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離騷》公元2002年4月14日，南方學院的鄭良樹提出建議三間民辦學院，即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及韓江學院合併成一所聯合大學后，得到各方不同的迴響，大多數都表示贊成與支持。可是該如何達成共識，認真探討合併建議3年以來仍然是“紙上談兵”，未曾進入實質上的交流。直到今年3月，董教總借“每月論壇”的平台，舉行了第一次的較為正式的交流會，這是應南方學院的要求而召開的。
在會議召開前，三院都被要求提呈所面對的挑戰和對合併提出初步的想法。而在當日的會議上，有多位教界人士說出心中的話。不過尚未有任何結論，只是啟開共同面對挑戰的第一步。
于是，在4月24日，董總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舉行聯席會議，以延續上個月的交流會，就三院或“加強協作”或“聯合辦學”或“三院合併”或“三院共同申辦大學”進行可行性的討論。
董總主席郭全強首先針對“申辦大學”事表達這是董教總，也是華社長期以來的願望。但在因勢利導和教育政策開放下，先后衍生三間民辦學院。基于各種因素，三院仍然保持在學院的水平。有人因此提出聯合申辦大學的建議，以圓華社之夢。
接著南方學院及韓院的代表也分別表明立場，支持三院應聯合申辦大學，不能再無限期的拖拉下去。這對三院的未來發展都是不利的。他們也例舉申辦大學將給原有的學院帶來無數的好處，尤其在面對挑戰的年代，合作與團結是民辦學院發展的保証。
經過約兩句鐘的討論后，最終取得突破性的共識。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談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的名義共同組成一個由董教總牽頭的“專案小組”。即三院各派三名代表（其中必須有董事會及校方具代表性的人參加，由各院在兩周內提呈名單），連同董教總兩名代表，合共11人在下個月專題研究“三院合作申辦大學”的事宜，希望在三個月內完成有關的報告書，作為第一階段的工作。
會議也認為在第一階段工作完成后，才進入第二階段的學術性會議，屆時將邀請學有專長者集思廣益，提出一份可行性的學術性報告書。
會議注意到華教問題一向來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將會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政治管道來實現宏願。
當有關的新聞見報后，文教工作者肯定會有所表達自身看法。這相信是“專案小組”所樂見的回應。不論是正面的或負面意見，自然都會被重視。
其實就在三院未正式討論“合併”前，各院已接到一位熱愛華教人士十分用心的提呈一份萬言書，題為“從企業觀點－－探討三院合併”，文中詳細的例舉合併的成功實例和分析各院的特點后，力促三院必須群策群，力盡快拿出成績來，不能再猶疑不決，而此時合作正合其時。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俯順時代潮流，也是華社所願”。
無可否認的，能夠升格為大學院校或大學都是三院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努力不懈的目標。但如果各行其是或“單打直博”將是十分費心與耗時的，特別是在激烈的變動的年代。可以這麼說，民辦的非盈利學院求生存或無問題，但要自行發展或更上一層樓就有一定的主客觀的局限。
在明白華社資源籌來不易后，大家也就珍惜守護現有成果的重要性，進而思及如何在不大改變原有的架構下，集中精力和資力將三院通過可行方案提升成大學地位也是刻不容緩的。
雖然在我國未有模式或先例可供三院對此類的“合作申辦大學”作參考，也據知需要得到當局邀請才能提出申請。但“拉曼大學”的成立也不是用“拉曼學院”升格，而是一個全新的大學，又倒回來惠及拉院的學生。因此三院申辦大學也可倒回來用新的大學來惠及三院的學生，讓他們不必銜接課程到外國考取學位，而可直接在本國完成大學教育，這也可為國家節省一大筆的外匯。再者，以大學的名義與外國知名大學交流與合作，會顯得有份量和具平等的地位。
總而言之，功利主義在這個時代還是佔主導地位。不然三院就不會在近兩年面對招生的挑戰；而要跳出困局的最好途徑就是有一間三院共同擁有的大學來照亮三院的未來！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5.05
三院合作申辦大學 （闻鸡起舞）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離騷》公元2002年4月14日，南方學院的鄭良樹提出建議三間民辦學院，即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及韓江學院合併成一所聯合大學后，得到各方不同的迴響，大多數都表示贊成與支持。可是該如何達成共識，認真探討合併建議3年以來仍然是“紙上談兵”，未曾進入實質上的交流。直到今年3月，董教總借“每月論壇”的平台，舉行了第一次的較為正式的交流會，這是應南方學院的要求而召開的。
在會議召開前，三院都被要求提呈所面對的挑戰和對合併提出初步的想法。而在當日的會議上，有多位教界人士說出心中的話。不過尚未有任何結論，只是啟開共同面對挑戰的第一步。
于是，在4月24日，董總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舉行聯席會議，以延續上個月的交流會，就三院或“加強協作”或“聯合辦學”或“三院合併”或“三院共同申辦大學”進行可行性的討論。
董總主席郭全強首先針對“申辦大學”事表達這是董教總，也是華社長期以來的願望。但在因勢利導和教育政策開放下，先后衍生三間民辦學院。基于各種因素，三院仍然保持在學院的水平。有人因此提出聯合申辦大學的建議，以圓華社之夢。
接著南方學院及韓院的代表也分別表明立場，支持三院應聯合申辦大學，不能再無限期的拖拉下去。這對三院的未來發展都是不利的。他們也例舉申辦大學將給原有的學院帶來無數的好處，尤其在面對挑戰的年代，合作與團結是民辦學院發展的保証。
經過約兩句鐘的討論后，最終取得突破性的共識。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談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的名義共同組成一個由董教總牽頭的“專案小組”。即三院各派三名代表（其中必須有董事會及校方具代表性的人參加，由各院在兩周內提呈名單），連同董教總兩名代表，合共11人在下個月專題研究“三院合作申辦大學”的事宜，希望在三個月內完成有關的報告書，作為第一階段的工作。
會議也認為在第一階段工作完成后，才進入第二階段的學術性會議，屆時將邀請學有專長者集思廣益，提出一份可行性的學術性報告書。
會議注意到華教問題一向來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將會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政治管道來實現宏願。
當有關的新聞見報后，文教工作者肯定會有所表達自身看法。這相信是“專案小組”所樂見的回應。不論是正面的或負面意見，自然都會被重視。
其實就在三院未正式討論“合併”前，各院已接到一位熱愛華教人士十分用心的提呈一份萬言書，題為“從企業觀點－－探討三院合併”，文中詳細的例舉合併的成功實例和分析各院的特點后，力促三院必須群策群，力盡快拿出成績來，不能再猶疑不決，而此時合作正合其時。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俯順時代潮流，也是華社所願”。
無可否認的，能夠升格為大學院校或大學都是三院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努力不懈的目標。但如果各行其是或“單打直博”將是十分費心與耗時的，特別是在激烈的變動的年代。可以這麼說，民辦的非盈利學院求生存或無問題，但要自行發展或更上一層樓就有一定的主客觀的局限。
在明白華社資源籌來不易后，大家也就珍惜守護現有成果的重要性，進而思及如何在不大改變原有的架構下，集中精力和資力將三院通過可行方案提升成大學地位也是刻不容緩的。
雖然在我國未有模式或先例可供三院對此類的“合作申辦大學”作參考，也據知需要得到當局邀請才能提出申請。但“拉曼大學”的成立也不是用“拉曼學院”升格，而是一個全新的大學，又倒回來惠及拉院的學生。因此三院申辦大學也可倒回來用新的大學來惠及三院的學生，讓他們不必銜接課程到外國考取學位，而可直接在本國完成大學教育，這也可為國家節省一大筆的外匯。再者，以大學的名義與外國知名大學交流與合作，會顯得有份量和具平等的地位。
總而言之，功利主義在這個時代還是佔主導地位。不然三院就不會在近兩年面對招生的挑戰；而要跳出困局的最好途徑就是有一間三院共同擁有的大學來照亮三院的未來！
在會議召開前，三院都被要求提呈所面對的挑戰和對合併提出初步的想法。而在當日的會議上，有多位教界人士說出心中的話。不過尚未有任何結論，只是啟開共同面對挑戰的第一步。
于是，在4月24日，董總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舉行聯席會議，以延續上個月的交流會，就三院或“加強協作”或“聯合辦學”或“三院合併”或“三院共同申辦大學”進行可行性的討論。
董總主席郭全強首先針對“申辦大學”事表達這是董教總，也是華社長期以來的願望。但在因勢利導和教育政策開放下，先后衍生三間民辦學院。基于各種因素，三院仍然保持在學院的水平。有人因此提出聯合申辦大學的建議，以圓華社之夢。
接著南方學院及韓院的代表也分別表明立場，支持三院應聯合申辦大學，不能再無限期的拖拉下去。這對三院的未來發展都是不利的。他們也例舉申辦大學將給原有的學院帶來無數的好處，尤其在面對挑戰的年代，合作與團結是民辦學院發展的保証。
經過約兩句鐘的討論后，最終取得突破性的共識。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談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的名義共同組成一個由董教總牽頭的“專案小組”。即三院各派三名代表（其中必須有董事會及校方具代表性的人參加，由各院在兩周內提呈名單），連同董教總兩名代表，合共11人在下個月專題研究“三院合作申辦大學”的事宜，希望在三個月內完成有關的報告書，作為第一階段的工作。
會議也認為在第一階段工作完成后，才進入第二階段的學術性會議，屆時將邀請學有專長者集思廣益，提出一份可行性的學術性報告書。
會議注意到華教問題一向來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將會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政治管道來實現宏願。
當有關的新聞見報后，文教工作者肯定會有所表達自身看法。這相信是“專案小組”所樂見的回應。不論是正面的或負面意見，自然都會被重視。
其實就在三院未正式討論“合併”前，各院已接到一位熱愛華教人士十分用心的提呈一份萬言書，題為“從企業觀點－－探討三院合併”，文中詳細的例舉合併的成功實例和分析各院的特點后，力促三院必須群策群，力盡快拿出成績來，不能再猶疑不決，而此時合作正合其時。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俯順時代潮流，也是華社所願”。
無可否認的，能夠升格為大學院校或大學都是三院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努力不懈的目標。但如果各行其是或“單打直博”將是十分費心與耗時的，特別是在激烈的變動的年代。可以這麼說，民辦的非盈利學院求生存或無問題，但要自行發展或更上一層樓就有一定的主客觀的局限。
在明白華社資源籌來不易后，大家也就珍惜守護現有成果的重要性，進而思及如何在不大改變原有的架構下，集中精力和資力將三院通過可行方案提升成大學地位也是刻不容緩的。
雖然在我國未有模式或先例可供三院對此類的“合作申辦大學”作參考，也據知需要得到當局邀請才能提出申請。但“拉曼大學”的成立也不是用“拉曼學院”升格，而是一個全新的大學，又倒回來惠及拉院的學生。因此三院申辦大學也可倒回來用新的大學來惠及三院的學生，讓他們不必銜接課程到外國考取學位，而可直接在本國完成大學教育，這也可為國家節省一大筆的外匯。再者，以大學的名義與外國知名大學交流與合作，會顯得有份量和具平等的地位。
總而言之，功利主義在這個時代還是佔主導地位。不然三院就不會在近兩年面對招生的挑戰；而要跳出困局的最好途徑就是有一間三院共同擁有的大學來照亮三院的未來！
28.4.05
槟城是否适合开赌场？ （横刀立马）
*飞扬
在最近的槟州立法议会上，我注意到民政州议员吴庆城提出一个想法：槟城是不是可以考虑也设赌场？但他欲言又止，说这不是一个建议，只是一个想法，提出来讨论而已。
结果当然卫道之士大举反对，道理很简单：因为赌博害人不浅，绝不能开赌场。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不需要争议的。反对开赌场的人自然会认为反对言论中听，但他们私下有没有赌呢？这就要问反对的人了。
我们的社会，习惯形容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糖酱醋，往往少说一件事：就是早上醒来会幻想今天晚上发大财；也有的在三更半夜望想明天一早又是钱财滚进来。不信你问那些买字票的，合法的，非法的，同样门庭若市，或问赌球的，他们是不是整夜未眠守在电视机前观球赛，希望有横财飞来？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我们的社会是干净的，不赌博的，人人都洁身自爱？那些开字票厂的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门大吉？没有，绝对没有。不仅顾客越来越多，庄家也越开越多。
正因为人的赌性不改，政府也来个顺水推舟，让一些赌业合法化，且因此而有大笔税收。
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云顶，远近知名，不是风景特别漂亮，而是有了国际水准的赌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虽然上云顶之路又高又弯曲，但为了拼搏，再高再弯也阻止不了人的欲念。政府也因为云顶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这似乎应该感谢首任首相东姑的“眼光独到”，让云顶旺了庄家又益了政府。
当然政府绝对不鼓励也不支持国人赌博，尤其是烂赌而衍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不合法化一些赌业，人们还不是往“地下厂拼命钻”？
由此可见，赌博是全世界人类的共性，谁不奢望横财就手？谁不希望一夜致富？人的欲望往往与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扯不上关系，只要有利可图，许多人都会跃身而入，目的无非是发财。这“发财”两个字也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
尽管如此，一向被认为管制严明的新加坡，也不得不向现实看齐，且一鸣惊人宣布要在滨海湾及圣淘沙岛兴建两个设有赌场的综合休闲中心。理由正如李显龙总理所说：一是旅游业在走下坡，被人形容为“水清无鱼”；二是许多大城市都在包庄自己出奇制胜，如果新加坡跟不上，就别想成为国际都市；三是不仅仅是赌场，而是一个集大成于一处的休闲中心。
较早前李光耀资政也放话：建赌场会有麻烦，不建赌场麻烦更大。言下之意大概是要为新加坡的未来及人民的生活着想，不能自鸣清高而束紧腰带过着清教徒的生活。
槟城与新加坡过去是一脉相承的殖民地，后来因政治而分家。在70年代时，已故陈修信就投石问路能否在槟城升旗山开辟第二个赌场，结果未获林苍佑的认同。
时间一幌又30年过去了。在过去的30年的光辉年代，我们靠的是电子业的发亮，现在也依然在闪耀。不过，在物换星移下，槟城面对的挑战是越来越严竣，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抢走槟城的商机，以致我们在工业领域中不断地求突破，求变革。但这条路也是走得好辛苦。
当我想到槟州政府一年只有2亿元的收入，要推行庞大的计划是难上加难时，就有无限的感慨。比如第二大桥一开声就要26亿元，钱又从那里来？如果有了赌场，州政府增加收入，各行各业大兴大旺，则槟城前景也不会落新加坡之后；建第二信道更有着落。
试想，如果目前槟城一年有300万人次观光（此数目应该是重复的），扣掉本国人，若有近百万人次是外国客也不错。如果槟城有了改变，也可乐观展望能达到千万人次游客。到了那个时候，槟城不兴旺也几难。
木蔻山正好是一个合适的地点，既容易控制，也可防止本地人烂赌，不知政府有何想法？
我愿就此课题摊开让各方提出正反意见，新加坡已开步了，我们还要在守株待兔吗？
在最近的槟州立法议会上，我注意到民政州议员吴庆城提出一个想法：槟城是不是可以考虑也设赌场？但他欲言又止，说这不是一个建议，只是一个想法，提出来讨论而已。
结果当然卫道之士大举反对，道理很简单：因为赌博害人不浅，绝不能开赌场。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不需要争议的。反对开赌场的人自然会认为反对言论中听，但他们私下有没有赌呢？这就要问反对的人了。
我们的社会，习惯形容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糖酱醋，往往少说一件事：就是早上醒来会幻想今天晚上发大财；也有的在三更半夜望想明天一早又是钱财滚进来。不信你问那些买字票的，合法的，非法的，同样门庭若市，或问赌球的，他们是不是整夜未眠守在电视机前观球赛，希望有横财飞来？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我们的社会是干净的，不赌博的，人人都洁身自爱？那些开字票厂的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门大吉？没有，绝对没有。不仅顾客越来越多，庄家也越开越多。
正因为人的赌性不改，政府也来个顺水推舟，让一些赌业合法化，且因此而有大笔税收。
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云顶，远近知名，不是风景特别漂亮，而是有了国际水准的赌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虽然上云顶之路又高又弯曲，但为了拼搏，再高再弯也阻止不了人的欲念。政府也因为云顶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这似乎应该感谢首任首相东姑的“眼光独到”，让云顶旺了庄家又益了政府。
当然政府绝对不鼓励也不支持国人赌博，尤其是烂赌而衍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不合法化一些赌业，人们还不是往“地下厂拼命钻”？
由此可见，赌博是全世界人类的共性，谁不奢望横财就手？谁不希望一夜致富？人的欲望往往与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扯不上关系，只要有利可图，许多人都会跃身而入，目的无非是发财。这“发财”两个字也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
尽管如此，一向被认为管制严明的新加坡，也不得不向现实看齐，且一鸣惊人宣布要在滨海湾及圣淘沙岛兴建两个设有赌场的综合休闲中心。理由正如李显龙总理所说：一是旅游业在走下坡，被人形容为“水清无鱼”；二是许多大城市都在包庄自己出奇制胜，如果新加坡跟不上，就别想成为国际都市；三是不仅仅是赌场，而是一个集大成于一处的休闲中心。
较早前李光耀资政也放话：建赌场会有麻烦，不建赌场麻烦更大。言下之意大概是要为新加坡的未来及人民的生活着想，不能自鸣清高而束紧腰带过着清教徒的生活。
槟城与新加坡过去是一脉相承的殖民地，后来因政治而分家。在70年代时，已故陈修信就投石问路能否在槟城升旗山开辟第二个赌场，结果未获林苍佑的认同。
时间一幌又30年过去了。在过去的30年的光辉年代，我们靠的是电子业的发亮，现在也依然在闪耀。不过，在物换星移下，槟城面对的挑战是越来越严竣，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抢走槟城的商机，以致我们在工业领域中不断地求突破，求变革。但这条路也是走得好辛苦。
当我想到槟州政府一年只有2亿元的收入，要推行庞大的计划是难上加难时，就有无限的感慨。比如第二大桥一开声就要26亿元，钱又从那里来？如果有了赌场，州政府增加收入，各行各业大兴大旺，则槟城前景也不会落新加坡之后；建第二信道更有着落。
试想，如果目前槟城一年有300万人次观光（此数目应该是重复的），扣掉本国人，若有近百万人次是外国客也不错。如果槟城有了改变，也可乐观展望能达到千万人次游客。到了那个时候，槟城不兴旺也几难。
木蔻山正好是一个合适的地点，既容易控制，也可防止本地人烂赌，不知政府有何想法？
我愿就此课题摊开让各方提出正反意见，新加坡已开步了，我们还要在守株待兔吗？
林敬益不敌李三春
1972年时，敦拉萨领导下的联盟政府在稳固其领导权和宣告巫统即是领导政府的执政党，并推出“以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后，就决意将联盟进行大洗牌。
这是由于巫统感到意外的收获竟能在1970年争取一向标榜左派的砂劳越人民联合党参加联合政府，而且更妙的是，人联党在六十年代是激烈反对大马计划的其中一个成员，因此当人联党主席王其辉及秘书长杨国斯宣布人联党同意参与联合政府时，左派政团感到惊愕与不解。因为这等于是人联党放弃原有的立场，准备与联盟走在一起，进而拋开左派的兄弟党。从政治意义来说，是人联党对左派运动的“背叛”。
但人联党否认是出卖人民的利益，它声称这样子做是为了砂人民和党的利益。说白了就是想成为执政党的一员来落实该党的理想和政策，也就是为了拥有政治权力。
既然左派政党能与联盟走在一道，敦拉萨就更具信心可以在西马把这个概念加以推广。于是我们看到在70年代之后热门的新闻课题已转入政党大整合，民政党在槟州与联盟组联合政府；接着人民进步党在霹雳也加入联合政府。即使是长期与巫统抗争的回教党也响应加盟。这样一来，原本1969年大选后联盟政府执政地位大为削弱的劣势又被扭转过来而成为顺境了。
这个时候，剩下没有被拉拢的强大反对党是民主行动党。为什么行动党未成为巫统争取的主要对象，至今仍是个谜。但这个谜不难打开。
其一，巫统让马华公会去“完成”这项任务，而马华也乐意促成此事，因此两党之间在71年3月有了“秘密会谈”。必需指出的是，当时马华正在轰轰烈烈大搞华人团结运动，有了“谈判”的筹码。
陈修信开出的条件是：解散民主行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并宣布接受马华和联盟的目标与政策，而最后的决定权在首相敦拉萨及马华中委会的手里。
行动党的吴福源则被指为提出三个条件：u行动党一名领袖担任马华署理会长；v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出任部长及w两至三名的行动党国会议员担任副部长。
不用说，这样的“南辕北辙”的条件是无法合拢的。再说，五一三过后吴福源在党的秘书长地位已告动摇，他的代表性也备受党的质疑。
因此林吉祥驳斥所谓的“密谈”是马华通过中间人安排的，是马华提出解散行动党以换取在马华旗下担任要职和部长，不是吴福源提出的。他形容马华的建议是“可笑荒谬”的。
其二，行动党未在任何州取得执政地位，联盟并不急切与之合作，若对马华有利，也不反对。
其三，行动党内有某些领袖认为是大好时机分享政治权力。但巫统认为没有反对党不能显示民主，并非好事。除非行动党解散，另当别论。既然已有华人政党在政府内，也就不急切要一统政党政治。当然还有其它因素，无需再述。
所以说，密谈以失败告终也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当时看来，损失较大的是马华公会，虽然行动党也闹小分裂，行动党的吴福源在72年转而加盟民政党；何文翰则加盟马华公会。马华公会不但与行动党裂痕与怨恨加深，又面对华团运动的意见分歧，致使陈修信铁了心肠，索性由马华自行搞华人大团结，他的策略是大开门户，广收党员，并拉拢改革派或说少壮派来壮大马华的势力。
最明显不过的是在1972年陈修信出人意表委任少壮派的领袖林敬益出任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部。当时林敬益只有32岁，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的一族。
少年得志的林敬益一时之间意气风发，甚至有些得意忘形，忘记了马华是个错综复杂与老党员盘根的政党，不是一批少壮派可以左右和改变马华的本质。也许他当时还不知道如同坐直升机的三级跳成为部长其实是“大难临头”的征兆。因为李三春这位老老谋深算的党员仍探不出头（还只是副部长），怎么林敬益可以越位而上？
于是马华党内的暗流凶涌，虽然扳不到陈修信的独断独行，但却可以整掉他身旁的人，而要整人的政治手段明棒暗抑也是其中一种。
在明的方面李三春让林敬意大出风头，甚至不阻止林敬益把话说了过头。例如林敬益说：“陈总会长决心改组马华，现已吸收一批新血，给予他们各种训练，同时也像巫统一样，以社会主义政策为原则，把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
这一席话如同“计时炸弹”在马华内部引爆，因为马华从来未以“社会主义政策立党”，何以林敬益有此标新立异？此说无疑是“撞板多过吃饭”。
果然马华党内的元老派大举讨伐，林敬益全不理会继续让霹雳州的马华大搞兴革运动，形同左派的政治斗争。陈修信在无法忍受下，在72年8月31日罢免林敬益的霹州联委会主席职，并解散林敬益成立的干训班，宣称马华与“兴汉社”（一个被陈修信指责从事种族性活动的外围组织）无关。
这一下子，林敬益与陈修信的“父子政治蜜月”很快结束，前者成了“跛脚鸭”，权力被架空。在恼羞成怒下，林敬益怒斥李三春及甘文华的挑唆，令陈修信相信他（林敬益）是要推翻总会长的。
不仅于此，林敬益不计后果破口大骂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已丧失雄风，他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不敢面对群众，不顾党章，专横地冻结霹州党务。
他进一步声称准备牺牲个人来改组马华公会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政党，他讥笑李三春没有胆量这样做，指责李在党内发动勾心斗争事件，只是为了尽可能登上最高的政府职位（这是1973年6月1日刊在《星洲日报》林敬益的记者招待会上的文告）。
事情恶化至此，林敬益终于在隔日被陈修信开除出党。他在马华一无所有下成为天之骄子，又从高位跌了下来。这种政治漩涡的险恶已是司空见惯，只是林敬益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他可以“力拔山河”，结果是官职党职一起被扫进水沟里。
但这边厢失意的林敬益很快又找到新的码头。1973年12月，林敬益率其亲信梁棋祥及忠心支持者全部过档民政党，民政党的蜕变也由此刻开始。
转入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已基本成形，这对民政固然是好事，但对马华却是悲喜交集，同一个屋檐下怎么多出两个政敌作伙伴──政民党及人民进步党。
陈修信终于在1974年4月8日辞职，退出政坛，李三春在斗倒林敬益后，顺其自然地接过棒子，也取代林敬益留下的特别任务部长，只是财政部长不见了。
从此马华与民政的情仇恩怨由外头打到家中，华人大团结也划上句号。
26.4.05
解读黄家定的演词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于上月26日的马华56周年党庆大会的演词引起我格外的关注与极大的兴趣，这是我读到的令人难忘的政治演说。刚好我近日在翻阅“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比较之下，却是似曾相似。不妨录下，以供参阅。
黄家定为了勉励党员努力做个有用的人，他这样说：“诗人臧克家有两句诗很耐人寻味：有的人活着，实际上他已经死了；有的人虽然死了，却还活着。一个人做官的时间是有限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身在官位的一天，就要讲究“官品”，而“官品”恰恰来自人格。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不能低。”
中国著名作家臧克家于1949年11月1日为纪念鲁迅（1936年逝世）而写下了题为“有的人”的名诗：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倒；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纪念他！（摘录）
这一首诗曾被很多人引用，因为它是一句警世名言，用以告诫人生于世要做好事，这样死后还会被人记着。因此即使是死了，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反之在有生之年做坏事，即使活着，人们也当他死了。
我再引用毛语录的一段话，就更清楚地说明从政者所要表达的从政之道：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毛泽东1944年在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的演讲，题目是：“为人民服务”。张思德只是一个警卫团战士。1944年因烧炭时被崩塌的炭窟压死，而被誉为“为人民而死”的战士。
另外一段，黄家定说：“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能真正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一段话与毛语录中的下一段太过相以了。
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在参加抗日战争时期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病逝，毛泽东为了纪念白求恩对中国解放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他于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这样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由此比较，黄家定这段话是引用了毛语录所说的话。
当然黄家定的其它讲话也有毛语录的影子，例如“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不能低；“把做官看成做事，为了做事才做官，两者统一起来，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所谓堂堂正正做人是指要做好人，而好官必须是好人”；“好的领导者必须政治坚定，勇于改进，开拓创新，道德高尚，作风正派，胸怀开阔，宽容待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光明正大”。
在这方面，毛泽东主席又是怎样说呢？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1945年的任务》；又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
毛泽东也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1940年）。
由上述的比较而得知原来黄家定也是熟读毛语录的。在我的印象中，马华总会长讲出这样的前所未有与坦率的言论，而且并不讳忌引用毛语录，黄家定是第一个人。我对他的这一席话除了给予激赏外，也希望他能坐言起行，给马华一个晴朗的天空。
如果这是因鼓吹“终身学习”而获得的新灵感和新方向，说明黄家定确实在不断的学习中变得成熟和懂得引经据典来清理政治上出现的歪风。
事实上，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毛语录中的相当部份的词句在今时今日对于诚心献身政治的人来说，是十分有用的启示和激励。从黄家定的言论，我们看到这一点。
黄家定为了勉励党员努力做个有用的人，他这样说：“诗人臧克家有两句诗很耐人寻味：有的人活着，实际上他已经死了；有的人虽然死了，却还活着。一个人做官的时间是有限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身在官位的一天，就要讲究“官品”，而“官品”恰恰来自人格。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不能低。”
中国著名作家臧克家于1949年11月1日为纪念鲁迅（1936年逝世）而写下了题为“有的人”的名诗：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倒；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纪念他！（摘录）
这一首诗曾被很多人引用，因为它是一句警世名言，用以告诫人生于世要做好事，这样死后还会被人记着。因此即使是死了，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反之在有生之年做坏事，即使活着，人们也当他死了。
我再引用毛语录的一段话，就更清楚地说明从政者所要表达的从政之道：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毛泽东1944年在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的演讲，题目是：“为人民服务”。张思德只是一个警卫团战士。1944年因烧炭时被崩塌的炭窟压死，而被誉为“为人民而死”的战士。
另外一段，黄家定说：“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能真正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一段话与毛语录中的下一段太过相以了。
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在参加抗日战争时期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病逝，毛泽东为了纪念白求恩对中国解放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他于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这样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由此比较，黄家定这段话是引用了毛语录所说的话。
当然黄家定的其它讲话也有毛语录的影子，例如“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不能低；“把做官看成做事，为了做事才做官，两者统一起来，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所谓堂堂正正做人是指要做好人，而好官必须是好人”；“好的领导者必须政治坚定，勇于改进，开拓创新，道德高尚，作风正派，胸怀开阔，宽容待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光明正大”。
在这方面，毛泽东主席又是怎样说呢？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1945年的任务》；又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
毛泽东也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1940年）。
由上述的比较而得知原来黄家定也是熟读毛语录的。在我的印象中，马华总会长讲出这样的前所未有与坦率的言论，而且并不讳忌引用毛语录，黄家定是第一个人。我对他的这一席话除了给予激赏外，也希望他能坐言起行，给马华一个晴朗的天空。
如果这是因鼓吹“终身学习”而获得的新灵感和新方向，说明黄家定确实在不断的学习中变得成熟和懂得引经据典来清理政治上出现的歪风。
事实上，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毛语录中的相当部份的词句在今时今日对于诚心献身政治的人来说，是十分有用的启示和激励。从黄家定的言论，我们看到这一点。
24.4.05
我对黄家定的期望
马华公会全国各地区支会的选举虽然只是点点星火，小打小闹，对整体的选举不会造成冲击力，但从一些区支会的选举来看，倒是热闹异常又带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
这也许是因为较早前总会长黄家定的一句话：“马华的选举是没有菜单的”，以致造成一些区支会蠢蠢欲动，或挑战原来的领导层，或则卷土重来以夺回失地；或则为巩固势力，不惜明争暗斗。再加上华文媒体的大篇幅报导，看得读者眼光撩乱，以为马华再起烽火。
其实不然，根据马华总秘书陈祖排的公布，在全国总数3759个支会中，共有3534个支会风平浪静，没有竞争，占总数的94%。换句话说，只有6%的支会燃起战火，而且有些已胜负分晓。无论如何，这也许是黄家定于2002年上台以来最大的欣慰。其中玄妙就在于「没有菜单」的政治策略就是点出维持现状，稳定大局的重要性。果然此举一鹄中的，遂了黄家定的心愿。
我对黄家定上台后所发表的讲话都有注意，尤其是他引经据典，大谈从政与做人的道理，更是有眼有板。他可以从孔子谈到儒学，又从海瑞引出朱镕基的名言；再从诗人臧克家的名词到毛泽东的讲话。也难怪他下定决心大力推广终身学习，希望人民都热爱读书，自强不息，作个有用的人。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做人要有人品，做官要有官品，不为私利，不谋权诈；而且经常把人民的事放在心上，切切实实地为民服务，以让马华公会树立一个新的形象，树立“党品”。
可惜这些正面的苦口婆心不是每个党员都听得进去。每当党选一到，他们便四处活动，以便从中建立个人地盘和势力。虽不是蓄意与中央对着干，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报章的新闻报导，马华一些地方区支会的选举竟然是“家族政治”在转来转去，不是夫妻档，就是父子兵，再不就是母女连心。总之一个小地方的支会可以被一个家族包办，这是“民主政治”抑或是“小山头主义”？
当然这不是黄家定可以控制得了的局面，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没有人去改，也没有人清理。毕竟这影响不了大局。
但如果任由“家族政治”盘根错节地在地方上兜来兜去，不仅影响马华的名声，也会使人误以为马华怂恿一个大家族可以组成一个支会。
据我所知，只要能召集50名党员，就可成立一个支会，然后才归属到区会。而区会是根据国会选区来划分的。例如马来西亚共有219个国席，扣除砂劳越的25国席外（因马华尚未东渡到砂州），尚有194个国席。据此推算，马华共有194个区会。
194个区会竟有3759个支会，平均一个区会有19个支会。当然有的区会的支会多，有的区会的支会少。而党中央代表是从区会中选出来的。经过修改党章后，大概有2200名的中央代表。这些代表就有权选出中央领导层。
这样的一层层的民主结构是可以被接受的，也不易被家族所操纵。但问题是马华并没有党章限制组成支会的人是否是一个大家族？
我们不知道马华各地的支会有多少个是依靠裙带风组成的？我真的希望黄家定以大无畏的精神通过党中央来限制“家族政治”在马华党内兴风作浪，把严肃的政治工作当成“家庭集会”的儿戏。这是要不得的政治歪风，必须加以遏止和铲除。
大体而言，黄家定与陈广才的联手很快把马华扶上安定的局面。再也不分A B 队。他们的整合，对华人权益的维护是有所裨益的。
尽管事事未能尽如人意，在政治上有时也被要求更加坚定与具备勇气据理力争，但总得来说他们能直接了解华社的心声（因为他们都通晓华语华文），办起事来就自然有“华社情大马心”的情意结。他们的任重道远，华社有厚望焉！
上头的位置是摆正了，而我们也相信今届的选举将会是肯定黄陈的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也要求老大和老二匡正党内一些地方上出现的“皇亲国戚”帮。告诉他们马华是众人的政党，不是他们的“私产”，要搞家庭政治，请回家去搞，不要损了马华的大招牌。
这也许是因为较早前总会长黄家定的一句话：“马华的选举是没有菜单的”，以致造成一些区支会蠢蠢欲动，或挑战原来的领导层，或则卷土重来以夺回失地；或则为巩固势力，不惜明争暗斗。再加上华文媒体的大篇幅报导，看得读者眼光撩乱，以为马华再起烽火。
其实不然，根据马华总秘书陈祖排的公布，在全国总数3759个支会中，共有3534个支会风平浪静，没有竞争，占总数的94%。换句话说，只有6%的支会燃起战火，而且有些已胜负分晓。无论如何，这也许是黄家定于2002年上台以来最大的欣慰。其中玄妙就在于「没有菜单」的政治策略就是点出维持现状，稳定大局的重要性。果然此举一鹄中的，遂了黄家定的心愿。
我对黄家定上台后所发表的讲话都有注意，尤其是他引经据典，大谈从政与做人的道理，更是有眼有板。他可以从孔子谈到儒学，又从海瑞引出朱镕基的名言；再从诗人臧克家的名词到毛泽东的讲话。也难怪他下定决心大力推广终身学习，希望人民都热爱读书，自强不息，作个有用的人。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做人要有人品，做官要有官品，不为私利，不谋权诈；而且经常把人民的事放在心上，切切实实地为民服务，以让马华公会树立一个新的形象，树立“党品”。
可惜这些正面的苦口婆心不是每个党员都听得进去。每当党选一到，他们便四处活动，以便从中建立个人地盘和势力。虽不是蓄意与中央对着干，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报章的新闻报导，马华一些地方区支会的选举竟然是“家族政治”在转来转去，不是夫妻档，就是父子兵，再不就是母女连心。总之一个小地方的支会可以被一个家族包办，这是“民主政治”抑或是“小山头主义”？
当然这不是黄家定可以控制得了的局面，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没有人去改，也没有人清理。毕竟这影响不了大局。
但如果任由“家族政治”盘根错节地在地方上兜来兜去，不仅影响马华的名声，也会使人误以为马华怂恿一个大家族可以组成一个支会。
据我所知，只要能召集50名党员，就可成立一个支会，然后才归属到区会。而区会是根据国会选区来划分的。例如马来西亚共有219个国席，扣除砂劳越的25国席外（因马华尚未东渡到砂州），尚有194个国席。据此推算，马华共有194个区会。
194个区会竟有3759个支会，平均一个区会有19个支会。当然有的区会的支会多，有的区会的支会少。而党中央代表是从区会中选出来的。经过修改党章后，大概有2200名的中央代表。这些代表就有权选出中央领导层。
这样的一层层的民主结构是可以被接受的，也不易被家族所操纵。但问题是马华并没有党章限制组成支会的人是否是一个大家族？
我们不知道马华各地的支会有多少个是依靠裙带风组成的？我真的希望黄家定以大无畏的精神通过党中央来限制“家族政治”在马华党内兴风作浪，把严肃的政治工作当成“家庭集会”的儿戏。这是要不得的政治歪风，必须加以遏止和铲除。
大体而言，黄家定与陈广才的联手很快把马华扶上安定的局面。再也不分A B 队。他们的整合，对华人权益的维护是有所裨益的。
尽管事事未能尽如人意，在政治上有时也被要求更加坚定与具备勇气据理力争，但总得来说他们能直接了解华社的心声（因为他们都通晓华语华文），办起事来就自然有“华社情大马心”的情意结。他们的任重道远，华社有厚望焉！
上头的位置是摆正了，而我们也相信今届的选举将会是肯定黄陈的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也要求老大和老二匡正党内一些地方上出现的“皇亲国戚”帮。告诉他们马华是众人的政党，不是他们的“私产”，要搞家庭政治，请回家去搞，不要损了马华的大招牌。
22.4.05
打中国牌与去中国化 （横刀立马）
*飞扬
随着江丙坤大陆之行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及国民党主席连战也将分别到中国进行访问；甚至连马英九也宣称，一旦今年8月当选国民党主席，他也要去中国。
这一连串的高姿态的动作，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打破了国民党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与中共直接打交道。但不否定双方可以通过密使暗渡陈仓。为什么国民党要来一个急转弯？为什么国民党在政策上宁可“降尊纡贵”？这与千禧年后台湾政局的逆转大有关系。
虽然在实质上我们不能期望国民党打“中国牌”会有什么成果，但在心理战术上确实给民进党的陈水扁一个沉重的压力，因为这毕竟开了一个先例，而且是陈水扁难以阻挡的一股政治风潮。
在这个问题上，陈水扁认为不论国民党与中共有何共识或协议之类的文件，都不具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政府是民进党在做，国民党只是扮演反对党的角色，不能代表台湾与中共进行“谈判”。
一个更吊诡的事件是：自从江丙坤从大陆返台后，便被置疑他是否触犯台湾法律？
这里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未在政府授权下，反对党人不可以和另一个国家进行“外交任务”；其二是江丙坤只是去中国一趟，如果坚持只有一个中国，那就算是“内政事务”，不是所谓“叛国行为”。
事实上，阿扁也难入江丙坤“罪”，除非台湾已是一个公认的独立国，否则蓄意对付江丙坤，也必然掀起政治风暴，这就是阿扁今时今日面临的窘境。
国民党就是借此时机，几倾全力打“中国牌”，以抗拒民进党要“外国化”国民党的企图。意思是说，我现在就这么干，看你能奈何吗？
我们假定国民党一个一个有头有脸的人都去大陆与中共打交道，而且有了共识，就剩下陈水扁的民进党处于被动的地位，他要如何应付国民党的挑战，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不过，我们对国民党方面传出消息说，连战此行将会与中共签署“停战”协议。这是一个很奇怪又令人费解的动作。目前的国民党不但已无政权在手，甚至连一兵一卒也没有，签什么“停战协议”？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在过去，国共有过三次的“停战协议”，结果总是被当权的国民党蹧踏得支离破碎。这一段血的教训的历史如果再被挑起来的话，国民党将是自讨没趣。
即使如此，我们预料中共将会给足国民党面子，签一些没有实际效用的“协议”又何妨？总不能让连战空手而归。而且我们也相信中国会采取过去惯用的“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就是启开一个“党与党”的对话。如果阿扁要来，也只能以民进党的领袖进行“党与党”的对话，因为中国从来不认定台湾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如果中共在国民党身上找到一个突破口，就算给予最高礼遇接待也无不可，因为党对党是平等的，谁也不居下风。只是在眼明人看来，国民党已不再是昔日的国民党的。连战等人当然有自知之明。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民进党一步一步地“去中国化”，不但在政治上为台湾烙下一个“国体”，而且也企图在教科书上“台湾化”，更匪夷所思的民进党内竟有人附和台联主席苏进强“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做法。这种不要大陆，竟与日本战犯共舞的笨拙手法，徒只为自己背上“罪恶的十字架”。即使民进党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大相庭径，也绝不可以“认贼作父”。虽说神社内有摆置台湾人的亡魂，但他们都是替日军侵华为虎作怅，任何有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的人，都会不齿与他们为伍。
我看是民进党被国民党的反击搞得晕头转向，才有此下下策。
我们相信中台问题是不易解决的，一国两制也许不适合用在台湾，但台湾既然独立不了，为什么以为“去中国化”就可以达到“独立”的目的？这是患上政治恐惧症和幻稚病的阿Q精神。除非美国强硬扶持台湾另立国号（这又是美国与中国建交时不搞两个中国的承诺，因此当不会明目张胆为台独摇旗吶喊），不然民进党还得面对现实，与中共缔结一个“台峡和平”的协议，为台湾人民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因为“台独”并不可能是会生金蛋的母鸡！
随着江丙坤大陆之行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及国民党主席连战也将分别到中国进行访问；甚至连马英九也宣称，一旦今年8月当选国民党主席，他也要去中国。
这一连串的高姿态的动作，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打破了国民党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与中共直接打交道。但不否定双方可以通过密使暗渡陈仓。为什么国民党要来一个急转弯？为什么国民党在政策上宁可“降尊纡贵”？这与千禧年后台湾政局的逆转大有关系。
虽然在实质上我们不能期望国民党打“中国牌”会有什么成果，但在心理战术上确实给民进党的陈水扁一个沉重的压力，因为这毕竟开了一个先例，而且是陈水扁难以阻挡的一股政治风潮。
在这个问题上，陈水扁认为不论国民党与中共有何共识或协议之类的文件，都不具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政府是民进党在做，国民党只是扮演反对党的角色，不能代表台湾与中共进行“谈判”。
一个更吊诡的事件是：自从江丙坤从大陆返台后，便被置疑他是否触犯台湾法律？
这里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未在政府授权下，反对党人不可以和另一个国家进行“外交任务”；其二是江丙坤只是去中国一趟，如果坚持只有一个中国，那就算是“内政事务”，不是所谓“叛国行为”。
事实上，阿扁也难入江丙坤“罪”，除非台湾已是一个公认的独立国，否则蓄意对付江丙坤，也必然掀起政治风暴，这就是阿扁今时今日面临的窘境。
国民党就是借此时机，几倾全力打“中国牌”，以抗拒民进党要“外国化”国民党的企图。意思是说，我现在就这么干，看你能奈何吗？
我们假定国民党一个一个有头有脸的人都去大陆与中共打交道，而且有了共识，就剩下陈水扁的民进党处于被动的地位，他要如何应付国民党的挑战，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不过，我们对国民党方面传出消息说，连战此行将会与中共签署“停战”协议。这是一个很奇怪又令人费解的动作。目前的国民党不但已无政权在手，甚至连一兵一卒也没有，签什么“停战协议”？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在过去，国共有过三次的“停战协议”，结果总是被当权的国民党蹧踏得支离破碎。这一段血的教训的历史如果再被挑起来的话，国民党将是自讨没趣。
即使如此，我们预料中共将会给足国民党面子，签一些没有实际效用的“协议”又何妨？总不能让连战空手而归。而且我们也相信中国会采取过去惯用的“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就是启开一个“党与党”的对话。如果阿扁要来，也只能以民进党的领袖进行“党与党”的对话，因为中国从来不认定台湾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如果中共在国民党身上找到一个突破口，就算给予最高礼遇接待也无不可，因为党对党是平等的，谁也不居下风。只是在眼明人看来，国民党已不再是昔日的国民党的。连战等人当然有自知之明。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民进党一步一步地“去中国化”，不但在政治上为台湾烙下一个“国体”，而且也企图在教科书上“台湾化”，更匪夷所思的民进党内竟有人附和台联主席苏进强“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做法。这种不要大陆，竟与日本战犯共舞的笨拙手法，徒只为自己背上“罪恶的十字架”。即使民进党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大相庭径，也绝不可以“认贼作父”。虽说神社内有摆置台湾人的亡魂，但他们都是替日军侵华为虎作怅，任何有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的人，都会不齿与他们为伍。
我看是民进党被国民党的反击搞得晕头转向，才有此下下策。
我们相信中台问题是不易解决的，一国两制也许不适合用在台湾，但台湾既然独立不了，为什么以为“去中国化”就可以达到“独立”的目的？这是患上政治恐惧症和幻稚病的阿Q精神。除非美国强硬扶持台湾另立国号（这又是美国与中国建交时不搞两个中国的承诺，因此当不会明目张胆为台独摇旗吶喊），不然民进党还得面对现实，与中共缔结一个“台峡和平”的协议，为台湾人民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因为“台独”并不可能是会生金蛋的母鸡！
18.4.05
殷雪梅是雷锋第二？ （横刀立马）
*飞扬
4月7日，江苏省金坛市出现一幕感人肺腑的场面：10万多名群众自发集中在金坛市，含泪为舍身勇救学生的教师殷雪梅送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为一名普通的老师送殡？原来这名老师是金坛市城南小学二年级(1)班主任，生于1954年，在1976年开始执教鞭。3月31日的中午，她带领百名学生排队到影剧院看教育影片。当队伍横过马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由西向东疾驶而来，危急中殷老师张开双臂，奋力将走在马路中央的学生推向路旁，而她自己却被撞出20多米外，身负重伤，五天后不幸在医院逝世，终年51岁。这种舍身救人的新闻传开后，轰动整金坛市。因此我们难得一见真情流露的一幕。较后江苏省政府也追封她为“见义勇为英雄”荣誉。
这是这些年来教育界頻传丑闻声中罕见的一股清流。引致群众不约而同为老师同声一哭。
她生前的事迹也随着在报上和网上传开，一致颂赞老师生前对学生视如己出，对他们呵护有加。
有几段网友的话是值得一录的：
“殷老师，您永远活在无数善良人的心里。”
这一句话留有余地，似乎只有善良的人才会记得她，不善良的人就忘了她，显见中国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人性丑恶的一面。
“殷雪梅不仅仅表现伟大的母性光辉，更散发着完整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情操，人民的好教师，感动了中国”。
“奋不顾身救学生的壮举，尽管闪现在瞬间，却有个长期累积过程。只有平时注意世界改造，注重道德品质培养，才可能在突发事件上，在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把危險留给自己！
是的，这样的舍已为人的精神已不多见，也在功利的社会中逐渐成为一种神话。但殷雪梅的事件倒反映出在今日，还是存在着不灭的崇高人性来照亮别人，只是可遇不可求。
由这件事，使我想起中国有两位年青人的死是被毛泽东所称颂的，而且广为流传，成为英雄事迹。
其一是在解放前的1947年1月，共青团员刘胡兰被军阀阎锡山部队逮捕从容赴刑场，死时才15岁。第二年毛泽东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一句话在后来成为激励人心的一种鼓舞。
其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3年，即1962年8月15日，共青团员，解放军某运输队班长雷锋在指挥倒车时，被刮倒的一根木杆打在头部而身负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牺性，年仅22岁。
由于他生前矢志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在1958年到韶山瞻仰毛泽东的故居后，决定把原名雷正兴改为雷锋，他说：“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而他的心愿是为人民服务无私的奉献。
为表彰雷锋的精神，毛泽东在1963年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从此“雷锋精神”成了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中苏分裂后，思想意识形态有了转变的危机，加上解放后思想上的松弛与对人生的追求有所不同，促使毛泽东通过雷锋塑造新一代的英雄形象。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一首歌就这样在全中国各地响彻云宵，历久不衰，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还是不忘抬出雷锋精神。
即使到了江泽民时代，他也这样说：“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
胡锦涛说：“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和他崇高的精神品格，在历史发展中始终焕发光彩。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雷锋精神的价值，更加珍惜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加努力在实践中学习和发扬雷锋精神”。
像殷雪梅这样的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的自我牺牲的实例是不是高度的发挥了“雷锋精神”？
依我们看来，江苏省政府的「见义勇为」四个字尚不足以刻划出殷雪梅的伟大情操。在整顿日益出现问题的教育界当儿，胡锦涛也許应像毛泽东那样，大胆地立一个现代英雄的样板，以激发民心。既然已有10万人都自发悼念，政府方面有更高的姿态来扭转负面的輿論或者是必要的。
4月7日，江苏省金坛市出现一幕感人肺腑的场面：10万多名群众自发集中在金坛市，含泪为舍身勇救学生的教师殷雪梅送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为一名普通的老师送殡？原来这名老师是金坛市城南小学二年级(1)班主任，生于1954年，在1976年开始执教鞭。3月31日的中午，她带领百名学生排队到影剧院看教育影片。当队伍横过马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由西向东疾驶而来，危急中殷老师张开双臂，奋力将走在马路中央的学生推向路旁，而她自己却被撞出20多米外，身负重伤，五天后不幸在医院逝世，终年51岁。这种舍身救人的新闻传开后，轰动整金坛市。因此我们难得一见真情流露的一幕。较后江苏省政府也追封她为“见义勇为英雄”荣誉。
这是这些年来教育界頻传丑闻声中罕见的一股清流。引致群众不约而同为老师同声一哭。
她生前的事迹也随着在报上和网上传开，一致颂赞老师生前对学生视如己出，对他们呵护有加。
有几段网友的话是值得一录的：
“殷老师，您永远活在无数善良人的心里。”
这一句话留有余地，似乎只有善良的人才会记得她，不善良的人就忘了她，显见中国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人性丑恶的一面。
“殷雪梅不仅仅表现伟大的母性光辉，更散发着完整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情操，人民的好教师，感动了中国”。
“奋不顾身救学生的壮举，尽管闪现在瞬间，却有个长期累积过程。只有平时注意世界改造，注重道德品质培养，才可能在突发事件上，在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把危險留给自己！
是的，这样的舍已为人的精神已不多见，也在功利的社会中逐渐成为一种神话。但殷雪梅的事件倒反映出在今日，还是存在着不灭的崇高人性来照亮别人，只是可遇不可求。
由这件事，使我想起中国有两位年青人的死是被毛泽东所称颂的，而且广为流传，成为英雄事迹。
其一是在解放前的1947年1月，共青团员刘胡兰被军阀阎锡山部队逮捕从容赴刑场，死时才15岁。第二年毛泽东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一句话在后来成为激励人心的一种鼓舞。
其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3年，即1962年8月15日，共青团员，解放军某运输队班长雷锋在指挥倒车时，被刮倒的一根木杆打在头部而身负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牺性，年仅22岁。
由于他生前矢志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在1958年到韶山瞻仰毛泽东的故居后，决定把原名雷正兴改为雷锋，他说：“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而他的心愿是为人民服务无私的奉献。
为表彰雷锋的精神，毛泽东在1963年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从此“雷锋精神”成了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中苏分裂后，思想意识形态有了转变的危机，加上解放后思想上的松弛与对人生的追求有所不同，促使毛泽东通过雷锋塑造新一代的英雄形象。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一首歌就这样在全中国各地响彻云宵，历久不衰，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还是不忘抬出雷锋精神。
即使到了江泽民时代，他也这样说：“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
胡锦涛说：“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和他崇高的精神品格，在历史发展中始终焕发光彩。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雷锋精神的价值，更加珍惜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加努力在实践中学习和发扬雷锋精神”。
像殷雪梅这样的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的自我牺牲的实例是不是高度的发挥了“雷锋精神”？
依我们看来，江苏省政府的「见义勇为」四个字尚不足以刻划出殷雪梅的伟大情操。在整顿日益出现问题的教育界当儿，胡锦涛也許应像毛泽东那样，大胆地立一个现代英雄的样板，以激发民心。既然已有10万人都自发悼念，政府方面有更高的姿态来扭转负面的輿論或者是必要的。
槟城大桥是政治产物
林苍佑在1969年上台后，就积极地推动落实槟城大桥的宏愿。这是他在1964年，以民主联合党魁身份在参加大选时已提出的概念，但未形成一个重要的宣言。当然这一年大选民联党只赢得4个州议席，离执政尚远，林苍佑也就不再鼓吹了。
1969年的大选，林苍佑改以民政党领袖的身份再次提出槟城大桥宏愿，且当成一项重要的竞选口号，引致与联盟的口水战。
林苍佑在竞选宣言中说，一旦民政党获得执政权，马上开始兴建大桥计划，不再有什么“如果”和“但是”。这也是民政党未来政策的象征，即便需耗资6千万或8千万元，也是值得的（这个数目仅是一个假设，因为从来未有勘察和估算过大桥的费用）。
联盟的反击是：副首相敦拉萨说，其实他是第一个人向王保尼首席部长提出的。
交通部长萨顿（后来出任槟州元首）补充道：这木是联盟的竞选宣言之一。
教育部长佐哈里说：民政党可以做它的千秋大梦，它是不能建大桥的，联邦政府不会资助一分钱。
最后，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投票前4天（即5月5日）这样说：政府会耗资7千万元来兴建大桥衔接槟岛和威省。
虽然民政和联盟执政党口诛笔伐，但没有一方否认兴建大桥的必要性，连陈修信也认为是基本建设之一。
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好争？其实这些都是政治之争，联盟不想让民政党拔头筹；民政也不甘示弱，专挑此民生大计来争取选票。这其间涉及一个重大的课题是：槟岛自由港的消失已成定局，因此有必要建大桥来弥补所受的损失。
结果这一仗终于如民政党所愿，起而执政槟州，但随之而来的是民政党面对经费缺乏的大问题。其一是国家陷入“513”种族冲突，民主终止；其二民政党仍被视为反对党，尚未被在中央执政的联盟所谅解，当不会主动拨款支持民政党达成心愿。其三这样庞大的工程，州政府有能力吗？按宪法，又是属于联邦政府的权限，如果联邦不动，林苍佑只有呼吁和吶喊的份。
果然执政20个月过去了，民政党对大桥计划还是一筹莫展，无法开展。直到1971年情况才有了转机。起因于民政党内閧，导致林苍佑与联盟（巫统）结盟，谋组联合政府。于是在敦拉萨授意下，首相署的经济策划组同意对建槟城大桥进行勘察，邀请国际财团提出报告。
这一下子，引起国际财团的兴趣，纷纷投入这场浩大的勘察工程。但它们提呈报告又是几年以后的事。毕竟兴建跨海的大桥不像跨河或江那样，是要具备海洋知识与对海床结构的分析。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7份被认为是可行性的报告中，日本住友银行的报告最引人注意，而且也被报章加以发表。
可是报告归报告，工程归工程，在1974年大选时我们已 知道调查报告认为建大桥的可行性，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槟岛与威省之间的唯一连系工具仍然是渡轮，一切与69年大选前无异。
这一下子，反对党有话可说了，尤其是民主行动党抨击民政党投入联盟（后扩大成国阵）后，却未能落实承诺。当时竟流传这么一个政治插曲：行动党槟州主席叶锦源讥讽民政党许下空洞诺言，且认为民政党不能兑现，如果民政党能做到，他将从大桥跳下去。
这段故事被叶锦源形容为子虚乌有，是执政党企图抹黑他的人格，他极力的否认。在多年以后他还是对此事耿耿于怀，怒斥对方进行人格谋杀。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但也不否认反对国阵利用马中建交，大事派发毛泽东与敦拉萨握手的照片作为竞选海报，他说，国家外交政策不能当政治宣传。
由于有马中建交的王牌在手，国阵取得辉煌的胜利，林苍佑进入第二届的领导槟州政府，使到他有更大的信心推动大桥计划。
可以这么说，在1974年至1978年之间，大桥的计划基本上已勘察和调查完成，已经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不过估算一下建桥费用，却与69年大选时的口水战的7千万元费用相差10倍有余。换句话说，评估出来的费用介于7亿到8亿元之间（工程部长三美威鲁的估价）。7千万元根本是微不足道的数目。
就在1978年大选后的隔年，大桥工程公开招标，拟定9个阶段施工。根据我手头的资料，总共有160家大公司有兴趣下标，及后真正下标的公司有16家，即日本7间，韩国2间，意大利2间，德国，荷兰，法国，英国及印度各1间。结果获标者是韩国的“现代株式会社”（HYUNDAI），理由是此大公司有建桥的经验，被大马政府调查后满意其公司能力，而且也是最低价者，开出的价是5亿2千5百万元马币。预期在5年内完工。
在最初的阶段，我们被告知韩国运来了许多工人进行施工，也聘用大量本地工人加入其中，间有少许意外事件发生。
我在1983年5月应日本政府邀请访间日本后，顺道被安排访问韩国。通过大使馆的安排，我专程访问了“现代株式会社”。一间负素盛名的国际公司。负责接待我的是该公司的董事金真弘。他在办公室把所有的资料摊开来与我交流，第一阶段到第九阶段的工程都有详细的记录，并且自豪地说：槟城大桥肯定在1985年完成和通车，只有提早完工不会有所拖延。他说：从槟城的峇都乌蛮（即理科大学前）算起，直到北赖联邦大道为止，全长13点5公里（或8.4英里），但桥身（跨海部份）则是8.4公里（或5.2英里）。
虽然这不是现代株式会社的最大工程（最大工程是在沙地阿拉伯兴建耗资10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工业港口之一）；最艰难的工程是1971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山谷两端要架起一座铁桥，既不能架铁架，也不能打桩，但韩国人用智能完成。金真弘说：兴建槟城大桥是“现代公司”最值得诱耀的工程。
我记得在1984年时，当槟城大桥的两端中间部份要衔接时，它遇上难题，结果也请来德国工程师帮“现代公司”顺利的衔接起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为展示韩国工程的骄人成绩，在完成衔接后，“现代公司”特别邀请国内政商界名流及各国使节前往参观。
1985年中，槟城大桥顺利通车，由当任的副首相慕沙希淡主持通车礼，没有盛大的开幕仪式，但见慕沙驾着国产车一路驾来，算是第一辆的通车，为槟城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今天我们行走在槟城大桥上，不期然地回想那争吵的岁月。林苍佑在这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
不过，时至通车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认为一座不够，必须再多一座；我们又发现桥墩有小裂痕，进行修补。但整体来说，槟城大桥是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骄傲，确是不争的事实。
17.4.05
郭洙镇与许子根
要写两位都认识的朋友的评论，实在不容易。但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切入，也就有得比较两者间的异同和政治运程。
郭洙镇与许子根都是在1982年才涉足政坛而且是一步登堂入室成为候选人，他们都不是从基层探出头来，而是因为民政党在当年面临严竣考验，不得不调整策略，涂上一层华教色彩来抵挡反对党的攻势和马华在李三春时代打出「林建寿牌」的抗衡。
在这之前，身为律师的郭洙镇因打一场独大官司而名噪一时，而许子根则在大学执教，与政治沾不上边，但凭借其父亲许平等的名气，两人在份量上可说打成平手。不过他们都错过1980年民政党在波德申的代表大会的换班“激烈竞争”。这一年林苍佑（61岁）坚持不再当主席，唯保住首席部长职位，终于让林敬益脱颖而出，成为民政接班人。
也是从马华过档民政的林敬益虽然在1981年欢迎在马华失意的曾永森率大队过枝民政党，但此时曾永森的声势已大不如前（1979年斗李三春争总会长失败）；加上马华大搞“政经合一”，又引进一批前左派人士，且准备夺取槟州首席部长职位，给民政带来相当大的压力，结果引进“华教人士”，结合董教总的力量成为民政的一个新政治战略，用以反击马华和行动党的左右夹攻。
郭洙镇与许子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邀加盟，以期扭转不利局面。董教总的介入打出“三结合”的旗帜（华基执政党，反对党与华团的结合）（行动党的林吉祥则形容为“三打一”，即董教总联合马华和民政打压行动党）。
这种纠缠不清的乱局也在日后改变华人的政治格局。反映在民政党方面是许子根破茧而出，中选丹绒国会议员；郭洙镇却在甲洞“饮恨沙场”。这无形中给了许子根一个优势在国会展露才华。他在1986年出版“参政四年”一书，洋洋万言，尽是国会演词的辑录，为他的从政交出合格的成绩单；反观这四年郭洙镇“韬光养晦”。
不过在1986年的大选，移师太平国席的郭洙镇一扫霉运，人气急升。在党内也由副主席擢升为署理主席（1989年）（取代梁棋祥之位顺流而上）；许子根则不幸栽倒在林吉祥手中，退居首席部长政治秘书。郭洙镇扳回这关键的一局，奠定他在党内的老二地位，意气风发，把许子根“拋在后头”。
未想1990年的大选又生骤变。时来运转的许子根却在州席胜出后当选槟州首席部长（取代林苍佑的位置），虽在党职上较郭为低，但在官职上却是“光芒四射，灵气逼人”。与郭洙镇相比，又向前跨一步。
最刺激也是决定性的一役是许子根在1995年大选时，在州席对垒上击退叫阵的林吉祥。从此奠定许子根在党内的地位直逼郭洙镇。接着，许子根取代陈锦华成为槟州联委会主席，更在1998年击败挑战的吴清德，在党内已是老树盘根。
跨入千禧年，郭洙镇的“坐亚望冠”的地位出现“动摇”，因为崛起的新一代中央领导已非其人马。党正进行一场不动声色的洗牌，谢宽泰及其人马从中涌现，不再是90年代的格局。
2002年党署理主席一职受到霹州的萧国根挑战，说明党内有人投石问路，以挫其“书生傲气”（引用党内人士说法）。基于党内团结的考量，当权派倾全力保郭抑萧，但已非意味着“在保党的继承人”。黄永安当时有一篇题为“民政党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分离”的文章中这样说：“选举结果已为许子根在后林敬益时代直取郭洙镇铺下道路，如果许有志要成为党主席的话。”
3年之后，最近的新闻报导说已有许多州将提名许子根竞选署理主席，以让郭知难而退，看来非空穴来风，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尽管当事人都不愿表态，但郭洙镇引用毛泽东一首诗中的一句话：“乱云飞渡仍从容”来响应相关的报导。
这一首七绝是1961年毛泽东为江青拍摄的卢山仙人洞而写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也抄录毛泽东另一首词来与郭洙镇共赏。这是毛泽东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年）苦思出路陷入苦恼时赠给其妻子杨开慧的（他们1920年结婚，1930年杨被国民党军逮捕后枪决）：“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拋眼泪也无由。”
正是：政海翻浪等闲事，最忌“一钩残月向西流”。
郭洙镇与许子根都是在1982年才涉足政坛而且是一步登堂入室成为候选人，他们都不是从基层探出头来，而是因为民政党在当年面临严竣考验，不得不调整策略，涂上一层华教色彩来抵挡反对党的攻势和马华在李三春时代打出「林建寿牌」的抗衡。
在这之前，身为律师的郭洙镇因打一场独大官司而名噪一时，而许子根则在大学执教，与政治沾不上边，但凭借其父亲许平等的名气，两人在份量上可说打成平手。不过他们都错过1980年民政党在波德申的代表大会的换班“激烈竞争”。这一年林苍佑（61岁）坚持不再当主席，唯保住首席部长职位，终于让林敬益脱颖而出，成为民政接班人。
也是从马华过档民政的林敬益虽然在1981年欢迎在马华失意的曾永森率大队过枝民政党，但此时曾永森的声势已大不如前（1979年斗李三春争总会长失败）；加上马华大搞“政经合一”，又引进一批前左派人士，且准备夺取槟州首席部长职位，给民政带来相当大的压力，结果引进“华教人士”，结合董教总的力量成为民政的一个新政治战略，用以反击马华和行动党的左右夹攻。
郭洙镇与许子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邀加盟，以期扭转不利局面。董教总的介入打出“三结合”的旗帜（华基执政党，反对党与华团的结合）（行动党的林吉祥则形容为“三打一”，即董教总联合马华和民政打压行动党）。
这种纠缠不清的乱局也在日后改变华人的政治格局。反映在民政党方面是许子根破茧而出，中选丹绒国会议员；郭洙镇却在甲洞“饮恨沙场”。这无形中给了许子根一个优势在国会展露才华。他在1986年出版“参政四年”一书，洋洋万言，尽是国会演词的辑录，为他的从政交出合格的成绩单；反观这四年郭洙镇“韬光养晦”。
不过在1986年的大选，移师太平国席的郭洙镇一扫霉运，人气急升。在党内也由副主席擢升为署理主席（1989年）（取代梁棋祥之位顺流而上）；许子根则不幸栽倒在林吉祥手中，退居首席部长政治秘书。郭洙镇扳回这关键的一局，奠定他在党内的老二地位，意气风发，把许子根“拋在后头”。
未想1990年的大选又生骤变。时来运转的许子根却在州席胜出后当选槟州首席部长（取代林苍佑的位置），虽在党职上较郭为低，但在官职上却是“光芒四射，灵气逼人”。与郭洙镇相比，又向前跨一步。
最刺激也是决定性的一役是许子根在1995年大选时，在州席对垒上击退叫阵的林吉祥。从此奠定许子根在党内的地位直逼郭洙镇。接着，许子根取代陈锦华成为槟州联委会主席，更在1998年击败挑战的吴清德，在党内已是老树盘根。
跨入千禧年，郭洙镇的“坐亚望冠”的地位出现“动摇”，因为崛起的新一代中央领导已非其人马。党正进行一场不动声色的洗牌，谢宽泰及其人马从中涌现，不再是90年代的格局。
2002年党署理主席一职受到霹州的萧国根挑战，说明党内有人投石问路，以挫其“书生傲气”（引用党内人士说法）。基于党内团结的考量，当权派倾全力保郭抑萧，但已非意味着“在保党的继承人”。黄永安当时有一篇题为“民政党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分离”的文章中这样说：“选举结果已为许子根在后林敬益时代直取郭洙镇铺下道路，如果许有志要成为党主席的话。”
3年之后，最近的新闻报导说已有许多州将提名许子根竞选署理主席，以让郭知难而退，看来非空穴来风，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尽管当事人都不愿表态，但郭洙镇引用毛泽东一首诗中的一句话：“乱云飞渡仍从容”来响应相关的报导。
这一首七绝是1961年毛泽东为江青拍摄的卢山仙人洞而写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也抄录毛泽东另一首词来与郭洙镇共赏。这是毛泽东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年）苦思出路陷入苦恼时赠给其妻子杨开慧的（他们1920年结婚，1930年杨被国民党军逮捕后枪决）：“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拋眼泪也无由。”
正是：政海翻浪等闲事，最忌“一钩残月向西流”。
15.4.05
功利主义与华文教育 （横刀立马）
*飞扬
由于华文的普及，也在90年代之后跃居成为国际语文，因此我们读到以下两则新闻和评论。
1. 副首相纳吉4月2日访问北根一间华小时这样说：“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学习华语能够加强国家的竞争力，也有利于个人建立经商网络，无形中可提高就业机会。”
2. 英文星报副总编辑黄春威于3月20日在其专栏中这样写道：“如同许多华人家长，我把女儿送进华校接受六年教育，而我本身是英文教育者，不会读和书写华文。我本身错过这个机会，但我不要剥夺女儿学习华文的机会。我和我的太太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经济前景重于文化或种族来考量。”
因此接下来，他又这样说：“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我意识到儿女必须在良好的训练（环境）下学习华文。”
倒转过来，他说，他的受华文教育的父母，在60年代，决定将他们的三个孩子送进教会学校（英校）也是基于经济的理由。
从上述两个事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语文的学习是从功利主义出发的，若不是出于功利主义或实用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作为出发点，则有关语文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这就是说，当今有这么多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因为它的商业价值或就业机会较过去大大提高。正如对英文的学习仍然被摆在重要的地位，也是因为掌握英文可以在世界通行无阻，更有机会攀登高职而成为精英人才。
可以这么说，功利主义完全占着主导的地位来决定某个语文的兴衰，而且这也与政治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这清楚地显示在80年代后华语华文得到重视，是因为中国已逐渐与国际接轨，且逐渐从中崛起，如果今日的中国仍然像过去那样封闭或被形容为落后的国家，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友族学生，也不会吸引众多的受英文教育的华裔家长把下一代送进华校。
在过去，就拿五六十年代来说，华校不是华裔家长的首选，甚至在华校当权的教育工作者也与黄君父母一样，把子女送进英校。表面上他们是热爱民族教育的一群，实际上他们在功利主义熏陶下，也成为对民族教育的“背叛”者。
再有一个因素是华校在过去被標籤是“共产”或“左派”的温床，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共产社会”，而远离左派的最好的途径就是不送子女进入华校。
虽然如此，仍是有一批又一批的华人依然把子女送进华校。这群人中以中下层阶级为多。在那个时候，對這些人來說，民族文化的情感压倒“功利主义”，且义无反顾地支撑下去，为的是民族的尊严和文化的传承，可惜具有这种思想的华人并不是绝大多数；以致不少人选择进入英校，拋弃方块字，因为方块字在他们看来是“无用的文字”，不懂也吧！何必学习呢？于是我们的华人社会出现分裂──一边是华文教育的，另一边是英文教育的。华人的团结也就无从谈起，除非是为了功利主义和为了达成某种利益的维护，才勉强地貌合神离的凑在一起，而后又因思想的回异分道扬镳。
不过80年代过后，左派阴影不在，华语华文竟然在因势利导下成为被重视的媒介语，这不是因为人民的思想的改变，而是因为中国的强大促使华语华文成为国际通用语之一，是在英语英文之后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国际语文。
正由于这样，今天有超过10％到15％的非华裔进入华小（总数是65万人左右）。这是友族同样看到华文已是重要的语文，他们静悄悄地鼓起一场教育的逆转，目的无非是希望下一代能多学习一种具有“前途”的语文。虽然这是从功利主义来考量子女的未来，但无可厚非，也是好事，因为他们是友族，华语华文不是他们的母语。
反之，许多华裔家长，包括受英文教育者也对教育改变航道，并非他们顿然醒悟“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存在之根”，而是他们出于功利来顺应潮流。
因此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这些华人发现“昨非今是”，他们只是识时务的一群。
无论如何，他们能在此时此刻看到华文的重要性，也就无需过于责难了。毕竟在很多时候，民族情感是敌不过私利的。
由于华文的普及，也在90年代之后跃居成为国际语文，因此我们读到以下两则新闻和评论。
1. 副首相纳吉4月2日访问北根一间华小时这样说：“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学习华语能够加强国家的竞争力，也有利于个人建立经商网络，无形中可提高就业机会。”
2. 英文星报副总编辑黄春威于3月20日在其专栏中这样写道：“如同许多华人家长，我把女儿送进华校接受六年教育，而我本身是英文教育者，不会读和书写华文。我本身错过这个机会，但我不要剥夺女儿学习华文的机会。我和我的太太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经济前景重于文化或种族来考量。”
因此接下来，他又这样说：“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我意识到儿女必须在良好的训练（环境）下学习华文。”
倒转过来，他说，他的受华文教育的父母，在60年代，决定将他们的三个孩子送进教会学校（英校）也是基于经济的理由。
从上述两个事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语文的学习是从功利主义出发的，若不是出于功利主义或实用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作为出发点，则有关语文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这就是说，当今有这么多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因为它的商业价值或就业机会较过去大大提高。正如对英文的学习仍然被摆在重要的地位，也是因为掌握英文可以在世界通行无阻，更有机会攀登高职而成为精英人才。
可以这么说，功利主义完全占着主导的地位来决定某个语文的兴衰，而且这也与政治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这清楚地显示在80年代后华语华文得到重视，是因为中国已逐渐与国际接轨，且逐渐从中崛起，如果今日的中国仍然像过去那样封闭或被形容为落后的国家，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友族学生，也不会吸引众多的受英文教育的华裔家长把下一代送进华校。
在过去，就拿五六十年代来说，华校不是华裔家长的首选，甚至在华校当权的教育工作者也与黄君父母一样，把子女送进英校。表面上他们是热爱民族教育的一群，实际上他们在功利主义熏陶下，也成为对民族教育的“背叛”者。
再有一个因素是华校在过去被標籤是“共产”或“左派”的温床，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共产社会”，而远离左派的最好的途径就是不送子女进入华校。
虽然如此，仍是有一批又一批的华人依然把子女送进华校。这群人中以中下层阶级为多。在那个时候，對這些人來說，民族文化的情感压倒“功利主义”，且义无反顾地支撑下去，为的是民族的尊严和文化的传承，可惜具有这种思想的华人并不是绝大多数；以致不少人选择进入英校，拋弃方块字，因为方块字在他们看来是“无用的文字”，不懂也吧！何必学习呢？于是我们的华人社会出现分裂──一边是华文教育的，另一边是英文教育的。华人的团结也就无从谈起，除非是为了功利主义和为了达成某种利益的维护，才勉强地貌合神离的凑在一起，而后又因思想的回异分道扬镳。
不过80年代过后，左派阴影不在，华语华文竟然在因势利导下成为被重视的媒介语，这不是因为人民的思想的改变，而是因为中国的强大促使华语华文成为国际通用语之一，是在英语英文之后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国际语文。
正由于这样，今天有超过10％到15％的非华裔进入华小（总数是65万人左右）。这是友族同样看到华文已是重要的语文，他们静悄悄地鼓起一场教育的逆转，目的无非是希望下一代能多学习一种具有“前途”的语文。虽然这是从功利主义来考量子女的未来，但无可厚非，也是好事，因为他们是友族，华语华文不是他们的母语。
反之，许多华裔家长，包括受英文教育者也对教育改变航道，并非他们顿然醒悟“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存在之根”，而是他们出于功利来顺应潮流。
因此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这些华人发现“昨非今是”，他们只是识时务的一群。
无论如何，他们能在此时此刻看到华文的重要性，也就无需过于责难了。毕竟在很多时候，民族情感是敌不过私利的。
11.4.05
槟城走向“世界文化遗产” （横刀立马）
*飞扬
欣悉文化、艺术及文物部长莱士耶丁告知已将槟城及马六甲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报告书呈交联合国文教机构，而槟城将在今年接受联合国的评估。
但我也不全然赞同莱士耶丁说，不要以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就能促进旅游业。
是的，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不单单是为了旅游业，也还存着促进人文社会，重视和保护古迹的因素，但一个国家争取某个城市或某个古迹（如万里长城）能被联合国认同的最大因素是希望藉此来推动旅游业，刺激某个地方及国家的经济成长。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可能很多国家都不积极地争取。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都希望有几个地方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拿槟城来说，在世界地图上是不起眼的一个小点。如果它的地位不被世界认同，也就是未被真正列入“世界旅游地图”，相信许多国家的人民是不知道有槟城这么一个地方。
我尝试被一些中国朋友问及：槟城在那里？槟州又是什么地方？当我反问回你知道槟榔屿吗？他们之中有的会回答，读历史的时候，好象有读到这个地方。这就是说，他们可能知道有一个“槟榔屿”，但不知道槟榔屿就是今天的槟城或槟州。可见如果我们不在“文化遗产”方面下功夫，我们将会被世界“遗忘”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城市。
事实上，我们也无需讳言，以今天槟城的外国游客的数目，是不令人满意的。我们曾在报章获悉槟城一年内有三百余万人次的旅客到来观光，但如果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有许多外客的数目是重复的。例如由吉隆坡入境，或槟城以外入境的有多少人来槟城，我们确实无从查实。唯一比较客观调查的是入住酒店的游客人数，然后用平均数来推算。这些人中又有多少巴仙是国内游客？而又有多少巴仙是外国游客？我们总得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邓章耀行政议员曾拿出一叠的数字，证明从酒店住房率及机场入境的外国游客在2004年比2003年为多，并不是人们臆测的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去年底地震海啸的发生，确是苦了槟城的旅游业，邓章耀也为此大伤脑筋，努力宣传，以挽回局面，这种突发天灾实在是人算不如天算。总得来说，槟城是不幸中的大幸，没有一名外国游客被海啸吞噬。虽然如此，槟城也给海啸吓破了胆。
撇开天灾不谈（其实槟城受到的影响是十分小的，若与印尼，泰国，斯里兰卡及印度比较的话）外，槟城也算是一个旅游胜地，尽管它仍然存在缺点和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就是必须早日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擦亮“东方之珠”。
对此有深刻感受的莫如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他是希望工业及旅游业这两大支柱能使槟州走向世界，进而刺激国家的经济成长，并为当地人民带来实惠。
我曾为此撰文建议邀请“中国古迹之宝”（且是联合国认可的专家）阮仪三教授来槟城协助搞好“文化遗产”的规划。果真许首长动了真格，通过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联络阮仪三教授“拔刀相助”。
上周刚巧碰上来槟城的中国大使馆政务參讚杨玲珠。她告诉我已联络上阮教授，且告知阮教授几年前曾来槟城一游，但是以游客身份，没有任务在身，也就没有人知道“走宝”。
如今杨女士说，她会尽力促成此事，而州政府也期待他的到来指教。若是在联合国专家来评估前，能聆听阮教授的高见，再作必要的調整，相信对槟城人民是一大喜讯，也会使到槟城早日达成心愿。
这个心愿是十分重要的。根据许首长告知，中国云南丽江在1997年未列“世界文化遗产”前，游客寥寥可数，一年未达10万人，但在之后游客突飞猛进，已是一年數百万和可能近千万人次计。单单航空公司，就有十多家由各地直飞丽江。
在1997年前，我到过昆明，没人介绍一游丽江，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今天的丽江声价百倍。连电视影片商也不放过。一部“一米阳光”电视片就是以丽江为背景而拍，从银幕上我们看到丽江之美，游客络驿不绝。正是阮仪三打造了丽江。
因此我相信阮教授的到来槟城“作出貢獻”，可以了却许首长的心头大石，也可许槟州人民一个美好的未来！
欣悉文化、艺术及文物部长莱士耶丁告知已将槟城及马六甲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报告书呈交联合国文教机构，而槟城将在今年接受联合国的评估。
但我也不全然赞同莱士耶丁说，不要以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就能促进旅游业。
是的，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不单单是为了旅游业，也还存着促进人文社会，重视和保护古迹的因素，但一个国家争取某个城市或某个古迹（如万里长城）能被联合国认同的最大因素是希望藉此来推动旅游业，刺激某个地方及国家的经济成长。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可能很多国家都不积极地争取。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都希望有几个地方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拿槟城来说，在世界地图上是不起眼的一个小点。如果它的地位不被世界认同，也就是未被真正列入“世界旅游地图”，相信许多国家的人民是不知道有槟城这么一个地方。
我尝试被一些中国朋友问及：槟城在那里？槟州又是什么地方？当我反问回你知道槟榔屿吗？他们之中有的会回答，读历史的时候，好象有读到这个地方。这就是说，他们可能知道有一个“槟榔屿”，但不知道槟榔屿就是今天的槟城或槟州。可见如果我们不在“文化遗产”方面下功夫，我们将会被世界“遗忘”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城市。
事实上，我们也无需讳言，以今天槟城的外国游客的数目，是不令人满意的。我们曾在报章获悉槟城一年内有三百余万人次的旅客到来观光，但如果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有许多外客的数目是重复的。例如由吉隆坡入境，或槟城以外入境的有多少人来槟城，我们确实无从查实。唯一比较客观调查的是入住酒店的游客人数，然后用平均数来推算。这些人中又有多少巴仙是国内游客？而又有多少巴仙是外国游客？我们总得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邓章耀行政议员曾拿出一叠的数字，证明从酒店住房率及机场入境的外国游客在2004年比2003年为多，并不是人们臆测的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去年底地震海啸的发生，确是苦了槟城的旅游业，邓章耀也为此大伤脑筋，努力宣传，以挽回局面，这种突发天灾实在是人算不如天算。总得来说，槟城是不幸中的大幸，没有一名外国游客被海啸吞噬。虽然如此，槟城也给海啸吓破了胆。
撇开天灾不谈（其实槟城受到的影响是十分小的，若与印尼，泰国，斯里兰卡及印度比较的话）外，槟城也算是一个旅游胜地，尽管它仍然存在缺点和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就是必须早日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擦亮“东方之珠”。
对此有深刻感受的莫如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他是希望工业及旅游业这两大支柱能使槟州走向世界，进而刺激国家的经济成长，并为当地人民带来实惠。
我曾为此撰文建议邀请“中国古迹之宝”（且是联合国认可的专家）阮仪三教授来槟城协助搞好“文化遗产”的规划。果真许首长动了真格，通过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联络阮仪三教授“拔刀相助”。
上周刚巧碰上来槟城的中国大使馆政务參讚杨玲珠。她告诉我已联络上阮教授，且告知阮教授几年前曾来槟城一游，但是以游客身份，没有任务在身，也就没有人知道“走宝”。
如今杨女士说，她会尽力促成此事，而州政府也期待他的到来指教。若是在联合国专家来评估前，能聆听阮教授的高见，再作必要的調整，相信对槟城人民是一大喜讯，也会使到槟城早日达成心愿。
这个心愿是十分重要的。根据许首长告知，中国云南丽江在1997年未列“世界文化遗产”前，游客寥寥可数，一年未达10万人，但在之后游客突飞猛进，已是一年數百万和可能近千万人次计。单单航空公司，就有十多家由各地直飞丽江。
在1997年前，我到过昆明，没人介绍一游丽江，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今天的丽江声价百倍。连电视影片商也不放过。一部“一米阳光”电视片就是以丽江为背景而拍，从银幕上我们看到丽江之美，游客络驿不绝。正是阮仪三打造了丽江。
因此我相信阮教授的到来槟城“作出貢獻”，可以了却许首长的心头大石，也可许槟州人民一个美好的未来！
光大改造喬治市的爭議
林蒼祐在1971年中“敉平”民政黨內一場“宮庭政變”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上。但要搞好經濟的首要條件是必須要有一個穩定與安定的政治局面。因此民政黨與巫統的合作變得越形緊迫乃至水到渠成。果然在1972年的元旦日，首相敦拉薩與林蒼祐宣佈組成聯合政府。
一項標誌著“聯合政府”的成形是當日敦拉薩應邀為“光大”摩天大樓主持奠基禮，並被命名為KOMPLEX TUN ABDUL RAZAK，簡稱為“KOMTAR”。
今天我們把這座地標稱之為“光大”，即由此而來。但“光大”概念的提出及林蒼祐想把喬治市變成什麼樣的模樣是在民政黨于1969年上台執政后的產物。不過延至1971年才被熱衷的討論而成為熱門的課題。
我記得當時林蒼祐苦口婆心忙于向人民解釋為何要推行“光大計劃”。因為許多人民都不能了解這樣的龐大願景；尤其是要拆掉許多老建築物以迎合一個新型的“創世紀”發展。
林蒼祐在向傳媒說：“如果是以圓周來圈上檳島和威省，其核心的地方是在喬治市，最為中央的是從檳榔律算起到社尾的一帶，當然也包括五條路的填海工程，換句話說，喬治市的重建應從這個地方開始。”
我曾經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重建古老的喬治市，這涉及拆遷及其他十分複雜的問題。如果在峇六拜發展新城市或在浮羅池滑發展新城市，會不會更加適當？我的意思是說，保留喬治市的舊城市，再發展一個新城市，變成有新舊城之分，也許不必這麼大陣仗。”
林蒼祐認為這樣的建議不實際，也不能達到城市重建的目的。他指出喬治市有許多古老的建築物已破舊不堪。如果不破舊立新，不可能使喬治市重新發出光芒。
他說，城市重建不僅可以振興經濟和繁榮市區，而且檳城將會出現全國第一座摩天大樓，這是一項創舉，也是前所未有的工程。它將會澈底的改變喬治市的面貌，並可促進檳州的經濟活力。在那個時候，我們對保留古蹟和所謂的“文化遺產”並沒有概念，也不了解其重要性。心裡頭所想的是喬治市如何煥然一新，反對的聲音也就越來越少。
后來我們知道設計這大工程是出自其胞弟林蒼吉繪測師的精心傑作。
因此從1972年開始，改造工程也就轟轟烈烈地開展，林蒼祐告訴報界，整個計劃估計在20年內全部完成，共分五個階段。除了是檳州政府的辦公大樓外，也集商場，酒店及市場于一處；更有數以千計的廉價屋在填海地帶建造，以解決人民的房屋問題。
換句話說，到了1990年，我們會看到一個全新的喬治市。不過后來的事實發展告訴我們，光大計劃因為各種預見不到的因素，包括80年代的經濟衰退而受到阻延。這樣的一拖再拖，直到今天，也就是較原訂時間推遲15年，我們還是無法劃上完美的句號。
例如在PRANGIN MALL落成后，其前面一塊地皮仍空置；原首都戲院一帶被拆后要建百貨商場也不得不劃為臨時停車場，還有社尾一帶的老屋子有的人去樓空，有的破到不忍睹依然故我。
這是有諸多因素造成，有人為的，也有外來的，當然也有內在的。
我先說人為的因素。這是1974年大選時，當光大正如火如荼大興士木且已先完成四層的商場開業時，林蒼祐竟面臨一場“風暴式的攻擊”。
反對黨及反林蒼祐的人借大選來臨，把民政黨斥為“拆厝黨”，標語布條在光大四處張掛。最令林蒼祐難堪的是有一位居住被拆的房屋的老太婆當眾數落林蒼祐，讓她成為“無家可歸的可憐人”。這當然是一記政治花招，確使到林蒼祐突如其來中招。
這一年，林蒼祐夫人大吐苦水。他上街買菜，也被小販指指點點，且言語間冷嘲熱諷，真使她受不了。她說，林醫生要為檳城人民做好事，只是影響一小部份人。她不明白搞政治的人為何要出此惡招，完全與事實不符。
雖然如此，率民政加入聯盟（擴大成國陣）的林蒼祐卻是“蒼天保佑”，有驚無險。他不但推出精英的候選人（不再像1969年的大排檔候選人），而且也借馬中建交之勢，成為大選中的大贏家。民政保住11個州議席（輸2席），馬華得1席（輸2席），林蒼祐繼續成為檳州首席部長。
多年以后，外來的因素使到光大全盤計劃被推慢，包括拆遷面臨壓力和拖延及1986年的經濟衰退，迫使發展商暫時止步，觀看后市行情如何演變。這一拖拉，終于無法如期改造光大附近的老房子，成為與光大十分礙眼的強烈對照。
再下來，就是內在的因素，1990年后，聯合國文教機構的專家發現喬治市的“文化遺產”受到侵蝕，大喊止步。否則將步新加坡的后塵。他們批評光大計劃“破壞了喬治市的文化遺產”，是一個不相稱的改造工程，不能再任由喬治市把古蹟消除，否則后悔莫及。
有鑑及此，檳州政府在1995年推出“保護古蹟指南”，不讓被指定的範圍內興建太高樓宇，而且要盡量保護原有的古風貌。剛好被保護的地區就在光大的範圍內。
保護古蹟雖是后知后覺，但也算是亡羊補牢，猶未太晚。可是卻不為城市人民所普遍理解，他們並不了解喬治市一旦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真的是“點石成金”，可為檳城的旅遊業帶來無可限量的財富？
正因為有后來的察覺，我們在今日看到的光大與古蹟保留成為兩個“對立體”。所幸政府又巧妙地將“文化遺產地區”避開光大範圍，算是彌補當年的“失察”的遺憾。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的是：1983年1月28日光大65層摩天大樓行將完工時，不幸發生大火災，一時火光通紅，大家以為光大從此完了。
不知是天意或巧合，正當火勢熊熊燃燒之際，突然傾盆大雨，最后是火勢滅了。檢查之下，光大結構無損，林蒼祐大大地松了口氣。兩年之后，林蒼祐及政府單位搬入光大辦公。居高臨下，光大成了政府權力的象徵。但十分別開生面的是：政治中心與商業中心匯集一道，這在許多國家是兩者分開的。“官商同在”確是立下一個榜樣，只是在今天又是不十分協調的安置與策劃。但行政搬遷，談何容易，許子根也只好繼承歷史帶來的包袱，扛著光大與民同進。
下來的日子，就要看許子根如何化解包袱的壓力，給檳城人民許一個美好的未來。也許當登陸“世界文化遺產”之日，就是喬治市“翻身”之時。
10.4.05
美丽的误解‧美好的宏愿
我现在开始明白“泰南勿洞中文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去年中的时候，我被传媒的报导深深吸引而产生一种激情；“泰国的中文教育终于有了转机和突破”。即便不是“石破天惊”，至少也是“振聋发聩”的大新闻。
带着这份好奇心与情感上的交织，我在去年底决定参与来自各地的南大校友在槟城团聚后前往勿洞作实地的了解。整整百多两百人抵达时受到勿洞市长陈进森的热烈迎迓，晚上又设宴欢迎并讲解和让学生表演。
由于我们来去匆匆，未能理解个中交叉的关系。我们这群南大校友也对来龙去脉一知半解。因此回来后有人问我有何印象，我一时也讲不清楚。
经过几个月的从旁了解和较为“深入”的探讨后，我终于有了比较清楚的轮廓（这也许是曾为报人训练而成的一种本能）。但还得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才能知道陈进森市长的良苦用心：
1.1918年开始，暹罗政府颁布民立学校条例，其中规定校长须由泰人出任，泰文列必修科。1939年銮披汶(PIBUN)在权力斗争中上台，将暹罗改名为泰国，并采取雷厉行动，取缔华文教育，封闭全泰二百余间华校（参阅王赓武著《南洋华人简史》）。
2.有鉴及泰国潮人为数众多，槟城潮人在林连登推动下，决心扩大韩江小学收生，以收容泰国华裔入读，并积极筹办韩江中学，希望提供泰华裔学习华文的空间。不幸因第二次大战爆发，延至1950年（战后第五年）才成功创建韩江中学，比较有规模地吸纳泰国生。但与泰华裔人口比较，毕竟是杯
水车薪，仅尽人事而为之（泰国有华裔6百万，占人口10%，但绝大部份已被同化）（参阅韩中校庆50周年纪念特刊）。
3.自此而后，泰国华文教育几告式微。华文报虽有数家，但70年代最大的星暹日报的报份不到2万份。泰国华裔已是全面泰化，而他们在平等竞争条件下，也入乡随俗，剩下极少数的华裔懂得华语华文。
70年代中期，中泰建交后，情势稍有改变，中国移民也有所增加。到了90年代，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泰华裔开始重视寻根与学习华语华文。
千禧年后，泰国政府政策大为转变，采取宽大的语文教育政策，不再限制学习第二及第三语文。华文教育开始显露曙光。
在新形势的激励下，身为勿洞市长的陈进森一马当先，于2003年成功向中央政府申办大学，获得内阁批准，因而择地兴建校舍，且准备大展手脚。
陈进森的魄力是令人钦佩的，他选择一块占地135英亩的山坡地带大兴土木，先建成一座学府规模的教育中心取名为“勿洞教育中心”。
具有“爱（泰）国心华教情”的陈进森市长亲自担任勿洞教育中心的行政总监，意味着他要动用政府的力量促成华教的复兴。但千头万绪，总得有个开始，他不能等泰国的中文教育有中小学的完整系统后才来办大学。这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毕竟泰国的中文教育体系已终止60多年，中文系统已告断层，不可能找到诸多具有中学华文程度的毕业生入读。
于是陈进森借助马共和解，勿洞已是一个安定的局面下，向开明的中央政府阐述发展勿洞之道，以期这小小的山城（人口五万有余）能有朝一日成为泰国的一朵教育奇葩，因此打出“华教牌”。
但是到目前为止，勿洞教育中心是借用“也拉乐佳发师范大学”的现成体系，联办外语系（以中文为主，也称为中文系），在2004年开班授课，共有45名泰国学生报读，他们有者没有中文基础，有者有小学的中文基础，但都是中学毕业生，分开两班学习中文。显见中文已崛起成国际语文。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外语系的学生的中文程度是从头开始的，与我们想象中如同中国、台湾或星马大专院校的中文系是截然不同的。它是具有泰国特色，培育泰人掌握中文的“中文系”。推动这项课程的人就是市长助理，来自东马的李宋婷小姐。
陈进森也希望将来能开办英文系，马来文系及阿拉伯文系。这显示他是一个多元教育的鼓吹者。
我被告知一座新的教学大楼准备兴建，但何时动工尚未得而知（应该是中央拨款到位即开工）。一旦完竣，也许陈进森会挂起“勿洞国际大学”或“勿洞国际语文大学”的招牌，因为中文系只是一个科系，不是全用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大学。
可以这么说“勿洞国际中文大学”仍是陈市长的一个梦想和宏愿，他已经勇敢地迈开第一步。而且我们相信它是以招收泰国生为主的大学。可以这么说，“勿洞国际中文大学”仍是陈市长的一个梦想和宏愿。他已经迈开勇敢的第一步，先成立成立外语（中文）系。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美丽的误解，但却是世界华人的美好愿景。
我们愿意作为陈市长的热烈支持者，希望他鼓足干劲，在泰国传播中华文化，让断层的中华文明重放光彩。
去年中的时候，我被传媒的报导深深吸引而产生一种激情；“泰国的中文教育终于有了转机和突破”。即便不是“石破天惊”，至少也是“振聋发聩”的大新闻。
带着这份好奇心与情感上的交织，我在去年底决定参与来自各地的南大校友在槟城团聚后前往勿洞作实地的了解。整整百多两百人抵达时受到勿洞市长陈进森的热烈迎迓，晚上又设宴欢迎并讲解和让学生表演。
由于我们来去匆匆，未能理解个中交叉的关系。我们这群南大校友也对来龙去脉一知半解。因此回来后有人问我有何印象，我一时也讲不清楚。
经过几个月的从旁了解和较为“深入”的探讨后，我终于有了比较清楚的轮廓（这也许是曾为报人训练而成的一种本能）。但还得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才能知道陈进森市长的良苦用心：
1.1918年开始，暹罗政府颁布民立学校条例，其中规定校长须由泰人出任，泰文列必修科。1939年銮披汶(PIBUN)在权力斗争中上台，将暹罗改名为泰国，并采取雷厉行动，取缔华文教育，封闭全泰二百余间华校（参阅王赓武著《南洋华人简史》）。
2.有鉴及泰国潮人为数众多，槟城潮人在林连登推动下，决心扩大韩江小学收生，以收容泰国华裔入读，并积极筹办韩江中学，希望提供泰华裔学习华文的空间。不幸因第二次大战爆发，延至1950年（战后第五年）才成功创建韩江中学，比较有规模地吸纳泰国生。但与泰华裔人口比较，毕竟是杯
水车薪，仅尽人事而为之（泰国有华裔6百万，占人口10%，但绝大部份已被同化）（参阅韩中校庆50周年纪念特刊）。
3.自此而后，泰国华文教育几告式微。华文报虽有数家，但70年代最大的星暹日报的报份不到2万份。泰国华裔已是全面泰化，而他们在平等竞争条件下，也入乡随俗，剩下极少数的华裔懂得华语华文。
70年代中期，中泰建交后，情势稍有改变，中国移民也有所增加。到了90年代，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泰华裔开始重视寻根与学习华语华文。
千禧年后，泰国政府政策大为转变，采取宽大的语文教育政策，不再限制学习第二及第三语文。华文教育开始显露曙光。
在新形势的激励下，身为勿洞市长的陈进森一马当先，于2003年成功向中央政府申办大学，获得内阁批准，因而择地兴建校舍，且准备大展手脚。
陈进森的魄力是令人钦佩的，他选择一块占地135英亩的山坡地带大兴土木，先建成一座学府规模的教育中心取名为“勿洞教育中心”。
具有“爱（泰）国心华教情”的陈进森市长亲自担任勿洞教育中心的行政总监，意味着他要动用政府的力量促成华教的复兴。但千头万绪，总得有个开始，他不能等泰国的中文教育有中小学的完整系统后才来办大学。这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毕竟泰国的中文教育体系已终止60多年，中文系统已告断层，不可能找到诸多具有中学华文程度的毕业生入读。
于是陈进森借助马共和解，勿洞已是一个安定的局面下，向开明的中央政府阐述发展勿洞之道，以期这小小的山城（人口五万有余）能有朝一日成为泰国的一朵教育奇葩，因此打出“华教牌”。
但是到目前为止，勿洞教育中心是借用“也拉乐佳发师范大学”的现成体系，联办外语系（以中文为主，也称为中文系），在2004年开班授课，共有45名泰国学生报读，他们有者没有中文基础，有者有小学的中文基础，但都是中学毕业生，分开两班学习中文。显见中文已崛起成国际语文。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外语系的学生的中文程度是从头开始的，与我们想象中如同中国、台湾或星马大专院校的中文系是截然不同的。它是具有泰国特色，培育泰人掌握中文的“中文系”。推动这项课程的人就是市长助理，来自东马的李宋婷小姐。
陈进森也希望将来能开办英文系，马来文系及阿拉伯文系。这显示他是一个多元教育的鼓吹者。
我被告知一座新的教学大楼准备兴建，但何时动工尚未得而知（应该是中央拨款到位即开工）。一旦完竣，也许陈进森会挂起“勿洞国际大学”或“勿洞国际语文大学”的招牌，因为中文系只是一个科系，不是全用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大学。
可以这么说“勿洞国际中文大学”仍是陈市长的一个梦想和宏愿，他已经勇敢地迈开第一步。而且我们相信它是以招收泰国生为主的大学。可以这么说，“勿洞国际中文大学”仍是陈市长的一个梦想和宏愿。他已经迈开勇敢的第一步，先成立成立外语（中文）系。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美丽的误解，但却是世界华人的美好愿景。
我们愿意作为陈市长的热烈支持者，希望他鼓足干劲，在泰国传播中华文化，让断层的中华文明重放光彩。
8.4.05
评江丙坤中国之行 （横刀立马）
*飞扬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于3月杪对中国的访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意义，但实质成效尚待考验。至少在目前来说，是达不成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国民党派出在国际上不是风头甚健的人物与中国高层接触，表面上被看成是“破冰之旅”，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有何“石破天惊”之力，因为江丙坤已不是当权派的一方，不具有“官方”的权力能与对方“讨价还价”；有吗是国民党在处境艰难的劣势下，企图靠这一步棋激起政治浪花，最终希望能赢得台湾的民心。
这就是说，国民党想借助江丙坤之行来缓和党内的矛盾；尤其是连战有意在今年8月退休，国民党内正酝酿党主席之争。此外，也希望国际舆论记起国民党仍是呼风唤雨的一个 政党，且曾经是中国的执政党。
但历史是无情和吊诡的。如果我们回顾国共两党的情仇恩怨，就不难发现时代已经变了，变得国民党已被边缘化，不得不打出“中国牌”来挽回颓势：
1. 1924年，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与成立不过三年且势力有限的共产党合作，进行北伐，以消除军阀割据的局面，期望一统中国。但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病逝，国共合作根基动摇。
1927年，蒋介石取得了国民党的控制权，实行“清党”和大举逮捕杀害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就是于1930年在沙长被国民党人杀害）。自此而后，国共两党进入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失败告终。
2. 1937年，蒋介石因西安事变（被张学良扣押迫其联共抗日），又面对日本发动七七泸沟桥侵略进攻，在舆论压力下，与共党联手抗日。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这种合作是权宜之计，居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蒋介石，并未忘记“铲除”共产党给他带来的威省，因为在抗日的过程中，蒋介石对中共势力的坐大一直耿耿于怀，不能接受既成的事实。
3.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共势力更是强大，蒋介石担心毛泽东从中崛起。于是又有第三次国共合作，以遏阻共党势力南进。可是10月10日签署的协议墨迹未干，双方再起内战（1946年），毛泽东认定已不可能与蒋介石分享政权，决定发起大规模战争，一举解放全中国。1949年，蒋介石国民军撤退台湾。国民党也跟着把“中华民国”迁向台湾。就这样中国一时之间，出现两个“政体”。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中华民国。
正因为斗争的尖锐性和双方“不能共存”下，毛泽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下“中华民国”，坚决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连带与国民党势不两立，从此共产党和国民党澈底的分道扬镳。“国恨家仇”久久积在心中，国共的“对话”也就中断了。
不论是蒋介石或蒋经国，都不忘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一个“国号”，但现实终于迫使国民党退出国际政治舞台，尤其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联合国后，国民党已是节节败退，成为被中共打压的一方。
即便是李登辉于1988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他依然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因此来一个急转弯，把国民党导向一个走向争取台湾脱离中共的政治工具，进而提出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换句话说，台湾台独势力的增长，虽是李登辉有份促成，国民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没想到200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在李登辉的推波助澜下，一脚踢开国民党，扶上民进党陈水扁当选。这一下子，李登辉的台独面目已昭然若揭。而原本在中共的眼中已是战败的国民党，更失去在台湾的执政权力，沦为反对党。失去政权后又无法翻身的国民党，唯有调转过来对付民进党的台独。这个时候，逐渐迷失方向的国民党已不知何去何从。与中共和好，既不是国民党的“原则”；与民进党共舞，又非其所愿。在进退维谷中，国民党只有“冒险”与中共“求和”，换取台湾人民的认同。可是权力又不在国民党手上，一败再败的国民党显然已没有本钱向中共开出任何条件，唯一可做的是利用民进党的“台独威胁”来作为和中共“取得共识”的筹码。
中共显然是更乐意顺水推舟来遂国民党的“心愿”（明知并非是心甘情愿的），进而迫使民进党和陈水扁也不得不向中共伸出橄榄枝，以化解国民党的“反戈一击”。
这就是国民党目前所能扮演的角色。如果最终能促成民进党与中共“和谈”，国民党也算是完成“历史任务”。至于它在将来能否与民进党分享权力或有机会翻身？那是另外一个课题。要问问台湾的人民选择民进党的和解方式或选择国民党的和解方式。
江丙坤之行暴露了国民党正在作求生的挣扎，它已经不是当年的气势凌人，掌握主动性的执政党了。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于3月杪对中国的访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意义，但实质成效尚待考验。至少在目前来说，是达不成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国民党派出在国际上不是风头甚健的人物与中国高层接触，表面上被看成是“破冰之旅”，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有何“石破天惊”之力，因为江丙坤已不是当权派的一方，不具有“官方”的权力能与对方“讨价还价”；有吗是国民党在处境艰难的劣势下，企图靠这一步棋激起政治浪花，最终希望能赢得台湾的民心。
这就是说，国民党想借助江丙坤之行来缓和党内的矛盾；尤其是连战有意在今年8月退休，国民党内正酝酿党主席之争。此外，也希望国际舆论记起国民党仍是呼风唤雨的一个 政党，且曾经是中国的执政党。
但历史是无情和吊诡的。如果我们回顾国共两党的情仇恩怨，就不难发现时代已经变了，变得国民党已被边缘化，不得不打出“中国牌”来挽回颓势：
1. 1924年，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与成立不过三年且势力有限的共产党合作，进行北伐，以消除军阀割据的局面，期望一统中国。但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病逝，国共合作根基动摇。
1927年，蒋介石取得了国民党的控制权，实行“清党”和大举逮捕杀害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就是于1930年在沙长被国民党人杀害）。自此而后，国共两党进入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失败告终。
2. 1937年，蒋介石因西安事变（被张学良扣押迫其联共抗日），又面对日本发动七七泸沟桥侵略进攻，在舆论压力下，与共党联手抗日。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这种合作是权宜之计，居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蒋介石，并未忘记“铲除”共产党给他带来的威省，因为在抗日的过程中，蒋介石对中共势力的坐大一直耿耿于怀，不能接受既成的事实。
3.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共势力更是强大，蒋介石担心毛泽东从中崛起。于是又有第三次国共合作，以遏阻共党势力南进。可是10月10日签署的协议墨迹未干，双方再起内战（1946年），毛泽东认定已不可能与蒋介石分享政权，决定发起大规模战争，一举解放全中国。1949年，蒋介石国民军撤退台湾。国民党也跟着把“中华民国”迁向台湾。就这样中国一时之间，出现两个“政体”。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中华民国。
正因为斗争的尖锐性和双方“不能共存”下，毛泽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下“中华民国”，坚决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连带与国民党势不两立，从此共产党和国民党澈底的分道扬镳。“国恨家仇”久久积在心中，国共的“对话”也就中断了。
不论是蒋介石或蒋经国，都不忘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一个“国号”，但现实终于迫使国民党退出国际政治舞台，尤其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联合国后，国民党已是节节败退，成为被中共打压的一方。
即便是李登辉于1988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他依然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因此来一个急转弯，把国民党导向一个走向争取台湾脱离中共的政治工具，进而提出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换句话说，台湾台独势力的增长，虽是李登辉有份促成，国民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没想到200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在李登辉的推波助澜下，一脚踢开国民党，扶上民进党陈水扁当选。这一下子，李登辉的台独面目已昭然若揭。而原本在中共的眼中已是战败的国民党，更失去在台湾的执政权力，沦为反对党。失去政权后又无法翻身的国民党，唯有调转过来对付民进党的台独。这个时候，逐渐迷失方向的国民党已不知何去何从。与中共和好，既不是国民党的“原则”；与民进党共舞，又非其所愿。在进退维谷中，国民党只有“冒险”与中共“求和”，换取台湾人民的认同。可是权力又不在国民党手上，一败再败的国民党显然已没有本钱向中共开出任何条件，唯一可做的是利用民进党的“台独威胁”来作为和中共“取得共识”的筹码。
中共显然是更乐意顺水推舟来遂国民党的“心愿”（明知并非是心甘情愿的），进而迫使民进党和陈水扁也不得不向中共伸出橄榄枝，以化解国民党的“反戈一击”。
这就是国民党目前所能扮演的角色。如果最终能促成民进党与中共“和谈”，国民党也算是完成“历史任务”。至于它在将来能否与民进党分享权力或有机会翻身？那是另外一个课题。要问问台湾的人民选择民进党的和解方式或选择国民党的和解方式。
江丙坤之行暴露了国民党正在作求生的挣扎，它已经不是当年的气势凌人，掌握主动性的执政党了。
4.4.05
阿扁大游行的讯息 （横刀立马）
*飞扬
台湾有一场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3月26日）在陈水扁总统领导下举行。有新闻报导说，参加者27万（警方），又有报导说，参加者有100万（主办当局）。
不论是多少数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执政的民进堂统领下，可列为“官方节目”，而其动机是针对中国通过的“反分裂法”。
台湾当局认为这是中国“要并吞台湾”的一个法律程序，因此率先起而反对。目的是希望引起国际的重视，进而产生舆论压力，促使中国放弃或不能动用“反分裂法”。
由于法制有10条，所以大游行也走了10条街。这显然是要用以展示群众的力量，以反击中国的“新法”。至于在实际上能收到多少效果，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中台之间的情仇恩怨是有一匹布那么长，其中的变化是既有趣又耐人寻味的。
最初阶段，也就是蒋介石在1949年“迁府台湾”后，他的战略是以守为攻，通过美国提供的防御力量力保住台弯尚有“中华民国”立锥之地。
待到较为立定脚根后，蒋介石的战略是“反攻大陆”。换句话说，“中华民国”要打回大陆，重新把这面旗帜插上，不过蒋介石直到1975年逝世时，仍未能如愿以偿。
同样的，在北京的毛泽东，在49年后就打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不幸因韩战爆发（1950年），又打乱毛泽东的战策，把重军力分布在北方而不是南方。于是蒋介石也有了喘气的机会（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这两位政治人物在有生之年都未能解决纠缠不清的恩怨，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主轴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争夺国际的代表权，谁也不愿放弃对中国的统治。这里头的一个微妙的连系是：彼此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所不同的是旗号。
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华国锋时代的一个短时期（1976-1978年），接着权力便由再爬起来的邓小平牢牢控制。邓小平显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解放”，只不过他选择和希望的是“和平解放”，而不诉诸武力。
邓小平的政策的调整展示了他要的是“台湾和平地重投祖国的怀抱”。可是取代蒋介石成为继承人的蒋经国却是在有生之年推动另一个议程来防止 “中国对台湾的解放”。这个议程就是把民主的种子撒在台湾土地上，用以抵挡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陆“越界跨海”。于是在蒋经国（1978-1988年）时代我们看到台湾有了一定的变化。试图通过“民主与自由”来抗衡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大陆，并没有有否定一个中国之说。
如果说邓小平复出年代（1978-1996）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将两个殖民地收回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对于解决台湾的问题就留下遗憾，他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未能得到台湾积极的响应，乃至被拒绝。
当第二代的人都无法解决台湾问题后，来到第三代的李登辉时代（1988-2000），就更加复杂化。他不但与中国的政策越走越远，而且也极力主张台湾的“主权地位”，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李登辉之后迎来了陈水扁时代（2000年起），他进一步把台湾拉出大陆的笼罩圈，创出了所谓“一边一国”论，用以响应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在台湾领导人更迭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有了变化，继邓小平之后的是江泽民时代，直到2003年才启开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在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时曾说过“不能无限期僵住台湾问题，而是要立下台湾重归大陆的时间表”。虽然如此，江泽民碰上陈水扁的不按牌理打牌也使到台湾局势紧张起来，以致双方关系僵成一块。
胡锦涛在应付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方面，推出了“反分裂法”就是要阻止台湾脱离母体而独立。这一下子，时局又告沸腾。
阿扁领导的大游行就是从口水战演变成行动来堵住“反分裂法”发酵，反而形容这是“侵略法”。反分裂也好，反侵略也好，都让我们看到台湾问题在政治人物的翻云覆雨下变得紧张兮兮。看来在大游行过后，阿扁肯定又有新的招术来使到台湾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以抗拒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就是阿扁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所要传达的讯息。
台湾有一场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3月26日）在陈水扁总统领导下举行。有新闻报导说，参加者27万（警方），又有报导说，参加者有100万（主办当局）。
不论是多少数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执政的民进堂统领下，可列为“官方节目”，而其动机是针对中国通过的“反分裂法”。
台湾当局认为这是中国“要并吞台湾”的一个法律程序，因此率先起而反对。目的是希望引起国际的重视，进而产生舆论压力，促使中国放弃或不能动用“反分裂法”。
由于法制有10条，所以大游行也走了10条街。这显然是要用以展示群众的力量，以反击中国的“新法”。至于在实际上能收到多少效果，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中台之间的情仇恩怨是有一匹布那么长，其中的变化是既有趣又耐人寻味的。
最初阶段，也就是蒋介石在1949年“迁府台湾”后，他的战略是以守为攻，通过美国提供的防御力量力保住台弯尚有“中华民国”立锥之地。
待到较为立定脚根后，蒋介石的战略是“反攻大陆”。换句话说，“中华民国”要打回大陆，重新把这面旗帜插上，不过蒋介石直到1975年逝世时，仍未能如愿以偿。
同样的，在北京的毛泽东，在49年后就打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不幸因韩战爆发（1950年），又打乱毛泽东的战策，把重军力分布在北方而不是南方。于是蒋介石也有了喘气的机会（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这两位政治人物在有生之年都未能解决纠缠不清的恩怨，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主轴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争夺国际的代表权，谁也不愿放弃对中国的统治。这里头的一个微妙的连系是：彼此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所不同的是旗号。
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华国锋时代的一个短时期（1976-1978年），接着权力便由再爬起来的邓小平牢牢控制。邓小平显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解放”，只不过他选择和希望的是“和平解放”，而不诉诸武力。
邓小平的政策的调整展示了他要的是“台湾和平地重投祖国的怀抱”。可是取代蒋介石成为继承人的蒋经国却是在有生之年推动另一个议程来防止 “中国对台湾的解放”。这个议程就是把民主的种子撒在台湾土地上，用以抵挡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陆“越界跨海”。于是在蒋经国（1978-1988年）时代我们看到台湾有了一定的变化。试图通过“民主与自由”来抗衡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大陆，并没有有否定一个中国之说。
如果说邓小平复出年代（1978-1996）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将两个殖民地收回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对于解决台湾的问题就留下遗憾，他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未能得到台湾积极的响应，乃至被拒绝。
当第二代的人都无法解决台湾问题后，来到第三代的李登辉时代（1988-2000），就更加复杂化。他不但与中国的政策越走越远，而且也极力主张台湾的“主权地位”，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李登辉之后迎来了陈水扁时代（2000年起），他进一步把台湾拉出大陆的笼罩圈，创出了所谓“一边一国”论，用以响应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在台湾领导人更迭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有了变化，继邓小平之后的是江泽民时代，直到2003年才启开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在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时曾说过“不能无限期僵住台湾问题，而是要立下台湾重归大陆的时间表”。虽然如此，江泽民碰上陈水扁的不按牌理打牌也使到台湾局势紧张起来，以致双方关系僵成一块。
胡锦涛在应付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方面，推出了“反分裂法”就是要阻止台湾脱离母体而独立。这一下子，时局又告沸腾。
阿扁领导的大游行就是从口水战演变成行动来堵住“反分裂法”发酵，反而形容这是“侵略法”。反分裂也好，反侵略也好，都让我们看到台湾问题在政治人物的翻云覆雨下变得紧张兮兮。看来在大游行过后，阿扁肯定又有新的招术来使到台湾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以抗拒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就是阿扁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所要传达的讯息。
华人大团结功败垂成
香港左派的“银星艺术团”的演出无疑的对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起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是绝对性的。
顺着银星艺术团行将掀起的热潮，马华公会分别于1971年2月7日，8日，3月14日及4月25日假吉隆坡、怡保、芙蓉及槟城举行华人大团结集会。当然这不是竞选的群众大会，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举行的各华团派代表的大集会。情况之热烈，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谈论华人大团结。但华人团结了吗？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呢？原因是马华公会推动的华人大团结运动是陈修信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事先并未在马华中委及各州际领导层详加讨论，也没有一套完整与完善的计划，以致华团大会在名义上是由华团领袖的人主持，不是马华的党员也可参与其中。
让我们看看在吉隆坡大会后产生的《马来西亚华人促进团结委员会》名单即可一目了然委员来自不同的背景：庄汉良（来自槟城大会堂领导人）、张耀宗、黄伟强、李裕隆（马华少壮派）、杜志昌（董总）。林坤杰、沈慕羽（教总）、赵燊儒（专业人士）、郑琬文及顾兴光（前社阵市议员）。
这些人在基本上都认同华人大团结，但不一定认同马华公会的议程，而且所通过的所谓“六点宣言”都是不着边际的内容，只有一条比较有现实意义：坚信每一马来西亚人之平等自由权利不受转移亦不可侵犯。
即使如此，在陈修信看来，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华人大团结，而且只团结在马华的旗帜下。他这样说：这不是要助长华人沙文主义，也不是要和马来人及其它民族对抗，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华社不但对华人本身无益，而且只能带来政治不安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因为尚须要很长的时间来完全落实只有一种马来西亚人的民族。
在这方面，陈修信所推动的华团运动是具有下列的目的：其一是消除华人帮派，不再分成客家人、福建人、广东人或海南人等等，大家与马华认同政治思想；其二是要华人消除左右派思想斗争，以团结为重；其三是希望华人团结作为他的后盾。
在一时之间，陈修信的“威望”确实从低潮又顺流而上达到高潮。主观上他是在表面上看到华人都支持他领导华人大团结，但客观上，他又面对华团组成的委员会中出现“离心”的趋势；尤其是当这些人主张自行注册成为一个单位时，已显露它要脱离马华而存在，至少要与马华平行生存。这当然是不被陈修信所允许的。
其它政党又持什么态度呢？它们都是坐壁上观，乃至袖手旁观，静观马华到底要把华人带向那里？我曾问过忙于应付党内分裂的民政党头子林苍佑，他说由他们去吧，民政党不介入这样的运动。言语之中，表达出他的多元理念的民政党不认同这种政治游戏。人民进步党选择沉默；民主行动党作隔岸观火。所有不属于马华的政党在“风头火势”下自然不便有什么抗议，但它们不会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身为报人的又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由于整个华人社会都动了起来，华文报章也就一窝蜂的大事报导和表示支持，以顺应潮流，不过也刊登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以显示“民主和自由”。
虽然马华未有面对外来的太大压力，但正如我上边提到的，陈修信被捧上成为“华人最高领袖”（霹州闻人杨金殿以霹州华人团结大会发起人的身份给陈修信的“封号”）后不久，便在马华党内出现争议。
身为马华署理总会长的许启谟于1971年2月28日公开发表声明指责有人藉陈修信团结的呼吁，搞起沙文主义的政治。马华另一中委陈东海则“愤而辞职”。
至此我们看到陈修信一人在扮演积极的角色，未取得马华高层的一致支持，这显示总会长的“权威”是不受挑战的。可是真正挑战总会长的“权威”的则是来自“华人团结委员会”。它要绕过马华公会，不受陈修信的指挥。委员之一的李裕隆更在5月14日公开宣称：一个属于非政党的团体──“马来西亚华人全国团结运动”将于最近成立。
这意味着“华团委员会”要自行独立，加速它与陈修信的“对峙”局面的形成。因为这与陈修信所要达致的目标是违悖的。他在较早时（4月15日在槟城举行的华团大会，7000人参加，可谓声势浩大和壮观，地点在中华体育会的大草场）这样说：华人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邀请现有的华基政党解散，组成单一的华人政党；第二是促使更多的华人来支持一个现有的政党，那就是马华公会。
在讲话中，陈修信声明不能成立另一个超政党的团体，因为华人团结运动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活动。
当“华人大团结运动”轰轰烈烈闹了3个月后，巫统领袖有话说了。前首相东姑表明再另立一个机构，将分裂华人，应支持马华公会。秘书长洗努更坦言：应支持马华，而不是独行其事。另一副主席端赛纳雪更直截了当要“华人团结运动委员会”自动解散。
不用说，在陈修信的反对下，所谓注册事宜没有下文，而一时澎湃凶涌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就在8月之后无疾而终。
陈修信既不能讨好左派，又不能讨好右派，弄得两头不到岸。他的“华人最高领袖”称号也因之而消失了。斗争于是又转向马华内部。
由于马华公会的华团运动“开花不结果”下，转而在党内大搞“华人精神革命”（1972年10月），企图重振士气，结果又演变成另一个闹剧。其中最教人喷饭的是李孝友的莫明其妙的言论：“华人应摈弃拜金主义，复仇主义，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及恐怖主义等等（总共21个主义要不得，省略不提，否则你一定捧腹大笑），而应发扬折衷主义，进步主义及开明主义等等。”
他把精神革命弄得一蹋胡涂。根本是突发奇想的玩意儿，参与这场所谓“革命”的人有李三春、李孝友、曾永森及林敬益。目的无非是转移华人大团结失败后的另一个权宜之计的策略。但这里头有一个大玄机隐藏其中。这是李三春的一步高棋，他虽然已身为马华署理总会长（接替许启谟于4月15逝世遗下的空缺），但巧妙地推出林敬益担任“精神革命”委员会主席，本身则在幕后操纵马华的运作。
林敬益（1972年1月1日被陈修信推荐出任新村事务部长，越过李三春而上，致使仍留在副部长的李三春感觉不是味道，也为林敬益的政途种下祸根）接受这一任命后，也不懂得如何开展“精神革命”。他被摆上台面的结果是最后导致他与陈修信交恶，被陈修信革掉（1973年6月）他的“马华政治命”。
“精神革命”原来是一项政治议程。
3.4.05
走进历史再走出历史
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在广汀会馆赞助下，于3月24日至27日在槟城联办《槟榔屿华人研究》交流会是切合时宜的，也具有温故知新的意义。
这是继韩院于2001年杪与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合办《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后的另一场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会。
如果连同配合韩院“华人文化馆”于2003年中开幕礼而举办的学术文艺活动也算进去的话，则今次是第三次较具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对一间成立短短5年的韩江学院来说，有此三项的国际性活动，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今次我们把研究的焦点放在槟城，一方面是认为槟榔屿有丰富的史料展现其独特性；另一方面是槟榔屿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国际战略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果然来自新加坡、中国、台湾的和本地的学者，彼此集智能于一堂，表达各有精彩。其中包括田野调查研究心得；历史事件与发展的剖释；先贤的足迹乃至殖民地时代华人生活的面貌。虽不尽齐全，但确可与槟城古迹信托单位于2003年举办的《槟城历史》研讨会相互映辉。我们是用双语进行交流，而后者是专用英语交流。
事实上，也是不容否认的是，英文的史料远比华文史料充足与丰富，而且很早开始已有英国学者及本地学者陆续出版多本英文专着，更有政府档案和国家图书馆提供的英文资料，遂使到本地历史研究成为一面倒的局面，历史观难免受到殖民地思想的影响。久而久之，形成本地的学术研究趋向英文，且误以为只有英文才配登上学术殿堂。
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本地的华文史料在“文化开放下”陆续的浮出枱面，尤其是在殖民地时代的被封盖的左派运动和斗争已告解禁和辑成专书出版。即使是最讳忌的马共历史也走出法令的封尘，最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已经成为公开的文献；还有其它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华文刊物都挤向市场或重新出版。
如果这些不集中和点点滴滴的华文史料被集中的话，其份量得以和英文史料相提并论，也可显示出华文史料足以填补英文历史资料留下的空白。
韩院成立华人文化馆的最大意义就是通过收集华文史料和文物及图片，来弥补和改变传统的治史路向。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平衡的角色，提供一个平台，让本地历史成为并行线，不再是英文一支独秀的世界，华文同样可以走进学术殿堂。我们已成功地迈开这一步。
若是华人社会能够重视先贤的文化遗产，在社团学校林立的今天，努力充实与珍惜宝贵的史料，个别设立文物室或史料库，肯定会激发后来的学者认识到掌握多种语文的重要性。因为历史不单单是用英语说话，而是用多种语言说话。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致开幕词中说得好：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忽视和不了解历史就如同民族失去了根。我们应当从历史看未来。不仅于此，我们还应该拥有世界观来研究历史和探讨历史，不能只看到自己。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也是生活在地球一方，必须要有宏观的视野和宽大的胸襟来看待过去，放眼未来。
他说，正如槟榔屿的市区，历史反映出一条街或一个小小的地区，就存在着不同庙堂和教堂并立其中，也存在着各民族溶合于一炉的生活。这在世界上是罕有的，可以说这是槟城独有的《文化资产》（文化遗产）。
许子根的含意是要我们懂得走进历史，但又懂得走出历史，不要沉浸在历史的迷宫中不能自拔而唯我独尊；而是要走出自我，溶入他人的世界。让历史成为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一盏明灯。我们不孤芳自赏，也不自卑自惭。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你也有我。世界包容了我们，我们也要包容世界。这就是说，能够从历史走出来的人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认为经过这次的研讨会，来自新加坡及其它国家的学者和研究生们，已确实地走进槟城，了解槟城，不再是“纸上谈兵”。槟城的真实多元化的面貌已打开他们的心扉，也从槟城看到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因为有过去，才有今天，正是“古人不知今人事，今天须知古世情”。
这是继韩院于2001年杪与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合办《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后的另一场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会。
如果连同配合韩院“华人文化馆”于2003年中开幕礼而举办的学术文艺活动也算进去的话，则今次是第三次较具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对一间成立短短5年的韩江学院来说，有此三项的国际性活动，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今次我们把研究的焦点放在槟城，一方面是认为槟榔屿有丰富的史料展现其独特性；另一方面是槟榔屿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国际战略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果然来自新加坡、中国、台湾的和本地的学者，彼此集智能于一堂，表达各有精彩。其中包括田野调查研究心得；历史事件与发展的剖释；先贤的足迹乃至殖民地时代华人生活的面貌。虽不尽齐全，但确可与槟城古迹信托单位于2003年举办的《槟城历史》研讨会相互映辉。我们是用双语进行交流，而后者是专用英语交流。
事实上，也是不容否认的是，英文的史料远比华文史料充足与丰富，而且很早开始已有英国学者及本地学者陆续出版多本英文专着，更有政府档案和国家图书馆提供的英文资料，遂使到本地历史研究成为一面倒的局面，历史观难免受到殖民地思想的影响。久而久之，形成本地的学术研究趋向英文，且误以为只有英文才配登上学术殿堂。
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本地的华文史料在“文化开放下”陆续的浮出枱面，尤其是在殖民地时代的被封盖的左派运动和斗争已告解禁和辑成专书出版。即使是最讳忌的马共历史也走出法令的封尘，最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已经成为公开的文献；还有其它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华文刊物都挤向市场或重新出版。
如果这些不集中和点点滴滴的华文史料被集中的话，其份量得以和英文史料相提并论，也可显示出华文史料足以填补英文历史资料留下的空白。
韩院成立华人文化馆的最大意义就是通过收集华文史料和文物及图片，来弥补和改变传统的治史路向。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平衡的角色，提供一个平台，让本地历史成为并行线，不再是英文一支独秀的世界，华文同样可以走进学术殿堂。我们已成功地迈开这一步。
若是华人社会能够重视先贤的文化遗产，在社团学校林立的今天，努力充实与珍惜宝贵的史料，个别设立文物室或史料库，肯定会激发后来的学者认识到掌握多种语文的重要性。因为历史不单单是用英语说话，而是用多种语言说话。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致开幕词中说得好：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忽视和不了解历史就如同民族失去了根。我们应当从历史看未来。不仅于此，我们还应该拥有世界观来研究历史和探讨历史，不能只看到自己。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也是生活在地球一方，必须要有宏观的视野和宽大的胸襟来看待过去，放眼未来。
他说，正如槟榔屿的市区，历史反映出一条街或一个小小的地区，就存在着不同庙堂和教堂并立其中，也存在着各民族溶合于一炉的生活。这在世界上是罕有的，可以说这是槟城独有的《文化资产》（文化遗产）。
许子根的含意是要我们懂得走进历史，但又懂得走出历史，不要沉浸在历史的迷宫中不能自拔而唯我独尊；而是要走出自我，溶入他人的世界。让历史成为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一盏明灯。我们不孤芳自赏，也不自卑自惭。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你也有我。世界包容了我们，我们也要包容世界。这就是说，能够从历史走出来的人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认为经过这次的研讨会，来自新加坡及其它国家的学者和研究生们，已确实地走进槟城，了解槟城，不再是“纸上谈兵”。槟城的真实多元化的面貌已打开他们的心扉，也从槟城看到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因为有过去，才有今天，正是“古人不知今人事，今天须知古世情”。
1.4.05
我们不要“塔利班” （横刀立马）
*飞扬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说，内阁对最近宗教局的突击行动感到不悦。因此决定凡是要执行有关突袭时，必须事先得到警方的批准，且要有高级警官随行。
他是针对最近以来发生的宗教局的突击检查男女幽会事件，引致投诉和抗议侵犯隐私权及人身自由的事件作出有关的决策。
根据我们所知，一些州属成立了宗教行动局，并授权市政局有权对“违反”宗教禁制的行为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对夜生活场所的突击检查及在接获情报后，对不是夫妻身份的回教徒男女“幽会”登门“扣捕”。
由于事态被视为严重，纳兹里接获有51团体签署的备忘录，并有约200名闻人联合签署的备忘录，其中包部长及国会议员。
这些人宣称是属于“马来西亚反对道德监视”的组织认为宗教局被赋予的权力过大，而且市政局也不应有权进行这类的搜查。最为一劳永逸的是取消这样的条文。
在评论有关事件时，纳兹里表明以他为首的国会人权小组将会对论此事，接着他说了语重心长的话：“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我们不要马来西亚变成塔利班的统治。如果我们不阻止的话，可能会恶化下去。”
他再补上一句：“没有一个宗教可以统治人民的私人生活。”
我为这一席话所感动，但我也希望纳兹里坐言起行。能在此时此刻遏止“极端的宗教行动”干扰人民的日常生活，否则情况会越发脱轨。
也许我们都没有领教过什么是“塔利式的统治”，但如果我们从历史事件中认识“塔利班”的恐统治就会不寒而栗。
这个极端组织在80年代初期在阿富汗形成。首先是一群民兵进行抵抗苏军的入侵，90年代苏军撒出后，塔利班军事组织趁势控制了阿富汗部份地区，包括首都在卡布尔，最终在阿富汗建立起令人发齿塔利班政权。
这个政权的两大特色是：Œ在阿富汗全面实行极端的神权统治，禁止妇女拋头露脸，不要教育，不要计算机，不要科技，更不准拍照。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看不清其头子奥尔马的真面目。
在塔利班政府的雷厉风行的严刑竣法下，阿富汗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国家，人民生活在没有目标，只有被极端神权折磨的苦难的日子，俨然已倒退到中世纪的部落生活。
它更允许一个恐怖组织－－取名为卡伊达在阿富汗境内建立军事基地，训练杀手和敢死队，向世界和平挑战。其头子就是被美国形容为第一号公敌的奥沙马宾拉登。
自1996年执政以来，塔利班就切断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我行我素，压制自由，搞得民不聊生。如果没有发生恐怖份子于2001年的“911”事件，骑劫飞机撞毁两幢纽约摩天大楼，也许美国尚不至于开大军敉平塔利班政权，也许阿富汗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因为孰可忍，孰不可忍，美国终于开动机器，一举拿下阿富汗，从而揭开所谓神权国家的恐怖，这就是塔利班带给阿富汗的悲剧性灾难。
虽然马来西亚绝不会走塔利班的倒行逆施的政策，但这些年来，国内的一些极端回教份子都不断叫嚣和利用某些方便，要把马来西亚推向神权统治的可怕境地。实在需要提高警惕和慎防。
例如侵犯人权的突击行动，服装的限制和男女授受不亲的措施乃至断肢法，就是一种征兆。希望纳兹里把好这一关，并促使有关行动被制止，连同违反人权自由的法令也应取消和终止。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说，内阁对最近宗教局的突击行动感到不悦。因此决定凡是要执行有关突袭时，必须事先得到警方的批准，且要有高级警官随行。
他是针对最近以来发生的宗教局的突击检查男女幽会事件，引致投诉和抗议侵犯隐私权及人身自由的事件作出有关的决策。
根据我们所知，一些州属成立了宗教行动局，并授权市政局有权对“违反”宗教禁制的行为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对夜生活场所的突击检查及在接获情报后，对不是夫妻身份的回教徒男女“幽会”登门“扣捕”。
由于事态被视为严重，纳兹里接获有51团体签署的备忘录，并有约200名闻人联合签署的备忘录，其中包部长及国会议员。
这些人宣称是属于“马来西亚反对道德监视”的组织认为宗教局被赋予的权力过大，而且市政局也不应有权进行这类的搜查。最为一劳永逸的是取消这样的条文。
在评论有关事件时，纳兹里表明以他为首的国会人权小组将会对论此事，接着他说了语重心长的话：“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我们不要马来西亚变成塔利班的统治。如果我们不阻止的话，可能会恶化下去。”
他再补上一句：“没有一个宗教可以统治人民的私人生活。”
我为这一席话所感动，但我也希望纳兹里坐言起行。能在此时此刻遏止“极端的宗教行动”干扰人民的日常生活，否则情况会越发脱轨。
也许我们都没有领教过什么是“塔利式的统治”，但如果我们从历史事件中认识“塔利班”的恐统治就会不寒而栗。
这个极端组织在80年代初期在阿富汗形成。首先是一群民兵进行抵抗苏军的入侵，90年代苏军撒出后，塔利班军事组织趁势控制了阿富汗部份地区，包括首都在卡布尔，最终在阿富汗建立起令人发齿塔利班政权。
这个政权的两大特色是：Œ在阿富汗全面实行极端的神权统治，禁止妇女拋头露脸，不要教育，不要计算机，不要科技，更不准拍照。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看不清其头子奥尔马的真面目。
在塔利班政府的雷厉风行的严刑竣法下，阿富汗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国家，人民生活在没有目标，只有被极端神权折磨的苦难的日子，俨然已倒退到中世纪的部落生活。
它更允许一个恐怖组织－－取名为卡伊达在阿富汗境内建立军事基地，训练杀手和敢死队，向世界和平挑战。其头子就是被美国形容为第一号公敌的奥沙马宾拉登。
自1996年执政以来，塔利班就切断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我行我素，压制自由，搞得民不聊生。如果没有发生恐怖份子于2001年的“911”事件，骑劫飞机撞毁两幢纽约摩天大楼，也许美国尚不至于开大军敉平塔利班政权，也许阿富汗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因为孰可忍，孰不可忍，美国终于开动机器，一举拿下阿富汗，从而揭开所谓神权国家的恐怖，这就是塔利班带给阿富汗的悲剧性灾难。
虽然马来西亚绝不会走塔利班的倒行逆施的政策，但这些年来，国内的一些极端回教份子都不断叫嚣和利用某些方便，要把马来西亚推向神权统治的可怕境地。实在需要提高警惕和慎防。
例如侵犯人权的突击行动，服装的限制和男女授受不亲的措施乃至断肢法，就是一种征兆。希望纳兹里把好这一关，并促使有关行动被制止，连同违反人权自由的法令也应取消和终止。
28.3.05
从马骐骝到尹树基 （横刀立马）
*飞扬
槟州有两位总警长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目前的总警长尹树基，另一个是70年代初期的总警长马骐骝(Albert Mah)。他们官职虽然一样，但作风不同。他们一个形象刚强，一个形象刚柔，却为了同一个目的：克制罪犯和减低犯罪率，可谓殊途同归。
我先说马骐骝，他是在“513”事件过后不久被调升出任槟州总警长的。那是70年代初期，他的曝光率很强，主要是面对媒体畅谈他的破案心得。有一次他在一项较为公开的讲座会上透露他是如何破案的。他说，为了侦破罪案，他及同僚们有时不得不乔装成普通人，或则扮三轮车夫，或则小贩，甚至也会在必要时扮扛棺者，目的是不让犯罪嫌疑人预先知道有警方埋伏。在这种隐蔽的情况下，往往出其不意的有大收获。
他说如果是摆明警方人员，也就是身在明处，就不容易混入人群中在暗处与罪犯斗智斗力。因此他选择隐藏身份的手段来使到犯罪者提心吊胆，让对方误以为周围有没有警方的人在监视。他认为这种破案手段使到作奸犯科者在疏于防范下落入警网。由于马骐骝身体力行，在当任期间，盗贼即使不“闻风丧胆”，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结果槟州的罪案有显著的下降，治安也得到改善；尤其是私会党羽，更是对他“敬而远之”。慢慢的，马骐骝也就赢得“铁腕巨人”的称号。一时之间，人气急升，几成家喻户晓的风头甚健的警界大阿SIR。
1974年大选前，他突然选择提早退休，人民都惋惜少了一位“治安英雄”，就是因为他的急流勇退是在名气如日中天时刻，很快被马华公会抓住时机邀请他出征升旗山国会黑区，为马华夺回国席。
马骐骝也就二话不说立马上阵，结果为马华打了漂亮一仗，赢回宝贵一席。为什么他会旗开得胜？主要是因为他当总警长时留下佳话和传奇的故事。选民都寄望他在政治上能有一番作为。
不过，好的官僚与杰出的警官是不与成功的政治人物划上等号的。从未直接参政，也不是由基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他，对政治可说是陌生的。面对的是选民，不是罪犯；面对的是投诉而不是如何破案。这新的任务和新的工作环境终于未能使他得心应手。因此做了国会议员后的马骐骝，逐渐失去往昔的风采。他也不善于在政治海洋中游泳，既不能挤入马华的领导层，也不能与民打成一片，最后他选择退休政坛，不再参加1978年的大选，转而成为一名商人。自此而后，马骐骝似乎在“人间蒸发”，我们再也未看到他在公共场合出现。年轻一代的可能不知谁是马骐骝，但在70年代，他可说是槟州风云人物，名气不输于槟州首席部长。
正当人们淡忘他的时候，无独有偶的槟州又迎来另一类的总警长。这位尹树基新官上任就向传媒打交道，而且毫无讳言他要采取的是亲民政策，准备用软的功夫来和“罪犯作战”。
果然，尹总警长坐言起行，破天荒地订下每周接见人民，亲自聆听人民的投诉。不仅于此，他还不时应政治人物之邀，在公共场合演讲，促请人民与警察一道维护治安与打击罪犯。
这种形同政治人物作风的总警长的“以柔克刚”之道也不亚于铁腕巨人马骐骝所收的效果。根据他自己说法，槟州罪案近月也大大地好转了。如果马是采取“暗中破案”的策略，那么尹是采取“明的防范”手段，各有精彩。
如果马骐骝在当议员的年代，有尹树基的亲民作风，他会有更高的成就。可惜他的性格是偏向公事公办，以致在后来转换身份的马骐骝，留下的是一个“不令人怀念”的国会议员的遗憾。
但不知在3年后，尹总警长退休时，他会不会赶搭2009年的大选列车？
槟州有两位总警长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目前的总警长尹树基，另一个是70年代初期的总警长马骐骝(Albert Mah)。他们官职虽然一样，但作风不同。他们一个形象刚强，一个形象刚柔，却为了同一个目的：克制罪犯和减低犯罪率，可谓殊途同归。
我先说马骐骝，他是在“513”事件过后不久被调升出任槟州总警长的。那是70年代初期，他的曝光率很强，主要是面对媒体畅谈他的破案心得。有一次他在一项较为公开的讲座会上透露他是如何破案的。他说，为了侦破罪案，他及同僚们有时不得不乔装成普通人，或则扮三轮车夫，或则小贩，甚至也会在必要时扮扛棺者，目的是不让犯罪嫌疑人预先知道有警方埋伏。在这种隐蔽的情况下，往往出其不意的有大收获。
他说如果是摆明警方人员，也就是身在明处，就不容易混入人群中在暗处与罪犯斗智斗力。因此他选择隐藏身份的手段来使到犯罪者提心吊胆，让对方误以为周围有没有警方的人在监视。他认为这种破案手段使到作奸犯科者在疏于防范下落入警网。由于马骐骝身体力行，在当任期间，盗贼即使不“闻风丧胆”，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结果槟州的罪案有显著的下降，治安也得到改善；尤其是私会党羽，更是对他“敬而远之”。慢慢的，马骐骝也就赢得“铁腕巨人”的称号。一时之间，人气急升，几成家喻户晓的风头甚健的警界大阿SIR。
1974年大选前，他突然选择提早退休，人民都惋惜少了一位“治安英雄”，就是因为他的急流勇退是在名气如日中天时刻，很快被马华公会抓住时机邀请他出征升旗山国会黑区，为马华夺回国席。
马骐骝也就二话不说立马上阵，结果为马华打了漂亮一仗，赢回宝贵一席。为什么他会旗开得胜？主要是因为他当总警长时留下佳话和传奇的故事。选民都寄望他在政治上能有一番作为。
不过，好的官僚与杰出的警官是不与成功的政治人物划上等号的。从未直接参政，也不是由基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他，对政治可说是陌生的。面对的是选民，不是罪犯；面对的是投诉而不是如何破案。这新的任务和新的工作环境终于未能使他得心应手。因此做了国会议员后的马骐骝，逐渐失去往昔的风采。他也不善于在政治海洋中游泳，既不能挤入马华的领导层，也不能与民打成一片，最后他选择退休政坛，不再参加1978年的大选，转而成为一名商人。自此而后，马骐骝似乎在“人间蒸发”，我们再也未看到他在公共场合出现。年轻一代的可能不知谁是马骐骝，但在70年代，他可说是槟州风云人物，名气不输于槟州首席部长。
正当人们淡忘他的时候，无独有偶的槟州又迎来另一类的总警长。这位尹树基新官上任就向传媒打交道，而且毫无讳言他要采取的是亲民政策，准备用软的功夫来和“罪犯作战”。
果然，尹总警长坐言起行，破天荒地订下每周接见人民，亲自聆听人民的投诉。不仅于此，他还不时应政治人物之邀，在公共场合演讲，促请人民与警察一道维护治安与打击罪犯。
这种形同政治人物作风的总警长的“以柔克刚”之道也不亚于铁腕巨人马骐骝所收的效果。根据他自己说法，槟州罪案近月也大大地好转了。如果马是采取“暗中破案”的策略，那么尹是采取“明的防范”手段，各有精彩。
如果马骐骝在当议员的年代，有尹树基的亲民作风，他会有更高的成就。可惜他的性格是偏向公事公办，以致在后来转换身份的马骐骝，留下的是一个“不令人怀念”的国会议员的遗憾。
但不知在3年后，尹总警长退休时，他会不会赶搭2009年的大选列车？
银星艺术团掀起巨浪
1971年我转到《星槟日报》编辑部后，眼见马华公会借助国会民主重开（2月2日）的新形势下，采取两个策略，其一是大开门户，广招党员；其二是在2月7日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响应不绝，蔚成一场“波澜壮阔”的场面。
但与此同时，有一个十分重要且意想不到的发展是：马华总会长陈修信相信华人有很多是支持左派政党的，而要把这股巨大的力量整合起来，唯有依靠左的策略才能收效。果然在一些人的游说下，陈修信同意一批“有志之士”，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进行穿针引线邀请香港左派的“长城”，“凤凰”及“新联”三家电影公司的演员组成“银星艺术团”来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作盛大与公开的演出，以激起华人的民族情感，进而支持马华公会的华人大团结运动。
刚巧在当年的一月份，雪兰莪等地发生严重的水灾，万千居民（各民族）受到影响，陈修信以此为由，协助申请者请政府特别批准这样的“别开生面”的演出（1971年3月份）。
老实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年代，这种具有左的思想意识的演出如果不是陈修信为了推动政治议程，是绝不可能被允许在本地上演，因它完全不符合马华的一贯政策和路线，但为了达到团结华人的目的，陈修信也打出一张“左牌”。这一下子，真的轰动起来。不但新闻界大事报导，而且华人群众也激情兴奋。正好配合华人大团结运动的掀起。
我虽然已在《星槟日报》服务，但与《星洲日报》采访部的同事仍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不辞劳苦地赶到吉隆坡居住一些日子，目的是采访和报导这类的活动。
“银星艺术团”中有一些是我们在银幕上熟悉的脸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影星傅奇与石慧这对银色夫妻。他们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被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强行解押出境至罗湖关卡，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这对夫妇，并把他们列为不受香港政府欢迎人物。
可是中国在罗湖关卡不接受这样的安排，香港政府不得已将他们收回来，但又不能扣留他们，因为没有法令可以因为思想不同或思想认同中国得以逮捕，只好息事宁人。
这条新闻引起国际轰动，包括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刊登在封面版，我倒是记忆犹新。没想到事隔数年，他们俩人可以堂堂正正以香港艺人的身份来到马来西亚，自然引起许多华人要一睹他们的风采，并把他们当成偶像来看待。
除了他们俩人外，比较有知名度的演员计有：王葆真，王小燕，鲍起静，张铮，方平，翁午，江汉，草田，冯琳等等。男演员共有22人，女演员20人，可谓阵容浩大。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文革”的影子。
其一，他们演出的节目内容大多数是歌颂工农阶级，例如“征服大自然”的表演介绍用诗歌来表达，其中一段：“一杆红旗迎东风啊，插在河线一片红。青山顶上号声响，百万大军上河工。”
又一出舞蹈剧“洗衣歌“，开头这样唱：”金色的太阳啊，照耀积雪的山。雅鲁藏布江呃，金光闪闪；同胞心中多欢畅，大地遍开幸福花；我们的生活变了样呃；我们的幸福乐无疆呃；感谢工人好兄弟呃。”
“丰收舞”更突出了“文革”的鲜明形象：“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学习它。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她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我是个石油工人”这首歌充满左的思想：“红旗红旗红旗啊，英雄扬鞭催战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其它如石慧唱的“千里草原把身翻”，“如今唱歌用箩装”，以及歌舞剧如“快乐的牧人”及“列车上的姑娘”都是歌颂中国那个年代的社会。
其二，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这批演员全部亲自动手扛木抬铁，搭建舞台，完全一幅工人模样，谁也看不出他们是演员。汗流浃背，脸身脏气自不在话下，但只有在“文革”的年代，才看到他们放下演员的架子，与工人兄弟“同甘共苦”。我对他们这种既是工人又是演员的双重身份感到“震惊”，又似乎感觉到从他们身上流露出“劳动是伟大的”，“工人兄弟一家亲”的精神。
其三，他们在没有表演的日子，下乡访问，慰问灾民，嘘寒问暖之情，展现无遗。我跟随他们采访时，竟是“万头攒动”，数以千计的人潮涌向他们所到之处，争着看明星与群众打成一片。旁边是大批警员以防意外，他们也混在人潮当中维持秩序。
此情此景，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最使我难忘的是：他们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衣着朴素，也不刻意打扮化妆，如同工人兄弟姐妹，又显现有纪律和服从安排。他们异口同声说他们是表演工作者，是演员，不是“明星”。用以区别“明星”与“演员”是不同的。似乎前者带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后者则是劳动阶级的称号。
从他们的言行和演出看来，他们虽然不用“无产阶级”的字眼，但让人感到他们带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正好吻合“文革”时的中国的那一套艺术观。
为什么陈修信会引进“文革”的表演团？我仍然没有搞清楚，因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左派的文化艺术的典型。不过，我推想他的“急功近利”是想通过“左的文化”来使到华人不再分左右派，大家团结在马华的旗下。这种良苦用心，倒也反过来刺激左派文化再次抬头。确实是陈修信始料未及的。
事实上，在“银星艺术团”播下种子后，陈修信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要求华人大团结却反被华团倒过来要从马华中“独立出来”（自我注册）。这当然是陈修信所不允许的，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513”事件后趋向寂静的文化表演活动，因为银星艺术团的鼓舞，又告活跃起来。马大华文学会在同年6月成立了戏剧研究会，并在9月份举行了第一次的演出。接着在1972年演出了“春自人间来”的大型活动。自此而后，表演艺术大为兴盛，到了1974年又有“春雷大汇演”，此时已是结合校外多个文化团体参与其中。
这一连串和一系列在全马各地的巡回与蓬勃的文化表演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是“银星艺术团”给了灵感。因为它们看到银星的轰动与连场爆满的演出，显示了这类活动有众多的观众和支持者。
不过，政府并不这样地看待“文化表演的本地化”，它在1974年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就认定它们的活动是受到“银星艺术团”的影响，利用文化平台鼓吹“阶级斗争”。马大华文学会因此受到对付，有关活动被禁止。
类似的文化表演活动在以后的多年中，已告中止。陈修信的华人团结运动所采取的策略竟衍生这么多的问题，最终让他无话可说。但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也因此扳倒陈修信（1974年4月8日辞职），结束他的13年对马华的“统治”。
27.3.05
为民政党选把脉
南洋商报于3月初报导有关民政党今年的党选将会出现“竞争”后，引起相关的回响。我们暂且不说新闻的内容源自何处，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这里头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已当了25年民政党主席的林敬益会不会退下来？要退位是林敬益已在几年前说了；不退位是因为党员仍然认为他的领导可以安定局面，所以他在3年前又留任了。
今年林敬益（已66岁）可没直接说要退休了，但则有暗示他的未来接班人可能是老二郭洙镇或老三许子根。这样子说也没有引起党内的“议论纷纷”，而是“静观其变”。因为党主席还在位。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党内已有人发问：林敬益真的要退位吗？若是，又是谁来顶上呢？若不是，老二的位置会换人吗？
为什么要提接班人的问题？这里头有必要回顾在波德申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林苍佑坚持不接受留任，他反而推荐梁祺祥成为他的接班人。可是林敬益派系的人大为不满，一定要林敬益上，结果林敬益胜出，梁祺祥成了老二。
这说明党代表的意愿是不容个人主观愿望所左右的。
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民政党内有某些变化，最显著的是郭洙镇填补梁祺祥（退隐政坛）的党职，成了民政老二，也官拜副部长。这是那个时候的政治形势使然。
自此而后，也就是1990年到今天的15年间，民政党同样有显著的变化。
其一是许子根（56岁）接替林苍佑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1995年迎战行动党老大林吉祥。在惊涛骇浪中打了漂亮的一战，不但国阵对他另眼相看，而且在党内的地位也大大加强。在官职上和林敬益形成党内两大支柱。
但许子根深谙“功高震主”不是福的哲学，因此他在党内不强争出头，伴在林敬益左右，颇得老大赏识。虽然直到今天仍然是副主席之一。不过在排名上已是移上第三位。
有人认为许子根不会与郭洙镇这位“同门兄弟”争第二把交椅，因为他们存在着“深厚的个人感情”。但政党政治与个人感情是两码事。因此如果推测许子根会和郭洙镇联手出击，那也是站不住脚的推理。无论在情在理，许子根都不会支持郭洙镇与林敬益争老大座位。
其二是谢宽泰（53岁）从基层做起，一步一步地升上总秘书的地位成为党的第四号人物。不过，他的第一个机会是许子根提供的，那是1990年之后，委任谢宽泰成为首席部长特别助理，终于在1995年在升旗山国会出征而旗开得胜。
接着在1999年在不受看好的情势下，击退行动党老大林吉祥，蝉联国会议员，不 仅官拜政务次长（现在已是副部长），而且在党的地位也扶摇直上。
外界或党内部份人士以为谢宽泰“羽毛丰满”后已脱离许子根，更有人将之分成许子根派与谢宽泰派。于是有人自下结论许谢已是各立门户，且在下意识中以为“许郭联盟”是“合乎逻辑”的推理。理由是谢宽泰已对许子根构成“威胁”。
其实这种猜测可以说是偏离事实的。谢宽泰既然是许子根系统的人，即使在今天“位高权重”，他与许子根一样，深懂“功高盖主”是政治上最讳忌的环节。他绝对不会与许子根争位置，也绝不允许自我设陷分成许谢派系。这就是说，他与许子根是连成一体的，他会在此时此刻全心全力支持许子根成为接班人。
其三郭洙镇（64岁）从政以来，在1982年第一次失败后，便避开硬碰，于1986年选择移师太平国席填补梁棋祥的空缺。在2004年大选更转移到柔佛州新国席的安全区轻易胜出，因而在党内留下话柄。也连带党内出现对郭洙镇的“逃离挑战”有所微言，随之思考他在党内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这么说，当许谢两人的声望日益提升时，郭洙镇则在原地踏步。
于是又出现一个问题；郭洙镇是否会随老大退位，如果林敬益要走的话？这是民政党内最关切的课题。如果郭不退，可能有三种局面，第一是林敬益不退，而老二位将可能面对挑战，这次的挑战者不会是泛泛之辈，而是大有来头的人。第二是老大老二排排坐，依然故我。但党员又有何想法呢？第三是郭硬撼老大地位，但预料得不到许谢的支持，更进一步激怒林敬益。结果是自我设陷，郭洙镇当然不会走此下下策。
整个大气候已然形成：如果林敬益退位，党内人士认为许子根是适当的接班人，郭洙镇如何应对和调整，对未来的当选有深刻的意义。
这里头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已当了25年民政党主席的林敬益会不会退下来？要退位是林敬益已在几年前说了；不退位是因为党员仍然认为他的领导可以安定局面，所以他在3年前又留任了。
今年林敬益（已66岁）可没直接说要退休了，但则有暗示他的未来接班人可能是老二郭洙镇或老三许子根。这样子说也没有引起党内的“议论纷纷”，而是“静观其变”。因为党主席还在位。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党内已有人发问：林敬益真的要退位吗？若是，又是谁来顶上呢？若不是，老二的位置会换人吗？
为什么要提接班人的问题？这里头有必要回顾在波德申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林苍佑坚持不接受留任，他反而推荐梁祺祥成为他的接班人。可是林敬益派系的人大为不满，一定要林敬益上，结果林敬益胜出，梁祺祥成了老二。
这说明党代表的意愿是不容个人主观愿望所左右的。
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民政党内有某些变化，最显著的是郭洙镇填补梁祺祥（退隐政坛）的党职，成了民政老二，也官拜副部长。这是那个时候的政治形势使然。
自此而后，也就是1990年到今天的15年间，民政党同样有显著的变化。
其一是许子根（56岁）接替林苍佑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1995年迎战行动党老大林吉祥。在惊涛骇浪中打了漂亮的一战，不但国阵对他另眼相看，而且在党内的地位也大大加强。在官职上和林敬益形成党内两大支柱。
但许子根深谙“功高震主”不是福的哲学，因此他在党内不强争出头，伴在林敬益左右，颇得老大赏识。虽然直到今天仍然是副主席之一。不过在排名上已是移上第三位。
有人认为许子根不会与郭洙镇这位“同门兄弟”争第二把交椅，因为他们存在着“深厚的个人感情”。但政党政治与个人感情是两码事。因此如果推测许子根会和郭洙镇联手出击，那也是站不住脚的推理。无论在情在理，许子根都不会支持郭洙镇与林敬益争老大座位。
其二是谢宽泰（53岁）从基层做起，一步一步地升上总秘书的地位成为党的第四号人物。不过，他的第一个机会是许子根提供的，那是1990年之后，委任谢宽泰成为首席部长特别助理，终于在1995年在升旗山国会出征而旗开得胜。
接着在1999年在不受看好的情势下，击退行动党老大林吉祥，蝉联国会议员，不 仅官拜政务次长（现在已是副部长），而且在党的地位也扶摇直上。
外界或党内部份人士以为谢宽泰“羽毛丰满”后已脱离许子根，更有人将之分成许子根派与谢宽泰派。于是有人自下结论许谢已是各立门户，且在下意识中以为“许郭联盟”是“合乎逻辑”的推理。理由是谢宽泰已对许子根构成“威胁”。
其实这种猜测可以说是偏离事实的。谢宽泰既然是许子根系统的人，即使在今天“位高权重”，他与许子根一样，深懂“功高盖主”是政治上最讳忌的环节。他绝对不会与许子根争位置，也绝不允许自我设陷分成许谢派系。这就是说，他与许子根是连成一体的，他会在此时此刻全心全力支持许子根成为接班人。
其三郭洙镇（64岁）从政以来，在1982年第一次失败后，便避开硬碰，于1986年选择移师太平国席填补梁棋祥的空缺。在2004年大选更转移到柔佛州新国席的安全区轻易胜出，因而在党内留下话柄。也连带党内出现对郭洙镇的“逃离挑战”有所微言，随之思考他在党内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这么说，当许谢两人的声望日益提升时，郭洙镇则在原地踏步。
于是又出现一个问题；郭洙镇是否会随老大退位，如果林敬益要走的话？这是民政党内最关切的课题。如果郭不退，可能有三种局面，第一是林敬益不退，而老二位将可能面对挑战，这次的挑战者不会是泛泛之辈，而是大有来头的人。第二是老大老二排排坐，依然故我。但党员又有何想法呢？第三是郭硬撼老大地位，但预料得不到许谢的支持，更进一步激怒林敬益。结果是自我设陷，郭洙镇当然不会走此下下策。
整个大气候已然形成：如果林敬益退位，党内人士认为许子根是适当的接班人，郭洙镇如何应对和调整，对未来的当选有深刻的意义。
25.3.05
从槟城到新加坡 （横刀立马）
*飞扬
从槟城坐车直达新加坡，对我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在炎热的天气下，虽有冷气伴随，却也不是好受的。我在这一路的来回行程中有什么感受吗？
最令我难忘和回想起的是在学生时代，从槟城坐火车一直捱到新加坡来。那个时候，我们星马仍是一家人，不用护照就可以在国内横走直走，十分自由和写意。但现在不同了，你得持有护照，且要经过关卡检查，才能在新山过关。这一通关，虽是咫尺之遥，却是两个国家。这边厢办完离境手续，那边厢则是入境手续，这一出一进，不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可跨过。由于是两个国家，你会看到不同的“景象“。马来西亚的移民关卡和新加坡的移民关卡的官员一望即知谁是谁。手续是不麻烦，心境截然不同。
它的不同在于槟城和新加坡原本是被捆在一起的海峡殖民地，许多的华人都操福建话，更有不少「峇峇与娘惹」。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与槟城即使是相隔五六百公里，我们都是自家人的往来。而且当时的新加坡与槟城有十分相似的建筑物和马路。置身其中，差别不大。
今天呢，新加坡在独立后（1965年）便力图塑造一个新的形象，大型和新型的建筑物不断地堆砌起来，整个城市已走向现代化，对古建筑物的保留少之又少。因此新加坡已没有条件向联合国申请某个地段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要发展和挤入先进国，新加坡成了一个新的模式，与过去我们印象中的新加坡截然不同。当然也与槟城的距离越拉越远。
在新加坡，车辆的川行是受限制的，塞车的现象显然已被克服。但由于是进入先进国的水平，我们看不到类似槟城的到处林立的传统咖啡店，也没有街边的小贩东一块西一块凑成一个大杂烩。有的是在购物中心或大酒店或具规模商店的所谓大众化餐厅。所谓的大众化在新加坡看来是比较廉宜和经济的；不过在我们槟城人看来则是不便宜的。例如我们在新加坡一间购物中心的小餐馆用餐，开出的账单是新币250元；而我们在新山一家餐馆用餐，菜色差不多，价格是马币250元。如果以兑换率2比1来算，等于在新加坡吃一餐，可以在新山吃两餐。
由此可见，先进国的水平是要人民提高生活素质的当儿，也要高消费，自然也需要有较高的收入，不然是难于享受外面的“美食”。这就是说，要做先进国的子民，就要有高层次的收入和开销。
虽然如此，我被朋友告知，新加坡的面包生意十分畅销，许多人都爱买各式各样的面包充饥。我观看面包店售卖的产品，与马来西亚比较新的面包店相差无几。
为什么面包特销呢？我的推想是新加坡人也有一套经济算盘。吃面包当午餐和晚餐，可比进餐馆便宜得多，因此我们也不需要羡慕新加坡人的面包太好吃，所以生意特别好。若与进餐馆比较，可是便宜许多。于是我的另一个想法是，新加坡人也需要节省，量入为出，不可能餐餐都大鱼大肉的。
马来西亚的高档面包店就没那么幸运，尤其是在槟城，顾客就不会这么热烈。因为他们还有其它的选择，可以吃到便宜的面包，不需要学做高档人。
在新加坡还有一个你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提防小心触犯法律，你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抽烟，不可随意丢东西，不可在公路上疾驶车辆，更不可横冲直撞，否则要面对法律。总之，它呈现的是一个要你奉公守法的社会，只要政府有条例，便得遵守。这个时候，你会感觉有些不自在，行动有了某些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我记得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形容新加坡是有一张无形的网，你处处得小心应对。
在槟城，我们就没有这种感觉，但也许是自由自在惯了，我们的人民变得不大守法律，不大重视公共场所的规矩，这也许是我们的缺点，却又从中悟出人的自在和乐趣。我们不住在先进国，我们生活在大不紧张，也不必担心外面的高消费的地方，你不进餐馆也行，到处的咖啡店和小贩中心卖得是最经济的食物，难怪我们被誉为亚洲的“街边美食天堂”。
从槟城坐车直达新加坡，对我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在炎热的天气下，虽有冷气伴随，却也不是好受的。我在这一路的来回行程中有什么感受吗？
最令我难忘和回想起的是在学生时代，从槟城坐火车一直捱到新加坡来。那个时候，我们星马仍是一家人，不用护照就可以在国内横走直走，十分自由和写意。但现在不同了，你得持有护照，且要经过关卡检查，才能在新山过关。这一通关，虽是咫尺之遥，却是两个国家。这边厢办完离境手续，那边厢则是入境手续，这一出一进，不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可跨过。由于是两个国家，你会看到不同的“景象“。马来西亚的移民关卡和新加坡的移民关卡的官员一望即知谁是谁。手续是不麻烦，心境截然不同。
它的不同在于槟城和新加坡原本是被捆在一起的海峡殖民地，许多的华人都操福建话，更有不少「峇峇与娘惹」。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与槟城即使是相隔五六百公里，我们都是自家人的往来。而且当时的新加坡与槟城有十分相似的建筑物和马路。置身其中，差别不大。
今天呢，新加坡在独立后（1965年）便力图塑造一个新的形象，大型和新型的建筑物不断地堆砌起来，整个城市已走向现代化，对古建筑物的保留少之又少。因此新加坡已没有条件向联合国申请某个地段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要发展和挤入先进国，新加坡成了一个新的模式，与过去我们印象中的新加坡截然不同。当然也与槟城的距离越拉越远。
在新加坡，车辆的川行是受限制的，塞车的现象显然已被克服。但由于是进入先进国的水平，我们看不到类似槟城的到处林立的传统咖啡店，也没有街边的小贩东一块西一块凑成一个大杂烩。有的是在购物中心或大酒店或具规模商店的所谓大众化餐厅。所谓的大众化在新加坡看来是比较廉宜和经济的；不过在我们槟城人看来则是不便宜的。例如我们在新加坡一间购物中心的小餐馆用餐，开出的账单是新币250元；而我们在新山一家餐馆用餐，菜色差不多，价格是马币250元。如果以兑换率2比1来算，等于在新加坡吃一餐，可以在新山吃两餐。
由此可见，先进国的水平是要人民提高生活素质的当儿，也要高消费，自然也需要有较高的收入，不然是难于享受外面的“美食”。这就是说，要做先进国的子民，就要有高层次的收入和开销。
虽然如此，我被朋友告知，新加坡的面包生意十分畅销，许多人都爱买各式各样的面包充饥。我观看面包店售卖的产品，与马来西亚比较新的面包店相差无几。
为什么面包特销呢？我的推想是新加坡人也有一套经济算盘。吃面包当午餐和晚餐，可比进餐馆便宜得多，因此我们也不需要羡慕新加坡人的面包太好吃，所以生意特别好。若与进餐馆比较，可是便宜许多。于是我的另一个想法是，新加坡人也需要节省，量入为出，不可能餐餐都大鱼大肉的。
马来西亚的高档面包店就没那么幸运，尤其是在槟城，顾客就不会这么热烈。因为他们还有其它的选择，可以吃到便宜的面包，不需要学做高档人。
在新加坡还有一个你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提防小心触犯法律，你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抽烟，不可随意丢东西，不可在公路上疾驶车辆，更不可横冲直撞，否则要面对法律。总之，它呈现的是一个要你奉公守法的社会，只要政府有条例，便得遵守。这个时候，你会感觉有些不自在，行动有了某些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我记得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形容新加坡是有一张无形的网，你处处得小心应对。
在槟城，我们就没有这种感觉，但也许是自由自在惯了，我们的人民变得不大守法律，不大重视公共场所的规矩，这也许是我们的缺点，却又从中悟出人的自在和乐趣。我们不住在先进国，我们生活在大不紧张，也不必担心外面的高消费的地方，你不进餐馆也行，到处的咖啡店和小贩中心卖得是最经济的食物，难怪我们被誉为亚洲的“街边美食天堂”。
21.3.05
我转进《星槟日报》
1969年“513”事件后，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大转变，当了5年的新闻记者，我觉得是应该寻求更换工作性质的时候。归纳起来虽然有几个理由，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在当记者的日子里，因为东奔西跑，吃无定时，终于熬出胃病了。但不是普通的胃病，而是胃出血，需要住进医院两个星期。人本来已经瘦了，因为这一折腾又更瘦了。
因此我向《星槟日报》总经理胡榆芳申请调职，即从记者调进编辑部当编辑，本来这是小事一桩，但我的情况却显得有点复杂，主要我是《星洲日报》的记者，不是《星槟日报》的记者，不能说调就调。
胡榆芳告诉我，首先我需要向《星洲日报》申请调职，唯有对方同意了，他才能收留我。我于是向新加坡总社的总编辑黄思提出申请，在他未反对下将我的申请书转交经理廖颂扬处理。但权力不在经理手上，还得请示社长胡蛟才行，后来胡蛟覆了我公函，同意我的调职。而事先是通过胡榆芳的同意才有这样的过程。因为胡蛟也同时是《星槟日报》的社长。那个时候，《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是姐妹报，同一个集团，惟组织结构有别。说实在的，申请调职是我个人较为强烈的心愿。从大报转到地方报也是我心甘情愿的，因为其一当时《星洲日报》主持吉隆坡业务的采访主任陈见辛有问我要不要到吉隆坡发展，我以家在槟城为由，婉拒这一调动。其二是我在当记者之后，有一次向恒毅小学的董事长余廉神父进行采访（余廉神父是比利时人，他一心办华校引起了我的好奇，想探个究竟，后来他又办了恒毅中学）时，我向他介绍是《星洲日报》的记者，他似乎对《星洲日报》没甚印象，哦了一声后说：“你是说你是《星槟日报》星期刊的记者？”我为之气结，事后想了一下，他好象也没错。因为他把《星洲日报》和《星周日报》混淆了。
因为这件事，让我有所失落和伤感，竟然连办华校的人也对《星洲日报》感到陌生，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星洲日报》也在槟城落根。果然在我采访的过程中，大多数主持人先询问《星槟日报》和《亦果西报》(THE TRAITS ECHO)的记者来了没有？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林苍佑的记者招待会，总爱问《海峡时报》及《亦果西报》到了吗？他不读中文报，而是重视英文报。
在官方的场合，英文报占上风是一贯的传统，也使到华文报的地位在这些达官显耀的眼中是低一等的。我对当时这个“现实”是耿耿于怀的。不过今天的局面已大有改变，说明华文报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且已受到重视了。这当然与中文在世界的抬头大有关系。
不过，在民间，特别在华人社会，中文报就格外吃香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只要新闻迟刊出或写错写漏或登得少一点，隔天就会接到电话投诉。至于并非是好事的新闻，当事人就更讳忌了。你可以写，也可以大字标题报导，若是出了问题，对方肯定会兴师问罪。
其三是我个人的判断，地方报对地方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我如果要在新闻事业上有所发展和突破的话，就得从地方报开展我另一个《文化苦旅》。
抱定这样的宗旨后，我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地转入《星槟日报》工作。在那个时候，《星槟日报》已是北马的权威报。虽然在怡保以上的新闻，《星槟日报》得靠《星洲日报》的记者提供，但在北马的新闻局面就倒转回来，我在《星洲日报》的5年间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如果不是《星槟日报》的报料，我们是无法知道突发新闻的发生。外来的电话铃响是找《星槟日报》的，不论大事或小事，《星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第一时间的通知。
我是在1971年转入《星槟日报》的编辑部工作，而在这之前，我已有不少的文章及特写刊在《星槟日报》，读者对我是不陌生的，我热爱和享受这一份新的工作，因为它使我更像一名“全通”的新闻记者。除了编新闻外，我介入写新闻和翻译新闻，我开始打通了新闻内外的网络。
起先我被分配编比较次要的版，就是北马以外的新闻，包括霹雳和中南马的，晚上要协助改版。当时的总编辑是林姗姗，主笔是黄荫文，还有其它版面的编辑，算我是最年轻的加入这个“老人院”的大家庭。
由于早已熟悉记者工作，要我编新闻并不吃力。不过我工作的时间已是有所改变，从下午开始到午夜，並得以向记者，广告部和排字房的工友打交道，而与编辑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拾字及排版的同事（尚未有打字或计算机排版什么的，标题字和新闻字都是字房一粒一粒排列起来。我惊讶字房的工友竟能十分熟练地把新闻及标题用最短的时间送上校对部门，然后改错字和变动标题，成为一则又一则的新闻。
也许年轻及好学，每当要排版的时候，我都到楼下的字房“指手划脚”，“指示”排版员要这样又那样。结果我发现他们比我还要利索和聪明，只要观一眼，就知新闻如何拼凑成版，似乎编辑的“指挥”是多余的。但在好胜心驱使下，我也表达我的意见。有一次我与排版同事阿桐起争执。我说要这样，他说要那样，表现出吃盐比我吃米多的一幅神态，并不把我这位新手看在眼里。
我认为怎样编版要下什么新闻是我的权力，不是排版员做了就算，不肯拆版来按我的意思做。偏偏这位老同事就跟我抬杆。我生气地告诉他，明天我找总经理告状，他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应：你要告就告吧！
那个晚上，我气愤难平，第二天下午就向胡榆芳投诉，他摆出一幅生气的样子说，你叫他上来我的办公室，我要训斥他一番，岂有排版员不听编辑指挥的道理？
我于是告诉阿桐，总经理要找他，他一摇一摆走进经理室，不多久又若无其事地从总经理室走出来，什么气也没有。
到了晚上排版时间，我下到字房，他故意拿出两张戏票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提高声调：你说经理骂我？他还给我两张戏票呢！（按胡榆芳是《星槟》隔壁“京华戏院”的老板之一，常有戏票犒赏员工）。
我看他这么向我“示威”心中暗楂，在内心中骂了总经理不该骂的话。当然胡榆芳不知道我有多生气，又对他有意见。事后，他似乎是面面俱圆向我说，他已经训斥阿桐了。
我知道他是一句安抚的话。我真服了老板这两面都说好话的圆滑手段，从此我决心不再向胡榆芳投诉了。
因为这像法庭的法官向原告的律师说：“反对无效”。我就是属于“投诉无效”的原告，真是枉做小人。
20.3.05
华文教育前景探讨
3月5日，应邀参加一项华教课题的圆桌会议，地点在大山脚日新独中，主题是“华文教育前景探讨”。
我在会上提出六点有关华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面临的转变和挑战，经整理后，作出必要的补充。第一点是关系到华教自1951年起，就受到不下7份重要教育报告书的冲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直截了当地将华校进行重组，因而有了国民型华文小学，国民型中学（或称改制中学，原本是华文中学）及不接受津贴的独立中学。
雖然如此，直到今天为止，华小尚有1287间（马华也力争多建华小），学生人数64万余人（占华裔适龄学生的90%），其中非华裔学生占12%-15%左右。显现华文正发展成为国际用语，连非华裔也加入学习行列。
而改制中学有78间，学生有11万名。独立中学则有60间，学生在5万3千名之数。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华教已经分岔，也保不住纯华校的特征。
再者，也因为华小推行243方案，引致华社关注华小是否会因之变质。
但不可否认的是，华教仍在风雨中成长。
第二点是政治对教育的干预和华教依附着政治而生存，这可以从1951年教总成立和1954年董总成立后就从未间断与政党和政治打交道得到引证。正因为政治因素夹带其中，华教在夹缝中也得到生存和某种程度的保存和发展。
由于华教问题已属于政治范畴，所以在很多时候，华教课题是通过政治手段处理的，仍然没有迹象显示华教可以走向教育归教育，政治归政治的分界线。
第三点是华人自身的双重性格，他们一方面以功利主义来考虑子女的教育，并不是基于一片热情来看待华教的传承，因而在早期的时候出现子女不进华校。
但是在70年代中期后，英校已逐渐改成国民学校，华小又出现新的转机。学生人数激增。80年代又是成为热门学校，这是因为家长希望孩子能接受三种语文的教育，而华小则提供了这样的三语教育，符合家长的愿望。
第四点，虽然每年有约10万名华小毕业生，进入改制中学的有1万5千名至1万7千名左右；进入独中的只有9千名不到。两者加起来大约在2万5千名之间，剩下的7万5千名华小毕业生不是进入国中，技职中学便是辍学。但在另一方面，在1400多所的国民中学中，已有560所开办华文班，约占38%。如果再有进展的话，华文就会更加普及。整体而言，具有中学华文程度的华裔人数，已比以前增加许多，不能不说是一个逆转。
第五点是华教本身存在坚定份子挽狂澜于既倒。从50年代一直坚持到千禧年。林连玉精神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而有了华文教育体系的保持。虽然是属于多元教育的一环，但华教在马来西亚却是成为东南亚国家中最彰显的特色。
第六点是在90年代华校出现了突破口，三间在华教基础上竖立的民办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先后成立，为华教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前景。
虽然主持人章瑛关注华小的完整性；曹观友对前景不感乐观；林冠英对华文大学的成立有所期望；许海明及黄祯玉也各有论述，对华教未来忧喜参半。但我要建议我们不妨读一读由中国人庄兆声（南京师大博研生）新近出版的“马来西亚基础教育”一书，不难发现外国人对我国的教育有精辟的分析和评论。他这样说：“尽管处境艰难，但是以今日的这种成就和地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全世界的海外华人社区中仍然是一道灿烂的文化景观。”
也许我们应归功于先贤的拓业和艰苦奋斗有成，也许我们应欣慰大马华人还有“华教情，母语心”。但我要说的是：外国人竟然这么透彻评析马来西亚的教育历史，也实在难能可贵。我们也应为大马的华人的挚着（虽然不是全部）感到骄傲。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我比较倾向看待华教的前景正在显露曙光。这可以从华文报读者人数的增加看得出来。
我在会上提出六点有关华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面临的转变和挑战，经整理后，作出必要的补充。第一点是关系到华教自1951年起，就受到不下7份重要教育报告书的冲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直截了当地将华校进行重组，因而有了国民型华文小学，国民型中学（或称改制中学，原本是华文中学）及不接受津贴的独立中学。
雖然如此，直到今天为止，华小尚有1287间（马华也力争多建华小），学生人数64万余人（占华裔适龄学生的90%），其中非华裔学生占12%-15%左右。显现华文正发展成为国际用语，连非华裔也加入学习行列。
而改制中学有78间，学生有11万名。独立中学则有60间，学生在5万3千名之数。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华教已经分岔，也保不住纯华校的特征。
再者，也因为华小推行243方案，引致华社关注华小是否会因之变质。
但不可否认的是，华教仍在风雨中成长。
第二点是政治对教育的干预和华教依附着政治而生存，这可以从1951年教总成立和1954年董总成立后就从未间断与政党和政治打交道得到引证。正因为政治因素夹带其中，华教在夹缝中也得到生存和某种程度的保存和发展。
由于华教问题已属于政治范畴，所以在很多时候，华教课题是通过政治手段处理的，仍然没有迹象显示华教可以走向教育归教育，政治归政治的分界线。
第三点是华人自身的双重性格，他们一方面以功利主义来考虑子女的教育，并不是基于一片热情来看待华教的传承，因而在早期的时候出现子女不进华校。
但是在70年代中期后，英校已逐渐改成国民学校，华小又出现新的转机。学生人数激增。80年代又是成为热门学校，这是因为家长希望孩子能接受三种语文的教育，而华小则提供了这样的三语教育，符合家长的愿望。
第四点，虽然每年有约10万名华小毕业生，进入改制中学的有1万5千名至1万7千名左右；进入独中的只有9千名不到。两者加起来大约在2万5千名之间，剩下的7万5千名华小毕业生不是进入国中，技职中学便是辍学。但在另一方面，在1400多所的国民中学中，已有560所开办华文班，约占38%。如果再有进展的话，华文就会更加普及。整体而言，具有中学华文程度的华裔人数，已比以前增加许多，不能不说是一个逆转。
第五点是华教本身存在坚定份子挽狂澜于既倒。从50年代一直坚持到千禧年。林连玉精神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而有了华文教育体系的保持。虽然是属于多元教育的一环，但华教在马来西亚却是成为东南亚国家中最彰显的特色。
第六点是在90年代华校出现了突破口，三间在华教基础上竖立的民办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先后成立，为华教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前景。
虽然主持人章瑛关注华小的完整性；曹观友对前景不感乐观；林冠英对华文大学的成立有所期望；许海明及黄祯玉也各有论述，对华教未来忧喜参半。但我要建议我们不妨读一读由中国人庄兆声（南京师大博研生）新近出版的“马来西亚基础教育”一书，不难发现外国人对我国的教育有精辟的分析和评论。他这样说：“尽管处境艰难，但是以今日的这种成就和地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全世界的海外华人社区中仍然是一道灿烂的文化景观。”
也许我们应归功于先贤的拓业和艰苦奋斗有成，也许我们应欣慰大马华人还有“华教情，母语心”。但我要说的是：外国人竟然这么透彻评析马来西亚的教育历史，也实在难能可贵。我们也应为大马的华人的挚着（虽然不是全部）感到骄傲。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我比较倾向看待华教的前景正在显露曙光。这可以从华文报读者人数的增加看得出来。
14.3.05
林苍佑一统民政党
林苍佑在稳住槟州议会半数议席后，便不再对赛胡申阿拉达斯让步，而是准备把反对派挤出民政党。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林苍佑已和巫统主席敦拉萨建立特殊关系，确保四名巫统州议员不加入倒林阵营，而是采取“中立”立场。在无后顾之忧下，林苍佑从被动转成主动，进行狠狠的反击。
我在有份参与的新闻报导中，获悉了这段十分戏剧性，高潮迭起和峰回路转的经过。虽然事过境迁，现在公开与读者分享，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至少能使到目前或在将来从政的人，认识到政治上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而手段之应用其极，在政治斗争中发挥的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这里头“君子政治”是靠边站的。
林苍佑的第一个反击是决意要在1971年6月13日的中委会上取得主动与控制权，尽管赛胡申阿拉达斯以主席身份特意召开，以便“合法化”开除林苍佑的党籍，但赛胡到底是“秀才”（时任新加坡大学教授）一名，对政治的波谲云诡知之甚浅。
整个中委共有15人，林苍佑派通过各种方法，获得8人支持，超过半数。因此他不担心中委会投下不信任他满怀信心出席中委会，根本不理会陈志勤（党秘书的劝告，要他和赛胡申两人都不要出席会议）。手中拥有决定性一票的林苍佑岂能自动放弃，不管赛胡申出席不出席，林苍佑决定与反对派进行摊排。
也不知是那位“草包”军师叫赛胡申不要出席会议，既然敢林苍佑要开除其党籍，为何没有勇气面对林苍佑呢？
就这样，在赛胡申缺席下，林苍佑以副主席身份主持中委会，陈志勤也在场。令人惊谔的是在开会时，竟接到两封辞职函，一封是赛胡申的（辞党主席）另一封是威拉邦的（辞党财政）。这判定林苍佑派已稳控制中委会，且接纳两人辞职，更通过把党代表大会押后至10月2日举行（原本订在7月3日）。最具有震撼的是决定在槟城举行党代表大会。
这一下子，陈志勤眼见大势不妙，建议暂时休会，并安排林苍佑与赛胡申会面，期望化解危机，可是徒劳无功。我到今天仍然弄不明白，赛胡申为什么非“赶走” 林苍佑不可？他那里是身经百战的林苍佑的对手？
果然下午复会时，反对派的中委提出集体辞职，他们之中包括陈志勤，陈扑根，陈业成及陈銮峰（竟然是全部姓陈的，不知为什么在政治上姓陈的与林苍佑的“政治八字”相克？这使我想起了林苍佑在马华当会长时，也是与姓陈的结下难解的樑子，前有陈祯禄及陈修信父子，后有陈东海（时任联盟执行秘书，颇得东姑信赖）。还有在1961年成立民联党时，他也是与姓陈的陈世英（民联秘书长）闹翻，并在1963年一脚把陈世英（时任芙蓉市议会主席）踢开。这种巧合，你不信也得信）。
既然反对派的6人已辞职，林苍佑的中委剩下9个人，仍是属于合法，而反对派要瘫痪中委会的企图已告失败。不过林苍佑还是留下一手，要四位姓陈的中委打消辞意。理由是即便他们归队，中委会已是林苍佑的人马占大多数，不足威胁林苍佑的地位。
当然陈志勤已不可能吃回头草，但他们接着下来采取的行动是既不成熟也是一出闹剧。
在赛胡申坚持下，反对派决定在7月3日召开党代表大会，逼得林苍佑必须取得庭令禁止开代表大会，反对派为避开抵触法律，将之改为特别大会，由陈志勤担任大会主席，选出另一个中委会（主席赛胡申，秘书长威拉邦）。民政中央闹双胞，传为政坛怪事。社团注册官很快谕令新中委是不合法的。
不甘失败的赛胡申向高庭申请撤消他行使党主席职务的禁令，结果宣告失败。
1971年11月8日，最高法院大法官拉惹阿兹兰沙（现已任霹雳州苏丹）裁决赛胡申败诉。他说，赛胡申由6月13日起已不再是民政党党员，不能再自称为民政党主席，也不得代表民政发表文告或召集会议。这意味着，赛胡申重返民政的大门已关。
最后是陈志勤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
话说回头，林苍佑的第二个反击行动是恩威并用。在槟州的民政分会通过开除王裕好的党籍后，并不急切发信，反而是拉拢王裕好吃回头草。就这样稀里胡涂的王裕好又重投林苍佑怀抱，使到林苍佑在槟州立法议会上拥有13席（刚好超过半数），以应付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
当时身为民主行动党槟州主席的叶锦源在得到陈朴根等人支持下，向立法议会呈入不信任动议，以推翻林苍佑的领导。
1971年9月27日的槟州立法议会上，除了议长哈仑及林苍佑不参加投票外，民政11名议员支持林苍佑，反对不信任动议。另一方面，反对党只获得7票支持不信动议，巫统议员（4名）宣布弃权。林苍佑挫败了不信任动议。
从党争到立法议会之争，前后不过5个月的时间，便给老手的林苍佑一一摆平。林苍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奠定了他在党内的不可动摇地位。“老佛爷”的权威和名字不径而走了。
党内一些高层人士这样形容高高在上的林苍佑是贴切也不过份的。尤其是力挫赛胡申及陈志勤后，民政已归林苍佑所有，谁与争锋呢？
可怜的王裕好在立场不稳与朝秦暮楚下，先是成为赛胡申倒林苍佑的棋子，后是成为林苍佑稳住政权的棋子，已判定是“悲剧人物”。他的双重性格弄到两头不到岸，既不被赛胡申赏识，也不被林苍佑所信任。在无所得和落个“投机份子”的骂名下，他在1971年10月31日加入了陈志勤另起炉灶的“社会正义党”。
13.3.05
改制中学是“华中”吗？
1960年出笼的“达立报告书”（以当时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的名字命名），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华校的格局，所有的华文小学一律纳入国民型华文小学，而所有的华文中学或接受津贴成为改制中学或不接受津贴的成为独立中学。于是我国出现78间改制中学，称之为国民型中学；随之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另立私立中学，与不改制的中学合起来共有60间，被称之为独立中学。
1998年，改制中学的“国民型”中学的“型”字不见了，成为与原先的国民中学一样的称呼。换句话说，在新教育法令底下，凡属于政府控制中学统称为“国民中学”。
其实，早在华文中学接受改制以来，就出现一种争议：到底国民型中学仍属于华文中学或是已经变质，不再具有华校的特征？指这些改制中学不能纳入“华文中学”的范畴的理据是既已接受改制，且教学媒介语改用国文，只剩下一本华文，又节数有限，自然与原来的华文中学大不相同。
但是“全国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接受改制的中学多年来一直保持华校的特征和传统，整个校园弥漫华教的气息，与国民中学的校园文化大相庭径，因此理应被视为华文中学之一环。
基于这样的“不变传统”，方成告诉我，他们在两年前决定称为“华中”。意指这78间的改制中学是与国民中学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是改制中学力保华校的精神和本质。师生在校园内的“共同语言”是华语；除开官方文件外，也使用华文通告和函件。因此国民型中学的毕业生一般上能操三种语文，既能参加政府考试（PMR，SPM及STPM）取得标青的成绩，得以进入国内公立大学或负笈外国深造成为专业人士，又能在社会上用华语华文与人沟通。
方成目前是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的校长，他也是名作家方北方的儿子。一向以来对本身的华语华文的掌握充满自信。我问他是谁建议称为“华中”的？他说是大家的意见，也不具政治议程，主要是要区别改制的华文中学不等同是“国民中学”。虽然在法令下，它们已属于国中。但称为“华中”，除方便沟通和整合外，也希望激励学生学好华语华文，进而取得社会的认同。
他举例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是钟灵国民型中学毕业的，但他也被董教总接受为华教人士参政。这也间接地认同国民型的学生是华校生。如果国民型中学不是华校，那么许子根就不应称为华校生。
他指出北马的“国民型”中学办得比南马好，因此造成南马的独中办得比北马好。这是相互的因果关系，也说明北马的“国民型”中学在40余年来一直坚守“华校”的岗位，每年都面对学额爆满的需求，要增开班又不容易，变成僧多粥少。
目前78间改制中学共有学生11万名，而60间独中生有5万余名。以此推论，每年有約1万5千余名学生进入改制中学；有约8千余名学生进入独立中学（参加高中统考平均每年5千余人）。在学生比例上，独中生绝大多数集中在南马和中马；国民型中学生则多数集中在北马。
如果“国民型”中学不被列为华校，那么方成校长说，报读华文中学的华校生的数目就相当少，只占华小毕业生的10％。为此他认为而且也是不可否认的是：改制中学应属华教体系，这样加起来，华校生就具有相当份量的比例，对推动华文教育，也可起激励的作用。
事实上，他说，全马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这些年来都费尽苦心推广华文华语的使用。比如：Œ举办全国中学华语辩论比赛；全国中学生书法比赛；Ž由专人设立纯华文的“华中教育网络“；30间改制中学被挑选纳入精明学校，行政计算机化及用华文编纂全国“华中”指南。抑有进者，校长理事会无时不刻宣扬和鼓吹学习华语华文。
方成不讳言改制中学能否保持优良的华教传统，校长是关键性人物。就现阶段而言，担任校长的人都具有“华教情，母语心”，老师也尽力配合校政，不让华教精神消失，在将来或说10多20年后，是否不变，就要看新成长的一代掌校人及老师们对华教的挚诚有多浓厚了。
这是一种可预见的隐忧，但在新国际形势下，又让人乐观看待未来的走向。
也许有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站在北马人的立场，方成有其“理据”，你说呢？
1998年，改制中学的“国民型”中学的“型”字不见了，成为与原先的国民中学一样的称呼。换句话说，在新教育法令底下，凡属于政府控制中学统称为“国民中学”。
其实，早在华文中学接受改制以来，就出现一种争议：到底国民型中学仍属于华文中学或是已经变质，不再具有华校的特征？指这些改制中学不能纳入“华文中学”的范畴的理据是既已接受改制，且教学媒介语改用国文，只剩下一本华文，又节数有限，自然与原来的华文中学大不相同。
但是“全国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接受改制的中学多年来一直保持华校的特征和传统，整个校园弥漫华教的气息，与国民中学的校园文化大相庭径，因此理应被视为华文中学之一环。
基于这样的“不变传统”，方成告诉我，他们在两年前决定称为“华中”。意指这78间的改制中学是与国民中学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是改制中学力保华校的精神和本质。师生在校园内的“共同语言”是华语；除开官方文件外，也使用华文通告和函件。因此国民型中学的毕业生一般上能操三种语文，既能参加政府考试（PMR，SPM及STPM）取得标青的成绩，得以进入国内公立大学或负笈外国深造成为专业人士，又能在社会上用华语华文与人沟通。
方成目前是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的校长，他也是名作家方北方的儿子。一向以来对本身的华语华文的掌握充满自信。我问他是谁建议称为“华中”的？他说是大家的意见，也不具政治议程，主要是要区别改制的华文中学不等同是“国民中学”。虽然在法令下，它们已属于国中。但称为“华中”，除方便沟通和整合外，也希望激励学生学好华语华文，进而取得社会的认同。
他举例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是钟灵国民型中学毕业的，但他也被董教总接受为华教人士参政。这也间接地认同国民型的学生是华校生。如果国民型中学不是华校，那么许子根就不应称为华校生。
他指出北马的“国民型”中学办得比南马好，因此造成南马的独中办得比北马好。这是相互的因果关系，也说明北马的“国民型”中学在40余年来一直坚守“华校”的岗位，每年都面对学额爆满的需求，要增开班又不容易，变成僧多粥少。
目前78间改制中学共有学生11万名，而60间独中生有5万余名。以此推论，每年有約1万5千余名学生进入改制中学；有约8千余名学生进入独立中学（参加高中统考平均每年5千余人）。在学生比例上，独中生绝大多数集中在南马和中马；国民型中学生则多数集中在北马。
如果“国民型”中学不被列为华校，那么方成校长说，报读华文中学的华校生的数目就相当少，只占华小毕业生的10％。为此他认为而且也是不可否认的是：改制中学应属华教体系，这样加起来，华校生就具有相当份量的比例，对推动华文教育，也可起激励的作用。
事实上，他说，全马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这些年来都费尽苦心推广华文华语的使用。比如：Œ举办全国中学华语辩论比赛；全国中学生书法比赛；Ž由专人设立纯华文的“华中教育网络“；30间改制中学被挑选纳入精明学校，行政计算机化及用华文编纂全国“华中”指南。抑有进者，校长理事会无时不刻宣扬和鼓吹学习华语华文。
方成不讳言改制中学能否保持优良的华教传统，校长是关键性人物。就现阶段而言，担任校长的人都具有“华教情，母语心”，老师也尽力配合校政，不让华教精神消失，在将来或说10多20年后，是否不变，就要看新成长的一代掌校人及老师们对华教的挚诚有多浓厚了。
这是一种可预见的隐忧，但在新国际形势下，又让人乐观看待未来的走向。
也许有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站在北马人的立场，方成有其“理据”，你说呢？
11.3.05
两则新闻一对笑柄 （横刀立马）
*飞扬
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闹出70亿元贷款仅回收一部份后，民众为之哗然。
自从于1997年发放巨额的贷学金予大专生以来，总共发出7亿2千万元，当局由于有放未收（仅1%还款），导致2003年要向公积金局借贷20亿元。如果今年仍然要提供贷款予10万大专生的话，则政府有需准备20亿元应付。
这是因为已到期的贷款共是4亿2千万元，但收回是区区的9千3百万元，尚有3亿余元未回收，涉及的人数超过20万人。
正当人们在关注政府如何解决这头痛的大问题时，有两则新闻是令人詑异和费解的。
其一是马来西亚大学生团结阵线（SOLIDARITI MAHASISWA MALAYSIA）竟于2月26日的一项新闻发布会上要求政府承担所有国立大学的学费，而贷款只用在生活费方面，换句话说，学生需要还的是属于生活费的那部份的贷款。
我们不知道这个阵线的要求是否意味着过去欠下贷款的学生应被追算减掉学费的借额，只需负责摊还生活费的贷款？因为阵线的发言人拉马汉并没有详加说明。
不论是针对未来的学费或追算过去的学费都应豁免，我们认为这个要求太过份了，而且十分不合理。
理由是政府已承担小学到中学的免费教育，而国立大学学费又是十分廉宜，平均一年约马币3千元。这与世界其它大学比较，马来西亚的大学的学费是够低的了。
根据推算，在国立大学，每名学生的费用至少每年在万多2万元马币之间，这些钱都是纳税人付出的。如果连马币3千元的学费都不愿意付的话，等于是加重政府的负担，苦得是纳税人。因此我们反对有关阵线的建议，企图用免费教育来转移贷款生所应摊还的数额，从而制造第一个笑柄。
我们确实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有何严厉的措施来收回所有的贷款，然后再惠及其它学子。
同时我们也不明白为何贷款可以被拖欠10年或20年之久？这样的机制似乎是怂恿学生有借不用还。他们显然可以利用松弛的摊还措施一拖再拖，最后拖到政府不再催款或换了地址找不到人，便不了了之。
另一则新闻同样是让人吃惊的。有一位34岁的女经理突然接获PTPTN向她追讨2万5千元的贷款，指她从2001年至2003年，共向基金局支拿5次的贷学金，每次5千元。但事实上，她从来未向基金局申请贷款，况且她只在那间大学攻读一个学期，然后便辍学谋求工作。
她向基金局查询，但被告知是大学当局提供的申请名单，因此她向大学当局寻求澄清。过后她接到大学当局致基金局的函件，告知有关学生（包括这名女经理的名字）已停学，故退还有关的贷款。
这位女经理于3月3日向传媒（Malaysiakini）投诉，她从来没有申请贷款，也没有签署有关文件，何来欠款？她怀疑其中有不规则的行为，有人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其名字申请贷款。
有关的投诉并没有下文，因为大学当局否认有人“冒用”学生的名字，而基金局主要是追回贷款，其它则不关于它的事。
如果有关的投诉是真实的，则反映了PTPTN的贷款已被利用，且出现漏洞。
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人作出同样的投诉，但我们得知在放贷的过程中，由于人数之多和数目之钜，也可能出现“混水摸鱼”的不正当行为，这显然的又是另一个笑柄，值得深入调查类似的例子有几宗？
从一个要求大学免费教育和另一个冒名借款的新闻来看，我们的结论是：前者的要求是错误的；后者的冒名也是错误的。两个错误，增添了基金局发放贷款必须被严正看待的事实，不能因之姑息，否则追款会成为另一个笑柄。
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闹出70亿元贷款仅回收一部份后，民众为之哗然。
自从于1997年发放巨额的贷学金予大专生以来，总共发出7亿2千万元，当局由于有放未收（仅1%还款），导致2003年要向公积金局借贷20亿元。如果今年仍然要提供贷款予10万大专生的话，则政府有需准备20亿元应付。
这是因为已到期的贷款共是4亿2千万元，但收回是区区的9千3百万元，尚有3亿余元未回收，涉及的人数超过20万人。
正当人们在关注政府如何解决这头痛的大问题时，有两则新闻是令人詑异和费解的。
其一是马来西亚大学生团结阵线（SOLIDARITI MAHASISWA MALAYSIA）竟于2月26日的一项新闻发布会上要求政府承担所有国立大学的学费，而贷款只用在生活费方面，换句话说，学生需要还的是属于生活费的那部份的贷款。
我们不知道这个阵线的要求是否意味着过去欠下贷款的学生应被追算减掉学费的借额，只需负责摊还生活费的贷款？因为阵线的发言人拉马汉并没有详加说明。
不论是针对未来的学费或追算过去的学费都应豁免，我们认为这个要求太过份了，而且十分不合理。
理由是政府已承担小学到中学的免费教育，而国立大学学费又是十分廉宜，平均一年约马币3千元。这与世界其它大学比较，马来西亚的大学的学费是够低的了。
根据推算，在国立大学，每名学生的费用至少每年在万多2万元马币之间，这些钱都是纳税人付出的。如果连马币3千元的学费都不愿意付的话，等于是加重政府的负担，苦得是纳税人。因此我们反对有关阵线的建议，企图用免费教育来转移贷款生所应摊还的数额，从而制造第一个笑柄。
我们确实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有何严厉的措施来收回所有的贷款，然后再惠及其它学子。
同时我们也不明白为何贷款可以被拖欠10年或20年之久？这样的机制似乎是怂恿学生有借不用还。他们显然可以利用松弛的摊还措施一拖再拖，最后拖到政府不再催款或换了地址找不到人，便不了了之。
另一则新闻同样是让人吃惊的。有一位34岁的女经理突然接获PTPTN向她追讨2万5千元的贷款，指她从2001年至2003年，共向基金局支拿5次的贷学金，每次5千元。但事实上，她从来未向基金局申请贷款，况且她只在那间大学攻读一个学期，然后便辍学谋求工作。
她向基金局查询，但被告知是大学当局提供的申请名单，因此她向大学当局寻求澄清。过后她接到大学当局致基金局的函件，告知有关学生（包括这名女经理的名字）已停学，故退还有关的贷款。
这位女经理于3月3日向传媒（Malaysiakini）投诉，她从来没有申请贷款，也没有签署有关文件，何来欠款？她怀疑其中有不规则的行为，有人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其名字申请贷款。
有关的投诉并没有下文，因为大学当局否认有人“冒用”学生的名字，而基金局主要是追回贷款，其它则不关于它的事。
如果有关的投诉是真实的，则反映了PTPTN的贷款已被利用，且出现漏洞。
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人作出同样的投诉，但我们得知在放贷的过程中，由于人数之多和数目之钜，也可能出现“混水摸鱼”的不正当行为，这显然的又是另一个笑柄，值得深入调查类似的例子有几宗？
从一个要求大学免费教育和另一个冒名借款的新闻来看，我们的结论是：前者的要求是错误的；后者的冒名也是错误的。两个错误，增添了基金局发放贷款必须被严正看待的事实，不能因之姑息，否则追款会成为另一个笑柄。
7.3.05
请阮仪三来槟城 （横刀立马）
*飞扬
我建议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摰诚邀请中国古迹专家阮仪三教授来槟城指导如何规划和保护古迹，以使乔治市重新亮丽起来。
为什么请阮仪三而不是别人？为什么槟城已拟妥申请登陆“世界文化产”的计划书，还要抬出阮仪三这个人？
我的理由很简单，其一阮仪三不是普通的古迹保护专家，而是已经拿出成绩并且证明古迹保护得当，可以为当地人民带来无限的商机和利益。
他目前是中国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被联合国文教机构认可的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的杰出人物。
其二，即使我们本地的专家联同联合国专家提供的意见已草拟计划书，但槟城人民仍然对此概念模糊，也不知道申办来做什么？因为他们并不清楚什么是“世界文化遗产”？而申办成功后又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政府圈定的文化遗产保留区仍然是缺乏美感，似乎被破损和陈旧不堪的建筑物和画面所破坏，看不到乔治市是一块宝地。
如果请来了阮仪三，情势就会大不相同，肯定对乔治市的衰退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阮仪三曾经打救了三个中国古城镇，使它成功地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为当地人民创造无穷的财富，几乎把他当作“活神仙”。这三个地方就是江苏省的“周庄”，云南省的“丽江”及山西省的“平遥”。如果没有阮仪三，这三个地方将会默默无闻而被所谓现代化破坏了历史留下的“美和财富”。
“世纪大讲堂”（凤凰台）的主持人曾子墨这样形容阮仪三：“周庄”简直是20世纪的世外桃源，而美丽的“丽江”及“平遥”，都和这位老人的名字牵动在一起。因为有了阮仪三，中国今日有了最多的古城镇，而且成为世界游客络驿不绝的旅游胜地。全是因为这些古城市已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旅游地图，财富不尽滚滚来。
阮仪三在其长篇的演讲中这样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四个条件，就是这么简单，称为四性：
1. 原真性－－保护原来真实的东西；
2. 整体性－－不光是修一间房子，还有它的周围环境；
3. 可读性－－反映的东西是可读的，有历史的风貌，不是按现代人的想法来随意改变；
4. 可持续性－－不是今天保明天就不保，而是要一直保下去。
他举例说：1985年他去周庄，发现周围的乡镇都开始建设了，搞得乱七八糟，决心要保住周庄，因为有很多明代的房子，但当地人民痛斥他自私，自己在上海住洋房，却要周庄的老百姓不得现代化，更提出要与阮教授换地方住。
他告诉老百姓说，只要保护好古迹，不要随意拆掉，按照古风貌修复，将来肯定大有作为，但老百姓就是听不进去，反且讽刺性地说，搞什么旅游，只有你才要来旅游。阮教授，你要申报遗产是你的事，我们不要，因为不准动，不准建房，不准开店，我们没实惠。
阮教授驳斥说，讲这话的人是大混帐，若没保存古迹，开什么店，谁来光顾？如果变成一个商城而不是历史古迹，谁来参观？谁来买东西？
结果阮教授为江浙的江南古镇保留了六个，即周庄、同里、甪直（在江苏省），乌镇、西塘及南浔（在浙江省），其它六十个被毁掉了，变成不伦不类的现代化城市。
当这六个古迹成功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后，单单周庄每年的旅游业收益高达三、四个亿元，而人口只有三千人。
如果不是阮教授的“刀下留城”，今天就没有“周庄”这文化遗产，也绝不会给人民造福，由于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他们把阮教授视为“财神爷”。
当然丽江和平遥的收益远远超过周庄，也全因为有了阮仪三。他的名字红遍全中国，成为国宝。
如果能请动一位深透亚洲历史古迹保存及修复的专家来为乔治市的古迹打造一番，肯定是槟州人民之福。
对许子根而言也将肯定会名留历史，与古迹同在。
我建议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摰诚邀请中国古迹专家阮仪三教授来槟城指导如何规划和保护古迹，以使乔治市重新亮丽起来。
为什么请阮仪三而不是别人？为什么槟城已拟妥申请登陆“世界文化产”的计划书，还要抬出阮仪三这个人？
我的理由很简单，其一阮仪三不是普通的古迹保护专家，而是已经拿出成绩并且证明古迹保护得当，可以为当地人民带来无限的商机和利益。
他目前是中国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被联合国文教机构认可的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的杰出人物。
其二，即使我们本地的专家联同联合国专家提供的意见已草拟计划书，但槟城人民仍然对此概念模糊，也不知道申办来做什么？因为他们并不清楚什么是“世界文化遗产”？而申办成功后又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政府圈定的文化遗产保留区仍然是缺乏美感，似乎被破损和陈旧不堪的建筑物和画面所破坏，看不到乔治市是一块宝地。
如果请来了阮仪三，情势就会大不相同，肯定对乔治市的衰退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阮仪三曾经打救了三个中国古城镇，使它成功地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为当地人民创造无穷的财富，几乎把他当作“活神仙”。这三个地方就是江苏省的“周庄”，云南省的“丽江”及山西省的“平遥”。如果没有阮仪三，这三个地方将会默默无闻而被所谓现代化破坏了历史留下的“美和财富”。
“世纪大讲堂”（凤凰台）的主持人曾子墨这样形容阮仪三：“周庄”简直是20世纪的世外桃源，而美丽的“丽江”及“平遥”，都和这位老人的名字牵动在一起。因为有了阮仪三，中国今日有了最多的古城镇，而且成为世界游客络驿不绝的旅游胜地。全是因为这些古城市已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旅游地图，财富不尽滚滚来。
阮仪三在其长篇的演讲中这样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四个条件，就是这么简单，称为四性：
1. 原真性－－保护原来真实的东西；
2. 整体性－－不光是修一间房子，还有它的周围环境；
3. 可读性－－反映的东西是可读的，有历史的风貌，不是按现代人的想法来随意改变；
4. 可持续性－－不是今天保明天就不保，而是要一直保下去。
他举例说：1985年他去周庄，发现周围的乡镇都开始建设了，搞得乱七八糟，决心要保住周庄，因为有很多明代的房子，但当地人民痛斥他自私，自己在上海住洋房，却要周庄的老百姓不得现代化，更提出要与阮教授换地方住。
他告诉老百姓说，只要保护好古迹，不要随意拆掉，按照古风貌修复，将来肯定大有作为，但老百姓就是听不进去，反且讽刺性地说，搞什么旅游，只有你才要来旅游。阮教授，你要申报遗产是你的事，我们不要，因为不准动，不准建房，不准开店，我们没实惠。
阮教授驳斥说，讲这话的人是大混帐，若没保存古迹，开什么店，谁来光顾？如果变成一个商城而不是历史古迹，谁来参观？谁来买东西？
结果阮教授为江浙的江南古镇保留了六个，即周庄、同里、甪直（在江苏省），乌镇、西塘及南浔（在浙江省），其它六十个被毁掉了，变成不伦不类的现代化城市。
当这六个古迹成功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后，单单周庄每年的旅游业收益高达三、四个亿元，而人口只有三千人。
如果不是阮教授的“刀下留城”，今天就没有“周庄”这文化遗产，也绝不会给人民造福，由于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他们把阮教授视为“财神爷”。
当然丽江和平遥的收益远远超过周庄，也全因为有了阮仪三。他的名字红遍全中国，成为国宝。
如果能请动一位深透亚洲历史古迹保存及修复的专家来为乔治市的古迹打造一番，肯定是槟州人民之福。
对许子根而言也将肯定会名留历史，与古迹同在。
林苍佑挫“宫庭政变”
“513”事件明显地把历史切割成两个阶段。在这以前是东姑的历史；在这之后是敦拉萨的历史。从1969年5月到1971年2月的近2年期间，民主暂时冻结，一切权力归全国行动主任敦拉萨。他显然已从东姑手里取得军政大权。虽然名义上仍是副首相。不过，在这之后，他就名正言顺成为是有实权的首相。
我们做记者的，在这段期间，更是战战兢兢，避免行差踏错。因为在紧急状态下，法律是一张无形的网，对舆论的控制也比以前严格；尤其是触及种族的课题，不得不避重就轻。这个时候，大家才感觉到言论自由的可贵。但是伴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变化包括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国家原则的提出，煽动法令的通过，英语转国语教学媒介语的改变等等。
敦拉萨强调改变是必要的，否则国会民主不能恢复。因此当国会重开时，我们的国家已晋入一个新的格局，东姑退休，敦拉萨出任首相。但这个格局下也引发两个政党进行大洗牌。其一是马华公会在陈修信领导下，借民主之恢复，迫不及待地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以重振马华并用以答复副揆兼内政部长伊斯迈指责马华“半生不死”的揶揄（此事我们按下不表）。
因为其二是民政党酝酿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大风暴，几乎震掉林苍佑的槟州首席部长的宝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身历其境介入采访，有深切的感受）：
在“513”后，林苍佑已和敦拉萨建立了“个人热线”，重新恢复中央政府与槟州政府的“密切关系”。但这种“暗渡陈仓”的合作，并不为党中央所熟知，仅限于林苍佑的个人对未来政治的考量，而且是在马华并不怎么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民政党中央的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及陈志勤（秘书长）对林苍佑的倾向中央政府很不以为然。他们在不便出面下，通过王裕好（州议员，已自杀）于1971年6月5日在其北海住家密约一些州议员共商急事。出席的州议员有齐来也，史迪华及张桂城。他告诉这些人说赛胡申及陈志勤交待他进行倒林苍佑，理由是他们不满林苍佑的领导方式和作风。
王裕好接着透露整个“政变”计划，并告知已经有8名民政州议员加入“中央”阵营倒林，他们依席是陈扑根、威拉邦、邱鼎才、齐来也，张桂城、史迪华，慕斯达化（时任林苍佑的副首长部长）及王裕好。民政党共有16席，如果8席倒戈，林苍佑只剩下8席，分分钟都会倒台。
但为求保险，王裕好拋出“中央派”的方案，将会拉拢哈仑西动（州议长），凑成9名；再加上民主行动党的3名州议员及人社党的1名州议员，可凑成13席，超过24席的半数，足以在州议会内把林苍佑拉下马。然后扶持陈扑根出任槟州首席部长，来一个党内的「宫庭政变」。这种党内的“改朝换代”的举动是很骇人听闻的。但又进行得如此草率和匆急，以致很快出现败笔。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中央派”的设计似乎行得通，也可能要了林苍佑的政治命，但他们太小看身经百战的林苍佑了，连召集来的人也不能确定他们的“立场和忠心”，就一下子开出底牌。
果然“密谈”之后，第一个向林苍佑告密者是齐来也，齐来也原是市议会卫生部的一个小头头，处理垃圾及环境卫生。他的这一“惊天消息”顿使林苍佑惊觉起来，认为事态反常和严重，非得先发制人不可（齐来也这一大功，在后来的州内阁改组上，被投挑报李，委以行政议员）。
于是在当日夜晚，林苍佑急召其派系的州议员到官邸开会。他们是余水清、郑耀林、邱继圃、陈锦华、黄亚美，采取反击行动。
事不宜迟，在6月6日上午，曾在前1天参加王裕好“密谋会议”的3名州议员张桂城、史迪华和齐来也被召来会见林苍佑，将陈扑根、威拉邦及慕斯打化排斥于外。
紧接着，林苍佑又于同日举行槟州民政党紧急会议，除要求党中央大会展期至10月2日（原订7月3日）外，也通过促请王裕好解释不被开除理由。
这样一来，林苍佑几乎在一天之内把局面扭转回来（邱鼎才也表示支持林苍佑），在他的阵营内，共拥有12名州议员，刚好半数，已非赛胡申所能动摇。不知是经验不足或是学者就是学者，赛胡申竟然动用党主席“权威”，在6月8日致函林苍佑，冻结其党员籍。信的内容这样说：“我谨此冻结你的党籍，并请你在两周内解释为何不应被开除的理由。自大选以来，台端的行为已伤害了党及槟州政府。你将会在较后被通知有关的指控。”
没有经过中委会，更没有经过特别会议，赛胡中贸然地要“开除林苍佑出民政党”，实在是“严肃不足，胡闹有余”。
且看赛胡申的“林苍佑四大罪状”是什么内容，就可知他对政治斗争之肤浅和幼稚：Œ不重视党章及宣言，一连串行为影响党的和谐，Ž没向党主席汇报槟州进展及未公开讨论党的利益及团结。
这种笼统与未有实例的指控，对一个独断独行者而言是足够构成“罪名”（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惜赛胡申既无权威又无实力（他以为他是东姑，可以在69年运用个人权威开除马哈迪，但东姑少说也要经过中委会，赛胡申连中委会也不开，自视党主席大过天），结果撞板多过吃饭。
就在赛胡申发信的同一天，林苍佑也结集了13名州议员宣誓支持，十分令人诧异的是陈扑根竟然也是其中一人，但宣誓书上陈扑根的签署又留下一条尾巴，注明必须得到党的核准。这明显是指要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和核准。
这个时候，在林苍佑派眼中，赛胡申已不是什么东西，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6.3.05
从槟城到马六甲
历史把槟城和马六甲连串起来是一个奇特的过程。原本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实体，但因为英国人的到来改变整个秩序。
马六甲王朝建立在公元1400年，版图涵盖马来半岛大部份地区和苏门答腊岛，回教也跟着向马来半岛传播。其后马六甲王朝与中国明朝发生密切关系，有了前者向后者进贡之说，开始有少数华人定居。1511年匍萄牙占领马六甲；1641年荷兰取代匍萄牙成为马六甲统治者。这一年的统计，马六甲有华人约三四百名（参阅巴素博士《马来亚华侨史》）。
在这段时期，槟城仍属吉打王国版图，未曾开发。1786年英人莱特占有槟榔屿，又于1800年取得威省控制权。在协约底下，槟城州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因为马六甲（在荷兰统治下）先是不让华人北上槟城发展，后是莱特从中国引入大量中国移民。在1794年时，莱特写道：“华人人口已逾三千名”。此后英国人对华人大开方便之门，与保守的荷兰统治者比较。槟城华人数目已远超越越马六甲。
（1819年英人莱佛士开辟新加坡后，更多华人涌向新加坡居住和发展）。
1824年，英国与荷兰交换土地（让出苏岛明古连港予荷兰，换取马六甲控制权）。这样一来，整个印尼归荷兰势力范围，而整个马来半岛归英国势力范围。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并成“海峡殖民地”，从此改变马来亚的政治格局。
非常巧合的，这三个地方又座落在马六甲海峡，成为英国在后来以此夺下香港控制权（1842年鸦片战争后）的一块跳板；又成为英国把势力伸入马来半岛的桥头堡。
这就是说，由于政治关系，英国把槟城和马六甲“绑在一起”。一直到1957年，英国索性把马来亚半岛结成“马来亚联合邦”，使之成为独立国。从那一刻开始，槟城和马六甲只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其中一部份，不再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历史牵动而成的：马六甲比槟城具有更悠久的历史，有马六甲回教王朝，葡萄牙村，荷兰遗迹，更有英国人的整合，使之成为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乃至多元宗教的古城；槟城则在后来追上，也展现了十分独特的多元色彩。回教堂、华人神庙、兴都庙、天主、基督教堂汇集在同一条街或毗邻之处。这些文化和宗教都在乔治市范围内幅射而相互映辉（见陈绿漪博士《从局面、汇演和争执的局变，透视槟城历史》）。
1988年马来西亚加入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缔约国成员。不久，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槟城举行会议，顿使我国政府察觉槟城和马六甲都具有条件申请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但遗憾的是过去未加重视，也破坏了诸多“文化古迹”，以致槟城和马六甲后知后觉对古迹进行保护和复修，期望有朝一日被联合国文教机构纳入“世界旅游地图”。在这个过程中，阻力重重，也不甚为民众所了解，甚至视传统是对现代化的挑战，是保守与落后拖住发展与进步。因此我们兜兜转转十多年，仍然未能成功。
今年春节，我往马六甲走一趟，发现政府正努力“重修”一个传统的城市，保住荷兰街一带建筑，清理马六甲河，节日张灯结彩，重视旅游景点。新城则往填海地带推进，让古城的传统点燃城市的亮丽，当然那些已破坏或消失的古城堡及葡萄牙村已是不堪回首。
虽然尚未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但四面八方的游客却使到涌往马六甲的高速公路呈现车水马龙，在在使人感受到马六甲正崛起成为“闻名于世”的旅游胜地。
槟城也努力重整和保护古迹，且将“文化遗产”范围一缩再缩，将原先的近二平方公里的面积再减至不到一平方公里，以减少冲击和影响；还有正加速清除“骯脏”污名，还我“东方花园”美誉。与此同时，规化小贩中心，保住“美食天堂”美誉等等。
槟城已拟妥大蓝图，马六甲也在快马加鞭提呈完整报告。如今中央政府已取得美化和保护古迹的控制权，有必要将这两个州申办“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书早日送呈联合国（原本订2004年提呈的），肯定对马来西亚的旅游业是最大的突破。
马六甲王朝建立在公元1400年，版图涵盖马来半岛大部份地区和苏门答腊岛，回教也跟着向马来半岛传播。其后马六甲王朝与中国明朝发生密切关系，有了前者向后者进贡之说，开始有少数华人定居。1511年匍萄牙占领马六甲；1641年荷兰取代匍萄牙成为马六甲统治者。这一年的统计，马六甲有华人约三四百名（参阅巴素博士《马来亚华侨史》）。
在这段时期，槟城仍属吉打王国版图，未曾开发。1786年英人莱特占有槟榔屿，又于1800年取得威省控制权。在协约底下，槟城州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因为马六甲（在荷兰统治下）先是不让华人北上槟城发展，后是莱特从中国引入大量中国移民。在1794年时，莱特写道：“华人人口已逾三千名”。此后英国人对华人大开方便之门，与保守的荷兰统治者比较。槟城华人数目已远超越越马六甲。
（1819年英人莱佛士开辟新加坡后，更多华人涌向新加坡居住和发展）。
1824年，英国与荷兰交换土地（让出苏岛明古连港予荷兰，换取马六甲控制权）。这样一来，整个印尼归荷兰势力范围，而整个马来半岛归英国势力范围。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并成“海峡殖民地”，从此改变马来亚的政治格局。
非常巧合的，这三个地方又座落在马六甲海峡，成为英国在后来以此夺下香港控制权（1842年鸦片战争后）的一块跳板；又成为英国把势力伸入马来半岛的桥头堡。
这就是说，由于政治关系，英国把槟城和马六甲“绑在一起”。一直到1957年，英国索性把马来亚半岛结成“马来亚联合邦”，使之成为独立国。从那一刻开始，槟城和马六甲只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其中一部份，不再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历史牵动而成的：马六甲比槟城具有更悠久的历史，有马六甲回教王朝，葡萄牙村，荷兰遗迹，更有英国人的整合，使之成为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乃至多元宗教的古城；槟城则在后来追上，也展现了十分独特的多元色彩。回教堂、华人神庙、兴都庙、天主、基督教堂汇集在同一条街或毗邻之处。这些文化和宗教都在乔治市范围内幅射而相互映辉（见陈绿漪博士《从局面、汇演和争执的局变，透视槟城历史》）。
1988年马来西亚加入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缔约国成员。不久，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槟城举行会议，顿使我国政府察觉槟城和马六甲都具有条件申请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但遗憾的是过去未加重视，也破坏了诸多“文化古迹”，以致槟城和马六甲后知后觉对古迹进行保护和复修，期望有朝一日被联合国文教机构纳入“世界旅游地图”。在这个过程中，阻力重重，也不甚为民众所了解，甚至视传统是对现代化的挑战，是保守与落后拖住发展与进步。因此我们兜兜转转十多年，仍然未能成功。
今年春节，我往马六甲走一趟，发现政府正努力“重修”一个传统的城市，保住荷兰街一带建筑，清理马六甲河，节日张灯结彩，重视旅游景点。新城则往填海地带推进，让古城的传统点燃城市的亮丽，当然那些已破坏或消失的古城堡及葡萄牙村已是不堪回首。
虽然尚未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但四面八方的游客却使到涌往马六甲的高速公路呈现车水马龙，在在使人感受到马六甲正崛起成为“闻名于世”的旅游胜地。
槟城也努力重整和保护古迹，且将“文化遗产”范围一缩再缩，将原先的近二平方公里的面积再减至不到一平方公里，以减少冲击和影响；还有正加速清除“骯脏”污名，还我“东方花园”美誉。与此同时，规化小贩中心，保住“美食天堂”美誉等等。
槟城已拟妥大蓝图，马六甲也在快马加鞭提呈完整报告。如今中央政府已取得美化和保护古迹的控制权，有必要将这两个州申办“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书早日送呈联合国（原本订2004年提呈的），肯定对马来西亚的旅游业是最大的突破。
5.3.05
奖学金与贷学金 （横刀立马）
*飞扬
教育有人当成产业，把它企业化，成为一门既有盈利又可培养人才的行业；但更多的时候，教育被看成是一项投资，有出无利的投资，所得的回报是下一代成人成材。而政府对教育的承诺就是属于后者。
不过，政府也不能全然地提供免费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总得收学费。根据我们了解，政府的大学或学院或获得政府资助或津贴的大专院校，在学费方面是相当廉宜的，如果与私立的大专院校比较的话。虽然如此，仍然有大把人向政府申请贷学金，以享受“免费”教育。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令人十分惊讶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政府发放出的70亿元贷学金，竟只有1%被回收，其它的“音讯全无”。这一大批60万名的大学生，有不少早已毕业，也有不少找到理想的工作，更有的可能已挤身企业界中，但他们为什么“欠而不还”呢？
由于资金有出不进，政府在2003年时尚得向公积金局借20亿元来应对。长此下去，“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终止贷款；其二是再向国库或其它政府的基金借钱。”
这两种都是下策，但又是谁造成的呢？我们怪责学生“不守信用”缺德？还是怪有关单位不当借钱是一码事，年复一年的越陷越深？反正用的是国家的钱，而国家的钱又是来自纳税人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向PTPTN借钱，原来是可以拖拉10年至20年摊还。这比汽车或房屋的摊还期还要优惠，难怪受惠的人忘了他们的“承担责任”。
事实上，我们必须认清奖学金与贷学金性质的不同。奖学金是用来奖励品学兼优和家境清寒的大学生；贷学金则是用来借钱给中等以上成绩但家境清寒的大学生，其中有免息的，也有收取利息的，一般都比银行利息为低。
可是就有人混淆（或故意混淆）其中的差别，若是借贷的一方条件宽松又不加紧催收贷款的话，受惠的人便会以为“不必还钱”是理所当然的，更何況對方没有催收。这种心态显然是把贷学金和奖学金划上等号。
不错，我们也知道有的政府的单位或私人机构在发放贷学金时，有言明若毕业成绩优良，可将贷学金转成奖学金，也就不必摊还了。这只是对少部份的优秀生而言，旨在勉励他们努力向上向善。
不过，就PTPTN的例子而言，这已经完全乖离政府借贷的目的。如今弄出这么大笔数字，又这么多人赖着不还，采用法律行动固然可以起某些作用，但总不至于将所有欠钱者都送上法庭吧！
这件事暴露了政府的PTPTN的弱点和力所不逮之处。虽然政府在这方面是宽大处理，一心想协助学生完成学业，但这样有借无还的“贷学金”也就失去意义，干脆转成奖学金算了。不然可得动用一批人慢慢从旧资料中抓出一批又一批的欠款大学生。
其实，“亡羊补牢”也未尝不可，因为民间也有许多机构提供贷学金，但一般上都是有借有还，使到后来者能不间断的受惠。政府正可向这样的机构了解个中情况。
这样说也许是多余的，政府的所得税部门追税是一流的，公积金局及社会保险局向未缴纳的雇主采取行动也是十分有效的。如果PTPTN向这些部门那样勤于追回贷款，肯定会十分奏效的。
反之，如果认为学生嘛，不需要斤斤计较，自然会养成一种“缺德”的行为。我们又岂能只怪学生，不怪有关单位“失责”呢？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决心。单就在报上发发牢骚或警告言词，恐怕难有成效。那些借贷的人看到这么多人都可以不还，也就不担心什么行动了。
我们建议，发放贷学金要向银行或所得税部门那样，来一个严厉的法律约束，让学生明白借钱得还，否则过一个特定时期，就是法律对付。而且也志明摊还期不能有年无月或拉到十多廿年。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这些受惠人要懂得法律和社会责任，让以后的学弟学妹也可继续享受贷学金的便利。如果这一代人搞砸了，下一代人又向谁借钱？政府的相关单位也不是印钞票的部门。这就是说，他们的自私和不负责的心态将破坏了整个善行而成为害群之马。
教育有人当成产业，把它企业化，成为一门既有盈利又可培养人才的行业；但更多的时候，教育被看成是一项投资，有出无利的投资，所得的回报是下一代成人成材。而政府对教育的承诺就是属于后者。
不过，政府也不能全然地提供免费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总得收学费。根据我们了解，政府的大学或学院或获得政府资助或津贴的大专院校，在学费方面是相当廉宜的，如果与私立的大专院校比较的话。虽然如此，仍然有大把人向政府申请贷学金，以享受“免费”教育。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令人十分惊讶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政府发放出的70亿元贷学金，竟只有1%被回收，其它的“音讯全无”。这一大批60万名的大学生，有不少早已毕业，也有不少找到理想的工作，更有的可能已挤身企业界中，但他们为什么“欠而不还”呢？
由于资金有出不进，政府在2003年时尚得向公积金局借20亿元来应对。长此下去，“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终止贷款；其二是再向国库或其它政府的基金借钱。”
这两种都是下策，但又是谁造成的呢？我们怪责学生“不守信用”缺德？还是怪有关单位不当借钱是一码事，年复一年的越陷越深？反正用的是国家的钱，而国家的钱又是来自纳税人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向PTPTN借钱，原来是可以拖拉10年至20年摊还。这比汽车或房屋的摊还期还要优惠，难怪受惠的人忘了他们的“承担责任”。
事实上，我们必须认清奖学金与贷学金性质的不同。奖学金是用来奖励品学兼优和家境清寒的大学生；贷学金则是用来借钱给中等以上成绩但家境清寒的大学生，其中有免息的，也有收取利息的，一般都比银行利息为低。
可是就有人混淆（或故意混淆）其中的差别，若是借贷的一方条件宽松又不加紧催收贷款的话，受惠的人便会以为“不必还钱”是理所当然的，更何況對方没有催收。这种心态显然是把贷学金和奖学金划上等号。
不错，我们也知道有的政府的单位或私人机构在发放贷学金时，有言明若毕业成绩优良，可将贷学金转成奖学金，也就不必摊还了。这只是对少部份的优秀生而言，旨在勉励他们努力向上向善。
不过，就PTPTN的例子而言，这已经完全乖离政府借贷的目的。如今弄出这么大笔数字，又这么多人赖着不还，采用法律行动固然可以起某些作用，但总不至于将所有欠钱者都送上法庭吧！
这件事暴露了政府的PTPTN的弱点和力所不逮之处。虽然政府在这方面是宽大处理，一心想协助学生完成学业，但这样有借无还的“贷学金”也就失去意义，干脆转成奖学金算了。不然可得动用一批人慢慢从旧资料中抓出一批又一批的欠款大学生。
其实，“亡羊补牢”也未尝不可，因为民间也有许多机构提供贷学金，但一般上都是有借有还，使到后来者能不间断的受惠。政府正可向这样的机构了解个中情况。
这样说也许是多余的，政府的所得税部门追税是一流的，公积金局及社会保险局向未缴纳的雇主采取行动也是十分有效的。如果PTPTN向这些部门那样勤于追回贷款，肯定会十分奏效的。
反之，如果认为学生嘛，不需要斤斤计较，自然会养成一种“缺德”的行为。我们又岂能只怪学生，不怪有关单位“失责”呢？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决心。单就在报上发发牢骚或警告言词，恐怕难有成效。那些借贷的人看到这么多人都可以不还，也就不担心什么行动了。
我们建议，发放贷学金要向银行或所得税部门那样，来一个严厉的法律约束，让学生明白借钱得还，否则过一个特定时期，就是法律对付。而且也志明摊还期不能有年无月或拉到十多廿年。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这些受惠人要懂得法律和社会责任，让以后的学弟学妹也可继续享受贷学金的便利。如果这一代人搞砸了，下一代人又向谁借钱？政府的相关单位也不是印钞票的部门。这就是说，他们的自私和不负责的心态将破坏了整个善行而成为害群之马。
4.3.05
老化不存在，方向才重要 （横刀立马）
*飞扬
我对马华公会的领导层一向以来都不认为它已经趋向老化；反之，与其它政党比较，马华的领导层算是比较壮年的。我这样说是有其根据的：
当马华公会于1949年创党时，它的第一代领导人陈祯禄不错是在66岁高龄才催生这个政党，但接下来的领导人都是在不超过五十岁就接棒的，例如林苍佑、陈修信、李三春、陈群川、林良实乃至现在的总会长黄家定都是在壮年就登上高位，因此说马华领导人趋向老化的说法是不存在的。
一般而言，我们都不否认年轻一代，或说40岁以下的要争出头极不容易。也许林苍佑是个例外，他在39岁就当上马华总会长，但少年得志并非好事，结果因为年轻而缺乏经验，不知政治的漩涡与手段之层出不穷，以致以失败告终。要挨到50岁那年才又东山再起，当了槟州首席部长。我把他的一跌又起，形容为「大器晚成」。相对之下，大器晚成比少年得志强得多，至少有了年纪与累积经验之后登上高位，可以避免犯下「年少气盛」或「不计后果」的失策。
不错，每个政党都需要注入新血，也要培养接班人。不过这不意味着党必须安排或选入大批40岁或50不到的人进入领导层，而是应该以60岁作为一个标准，如果个人健康不成问题的话。
即使如此，马华公会自陈祯禄以后，就不曾选出60岁的人当会长。他们都是在壮年晋身成为领导人。这对马华公会来说，不但是个传统，也是个年轻化领导层的表征。这就是说，担心马华领导层老化是多余的。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倒可适当地安排那些已不积极或贡献有限的干部让位于较年轻一代上位。不然，每个人都会自认自己很行也不会认老的。因为政治的血一旦流入干部的身上，不论有没有官职，都是不会自动退位的。「君子政治」在这个年代似乎还没有出世。如果做君子是要谦让和「孔融让梨」的话，我看很多人都不愿意做君子。这样的「君子」在他们看来是委曲自己而益了别人。
其实，与其关注马华的领导层是否老化的问题，不如关心马华在政治上的领导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
我们都知道，马华在创立初期，由于发行福利彩票，把收入用来援助新村人民，曾被人形容为「马票党」或「福利党」，后来才大刀阔斧加以矫正，而纳入真正的政治斗争。
这一场政治斗争始于陈祯禄而由林苍佑激化，结果又引发内斗，说是激过了头，才有了陈修信的年代，将马华导入一个协商政治的方向。
不幸的，由于1969年的选举失利和「513」事件的爆发，陈修信才又醒悟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因而有了所谓的“华人大团结”的政治运动。
当这一运动被认为走得太远，陈修信又煞车，最后导致他自动请辞。政治斗争让陈修信感觉又劳又累。
于是又启开李三春的时代。这位具有远见的基层领袖大胆地革掉马华是“资本家”的形象，改用专业人士参与领导，果然收效。在政治上又是努力通过“政经结合”来完成使命。
又不幸的，李三春的接班人陈群川把“政经结合”玩得过火，结果烧死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直到林良实时代，他把锋头一转，在教育上大放异彩，有了拉曼学院后再有了拉曼大学，确实造就一批又一批人才，但教育不等同政治，林良实的“半推半就”政治策略也把自己给推倒了。
这些教训事例，黄家定都是要铭记于心。如今他的“终身学习”出发点至善，动机也很好，只是“终身学习”也不与政治划上等号。因此他是需要费神在政治斗争上，避开林良实的那一套与政治妥协的心态，而是要勇于面对現實，把马华带上更多政治画面的层次上以开创出一个新时代。毕竟「萧规曹随」不是从政之道。
我对马华公会的领导层一向以来都不认为它已经趋向老化；反之，与其它政党比较，马华的领导层算是比较壮年的。我这样说是有其根据的：
当马华公会于1949年创党时，它的第一代领导人陈祯禄不错是在66岁高龄才催生这个政党，但接下来的领导人都是在不超过五十岁就接棒的，例如林苍佑、陈修信、李三春、陈群川、林良实乃至现在的总会长黄家定都是在壮年就登上高位，因此说马华领导人趋向老化的说法是不存在的。
一般而言，我们都不否认年轻一代，或说40岁以下的要争出头极不容易。也许林苍佑是个例外，他在39岁就当上马华总会长，但少年得志并非好事，结果因为年轻而缺乏经验，不知政治的漩涡与手段之层出不穷，以致以失败告终。要挨到50岁那年才又东山再起，当了槟州首席部长。我把他的一跌又起，形容为「大器晚成」。相对之下，大器晚成比少年得志强得多，至少有了年纪与累积经验之后登上高位，可以避免犯下「年少气盛」或「不计后果」的失策。
不错，每个政党都需要注入新血，也要培养接班人。不过这不意味着党必须安排或选入大批40岁或50不到的人进入领导层，而是应该以60岁作为一个标准，如果个人健康不成问题的话。
即使如此，马华公会自陈祯禄以后，就不曾选出60岁的人当会长。他们都是在壮年晋身成为领导人。这对马华公会来说，不但是个传统，也是个年轻化领导层的表征。这就是说，担心马华领导层老化是多余的。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倒可适当地安排那些已不积极或贡献有限的干部让位于较年轻一代上位。不然，每个人都会自认自己很行也不会认老的。因为政治的血一旦流入干部的身上，不论有没有官职，都是不会自动退位的。「君子政治」在这个年代似乎还没有出世。如果做君子是要谦让和「孔融让梨」的话，我看很多人都不愿意做君子。这样的「君子」在他们看来是委曲自己而益了别人。
其实，与其关注马华的领导层是否老化的问题，不如关心马华在政治上的领导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
我们都知道，马华在创立初期，由于发行福利彩票，把收入用来援助新村人民，曾被人形容为「马票党」或「福利党」，后来才大刀阔斧加以矫正，而纳入真正的政治斗争。
这一场政治斗争始于陈祯禄而由林苍佑激化，结果又引发内斗，说是激过了头，才有了陈修信的年代，将马华导入一个协商政治的方向。
不幸的，由于1969年的选举失利和「513」事件的爆发，陈修信才又醒悟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因而有了所谓的“华人大团结”的政治运动。
当这一运动被认为走得太远，陈修信又煞车，最后导致他自动请辞。政治斗争让陈修信感觉又劳又累。
于是又启开李三春的时代。这位具有远见的基层领袖大胆地革掉马华是“资本家”的形象，改用专业人士参与领导，果然收效。在政治上又是努力通过“政经结合”来完成使命。
又不幸的，李三春的接班人陈群川把“政经结合”玩得过火，结果烧死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直到林良实时代，他把锋头一转，在教育上大放异彩，有了拉曼学院后再有了拉曼大学，确实造就一批又一批人才，但教育不等同政治，林良实的“半推半就”政治策略也把自己给推倒了。
这些教训事例，黄家定都是要铭记于心。如今他的“终身学习”出发点至善，动机也很好，只是“终身学习”也不与政治划上等号。因此他是需要费神在政治斗争上，避开林良实的那一套与政治妥协的心态，而是要勇于面对現實，把马华带上更多政治画面的层次上以开创出一个新时代。毕竟「萧规曹随」不是从政之道。
28.2.05
解讀陳平《我方的歷史》（一）—歷史由單行改成雙行
陳平回憶錄－－“我方的歷史”在《南洋商報》的連載，除了說明時代已經轉變，不再視“馬共歷史”為重大禁忌外，也允許失敗的一方講述本身的歷史，讓讀者從兩個方面對歷史有個較全面的認識和評價。這是我國政治的一大轉變，也是《南洋商報》的一個突破。
我是從歷史的角度來閱讀陳平的故事，正如我在較早前也拜讀了李光耀回憶錄。這兩本回憶錄的一個共同點是：不論是中文版或英文本，作者的遣詞用句是相當引人入勝的，文筆的流暢和按年代及事件的評析都是十分連貫性，讓人讀來不覺沉悶，而是似乎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得以透視那個年代的斗爭和沖突。
雖然兩本傳記都不是小說，而是非小說的政論的大塊頭文章，但通過生動的文字，使到這兩本傳記成為當代史的熱門書。
當然這兩本書的立場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李光耀回憶錄側重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的種種挑戰和威脅，且相當部份矛頭指向馬共領導的統一戰線；陳平回憶錄的重點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前與英國和日本的殘酷斗爭，從而試圖提供另一面的故事，有許多情節是鮮為人所知或一知半解的。因此陳平的回憶錄也扳回了他多年被負面的描述的“罪大形象”。
我可以這麼說，李光耀回憶錄及陳平回憶錄是同一個時代的歷史的交錯。各說各話，但又相互印証，其精彩處就在你相互比較下，有些許的共同點反映向歷史負責。比如李光耀從不諱言他在1954年創組人民行動黨時，就與左派打得火熱，並在后來也秘密地會見馬共全權代表及至雙方分道揚鑣后，展開一場不可避免的尖銳斗爭。陳平也在回憶錄中指出，因為馬共及左派的支持，行動黨才在1959年上台執政，這種不謀而合的歷史片段，都具有其真實性的一面。
這就是說，陳平回憶錄得以公開發售和在報上連載已改變了一向以來“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 一面倒局面，他也有機會從另一個立場來演繹同一個時代和同一個事件的歷史。進而襯托出在時代政局的改變下，歷史出現其兩面性。足以增添史料，供學者進行評價和反思。
陳平在其“前言”中這樣說：“英國排山倒海的宣傳材料已成功將我刻畫成一個“恐怖份子首領”。我們並不是在宏偉的建築物內的辦公桌上伏案疾書之輩。我們最犀利的武器就是我們的理想主義。”
這里頭帶出在馬共從一開始成立（1930年）到往后的斗爭中，都被英國圈定成“恐怖份子”而採取嚴厲的對付手段，以使到英國取得“合法性”的地位來克制和打壓屬于“不合法性”地位的馬共；尤其是在1948年英國實施緊急法令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后，更確定這一套由統治者自行設立的理論條規。中國當代著名文史學家陳思和歸納為“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他說：“勝利者願意自己的成功成為某種歷史性轉折的標記，願意看到歷史在自己的成功處出現一個句號”（參閱《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6頁）。
無可否認的，從1948年馬共與英軍鬧翻后，馬共就變成英殖民統治者眼中“十惡不赦”的恐怖份子。陳平這樣說：“我們也沒有技能，手段或時間去應付大量的政治宣傳機關，他們最初只是把我們描繪為普通的土匪，隨著敵對行動升級后，我們就被指為共產黨恐怖份子了”（參閱陳平《我方的歷史》第9頁）
正是因為歷史是以英國立場定論，包括學者的著書立論無不把馬共形容為恐怖份子，也應了如陳思和所說的勝利者及親當權派學者在唱著同一個調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準則成另為一個特定時代的思路和立論。
不過，也有極少數的例外，例如英國的一位學者安東尼舒德（ANTHONY SHORT）在撰寫《馬來亞共產黨的叛亂》（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一書中就堅持參閱各方史料包括蜜檔而立論中肯，他不用“恐怖份子”這個字眼，而且在1968年完稿后因內中提及一些被認為仍屬保密的問題，因此不便及時發表，延至1973年后才出版。
根據筆者在去年與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的交談中，我們也提出“恐怖份子”這特殊名詞。當今是用來形容訴諸暴力的原教旨主義極端份子，諸如奧沙瑪賓拉登就是“第一號恐怖頭子”。但這個名詞不是美國發明的，而是英國發明的，早在40年代就用來貶斥馬共，久而久之，“恐怖份子”與“馬共”被劃上等號。
未想到英國人的專有名詞在21世紀被美國“派上用場”，以和它所創造的“邪惡的軸心”成為雙刃利劍。
1989年，馬來西亞與馬共簽署和約時，已不再使用英國人留下的字眼，以示有所劃分和解開馬共的“心結”。更在后來的年代，採納開明的政策，允許馬共說出它的故事，不再是墨守陳規“歷史由單方面來寫”的。陳平回憶錄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可以公開陳述“我方的歷史”。這對研究馬來西亞政治史的學者來說，無疑是跨向學術自由的一個新階段。
我是從歷史的角度來閱讀陳平的故事，正如我在較早前也拜讀了李光耀回憶錄。這兩本回憶錄的一個共同點是：不論是中文版或英文本，作者的遣詞用句是相當引人入勝的，文筆的流暢和按年代及事件的評析都是十分連貫性，讓人讀來不覺沉悶，而是似乎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得以透視那個年代的斗爭和沖突。
雖然兩本傳記都不是小說，而是非小說的政論的大塊頭文章，但通過生動的文字，使到這兩本傳記成為當代史的熱門書。
當然這兩本書的立場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李光耀回憶錄側重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的種種挑戰和威脅，且相當部份矛頭指向馬共領導的統一戰線；陳平回憶錄的重點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前與英國和日本的殘酷斗爭，從而試圖提供另一面的故事，有許多情節是鮮為人所知或一知半解的。因此陳平的回憶錄也扳回了他多年被負面的描述的“罪大形象”。
我可以這麼說，李光耀回憶錄及陳平回憶錄是同一個時代的歷史的交錯。各說各話，但又相互印証，其精彩處就在你相互比較下，有些許的共同點反映向歷史負責。比如李光耀從不諱言他在1954年創組人民行動黨時，就與左派打得火熱，並在后來也秘密地會見馬共全權代表及至雙方分道揚鑣后，展開一場不可避免的尖銳斗爭。陳平也在回憶錄中指出，因為馬共及左派的支持，行動黨才在1959年上台執政，這種不謀而合的歷史片段，都具有其真實性的一面。
這就是說，陳平回憶錄得以公開發售和在報上連載已改變了一向以來“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 一面倒局面，他也有機會從另一個立場來演繹同一個時代和同一個事件的歷史。進而襯托出在時代政局的改變下，歷史出現其兩面性。足以增添史料，供學者進行評價和反思。
陳平在其“前言”中這樣說：“英國排山倒海的宣傳材料已成功將我刻畫成一個“恐怖份子首領”。我們並不是在宏偉的建築物內的辦公桌上伏案疾書之輩。我們最犀利的武器就是我們的理想主義。”
這里頭帶出在馬共從一開始成立（1930年）到往后的斗爭中，都被英國圈定成“恐怖份子”而採取嚴厲的對付手段，以使到英國取得“合法性”的地位來克制和打壓屬于“不合法性”地位的馬共；尤其是在1948年英國實施緊急法令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后，更確定這一套由統治者自行設立的理論條規。中國當代著名文史學家陳思和歸納為“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他說：“勝利者願意自己的成功成為某種歷史性轉折的標記，願意看到歷史在自己的成功處出現一個句號”（參閱《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6頁）。
無可否認的，從1948年馬共與英軍鬧翻后，馬共就變成英殖民統治者眼中“十惡不赦”的恐怖份子。陳平這樣說：“我們也沒有技能，手段或時間去應付大量的政治宣傳機關，他們最初只是把我們描繪為普通的土匪，隨著敵對行動升級后，我們就被指為共產黨恐怖份子了”（參閱陳平《我方的歷史》第9頁）
正是因為歷史是以英國立場定論，包括學者的著書立論無不把馬共形容為恐怖份子，也應了如陳思和所說的勝利者及親當權派學者在唱著同一個調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準則成另為一個特定時代的思路和立論。
不過，也有極少數的例外，例如英國的一位學者安東尼舒德（ANTHONY SHORT）在撰寫《馬來亞共產黨的叛亂》（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一書中就堅持參閱各方史料包括蜜檔而立論中肯，他不用“恐怖份子”這個字眼，而且在1968年完稿后因內中提及一些被認為仍屬保密的問題，因此不便及時發表，延至1973年后才出版。
根據筆者在去年與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的交談中，我們也提出“恐怖份子”這特殊名詞。當今是用來形容訴諸暴力的原教旨主義極端份子，諸如奧沙瑪賓拉登就是“第一號恐怖頭子”。但這個名詞不是美國發明的，而是英國發明的，早在40年代就用來貶斥馬共，久而久之，“恐怖份子”與“馬共”被劃上等號。
未想到英國人的專有名詞在21世紀被美國“派上用場”，以和它所創造的“邪惡的軸心”成為雙刃利劍。
1989年，馬來西亞與馬共簽署和約時，已不再使用英國人留下的字眼，以示有所劃分和解開馬共的“心結”。更在后來的年代，採納開明的政策，允許馬共說出它的故事，不再是墨守陳規“歷史由單方面來寫”的。陳平回憶錄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可以公開陳述“我方的歷史”。這對研究馬來西亞政治史的學者來說，無疑是跨向學術自由的一個新階段。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二）—陈平故事带出的人和事
陈平《我方的历史》中对本身与亲属关系的描述充满感性。虽然着墨不多，但流露出他对父母子女好友的真挚情感，堪稱天下父母心。不过陈平在述及他参加政治活动的经过，却足以带出一些重要的相关人物而串成一个重要的發展。
陈平说他是在1938年参加抗日的组织－－后援会，而且是受黄诚的一次演讲所感动。1940年正月成为马共候补党员。不久之后，他在怡保正式宣誓成为党员，被分派负责霹雳州的党务工作。
黄诚是谁，陈平这样说：经他好朋友杜龙山（也是马共党员）的介绍，他获悉黄诚（又名张黄石）原是中共一名县安，在1936年左右逃到马来亚，便与马共接上头，改用黄诚为名。原先黄诚是在会馆担任受薪秘书工作，较后成为《星洲日報》一名记者，负责霹州后援会工作，后来又担任霹州马共领导人。
根据《血碑》增补本介绍：黄诚（1913-1942）原名张元豹，又化名黄石。1936年转加入马共，经常在《南洋商报》发表政论文章。1940年时黄诚已是马共重要人物。
当黄诚离开霹雳到新加坡时，陈平接替了霹州党务，在马共中委排阵上，黄诚与莱特、小忠（黑風洞事件中被日軍殺死）及蔡克明（陈平形容为党理论家）齐名，成为党的领导者。1942年2月15日日本蝗军攻下马星后，根据情报先后逮捕了马共（总部设在新加坡）重要成员，计有黄诚（宣传部长）、老黑（林江石）（组织部长），黄耶魯（文化部长）及蔡克明等人。
黄诚与其妻子李明（槟城人）同时被捕，他在同年8月9日被折磨至死，而其夫人于1945年9月5日日寇投降后被释放，以后回中国，于1994年辞世。
在狱中，黄诚写下一首《揭叛歌》，直斥黄耶鲁出卖了他们，用词十分激烈，这首歌在后来成为马共对付黄耶鲁的一个“证据”。
陈平对黄诚的评价是这样的：“黄诚是仅次于莱特的马共第二号人物，他很早就遭日本宪兵逮捕和处决，严重地打击我们的抗日运动。当时我还不知道，黄诚遭处决标志着日本蝗兵的枪口已瞄准我们，准备有系统地摧毁在新加坡的马共中央领导层。”
到底谁是黄耶鲁？为什么黄诚这么痛恨他。原来黄耶鲁在4月份被捕后同意在日本憲兵部擔任翻译工作，因而被党宣布为叛徒。他事后有揭露是莱特出卖了他，但党内无人相信。黄耶鲁因特殊关系，在一年后获释，在憲兵部任職，他因此背负千夫所指的“叛徒”罪名。
原来黄耶鲁就是在后来成为新加坡富商之一的黄望青，他在1973年代被新加坡政府委为驻日本大使（已于数年前逝世）。
寫到黄耶鲁，我们要提及他参加马共及抗日的一段经历。1938年他已经是马共的一支笔，在1939年转来槟城《光华日报》担任电讯编辑，并代表马共领导北马党务，平日喜舞文弄墨，一度与南来在《星洲日报》任职的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引发笔战，而在当时轰动文坛。但鲜少人知道使用“耶鲁”笔名的就是后来身份十分复杂的黄望青。
我们奇怪的是，陈平的回忆录中竟然只對黃望青一語帶過，只說他是楊果上級，未述及“叛變”事件，是认为他不重要或是另有隐情？事实上陈平在高度评价黄诚时，他应该知道黄耶鲁曾是马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和阴影。
反之，他用較多的文字來評述得力助手楊果。
杨果（1919-1956）是槟城人，钟灵中学的高材生。学生时期已参加政治活动，比陈平年长5岁。于1938年陈平尚未正式出道时，杨果已是马共槟城市委。因此黄耶鲁的来到槟城也与他共事一个时期。楊果1940年被调往新加坡总部工作。1941年被捕且强制遣回中国，但途中爆发日本南侵，船只被迫回返马来亚。杨果不久出狱，参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1942年派到雪州参加领导工作。因此得以避过1942年在新加坡的大逮捕。1945年日本投降后，杨果在党内地位提升，而黄耶鲁已是马共的“敌人”。因此即便黄耶鲁指责莱特是日本间谋也未得到人们的相信，马共认为他不过企图为自己洗脱罪名，
不知是否与黄耶鲁的揭发有关或是杨果的警愓性特高，他在1946年即怀疑莱特是个问题人物，但一时之间不为陈平所接受。这又与陈平对莱特的“迷信”与崇拜大有关系，直到1946年杨果在中委会上与莱特闹翻后，自动请求“降级”负责槟城党务一段时间。陈平来到槟城會見杨果会时，才开始接受杨果的某些看法是值得观察的。就这样他们在1947年的时候对莱特作秘密调查，始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导致莱特失踪，卷走马共百万元基金。
即使这样，陈平本身透露也没有下令杀莱特，而莱特在1948年于曼谷被马泰共人员联手杀死。本来他的原意是要依慣例先捉回莱特进行审问。无论如何，陈平认为这是叛徒应有的报应。
继莱特之后，陈平在党的地位与杨果平起平坐，本来陈平提议杨果出任总书记，但杨果认为陈平是适当的人选，经协商后，陈平担任总书记，杨果担任副书记，他成了马共第二把手。
杨果在1948年紧急状态后，并不撤走到马泰边境，他继续留在雪州领导对英军的斗争。1956年8月26日，被人出卖而遭受英军袭击丧命，死时方年37岁。
作为钟灵的学生，不止杨果一人参加马共。在英政府眼中，钟灵在一个长时期是马共的温床，后来又是左派的温床。因此在独立之前，英国决心在1956年改制钟灵中学，是向华文中学开了第一刀。而开方便之门的则是后来被林连玉痛斥为出卖华教的汪永年。
杨果之死，也改变了钟灵中学的命运。
陈平说他是在1938年参加抗日的组织－－后援会，而且是受黄诚的一次演讲所感动。1940年正月成为马共候补党员。不久之后，他在怡保正式宣誓成为党员，被分派负责霹雳州的党务工作。
黄诚是谁，陈平这样说：经他好朋友杜龙山（也是马共党员）的介绍，他获悉黄诚（又名张黄石）原是中共一名县安，在1936年左右逃到马来亚，便与马共接上头，改用黄诚为名。原先黄诚是在会馆担任受薪秘书工作，较后成为《星洲日報》一名记者，负责霹州后援会工作，后来又担任霹州马共领导人。
根据《血碑》增补本介绍：黄诚（1913-1942）原名张元豹，又化名黄石。1936年转加入马共，经常在《南洋商报》发表政论文章。1940年时黄诚已是马共重要人物。
当黄诚离开霹雳到新加坡时，陈平接替了霹州党务，在马共中委排阵上，黄诚与莱特、小忠（黑風洞事件中被日軍殺死）及蔡克明（陈平形容为党理论家）齐名，成为党的领导者。1942年2月15日日本蝗军攻下马星后，根据情报先后逮捕了马共（总部设在新加坡）重要成员，计有黄诚（宣传部长）、老黑（林江石）（组织部长），黄耶魯（文化部长）及蔡克明等人。
黄诚与其妻子李明（槟城人）同时被捕，他在同年8月9日被折磨至死，而其夫人于1945年9月5日日寇投降后被释放，以后回中国，于1994年辞世。
在狱中，黄诚写下一首《揭叛歌》，直斥黄耶鲁出卖了他们，用词十分激烈，这首歌在后来成为马共对付黄耶鲁的一个“证据”。
陈平对黄诚的评价是这样的：“黄诚是仅次于莱特的马共第二号人物，他很早就遭日本宪兵逮捕和处决，严重地打击我们的抗日运动。当时我还不知道，黄诚遭处决标志着日本蝗兵的枪口已瞄准我们，准备有系统地摧毁在新加坡的马共中央领导层。”
到底谁是黄耶鲁？为什么黄诚这么痛恨他。原来黄耶鲁在4月份被捕后同意在日本憲兵部擔任翻译工作，因而被党宣布为叛徒。他事后有揭露是莱特出卖了他，但党内无人相信。黄耶鲁因特殊关系，在一年后获释，在憲兵部任職，他因此背负千夫所指的“叛徒”罪名。
原来黄耶鲁就是在后来成为新加坡富商之一的黄望青，他在1973年代被新加坡政府委为驻日本大使（已于数年前逝世）。
寫到黄耶鲁，我们要提及他参加马共及抗日的一段经历。1938年他已经是马共的一支笔，在1939年转来槟城《光华日报》担任电讯编辑，并代表马共领导北马党务，平日喜舞文弄墨，一度与南来在《星洲日报》任职的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引发笔战，而在当时轰动文坛。但鲜少人知道使用“耶鲁”笔名的就是后来身份十分复杂的黄望青。
我们奇怪的是，陈平的回忆录中竟然只對黃望青一語帶過，只說他是楊果上級，未述及“叛變”事件，是认为他不重要或是另有隐情？事实上陈平在高度评价黄诚时，他应该知道黄耶鲁曾是马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和阴影。
反之，他用較多的文字來評述得力助手楊果。
杨果（1919-1956）是槟城人，钟灵中学的高材生。学生时期已参加政治活动，比陈平年长5岁。于1938年陈平尚未正式出道时，杨果已是马共槟城市委。因此黄耶鲁的来到槟城也与他共事一个时期。楊果1940年被调往新加坡总部工作。1941年被捕且强制遣回中国，但途中爆发日本南侵，船只被迫回返马来亚。杨果不久出狱，参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1942年派到雪州参加领导工作。因此得以避过1942年在新加坡的大逮捕。1945年日本投降后，杨果在党内地位提升，而黄耶鲁已是马共的“敌人”。因此即便黄耶鲁指责莱特是日本间谋也未得到人们的相信，马共认为他不过企图为自己洗脱罪名，
不知是否与黄耶鲁的揭发有关或是杨果的警愓性特高，他在1946年即怀疑莱特是个问题人物，但一时之间不为陈平所接受。这又与陈平对莱特的“迷信”与崇拜大有关系，直到1946年杨果在中委会上与莱特闹翻后，自动请求“降级”负责槟城党务一段时间。陈平来到槟城會見杨果会时，才开始接受杨果的某些看法是值得观察的。就这样他们在1947年的时候对莱特作秘密调查，始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导致莱特失踪，卷走马共百万元基金。
即使这样，陈平本身透露也没有下令杀莱特，而莱特在1948年于曼谷被马泰共人员联手杀死。本来他的原意是要依慣例先捉回莱特进行审问。无论如何，陈平认为这是叛徒应有的报应。
继莱特之后，陈平在党的地位与杨果平起平坐，本来陈平提议杨果出任总书记，但杨果认为陈平是适当的人选，经协商后，陈平担任总书记，杨果担任副书记，他成了马共第二把手。
杨果在1948年紧急状态后，并不撤走到马泰边境，他继续留在雪州领导对英军的斗争。1956年8月26日，被人出卖而遭受英军袭击丧命，死时方年37岁。
作为钟灵的学生，不止杨果一人参加马共。在英政府眼中，钟灵在一个长时期是马共的温床，后来又是左派的温床。因此在独立之前，英国决心在1956年改制钟灵中学，是向华文中学开了第一刀。而开方便之门的则是后来被林连玉痛斥为出卖华教的汪永年。
杨果之死，也改变了钟灵中学的命运。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三）—胡志明、陳平、萊特
陳平的回憶錄中用不少的篇幅評析萊特這個人物，交待這位神秘人物如何進入馬共又如何奪取控制權而又被揭發是三面間諜的經過。我對這段歷史感到不可思議，且下意識中認為既所言屬實，則馬共在“兵慌馬亂”的時代，是一個被操縱與跌入“敵人”監控的組織，竟被“大叛徒”玩弄于股掌中，難怪有這麼多人因而犧牲或死得不明不白。
萊特（不是檳榔嶼的開埠人FRANCIS LIGHT，華文書上也是寫成萊特），根據陳平的介紹，用多個名字，其中一個WRIGHT，譯成中文為萊特，也有人唸成LOI TECK， LAI TEK， LI TEK或LIGHT，也曾用張紅，黃金玉和黃紹東等名。
他是越南人，原是西貢共產黨的中級干部，會說廣東話和華語。陳平說，他后來被越共告知，萊特曾遭法國人逮捕后失去蹤影。陳平因此認為法國鑑於萊特無利用價值，促使萊特投靠英國，成為一名間諜。
他肯定萊特是在1932年底來到新加坡，先是充當碼頭工人，後來混進馬共組織。1934年在黨內冒出頭來，不久之後成為中央委員，1938年成為馬共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中央書記。
我順著這條線把馬共、胡志明、萊持及陳平的關係和故事連串起來，展示了以下的“歷史情節”：
馬共成立於1930年，是由共產國際（以蘇聯為核心）代表胡志明在4月30日於森美蘭的瓜拉庇勞的橡膠園內促成。當時胡志明化名“阮愛國”。
胡志明（1890－1969），原名阮必成，曾浪跡歐洲、非洲及美洲等國家。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時），胡志明以“阮愛國”名字代表越南愛國者，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法國承認越南的自決權，但不得要領，激發阮愛國尋求自我解放。後來他到了蘇聯，接受共產黨思想和訓練。1924年來到廣州，成立了越南青年同志會，並成立“東南亞被壓迫民族聯合會”，結集出版“革命之路”。他的華語華文根基也因此紮實。就這樣，他結合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而成為蘇聯遙控的共產國際的一份子（在當時，所有在蘇聯以外成立的共產黨，都標榜是共產國際支部，並接受共產國際派駐代表或顧問）。
1930年，共產國際授意上海中共（由李立三及瞿秋白領導）協助在馬來亞成立“馬來亞共產黨”，以取代被解散和過於廣泛的“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
這顯示馬共是在共產國際指示下的一個新產物，而派胡志明到來增添代表性。
過後，胡志明就回到印支繼續搞革命，他要謀求越南的解放，與法國殖民政府展開長期的鬥爭。1940年日本侵占越南，胡志明再次到中國搞地下革命。不幸在1942年在廣西被國民黨地方政府逮捕，坐了13個月的監牢。在獄中完成著名的“獄中日記”（一百多首中文詩）。
1945年5月德國戰敗，日本呈強弩之末，胡志明回到越南發動全國總起義，準備解放全國。8月15日日本投降後，胡志明在河內成立新政府。法國則在南方重新建立殖民地，於是有了南北越之分。但爆發“法越戰爭”，直到1954年奠邊府一役，胡志明才穩住北越政權。
1969年胡志明逝世。1975年越南共產黨統一全國。西貢改名“胡志明市”。胡志明成了越南的“國父”。
我舉出胡志明是要說明在胡志明之後，馬共迎來了也是一位越南人掌權竟達13年之久，把馬共折騰得迷失方向。如果是胡志明領導，結局又是怎麼樣，我們不得而知，但馬共的領導人不是馬來亞人而是越南人，就顯得十分離奇了。
更壞的是這位“神奇人物”萊特篡奪馬共領導權後，並不是引導馬共進行正確的鬥爭，而是以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馬共內興風作浪，出賣和借英國人及日本人之手驅逐或殺害馬共幹部和領袖，以使自己成為不可動搖的權威領袖。
與胡志明比較，萊特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也沒有“光榮”的“鬥爭史”，但卻靠其迷惑人的“形象”令馬共成員把他當成“馬來亞列寧”來崇拜（因此他也被黨內稱為亞列）。陳平就不諱言曾對他的魅力和領導佩服得五體投地。人人都把他當“神”看待，對他馬首是瞻，陳平這樣說：“一聽到有人提起萊特的名字，就肅然起敬，對他無比忠心”。
我們分析因為先有胡志明（也是越南人）到來作開路先鋒，繼之也是越南人的萊特出現也就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況且萊特聲稱與胡志明是同一路人，也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馬共黨員自然不起疑心，且死心榻地為他賣命，把他視為高高在上的權威。
萊特正是利用這一優勢和馬共成員內不成熟的政治經驗，在黨內借“敵人”之手一一剷除具有能力的人，先是在1942年初製造新加坡大逮捕（日治時期），繼之在同年9月製造黑風洞大圍剿的悲劇。馬共人才的凋零不僅鞏固萊特的地位，也使得萊特有機會提拔年青但沒有經驗的幹部成為左右手。
在這方面，我們不知道為何萊特會特別提拔於1940年才正式成為黨員的陳平。在短短的幾年內登上中央領導人？但從陳平的回憶錄中，我們得知陳平對萊特是忠心不二的，對萊特沒有半點戒心，是個十分聽黨領袖的年青人。
在另一方面，也正中萊特下懷，起用年輕和對革命經驗尚淺的人，是最為容易控制的，況且馬共之中，從未有人直接與共產國際接頭，只有靠萊特來指上指下。
吊詭的是：在日本投降（1945年）後，黃望青（耶魯）（於1942年4月被捕，轉成日憲兵翻譯）曾著文指責萊特是特務未受理會。再者被陳平尊敬的黨領袖之一的黃誠的妻子李明（不是轟動一時李明案的李明，而是檳城人）在那時也揭露萊特是特務，結果反被冷落，一氣之下，她回到中國，1994年逝世。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陳平等人沒有對萊特起懷疑呢？且為萊特辯護？這多少顯示黨員對領袖的“迷信”。這在共產黨世界中似乎是一個慣例；絕對服從領導，不要有所置疑。
一直到1946年底，陳平才聽進楊果對萊特的分析，在調查後，驚覺情況十分嚴重：萊特是三面間謀（法、英、日）。正待要對質時，萊特不見了，可是對馬共的傷害已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
胡志明可以在日軍投降前進行對越南的解放，而萊特在日軍投降後對英軍投懷送抱，讓馬共繳械。不講武鬥，只講政治鬥爭，放手工潮迭起，社會不安寧，反讓英軍有機會和藉口打壓馬共。解除武裝的抗日軍，在萊特的誤導下，喪失了應有的權力，不能再與英軍討價還價了。
雖然事後（1947年8月左右）萊特在曼谷被消滅（死時應不超過50歲），但已於事無補。馬共的第一階段（1930－1947）的失策，幾乎是萊特一手造成的，也給馬共在日後面對嚴竣的挑戰。
儘管陳平的領導能力不受置疑，取代萊特後迅速重建勢力，但整個局面已對馬共越來越不利，導致1948年馬共被宣佈為非法組織，走入森林打游擊戰已不及抗日時的強大隊伍的一半。再者，陳平成為總書記時，只有23歲，實在太年青。要面對波謫雲詭的變化國際政治，也非易事。
1961年陳平有幸在河內會見胡志明，但陳平文中未提及他與胡志明曾談及萊特這個人。可見萊特在越南政府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小人”。
馬共在政治和武裝鬥爭上的失誤，一個竄進馬共黨內的叛徒萊特要負最大的責任，當然馬共黨內覺悟性不高，未戴眼識人對領袖盲目迷信也鑄成大錯。
兩個越南人，一正一負，改變了陳平的一生，也叫馬來西亞的華人背上沉重的十字架逾半世紀之久。陳平回憶錄讓人感到沉甸甸，讀來悶氣壓胸。
萊特（不是檳榔嶼的開埠人FRANCIS LIGHT，華文書上也是寫成萊特），根據陳平的介紹，用多個名字，其中一個WRIGHT，譯成中文為萊特，也有人唸成LOI TECK， LAI TEK， LI TEK或LIGHT，也曾用張紅，黃金玉和黃紹東等名。
他是越南人，原是西貢共產黨的中級干部，會說廣東話和華語。陳平說，他后來被越共告知，萊特曾遭法國人逮捕后失去蹤影。陳平因此認為法國鑑於萊特無利用價值，促使萊特投靠英國，成為一名間諜。
他肯定萊特是在1932年底來到新加坡，先是充當碼頭工人，後來混進馬共組織。1934年在黨內冒出頭來，不久之後成為中央委員，1938年成為馬共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中央書記。
我順著這條線把馬共、胡志明、萊持及陳平的關係和故事連串起來，展示了以下的“歷史情節”：
馬共成立於1930年，是由共產國際（以蘇聯為核心）代表胡志明在4月30日於森美蘭的瓜拉庇勞的橡膠園內促成。當時胡志明化名“阮愛國”。
胡志明（1890－1969），原名阮必成，曾浪跡歐洲、非洲及美洲等國家。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時），胡志明以“阮愛國”名字代表越南愛國者，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法國承認越南的自決權，但不得要領，激發阮愛國尋求自我解放。後來他到了蘇聯，接受共產黨思想和訓練。1924年來到廣州，成立了越南青年同志會，並成立“東南亞被壓迫民族聯合會”，結集出版“革命之路”。他的華語華文根基也因此紮實。就這樣，他結合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而成為蘇聯遙控的共產國際的一份子（在當時，所有在蘇聯以外成立的共產黨，都標榜是共產國際支部，並接受共產國際派駐代表或顧問）。
1930年，共產國際授意上海中共（由李立三及瞿秋白領導）協助在馬來亞成立“馬來亞共產黨”，以取代被解散和過於廣泛的“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
這顯示馬共是在共產國際指示下的一個新產物，而派胡志明到來增添代表性。
過後，胡志明就回到印支繼續搞革命，他要謀求越南的解放，與法國殖民政府展開長期的鬥爭。1940年日本侵占越南，胡志明再次到中國搞地下革命。不幸在1942年在廣西被國民黨地方政府逮捕，坐了13個月的監牢。在獄中完成著名的“獄中日記”（一百多首中文詩）。
1945年5月德國戰敗，日本呈強弩之末，胡志明回到越南發動全國總起義，準備解放全國。8月15日日本投降後，胡志明在河內成立新政府。法國則在南方重新建立殖民地，於是有了南北越之分。但爆發“法越戰爭”，直到1954年奠邊府一役，胡志明才穩住北越政權。
1969年胡志明逝世。1975年越南共產黨統一全國。西貢改名“胡志明市”。胡志明成了越南的“國父”。
我舉出胡志明是要說明在胡志明之後，馬共迎來了也是一位越南人掌權竟達13年之久，把馬共折騰得迷失方向。如果是胡志明領導，結局又是怎麼樣，我們不得而知，但馬共的領導人不是馬來亞人而是越南人，就顯得十分離奇了。
更壞的是這位“神奇人物”萊特篡奪馬共領導權後，並不是引導馬共進行正確的鬥爭，而是以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馬共內興風作浪，出賣和借英國人及日本人之手驅逐或殺害馬共幹部和領袖，以使自己成為不可動搖的權威領袖。
與胡志明比較，萊特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也沒有“光榮”的“鬥爭史”，但卻靠其迷惑人的“形象”令馬共成員把他當成“馬來亞列寧”來崇拜（因此他也被黨內稱為亞列）。陳平就不諱言曾對他的魅力和領導佩服得五體投地。人人都把他當“神”看待，對他馬首是瞻，陳平這樣說：“一聽到有人提起萊特的名字，就肅然起敬，對他無比忠心”。
我們分析因為先有胡志明（也是越南人）到來作開路先鋒，繼之也是越南人的萊特出現也就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況且萊特聲稱與胡志明是同一路人，也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馬共黨員自然不起疑心，且死心榻地為他賣命，把他視為高高在上的權威。
萊特正是利用這一優勢和馬共成員內不成熟的政治經驗，在黨內借“敵人”之手一一剷除具有能力的人，先是在1942年初製造新加坡大逮捕（日治時期），繼之在同年9月製造黑風洞大圍剿的悲劇。馬共人才的凋零不僅鞏固萊特的地位，也使得萊特有機會提拔年青但沒有經驗的幹部成為左右手。
在這方面，我們不知道為何萊特會特別提拔於1940年才正式成為黨員的陳平。在短短的幾年內登上中央領導人？但從陳平的回憶錄中，我們得知陳平對萊特是忠心不二的，對萊特沒有半點戒心，是個十分聽黨領袖的年青人。
在另一方面，也正中萊特下懷，起用年輕和對革命經驗尚淺的人，是最為容易控制的，況且馬共之中，從未有人直接與共產國際接頭，只有靠萊特來指上指下。
吊詭的是：在日本投降（1945年）後，黃望青（耶魯）（於1942年4月被捕，轉成日憲兵翻譯）曾著文指責萊特是特務未受理會。再者被陳平尊敬的黨領袖之一的黃誠的妻子李明（不是轟動一時李明案的李明，而是檳城人）在那時也揭露萊特是特務，結果反被冷落，一氣之下，她回到中國，1994年逝世。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陳平等人沒有對萊特起懷疑呢？且為萊特辯護？這多少顯示黨員對領袖的“迷信”。這在共產黨世界中似乎是一個慣例；絕對服從領導，不要有所置疑。
一直到1946年底，陳平才聽進楊果對萊特的分析，在調查後，驚覺情況十分嚴重：萊特是三面間謀（法、英、日）。正待要對質時，萊特不見了，可是對馬共的傷害已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
胡志明可以在日軍投降前進行對越南的解放，而萊特在日軍投降後對英軍投懷送抱，讓馬共繳械。不講武鬥，只講政治鬥爭，放手工潮迭起，社會不安寧，反讓英軍有機會和藉口打壓馬共。解除武裝的抗日軍，在萊特的誤導下，喪失了應有的權力，不能再與英軍討價還價了。
雖然事後（1947年8月左右）萊特在曼谷被消滅（死時應不超過50歲），但已於事無補。馬共的第一階段（1930－1947）的失策，幾乎是萊特一手造成的，也給馬共在日後面對嚴竣的挑戰。
儘管陳平的領導能力不受置疑，取代萊特後迅速重建勢力，但整個局面已對馬共越來越不利，導致1948年馬共被宣佈為非法組織，走入森林打游擊戰已不及抗日時的強大隊伍的一半。再者，陳平成為總書記時，只有23歲，實在太年青。要面對波謫雲詭的變化國際政治，也非易事。
1961年陳平有幸在河內會見胡志明，但陳平文中未提及他與胡志明曾談及萊特這個人。可見萊特在越南政府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小人”。
馬共在政治和武裝鬥爭上的失誤，一個竄進馬共黨內的叛徒萊特要負最大的責任，當然馬共黨內覺悟性不高，未戴眼識人對領袖盲目迷信也鑄成大錯。
兩個越南人，一正一負，改變了陳平的一生，也叫馬來西亞的華人背上沉重的十字架逾半世紀之久。陳平回憶錄讓人感到沉甸甸，讀來悶氣壓胸。
解讀陳平《我方的歷史》（四）—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议
陈平的回忆录中述及1947年成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后，即面临严重的挑战。一位不到24岁的年青人突然升上高位，不论在经验上或战略上都无法顺利接替莱特留下的错综复杂的党务。
虽然陈平提及1948年的紧急状态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走进森林重新进行游击战在历史文件中证明是英军事政府有意挑起的行动，以瓦解马共组织，但陈平也不得不承认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马共在战略上所犯上的错误，包括武装人员缴械，接受“复员”（虽然留有一手埋藏大约五千支枪在森林各处，以防万一），显然是准备接受和平，并一厢情愿要与英军事政府分享政权。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条件困难，工潮迭起，也不是陈平所能控制的。这就给予英国制造机会采取镇压与扣捕和驱逐马共或亲共份子，把局面回复到日本入侵前（1941年），由英国一手操控的手段，对共党份子毫不容情。
再者，当时国际形势正在变化，中国共产党已是大军压境，正准备解放全中国，不能不引起欧美国家的焦虑与不安；尤其是英国，不能放弃对马来亚的控制，因为其天然资源对战后的英国太重要了。于是配合美国的崛起，英国决意要马共就范。既然英国安排的一个棋子──大特务莱特的消逝，造成英国无法与马共头子里应外合，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趁马共力量分散和仍未集中时，一举围剿马共。
陈平率领马共转入地下后，面对的困境已由陈平自己评述，无需再赘述，简扼有下列几点：马共一心想要在马境内设立“解放区”（一如毛泽东于1935年在延安建立根据地）和建立“总部”，结果都徒劳无功，最后在1953年选择在马泰边境落脚。
这个时候，马共的势力已大不如前，而且与其它州的联络也告中断。在国际方面，随着胡志明于1954年在越南奠边府大败法军，促成日内瓦会议，确定北越归越共所有。接下来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政策后，已触发马共希望通过和谈解决武装斗争的大课题（这里有需补充的是：1953年在板门店结束的朝鲜战争，使到中国必须重视国内的问题，而暂时不能再“输出革命”了）。
陈平回忆录中也不讳言地承认当时中苏两国也希望结束武装斗争。因为马共没有大后方，军事力量对比与英国悬殊，应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方面。
在马来亚境内，英国成功地推行新村计划，切断马共粮援，并鼓励国内反共和非共政党的成立，尝试推行民主选举，也给马共带来一定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下，因此有了轰动世界的“华玲和谈”（1955年12月28-29日）。这是马政府代表（东姑、马绍尔及陈祯禄）与马共代表（陈平、拉昔迈丁及陈田）的双方面对面的“和谈”。这场谈判从历史的史书和陈平的回忆录来分析，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和谈并不在一个“等位”的基础上，而是直截了当要马共投降换取大赦，其中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陈平之所以不能换取“体面的和约”是因为英国（马尚未独立）洞悉马共武装力量有限，不够“资格”谈条件；而英国同意东姑出面谈判是考虑到尽管马共战斗力已削弱，但在另一方面，从新加坡带头并牵动全马的“左派统一战线”已告形成，且力量不断壮大，有需要从“源头”平息燃烧起来的统战。
陈平后来回想起“华玲谈判”是被英国摆上台亮相的“工具”，企图向国际舆论显示英国有“诚意”结束对抗，但归咎于马共顽冥不灵，好勇斗狠，导致和谈失败，马共“不要和平”的印象，从而取得宣传上的优势。虽然如此，陈平回忆录中也透露东姑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马共的存在也促使英国提早让马来亚独立的事实。
和谈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共是一个挫折，也使到非共或亲共的政团在公开活动中取得一席之地；尤其是华校生更为突显，以致有一个时期，“华校生被错误地标籤是亲共的温床”，以致英校大行其道，用以切断新生一代有亲共的思想。不过，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华校生的参政和活动的频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句话说，“统战”已成为马共展示势力的一个新方向。
在这方面，陈平倒是未详述马共的统战力量，只是简单透露，隐约让人看到马共在统战的影响力。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上台，马来亚社阵的壮大及反大马成立的立场都显示马共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大概属于“敏感”的课题避开不详述。当然至为重要的，也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左派统战，一向来都否定与马共有任何联系，避免触犯法律。这就由不得陈平把“马共”和“统战”连贯起来。可是，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是有共识和私下联系的。
由于“统战”的不断扩大，再加上陈平于60年代已“人在中国”更增添了马共和中共的密切关系。陈平在这一章节中透露曾到访越南、中国和苏联，会见胡志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人物则揭开了“被蕴藏多年的历史推论”，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比如中国在六十年代判定东南亚有巨变，是基于印支三邦有望成立共产政权，相信印尼苏卡诺有能力遏制英国推行的马来西亚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马共重新推进“武装斗争”。虽然陈平否认马共的斗争路线有受到外界的指示，但承认接受中国的援助和协助成立马共电台。
当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时，陈平坦诚马共是受到史无前例的“文革”的激进路线所牵引，不但站在反苏联修正主义的立场，而且也不幸地埋下马共分裂的祸根。1970年马共分裂成三派──中央派、马列派及革命派，曾发生如同“文革”中的冤案，给马共带来相互倾轧的悲剧。
从中我们看到从六十年代开始，马共与中共的“兄弟党”的发展是相当广泛的，也造成在左派统战中一度出现“文革”的趋向，其结果是苦果一串串。
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于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的党政（府）的政策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鼓吹“革命输出”。陈平此时开始感受到变化的来临。首先是马共电台已不能设在中国境内，其二中国的经援将逐步减少，其三国际形势已起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不再成为时尚，革命不再是响亮的口号，特别是苏联正自我进行“和平演变”。
这对于仍然坚持在马泰边境的马共来说，其斗争的意义已大不如前，也未有所谓共产国际的存在与支援。随着1987年马列派及革命派向泰方缴械和投降后，只剩下中央派的马共，但也是势力最大的派系。原先泰方希望中央派与马列派和革命派一样缴械投降，但经过华玲会谈的“教训”，陈平坚持要“体面和尊严的和平”，不要如同过去接受“屈辱的投降”，否则不介入和谈。
经过多次沟通，马泰及马共终于找到一个平台来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一份称为“合艾和平协议”于198９年12月2日签署，标志着马共放下武器，重投社会，一场历时多年的对抗终于划上句号。
这些都得力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东盟的开放，马方不再视共产党为头号大敌下完成的。在另一方面，左派的“统战”也随之消失于其中。许多左派的人士对如此巨变，久久不能释怀，也一度迷失其中：北望神州，不再红旗飘飘！
年轻的一代不知道过去那一段被「曲解」或不完整的描述而对历史的有所断层和不解。如今陈平填补了这个缺陷，虽然尚不算十分完整，也不是历史的全部，却不折不扣是陈平的《我方的历史》。这个书名取得好，它也可以说成是陈平的回忆录。
虽然陈平提及1948年的紧急状态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走进森林重新进行游击战在历史文件中证明是英军事政府有意挑起的行动，以瓦解马共组织，但陈平也不得不承认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马共在战略上所犯上的错误，包括武装人员缴械，接受“复员”（虽然留有一手埋藏大约五千支枪在森林各处，以防万一），显然是准备接受和平，并一厢情愿要与英军事政府分享政权。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条件困难，工潮迭起，也不是陈平所能控制的。这就给予英国制造机会采取镇压与扣捕和驱逐马共或亲共份子，把局面回复到日本入侵前（1941年），由英国一手操控的手段，对共党份子毫不容情。
再者，当时国际形势正在变化，中国共产党已是大军压境，正准备解放全中国，不能不引起欧美国家的焦虑与不安；尤其是英国，不能放弃对马来亚的控制，因为其天然资源对战后的英国太重要了。于是配合美国的崛起，英国决意要马共就范。既然英国安排的一个棋子──大特务莱特的消逝，造成英国无法与马共头子里应外合，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趁马共力量分散和仍未集中时，一举围剿马共。
陈平率领马共转入地下后，面对的困境已由陈平自己评述，无需再赘述，简扼有下列几点：马共一心想要在马境内设立“解放区”（一如毛泽东于1935年在延安建立根据地）和建立“总部”，结果都徒劳无功，最后在1953年选择在马泰边境落脚。
这个时候，马共的势力已大不如前，而且与其它州的联络也告中断。在国际方面，随着胡志明于1954年在越南奠边府大败法军，促成日内瓦会议，确定北越归越共所有。接下来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政策后，已触发马共希望通过和谈解决武装斗争的大课题（这里有需补充的是：1953年在板门店结束的朝鲜战争，使到中国必须重视国内的问题，而暂时不能再“输出革命”了）。
陈平回忆录中也不讳言地承认当时中苏两国也希望结束武装斗争。因为马共没有大后方，军事力量对比与英国悬殊，应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方面。
在马来亚境内，英国成功地推行新村计划，切断马共粮援，并鼓励国内反共和非共政党的成立，尝试推行民主选举，也给马共带来一定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下，因此有了轰动世界的“华玲和谈”（1955年12月28-29日）。这是马政府代表（东姑、马绍尔及陈祯禄）与马共代表（陈平、拉昔迈丁及陈田）的双方面对面的“和谈”。这场谈判从历史的史书和陈平的回忆录来分析，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和谈并不在一个“等位”的基础上，而是直截了当要马共投降换取大赦，其中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陈平之所以不能换取“体面的和约”是因为英国（马尚未独立）洞悉马共武装力量有限，不够“资格”谈条件；而英国同意东姑出面谈判是考虑到尽管马共战斗力已削弱，但在另一方面，从新加坡带头并牵动全马的“左派统一战线”已告形成，且力量不断壮大，有需要从“源头”平息燃烧起来的统战。
陈平后来回想起“华玲谈判”是被英国摆上台亮相的“工具”，企图向国际舆论显示英国有“诚意”结束对抗，但归咎于马共顽冥不灵，好勇斗狠，导致和谈失败，马共“不要和平”的印象，从而取得宣传上的优势。虽然如此，陈平回忆录中也透露东姑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马共的存在也促使英国提早让马来亚独立的事实。
和谈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共是一个挫折，也使到非共或亲共的政团在公开活动中取得一席之地；尤其是华校生更为突显，以致有一个时期，“华校生被错误地标籤是亲共的温床”，以致英校大行其道，用以切断新生一代有亲共的思想。不过，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华校生的参政和活动的频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句话说，“统战”已成为马共展示势力的一个新方向。
在这方面，陈平倒是未详述马共的统战力量，只是简单透露，隐约让人看到马共在统战的影响力。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上台，马来亚社阵的壮大及反大马成立的立场都显示马共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大概属于“敏感”的课题避开不详述。当然至为重要的，也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左派统战，一向来都否定与马共有任何联系，避免触犯法律。这就由不得陈平把“马共”和“统战”连贯起来。可是，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是有共识和私下联系的。
由于“统战”的不断扩大，再加上陈平于60年代已“人在中国”更增添了马共和中共的密切关系。陈平在这一章节中透露曾到访越南、中国和苏联，会见胡志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人物则揭开了“被蕴藏多年的历史推论”，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比如中国在六十年代判定东南亚有巨变，是基于印支三邦有望成立共产政权，相信印尼苏卡诺有能力遏制英国推行的马来西亚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马共重新推进“武装斗争”。虽然陈平否认马共的斗争路线有受到外界的指示，但承认接受中国的援助和协助成立马共电台。
当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时，陈平坦诚马共是受到史无前例的“文革”的激进路线所牵引，不但站在反苏联修正主义的立场，而且也不幸地埋下马共分裂的祸根。1970年马共分裂成三派──中央派、马列派及革命派，曾发生如同“文革”中的冤案，给马共带来相互倾轧的悲剧。
从中我们看到从六十年代开始，马共与中共的“兄弟党”的发展是相当广泛的，也造成在左派统战中一度出现“文革”的趋向，其结果是苦果一串串。
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于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的党政（府）的政策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鼓吹“革命输出”。陈平此时开始感受到变化的来临。首先是马共电台已不能设在中国境内，其二中国的经援将逐步减少，其三国际形势已起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不再成为时尚，革命不再是响亮的口号，特别是苏联正自我进行“和平演变”。
这对于仍然坚持在马泰边境的马共来说，其斗争的意义已大不如前，也未有所谓共产国际的存在与支援。随着1987年马列派及革命派向泰方缴械和投降后，只剩下中央派的马共，但也是势力最大的派系。原先泰方希望中央派与马列派和革命派一样缴械投降，但经过华玲会谈的“教训”，陈平坚持要“体面和尊严的和平”，不要如同过去接受“屈辱的投降”，否则不介入和谈。
经过多次沟通，马泰及马共终于找到一个平台来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一份称为“合艾和平协议”于198９年12月2日签署，标志着马共放下武器，重投社会，一场历时多年的对抗终于划上句号。
这些都得力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东盟的开放，马方不再视共产党为头号大敌下完成的。在另一方面，左派的“统战”也随之消失于其中。许多左派的人士对如此巨变，久久不能释怀，也一度迷失其中：北望神州，不再红旗飘飘！
年轻的一代不知道过去那一段被「曲解」或不完整的描述而对历史的有所断层和不解。如今陈平填补了这个缺陷，虽然尚不算十分完整，也不是历史的全部，却不折不扣是陈平的《我方的历史》。这个书名取得好，它也可以说成是陈平的回忆录。
许子根的“从商为善” （横刀立马）
*飞扬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发放慈善教育金的仪式上（2月19日）用四个字“从商为善”来阐述他的期望和理念。
他告诉我，他是从我的演词中“从商不忘慈善”中浓缩成四个字，问我有何意见，我说很好。就这样他将这四个字灵活地化成一篇精彩的演说。
他先从他的先父许平等说起再提及其先母吴人俊，他的故事是这样开展的：当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理科大学执教（离职前他的职位是理大教育学院副院长），适逢其父亲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1974-1978年）兼任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期满后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四年（1980-1984年）。
我在那个时候开始与许平等交往。因此我是先认识许平等再认识许子根的。
许子根说：在他的父亲担任华社领袖的一段日子里，他的妈妈吴人俊是一位知书达礼的教育工作者，是其父亲讲稿及发表评论的捉刀人之一（另一位据我所知是前光华日报总编辑刘问渠，他也是许平等在任时担任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及槟州华人大会堂100周年纪念特刊的主编，并是马华工商总会的“经济季刊”的主编）。
许子根则是在1978年商会75周年时担任其父亲的翻译。当时的开幕嘉宾是副首相兼贸工部长马哈迪（事情的巧合竟在后来演变成许子根是马哈迪提拔的槟州首席部长）。
1976年吴人俊女士不幸病逝。许子根追述那段往事，由于其父亲是商会的会长，在诸亲友提议下，决定将赙金及家属的捐献设立一个“纪念吴人俊基金”，归属在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1973年成立）名下。这笔款项高达13万元，是继“纪念李月樵基金”后的另一笔捐赠。
随后慈善基金不断充实，也就在许平等领导时开始发放贷学金。一直延续到今天，慈善基金名下有八个基金，总共母金近80万元，而总资金累积至今已超逾二百万元。
作为一名教育学者，许子根曾参与慈善基金的工作。他说，当时有考虑是发放奖学金或贷学金？后来大家决定发贷学金，让受惠学子成材后免息回报，于是1978年开始运作贷学金。
没想到光阴流逝27年后，慈善基金已成功培育254名大学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几乎所有的借贷者，都在学有所成后分期摊还，使到资金不断的轮转，有充裕的资金来协助后来者。
这种既可纪念先人，遗爱人间的积德，又可造福学子完成学业，更有能力捐助慈善教育机关的善举，确实一举数得。换句话说，存本用息成为慈善基金的口碑，也是华社许多慈善教育基金一向以来奉行的传统。
有鑑于华社的慈善教育基金对社会的贡献是无可衡量的。因此许子根在演词中不断地强调在能力许可下，从商者培养高尚的情操是必要的。这种情操不仅反映在个人财富的累积，业务的扩大和多元化，而且也在致富之后，懂得回馈社会。所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口号。
就此而言，他希望更多的成功商人可以仿效商会的慈善基金的做法，在家属长辈身后，为先人设立纪念基金以便慈善基金能不断地充实和累积更多基金来惠及更多人。
他说，这正是他的“从商为善”四个字的真正含意。
事实上，如果我们倒回来看。因为许平等在生前懂得积德行善，为人谦虚有礼，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他终于把他及家人积下的德行，完全地在许子根的身上衬托出来，而在1990年成为年轻的，有学识，有智能的第三任槟州首席部长。凭着许子根的勤政爱民，他跨越了许多大风大浪，稳坐“钓鱼台”到今天。
虽然积德行善是不求回报的，但上天对许平等是公平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也不敢奢想，他为槟州人民培养了一位“父母官”。可以说许子根的成功一半是靠自己，敢于在1982年辞教职参政自我挑战人生；另一半是他的父母恩赐的。
所以一个做好事的人，在不求回报下，也许会有出其不意的“收获”。从许平等身上，我们看到这一因果。
为此，我希望许子根在未来的日子，能更果敢、更坚定、更技巧和更有创意的力争並带领槟州子民走向美好的明天。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发放慈善教育金的仪式上（2月19日）用四个字“从商为善”来阐述他的期望和理念。
他告诉我，他是从我的演词中“从商不忘慈善”中浓缩成四个字，问我有何意见，我说很好。就这样他将这四个字灵活地化成一篇精彩的演说。
他先从他的先父许平等说起再提及其先母吴人俊，他的故事是这样开展的：当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理科大学执教（离职前他的职位是理大教育学院副院长），适逢其父亲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1974-1978年）兼任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期满后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四年（1980-1984年）。
我在那个时候开始与许平等交往。因此我是先认识许平等再认识许子根的。
许子根说：在他的父亲担任华社领袖的一段日子里，他的妈妈吴人俊是一位知书达礼的教育工作者，是其父亲讲稿及发表评论的捉刀人之一（另一位据我所知是前光华日报总编辑刘问渠，他也是许平等在任时担任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及槟州华人大会堂100周年纪念特刊的主编，并是马华工商总会的“经济季刊”的主编）。
许子根则是在1978年商会75周年时担任其父亲的翻译。当时的开幕嘉宾是副首相兼贸工部长马哈迪（事情的巧合竟在后来演变成许子根是马哈迪提拔的槟州首席部长）。
1976年吴人俊女士不幸病逝。许子根追述那段往事，由于其父亲是商会的会长，在诸亲友提议下，决定将赙金及家属的捐献设立一个“纪念吴人俊基金”，归属在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1973年成立）名下。这笔款项高达13万元，是继“纪念李月樵基金”后的另一笔捐赠。
随后慈善基金不断充实，也就在许平等领导时开始发放贷学金。一直延续到今天，慈善基金名下有八个基金，总共母金近80万元，而总资金累积至今已超逾二百万元。
作为一名教育学者，许子根曾参与慈善基金的工作。他说，当时有考虑是发放奖学金或贷学金？后来大家决定发贷学金，让受惠学子成材后免息回报，于是1978年开始运作贷学金。
没想到光阴流逝27年后，慈善基金已成功培育254名大学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几乎所有的借贷者，都在学有所成后分期摊还，使到资金不断的轮转，有充裕的资金来协助后来者。
这种既可纪念先人，遗爱人间的积德，又可造福学子完成学业，更有能力捐助慈善教育机关的善举，确实一举数得。换句话说，存本用息成为慈善基金的口碑，也是华社许多慈善教育基金一向以来奉行的传统。
有鑑于华社的慈善教育基金对社会的贡献是无可衡量的。因此许子根在演词中不断地强调在能力许可下，从商者培养高尚的情操是必要的。这种情操不仅反映在个人财富的累积，业务的扩大和多元化，而且也在致富之后，懂得回馈社会。所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口号。
就此而言，他希望更多的成功商人可以仿效商会的慈善基金的做法，在家属长辈身后，为先人设立纪念基金以便慈善基金能不断地充实和累积更多基金来惠及更多人。
他说，这正是他的“从商为善”四个字的真正含意。
事实上，如果我们倒回来看。因为许平等在生前懂得积德行善，为人谦虚有礼，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他终于把他及家人积下的德行，完全地在许子根的身上衬托出来，而在1990年成为年轻的，有学识，有智能的第三任槟州首席部长。凭着许子根的勤政爱民，他跨越了许多大风大浪，稳坐“钓鱼台”到今天。
虽然积德行善是不求回报的，但上天对许平等是公平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也不敢奢想，他为槟州人民培养了一位“父母官”。可以说许子根的成功一半是靠自己，敢于在1982年辞教职参政自我挑战人生；另一半是他的父母恩赐的。
所以一个做好事的人，在不求回报下，也许会有出其不意的“收获”。从许平等身上，我们看到这一因果。
为此，我希望许子根在未来的日子，能更果敢、更坚定、更技巧和更有创意的力争並带领槟州子民走向美好的明天。
我碰上了“513”历史悲剧
现在我说回第一件大事，也就是1969年5月13日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分水岭。
当5月9日大选成绩出炉后，令联盟政府大吃一惊。在国会104个议席中，联盟只赢得66席，比所需的半数（52席）超过14席，仍然可以组成中央政府，但却是1955年以来蒙受最大挫折（以后的历史也证明，这是联盟参加大选最糟糕的选绩）。不仅失掉槟州政权，连雪州及霹州组州政府也是遭遇困难。反对党中，无疑民政是大赢家，而民主行动党则夺得13个国席（与马华同等数目）。
这种民心思变也造成选后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一边是反对党举行胜利游行；另一边是雪州巫统在哈仑领导下也举行胜利游行，结果局面失控，终于爆发5月13日的种族暴乱（这就是历史上的“513”悲剧）。
我们说回民政党在槟州脱颖而出后，林苍佑在11日顺利地在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与王保尼卸任几乎同时进行。这意味着林苍佑已是槟州第一号人物，自然要乘着首长专用车PG 1号离开元首府前往槟州政府大厦办公。而他原先乘着的老Ford Car只好交由老友朱炳钦代驾回槟州政府的停车场。
当5月9日大选成绩出炉后，令联盟政府大吃一惊。在国会104个议席中，联盟只赢得66席，比所需的半数（52席）超过14席，仍然可以组成中央政府，但却是1955年以来蒙受最大挫折（以后的历史也证明，这是联盟参加大选最糟糕的选绩）。不仅失掉槟州政权，连雪州及霹州组州政府也是遭遇困难。反对党中，无疑民政是大赢家，而民主行动党则夺得13个国席（与马华同等数目）。
这种民心思变也造成选后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一边是反对党举行胜利游行；另一边是雪州巫统在哈仑领导下也举行胜利游行，结果局面失控，终于爆发5月13日的种族暴乱（这就是历史上的“513”悲剧）。
我们说回民政党在槟州脱颖而出后，林苍佑在11日顺利地在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与王保尼卸任几乎同时进行。这意味着林苍佑已是槟州第一号人物，自然要乘着首长专用车PG 1号离开元首府前往槟州政府大厦办公。而他原先乘着的老Ford Car只好交由老友朱炳钦代驾回槟州政府的停车场。
对槟州人民而言，这是极其和平的移交政权，根本没有紧张的气氛。民政下上虽然士气大振，也没有刻意展示力量。毕竟已经执政了，一切都回复正常。
可是在槟州以外的局势就显得不平静，尤其是雪州和霹州，正在为组州政府的事进行角力。反对党要联成一气起而代之，可惜内部不协调，尤其是民政党不认同这样做，行动党甚为失望（这也是为什么行动党后来与民政党起冲突的一个导因）。
就在槟州人民沉浸在胜利和展望新的未来之际，突然平地一声雷，在5月13日惊闻吉隆坡发生暴乱，而且情势日趋恶化，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宣布戒严。东姑阿都拉曼在电视台宣布此重大骤变，第二天国会中止。
东姑认为这场种族暴乱是“共产及反国家份子有计划的阴谋”。但内政部长伊斯迈在调查后发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共产与政府一样感到震惊”。他并进一步宣称“民主已经死亡”。
我们报社在5月13接到骚乱和死伤人的事件，大家都感到事态严重，下意识中麻烦已在全国蔓延，果然槟城也不可幸免地成为戒严地区。
我当时在做什么呢？刻下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我们看到大街上增加不少军警人员，街上行人和车辆已渐渐减少，我们被告知戒严是在全国进行，只允许早上一段时间开放。
于是凭着记者的职责，我们到警局采访新闻，但同时被警告不要随意到处采访新闻，否则有意外发生，咎由自取。我们也被告知某“敏感”地区已被控制起来。这就是说，记者的自由已受限制，我们只好跟随巡逻的警车进行采访。
不用说，那个晚上已是戒严，全市晋入“死城”。我是没有办法回家了，但报社又没有地方供这么多人挨夜，又碰上当天我生病发烧，只好借同事林文立在牛干冬的住家暂住（算是离报社较近的地方）。
在半夜时分，我偷偷打开窗口往外边一望，但见军警走来走去，一见有“风吹草动”，便发出警告声，连我这么小心翼翼的窥望，也被发现，并被警告闭窗睡觉，不要探头探脑。
第二天我卧床不起，感谢林文立的帮忙，帮我买药治病。可是我老是不能安下心来养病，一心想回到报社工作。隔天我勉强抱病上班，心中有无限的感慨。一个热闹与繁华的城市，怎么变得“死气沉沉”，人心惶惶而浮动？
我心在想槟城并没有暴动，何需大仗阵？由这件事不由得我想起1967年时槟城曾面临一场劳工党发动的罢市，最后不幸演成种族间的小冲突，也是因之导致戒严。
已有了“经验”的槟城人，对戒严令并不陌生，但说什么也不自在，包括我们记者顿然感到寸步难行，即使在大白天解禁时分进行采访，也不得不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只是从电視，电台和报社電訊了解全国动态，并不可能完全掌控整个局势。我们在那个时候，也得到警方发给“特别通行证”，不过有证在身，依然是不能通行无阻，到了戒严时分，也得回报社或回家。
在此时此刻，每个人才感觉到自由的可贵。我们的报社也为林苍佑松一口气。我们都说，幸好他在11日就宣誓就职，如果迟两天，是否能顺利接棒，就是个未知数。
说到这，林苍佑得感谢王保尼“知恩图报”。当王保尼在9日知道大势已去后，便在10日拨电向林苍佑表示祝贺，并告知后者在１１日到元首府移交职权。
王保尼之所以输得口服心服，那是因为林苍佑是他的恩师。没有林苍佑，就没有王保尼风光12年。如今政治师父卷土重来，他是心甘情愿让林苍佑顺利登台。
林苍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任不过两天，竟会发生如斯严重的暴乱。他除了不断通过报社吁请槟州人民冷静与守纪外，也本身马不停蹄到“敏感”地区走动。在任何的大小场合，他總不忘告诉人民局势已渐恢复常态，政府正全面控制时局，很快会解严了。
老实说，槟城是不需要戒严的。根据我们的采访和对局面的评估，人民平静与心平气和，并无不满之处，也不认为有需要什么抗议，更遑论要示威游行。当然这只是槟城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知道其它州的实况。
事后政府宣布的死伤数目如下：196人死亡（华人143名，马来人25名，印人13名及其它人士15名），180人受枪伤，259人受其它武器致伤，9143人被逮捕，5561被控于法庭，6000人无家可归，211车辆被毁及753间建筑物被捣毁或失火。
这可说是马来西亚最严重的一次种族冲突的大悲剧。许多70年代出生的人对此印象模糊，甚至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但历史是不能抹掉的，它永远是“国殇”的标记。
因为“513”事件，东姑失去权力，权力转移到敦拉萨手中。
因为“513”事件，敦拉萨在1970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启开经济“革命”的年代。
因为“513”事件，华人的政治权力进一步转弱。整个政济格局起了十分微妙和重大的变化。郭拉萨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巫统组成的政府。他推出了“以党治国”的政治哲学。
因为“513”事件，我们记者在新闻报导上更为谨慎和自律。有许多问题已不能再论述。“新闻自由”慢慢变成“新闻自律”。我们在那个时代有最深刻的感受。
27.2.05
林苍祐眼中的陈平
大年初一，我向已经退隐政坛15年（1990-2005）的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拜年。在交谈中我问他一个问题：“您怎么评价陈平这个人？”他想了一下，慢斯条理地讲起马来亚独立前的政治情况，然后接着说：“我不认识陈平，但我知道他是实兆远人。其父亲一度搬来槟城（头条路）开脚车店，我和他是同时代但却是走着不同方向的人。”
随着他把自己推回历史的记忆中：“你知道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的家里请了两名厨师，他们都是海南人，一个后来投进国民党，另一个投进马来亚共产党。在早期的时候，为什么比较多的海南人及客家人参加马共？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英国人的歧视和被人认为是下层的人，因此不满现实而投身革命。”
他讲这段历史显然是要表达出那些受到欺凌或生活在底层的人对参加革命比较有兴趣，因为他们想要改变现状。
但陈平应该不是属于下层的人，也不是海南人或客家人，而是福建人，为什么他会选择参加马共而在后来成为马共领袖，一直领导这个政党到1989年签署“合艾和议”为止？这在陈平的回忆录中已有清楚地自作交待。其一他本身是受华文教育的，早年接触中国的读物，对日本的侵占东北省（1930年）感到震惊，其二在1930-1933年期间，他的家庭出现经济危机，被迫将土地抵押给高利贷，一度几乎破产，后来虽然渡过经济危机，但已开始对社会制度有所置疑。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陈平已把自己卷入在援助中国的抗战工作中，成为马共外围组织－－后援会的一名成员。在1940年，他正式成为马共党员和地方干部。从此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生于1924年的陈平，比林苍祐小5岁，但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相同的经历。林苍祐说：“1942年日本南侵，并占领了马来亚和其它地方，陈平在马来亚进行抗日斗争。一度还和英军合作共同反击日本的侵略。而我也在1944年由英国（已是医科毕业）直赴中国重庆，参加抗日活动。这就是说，陈平抗日，我也抗日。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抗日，而我们也有不同的立场。”
不错，林苍祐是选择参加中国的抗日，但他是到重庆加入蒋介石的抗日，且成为陈诚的私人医生。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林苍祐是倾向国民党。不过林苍佑不曾加入国民党（这导致他后来在马华公会内成为总会长时与国民党派的李孝式和翁毓麟等人有了政见的冲突）。
1947年国共再度爆发内战，林苍祐选择回到马来亚。他从中国带回来一位年轻的夫人吴欣燕。此后槟城来了一位曾是槟州“第一夫人”的“中国女性”。（槟城人娶中国人）。巧合的是，陈平不是槟城人，但他的夫人李坤华则是槟城人。陈平这样说：李坤华来自槟城，她是海南人，他们于1944年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如果说民政党创党人之一的林苍祐是如假包换的槟城人，那么陈平也可算是半个槟城人，尽管他们曾经参加抗日，也以槟城作为一个交叉点，但他们却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林苍祐是受英文教育的，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可说是资产阶级的有钱人。自然选择英国的政治方式进行斗争，不会选择革命。他认为虽然他是拿英女王（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到英国深造，但他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也有意见。例如他享受的奖学金，美其名是英皇奖学金，实则是英殖民政府从马来亚的收入拨出的。所以他觉得是马来亚给他这个机会，应该在回国后回馈社会。
他说，陈平虽曾与英军合作，但他不了解英国人的思思和注活方式，他融不入英国人的内心世界。以致在战后他把握不住与英国人的合作，而英国人对共产主义是绝对没有好感的。
这注定陈平在战后很快又与英军政府起冲突。陈平的马共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两个尖锐的对立面，林苍佑不能同意马共与英国政府蛮干的路线。因为聰明与交结的英殖民政府早就将马来西亚分成四块（海峡殖民地，马来属邦，非马来属邦及英属婆罗洲）来驾驽，且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他说，他知道英殖民政府不是把改善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资源的获取来充实英国放在第一位，但要改善人民生活和从英国人手里取回政权，首先是必须加入英国的政治游戏和规则，参加民主选举，以便转移权力。他于是选择这样一条民主政治的道路进行斗争。
言下之意是陈平读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读不懂英国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權術，以致两者分道扬镳，以悲剧收场。
不知道这两位仍在世的政治老人，若有机会碰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
随着他把自己推回历史的记忆中：“你知道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的家里请了两名厨师，他们都是海南人，一个后来投进国民党，另一个投进马来亚共产党。在早期的时候，为什么比较多的海南人及客家人参加马共？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英国人的歧视和被人认为是下层的人，因此不满现实而投身革命。”
他讲这段历史显然是要表达出那些受到欺凌或生活在底层的人对参加革命比较有兴趣，因为他们想要改变现状。
但陈平应该不是属于下层的人，也不是海南人或客家人，而是福建人，为什么他会选择参加马共而在后来成为马共领袖，一直领导这个政党到1989年签署“合艾和议”为止？这在陈平的回忆录中已有清楚地自作交待。其一他本身是受华文教育的，早年接触中国的读物，对日本的侵占东北省（1930年）感到震惊，其二在1930-1933年期间，他的家庭出现经济危机，被迫将土地抵押给高利贷，一度几乎破产，后来虽然渡过经济危机，但已开始对社会制度有所置疑。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陈平已把自己卷入在援助中国的抗战工作中，成为马共外围组织－－后援会的一名成员。在1940年，他正式成为马共党员和地方干部。从此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生于1924年的陈平，比林苍祐小5岁，但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相同的经历。林苍祐说：“1942年日本南侵，并占领了马来亚和其它地方，陈平在马来亚进行抗日斗争。一度还和英军合作共同反击日本的侵略。而我也在1944年由英国（已是医科毕业）直赴中国重庆，参加抗日活动。这就是说，陈平抗日，我也抗日。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抗日，而我们也有不同的立场。”
不错，林苍祐是选择参加中国的抗日，但他是到重庆加入蒋介石的抗日，且成为陈诚的私人医生。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林苍祐是倾向国民党。不过林苍佑不曾加入国民党（这导致他后来在马华公会内成为总会长时与国民党派的李孝式和翁毓麟等人有了政见的冲突）。
1947年国共再度爆发内战，林苍祐选择回到马来亚。他从中国带回来一位年轻的夫人吴欣燕。此后槟城来了一位曾是槟州“第一夫人”的“中国女性”。（槟城人娶中国人）。巧合的是，陈平不是槟城人，但他的夫人李坤华则是槟城人。陈平这样说：李坤华来自槟城，她是海南人，他们于1944年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如果说民政党创党人之一的林苍祐是如假包换的槟城人，那么陈平也可算是半个槟城人，尽管他们曾经参加抗日，也以槟城作为一个交叉点，但他们却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林苍祐是受英文教育的，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可说是资产阶级的有钱人。自然选择英国的政治方式进行斗争，不会选择革命。他认为虽然他是拿英女王（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到英国深造，但他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也有意见。例如他享受的奖学金，美其名是英皇奖学金，实则是英殖民政府从马来亚的收入拨出的。所以他觉得是马来亚给他这个机会，应该在回国后回馈社会。
他说，陈平虽曾与英军合作，但他不了解英国人的思思和注活方式，他融不入英国人的内心世界。以致在战后他把握不住与英国人的合作，而英国人对共产主义是绝对没有好感的。
这注定陈平在战后很快又与英军政府起冲突。陈平的马共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两个尖锐的对立面，林苍佑不能同意马共与英国政府蛮干的路线。因为聰明与交结的英殖民政府早就将马来西亚分成四块（海峡殖民地，马来属邦，非马来属邦及英属婆罗洲）来驾驽，且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他说，他知道英殖民政府不是把改善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资源的获取来充实英国放在第一位，但要改善人民生活和从英国人手里取回政权，首先是必须加入英国的政治游戏和规则，参加民主选举，以便转移权力。他于是选择这样一条民主政治的道路进行斗争。
言下之意是陈平读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读不懂英国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權術，以致两者分道扬镳，以悲剧收场。
不知道这两位仍在世的政治老人，若有机会碰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
21.2.05
我的神话破灭了 （横刀立马）
*飞扬
不知道是我的脑筋转不过来还是传统中的神话故事一直挥之不去，当我从报章获悉英国查尔斯王储准备迎娶“老情人”卡米拉进入皇家们时，我打从内心有一种“抗拒感”，因为他们这对不是“金童玉女”的婚姻简直是戳破我印象中的神话：女方肯定是貌若天仙（如戴安娜）或学识才智过人（如日本皇储妃）配未来的国王，即便不是出身贵族，也应该是灰姑娘飞上枝头做凤凰。
当我不能承受这样的“新闻压力”时，总是想从新闻报导中寻找可以平衡心理的令人信服的故事。然而很可惜的，我还是找不到卡拉米“耀眼”的一面，尽管她的内心可能是温柔和善良的；尤其是从照片上看到的是一个“半老徐娘”的一幅苦瓜脸的她，我的心理又冷却下来。
虽然我对杨振宁的82岁娶28岁的美娇儿有些失衡的感觉。但翁帆的年青貌美却让人看了舒眼。卡拉米在这方面就无法与翁帆相提并论了，倒是从报上看到戴安娜于1981年嫁王储查尔斯时，才回忆起那一段美丽的神话。
今天的查尔斯（56岁）对卡拉米（58岁）的豪门大喜已经不再是什么神话了，反而是一对老情人从“地下”浮向“地上”，向世人宣告他们爱的誓言。这本来是苦恋结出的甜果。特别是对这一对“老新人”而言，值得庆幸。但偏偏“好事”的报章和电视把卡拉米的老态“暴露无遗”，甚至刊出她手戴名贵的钻石婚戒的照片。这一下子，我不是赞叹和称羡，因为我先看到的不是“纤纤玉手”，而是起了皱纹的手，与钻戒搭配不上，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些好看一些的照片呢？为什幺不美化一些呢？好让万千只眼睛感到舒服？
也许我太过挑剔和过于苛求，但“罪”不在我，责任在于传媒，渲染的是两人的沧桑和无奈，包括在戴安娜尚未正式与查尔斯离婚时，便发生卡拉米已是第三者，且一度形容卡拉米是“没有自知之明”的“破坏者”。难免受人指指点点。
当这件事先被丑化时，又在事后来修补，恐怕已对他们的结合造成伤害。
人类的天性往往是先入为主，而且比较八卦对戴安娜寄以同情，也就无法扭转印象，改用另一个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正面形象。
卡拉米正是“传媒”一路来负面报导的牺牲品，局外人自然用世俗的尺码和眼光来对她评头品足。这样一来，本来一对老情人结合是平常不过的事，却因为男方的身份特殊变成国际花边新闻。
这种与世局无关的婚姻之所以轰动一时，全因为查尔斯打从与戴安娜结婚后，便时不时爆出失和的新闻，成为报章的炒作趣事有关。直到戴安娜于1997年车祸逝世后，也无法安静下来。
不过我们则从查尔斯与戴安娜的纠缠不清的故事中看到豪门生活原来不是那么地令人响往和幸福。这固然可以起警戒作用，让许许多多的少女不要去追逐这样的爱情，可是事实上仍有不少的少女沉迷“白马王子”降临身旁的日子。这说明了在功利的社会，即便面临的可能是“陷阱”，爱做梦的少女也会不顾后果的一头栽进去。毕竟深似海的侯门太吸引人了。
当然卡拉米的故事不在这样的篇章中，既不美丽也不浪漫，难免使到喜欢看神活故事的人大失所望。我的失望也因此油然而生，可能是我们过于重视形式的美学，忽略了卡拉美的内在的美。
无论如何，我还是对这桩婚姻“破坏我的美学观”感到遗憾，但回想一下，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就又得不努力恢复平常心，以免久久不能释怀。
不知道是我的脑筋转不过来还是传统中的神话故事一直挥之不去，当我从报章获悉英国查尔斯王储准备迎娶“老情人”卡米拉进入皇家们时，我打从内心有一种“抗拒感”，因为他们这对不是“金童玉女”的婚姻简直是戳破我印象中的神话：女方肯定是貌若天仙（如戴安娜）或学识才智过人（如日本皇储妃）配未来的国王，即便不是出身贵族，也应该是灰姑娘飞上枝头做凤凰。
当我不能承受这样的“新闻压力”时，总是想从新闻报导中寻找可以平衡心理的令人信服的故事。然而很可惜的，我还是找不到卡拉米“耀眼”的一面，尽管她的内心可能是温柔和善良的；尤其是从照片上看到的是一个“半老徐娘”的一幅苦瓜脸的她，我的心理又冷却下来。
虽然我对杨振宁的82岁娶28岁的美娇儿有些失衡的感觉。但翁帆的年青貌美却让人看了舒眼。卡拉米在这方面就无法与翁帆相提并论了，倒是从报上看到戴安娜于1981年嫁王储查尔斯时，才回忆起那一段美丽的神话。
今天的查尔斯（56岁）对卡拉米（58岁）的豪门大喜已经不再是什么神话了，反而是一对老情人从“地下”浮向“地上”，向世人宣告他们爱的誓言。这本来是苦恋结出的甜果。特别是对这一对“老新人”而言，值得庆幸。但偏偏“好事”的报章和电视把卡拉米的老态“暴露无遗”，甚至刊出她手戴名贵的钻石婚戒的照片。这一下子，我不是赞叹和称羡，因为我先看到的不是“纤纤玉手”，而是起了皱纹的手，与钻戒搭配不上，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些好看一些的照片呢？为什幺不美化一些呢？好让万千只眼睛感到舒服？
也许我太过挑剔和过于苛求，但“罪”不在我，责任在于传媒，渲染的是两人的沧桑和无奈，包括在戴安娜尚未正式与查尔斯离婚时，便发生卡拉米已是第三者，且一度形容卡拉米是“没有自知之明”的“破坏者”。难免受人指指点点。
当这件事先被丑化时，又在事后来修补，恐怕已对他们的结合造成伤害。
人类的天性往往是先入为主，而且比较八卦对戴安娜寄以同情，也就无法扭转印象，改用另一个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正面形象。
卡拉米正是“传媒”一路来负面报导的牺牲品，局外人自然用世俗的尺码和眼光来对她评头品足。这样一来，本来一对老情人结合是平常不过的事，却因为男方的身份特殊变成国际花边新闻。
这种与世局无关的婚姻之所以轰动一时，全因为查尔斯打从与戴安娜结婚后，便时不时爆出失和的新闻，成为报章的炒作趣事有关。直到戴安娜于1997年车祸逝世后，也无法安静下来。
不过我们则从查尔斯与戴安娜的纠缠不清的故事中看到豪门生活原来不是那么地令人响往和幸福。这固然可以起警戒作用，让许许多多的少女不要去追逐这样的爱情，可是事实上仍有不少的少女沉迷“白马王子”降临身旁的日子。这说明了在功利的社会，即便面临的可能是“陷阱”，爱做梦的少女也会不顾后果的一头栽进去。毕竟深似海的侯门太吸引人了。
当然卡拉米的故事不在这样的篇章中，既不美丽也不浪漫，难免使到喜欢看神活故事的人大失所望。我的失望也因此油然而生，可能是我们过于重视形式的美学，忽略了卡拉美的内在的美。
无论如何，我还是对这桩婚姻“破坏我的美学观”感到遗憾，但回想一下，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就又得不努力恢复平常心，以免久久不能释怀。
檳州變天民政時代降臨
1969年是馬來西亞政治的分水嶺。也是林蒼祐扭轉乾坤的一年。我們先說后者。
當林蒼祐把自己轉成民政黨的其中一名領袖並把民聯黨解散（但留有一手，未正式向注冊官取消黨的注冊和黨徽，提防民政有變時，可沿用民聯黨角逐大選。當然此事並未發生）而成為民政黨檳州分部時，許多人都不看好民政黨會脫穎而出，也不以為聯盟是會被打敗的。正因為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想法，以致林蒼祐在招兵買馬延攬候選人時面對重重困難。他心目中矚意的人又不願意「去送死」，而他認為沒有料的人卻毛遂自薦。根據我所知，林蒼祐當時有邀請報界人士如凌齊家（已故，曾任星檳日報採訪主任），朱炳欽（星洲日報駐檳採訪主任）參加提名，但卻被他們婉拒了。
雖然林蒼祐已有民聯黨的班底，但卻湊不足候選人來挑戰聯盟。因此他只好勉為其難地接受不是他心目中所要的候選人。他的陣容是原民聯黨人外，加上前社陣一些領袖，又再加上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升斗市民。因為在把部份選區讓于民主行動黨及人社黨（原人民黨）人外，有近20席是需要民政黨人出征的（檳州議席當時總共24個）。
為了達到執政的目的，林蒼祐眼見大選已近，不得不將就擬定候選人。有人因此形容林蒼祐的陣容是“大排檔”的，也是“囉也式”的。良莠參差不齊，有在市議會擔任低等職位的，有半失業的，也有立場不堅定，更有口水多過茶的。
當年4月的提名后，我們做記者的真不知黃亞美、齊來也、倪巴拉及史迪華是何方神聖？我們曾私下打趣地說，只要你願意，投進民政黨就有機會出人頭地。林蒼祐不是不知道，但他也無可奈何，有學識的人怕輸，或避之則吉下，他似乎是來者不拒，只要填足候選人即是。
即便如此，林蒼祐還是喊出“打倒聯盟，執政檳州”的口號，這個口號在過去社陣喊得最響亮，結果未能落實。林蒼祐是否能如願以償？人們都打個問號。但人們看到民政黨的一個優勢是：反對黨中的強勁“社陣”已“杯葛”大選，而想要冒出頭來的民主行動黨尚未成氣候，選擇與民政黨來一個“君子協定”。這就使到民政黨有機會探出頭來。
雖然檳州聯盟在王保尼領導下，已未能顯示朝氣逢勃，反而有日暮西沉之勢，但“爛船也有三斤鐵”，沒有人會料到聯盟會演滑鐵盧，頂多失多一點議席而已。
王保尼的致命傷是檳島自由港地位不保，失業浪潮高漲，人民怨聲四起。在他治理下的檳州，竟然到1969年時只有區區可憐的15間比較有規模的工廠，提供2407個就業機會，實在與檳州的百萬人口不成比例。我們在當時採訪聯盟的群眾大會時（當時尚未禁止群眾大會），往往場面冷冷清清，簡直不是群眾大會，更像政治座談會。我還得知聯盟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湊到一些人來捧場，但台上講話的人，一點吸引力都沒有，也沒有賣點。而我們多數預早拿到候選人的講稿在報上發表。這種有講稿的群眾大會令我感到不如發文告算了，何苦與反對黨斗場面？
反之，民政黨的群眾大會就出現熱烈的場面，尤其是林蒼祐往往是壓軸的演講者。他的攻擊的言論也把大會搞熱了。雖然林蒼祐不是一個天生的演說家，但他的魅力，無疑已在華社生根，他們都把他看成另一個“民族英雄”將“降大任于斯人”也。
如果說是群眾大會讓林蒼祐炒熱情緒，那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當年沒有群眾大會，林蒼祐的斗爭將不容易深入民間，這也是可以肯定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群眾大會在推動民主和激發民憤上，確實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當反對黨的群眾大會越來越高潮時，林蒼祐的信心就不斷提昇，人民也正在改變對反對黨不能執政的看法，但仍然無法釋懷。因為要推翻一個州政權談何容易，我們身為新聞工作者理應是比較敏感的一群，可以測知民意所向，不過還是抓不準整體的方向，尤其不能預測馬來選票會否改變。我們所知的是，在華人占大多數的選區，將會被反對黨攻陷，卻無法知道貴為首席部長的王保尼會在大山腳選區陰溝里翻船。
5月9日開票的當晚，我被派負責採訪林蒼祐選區的開票站（在聖芳濟學院，與《星檳日報》遙遙相對）。在晚上11時過后，我看到林蒼祐一家人春風滿臉的來到開票站，他的勝利是意料中事，所以他的情緒相當好，與記者有說有笑。
第一個傳出佳音的不是他的選區，而是原屬巫統保壘的牛汝莪州議席，竟被民政“無名小子”史迪華攻陷，曾任代首席部長的巫統強人阿日斯意外跌馬。這意味著，民心已反，連馬來人占相當比數的選區都“淪陷”，更遑論其他選區了。
果然一個又一個捷報傳進他的耳朵，尤其是聞悉王保尼已敗北時，林蒼祐知道大局已定，民政的春天已經降臨，他的翻身的日子也伴隨而至。
到了凌晨2時，民政黨已是奪得半數以上的州議席，可以組成檳州新政府，林蒼祐旋即被邀請登台發表勝利演說，會場掀起一片熱潮。許多人都睜大眼睛看看林蒼祐，最后成績是民政16席，聯盟（巫統）4席，行動黨3席及人社黨1席。
我們都用第一時間趕回報館，用最快的速度向新加坡報告選舉成績，又飛車回現場。
在當時我已知道《星檳日報》已打好兩個標題，一個是“聯盟保住檳州政權”，另一個是“檳州政權易手”，“副題是“林蒼祐將就任檳州首席部長”，結果后者的標題派上用場。
檳州變天全民歡呼，林蒼祐時來運轉，他的新時代已告誕生。
我從頭到尾目睹林蒼祐亢奮與歡欣，他沒有想到民政黨一炮而紅，竟能把12年前讓出的首席部長“搶”了回來，檳州人民迎來了一個新年代，我們的報社工作人員也沉浸在一片忙碌的激情中。
18.2.05
向林苍佑拜政治年 （横刀立马）
*飞扬
大年初一，我循例与老同事向似乎被人遗忘了的老佛爷──林苍佑拜年。我们在上午十一时半抵达其家门时，我算了一下，有五辆车停在其住家路旁。早一阵子有多少人来过拜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我们向这位政治老人拜年时，大概不超过10人，其中一人我知道的是前槟州发展机构总经理捷星，林苍佑的二公子林建成也在场，后来林建安也到了。再下来又看到李尧庆来了。还有是林医生的亲朋戚友。
总之在我逗留的约一句钟左右，我看到的是不很熟悉的脸孔，至于平常在报章上大亮相的人物或说政要或说有头有脸的，倒不多见。这清楚地印证社会是现实的──要多热闹时有多热闹，要多冷酷时有多冷酷。人情的冷暖是最好的计温表。你得势时，人人争先恐后围在你的周围；你失势时，请你自己保重，千万不要耿耿于怀，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扶上不扶下」的。
我个人见证了林苍佑怎样失意在政坛，又怎样东山再起，做起槟州首席部长，然后又怎样跌入谷底，从此与政坛说拜拜。这几十年的荣辱，都让林苍佑深深地感受到世态凉炎是怎么一回事。
林苍佑一见到我，还算记忆力相当好。他向人介绍说我是拿笔的。又说笔可以把人扶起，也可以把人推下。似乎是在引用中国一句成语的含意：“笔扫千军”。一方面听起来是“表扬”写作人的“威力”；但另一方面也带有揶揄写作人有时也“滥用”一支笔在发泄个人的不满。
我对他的话无可辩驳，但我要说的是：文人固然有时可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真正起决定性的是政治这“杀手间”。政治可以是意识形态的，也可以是手段各出奇招的。若是君子搞政治，就如同文人的优柔寡断，恐怕也使不出什么绝招，足以置敌手于死地。这就是说，君子人人爱当，可是一卷入政治旋涡，君子就非得靠边站了。
林苍佑当然不是用“君子政治”来闯出天地。不然他不会在39岁那年，敢于挑战首任马华会长陈祯禄而攀上高位。因为君子不能潜越，君子“不夺人所爱”。后来他也因此吃了苦果，因为陈祯禄的公子陈修信也不是用“君子的手段”夺回领导权，而是用非常的手段孤立和逼走林苍佑。
下来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若用君子的标准来检测，则所有参政而成功或失败者都不合格，此事议论没完没了，暂时不提，以后再论。
提到政治，我倒引发苍佑有一段有趣但又有历史意义的对话（他1990年退休后，难得开金口与我谈论政治）。
他在我的问题中说出一段具有发人深省的讲话：“你知道我们今日的马来西亚是怎样来的？英国人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这是第一块，而后又在马来半岛成立马来属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这是第二块，再下来又成立非马来属邦（玻璃市、吉丁、吉兰丹、丁加奴及柔佛）这是第三块。至于东马的砂劳越及沙巴原属英殖民地，称为北婆罗洲，这是第四块。”
“这种因利势导的分而治之的手段使到马来亚人民要进行团结和反抗英国统治极不容易，因为属于不同的结构和地理环境。”
他又说，英国人兴趣的是马来亚及北婆罗洲的资源，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在于其次，因此才有政党政团出现，以争取权益。
林苍佑说，而他本身有幸拿奖学金到英伦深造，在1947年回国后觉得有必要为人民做些事，才有了参政的念头。但政治斗争离开英国的政治轨道又是无所作的。你必须在这个英国式的民主政治中进行争取，才有成功的希望。
于是他進一步說，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够成立，是英国人将四大块版图结成一体，這是依循英国的经济利益而带出的政治产物。
林苍佑熟知英国式的政治，所以他选择走民主斗争的道路。
从这段简单的谈话，我得到的结论是：政治的现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和命运，而文人的文字震撼力是因时而异的，它如果成了政治的宣传工具，就非同小可了。不然它只是局限在文字领域中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和控诉。一句话：政治是行动的，文字（学）是理论或抒情的。
我问他对陈平有何评价？陈平是马共的总书记，最近出版了其回忆录《陈平《我方的历史》》，内中揭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且触目心惊。
林苍佑说他个人不认识陈平。他说他们两个人是同时代的人物，但却是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日后在政治上也走着不同的道路。
他这样说，他年轻的时候，读的是英校，后来拿到英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奖学金到英伦学医。回国后（1947年），他就决心为社会作出回馈，因而后来选择参政。
他说，当年他们出国留学，名义上是女皇奖学金，实则也是取自马来亚的资金，在那时马来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一年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大概十多个人）能享受这荣誉到英国受教育。
既然他是马来亚培养出来的留学生，他认为他有责任为人民做事。就这样，他选择一条符合英国式民主的参政道路。
反之，据他所知，陈平比他小五岁，是来自实兆远的，后来他的父亲也迁来槟城开脚车店，就在头条路，而陈平是受华文教育的，他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政治思想，他的参政不可避免地是走向革命的道路。
在那个年代，年轻人走向革命是不足为奇的。林苍佑这样回忆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的家里请了两个厨师，这两个人后来参加了革命，一个参加陈平的马共，一个跑回中国参加抗日，倾向国民党。你知道为什么早期参加革命的人有不少海南人和客家人吗？因为他们生活在底层，一个被人忽视的族群，他们感受被歧视和对现实不满。”
我查阅了历史书籍，我对他的这段分析表示同意。事实上，早期领导马共的多是海南人，后来也有不少客家人参与革命行列。
大年初一，我循例与老同事向似乎被人遗忘了的老佛爷──林苍佑拜年。我们在上午十一时半抵达其家门时，我算了一下，有五辆车停在其住家路旁。早一阵子有多少人来过拜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我们向这位政治老人拜年时，大概不超过10人，其中一人我知道的是前槟州发展机构总经理捷星，林苍佑的二公子林建成也在场，后来林建安也到了。再下来又看到李尧庆来了。还有是林医生的亲朋戚友。
总之在我逗留的约一句钟左右，我看到的是不很熟悉的脸孔，至于平常在报章上大亮相的人物或说政要或说有头有脸的，倒不多见。这清楚地印证社会是现实的──要多热闹时有多热闹，要多冷酷时有多冷酷。人情的冷暖是最好的计温表。你得势时，人人争先恐后围在你的周围；你失势时，请你自己保重，千万不要耿耿于怀，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扶上不扶下」的。
我个人见证了林苍佑怎样失意在政坛，又怎样东山再起，做起槟州首席部长，然后又怎样跌入谷底，从此与政坛说拜拜。这几十年的荣辱，都让林苍佑深深地感受到世态凉炎是怎么一回事。
林苍佑一见到我，还算记忆力相当好。他向人介绍说我是拿笔的。又说笔可以把人扶起，也可以把人推下。似乎是在引用中国一句成语的含意：“笔扫千军”。一方面听起来是“表扬”写作人的“威力”；但另一方面也带有揶揄写作人有时也“滥用”一支笔在发泄个人的不满。
我对他的话无可辩驳，但我要说的是：文人固然有时可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真正起决定性的是政治这“杀手间”。政治可以是意识形态的，也可以是手段各出奇招的。若是君子搞政治，就如同文人的优柔寡断，恐怕也使不出什么绝招，足以置敌手于死地。这就是说，君子人人爱当，可是一卷入政治旋涡，君子就非得靠边站了。
林苍佑当然不是用“君子政治”来闯出天地。不然他不会在39岁那年，敢于挑战首任马华会长陈祯禄而攀上高位。因为君子不能潜越，君子“不夺人所爱”。后来他也因此吃了苦果，因为陈祯禄的公子陈修信也不是用“君子的手段”夺回领导权，而是用非常的手段孤立和逼走林苍佑。
下来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若用君子的标准来检测，则所有参政而成功或失败者都不合格，此事议论没完没了，暂时不提，以后再论。
提到政治，我倒引发苍佑有一段有趣但又有历史意义的对话（他1990年退休后，难得开金口与我谈论政治）。
他在我的问题中说出一段具有发人深省的讲话：“你知道我们今日的马来西亚是怎样来的？英国人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这是第一块，而后又在马来半岛成立马来属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这是第二块，再下来又成立非马来属邦（玻璃市、吉丁、吉兰丹、丁加奴及柔佛）这是第三块。至于东马的砂劳越及沙巴原属英殖民地，称为北婆罗洲，这是第四块。”
“这种因利势导的分而治之的手段使到马来亚人民要进行团结和反抗英国统治极不容易，因为属于不同的结构和地理环境。”
他又说，英国人兴趣的是马来亚及北婆罗洲的资源，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在于其次，因此才有政党政团出现，以争取权益。
林苍佑说，而他本身有幸拿奖学金到英伦深造，在1947年回国后觉得有必要为人民做些事，才有了参政的念头。但政治斗争离开英国的政治轨道又是无所作的。你必须在这个英国式的民主政治中进行争取，才有成功的希望。
于是他進一步說，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够成立，是英国人将四大块版图结成一体，這是依循英国的经济利益而带出的政治产物。
林苍佑熟知英国式的政治，所以他选择走民主斗争的道路。
从这段简单的谈话，我得到的结论是：政治的现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和命运，而文人的文字震撼力是因时而异的，它如果成了政治的宣传工具，就非同小可了。不然它只是局限在文字领域中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和控诉。一句话：政治是行动的，文字（学）是理论或抒情的。
我问他对陈平有何评价？陈平是马共的总书记，最近出版了其回忆录《陈平《我方的历史》》，内中揭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且触目心惊。
林苍佑说他个人不认识陈平。他说他们两个人是同时代的人物，但却是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日后在政治上也走着不同的道路。
他这样说，他年轻的时候，读的是英校，后来拿到英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奖学金到英伦学医。回国后（1947年），他就决心为社会作出回馈，因而后来选择参政。
他说，当年他们出国留学，名义上是女皇奖学金，实则也是取自马来亚的资金，在那时马来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一年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大概十多个人）能享受这荣誉到英国受教育。
既然他是马来亚培养出来的留学生，他认为他有责任为人民做事。就这样，他选择一条符合英国式民主的参政道路。
反之，据他所知，陈平比他小五岁，是来自实兆远的，后来他的父亲也迁来槟城开脚车店，就在头条路，而陈平是受华文教育的，他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政治思想，他的参政不可避免地是走向革命的道路。
在那个年代，年轻人走向革命是不足为奇的。林苍佑这样回忆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的家里请了两个厨师，这两个人后来参加了革命，一个参加陈平的马共，一个跑回中国参加抗日，倾向国民党。你知道为什么早期参加革命的人有不少海南人和客家人吗？因为他们生活在底层，一个被人忽视的族群，他们感受被歧视和对现实不满。”
我查阅了历史书籍，我对他的这段分析表示同意。事实上，早期领导马共的多是海南人，后来也有不少客家人参与革命行列。
14.2.05
春节一片红的联想 （横刀立马）
*飞扬
华人的春节有两个特色，其一是新年總共有15天，从年初一到十五元宵节，只有在元宵过后才称新年已过。而在这15天之内，碰见朋友总是恭喜不停。红包也得备足15天。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民族比华人拥有更长的“新年期”？
西详人是从圣诞（12月25日）到元旦日（一月一日）是为新年气氛，因此他们把Merry Christmas和Happy New Year串在一起，但也没有华人的“长气”。可见华人十分重视春节，不能一两天就算数，一定要拉长到15闹元宵，间中又有什么“人日”，“天公诞”（说是福建人的真正新年）等。
其二是新年前后，总是红色大行其道。挂红彩，吊红灯笼，穿红衣，派红包不一而足。于是红色与春节挂上钩。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华人认为红色代表吉祥，代表喜庆，代表了民族的节日达到高潮，所以“红色”成了最代表性的颜色。
但我们又有没有想过，“红色”不是新年的专用颜色，当它与政治挂钩时，它就成为左翼的象征。所谓“红旗飘飘”在一个特定的年代，它是左派乃至共产党的尊严和权力的化身。共产党用的是红旗，左派也用红来展示力量。五一劳动节挂红旗，党庆用红色党旗，国庆也用红色国旗。最令我们熟悉的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以区别国民党时代“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由于红色成为共产和左派的政治标志，因此在文革年代，毛语录也编成红色小册子，称之为“红宝书”。非共和反共国家也形容共党带来的是“红祸”或“赤祸”。于是在50年代美国拋出“骨牌理论”，认为“红色政权”从苏联、中国之后，会蔓延到东南亚，及至整个亚洲都会变成红色。
因为政治的变化，红色一度也成为“敏感”的顏色。那些反共的人士对红色避之则吉，不愿与红色沾上边，转用蓝色或青色之类的，以避免“惹红上身”。可是当春节一到，华人又喜欢用红色来冲喜迎庆。这使到顾忌“红色”的人也无可奈何。他们一直都不会明白为何共产党喜欢红色，而不用其它颜色？
其实，选用“红色”除了迎合华人的心理外，也有是振奋士气的作用。这种一箭双雕的意义，已是明显表露无遗。随着年代的改变，世界各国对“红色”已不敏感，也不视为禁忌。毕竟红色已不再是威胁，反而觉得红色可以衬托出节日和时代的气息。
讲到红色，我们又想到黄色是中国古代帝王的专用颜色。凡是宫庭莫不以黄色为权威的象征，皇帝的龙袍也是黄色的。在帝王时代，普通人民是不可随便着黄色衣服，否则有杀生之祸。
虽然如此，美国人在19世纪末期竟创办一种杂志，称之为“黄杂志”（用黄色为封面），专门刊登低俗文字和图片，藉以消遣，久而久之，人们便把低级与色情的文字与图片称之为“黄色文化”。
而此“黄色”又与中国皇帝的“黄色”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只是后人为了方便，才使颜色的意义变了样。
这正如“红色”一样，既是封建留下来的喜庆颜色，又是共产时代特有的標籤。
这就是说，颜色本身不具有任何动机，它是“审美”的一种观念，只是后来的人因势利导，才对颜色作了識別，而产生了矛盾。但无论如何，仍然不损颜色本来的用途。
就像有人喜欢贬称到海外从事被认为不正当行业的中国女孩为“小龙女”一样无损许许多多的华人还是自称為“龙的传人”一样。这种矛盾心态比比皆是，也反映了人类是在矛盾中生存和自我調侃中來轉換顏色和文字的意義。
华人的春节有两个特色，其一是新年總共有15天，从年初一到十五元宵节，只有在元宵过后才称新年已过。而在这15天之内，碰见朋友总是恭喜不停。红包也得备足15天。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民族比华人拥有更长的“新年期”？
西详人是从圣诞（12月25日）到元旦日（一月一日）是为新年气氛，因此他们把Merry Christmas和Happy New Year串在一起，但也没有华人的“长气”。可见华人十分重视春节，不能一两天就算数，一定要拉长到15闹元宵，间中又有什么“人日”，“天公诞”（说是福建人的真正新年）等。
其二是新年前后，总是红色大行其道。挂红彩，吊红灯笼，穿红衣，派红包不一而足。于是红色与春节挂上钩。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华人认为红色代表吉祥，代表喜庆，代表了民族的节日达到高潮，所以“红色”成了最代表性的颜色。
但我们又有没有想过，“红色”不是新年的专用颜色，当它与政治挂钩时，它就成为左翼的象征。所谓“红旗飘飘”在一个特定的年代，它是左派乃至共产党的尊严和权力的化身。共产党用的是红旗，左派也用红来展示力量。五一劳动节挂红旗，党庆用红色党旗，国庆也用红色国旗。最令我们熟悉的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以区别国民党时代“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由于红色成为共产和左派的政治标志，因此在文革年代，毛语录也编成红色小册子，称之为“红宝书”。非共和反共国家也形容共党带来的是“红祸”或“赤祸”。于是在50年代美国拋出“骨牌理论”，认为“红色政权”从苏联、中国之后，会蔓延到东南亚，及至整个亚洲都会变成红色。
因为政治的变化，红色一度也成为“敏感”的顏色。那些反共的人士对红色避之则吉，不愿与红色沾上边，转用蓝色或青色之类的，以避免“惹红上身”。可是当春节一到，华人又喜欢用红色来冲喜迎庆。这使到顾忌“红色”的人也无可奈何。他们一直都不会明白为何共产党喜欢红色，而不用其它颜色？
其实，选用“红色”除了迎合华人的心理外，也有是振奋士气的作用。这种一箭双雕的意义，已是明显表露无遗。随着年代的改变，世界各国对“红色”已不敏感，也不视为禁忌。毕竟红色已不再是威胁，反而觉得红色可以衬托出节日和时代的气息。
讲到红色，我们又想到黄色是中国古代帝王的专用颜色。凡是宫庭莫不以黄色为权威的象征，皇帝的龙袍也是黄色的。在帝王时代，普通人民是不可随便着黄色衣服，否则有杀生之祸。
虽然如此，美国人在19世纪末期竟创办一种杂志，称之为“黄杂志”（用黄色为封面），专门刊登低俗文字和图片，藉以消遣，久而久之，人们便把低级与色情的文字与图片称之为“黄色文化”。
而此“黄色”又与中国皇帝的“黄色”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只是后人为了方便，才使颜色的意义变了样。
这正如“红色”一样，既是封建留下来的喜庆颜色，又是共产时代特有的標籤。
这就是说，颜色本身不具有任何动机，它是“审美”的一种观念，只是后来的人因势利导，才对颜色作了識別，而产生了矛盾。但无论如何，仍然不损颜色本来的用途。
就像有人喜欢贬称到海外从事被认为不正当行业的中国女孩为“小龙女”一样无损许许多多的华人还是自称為“龙的传人”一样。这种矛盾心态比比皆是，也反映了人类是在矛盾中生存和自我調侃中來轉換顏色和文字的意義。
民聯黨搖身成民政黨
林蒼祐力圖東山再起的路程是曲折不平的，也是困難重重的。就說他在1961年創辦民主聯合黨時，特別選擇在芙蓉成立，而不是在檳城，是因為芙蓉有他的前同志陳世英及郭開東為他獻上現成的地盤。這個地盤是陳世英領導的獨立陣線在1961年的芙蓉市議會選舉中奪得了控制權（9名市議員），而在1959年國會大選時，支持林蒼祐憤而退出馬華公會的陳世英及郭開東皆中選國會議會。這樣一來，甫成立的民聯黨便擁有一個市議會的執政權。
可惜，這種合作不長久。1963年林蒼祐與陳世英關係鬧僵，藉著黨代表大會（已移至吉隆坡舉行），林蒼祐中選總秘書，黨主席由屬原巫統的發起人之一的賽那阿比丁出任，陳郭兩人被排斥在中委會外，導致他們退黨。於是民聯黨的大本營遷至檳城。
林蒼祐已習慣於又離又合的政治鬥爭策略。雖然在1964年大選過後，他在檳州建立了自身的地盤，但要撼倒聯盟政府也非易事，因此這位支持馬來西亞成立的反對黨人在1965年新加坡尚未退出馬來西亞之際，同意李光耀倡議組成非共的反對黨聯合陣線，稱為團總。此舉擺明是要把左翼的社陣排斥在團總門外，可是同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後，“團總”也就無疾而疼。這就是為什麼林蒼祐在1966及1967年急著要再找反對黨合作的原因。不過在社陣（勞工黨）不表興趣後，林蒼祐又迎來另一個機會。這個機會不是林蒼祐主動提出的，而是在1968年脫離勞工黨的陳志勤在結合一批有識之士後，準備另組一個反對黨。
陳志勤的謀士就是也參加成為發起人之一的王賡武（當時在馬來亞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有意遠赴澳洲國立大學接受新職）。王賡武在盛情難卻下，為陳志勤及其盟友（包括學者、職工會領袖和前勞工黨領袖）出謀劃策，他們敲定這個黨取名為民政黨。但在成立之前，陳志勤來到檳城找林蒼祐，邀請後者成為發起人之一。這正符合林蒼祐的心願，雙方一蹴即合，當然也意味著民聯黨將在不久後宣告解散，以當時民聯黨的情況，它是林蒼祐說了就算，因為參加民聯黨的人都是為支持林蒼祐而來的。
1968年3月24日，六名發起人，即賽胡申阿拉達斯（時任新加坡大學教授），陳志勤（前勞工黨人，國會議員），林蒼祐（民聯黨主席，國州議員），王賡武（馬大教授），JBA彼得（醫藥協會主席）及威拉邦（前勞工黨人和前國會議員）在吉隆坡莊嚴宣佈計劃成立民政黨（PARTI GERAKAN RAKYAT MALAYSIA）（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華文全名應為《馬來西亞人民運動黨》但一向簡稱“民政黨”）。這個政黨主要推行“溫和社會主義”路線，強調維護工農階級的利益，並提出《工人憲章》。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黨提出了以“人性及民主原則建立平等社會，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但不同意階級鬥爭的政治哲學。因此它的宗旨也有了這樣一條：“消滅名利狂熱思想，不論是宗教的、種族、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階級的（行動）或語言”。
在尊重宗教自由和承認馬來人應得到特別扶助下，賽胡申阿拉達斯再度重申階級鬥爭的哲學是不健全的，而階級和團體間的利益沖突可通過互助解決之。
（以上原始資料筆者保有正本記錄，也通過與王賡武的對話得到確認）
4月15日，這個黨正式宣佈成立，並在5月25日正式獲得社團注冊官的批准。
創黨伊始，有兩個主要靈魂人物，一個是負責吉隆坡的陳志勤（出任總秘書），另一個是負責北馬的林蒼祐（出任副主席），主席是賽胡申阿拉達。這個時候面對比較挑戰性的是林蒼祐，因為他要說服全體的黨員一起加入民政黨，並同意解散民聯黨。
我在那個時候也負責採訪民聯蛻變到民政的過程，也不時與林蒼祐有接觸。他滿懷信心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黨的過渡，也相信絕大多數黨員會隨他參加民政黨。他這樣說，少數民聯黨員不願跟隨是意料中事，因為他們看不到遠景，也無法理解政治鬥爭也是要講求藝術的。
根據我後來知道的，少數人之中有一人不願跟隨的是陳毓書。他向我說，他是支持林蒼祐退出馬華的勇氣，而跟著他打天下，但不能同意由民聯走向民政，因此他選擇不加入民政黨（他後來加入行動黨，在1978年中選州議員，此為後話，暫按不表）。我只是想說明有一些與林蒼祐共同鬥爭的人不認同解散民聯轉成民政黨人。
可以說，當時絕大部份的民聯黨員都支持林蒼祐走進了新的大家庭。
正因為要表達民聯黨人的決心，林蒼祐就於1968年6月16日在舊關仔角以民主聯合黨的名義舉行最後一次的群眾大會，以向人民解釋為何要改變鬥爭策略。
在這之前，也即是6月6日，民政黨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抵檳與林蒼祐商討在檳州建立民政黨分部事。換句話說，一個“全國性”的民聯黨將因此變成民政黨的分部。因此在群眾大會過後，民聯黨於6月23日在檳城召開全國黨員大會，以進行表決。結果絕大部份與會者支持這一改變，因為他們認為民聯改成民政，雖然林蒼祐不再是黨主席，但他依然是黨的靈魂人物，尤其是在檳城州，沒有林蒼祐參與下，民政黨是不成氣候的。
意氣風發的林蒼祐在“改換碼頭”後，說話的語氣也有些改變，他似乎換了一套服裝，儼然以民政黨發起人之一的身份發言。但也由於這一改變，林蒼祐的新聞又多了起來，我們這群記者也一直以他作為代言人向他索取黨的動向。
同年7月21日，已獲准注冊的民政黨在吉隆坡舉行總部成立大會，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這樣說：民政黨是由無權無錢的各階層人士組成，但世界上偉大的政治革命都是由簡陋的環境中脫穎而出的。林蒼祐沒有參加總部成立大會，他忙於檳州的黨務，但有一個來自檳州的人參加大會且成為主座人士之一，他就是原勞工黨總秘書陳樸根。只是短短幾個月，林蒼祐又再改頭換面了，民聯黨搖身一變成為民政黨。雖然有人不看好林蒼祐這一變再變，但“斑雀焉知鴻鵠志”？
11.2.05
我與手機的故事 （橫刀立馬）
*飛揚
我從正月份的網站讀到一則新聞，說在過去25年來，人類在科技方面的進步是令人瞠目結舌的。根據美國一家學術單位最近邀請科技領袖來作一個評鑑，到底是那一項發明最為重要的，結果仍然無法選出第一名的產品，要留待日後再作決定，但排名第二的是手機，第三是個人電腦，第四是光纖系統，而第五是電子郵件。其他榜上有名的包括CD雷射唱片，數碼相機，汽車安全囊，以及其他隨身攜帶可使用的產品。
從上觀之，人類在四分之一世紀的進步是遠比過去任何時代都要快速的，就拿個人移動手機來說，我的經驗是深刻的。
以前，就說40年前吧，家里裝一台電話是相當不錯的。就在我進報館服務後，才開始驚覺電話的重要性，那個時候，報社的電話線是命根子。與外界的聯絡全靠電話，但電話機又有限，以致有時得等電話有線才能使用，而且電話機又是一個個又黑又大的，一點也不美觀，可其實用價值就十分大，尤其是報社安裝了又“珍貴”又緩慢的傳真機後，我們都讚嘆有此機可省卻打電話之苦。
可是一台傳真機是不夠用的，於是報社又有專人接電話寫新聞的，他們的速度是又要快又要字體較為端正，而且聽新聞要“耳靈”，不能老是再說一遍，不然報告新聞的記者就很不耐煩。我們當時稱呼接電話寫新聞的人為“內勤記者”。在那個時代，誰又想到電話會「革命」的？
在80年代起，我開始到中國，而且每趟一去就是15天或20天。如果要用電話，在公路上是沒有電話亭的，只有路邊的商店或有電話的。若要惠借，對方是不大願意的，大多數回到賓館打電話。本地電話一通一塊錢，若是打長途就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有一次打回馬來西亞，約三分鐘的電話費是百多元。經常在結賬時，電話費是千多元人民幣。
即使在馬來西亞，因急用打電話，商店也是不大願意借給的。後來有了公共電話亭或投錢打電話機之設，也就多少方便我們這些外出的人。
90年代，已有了移動手機，但卻是“龐然大物”。我記得我買下一輛車時，車內裝有電話機（時價是萬餘兩萬元）。若要從車上取下，實在笨重，好像提一個電池箱那麼不雅觀。不過在物以稀為貴下，這台手機又似乎十分耀眼。
不久之後，有了較輕的手機，我們稱之為“大哥大”少說也有一公斤重。我於是把“汽車手機”換成這類手機，價格是近萬元，又“威風”一陣。
再過一些時候手機越出越精巧，也越來越便宜，回頭看看自己的“大哥大”，真是不好意思。朋友笑我拿那麼大的手機，好像怕人不知你有手機似的，我唯有苦笑，笑自己趕不上時代。
近些年來，手機千變萬化，即輕便又美觀，已是一種十分實用的裝飾品。在價格大眾化下，一人一手機已不是“天方夜譚”，而是活生活的現實。
雖然有人說手機的幅射力較強，常用會對人體無益，但也沒有多少例子使用手機會「殺人」的，於是手機便成為全人類的“寵兒”。
今天的手機可不得了，又是電話，又是攝相機，又是電腦，又是電視機的，幾乎把可以統在一起的科技都合在一個小小的手機內。
雖然手機用途多多，但會全面使用其功能的並不見多，我就是其中一個，手機就是手機，也等於是隨身電話，至多是收訊息和發訊息，其他的只是略懂一二。
過去是人操控電話，甚至打架的時候，用大大個電話一丟也能傷人；今天是手機操控人，你用手機不能傷人，而手機卻能掌握你的一切。
因此把手機的發明列為世界第一科技，也許是「當之無愧」的。
我從正月份的網站讀到一則新聞，說在過去25年來，人類在科技方面的進步是令人瞠目結舌的。根據美國一家學術單位最近邀請科技領袖來作一個評鑑，到底是那一項發明最為重要的，結果仍然無法選出第一名的產品，要留待日後再作決定，但排名第二的是手機，第三是個人電腦，第四是光纖系統，而第五是電子郵件。其他榜上有名的包括CD雷射唱片，數碼相機，汽車安全囊，以及其他隨身攜帶可使用的產品。
從上觀之，人類在四分之一世紀的進步是遠比過去任何時代都要快速的，就拿個人移動手機來說，我的經驗是深刻的。
以前，就說40年前吧，家里裝一台電話是相當不錯的。就在我進報館服務後，才開始驚覺電話的重要性，那個時候，報社的電話線是命根子。與外界的聯絡全靠電話，但電話機又有限，以致有時得等電話有線才能使用，而且電話機又是一個個又黑又大的，一點也不美觀，可其實用價值就十分大，尤其是報社安裝了又“珍貴”又緩慢的傳真機後，我們都讚嘆有此機可省卻打電話之苦。
可是一台傳真機是不夠用的，於是報社又有專人接電話寫新聞的，他們的速度是又要快又要字體較為端正，而且聽新聞要“耳靈”，不能老是再說一遍，不然報告新聞的記者就很不耐煩。我們當時稱呼接電話寫新聞的人為“內勤記者”。在那個時代，誰又想到電話會「革命」的？
在80年代起，我開始到中國，而且每趟一去就是15天或20天。如果要用電話，在公路上是沒有電話亭的，只有路邊的商店或有電話的。若要惠借，對方是不大願意的，大多數回到賓館打電話。本地電話一通一塊錢，若是打長途就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有一次打回馬來西亞，約三分鐘的電話費是百多元。經常在結賬時，電話費是千多元人民幣。
即使在馬來西亞，因急用打電話，商店也是不大願意借給的。後來有了公共電話亭或投錢打電話機之設，也就多少方便我們這些外出的人。
90年代，已有了移動手機，但卻是“龐然大物”。我記得我買下一輛車時，車內裝有電話機（時價是萬餘兩萬元）。若要從車上取下，實在笨重，好像提一個電池箱那麼不雅觀。不過在物以稀為貴下，這台手機又似乎十分耀眼。
不久之後，有了較輕的手機，我們稱之為“大哥大”少說也有一公斤重。我於是把“汽車手機”換成這類手機，價格是近萬元，又“威風”一陣。
再過一些時候手機越出越精巧，也越來越便宜，回頭看看自己的“大哥大”，真是不好意思。朋友笑我拿那麼大的手機，好像怕人不知你有手機似的，我唯有苦笑，笑自己趕不上時代。
近些年來，手機千變萬化，即輕便又美觀，已是一種十分實用的裝飾品。在價格大眾化下，一人一手機已不是“天方夜譚”，而是活生活的現實。
雖然有人說手機的幅射力較強，常用會對人體無益，但也沒有多少例子使用手機會「殺人」的，於是手機便成為全人類的“寵兒”。
今天的手機可不得了，又是電話，又是攝相機，又是電腦，又是電視機的，幾乎把可以統在一起的科技都合在一個小小的手機內。
雖然手機用途多多，但會全面使用其功能的並不見多，我就是其中一個，手機就是手機，也等於是隨身電話，至多是收訊息和發訊息，其他的只是略懂一二。
過去是人操控電話，甚至打架的時候，用大大個電話一丟也能傷人；今天是手機操控人，你用手機不能傷人，而手機卻能掌握你的一切。
因此把手機的發明列為世界第一科技，也許是「當之無愧」的。
8.2.05
祝大家雞年龍飛鳳舞 （横刀立马）
*飞扬
我们的华人虽然慣用阳历来推算日子，但总会不忘用农历来推算自己的运程。于是就有了一些讲不清楚的陋習和所谓古人留下的风俗，并且认为在何年出生的人是最好的，而又在那一年出生不是不理想的。举例来说，最受欢迎的是龙年，因为龙代表了幸运与獨佔鰲頭，所以爭著生龍子。即使不在龍年出生，也可能会给孩子取个有龙的名字。比如李光耀就给他的长子取名显龙的名字，果然不同凡响，今天已貴为一国总理。又如原姓房的武打名星给自己取了个成龙的名字，又是一炮而红，取代了已逝世的李小龙的地位。
由此可见龙是最受欢迎的，所谓“望子成龙”就是这个意思，许许多多的人赶在龙年生孩子，便是希望有个好意头。
说到龙，人们又会问道：“既然龙在古代是至高無上的，被视为皇帝的象征，为什么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五而不是第一呢？”
我翻阅一些有关命理和生肖的书籍，也找不到答案，而所谓十二生肖是东汉以后才正式确立，至今已有二千年历史。它是根据十二地支（另有十天干）排列而成（天干地支并成年代，十二年一个轮回，六十年又转回头，所以有六十花甲之年）。不知道为什么令人讨厌的老鼠竟排名第一。根据我看书悟出的推理是：在五行的排列是這樣的：木（東）、火（南）、金（西）、水（北）及土（中），既然土是排在中央，即第五位也是代表了皇帝，而在佛教中又有所谓天龙八部，后来八龙中又藏了第九条龙在中間，于是出现所谓九龙壁。
我们把皇帝称为“九五之尊”，大概“九”代表最权威的龙，“五”代表最权威的地，不是有一句话说，“普天之下，非土莫王吗”？
也許由于這個緣故，龍就排在第五了。至于雞又為什麼排在第十，剛好與龍形成對稱？原來一向以來，中國人把雞當成鳳，也是個好意頭，許多女性的名字出現鳳字正是因為龍鳳是一體的。既然龍代表男性，鳳就代表女性了。
人們于是會問：如果不存在的動物“龍”可以被列為十二生肖之中，為什麼也不存在的鳳凰不能列入其中，偏偏要選用最普通不過的家禽“雞”來排陣？
這與選老鼠和猪狗蛇之類的同樣說不出所以然來。但有一點可以這樣解釋：在遠古的時代，早已存在兩大氏族，即龍族和鳳族的斗爭。他們曾有過合作，也有過激烈的摩擦，到最后是龍占上風。龍成為皇帝的象徵，在男性為主的社會，自然不容許鳳探出頭來，或再貶回雞以襯托出龍的偉大。就這樣“鳳”不見了，雞出頭了。
雞是人類的良友，大家都習以為常，但為了“抬高”雞的地位，民間有人把雞當鳳來稱呼。我們吃“雞爪”不是改稱為“鳳爪” 嗎？更把雞年當鳳年來稱呼。一直到慈禧太后在清朝把持朝政后，鳯終于抬頭，鳳居然駕在龍的上面。
本來這樣的說法也不錯，壞就壞在后來的人，誤把“雞”當“妓”同音來形容。真不知是那位缺德的人把“叫妓”喚成“叫雞”。這樣一來，女孩子對 “雞”則避之則吉，于是人的名字有“鳳”是高雅，絕沒有人的名字有“雞”字在內的。因此“雞”再被人貶了一級，是低級中的低級。可是偏偏人人都喜歡吃“雞肉”。其中的矛盾，沒有人去研究，畢竟“吃雞”與“叫雞”是兩碼事。
為了轉個運程，人們把雞叫鳳不僅再次提高了雞的地位。也讓屬雞的人感到榮耀。
今年碰巧趕上“雞年”（以農曆算應當是年初一開始進入雞年），肖雞的人可以把自己當鳳來看，心理便踏實了。
其實，正如星雲大師所說，不要迷信“命中注定”。雖然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生肖，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不是龍年特別好，也不是鼠年就壞運，其實人的屬肖是不重要的，是與生俱來的，也與命運無關。什麼時候想生孩子就什麼時候生，不要管他什麼年。星雲大師要人們從佛理中認識和改變命運，不要相信命運，更不要迷信，大概就是這個道理。祝大家雞年如鳳又如龍。
我们的华人虽然慣用阳历来推算日子，但总会不忘用农历来推算自己的运程。于是就有了一些讲不清楚的陋習和所谓古人留下的风俗，并且认为在何年出生的人是最好的，而又在那一年出生不是不理想的。举例来说，最受欢迎的是龙年，因为龙代表了幸运与獨佔鰲頭，所以爭著生龍子。即使不在龍年出生，也可能会给孩子取个有龙的名字。比如李光耀就给他的长子取名显龙的名字，果然不同凡响，今天已貴为一国总理。又如原姓房的武打名星给自己取了个成龙的名字，又是一炮而红，取代了已逝世的李小龙的地位。
由此可见龙是最受欢迎的，所谓“望子成龙”就是这个意思，许许多多的人赶在龙年生孩子，便是希望有个好意头。
说到龙，人们又会问道：“既然龙在古代是至高無上的，被视为皇帝的象征，为什么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五而不是第一呢？”
我翻阅一些有关命理和生肖的书籍，也找不到答案，而所谓十二生肖是东汉以后才正式确立，至今已有二千年历史。它是根据十二地支（另有十天干）排列而成（天干地支并成年代，十二年一个轮回，六十年又转回头，所以有六十花甲之年）。不知道为什么令人讨厌的老鼠竟排名第一。根据我看书悟出的推理是：在五行的排列是這樣的：木（東）、火（南）、金（西）、水（北）及土（中），既然土是排在中央，即第五位也是代表了皇帝，而在佛教中又有所谓天龙八部，后来八龙中又藏了第九条龙在中間，于是出现所谓九龙壁。
我们把皇帝称为“九五之尊”，大概“九”代表最权威的龙，“五”代表最权威的地，不是有一句话说，“普天之下，非土莫王吗”？
也許由于這個緣故，龍就排在第五了。至于雞又為什麼排在第十，剛好與龍形成對稱？原來一向以來，中國人把雞當成鳳，也是個好意頭，許多女性的名字出現鳳字正是因為龍鳳是一體的。既然龍代表男性，鳳就代表女性了。
人們于是會問：如果不存在的動物“龍”可以被列為十二生肖之中，為什麼也不存在的鳳凰不能列入其中，偏偏要選用最普通不過的家禽“雞”來排陣？
這與選老鼠和猪狗蛇之類的同樣說不出所以然來。但有一點可以這樣解釋：在遠古的時代，早已存在兩大氏族，即龍族和鳳族的斗爭。他們曾有過合作，也有過激烈的摩擦，到最后是龍占上風。龍成為皇帝的象徵，在男性為主的社會，自然不容許鳳探出頭來，或再貶回雞以襯托出龍的偉大。就這樣“鳳”不見了，雞出頭了。
雞是人類的良友，大家都習以為常，但為了“抬高”雞的地位，民間有人把雞當鳳來稱呼。我們吃“雞爪”不是改稱為“鳳爪” 嗎？更把雞年當鳳年來稱呼。一直到慈禧太后在清朝把持朝政后，鳯終于抬頭，鳳居然駕在龍的上面。
本來這樣的說法也不錯，壞就壞在后來的人，誤把“雞”當“妓”同音來形容。真不知是那位缺德的人把“叫妓”喚成“叫雞”。這樣一來，女孩子對 “雞”則避之則吉，于是人的名字有“鳳”是高雅，絕沒有人的名字有“雞”字在內的。因此“雞”再被人貶了一級，是低級中的低級。可是偏偏人人都喜歡吃“雞肉”。其中的矛盾，沒有人去研究，畢竟“吃雞”與“叫雞”是兩碼事。
為了轉個運程，人們把雞叫鳳不僅再次提高了雞的地位。也讓屬雞的人感到榮耀。
今年碰巧趕上“雞年”（以農曆算應當是年初一開始進入雞年），肖雞的人可以把自己當鳳來看，心理便踏實了。
其實，正如星雲大師所說，不要迷信“命中注定”。雖然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生肖，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不是龍年特別好，也不是鼠年就壞運，其實人的屬肖是不重要的，是與生俱來的，也與命運無關。什麼時候想生孩子就什麼時候生，不要管他什麼年。星雲大師要人們從佛理中認識和改變命運，不要相信命運，更不要迷信，大概就是這個道理。祝大家雞年如鳳又如龍。
4.2.05
對西南區“華中”事件的補充 （横刀立马）
*飞扬
1月28日，韓江中學邀請檳島西南區九間華文小學的董事長及代表進行一場教育交流，主要是想傳達一項訊息，並向西南區的華小作一個明確的交待。
雖然有關新聞已見諸各報，但我想在這里針對有關的問題作一個必要的補充，以使西南區的華社對整個事件有個清楚的輪廓。因為陳國平及我本身除了是韓江中學董事會的負責人外，也是“檳島西南區國民型華文中學籌委會”的主席和總務。
曾經有許多人問我們，為什麼這件事“有頭無尾”？為什麼開了幾次會后“突然”終止？為什麼沒有在報上公佈原委？似乎是有點“怪責”籌委會“無疾而終”。
不錯，籌委會是在“特殊的情勢下”突告煞車，但又無法講得清楚。因為一講出來，又會引致情緒波動，對大局無所裨益，所以我們商議后決定選擇保持沉默，讓有關政黨繼續爭取，說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1. 1998年下半年，西南區華小的主要領導人許忠源數度提出善意的要求，希望由陳國平出面領導在西南區爭取設立一間國民型中學，但因事關重大，未敢貿然應諾，最后基于西南區的華小有強烈的要求和願望，同意擇日召開一項會議，以集思廣益。
2. 1999年3月13日，我們舉行了第一次交流會議，與會者一致通過成立“檳島西南區國民型華文中學籌備委員會”，並推舉陳國平擔任主席，領導申辦及建校事宜。在這方面，我們曾研究國家教育法令修正后，已沒有所謂“國民型中學”，全已改成“國民中學”。似乎與我們的定名有些出入。不過，西南區的代表則坦言他們的原意是要建立諸如鐘靈、檳華的中學，具有華教的傳統，以收容西南區的華小畢業生。
換句話說，只要能成立如同鐘靈及檳華類型的中學，而名稱如何定並不重要。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決定上述的定名，主要是能夠比較明顯地突出華社的意願，不是要超越教育法令的規定。
3. 會議過后，我們決定收集資料，以向教育部長提呈完整且具有說服力的備忘錄。在一個月之內，也即是4月8日，我們終于完成這項艱巨的工作。
4. 接著，籌委會又于4月份舉行兩次會議，納接備忘錄的內容，並期望主席及早向教育部長提呈。在6月份的時候，主席將申辦公函及備忘錄持交時任教育部長的納吉。
5. 不久，籌委會主席被告知，申辦事宜困難重重，不易落實。鑑于全國大選行將來臨，我們決定選擇沉默，以免影響情緒。在這之后，我們便不曾再召開會議。前后算來我們一共舉行四次會議，但沒有進一步行動，也沒有結束會議。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要讓西南區的華社及各政黨繼續發出聲音，以期局面有所扭轉。而事實上，各政黨領導人也不間斷地作出努力。如果我們宣佈解散籌委會，等于我們“承認”申辦失敗，也就會造成不必要的麻煩。這之中的苦衷，我們以沉默表示了我們的“承諾不變和不死心”。
6. 轉眼又來到2004年的大選，由于政治氣候已大為轉變，反對黨后勁乏力，此事已不再是焦點課題，但無可否認也成為候選人手中的一張牌子。
7. 大選過后，鐵樹仍然不開花。這6年的時間一幌眼過去了。陳國平及我本人認為經過兩屆大選，應給西南區人民一個交待，不然就會成為“千古奇案”，有始無終。今天看來，爭取申辦所謂“國民型華文中學”已是“胎死腹中”，我們已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和期待。除非奇蹟出現，不然我們不能再無年無月的守株待兔，而是必須另擇方案來“解決”西南區華小畢業生的升學問題。因此韓江中學主動地作出獻議，讓不能進入國民型中學的學生來到韓中接受完整的中學教育。當然這又牽涉到許多重大的問題，諸如經費、交通及課程等，這些都是需要雙方進行協商的，無論如何，我們期待西南區的華小董事領導人在許忠源領導下能為下一代的前途作出深入與積極的考慮和探討。韓江中學準備配合他們的願望來達成一個共識。
1月28日，韓江中學邀請檳島西南區九間華文小學的董事長及代表進行一場教育交流，主要是想傳達一項訊息，並向西南區的華小作一個明確的交待。
雖然有關新聞已見諸各報，但我想在這里針對有關的問題作一個必要的補充，以使西南區的華社對整個事件有個清楚的輪廓。因為陳國平及我本身除了是韓江中學董事會的負責人外，也是“檳島西南區國民型華文中學籌委會”的主席和總務。
曾經有許多人問我們，為什麼這件事“有頭無尾”？為什麼開了幾次會后“突然”終止？為什麼沒有在報上公佈原委？似乎是有點“怪責”籌委會“無疾而終”。
不錯，籌委會是在“特殊的情勢下”突告煞車，但又無法講得清楚。因為一講出來，又會引致情緒波動，對大局無所裨益，所以我們商議后決定選擇保持沉默，讓有關政黨繼續爭取，說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1. 1998年下半年，西南區華小的主要領導人許忠源數度提出善意的要求，希望由陳國平出面領導在西南區爭取設立一間國民型中學，但因事關重大，未敢貿然應諾，最后基于西南區的華小有強烈的要求和願望，同意擇日召開一項會議，以集思廣益。
2. 1999年3月13日，我們舉行了第一次交流會議，與會者一致通過成立“檳島西南區國民型華文中學籌備委員會”，並推舉陳國平擔任主席，領導申辦及建校事宜。在這方面，我們曾研究國家教育法令修正后，已沒有所謂“國民型中學”，全已改成“國民中學”。似乎與我們的定名有些出入。不過，西南區的代表則坦言他們的原意是要建立諸如鐘靈、檳華的中學，具有華教的傳統，以收容西南區的華小畢業生。
換句話說，只要能成立如同鐘靈及檳華類型的中學，而名稱如何定並不重要。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決定上述的定名，主要是能夠比較明顯地突出華社的意願，不是要超越教育法令的規定。
3. 會議過后，我們決定收集資料，以向教育部長提呈完整且具有說服力的備忘錄。在一個月之內，也即是4月8日，我們終于完成這項艱巨的工作。
4. 接著，籌委會又于4月份舉行兩次會議，納接備忘錄的內容，並期望主席及早向教育部長提呈。在6月份的時候，主席將申辦公函及備忘錄持交時任教育部長的納吉。
5. 不久，籌委會主席被告知，申辦事宜困難重重，不易落實。鑑于全國大選行將來臨，我們決定選擇沉默，以免影響情緒。在這之后，我們便不曾再召開會議。前后算來我們一共舉行四次會議，但沒有進一步行動，也沒有結束會議。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要讓西南區的華社及各政黨繼續發出聲音，以期局面有所扭轉。而事實上，各政黨領導人也不間斷地作出努力。如果我們宣佈解散籌委會，等于我們“承認”申辦失敗，也就會造成不必要的麻煩。這之中的苦衷，我們以沉默表示了我們的“承諾不變和不死心”。
6. 轉眼又來到2004年的大選，由于政治氣候已大為轉變，反對黨后勁乏力，此事已不再是焦點課題，但無可否認也成為候選人手中的一張牌子。
7. 大選過后，鐵樹仍然不開花。這6年的時間一幌眼過去了。陳國平及我本人認為經過兩屆大選，應給西南區人民一個交待，不然就會成為“千古奇案”，有始無終。今天看來，爭取申辦所謂“國民型華文中學”已是“胎死腹中”，我們已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和期待。除非奇蹟出現，不然我們不能再無年無月的守株待兔，而是必須另擇方案來“解決”西南區華小畢業生的升學問題。因此韓江中學主動地作出獻議，讓不能進入國民型中學的學生來到韓中接受完整的中學教育。當然這又牽涉到許多重大的問題，諸如經費、交通及課程等，這些都是需要雙方進行協商的，無論如何，我們期待西南區的華小董事領導人在許忠源領導下能為下一代的前途作出深入與積極的考慮和探討。韓江中學準備配合他們的願望來達成一個共識。
2.2.05
新聞自由與媒體研究
我在1月29日中國上海大学與韩江学院聯辦的“大众传播系硕士課程”開課禮上提出兩個要點。其一是韓江學院在成功開辦中文系硕士班（與南京大學合作）后，又成功地推出與新聞傳媒相接近的碩士班，可說是不同國度，不同意識形態的新聞學交流的突破；因而激發韓院在未來的一年內，準備把韓江華人文化館提昇為研究院的規格，邁向學術自由領域。
這就是說，我們將會在中國及台灣的大學支持與合作下，開辦更多的研究課程，以期能成為東南亞研究中心的基地之一。最主要的一點是，這是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的學術研究，集教學、藏書、交流于一爐，配合這一發展，我們將在今年3月份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在韓江學院舉辦為期4天的學術研討會，以檳城歷史作為研究對象。
我们認為馬來西亞的研究生是幸運的，因為他們得到中國教授不辭千里到來教學，並讓本地生考取與中國學生同等學歷的學位，而且收費相對便宜一倍。在中國，報載今年報考研究生的申請者達1百17萬人，但只能收容不到30%，可見競爭之激烈。因此馬來西亞人珍惜這海外設點和辦學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中文日益普及和運用價值提升的當兒，更顯示其實用性，也是貫澈“終身學習”的一個過程與環節。
其二是針對大众传播系硕士班的開課，不僅是第一家用中文媒介的課程，而且有助于提昇本國華文傳媒的水平。
因為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华文传媒工作者在过去多数是没有机会经过专业训练就在自我摸索中成长，包括我本身在内也是靠边做边学而成为一名报人。除了极少数的有一些新闻专业或理论基础外，大多数人是“实验主义”者，也就是在缺乏理论支撑下，依靠前人的经驗和自己的经验来判定新闻的标准。这似乎与五四运动文学革命（不是革命文学）创导人之一的胡适提倡的“ 中国化的实验主义”有所相同。胡适本身是饱学之士，他把美国实验大师杜威（JohnDewey,1859-1952）的一套理论引进当时的中国，主张文学革命是一点一滴的进化，要结合实验主义一起而实际应用。但后来又被政治潮流所淹没。不过经过一段十分曲折的变化后，中国在80年代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这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实质内容中有所不同，但也反映出“实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实用价值。
我提起这件事是想用此来审视我们今日的传媒事业和言论自由。虽然我们常说传媒是“第四权”，而“言论自由”是资本主义赋予人类的基本人权。但事实上我们所处在的是加了一条“社会责任”的理论的框架来约束新闻自由。所谓的“社会责任”也就因时而异，因国而异，但又无所不包，可以是法令的实施，也可以是其他的。这无形中又给传媒工作者设下所谓的“自律”。在“自律”底下我们可能就无法很好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手上。因此有人對新聞工作者的諸多責難，也就顯得有些不公平了。事實上，他們忝為知識份子，也熱愛“新闻自由”與“言論自由”，只因各報有不同的詮釋。
正因为这样，华文传媒需要在面对挑战时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可以从西方引入，也可以从东方引入而最后成为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的一个指导方向和思想。换句话说，我们也不需要太过灰心，总有一个方法或理论来匡正新闻自由的定義。也许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的传媒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或提供一个模式。上海位于中国的最前线和最开放的大都市，它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的，上大教授的到来或者可以填补我们的华文传媒所欠缺的理论系统。反过来，中国也可以从马来西亚的华文传媒的经验中获得启发。这种交流是值得鼓励与提倡的。这样一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好象正可以派上用场。
在過去我們是無從想像這樣的雙向交流，但在不斷改變下，我們終于看到《南洋商報》有了“文匯版”，直接與香港的“文匯報”掛鉤；抑有進者，連中國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可以堂堂正正在馬來西亞刊行和發售。
假以時日，馬中兩國的中文傳媒肯定能找到一條適合“亞洲民主”的“新聞自由”的理論和模式。
這就是說，我們將會在中國及台灣的大學支持與合作下，開辦更多的研究課程，以期能成為東南亞研究中心的基地之一。最主要的一點是，這是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的學術研究，集教學、藏書、交流于一爐，配合這一發展，我們將在今年3月份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在韓江學院舉辦為期4天的學術研討會，以檳城歷史作為研究對象。
我们認為馬來西亞的研究生是幸運的，因為他們得到中國教授不辭千里到來教學，並讓本地生考取與中國學生同等學歷的學位，而且收費相對便宜一倍。在中國，報載今年報考研究生的申請者達1百17萬人，但只能收容不到30%，可見競爭之激烈。因此馬來西亞人珍惜這海外設點和辦學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中文日益普及和運用價值提升的當兒，更顯示其實用性，也是貫澈“終身學習”的一個過程與環節。
其二是針對大众传播系硕士班的開課，不僅是第一家用中文媒介的課程，而且有助于提昇本國華文傳媒的水平。
因為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华文传媒工作者在过去多数是没有机会经过专业训练就在自我摸索中成长，包括我本身在内也是靠边做边学而成为一名报人。除了极少数的有一些新闻专业或理论基础外，大多数人是“实验主义”者，也就是在缺乏理论支撑下，依靠前人的经驗和自己的经验来判定新闻的标准。这似乎与五四运动文学革命（不是革命文学）创导人之一的胡适提倡的“ 中国化的实验主义”有所相同。胡适本身是饱学之士，他把美国实验大师杜威（JohnDewey,1859-1952）的一套理论引进当时的中国，主张文学革命是一点一滴的进化，要结合实验主义一起而实际应用。但后来又被政治潮流所淹没。不过经过一段十分曲折的变化后，中国在80年代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这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实质内容中有所不同，但也反映出“实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实用价值。
我提起这件事是想用此来审视我们今日的传媒事业和言论自由。虽然我们常说传媒是“第四权”，而“言论自由”是资本主义赋予人类的基本人权。但事实上我们所处在的是加了一条“社会责任”的理论的框架来约束新闻自由。所谓的“社会责任”也就因时而异，因国而异，但又无所不包，可以是法令的实施，也可以是其他的。这无形中又给传媒工作者设下所谓的“自律”。在“自律”底下我们可能就无法很好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手上。因此有人對新聞工作者的諸多責難，也就顯得有些不公平了。事實上，他們忝為知識份子，也熱愛“新闻自由”與“言論自由”，只因各報有不同的詮釋。
正因为这样，华文传媒需要在面对挑战时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可以从西方引入，也可以从东方引入而最后成为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的一个指导方向和思想。换句话说，我们也不需要太过灰心，总有一个方法或理论来匡正新闻自由的定義。也许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的传媒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或提供一个模式。上海位于中国的最前线和最开放的大都市，它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的，上大教授的到来或者可以填补我们的华文传媒所欠缺的理论系统。反过来，中国也可以从马来西亚的华文传媒的经验中获得启发。这种交流是值得鼓励与提倡的。这样一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好象正可以派上用场。
在過去我們是無從想像這樣的雙向交流，但在不斷改變下，我們終于看到《南洋商報》有了“文匯版”，直接與香港的“文匯報”掛鉤；抑有進者，連中國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可以堂堂正正在馬來西亞刊行和發售。
假以時日，馬中兩國的中文傳媒肯定能找到一條適合“亞洲民主”的“新聞自由”的理論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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