左派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了。所以包括在新加坡的社阵才有所谓“杯葛大选”的事――他们从1967年就开始酝酿杯葛大选，1968年就成为一个气候，到了1969年就乾脆不参加选举了。你说新加坡的社阵跟马来西亚的社阵有什么分别？除了思想意识有些争议外，其实是一码事。因此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反对马来西亚，为什么到1967年的时候还是那么坚持，到了1969年以后也是持续斗争。
当时有一些南大生出来做建筑工人，他们跑去工会、去工地做什么？因为受到左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为走工农兵服务的那一套，下乡锻练嘛，只要毛泽东说的就对，社会主义就是好的。左派从不分析斗争为什么这么残酷，为什么“百花齐放”后又四处打压。我们没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只知道只要毛泽东宣扬的就支援。所以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高举着毛主席的语录，高举着鲁迅的旗帜，左派都是一窝锋的涌上去。当时出版的刊物，很多都是以鲁迅做封面的，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鲁迅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
马来西亚为何会允许呢？因为鲁迅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是。放毛泽东是不行的。但是放鲁迅，他是文学家，很多战斗的意识形态就藏在其内。新加坡的职工会特刊、新加坡社阵的报纸，全部都是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内。当年新马一带的左派知识界，已经一头栽进去了。
我们之所以有反思和反省是在1976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份子也是后来才惺惺然地认真的思考这样的问题。这就难怪在初期的左派都很抗拒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你知道马来西亚有不少左派的知识份子，他们在1980年代初期看到中国在转变的时候，都是很惊讶的。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理想社会或共産主义社会是一个很纯朴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讲求革命的，比我们先进的社会。但是在看到中国人这么变的时候，他们的理想都成了幻影。整个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思想也就被冲击了。
马来亚跟新加坡一样，左派知识份子为何在文革之前受毛泽东的思想影响那么大？因为他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非常着名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说文学是为政治服务，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除了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其他文学都是不健康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左派运动在1958年时，就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是新马左派学生秘密文件来传达，就是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讲话，成为新马左派学生必读的文章。也就出现很多人跟着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来进行创作。例如当时1958至1960年出现了很多左翼的文学作品，并带有共产意识在内，其无产阶级的色彩非常浓厚。
马大华文学会在1970年代开始，也是被指说是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指导思想来鼓吹文艺，一直到1974年才被政府腰斩。他们为何受到影响？因为1969年的五一三过后，国会民主就因为种族课题而关闭两年，直到1971年才恢复国会的民主，那时马华公会受到很大的挫折。有人说它没有资格代表华人社会，陈修信就为求振作，提出要求华人大团结。于是有人献议说，因有相当大部分的华人是左倾的，为了团结他们在1971年刚好吉隆坡发生水灾，就通过邀请香港的银星艺术团，也就是长城电影公司的石惠、傅奇等这些艺人组织一个团来吉隆坡演出。他们的团就叫“春到人间”，到处表演。
不过，我们的政府挺谨慎，仅允许他们在吉隆坡表演，而表演节目和歌词，可以多少带有无产阶级的意识，但不是很明显。经过那次演出后，他们所撒出的种子就在马来亚大学的华文学会内散发出来。这个马大华文学会跟着“春到人间”表演了“春自人间来”和“春蕾”，并在全马各地演出。其中有一些节目是跟文化大革命有关系的。
此外，他们也出版大学文艺。这个左派刊物随后被压则，学运界的公开性左派阵线就这样消失了。
其实在70年代，马共也出现了内部的斗争。竟然分成三派，彼此互相怀疑，相互倾轧。一派是中央派，一派是马列派，另一派是革命派。三派之间的对峙与倾轧，一直到1985年，马列派及革命派才开始跟泰国政府谈判，慢慢缓和局面。
有个女马共成员曾经自首写过一本书叫《我要活下去》，里头就有揭露一些真实故事。让人很感惊讶。
现在很多资料已经解禁。伟立的研究很好，提出亲共分子，包括林清祥是不是马共，谢太宝是不是马共？他们其实不必成为马共，马共也不需要他们入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如何收集入党的资料和档桉？落在对方手里就不得了。
可以说马共是在后期，也就是在马泰边境建立了根据地后，才有所谓的入党仪式，必须通过考验才能成为共产党员。所以你的研究很有意思。
伟立：但他们是亲共分子对吗？
谢诗坚：他们也许是也可能不是亲共分子。我可以跟你讲个故事。事关赛查哈利，马来前锋报的前总编辑。有一次他到槟城来找我，我就跟他对谈，并谈了三个钟头。我问他怎么会被捉？因为他是《马来前锋报》的，是反殖民的，但不是共产党员。他说他的确不是。马来前锋报原是新加坡已故总统尤索夫创办的。它当年并不走极端，只是有左的思想。赛查哈利做总编辑的时候有参加亚非新闻工作的会议，他是新加坡人。因此当《马来前锋报》在被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接管后，就将之改组并把他给解雇了。赛查哈利因为不是马来亚公民，就被赶回新加坡，永久禁止他入境（1961年），直到最近才被解禁。
赛查哈利回到新加坡后，当时[参与]新加坡的人民党，这个人民党跟波斯达曼（Ahmad Boestaman (1920-1983)）的马来亚人民党是同一码事。他们要赛查哈利领导新加坡的人民党，他反正没什么事情做，而Ahmad Boestaman是他的好朋友。他就答应了而成为主席。但是他对人民党在1959年参加大选时，被马共方壮壁影响选情感到不解。他在最后一刻钟收回对人民党的支援，4名候选人全败耿耿不怀（在这前一年，方壮壁也运用影响力促使工人党的市议员辞职，以向李光耀证明其影响力）。 赛查哈利说他很生气，认为方壮璧怎么可以代表人民党，他说他一直把这个疑团收在心里。
1990年，他说，当马共签署和平条约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的跑到曼谷找陈平，一共见了两次。他质问陈平，怎么可以让方壮璧代表人民党来做出这个新加坡的决策又跟李光耀谈判。陈平说，其实他并没有下达什么指令，因为方壮璧躲到廖内去，而在新加坡的马共联繫系统很差，没有联繫，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只是被授权在新加坡拥有全权的代表。陈平说，如果方壮璧的所作所为对你造成伤害，他愿意道歉。赛查哈利说，共产党搞的玩意儿怎么可以这样。我们的这个左派政党应该受到尊重和被徵询。但是你可以想象在1960年代，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左派的学运就是这么一码事。你不能以为你是领袖就决定一切，因为你不知道谁最有权力？你能做学生领袖可能是因为你表现不错，有成就而被人家推选做领袖，但并不等于你有权做出决策，那根本是两回事。经赛查哈利这么一讲，就使我想起1960年代的事，情况是一样的。他不能怪什么。
周伟立：所以统战的领袖未必主宰整个统战？
谢诗坚：统战的领袖不能主宰统战的路线或决策。你说林清祥能主宰一切吗？
参与学潮的经历
我在1958年时读中一，那时才开始懂事。这是一个风起云涌，国内外情势变化多端的年代。我就读的韩江中学当时发生罢课的学潮。我们就跑到礼堂凑热闹，跟着台上喊叫。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这是年轻人应该争取和表达的东西，是正确的。我们对不合理的事情要反对（事关毕业刊被腰斩的抗议）。
我们一开始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也就是说，你要跟着大哥大姐走，他们告诉你为什么要反对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听了都一知半解，中一学生嘛，怎会知道那么多？
不过，整个罢课的过程是很有秩序的。
后来学校来了警察。对我们学生来说，警察到来必定是很严重的事。我们就问高年级的学长出了什么事。他们说是来捉人，捉学生领袖。
那时就开始知道有所谓学生领袖这样的名词。到了中二，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多了一些，并开始阅读课外书。所谓的课外书多是来自中国，因为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开始阅读有选择性的文章，也由此学会写作，思想上也渐渐受到这些读物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长年累月而成的。就在我们慢慢升上高中时，我们也开始写些理论和批评的文章，针对一本书发表评论等等。
自然而然地我们慢慢建立起一种批判精神，但却偏向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
在学校里，我们也有很多文化活动。上课后就忙着这些活动。韩江中学在当时的左派势力是很大的。因为当1956年锺灵被改制后，学运的中心就转移到韩江中学来。韩江因此在当时成了北马的学运中心。学生有二三千名左右。
不过看回这段历史，我发现凡是在华侨中学发生的事，我们这边也会发生，理由是整个运动是一条线的。新加坡有什么运动，这里也会跟着发生。
那个年代，槟城这个地方特别多事。它跟新加坡可说是连体的。历史显示，在较早期，槟城有很多左派人士出身，尤其是锺灵的学生。马共在1930年成立后，调去新加坡领导的是槟城人，而且是锺灵的学生。不过发展到后期，1950年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新加坡已成了运动的主导，因为他们已经培养了一批人，而我们这边是北马的核心。
刚才说过了，凡是高中毕业的，他们的第一个愿望是进入南洋大学继续修读。它是我们的文化圣地。除了追求学问是一个理想，也因为南大符合了我们的一个更远大目标。我们能去我们理想中的文化圣地“朝圣”是很光荣的事。
为什么我们跟新加坡的朋友能那么融洽共处，就因为大家有很多共同处。例如当年新加坡有很多康乐和文艺表演，我们都去参加，也能够理解。在中学时我们也有同样的表演，它是一脉相承的表演艺术。也因为这样，南大一有学潮，就能带动其他学校，包括马来西亚的也有同样动作。在那时，学运已是以大学为标准。这个中心点就可以领导整个马来西亚的学运。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志愿进入南大。有了这样的理想，大家就会大无畏地去进行各种活动。当时南大学生是义无反顾的，没有考虑到后果，就是一心一意要进行教育文化线上的一种斗争。
不过，它后来也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当我们从原本的一个平和的文化斗争走向政治斗争后，你的人生就得面对严峻的挑战。在那个过程中能不能承受那种煎熬和磨炼，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其时我们参加左派运动是很公开的，也会认为参加南大的学运是合法的。我们被教导运用民主的权利。即使上街示威也是民主权利的表达，并没有引用暴力。但是人家看来就已经是倾向非和平了，尽管我们的理解是这只是一种和平斗争的表态。政府却说我们可通过投票选举表态，为何要上街游行，破坏人家的经济，破坏人家的生活。两边的看法不一致，难免就要引起冲突的。
左派当时的一个直觉是，中国所走的路是没有错的，毛泽东是不会错的，否则就不会有新中国了。社会主义肯定是美好的。因为左派当时被灌输的一个印象是，社会主义在1960年代的斗争，肯定会在1980年代在东南亚实现。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可以从中国吹到东南亚。所以当你被灌输说，20年后你就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子民，你会不向往吗？那种斗志是很高的。最多是牺牲20年，因为这个斗争有一个远大目标。并相信会很快达到目标，左派的人也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斗争理念。
新慧：当时的父母不担心吗？
谢诗坚：那个年代的父母有很多孩子，受的教育也不多，在经济和教育上管不了那么多孩子。孩子有没有回家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很自由，我们经常以考试要温习功课为理由而聚在一起。但事实上，我们是集在一起聊天，过集体生活，当然也有讨论功课。我们也经常在学校的礼堂和舞台上睡觉。整个运动的号召力就是集体生活，而且经常组织野餐、旅行等活动。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郊游和搞文艺活动？因为它培养出来的思想有真实感。有凝聚力。
我们因此看到，在学运中，从华文中学到南洋大学，再从南洋大学到及后的马来亚大学，整个运动就是这样走下去。直到1970年代末期才告一个段落。
昭程：你有机会接触现在的大学生吗？对比之下有什么感想？
谢诗坚：两三年前，我经常接触理科大学的华文学会的学生。时常跟他们对谈。理大华文学会的学生并不认同共産主义或无产阶级。不过他们似乎有一种新左派的思想。他们有社会主义的想法，但不会激进。他们看不惯的东西就会提出，也会有自己的诉求。我觉得他们受新左派的影响特大。对政策有一定的抗拒感，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声。据我所知，这种新的社会主义要求不能有太多限制，也不搞颠覆，而是在现有体制下求变革和改良。理大过去两三年有一批学生是有这种新社会主义的思潮。不过，近年他们已经降温下来了，没有什么要求，因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依我看，华人社会会被要求或引导来对回教化的运动産生一种新的理念。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即存的东西。我们生活在马来人占大多数的社群中，只能要求他们做到能适应每个种族，但不是排斥其他，否则反弹会更大。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除非你要革命，否则你得按照既定的环境去求生存和求变革。今天的中国都已经不叫你革命了，而是改革开放。
我是觉得这个时代，有的变化不在我们掌握之中。有些东西是我们在年轻时，在所处的年代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过些时候，十年、二十年之后，想法会改变的。
往事如烟，回想起事，已是过眼云烟的前层往事，是是非非，由历史来判断。
推动韩江学院和文化馆成立
我读过大学，后来才考到中国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年轻做过报馆。目前从事自己的药业生意，也献身教育工作。韩江小学及韩江中学是我的母校，韩中曾经非常辉煌，有三千多个学生，也曾是左派运动的核心，一时呼风唤雨。但是当我在1994年进入董事会的时候，我的母校已经走下坡，剩下300多个学生。我们一批人进去重振这所学校，前后花了500万元，把这个中学重新搞起来。不过，我们也知道毁掉一所学校三天，建立一所学校非三年十年不成。到了1998年，我们终于看到学校恢复了元气。但是校园这么大，我们就想到要建立一间学院。虽然不容易，但在只要有这个斗志是可以完成建立学院的理想。这方面当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就跟董事长商量。我跟他说，钱由你找，其他方面如学院的构想等等由我来想。我们要办的是一所正规的学院。一年后，我们拿到准证。学院从大众传播系开始，因为我对这方面熟悉，可以培养后进。
董事长丹斯陈国平是南大的，我也是南大的，我们请来的院长王云霞博士也是南大的。所以我们三个南大生连同其他董事校友及社会热心人士一起把这所学院搞起来。要说南大精神，这就是一种体现。
我们起初花了150万重新改造软体建设。初时（2000年）有200个学生，隔年有400个学生，2002年500个，2003年有差不多700个学生。希望每年能突破。学院现在有五个科系。
你们看到的华人文化馆也是我们集体构思出来的。为什么要做呢，三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说我要开一个中文硕士班，他们说怎么开呢？连中文系都没有。我就请他们派一个教授来，帮忙策划一个中文系，做个计划书让我们呈给政府。他就是目前在暨南大学的华文学院当院长的郭熙教授。
后来如愿开了中文系，我们都很开心。中文系第一年有20个学生，我们感到很满意。第二年，我们再跟南京大学联办硕士班。结果有二三十个学生。
2002年的硕士班，也是有廿余人。今年2004年开第三届，有19个研究生。都是南京大学教授负责，并颁发学位。
有了硕士班、有了中文系后，韩江还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文化馆。我们感觉似乎不能传承文化。因为学生毕业后都走了，还怎么发扬中华文化和传承整个华文教育？他们都把学问带走了，留下的只是图书馆的东西。但是图书馆是一个综合的藏书地，不单是给中文系或中华文化的。所以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华人文化馆。但这需要50万元，也需要人才。刚开始的文化馆很小，将来还要不断扩大。
韩江学院的商学系、电脑资讯等及理工程系的教学媒介是英文，中文系是中文的，大衆传播系有20%是中文的。有些科系如果不用英文媒介，就追不上西方大学，难于进行联课程。
但韩院的学生都有中文能力，他们在毕业后也可以去中国或台湾衔接大学第三年的课程。目前我们有近百名毕业生在各国大学深造，其中十五名己在大学毕业，考取学士学位。
我们的中学是独中。韩江中学是北马唯一不改制的学校。但要搞好这个独中，也需要学院来支持。由学院带动独中发展，两个配合起来，效果会相得益彰。
马来西亚是先有南方学院，10多年前成立，后来有新纪元，之后再冒出一所韩江学院，这是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我们整个学院的成立是凭着一种信念和吸收人才而茁壮成长。
办教育给我们的最大感触是，必须放下私心。因为教育的责任是教育下一代，而教育下一代的目的是成人成才。能成才是办教育的人的骄傲。我个人感觉到不搞文化事业，也可以从另一个领域为社会服务。但我们从事教育不是为赚钱，反之还得贴钱出力，因为我们是非盈利的学府。当我们个人觉得经济还可以应对时，投入教育是件大好事。后进不需要感激我们，只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的，记得是韩江学院栽培出来的。这就够了。只问耕耘，不求回报是我们坚持的奉献。
（本文原载2004年4月号的《圆切线》，由《联合早报》的吴新慧整理，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现经谢诗坚修改及补充后成此文，仍具有时代历史意义。特此附识。2010.5.10）
韩院不断精益求精
下面的资料未在《圆切线》出现，因此特将之补充，以使读者更进一步了解韩院一路走来的发展与变化：
配合着中文系本科班及硕士班在2002年的开办，董事会的另一个计划就是在韩江校园内设立一座华人文化馆，以彰显华人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用以发展韩江学院成为研究海外华人的重要基地之一。
在2003年6月29日这座华人文化馆大功告成，举行隆重开幕典礼，恭请时任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主持开幕，应邀主要嘉宾有中国驻马来西亚政务参赞杨玲珠女士，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及澳门科技大学黄枝连教授，一时冠盖云集，象征着华人文化馆凝聚而成一股文化汇流。
整个修建工程总共耗资马币33万元，概由本校署理董事长连承杰独立承担。自此之后，华人文化馆已成为收藏和研究华人历史的地方。
虽然如此，经过七年的展示后，董事会仝人又对文化馆进行翻新，使它成为真正的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展示中心。因此除了扩大面积，使占地超逾一万方尺外，也决定重新布展，用现代科技辅以历史照片将历史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第一，那肯定是当下全马唯一的最集中表述槟城华人奋斗史的学院；间中也不忘表扬潮人及时人兴学办校的伟大精神。
华人文化馆因为有了开头，才有了今日的改进。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是韩江的一盏文化明灯，照亮华人在建国过程中的前进道路。这样一来，文化馆、中文系及硕士班已三位一体构成韩院的另一大特色。
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
2006年，韩江学院又取得另一个突破。我们决定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http://hctvnews.net），除了供学生进行实习外，也通过网路发布电视节目和新闻报导及评论。
在10月28日，我们邀请了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主持开幕礼。其深长的意义是韩院经过7年的打拼，已有能力自设互联网电视台及电子报。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也是不可能的。但在高科技的时代，我们已是掌握了主动权，将传统上属于大集团推动的新闻媒介转成教学的重要部分，这对一向以来依靠“大众传播系”打响名堂的韩江学院来说，有了“电视台新闻中心”之设，无异是如虎添翼的，大大地鼓舞学生的士气，也在招生方面成为具有说服力的品牌。
因为有了电视台之设，我们也先后主持了多场“韩视论坛”开讲，应邀的嘉宾有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林冠英先生、刘镇东、拿汀巴鲁卡周美芬、章瑛、吴秀丽及詹运豪等等。韩视的知名度也因而打开。
就客观而言，在韩院的900名学生中，其中有1/3的数目是就读大众传播系的，他们成了我们最大的生源科系。当然韩院的其他科系也在平均的发展。
迈向大学学院之路
截至今日为止，韩院共有8个科系是获得高教部的MQA（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最高认证。它们是：大众传播系、新闻广播席、工商管理系、电脑资讯系、多媒体设计、会计系、物流管理系及中文系。
所谓获得MQA认证，意味着学生可以凭入学资格向高等教育基金会申请贷学金（PTPTN）。若没有MQA认证的科系，不可以申请PTPTN。职是之故，在2009年，韩院共有109名学生获得PTPTN贷学金，数目有5千到2万不等。总数是150万元，破历年来的纪录（韩院生历年来申请PTPTN（高等教育部贷学金）的数目及款额如下：2008年，40学生，共获贷599，750元。2009年，109学生，共获贷1543，500元。2010年截至3月份，36学生，共获贷578，000元。在下来的日子，此数目会增加）。
除此之外，韩院在2010年也有新的贡献，那就是先后与三间西方大学缔结3+0学士课程在韩院上课。这三间大学是澳洲的南昆斯兰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英国的胡佛汉顿（University of Wolvehampton）及英国帝塞大学（Teeside University）。
有关USQ课程已顺利开课，反应良好。接下来将在商业管理系及多媒体系方面进军。
韩院与西方大学合办3+0学士学位的课程是必要的，因为这是迈向大学院校的必须途径。唯有与外国大学正式联办课程，在累积经验和其他方面符合条件后，韩院才可依据实况提出申办大学院校（University College）。
目前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需要全体上下一心一意，把韩江三校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完整教育体系的学府。这是我们未来的大目标。
我们希望用“南大精神”来打造我们的未来（巧合的是，陈董事长，我及院长王云霞博士都是南大生），也许不是一条可资探索的道路。
（以上补充资料系谢诗坚撰写于20-05-10）
新马自治与独立前的学运
谢诗坚：我就从紧急法令以后谈起吧。那是1948年6月的事。在这之后，新加坡就有一个比较激烈的斗争，而这个斗争同陈嘉庚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角力有关。他那时还没回中国。他创办的《南侨日报》可说是中共的一个间接喉舌。这份报纸在1946年创刊，1950年就被政府封了。那时的《南侨日报》用了很多左派的人士。马来亚在1948年6月宣佈进入紧急状态，而《南侨日报》的社长胡愈之则早两个月（即1948年4月）就回中国，把办报的担子交给洪丝丝先生。他是来自槟城的名报人，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
胡愈之在1947年时跟马共曾经有过论争，就是他不同意他们所走的激进路线。可能有此因素，但更大的因素是他要回中国参加建国，因为中共胜利在望。
在紧急状态之后，英国政府曾要求《南侨日报》的立场跟政府比较接近，共同谴责马共的活动和暴力行为等等。那时陈嘉庚同意谴责暴力，但不愿意谴责马共，所以跟英国政府有了争论。有关的文告经过修饰后，就在《南侨日报》发表。在这之后，人们开始认为这份权威的报纸，即支援中共和一向支援马共的报纸，也已经不再支援马共的暴力活动。那时，英国政府又继续要求《南侨日报》的立场更接近政府，但是基于《南侨日报》有一定方针，它亲左派，反对英国的政策和措施，所以不肯妥协。这么一来，政府就来搜查《南侨日报》。根据当时的编辑马林（林朝宗）不久前（即2003年12月）来到槟城与笔者闲聊时这样说，当时有一批政治部的人到报馆搜查，结果搜出了一份油印的《自由报》，政府就如临大敌，因为那是马共的地下刊物，由方壮璧（在南侨当记者）所编。所以政府认为报馆编辑部的人不是亲共的人就是马共分子，就对所有编辑部的人员下手，不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定罪。后来英国政府觉得倒不如索性把《南侨日报》封了。《南侨日报》宁愿让它封也不愿意跟英国政府妥协，所以就这么样被封了，那是1950年。
50年代的马共在森林里还是有一些势力。不过在公开的阵线上，它们认为已经失去一个很好的舆论地盘。另一方面在50年代初期，通过工运和学运的结合，在1953年借助反黄运动。左派把这个组织再联系起来，称为左派统战。在新加坡，则出现了林清祥作为统战的一个灵魂与领导人物。林清祥是学运和工运的领袖，他也因学潮被学校开除。
在1954年的时候，统一战线就形成了。它的形成是因为左派需要重新建立群衆的组织，以学运和工运带动。所以在1953／54年时，新加坡的学潮特别多，同时还有工潮，学生都可以去慰问罢工工人。1955年时左派的学运也波及马来半岛。槟城在1955年发生学生反对钟灵中学被改制而后引发成一个学潮运动（1956年）。
为什么英国政府要拿锺灵中学来开刀？因为它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学府，而且有一些马共分子是从钟灵中学培育出来的，英国政府因此认为它是马共的温床。这个学潮事件在当时闹得相当大，不过政府也没有妥协，通过改制把学校改了。这是钟灵中学的第一个学潮。接着在1956， 1957年时，在槟城、吡叻、吉隆坡、森美兰和南马一带的中学也陆续有学潮，特别是到1958年时，学潮在各地不间断地蔓延开来。一蔓延开来，政府就採取很多措施，一方面安抚，一方面压制。刚好那时，我们的国家独立不久。学潮闹过一阵后，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相对平静下来。
不过，平静下来并不表示问题不存在。在新加坡，为何它在1950年代兴起了一个壮烈的群衆运动？因为1953年有一个很大的反黄运动，而且那时南洋大学在新加坡醖酿创立。这个学府的创立是华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座标。南大创立时能发动各界，甚至是全马的人给予支援，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群衆运动，不单单是为钱这么简单，而是兴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浪潮。当大学建立以后，新加坡的学运就显得更有力量。所以从1955年南大开课后，新加坡可说是领导马来西亚学运的火车头，我们在这一头就跟着新加坡的方向走。
其实如果你认真研究，整个统一阵线的幕后或有马共的影子。至于参与的人是不是马共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有左的倾向。要知道，在1950年代后，如果你是马共的党员或是武装分子，你没有身份证要出来公开活动就比较麻烦。当时马共也希望民运分子能为他们接济粮食和通风报信，偏偏在1950年后，马来亚政府建立了很多个华人新村，把华人跟马共隔绝，使到很多华人新村无法援助马共的活动。不过马共还是有它本身的管道活动，即通过一种地下进行的活动来联繫。对马共而言，它并不急着吸纳党员，因为它在1950年代也受中囯共产党影响，入党就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而且入党的人要经得起考验。当时那么多群衆，你怎么发动那么多人进党？同时在紧急法令底下，你一进党成为马共就是非法，非法就要坐牢。而如果你不是马共，或者不承认你是他们的一分子，就好象林清祥始终都否认，风险就比较低。
到了1960年代，我们开始比较懂事，也向往进入南洋大学。它除了是我们读书的一个目标以外，也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圣地，就好象回教徒有麦加一样。
那个时候，左派的知识份子或是学生，都认为南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圣地。很多人想到那里读书。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这么做，因为要有经济能力和必须通过有关的考试。
在我们那个年代，南大收的联邦学生是特多的。差不多有一半是新加坡人，另一半是马来西亚人。当时是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比例。例如我在1963年考入南洋大学，我们有一半是马来西亚人，一半是新加坡人。三四十个学生里面是这样分。老实说云南园很漂亮，大学的读书风气也很盛。不过那个时候如果你不捲入它的运动，你不会知道它的左派气氛有多浓。而一旦你捲入这运动，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环节都有左派的影子在你左右。尤其是当你参加学生会的活动或是各种学会的活动时，就会有一个联繫，一个纽带在联繫着每一个环节的活动。我们一进去后，就很快跟新加坡人结成很好的朋友。我们还是把他们当作是马来亚人，因为我们把新加坡包括在马来亚联合邦内。在左派看来，在统战下新马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很自然地把新加坡也概括在内。我们认为去新加坡念书并不是去外国，而是到自己的地方读书。这种概念在当时是很强的。这使我们跟新加坡之间不太分彼此，大家混在一起。1960年代初期，中国虽然还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是南大在1962年以后就开始向左发展，通过很多文化和文娱活动和文学创作带动左的浪潮。这个左的风潮也包括学潮在内，或者说它整个运动是为政治而服务的。我们当时的整个做法是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大家跟着这条路线走。大学内的学生会和学会多是由左派的人领导。
南大成政治斗争焦点
老实说，从60年代起我们在读书时就被统战的思想所灌输，认为你非左即右，要不然你就是中间的。如果你参加右派活动就把你分开出来。在当时，什么《蕉风》，什么学生周报，是不被左派所认同的。在学运里面只有一个方向，没有两个方向的。不能搞另外一种不能被左派认同的东西。所以王赓武报告书（1965年）一出来，我们就反对。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那时说要看王赓武报告书，我们认为作为学生的领袖本来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本报告书，但是却没有。我们被通知在一份备忘录上签名盖印。而这份就是公开反对王赓武报告书的，然后就去示威。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就这么发生了。如果你问我们为什么反对王赓武报告书，那是因为我们被告知，这报告书使南大变质，把华校变成英校。至于报告书里面真正谈什么，我们也无从去研究和了解。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本事。但是在听了他们所说之后，觉得很有道理：怎么可以把一所由那么多华人慷慨捐助建立起来的华文大学，变成英文大学？所以我们的抗拒感非常大，成了一种运动。这么一来，就与政府产生冲突与对峙。
我记得在王赓武报告书发表的前一年，大概是1963或1964年，那时我住在宿舍内，陈瑞献就住在我隔壁。他不参与任何事情的，他是个很静的人，也不跟我们讲话，最多是打打招呼。他有他的世界，我们有我们的活动。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学生楼，活动多得不得了。我记得1964年有个活动，就是让红旗插遍马来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马来西亚的每一个大小城市，我们都插满了红旗。意味着要“解放”整个马来亚半岛。
我们在那个年代，参与了左派的运动，包括文化、教育和政治方面。当时政府（新加坡已加入马来西亚）对南大非常不满。有一次它来捉南大生的时候，是凌晨三点，我们在南大的宿舍睡着，突然灯一亮，看到很多军警，大概三千个拿着枪把学校包围起来，包括学生宿舍。他们要我们开门，一间间搜，一间间捉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捉蓝炽理的时候。就说：“You are wanted”，然后就马上把他拉走了。当时南大很多同学就是这样被扣走了。有的人逃掉，逃不掉的就被捉。
你会感觉到学运在南大的一股力量。
最明显的就是1963年的选举。社阵跟行动党斗，那是南大生捲入最厉害的一年，几乎每一个晚上他们都坐巴士车去竞选、宣传、贴标语和拉票等等，什么都做。所以南大生跟社阵好象都没什么分别的，不能分的。至少我们马来西亚人的感觉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参与。我们在这运动的过程中，感觉南大生和社阵是一起的。你可以想象社阵失败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怎么看待你（这些南大生）。因此将南大改制已是预料中事。通过王赓武不过是一个学术层面，让人们觉得这是学术权威提出来的，没什么好反对。
我自己后来读了王赓武报告书，觉得它没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要强烈反对？读英文并没什么不好。中英文都读不好吗？当年为什么我们却那么激烈反对？就好象毛泽东所说，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这中间就没有了折衷的余地。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左派的运动，在经过统战从1953年建立到1966年的时候，已是达到了高潮。不过在1966年后，尤其是新加坡社阵也走向激进的街头斗争，整个运动到了1969年的五一三后就出现很多震惊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産生不是马共所能预知的，也不是执政党所能预知的。它是个种族冲突的事件，并不含有所谓反共的意识，也不含有所谓民族解放的斗争，而因为是种族利害关係。五一三就这么在吉隆坡发生，马共也感到惊奇与愕然。
就如陈平的回忆录指出，1969年过后，很多人进入森林。他的党员在1969年过后增长一倍。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搞统战，也就是所谓的「议会斗争」已经失去了意义，左派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了。所以包括在新加坡的社阵才有所谓“杯葛大选”的事――他们从1967年就开始酝酿杯葛大选，1968年就成为一个气候，到了1969年就乾脆不参加选举了。你说新加坡的社阵跟马来西亚的社阵有什么分别？除了思想意识有些争议外，其实是一码事。因此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反对马来西亚，为什么到1967年的时候还是那么坚持，到了1969年以后也是持续斗争。
当时有一些南大生出来做建筑工人，他们跑去工会、去工地做什么？因为受到左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为走工农兵服务的那一套，下乡锻练嘛，只要毛泽东说的就对，社会主义就是好的。左派从不分析斗争为什么这么残酷，为什么“百花齐放”后又四处打压。我们没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只知道只要毛泽东宣扬的就支援。所以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高举着毛主席的语录，高举着鲁迅的旗帜，左派都是一窝锋的涌上去。当时出版的刊物，很多都是以鲁迅做封面的，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鲁迅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
马来西亚为何会允许呢？因为鲁迅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是。放毛泽东是不行的。但是放鲁迅，他是文学家，很多战斗的意识形态就藏在其内。新加坡的职工会特刊、新加坡社阵的报纸，全部都是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内。当年新马一带的左派知识界，已经一头栽进去了。
我们之所以有反思和反省是在1976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份子也是后来才惺惺然地认真的思考这样的问题。这就难怪在初期的左派都很抗拒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你知道马来西亚有不少左派的知识份子，他们在1980年代初期看到中国在转变的时候，都是很惊讶的。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理想社会或共産主义社会是一个很纯朴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讲求革命的，比我们先进的社会。但是在看到中国人这么变的时候，他们的理想都成了幻影。整个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思想也就被冲击了。
马来亚跟新加坡一样，左派知识份子为何在文革之前受毛泽东的思想影响那么大？因为他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非常着名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说文学是为政治服务，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除了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其他文学都是不健康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左派运动在1958年时，就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是新马左派学生秘密文件来传达，就是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讲话，成为新马左派学生必读的文章。也就出现很多人跟着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来进行创作。例如当时1958至1960年出现了很多左翼的文学作品，并带有共产意识在内，其无产阶级的色彩非常浓厚。
马大华文学会在1970年代开始，也是被指说是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指导思想来鼓吹文艺，一直到1974年才被政府腰斩。他们为何受到影响？因为1969年的五一三过后，国会民主就因为种族课题而关闭两年，直到1971年才恢复国会的民主，那时马华公会受到很大的挫折。有人说它没有资格代表华人社会，陈修信就为求振作，提出要求华人大团结。于是有人献议说，因有相当大部分的华人是左倾的，为了团结他们在1971年刚好吉隆坡发生水灾，就通过邀请香港的银星艺术团，也就是长城电影公司的石惠、傅奇等这些艺人组织一个团来吉隆坡演出。他们的团就叫“春到人间”，到处表演。
不过，我们的政府挺谨慎，仅允许他们在吉隆坡表演，而表演节目和歌词，可以多少带有无产阶级的意识，但不是很明显。经过那次演出后，他们所撒出的种子就在马来亚大学的华文学会内散发出来。这个马大华文学会跟着“春到人间”表演了“春自人间来”和“春蕾”，并在全马各地演出。其中有一些节目是跟文化大革命有关系的。
此外，他们也出版大学文艺。这个左派刊物随后被压则，学运界的公开性左派阵线就这样消失了。
其实在70年代，马共也出现了内部的斗争。竟然分成三派，彼此互相怀疑，相互倾轧。一派是中央派，一派是马列派，另一派是革命派。三派之间的对峙与倾轧，一直到1985年，马列派及革命派才开始跟泰国政府谈判，慢慢缓和局面。
有个女马共成员曾经自首写过一本书叫《我要活下去》，里头就有揭露一些真实故事。让人很感惊讶。
现在很多资料已经解禁。伟立的研究很好，提出亲共分子，包括林清祥是不是马共，谢太宝是不是马共？他们其实不必成为马共，马共也不需要他们入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如何收集入党的资料和档桉？落在对方手里就不得了。
可以说马共是在后期，也就是在马泰边境建立了根据地后，才有所谓的入党仪式，必须通过考验才能成为共产党员。所以你的研究很有意思。
伟立：但他们是亲共分子对吗？
谢诗坚：他们也许是也可能不是亲共分子。我可以跟你讲个故事。事关赛查哈利，马来前锋报的前总编辑。有一次他到槟城来找我，我就跟他对谈，并谈了三个钟头。我问他怎么会被捉？因为他是《马来前锋报》的，是反殖民的，但不是共产党员。他说他的确不是。马来前锋报原是新加坡已故总统尤索夫创办的。它当年并不走极端，只是有左的思想。赛查哈利做总编辑的时候有参加亚非新闻工作的会议，他是新加坡人。因此当《马来前锋报》在被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接管后，就将之改组并把他给解雇了。赛查哈利因为不是马来亚公民，就被赶回新加坡，永久禁止他入境（1961年），直到最近才被解禁。
赛查哈利回到新加坡后，当时[参与]新加坡的人民党，这个人民党跟波斯达曼（Ahmad Boestaman (1920-1983)）的马来亚人民党是同一码事。他们要赛查哈利领导新加坡的人民党，他反正没什么事情做，而Ahmad Boestaman是他的好朋友。他就答应了而成为主席。但是他对人民党在1959年参加大选时，被马共方壮壁影响选情感到不解。他在最后一刻钟收回对人民党的支援，4名候选人全败耿耿不怀（在这前一年，方壮壁也运用影响力促使工人党的市议员辞职，以向李光耀证明其影响力）。 赛查哈利说他很生气，认为方壮璧怎么可以代表人民党，他说他一直把这个疑团收在心里。
1990年，他说，当马共签署和平条约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的跑到曼谷找陈平，一共见了两次。他质问陈平，怎么可以让方壮璧代表人民党来做出这个新加坡的决策又跟李光耀谈判。陈平说，其实他并没有下达什么指令，因为方壮璧躲到廖内去，而在新加坡的马共联繫系统很差，没有联繫，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只是被授权在新加坡拥有全权的代表。陈平说，如果方壮璧的所作所为对你造成伤害，他愿意道歉。赛查哈利说，共产党搞的玩意儿怎么可以这样。我们的这个左派政党应该受到尊重和被徵询。但是你可以想象在1960年代，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左派的学运就是这么一码事。你不能以为你是领袖就决定一切，因为你不知道谁最有权力？你能做学生领袖可能是因为你表现不错，有成就而被人家推选做领袖，但并不等于你有权做出决策，那根本是两回事。经赛查哈利这么一讲，就使我想起1960年代的事，情况是一样的。他不能怪什么。
周伟立：所以统战的领袖未必主宰整个统战？
谢诗坚：统战的领袖不能主宰统战的路线或决策。你说林清祥能主宰一切吗？
参与学潮的经历
我在1958年时读中一，那时才开始懂事。这是一个风起云涌，国内外情势变化多端的年代。我就读的韩江中学当时发生罢课的学潮。我们就跑到礼堂凑热闹，跟着台上喊叫。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这是年轻人应该争取和表达的东西，是正确的。我们对不合理的事情要反对（事关毕业刊被腰斩的抗议）。
我们一开始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也就是说，你要跟着大哥大姐走，他们告诉你为什么要反对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听了都一知半解，中一学生嘛，怎会知道那么多？
不过，整个罢课的过程是很有秩序的。
后来学校来了警察。对我们学生来说，警察到来必定是很严重的事。我们就问高年级的学长出了什么事。他们说是来捉人，捉学生领袖。
那时就开始知道有所谓学生领袖这样的名词。到了中二，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多了一些，并开始阅读课外书。所谓的课外书多是来自中国，因为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开始阅读有选择性的文章，也由此学会写作，思想上也渐渐受到这些读物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长年累月而成的。就在我们慢慢升上高中时，我们也开始写些理论和批评的文章，针对一本书发表评论等等。
自然而然地我们慢慢建立起一种批判精神，但却偏向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
在学校里，我们也有很多文化活动。上课后就忙着这些活动。韩江中学在当时的左派势力是很大的。因为当1956年锺灵被改制后，学运的中心就转移到韩江中学来。韩江因此在当时成了北马的学运中心。学生有二三千名左右。
不过看回这段历史，我发现凡是在华侨中学发生的事，我们这边也会发生，理由是整个运动是一条线的。新加坡有什么运动，这里也会跟着发生。
那个年代，槟城这个地方特别多事。它跟新加坡可说是连体的。历史显示，在较早期，槟城有很多左派人士出身，尤其是锺灵的学生。马共在1930年成立后，调去新加坡领导的是槟城人，而且是锺灵的学生。不过发展到后期，1950年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新加坡已成了运动的主导，因为他们已经培养了一批人，而我们这边是北马的核心。
刚才说过了，凡是高中毕业的，他们的第一个愿望是进入南洋大学继续修读。它是我们的文化圣地。除了追求学问是一个理想，也因为南大符合了我们的一个更远大目标。我们能去我们理想中的文化圣地“朝圣”是很光荣的事。
为什么我们跟新加坡的朋友能那么融洽共处，就因为大家有很多共同处。例如当年新加坡有很多康乐和文艺表演，我们都去参加，也能够理解。在中学时我们也有同样的表演，它是一脉相承的表演艺术。也因为这样，南大一有学潮，就能带动其他学校，包括马来西亚的也有同样动作。在那时，学运已是以大学为标准。这个中心点就可以领导整个马来西亚的学运。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志愿进入南大。有了这样的理想，大家就会大无畏地去进行各种活动。当时南大学生是义无反顾的，没有考虑到后果，就是一心一意要进行教育文化线上的一种斗争。
不过，它后来也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当我们从原本的一个平和的文化斗争走向政治斗争后，你的人生就得面对严峻的挑战。在那个过程中能不能承受那种煎熬和磨炼，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其时我们参加左派运动是很公开的，也会认为参加南大的学运是合法的。我们被教导运用民主的权利。即使上街示威也是民主权利的表达，并没有引用暴力。但是人家看来就已经是倾向非和平了，尽管我们的理解是这只是一种和平斗争的表态。政府却说我们可通过投票选举表态，为何要上街游行，破坏人家的经济，破坏人家的生活。两边的看法不一致，难免就要引起冲突的。
左派当时的一个直觉是，中国所走的路是没有错的，毛泽东是不会错的，否则就不会有新中国了。社会主义肯定是美好的。因为左派当时被灌输的一个印象是，社会主义在1960年代的斗争，肯定会在1980年代在东南亚实现。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可以从中国吹到东南亚。所以当你被灌输说，20年后你就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子民，你会不向往吗？那种斗志是很高的。最多是牺牲20年，因为这个斗争有一个远大目标。并相信会很快达到目标，左派的人也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斗争理念。
新慧：当时的父母不担心吗？
谢诗坚：那个年代的父母有很多孩子，受的教育也不多，在经济和教育上管不了那么多孩子。孩子有没有回家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很自由，我们经常以考试要温习功课为理由而聚在一起。但事实上，我们是集在一起聊天，过集体生活，当然也有讨论功课。我们也经常在学校的礼堂和舞台上睡觉。整个运动的号召力就是集体生活，而且经常组织野餐、旅行等活动。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郊游和搞文艺活动？因为它培养出来的思想有真实感。有凝聚力。
我们因此看到，在学运中，从华文中学到南洋大学，再从南洋大学到及后的马来亚大学，整个运动就是这样走下去。直到1970年代末期才告一个段落。
昭程：你有机会接触现在的大学生吗？对比之下有什么感想？
谢诗坚：两三年前，我经常接触理科大学的华文学会的学生。时常跟他们对谈。理大华文学会的学生并不认同共産主义或无产阶级。不过他们似乎有一种新左派的思想。他们有社会主义的想法，但不会激进。他们看不惯的东西就会提出，也会有自己的诉求。我觉得他们受新左派的影响特大。对政策有一定的抗拒感，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声。据我所知，这种新的社会主义要求不能有太多限制，也不搞颠覆，而是在现有体制下求变革和改良。理大过去两三年有一批学生是有这种新社会主义的思潮。不过，近年他们已经降温下来了，没有什么要求，因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依我看，华人社会会被要求或引导来对回教化的运动産生一种新的理念。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即存的东西。我们生活在马来人占大多数的社群中，只能要求他们做到能适应每个种族，但不是排斥其他，否则反弹会更大。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除非你要革命，否则你得按照既定的环境去求生存和求变革。今天的中国都已经不叫你革命了，而是改革开放。
我是觉得这个时代，有的变化不在我们掌握之中。有些东西是我们在年轻时，在所处的年代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过些时候，十年、二十年之后，想法会改变的。
往事如烟，回想起事，已是过眼云烟的前层往事，是是非非，由历史来判断。
推动韩江学院和文化馆成立
我读过大学，后来才考到中国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年轻做过报馆。目前从事自己的药业生意，也献身教育工作。韩江小学及韩江中学是我的母校，韩中曾经非常辉煌，有三千多个学生，也曾是左派运动的核心，一时呼风唤雨。但是当我在1994年进入董事会的时候，我的母校已经走下坡，剩下300多个学生。我们一批人进去重振这所学校，前后花了500万元，把这个中学重新搞起来。不过，我们也知道毁掉一所学校三天，建立一所学校非三年十年不成。到了1998年，我们终于看到学校恢复了元气。但是校园这么大，我们就想到要建立一间学院。虽然不容易，但在只要有这个斗志是可以完成建立学院的理想。这方面当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就跟董事长商量。我跟他说，钱由你找，其他方面如学院的构想等等由我来想。我们要办的是一所正规的学院。一年后，我们拿到准证。学院从大众传播系开始，因为我对这方面熟悉，可以培养后进。
董事长丹斯陈国平是南大的，我也是南大的，我们请来的院长王云霞博士也是南大的。所以我们三个南大生连同其他董事校友及社会热心人士一起把这所学院搞起来。要说南大精神，这就是一种体现。
我们起初花了150万重新改造软体建设。初时（2000年）有200个学生，隔年有400个学生，2002年500个，2003年有差不多700个学生。希望每年能突破。学院现在有五个科系。
你们看到的华人文化馆也是我们集体构思出来的。为什么要做呢，三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说我要开一个中文硕士班，他们说怎么开呢？连中文系都没有。我就请他们派一个教授来，帮忙策划一个中文系，做个计划书让我们呈给政府。他就是目前在暨南大学的华文学院当院长的郭熙教授。
后来如愿开了中文系，我们都很开心。中文系第一年有20个学生，我们感到很满意。第二年，我们再跟南京大学联办硕士班。结果有二三十个学生。
2002年的硕士班，也是有廿余人。今年2004年开第三届，有19个研究生。都是南京大学教授负责，并颁发学位。
有了硕士班、有了中文系后，韩江还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文化馆。我们感觉似乎不能传承文化。因为学生毕业后都走了，还怎么发扬中华文化和传承整个华文教育？他们都把学问带走了，留下的只是图书馆的东西。但是图书馆是一个综合的藏书地，不单是给中文系或中华文化的。所以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华人文化馆。但这需要50万元，也需要人才。刚开始的文化馆很小，将来还要不断扩大。
韩江学院的商学系、电脑资讯等及理工程系的教学媒介是英文，中文系是中文的，大衆传播系有20%是中文的。有些科系如果不用英文媒介，就追不上西方大学，难于进行联课程。
但韩院的学生都有中文能力，他们在毕业后也可以去中国或台湾衔接大学第三年的课程。目前我们有近百名毕业生在各国大学深造，其中十五名己在大学毕业，考取学士学位。
我们的中学是独中。韩江中学是北马唯一不改制的学校。但要搞好这个独中，也需要学院来支持。由学院带动独中发展，两个配合起来，效果会相得益彰。
马来西亚是先有南方学院，10多年前成立，后来有新纪元，之后再冒出一所韩江学院，这是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我们整个学院的成立是凭着一种信念和吸收人才而茁壮成长。
办教育给我们的最大感触是，必须放下私心。因为教育的责任是教育下一代，而教育下一代的目的是成人成才。能成才是办教育的人的骄傲。我个人感觉到不搞文化事业，也可以从另一个领域为社会服务。但我们从事教育不是为赚钱，反之还得贴钱出力，因为我们是非盈利的学府。当我们个人觉得经济还可以应对时，投入教育是件大好事。后进不需要感激我们，只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的，记得是韩江学院栽培出来的。这就够了。只问耕耘，不求回报是我们坚持的奉献。
（本文原载2004年4月号的《圆切线》，由《联合早报》的吴新慧整理，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现经谢诗坚修改及补充后成此文，仍具有时代历史意义。特此附识。2010.5.10）
韩院不断精益求精
下面的资料未在《圆切线》出现，因此特将之补充，以使读者更进一步了解韩院一路走来的发展与变化：
配合着中文系本科班及硕士班在2002年的开办，董事会的另一个计划就是在韩江校园内设立一座华人文化馆，以彰显华人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用以发展韩江学院成为研究海外华人的重要基地之一。
在2003年6月29日这座华人文化馆大功告成，举行隆重开幕典礼，恭请时任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主持开幕，应邀主要嘉宾有中国驻马来西亚政务参赞杨玲珠女士，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及澳门科技大学黄枝连教授，一时冠盖云集，象征着华人文化馆凝聚而成一股文化汇流。
整个修建工程总共耗资马币33万元，概由本校署理董事长连承杰独立承担。自此之后，华人文化馆已成为收藏和研究华人历史的地方。
虽然如此，经过七年的展示后，董事会仝人又对文化馆进行翻新，使它成为真正的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展示中心。因此除了扩大面积，使占地超逾一万方尺外，也决定重新布展，用现代科技辅以历史照片将历史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第一，那肯定是当下全马唯一的最集中表述槟城华人奋斗史的学院；间中也不忘表扬潮人及时人兴学办校的伟大精神。
华人文化馆因为有了开头，才有了今日的改进。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是韩江的一盏文化明灯，照亮华人在建国过程中的前进道路。这样一来，文化馆、中文系及硕士班已三位一体构成韩院的另一大特色。
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
2006年，韩江学院又取得另一个突破。我们决定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http://hctvnews.net），除了供学生进行实习外，也通过网路发布电视节目和新闻报导及评论。
在10月28日，我们邀请了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主持开幕礼。其深长的意义是韩院经过7年的打拼，已有能力自设互联网电视台及电子报。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也是不可能的。但在高科技的时代，我们已是掌握了主动权，将传统上属于大集团推动的新闻媒介转成教学的重要部分，这对一向以来依靠“大众传播系”打响名堂的韩江学院来说，有了“电视台新闻中心”之设，无异是如虎添翼的，大大地鼓舞学生的士气，也在招生方面成为具有说服力的品牌。
因为有了电视台之设，我们也先后主持了多场“韩视论坛”开讲，应邀的嘉宾有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林冠英先生、刘镇东、拿汀巴鲁卡周美芬、章瑛、吴秀丽及詹运豪等等。韩视的知名度也因而打开。
就客观而言，在韩院的900名学生中，其中有1/3的数目是就读大众传播系的，他们成了我们最大的生源科系。当然韩院的其他科系也在平均的发展。
迈向大学学院之路
截至今日为止，韩院共有8个科系是获得高教部的MQA（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最高认证。它们是：大众传播系、新闻广播席、工商管理系、电脑资讯系、多媒体设计、会计系、物流管理系及中文系。
所谓获得MQA认证，意味着学生可以凭入学资格向高等教育基金会申请贷学金（PTPTN）。若没有MQA认证的科系，不可以申请PTPTN。职是之故，在2009年，韩院共有109名学生获得PTPTN贷学金，数目有5千到2万不等。总数是150万元，破历年来的纪录（韩院生历年来申请PTPTN（高等教育部贷学金）的数目及款额如下：2008年，40学生，共获贷599，750元。2009年，109学生，共获贷1543，500元。2010年截至3月份，36学生，共获贷578，000元。在下来的日子，此数目会增加）。
除此之外，韩院在2010年也有新的贡献，那就是先后与三间西方大学缔结3+0学士课程在韩院上课。这三间大学是澳洲的南昆斯兰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英国的胡佛汉顿（University of Wolvehampton）及英国帝塞大学（Teeside University）。
有关USQ课程已顺利开课，反应良好。接下来将在商业管理系及多媒体系方面进军。
韩院与西方大学合办3+0学士学位的课程是必要的，因为这是迈向大学院校的必须途径。唯有与外国大学正式联办课程，在累积经验和其他方面符合条件后，韩院才可依据实况提出申办大学院校（University College）。
目前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需要全体上下一心一意，把韩江三校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完整教育体系的学府。这是我们未来的大目标。
我们希望用“南大精神”来打造我们的未来（巧合的是，陈董事长，我及院长王云霞博士都是南大生），也许不是一条可资探索的道路。
（以上补充资料系谢诗坚撰写于20-05-10）
4.11.10
密友谢诗坚：迁移病床 林苍佑日益好转
（槟城31日讯）病床从内部迁移至外部，敦林苍佑的病情稳定之余，更有日益好转的迹象。
《林苍佑评传》作者，也是林苍佑密友的拿督谢诗坚博士向《南洋商报》透露上述好消息，院方转移其病床，显示病情有起色。
谢诗坚说，有关消息来自林苍佑次子林建成。
他说，据他所见，内部及外部两病床附近都有护士柜台，外部护士人数比内部少。这意味着病人已无需阵容庞大的护士看顾。
尽管如此，医生未向林建成说明迁移病床的原因。
周六探望林苍佑的一众国阵领袖陈莲花、廖中莱等人都表示，虽然林苍佑尚未苏醒，但病情尚算稳定。
鹣鲽情深似李光耀夫妇 林苍佑最放不下老伴
晚年频密进出医院的敦林苍佑医生，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与他白头偕老的妻子吴欣燕。
林苍佑在政坛上是处事果断勇敢的“铁汉”，人称“老佛爷”，而对于在乱世中与他同进退多年的太太，却是柔情似水。
《林苍佑评传》作者拿督谢诗坚告诉《南洋商报》，林苍佑频密进出医院后，曾向他透露现在心中最大的牵挂，便是行动不便的太太。
每当林苍佑要到医院“报到”，太太总是吵着要跟随，问题是他要接受治疗，老伴跟去会令大家不便。
妻患老人痴呆症
谢诗坚说，林苍佑一到医院就会住上一段日子，而吴欣燕就风雨不改的要求到医院探望老伴，看不到老伴心里就会慌张。“林苍佑为了安慰太太，常主动要求医生，让他早日回家陪太太。”
谢诗坚透露，尽管两老目前仅靠身体语言沟通，但林苍佑忧心的不外是老伴的病痛。
和林苍佑家人交情匪浅的谢诗坚透露，患上老人痴呆症的吴欣燕，每当家里有客人，一定争坐林苍佑身旁，纵使默默不语也好。
这对老夫妇鹣鲽情深令世人感动，不禁令人连想起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夫妇的情况。
转载自南洋商报 2010/11/01
《林苍佑评传》作者，也是林苍佑密友的拿督谢诗坚博士向《南洋商报》透露上述好消息，院方转移其病床，显示病情有起色。
谢诗坚说，有关消息来自林苍佑次子林建成。
他说，据他所见，内部及外部两病床附近都有护士柜台，外部护士人数比内部少。这意味着病人已无需阵容庞大的护士看顾。
尽管如此，医生未向林建成说明迁移病床的原因。
周六探望林苍佑的一众国阵领袖陈莲花、廖中莱等人都表示，虽然林苍佑尚未苏醒，但病情尚算稳定。
鹣鲽情深似李光耀夫妇 林苍佑最放不下老伴
晚年频密进出医院的敦林苍佑医生，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与他白头偕老的妻子吴欣燕。
林苍佑在政坛上是处事果断勇敢的“铁汉”，人称“老佛爷”，而对于在乱世中与他同进退多年的太太，却是柔情似水。
《林苍佑评传》作者拿督谢诗坚告诉《南洋商报》，林苍佑频密进出医院后，曾向他透露现在心中最大的牵挂，便是行动不便的太太。
每当林苍佑要到医院“报到”，太太总是吵着要跟随，问题是他要接受治疗，老伴跟去会令大家不便。
妻患老人痴呆症
谢诗坚说，林苍佑一到医院就会住上一段日子，而吴欣燕就风雨不改的要求到医院探望老伴，看不到老伴心里就会慌张。“林苍佑为了安慰太太，常主动要求医生，让他早日回家陪太太。”
谢诗坚透露，尽管两老目前仅靠身体语言沟通，但林苍佑忧心的不外是老伴的病痛。
和林苍佑家人交情匪浅的谢诗坚透露，患上老人痴呆症的吴欣燕，每当家里有客人，一定争坐林苍佑身旁，纵使默默不语也好。
这对老夫妇鹣鲽情深令世人感动，不禁令人连想起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夫妇的情况。
转载自南洋商报 2010/11/01
謝詩堅：1946年從日手中接管台灣‧“林蒼祐代表國民黨簽名”
（檳城30日訊）檳州第二任首席部長敦林蒼祐曾經介入大馬和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事件，《林蒼祐評傳》作者拿督謝詩堅博士認為，學術界應該給予林蒼祐在兩國歷史位置的重新定位。
林蒼祐曾經囑咐謝詩堅，暫時不公佈他的一些重要人生經歷，包括他於1946年代表中國國民黨政府簽名，自投降的日本手中接管台灣的歷史事件。
林蒼祐當年是陳誠私人秘書
根據林蒼祐早前口述，日本二戰投降次年，他獲得上司陳誠授權代表國民黨政府簽署接管台灣的文件。
陳誠是國民黨政府抗戰時期的軍政部長，和戰後的國防部參謀總長，過後貴為台灣副總統。當年投入抗戰洪流的熱血華僑林蒼祐，是陳誠的私人秘書兼軍醫。
謝詩堅說，根據目前歷史記錄是蔣介石簽署這份歷史文件，兩岸留存的檔案，可確認林蒼祐在這個重要歷史事件上所扮演的角色，以致還原歷史真相。
抗戰末期在中國4年
林或扮演吃重角色
謝詩堅說，林蒼祐於1944至1947年抗戰末期在中國的經歷，雖然只是短短4年的人生片段，由於際遇特殊，他可能在中國國民黨政府之中佔有吃重的角色。
除了簽名接收台灣，他到底還在中國參與了其他甚麼重要的歷史事件，在林蒼祐傳記卻是一片空白。
謝詩堅說，林蒼祐本來要向他詳述，彌補這片空白，可惜拖延的結果是令人感嘆的遺憾。
以他所知的這段林蒼祐含糊人生片段，尚包括林蒼祐在中國與巴金、郭沫若等文豪的友好交往。
旅英回檳逢日軍暴政
過家門不入直奔重慶
林蒼祐於1938年考獲英女皇維多利亞二世獎學金赴英國深造，1940年法律系畢業後，繼續攻讀愛丁堡大學醫學系獲醫學博士學位。
旅居英國期間，他目睹了德國的希特勒在歐洲發動侵略戰爭。他於1944年學成準備回國，全世界陷入侵略和反侵略戰爭的黑暗之中。
這時他美麗的家園檳城，正在日本蝗軍的殘暴統治之下，激發血氣方剛的他與一批學成歸國的華僑青年，過家門而不入直奔滿目瘡痍的中國，落腳處是大後方重慶。
林蒼祐先在著名的醫學博士林可勝選務所工作，過後擔任軍醫署戰外勤務設計監察委員會醫生。
治好陳誠腸胃病成親信
他對腸胃病有深入的研究，在任陳誠私人醫生時治好後者的腸胃病，加上當時是他親密女友的妻子吳欣燕，和陳誠是世交，他遂成為陳誠的親信。
抗日戰爭勝利並未給中國帶來和平，接踵而來的是激烈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峙。在美國的調停下，國共代表於1945年10月10日在重慶簽署“雙十協定”，可是內戰並未結束。
國共於1946年簽署停戰協定，並設立包括美國代表的3人小組，和軍事調處執行部，過後舉行了包括各黨各派的政治協商會議，產生了以周恩來代表共方，陳誠代表國府，和馬歇爾代表美國的3人小組。
這些抗戰後美國介入的大時代歷史進程，林蒼祐身為陳誠精通英文的親信，相信不能置身事外，以致扮演重要的角色。
醫生護士結亂世兒女情
娶湖北美女吳欣燕回檳
林蒼祐在重慶的人生最大收獲，可能是與湖北美女吳欣燕締結亂世兒女情，最後把美女娶回檳城。
吳欣燕的父親是大地主，擁有棉紗廠。她考進燕京大學，因為戰亂綴學。這名滿腔熱血的千金小組加入紅十字會，譜下一段醫生和護士的美滿姻緣。
當時馬來亞淪陷，林蒼祐與雙親失去聯絡，孤身在陌生的重慶行醫。他是海峽殖民地的峇峇，不諳華文。在英國深造時，他在蕭乾開辦的補習班學習華文，兩人過後成為莫逆之交。
吳欣燕成第二位華文老師
蕭乾的華文補習班教會他生硬的華語。吳欣燕這位紅顏知己，遂成為他的第二位華文老師。
林蒼祐的華語是兩個中國老師教出來的。他擔任檳州首席部長期間鮮少講華語，上台演講還要華文翻譯，人們以為他不會華語，事實上他的華語講得比大馬大多數華裔更字正腔圓。
貢獻不亞於曾永森
“暗中”為馬中穿針引線
馬中邦交有36年歷史，大多數人以為在馬來西亞和中國之間穿針引線的是曾永森，其實林蒼祐對馬中邦交的貢獻，並不下於曾永森。
謝詩堅有一個很妙的比喻，他指曾永森在馬中邦交的貢獻，是有目共睹在明的穿針引線，林蒼祐的貢獻卻是人們看不到的暗渡陳倉。
此話怎講？首先，促使馬中邦交的第二任首相已故敦拉薩，是林蒼祐的好朋友，他能夠在美蘇冷戰時期勇敢的踏出訪問中國的第一步，相信與林蒼祐的獻議脫不了關係。
與敦拉薩關係好
謝詩堅說，林蒼祐與敦拉薩關係很好，林蒼祐以反對黨執政檳州，能夠順利的接管政權，而在五一三種族大暴亂政權仍然屹立不倒，都需要這一層的人事關係。
另一方面，在兩國之間穿針引線也需要人事關係，林蒼祐曾經是中國國共兩方熟悉的人物，故能負起這個歷史重任。
转载自星洲日報‧2010.10.30
林蒼祐曾經囑咐謝詩堅，暫時不公佈他的一些重要人生經歷，包括他於1946年代表中國國民黨政府簽名，自投降的日本手中接管台灣的歷史事件。
林蒼祐當年是陳誠私人秘書
根據林蒼祐早前口述，日本二戰投降次年，他獲得上司陳誠授權代表國民黨政府簽署接管台灣的文件。
陳誠是國民黨政府抗戰時期的軍政部長，和戰後的國防部參謀總長，過後貴為台灣副總統。當年投入抗戰洪流的熱血華僑林蒼祐，是陳誠的私人秘書兼軍醫。
謝詩堅說，根據目前歷史記錄是蔣介石簽署這份歷史文件，兩岸留存的檔案，可確認林蒼祐在這個重要歷史事件上所扮演的角色，以致還原歷史真相。
抗戰末期在中國4年
林或扮演吃重角色
謝詩堅說，林蒼祐於1944至1947年抗戰末期在中國的經歷，雖然只是短短4年的人生片段，由於際遇特殊，他可能在中國國民黨政府之中佔有吃重的角色。
除了簽名接收台灣，他到底還在中國參與了其他甚麼重要的歷史事件，在林蒼祐傳記卻是一片空白。
謝詩堅說，林蒼祐本來要向他詳述，彌補這片空白，可惜拖延的結果是令人感嘆的遺憾。
以他所知的這段林蒼祐含糊人生片段，尚包括林蒼祐在中國與巴金、郭沫若等文豪的友好交往。
旅英回檳逢日軍暴政
過家門不入直奔重慶
林蒼祐於1938年考獲英女皇維多利亞二世獎學金赴英國深造，1940年法律系畢業後，繼續攻讀愛丁堡大學醫學系獲醫學博士學位。
旅居英國期間，他目睹了德國的希特勒在歐洲發動侵略戰爭。他於1944年學成準備回國，全世界陷入侵略和反侵略戰爭的黑暗之中。
這時他美麗的家園檳城，正在日本蝗軍的殘暴統治之下，激發血氣方剛的他與一批學成歸國的華僑青年，過家門而不入直奔滿目瘡痍的中國，落腳處是大後方重慶。
林蒼祐先在著名的醫學博士林可勝選務所工作，過後擔任軍醫署戰外勤務設計監察委員會醫生。
治好陳誠腸胃病成親信
他對腸胃病有深入的研究，在任陳誠私人醫生時治好後者的腸胃病，加上當時是他親密女友的妻子吳欣燕，和陳誠是世交，他遂成為陳誠的親信。
抗日戰爭勝利並未給中國帶來和平，接踵而來的是激烈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峙。在美國的調停下，國共代表於1945年10月10日在重慶簽署“雙十協定”，可是內戰並未結束。
國共於1946年簽署停戰協定，並設立包括美國代表的3人小組，和軍事調處執行部，過後舉行了包括各黨各派的政治協商會議，產生了以周恩來代表共方，陳誠代表國府，和馬歇爾代表美國的3人小組。
這些抗戰後美國介入的大時代歷史進程，林蒼祐身為陳誠精通英文的親信，相信不能置身事外，以致扮演重要的角色。
醫生護士結亂世兒女情
娶湖北美女吳欣燕回檳
林蒼祐在重慶的人生最大收獲，可能是與湖北美女吳欣燕締結亂世兒女情，最後把美女娶回檳城。
吳欣燕的父親是大地主，擁有棉紗廠。她考進燕京大學，因為戰亂綴學。這名滿腔熱血的千金小組加入紅十字會，譜下一段醫生和護士的美滿姻緣。
當時馬來亞淪陷，林蒼祐與雙親失去聯絡，孤身在陌生的重慶行醫。他是海峽殖民地的峇峇，不諳華文。在英國深造時，他在蕭乾開辦的補習班學習華文，兩人過後成為莫逆之交。
吳欣燕成第二位華文老師
蕭乾的華文補習班教會他生硬的華語。吳欣燕這位紅顏知己，遂成為他的第二位華文老師。
林蒼祐的華語是兩個中國老師教出來的。他擔任檳州首席部長期間鮮少講華語，上台演講還要華文翻譯，人們以為他不會華語，事實上他的華語講得比大馬大多數華裔更字正腔圓。
貢獻不亞於曾永森
“暗中”為馬中穿針引線
馬中邦交有36年歷史，大多數人以為在馬來西亞和中國之間穿針引線的是曾永森，其實林蒼祐對馬中邦交的貢獻，並不下於曾永森。
謝詩堅有一個很妙的比喻，他指曾永森在馬中邦交的貢獻，是有目共睹在明的穿針引線，林蒼祐的貢獻卻是人們看不到的暗渡陳倉。
此話怎講？首先，促使馬中邦交的第二任首相已故敦拉薩，是林蒼祐的好朋友，他能夠在美蘇冷戰時期勇敢的踏出訪問中國的第一步，相信與林蒼祐的獻議脫不了關係。
與敦拉薩關係好
謝詩堅說，林蒼祐與敦拉薩關係很好，林蒼祐以反對黨執政檳州，能夠順利的接管政權，而在五一三種族大暴亂政權仍然屹立不倒，都需要這一層的人事關係。
另一方面，在兩國之間穿針引線也需要人事關係，林蒼祐曾經是中國國共兩方熟悉的人物，故能負起這個歷史重任。
转载自星洲日報‧2010.10.30
3.11.10
林苍祐与民政党 （跃马扬鞭）
林苍祐出生在1919年；民政党创办于1968年。换句话说，在林苍祐49岁的时候，他才来一个再转变。
果然这一转变给他带来好运。50岁那年，他当上槟州首席部长，可谓“大器晚成”。
这四个字对林苍祐是别具意义的，因为他在年轻的时代失意多过得意，比如他在1953年首次参加乔治市市议员选举，却告铩羽而归，那一年他是以急进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又如在1959年时，他被马华党内的陈修信派冷落和边缘化。堂堂马华总会长竟不是国席候选人，这种耻辱是林苍祐一生都不能忘怀的。因此他不曾原谅陈修信对他的不敬及忽略华社的利益，坚持马华应分得1/3席的分配额（那时国会共有104席）。
林苍祐的失败也许是因为他“少年得志”。在34岁那年已是急进党魁并首次参加市选举。接着在39岁那年（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意气风发，结果换来的是被排斥的苦果。
这两次的教训让林苍祐明白一个道理：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强出头。因此当1968年陈志勤邀林苍祐合组新党时，他不作出过分的要求，只允应担任党副主席。这是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党的实质的力量是以解散了的民主联合党为班底是毫无质疑的。正因为这样，林苍祐当仁不让担任槟州民政党主席。在林苍祐看来，“大器晚成”较“少年得志”“来得实在。“少年”容易使人冲动而不计后果；“晚成”则意味着成功者知道成功得来不易，会更加的珍惜而少了一份的狂傲。
同时在林苍祐看来，一个人牢牢或太长久控制一个政党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也容易招来不满和反抗，倒不如顺其自然让更多的人参与党的活动。在这方面，林苍祐是做到了。
举例来说，在1971年击败党内的“宫廷政变”（此乃指党魁赛胡申阿都达斯及陈志勤企图推翻林苍祐却事机败露而失手）后，林苍祐感到党缺乏团队精神，且势力单薄，只集中在槟城，因此来一个大突破，把马华的改革派份子招入民政。这些在1973年加入民政的人士包括林敬益、梁棋祥等人。
由于马华在1973年失掉林敬益的大批支持者及1981年又失掉曾永森的一批力量全投入民政，终于有人形容民政党是“小马华”。
不管民政是否是“小马华”或是“民主联合党”的替身，它确然在1969年的大选崛起成为国家政治主流，足以和马华“平起平坐”。而铸造民政的政治地位的人就是林苍祐。他用十年的时间打造民政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党。其中包括“槟州变天”，民政起而执政（69年大选的结局）；协助敦拉萨巧妙和正确地揣测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将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还有在1974年因要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林苍祐也气走了陈修信（在1974年由李三春取而代之）。所有这一切也因为1972年民政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有以致之。换句话说，先从联合政府开头，再到后来巩固民政的执政地位，都是林苍祐一手塑造的。
而他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地在槟州发挥乡村工业化及乡村城市化的策略。因为槟州政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都写在民政的历史上。
从1971年到1980年，林苍祐基本上只控制民政党10年就决意交棒，这又为什么呢？其一是林苍祐认为凭他个人的声望，在槟州政府领军没有敢于挑战，民政绝不会因他卸下党魁就把他从首席部长座位上拉下来；其二林苍祐尝试推行“党政分家”制，那就是由新人管党务，而他仍管政务，这是他一向来的主张。当然这种安排也只有林苍祐有此权威，别人能否萧规曹随，倒是存疑的。
当然在1980年后，林苍祐是退而不休的，他属意的接班人是梁棋祥部长。可是党内（主要指吡叻）基层不同意，就这样经过一番龙争虎斗，结果林敬益胜出。
林敬益的接班并没有给林苍祐带来太大的喜悦；尤其是在1982年的议席分配上，林敬益被指为“牺牲”槟州民政的地位来换取全国各地有代表参加国州选举。这一年民政马华各获分配8席（指槟州议会），使到林苍祐啧有烦言。
但还好林敬益也懂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争取到其他州也有少量的代议士，民政也因而坐大。但在林苍祐看来，槟州政府才是民政的命根子和筹码。如果民政保不住槟州政权，那一切的讨论和争议也变得毫无意义了。
遗憾的是，林苍祐在1990年大选的失败是始料未及的，他不能怪林敬益处理不当，只能怪自己时运不济。也在这一年后，林苍祐对民政的关注也由浓转淡。
但真正使到林苍祐不再过问民政党的事是在1996年后。这一年他力劝陈锦华退下，让位于许子根担任槟州民政主席，以便符合做首席部长的身份。
不过有一个人不服许子根风光无限，他就是吴清德。在1999年的槟州党选，他决心与许子根一较高低，此时林苍祐对这场斗争是保持沉默和置之度外的，所幸林敬益全面协助许子根，才把吴清德顶了回去。说来说去林苍祐与民政党的密切关注是1970年到1980年。如果没有这10年的把关，把民政改头换面，恐怕民政前景不容乐观。
如今，一场308政治海啸，真是让民政党吃不了兜着走。这种失败有人认为也许已缺乏了林苍祐精神，这也是耐人寻味的说法。
无论如何，一个没有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不等于民政可以不要林苍祐。尽管林敬益担任民政老大长达27年，但若与林苍祐比较，林敬益还是排在第二位的，而民政的命运，也取决于民政党人到底记不记得林苍祐不怕失败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在这方面，民政的宝贵资产和真诚也许是它赢取人民的新起点，可是如果不拿林苍祐作为典范的精神领袖，民政又如何重新定位？真是一门大学问。
刊登于2010年11月1日《南洋商报》
果然这一转变给他带来好运。50岁那年，他当上槟州首席部长，可谓“大器晚成”。
这四个字对林苍祐是别具意义的，因为他在年轻的时代失意多过得意，比如他在1953年首次参加乔治市市议员选举，却告铩羽而归，那一年他是以急进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又如在1959年时，他被马华党内的陈修信派冷落和边缘化。堂堂马华总会长竟不是国席候选人，这种耻辱是林苍祐一生都不能忘怀的。因此他不曾原谅陈修信对他的不敬及忽略华社的利益，坚持马华应分得1/3席的分配额（那时国会共有104席）。
林苍祐的失败也许是因为他“少年得志”。在34岁那年已是急进党魁并首次参加市选举。接着在39岁那年（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意气风发，结果换来的是被排斥的苦果。
这两次的教训让林苍祐明白一个道理：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强出头。因此当1968年陈志勤邀林苍祐合组新党时，他不作出过分的要求，只允应担任党副主席。这是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党的实质的力量是以解散了的民主联合党为班底是毫无质疑的。正因为这样，林苍祐当仁不让担任槟州民政党主席。在林苍祐看来，“大器晚成”较“少年得志”“来得实在。“少年”容易使人冲动而不计后果；“晚成”则意味着成功者知道成功得来不易，会更加的珍惜而少了一份的狂傲。
同时在林苍祐看来，一个人牢牢或太长久控制一个政党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也容易招来不满和反抗，倒不如顺其自然让更多的人参与党的活动。在这方面，林苍祐是做到了。
举例来说，在1971年击败党内的“宫廷政变”（此乃指党魁赛胡申阿都达斯及陈志勤企图推翻林苍祐却事机败露而失手）后，林苍祐感到党缺乏团队精神，且势力单薄，只集中在槟城，因此来一个大突破，把马华的改革派份子招入民政。这些在1973年加入民政的人士包括林敬益、梁棋祥等人。
由于马华在1973年失掉林敬益的大批支持者及1981年又失掉曾永森的一批力量全投入民政，终于有人形容民政党是“小马华”。
不管民政是否是“小马华”或是“民主联合党”的替身，它确然在1969年的大选崛起成为国家政治主流，足以和马华“平起平坐”。而铸造民政的政治地位的人就是林苍祐。他用十年的时间打造民政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党。其中包括“槟州变天”，民政起而执政（69年大选的结局）；协助敦拉萨巧妙和正确地揣测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将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还有在1974年因要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林苍祐也气走了陈修信（在1974年由李三春取而代之）。所有这一切也因为1972年民政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有以致之。换句话说，先从联合政府开头，再到后来巩固民政的执政地位，都是林苍祐一手塑造的。
而他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地在槟州发挥乡村工业化及乡村城市化的策略。因为槟州政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都写在民政的历史上。
从1971年到1980年，林苍祐基本上只控制民政党10年就决意交棒，这又为什么呢？其一是林苍祐认为凭他个人的声望，在槟州政府领军没有敢于挑战，民政绝不会因他卸下党魁就把他从首席部长座位上拉下来；其二林苍祐尝试推行“党政分家”制，那就是由新人管党务，而他仍管政务，这是他一向来的主张。当然这种安排也只有林苍祐有此权威，别人能否萧规曹随，倒是存疑的。
当然在1980年后，林苍祐是退而不休的，他属意的接班人是梁棋祥部长。可是党内（主要指吡叻）基层不同意，就这样经过一番龙争虎斗，结果林敬益胜出。
林敬益的接班并没有给林苍祐带来太大的喜悦；尤其是在1982年的议席分配上，林敬益被指为“牺牲”槟州民政的地位来换取全国各地有代表参加国州选举。这一年民政马华各获分配8席（指槟州议会），使到林苍祐啧有烦言。
但还好林敬益也懂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争取到其他州也有少量的代议士，民政也因而坐大。但在林苍祐看来，槟州政府才是民政的命根子和筹码。如果民政保不住槟州政权，那一切的讨论和争议也变得毫无意义了。
遗憾的是，林苍祐在1990年大选的失败是始料未及的，他不能怪林敬益处理不当，只能怪自己时运不济。也在这一年后，林苍祐对民政的关注也由浓转淡。
但真正使到林苍祐不再过问民政党的事是在1996年后。这一年他力劝陈锦华退下，让位于许子根担任槟州民政主席，以便符合做首席部长的身份。
不过有一个人不服许子根风光无限，他就是吴清德。在1999年的槟州党选，他决心与许子根一较高低，此时林苍祐对这场斗争是保持沉默和置之度外的，所幸林敬益全面协助许子根，才把吴清德顶了回去。说来说去林苍祐与民政党的密切关注是1970年到1980年。如果没有这10年的把关，把民政改头换面，恐怕民政前景不容乐观。
如今，一场308政治海啸，真是让民政党吃不了兜着走。这种失败有人认为也许已缺乏了林苍祐精神，这也是耐人寻味的说法。
无论如何，一个没有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不等于民政可以不要林苍祐。尽管林敬益担任民政老大长达27年，但若与林苍祐比较，林敬益还是排在第二位的，而民政的命运，也取决于民政党人到底记不记得林苍祐不怕失败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在这方面，民政的宝贵资产和真诚也许是它赢取人民的新起点，可是如果不拿林苍祐作为典范的精神领袖，民政又如何重新定位？真是一门大学问。
刊登于2010年11月1日《南洋商报》
马六甲王朝沦陷500年 （天下纵横）
如果不是首相纳吉的提醒，几乎忘了明年是马六甲王朝沦陷500周年，而在500年前，马来亚已是西方殖民地的“猎物”及后又转手被其他外国所统治。
故事的起因是这样的：
公元1403年被认定是马来亚历史较为完整的起点，它的创始人是拜里米苏拉，建立了马六甲王朝，地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由于信奉回教，也使到回教进一步传播。
这个王朝与中国明朝有往来。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的故事意味着马中早有交往，只是留下来的华人不多。
由于西方势力的崛起，在1511年时，葡萄牙率军舰攻克马六甲，马六甲王朝也因之消失。
葡萄牙不过是小国寡民，但因出道（武力崛起）比其他西方国家早一些，也就成为第一个敲开马来亚大门的西方国家。
这里有一个吊诡：在1623年，也就是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12年后，他又将权力的鞭子挥进中国的领土澳门，成为第一个闯进中国土地的殖民国家。
葡萄牙就这样成为马六甲的统治者，直到1641年被荷兰打败为止。它给马六甲留下的古迹不多，但炮台、教堂和葡萄牙村倒是它的标记。
虽然退出马六甲，葡萄牙继续占有澳门，直到1999年才归还中国，前后在澳门统治3百余年，真可谓老牌的殖民者。
后来崛起的荷兰势力就远比葡萄牙为大，它不但占有整个印尼，也占有了马六甲。这意味着马六甲海峡已控制在荷兰的手里，不过荷兰并没有真正地开拓和发展马六甲，而是以政治因素霸住印尼，也就在马来亚留下空挡被英国后来追上。
英国是在1763年至1815年间完成其工业革命，跃居成海上霸权国家。于是得以在1786年首先占领槟榔屿，然后继续挺进而成为海上霸主，较之荷兰更具扩张野心。
根据《马来亚华侨史》作者维特巴素博士指出：马来亚的真正移民风潮始于英国东渡之后，也就是在1786年之后。换句话说，是英国大量地引进外来的劳工发展了马来亚和新加坡。
根据巴素博士说，在1641时（这一年是荷兰打败葡萄牙成为马六甲的第二个侵略者）， 马六甲的华人不过三四百名。由此可见，郑和的七下西洋并没有留下很多的华人在马六甲开枝散叶。
英国人是在1824年让出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换取荷兰交出马六甲予英国，结束了荷兰在马六甲的183年统治（1641-1824）。而英国于1826年正式将马六甲、新加坡及槟城组成海峡殖民地。马来亚的政治也因之在英国的操控下向西方靠拢。
不幸的，在1941年杪，日军事主义者又大军南下，吞掉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英军不战而撤，马来亚人民陷入了3年零8个月的苦难，死伤无数。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又被英军重新殖民。
前后算来，从马六甲王朝开始到马来亚的独立（1957年），马来亚经历四个外国统治的阶段，总共历时446年，实在是漫长的岁月。如今马来亚已是马来西亚，版图进一步扩大，转眼之间又是来到2010年。如果根据历史年代来算，在明年（即2011年），真是马六甲王朝沦陷500周年。
既然政府已经宣布马六甲成为先进州，我们不知道明年政府会用什么形式来纪念这一个日子？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标志，也是西方国家殖民化马来亚的开端，我们都是在东西方文明冲击下成长的新一代人。若能正确与客观地回顾历史，而温故知新，不啻是一个很好的教育题材。
刊登于2010年11月1日《号外周报》第503期
故事的起因是这样的：
公元1403年被认定是马来亚历史较为完整的起点，它的创始人是拜里米苏拉，建立了马六甲王朝，地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由于信奉回教，也使到回教进一步传播。
这个王朝与中国明朝有往来。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的故事意味着马中早有交往，只是留下来的华人不多。
由于西方势力的崛起，在1511年时，葡萄牙率军舰攻克马六甲，马六甲王朝也因之消失。
葡萄牙不过是小国寡民，但因出道（武力崛起）比其他西方国家早一些，也就成为第一个敲开马来亚大门的西方国家。
这里有一个吊诡：在1623年，也就是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12年后，他又将权力的鞭子挥进中国的领土澳门，成为第一个闯进中国土地的殖民国家。
葡萄牙就这样成为马六甲的统治者，直到1641年被荷兰打败为止。它给马六甲留下的古迹不多，但炮台、教堂和葡萄牙村倒是它的标记。
虽然退出马六甲，葡萄牙继续占有澳门，直到1999年才归还中国，前后在澳门统治3百余年，真可谓老牌的殖民者。
后来崛起的荷兰势力就远比葡萄牙为大，它不但占有整个印尼，也占有了马六甲。这意味着马六甲海峡已控制在荷兰的手里，不过荷兰并没有真正地开拓和发展马六甲，而是以政治因素霸住印尼，也就在马来亚留下空挡被英国后来追上。
英国是在1763年至1815年间完成其工业革命，跃居成海上霸权国家。于是得以在1786年首先占领槟榔屿，然后继续挺进而成为海上霸主，较之荷兰更具扩张野心。
根据《马来亚华侨史》作者维特巴素博士指出：马来亚的真正移民风潮始于英国东渡之后，也就是在1786年之后。换句话说，是英国大量地引进外来的劳工发展了马来亚和新加坡。
根据巴素博士说，在1641时（这一年是荷兰打败葡萄牙成为马六甲的第二个侵略者）， 马六甲的华人不过三四百名。由此可见，郑和的七下西洋并没有留下很多的华人在马六甲开枝散叶。
英国人是在1824年让出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换取荷兰交出马六甲予英国，结束了荷兰在马六甲的183年统治（1641-1824）。而英国于1826年正式将马六甲、新加坡及槟城组成海峡殖民地。马来亚的政治也因之在英国的操控下向西方靠拢。
不幸的，在1941年杪，日军事主义者又大军南下，吞掉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英军不战而撤，马来亚人民陷入了3年零8个月的苦难，死伤无数。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又被英军重新殖民。
前后算来，从马六甲王朝开始到马来亚的独立（1957年），马来亚经历四个外国统治的阶段，总共历时446年，实在是漫长的岁月。如今马来亚已是马来西亚，版图进一步扩大，转眼之间又是来到2010年。如果根据历史年代来算，在明年（即2011年），真是马六甲王朝沦陷500周年。
既然政府已经宣布马六甲成为先进州，我们不知道明年政府会用什么形式来纪念这一个日子？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标志，也是西方国家殖民化马来亚的开端，我们都是在东西方文明冲击下成长的新一代人。若能正确与客观地回顾历史，而温故知新，不啻是一个很好的教育题材。
刊登于2010年11月1日《号外周报》第503期
为何早期党魁都是峇峇？（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的华人是由中国南迁的移民而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民族，大规模的移民始于英国人在1786年占领槟榔屿后，但因为更早前有部分华人已在马六甲落地生根，他们在后来形成另一种归类，称之为“娘惹与峇峇”。根据巴素博士在《马来亚华侨史》中指出，当荷兰在1641年攻下马六甲时，华人不过三四百名，直到1817年时，也不过1千名左右，只有在马六甲归英国管制后（1824年荷兰将马六甲让给英国），华人人口才比较显著的增加，如1825年的纪录时3千余名华人。
当1828年英国将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合并海峡殖民地时，华人在这3个地方的人口如下：马六甲4510人（1827年）；槟城8693人（1830年）及新加坡7575人（1829年），总和起来也不过是2万华人。
由于这批早先的华人移民的后代和后来的华人移民的后代在这三个地方接受英文教育，他们的思想也就转向对西方的崇拜，但生活习惯则保持一定的华人传统。久而久之他们“自成一格”，把自己定位为“峇峇一族”也就是土生华人，以有别于“南来华侨”。
他们这些土生华人很希望能融入西方的社会成为英国公民或最低限度是英籍民或被视为本土人而不是外来移民，但不幸的英国并没有计划将“峇峇一族”纳为英国人，而是把他们归为华人一族。这是已故政坛闻人林建寿在其一本著作《鸟瞰金沙滩—一个槟城家族的回忆录》所阐述的感受。他说：“英国人让他们（峇峇）在开始时充满憧憬，但后来他们被英国人忽略了”。
另一位著名的左翼领袖林建才（林建寿的哥哥）也在一本著作“《华惹》—时代风云”的序言中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巧妙地引述林有福（他在1956年成为新加坡首席部长，是出名的右派与仇视左派的人物），在从政前写过的一篇文章：“战后受到苦难的洗礼，我才重获我的灵魂并回归东方”。
因为白人仍然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不让非白人参加专为白人而设的俱乐部，即使这些受英文教育只讲英语的峇峇也不例外。
由于这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英国并不把“峇峇与娘惹”视为同路人，而在战后导致峇峇精英介入政治从事改革运动，以改变自身的命运。
最明显的是在日本投降后不久的1945年杪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它是由一批峇峇及非华裔的专业人士组成，例如主席菲立何亚琳律师就是林建才的舅父，而林建才也在后来成为这个党的秘书长。由于主张民主和朝向自治，反对种族歧视，它成了英军事政府的眼中钉；尤其是左翼人士和马共精英（如余柱业）也介入其中后，这个党已被标签为左翼的亲共组织，也就在1948年6月25日宣布冬眠和“自我解散”。这是发生在英军事政府在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和展开大逮捕后的第5天。
左翼运动的受挫，也促使林建材在50年代初期流亡海外，先是潜入印尼，后是辗转到了中国。根据林建才的回忆，既然在新加坡站不住脚，被英军事政府追缉，也就想到香港立足。他相信他的律师专业（剑桥大学毕业）可以一展长才。讵料在阴差阳错下，他被送到广州，及后就被安排在北京担任翻译工作，也曾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文播报员。
这位讲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且能熟读华文著作并译成英文的政治人才坦诚他写不了中文，还是以英文写作。他之所以被标签为左派也是形式所逼，到了中国后就更被视为左翼统战的领导人之一了。
1956年他得以回到新加坡，那时的首席部长是林有福，两人有一定的交情。1962年马来亚独立后，他获得东姑首相特别恩准，回马来亚定居，但被限制在怡保执律师业。直到1978年才获准返槟执业。
目前已退休和颐养天年的林建才是典型的峇峇精英，他们这些人早年参加政治活动反对殖民主义，其中有些人是不满英国不承认他们的特殊身份，还是把他们丢回“华人社会”；也有些人具有献身的反殖精神。
比如在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就是由一批华人精英发起，当选创会会长的陈祯禄就是马六甲出生的地道土生华人。马华公会打出的是右派的旗号，以和马共及左翼运动划清界线。在因势利导下，它很快地与巫统及国大党结盟组成联盟（1954年）而后在政治上形成主流直到今天。
陈祯禄这一代的人之所以在战后参政主要是想为华人争取应得的权益，但反过来他们被鼓励参政来和马共对抗。
马华公会在陈祯禄之后的继任者林苍祐也是峇峇；林苍祐之后的陈修信（陈祯禄儿子）又是不折不扣的峇峇。说起林苍祐这位峇峇，经历也与林建材一样传奇，但命运大不相同。他在1944年在英国毕业后启程前往中国参加抗日工作，成为蒋介石与陈诚政府中的一名重要军官和医官，直到1947年才从重庆归来，带回来一位中国太太吴欣燕。1951年他领导一批峇峇组成急进党参加市议会选举大胜，他的党标榜民主与自由，与左翼挂不上钩，但却与右翼的马华公会有共识。因此他在1954年率急进党加入马华，当中包括后来成为首任首席部长的王保尼，他也是一名峇峇。
除了一批峇峇加入右翼政党外，还有另一批峇峇则选择加入了左翼政党，其中较著名的是林建寿。他由英国毕业归来后就参加劳工党，继后成为这个党的领袖。另一位著名峇峇是陈朴根，他担任早期的劳工党秘书长。林建寿的姐姐林碧颜律师也曾是劳工党党员，后来的陈志勤又是一名峇峇。
因此在战后乃至在独立后，在政坛上领尽风骚的尽是峇峇精英，他们都被标签为华人，林苍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要华人当自强，努力争取被定位为“华裔马来西亚人”。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华人社会还是分成受英文教育的和受华文教育的，如今在中英语不分下，已是界线模糊，即使不是华校生，今天的政坛领袖不会讲华语已是不行了。这就更进一步证明华人社会已是一个整体，它不能被切割。
如果说过去是英国把峇峇“踢回给华人社会”，那么今天的华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峇峇，已不存在“新客和土生”之分。换句话说，形成一个整体的华人所要争取和奋斗的目标是将整个华人社会融入马来西亚人的社会，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大趋势。
刊登于2010年10月28日《东方日报》
当1828年英国将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合并海峡殖民地时，华人在这3个地方的人口如下：马六甲4510人（1827年）；槟城8693人（1830年）及新加坡7575人（1829年），总和起来也不过是2万华人。
由于这批早先的华人移民的后代和后来的华人移民的后代在这三个地方接受英文教育，他们的思想也就转向对西方的崇拜，但生活习惯则保持一定的华人传统。久而久之他们“自成一格”，把自己定位为“峇峇一族”也就是土生华人，以有别于“南来华侨”。
他们这些土生华人很希望能融入西方的社会成为英国公民或最低限度是英籍民或被视为本土人而不是外来移民，但不幸的英国并没有计划将“峇峇一族”纳为英国人，而是把他们归为华人一族。这是已故政坛闻人林建寿在其一本著作《鸟瞰金沙滩—一个槟城家族的回忆录》所阐述的感受。他说：“英国人让他们（峇峇）在开始时充满憧憬，但后来他们被英国人忽略了”。
另一位著名的左翼领袖林建才（林建寿的哥哥）也在一本著作“《华惹》—时代风云”的序言中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巧妙地引述林有福（他在1956年成为新加坡首席部长，是出名的右派与仇视左派的人物），在从政前写过的一篇文章：“战后受到苦难的洗礼，我才重获我的灵魂并回归东方”。
因为白人仍然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不让非白人参加专为白人而设的俱乐部，即使这些受英文教育只讲英语的峇峇也不例外。
由于这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英国并不把“峇峇与娘惹”视为同路人，而在战后导致峇峇精英介入政治从事改革运动，以改变自身的命运。
最明显的是在日本投降后不久的1945年杪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它是由一批峇峇及非华裔的专业人士组成，例如主席菲立何亚琳律师就是林建才的舅父，而林建才也在后来成为这个党的秘书长。由于主张民主和朝向自治，反对种族歧视，它成了英军事政府的眼中钉；尤其是左翼人士和马共精英（如余柱业）也介入其中后，这个党已被标签为左翼的亲共组织，也就在1948年6月25日宣布冬眠和“自我解散”。这是发生在英军事政府在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和展开大逮捕后的第5天。
左翼运动的受挫，也促使林建材在50年代初期流亡海外，先是潜入印尼，后是辗转到了中国。根据林建才的回忆，既然在新加坡站不住脚，被英军事政府追缉，也就想到香港立足。他相信他的律师专业（剑桥大学毕业）可以一展长才。讵料在阴差阳错下，他被送到广州，及后就被安排在北京担任翻译工作，也曾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文播报员。
这位讲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且能熟读华文著作并译成英文的政治人才坦诚他写不了中文，还是以英文写作。他之所以被标签为左派也是形式所逼，到了中国后就更被视为左翼统战的领导人之一了。
1956年他得以回到新加坡，那时的首席部长是林有福，两人有一定的交情。1962年马来亚独立后，他获得东姑首相特别恩准，回马来亚定居，但被限制在怡保执律师业。直到1978年才获准返槟执业。
目前已退休和颐养天年的林建才是典型的峇峇精英，他们这些人早年参加政治活动反对殖民主义，其中有些人是不满英国不承认他们的特殊身份，还是把他们丢回“华人社会”；也有些人具有献身的反殖精神。
比如在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就是由一批华人精英发起，当选创会会长的陈祯禄就是马六甲出生的地道土生华人。马华公会打出的是右派的旗号，以和马共及左翼运动划清界线。在因势利导下，它很快地与巫统及国大党结盟组成联盟（1954年）而后在政治上形成主流直到今天。
陈祯禄这一代的人之所以在战后参政主要是想为华人争取应得的权益，但反过来他们被鼓励参政来和马共对抗。
马华公会在陈祯禄之后的继任者林苍祐也是峇峇；林苍祐之后的陈修信（陈祯禄儿子）又是不折不扣的峇峇。说起林苍祐这位峇峇，经历也与林建材一样传奇，但命运大不相同。他在1944年在英国毕业后启程前往中国参加抗日工作，成为蒋介石与陈诚政府中的一名重要军官和医官，直到1947年才从重庆归来，带回来一位中国太太吴欣燕。1951年他领导一批峇峇组成急进党参加市议会选举大胜，他的党标榜民主与自由，与左翼挂不上钩，但却与右翼的马华公会有共识。因此他在1954年率急进党加入马华，当中包括后来成为首任首席部长的王保尼，他也是一名峇峇。
除了一批峇峇加入右翼政党外，还有另一批峇峇则选择加入了左翼政党，其中较著名的是林建寿。他由英国毕业归来后就参加劳工党，继后成为这个党的领袖。另一位著名峇峇是陈朴根，他担任早期的劳工党秘书长。林建寿的姐姐林碧颜律师也曾是劳工党党员，后来的陈志勤又是一名峇峇。
因此在战后乃至在独立后，在政坛上领尽风骚的尽是峇峇精英，他们都被标签为华人，林苍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要华人当自强，努力争取被定位为“华裔马来西亚人”。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华人社会还是分成受英文教育的和受华文教育的，如今在中英语不分下，已是界线模糊，即使不是华校生，今天的政坛领袖不会讲华语已是不行了。这就更进一步证明华人社会已是一个整体，它不能被切割。
如果说过去是英国把峇峇“踢回给华人社会”，那么今天的华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峇峇，已不存在“新客和土生”之分。换句话说，形成一个整体的华人所要争取和奋斗的目标是将整个华人社会融入马来西亚人的社会，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大趋势。
刊登于2010年10月28日《东方日报》
刘晓波得奖的省思 （天下纵横）
十月八日，瑞典诺贝尔奖评委会宣布中国异见份子刘晓波获得今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在西方及中国以外的媒体世界广泛地报道了这则被认为有针对性的新闻。
它的重要性在于得奖者是中国人，一下子让舆论把焦点投向中国，看看中国怎样回应这一则新闻；但更重要的讯息是西方世界藉刘晓波引发的争议狠狠地对准中国当头一棒，以使正在崛起的中国面对各方如果不是排山倒海而来的批判与责难，因为得奖人刘晓波目前正在中国服刑，他的罪名是被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2009年被判有期徒刑11年，被关押在辽宁省的锦州监狱。
就刘晓波个人而言，他无疑是一名异议份子，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当局的政策对着干。例如曾在80年代（1986年）参加九八学潮；在1998年应邀赴欧美讲学，但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他回返中国参与其中，结果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坐牢。随着1991年出狱之后，他有几次涉及相同性质的案件而再入狱或被限制行动。在1999年恢复自由后，他就留在北京从事写作。
这位在吉林大学毕业的叛逆者，较后考获北师大硕士及博士学位，他是“因言入罪”，出狱后还是从事反现状的各类运动。尤其是在2008年，他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与300多名中国各界人士联署公开要求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等。
这种形同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不是等闲的文件，而是要改变中国的现政体，刘晓波也就再次被认为触犯法律丧失了自由。偏偏在这个时候他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盯上了，认为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下功夫。于是他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希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果然不出所料，刘晓波获奖消息传开后，他成了一枚政治炸弹。
姑不论刘晓波将来是否获得保外就医，这并不是议题的焦点，它的焦点是西方世界正面对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威胁与威力。只是短短的7年（中国在2003年提出要和平崛起），中国已跃居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列在美国之后，而且在军备上也迎头赶上其他西方国家，正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军事强国。虽然中国的军力尚远不能与美国相比较，但在经济上则已有条件可以和美国争一日长短。倘使中国在政治改革上采取传统和保守方法的同时又能促成经济大革命，制造出一套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来和美国的“私人资本主义”融贯会通的话，那美国期望中国体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而放弃社会主义体制恐怕要落空了。
当然在中国的政改不明确和缺乏破旧立新的当儿，它的政治体制能否和市场经济“大被同眠”仍是一个在争议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希望能够有所突破，而不至于将其政体完全改掉。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诺贝尔和平奖被用来冲击中国的和平崛起，用意在于用“和平”打“和平”，实在也是够绝和具有“一箭双雕”之意（促使中国向西方靠拢和拖慢崛起的步伐）。刘晓波的被派上用场也使到他成为中美较量的一颗棋子。
其实诺贝尔和平奖也不在于这个人是否真的对世界和平有重大贡献，而是用它来推动西方的议程和打击其他国家对人权的不尊重。例如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颁给西藏流亡领袖达剌剌嘛就是要使中国难堪和难于面对世界舆论的批评。如今又是一个刘晓波得和平奖，也发生在中国和平崛起有成和美国准备恢复在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新的无形封锁的时刻，这就不难明白“和平奖”为何是西方的一把双刃宝剑，能够在适当的时候释放出它的能量，令对手或有关国家措手不及或难以招架，但也得镇防伤及自己。
无论如何，刘晓波事件尚不至于演成中美对抗，毕竟两国还有更重要的课题要解决和处理。刘晓波事件虽是有所冲击，美国也会见好就收，不会冒然行事的。换句话说，美国会在刘晓波事件上审时度势，不会因小失大的。中国也应在这件事上深思如何应对国内有人提出“西方式的人权和民主”的转变。
刊登于2010年10月25日《号外周报》第502期
它的重要性在于得奖者是中国人，一下子让舆论把焦点投向中国，看看中国怎样回应这一则新闻；但更重要的讯息是西方世界藉刘晓波引发的争议狠狠地对准中国当头一棒，以使正在崛起的中国面对各方如果不是排山倒海而来的批判与责难，因为得奖人刘晓波目前正在中国服刑，他的罪名是被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2009年被判有期徒刑11年，被关押在辽宁省的锦州监狱。
就刘晓波个人而言，他无疑是一名异议份子，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当局的政策对着干。例如曾在80年代（1986年）参加九八学潮；在1998年应邀赴欧美讲学，但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他回返中国参与其中，结果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坐牢。随着1991年出狱之后，他有几次涉及相同性质的案件而再入狱或被限制行动。在1999年恢复自由后，他就留在北京从事写作。
这位在吉林大学毕业的叛逆者，较后考获北师大硕士及博士学位，他是“因言入罪”，出狱后还是从事反现状的各类运动。尤其是在2008年，他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与300多名中国各界人士联署公开要求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等。
这种形同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不是等闲的文件，而是要改变中国的现政体，刘晓波也就再次被认为触犯法律丧失了自由。偏偏在这个时候他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盯上了，认为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下功夫。于是他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希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果然不出所料，刘晓波获奖消息传开后，他成了一枚政治炸弹。
姑不论刘晓波将来是否获得保外就医，这并不是议题的焦点，它的焦点是西方世界正面对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威胁与威力。只是短短的7年（中国在2003年提出要和平崛起），中国已跃居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列在美国之后，而且在军备上也迎头赶上其他西方国家，正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军事强国。虽然中国的军力尚远不能与美国相比较，但在经济上则已有条件可以和美国争一日长短。倘使中国在政治改革上采取传统和保守方法的同时又能促成经济大革命，制造出一套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来和美国的“私人资本主义”融贯会通的话，那美国期望中国体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而放弃社会主义体制恐怕要落空了。
当然在中国的政改不明确和缺乏破旧立新的当儿，它的政治体制能否和市场经济“大被同眠”仍是一个在争议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希望能够有所突破，而不至于将其政体完全改掉。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诺贝尔和平奖被用来冲击中国的和平崛起，用意在于用“和平”打“和平”，实在也是够绝和具有“一箭双雕”之意（促使中国向西方靠拢和拖慢崛起的步伐）。刘晓波的被派上用场也使到他成为中美较量的一颗棋子。
其实诺贝尔和平奖也不在于这个人是否真的对世界和平有重大贡献，而是用它来推动西方的议程和打击其他国家对人权的不尊重。例如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颁给西藏流亡领袖达剌剌嘛就是要使中国难堪和难于面对世界舆论的批评。如今又是一个刘晓波得和平奖，也发生在中国和平崛起有成和美国准备恢复在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新的无形封锁的时刻，这就不难明白“和平奖”为何是西方的一把双刃宝剑，能够在适当的时候释放出它的能量，令对手或有关国家措手不及或难以招架，但也得镇防伤及自己。
无论如何，刘晓波事件尚不至于演成中美对抗，毕竟两国还有更重要的课题要解决和处理。刘晓波事件虽是有所冲击，美国也会见好就收，不会冒然行事的。换句话说，美国会在刘晓波事件上审时度势，不会因小失大的。中国也应在这件事上深思如何应对国内有人提出“西方式的人权和民主”的转变。
刊登于2010年10月25日《号外周报》第502期
纳吉为巫统护航造势 （跃马扬鞭）
首相纳吉今年9月份在联合国大会上疾呼中庸治国的大道理之后，又在国内的多个场合重申向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宣战，以期塑造一个稳定与和谐的国家。
我们可以理解首相的苦口婆心是为了国家的安定，但我们也相信首相洞悉马来西亚面临令人困扰的种族问题及多项因经济造成的衰退与怨言，因此纳吉希望他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同和贯彻在生活中。而这个力量的造势核心就是巫统。
因此我们有需要回顾战前及战后的种族政治走势，才能透视巫统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战前已存在种族区分的生活，而在30年代兴起的政党同样有种族倾向，如1930年成立的马共，以华人为主要对象；又如1937年成立的马来青年同盟（KMM）则以马来人为主，带有左翼色彩，布斯达曼就是其中一人。
1941年杪日本南侵后的3年零8个月的血腥统治，更制造了种族仇视事件。虽然英军在1943年与马共合作抗日，开展游击战争，但在战后（1945年日本投降）并没有消除种族政治的发展，反而在英国卷土重来下进一步助长种族政治。例如1945年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主要人物有林建才及马共领导余柱业等人），华人色彩较为浓厚。而在同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则属于马来政党，由巴哈鲁丁（后来的回教党主席）领导。这两个具有左翼思想的政党曾一度携手合作，以大罢市来抗议英国单方面与巫统达成协议，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提出“人民宪章”要求取而代之。
虽然这两大种族性的左翼政党的结合产生震撼性的力量，但英国更为偏好的是右翼的种族性政党。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即是。它是由拿督翁领导成立的马来人政党，以反对英国决心实施“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结果取得胜利，英国也就顺其意另立宪政，不理会大罢市的诉求。当时英国考量的是用政治手段来孤立和打击左翼政治运动，也就不认为种族性政党是个阻力，甚至鼓励成立种族性政党来冲淡意识形态的立场。马华公会的成立（1949年）就是被英国鼓励的一个右派种族性政党，并拉拢陈祯禄向右靠以抗拒左翼运动带来的威胁。马共在1948年被禁和转入森林打游击就是显示英国意图消灭左翼力量。
从巫统到马华再到国大党加入组成联盟（1954年），展示了种族性政党可以通过上层的合作成为多元表征，也符合英殖民统治的策略；各自为政下，不会给英国太大的压力。
但当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马来亚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两个敌对集团。一方是代表右翼的执政联盟集团；另一边是具有左倾的社阵（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这两个政党是在1955年后有较明显的左派思想）。它和回教党取得默契，因为它们基本上认同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反殖立场和左倾政纲。
回教党是于1951年脱胎于巫统的一个以宗教为主体的政党，初时并不活跃，直到1956年巴哈鲁丁成为党魁后，气势不同凡响，在马来社会（指东海岸）的影响力与巫统旗鼓相当。
由上观之，独立后的马来亚继承了独立前的政治格局，有泾渭分明的左右派斗争，但无明显的种族斗争，这可以从1959年的大选结果得到佐证。左翼的社阵靠左的纲领争取支持，回教党也抬出民族主义大旗与左翼政党“暗中合作”对付巫统。结果社阵有斩获，回教党也有生存空间，而联盟更是大权在握。
不过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后，种族政治就成为一种特征和标签，几乎每个在这之前或之后即使声称是多元种族政党的都被贴上标记，尤其是在1969年大选后的“513”种族冲突事件后，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更是全面渗透。如多元性的民政党、人联党及民主行动党都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与马华列同一类型。吊诡的是：种族政治经过多年的发酵，还是抵挡不住308的政治海啸，它让人看到非种族政治思想正形成主流政治，以致有人建议取消种族性政党；也有人建议禁止使用宗教为党命名。用意至善，但它仍然是行不通的，因为308后，这些个种族性政党仍在发挥政治作用，今天也还是个热卖点，哪能轻易改变呢？
就拿执政集团来说，，今天的巫统并不会也不可能朝向国阵的组合改变其名称和结构，反而会加强巫统的领导地位，正如纳吉一方面提出中庸治国之道，行事绝不可以极端和种族化，但在另一方面则促请巫统上下，捍卫各族共享国家的成果，勿对公民权与社会契约有所质疑，团结在巫统旗下共襄大业。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马六甲已被塑造成先进州，恰逢明年2011年是马六甲沦为殖民地（葡萄牙1511年攻陷马六甲王朝）500年纪念，巫统在此时勾起历史，正是有其特别的政治意义，也说明了以此激励党员勿忘历史。因为巫统不但是马六甲王朝的新一代守护人，而且是中庸政治的中流砥柱。这正是纳吉释放出的巫统历史定位；它也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建国基石。这就是说，纳吉已在历史隧道中为巫统找到新的历史源头；而他正根据历史把巫统纳入轨道以使自己成为巫统的领航人。他就是以此路向开展他的大选之旅。国阵其他成员党准备好了吗？民联准备好了吗？
刊登于2010年10月25日《南洋商报》
我们可以理解首相的苦口婆心是为了国家的安定，但我们也相信首相洞悉马来西亚面临令人困扰的种族问题及多项因经济造成的衰退与怨言，因此纳吉希望他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同和贯彻在生活中。而这个力量的造势核心就是巫统。
因此我们有需要回顾战前及战后的种族政治走势，才能透视巫统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战前已存在种族区分的生活，而在30年代兴起的政党同样有种族倾向，如1930年成立的马共，以华人为主要对象；又如1937年成立的马来青年同盟（KMM）则以马来人为主，带有左翼色彩，布斯达曼就是其中一人。
1941年杪日本南侵后的3年零8个月的血腥统治，更制造了种族仇视事件。虽然英军在1943年与马共合作抗日，开展游击战争，但在战后（1945年日本投降）并没有消除种族政治的发展，反而在英国卷土重来下进一步助长种族政治。例如1945年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主要人物有林建才及马共领导余柱业等人），华人色彩较为浓厚。而在同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则属于马来政党，由巴哈鲁丁（后来的回教党主席）领导。这两个具有左翼思想的政党曾一度携手合作，以大罢市来抗议英国单方面与巫统达成协议，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提出“人民宪章”要求取而代之。
虽然这两大种族性的左翼政党的结合产生震撼性的力量，但英国更为偏好的是右翼的种族性政党。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即是。它是由拿督翁领导成立的马来人政党，以反对英国决心实施“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结果取得胜利，英国也就顺其意另立宪政，不理会大罢市的诉求。当时英国考量的是用政治手段来孤立和打击左翼政治运动，也就不认为种族性政党是个阻力，甚至鼓励成立种族性政党来冲淡意识形态的立场。马华公会的成立（1949年）就是被英国鼓励的一个右派种族性政党，并拉拢陈祯禄向右靠以抗拒左翼运动带来的威胁。马共在1948年被禁和转入森林打游击就是显示英国意图消灭左翼力量。
从巫统到马华再到国大党加入组成联盟（1954年），展示了种族性政党可以通过上层的合作成为多元表征，也符合英殖民统治的策略；各自为政下，不会给英国太大的压力。
但当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马来亚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两个敌对集团。一方是代表右翼的执政联盟集团；另一边是具有左倾的社阵（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这两个政党是在1955年后有较明显的左派思想）。它和回教党取得默契，因为它们基本上认同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反殖立场和左倾政纲。
回教党是于1951年脱胎于巫统的一个以宗教为主体的政党，初时并不活跃，直到1956年巴哈鲁丁成为党魁后，气势不同凡响，在马来社会（指东海岸）的影响力与巫统旗鼓相当。
由上观之，独立后的马来亚继承了独立前的政治格局，有泾渭分明的左右派斗争，但无明显的种族斗争，这可以从1959年的大选结果得到佐证。左翼的社阵靠左的纲领争取支持，回教党也抬出民族主义大旗与左翼政党“暗中合作”对付巫统。结果社阵有斩获，回教党也有生存空间，而联盟更是大权在握。
不过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后，种族政治就成为一种特征和标签，几乎每个在这之前或之后即使声称是多元种族政党的都被贴上标记，尤其是在1969年大选后的“513”种族冲突事件后，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更是全面渗透。如多元性的民政党、人联党及民主行动党都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与马华列同一类型。吊诡的是：种族政治经过多年的发酵，还是抵挡不住308的政治海啸，它让人看到非种族政治思想正形成主流政治，以致有人建议取消种族性政党；也有人建议禁止使用宗教为党命名。用意至善，但它仍然是行不通的，因为308后，这些个种族性政党仍在发挥政治作用，今天也还是个热卖点，哪能轻易改变呢？
就拿执政集团来说，，今天的巫统并不会也不可能朝向国阵的组合改变其名称和结构，反而会加强巫统的领导地位，正如纳吉一方面提出中庸治国之道，行事绝不可以极端和种族化，但在另一方面则促请巫统上下，捍卫各族共享国家的成果，勿对公民权与社会契约有所质疑，团结在巫统旗下共襄大业。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马六甲已被塑造成先进州，恰逢明年2011年是马六甲沦为殖民地（葡萄牙1511年攻陷马六甲王朝）500年纪念，巫统在此时勾起历史，正是有其特别的政治意义，也说明了以此激励党员勿忘历史。因为巫统不但是马六甲王朝的新一代守护人，而且是中庸政治的中流砥柱。这正是纳吉释放出的巫统历史定位；它也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建国基石。这就是说，纳吉已在历史隧道中为巫统找到新的历史源头；而他正根据历史把巫统纳入轨道以使自己成为巫统的领航人。他就是以此路向开展他的大选之旅。国阵其他成员党准备好了吗？民联准备好了吗？
刊登于2010年10月25日《南洋商报》
林冠英当仁不让 （现代春秋）
曹观友最近（10月15日）在一份免费周报《红番茄》发表林冠英“自荐成为首席部长”的言论后，引发媒体的关注和评论。它的关键词是“自荐”。但这有什么问题吗？我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自立国以来，槟州先后诞生4位首席部长，他们的上位都有一段传奇性的故事，而以林苍祐和林冠英的情况较为相似。
先说第一位首席部长王保尼，他是在林苍祐的庇护下登上宝座的。故事是这样吊诡的，原本是由联盟主席东姑内定林苍祐为独立后的首席部长，但林苍祐婉拒，乃推荐王保尼取而代之。
就在接近1957年8月31日的前一个月，槟州联盟得按程序来确定首席部长人选，虽然王保尼“胜利在望”，但还得经过会议通过。这个会议是在1957年7月16日举行，由林苍祐担任主席。有两人被提名，一位是王保尼，另一位是谢成金。第一轮投票时6对6票，不相上下。于是林苍祐以会议主席身份投给王保尼，后者便戏剧性地当上首席部长。从一名穷教员摇身变成首长，真是难以思议。这就是政治的魅力。但更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林苍祐帮理不帮亲，得罪了其表哥谢成金？这个迷直到今天尚无从打开。
第二位首席部长林苍祐也是戏剧性的卷土重来。他在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后，另组民主联合党（UDP）。1963年民主联合党闹分裂，但1964年大选林苍祐顺利进入州议会而成为反对党领袖，与其“政治师弟”王保尼打对台。1968年另合组民政党，解散民主联合党；更在1969年大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执政槟州（24席中占有16席）。
这个时候程序成了被关注的课题，林苍祐虽是民政党槟州主席，但在党中央他只是一名副主席，在党中委尚未开会确定首席部长人选时，林苍祐又怎样名正言顺上位呢？有一段故事是这样的：
5月9日投票在午夜过后陆续揭晓，待到凌晨二时许，已确定民政党上台执政。
5月10日的早上，民政党全国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在捷斯顿律的政府别墅举行记者招待会，他的身旁是林苍祐医生，他向记者宣布林苍祐将出任槟州首席部长组成槟州政府。他没有通过中委会会议就自行确定人选是有些“先斩后奏”，但也只有一位适合人选，不由林苍祐担任首长又有谁较他够资格呢？
在一旁的林苍祐也当仁不让地“自认”他就是新的首席部长。当时他的身份是民政中央副主席、槟州联委会主席。虽不是可以全面操控民政党，但民政没有林苍祐，他不可能在槟州起而执政。
5月11日，林苍祐在一片祝福声中，但来不及中委会的通过下，他宣誓就任第二任首席部长。
1990年，林苍祐不幸在大选中落马，首席部长又要换人了。虽然民政只得7席，但与巫统的12席合起来共有19席（总数33席），继续执政。这个时候有两位潜在候选人，一个是吴清德，另一位是许子根。相比之下，吴清德较占优势。其实不然，因为党内有人不满吴较亲巫统，也就宁可择许子根而上。
那一晚的民政中委会上，许子根与吴清德离场在外面守候，焦虑地等待投票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许子根取得相当大的优势而获得较大的支持成为首席部长。第三任首席部长的戏剧性在于较许子根早出道的吴清德，竟然与首长职擦肩而过。
为什么那时没有及时推出首席部长？原来当时民政未能确定首长是由哪个政党推荐，也就不急于表态，待到形势明朗后，民政才组成了弱势的政府。
第四位首席部长更有传奇性是因为没有人想到槟州国阵会在308的政治海啸中被夷为平地；更没有想到苦等数十年的民主行动党竟然一夜之间爆红起而执政槟州。
这个时候，首席部长人选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因为林冠英既然是行动党“第一号人物”（秘书长），自然由他宣布首席部长人选。因此他在308那天晚上，根据曹观友的说法，他是毛遂自荐，但我认为没什么不妥。既然他是火箭的首号人物，本身又够资格，那就不作第二人选。换句话说，他在胜利的晚上礼貌询问在场的中选议员由他担任首席部长如何时，也只是出自礼节的询问。因为如果不是由林冠英率大军攻克城地，哪有行动党的今天？在这种情形下，尽管林冠英自荐时在会场曾有过短暂的沉静，但很快传出欢呼声，可见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只是一下子脑筋转不过来。
林冠英虽然尚未经过中委会正式核准前就自我标榜，但站在政治的立场，他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情况有些像林苍祐，那就是“我是首席部长”。这种当仁不让的精神，不仅林苍祐有，林冠英也有，而且林冠英比林苍祐更适当的自我标榜，毕竟人选是他亲自宣布才合乎逻辑，正如当年民政的首席部长是由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宣布的，他是在偶然的时刻里找到变天的结局。既然林冠英领导槟州变天居功厥伟，由他担任首席部长也是天经地义的，也没有什么好吹毛求疵的。
刊登于2010年10月25日《光华日报》
22.10.10
预算案中露玄机 （直挂云帆）
首相纳吉提出的明年度预算案，基本上是没有痛苦的，而且可以被视为亲民的预算案。市面上因此将之与大选挂钩，认为这是大选预算案。
姑不论大选是落在明年或后年，政府显然已做好准备应付来届大选，这可以从去年的温和预算案到今年的平和预算案中窥见。
比较明显的是：政府安排UEM集团与公积金局联手献购南北大道的业务及所有的资产与债务，总值230亿元，或相等于每股4.60元。在这种情形下，未来的5年，南北大道属下的4条大道将不会涨价，而且即日生效。
与此同时，政府也宣布将在明年通过公私联营兴建另外6条大道，预计私人领域投入125亿元而政府则从辅助金拨出10亿元。这意味着政府决心改善交通系统，同时保证5年内不必为涨价而提高运输成本。对民众及企业界来说，这不啻是一项喜讯，因为民间老是被大道公司的起价的阴影笼罩而有所怨言。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准备在未来的10年，耗资400亿元在吉隆坡开拓捷运系统。一旦竣工，吉隆坡的交通系统必然大为改善，也会为现代化的都市增添魅力。由此来看，政府在交通服务上确实费煞苦心，但也因为过于集中吉隆坡的建设与发展，招致其他州的微言。
例如，政府在对待其他州的发展，就显得不够大方，也未展示政府决心完成前首相阿都拉的宏图大计。虽然政府仍然会注资于柔南的依斯干达经济特区，但3亿余元的拨款显然是偏低的；尤其对北马经济走廊及东海岸经济走廊的各1亿余元的拨款，更是被看成敷衍了事。
我们不知道纳吉政府是否还要全面推行阿都拉时代将国家的未来切成5大快的发展蓝图（另两块分别在沙巴和砂拉越），因为在第10大马计划中它未被强调，如今继续模棱两可应对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所改变或明确表态是否要改弦易辙。
在我们不知道纳吉对“五大经济特区”的后续工程如何时，我们看见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决心要落实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以把马来西亚发展成先进国。这也是纳吉的一项极大的挑战。因为先进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国民人均收入届时要达到15000美元，而目前人均收入只达8000美元。如果要在未来10年将收入翻两倍，则非得下一番功夫不行。
虽然政府有信心能不负所望，但前首相马哈迪不保持乐观，他认为在未来10年将不容易提升成为先进国之一，同时他也不认为“马来西亚民族”可以在那个时候实质落实。
对此纳吉的策略则与马哈迪有所不同，他追求的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不似马哈迪将名称定型而成。不过他并不拒绝达成先进国的努力，矢意把国家经济转型也是纳吉正在塑造中的工程。
可是在目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下，我国的工业进度也放缓，外来直接投资大幅度削减，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这样说：去年只有43亿元马币。虽然今年首7个月则回升到96亿元，但比较于2008年的234亿元，这个数目还是差强人意的。因此依赖工业转型，提高雇员的收入并不容易，尤其是马币兑美元不断地波动和调高的当儿（调高了11%），已打击本地工业出口。倒是服务业的前景看来比较乐观，这包括零售业、酒店业、小贩业及旅游业的同步迈进。
为此我们认为政府在提出高达2120亿元的总开支预算的当中，理应拨出较大的款项来改善各州的卫生措施与营业手法。举例来说，除了吉隆坡外，马六甲、槟城及沙巴等地都是游客络绎不绝的地方，对国家的收入十分重要。如果不大手笔地改进各地的服务业基本设施，包括改造沟渠，疏通河流及清理垃圾等已非小事，而是国家经济收益的大事。
可惜的是，政府的2120亿的预算之中，有1628亿元使用在营运开支，只有492亿元用在发展开支上。若与收入1658亿元相比，则意味着我们的收入只够应付行政开销，发展开支是在赤字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私人企业来带动国家的经济转型。至于私人企业如何响应与配合政府的庞大计划，也要视世界经济走向而定，刻下的不明朗状态是很难有准确的推测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一路来面对的沉重的公务员数字，如今是更加的沉重了。根据统计，在2000年时，我国公务员有89万余名，到了2008年时，公务员数字跃增至1百20万名，8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3万7千5百名。
在2009年时，根据首相署部长纳兹里透露，截至12月31日，公务员达124万人。到了今年6月21日，根据首相署部长许子根在国会回答时说，公务员已有129万余名。按照薪水等来算，每年政府应付薪水等高达466亿元，占营运开支的30%左右。
虽然面对巨额开支下，首相说他不能够发出一个月的花红（31亿元），只能向较低薪水的公务员发放550元援助金，但由于政府在2007年起已大幅度的调高公务员薪水，因此我国公务员收入（指较有专业资格的，如教师等）在10年后达致政府的预期目标是不难的。可是如果每年都增加4万至5万名公务员，政府是否吃得消？政府是否应该检讨过于“臃肿”的负担？马哈迪的时代曾有计划要将公务员维持在80万名的水平，所以他把一些重要消费企业，如电供局及电讯局私营化，但今天政府又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这又是为什么？
若与邻近国家比较，我国的公务员数字是偏高的，占人口比例的4.68%，而泰国是2.06%，印尼1.79%及韩国1.86%。
还有在人口种族比例上，纳兹里说，土著占78%，华人占5.8%，印度人则是4%。即便许子根有透露去年招收2660名华裔成公务员，然在比例上还是杯水车薪的。
对此我们一方面吁请政府采取“精兵简政”的措施，减少和控制公务员的数目，避免政府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则应增加华印人及东马土著的数目，使之较为平衡。
无论如何，由于政府厚待公务员，产假的增加和放宽房屋贷款数额和条件（父母、孩子及兄弟姐妹也受惠），难怪市面对大选不远的传言更加热炽了。这或者是预算案中显露的玄机所在。
刊登于2010年10月21日《东方日报》
姑不论大选是落在明年或后年，政府显然已做好准备应付来届大选，这可以从去年的温和预算案到今年的平和预算案中窥见。
比较明显的是：政府安排UEM集团与公积金局联手献购南北大道的业务及所有的资产与债务，总值230亿元，或相等于每股4.60元。在这种情形下，未来的5年，南北大道属下的4条大道将不会涨价，而且即日生效。
与此同时，政府也宣布将在明年通过公私联营兴建另外6条大道，预计私人领域投入125亿元而政府则从辅助金拨出10亿元。这意味着政府决心改善交通系统，同时保证5年内不必为涨价而提高运输成本。对民众及企业界来说，这不啻是一项喜讯，因为民间老是被大道公司的起价的阴影笼罩而有所怨言。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准备在未来的10年，耗资400亿元在吉隆坡开拓捷运系统。一旦竣工，吉隆坡的交通系统必然大为改善，也会为现代化的都市增添魅力。由此来看，政府在交通服务上确实费煞苦心，但也因为过于集中吉隆坡的建设与发展，招致其他州的微言。
例如，政府在对待其他州的发展，就显得不够大方，也未展示政府决心完成前首相阿都拉的宏图大计。虽然政府仍然会注资于柔南的依斯干达经济特区，但3亿余元的拨款显然是偏低的；尤其对北马经济走廊及东海岸经济走廊的各1亿余元的拨款，更是被看成敷衍了事。
我们不知道纳吉政府是否还要全面推行阿都拉时代将国家的未来切成5大快的发展蓝图（另两块分别在沙巴和砂拉越），因为在第10大马计划中它未被强调，如今继续模棱两可应对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所改变或明确表态是否要改弦易辙。
在我们不知道纳吉对“五大经济特区”的后续工程如何时，我们看见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决心要落实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以把马来西亚发展成先进国。这也是纳吉的一项极大的挑战。因为先进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国民人均收入届时要达到15000美元，而目前人均收入只达8000美元。如果要在未来10年将收入翻两倍，则非得下一番功夫不行。
虽然政府有信心能不负所望，但前首相马哈迪不保持乐观，他认为在未来10年将不容易提升成为先进国之一，同时他也不认为“马来西亚民族”可以在那个时候实质落实。
对此纳吉的策略则与马哈迪有所不同，他追求的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不似马哈迪将名称定型而成。不过他并不拒绝达成先进国的努力，矢意把国家经济转型也是纳吉正在塑造中的工程。
可是在目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下，我国的工业进度也放缓，外来直接投资大幅度削减，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这样说：去年只有43亿元马币。虽然今年首7个月则回升到96亿元，但比较于2008年的234亿元，这个数目还是差强人意的。因此依赖工业转型，提高雇员的收入并不容易，尤其是马币兑美元不断地波动和调高的当儿（调高了11%），已打击本地工业出口。倒是服务业的前景看来比较乐观，这包括零售业、酒店业、小贩业及旅游业的同步迈进。
为此我们认为政府在提出高达2120亿元的总开支预算的当中，理应拨出较大的款项来改善各州的卫生措施与营业手法。举例来说，除了吉隆坡外，马六甲、槟城及沙巴等地都是游客络绎不绝的地方，对国家的收入十分重要。如果不大手笔地改进各地的服务业基本设施，包括改造沟渠，疏通河流及清理垃圾等已非小事，而是国家经济收益的大事。
可惜的是，政府的2120亿的预算之中，有1628亿元使用在营运开支，只有492亿元用在发展开支上。若与收入1658亿元相比，则意味着我们的收入只够应付行政开销，发展开支是在赤字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私人企业来带动国家的经济转型。至于私人企业如何响应与配合政府的庞大计划，也要视世界经济走向而定，刻下的不明朗状态是很难有准确的推测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一路来面对的沉重的公务员数字，如今是更加的沉重了。根据统计，在2000年时，我国公务员有89万余名，到了2008年时，公务员数字跃增至1百20万名，8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3万7千5百名。
在2009年时，根据首相署部长纳兹里透露，截至12月31日，公务员达124万人。到了今年6月21日，根据首相署部长许子根在国会回答时说，公务员已有129万余名。按照薪水等来算，每年政府应付薪水等高达466亿元，占营运开支的30%左右。
虽然面对巨额开支下，首相说他不能够发出一个月的花红（31亿元），只能向较低薪水的公务员发放550元援助金，但由于政府在2007年起已大幅度的调高公务员薪水，因此我国公务员收入（指较有专业资格的，如教师等）在10年后达致政府的预期目标是不难的。可是如果每年都增加4万至5万名公务员，政府是否吃得消？政府是否应该检讨过于“臃肿”的负担？马哈迪的时代曾有计划要将公务员维持在80万名的水平，所以他把一些重要消费企业，如电供局及电讯局私营化，但今天政府又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这又是为什么？
若与邻近国家比较，我国的公务员数字是偏高的，占人口比例的4.68%，而泰国是2.06%，印尼1.79%及韩国1.86%。
还有在人口种族比例上，纳兹里说，土著占78%，华人占5.8%，印度人则是4%。即便许子根有透露去年招收2660名华裔成公务员，然在比例上还是杯水车薪的。
对此我们一方面吁请政府采取“精兵简政”的措施，减少和控制公务员的数目，避免政府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则应增加华印人及东马土著的数目，使之较为平衡。
无论如何，由于政府厚待公务员，产假的增加和放宽房屋贷款数额和条件（父母、孩子及兄弟姐妹也受惠），难怪市面对大选不远的传言更加热炽了。这或者是预算案中显露的玄机所在。
刊登于2010年10月21日《东方日报》
砂州政局牵动闪电大选？（跃马扬鞭）
本来预测砂拉越州选将会在今年内举行，但现在看来会拉到明年5月前举行，因为砂州市面上并没有掀起选举热的迹象；同时连人联党的黄顺舸部长也说了不会在今年。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阵政府正在考思如何将砂拉越的州选纳入联邦选举同步举行。如果砂拉越的州选与联邦大选一致，那就意味着马来西亚的国州大选已是同日投票。这不但节省纳税人的一大笔开销，而且更重要的是“落实”了纳吉首相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真正的第一次做到马来西亚的国州选举是二合为一的。
回顾马来西亚的选举是蛮有戏剧性的，1955年独立前的选举是国州分开举行的，那一年联盟在联邦赢得扫荡性胜利，组成自治邦政府，更在1957年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
到了1959年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还不是国州一齐选举，单就槟州就自行先联邦举行州选。
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后，国州选举更不可能一次过进行。例如新加坡在当年9月21日州选，沙巴及砂拉越则是同年通过地方议会选举方式的三层遴选推出国州议员；而西马的大选则是在1964年举行。
在这之后，除了西马各州与联邦选举是同一天投票外，东马的州选则各自举行的（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就不存在这个课题了）。不过在西马有一年的大选是有些特殊的，那就是1978年的大选，国阵在3月先举行吉兰丹州选，把被摒出国阵的回教党杀个落花流水后，又于7月举行全国大选，巩固了国阵的统治地位。
就东马来说，经过多年的折腾与借助慕斯打化（前沙首长）的安排，国阵好不容易才在1994年后得以改变沙巴的政治生态，结束了地方性党派对沙巴的轮替执政，也结束了沙团结党单独执政的局面，改由国阵（1994年巫统东渡成功，直接操控国阵机器）掌控沙巴。初时推行所谓国阵成员党轮任首席部长职（每人任期二年），在2004年大选后，终止轮任制，巫统成了沙巴的最大政治势力。这就是说，巫统是经过41年（1963到2004年）的苦心经营，才能在沙巴发挥直接的影响力和决策权。
反观砂拉越，虽然也是国阵在执政，但情况就没有沙巴的直接关系，而是间接地维持在一个大家庭内。例如最大的土著保守党就是砂州国阵的台柱，其他的成员党如人联党、民进党等都围绕在土保党左右。这个州没有巫统、马华和民政等成员党。直到今天为止，砂拉越是巫统唯一没有伸入的州。
虽然巫统总秘书东姑阿南在最近的专访中表示巫统无意东渡砂拉越，但这不等于巫统不会有后续行动，因为长期的“各自为政”，不符合东西马政治一体的现实。因此如果首相纳吉与砂首长泰益玛目展开密谈，达成协议各让一步，以便寻求政治上的整合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泰益再度领军已成为既成的事实，这与较早前的舆论高调指说他将退休是个强烈的对比。这意味着，巫统已同意维持原状，不在目前对砂州政局重新评估，而一切留在大选后再说。
如果说西马的反对党或说民联都高调地在沙巴和砂拉越展开政治活动，没有理由西马的国阵成员党还要留在砂州门外，这对国阵精神与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也是不协调的。
尽管一个马来西亚理念被认为是有多种诠释，没有明确阐述其中内容，但东西马人民都懂，迟早砂拉越的政治会向沙巴靠拢，而地方性政党或则融入西马的政党（如沙巴的沙统并入巫统）或则西渡，不然它们也不能阻止西马政党东渡。
如果首相放手一搏，在明年5月份的时候来一个国州一齐的闪电大选，它至少说明了国阵正决心将东西马政党一体化，最低限度在国州大选同时举行下，国阵西马的成员党，尤其是巫统就会名正言顺“介入”砂州的人事布局和竞选宣言和战略等，也会使到土著保守党与巫统进行实质上的联手合作以抗拒反对党的来势汹汹。
安华说，国阵再一次展延在国会二读消费税法案和提出大选预算案显示可能会有闪电大选。
虽然马来西亚成立到今天仍没有一次的大选是在三年内举行的，多是在四年或五年期举行，但如果现在纳吉看到一个契机，破例来个闪电大选，也是在情理之中。即便国阵的其他成员党仍在疗伤，未能扭转劣势，对巫统而言已不是关键课题，因为巫统已作好应对的策略；尤其目前民联内部也有矛盾与斗争，更会促使纳吉极可能来一个顺水推舟，以便在时局低迷中突围而出，然后才来重整也是十分疲弱和不振的国家经济。当然最为重要的，来一个东西马一致的国州大选，就会直截了当地使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找到了一个正当性的平台。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推测，权力还是操在首相手里；而大选的风向也还一直在转动中。
刊登于2010年10月18日《南洋商报》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阵政府正在考思如何将砂拉越的州选纳入联邦选举同步举行。如果砂拉越的州选与联邦大选一致，那就意味着马来西亚的国州大选已是同日投票。这不但节省纳税人的一大笔开销，而且更重要的是“落实”了纳吉首相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真正的第一次做到马来西亚的国州选举是二合为一的。
回顾马来西亚的选举是蛮有戏剧性的，1955年独立前的选举是国州分开举行的，那一年联盟在联邦赢得扫荡性胜利，组成自治邦政府，更在1957年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
到了1959年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还不是国州一齐选举，单就槟州就自行先联邦举行州选。
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后，国州选举更不可能一次过进行。例如新加坡在当年9月21日州选，沙巴及砂拉越则是同年通过地方议会选举方式的三层遴选推出国州议员；而西马的大选则是在1964年举行。
在这之后，除了西马各州与联邦选举是同一天投票外，东马的州选则各自举行的（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就不存在这个课题了）。不过在西马有一年的大选是有些特殊的，那就是1978年的大选，国阵在3月先举行吉兰丹州选，把被摒出国阵的回教党杀个落花流水后，又于7月举行全国大选，巩固了国阵的统治地位。
就东马来说，经过多年的折腾与借助慕斯打化（前沙首长）的安排，国阵好不容易才在1994年后得以改变沙巴的政治生态，结束了地方性党派对沙巴的轮替执政，也结束了沙团结党单独执政的局面，改由国阵（1994年巫统东渡成功，直接操控国阵机器）掌控沙巴。初时推行所谓国阵成员党轮任首席部长职（每人任期二年），在2004年大选后，终止轮任制，巫统成了沙巴的最大政治势力。这就是说，巫统是经过41年（1963到2004年）的苦心经营，才能在沙巴发挥直接的影响力和决策权。
反观砂拉越，虽然也是国阵在执政，但情况就没有沙巴的直接关系，而是间接地维持在一个大家庭内。例如最大的土著保守党就是砂州国阵的台柱，其他的成员党如人联党、民进党等都围绕在土保党左右。这个州没有巫统、马华和民政等成员党。直到今天为止，砂拉越是巫统唯一没有伸入的州。
虽然巫统总秘书东姑阿南在最近的专访中表示巫统无意东渡砂拉越，但这不等于巫统不会有后续行动，因为长期的“各自为政”，不符合东西马政治一体的现实。因此如果首相纳吉与砂首长泰益玛目展开密谈，达成协议各让一步，以便寻求政治上的整合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泰益再度领军已成为既成的事实，这与较早前的舆论高调指说他将退休是个强烈的对比。这意味着，巫统已同意维持原状，不在目前对砂州政局重新评估，而一切留在大选后再说。
如果说西马的反对党或说民联都高调地在沙巴和砂拉越展开政治活动，没有理由西马的国阵成员党还要留在砂州门外，这对国阵精神与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也是不协调的。
尽管一个马来西亚理念被认为是有多种诠释，没有明确阐述其中内容，但东西马人民都懂，迟早砂拉越的政治会向沙巴靠拢，而地方性政党或则融入西马的政党（如沙巴的沙统并入巫统）或则西渡，不然它们也不能阻止西马政党东渡。
如果首相放手一搏，在明年5月份的时候来一个国州一齐的闪电大选，它至少说明了国阵正决心将东西马政党一体化，最低限度在国州大选同时举行下，国阵西马的成员党，尤其是巫统就会名正言顺“介入”砂州的人事布局和竞选宣言和战略等，也会使到土著保守党与巫统进行实质上的联手合作以抗拒反对党的来势汹汹。
安华说，国阵再一次展延在国会二读消费税法案和提出大选预算案显示可能会有闪电大选。
虽然马来西亚成立到今天仍没有一次的大选是在三年内举行的，多是在四年或五年期举行，但如果现在纳吉看到一个契机，破例来个闪电大选，也是在情理之中。即便国阵的其他成员党仍在疗伤，未能扭转劣势，对巫统而言已不是关键课题，因为巫统已作好应对的策略；尤其目前民联内部也有矛盾与斗争，更会促使纳吉极可能来一个顺水推舟，以便在时局低迷中突围而出，然后才来重整也是十分疲弱和不振的国家经济。当然最为重要的，来一个东西马一致的国州大选，就会直截了当地使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找到了一个正当性的平台。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推测，权力还是操在首相手里；而大选的风向也还一直在转动中。
刊登于2010年10月18日《南洋商报》
这是一枚“政治炸弹”？（现代春秋）
地方议会选举是个喋喋不休的争议性课题。当1965年中央政府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后，直到今天整整45年了，许多人都忘记有地方议会选举这码事。
如果不是民主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挑起“还民第三张票”的宣言，今天也许不会被非政府人士用放大镜来鞭鞑。就是因为有了308的政治海啸，意外地扶起行动党成为槟雪州政府成员后，它已经不能再回避这个“承诺”了。但要如何还民第三张票，却是大费周章的大问题。
所谓的“第三张票”，既是指选民除了拥有投选国会候选人及州议会候选人的两张票之外，理应还有第三张地方议会选举的票。可是不论执政槟州的行动党如何使尽法宝，包括首席部长林冠英致函选举委员会要求举行地方议员选举及以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为首的律师团，得出结论可以向法庭作出挑战，都无法有进一步的行动。换句话说，未得到中央政府首肯和在国会通过修改法令，地方议会选举是无望或极难恢复的。
就在槟州政府也拿不出办法来的时候，一个号称“非政府组织”的个人却宣布要“自选市议员”。表面上看来，与槟州政府的诉求是一致的，但分析底下，搞不好会成为槟州政府的一枚“政治炸弹”。因此与其说是挑战中央政府的法令，不如说是挑战槟州政府的权威来得直接与恰当。因为它所“产生”的10名市议员（槟岛及威省各5名），是要求州政府接纳的，如果不予接纳，则州政府必须作出解释。这就意味着这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已是一个“压力集团”，不容州政府忽视。但这样的组织与做法是适合的吗？是否有助推动民主？且让我们做一个比较与探讨。
首先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具有Aliran背景的人，且有一定的公信力，因为这个组织所出版的Aliran月刊乃是掷地有声的政治批判杂志，但他们这批人都是以个人身份站出来推动选举的，不算代表其所参加和领导的组织。我们也只能针对他们的个人行为作出评论。
这些个人当中较具知名度的有杜乾焕、前市议员罗国华、现任市议员林巧清及时评人阿尼尔聂多等人。他们不仅成了“民间选委会”，而且比选委会胪列更加具体的条件来甄选候选人，定名为“槟城论坛3”。
从所列出的参选“资格”来看，它是不欢迎有政党和商团身份（担任职位）的人提名，也不欢迎鼓吹种族主义者。这显然是意有所指，但也无需转弯抹角，干脆提出只限他们认可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或专业人士即可，毕竟这个论坛也是为非政府组织请命的。但谁才是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呢？谁才具有权威来鉴定候选人的“资格”？也没有一个标准。曾经担任高官的杜乾焕（行政议员），自然了解州政府的权限（他在位时也从未提出让民间自选市议员，因为他知道行不通）。罗国华是大学教授，也做过市议员，当然对地方法令了如指掌。林巧清是律师，也是市议员，没有理由不知道法律赋予的权利。
既然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在此时搞一个“槟城论坛3”是否可以加速地方议会民主化？也是见仁见智的。我们姑且接受法律不过问此项游戏，但那些报名参加提名的候选人若不被“选委会”（论坛3）接受提名，他们可向谁上诉和抗议？而“选委会”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来接受和拒绝候选人？因为在所列的11个“资格”中，有几点是说不清楚的。例如维护弱小群体的权益、反映市区服务的投诉及拥有足够的时间担任市议员等，是较主观的“判断”。你如何鉴定这些提名者合不合格？
再说提名截止日期是10月29日，而仅用一天时间即公布候选人，在一天之内就能公正审查完毕，而不会引发争议？还有候选人都还没有“中选”提供服务，又怎知他们不符条件呢？已有了“服务”的，又在那里“服务”呢？
接着同样让人搞不清楚的是，凡有意登记成为“选民”的，可在11月11日前报名，报名费10元，学生5元。不知道为何没有年龄限制，学生是意味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
如果“选民”结帮结派投票，“选委会”也是无能为力的。如果选出来的“市议员”也不是“选委会”嘱意的，它会依“民主”程序向州政府推荐吗？
若州政府不接受这批“中选的市议员”，则这个论坛所进行的运动又如何交涉呢？它究竟要表达什么？外界也不是很清楚。如果只是要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进入市议会，则论坛可挑选有关组织派出的代表给州政府考虑，何需大阵仗的“投票选举”呢？当然他们也得尊重州政府还要不要委任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成为市议员。
其实，非政府组织也好，政党代表也好，凡是担任市议员的除了服务，还是服务，人民不要口水多过茶的市议员，也不要高谈阔论的市议员，他们要的是能直接为民服务的市议员。看沟渠、巡马路、搞卫生及亲临地方解决问题是市民的首选市议员，管他有没有政党背景。倘若非政府组织不要提供这样的服务，只想大谈民主和理想，那么他们应该参加国州选举，那才是他们表达理念的地方。
因此看来看去，“槟城论坛3”对槟州政府而言是压力多过动力，这个时候应该巩固两线制，而不是辟第三条道路，这对民主政治没多大帮助，只有给两线制添乱。不知我们的“论坛”专家以为然否？
刊登于2010年10月18日《光华日报》
朝鲜与金氏王朝 （天下纵横）
九月廿八日，朝鲜执政的劳动党举行代表大会，正式安排和选举未来的接班人金正恩（或称金正银）为大将、军委副主席和中央委员，以便他成为朝鲜的“正统王储”。
目前的领导人金正日是在1980年被其父亲金日成正式任命为接班人，但他迟至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才正式接班。如今一幌就是16年，大概也与金正日的健康退化有关系，因此不得不提早立其儿子金正恩为“储君”，以免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引发内乱或内战。
在外界看来，朝鲜这个国家是很神秘的，就连国家领袖的安排也是戏剧性的。原先有消息说，金正日的另外两个儿子金正南和金正哲的其中一人有望接班，但事实证明金正日看中的是小儿子。虽然他仅有27岁，学历不高，曾在瑞士留学过，但也许是听话，也就被扶正成为“太子”了。而为了使到政权稳固，金正日又安排他的妹妹金敬姬出任大将，以平衡妹夫张成泽的权力。张成泽被形容为“摄政王”，在金正恩能够独立掌权之后，他要在幕后垂帘听政。目前他的官职是行政部长。
在作了一系列的安排后，金正日提前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特地携带金正恩访问中国，并介绍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领导人见面，算是提前照会。
在我们无法测知金正恩在将来是否顺利接棒前，回顾朝鲜的现代史一页是十分重要的。
朝鲜半岛（并无南北韩之分，也称为韩国）在公元10世纪时，由王氏高丽统一半岛，而后进入李氏王朝，定都汉城。此时期刚好中国也进入唐朝，同是李姓天下。1897年李氏王朝将国号改为大韩。1910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朝鲜被日本并吞，中国自身难保，无力援朝。朝鲜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945年日本投降，参战的美国与苏联也就根据势力范围把朝鲜半岛切成两半（就是以经纬的三八线为界一刀切），北边属于苏联的范围。1949年由金日成领导的劳动党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俗称北朝鲜或北韩）；而南方属于美国的范围，在美国的扶持下，由李承晚成立大韩民国（俗称南韩或南朝鲜，立国于1948年8月15日）。
在当时，也就是1949年时，北韩先在9月立国，毛泽东则在10月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共产国家，加上苏联共产老大的保护，成了战后共产世界的核心地带。另一边的东欧国家也被苏联迅速地社会主义化和共产化。
在此大有利的条件下，北韩的金日成认为统一时机已告成熟，乃在1950年秘密访问苏联，寻求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不置可否，转促金日成询问中国主席毛泽东的意见。于是金日成又赶到北京会毛泽东。在民族解放事业面前，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无法反对金日成统一朝鲜，但也只能表示理解与支持。
金日成回国后，断定苏联和中国支持其南进政策。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全面向南方挺进，韩战终于爆发。
在最初阶段，饶勇善战的北韩军逼得南韩军几乎招架不住，汉城也被攻占。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美国即刻通过联合国谴责北韩侵略南韩，促成其他国家派军介入韩战，而以美军为主力。9月15日，美军登陆仁川，开始向北韩反攻。10月1日，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寻求北韩投降不果后，又派军越过三八线向北韩进军。
在此危难时刻，金日成请求毛泽东发兵援助，否则北韩政权不保。在唇亡齿寒的大道理下，毛泽东决定施出援手，于1950年10月16日派出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第一次中美两国短兵相接开战，“援朝抗美，保家卫国”成为最响亮的口号。
在中国的援朝抗美下，北韩政权算稳住，但双方的胶着状态呈现谈判的必要。
于是在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但无大进展，双方仍然又打又谈，死伤无数。直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才在板门店结束韩战，由南北韩及中美代表签字。
这三年的战争，中朝方的伤亡俘人数超过百万人，而美韩的伤亡俘人数也逾百万人，可见战争的残酷夺走了无数的宝贵生命。中国因为援助朝鲜，军方的损失十分严重，计死亡14万人，负伤38万人，失踪2万人及被俘2万余人，比起北韩的损失还要大。这就是中国人民为朝鲜作出无私的奉献与牺牲。
不过中国付出的惨痛代价也未换得朝鲜的醒悟，在韩战之后，朝鲜比较倾向苏联，直到90年代苏联变天后才较靠向中国。但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不兴黩武主义。可惜的是朝鲜一直停留在“战争状态”中，更扬言要生产核武器，以和美国对着干，使到中国左右为难。
就在金正日掌权后，他依然大搞核武器；只剩下一个中国的忠诚盟友。这种的自我孤立，加上刻意延续金氏王朝的统治，真让人摸不着共产体系的朝鲜究竟是复辟封建王朝政治还是准备改革开放？
从金正恩的被安排接班看来，朝鲜真是个极封建又闭塞和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国家，几乎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迟早会出问题的。
刊登于2010年10月18日《号外周报》第501期
目前的领导人金正日是在1980年被其父亲金日成正式任命为接班人，但他迟至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才正式接班。如今一幌就是16年，大概也与金正日的健康退化有关系，因此不得不提早立其儿子金正恩为“储君”，以免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引发内乱或内战。
在外界看来，朝鲜这个国家是很神秘的，就连国家领袖的安排也是戏剧性的。原先有消息说，金正日的另外两个儿子金正南和金正哲的其中一人有望接班，但事实证明金正日看中的是小儿子。虽然他仅有27岁，学历不高，曾在瑞士留学过，但也许是听话，也就被扶正成为“太子”了。而为了使到政权稳固，金正日又安排他的妹妹金敬姬出任大将，以平衡妹夫张成泽的权力。张成泽被形容为“摄政王”，在金正恩能够独立掌权之后，他要在幕后垂帘听政。目前他的官职是行政部长。
在作了一系列的安排后，金正日提前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特地携带金正恩访问中国，并介绍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领导人见面，算是提前照会。
在我们无法测知金正恩在将来是否顺利接棒前，回顾朝鲜的现代史一页是十分重要的。
朝鲜半岛（并无南北韩之分，也称为韩国）在公元10世纪时，由王氏高丽统一半岛，而后进入李氏王朝，定都汉城。此时期刚好中国也进入唐朝，同是李姓天下。1897年李氏王朝将国号改为大韩。1910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朝鲜被日本并吞，中国自身难保，无力援朝。朝鲜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945年日本投降，参战的美国与苏联也就根据势力范围把朝鲜半岛切成两半（就是以经纬的三八线为界一刀切），北边属于苏联的范围。1949年由金日成领导的劳动党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俗称北朝鲜或北韩）；而南方属于美国的范围，在美国的扶持下，由李承晚成立大韩民国（俗称南韩或南朝鲜，立国于1948年8月15日）。
在当时，也就是1949年时，北韩先在9月立国，毛泽东则在10月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共产国家，加上苏联共产老大的保护，成了战后共产世界的核心地带。另一边的东欧国家也被苏联迅速地社会主义化和共产化。
在此大有利的条件下，北韩的金日成认为统一时机已告成熟，乃在1950年秘密访问苏联，寻求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不置可否，转促金日成询问中国主席毛泽东的意见。于是金日成又赶到北京会毛泽东。在民族解放事业面前，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无法反对金日成统一朝鲜，但也只能表示理解与支持。
金日成回国后，断定苏联和中国支持其南进政策。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全面向南方挺进，韩战终于爆发。
在最初阶段，饶勇善战的北韩军逼得南韩军几乎招架不住，汉城也被攻占。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美国即刻通过联合国谴责北韩侵略南韩，促成其他国家派军介入韩战，而以美军为主力。9月15日，美军登陆仁川，开始向北韩反攻。10月1日，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寻求北韩投降不果后，又派军越过三八线向北韩进军。
在此危难时刻，金日成请求毛泽东发兵援助，否则北韩政权不保。在唇亡齿寒的大道理下，毛泽东决定施出援手，于1950年10月16日派出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第一次中美两国短兵相接开战，“援朝抗美，保家卫国”成为最响亮的口号。
在中国的援朝抗美下，北韩政权算稳住，但双方的胶着状态呈现谈判的必要。
于是在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但无大进展，双方仍然又打又谈，死伤无数。直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才在板门店结束韩战，由南北韩及中美代表签字。
这三年的战争，中朝方的伤亡俘人数超过百万人，而美韩的伤亡俘人数也逾百万人，可见战争的残酷夺走了无数的宝贵生命。中国因为援助朝鲜，军方的损失十分严重，计死亡14万人，负伤38万人，失踪2万人及被俘2万余人，比起北韩的损失还要大。这就是中国人民为朝鲜作出无私的奉献与牺牲。
不过中国付出的惨痛代价也未换得朝鲜的醒悟，在韩战之后，朝鲜比较倾向苏联，直到90年代苏联变天后才较靠向中国。但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不兴黩武主义。可惜的是朝鲜一直停留在“战争状态”中，更扬言要生产核武器，以和美国对着干，使到中国左右为难。
就在金正日掌权后，他依然大搞核武器；只剩下一个中国的忠诚盟友。这种的自我孤立，加上刻意延续金氏王朝的统治，真让人摸不着共产体系的朝鲜究竟是复辟封建王朝政治还是准备改革开放？
从金正恩的被安排接班看来，朝鲜真是个极封建又闭塞和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国家，几乎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迟早会出问题的。
刊登于2010年10月18日《号外周报》第501期
民政的正当性在哪里？（直挂云帆）
双十特大前后一般论述民政党时只能从历史看未来，因为特大并没有解决民政党的内讧与矛盾，只是在表面上暂分出胜负，未在实质上触及党员的内心深处的感受与其继续斗争的正当性。
什么是民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这个故事要回到林苍祐在野的年代。在1967年的时候，他感到反对党各自为政，无法震撼联盟的执政，乃伸出触角向劳工党内的一些政要试探合作的可行性，结果徒劳无功。因为当时的劳工党酝酿杯葛大选，自然不会思及纯粹的议会斗争。正当苦思哪里是新的出路之时，陈志勤（劳工党的国会议员，被批判为议会迷政客）在王赓武（知名历史学家，现住在新加坡）的劝告下，来到槟城会晤林苍祐，就组新党事达成共识。
换句话说，王赓武背后促成两政坛巨头合组新党，取名为民政运动（简称民政党）（1968年3月24日）。这个党正好赶上民心求变的年代，它既取代了社阵（劳工党）留下的政治真空（杯葛大选），也提供另一个选择来取代积重难返的联盟。果然在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跃居为槟州的执政党，但确切地说是林苍祐带动这个党园了他的政治梦，把陈修信领导的马华在槟州杀个片甲不留，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迟（1959年林苍祐被陈修新逼退马华公会，从总会长跌至谷底成为一介平民）；更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与陈修信平起平坐。这就是说，民政生得其时，取得了政治的正当性。
当林苍祐在1971年的党争中成功扳倒陈志勤（秘书长）派后，他需要为民政党寻找第二次的正当性。在审时度势下，他选择与联盟合作且结盟。更在1974年的大选，踏着敦拉萨访华成功达成马中建交的顺风车，带领民政渡过险滩。换句话说，林苍祐证明民政的转型具有其正当性，可以形容为民政的第二春。
我举这段史实来探讨今日民政党的走向是别具意义的。首先民政党成立40年后，竟在2008年的大选在槟城被夷为平地。这虽然不能拿来与民政党创党初期作比较，但可以拿来与林苍祐1959年的遭遇相提并论。
1959年大选后林苍祐被逼离开马华公会，大部分围绕在他周围的党要与高官都远离他而去，一度使他十分沮丧。因为具有抱负的他，竟在暗流汹涌的政治漩涡中被边缘化，一切必须从头再来。1961年是林苍祐政治生涯的第三个转捩点（第一个是1951年创组急进党，第二个是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他结合了芙蓉的陈世英及郭开东所控制的芙蓉市议会在森美兰拔地而起，成立了民主联合党（UDP）。1963年闹翻，把党总部搬到槟州。为了应对1964年的大选，林苍祐不得不变卖部分祖业，资助党员参选。
林苍祐当时也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但他豁了出去，最后历史也还他一个公道，他在1969年重新站立起来，雪洗前耻。
如今来到许子根，他在2008年的大选领军失利后，也确曾为民政党盘算未来，但可供他选择的道路不多，因为在不愿离开国阵底下，民政要求的改变与转变找不到自主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寄望于巫统能以大局为重，为民政党重新定位。
由于许子根相信国阵的机制会有所改变，乃以“守株待兔”的心态等待巫统宽待成员党，为失意的成员党提供存在的正当性。无奈在308政治海啸后，前首相阿都拉组阁时竟把许子根摒在内阁门外。这种所谓选败者自食其果的策略不但未能改善国阵的形象，更使友党感到心寒。
在那个苦闷的2008年，许子根又面对槟州巫统干部的揶揄与挖苦，直指是他造成国阵丧失槟州政权的“罪人”。于是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击，包括言论上的侮辱和撕破肖像，似乎要逼走民政党，使到许多人为民政打抱不平。可惜的是，许子根未能掌握好时机自我转型和反击。
直到2009年4月纳吉接棒后，才又见许子根被重视，算是对民政党40年付出的肯定。可是所受委的部长职又未自成一家，未能得以独立掌握一个部门，只是归属于首相署的一个职务。许多人又为许子根摇头叹息，为什么重用他又不重视民政党人的痛心疾首呢？他们在308所受到的伤害几乎是难以用笔墨所能形容的。
转入2010年，许子根受到的责难有增无减。虽是风光的中央部长，但分派主持的仪式和节目都不是万众注目的，也就在民政党人不知道党在扮演什么角色时，突告发难掀起倒丁运动。
这仅仅是投石问路的一招，以刺激民政党人不能再消沉下去。虽然初时未见有什么大动作足以扳倒丁福南的槟州主席，但在越发靠近特大的日子又见林敬益平地一声雷出击（辞顾问职）敲在民政党人的头上，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民政党在兴革与转变方面仍然找不到方向，也就借倒丁来敲醒许子根（有人形容为拔根）。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今天的民政党留在国阵内的正当性已告变质和受到质疑，如果说过去加入国阵，因手上有皇牌（槟州政权）足以和马华“平分秋色”，具有其正当性和权威性，那么今天的民政又拿什么来和马华争“功”呢？换句话说，马华输掉半壁江山，民政则输得一塌糊涂，已不再是昔日之威了。它在国阵内的地位不再举足轻重，也不再成为牵制马华的一股力量。最坏的一种说法是：它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伙伴了。
在这种情形下，许子根做不做部长并不重要（因为没有给民政加分），重要的是应该争取由民政党主导“北马经济走廊”，来促成民政留在国阵的正当性，但在阿都拉时，他把主席的重任交给前玻璃市州务大臣沙希淡，而今民政党人也沾不上“北马经济走廊”的计划（槟城被形容为经济火车头，为什么不是槟城人在主导呢？），这又要民政党拿什么筹码来面对未来的大选？
虽然倒丁不成，总算使许子根松一口气好好检讨与思考，但思来想去除了民政脱胎换骨外，也未能有什么法宝唤起人民的集体记忆（民政的好与善）。除非许子根与丁福南还有其他锦囊妙计来使到民政在国阵内拥有第三个正当性，不然可就要多多的自我保重了！
刊登于2010年10月14日《东方日报》
什么是民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这个故事要回到林苍祐在野的年代。在1967年的时候，他感到反对党各自为政，无法震撼联盟的执政，乃伸出触角向劳工党内的一些政要试探合作的可行性，结果徒劳无功。因为当时的劳工党酝酿杯葛大选，自然不会思及纯粹的议会斗争。正当苦思哪里是新的出路之时，陈志勤（劳工党的国会议员，被批判为议会迷政客）在王赓武（知名历史学家，现住在新加坡）的劝告下，来到槟城会晤林苍祐，就组新党事达成共识。
换句话说，王赓武背后促成两政坛巨头合组新党，取名为民政运动（简称民政党）（1968年3月24日）。这个党正好赶上民心求变的年代，它既取代了社阵（劳工党）留下的政治真空（杯葛大选），也提供另一个选择来取代积重难返的联盟。果然在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跃居为槟州的执政党，但确切地说是林苍祐带动这个党园了他的政治梦，把陈修信领导的马华在槟州杀个片甲不留，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迟（1959年林苍祐被陈修新逼退马华公会，从总会长跌至谷底成为一介平民）；更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与陈修信平起平坐。这就是说，民政生得其时，取得了政治的正当性。
当林苍祐在1971年的党争中成功扳倒陈志勤（秘书长）派后，他需要为民政党寻找第二次的正当性。在审时度势下，他选择与联盟合作且结盟。更在1974年的大选，踏着敦拉萨访华成功达成马中建交的顺风车，带领民政渡过险滩。换句话说，林苍祐证明民政的转型具有其正当性，可以形容为民政的第二春。
我举这段史实来探讨今日民政党的走向是别具意义的。首先民政党成立40年后，竟在2008年的大选在槟城被夷为平地。这虽然不能拿来与民政党创党初期作比较，但可以拿来与林苍祐1959年的遭遇相提并论。
1959年大选后林苍祐被逼离开马华公会，大部分围绕在他周围的党要与高官都远离他而去，一度使他十分沮丧。因为具有抱负的他，竟在暗流汹涌的政治漩涡中被边缘化，一切必须从头再来。1961年是林苍祐政治生涯的第三个转捩点（第一个是1951年创组急进党，第二个是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他结合了芙蓉的陈世英及郭开东所控制的芙蓉市议会在森美兰拔地而起，成立了民主联合党（UDP）。1963年闹翻，把党总部搬到槟州。为了应对1964年的大选，林苍祐不得不变卖部分祖业，资助党员参选。
林苍祐当时也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但他豁了出去，最后历史也还他一个公道，他在1969年重新站立起来，雪洗前耻。
如今来到许子根，他在2008年的大选领军失利后，也确曾为民政党盘算未来，但可供他选择的道路不多，因为在不愿离开国阵底下，民政要求的改变与转变找不到自主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寄望于巫统能以大局为重，为民政党重新定位。
由于许子根相信国阵的机制会有所改变，乃以“守株待兔”的心态等待巫统宽待成员党，为失意的成员党提供存在的正当性。无奈在308政治海啸后，前首相阿都拉组阁时竟把许子根摒在内阁门外。这种所谓选败者自食其果的策略不但未能改善国阵的形象，更使友党感到心寒。
在那个苦闷的2008年，许子根又面对槟州巫统干部的揶揄与挖苦，直指是他造成国阵丧失槟州政权的“罪人”。于是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击，包括言论上的侮辱和撕破肖像，似乎要逼走民政党，使到许多人为民政打抱不平。可惜的是，许子根未能掌握好时机自我转型和反击。
直到2009年4月纳吉接棒后，才又见许子根被重视，算是对民政党40年付出的肯定。可是所受委的部长职又未自成一家，未能得以独立掌握一个部门，只是归属于首相署的一个职务。许多人又为许子根摇头叹息，为什么重用他又不重视民政党人的痛心疾首呢？他们在308所受到的伤害几乎是难以用笔墨所能形容的。
转入2010年，许子根受到的责难有增无减。虽是风光的中央部长，但分派主持的仪式和节目都不是万众注目的，也就在民政党人不知道党在扮演什么角色时，突告发难掀起倒丁运动。
这仅仅是投石问路的一招，以刺激民政党人不能再消沉下去。虽然初时未见有什么大动作足以扳倒丁福南的槟州主席，但在越发靠近特大的日子又见林敬益平地一声雷出击（辞顾问职）敲在民政党人的头上，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民政党在兴革与转变方面仍然找不到方向，也就借倒丁来敲醒许子根（有人形容为拔根）。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今天的民政党留在国阵内的正当性已告变质和受到质疑，如果说过去加入国阵，因手上有皇牌（槟州政权）足以和马华“平分秋色”，具有其正当性和权威性，那么今天的民政又拿什么来和马华争“功”呢？换句话说，马华输掉半壁江山，民政则输得一塌糊涂，已不再是昔日之威了。它在国阵内的地位不再举足轻重，也不再成为牵制马华的一股力量。最坏的一种说法是：它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伙伴了。
在这种情形下，许子根做不做部长并不重要（因为没有给民政加分），重要的是应该争取由民政党主导“北马经济走廊”，来促成民政留在国阵的正当性，但在阿都拉时，他把主席的重任交给前玻璃市州务大臣沙希淡，而今民政党人也沾不上“北马经济走廊”的计划（槟城被形容为经济火车头，为什么不是槟城人在主导呢？），这又要民政党拿什么筹码来面对未来的大选？
虽然倒丁不成，总算使许子根松一口气好好检讨与思考，但思来想去除了民政脱胎换骨外，也未能有什么法宝唤起人民的集体记忆（民政的好与善）。除非许子根与丁福南还有其他锦囊妙计来使到民政在国阵内拥有第三个正当性，不然可就要多多的自我保重了！
刊登于2010年10月14日《东方日报》
再转变是民政的出路 （现代春秋）
目前成为新闻焦点而被党务缠身的民政党龙头老大许子根又再次陷入政治危机。这是继308政治海啸后对许子根的第二个大冲击。第一大冲击是两年半前的大选民政党在槟州竟被海啸夷为平地；而今日的风暴则是源自党内的。表面上看是倒丁（福南）运动引发的，实则是民政的领导层与基层脱节后酝酿而成的。
如果民政在308大选时仍保持执政地位，肯定不会发生今日的倒丁运动，因为民政的政治秩序一向以来是服膺党领导的，而且是党领袖说了就算，基层再有什么不满，也会投鼠忌器，未敢向领导造次，以免被有权力的党领袖“秋后算账”。但现在民政什么都没有了，所剩下的较吸引人的芝麻小官就是担任所谓有收入的协调员或有名堂的什么中央村长主席的。在僧多粥少下，民政的基层自然会对领导层保持308前的处事心态不求革新大表不满。
因此倒丁运动不过是“投石问路”，以试探干部的反应的开始。如果说背后没有大人物在默许或在不反对下推动，那是难以令人置信的。难道这些要求召开特大的代表都是吃饱撑着，搞一个不成气候的“倒丁运动”来过过瘾和消消气？当然不是，即使倒丁不成，下来的手尾可长呢！
就在许子根不把“倒丁运动”当一回事时，突然爆发林敬益辞党顾问这码事，顿使局面火上加油，也就把倒丁运动复杂化和似有所指而来。这一下子变成是有那么一回事，而且是大件事了。
本来林敬益辞党顾问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毕竟顾问不过是一个荣誉的名堂，不具实权（就不知道民政党人说林敬益还掌控党的财政资源是怎么一回事），林苍祐不也是党顾问吗？他就是“不顾不问”，也就乐得清闲。可是林敬益非等闲人物，且担任党主席27年，他在此时此刻发难，也就有所为而来。不但意味着两人的政治理念不再调和，而且矛盾日渐严重化了。
什么是许子根的政治理念？相信直到今天许多人也弄不清楚，更有人怀疑许子根到底还有政治理念吗？
他当然有政治理念，但放在今天的乱世局面，也就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因为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用国阵的精神来宣扬和宣教多元理念。这在太平盛世倒没有什么不对。但在乱世下，民政党已在槟州输得一塌糊涂；在国阵内已是人微言轻，谁再表扬民政的理念呢？再说，如果要比权位的话，除了许子根有官位外，又有谁有官位呢？没有官职的人又用什么“官位”和政治大道理来与民联的“大官小官”斗争呢？
举例来说，槟城刚过的中元节，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平台与民联议员对着干，无奈民政的官职少到屈指可算，整天要许子根亮相也不对，那么要陈莲花副部长及柯希兰副部长到来槟城加入政治斗争又不对劲，因为他们都不是槟城人，也插手不了槟城政治（这就是民政官位分配失调的例子）。因此靠来靠去又得靠回槟城的失意领袖，这些人包括丁福南、谢宽泰、邓章耀、汪天来、吴庆成、吴秀丽及胡栋强等等，但这之中只有一个汪天来是许子根部长的政治秘书算是有个“小官位”，其他的协调员也无法与民联的议员争场面的。
这就是说，民政党的领导层似乎不习惯也不会扮演反对党的角色，总是想以过去当官的心态来面对新的政治形势，也难怪要吃亏于眼前了。
其实，今天的民政党与其自我标榜是执政党一员（槟州的一些巫统干部和议员不是挺爱挖苦和揶揄民政吗？），不如面对现实，以反对党的姿态与民联短兵相接，而不是文绉绉地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来应对。比如说什么州政府要懂得委屈和低声求中央，以取得援助等论调，徒有使民政失分更多。也请民政不要再老调重弹旧课题，尽说什么回教国和回教刑法的事。如果巫统有朝一日成功拉拢回教党合组团结政府，民政是不是第一个退出国阵的？
还有，即使民政明知民联“民调”仍在保温，也要想方设法突破，不是泄气地说夺权无望。既然无望，也就被国阵友党讥笑为如果不行让位吧的说法。这叫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综观这两年半以来，民政党似乎本末倒置地将活动重心（许子根在槟城以外的活动频繁）移出槟州；而槟州又缺乏大将在各个场合与民联周旋一番，经常在舆论上给民联压了下去。
正由于槟州民政党一直走不出阴影，不会更换角色扮演，也就让人看到一个处于挨打局面的民政党很不争气，拿丁福南出气也是“一箭双雕”的。
说句公道话，已习惯成为许子根影子的丁福南，他又如何跳出许子根的影子，打出丁福南品牌呢？既然他们俩人有相同的性格（倒丁也就等于倒许），这就是所谓的“一石二鸟”之妙。
姑不论特大能否成功倒丁，摆在许子根面前的已是没有回头路，他不能像鸵鸟视而不见，也不可能不当一回事，而是要订下一个时间表，让党领导层重新洗牌。
在此关键时刻，民政的未来不是取决于特大，而是取决于领导层敢不敢变，改变是民政唯一的出路。希望许子根以大无畏的精神扭转乾坤，即使因此丢官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在下一次大选前拿出真本领和无畏勇气说服槟州人民重新评估民政党，否则民政将会在乱世中消沉下去。民政不得不以人民进党为鉴。如果说308前的“再转变”的口号是错误的，那么308之后，这个口号就肯定是正确的，也唯有再转变才是民政的出路。
刊登于2010年10月11日《光华日报》
11.10.10
大传统和小传统 （天下纵横）
我们一般上都把文化或广义地说文明视为历史累积下来的宝贵资产，但在这之中存在着两个并存的概念，那就是大传统和小传统。
所谓的大传统是指在都市形成的，但属于少数上层绅士及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是指散布在村落中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
根据这样的解释，我们又可将大传统演绎成一种学说和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虽然大传统是由士大夫所推动或在宫庭流行，形成一套伦理系统，但日久它也渗透入民间而成为许多人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举例来说，中国在2500年前出现的孔子学说而后形成的儒家思想，就是一整套的伦理规范的标准和学说。后来在南宋时更被朱熹集大成编撰了《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成为最具体和最典范的儒家思想体系的经典著作。
从孔子春秋时代开始，通过教育和传授，儒家思想逐渐在民间被确立起来。虽然在“五四运动”（1919年）后又一个时期批判儒家思想落后的一面，例如鲁迅的“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的礼教”，就是要破旧立新。又如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1966-1976），更对儒家思想和著作展开严厉的批判。不过在文革结束后，儒家思想又重新被重视。来到21世纪，中国政府又借孔子之名在世界各地创立“孔子学院”。虽然是旨在鼓励不谙华语华文人士读汉语汉字，不是推动儒家思想高层次的活动，但在打出孔子作为招牌而言，也证诸了中国又恢复对儒家创始人孔子之尊敬。由此反映出中国儒家思想这一大传统经历数千年的磨炼，还是屹于不败的地位，可见儒家思想已是中华文化的表率。难怪美国著名政论家亨廷顿，更形容中华文明也就是儒教文明，这就是大传统走进民间的明证。而大传统也带动了民间的小传统跟着儒家传统在转动。如发扬孝道的小传统，就是从大传统引伸而来的文化。
另一方面，民间的小传统也在日以继夜的传承与发扬下，逐渐累积而成大传统。例如在汉代兴起的道教，经过千年的考验，它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土生土长的宗教（相对于佛教是印度传入而言）。换句话说，当宫庭把道教的文化扶进上层社会，并通过文字来传播和教导时，它就蜕变成一种有祭杞作用的礼仪，也成了与儒家思想并存的一个大传统。
因此，不论是大传统也不论是小传统，它们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在不同的阶层社会中浮现的。目前仍在我国流行的端午节、中秋节、中元节、九皇大帝及大伯公游行等节日就是小传统的文化，而它们与道教的信仰也脱离不了关系。
基于宗教是最能渗入人心的，所以当一个宗教千百年来立于不衰的地位时，就会出现一些的风俗和民间的小传统。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民间的小传统也因为没有得到扶持而逐渐没落了。比如早期存在于民间的皮影戏，现在已不大流行；同样的早期存在的布袋戏也就快要失传了。这些个小传统的技艺本来也与宗教有一定的关系，但在现代社会冲击下，如果没有人加以保护和发扬，它就不可能传承下去。在这方面，这30年来中国在恢复小传统习俗和重振地方戏曲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终于又使到它复活起来。
如果说，联合国教科文机构择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以大传统为格局的，那么小格局的小传统就需要由民间和政府来共同推动。我的意思是说，乔治市荣幸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是对大传统的肯定，展现出多元文化与宗教的并存与和谐的魅力；但政府在推动和复苏小传统上却是有嫌被动和落后，甚至是任由其消失的。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向印尼、印度和中国等地引进小传统的艺术和技艺来复苏早期流行的小传统，以便照亮乔治市的文化遗产。不然我们将会对文化遗产逐渐地失去热情，也将对旅游业的推动产生负面作用。因此政府不断地鼓励民间大搞民俗活动（如农历年的街头庙会的小传统的发扬）是必要和正确的。
刊登于2010年10月11日《号外周报》第500期
所谓的大传统是指在都市形成的，但属于少数上层绅士及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是指散布在村落中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
根据这样的解释，我们又可将大传统演绎成一种学说和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虽然大传统是由士大夫所推动或在宫庭流行，形成一套伦理系统，但日久它也渗透入民间而成为许多人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举例来说，中国在2500年前出现的孔子学说而后形成的儒家思想，就是一整套的伦理规范的标准和学说。后来在南宋时更被朱熹集大成编撰了《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成为最具体和最典范的儒家思想体系的经典著作。
从孔子春秋时代开始，通过教育和传授，儒家思想逐渐在民间被确立起来。虽然在“五四运动”（1919年）后又一个时期批判儒家思想落后的一面，例如鲁迅的“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的礼教”，就是要破旧立新。又如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1966-1976），更对儒家思想和著作展开严厉的批判。不过在文革结束后，儒家思想又重新被重视。来到21世纪，中国政府又借孔子之名在世界各地创立“孔子学院”。虽然是旨在鼓励不谙华语华文人士读汉语汉字，不是推动儒家思想高层次的活动，但在打出孔子作为招牌而言，也证诸了中国又恢复对儒家创始人孔子之尊敬。由此反映出中国儒家思想这一大传统经历数千年的磨炼，还是屹于不败的地位，可见儒家思想已是中华文化的表率。难怪美国著名政论家亨廷顿，更形容中华文明也就是儒教文明，这就是大传统走进民间的明证。而大传统也带动了民间的小传统跟着儒家传统在转动。如发扬孝道的小传统，就是从大传统引伸而来的文化。
另一方面，民间的小传统也在日以继夜的传承与发扬下，逐渐累积而成大传统。例如在汉代兴起的道教，经过千年的考验，它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土生土长的宗教（相对于佛教是印度传入而言）。换句话说，当宫庭把道教的文化扶进上层社会，并通过文字来传播和教导时，它就蜕变成一种有祭杞作用的礼仪，也成了与儒家思想并存的一个大传统。
因此，不论是大传统也不论是小传统，它们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在不同的阶层社会中浮现的。目前仍在我国流行的端午节、中秋节、中元节、九皇大帝及大伯公游行等节日就是小传统的文化，而它们与道教的信仰也脱离不了关系。
基于宗教是最能渗入人心的，所以当一个宗教千百年来立于不衰的地位时，就会出现一些的风俗和民间的小传统。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民间的小传统也因为没有得到扶持而逐渐没落了。比如早期存在于民间的皮影戏，现在已不大流行；同样的早期存在的布袋戏也就快要失传了。这些个小传统的技艺本来也与宗教有一定的关系，但在现代社会冲击下，如果没有人加以保护和发扬，它就不可能传承下去。在这方面，这30年来中国在恢复小传统习俗和重振地方戏曲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终于又使到它复活起来。
如果说，联合国教科文机构择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以大传统为格局的，那么小格局的小传统就需要由民间和政府来共同推动。我的意思是说，乔治市荣幸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是对大传统的肯定，展现出多元文化与宗教的并存与和谐的魅力；但政府在推动和复苏小传统上却是有嫌被动和落后，甚至是任由其消失的。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向印尼、印度和中国等地引进小传统的艺术和技艺来复苏早期流行的小传统，以便照亮乔治市的文化遗产。不然我们将会对文化遗产逐渐地失去热情，也将对旅游业的推动产生负面作用。因此政府不断地鼓励民间大搞民俗活动（如农历年的街头庙会的小传统的发扬）是必要和正确的。
刊登于2010年10月11日《号外周报》第500期
给许子根的“备忘录”（跃马扬鞭）
正在面临内外交困的许子根，原本有两个人生阶段，从政前和从政后，现在则是多了一个阶段，那就是308之后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第三阶段的困境与窘境。
在1982年之前，他是一介书生，在理科大学当教育学院副院长。
但这一年的4月则是他人生的最大转捩点，应民政党之邀提名参加丹绒国会选举。当时的一个响亮口号应运而生：“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由董教总领军）。
这一年刚好是马哈迪接位（1981年）的首次考验，他自然倾全力以赴，也不在意民政党打华教牌。但在这一年他也左右逢源不让马华失望，同意李三春提出的条件，马华与民政同样在槟州获得分配8席以换取李三春移师芙蓉对垒行动党主席曾敏兴。
这一年林苍祐在不能心平气和下继续领军参选，他对林建寿的搞局要争夺首席部长耿耿于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子根获得了华教团体和华团的支持，才勉强在反对党强区的丹绒国席以800多张多数票取胜行动党的华教份子陈庆佳。就这样许子根走进国会；而在甲洞参选的郭洙镇则出师不利。董教总的如意算盘响了一半，另一半打不响。
从1982年到1986年的4年间，许子根以国阵国会议员的身份在国会内外都有不俗的表现，而他的精通三种语文也让人觉得“后生可畏”。
在1986年面对大选前，许子根出了一本《参政四年》的言论集，内中都是在国会内外的演讲和文稿。如今读来，倒是掷地有声，大多针对时弊提出批判与应变之道。
其中一篇是不得不提的，那是许子根以民青团团长的身份，于1983年在民政党乌雪区部的政治讲座会上的讲话。他说“民政党具有与其他政党不同的特点，即民政党具有反对党的斗志与精神”。
在这方面，他补充道：“反对党出身的民政党，熟悉了解人民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成员后，民政能公正不阿地执行开明的政策。这种经验与训练，造成了民政党在面对重要课题时，不会好像那些一开始即养尊处优的执政党那样，患上“软腿症”（这似乎是揶揄马华公会）。
他又说，民政党的领袖素质好，自从林苍祐掌舵后，罗致不少素质好的领袖。从林敬益、梁祺祥、李裕隆到曾永森再到华教人士，一浪跟着一浪，使到民政成为政坛上一股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
在这样的好条件下，许子根也为民政党列下历史使命，包括：①建立理论基础—在重大课题上，带引各族朝向公平合理社会的方向（前进）；②建立基层，组织群众力量—要使人民发觉民政党的确与众不同，进而赢取人民支持我们的工作。
因此许子根认为“民政党的领袖和党员们，必须时时刻刻照顾党的形象，发扬党的精神，秉持党的理想；而不可为了个人的形象、利益，做出使党受到的行动。
这一番话，确是“震聋发聩”，但不知道许子根有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豪言壮语”？
如果在308之前，这篇讲话对许子根和民政党没有太大的启迪意义，那么在308之后，它肯定是不能丢掉的“座右铭”。
换句话说，如果许子根在今天回到1982-1986年的敢于斗争，敢于想象《民政党（是）具有反对党斗志》的精神（此乃借用许子根这篇讲话的题目），唤醒党员团结一致把矛头对外，以收复失地，那么肯定不会发生所谓《倒丁》的特大，也不会发生林敬益发难的事件（没有发难的理由或借口）。可惜的是，民政党这两年半来使自己迷失在政治的十字路口，加上领导层又未扮演好积极的反对党角色，才落得今天党内基层要“革命”（倒丁运动），上层（林敬益）也参与“造反”。在这关键时刻，许子根所要祭出的就是温故知新，重读《参政四年》，并精选其中相关的文章广印发给党员细心消化，或者会对许子根这个人重新评价。否则的话，许子根可就得应付没完没了的内讧和人事斗争。这就是许子根的第三阶段的最大政治危机。
刊登于2010年10月11日《南洋商报》
在1982年之前，他是一介书生，在理科大学当教育学院副院长。
但这一年的4月则是他人生的最大转捩点，应民政党之邀提名参加丹绒国会选举。当时的一个响亮口号应运而生：“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由董教总领军）。
这一年刚好是马哈迪接位（1981年）的首次考验，他自然倾全力以赴，也不在意民政党打华教牌。但在这一年他也左右逢源不让马华失望，同意李三春提出的条件，马华与民政同样在槟州获得分配8席以换取李三春移师芙蓉对垒行动党主席曾敏兴。
这一年林苍祐在不能心平气和下继续领军参选，他对林建寿的搞局要争夺首席部长耿耿于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子根获得了华教团体和华团的支持，才勉强在反对党强区的丹绒国席以800多张多数票取胜行动党的华教份子陈庆佳。就这样许子根走进国会；而在甲洞参选的郭洙镇则出师不利。董教总的如意算盘响了一半，另一半打不响。
从1982年到1986年的4年间，许子根以国阵国会议员的身份在国会内外都有不俗的表现，而他的精通三种语文也让人觉得“后生可畏”。
在1986年面对大选前，许子根出了一本《参政四年》的言论集，内中都是在国会内外的演讲和文稿。如今读来，倒是掷地有声，大多针对时弊提出批判与应变之道。
其中一篇是不得不提的，那是许子根以民青团团长的身份，于1983年在民政党乌雪区部的政治讲座会上的讲话。他说“民政党具有与其他政党不同的特点，即民政党具有反对党的斗志与精神”。
在这方面，他补充道：“反对党出身的民政党，熟悉了解人民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成员后，民政能公正不阿地执行开明的政策。这种经验与训练，造成了民政党在面对重要课题时，不会好像那些一开始即养尊处优的执政党那样，患上“软腿症”（这似乎是揶揄马华公会）。
他又说，民政党的领袖素质好，自从林苍祐掌舵后，罗致不少素质好的领袖。从林敬益、梁祺祥、李裕隆到曾永森再到华教人士，一浪跟着一浪，使到民政成为政坛上一股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
在这样的好条件下，许子根也为民政党列下历史使命，包括：①建立理论基础—在重大课题上，带引各族朝向公平合理社会的方向（前进）；②建立基层，组织群众力量—要使人民发觉民政党的确与众不同，进而赢取人民支持我们的工作。
因此许子根认为“民政党的领袖和党员们，必须时时刻刻照顾党的形象，发扬党的精神，秉持党的理想；而不可为了个人的形象、利益，做出使党受到的行动。
这一番话，确是“震聋发聩”，但不知道许子根有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豪言壮语”？
如果在308之前，这篇讲话对许子根和民政党没有太大的启迪意义，那么在308之后，它肯定是不能丢掉的“座右铭”。
换句话说，如果许子根在今天回到1982-1986年的敢于斗争，敢于想象《民政党（是）具有反对党斗志》的精神（此乃借用许子根这篇讲话的题目），唤醒党员团结一致把矛头对外，以收复失地，那么肯定不会发生所谓《倒丁》的特大，也不会发生林敬益发难的事件（没有发难的理由或借口）。可惜的是，民政党这两年半来使自己迷失在政治的十字路口，加上领导层又未扮演好积极的反对党角色，才落得今天党内基层要“革命”（倒丁运动），上层（林敬益）也参与“造反”。在这关键时刻，许子根所要祭出的就是温故知新，重读《参政四年》，并精选其中相关的文章广印发给党员细心消化，或者会对许子根这个人重新评价。否则的话，许子根可就得应付没完没了的内讧和人事斗争。这就是许子根的第三阶段的最大政治危机。
刊登于2010年10月11日《南洋商报》
站错边•站中间•站对边 （直挂云帆）
首相纳吉于十月一日在“东盟100名领袖论坛”上发表的讲话内容是值得深思的。他说，从政者必须选对阵营“站对边”，才能确保本身的政治生命得以延续，否则你的政治生命就可能中断。这与人民无关，而是当政党出现派系之争时，你就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虽然纳吉庆幸他35年来一直都选对了，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的选择；而什么才是错的选择？因为一个人参加政治以后，他不可能时时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也不知道什么是错误的选择。
其实，在政治圈内，一般上也没有什么对和错之分，而是胜和败之分。如果你说胜者是正确的，败者是错误的，也勉强可以这样解读，但一旦失败者翻身，就不能说是“错误的胜利”，而是“错误被纠正回来”了，你以为呢？
虽然古往今来，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政治没有对和错之分，只有赢和输之分，但我们只要从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中，就有不少实例可以引用。随手拈来就有下列荦荦大件者：
（一）1951年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因气愤巫统不开放门户成为多元政党而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先是英殖民政府看好他，给予全力的支持。继是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公会及林苍祐领导的急进党，也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他们显然是站在拿督翁那一边，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拿督翁的党参加1952年的隆市议会选举失败了（只赢得2席），马华则赢得6席，巫统也胜了3席。这意味着拿督翁错误地离开巫统。果然不出所料，巫统成功地拉拢马华结盟，后来又加入印度国大党（1953年），也把陈祯禄拉过去。接着在1954年林苍祐也加入马华，造成拿督翁被逼在1954年成立国家党取代马来亚独立党。这个时候，与拿督翁站在一起的华裔领袖只是橡胶大王连裕祥（担任副主席）。在形势比人弱的情况下，拿督翁率其国家党参加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也只能派出30名候选人，东姑领导的联盟则派足52名候选人，结果联盟大捷，夺得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国家党全军覆没。陈祯禄及林苍祐站对边，他们也巩固了马华在联盟的地位。
认真地分析，这不是站对边和站错边的问题，而是民意选择了联盟成为执政党，只能说拿督翁时运不济，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二）1958年，林苍祐在马华党内以少壮派的形象崛起，打败了陈祯禄成为第二任总会长。可惜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团队，而是一个分裂的马华。陈修信（陈祯禄公子）这边联合了陈东海、翁毓麟及借助陈祯禄的影响力，密谋倒林苍祐派。两派的尖锐斗争在1959年由于巫统东姑的介入出现强弱分明的局面，林苍祐被边缘化，甚至连候选人也不是。那个时候站在陈修信那边的都成了候选人，支持林苍祐的则一无所有，也就在不久后离开马华公会；当时支持林苍祐的其中一人就是时任副教育部长的朱运兴。
按照胜王败寇的定律，你可以说支持林苍祐是站错边，而支持陈修信是站对边，可是从那一年开始，华人要求在国会占有1/3议席分配没有了，它只能成为华人永远的伤痛。你说是林苍祐对或陈修信对呢？
（三）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以反对党的姿态夺下槟州执政权，他领导的民政党共赢得16个州议席，行动党3席，人民党1席及联盟只剩下巫统4席。这是林苍祐在10年后回答了1959年时，陈修信的妥协立场是失误的。
不过来到1971年，林苍祐面临党内的宫廷政变，发起政变的人是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秘书长陈志勤。于是民政党分裂两派，其中一位关键人物王裕好本来是陈志勤的人，他也认为站对边足以拉倒林苍祐；但在林苍祐派笼络下，他又倒向林苍祐，否定原先的“站对边”。后来他索性“站中间”，既不反陈也不反林，弄得左右不是人，到最后不得不随陈志勤另立社会正义党。这个党在1974年的大选只是陈志勤（国席）和王裕好胜出（州席）。可怜的王裕好，在经济及政治困扰下，于1976年吞枪自杀，政治的骑墙也落个悲剧的一生。
（四）1973年马华党内又有少壮改革派浮现，在林敬益的领导下，马华党内一时有不少人支持林敬益攻打陈修信的总会长职（这对“政治父子”的闹僵也涉及党内的派系斗争），结果是陈修信祭出党章让林敬益及其派系人头落地。那些原本站在林敬益一边的又倒回支持当权派了。原来那时崛起的是李三春派。就这么一个回合，李三春“一箭三雕”把林敬益摒出党外，收服李孝友，又让曾永森站中间做和事佬。当然这些“站对边”的人都有官职了。不过，“站错边”的人也没有多大损失，那一年林敬益派的人全都被林苍祐拉开大网把他们收编了。这又是派系斗争的各安其位的大结局，你说谁是“站对边”，谁又是“站错边”呢？
（五）1979年马华的派系斗争进入白热化，一边是李三春派要保总会长宝座；另一边是曾永森“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直接问鼎老大座位。马华几乎撕成两半，连华社也动了起来。基于求变之心强烈，曾永森在舆论上占尽上风，十之八九尽是保曾派，可是开票的成绩是李三春胜，曾永森这一输不但连官也丢了，其派系人马也纷纷被秋后算账，这是典型的“站错边”的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曾永森当年打老大是错了吗？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说他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曾永森派在失败后，率其团队在1981年加入民政党，遂使到民政进一步发展成全国性政党。民政前有林敬益，后有曾永森，再加上林苍祐本来是马华的龙头老大，也难怪它后来被形容为国阵内的“小马华”。这又是政党派系斗争的版图洗牌，与对和错又有什么关系呢？
（五）倒是有一个生动的实例可以在“小马华”中举出来。1974年加盟民政而当选议员的许岳金，不久后成为林苍祐身边的红人，一度还被视为林苍祐的接班人。
1980年的波得申民政大会，林苍祐促许岳金全国走动，以支持梁祺祥接其位，但林敬益那边又形成一个强大的阵营，坚持非让林敬益接班不可。在可能分裂的对峙下，林苍祐只好让步，允许林敬益挑战梁祺祥，条件是落选者当署理主席。由于林敬益的势力较强，也把许岳金的中委挤掉了，表面上看来许岳金代表林苍祐为梁祺祥站台，他没有什么损失，实则从那一刻开始，就埋下许岳金厄运的伏线。
果然在1984年的民政槟州党主席选举，许岳金败给已淡出政坛的陈锦华后，导致他1986年被调派在任升旗山区参加国选。这一败从此与官场绝缘。
虽然1990年转投马华的许岳金有机会出征峇央峇鲁国席，无奈再失手复在马华被排挤，主因是他转支持李金狮向林良实呛声。这一“站错边”使到许岳金的政运更是雪上加霜。
即使在1995年改投沙巴团结党，参加槟州选举，也是全军覆没。从1986年到1995年的10年挣扎和浮沉，许岳金卷土重来（政坛）无门，也不得不“金盆洗手”，只论政，不问政了。许岳金从一颗政治明星到后来“往事只能回味”的仰天长叹，印证了政海无情，对错没有标准。因为许岳金不认为他是错误的抉择，而是被人为地排挤，或者这就是纳吉所谓的站错边的结局。
刊登于2010年10月7日《东方日报》
虽然纳吉庆幸他35年来一直都选对了，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的选择；而什么才是错的选择？因为一个人参加政治以后，他不可能时时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也不知道什么是错误的选择。
其实，在政治圈内，一般上也没有什么对和错之分，而是胜和败之分。如果你说胜者是正确的，败者是错误的，也勉强可以这样解读，但一旦失败者翻身，就不能说是“错误的胜利”，而是“错误被纠正回来”了，你以为呢？
虽然古往今来，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政治没有对和错之分，只有赢和输之分，但我们只要从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中，就有不少实例可以引用。随手拈来就有下列荦荦大件者：
（一）1951年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因气愤巫统不开放门户成为多元政党而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先是英殖民政府看好他，给予全力的支持。继是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公会及林苍祐领导的急进党，也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他们显然是站在拿督翁那一边，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拿督翁的党参加1952年的隆市议会选举失败了（只赢得2席），马华则赢得6席，巫统也胜了3席。这意味着拿督翁错误地离开巫统。果然不出所料，巫统成功地拉拢马华结盟，后来又加入印度国大党（1953年），也把陈祯禄拉过去。接着在1954年林苍祐也加入马华，造成拿督翁被逼在1954年成立国家党取代马来亚独立党。这个时候，与拿督翁站在一起的华裔领袖只是橡胶大王连裕祥（担任副主席）。在形势比人弱的情况下，拿督翁率其国家党参加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也只能派出30名候选人，东姑领导的联盟则派足52名候选人，结果联盟大捷，夺得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国家党全军覆没。陈祯禄及林苍祐站对边，他们也巩固了马华在联盟的地位。
认真地分析，这不是站对边和站错边的问题，而是民意选择了联盟成为执政党，只能说拿督翁时运不济，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二）1958年，林苍祐在马华党内以少壮派的形象崛起，打败了陈祯禄成为第二任总会长。可惜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团队，而是一个分裂的马华。陈修信（陈祯禄公子）这边联合了陈东海、翁毓麟及借助陈祯禄的影响力，密谋倒林苍祐派。两派的尖锐斗争在1959年由于巫统东姑的介入出现强弱分明的局面，林苍祐被边缘化，甚至连候选人也不是。那个时候站在陈修信那边的都成了候选人，支持林苍祐的则一无所有，也就在不久后离开马华公会；当时支持林苍祐的其中一人就是时任副教育部长的朱运兴。
按照胜王败寇的定律，你可以说支持林苍祐是站错边，而支持陈修信是站对边，可是从那一年开始，华人要求在国会占有1/3议席分配没有了，它只能成为华人永远的伤痛。你说是林苍祐对或陈修信对呢？
（三）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以反对党的姿态夺下槟州执政权，他领导的民政党共赢得16个州议席，行动党3席，人民党1席及联盟只剩下巫统4席。这是林苍祐在10年后回答了1959年时，陈修信的妥协立场是失误的。
不过来到1971年，林苍祐面临党内的宫廷政变，发起政变的人是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秘书长陈志勤。于是民政党分裂两派，其中一位关键人物王裕好本来是陈志勤的人，他也认为站对边足以拉倒林苍祐；但在林苍祐派笼络下，他又倒向林苍祐，否定原先的“站对边”。后来他索性“站中间”，既不反陈也不反林，弄得左右不是人，到最后不得不随陈志勤另立社会正义党。这个党在1974年的大选只是陈志勤（国席）和王裕好胜出（州席）。可怜的王裕好，在经济及政治困扰下，于1976年吞枪自杀，政治的骑墙也落个悲剧的一生。
（四）1973年马华党内又有少壮改革派浮现，在林敬益的领导下，马华党内一时有不少人支持林敬益攻打陈修信的总会长职（这对“政治父子”的闹僵也涉及党内的派系斗争），结果是陈修信祭出党章让林敬益及其派系人头落地。那些原本站在林敬益一边的又倒回支持当权派了。原来那时崛起的是李三春派。就这么一个回合，李三春“一箭三雕”把林敬益摒出党外，收服李孝友，又让曾永森站中间做和事佬。当然这些“站对边”的人都有官职了。不过，“站错边”的人也没有多大损失，那一年林敬益派的人全都被林苍祐拉开大网把他们收编了。这又是派系斗争的各安其位的大结局，你说谁是“站对边”，谁又是“站错边”呢？
（五）1979年马华的派系斗争进入白热化，一边是李三春派要保总会长宝座；另一边是曾永森“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直接问鼎老大座位。马华几乎撕成两半，连华社也动了起来。基于求变之心强烈，曾永森在舆论上占尽上风，十之八九尽是保曾派，可是开票的成绩是李三春胜，曾永森这一输不但连官也丢了，其派系人马也纷纷被秋后算账，这是典型的“站错边”的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曾永森当年打老大是错了吗？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说他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曾永森派在失败后，率其团队在1981年加入民政党，遂使到民政进一步发展成全国性政党。民政前有林敬益，后有曾永森，再加上林苍祐本来是马华的龙头老大，也难怪它后来被形容为国阵内的“小马华”。这又是政党派系斗争的版图洗牌，与对和错又有什么关系呢？
（五）倒是有一个生动的实例可以在“小马华”中举出来。1974年加盟民政而当选议员的许岳金，不久后成为林苍祐身边的红人，一度还被视为林苍祐的接班人。
1980年的波得申民政大会，林苍祐促许岳金全国走动，以支持梁祺祥接其位，但林敬益那边又形成一个强大的阵营，坚持非让林敬益接班不可。在可能分裂的对峙下，林苍祐只好让步，允许林敬益挑战梁祺祥，条件是落选者当署理主席。由于林敬益的势力较强，也把许岳金的中委挤掉了，表面上看来许岳金代表林苍祐为梁祺祥站台，他没有什么损失，实则从那一刻开始，就埋下许岳金厄运的伏线。
果然在1984年的民政槟州党主席选举，许岳金败给已淡出政坛的陈锦华后，导致他1986年被调派在任升旗山区参加国选。这一败从此与官场绝缘。
虽然1990年转投马华的许岳金有机会出征峇央峇鲁国席，无奈再失手复在马华被排挤，主因是他转支持李金狮向林良实呛声。这一“站错边”使到许岳金的政运更是雪上加霜。
即使在1995年改投沙巴团结党，参加槟州选举，也是全军覆没。从1986年到1995年的10年挣扎和浮沉，许岳金卷土重来（政坛）无门，也不得不“金盆洗手”，只论政，不问政了。许岳金从一颗政治明星到后来“往事只能回味”的仰天长叹，印证了政海无情，对错没有标准。因为许岳金不认为他是错误的抉择，而是被人为地排挤，或者这就是纳吉所谓的站错边的结局。
刊登于2010年10月7日《东方日报》
公正党改选评议 （天下纵横）
人民公正党在马来西亚政坛掀起的改革浪潮是值得关注的。从正面来看，它是第一个通过直接选出党领袖的政党，赋予党员投票的权利。因此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投诉贿赂的事件，因为党员之多，不是候选人可行贿得来的。但从负面来看，也许党员并不了解候选人的背景和情况，以致在投票时也只能从旁得知一些讯息，或不算是对候选人的公平评估。这样一来，由于党员教育程度的不同，他们的投票倾向也不一定以民意为导向。
在正与负之间，我们还是择正面而行之，虽然这样的直选制度不算完美，但在没有一个完美制度出现之前，我们还是以大多数人的民主为依归。从这次的提名看来，旺阿兹莎是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因为没有人挑战这个职位。而她的从始至今稳固地担任党内第一号人物，可以作如下的解释：
（一） 她是安华的化身，她的领导等于安华的领导。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旺阿兹莎辞峇东埔国席（2008年）让安华上阵一览无遗。这就是说，旺阿兹莎是最佳的安华代言人，也只有她可随时让位，不作第二人想。
（二） 安华又再官司缠身，他必须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做最坏的打算，因此他的不接受竞选党主席是具有强烈的理由。
（三） 尽管安华不曾担任党主席，但他已是实权的主席。旺阿兹莎的不战而胜意味着安华在党内的势力固若金汤。
除了主席职位保持不变外，署理主席则陷入了混战，起因于赛胡申阿里年事已高（73岁），宣布放弃蝉联。这也暗示新的接班人或由副主席升上，而追随安华多年不弃不离的阿兹敏，就在这一次党选中，成为“坐亚望冠”的热门人物。
但刻下与阿兹敏争夺老二位置的是在2008年才加入公正党的再益，再益的丰富阅历与对法律的精通成为他的活招牌，辅以曾在政府中担任内阁部长，他在各方面的优势并不会比阿兹敏差。
可是站在党的角度来说，再益党龄尚浅，而且阿兹敏也是公正党的发起人之一，他挟着国州议员的光环，自然也会当仁不让，再加上安华的“沉默挺敏”等于让阿兹敏更上一层楼。
至于副主席之战，更见热闹，尤其是其中一人努鲁伊扎也加入角逐，使到公正党内充满变数。
努鲁看来是较有希望入选的，这位在1999年时仍是十分年轻的“烈火莫熄”公主，如今经过磨炼，显然已可独当一面。最近她对马来人地位的看法和对经济转型的质问显示她比以前更会做功课，而且敏捷性也高，在在反映出她已不再是昔日的“小公主”，而是经得起考验的人民代议士。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凭安华名气和她个人的名气，她将会当选三位票选的副主席之一，取代阿兹敏留下的空缺。
事实上公正党在这次改选过后，也有必要对党章再作修改，包括保留多少席位给女性？如果非马来人因党员较少而发生在党选中败落，之后也要有补救的办法，那就是保留一定的数目给非马来人当执委，这样就不会发生非马来人选不上的窘境；更能维持这个党的种族职位的平衡比例。
就现实而言，公正党完全有必要在选后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这是情非得已的安排。
公正党的另一个隐忧是在308中选的国州议员有的已退党；有的水平的参差不齐也令执政后的民联州政府大伤脑筋，因此民联内的公正党今后更有必要对候选人的素质作考核，避免再度发生令党难堪，令人民失望的跳槽或退党事件发生。
总而言之，如果公正党在党选后不闹别扭，不分裂，它将会因改革得当而受益；反之若自我倾轧，肯定是公正党的悲哀。因此公正党员应把握这样的“大民主”机会，让党选出一个适当的阵营，以面对来届大选。也唯有去芜存菁，公正党才能承受巨大的挑战。
刊登于2010年10月4日《号外周报》第499期
在正与负之间，我们还是择正面而行之，虽然这样的直选制度不算完美，但在没有一个完美制度出现之前，我们还是以大多数人的民主为依归。从这次的提名看来，旺阿兹莎是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因为没有人挑战这个职位。而她的从始至今稳固地担任党内第一号人物，可以作如下的解释：
（一） 她是安华的化身，她的领导等于安华的领导。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旺阿兹莎辞峇东埔国席（2008年）让安华上阵一览无遗。这就是说，旺阿兹莎是最佳的安华代言人，也只有她可随时让位，不作第二人想。
（二） 安华又再官司缠身，他必须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做最坏的打算，因此他的不接受竞选党主席是具有强烈的理由。
（三） 尽管安华不曾担任党主席，但他已是实权的主席。旺阿兹莎的不战而胜意味着安华在党内的势力固若金汤。
除了主席职位保持不变外，署理主席则陷入了混战，起因于赛胡申阿里年事已高（73岁），宣布放弃蝉联。这也暗示新的接班人或由副主席升上，而追随安华多年不弃不离的阿兹敏，就在这一次党选中，成为“坐亚望冠”的热门人物。
但刻下与阿兹敏争夺老二位置的是在2008年才加入公正党的再益，再益的丰富阅历与对法律的精通成为他的活招牌，辅以曾在政府中担任内阁部长，他在各方面的优势并不会比阿兹敏差。
可是站在党的角度来说，再益党龄尚浅，而且阿兹敏也是公正党的发起人之一，他挟着国州议员的光环，自然也会当仁不让，再加上安华的“沉默挺敏”等于让阿兹敏更上一层楼。
至于副主席之战，更见热闹，尤其是其中一人努鲁伊扎也加入角逐，使到公正党内充满变数。
努鲁看来是较有希望入选的，这位在1999年时仍是十分年轻的“烈火莫熄”公主，如今经过磨炼，显然已可独当一面。最近她对马来人地位的看法和对经济转型的质问显示她比以前更会做功课，而且敏捷性也高，在在反映出她已不再是昔日的“小公主”，而是经得起考验的人民代议士。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凭安华名气和她个人的名气，她将会当选三位票选的副主席之一，取代阿兹敏留下的空缺。
事实上公正党在这次改选过后，也有必要对党章再作修改，包括保留多少席位给女性？如果非马来人因党员较少而发生在党选中败落，之后也要有补救的办法，那就是保留一定的数目给非马来人当执委，这样就不会发生非马来人选不上的窘境；更能维持这个党的种族职位的平衡比例。
就现实而言，公正党完全有必要在选后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这是情非得已的安排。
公正党的另一个隐忧是在308中选的国州议员有的已退党；有的水平的参差不齐也令执政后的民联州政府大伤脑筋，因此民联内的公正党今后更有必要对候选人的素质作考核，避免再度发生令党难堪，令人民失望的跳槽或退党事件发生。
总而言之，如果公正党在党选后不闹别扭，不分裂，它将会因改革得当而受益；反之若自我倾轧，肯定是公正党的悲哀。因此公正党员应把握这样的“大民主”机会，让党选出一个适当的阵营，以面对来届大选。也唯有去芜存菁，公正党才能承受巨大的挑战。
刊登于2010年10月4日《号外周报》第499期
马华民政合并“有路无门”（跃马扬鞭）
不知道为什么，蔡细历的坚定拥护者汤木在此时又老调重弹，建议马华与民政合并，所持的理由是：两者都是华基政党，308政治海啸后，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有协商而没有交心的各自为政。如果要与首相谈商执政权力的较平衡分配，就需要开动马华公会的机制与民政党再次谈论两党合并的事。
对此我们想知道他事先有与其老板蔡细历商议吗？因为这是涉及两党政运的大课题，如果有的话，是有些来头，否则只是他个人的己见，不具任何意义。但从汤木只有建议没有实质方案和结构来看，他似乎只在投石问路，试探民政的反应。姑不论是否具政治议程或只是个人的想法，都不可能有结果的。
那是因为汤木此议并非新鲜事，而是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1971年说起。那一年正好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意气风发的年代，他刚好在前一年继位，成为大权在握的国家领导人。那一年林苍祐也刚好挫折民政党内的宫廷政变，并将民政党中委会牢控在手。在气走赛胡申阿拉达斯及陈志勤后，党总部从吉隆坡移回槟城。为了巩固槟州政权，林苍祐在1972年元旦率民政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成为执政集团一员。
在这个过程之前，有第一段秘闻是在1968年林苍祐有意合创民政党时，马华的第二号人物许启谟私下来槟会晤林苍祐。据知是力劝他不要再成立新党，并希望他重回马华。可是在陈修信掌权的年代，又岂能一山容二虎呢？许启谟自然无功折返。
提及许启谟他可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他曾在新加坡（林有福政府年代）担任政治部主任。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他就离开新加坡返马来亚。他的特长就是开展分析与说服的心理战略，以化解“敌手”的立场。因而1963年被倚重出任中央部长（以上议员身份入阁）并成为陈修信的得力助手。其后一路平步青云成为党秘书长乃至署理总会长。他曾在1970年秘密穿针引线，把砂拉越的左翼政党人民联合党引进执政集团，因而有了砂州在1970年举行州大选（因“513”事件，紧急状态尚未解除而有此“冒险”举行选举，肯定事先已布署妥当）。这一选也就把人联党消化进联合政府中。
既然连坚持左翼的人联党都能转变立场，林苍祐的民政党的转变又有何困难呢？因此第二段秘闻是在1972年时，许启谟向林苍祐建议马华民政合并，并大胆地提出将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改成Malaysian Civic Association，还是简称MCA。意思是说，民政解散，集体加入马华公会，一如1954年林苍祐让急进党无疾而终后集体加入马华公会；又如1968年，林苍祐解散民主联合党，集体加入民政党那样。不过，力量已经壮大的林苍祐已不需要卖面子给陈修信，也就拒绝许启谟的美意；但同意民政加入联合政府，与中央密切合作。也在这一年，当许启谟逝世后，两党合并大门显然已被关上。
不宁唯是，林苍祐更在1973年收留了被马华开除的林敬益及支持者加入民政党，启开了马华民政的数不完的斗争。最明显的是1974年李三春登上马华总会长后（陈修信退休），决定对民政党采取报复行动，因此两党的合并在当时来说是天方夜谭的故事。
来到1985年陈群川斗倒梁维泮后，又有人试图打通已封闭的通道，希望马华在调整名字后，可以与民政联手组成新党，但这种努力只有构思而没有行动，因为1986年大选后陈群川出事了，两党的合作若即若离，难以捉摸。
只有到了2003年黄家定出任总会长后，民政老大林敬益突出人意表建议马华与民政合并，并煞有其事地成立合并工委会，由双方人马组成，马华由陈广才领导，民政由郭洙镇领导。即使有此“隆重其事”，到后来又是宣布终止“合并”，理由是理念不同。
所谓的理念不同就是指民政是多元政党，马华是单元政党。这也是早已知晓的表面理由，说了也是多余的话。内中肯定有过不去的坎，最主要的是民政新生代从吴清德到许子根的那一代都与马华扯不上关系，何来合并之说？
其实，在308之后，当马华和民政都坚持守在国阵大家庭内时，就意味着它们是“同病相怜”的，也就有舆论促请两党无妨商谈合并，结果又不受理会，两党继续各自为政。直到今天，也许汤木看到两党各陷困境，不合并恐两败俱伤。虽然有此忧虑，但两党合并还是“有路无门”，即是有此思路，乃找不到缺口和门路。
看来也只有再经过另一场大选洗礼后，才可能看到其中一方放下身段与另一方建立合并关系。但如果双双有起色，那就不存在合并了。反之如果再一次惨败，则任何的合并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连许启谟都办不到的，汤木又如何能扭转乾坤呢？因此说来说去马华民政，民政马华的未来，一切只好听天由命了！
刊登于2010年10月4日《南洋商报》
对此我们想知道他事先有与其老板蔡细历商议吗？因为这是涉及两党政运的大课题，如果有的话，是有些来头，否则只是他个人的己见，不具任何意义。但从汤木只有建议没有实质方案和结构来看，他似乎只在投石问路，试探民政的反应。姑不论是否具政治议程或只是个人的想法，都不可能有结果的。
那是因为汤木此议并非新鲜事，而是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1971年说起。那一年正好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意气风发的年代，他刚好在前一年继位，成为大权在握的国家领导人。那一年林苍祐也刚好挫折民政党内的宫廷政变，并将民政党中委会牢控在手。在气走赛胡申阿拉达斯及陈志勤后，党总部从吉隆坡移回槟城。为了巩固槟州政权，林苍祐在1972年元旦率民政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成为执政集团一员。
在这个过程之前，有第一段秘闻是在1968年林苍祐有意合创民政党时，马华的第二号人物许启谟私下来槟会晤林苍祐。据知是力劝他不要再成立新党，并希望他重回马华。可是在陈修信掌权的年代，又岂能一山容二虎呢？许启谟自然无功折返。
提及许启谟他可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他曾在新加坡（林有福政府年代）担任政治部主任。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他就离开新加坡返马来亚。他的特长就是开展分析与说服的心理战略，以化解“敌手”的立场。因而1963年被倚重出任中央部长（以上议员身份入阁）并成为陈修信的得力助手。其后一路平步青云成为党秘书长乃至署理总会长。他曾在1970年秘密穿针引线，把砂拉越的左翼政党人民联合党引进执政集团，因而有了砂州在1970年举行州大选（因“513”事件，紧急状态尚未解除而有此“冒险”举行选举，肯定事先已布署妥当）。这一选也就把人联党消化进联合政府中。
既然连坚持左翼的人联党都能转变立场，林苍祐的民政党的转变又有何困难呢？因此第二段秘闻是在1972年时，许启谟向林苍祐建议马华民政合并，并大胆地提出将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改成Malaysian Civic Association，还是简称MCA。意思是说，民政解散，集体加入马华公会，一如1954年林苍祐让急进党无疾而终后集体加入马华公会；又如1968年，林苍祐解散民主联合党，集体加入民政党那样。不过，力量已经壮大的林苍祐已不需要卖面子给陈修信，也就拒绝许启谟的美意；但同意民政加入联合政府，与中央密切合作。也在这一年，当许启谟逝世后，两党合并大门显然已被关上。
不宁唯是，林苍祐更在1973年收留了被马华开除的林敬益及支持者加入民政党，启开了马华民政的数不完的斗争。最明显的是1974年李三春登上马华总会长后（陈修信退休），决定对民政党采取报复行动，因此两党的合并在当时来说是天方夜谭的故事。
来到1985年陈群川斗倒梁维泮后，又有人试图打通已封闭的通道，希望马华在调整名字后，可以与民政联手组成新党，但这种努力只有构思而没有行动，因为1986年大选后陈群川出事了，两党的合作若即若离，难以捉摸。
只有到了2003年黄家定出任总会长后，民政老大林敬益突出人意表建议马华与民政合并，并煞有其事地成立合并工委会，由双方人马组成，马华由陈广才领导，民政由郭洙镇领导。即使有此“隆重其事”，到后来又是宣布终止“合并”，理由是理念不同。
所谓的理念不同就是指民政是多元政党，马华是单元政党。这也是早已知晓的表面理由，说了也是多余的话。内中肯定有过不去的坎，最主要的是民政新生代从吴清德到许子根的那一代都与马华扯不上关系，何来合并之说？
其实，在308之后，当马华和民政都坚持守在国阵大家庭内时，就意味着它们是“同病相怜”的，也就有舆论促请两党无妨商谈合并，结果又不受理会，两党继续各自为政。直到今天，也许汤木看到两党各陷困境，不合并恐两败俱伤。虽然有此忧虑，但两党合并还是“有路无门”，即是有此思路，乃找不到缺口和门路。
看来也只有再经过另一场大选洗礼后，才可能看到其中一方放下身段与另一方建立合并关系。但如果双双有起色，那就不存在合并了。反之如果再一次惨败，则任何的合并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连许启谟都办不到的，汤木又如何能扭转乾坤呢？因此说来说去马华民政，民政马华的未来，一切只好听天由命了！
刊登于2010年10月4日《南洋商报》
厦门木偶剧展现魅力 （现代春秋）
通过韩江学院的安排和一些团体、机构及个人的赞助，我们请来了厦门木偶戏团一行4人来槟城访问一周（9月23日至29日）。
我们把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密，让他们有些透不过气来，但辛苦中他们也领悟到不虚此行，至少他们让槟城人民大开眼界，什么是布袋戏？什么是木偶戏？又什么是掌中戏？（在这方面，韩江华人文化馆与韩江电视新闻中心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
虽然三者都是同一码事，但在他们的精湛技巧布局下，真让我们知道木头原来是有“灵性”的。它会说话，会抽烟、喝水，乃至耍杂技。当然让木头活起来的就是来自厦门“父女兵团”的一对国家级活宝庄陈华及庄宴红。他们分别是国家一级及二级演员。把千年的艺术赋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我们因而有机会观赏他们的高超演技，把布袋戏演得神气活现，像真人在演戏。
说起布袋戏，对我而言那是童年的“小儿科”（大儿科指的是真人的地方戏曲表演）。我们在酬神的那一个月内（指中元节）总有机会欣赏布袋戏，起先还有些兴趣，后来就趣味索然，因为演来演去就是那几套残片，而且艺术性不高。待到年长不再看布袋戏时，它已经流入酬神之戏，再也找不到观众了，顶多是三几个儿童在那儿看“公仔打架”。
布袋戏的没落和将近失传是令人伤感的事，也意味着地方戏曲传统已快要走进历史了。
就在我对布袋戏再也提不起兴趣的当儿，在今年8月的时候，厦门市委宣传部长洪碧玲女士带领了20余人来到韩江学院访问，并进行了一场文化对话会。我在那个场合认识了庄宴红，也为她的露一手的布袋戏所吸引着。我似乎找到了可以传承这种戏曲的好演员。
因此在9月份的邮件往来中，我邀请了她组一个小团来槟城一周，并安排几场的表演讲解会，以便开展对布袋戏的研究和进一步了解中国对布袋戏的提倡。
就这样庄宴红又安排两位南音高手黄念旭及陈美瑜助阵，使到阵容更为完整。其实，福建南音戏曲已被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列为“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千年历史也与布袋戏一样源远流长。
我问过庄宴红，中国怎样参加世界的木偶戏大赛，她说木偶戏不是中国独有，同样棒的有德国、英国、捷克和俄罗斯等，而中国也综合了西方的艺术，使之更为生动和活泼。
她告诉我，木偶戏是一个专业，平均要有6年的专业训练，目前在中国的地方戏曲研究也走入大学殿堂，有研究生在报读。
由于得到国家的扶持，布袋戏在中国南方仍然是流行的地方戏曲。为了使到木偶戏得到本地人的重视，我也刻意安排几场的表演会。第一场就是在9月24日为韩院的中文系学生讲解和表演布袋戏的奥秘。第二场就是在25日晚上为槟州客属公会的宴庆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表演，历时一句钟。主要表现在布袋戏这一传统艺术能出神入化地让台下的观众不断地拍掌叫好。
在26日让他们一团自由活动游玩槟岛后，我们又在27日安排两场的演出，一场下午在韩江学院；另一场晚上在日新中学，由威省福建会馆安排，其会长尤忠滬也亲自出马。这两场的表演都是与观众近距离的，主宾是王国慧行政议员。她也热心提供赞助经费。在演出后，观众包括学生们都冲上前拿木偶耍乐。当演员与观众打成一片时，那就证明演出十分成功，是木偶也唤起了观众的艺术细胞。
28日的下午演出是专门为韩江小学的学生而举行的。虽是短短的半句钟，但坐在台下的小学生们也闻风而起，在结束前几乎一窝蜂地涌上前拿木偶来表演一番。由此可见，经厦门团一个示范和展露功夫，人们马上又对布袋戏有好感了。
当晚在韩中礼堂举行的“厦门文艺之夜”则是压轴好戏，4位演员几倾全力使出浑身解数，把观众带上最高潮。在座的大多数是中学生，他们都乐开了怀，到结束时还是不肯离去，跑上舞台与演员一起合照留念。那是一个温馨的夜晚，也感谢黄汉伟行政议员大力支持与槟厦友好协会主席祝友成的不忘槟厦是一家的热情，给予演出打气。
29日在新世界露天剧场临别秋波的一场表演，本来是与民众同乐的，但因天不作美，也就影响观众人数。不过到来参观者都对节目的精彩不时拍掌叫好。这一夜，罗兴强行政议员及曹观友行政议员的代表刘敬亿州议员都莅临鼓励，语多表扬。
感谢厦门团不计疲劳和辛苦，他们的落力演出和讲解，也使到木偶艺术活了起来。难怪在今年较早的时候，新加坡当局邀请他们组一个30人表演团，带足道具和乐队，足足表演一个月，令新加坡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槟州政府是否准备在明年7月庆祝入遗三周年时，也请厦门艺术团来助兴一番？这是值得斟酌的。因为只有让各民族的民间艺术和地方戏曲百花齐放和内外交流，才能衬托出乔治市入遗的多元文化的独特性。
总的来说，厦门艺术团把欢乐和传统戏曲带给槟城，而槟城也因之更加深它与厦门姐妹市的情谊细水长流。
刊登于2010年10月4日《光华日报》
30.9.10
民政在国阵的定位和角色 （直挂云帆）
当民政党在1968年创立时，它的政纲是强调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以有别于社阵（社会主义阵线）的激进社会主义路线，也不同于联盟的右翼路线。草拟这份政纲的人正是陈志勤。他在1967年“中国文革”进入高潮时，也被雪州的劳工党组织声讨和批判其“罪状”，导致他不得不退出劳工党，进而拉拢一批“有识之士”（不能称为志同道合者，因为不久之后发起人之一的王赓武就到澳洲执教了；而大选之后，林苍祐又与陈志勤抬杠了）合组民政党。
虽然民政党的成立始于陈志勤，但其生命的火花却是由林苍祐点燃的。因为后者将其整个党（民主联合党，UDP）解散而鼓励党员更换招牌，挂上民政党。这样一来，民政党一成立就在槟城展示其旺盛的生命力。那时，林苍祐的名字比民政党更响亮。
就这样，在反风吹袭下的1969年大选，民政党一跃而成为槟州的执政党。正因为有了林苍祐领军，即使大选后三天（5月13日）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时，林苍祐的首席部长地位（5月11日就职；5月10日大选成绩揭晓）仍然十分稳固，因为他本来就是联盟的领袖之一，且与敦拉萨有不寻常的私交（他在1959年以马华总会长的身份与东姑因席位数目交恶而大权旁落。1960年退出马华）。
有人因此质问，如果民政党没有发生内讧，林苍祐会率领民政党加入国阵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如果根据林苍祐的思维来推论，他会选择与敦拉萨合作，甚至可能加入执政集团，只是迟和早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幸还是有幸，当陈志勤（党秘书长）联合赛胡申阿拉达斯（党主席）在1971年密谋倒林苍祐（党中央副主席，槟州主席）后，就给林苍祐一个反击与夺权的机会。而林苍祐靠的不单是党内的“忠诚派”（有12名州议员，包括林苍祐及议长哈仑在内是林苍祐派的，另一位王裕好是摇摆不定的；另3名民政议员倒戈相向，默许行动党3议员及人民党1议员在槟州议会内提出不信任动议，如果加上巫统4名州议员加入倒林运动，在议长不能投票下将以11票对11票的结果而僵持不下。这样一来，林苍祐即使不辞职，政局也陷入不安。
就在人们为林苍祐捏一把冷汗之际，林苍祐与敦拉萨的“热线”起了关键作用，后者喻令4名巫统议员在州议会投弃议票，以挫折不信任票。开票的结果是11票对7票，行动党叶锦源的动议以失败告终。
经此波折后，更加坚定林苍祐与巫统合作的决心。1972年元旦，敦拉萨（已在1971年9月宣誓就任第二任首相）与林苍祐宣布在槟州成立联合政府，65层摩天大楼也被命名为敦拉萨综合大厦（KOMTAR），光大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1974年国阵正式成立时，民政党已是其中一个成员，它受到的重视不亚于马华公会，这也是为什么马华是最后一名承诺加入新大家庭的。换句话说，联盟的3党阵线摇身一变成9党加盟的国阵。除了原有的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外，另加入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还有沙巴的国阵及砂拉越的国阵。
这一下子，马华不再是唯一代表华人的执政党，民政及人联党也被视为华基政党，再加上人民进步党是华印裔政党，马华的代表性相对地降了下来。这种变化使到1974年接任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气在心头，也就把气泄在民政的身上。从那一刻开始，马华与民政的斗争没完没了。巫统则打从马哈迪接位的那一天开始（1981年6月），他就对马华与民政采取相等距离的策略，不再如同敦拉萨“厚待”民政党，例如在1982年的大选，他同意马华在槟州与民政享有8个州议席的配额，并接受以议席多寡来决定由哪个党担任首席部长。又例如在1999年大选后，马华突得到两名民政州议员的“投奔”，议席超过民政党（11对8）。若按照1982年的“口头协议”，理应由马华推出首席部长人选，但马哈迪不作此想，他在促请许子根压后就职的一周后，又把这张龙椅交回给许子根。这就说明了马哈迪永远是赢家，由他来决定这两个党的政运。
就是因为在马哈迪当政下，已没有所谓成员党的排位问题，只剩下巫统一党独大，其他成员党围绕在其身旁发亮，宛如众星拱月。虽然表面上马华还是居第二位，但实权操在谁的手里，大家也就心知肚明。
可以这么说，在马哈迪成为国阵老大及首相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政党政治的走向都按其意愿旋转，这之中没有一个成员党得以搞对抗和离心，只得放下身段，消磨自身的理念与方向。最明显的例子是1990年沙巴的团结党突然背叛国阵而成为反对党州政府后，其结果是1994年的州选虽由团结党以25席对13席再次执政，但因为州议员的跳槽，团结党失掉政权，改由国阵执政到今天。这是典型的“政治惩罚”，迫使团结党的拜林不得不在千禧年低头重回国阵，并在2004年大选重回州内阁，但也只能屈从担任副首席部长。
由此来评估民政党，它是不可能有高调的独立政见，什么多元理念，什么马来西亚人民的国家和努力使民政多元性代表，这都是民政的“家事”。在国阵中，民政是代表华裔的成员党，与马华不相上下。原本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国阵以是种族的组合来争取成员党的。
不过，在马哈迪之后的阿都拉，也同样没有把民政党放在“比较好”的地位，而只是视它为国阵的一个成员党。因此当2006年巫统浮罗山背团员在阿都拉及许子根面前拉横幅指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时，阿都拉只是轻描淡写地敦促勿刊照片和将布条收起，没有进一步行动，而许子根的忍辱却成了华社永远的伤痛，此其一。
其二，在挑选首席部长接班人课题上，许子根一直面对巫统部分人士干扰，到最后竟然由阿都拉钦定黑马邓章耀，整个民政陷入十分被动的尴尬局面。
因为这样，308的政治海啸也把民政冲得无影无踪。也只有来到纳吉上位后（2009年），许子根才以民政主席的身份进入内阁，但也已是迟来的春天。在失掉政治筹码后（失掉槟州地盘），今天的民政党还是不时受到友党的揶揄，以致改革“知易行难”。处在备受磨难的窘境中，民政党内又有人拿丁福南来开刀祭旗，不知是不是代罪羔羊？但倒丁之后又要做什么？没有人说出来。回首40年前的辉煌岁月，我们不禁为之叹息扼腕。
刊登于2010年9月30日《东方日报》
虽然民政党的成立始于陈志勤，但其生命的火花却是由林苍祐点燃的。因为后者将其整个党（民主联合党，UDP）解散而鼓励党员更换招牌，挂上民政党。这样一来，民政党一成立就在槟城展示其旺盛的生命力。那时，林苍祐的名字比民政党更响亮。
就这样，在反风吹袭下的1969年大选，民政党一跃而成为槟州的执政党。正因为有了林苍祐领军，即使大选后三天（5月13日）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时，林苍祐的首席部长地位（5月11日就职；5月10日大选成绩揭晓）仍然十分稳固，因为他本来就是联盟的领袖之一，且与敦拉萨有不寻常的私交（他在1959年以马华总会长的身份与东姑因席位数目交恶而大权旁落。1960年退出马华）。
有人因此质问，如果民政党没有发生内讧，林苍祐会率领民政党加入国阵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如果根据林苍祐的思维来推论，他会选择与敦拉萨合作，甚至可能加入执政集团，只是迟和早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幸还是有幸，当陈志勤（党秘书长）联合赛胡申阿拉达斯（党主席）在1971年密谋倒林苍祐（党中央副主席，槟州主席）后，就给林苍祐一个反击与夺权的机会。而林苍祐靠的不单是党内的“忠诚派”（有12名州议员，包括林苍祐及议长哈仑在内是林苍祐派的，另一位王裕好是摇摆不定的；另3名民政议员倒戈相向，默许行动党3议员及人民党1议员在槟州议会内提出不信任动议，如果加上巫统4名州议员加入倒林运动，在议长不能投票下将以11票对11票的结果而僵持不下。这样一来，林苍祐即使不辞职，政局也陷入不安。
就在人们为林苍祐捏一把冷汗之际，林苍祐与敦拉萨的“热线”起了关键作用，后者喻令4名巫统议员在州议会投弃议票，以挫折不信任票。开票的结果是11票对7票，行动党叶锦源的动议以失败告终。
经此波折后，更加坚定林苍祐与巫统合作的决心。1972年元旦，敦拉萨（已在1971年9月宣誓就任第二任首相）与林苍祐宣布在槟州成立联合政府，65层摩天大楼也被命名为敦拉萨综合大厦（KOMTAR），光大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1974年国阵正式成立时，民政党已是其中一个成员，它受到的重视不亚于马华公会，这也是为什么马华是最后一名承诺加入新大家庭的。换句话说，联盟的3党阵线摇身一变成9党加盟的国阵。除了原有的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外，另加入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还有沙巴的国阵及砂拉越的国阵。
这一下子，马华不再是唯一代表华人的执政党，民政及人联党也被视为华基政党，再加上人民进步党是华印裔政党，马华的代表性相对地降了下来。这种变化使到1974年接任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气在心头，也就把气泄在民政的身上。从那一刻开始，马华与民政的斗争没完没了。巫统则打从马哈迪接位的那一天开始（1981年6月），他就对马华与民政采取相等距离的策略，不再如同敦拉萨“厚待”民政党，例如在1982年的大选，他同意马华在槟州与民政享有8个州议席的配额，并接受以议席多寡来决定由哪个党担任首席部长。又例如在1999年大选后，马华突得到两名民政州议员的“投奔”，议席超过民政党（11对8）。若按照1982年的“口头协议”，理应由马华推出首席部长人选，但马哈迪不作此想，他在促请许子根压后就职的一周后，又把这张龙椅交回给许子根。这就说明了马哈迪永远是赢家，由他来决定这两个党的政运。
就是因为在马哈迪当政下，已没有所谓成员党的排位问题，只剩下巫统一党独大，其他成员党围绕在其身旁发亮，宛如众星拱月。虽然表面上马华还是居第二位，但实权操在谁的手里，大家也就心知肚明。
可以这么说，在马哈迪成为国阵老大及首相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政党政治的走向都按其意愿旋转，这之中没有一个成员党得以搞对抗和离心，只得放下身段，消磨自身的理念与方向。最明显的例子是1990年沙巴的团结党突然背叛国阵而成为反对党州政府后，其结果是1994年的州选虽由团结党以25席对13席再次执政，但因为州议员的跳槽，团结党失掉政权，改由国阵执政到今天。这是典型的“政治惩罚”，迫使团结党的拜林不得不在千禧年低头重回国阵，并在2004年大选重回州内阁，但也只能屈从担任副首席部长。
由此来评估民政党，它是不可能有高调的独立政见，什么多元理念，什么马来西亚人民的国家和努力使民政多元性代表，这都是民政的“家事”。在国阵中，民政是代表华裔的成员党，与马华不相上下。原本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国阵以是种族的组合来争取成员党的。
不过，在马哈迪之后的阿都拉，也同样没有把民政党放在“比较好”的地位，而只是视它为国阵的一个成员党。因此当2006年巫统浮罗山背团员在阿都拉及许子根面前拉横幅指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时，阿都拉只是轻描淡写地敦促勿刊照片和将布条收起，没有进一步行动，而许子根的忍辱却成了华社永远的伤痛，此其一。
其二，在挑选首席部长接班人课题上，许子根一直面对巫统部分人士干扰，到最后竟然由阿都拉钦定黑马邓章耀，整个民政陷入十分被动的尴尬局面。
因为这样，308的政治海啸也把民政冲得无影无踪。也只有来到纳吉上位后（2009年），许子根才以民政主席的身份进入内阁，但也已是迟来的春天。在失掉政治筹码后（失掉槟州地盘），今天的民政党还是不时受到友党的揶揄，以致改革“知易行难”。处在备受磨难的窘境中，民政党内又有人拿丁福南来开刀祭旗，不知是不是代罪羔羊？但倒丁之后又要做什么？没有人说出来。回首40年前的辉煌岁月，我们不禁为之叹息扼腕。
刊登于2010年9月30日《东方日报》
谢诗坚VS黄明志 （天下纵横）
原本有同事问我，要不要举办一场黄明志演讲会及演唱会，我说没有问题。但在考虑到我与他之间年龄的悬殊及两代间的鸿沟，我建议由年青的人与他一起分享他的创作经历。不过我顺便加上一句，在音乐分享会上，把那几首引起争议的歌曲搁置一旁。就这样，也就加入中文报记者协会联合主办。
不久之后，黄明志那边提出意见，希望对话会与我在一起。我先是认为两人之间有代沟，也擦不出火花，后来想了一下也好，便提出双方可以自我表达的建议。他可以听不进去我的意见，而我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就在双方有了共识后，我们也准备了适当的对话内容。
9月16日那天的下午，当第一次见到黄明志时，便进行简短的交换意见。
不一会儿，负责人告诉我们可以进场了。因为观众已经爆满，外面也站了一大群人。初步估计至少有六七百人。
本来我们有打算移师在大礼堂举行，但考虑到礼堂已出租宴会布置麻烦，也就决定在韩院多用途礼堂举行。
来到会场，黄明志的歌迷也真不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带着热情与激情而来，他们无非是要与黄明志进行贴身的交流。对于我来说，也真是首次面对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不全然是为对话会到来，贴切地说，他们也是因为音乐分享会而宁可挤在讲堂内。我不是没有经历大场面的演讲，但参加者都是关心政治和时事课题的人，但今天的场面就不一样。我既不是歌手，也对音乐没有研究的天分，彼此是不可能就音乐和歌曲的创作进行讨论，但我想无妨对他的创作内容和精神进行讨论，也不失其意义。
于是我建议分四个环节来探讨黄明志和其创作。第一个环节是认识黄明志和我对黄明志的评价。我说，无疑的，黄明志有创作才华，但因为他有妒世愤俗的一面，也就在不平则鸣下把他的不满通过歌曲表达了。他把才华献给艺术，又借艺术走向低俗。
我提出低俗是由于他有两首备受争议的创作歌曲掀起滔天大浪，第一首是2007年的“我的国家”；第二首就是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校长“回中国论”事件的《呐》的创作。这两首歌被认为粗俗的语言较多，意识不良。但黄明志坚持他的创作不是粗俗，而是“以歌言志”，即使不穿插粗话，不等于小孩子不会讲粗话。这就是第二个环节了。
不错，如果黄明志不在歌词中加进粗话，别人也会讲粗话，此粗由来已久，与黄明志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一名歌手如果能够追求真善美，让美妙的歌声表达出美妙的歌词，岂不相得益彰，为何要标新立异加入容易引发争议的词句呢？
不过在黄明志看来，他创作了500多首歌，只有5%有夹带粗话的不算多，而且他也认为他的歌的主旨是在表达一种看法和态度，不能用低俗来形容。
不单是语言，态度也能够表现出低俗的一面。我引用中国最近以来在高调推行的“反三俗运动”来说明这件事。这是由胡锦涛主席带头，以便向“庸俗、低俗及媚俗”宣战，也就是当下的“反三俗”。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部长蔡武也认为在反三俗的当儿，也要“立三绿”，既鼓励绿色娱乐、绿色歌曲及绿色艺人一起来讨伐“恶俗、低俗、粗俗”等不良娱乐。
我提出中国要创造一个“新道德运动”是想告诉黄明志艺术也可以反“三俗和去三俗”的。如果艺人能严肃看待这个问题，将会净化我们的生存空间。这种提倡与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不论任何国家和地区，我们都希望看到健康艺术的成长。这是第三个环节。
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对黄明志的希望，希望他能从几次的风潮中领悟到艺术也可以从正面来发扬和表达，不一定要用“低俗”的语言来衬托其含意。
也许黄明志一时之间也接受不了这样的“高调”，因为他认为他走的是大众化的路线，而且也有不少年青人喜欢。
于是我们进入了第四个环节，探讨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差别。
当然，如果你身置那天的对话会，你会同意黄明志迷一大片。我就开始觉得，我已走进黄明志迷的包围中，不是黄明志被摆上台。如果我当天有太多的反调，我会被他们的“抗议”声淹没其中，还是点到为止吧！希望黄明志能珍惜许多人在为他祝福，祝他平安无事，祝他“化险为夷”，又祝他“少惹争议多讨人欢喜”。
我相信，黄明志会懂得个中道理，这也是我与他对话的一个用意。总的来说，对话会是成功的，虽然我们之间有代沟，有时也南辕北辙，但无所谓，因为我们也都在追求一个完美与和谐的社会。
刊登于2010年9月27日《号外周报》第498期
不久之后，黄明志那边提出意见，希望对话会与我在一起。我先是认为两人之间有代沟，也擦不出火花，后来想了一下也好，便提出双方可以自我表达的建议。他可以听不进去我的意见，而我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就在双方有了共识后，我们也准备了适当的对话内容。
9月16日那天的下午，当第一次见到黄明志时，便进行简短的交换意见。
不一会儿，负责人告诉我们可以进场了。因为观众已经爆满，外面也站了一大群人。初步估计至少有六七百人。
本来我们有打算移师在大礼堂举行，但考虑到礼堂已出租宴会布置麻烦，也就决定在韩院多用途礼堂举行。
来到会场，黄明志的歌迷也真不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带着热情与激情而来，他们无非是要与黄明志进行贴身的交流。对于我来说，也真是首次面对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不全然是为对话会到来，贴切地说，他们也是因为音乐分享会而宁可挤在讲堂内。我不是没有经历大场面的演讲，但参加者都是关心政治和时事课题的人，但今天的场面就不一样。我既不是歌手，也对音乐没有研究的天分，彼此是不可能就音乐和歌曲的创作进行讨论，但我想无妨对他的创作内容和精神进行讨论，也不失其意义。
于是我建议分四个环节来探讨黄明志和其创作。第一个环节是认识黄明志和我对黄明志的评价。我说，无疑的，黄明志有创作才华，但因为他有妒世愤俗的一面，也就在不平则鸣下把他的不满通过歌曲表达了。他把才华献给艺术，又借艺术走向低俗。
我提出低俗是由于他有两首备受争议的创作歌曲掀起滔天大浪，第一首是2007年的“我的国家”；第二首就是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校长“回中国论”事件的《呐》的创作。这两首歌被认为粗俗的语言较多，意识不良。但黄明志坚持他的创作不是粗俗，而是“以歌言志”，即使不穿插粗话，不等于小孩子不会讲粗话。这就是第二个环节了。
不错，如果黄明志不在歌词中加进粗话，别人也会讲粗话，此粗由来已久，与黄明志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一名歌手如果能够追求真善美，让美妙的歌声表达出美妙的歌词，岂不相得益彰，为何要标新立异加入容易引发争议的词句呢？
不过在黄明志看来，他创作了500多首歌，只有5%有夹带粗话的不算多，而且他也认为他的歌的主旨是在表达一种看法和态度，不能用低俗来形容。
不单是语言，态度也能够表现出低俗的一面。我引用中国最近以来在高调推行的“反三俗运动”来说明这件事。这是由胡锦涛主席带头，以便向“庸俗、低俗及媚俗”宣战，也就是当下的“反三俗”。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部长蔡武也认为在反三俗的当儿，也要“立三绿”，既鼓励绿色娱乐、绿色歌曲及绿色艺人一起来讨伐“恶俗、低俗、粗俗”等不良娱乐。
我提出中国要创造一个“新道德运动”是想告诉黄明志艺术也可以反“三俗和去三俗”的。如果艺人能严肃看待这个问题，将会净化我们的生存空间。这种提倡与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不论任何国家和地区，我们都希望看到健康艺术的成长。这是第三个环节。
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对黄明志的希望，希望他能从几次的风潮中领悟到艺术也可以从正面来发扬和表达，不一定要用“低俗”的语言来衬托其含意。
也许黄明志一时之间也接受不了这样的“高调”，因为他认为他走的是大众化的路线，而且也有不少年青人喜欢。
于是我们进入了第四个环节，探讨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差别。
当然，如果你身置那天的对话会，你会同意黄明志迷一大片。我就开始觉得，我已走进黄明志迷的包围中，不是黄明志被摆上台。如果我当天有太多的反调，我会被他们的“抗议”声淹没其中，还是点到为止吧！希望黄明志能珍惜许多人在为他祝福，祝他平安无事，祝他“化险为夷”，又祝他“少惹争议多讨人欢喜”。
我相信，黄明志会懂得个中道理，这也是我与他对话的一个用意。总的来说，对话会是成功的，虽然我们之间有代沟，有时也南辕北辙，但无所谓，因为我们也都在追求一个完美与和谐的社会。
刊登于2010年9月27日《号外周报》第498期
纳兹里赢得喝彩声 （跃马扬鞭）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说“我先是一位马来西亚人，下来我是一位马来人，这样的执著有问题吗？”
完全没有问题，也难得有一位马来部长在驳斥马来前锋报专栏作者阿旺史拉末指他是反马哈迪份子时，公开地表露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
不论我们是否认同或喜欢纳兹里的“牙尖嘴利”的作风，至少在大是大非的民族大义面前，他是马来西亚人的表率。他的表率也有助于厘清一个存在的争执问题，那就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这之中没有对和错，而在于你怎样为自己定位。
通常我们到另一个国家被问到是什么人时，第一句必然是说马来西亚人，然后会加上一句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会讲华语的华人（因为不是所有的华人会讲华语）。也许对方会顺口回应说：“哦，是华侨”。我们又会马上说，不是华侨，而是华裔，因为我们不再是中国籍，而是马来西亚籍。
马来西亚的华人经常要向中国的朋友作解释是因为我们把华人和华侨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而不是中国人眼中的“华侨也好，华人也好”，反正是同一码事。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这么在意和执著自己的身份？因为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国民意识，它不会改变，也不应该被改变的。
在这方面，我要重提林苍祐经常强调的词彙和用字。他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而不是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根据他的解释，若我们让“华裔马来西亚人”成为一个被全民接受的名词，则没有人可以置疑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合法公民地位。当然假如每一个人像纳兹里一样接受“马来西亚优先”的理念，并接受与承认不同的种族也一样是马来西亚人的话，那就不会发生所谓“华人是寄居者”及“回中国去”的谬论与羞辱言论。问题就在于有人在煽风点火下，在内心中滋长十分偏激的种族主义思想，视其他的种族为“非我族类的外来人”。
针对这个严肃的问题，首相纳吉说不但要向极端分子宣战，也要向种族主义分子宣战，这也正是全民所期待的运动。因为唯有遏制偏激言论和扭转种族主义思维，我们才能确保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与和平共处；也唯有这样，“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才具有实质意义。
可惜的是，我国独立53年了，仍有人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这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必须让多元宗教和文化并存。他们似是而非地用煽情来误导极少数人“兴风作浪”，无时无刻地散播种族仇恨与挑起种族情绪，企图制造人民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就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如今40年过去了，最近又出现类似的叫嚣言论，实在是不健康与玩火的举动。
因此我们全力支持纳吉促请国人不要蓄意伤害与羞辱其他族群的民族情感与否定他们的合法权益。理由很简单，在独立时，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宪法已赋予各民族合理的地位，它是不容置疑和挑战的。
在这方面，前首相马哈迪的一些负面讲话是令人失望的，他不应刻意地标签什么组织都有种族倾向，并认为巫统若与土著权威组织划清界线将是巫统的失败，因为这样的带有“物以类聚”的归纳言论是不符合多元性的国情。若任由泛滥，肯定非国家之幸。
马哈迪担任国家首相22年，他是唯一最透彻了解国家走向的人，要不然他不会在1990年提出在30年后，将马来西亚发展成先进国。这就是说，还有十年就是兑现期，如果政府不在此时快马加鞭，马来西亚能否达致先进国的水平是大有存疑的。因此最近以来，纳吉正大力地将马来西亚经济转型就是担心十年后未能如愿以偿，马哈迪对此事也是心知肚明的。如果他不积极协助推动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尽早落实，则他希望在未来十年建构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愿景可能落空（他在1990年时代许诺要用30年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
纳兹里也曾在马哈迪当政时担任官职，他说那时他是拥护马哈迪的，但后来换了首相，他就忠于当权的人。因此当马哈迪批评政府时，他就有责任捍卫政府，他认为这不应解读成他是反马哈迪的人。事实上，在与马来前锋报抬杠的同时，他也反映出不认同种族论调和挺身捍卫马来西亚人的地位与尊严。他的勇气也为他赢得了热烈的喝彩声。
刊登于2010年9月27日《南洋商报》
完全没有问题，也难得有一位马来部长在驳斥马来前锋报专栏作者阿旺史拉末指他是反马哈迪份子时，公开地表露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
不论我们是否认同或喜欢纳兹里的“牙尖嘴利”的作风，至少在大是大非的民族大义面前，他是马来西亚人的表率。他的表率也有助于厘清一个存在的争执问题，那就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这之中没有对和错，而在于你怎样为自己定位。
通常我们到另一个国家被问到是什么人时，第一句必然是说马来西亚人，然后会加上一句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会讲华语的华人（因为不是所有的华人会讲华语）。也许对方会顺口回应说：“哦，是华侨”。我们又会马上说，不是华侨，而是华裔，因为我们不再是中国籍，而是马来西亚籍。
马来西亚的华人经常要向中国的朋友作解释是因为我们把华人和华侨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而不是中国人眼中的“华侨也好，华人也好”，反正是同一码事。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这么在意和执著自己的身份？因为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国民意识，它不会改变，也不应该被改变的。
在这方面，我要重提林苍祐经常强调的词彙和用字。他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而不是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根据他的解释，若我们让“华裔马来西亚人”成为一个被全民接受的名词，则没有人可以置疑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合法公民地位。当然假如每一个人像纳兹里一样接受“马来西亚优先”的理念，并接受与承认不同的种族也一样是马来西亚人的话，那就不会发生所谓“华人是寄居者”及“回中国去”的谬论与羞辱言论。问题就在于有人在煽风点火下，在内心中滋长十分偏激的种族主义思想，视其他的种族为“非我族类的外来人”。
针对这个严肃的问题，首相纳吉说不但要向极端分子宣战，也要向种族主义分子宣战，这也正是全民所期待的运动。因为唯有遏制偏激言论和扭转种族主义思维，我们才能确保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与和平共处；也唯有这样，“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才具有实质意义。
可惜的是，我国独立53年了，仍有人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这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必须让多元宗教和文化并存。他们似是而非地用煽情来误导极少数人“兴风作浪”，无时无刻地散播种族仇恨与挑起种族情绪，企图制造人民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就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如今40年过去了，最近又出现类似的叫嚣言论，实在是不健康与玩火的举动。
因此我们全力支持纳吉促请国人不要蓄意伤害与羞辱其他族群的民族情感与否定他们的合法权益。理由很简单，在独立时，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宪法已赋予各民族合理的地位，它是不容置疑和挑战的。
在这方面，前首相马哈迪的一些负面讲话是令人失望的，他不应刻意地标签什么组织都有种族倾向，并认为巫统若与土著权威组织划清界线将是巫统的失败，因为这样的带有“物以类聚”的归纳言论是不符合多元性的国情。若任由泛滥，肯定非国家之幸。
马哈迪担任国家首相22年，他是唯一最透彻了解国家走向的人，要不然他不会在1990年提出在30年后，将马来西亚发展成先进国。这就是说，还有十年就是兑现期，如果政府不在此时快马加鞭，马来西亚能否达致先进国的水平是大有存疑的。因此最近以来，纳吉正大力地将马来西亚经济转型就是担心十年后未能如愿以偿，马哈迪对此事也是心知肚明的。如果他不积极协助推动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尽早落实，则他希望在未来十年建构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愿景可能落空（他在1990年时代许诺要用30年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
纳兹里也曾在马哈迪当政时担任官职，他说那时他是拥护马哈迪的，但后来换了首相，他就忠于当权的人。因此当马哈迪批评政府时，他就有责任捍卫政府，他认为这不应解读成他是反马哈迪的人。事实上，在与马来前锋报抬杠的同时，他也反映出不认同种族论调和挺身捍卫马来西亚人的地位与尊严。他的勇气也为他赢得了热烈的喝彩声。
刊登于2010年9月27日《南洋商报》
“子不语怪力乱神”（现代春秋）
这些日子来，常见一些灵异新闻，讲得煞有其事，令人纳闷。而其中一则更令人纳闷的是政治人物也搞起“下降”、“解降”的玩意儿，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到底想要宣扬什么“政治理念”呢？
如果是私人行为，不公诸报章，我们也不便干涉其私人自由，只要不冲撞法律，不侵害别人，个人爱怎样做谁也管不着。
但问题是公开这类的令人迷惑的玩意儿的不是斗升市民，而是有来头的政治人物，更是来自为“正义和真理”而斗争的民主行动党。
所谓有来头的政治人物，不外是议员、官员或有党职的人，这也包括地方议员在内。所谓的官职，大家都很明白是政府委任执政党的党员或非政府组织的人士出任，一般上即使不是大学生，也懂得基本常识，那就是服务人民要实事求是；搞政治更要一生正气，这与个人的宗教信仰完全扯不上关系，任何人可以有其自身的宗教信仰，也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这是属于个人的行为，不可混为一谈。换句话说，一名地方议员是有身份的人，做事也要有分寸，若是鼓吹“怪力乱神”，那是与孔子的儒家学说背道而驰的。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孔子在回答子路的问题时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人的事你还弄不明白，怎么先想着去侍奉死人呢？子路不甘心又问：“敢问死”（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连生的道理都不明白，怎能懂得死？于是孔子丢下一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要一个人老老实实堂堂正正的做人，对不知道的事也不要自作聪明。如果孔子在2500年前就有此高瞻远瞩，而现今的政界人士则大加提倡迷信的习俗，那是开文明的倒车。我们也不知道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难道这也是议员的职责吗？
就我们从报章所知，有病人在手术后，医生把“物件”留在病人体内，造成患者一直病痛，在照X光之后，才知道是医生疏忽所致。
但若议员感觉体内有东西？连本身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时，最好去医院照X光，不是一清二楚吗？干吗公开大阵仗地施法驱邪呢（私底下关起门来不就没人理吗）？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但每个人都要认清本身的定位；尤其是有官职在身的，更是样样要以身作则，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不该做的事不要做。就我所熟悉的民主行动党来说，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其议员和党员有借助“鬼神”的新闻，如今突发生这样的事，也够叫人瞠目结舌的。其一，它完全违反民主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者虽也有宗教信仰，但他们不会鼓吹迷信。其二政党搞政治是严肃的事，党所派出的代表中选议员，或委任议员或担任官职，都是为了实现党的理想和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绝对反对个人利用官职来散播“离经叛道”的行为。其三从政者或有一官半职者是带有使命来推动和落实党的理念，我们相信行动党绝对反对“妖言惑众”或鼓吹“神力无边”之说。因为它是服膺科学与民主的政党。也就是说，人若有病，应看医生或上医院，如果有神仙能治百病，则我们要培养那么多医生和建那么多医院干吗？
我不知道林冠英对这样的新闻有何感想？如果他不认同的话，那需要劝请其下属，尤其是有官职在身的，要严守党纪，否则各做各的，就会乱套了。虽然我们都要尊重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而且要努力促进社会的和谐与人类的和平相处，但我们不能同意滥用宗教自由来使人分不清到底什么是低俗，什么是正道的行为？
或者，行动党应该开一门课来传授孔子的《论语》和正确的宗教道德观，引导党员和支持者走向正途。如果保持沉默，是否意味着默许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行动党表个态，并促请党员停止把迷信当正信来传播。
其实，从政者应将其精力用在服务人民的身上，不是消耗时间走旁门左道，这会误人误事的。小则误己，大则误党。
刊登于2010年9月27日《光华日报》
《南大精神》永垂不朽
《南大精神》究竟是什么？虽不是众说纷纭，但也各有不同的诠释。因此直到今天，尚未有共同的字眼来溶合《南大精神》于一炉。
根据网页提供的资料，在2000年于加拿大举行的第7届全球南大校友的联欢会上，基本认同了陈孟皋提出的8点，即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饮水思源、重视感情，崇尚道德、爱国亲民及回馈社会。
我不知道校友是怎样认同以上8点，就我看来，如果这是南大精神的精华的话，那南大精神大过概念化和不具深厚的内涵。因为所提到的8点是最普通的现象。即使不是《南大精神》，也可用其他精神来体现。比如自力更生不用南大精神也可以俯拾皆是；如果重视感情也列为精神之一，那精神太缺乏思维了。还有爱国亲民是每个公民应尽职责，这与南大精神何关？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饮水思源”与“回馈社会”是对人的基本要求，这不用南大精神也是应该拥有的。我的意思是说，这8点虽是包括在南大精神内，但反映不出南大精神的实质意义。
因此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胪列和没有思维的文字的排列来给南大精神定位。也有人提出下列4点来诠述南大精神：办理华教 的精神、爱族抗争的精神、发扬文化的精神及回馈邦国的精神（邓日才）。虽然这比8点来得精简一些，但也同样将南大精神定在概念化的范畴内，因此它不成为南大校友的共同口号和共同理念来演绎南大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现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于2003年7月26日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国际学会和陈嘉庚基金会联办的专题演讲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他试图把他目前掌管的南大理工大学与昔日的南洋大学用《南大精神》贯穿起来。因此他这样说：“如果我们能把南洋大学创校的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精神，在已有强大竞争基础的南洋理工大学培养出来，那对新加坡、对东南亚、对亚洲、对世界都是个好事。
他说：“以2005年为新南洋大学的起点（这一年，被视为南大创校50周年），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把历史的伤口缝上，造福国人。”
为达成这一愿望。徐冠林简化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为只要将陈六使的铜像，移到华裔馆（前南大图书馆）的楼下大堂就可衔接新旧南大了。
其实，新旧南大的断层是人为与政治造成的。两者之间很难二合为一；而且新南大与旧南大的成立背景完全不同，更存在一种对抗性。前者是马新华社的一座文化城堡，后者是新加坡政府关闭南大后，利用原南大校园依教育需求而成立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精神更无法“融会贯通”，也就使到新旧南大的复合，在旧南大校友的思想与感情抵触下，未能顺利挂钩。即使有一部份校友“不计前嫌”，但更多的校友是与新南大缺乏感情与思想的交流，也就无从“认同”新旧南大是一脉相承的。
徐冠林校长的美意也因解不开的情意结而无法在每两年举行的全球南大校友联谊会上得到“肯定”和“共识”。其中所留下的遗憾，也就无法弥补了。
其实，新南大可以建立起自身的“南大精神”，当然也可以从旧南大找到“南大精神”来发挥。这是一种借助来建立校风而不是办学上的承先启后。明乎此则新南大与旧南大的切割是历史的因素，也是政治使然，形成旧南大生永远的伤痛。自然无法为新南大鼓掌和喝采。
或着，南大校友李元谨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及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的诠释《南大精神》可以作为参考。
广狭义的南大精神
我把它分成广义和狭义的解读。从狭义来说，《南大精神》是南大生在在不顺适的日子里，孕育出来的自力更生，勤奋苦干的勇气和毅力。它既忍辱负重，也坚忍不拔和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尤其具有时代感召的叛逆精神，不畏强权和压力而勇往直前。
这种精神可以从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两年一次）看到和感受到。也就是说，南大生离开母校后，在校外延续了南大精神：这种对母校不弃不离的情怀，就多少好像犹太人在失去家国之后，在流浪的日子里仍然坚持民族大义与立国的悲情壮志，直到1948年立国（以色列）。犹太人在这之前的两千年，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民族。
从广义而言，《南大精神》是创造者和南大生共同缔造的精神遗产。体现了华人的优秀品质。因为南大是东南亚最高学府，一所独一无二的海外华文大学。它是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其动土、落成和第一届毕业生都造成轰动；它经历沧桑、最终以悲剧落幕；它是一个神话，是一首悲歌。因此，它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成为新马华人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南大精神》，李元谨，页33，2003）。
从这样看来，《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生的独有遗产，而是所有关心`和支持南大的人的共同精神遗产。任何人都可加以引用而不是只有南大生的“专利品”。
王赓武教授也这样给《南大精神》下注解。他说：“最初的所谓《南大精神》是它如何得到一般华人，新马和以外华人的支持，可以说是一种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表现。这就是南大精神，其体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想到南大精神，我会联想陈嘉庚精神。他办的大学（指厦门大学）到现在还是很有用的。陈六使是继承了陈嘉庚精神，因为有陈嘉庚的榜样，才用那么大的精力建立南大。”（《南大精神》王赓武，页24-26，2003）。
南大精神能移植吗？
本来，《南大精神》是与南洋大学形影不离的。但当1980年南洋大学消失后，南大精神就化作一股灵气，在马新华人社会飘荡，也在南大生的上空盘旋不息。慢慢地有人将《南大精神》升华为一种傲气，希望能够在没有南洋大学底下，将南大精神移植在现代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南洋理工大学希望能承接《南大精神》，因为它是使用南大原址创设的（1981年），而今已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不逊于早年的南洋大学。
即使衔接的不顺利，南洋理工大学在天时地利下，还是将其校庆日移上至南洋大学创办日（1955年）。可见《南大精神》魅力无法挡。当然也只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具备条件“发扬”南大精神，但问题是政府怎样对历史的事件做出调整与改变，怎样对南大的关闭做出交代，让南洋大学的历史地位被端正和将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发展成为具华教传统的大学。当下使用现代化的教学媒介语不是大问题，只要有中华文化的发扬和延续即可，但大问题是此南大能否培育出原南大的内涵和精神吗？
除了新加坡外，在马来西亚，也有华教团体希望通过马来西亚的教育开放，把《南大精神》移植过来。
最先提出这个希望的是于1991年创建的南方学院（南马柔佛）。它与新加坡只是一衣带水，在地理上占尽优势，可是由于两国教育政策的不同和南方学院格局伊始，一切有待完善。即使有心使之成为南大的雏型，也是言之过早的。
同样的，在1998年创建的新纪元学院（中马雪州），因其董教总的背景，也继承了“独大精神”（1982年官司失败后，独大创办无望），但也只是间接上带有南大精神来开辟新的教育天地。基于种种因素。新纪元要成为南大的翻版也是极其不容易的。
来到1999年的韩江学院（北马槟城）的诞生，总算使到具华教背景的学院在南北中马鼎足而立了。而为了传承南大精神，韩江学院也在2004年借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在槟城举行之便，顺在韩江学院举行“南大历史图片展”，用以唤起南大精神。
虽然三院都努力向南大看齐，也希望将南大精神发扬光大，但因有主客观的阻力和困难，南大精神只能长存在华教人士的脑海里。什么时候才出现另一个南洋大学，没有人知道。也许不会再有了，也许又有奇迹出现。让我们再做一个长长的梦吧！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唯一不死的就是《南大精神》，它永恒地在华社飘扬而不灭。
（本文是应第十二届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筹委会之邀而写，主要是阐述什么是“南大精神”。
刊登于2010年9月19日《东方日报》
根据网页提供的资料，在2000年于加拿大举行的第7届全球南大校友的联欢会上，基本认同了陈孟皋提出的8点，即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饮水思源、重视感情，崇尚道德、爱国亲民及回馈社会。
我不知道校友是怎样认同以上8点，就我看来，如果这是南大精神的精华的话，那南大精神大过概念化和不具深厚的内涵。因为所提到的8点是最普通的现象。即使不是《南大精神》，也可用其他精神来体现。比如自力更生不用南大精神也可以俯拾皆是；如果重视感情也列为精神之一，那精神太缺乏思维了。还有爱国亲民是每个公民应尽职责，这与南大精神何关？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饮水思源”与“回馈社会”是对人的基本要求，这不用南大精神也是应该拥有的。我的意思是说，这8点虽是包括在南大精神内，但反映不出南大精神的实质意义。
因此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胪列和没有思维的文字的排列来给南大精神定位。也有人提出下列4点来诠述南大精神：办理华教 的精神、爱族抗争的精神、发扬文化的精神及回馈邦国的精神（邓日才）。虽然这比8点来得精简一些，但也同样将南大精神定在概念化的范畴内，因此它不成为南大校友的共同口号和共同理念来演绎南大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现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于2003年7月26日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国际学会和陈嘉庚基金会联办的专题演讲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他试图把他目前掌管的南大理工大学与昔日的南洋大学用《南大精神》贯穿起来。因此他这样说：“如果我们能把南洋大学创校的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精神，在已有强大竞争基础的南洋理工大学培养出来，那对新加坡、对东南亚、对亚洲、对世界都是个好事。
他说：“以2005年为新南洋大学的起点（这一年，被视为南大创校50周年），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把历史的伤口缝上，造福国人。”
为达成这一愿望。徐冠林简化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为只要将陈六使的铜像，移到华裔馆（前南大图书馆）的楼下大堂就可衔接新旧南大了。
其实，新旧南大的断层是人为与政治造成的。两者之间很难二合为一；而且新南大与旧南大的成立背景完全不同，更存在一种对抗性。前者是马新华社的一座文化城堡，后者是新加坡政府关闭南大后，利用原南大校园依教育需求而成立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精神更无法“融会贯通”，也就使到新旧南大的复合，在旧南大校友的思想与感情抵触下，未能顺利挂钩。即使有一部份校友“不计前嫌”，但更多的校友是与新南大缺乏感情与思想的交流，也就无从“认同”新旧南大是一脉相承的。
徐冠林校长的美意也因解不开的情意结而无法在每两年举行的全球南大校友联谊会上得到“肯定”和“共识”。其中所留下的遗憾，也就无法弥补了。
其实，新南大可以建立起自身的“南大精神”，当然也可以从旧南大找到“南大精神”来发挥。这是一种借助来建立校风而不是办学上的承先启后。明乎此则新南大与旧南大的切割是历史的因素，也是政治使然，形成旧南大生永远的伤痛。自然无法为新南大鼓掌和喝采。
或着，南大校友李元谨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及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的诠释《南大精神》可以作为参考。
广狭义的南大精神
我把它分成广义和狭义的解读。从狭义来说，《南大精神》是南大生在在不顺适的日子里，孕育出来的自力更生，勤奋苦干的勇气和毅力。它既忍辱负重，也坚忍不拔和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尤其具有时代感召的叛逆精神，不畏强权和压力而勇往直前。
这种精神可以从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两年一次）看到和感受到。也就是说，南大生离开母校后，在校外延续了南大精神：这种对母校不弃不离的情怀，就多少好像犹太人在失去家国之后，在流浪的日子里仍然坚持民族大义与立国的悲情壮志，直到1948年立国（以色列）。犹太人在这之前的两千年，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民族。
从广义而言，《南大精神》是创造者和南大生共同缔造的精神遗产。体现了华人的优秀品质。因为南大是东南亚最高学府，一所独一无二的海外华文大学。它是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其动土、落成和第一届毕业生都造成轰动；它经历沧桑、最终以悲剧落幕；它是一个神话，是一首悲歌。因此，它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成为新马华人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南大精神》，李元谨，页33，2003）。
从这样看来，《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生的独有遗产，而是所有关心`和支持南大的人的共同精神遗产。任何人都可加以引用而不是只有南大生的“专利品”。
王赓武教授也这样给《南大精神》下注解。他说：“最初的所谓《南大精神》是它如何得到一般华人，新马和以外华人的支持，可以说是一种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表现。这就是南大精神，其体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想到南大精神，我会联想陈嘉庚精神。他办的大学（指厦门大学）到现在还是很有用的。陈六使是继承了陈嘉庚精神，因为有陈嘉庚的榜样，才用那么大的精力建立南大。”（《南大精神》王赓武，页24-26，2003）。
南大精神能移植吗？
本来，《南大精神》是与南洋大学形影不离的。但当1980年南洋大学消失后，南大精神就化作一股灵气，在马新华人社会飘荡，也在南大生的上空盘旋不息。慢慢地有人将《南大精神》升华为一种傲气，希望能够在没有南洋大学底下，将南大精神移植在现代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南洋理工大学希望能承接《南大精神》，因为它是使用南大原址创设的（1981年），而今已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不逊于早年的南洋大学。
即使衔接的不顺利，南洋理工大学在天时地利下，还是将其校庆日移上至南洋大学创办日（1955年）。可见《南大精神》魅力无法挡。当然也只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具备条件“发扬”南大精神，但问题是政府怎样对历史的事件做出调整与改变，怎样对南大的关闭做出交代，让南洋大学的历史地位被端正和将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发展成为具华教传统的大学。当下使用现代化的教学媒介语不是大问题，只要有中华文化的发扬和延续即可，但大问题是此南大能否培育出原南大的内涵和精神吗？
除了新加坡外，在马来西亚，也有华教团体希望通过马来西亚的教育开放，把《南大精神》移植过来。
最先提出这个希望的是于1991年创建的南方学院（南马柔佛）。它与新加坡只是一衣带水，在地理上占尽优势，可是由于两国教育政策的不同和南方学院格局伊始，一切有待完善。即使有心使之成为南大的雏型，也是言之过早的。
同样的，在1998年创建的新纪元学院（中马雪州），因其董教总的背景，也继承了“独大精神”（1982年官司失败后，独大创办无望），但也只是间接上带有南大精神来开辟新的教育天地。基于种种因素。新纪元要成为南大的翻版也是极其不容易的。
来到1999年的韩江学院（北马槟城）的诞生，总算使到具华教背景的学院在南北中马鼎足而立了。而为了传承南大精神，韩江学院也在2004年借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在槟城举行之便，顺在韩江学院举行“南大历史图片展”，用以唤起南大精神。
虽然三院都努力向南大看齐，也希望将南大精神发扬光大，但因有主客观的阻力和困难，南大精神只能长存在华教人士的脑海里。什么时候才出现另一个南洋大学，没有人知道。也许不会再有了，也许又有奇迹出现。让我们再做一个长长的梦吧！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唯一不死的就是《南大精神》，它永恒地在华社飘扬而不灭。
（本文是应第十二届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筹委会之邀而写，主要是阐述什么是“南大精神”。
刊登于2010年9月19日《东方日报》
28.9.10
大马成立改变世界版图 （直挂云帆）
很多人都知道，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事件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但不是很多人明了马来西亚的成立则是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
这事还得从1961年说起，就在东姑阿都拉曼提出有意扩大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后，获得的反应不是一片赞美声，而是掀起了一场新的国际斗争。
在内部而言，它也促成了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即新加坡社阵、马来亚的社阵、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等共同反对马来西亚。沙巴并未有社会主义政党，因此未派人参加。
这些左翼政党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尼的执政集团（苏卡诺总统领导的印尼民族党，但他推行联合执政，比如印共就参与其中）有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反对马来西亚计划。
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诞生时，印尼就开展了“粉碎马来西亚”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印对抗。
苏卡诺除了形容马来西亚是殖民地产物外，也决意将马来西亚课题提升为国际问题，这包括逼使马来西亚不得不与印尼和菲律宾谈判东马主权问题；印尼本身在意气用事下，宣布退出联合国（1965年），震惊了联合国成员，它们并不明白为何印尼要退出联合国？
这其实是一个绝招，一方面显示印尼进一步倾向共产世界，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好转；另一方面反映出印尼要走一条不亲西方的道路，尽可能摆脱美国与英国的控制和支配。
在新形势下，苏卡诺别出心裁提出了“纳沙贡”计划（1959年提出），他的目的是要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社会主义统在一起。这在60年代是新鲜的政治结盟，但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同。因为苏卡诺的“纳沙贡”计划摆明是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抗衡，而且认为宗教主义是可以与社会（共产）主义共存的。
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先有印尼掀起的国际反大马的抗争，后有在李光耀领导下的另类团结方案，以打击和抵消左翼势力的冲击。这就是1965年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号召下成立的“团总”。一个亲大马的反对党阵线（因为联盟仍然执政，不将行动党视为执政党一员）。应邀参加的有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及辛尼华沙甘昆仲领导的人民进步党。砂人联党也有参加，但也因此差点闹分裂，最后在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亚后不了了之，免去了人联党的分裂。
新加坡的退出马来西亚只不过缓和了马新之间的尖锐矛盾，仍未化解国际的斗争。这场斗争以苏卡诺的纳沙贡为中心，他显然得到苏联与中国的支持。但美国不能够让苏卡诺的理念得逞，因为一旦“纳沙贡”立足脚跟，则美国利用宗教来进行意识形态中的反共斗争，将会举步维艰。
事实上，在纳沙贡计划推出后，它也一度影响到马来西亚的回教党采取开明的“容左”政策；尤其是巴哈鲁丁（一位具有民族主义形象，偏向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竟在1956年成为回教党的主席，及在较后的日子领导回教党与社阵和睦相处也是受纳沙贡理念所影响。
可是，因为印尼的干预过深，导致1964年的大选，左派阵营纷告失败，回教党席位减少也与此不无关系。这主要说明在苏卡诺领导下，左翼政团因跟着走印尼的路线，造成华裔选民增加心理负担，转而支持联盟，放弃左翼政党，但也连同人民行动党的参选遭遇挫折。
翌年，即1965年马来西亚政府突然引用内安法令扣捕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原为农业部长，1963年组党加入社阵）、社阵主席哈斯诺及劳工党主席依萨等人，政坛哗然。政府则指他们企图通过印尼的穿针引线，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
由于马来左翼领袖出了状况，使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起了动摇。最明显的是也是在1965年杪，社阵宣告解散，而人民党中的华裔党员和干部纷纷脱离人民党加入劳工党。
表面上看因语文问题的立场不同，导致社阵瓦解，实则是国际形势的转变和国内政局的变化也造成民族的斗争以种族作为归纳和导向，逐渐放弃以思想意识作为最高斗争的原则。
如果说，左翼运动因马来领袖的身陷囹圄及一部分人以种族主义观点使社阵解散尚不足以说明左翼运动蒙受打击，那么1965年的印尼流产政变就全面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加上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整个亚洲政治秩序也告失调。
这场政变和反政变终于分出结果，苏卡诺总统的军队的失败和美国支持的右翼势力（以苏哈多为首）的抬头，澈底地改变了印尼的政治生态。在苏哈多取代苏卡诺下，一个全新的亲西方的独裁者上台了，他抵制了所谓“纳沙贡”理念，大举逮捕和杀害印共。这意味着宗教主义已从思想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转而让宗教敌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由是左翼阵营（尤其是共产阵营）信仰的是无神论和支持马克思的“宗教是鸦片论”，也就促使美国借助苏卡诺的失败扭转整个回教国家不再与中苏挂钩，进而鼓吹宗教与社会主义是不能并存的。
当美国扶持苏哈多将西方势力重新纳回印尼后，也连带影响马来西亚，那就是在1966年结束马印对抗；同时不再以意识形态推行反西方的政策。
在美国的主导下，不仅东南亚国家，连同西亚回教国家也在改弦易辙中。例如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的战略已有所转变。这就是说，在70年代之后，苏联的影响力渐小，回教国家也宁可亲西方不再靠向东方。1972年埃及总统沙达访问以色列说明了美国已成功将宗教与共产主义区分开来，进而在80年代当苏军入侵阿富汗时，美国得以轻易号召阿拉伯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对抗苏联（后来成为恐怖大亨的奥沙马宾拉登就是在此时浮现的宗教极端分子。也因为他的存在，助长了塔利班的势力）。当1989年苏联撤军时，塔利班与奥沙马宾拉登的联手已控制了阿富汗，这又证明当宗教介入政治时，已是宗教主导政治，不再是政治引导宗教了（此事件容后论述）。
由于马来西亚的成立，引发了政治斗争的巧妙变化，也澈底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共产国家如苏联与中国在回教国家影响力远不如美国，就是“纳沙贡”计划失败的另一个明证。
刊登于2010年9月23日《东方日报》
这事还得从1961年说起，就在东姑阿都拉曼提出有意扩大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后，获得的反应不是一片赞美声，而是掀起了一场新的国际斗争。
在内部而言，它也促成了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即新加坡社阵、马来亚的社阵、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等共同反对马来西亚。沙巴并未有社会主义政党，因此未派人参加。
这些左翼政党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尼的执政集团（苏卡诺总统领导的印尼民族党，但他推行联合执政，比如印共就参与其中）有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反对马来西亚计划。
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诞生时，印尼就开展了“粉碎马来西亚”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印对抗。
苏卡诺除了形容马来西亚是殖民地产物外，也决意将马来西亚课题提升为国际问题，这包括逼使马来西亚不得不与印尼和菲律宾谈判东马主权问题；印尼本身在意气用事下，宣布退出联合国（1965年），震惊了联合国成员，它们并不明白为何印尼要退出联合国？
这其实是一个绝招，一方面显示印尼进一步倾向共产世界，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好转；另一方面反映出印尼要走一条不亲西方的道路，尽可能摆脱美国与英国的控制和支配。
在新形势下，苏卡诺别出心裁提出了“纳沙贡”计划（1959年提出），他的目的是要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社会主义统在一起。这在60年代是新鲜的政治结盟，但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同。因为苏卡诺的“纳沙贡”计划摆明是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抗衡，而且认为宗教主义是可以与社会（共产）主义共存的。
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先有印尼掀起的国际反大马的抗争，后有在李光耀领导下的另类团结方案，以打击和抵消左翼势力的冲击。这就是1965年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号召下成立的“团总”。一个亲大马的反对党阵线（因为联盟仍然执政，不将行动党视为执政党一员）。应邀参加的有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及辛尼华沙甘昆仲领导的人民进步党。砂人联党也有参加，但也因此差点闹分裂，最后在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亚后不了了之，免去了人联党的分裂。
新加坡的退出马来西亚只不过缓和了马新之间的尖锐矛盾，仍未化解国际的斗争。这场斗争以苏卡诺的纳沙贡为中心，他显然得到苏联与中国的支持。但美国不能够让苏卡诺的理念得逞，因为一旦“纳沙贡”立足脚跟，则美国利用宗教来进行意识形态中的反共斗争，将会举步维艰。
事实上，在纳沙贡计划推出后，它也一度影响到马来西亚的回教党采取开明的“容左”政策；尤其是巴哈鲁丁（一位具有民族主义形象，偏向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竟在1956年成为回教党的主席，及在较后的日子领导回教党与社阵和睦相处也是受纳沙贡理念所影响。
可是，因为印尼的干预过深，导致1964年的大选，左派阵营纷告失败，回教党席位减少也与此不无关系。这主要说明在苏卡诺领导下，左翼政团因跟着走印尼的路线，造成华裔选民增加心理负担，转而支持联盟，放弃左翼政党，但也连同人民行动党的参选遭遇挫折。
翌年，即1965年马来西亚政府突然引用内安法令扣捕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原为农业部长，1963年组党加入社阵）、社阵主席哈斯诺及劳工党主席依萨等人，政坛哗然。政府则指他们企图通过印尼的穿针引线，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
由于马来左翼领袖出了状况，使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起了动摇。最明显的是也是在1965年杪，社阵宣告解散，而人民党中的华裔党员和干部纷纷脱离人民党加入劳工党。
表面上看因语文问题的立场不同，导致社阵瓦解，实则是国际形势的转变和国内政局的变化也造成民族的斗争以种族作为归纳和导向，逐渐放弃以思想意识作为最高斗争的原则。
如果说，左翼运动因马来领袖的身陷囹圄及一部分人以种族主义观点使社阵解散尚不足以说明左翼运动蒙受打击，那么1965年的印尼流产政变就全面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加上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整个亚洲政治秩序也告失调。
这场政变和反政变终于分出结果，苏卡诺总统的军队的失败和美国支持的右翼势力（以苏哈多为首）的抬头，澈底地改变了印尼的政治生态。在苏哈多取代苏卡诺下，一个全新的亲西方的独裁者上台了，他抵制了所谓“纳沙贡”理念，大举逮捕和杀害印共。这意味着宗教主义已从思想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转而让宗教敌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由是左翼阵营（尤其是共产阵营）信仰的是无神论和支持马克思的“宗教是鸦片论”，也就促使美国借助苏卡诺的失败扭转整个回教国家不再与中苏挂钩，进而鼓吹宗教与社会主义是不能并存的。
当美国扶持苏哈多将西方势力重新纳回印尼后，也连带影响马来西亚，那就是在1966年结束马印对抗；同时不再以意识形态推行反西方的政策。
在美国的主导下，不仅东南亚国家，连同西亚回教国家也在改弦易辙中。例如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的战略已有所转变。这就是说，在70年代之后，苏联的影响力渐小，回教国家也宁可亲西方不再靠向东方。1972年埃及总统沙达访问以色列说明了美国已成功将宗教与共产主义区分开来，进而在80年代当苏军入侵阿富汗时，美国得以轻易号召阿拉伯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对抗苏联（后来成为恐怖大亨的奥沙马宾拉登就是在此时浮现的宗教极端分子。也因为他的存在，助长了塔利班的势力）。当1989年苏联撤军时，塔利班与奥沙马宾拉登的联手已控制了阿富汗，这又证明当宗教介入政治时，已是宗教主导政治，不再是政治引导宗教了（此事件容后论述）。
由于马来西亚的成立，引发了政治斗争的巧妙变化，也澈底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共产国家如苏联与中国在回教国家影响力远不如美国，就是“纳沙贡”计划失败的另一个明证。
刊登于2010年9月23日《东方日报》
22.9.10
风雨交加话民政 （跃马扬鞭）
这些日子来，民政党又成为新闻焦点之一。随手拈来就有下列事件与民政党大有关系。其一是槟州巫统主席阿末查希公开要求民政让出槟州国阵主席。由于许子根得到首相纳吉护航，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其二是巫统争议性人物阿末依斯迈虽未如期的重任巫统升旗山区会主席，但他的影响力在党籍解冻后迅速恢复也是不争的事实。由始至今，他依然是许子根头痛人物。其三是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与许子根针对统考生入师训的条件产生的争议虽未再进一步恶化，但也反映了马华与民政的关系仍陷入低潮。其四是民政党内掀起倒丁福南运动。
这些倒丁党员表示筹足人数召开特大将不是问题，问题是倒了丁福南后，民政将由谁率军挂征？
所有这些事交差在一起，凸现了民政党陷入了内忧外患，雷电闪击，风雨交加的挨打局面，而且没有迹象显示这个党已跳出308政治海啸的阴影，朝向新的方向迈进。
最明显的是身为槟州主席的丁福南发表“无望夺回槟州执政权论”。这似乎是林敬益的“绝望论”的翻版。结果掀起轩然风波而被槟州巫统署理主席再纳阿比丁揶揄不能胜就把席位让出。至于要让给谁，他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在这方面，许子根也马上补正这是丁福南的个人意见，而整个槟州国阵并没有这样的思维。
事实上民政的“危机”打从它参加国阵起（1972年与巫统组槟州联合政府及1974年正式成为国阵一员），就潜伏其中。马华公会一直未能对它释怀而在1978年的大选，出现了一个亲马华的七人帮（以退出马华的马卓达为首，背后得到林建寿撑腰）直捣槟州是为反攻的第一波。虽然七人帮未能得逞，但也让林苍祐捏一把冷汗。
来到1982年的大选，民政更是惊涛骇浪，槟州马华在林建寿领军和李三春力撑下，以8对8席的分配和民政平分秋色，更通过压力要国阵承诺哪个政党的议席多，就由多数席的政党推出首席部长。说白了就是林苍祐与林建寿之战，是为第二波反攻。最后虽然林苍祐占上风，因为林建寿在州议席选举中阴沟里翻船，但民政已是进入多事之秋。这一年的大选，许子根也以华教人士参政，给民政打一支强心针。许子根也是在这一年探出头来。
1986年的大选，民政面对的是林吉祥率大军在槟州展开丹绒一役取得佳绩。共有10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许子根也在这一年在丹绒国席上栽在林吉祥手里。
更令民政措手不及的是在1990年的大选，民政的“教父” 林苍祐被林吉祥挤掉，从此结束其政治生涯。虽然民政党以少数席位保住槟州主导政权，改由许子根出任首席部长。但巫统已掌控全局，它以12票对民政7席成为槟州的实权政党。
民政经此改头换面，才从低迷的困境中逐渐收拾残局，但在林敬益领导下的民政党已是将势力遍布全马，难免要让出槟州的权力来使民政党在其他州膨胀起来。
从表面上来看，民政党在许子根领导下确实也扎稳了脚跟，包括在1995年击退行动党的夺权野心，且在下来的一连三届搞到行动党团团转。可是许子根却在1999年差些后院失火，那就是民政两位州议员倒戈相向支持马华，导致马华在浮罗交怡向马哈迪首相要求首席部长换马华的人担任。所幸马哈迪及时煞车，不然那一年民政已失掉主导政权。
在这之后，民政的敌人不是马华，也不是行动党，而是槟州巫统干部对许子根政权的诸多挑剔，包括在2003年时，槟州巫青团长拉惹慕尼直截了当建议捍卫马来人的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此议虽未得到马哈迪的首肯，但埋下巫统求变的诉求。
2006年槟州巫青团在巫统丹绒区会开幕礼上，当着首相阿都拉及首席部长的面前羞辱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意味着他们公然挑战许子根的领导权。而许子根一时之间未能妥善处理“抗议风波”引发的后遗症，也就成为华社“永远的伤痛”。这刻骨铭心的悲痛也直叫槟州选民在308的那一天狠狠地“教训”国阵，民政和马华也全数翻船。表达了选民直接“惩罚”国阵的华裔政党，政权也因之改由行动党接手。
这场2008年的变天也使人忆起1969年的变天，只不过前者是民政大败，后者是民政大胜。此一时和彼一时的政治生态也大不相同，顿使民政进退维谷。既然民政已习惯于联合生存，若在此时民政退出国阵，它又不知如何独自上路，也可能找不到通往民联之路；但民政留在国阵就面对今日的“危机四伏”，虽然它曾寄望国阵改变，不再一党独大，但反过来巫统又要求民政自我转变，因为巫统已经变了，民政变了吗？
民政也真不知该怎么变？也许许子根已胸有成竹，也许他需要做出某些政治牺牲，以换取民政党活得尊严和精彩，现在球已在他脚下，看他如何取决了？正如当年（1961年）林苍祐从零开始，不是一样地活出精彩吗？
刊登于2010年9月20日《南洋商报》
这些倒丁党员表示筹足人数召开特大将不是问题，问题是倒了丁福南后，民政将由谁率军挂征？
所有这些事交差在一起，凸现了民政党陷入了内忧外患，雷电闪击，风雨交加的挨打局面，而且没有迹象显示这个党已跳出308政治海啸的阴影，朝向新的方向迈进。
最明显的是身为槟州主席的丁福南发表“无望夺回槟州执政权论”。这似乎是林敬益的“绝望论”的翻版。结果掀起轩然风波而被槟州巫统署理主席再纳阿比丁揶揄不能胜就把席位让出。至于要让给谁，他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在这方面，许子根也马上补正这是丁福南的个人意见，而整个槟州国阵并没有这样的思维。
事实上民政的“危机”打从它参加国阵起（1972年与巫统组槟州联合政府及1974年正式成为国阵一员），就潜伏其中。马华公会一直未能对它释怀而在1978年的大选，出现了一个亲马华的七人帮（以退出马华的马卓达为首，背后得到林建寿撑腰）直捣槟州是为反攻的第一波。虽然七人帮未能得逞，但也让林苍祐捏一把冷汗。
来到1982年的大选，民政更是惊涛骇浪，槟州马华在林建寿领军和李三春力撑下，以8对8席的分配和民政平分秋色，更通过压力要国阵承诺哪个政党的议席多，就由多数席的政党推出首席部长。说白了就是林苍祐与林建寿之战，是为第二波反攻。最后虽然林苍祐占上风，因为林建寿在州议席选举中阴沟里翻船，但民政已是进入多事之秋。这一年的大选，许子根也以华教人士参政，给民政打一支强心针。许子根也是在这一年探出头来。
1986年的大选，民政面对的是林吉祥率大军在槟州展开丹绒一役取得佳绩。共有10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许子根也在这一年在丹绒国席上栽在林吉祥手里。
更令民政措手不及的是在1990年的大选，民政的“教父” 林苍祐被林吉祥挤掉，从此结束其政治生涯。虽然民政党以少数席位保住槟州主导政权，改由许子根出任首席部长。但巫统已掌控全局，它以12票对民政7席成为槟州的实权政党。
民政经此改头换面，才从低迷的困境中逐渐收拾残局，但在林敬益领导下的民政党已是将势力遍布全马，难免要让出槟州的权力来使民政党在其他州膨胀起来。
从表面上来看，民政党在许子根领导下确实也扎稳了脚跟，包括在1995年击退行动党的夺权野心，且在下来的一连三届搞到行动党团团转。可是许子根却在1999年差些后院失火，那就是民政两位州议员倒戈相向支持马华，导致马华在浮罗交怡向马哈迪首相要求首席部长换马华的人担任。所幸马哈迪及时煞车，不然那一年民政已失掉主导政权。
在这之后，民政的敌人不是马华，也不是行动党，而是槟州巫统干部对许子根政权的诸多挑剔，包括在2003年时，槟州巫青团长拉惹慕尼直截了当建议捍卫马来人的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此议虽未得到马哈迪的首肯，但埋下巫统求变的诉求。
2006年槟州巫青团在巫统丹绒区会开幕礼上，当着首相阿都拉及首席部长的面前羞辱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意味着他们公然挑战许子根的领导权。而许子根一时之间未能妥善处理“抗议风波”引发的后遗症，也就成为华社“永远的伤痛”。这刻骨铭心的悲痛也直叫槟州选民在308的那一天狠狠地“教训”国阵，民政和马华也全数翻船。表达了选民直接“惩罚”国阵的华裔政党，政权也因之改由行动党接手。
这场2008年的变天也使人忆起1969年的变天，只不过前者是民政大败，后者是民政大胜。此一时和彼一时的政治生态也大不相同，顿使民政进退维谷。既然民政已习惯于联合生存，若在此时民政退出国阵，它又不知如何独自上路，也可能找不到通往民联之路；但民政留在国阵就面对今日的“危机四伏”，虽然它曾寄望国阵改变，不再一党独大，但反过来巫统又要求民政自我转变，因为巫统已经变了，民政变了吗？
民政也真不知该怎么变？也许许子根已胸有成竹，也许他需要做出某些政治牺牲，以换取民政党活得尊严和精彩，现在球已在他脚下，看他如何取决了？正如当年（1961年）林苍祐从零开始，不是一样地活出精彩吗？
刊登于2010年9月20日《南洋商报》
从831到916 （现代春秋）
今年的916显得不寻常，它第一次被政府列为公共假期，而在过去它是一个工作日，为什么916这么重要？原来它是马来西亚成立日。
提到马来西亚的成立，我们一定要把镜头拉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是在1947年，英国军事政府宣布它已与巫统及各州苏丹签署的协议书，已在2月1日开始生效。这份定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法律文件，不仅取代了“胎死腹中”的《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而且成为马来西亚日后的宪法依据。
根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它将逐步推行民主，而第一步是通过1955年的普选（尚未独立，选52名立法议员，另委任46名议员），然后由赢得大多数席的政党成立自治邦政府。就这样，因为联盟的大捷（共取得51席），身为巫统主席兼联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这意味着东姑将领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为了创造条件，东姑在1955年杪率政府代表团在华玲与马共代表团展开历史性的谈判，试图结束马共的游击战争。
但能否使得谈判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姑从谈判中累积足够的政治筹码，让英国人看到一位反共的领袖正从中涌现，可以成为英国放心衬托的盟友，也就加速联盟与英国的独立谈判。
1956年东姑率团访问伦敦就是力争提早取得独立。果然不出所料，东姑终于与英国达成协议，在1957年8月31日成为独立国。
但这个过程对华人有难忘的遗憾，那就是以华团组成的代表团（刘伯群为首）在英国碰壁，它的备忘录被东姑身边的红人陈东海束之高阁，也就未成为马来亚独立时的法律文件。华人在独立后之所以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也与陈东海等人的不力争大有关系。从1955年底的华玲谈判到1957年8月31日的默迪卡，前后经历2年9个月的光景，马来亚也就转身一变成为新兴国家。因此马来亚的独立在表面上看是联盟一手促成的，实则有其他各种因素催化，例如与马共的谈判也给英国产生一个压力。与其继续殖民化马来亚，不如早日让它摆脱殖民统治，走向新生而冲淡马共的影响。
当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独立后，不必经过大选（因为议员任期未满），东姑已成为首任首相，并顺利地组成其内阁。虽然过后马来亚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但东姑已取得了英国的信任。在1961年的时候，他提出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大计划，那就是他准备扩大马来亚联合邦，以容纳东马（北婆两邦）及新加坡加入这个大家庭，是为马来西亚概念的滥觞。
在这方面，新加坡马上积极响应叫好；北婆的沙巴和砂拉越因政治不成熟，未能热情回应，而汶莱更因地小人寡，对于加入没有太大的兴趣。
到后来，马来西亚计划竟变成一个国际大课题，一边是印尼的大力反对马来西亚，形容它是殖民地产物；另一边则是亚洲左倾政府（主要是中国）及政党联手反对马来西亚。换句话说，在印尼的苏卡诺总统推波助澜下，当时的中国、越南政府及马来亚和北婆的左倾政党都加入了反马来西亚的斗争。
在风起云涌的年代，东姑之所以顺利地将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主要是英国及美国在背后支持马来西亚，以便成为一个反共的堡垒。于是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了，才有了东马的故事。
从提出马来西亚计划到马来西亚成立，前后也只是费时2年4个月。原本马来西亚是订在1963年8月31日成立，但因各种因素，不得不一拖再拖也就出了一个916。如果是831也是马来西亚日，则东马人民不必为此日子而耿耿于怀47年。
正因为时差上的不同，马来西亚也就进入了一个纷争独立日起的两个概念，东马人说他们在916后才是独立国家，因此916是“独立日”；西马人则说，明明是831为独立日，怎么又跑出另一个独立日？在彼此相持不下47年后，我们终于欣慰地看到政府也把916列为公假。这样一来，东马人民已不再岔岔不平了，西马人民也会觉得这样的安排也不错。换句话说，今后每年831和916，我们都知道如何庆祝了，一个是独立日；另一个是马来西亚日，岂不皆大欢喜？
刊登于2010年9月20日《光华日报》
南大联欢不老情 （天下纵横）
九月初在怡保参加第十二届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的收获之一是巧碰几十年未见面的同班或同系同学。有些容貌已认不出了；有些“依然故我”，变化不大，但岁月的皱纹已清楚地写在脸上，这是逃不过的人生定律。我们究竟还有多少个春秋？谁也说不上。
我原先是读历史系的，我喜欢历史是因为我特别兴趣从过去找到知识，并从中领悟为何在每个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人和事。历史事件有一些可能相似，但绝对不可能是复制的。有人说历史的重演意思是说有一些相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的挑起者德国是主要的罪魁之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也是由德国操控而起。正因为人类的两次浩劫都与德国有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已不允许成为军事强国。
历史就是这么吊诡，也永远让人沉迷其中。不过在风雷激荡的六十年代，读历史的人还真不多，因为在印象中读历史是属于死的东西，大不了毕业后成为教师或研究员，顶高是教授学者之类的。
我本来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走进历史系的，但在与历史系同学聚在一起后，我们还真是发现读历史的好处，比如我们可以比其他同学更直接和深入走进时光隧道，看看以前的社会和制度，然后拿来与现实生活作比较。
但读历史的人也容易让人误解。如果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大爱读书但喜欢参加活动的人，反正“背死书”是较容易毕业的。也因为这样，历史系的学生一般上会被认为比较活跃乃至是有左倾的，若有风吹草动总是站在前头或成为其中一员。我们就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炼出来的“历史人物”。当我们试图用年轻的心和跳动的心扭转外人对历史系学生的呆板印象时，我们也卷入时代的洪流中。在这之后，大家都“劳燕分飞”了。待到我们再重逢时，我们恍如隔了一世纪，似乎有些不相信在有生之年仍然可以在山城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
由于新加坡的南大生有500人到来参加，我们终于在这样的聚会中紧握双手，但一时之间也忘了追问过去的日子，而是闲聊一些家常便饭，要不然就高谈阔论国际时事，马新政局。我的一个感觉是：几十年来，大家还是那么的热诚，那么地珍惜别后的重逢，虽然少了年少的激情，但南大精神却紧紧地让我们凝聚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凝聚不用千言万语，也不用什么议程和目的，只要用一双目光，一双真挚的双手，就能让我们把情感融化于其中。我想这才是南大校友两年一聚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1992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发起南大校友联欢会，就不会有一届一届的传承，而南大生尽管有些已是处于“风烛残年”，但他们仍然不辞劳苦，从四面八方涌进怡保。这不是为了旅游和大块朵颐怡保的美食，而是想会一会老同学和不相识但同样是来自南大的人。
当你看到这些老校友步伐阑珊地走动时，或用拐杖扶持时，或已显得老态龙钟时，你不必惊讶他们为什么还要出远门。就拿前中央部长刘贤镇来说，他在行动不便中也从老远的砂拉越来到怡保，这就是南大精神的一种体现。
还有我碰到多年未见的同学卓南生时，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曾经和我是《星洲日报》的同事（他在新加坡，我在马来西亚），而后去了日本也在那里当教授。我们曾经在日本共度十天的时光，一起参加日本政府邀请的东合报人访问团。
我第一次与《南大颂》的作者之一——王如明见面，但我们好像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因为我们身上流着“南大的血”。
吡叻州的会长周增禧原来早年也是南大风云人物之一，难怪他以谢太宝作为典范来演绎南大精神。也许很多人不知道谢太宝是谁，但总有一天历史会有他的定位的（还有许多的未提及的校友容我以后有机会再写下来）。
同样的，南大创办人陈六使也有其不能被否定的地位，尽管新南大与他“不相干”，但新南大也把他的塑像建立起来，并重竖南大牌坊及保留古色古香的“图书馆”（现已改为华裔馆）。这说明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
是的，南大校友就是拒绝被历史遗忘，才会坚持每两年聚会一次，直到大家都不能再走动为止。这种南大精神也不会因为南大的消失而流失，它会让新一代从历史中去寻找那宝贵的精神而传承下来。
刊登于2010年9月20日《号外周报》第497期
我原先是读历史系的，我喜欢历史是因为我特别兴趣从过去找到知识，并从中领悟为何在每个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人和事。历史事件有一些可能相似，但绝对不可能是复制的。有人说历史的重演意思是说有一些相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的挑起者德国是主要的罪魁之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也是由德国操控而起。正因为人类的两次浩劫都与德国有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已不允许成为军事强国。
历史就是这么吊诡，也永远让人沉迷其中。不过在风雷激荡的六十年代，读历史的人还真不多，因为在印象中读历史是属于死的东西，大不了毕业后成为教师或研究员，顶高是教授学者之类的。
我本来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走进历史系的，但在与历史系同学聚在一起后，我们还真是发现读历史的好处，比如我们可以比其他同学更直接和深入走进时光隧道，看看以前的社会和制度，然后拿来与现实生活作比较。
但读历史的人也容易让人误解。如果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大爱读书但喜欢参加活动的人，反正“背死书”是较容易毕业的。也因为这样，历史系的学生一般上会被认为比较活跃乃至是有左倾的，若有风吹草动总是站在前头或成为其中一员。我们就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炼出来的“历史人物”。当我们试图用年轻的心和跳动的心扭转外人对历史系学生的呆板印象时，我们也卷入时代的洪流中。在这之后，大家都“劳燕分飞”了。待到我们再重逢时，我们恍如隔了一世纪，似乎有些不相信在有生之年仍然可以在山城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
由于新加坡的南大生有500人到来参加，我们终于在这样的聚会中紧握双手，但一时之间也忘了追问过去的日子，而是闲聊一些家常便饭，要不然就高谈阔论国际时事，马新政局。我的一个感觉是：几十年来，大家还是那么的热诚，那么地珍惜别后的重逢，虽然少了年少的激情，但南大精神却紧紧地让我们凝聚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凝聚不用千言万语，也不用什么议程和目的，只要用一双目光，一双真挚的双手，就能让我们把情感融化于其中。我想这才是南大校友两年一聚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1992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发起南大校友联欢会，就不会有一届一届的传承，而南大生尽管有些已是处于“风烛残年”，但他们仍然不辞劳苦，从四面八方涌进怡保。这不是为了旅游和大块朵颐怡保的美食，而是想会一会老同学和不相识但同样是来自南大的人。
当你看到这些老校友步伐阑珊地走动时，或用拐杖扶持时，或已显得老态龙钟时，你不必惊讶他们为什么还要出远门。就拿前中央部长刘贤镇来说，他在行动不便中也从老远的砂拉越来到怡保，这就是南大精神的一种体现。
还有我碰到多年未见的同学卓南生时，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曾经和我是《星洲日报》的同事（他在新加坡，我在马来西亚），而后去了日本也在那里当教授。我们曾经在日本共度十天的时光，一起参加日本政府邀请的东合报人访问团。
我第一次与《南大颂》的作者之一——王如明见面，但我们好像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因为我们身上流着“南大的血”。
吡叻州的会长周增禧原来早年也是南大风云人物之一，难怪他以谢太宝作为典范来演绎南大精神。也许很多人不知道谢太宝是谁，但总有一天历史会有他的定位的（还有许多的未提及的校友容我以后有机会再写下来）。
同样的，南大创办人陈六使也有其不能被否定的地位，尽管新南大与他“不相干”，但新南大也把他的塑像建立起来，并重竖南大牌坊及保留古色古香的“图书馆”（现已改为华裔馆）。这说明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
是的，南大校友就是拒绝被历史遗忘，才会坚持每两年聚会一次，直到大家都不能再走动为止。这种南大精神也不会因为南大的消失而流失，它会让新一代从历史中去寻找那宝贵的精神而传承下来。
刊登于2010年9月20日《号外周报》第4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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