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部长人选不妨大选后才定

民政党代主席许子根宣布上京后面临一个左右为难的大问题，是谁才是适当的接班人？雖然他已向国阵主席提呈三名人选，但党内外都知道有两位在争出线。一个是左边的红人党副主席兼行政议员丁福南；另一个是右边的红人党总秘书兼副新闻部长谢宽泰。他们都具备了当首席部长的条件。而若要由许子根预先决定人选，是十分痛苦的。

由于形势使然，也就格外引人关注，不但党内人在议论，而且党外也有诸多的意见。所有的议论归纳起来是极其复杂的，有偏向丁的，也有偏在谢的，更有拿两人的優缺点作比较。这当然仅供参考，最终还得由党主席及党中央举荐其中一人供国阵主席核准。

不论谁上位，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许子根在宣布上京的同时，也重申他没有离槟，仍与人民同在。这项强烈的讯息与承诺就意味着接班人要把党主席放在第一位而组成“最佳拍档”，让许子根在当中央部长的同时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起指导与监督作用。许子根的良苦用心，接班人是必须要洞悉和掌握的，不能潜越而上。

既然许子根目前对甄选首席部长不易及时作出判断，我們不妨提供过去的历史让子根作参考。他也许可以根据过去的模式来一个民主抉择：
1. 1957年独立前，原本被内定的林苍佑不出任首席部长，党内出现两名议员爭出位，他们是王保尼和謝成金，结果林苍佑通过槟州联盟会议票选首席部长，王保尼以多一票胜出，而启开一个王保尼时代，谢成金担任行政议员。

2. 1990年大选后，因林苍佑跌马，民政党内也出现两人具备当首席部长的条件，其一是许子根，其二是吴清德，经过党中央票选后许子根胜出而启开许子根时代，吴清德则担任行政议员。

如今许子根在行将结束其首席部长的生涯时，也不必急切敲定人选，因为每位候选人都必须要先通过选民这一关，在中选后才有资格争取上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国阵也要再度执政，而民政党仍然保持一定的优势，才是成熟时机推举首席部长人选。这就是说，现在就宣布接班人是不合适的，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因此许子根所提的三位接班人都要齐齐在州选中出征，等尘埃落定后形势自然明显。有道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如果过去能够通过党内民主程序来选首席部长，没有理由今次不能按程序来办？我的意思是说，许子根刻下已够烦恼和分身乏術，民政要上下一致鎗口對外，不要在人选方面兜兜转转，争个不休。既然副首相兼国阵署理主席納吉说了，首席部长人选由民政推选，那还怕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对此我们也相信选民会接受这样的安排，就如1990年的大选，谁料到许子根会脱颖而出呢？

全国大选形势图 反对党能破国阵2/3优势吗？

首相阿都拉宣布解散国会，提名及投票日分别为2月24日及3月8日。正式为第十二届大选掀开战幔。其实早在去年开始，各党已厉兵秣马，也或多或少准备就绪，因此不算是闪电大选，也不算没给政党足够时间。只是因为首相拥有这项特权，自然可以选择他认为最适当的日子让人民检视政府的成绩单。

怎样评估政府的政绩，这是见仁见智的。但由于马来西亚存在种族性的结构，不但拥有种族性政党，而且选区也多数有种族性的区分，也就令人难以捉摸整体选民的意愿。因为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诉求和面对不同的问题，要使全民有较大的一致性，几乎是不大可能的。这就是说，不同种族及不同选区的投票倾向不会是朝向同一个方向的，也就使到在野党有机会在隙缝中探出头来。

按照一向的传统，马来选民占大多数的选区是巫统的铁票，唯一的强大对手是回教党。其它政党如人民党乃至早期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参加1955年及1959年的大选）和后来的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参加1990及1995年大选）都无法突围而出。这就是为什么巫统一直把回教党视为对手。但在1999年的大选，情况有了较为明显的转变，那就是被罢黜的副首相安华领导的国民公正党插上一脚，使到巫统多了一个劲敌。但这一仗的结果，如同46精神党扮演的角色，壮大了回教党而公正党自身成为陪衬的角色。

不过，安华的效应与东姑拉沙里的效应是不相同的。东姑拉沙里经过两次交锋后就软了下来而搬师回巢（1996年重投巫统）；安华经过两次交锋后（1999及2004年），仍然精力旺盛，在全国各地展开渗透式的宣传，准备在第三次交锋来一个翻盘。再者，安华前两次的大选身陷囹圄，只能间接遥控，不像东姑拉沙里自由走动造势，也唯有这一次才算是亲力亲为扶起公正党的形象。

对公正党而言，安华显然不把公正党的重点完全放在“纯马来人”的选区，他知道在这方面回教党比较占优势，因而集中火力在混合选区寻求突破。他的所谓混合选区是指或马来人占多数（超过51%）或马来人占较少数（或50%以下），而华人及印度人各有一定一的比例（一向来是倒向国阵的）。

这些被形容为混合选区在西马较为明显。如果华人居多，多由行动党出征；如果马来人较多或被视为国阵的堡垒区，则多由公正党候选人出征。根据安华的算法，公正党最有希望在混合选区创造奇迹，他放眼公正党在国会方面能够赢得20到25个席位。如果正如他所愿，就有其中一席在4月过后会进行补选，让路安华重入国会，也许会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至于回教党，它的主席哈迪阿旺也雄心勃勃，认为有信心再造1999年的佳绩。他估算回教党有机会赢取40个国席。他的这一估算也许过高，若形势大好，拿下30席，也不是天方夜谭。因为在1999年，回教党就破记录地拥有27个国席。如果马来社会也吹“思变”之风，回教党或有一些转机。可是巫统方面认定回教党不可能有此机会，甚至也认定它会失去丹州政权。当然，回教党如果从2004年的7个国席再有所增加的话，也不足为奇。

民主行动党此次卯足一切人力在华人较为集中的选区向马华及民政进攻。它藉城市吹起的“反风”，希望再一次痛击华基政党。按照林吉祥的推算，民主行动党有机会拿下40个国席。2004年行动党有12个国席。它最辉煌的年代是1986年的大选，一举拿下24席（当时国会总共177席），而在1990年时也还有20席，但自此之后它就在9至12席之间徘徊，一直未有大逆转。

今年行动党大胆预测会有大突破，若如林吉祥所愿，拿下30席左右，再加上公正党20席，再加上回教党20席，总共70席就有机会接近三份之一的国席（国会总数222席）。倘使再多几席达75席就是破了国阵的三份之二优势。但问题是反对党能够达成这个愿望吗？

虽然反对党也希望变天，但成数不大，因为在种族性划分的选区和某些属于国阵的固若金汤的城池是不易被攻破的。例如铜墙铁壁的柔佛，东马的两大板块（沙巴和砂拉越）也被视为国阵的囊中物，再加上彭亨，霹雳的马来选区，都是国阵的城堡，合起来超过半数绰绰有余，改朝换代也就极其困难。

因此焦点之战是放在三份之一的选区是否是倾向国阵或倾向反对党。不论朝野，都倾全力争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马华、民政及砂州的人联党议席，间中也包括了一些属于巫统的议席。
就此而言，反对党的乐观算法是能取得75席来否决国阵的三份之二席；而执政党在承认反对党会有一些收获下，但不可能一下子拥有这么多的议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届的选举不是在争改变执政权，而是在争彼此力量的对比不要过于悬殊。虽然在投票结果之前谁也不能预测结局，但可以肯定的是，本届选举是至为激烈的，也是每票必争的。一个比较通俗的看法是：它不可能重演2004年的一面倒向执政党，也不可能如同1969年反对党取得辉煌的战果，但也许会出现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比数。例如反对党有所进步，但仍不破三份之一。事实如何都是未知数。3月8日就会有了答案。

评林敬益的“四大天王”论

前一阵子，媒体说民政有“四大天王”，有可能成为首席部长的接班人。他们是丁福南、谢宽泰、李家全及邓章耀。这只是传媒的推测，肯定没有在民政党中央讨论过。

最近，林敬益接二连三高调地“否定”上述的“四大天王”，反而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四大天王”，都有机会成为许子根的接班人。他们是槟城的谢宽泰和李家全，霹雳的郑可杨和马袖强。当然林敬益所指的是党主席的接班人；而传媒所指的是首席部长的接班人。两者看来是两码事，其实是相互关系的。

首先林敬益强烈地主张许子根“留槟不上京”，继续统领大军击退反对党的凌厉攻势。虽然他认同许子根最终还是要上京的，但不必急于一时，可以慢慢来。但慢到什么时候，他没有说。

如果许子根接受林敬益的意见，那就意味着槟州民政“四大天王”是不存在或已被打散了。因为许子根还留任首席部长，还要此“四大天王”干啥？

既然没有了传媒所说的“四大天王”，林敬益也就对“四大天王”赋予新解，而且进一步提出党魁如今是转回槟城人做，下一回应轮回霹雳了。这显然也为许子根钦点接班人。这未来的事那么远，竟也让林敬益先给安排。就此而言，民政党成了“指导民主”的政党（此话是出自前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卡诺所说的），那党内又如何发挥充份的民主呢？

再者，林敬益也相信许子根会听他的话，那就意味后者“留槟不上京”。这样一来，大选后的排阵应该是郑可扬升任中央部长，然后出任党署理主席。许子根在下一届大选才上京当中央部长。若是这样，郑可扬怎么办？他既不可能来槟当席部长，也不可能退任副部长或再回去当霹州行政议员。除非民政有两个中央部长，不然郑可扬可得退位了。可惜林敬益没对此作出交待和安排。

按照林敬益的逻辑，他是全往理所当然的民政肯定保有目前的优势而没有考虑到万一大选的结果不是他所要看到的，那又么办？毕竟政治是不断在变，有其客观规律，也有突变之可能，他都没有估算在内。这种思维绝不是“唯物论”，而是不折不扣的“唯心论”。太过于将个人意志当成人民的意愿或肯定结果如他所料。

其实已经退位和行将退休的林敬益可以在党内和私下提出他的意见，不适合公开下“定论”。他应该清楚记得在1982年大选前，他以党主席身份在国阵谈判议席的分配时，身为党顾问的林苍佑全不插手，也不公开提出个人看法，待到谈判有结果而又大出林苍佑意料之外后，林苍佑也只有承受民政马华在槟州8席对8席的分配。甚至后来还亲自跑到首都向马哈迪说情，情愿要回甘榜哥南（如今光大）选区，让出马章武莫选区，可惜不被马华老大李三春接受。

在失望之余，林苍佑即使有一百个不情愿，也尊重林敬益的决定，再度带队上征。林敬益则不然，他把许子根的考量空间大大缩小了，让人感到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就是两者的最大差别。

如果林敬益认为他的意见是“民意的反映”，那么让我们根据最近一家报社（光明日报）的“民调”来作出比较。这份民调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人支持许子根上中央，最大的理由是期望他在中央为槟州带来更大的发展；反之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支持许子根留槟，最大理由是可以化解党争，而不是为了槟州的更大发展。这就是说，对许子根上京有所“期望”；留槟则有所“同情”，不愿看到民政起内哄。不知道林敬益会同意这样的民调吗？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林敬益让许子根根据“民意”和“党意”来作出决定，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数。如果说林敬益已满意他找到适当的党接班人，那么他在位长达27年，许子根在位18年还找不到一位可接班的首席部长，太说不过去了。在1990年时，又有谁想到许子根可接林苍佑的班。若在投票前有人这样说，肯定会害得许子根被口水淹掉。

许子根与巫青团的关系

2008年的大选，民政代主席许子根无疑是焦点人物。因为他已经表达上京的意愿，准备接替林敬益成为中央部长，而将放弃担任18年的槟州首席部长职。他的这一重大的举动，在政坛引起一阵涟漪。如果因此引发“许子根效应”，对民政党具有重大的激励作用。

2006年，身为槟州首席部长的许子根也成为热门话题的焦点人物，但与大选无关，而是在9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批巫青团员在巫统丹绒区会会所开幕礼上，大拉布条指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在众目睽睽下“羞辱”首席部长。当时首相阿都拉也在场，他们显然是希望首相也会与他们相互呼应。结果大失所望，首相敦促收起布条，不要再作出不敬的举动。

不过，在没有受到处分下，少数的巫青团员包括一些领导人过后相继地发出种族性的言论，包括要求更换首席部长，首席部长轮任，乃至槟威两地各设首席部长及交出水供主席等等的似是而非的要求。一时此起彼落，简直把许子根逼向墙角，以逞一时之快。

在施加压力下，他们要求首席部长与巫青团代表对话，俨然地把自己扮成反对党而忘记了他们也是源自母体巫统的一份子。许子根并没有因此接受“不对称的对话”，而是让民青团与巫青团周旋。

所幸首相并没有被这些极端言论所迷惑，反而理智地忠告相关人士不要再发出尖锐性的叫嚣，才使到局面平静下来，但对许子根造成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过后他曾私下谈及他当时的感受，他觉得十分难堪和内心十分激动。原本想离席抗议，又碍于首相情面，仪式未完，不能与这一小撮人一般见识，只好强忍下来。总不能拂袖而去也使首相难堪。这种以大局为重的暂时“忍气吞声”不幸在事后被人批评为“懦弱”的表现。直到今天也还有人提及此事，未能洞悉他“内心的痛”是难以表达的，也是他从政以来面对极小部分自己人（同一阵营的政党）的头一次公然挑衅。

其实，如果我们翻阅过去的历史，也不难发现许子根不是第一个人面对这样的窘境。例如东姑时代曾受到公开要求下台的压力；敦拉萨时有华玲大示威演成对抗；胡先翁当政时受到反社团（修正）法令人士的大结集；马哈迪当教育部长时面对大学生向他抗议大专法令；还有，也有一些巫青团份子曾在1999年向雪华堂示威要求收回“诉求”等事件。因此示威和拉布条已成为一些人用来宣泄不满的行动。以此比较，许子根事件不过是其中之一，也是极小规模的，有人认为大可不必耿耿于怀。但因为是针对华裔首席部长而来，已不是许子根一个人的事了，而是关系到多元种族国家内的某些执政党人是否可以在大庭广众；尤其是在首相和首长皆出席的仪式上，上演自己人在反自己人的一幕？如果是反对党或外来团体针对政府政策和施政举行示威抗议倒是可以理解；不解的是，维护现政体的人怎么可以要求节外生枝改变既定的分权安排（社会契约）？

针对此事，我们欣慰首相最近说了，极小部分人的极端言行不代表国家领袖的意见，而且他也做到我们再也听不到这类的无礼鼓噪。这证明了领袖兼听则明。抑有进者，副首相纳吉也说了，槟州首席部长仍归民政党人出任而巫统没有异议。坚决地否定了两年多的首长换人和首长轮任制的谬论。
如果说许子根的“忍”换来今天的明朗局面并保住华裔首席部长，总算让“坏事变好事”。也反过来印证极端言行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许子根也不是一忍到底，例如兴权会事件后，民青团副团长巴南柔迪在去年12月发表“印裔一生被边缘化”的文告后，虽受到巫青团长希沙慕丁的强烈指责与公开要求许子根即刻采取纪律行动，但许子根从容以对按程序处理；也在另一方面驳斥巫青团也有人曾发表过极端与不符国阵精神的言论，只是警告了事。这种不卑不亢，柔中带刚的回应，赢得了各界认同。

经过这两场交锋，许子根与希沙慕丁异中求同，依然保得“君子风度”，维持友好关系，足见领袖深明大义，点到为止，不能没完没了，也不能随部份党员瞎起哄。如果可以“总结”的话，那第一场交锋许子根先失后得；第二场交锋打成平手，各无所失。许子根也因此放下一块心头大石，反而可以集中精力放眼于上京路上带出民政多元理念，抑制种族及极端言行，这才是人民的最大期望。

四大巨头齐集槟州迎战 许子根以变应变。林冠英代父出征

第12届全国大选，槟州再一次成了头重戏，至少4个政党巨头都把槟城列为前线州。巫统主席兼首相的阿都拉的选区在威省；民政党代主席兼首席部长许子根的选区在槟岛；反对党精神领袖兼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在槟城插旗及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也飞象过河。这意味着槟州的选情将牵动及影响四位巨头的政途；朝野双方不得不倾巢而出，上演一场龙争虎斗。从正面的意义来说，槟州何其幸运，它竟在不知不觉中引导全国政局，也因此朝野政党寸土必争，更不容任何闪失。

但这也不是今日才如此的激烈争夺，打从我国独立前，于1951年在乔治市市议会为民主选举拉开序幕时，各路人马就逐鹿中原。先是联盟取得执政权，后是社阵夺下执政权，直到1965年取消地方议会选举后，才结束这场的争夺战。

较后，也就是1969年，战场扩大到争夺槟州政府的领导权。未想异军突起的民政党在林苍佑统领下，竟在一夜之间叫槟州变天。虽然在1972年后民政加入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成为执政一员，但仍然没有改变反对党夺取政权的雄心。它们认为既然社阵和民政党能反客为主，为什么其它反对党不能呢？

于是在1986年时，林吉祥亲自挂帅，带领行动党展开丹绒一役，一时烽火连天，攻陷十座城池，军心大振。1990年林吉祥更是雄心万丈，打出“改朝换代”（丹绒二役），战火烧得更加猛烈，大有直捣龙王庙之气势。这一仗令执政党捏一把冷汗，只差3席便告“江河变色”。国阵虽保住江山，但也元气大伤。主将林苍佑跌马，换上秀才许子根主政。在槟州议会内，朝野的对比是19对14席，破了国阵的三份二优势。

1995年，林吉祥更是意气风发，直捣许子根再演一场“王者之战”。然而“丹绒三役”以惨败收场，仅能保住一座城池。自此之后，林吉祥欲振乏力，无功而返。在2004年转移阵地在怡保东山再起。从这样算来，国阵在1995年后就未逢敌手，也在州议会把反对党挤向一个小角落，大有“虎落平阳”之叹；反而迎来了许子根英姿焕发的年代。换句话说，许子根摆脱了困境，安然地位统领国阵打了三场（1995,1999及2004年）的胜仗。而他本身也做了18年的首席部长。有人说，是林吉祥间接地造就了许子根的今天，如果林吉祥不在1986年在丹绒国会击败许子根，后者不会在1990年转战州席；如果林吉祥不在1990年与林苍佑直接对垒而胜出，许子根不会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

有趣的是，今届的大选，已经受够晦气的行动党，走了林吉祥，换来的是林冠英。他的“代父出征”的这一招，是酝酿多时，但成熟在今朝。大有“父亲未完成的，儿代走了”的勇闯龙潭虎穴的精神。当然林冠英也要有破釜沈舟的勇气才能走出这一步，而且对他而言是只许胜不许败，因此他用了与他父亲不同的战略，既避开王者之战，也与安华联手向国阵叫阵。因为他知道对方的主将仍然是“常胜军”的许子根，绝对不能再下错棋。

许子根面对新形势的挑战，不仅要审时度势，也要运筹帷幄得当。今天的他已是民政龙头老大，遣兵用将都要步步为营，不能再如上届的轻骑过关。

虽然他曾说为提防反对党的突袭和奇兵出阵，不会过早宣布他的动向，但已有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显示林冠英也做了必要的布署，因此他再也不能“以静制动”，不能以不变应巨变。在形势需要下，许子根预告了他将上京，把整个槟州政局搞热了。这一动也使到反对党不得不重新审视应变之策。本来它们估算许子根会留槟不上京，专挑许子根的弱点穷追猛打，现在许子根改弦易辙，自有其重要的考虑，他是要在所谓“反风”吹袭底下来一个“投石问路”，看看市面的反应后再走另一步棋。现在反对党也不得不有所调整。

这之中，民政自然需要配合国阵的整体战略而行的。毕竟国阵的大统帅是首相，忝为国阵成员党之一的许子根，完全有必要先与阿都拉密斟对策，而且依照惯例也必须把意愿和主要候选人人名单让身为国阵主席的阿都拉核准，才能有所定案。没有人置疑首相有最后的取决权，而我们也预料首相会尊重各成员党领袖的决定。以目前的发展而言，许子根上京已成定局，他的首席部长接班人也有了名单和头绪，这些人都是他的手下爱将，也是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他们当会执行既定的政策，不会脱离许子根的轨道，更何况许子根是一党之尊，也会在大选后上京当中央部长。首席部长无疑要听命于党的领导。所以许子根走的新局仍然有许子根与槟州人民同在的一条路线，既不会让人民有所失落，也不会因变而打乱盘棋。恰恰相反，他期望因为他的变能产生“许子根效应”，至少对民政党是一个新的开始，且有新鲜感，也有感染力量，进而争取选民给予国阵候选人热情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既便许子根上京，他的顺利过关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反对党不会来一个“王王对决战”。

总得来说，一边是阿都拉与许子根领导国阵大军与另一边是安华和林冠英领导的反对党阵线，两军对垒，成为最为有看头的“大决战”。

根据一般分析，槟州变天的可能性不大，反对党大致可以赢取不超过10个州议席。但也不否定若反风吹起，可取得15席而破了三份之一。也许行动党拿下6,7席，公正党拿下6,7席及回扣党拿下1至2席。

这就是说，国阵有希望再次执政，但可能要面对反对党议员增加的结局。不过，我们也不可能太早下定论，因为权力在选民手中，让他们自行判断吧！

文章补正

有关本报《言论版》2月12日刊出的《这是一场硬仗》中的第四段数目有误，实为“1969年的大选及1990年的大选”，反对党非马来人议席增加；而“1959年的大选及1999年的大选”为反对党马来人议席的增加。合应补正，并致歉意。

作者附识。

这是一场硬仗

首相兼国阵主席阿都拉坦言今年的第12届全国大选是一场硬仗；他也坦言国阵不会再重演2004年的大选的狂胜。由此可见，首相把这一次的大选视为他个人及国阵的最大考验。其中部分因由包括物价上涨与犯罪率上升已由首相直接表达出来。

所谓的考验是指国阵这次会不会保有2/3席的优势，即使不会一面倒的大胜；反对党会有大突破吗？它能拿下超过1/3的席位吗？这就是说，今届的大选不是什么政权交替之争，而是反对党能从执政党手中夺得多少个席位？（国席总数２１９个）

如果我们回顾历届的国会大选，只有一次反对党给予执政党强大的挑战而否决了执政党的2/3席的优势，那就是1969年的大选结果。这一年，执政的联盟在意想不到下，只在西马取得66个国席（总数104席），未达2/3席；连同东马的29席，合共95席（东西马共144席），也未达2/3席。反对党占有49席，在比例上拥有超过1/3的席位。

除此之外，反对党就未曾否决执政党的2/3优势。这意味着在马来西亚，反对党要突破国阵的强大势力是极不容易的。而且十分吊诡的是：当反对党的非马来人议席大有增加时（如1969年的大选及199９年的大选），在下来一届就转弱而又回到国阵一党坐大。当反对党的马来人议席大有增加时（如1959年的大选及1990年的大选），在下来的一届又回到执政党独领风骚。这种现象说明了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影响了时局走向。

虽然如此，随着人口的移动和交流，马来西亚也出现越来越多混合选区。在积极的意义上，这是进步的象征，也是种族融合的基石。这类的选区目前虽不是占绝大多数，但足以牵动整局，也会有助降低种族情绪。

例如去年底突然涌现一个“兴权会”运动，提出印裔被边缘化的伸诉，导致国阵不得不重新评估印裔选民占有1０%以上的混合选区（约20多个左右），是否仍是国阵的强区，或有一半以上将会转移向反对党阵营？为此国阵署理主席纳吉副首相也亲自出面向印裔社群表达政府的诚意，并答应尽力协助解决所提出的7大诉求。如果国阵能让印裔选民回心转意，就能够保住既有国席，尤其是印度国大党的优势；反之，对国阵候选人是最大的考验。

至于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根据市面的分析，知识分子包括中英文教育者，被归为中上层的一群。由于受司法短片风波，贪污课题，种族宗教课题，罪案增加的影响，有他们一定的想法；反而华裔中下层的选民，成为朝野争取的一群。连日来国阵打华校牌，也让人眼前一亮。就是希望这一大群的选民能够支持政府，不然就会使到国阵华基政党的候选人面对反对党尤其是行动党的巨大压力。

至于马来族群，仍被认为变动不大，是国阵的支柱。虽然纳吉说有信心保住2/3席位，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的对手是公正党与回教党，不是省油的灯。

东马方面估计国阵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即便砂人联党面对激烈的竞争，也对大局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它参选的国席数目有限（8席）。

由于当下诸多课题引起关注，情势有变，内因外因兼而有之，75席（1/3席）已成为朝野政党必争之地，难怪首相说是一场硬仗。

无论如何，根据历届选举投票倾向来看，执政党基本占４０％，反对党３０％，而另３０％是游离票。这是朝野都在极力拉拢的票源。因此选举结果也就视这３０％的选民如何投下他们的手中一票。

政坛上的父子阵兄弟档 （天下纵横）

在民主的社会，政坛出现父子兵或兄弟阵是不足为奇的。在外国也渐习以为常，而且似乎在形成一个传统。就如世界第一的美国，先有父子阵，后有夫妻档，也被美国人所接受。前者指当今美国总统布什父子；后者指正在力寻突破的克林顿夫妇。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估计美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最典型的家族政治莫过于印度国大党，从尼克鲁、英蒂拉到拉吉夫及其夫人索尼亚（不当总理，却当国大党主席），印证了他们正在培养下一代成为接班人。

还有一个典型是巴基斯坦的人民党，它是于70年代由布托一手创立的。在当了总理之后却遇上军人政变；更在1979年被处绞刑而死。继其位的是在2007年杪被暗杀的贝娜芝．布托。他们组成父女阵。在贝娜芝死后，接其位的是其儿子比拉尔（仅19岁）。

再一个是斯里兰卡，自班达拉奈克总理于1959年被暗杀后，其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就继承其位，在1960年出任总理。在她之后，其女儿库拉玛东加则于1999年当选总统和总理。

较近的新加坡，则是由李光耀先出任总理（1959-1990），而后相隔14年后，其儿子李显龙在2004年成为新加坡总理。

就马来西亚来说也不遑多让，政坛上的父子阵与兄弟档也是极为正常的。第一个常被人提及的是巫统创办人拿督翁。虽然他在1951年离开巫统另组新党参加大选失利，但他仍然被视为巫统的英雄人物。跟随他一起打拼的儿子胡先翁在1976年成为国家第三任首相。如今在政坛活跃的则是胡先翁的儿子希沙慕汀，官拜教育部长，被视为有潜能在未来成为国家的领导人。

此外，在1971年成为我国第二任首相的敦拉萨，其下一代纳吉如今已贵为副首相。

还有我国现任首相阿都拉，其女婿凯里也参政，成为巫青副团长。

虽然马哈迪（前首相）也有儿子参政，但未当要职，而是在商界大展拳脚。

除开巫统外，马华公会也是出现这样的现象。最常被人提及的是创党会长陈祯禄，其儿子陈修信与他一起活跃政坛，更在1962年后成为马华公会的第三任会长。前任会长林良实虽已在2003年退休，但其儿子林熙隆则在2005年党选中脱颖而出，当选马青署理总团长。如今的总会长黄家定则是兄弟阵，其兄黄家泉目前是马华总秘书。

民政党同样有此现象，第二任主席林苍佑在1990年时，安排其儿子林建安参加州选举而胜出。可惜在2004年大选时，以马华旗帜竞逐国席失败而退隐政坛。

还有接林苍佑班的林敬益，也是儿子林时彬参政，如今则是民政副总团长。

在反对党方面，最突出的莫过于林吉祥父子。他在1969年当选国会议员后，就领尽风骚，担任党的秘书长长达30年，在2000年退下转任党主席。2004年，其儿子林冠英成为党秘书长。这对父子兵如今仍活跃于政坛。

行动党霹州活跃的倪可敏和倪可汉也被传知是堂兄弟关系。

其实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父子也好，兄弟也好并不是钦点上位的，而是通过选举才能取得官职。如果选民不接受，则上一代栽培下一代也是不能成功的。也许他们是同一个时期参政，也许是隔了一个阶段才浮出台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挟着上一代的声望能否时来运转，能否成大器，就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当然参加执政党上位的机会是比较浓的，而参加反对党则要接受痛苦的磨炼。例如林吉祥父子可以同时当上国会议员，又同时被内安法令扣捕坐牢。这就是说，参加反对党的风险比执政党大些。

尽管有些人指说亲人参政是否是建立“某某王朝”，有裙带风之嫌，但事实是他们都不能从后门越位而上，而是得先通过选民这一关。一般而言，名人之后参政是比较划算的，他们可以凭借父亲或兄弟的名气出名堂，但也不是绝对的。

有人认为民主国家不应该出现如同封建时代的“子承父业”的传统，这无疑是在建立一个“自身势力的王朝”。此话确有斟酌的余地。因为他们都要接受考验，不是天掉馅饼下来捡个宝。再者如果下一代不争气，不是人才，再怎么地有父庇荫，也是白费心机。关键在于参政之前得衡估自身一下：是不是政治的料？若自认身上没有流着政治的血，就不要强而行之。

我们不反对名人之后或凭借长辈名气在政治上大展身手，但我们认为他们也得拿出政绩来或像个政治人物。如果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再好不过，不然也不要距离太远，才能让选民有个盘算。

就看看今天在争当民主党候选人的希拉里吧，她虽然有丈夫克林顿的名气罩着，但一切还得靠自己打拼。这就是民主政治与封建制度的最大不同处。

黄家定两面开弓 既打看得见的手也防看不见的手

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虽然是在2003年接棒而在2004年的大选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但真正考验他的则是2008年的大选。尽管只是相隔4年，情势却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此刻的黄家定的心情比起上一届的大选“轻骑过关”是截然不同的。他不但要面对党内派系的争相出线的压力，也要面对反对党的大军压境。

就黄家定个人来说，他的从政记录是平步青云的。自1979年参加马华公会后，就一面倒向支持陈群川，且在林良实的提携下，从部长新闻秘书升至政治秘书；更在1990年初试啼声，在柔佛笨珍国席胜出，从此官运亨通，官拜政务次长、副部长乃至正部长。

在党内，他也是一路 向上的，先是担任柔佛马青团长，后是进入马华中委，且在1996年起当选马华副总会长。凭着这双重身份（既是部长又是副总会长），他得以在2003年被林良实钦点为接班人，直升马华总会长；而署理总会长则在协商下交由林亚礼的人马陈广才递补其空缺。这就是2003年马华AB队“破镜重圆”的头条新闻，也反映出林良实是黄家定不折不扣的“政治师父”。没有林良实的提拔就不会有今天的黄家定，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上总会长后的黄家定初时是得心应手的，没有太大烦恼，比如2004年大选的排阵，因为新官上任可以从容地按其“政治师父” 林良实留下的“政治遗产”对候选人作出萧规曹随的分配，而不论他们是A队，B队乃至C队人马。

由于天时，地利加上人和，马华在一片团结声中，加上新上任的首相阿都拉（也是在2003年接下马哈迪的班）的清新形象，结果国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在总数219个国席中，国阵扫走了199个。马华公会的表现也不错，在参加40个国席角逐中，赢得了31席。与此同时，参加90个州议席竞选，也赢得76席。这无疑地为黄家定的政途加了筹码。

不过转入2005年，黄家定就不那么轻松，在党选中面对也是来自柔佛州的蔡锐明（前卫生部长）的挑战，而其副手陈广才则是面对重量级的人马陈祖排（前地方政府暨房屋部长）的挑战，显示了马华在没有所谓ABC队下，反而出现了当权派和挑战派之分。

虽然这一仗黄家定取得全胜，但也因此使到马华阵营重新洗牌。这牌局一洗，新形势又告涌现，竟然又出现新的强人在他和广才之间形成鼎足而立的新三角形。这个强人同样来自柔佛州的蔡细历，他崛起成为林良实的“代言人”。

其中的微妙是黄家定和蔡细历的关系原本同属“一家人”（均是林良实的政治徒弟），却因为党选后两人有了“若即若离”的说法，造成黄家定在处理陈广才和蔡细历的关系上必须求取平衡点，以免伤了和气。

再有一种现象是黄家定在党选后尽量塑造一个新的马华，逐渐卸下林良实留 下的政治包袱，他要马华真正的走入黄家定时代。但在另一方面，牢牢控制柔佛州的蔡细历则维持着“没有林良实的林良实”的局面。这当然不至于造成马华出现黄蔡队，不过也不得不承认蔡细历是党内的第三把手，有其不可忽视的实力。因为柔佛向来是马华的铁板一块，不能出现裂痕。

很不幸的是，转入2007年底，竟然抖出光盘丑闻，这一下子，蔡细历万万想不到会因此落马。没有了蔡细历的领导，柔佛马华还是处在蔡细历的影子中，陈国煌被委为柔佛代主席证诸了马华中央以大局为重。

这就是说，尽管马华的格局没有改变，但整体而言，其完整性是存在的，也就使得黄家定能够运筹帷幄操控整局。基本上马华还是以完整的团队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选。

因此，马华的“敌人”不是来自内部的，而是外部的。正如马华公会从不讳言它的对手是民主行动党。不过，马华所担心的不是“敌手”太过强大，而是国内的政治局势已有所转变，变得连马华公会都无法掌控，只能连消带打的进行消毒，以免负面的事件 发酵和蔓延。

这些事件包括国人争议中的肃贪课题，举剑课题，华校课题，种族课题和宗教课题；还有就是经济课题，通货膨胀的隐忧与发展项目上存在的公平争议以及新近的司法丑闻及兴权会事件等等不能说与选举无关。一句话所有关系国家与民生的大课题都成了黄家定最最棘手和头痛的课题；尤其身为国阵的老二，它不能视而不见，也不可能静观其变。在很多时候，他不得不当起“救火员”的任务。虽然未能有“立竿见影”之效，但也还是拿出一些成绩来。

基于这一点，它也成为黄家定手中的一张皇牌，那就是“朝里有人好办事”。在他看来即使不能一揽子解决，总有机会不断地争取和局部解决，以消人民的怨气。

由于面对一篓篓的问题，黄家定要在困境中杀出一路血路也就必须要把行功党当成真正的敌手来阻止后者突破防线，身为华人政党的代表，他比任何国阵的成员党领袖的心情还要沉重。

因为他知道，马华不能以2004年的战绩作为标准（那是国阵形势一大片大好的年代，也是反对党最弱的年代），也不能以1999年的战绩作比较。因为这一年安华在牢中，而行动党又初次与公正党和回教党合作，被人抓着辫子穷追猛打，甚至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落马。

反而是1990年的战绩成了马华最大的考量。这一年，行动党与46精神结盟，而46精神党又个别与回教党结盟，形成一个三角合作直接对垒国阵。结果这一年行动党扫走20个国席（在1986年林吉祥当红的年代，更夺下24个国席）。

如今2008年行动党与公正党结盟，公正党又另外与回教党合作，情况有如1990年的政治格局的回流。这才是黄家定必须要重视的新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黄家定又打出另一张牌，那就是在打造健康政治文化的旗帜下，安排有些担任三届以上的议员下车，又安排新人上车，以求有新面孔和具有学术背景的人选上阵。他的意思要让选民对马华有新鲜感，出现一个黄家定时代的阵容，不再是旧式或一成不变的排阵。

这当然会引起党内失意人士的不满，但相比轻重之下，起用新人正是黄家定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他既要打服务牌，也同样要打知识牌。他深深地体会到。在经济知识的时代，马华的候选人不但要入得厨房，也要上得厅堂。

黄家定能否守得住马华的优势，就要看在此时此刻他的布局与对应课题之道。他的“堂堂正正做人与清清白白做官”无疑能引起人民的共鸣，但关键是如何出奇制胜挡住反风。因此黄家定主要的对手除了看得见的手（林冠英与安华）外，也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反风之手）。这后者的有声无影才叫他耿耿于怀和不易摸透。

也许黄家定当务之急是先打掉开不见的手，然后面对看得见的手。这是双重的艰巨挑战，也是对黄家定的最大考验！

“王者对决”非可取战略 （天下纵横）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于1月13日接受《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专访，于回答我的问题时表明在未来大选时不认同“王者对决”的排阵，因为这给选民作痛苦的抉择。他的这一句话显然是基于过去的例子而作出总结性的回应。

就我而言，我向来不支持也不赞同不同政党之间刻意安排“王对王之战”。这不但为难选民，而且也不是明智的战略。理由是马来西亚推行内阁制，通过选举来决定由那个政党上台执政，因此党魁无需对党魁（除非是总统制的选举），只要赢取多数席即可。换句话说，如果打倒一方的党领袖，只能使对方重挫，若是赢不了大多数席，还是无法当政。就拿不久前的澳洲大选来说，工党党魁陆克文不是对自由党党魁霍华德，但前者因取得大多议席，也就上台执政；反而霍华德在反风下败给一名广播员，也证诸了一个党魁如果要败，不一定派重量级的人来上阵。因为内阁制是以议席多寡决胜负，不是党魁的胜败为定局。

不过在马来西亚，曾经出现过“王者对决”的局面，胜利的一方固然喜上眉梢，而失败的一方则难以释怀。选民则陷入两难，没有喜悦之情；更甚的是有者胜利了也改变不了政局，那又何苦来哉？

记忆所及，至少有四场是“王对王”之战。第一场是1982年，马华龙头老大李三春不甘被指未敢在华人多的选区上阵，为了证明老大是行的，他选择移师芙蓉国席对垒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

以当时的情况，人们都认为五五波，毕竟曾敏兴已是老树盘根，不易撼倒，而李三春明知山有虎，为何偏向虎山行呢？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李三春以此来取得马华在槟州分得8个州议席，以便和民政平分秋色来争夺首席部长。

当然这一仗李三春胜得好辛苦，只赢得845张多数票。证明选民难以取决。不过令李三春告慰的是这一届马华参选国会28席，赢了24席，比起1978年大选，参加27席，只赢17席强得多。

尽管如此，胜利的李三春没有喜悦和突破可言。而是在1983年突然出走。留下的国席在补选下，又让曾敏兴取回。这又说明了选民在没有强人对垒下（马华不是派强人，而是女性新雀），比较容易做出选择。

第二场发生在1986年的大选，回教党主席尤索拉哇选择在吉打与巫统主席马哈迪交锋。虽然马哈迪取胜是预料中事，但回教党老大打执政党老大则耐人寻味。因为他大可选择在其它区上阵，为何要硬碰巫统老大呢？不论出于任何理由，都不是明智之举。

第三场发生在1990年的大选，民主行动党老大林吉祥为了开展他的“丹绒二役”，决意移师民政“教父”林苍佑选区一决高低。打出的旗帜是要“槟州变天”，却使选民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是好？结果林吉祥险胜，林苍佑则败下阵来。可是行动党又无法超越半数议席（在33席中赢得14席，未能执政），而槟城也因此痛失一位被认为“发展之父”的首席部长。选民的这种患得患失和选后惋惜的心情反映了“王者之战”的结局是痛多于乐。

第四场是1995年的大选，民主行动党又挟其余威来一个“丹绒三役”。这一回是林吉祥对垒许子根（首席部长）。这种战略显然又使丹绒武雅人民必须在两者中择其一，结果因为吸取了1990年的教训，林吉祥在阴沟里翻船。连带行动党的其它州议席（原本有13席，因1席补选时输回给国阵）也输到只剩1席。不仅令人大跌眼镜，也使行动党辛苦建立起来的势力在一夜之间几被踏平。

老实说，如果行动党不再上演“王者对决”，当不会输到扑地。关键在于人民并不欢迎这样的排阵，不是他们不选林吉祥，而是行动党让人感到窒息。因为战略的错误，也就一子错全盘皆索落。自此之后，行动党要再从失败中再爬起来，确实是辛苦百倍。

正因为有此“后遗症”，在1999年的大选时，林吉祥连国席也不保，不得不在2004年移师霹雳东山再起。

由此看来，林冠英摆明不要“王者之战”是正确的战略。这与怕输或好胜没有关系。不但反对党不再重蹈覆辙，而且执政党也不希望对方来个“王王决战”。再说选民也不要这样的局面没完没了。他们要的是党魁避重就轻，不要逞英雄，因为苦的是选民。

在未来的大选，我们虽然有听到风声说可能会出现重量级领袖改变选区来打硬仗，但我们不相信政党领袖会选择这样的下策。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领袖总得运筹帷幄得当，不是意气用事。虽然没有人预先知道结果，但每个政党总有生存之道和生存空间。明乎此，聪明的党领袖就得审时度势，把危险和失败降到最低程度，这样才能腾出时间在全国跑动，为党候选人造势。

冯宝君与卡巴星

冯宝君与卡巴星是两个时代的人物，但同属民主行动党的“明星”。一个是年轻刚为人妇的“政治慧星”；另一个是老树盘根的“政治巨星”。他们在本届大选给党带来十分头痛的大问题，竟然因为他们的个人坚持，陷党于被动的窘境。

先说冯宝君，虽之前已有消息说她对席位的安排有意见，但没有想到她选择不参选的消极行动令行动党措手不及，害得头头们昏头转向，忙要求她打消辞意，在华都牙也原区上阵，不要因为情绪波动而殃及党被指责“不珍惜人才”，更坏了整体布阵。在行动党历史上，冯宝君也许是第一个被党上下一致挽留“不要走”的候选人。

为什么这样呢？主要是冯宝君参政以来有突出的表现，更有“小辣椒”的称号，被人民视为一颗政治明星。她的名气也给党加分成了宝贵的资产。这固然一方面是她有政治才华，铸造了一个亮丽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党提供机会让她在1999年的大选冒出头来，才有小辣椒的今天。

换句话说，过去她以行动党为荣，今日行动党以为她荣，两者变成相互依赖而不可分割。在这种情况下，脆弱的党（原本才拥有12个国席）是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不知冯宝君有没有想过羽毛丰满的她在此时此刻宣布退选会给行动党带来巨大的伤害，竟然因为一个人而使到原本的安全区变成不安全区？真是始料未及。才37岁风华正茂的冯宝君为何会有这么大的情绪？即使她不属于州当权派的阵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女人可撑半边天，此话不假。在情在理，他要三思而后行。

另一边厢，已经从政多年的党主席卡巴星选择不退选，坚持要在峇眼出征，也同样在威省引起反弹，当地党内人士不欢迎他的到来，且恫言要采取激烈反对行动。这一下子又给林冠英出难题。但是在情在理，林冠英同样不可能要求卡巴星退休，除非他自动提出。在卡巴星看来，让出武吉牛汝莪区给冠英换取另一个安全选区是党主席应有的合理要求，为何党内有这么多鼓噪声？

有人认为卡巴星已68岁，退休正是时候，但卡巴星不久前引用李光耀的话说，一人退休会去的更快，如不退休，则保护健康与活力。言下之意，他还没有到退休年龄，而他的行动不便，并不影响他在国会“为民请命”。

从这样来看，一个退有大问题，一个不退也有大问题，这两大难题加起来让党上下忙成一团。但提名在即，行动党也必须当机立断作出痛苦的决定。如果因为个人的关系而使党的两个安全区变黑区，那党的权信太不够大了。党不应时不时被人要挟，此风确不可长！人应该依附党而生存和发亮；而不是党为个人而存在，这才是政治的大道理。

陈水扁为何会一败涂地？ （天下纵横）

台湾立法议会的选举结果，许许多多人跌破眼镜。处于在野地位的国民党竟能在一夜之间脱颖而出，赢得113席的81席，超过了2/3的议席；反之处于在朝地位的民进党竟在阴沟里翻船，只夺得27席，余者为小党及无党派人士。

虽然立法议会的选举无法改变目前台湾的政局，但却释放出强烈的讯息﹕台湾选民对陈水扁领导下的民进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予认同；尤其是其家族成员涉及贪腐与敛财的案件，更无法让台湾人民继续忍受，唯有通过投票对陈水扁投下不信任票。不是他们特别情有独锺国民党，而是要求陈水扁结束“乱象”。因为陈水扁主政以来，一直在意识形态上用政治的手段强硬要人民接受他的那一套把台湾导向不知未来的乱局。

为什么立法议会的选举无法结束陈水扁的主政？那是由于台湾推行的是总统制而不是内阁制。所谓总统制正如美国那样，总统由选民直接选出，胜利的一方吃定全局，也就由他“钦点”内阁（行政院）成员，他们听命于总统而不是立法议会。换句话说，总统之选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立法议会也可起制衡作用，可以不通过总统提呈的动议，甚至也可以弹劾总统，但除非是总统犯下大错误，否则是不能轻举妄动的。即便能扳倒总统，也还有民选副总统，因此整个格局是没有大变的。

从这样来看，立法议会的选举还不是决定性的结果，只能说国民党打胜了第一仗，下来的三月总统选举才是决定由谁来主政？于是有人预测，国民党拔了头筹并不是好事，可能会引起选民再次的思考要不要再选一位国民党总统操控全局，还是由一位民进党总统来相互制衡和克制？所以国民党尚不能笑得太早，最后笑的方是大赢家。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台湾人民对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心态以及这两党究竟代表了那一方的利益？

从历史上来说，国民党是蒋介石在1949年从大陆移来直接根植在台湾的。他不理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的感受，而是执意要把台湾建成反共的第一基地，以便有机会和中共较量。这在台湾人民看来，它是“外来”的政党，是大陆的失败者“强行”占有台湾的；但在蒋介石看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他要在那里插旗都是合法和有法理依据的。就这样，国民党用军权统治了台湾，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一直到蒋经国（蒋介石儿子）主政的年代（1985年后），台湾逐步地走向民主。当时蒋经国的原意是要把国民党打造成“外省人”与“本土人”相结合的二元政治型体，以拢络台湾人民认可国民党的延续性统治。

在解梦之外，出现了一个新型的反对党，那就是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人民进步党），民进党开章明义且毫不讳言地打出“台独”的旗帜，决意要取代国民党的统治。当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接班时，就意味着国民党“走进本土的时代”。李登辉不是来自大陆的，自然缺少蒋介石与蒋经国的政治情意结，他开创了一条“走台湾的道路”去外省化。这就给予民进党一个机会打出本土政治的旗号来和国民党争一长短。

从这里我们看到国民党代表了“军政和外来”的势力；民进党代表了土生土长的“台湾本土化”的势力。如果前者是通肻政权控制经济大业；那么后者则是主张让民间大小企业来主导经济，不能老是听命于国民党那一套。更要命的是，国民党因为在位过久，以便“天下无敌”，也就浮现贪腐黑金政治，导致民进党针对这一要害倾全力否定国民党存在的必要。结果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民进党借着扫除“黑金”之名，打了一场漂亮的胜利，台湾进入了陈水扁主政的年代。这还要感谢李登辉在卸任时帮了陈水扁一个大－－弃国民党，扶民进党。李登辉之所以这样做，是他看到国民党不能完成“台湾”的任务，而民进党的陈水扁则比也走得“更明显和更坚决”。

可是当陈水扁主政后，他同样陷入国民党当年的贪腐之路，其家人被控贪腐滥权说明了陈水扁没有打造一个“廉洁的台湾”，反而让他的朋党大搞不正之风。终于予人一种印象﹕民进党笑国民党不过是百步笑五十咪之讥。

除此之外，陈水扁在政治上又大搞台独，不仅在国际上引起不安，也在台湾掀起莫明其妙的反中国风；更直截了当的是，连反共第一号人物蒋介石也在死后被“鞭尸”，企图一举拔掉国民党的“根”。

这样强硬切除台湾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关系，在一定的时候还有一些市场，打中台湾人的心，但久了又变不出新格局，反而陷入泥潭之中而拔不出来。这就使到台湾人民起了反感。他们可以不认同国民党（就其历史包袱而言），但也有权不认同民进党的“危险路线”（把台湾变成一个黑洞，看不到前路）在两者只能择一的情况下，国民党终于再胜出。

这对国民党不是绝对的好事，反而是负担过重，除非国民党真正的改头换面，敢信于台湾人民它是“新国民党”非“旧国民党”，不然民进党的反扑是存在的。

明乎此，我们对本届的立法议会选举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不能作为国民党必胜的保证，毕竟民进党生存的机会仍在，问题是谢长廷能否去陈水扁而创出新台湾的未来格局？他又要与中国达成怎样的和议呢？这都在考验谢长廷，当然也在考验马英九的智慧！

许子根的保党保政论

民政党代主席许子根的“上京或留槟”已成为传媒及街头巷尾的课题。人人都可以议论，也有权利发表己见，但问题是政治这码事是否先听取“民意”，才来作出取决或者是政党及党领袖先做出决定以引导人民作出判断？这种逻辑的思考很简单，不是什么大学问。它涉及了党和民的相互关系。

打个比方说，林苍佑当年（1954年）参加马华公会，疏远由他一手创办的“急进党”，是他个人的决定，不是先问选民的意见。1961年离开马华另创民主联合党也是他与支持者的选择，不是先通过民意作取向。下来1968年率民主联合党加入民政党，也只通过党的决定，不是通过公民公投来决定的。由此看出，党领袖本身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没有可能去问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只有靠领袖的智慧对形势自我作出评估。至于人民是否接受，那要通过选举见分晓。结果民政夺得了槟州政权，证明了林苍佑作了正确的判断。

今天许子根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他要不要上京，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决定。当然党内人士的意见是重要的参考；而民调的“结论”也是另外一种重要的参考，最终还得以自己的判断为依归。换句话说，他有权为党的候选人包括他自己作出布署，从来没有听闻党选派候选人要事先问过老百姓的。
在这方面，许子根必须实事求是的在党的利益与主导执政权的相互关系中求取一个可资被接受的方案。以下的三点是无妨思考的：

(一) 在马来西亚，党政合一与党政不分也只有巫统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它自独立以来就全局的掌控国家的命脉，但它还是以党为先。其它的参与联合执政的成员党，则是扮演辅助性的角色，它们都不可能与巫统相提并论，民政党也没有例外。但民政的特色是1969年以降，便成为槟州的主导政权的政党，不论是单独执政或1972年后加入联合执政，它一直保有首席部长这个重要的官职。主因是民政在几次惊涛骇浪中承受了考验。如果民政保不住这个地盘（不论是多数席或少数席，但要保存一定的实力才行），就不用争什么官职了。因此先决的条件是党要先在选民中取得的支持力量，方有条件立于不败的地位。

(二) 许子根要比较的是党职与官职的先行论。是用官职来保党抑或是用党职来保政？答案不言而喻是先保党再保政。如果两者结合相得益彰就无妨党政合二为一，就如在过去许子根不是党老大，所以得以从容应对。但今天已升格为党魁，在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下，以许子根的智慧，当然是保党为重。一旦党雄风依旧，党就可以依惯例保住主导政权。

(三) 既然许子根如今已是党代主席，对于留槟或上京已不成为他的主要考虑，主要是他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发挥其作用和魅力，进而带动民政渡过时艰？以马来西亚的现实，党主席上京是顺理成章的事，出任内阁部长也可达成党政结合的心愿。虽然内阁部长在某些方面比首席部长的权限之大有所不同，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是“以党治国”或“以党治州”，包括对于首席部长的人选，党主席有发言权和决定权。这又显示党主席的权威不是首席部长可以挑战的，因为首席部长是党推举出来的，不是凭个人力量打拼出来的。

既然民政党已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许子根继续为民服务也可以在转换跑道后更为彰显。谁说党主席兼内阁部长不能给槟州人民带来更大的实惠？只要首席部长配合党主席的指示，虚心接受党主席的领导，就不会给许子根带来“放不下槟州”的操心和“离心”之忧。

说白了，我还是认为许子根是时候转移阵地，在中央施展抱负了。这对民政党来说，也是一个契机。当然因为他是党主席，在位首席部长18年，必然比我们更深刻的了解其中利害关系和错综复杂的内情，我们也会尊重他的决定。不过外界的意见和媒体的“民意”调查还是有其参考价值的。我们就等着看许子根如何谋定而后动。

女人的泪水威力无比？ （天下纵横）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共和党的布斯寻求蝉联。当时身为前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她的丈夫克林顿在2001年卸下总统职）斩钉截铁地说，她不会参加美国总统选举，因为她知道还不是时候探出头来。但从她在卸下第一夫人头衔前，她却选择在纽约竞选参议员而在2000年胜出，意味着这位第一夫人拥有潜在的政治野心，伺机转换角色再出发。

换句话说，希拉里并不甘于就这样退下第一夫人的角色，而是用自己的能力证明她是一位出色的政治人物。当然她的眼光不仅于盯在参议员的椅子，而是用此作为跳板开展一条重回白宫的道路。
事实证明，在2006年开始，希拉里已显露其本色，那就是要靠自己的实力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这种打破传统的常规，对希拉里来说是十分艰巨的挑战。因为她不知道美国人民是否准备接受一位女总统领导世界最强盛的国家？

虽然如此，希拉里很早就在编织这一个遥远的梦。即使她的丈夫克林顿在1998年爆发温斯基性丑闻而闹翻了天，弄得克林顿差点被弹劾时，希拉里也不离不弃。这说明了希拉里不愿失去第一夫人的荣衔，也不认为克林顿会是一个负资产。也许有朝一日她需要借助克林顿的历史余晖来照亮她的另一个充满挑战的旅程。

果然希拉里在原谅克林顿之后，维持了微妙的夫妻关系，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新的希拉里。在2007年的时候，她正式吹起参加总统的号角，不再闪烁其词，而是直言不讳要打回白宫。当然不是做回第一夫人，而是要缔造历史，把角色翻转过来，让克林顿站在背后，而她则登台亮相。

就在希拉里踌躇满志的时候，转入2008年的第一个月，她竟在爱荷华州的初选中，被后起之秀的奥巴马迎头赶上，政治分析家不仅大跌眼镜，也动摇了人民的信心，他们开始怀疑希拉里是不是银样腊枪头，不堪一击，因为来自伊里诺州的参议员奥巴马只是初生之犊，竟来一个下马威，让希拉里捏了一把冷汗。

不论是否爱荷华这个小州看不起女人或有教训她的成分，对希拉里来说是当头一棒，马上让她清醒过来，原来参选之路比预期中还要变化多端。当我从电视节目及新闻报导中察觉这个消息时，我为她感到难过。理由如下：1.堂堂一位前第一夫人，又是参议员，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为何会在第一个初选败给一位新手；2.虽然这个初选并不是决定出位的结果，但在心理战上，无疑给希拉里浇了一盆冷水；3.希拉里会不会因此败绩而影响她下来的胜算呢？

这个时候，我也把注意力转向第二场的初选，这回战场是在新布罕州。希拉里在抱胜心切下，使尽浑身解数在新布罕州展开竞选拉票。可是乘胜追击的奥巴马攻势越来越猛，甚至连民调也发现形势对希拉里十分不利，竟落后十多个百分点。

在这种劣势下，人们都不再看好希拉里，并认为她大势已去，等着看她槌心槌肺而嚎啕大哭。我再一次为她担心又是过不了这一关。虽然这不意味着已判定她不再有机会被民主党提名，但若再败，可真的是大大影响士气。

然而奇迹终于出现，希拉里在最后的冲刺中，竟然打败民调的结果。反而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以39%的得票摔掉得了36%的奥巴马。这一下子又从银幕上看到希拉里灿烂的笑容。

虽然已经60岁了，但笑起来的希拉里也真的够美够潇洒，完全一幅天生丽质的美人形象。新闻报导说，她用眼泪赢得投票者的支持。女人也真是了不起，眼泪竟然可以战胜一切阻力，促使更多的妇女和中年以上的男士把票投给了她。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由于在爱荷华的初选尝到败绩，略施小惩已足够，不必再拿国家前途作赌注，因此那些希望希拉里出线的支持者不再认为再次教训是必要的，转而让她反败为胜。在他们看来，奥巴马尚年轻，只有42岁，再多等8年角逐也不迟，不必急于上位。

至此，我们也得到这样的预示：美国选民仍不习惯出现一位女总统；但同样也不习惯出现一位“黑人”总统，因此在两者之间，如果最终要他们在两者择其一，预料女总统候选人会占优势。当然这与种族主义无关，美国人民也不怎么看重肤色问题，只要他们是地道的美国人就行。例如可以接受鲍威尔及赖斯出任国务卿。不过国务卿毕竟不是总统，两者间的权力相差甚大。这就是说，选总统在美国人看来是头等国家大事。在白人当道的今天，黑人仍然无法取代白人至上的地位。因为这是美国，不是非洲的国家。

明乎此，则我们可以推论希拉里的最终出线是比奥巴马为大的。至于希拉里能否成为美国的未来总统，还要看共和党的对手是否足够强大和具有令人信服的魅力。如果共和党选不出足以与希拉里等量齐观的候选人，那么民主党的希拉里就有望胜出。我们不能小视希拉里，因为她除了具备领导能力外，她还有男人所没有的武器──那就是泪水的威力。

林冠英的“约法三章”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提出在森美兰州“实施候选人签署《协议条文》，以便一旦中选而又跳槽其它政党的话，将需要向选民赔偿马币500万元”。这是因为自从1995年以来，行动党在森州已有三名议员蝉过别枝，造成目前行动党只剩下一名州议员。

这不但是反对党的悲哀，也是对政治道德的讽刺。我们不需要了解议员跳槽是为了什么原因？包括所谓的受压迫，被排挤或什么恩怨的，只要是在一个政党的旗下当选议员，他就没有权利带着议员身份跳党。即使犯了严重的错误，被党开除，也不应该过档别党。如果不辞职的话，至少要以独立议员身份保留“官职”，直到下届大选为止。因此我们支持行动党来一个“约法三章”，要候选人向选民立下誓约，不能投机参政。

虽然在法律上，这种做法是否对当选的议员有约束性仍有争议。因为根据我们所知，曾经有议员在当选前预先签下“辞职函”交党领袖，但一当上了法庭，又被宣布无效。因为马来西亚没有法律条文言明议员是不能跳槽的。

正因为这样，反对党议员是可以在“不受法律限制”下，随个人喜好而背叛了党与选民的委托。在马来西亚，自1957年立国以来，已是“司空见惯”的怪现象。如果说议员跳槽最多和最严重的要推行动党为首是不争的事实。打从1969年行动党在国州议会占有一定数目后，它就有议员背党而去，前前后后不下20名，不可谓不惊人。

我们姑且不指名道姓，但我们要指出的是，有些跳党的议员在其它党旗帜下竟也再次中选，不但未受选民的“惩罚”，而且也当起官来。这又说明选民有时候是选人不选党，可以很快原谅他们的跳槽行为。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还是不够光明磊落，还是“背离”了政治道德。

在印象中，值得一提有骨气的议员大概有两个人。一个是后来出任沙巴首席部长的拜灵；另一个是曾任福利部长的沙里尔。拜灵在1984年退出沙巴执政的人民党（原任州部长），同时宣布辞职进行补选，结果以独立人士再次中选。这种将“议员”交回党再以个人身份寻求选民委托显得君子坦荡荡，并证明他不是靠党取胜，而是个人取胜。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结果他在1985年组成团结党在州选中胜出，官拜沙巴首席部长。

至于沙里尔原是中央福利部长。1987年支持东姑拉沙里攻打巫统党主席不果后被逼辞官。再下来对巫统的官司未能取胜，一怒之下在1988年辞国席进行补选。在东姑拉沙里领导的B队倾力支持下，他以独立人士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单凭这一政治骨气，令人对他另眼相看。

他们两个人立下的“政治道德典范”可惜没有成为其它人的范例。反使政坛增添几分寒气。由此可见，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尚是不成熟的，政治道德的重要性已被搁之一旁，也可以不必再问选民同意不同意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吗？

还有更令人费解的是：民主行动党是在芙蓉起家的。前主席曾敏兴就是在1965年党未注册前以独立人士中选州议员，接着带起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新政党（以有别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虽然行动党不曾在森美兰州有过突破性的记录，但对靠森美兰起家的民主行动党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吊诡。

尽管在2004年才成为党秘书长的林冠英无须对议员退党事负上直接的责任，但行动党不能忘记森州是它的发源地。因此除了“约法三章”外，最好是让要成为候选人的，在报上刊登广告一则，郑重其事的声明若中选后“背选民”跳党，自甘接受道德与良知谴责，并言明无条件授权党自行再刊登这样的广告，以示“惩罚”，如果他们背叛党的话。若能这样的话，相信可以起警示信用，并打造一个健康政治文化，遏止跳党劣风。

蔡细历事件的反思 （天下纵横）

开年第一件事，竟是性爱光盘男主角公开承认他就是当事人，一时消息传开，震惊政坛。当事人除了声声道歉外，还是道歉。但这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一位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被无情的宣判“死刑”。他就是马华炙手可热的第三号旗手蔡细历。

许多人做梦都没有想到，一位声望在不断上升的政治领袖，怎么会与性爱光盘扯上关系。早几天坊间就这么流传着是一位高层领袖在影碟其中，但也只是猜测，人云亦云。大家都期望被射中的主角出来澄清，以告白天下，可是就是没有动静，加深了人们的猜测。讵料在元旦日，主角坦然现身。当时有人问他会不会辞官，他说不会，看来是希望事件“柳暗花明”，被国人谅解而不必辞官“谢罪”。

可是24小时未到，主角终于改变初衷，辞掉所有挂在身上的党官职，变成一介平民。这种从上天掉进谷底的刺骨之痛也只有当事人可以深深体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有一个政治道德的关卡是不能被移掉的，尤其是在东方和华人的社会，更有一个底线。华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是要怀有儒家的思想，本身一定要修身齐家，然后才来从政；如果一个人放松自己，以为个人的行为不受约束，而且个人有隐私权，与众无关，那就是忽视了道德的底线。毕竟管理众人的事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自然也会失去个人的某些自由，因为千万双眼睛在盯着你。可以原谅你过小的错误，但不能原谅你过大的错误。

什么是过大的错误？例如贪污滥权，假公济私，搞婚外情等等，就被认为是超越政治道德底线，必须要面对后果。当然这也还得有证据才行，如果单是市面传说而拿不出证据来，那是无法打击一位政治人物的公信力，而这之中最忌的是与女色有关。一旦政治人物被人设计或被人抓到痛脚，那就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即使他只受英文教育者，也逃不过儒家思想的笼罩。

蔡细历就是这类与色有关的牺牲品，当此事曝光后，身为当事人的他自然感到十分震惊。正如他本身所言，“从来没有人勒索过他，如果有勒索，事情将更容易被解决”。因此关键在于蔡细历自身从来不知道自己已成为网中人，以致于他在党政言论上有时被形容为是出位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乃至是互不相让的，充份地表现出他是一个强悍的领袖。

我们推想，如果蔡细历早知此事，自然会与对方进行谈判而息事宁人。这就是他所谓的“事情容易解决”。可惜，对方不让他有这个机会，在形势越见紧迫的时刻（大选日期将到来），就一下子抛出光盘，显然是要一拳把他击倒在地而没有还手的余地。

就这样，从政20余年的蔡细历也不得不认命了。因为他的对手是一团黑影，也不知是何方神圣。这就是从政者最致命的绝招。

我们不否认蔡细历是从基层一步步走向党中央的领袖，而且其刚强作风也使对手对他退避三舍。因为他不但善于在柔佛建立强大的联络网，而且也牢牢地控制这个国阵的堡垒州。任何想要觊觎其地位的人都得三思而后行。就我们看来，这位在林良实时代已在柔佛布置其基层势力的政治人物，当林良实在2003年引退后，也就顺理成章被推举为中央副会长，足见他除了是林良实的爱将外，也是柔佛州最有权势的马华领袖。

基于这种优势，蔡细历在2004年大选后，就从州行政议员三级跳而成为内阁卫生部长。一时不知羡煞多少人？但也种下今日的后遗症，还有就是蔡细历也从不讳言他从政就是要走向权力的高位。虽然他未公开与黄家定和陈广才有过失和，但他也只把陈广才视为工作伙伴，这说明他们三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

这就使到蔡细历认为在柔佛州应没有人会公开与他对峙，更没想到会有人“敢于”暗中设陷害他。也许就是因为放弃警惕，才会让敌手有机可趁。这也正告我们政治是无情的，虽没有永久的敌人，但也没有永久的朋友，一旦利益冲突或另一方被认为被排斥或边缘化时，便会使出无情手来一个回马枪。蔡细历就是在没有防备下“中枪”了。

虽然我们也有听闻政治人物也可以有私生活，有隐私不公开予他人所知，但这是指在道德范围内允许的事，而且要不让人抓到证据，否则一旦“道德破产”，也就很难从烂泥中爬起来。

这个故事告诉天下所有的从政者，欲成为公众人物，一定要有所约束与牺牲，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可以不受道德裁判。当法律不能制裁政治人物的“过失”时，最杀伤的莫过于将女人带进来。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就是告诫所有政治人物，莫以为你知我知没有他知，一旦有他知，那就是什么秘密也没有了。是的蔡细历说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因情色被扳倒的人，下一个人将会是谁呢？
我们不知道，请爱做官的人好自为之。

林敬益，您错了！

民政党全国顾问林敬益接受英文《太阳报》（1月11日）专访时主张，许子根在行将到来的大选仍然是最佳人选留守槟城，继续担任首席部长，不必急于弃州攻国。他说：“许子根最终会到中央来，他有的是时间，为何要担心，为何要急于一时？”

林敬益的理由是，槟州在许子根的治理下没有问题，他对子根有信心，因为子根有经验，也是一位正直的人。他可以领导槟州。他已经证明他是无私奉献的领袖。

我们不置疑许子根的人格与领导素质，但我们不能同意林敬益的“留槟不上京”的说法。因为民政党也需要一位干练和精明的领袖担任内阁市长，而且民政只有一名中部长，显得弥足珍贵，更需要像许子根这样的人来填补林敬益在大选后留下的空缺。不能由于他具备了优越的条件，最好在原地踏步，然后让第二号人物上京当部长。这又予人一种印象：林敬益在垂帘听政？

虽然我们无权为民政党及许子根做出决定，但林敬益同样不应运用影响力送出这样的强烈讯息。毕竟他已经卸下民政党老大职位，不适合公开为民政党的排阵作“钦点”本文要批评的是林敬益的“出格”言论是对历史的倒流，也是对政治现实的挑战，理由如下:

(一) 许子根担任槟州首席部长已经近18年了。转换角色已是时机成熟。民政党应该吸取林苍佑的例子作为教材。在1990年时，谁敢质疑林苍佑做得不好？他败在 在反风，也败在被认为“在位过久”。事后槟州人民大感惋惜，可是已经太迟了。

民政党人才济济，林敬益无需制造“人才危机感”，毕竟上京的许子根仍然能以党主席身份监督槟州发展。他不但没有离开槟州，反而以中央部长的身份，直接主导其同僚（继任首席市长者）治理槟州，岂不相得益彰？

（二）虽然林苍佑在1971年党争时接任民政党主席，以挽狂澜于不倒，但在1980年时，他认为是时候让党主席与中央部长挂钩，以便“二和为一”强化民政的影响力，因此他宁可退出党领导，留任首席部长而嘱意担任原产部长的梁祺祥接班，可谓用心良苦。不过林敬益的人马不接受钦点，硬要民主选举，这才造就了林敬益时代的降临。

林敬益果然不负众望，把民政党带向全国。但从1980年到1986年间，他仍是一名吡州行政议员（权利与地位不及首席部长），未能达成完美结合。为此深明大义的老二梁祺祥选择退位，在1986年大选过后，林敬益终于得偿所愿接任中央部长，也得心应手打造一个全新的民政党，在吉隆坡，托起民政大厦和创建宏愿大学，这就是党政合一带来的明显优势。

（三）许子根虽然在去年接任代主席，但凭他主政槟州丰富的经验，已经绰绰有余上京当中央部长，时机不但已成熟，而且是顺理成章的接班，唯有这样，许子根才算是完美的接班人。没有所谓操之过急，也不需要慢慢来，这是多余的话。如果党派第二号或其他人当任中央部长，等于是有两个人接林敬益的班。

不论林敬益此举是否投石问路或意有所指，我敢大胆地说一句，许子根转换码头，对民政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槟城人民也希望民政在改变声中，让许子根顺利上京，因为他将会是第一位槟城土生土长的华裔中央部长。我相信槟州选民愿意送上深切的祝福。

针对这个课题，我要向尊敬的林部长说，对不起，你错了！

不遭人妒是庸才

蔡细历于1月2日辞官后，发表了一些足以成为“语录”的“经典名言”，例如最大的错误是常去同一间酒店和同一个房间；说出真话以为会被原谅，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很多人也是这样，但他们没有被逮个正着等等。除了这些个成为茶余饭后的名句外，我注意到蔡细历有一句语重心长的话，那就是“他所犯下的错误就是当上卫生部长及马华副总会长后，勤于在全国跑动被人猜测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以致成为被人拉下马的目标”。换句话说，他是遭人忌妒而下马。

为什么会遭人忌妒？遭人忌妒究竟是好事或坏事？这里有句老生常谈：“不遭人妒是庸才”。这就说明蔡细历不是庸才，所以才遭人忌。但又试问天底下又有谁不曾遭人忌？尤其是政治人物，更是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对手，因此蔡细历也不过是道出一般的现象，古来有之。因为有资格参政者肯定不是庸才。

其实，就我们分析，在政坛中没有庸才，但有三种“才”。一种是上才，一种是中才，再一种是平才。先说上才是指有头有脑，有学问有才干之士。在时来运转下，比较有机会在政党内出人头地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或成为党内少有权力的领袖。这种人的成功自有其条件，也有其机缘。不管是野心或雄心，一旦登上了高位，也就意味着他的敌人或敌手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理由是觊觎上位的人也不少。因此更得步步为营，不得有大闪失，否则会因为一个严重的错误而跌进深渊，则所有的努力皆付之东流。

所谓的严重错误包括施政的大过失，涉及不道德行为，特别是介入男女私情。如果没有被敌手或外人拿到证据，或可平安无事，但若不幸“有形有影”，“有证有据”，也就百口莫辩。除了下台之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就是说，当上政治人物后，个人的自由和隐私权也相应地减少。于是又有一句谚语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用以警惕从政者不要以为私生活与政治是两码事。

其次中才的从政者。虽然也有上位的野心，但机会不大，能挤身领导层之中已是难得。相对来说，他的对手会比较少，目标也不会太大。只要安于其位，也就会有一个适当的角色扮演。

至于平才则是因机会来临，或有一方势力而成为一方领袖，他就感到满足，因为他知道金字塔的上端轮不到他攀上。这种人有自知之明。他或需要依附“上才”的人来保护或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服务与工作来保住既得的地位。由于他的安分守己，敌手自然没那么多。

由此来看上才是最遭人忌的，中才和平才反而有了一定的安全感，但还不是绝对的，同样不能行差踏错，否则也会把政途断送掉。

不论从政者是属于哪一类型的“才”。他们必须牢牢记住，走进政坛，等于把个人的某些自由押给大众，押给社会和国家，更已经把个人“越轨的自由”放进“道德当店”中。

可惜的是，从政者春风得意后就把儒家的训言置之脑后，才会发生这类又那类的丑闻。蔡细历坦然面对，除了宁可牺牲个人，不再追究个中原因外，也证明了他虽不是“天才”，但绝不是“庸才”，而是不幸中枪落马的“上才”。也因为是“上才”，才有那么多人对他依依不舍。可是太迟了。他也接受首相的劝告，以国局为重，不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与恩怨了。就这样，他反而以他本身的不幸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让从政者好自为之。

从泰国政局看他信反弹 （天下纵横）

泰国是东南亚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早在公元1238年时，已出现一个速古台王国，而后虽然改朝换代，却一直是属于君临天下的国家。但在1932年时，发生军事政变，大大地限制国王的权力。泰国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虽然它曾经与英国缔结不平等条约，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日本合作，但它从来不曾全面地沦为殖民地。因此泰国是没有所谓独立日庆祝的，因为她一早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反而是泰王的诞辰是举国欢腾的日子，这就是泰国与其它东南亚国家不同之处。

另一个特点是自从君主权力被限制后，势力坐大的不是所谓民选政府，而是军人干政和理政。每每有必要时就会发动军事政变，罢黜民选政府或推翻军事政府。因此政变对泰国人民来说已习以为常，也是家常便饭。除非军政首脑独裁专横，否则人民是不会起义的。例如1973年泰国人民起事，迫使他侬独裁者外逃是因为统治者专横拔扈。

从这样看来，泰国人民一直是生活在军政与短暂民选政府的夹缝中，以致民主政治只是一个表层，无法真正形成一个巩固的制度。

再一个特点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摆脱了日本的干预但又投入美国的怀抱。它提供军事基地予美国对付东南亚的共产活动。泰国和菲律宾一样，它成了美国的重要反共基地。正因为美国对泰国位置的重视，泰国也从中得到美国的大量经济援助，在经济发展上也有一定的帮助。

既然美国不放弃对泰国的军事影响，自然乐意扶持亲美的军人干政和参政。在美国的默许下，一次又一次的政变也把泰国人搞得麻木了，算不出究竟是身处在那个军政年代。反正民选也好，军政也好，都是那么一回事。属于上层的斗争，多数并不直接也尽量避免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泰国人民到了今天尚可容忍政变那是因为后期（指80年代后）的军事政变都只是推翻政府，不对付人民；更不会对国王有所不敬。

这就使泰国出现第四个特点：尽管泰王不干预朝政，但他是高高在上的。人民可能忘记了究竟有多少个军政府，却不能忘记他们只有一个国王。从战后到现在的蒲逢眉国王没有换过人，所以他的威望越来越高。不论谁当政，总要对国王必恭必敬，而国王也扮演其团结国民的角色。令历届政府对他生畏而尊敬。军人只敢发动政变，倒没胆要革掉国王。君主立宪就这样被传承下来。

其实泰国的军人政府也是识时务的。当美国在70年代初期对中国解冻时，泰国就在1975年，步马来西亚后尘，成为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自此之后，它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地被强化，完全不受军事政变的影响。

在国家维持统一下，泰国军政府也只有越来越开明，而无法走回过去独裁的老路，因为民主是个大潮流，再者美国也讲求民主政治，也就无形中给泰国军政府一定的压力，在适当的时候“还政于民”。

1997年可以说是泰国的转折点，其一是这一年东南亚的经济风暴由泰国引爆，导致泰铢兑美元完全走样，从25泰铢兑1美元竟降至一度56铢才能兑1美元。整个经济几告崩溃，也蔓延亚洲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中。所幸泰国在西方国家的扶持下，又逐渐恢复元气，泰铢也升回了33泰铢兑1美元。但在这后期，他信的崛起也给泰国带来复苏的生机。

其二是这一年泰国出台了“人民宪章”，不仅下议院议员全民选（4年期），而且上议院的议员也全民选（6年期），显示了泰国民主政治越来越成熟。

2001年，泰国根据“人民宪章”进行选举，力图使军人靠边站。泰爱泰党的领导人他信（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不是军人）在大选中胜出而出任首相。

幸运的他信的4年执政不受军方干扰，得以顺利完成任期。由于他在经济上带领泰国走出谷底。他再一次于2005年的大选中再次胜出。但这一次他没有早前的幸运。2006年9月军人发动政变，迫他下野流亡海外，并指控他贪污滥权，更进一步在今年6月取缔泰爱泰党。促使他信的支持者及快整合，成立了人民力量党。在没有他信直接领导下打出他信返国卷土重来的旗子。结果在今年12月的大选中，又以最多席位一马当先。若无意外，人民力量党当会组成新政府。而原本受军方支持的民主党则成为第二大党。虽然目前的军政府首脑颂提咬着他信不放，决意要把他信控上法庭，但在他信表明无意东山再起，只想当顾问，过着平民的生活后，预料他与军方会有所妥协。我们并不惊讶他信的人民力量党再次胜出，因为在泰国人民看来，不论那个政府（军事或民选的），都存在贪污舞弊。因此也不认为他信犯下什么“滔天大罪”。他们倒强烈地表达出对民主政治的坚持，而且不希望军人干预，更不愿听从军人安排支持民主党。这就是支持他信的选民释放的讯息。换句话说，军人干预也越来越不受欢迎。希望自此之后，不再发生军事政变这么一个反民主的玩意儿。

2007年的挽歌 （事事透彻）

令人震惊的是，2007年最后的日子是用宾那齐尔布托的鲜血划上句号。这不仅是巴基斯坦人民难以接受的现实，也是2007年的一首民主挽歌。

打从1947年由印度分裂出来而成为独立国，巴基斯坦就不曾享受过平稳的和平与安定，虽然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短暂地（1948年病逝）带领巴基斯坦摆脱印度的控制，但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因为对克什米亚区的争夺，曾发生两次的印巴战争（1947及1964年），直到今天仍然是两国纠缠不清的课题。而第三次印巴战争则是在1972年导致巴基斯坦的分裂；东巴基斯坦在印度的支持下通过战争扶持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在这之后促使巴基斯坦痛下决心朝向研制核武器，结果成了与印度同样拥有核武的国家，勉强地维持了两国表面和平的微妙关系。

在另一方面，力图走向民主的巴基斯坦却功败垂成，不似印度从未陷入军政。单单在独立前10年，就已经换了九届政府，以致授于军人借口在1958年起干政而成立军事政府。

1970年军政府在压力下，不得不还政于民，举行全国大选。讵料选举结果是东巴的人民联盟党取得160席，西巴的人民党只取得81席。军政府自然不肯把政权移交人民联盟，触发了东巴人民起义，在1972年建立了孟加拉国；剩下西巴的巴基斯坦则由人民党接管政权，党魁布托（贝娜齐尔的父亲）出任总统兼军法长官，开始推行“伊斯兰社会主义”政策。1973年新宪法公布，布托改任实权总理。不过国内因经济停滞不前，造成社会动荡。1977年，被布托一手提拔起来的陆军参谋长齐亚发动政变，罢免布托并将之逮捕，控以谋杀政敌罪名，结果被判绞刑。1979年布托被问吊而成了一名悲剧性的“烈士”。

他的女儿贝娜齐尔布托接过父亲的棒子，在悲痛中领导其父一手创办的人民党在海外流亡继续展开斗争。1988年齐亚在空难中意外丧生（为什么会惨死还是个谜），也给予民主一个复苏的机会，贝娜齐尔就借助这一年的选举打出其父的“烈士”形象大胜而出任最年轻的总理（时年35岁），也是回教国家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1990年她被总统罢免，指控涉及贪污。1993年又卷山重来。可是在1996年再被穆斯林联盟的沙里夫所取代。1999年又再军政，穆沙拉夫将军登台亮相。贝娜齐尔及沙里夫双双被指滥权贪污，流亡海外，民主形同儿戏。

2007年10月，不甘失势的贝娜齐尔在特赦下回国，准备通过大选再任总理，在危机四伏下，她终于在12月27日献出她的生命，她成了“民主的烈士”。能否就此激发巴国走向民主，唾弃军政抑或是军人又再抬头？没有人可以预言。但它却告诉我们一件事﹕巴基斯坦注定是多灾多难的。先是成为列强大国俎上肉；后是恐怖份子“温床”与反恐前线；加上军人干预不断（独立60年来，一半以上军人专政，余者处于军威阴影下的文官政府），严重地阻碍民主的进程。贝娜齐尔终于无缘东山再起，巴基斯坦民主前路茫茫，不知和平的阳光何时才能普照大地？

阿都拉的人间三月天

我们刚刚结束独立50周年的各式各样庆典，又迎来了关键性的2008年。这一年马来西亚将会举行独立以来的第十二届大选。虽然没有人敢绝对肯定大选会在今年初举行，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年的三月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一年。

为什么会是三月呢？这里有几个理由是可以供参考的：

(一) 现任首相阿都拉是在2003年10月从马哈迪手中接过棒子而成为马来西亚第五任首相，凭着新官上任的新形象，阿都拉选择在2004年3月举行第十一届大选，结果取得辉煌的胜利。他所领导的国阵在国会下议院的219席中取得199席，占了总数的91%；而且也从回教党手中夺回丁加奴执政权，并几乎动摇了回教党在吉兰丹的执政地位。因此三月是阿都拉的幸运月份，他也许能从中吸取灵感与应验，在今年3月再放手一博。

(二) 目前的石油价格已升至每桶90美元至100美元的大关。当石油价格在2005年提高到每桶60美元时，政府已对油价作了两次调整，每公升各起一角。又在2006年2月再作调整，再起3角引起民怨，因而政府宣布不会在2007年有所变动。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国际油价不受马来西亚所左右。以今天的油价来看，若继续维持原状，政府肯定无法在经济上承受得来，因此转入2008年，调整油价已箭在弦上。一般相信，政府在今年第一季后应该有所行动，可能将油价每公升至少再提高30仙左右，以减少补贴的压力。此举自然会引发通货膨胀。因此，选择3月大选是政府的极限月份，若再硬撑下去，恐怕会造成经济失算，严重影响各项发展计划。换句话说，目前的各项主要物价（虽然有者已预先起价，但杀伤力不明显），即便有不同程度的调高，也远不及燃油价格之浮动足以牵一发动全身。这就使到首相要么在3月大选，要么干脆压后到2009年再作盘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国阵已开动其竞选机器，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已是5个月的时 间，不可能让5个月的布署一笔钩销）。

(三) 虽然目前在城市地区及印裔社群出现不同程度的不满声音，甚至有人形容反风已起，但还不至于让首相改弦易辙，因为在国阵的优势下，它仍然可先声夺人控制三大块的版图，即砂劳越和沙巴及柔佛国会议席共有80席，其中有64席，即80%被国阵视为囊中物。如果再加上稳住彭亨、丁加奴、雪兰莪及霹雳州的68席中的大多数议席，即47席，则已是超过半数再度执政。当然如果加上其它州国阵在71席中至少取得50%的议席。即35席，则国阵将可能夺下146个国席而稳住政权，即便反对党议席有机会大突破增加到70席，也被认为震撼不了国阵的3/2议席的优势。

至于州议会方面（除开砂沙不州选外），国阵尚未担心会失去原有的州政权，即使拿不回吉兰丹执政权，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当然也许会首次出现反对党的壮大局面，给国阵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总得来说，阿都拉相信他仍会稳坐钓鱼台。他所要关注的是他的直系人马在这场争夺战中，能保住多少的优势，以便在将来的巫统党选中稳操胜券。

从以上分析，阿都拉应该会有信心在明年3月再次接受考验。根据他的竞选行程已排到华人新年之后，预示了他会赶在安华有资格参选前作一个了断。

除非政局 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例如安华的动向或种族问题再扩大，马来人政党重新洗牌（但这种可能性又不大），不然的话，阿都拉会选择及早大选，以让选举结果来“清理门户”，重新整合巫统乃至国阵的结构。这种应对的策略是因为他需要如同马哈迪年代所建立起的不受挑战的权威，足以排除任何的异议份子给他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他可以听真话，但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不是照单全收，否则他会认为他的领导有所缺陷和不完整的乃至有失首相的权威。

有了这样的考量，最直截了当的做法就是通过选举再造权威，马来西亚的选民如何作出取舍，也许已掌控在阿都拉的手中，以至于他不否认大选的脚步声已越来越近。

至于反对党怎样面对阿都拉的攻势，确实需要寻求奇兵突起来突围和打破传统的格局，且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一场烽火的结果。

马来西亚国会历届大选一览表

（资料在大选后有所补充）

2008年第十二届大选形势分析

兴权会事件柳暗花明？

马来西亚有人口逾2千4百万，印裔占不到10%，因此推算有200万人是国民。大概基于这个数目，一个命名为兴都权利行动力量（Hindraf）的组织入禀英国法庭，向英国政府索取14兆元天文数字的赔偿，理由于英国在马来亚独立时，未保护好印裔的利益，以至在独立50年后，印裔处于被边缘化而且普遍贫穷。因此在今年8月28日起诉英国外相，以便一旦成功，每位印度人可以分得约2百万美元的补偿。

这种官司是前所未有也被认为“文不对题”的。怎么一个独立国家的子民向前殖民地政府追讨补偿金？就使人想起华人也曾多次向日本追讨“血债”，指日蝗军在侵占马来亚时，大举杀害华裔同胞，结果是全无下文一样的被认为“是在制造舆论”。

也许“兴权会”有此“先见之明”（不易成事），也就在今年11月25日号召印裔同胞向英国最高专员署“展示力量”，并向英女皇提呈备忘录，以便允准御准委任女皇律师，免费为印裔同胞打官司，以讨回一个公道。

这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举动，自然被认为“项庄舞剑，志向沛公”，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尤其是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改善印裔的生活和处境。

于是马来西亚警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大集会，并逮捕了一些示威人士。在另一方面，也援引法令调查和提控一些领袖上法庭，更有5名领袖在内安令下被拘留。

这样一来，情势又发展成兴权会与政府的对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局势一时转为紧张。所幸在双方克制下，又有了缓和之势，先是首相于12月14日与印裔社群领袖和非政府组织举行对话，以了解印裔感受；后是总检察长于12月17日撤消对31名印裔的企图谋杀警员的控状，而使得不准具保的被告获得释放或保外。现在剩下来的是对5名领袖的处置，但以对话的内容看来，政府当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诉求。

当然在局势“急转直下”（指有对话余地）后，并不等于问题已告解决，政府还得从长计议来面对印裔同胞的陈诉，因此可以预见较多的对话会把问题摊开来谈，以便寻找方案探讨问题的症结。

就此而言，印裔的问题也不全然是殖民地造成的。若把矛头对向英国政府，也是无法斧底抽薪，因为这毕竟是历史留下的包袱，通过数字游戏或学术研究也不是应付之道。

首先我们须承认英国在17世纪通过东印度公司先占有印度，而后在18世纪占有了槟榔屿，接着才将权力伸向新坡和马来半岛。基于这一历史发展，印度人优先被引进，华人伴随而来，同时从印度尼西亚移植而来的移民也大不乏人。根据历史记载，印度人被招聘为劳工，相当部份从事劳动行列，或在政府辖下的工程部工作或当苦力。他们与华人一样，胝手胼足养活自己和一家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印度人也加入了殖民地的大家庭，有者接受本身的母语教育，但也大有人从小就直接受英文教育。通过英校教育，一部份印度人挤身专业行列，或成为公务员，也有部份人从中致富。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份仍然在各行业工作，尤其是进入园坵当工人。正如早期华工不少人从事锡矿采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占马来亚时，它把印度人和华人区开，并鼓励印度人矛头指向英国人，以争取印度的独立，而拢络印度人不仇视日本人；反之华人则成了日蝗军眼中的“反日份子”，必须对反抗者毫无容情。许多华人也因为强烈的抗日，连宝贵的生命都送出了。

当日本投降后（1945年），马来亚出现了华人政治组织，马来人也一样，印度人也有相类似印度的政党成立，即国大党，但由于印度族群是较弱势的一群，也就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只能联合其它族群的政党来维护自身的利益。1953年国大党加入巫统和马华组成的联盟即为一证。

从那个时候起，印度人虽然人数不多，却成了支持联盟的“铁票”。即便在1974年联盟扩大成为国阵，印度人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尤其是在2004年的大选，国大党赢得了所有参选的8个国席，虽然在219个国席中，它所起的作用不大，但也反映了印裔对政府的支持。

它的弱点在于没有一个国会选区是印度人超过半数的，顶多也只是20%出头。就这样，无论印裔人中也有人支持反对党，却无法取代国大党的代表性。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独立50年时，竟爆发无党派的印裔起事，最先被冲击的自然是国大党，也难怪这些日子来，三美威鲁有如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他不能指责他的同胞“闹事”，而是在不断地“亡羊补牢”，希望不会在来届大选时，被自己的同胞“边缘化”。

因此三美威鲁是最焦虑的一人，也希望国阵及快地“扑火”，不能再继续燃烧了。不然首当其冲的将会是国大党。

一旦局面缓和下来，也就是首相宣布大选之日。至于三美威鲁的命运，也成为这次大选的最大考验了！

“巫来由”与我们擦肩而过

华人以前也叫着唐人，这个我们知道；但华字中有一个巫字，倒是第一次听到和读到，就留给文字专家去考证吧！不过对于“巫”字，却是值得探讨的，因为它曾经给历史增添变量，倒可拿来温故知新。

为了方便演译，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巫”字的时代意义，它的近代含义应该是从马来文的Melayu翻译而来，因此有了“巫来由”的华文字，意指生活在马来亚的马来人。当马来民族团结一致在1946年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时，华人称之为“巫统”，一直沿用到今天，即简便又一目了然。这就告诉我们在独立之前，华人社会乃至华文媒体便把马来人也称为巫人，已是习以为常。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争议的字眼，但因战后马来亚政局的急转直下，“巫来由”三个字成了一个争议性的名词。其原由是这样的﹕当英国人发现马来人群起反对之后，便将于1946年初实施的“马来亚联邦”宪制（Malayan Union）进行检讨，并与新成立的巫统商谈新的宪制，在1946年杪敲定为“马来亚联合邦”，将“马来亚联邦”束之高阁。换句话说，英殖民政府用“宪制蓝皮书”取代“宪制白皮书”。

这样一来，引发了以陈祯禄为首的一方另成立“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接着又与马来国民党（或马来民族党）成立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 结合一道，在1947年向英政府提出一份名为“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希望被接纳而不仓促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虽然这份草案被英国否决，和触发了全马人民在1947年10月20日举行“大罢市”，以示抗议和强烈反对将马新分治，但草案内容中出现了十分有趣但又至关重要的一个章节，那就是草案第二条言明，“建立马来亚之公民权，此公民权即系一种国籍，其名称为“巫来由”。这就是说，一旦“人民宪章”生效，马来亚的国民地位一概称之为“巫来由”民族，不再有种族的区分。

为什么会接受“巫来由”国民的称号？这是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后而达致的，因为左派马来人代表认为称为“马来亚人”不恰当，是对马来人地位之否定。既然华人印人也归顺马来亚，欲成为新国民，则应有新名称来鉴定一个国民的身份。在马来人和马来亚人之中的一个折衷方案是取“巫来由”作为统称。

在这方面，当时担任记者，后来成为新加坡部长的李烔才（槟城人）在其回忆录中追忆是身为马来左翼领袖的阿末布斯达曼（后来成为人民党的发起人）所提出的，他认为非马来人应该接纳“巫来由”为公民的名称，而马来人则应在出生地原则上让步。“这是作为公民忠于马来亚的好象征。”后来布斯达曼的方案被接纳而写入人民宪章内。李烔才认为是陈祯禄及时当机立断，解除这个组织内的“宪政危机”。

尽管当时华人对“巫来由”的名称有“抗拒感”，但经过行委会解释后，基本获得接受，以便有共同的力量争取独立早日到来。即便连左翼领袖的余柱业也认为只要公民能享受一切权利，名称已不重要，实质才是重要的。如果当年英国接纳此议，则今日的马来西亚也许是由一个“巫来由”民族组成的国家，不再以种族来区分身份与特征。可惜在“时空两错”下，“巫来由”民族始终未能落实，反而变成马来民族的一个特定称号，历史终于判定“巫来由”与我们擦身而过。

阿扁拿蒋介石祭旗

台湾总统陈水扁强行于12月8日拆掉《大中至正》四个大字，换上《自由广场》，同时《中正纪念堂》也换成《民主纪念馆》，以在政治意识上彻底铲除蒋介石遗留下的痕迹。

原本完工于1980年的《中正纪念堂》的大门外有四个大字《大中至正》是为了纪念于1975年4月5日逝世的蒋介石，未想经过27年政治斗争的演变，蒋介石终于不敌新一代台湾人的无情杀手，被抹掉其在台湾人眼中的政治地位。表面上看来是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与马英九代表的国民党的权力之争的外一章，实则牵涉了整整两代人的情仇恩怨。

这段故事必须从蒋介石在中国的崛起开始。1925年，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其“爱将”蒋介石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以军事力量在军阀割据的中国取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他与孙中山的最大不同点是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似孙中山联共一统中国的思想。因此在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发起攻势，大举杀害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终告破灭。

共产党人在受到逼害下，化整为零。1929年，毛泽东在井岗上建立根据地，而后在江西成立“红色政权”。蒋介石不容中共有立足之地，展开全面的围剿，迫使中共红军在1934年突围而出，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毛泽东带领红军在延安另立根据地。从此跟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

虽然在1936年发生张学良挟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于1937年再次联手抗日，因而有了八年抗战的血泪史，但不争的是蒋介石仍然容不下毛泽东的势力坐大。就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国共又大动干戈。这一次是毛泽东采取主动出击战，只用四年的时间，就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大军打得落花流水。

也许出于先见之明，蒋介石于1945年从战败的日本取回台湾岛后，就部署台湾成为他的另一个军事基地，以防在大陆战争失败时有退路。果然1948年蒋介石撤守台湾，把整个大陆让给毛泽东一统大业。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早已是罪不可赦的共敌，没有地位可言。

在另一方面，失去大陆政权的蒋介石，在大军（国民党退守的残军）压境下，也不管台湾当地人是否同意，强行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把中华民国移植台湾。在美国的扶持下，不忘反攻大陆。

正因为历史的吊诡，形成了毛泽东与蒋介石日后的势不两立的斗争。在痛定思痛下，蒋介石把台湾当成了一个国家来治理，但毛泽东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不允许“中华民国”合法地存在。

在动武条件受制下，毛泽东改弦易辙，通过外交途径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格局。于是有了1971年联合国通过提案，将中华民国逐出联合国，而把中国席位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隔一年又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逊破天荒的访华之旅，并与毛泽东缔造了一个新世纪。

蒋介石在悲愤之余，打出“处变不惊”的口号，以镇住台湾民心，但对内仍然实行军政统治。1975年蒋介石逝世，其儿子蒋经国逐步接班。在父子同心下，自然建造起《中正纪念堂》（蒋介石另一别名是蒋中正），以歌功颂住的内涵也植入国民党的图腾，用以彰显蒋介石是与国民党两位一体的。

1978年蒋经国从行政院长（1972年任起）登上台湾总统，建构了蒋家王朝，1986年蒋经国将民主政治注入台湾，一改其父亲的专制统治。从那一刻起，台湾非国民党人士借开放之风另树旗帜。今日当政的“民进党”（民主进步党）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28日成立的，它擎起“台独大旗”，以否定国民党的一个中国的主流意识。

1988年蒋经国突告病逝，李登辉接过棒子后，采取新的政治路线，与蒋家王朝划清界线，与台独越走越近，强调“两个中国”论，为民进党制造更多的空间传布“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的两个实体论。

2000年，总统任期届满的李登辉干脆为民进党的陈水扁提供当选的机会，以结束国民党长达50年的统治。

陈水扁显然是比国民党的连战较讨李登辉的欢心，因为前者的台独意识是要带领台湾摆脱中国阴影而走向独立。

经过八年的统治后，陈水扁在卸任前索性拿蒋介石来祭旗，让他也成为台湾人民的“公敌”（企图使蒋介石的灵魂无处可依），以重重地打国民党一个耳光，不仅拔掉国民党的根，也迫使马英九与蒋介石切断关系。

这一下子，要争取出位的马英九不得不跟随陈水扁起舞，即便他能在2008年当选总统（这还是个未知数），也是脱胎换骨的马英九，不再是蒋介石的嫡传弟子，而是变质了的国民党。

拆除蒋介石的门面，正是起一石二鸟之效，即可把蒋介石连根拔起，也在政治上逼国民党重新包装，向台独认同。至于国际社会是否认同阿扁的玩火，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了。

司法短片与皇家委会

政府终于公布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名单，以调查所说的“司法短片”疑云。虽然是被认为稍迟的行动，但还是回应了安华在9月19日引爆的震撼性短片的质疑。接着下来，就是皇委会如何展开调查工作和如何达致结论，以平息自1988年来的新一场“司法危机”。1988年是最高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被革职并牵涉另外5名大法官也被停职查办，最后其中两人被革职。为司法史留下争议性的污点。

未想近20年后，又发生安华所指的有律师和法官在进行“秘密交易”，且涉及政界、商界人士卷入司法免任程序中，以致又让人勾起往事历历在目。

有鉴于事态的严重，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在9月26日历史性地发动2000人大游行，在雨中向首相署呈交备忘录，要求还“司法公正”。虽然在此前一日，政府已宣布委任3人小组调查此案，但碍于权限不足，小组后来只能向政府建议设皇家委会来“彻查此案” 。

如此的兜兜转转，首相阿都拉又启动权力，以顺应各方要求，希望能在未来3个月内厘清真伪和提出总结报告。

就在皇委会组成后，安华又进一步公布“司法短片第二集”，将整个情况连贯起来，而使得事件更容易入手调查，因为有各方人物被点名道姓，足让委员们逐一调查和对比历史事件的演进时间表。虽然民间都对这个皇委会寄以厚望，希望让整个事件能水落石出而不再各持己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次的调查，将被认为存在的缺陷或弊端或偏私的行为纠正过来，并为为未来的司法制度拟定一套完整 的规章，以杜绝人为的循私与滥权。

在“有则改过，无则加勉”的原则下，我们欢迎皇委会以公正无私和为国为民的诚心，利用这大好时机给我国的民主政制下的司法独立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当然我们相信世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完整无瑕的制度，也会受人为的因素所影响；不过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接受民主制度是个好东西，值得巩固与强化。

既然我们都珍惜民主制度，那么尊重三权分立却是必要的，因为民主是依靠立法、执法与释法的鼎足而立建构而成。没有独立的司法来诠释法律，则民主将会陷入失衡而无法产生制衡作用。同样的，司法的操作与人员的任免和迁升也都要有一定的程序，不应跨过程序而自行其是，严防有人不按牌理打牌。也唯有自重才能得到外人的尊重，进而对司法深具信心。虽然司法大多时候是在法庭发生效果与作用，但对人民而言，面对法律问题却是无时无刻的，当有争议时，就由法庭来定夺。这就是司法的公信力。

在这方面，有两位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及卢梭一生力倡的“三权分立”与“社会契约”论在后来成为民主政制的基石是不能被背弃的。由于他们的光辉思想，既重民权也重法治，照亮了整个世界文明的道路。因此皇委会此时受命，重拾两位哲人格言，消除司法信心危机，擦亮民主政体，正是任重道远。我们希望不久之后，他们会给司法一片明朗的天空。在匡正时弊之余，也为民主政体注入强心剂；并进一步为1988年以来的争议写上句号，则不啻为司法史的新篇章。

黄炎光的跌岩起伏

前槟州立法议会议长黄炎光突告心脏病发而于12月3日走完65个春夏秋冬，不禁让人想起他那段从政时期的争议性的年代。

我和黄炎光的兄弟黄炎炳是同班同学，因此早年对他们的家庭有些熟络。他们都是在大路后出身的一个小康家庭。不过由于黄炎光受的是英文教育，与我们未有交往。

原本是银行职员的他，于1974年大选时应陈志勤的感召，在武吉牛汝莪（当时是州选区）提名对垒民政的陈锦华及其它候选人，形成五角战。这一处女战出师不利，败下阵来，只获得了1754票，被陈锦华以5010高票击败。

卧薪尝胆的黄炎光并不甘于失败，1978年他转换码头，投身民主行动党。在林吉祥当年的威力下，提名角逐甘榜哥南州席（现易名为光大选区），与民政的邱继圃及独立阵线（七人帮）的马卓达和另一独立人士形成四角战。讵料邱继圃提名表格出问题被取消资格，结果剩下三角战。林苍佑对此十分失望，交待邱继圃必须上诉。

老实说，如果邱继圃没有马失前蹄，黄炎光要攻克林苍佑的爱将是极不容易的。林苍佑十分重视这个选区，是因为这是他改造乔治市的核心地带（光大就是在这个选区内兴建的地标）。
由于没有强大的对手，黄炎光以巨大票数胜出，比马卓达多出8000张票。这一战决定了黄炎光的未来政途，但也是不平坦的。因为四个月后邱继圃上诉得直，黄炎光中选无效，也就订下同年12月10日举行补选投票。

可是形势并未对邱继圃有利，原因是反对党的上诉都未得直，为何邱继圃上诉成功呢？尽管法律上邱继圃有其依据，但人心却未偏向邱继圃，而民政党也知悉民心有所不满，只好打出给民政多一席，俾和巫统平起平坐（那一届巫统有9席）。不料天不从人愿，邱继圃只得票4398张，黄炎光得票8063张，多数票是3655张。林苍佑失望的心情可想而知。

虽然黄炎光给行动党添了光彩，但厄运连连却在行动党内爆发。隶属于陈德泉派的萧汉钦、陈毓书及吴林炎与隶属于林吉祥派的卡巴星和被德达逊起了矛盾和冲突。结果是行动党内部出现危机。

原本不属于陈派而是党内的独行侠的黄炎光最先有了异动。在1979年时，林吉祥先发制人宣称有一位行动党议员拒绝跳槽成为行政议员（即指黄炎光）。这一下子迫得黄炎光不得不表态否认有此举动。民政的许岳全被拉下水成为穿针引线者。

虽然许岳金否认他有此献议，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但事后证明黄炎光与许岳全确实是在暗渡陈仓。黄炎光被晓以的理由是他的加盟民政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使到民政的议席增加到9个与巫统平分秋色。在林苍佑的说服下，黄炎光于1981年2月正式退出行动党加盟民政党，引发行动党的内部斗争加剧。1个月后，萧汉钦（国州议员）陈毓书（州议员）等人加盟马华公会。还有一位行动党国会议员黄鸿杰也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这样一来。行动党在槟州议会剩下卡巴星和彼德达逊两人，对林吉祥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然而真正威胁民政党的不是行动党，而是马华公会。自从林建寿于1980年在马华旗下参加彭加兰哥打区补选胜利后，他就与李三春部署在1982年的大选一定要给民政颜色看。

果然这一年的大选，马华分得8个州议席，与民政等量齐观，林建寿尚且放话以大选成绩决定首席部长人选。这一下子民政军情告急，林苍佑使出浑身解数，宁可要回甘榜哥南选区而让出马章武莫选区。但李三春不答应，硬是要在林苍佑的核心地带插旗。在无可奈何下，林苍佑宣布8个州议席仍派原班人马，可惜跳槽的黄炎光没有了去处，只好被派到日落洞国会面对卡巴星，不用说黄炎光败下阵来。林苍佑则成功保留8席，马华的林建寿在阴沟里翻船，只胜得6席，不能再和民政争首席部长了。

黄炎光被迫韬光养晦，几乎每晚都在许岳金家闲聊，他们的密切关系维持了好几年。当然林苍佑也欠黄炎光一个人情，因此在1986年大选时，让黄炎光角逐柑仔园州议席，而许岳金却被党调去升旗山区面对魏福星。其中的奥妙，就是政治的波诡云谲使然。这一回黄炎光再扬眉吐气，许岳金则黯然神伤。为“报答”黄炎光当年的跳槽，林苍佑提名他出任槟州立法议会议长。他是第二华裔出任此高职，第一位是郑耀林，而后就没有华裔有此“荣衔”。

当然黄炎光的目标是要成为行政议员，毕竟议长虽有地位但欠实权。可是幸运之神不再眷顾着他。1990年的大选，黄炎光再次在柑仔园区寻求蝉联，不幸被行动党的王福安拉下马，从此他的政途蒙上阴影。

即使他后来靠向林敬益，成为林敬益的人马，他还是没有机会再披战袍。他的“荣耀的日子”已远离了他，只好往商场发展。

虽然他一直保持民政党的中坚份子的地位，就是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他的遗憾也许是当不上行政议员；但反过来，行动党对他的遗憾是在当年“背叛”了栽培他的党。他也因此成为一个争议性人物。

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能说的是，对他的逝世感到惋惜。盖棺论定：他是一位少数从底层攀向高位的从政者。是时势造就了黄炎光，反过来，也给政坛增添一个又一个变数。

解读陈方安生的胜利

1997年7月1日我从电视银幕上看到香港主权交接仪式的主席台上，有一位十分耀眼夺目的红衣女性站在稍后排的中间，一眼就认出她是万众注目的陈方安生，她换了老板，从布政司到政务司长，象征着中国接管香港后承诺政制50年不变。陈方安生这样形容香港回归后的心情：“当我看到国旗在晨风中缓缓飘扬，心头突然涌起一阵激动，使我不禁感动莫名。我想起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香港回归中国，原是何等理所当然。我是中国人。我生于中国。”（接受《明报月刊》专访时，对1997年10月1日国庆升旗礼上的内心剖释，2006年9月份）。凭着这样的爱国情操，她接受特首的邀请，出任第二把交椅。

然而曾几何时，她又突然在2001年卸职（结束39年公职），表面上是个人的决定，实则是她认为香港回归后的体制未能如她所愿，特别是对董建华没有洞悉香港人心态而急功近利的举措感到难以适从，于是以退为进地鼓吹全面的民主，坚持应在2012年举行双普选，即立法议员与特首直接由选民投票选出，而不是局限于800人选特首。她也因此被当地舆论称为“香港的良知”。由于她为“全面自由民主论”订下时间表，也引起北京对她另有看法。她自己也没有否认，自她卸职那一天起，她与北京闗系也由浓转淡；尤其是在2003年香港特区推出基本法第23条的“国安条例”触发50万港人示威大游行后，陈方安生已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在公开的场合批评特区政府的保守与不够积极推动民主的落实，更在2006及2007年身体力行参加争取普选的七一游行，在这方面，当时身为保安局长的叶刘淑仪也因此成为代罪羔羊辞职“谢罪”，连带23条被迫暂束之高阁。未想4年之后，叶刘淑仪又因一场补选与陈方安生直接对迭。

这场立法议员的补选是因为“民建联”（亲中派）主席马力癌症逝世而举行的，无形中给陈方安生提供一个平台来考验她的理念。虽然她们两人都是属于无党派人士，但她们背后却形成不同的政治运动。一个是支持陈太的“泛民主派”；另一个是支持叶太的“亲建制派”（主要是民建联的势力）。再深化下去，又演变成亲民主派与亲中派的角力战。如果可以解释的话，那就是叶太属于当权派的人马，而陈太是挑战派人马。

其奥妙之处就是叶太也不反对2010年双普选或可推迟至2016年或2017年，但她认为还是要对特首的提名有所限制，先由一个1800人组成的委员会筛选，至少要有180人支持才有资格提名参选。同时要体现出中央主权，因为特首有两个大老板（中央和选民）。这是叶太对《一国两制》的说法。但陈太形容是开民主倒车，预设关卡是不能让香港选民选出心目中的特首。

结果陈太以17万张票对叶太的14万张票取胜，反映出香港人比较接受陈太的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主张。因此陈太说是民主的胜利。

虽然如此，我们不应将这样的投票结果解释成“反中共势力的壮大”。恰恰相反，这只是对《一国两制》的不同诠释，并没有所谓挑战中国的主权，理由是没有香港人愿意使香港成为“反中共的基地”或“西方的应声虫”，而是希望《一国两制》能不断完善推动政党政治更成熟。相信北京已收到这样的讯息，需要更深入的全方位对话。也会认为叶太不是适当的代言人。

我与方北方

马华名作家方北方（1918-2007）于11月11日走了，享年90岁，我是先“认识”《迟亮的早晨》才认识方北方的。1957年我尚在小学读书。一天，老师拿着一叠书走进课室，向我们推介买一本《迟亮的早晨》。因此我对这本书的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方先生尚在韩江中学执教。

1958年我升上中学。韩江中学不幸发生董事长林连登与校长方学李（来自台湾）的官司案件。方北方卷入其中，他成了校长的庭上证人（这场动轰遐迩的官司最后以赔偿方学李了结）。我不知道方北方为何成为证人，我只知道他们两人都姓方。

官司了结后，方北方也在1959年离开韩中，转到麻坡中化中学任教，我与方北方无缘相识，也未上过他的中文课。

1963年林连登逝世。韩中也换了邢鹤年担任校长。方北方又回到韩中任教。我刚好那年就读高中三，有投稿给《韩中生活》（方北方主编），也有给学生编的文艺专刊《韩风》供稿。就这样我和方北方相遇而相识了。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们。但冥冥之中似乎注定我们在日后会成为亦师亦友的文化人。
60年代中期，我离开了南洋大学，进入《星洲日报》工作，又不时与方北方见面。他不断地鼓励我多写一些特写稿。我在这个时期，又与在《星槟日报》服务的李良树成为同事与好友。我们两人经常出外采访。没有指派工作时，都会自找新闻。李良树是方北方的女婿，从他的口中，我对方北方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时候，他的另一本小说《剎那的正午》出版，与《迟亮的早晨》同列为《风云三部曲》之一和之二。第三部《幻灭的黄昏》则迟至1978年才出版。

70年代初期，我转入《星槟日报》担任编辑，负责槟城版，与方北方的接触也较多。他也不时拿一些学校的新闻稿和文稿交给报馆发表。这一年（1970）我的处女作《采访外集》面世，得到他的诸多鼓励。1973年我再出版《采访二集》，也得到他诸多的指点，当然与方北方的多产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的。

方北方原先是住在与《星槟日报》大厦隔邻的张弼士故居（有七十二房客之称），生活简朴，也方便他经常到报社走动，后来他自置新居，举家搬到海客园单层排屋。一直到终老，总算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方北方有时也会带领一些外国学者来访，我也从中认识了这批文化人。方北方的性格，他是不善于与商场的人打交道的。但喜欢与文化人在一起。与他比较接近的文化人是已故刘因果（曾任韩中老师，是位日本通）及已故温梓川（光华日报总编辑，也是一名作家）。他们三人在退休后就经常找我聊天。

1977年，我出第三个集子《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请方北方写序。没想到这本小册子竟成热卖，有了第二次版。最后卖了4千本，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促成了我更加努力的写作，这也应归功于方北方的勉励有之论之。

1978年，方北方当选马来西亚华人写作人协会副主席，与我有更频密的往来。1980年更上一层楼，担任作协主席。在这段期间，有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一)为推广马华文学创作，方北方找我商议每周拨出一版供他编《文艺公园》除了要求文房协助打字外，排版由他一手操办，稿费并不重要，只提出1000字约15元马币即可。我见他那么热诚也爽快地承诺，并将此事告知总经理胡榆芳，他也一口答应了。就这样，方北方主编的《文艺公园》前前后后也编了4年左右，直到1983年。

我们珍惜这个版位是因为他邀约了海内外知名作家供稿，使内容别有看头。

(二)其二，在他担任作协主席后，邀请我组识一个班底成立北马联络组，为作协筹款。我也二话不说，找了一些大商家支持，总共筹得六万余元，悉数交给作协。当时的名誉是筹募会所基金。为使场面充满文学气息，我们在移交仪式的当晚在双喜楼举行了一场《北马文学之夜》，场面热闹而温馨。方北方对作协的劳心劳力，由此可以证明。

其三，在80年代初期，南大校友会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我担任主编，请了方北方、刘果因、温梓川、锺城芳及梅井等人担任评委，并由方先生担任总评，而后结集出版成书，这次主办之成功，也有方先生的功劳。

虽然我在1980年出版《柬埔寨的悲剧》没有请方先生写序（因是时事文章，我自写序），但在1984年我出版《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一书时，得到方北方不少的帮忙。其缘由是这样的：我的第一版循报社排阵，请林庆金（报社老板）写序，出版后方北方写了一篇读后感，我刊在《星槟日报》，没想到香港的《地平线》月刊拿去转载。于是在出第二版时，我把方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收录其中，它成了这本书的一个热卖点，前后也共卖了4千本。

1985年我离开《星槟日报》，与友人合创《联合报》。1987年方北方出任韩江中学校长，他请我“拔刀相助”，为韩中新闻班讲授政治时事。我就这样当了二年的讲师，直到他在1989年辞卸校长职。

90年代初期，我离开报社走进商界自行创业，方北方也正式退出杏坛，但仍勤于笔耕。大概在1995年间，方北方为其患癌的夫人操透了心，也到我的医药公司寻找名药治疗，可惜返魂乏术，其夫人陈克华蒙主恩召，加上其它因素，方北方忧悒成病，从此不再过问人间事。但他留下的丰硕文学创作成为马华文学的宝贵文学遗产。我也自此之后没有再见过方北方，只知道他的晚年过得很不愉快，已不能行动自如（他原本是一位爬山专家）。

2007年他结束了痛苦的晚年，我去吊唁瞻仰他的遗容安详而自在，从1946年到1994年，他先后出版27本著作，是个著作等身的马华作家，也许不久之后，方北方受到丛书会在有心人的协助下全集出版，在马华文学史上，他必然占有一个重要的席位。

从陆克文身上看到的

这一下子，再也没有任何华文媒体把澳洲新总理的名字翻译成不同的名字，因为他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陆克文”。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日子里，我们总是被中文译名困扰而无从统一，即便简单的前美国总统Richard Nixon，也出现尼克逊，尼逊和尼克松等等的名字。其它非中文世界的名人，其译名更是不一而足了。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中文名字，任由中文媒体去译音，爱怎么称呼都行，反正他们也看不懂中文字。例如在2001年911事件后，电视台就称呼恐布大亨是本拉登，后来又看到中文报译成奥沙马，原来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著Osama bin Laden。

陆克文（Kevin Rudd）的出现和崛起，首次解决了中文媒体长久以来面对的“窘境”，不必再为译名之不同而伤脑筋。这确实是一大破。它意味着中文已登陆世界舞台，连外国名人在成名前也会在中文名排行榜中预留大名。

也许在某些人看来陆克文只是一个意外的例子，说明不了什么，但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看陆克文，他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讯息﹕在未来的日子，任何有心挤入世界名人榜的人，必须为自己立下一个中文名，已不能再任人自行翻译其名字；尤其不能忽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总得要让中国人民或世界各地懂得中文的人牢记一个名字，不是二个三个乃至四个的名字，而其实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陆克文会有中文名字？原来他在澳洲国立大学读书时，主修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对中文有特殊的爱好。后来出任外交官，更曾在中国工作一个时期。在耳濡目染下，自然会认同中文字的可爱与魅力，就取一个有名有姓的中文名，真是“传情又传神”；同时让人大开眼界地领悟到原来懂得中文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一个政治筹码，有助于一个人攀向政治高峰。

当然陆克文的成功还有其它主客观因素，包括敌手霍华德在位过久而被选民厌倦，尽管他有创造济奇迹的记录，但仍然不敌民心之思变。

从陆克文的身上，我们看到两个政治取向。其一是一个人在位太久毕竟不是好事，总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乃至失败的苦果；其二是中文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语文，而是被认为通往东方社会大门的钥匙，更是参政的有利条件之一。

拿马来西亚来说，过去参政的华人精英多数只需精通英文不谙华文也可以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但在80年代之后，已要求华人参政者必须用华语与人民沟通，进而要求从政者也能兼通华语华文，否则将与华社脱节。这又说明了华语华文已是当今的华裔从政者的必备条件，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马华、民政乃至行动党的新一代领导人都是掌握了华语华文的精英不是已经告诉我们华语华文的重要性吗？

当然他们身为华人比陆克文拥有更多的中文情意结是义不容辞的事。不过我们的政界仍存在着不懂中文华语的华裔从政者，他们有必要向陆克文看齐，不然将会有所失落的。

总而言之，陆克文让我们看到华文有灿烂的未来。

政治不是铁板一块

朋友们都喜欢与我聊政治话题。最近有一位参政多年但未曾提名竞选的老朋友向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政治应是黑白分明的，而且是没有妥协的。”

我听不大懂他究竟要表达什么？请他说得明白一点。他却给我说了以下难以理解的话：“参加一个政党就是执着党的理念和宗旨。如果是多元种族的政党，就要表现出其多元性，不但党员是各民族的，而且敢于推出各种族的候选人参加各个选区的竞选，不是偏向某一种族，不然就不能说是多元性的政党。

在这个基础上，政党本身就要坚持到底，即使不能与其它政党合作，也要孤军上路。”

我说他这种说法十分理想化，只从一个狭小的角度看问题，我问他：如果这样的话，在种族政治下，这个政党岂不是没有机会执政？

他说那我们可以等啊，5年不成，就50年吧！“若是50年又不成，不是要很多的50年？”我问。他回应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一个人加入了某个政党，就是跟着这个党的立场走，不需要重视与其它政党的合作。若是为了竞选而妥协，那是不正确的，大不了就是各在选举上决胜负，即使失败了也可以再等。

我问他一个人有多少个5年？他说没关系，这一代人不能完成，让下一代人去努力。这就是他的固执而又简单但十分教条的信念。

我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上，仍然有这样的参政者，也许为数不多；也许还真不少，但这样的心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的政治就变成铁板一块，再也没有什么灵活性了。
其实，政治本身是一种斗争，而斗争是为了获取权力；权力就是政党追求的最高目的，虽然不是最终目的。因此一个政党的成立自有其政治目标与议程。但政党的生命和延续不能光靠理想而生存，它需要党员，要有群众的基础。在民主的国家，就是以政党获取的议席来决定一个政党的生命力。

举个例子来说，1955年成立的人民党，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号。在1957年它和劳工党结合组成社阵之后，它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不单有国州议席，也曾执政一些市议会和地方议会。因为它在选举中得到选民的支持。

但曾几何时，人民党的领袖因为“坚持”支持“国语法案”，在1965年与劳工党分道扬镳，也就开始走下坡了。不但党内有影响力的华裔党员离开了，而且也为了所谓的“原则和立场”不与劳工党走在一起（我们暂且不提后来的左翼斗争还有其它因素促使走向分裂和退出议会斗争），结果是人民党自我孤立于左翼运动中。即使1969年的大选是反对党的大好时机，人民党并没有因参加议会选举而得利，反而是其它反对党在合作声中探出头来。

自此之后，人民党的势力只有退后而没有前进，虽然没有人否认它依然是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个有理念和多元性的政党，但在现实面前，在下来的历届选举中，人民党都每下愈况。最终不得不在2003年与国民公正党合并。虽说是被后者收编，连社会主义的牌子也拿下来，但至少保存了党的名字和影子。这就是求变而生存的道理。当然也证诸了理想如果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也是一个幻梦。

在今天我们不提人民党而提公正党，那是因为公正党仍有其生命力。同样的，其它的政党如果只活在理念中或者从本身的利益来搞政治，而不学习所谓的统战和政治艺术是应对之道，结果是因自视过高淹没了政治存在妥协与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实，一个政党再强大也是吃不完所有的“蛋糕”。这就意味着政治本身存在一种分享（大分享或小分享）的战略。

因此我对这个朋友参政这么多年还是一厢情愿地迷信政治理念和原则高于一切，不屑与其它政党合作的心态感到吃惊。如果屡败屡战，那又有什么意思？一个人有多久的耐性打一场又一场的没有胜算的持久战？一个政党旳寿命又能承受几个失败呢？

就此而言，与其高谈阔论理念，不如放下身段，在政治的艺术中学会“让步”是胜利的基石，“逞强”是失败的先兆。理由是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国崛起的历史条件

一个国家的崛起，必有其历史条件，中国也不例外。究竟中国的崛起的条件那里？它对世界又有什么冲击？这都是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远的不说，单就这百年来的中国变化，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1911年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更是震撼世界。但建立民国后的中国仍然是四分五裂，军阀林立，时局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因此无从创造条件形成一个统一与强大的中国，也就无从崛起，只能消耗于内斗中。

直到1949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成功地解放中国，才使世界睁大眼睛看到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从中崛起。毛泽东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深深地烙在人们的脑海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世界版图的又再一次重新规划。东方集团的势力跨前一步，西方世界更是步步为营，担心骨牌理论效应，于是有了两大势力的斗争加剧，为冷战增添无数个危机。

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按其思维，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既不受苏联控制，也抗拒美国的封锁战略。他推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方针，以期打破美国及西方集团的围堵。

这一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希望能取得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及国防）。虽然为慎防“和平演变”，在1957年后，中国因自身的内因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引发社会问题尖锐化，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其和平外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的破冰之旅即为一例，也证诸中国已被美国视为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已有条件在世界舞台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崛起是偏重于政治与军事上的意义，那么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时代（1978年-1997年）所开创的局面是全方部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上。他的“改革开放”成为当今中国方向的指引。在邓小平的坚持下，结束了一切无谓的内斗和消耗，包括“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从内部的整顿而收到了拨乱反正的效果。

邓小平的目的是要用不同的思维来思考中国的未来，突出经济，减少政治干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改善民生，才能安定民心，以便集中精力从事建设。在这方面，邓小平并没有完全乖离毛泽东的宏愿，而是重新演绎毛泽东思想，在后来成为邓小平的理论。其特点是让革命色彩褪色，终止阶级斗争，不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阵线，也不鼓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实事求是地积极加入国际社会大家庭，通过外交争取广泛的友谊和引进外来投资，重新赋予中国新的动力和生命力。

然而这个过程是曲折与坎坷的，邓小平也面对天安门六四事件的巨大冲击（1989年），不得不重新布署其政治格局，起用江泽民取代赵紫阳，也有了90年代初期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战略方针，确保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再受严重干扰。

不过到了2003年，中国在新领导人胡锦涛的主导下，基于时机成熟，正式提出中国将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这就是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第一次崛起的历史条件是它统一了全中国；而后邓小平时代的第二次崛起的历史条件是改革开放成效显着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它也是第一次崛起的延续，但更有其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立足于世界之林。

正视我国大学排名下滑

英国《泰晤士报》每年都为世界各地的大学进行排名，今年的调查要求更高，总共取得5101个学者及1482间国际公司提供评估意见；同时也参考各大学的国际教职员所占比例，国际学生比率，学生与全体教职员的比率、全体教职员论文引用次数的情况进行考察，结果排名第一的仍然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而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并列第二位，下来在排名十位内的也是英美的大学。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的排名大跃进，前者跻身第18位，后者提升至38位，压倒了北大和清大（分别跌至36位及40位），新加坡大学也跌至33位。由此可见，香港两间大学已成为国际顶尖大学。

虽然北大和清大仍被视为中国名列前茅的大学，但这历史地位已备受挑战。倘若不急起直追，恐怕来年会被再拉下。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今年度的排行榜竟把马来西亚的两间大学挤出200名之列。一向被认为是我国尖端的马来亚大学，从去年的排行192位，滑跌至246位；国民大学则从185位降到309位；而理科大学从第277位被拉下到307位。换句话说，马来西亚没有一间大学能够在新指标下企立在200名之列，这确然是值得国人深思与忧虑的事，针对此事，首相阿都拉认为将挫折国家致力招收外国生的努力。

法新社引述首相的谈话说：“人民会问，是否外国生来到马来西亚深造是因为学费便宜？如果是的话，我们还是得讲求素质。我们不能接受学费低廉但又是低素质的说法。”

另一方面，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形容是“国家的耻辱”。他促请国家领袖终止自鸣得意和错觉地以为马来西亚已成为更具全球化竞争的地位。两位政治人物的批评立场虽有不同，但也点出了国家教育素质有下降之虞。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的原因是我们的大学，不论是公立的或私立的，都迷信本身已做得很好，如果不是最好的话。它们也许忽略了国际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仍把自己定位在国内的视角。副教育部长韩春锦更说了寓意深长的话：“不是因为本地大学素质退步，而是其它国家的大学进步得太快。”

事实是否如此，有待专家“考证”，但不争的是：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跟进的步伐慢了。这种“跟不上或别人走得太快论”自然有斟酌的余地。因为我们不能老是抱怨别人走得太快，而是要急起直追才是应对之道。

让我们再看看国内的一项调查报告就不难发现我们原来是以本身的情况来评估自己。虽然高教部长慕斯达法在本月初公布ARES（鉴定国内政府大学学术声誉）的调查报告指说名列榜首的是理科大学（五星），而下来是回教大学、玛拉工艺大学、国民大学、马来亚大学、博特拉大学及工艺大学（各得四星）。

姑不论这项调查与国际调查有多大的差距，但不能否认的是它还是未根据世界标准进行考察。因此慕斯达化说，政府成立大马学术鉴定机构（MOA）（MALAYSIAN QUALIFICATION AGENCY）（用以取代原来的国家学术鉴定机构（LAN））目前正着手搜集公立大学的资料，预料在明年才能够作出排名。同时，政府也准备将大学分类为研究型大学，普及大学及专门科系大学。他附带地说，官方将采用国际惯用的17指标来鉴定大学的排名秩序，所谓的指标包括“学术人员的学历、学生的选择和比例（收国际学生的比率），大学的研究成果和计划及管理方面等等。

这些指标固然符合国际要求，不过，《泰晤士报》的标准订得更高，在六大指标中的前两者即独立学术视角评论及研究成果引用占了60%之比重。如果缺乏学术性的成果被国际认可，则我国的大学要在来年提升地位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因此我们认为，官方在进行评估的当儿，也要力促每间大学都能不断地改进。当然政府还是可以选择性地选出几间顶尖大学，让它们成为精英大学。正如高等教育大蓝图所公布那样，要通过塑造精英大学来取得更好的绩效。

在这方面，我们同意不是每间大学都要走精英之路，普及型的大学以造就大学人才还是必要的。如果政府认定马大、理大和国大是“可造之校”，不妨先从这几间大学下手，只有通过大学本身的改善和提升，才能达到改革的目标。不然光是有指标而国内大学仍然自我标榜的话，我们还是上不去的。

总而言之，基于在国际学术界眼中，我们的大学已被标签为普及大学而被排在200名外，政府有必要改变策略，力争上游，不要怪别人走太快，而要回看自己是否走的太慢。

从“娘惹”菜肴看“峇峇”身份

由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主办韩江学院协办的《第十届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于11月12日至16日成功在槟城举行。这是文化基金会为了配马来西亚旅游年而邀请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50名学者在槟城齐聚一堂，因为槟城在他们的眼中，有独特的饮食文化；尤其是布满大街小巷的小贩集市，更形成一绝。它在2004年赢得《时代周刊》评估为“亚洲的小食天堂”，证诸名不虚传。

在三天的密集式的研讨会中，共有26名学者提呈论文报告。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教授明斯提出的主题报告，阐述了饮食文化通过传播和人的散居而融合在当地社会中，成为本土化的中华菜肴。他举例娘惹食物，渗入了马来食物和泰国食物，因此东南亚的所谓中华饮食文化也已经本土化了。

在这方面，港中大的陈志明教授，拉曼大学的谢爱萍副教授及马大中文系的苏庆华副教授也相继提出与娘惹菜肴相关的论文报告，在在加强了人们对娘惹饮食文化的认识，也一致认为这是海峡殖民地（1826-1957）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值得保存和发扬，因为它展现马来西亚多文化的色彩中独树一格的品味。

当然单单菜谱文化并不足以显示“峇峇与娘惹文化”的完整性，因此我们还是要触及“峇峇民系”的形成及其文化思想，并在攻治上考察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所谓的“峇峇”是用以区别南来的华人。前者系指土生土长的一代，早期已接受英文教育，思想西化，自认是英国臣民，努力铸造自己成为“西方化知识分子”；后者系指19及20世纪大量移居马来西亚的中国人，被称为新客，他们努力传播中华文化，形成一股非常庞大的力量。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峇峇发现他们逐渐被英国殖民统治者边缘化了，不再被视为“高人一等”的臣民，而是被归类为华人之列，因为英政府已找到另一个合作伙伴，那就是1946年成立的巫统。1947年英政府公布《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草案，为马来人下了定义也赋予特别地位。海峡殖民地的人民（包括峇峇）所能得到的是自动成为公民。

有鉴及此，最具代表性的峇峇领袖陈祯禄结合各族力量提出了《人民宪章》，建议统称“马来由民族”但不被英政府接受。《马来亚联合邦协议》正式在1948年2月1日实行。

继后，槟城的峇峇还有一个大动作，那就是在1948年杪的时候，他们通过华人大会堂，中华总商会等团体的支持，在立法议会提出“槟城脱离联邦”的动议，结果功败垂成，动议被推翻。

不仅于此，根据林建寿（早期左派峇峇领袖）在其著作《鸟瞰金沙滩》一书中揭露﹕“华人海峡公会（峇峇公会）也在后来由连裕祥率领一个代表团直到伦敦，要求把槟城分割开来。英国政府不愿聆听解释，一口拒绝所请。”

这样一来，峇峇一族顿感失落，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的安排。于是在1949年有了陈祯禄领导成立马华公会。从那个时候起，不论岩峇认同与否，他们已无所选择被标签为华人一族，没有所谓“超然地位”。

同样的，娘惹菜肴文化在展现独特的本地化风味上，也最终被归类为中华菜肴文化的一部份，而与回教徒的菜肴是有所差别和距离的。

对此而言，种族的标签成了文化的特征。我们的国家在独立后，由于种族政治的兴起，峇峇已不能“自立门户”，而是溶入华人社会之中，成为华人政党的佼佼者。因此从菜肴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峇峇文化曾经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朵奇葩。

巫统大会的启示

2007年的巫统代表大会宣示了大选为期不远了。它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是政府的骨干，而且也是马来社会的头等大事。虽然我们不能解读它为政府代表的大会（毕竟政府与巫统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在巫统大会所提及的课题，莫不与国家和政府的走势有关。因此关注巫统大会的言论与诉求，当可以更好地理解国策和未来走向。

在政治层面，巫统坚持与捍卫的是马来民族的主权，这一点是无所妥协与折衷的。而马来人主权的整合缘自于巫统的成立。当1946年在拿督翁领导下诞生了巫统后，这个政党就成为主宰国家命运的载体。尽管巫统领导人有来有去，领袖有所更迭，但不变的是巫统代表了马来人的政党。

尽管目前存在着回教党与人民公正党与巫统较劲，但要动摇巫统的根基，也是极不容易的。正因为这样，本届的大会显示了巫统充满信心迎接未来的大选。在这方面，巫统主席阿都拉承认难免会有些人提出种族性的敏感问题，正如国阵的其它成员党也出现种族性的偏激言论。这在阿都拉看来是正常的。不过他认为类似敏感问题，应在“闭门下讨论”，以达致双赢的局面。最为关键的是，也是首相的阿都拉特别强调立国之本的宪法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还说了意义深长的话﹕“如今在本土出生的孩子是马来西亚的孩子，只承认这个国家，他们顶天立地。这不是高弹种族论调的时候。所有的课题必须以国家与全民利益为考虑，然后解决。”

可是非常遗憾地，首相的开明谈话仍然未能成为所有代表的指引，尚有极小部份人借大会发表似是而非的言论，伤了非马来的心。例如一位来自雪州的巫青代表竟促请反对党及他们的支持者可以离开马来西亚，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

这话是说过了头。反对党的存在是展示马来西亚是民主的国家，它也是合法团体。而民主选举也是让人民自由投票，即便支持反对党，也不见得不爱国，为何要把话说绝了？

我们希望类似这样无助于推动民主的思想应被阻止，它完全不符合首相的心愿。

在经济方面，巫统大会向我们表达新经济政府将持续下去。阿都拉说，实行37年以来仍未达指标，富有的非马来人比马来人为多。同时，在扶持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方面，政府将努力使马来西亚社会不会因专业层次的比例而分裂。对此他又再一次强调新经济政府从来未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因此他吁请所有人朝向新经济目标前进。

所谓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是“消除贫穷与重组社会”。虽然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推行多年来却出现了偏差与执行上的争议，甚至对数目字有所争议。在这方面，政府的政策与数据透明化将可消除疑虑。我们相信首相要达致的是一个经济平衡的社会，但我们希望政府能关注争议的症结，也使各界人士有所依归和感到机会不断扩大而不是缩小。

在文化层次方面，首相也坦言将继续捍卫马来人的文化和宗教，而此举将不会伤害其它族群。即便举剑也是马来人的传统文化，不值得大惊小怪。

他重申他保护的是国家和全民，而且也会不遗余力地推动文明回教的进程。他走的是温和路线，而宪法也保障其它宗教的信仰自由。就此而言，他认为马来西亚各宗教应遵照宪法的精神相互尊重。

在欢迎首相的保证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来对文化与宗教出现的争议。虽然被列为敏感问题，但如果不使事态扩大的话，也可以通过闭门会议或私下协调和解决。
总而言之，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是本届巫统大会的主题，各级领袖也是围绕在这些方面不断地阐述和解释以安民心。

如果从理论上来分析，巫统所追求和坚持的是希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突出了民族主义本位，不过它也希望其它民族能够理解和接受巫统的领导。因为国家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民族组成。既然如此，我们也认为巫统领袖从多元视角考虑问题后才来来制定政策是必要的，以让马来西亚各族人民有所适从和感受到在阳光底下被一视同仁。这也是全民所企盼的。

许子根以大桥悟人生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10月中旬主持一个宗教仪式开幕礼时说了一席令人深思的话。他说人生在很多时候会面对过不去的坎，因此需要在心中建起另一座桥通关，不能老是在原地踏步而又解不开心中的结。同样的道理，随着社会的进步，使用交通的车辆多了，难免出现大阻塞现象，这个时候就需要另想办法。正如目前的槟城大桥已达到饱满的状态，如果不兴建另一座大桥，将无法解决交通的“死结”。

这就是许子根的大桥悟人生的哲理﹕人需要“精神的桥”解开心结；社会需要“物质的桥”，使交通顺畅无阻。

其实，不论是“内心世界的桥”或“物质世界的桥”，对许子根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身为槟州首席部长，他不得不正视“桥不够用”的窘境，而且有责任为整个州提供发展大蓝图；同时，身为民政党全国代主席，他必须为“上京或留槟”作出抉择。在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下，他只能择其一而行之。

我们先说第一方面，自从1985年槟城大桥正式通车后，我们终于感受到槟岛和威省的经济大步前进；尤其是电子工业跻身世界之林。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州内的服务行业，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美景。这也是独立以来槟州人民最大的骄傲，可以媲美莱特开辟槟榔屿后带的巨大冲击。英国人没有做到的，我们做到了，从此拉近两地的距离而有了贴心的空间。

然而22年过去了，感叹取代了赞美。每当大桥出现大阻塞排长龙的现象时，人们总会埋怨为什么不增建另一座桥来缓解拥挤的车辆？这对许子根来说，无异是个沉重的压力。倘若再这样下去，肯定严重影响槟州的发展。

在应急下，许子根唯有退而求其次地先促请对原有大桥的加宽。正当这项工程在推进的当儿，中央政府终于在2006年公布的第9大马计划中，正式将第二大桥列为其中一项大工程。两项工程双管齐下，可谓相得益彰。

为了加快步伐，中央政府又宣布与中国联合造桥，且获得中国政府融资，自然可以预见2011年后人们不必再为过桥事大伤脑筋。所不同的是﹕新的桥是“中国制造”，不再是“韩国制造”；同时造价费也从以前的8亿元增加到40亿元，翻了5倍，足见通货膨胀的威力。

至于第二方面，当许子根这边刚放下这块心头大石后，另一边又涌现一个大石压在心头，那就是他正在为自己寻找一座新的“内心的桥”来打通他解不开的情意结。

整整17年了，身为槟城人的首席部长必然是对槟州难以释怀的。正如他自己说的，“槟州永在他心中”。这种胶着的情感和外来的因素使他不能适时地表白内心的世界。因为他的任何宣布（上京或留槟）都将会牵一发动全身。

但随着大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已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他观察和研究。我们相信他所考虑的最大因素不是党内可能引发的矛盾和人事安排（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而是整个变化中的政治形势决定了他的去向。他必须确保槟州仍是民政的大本营和根据地。

只要他心中的结打开了（人事的安排有了共识），那么许子根的动向就会像第二座大桥那样悟出他的人生的另一个驿站是新的起点而不是原点。在这方面，槟州人民都很厚道，不正面提建议，而是让许子根自己解决内心的矛盾。“大桥论”也许会被派上用场了。

人民进步党前路岖崎

不甘被冷落的人民进步党党魁卡维斯最近不断地为其党向国阵提出诉求，总是离不开议席。因为他知道，在民选的制度下，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取得议席，那么这个政党迟早会被玩完。

这固然是至理名言，但为什么人民进步党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在1974年的大选时，该党在霹雳州受重制，甚至包括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也在国州议席选举中拈致惨败，从此党士气一蹶不振。

在那个时候，民间一般的意见认为这是由于人民进步党领袖经不起“诱劝”，加入了执政联盟，抛弃了反对党的角色，才落个失败的下场。

这当然是一方面的说法，但站在人民进步党的立场，一旦有机会参与执政，自然不会放弃，何错之有？

因此当1972年人民进步党加入执政行列时，也不是错对的问题，而是人民进步党的加盟国阵并没有其它反对党的“幸运”。比如民政党加盟却拥有槟州政府的主导权；回教党的加入也保住在吉兰丹执政的优势（1977再退出国阵是后话），唯只进步党只有辛尼华沙甘一人担任行政议员，抓不到重要的权位。唯一可告慰的是即便没有市议会选举，还是一度由进步党人担任市长。但一个市长却无法彰显，以致进步党转成执政党后，其所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受到局限了。不再如同1969年前，俨然以反对党的“英雄”角色在政坛横冲直闯。

说起人民进步党，我们不期然会想起创党人DR辛尼华沙甘（他是SP辛尼华沙甘的弟弟），他在1953年联同其兄长在怡保插旗，成立人民进步党。雄辩出名的DR虽然参加1955年的普选失败，但在1957年独立时的一场补选（因梁宁皋要出任甲州元首，必须辞议员职，留下怡万区空缺）中脱颖而出，成为国会中的两名反对党议员（另一位是回教党吉辇区议员）。由于他的言论出任，每每为民仗义执言，很快地赢得反对党先生的美誉（说他是国会的第一位“反对党先生”，当之无愧，陈志勤后来赢得此美誉是因DR逝世使然）。

1959年的大选，人民进步党挟两兄弟的名声，在霹雳崛起成为地方性第一大反对党，夺得4个国席和8个州议席，较后更夺得怡保市议会执政权。

1964年的大选，反对党居于不利地位，进步党也不例外，勉强保住两个国会议席（即辛尼华沙甘昆仲）及数个州议席。1968年DR不幸逝世，使到这个党的前景出现不明朗，剩下SP独撑大局。
但1969年的大选，进步党时来运转，在华人的支持下，它在霹州赢得了4个国席及11个州议席。如果当时它与民政及行动党合作，共有21席（总数40席），可组成联合政府以取代联盟，但民政党陈志勤不同意这样的安排。较后在联盟争取两名进步党议员及1名行动党议员跳槽后，组成了联盟州政府。

其实在1969年大选后即发生的“513”种族暴乱事件已大大地改变了政治格局。迨至1971年国会重开时，联盟已是控制大局，并努力推动联合政府成为一个风气，人民进步党也就因受感召而在SP带领下走向执政之路。

1974年的大选是人民进步党恶梦的开始，它参加4国9州议席（在国阵旗下），竟落个惨败，只保住1国2州议席。SP及其党秘书孔国日皆告败北。1975年SP因失败与伤心过度辞世。这样一来，人民进步党已陷入群龙无首中。

果然在1978年的大选中，进步党虽获分得2国8州议席，又是一再滑落。直到1990年大选，进步党虽忝为国阵一员，竟没有分配得任何1席。

进步党“沦落”到这个地步，也是与党内倾轧不已大有关系。竟然也曾出现麦汉锦及郑安泉担任主席之“闹剧”。到后来印裔领袖又再取回领导权。

当卡维斯在1993年时取得人民进步党的领导地位后，这个党才较平稳下来。但在1995年及1999年的大选还是得个零席（没获分配议席）。后来在力争底下，马哈迪委任卡维斯出任上议员，委以副部长职，总算给进步党挽回一点面子。

2004年的大选，在当任首相阿都拉关照底下，才安排卡维斯出征太平国席，而不得不让出武吉干冬国席给民政党，另外一个州议席则输掉。

眼见新的大选又将届临，卡维斯也使出浑身解数，虽在2005年献议与民政党合并，力图保太平国席，却不得要领。在一怒底下，对民政极尽挖苦之能事。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卡维斯最近又喊话至少要回1974年分配的议席，而合理的分配是每一州都应有其党候选人，理由是他宣称进步党有党员逾50万名。

马六甲首席部长阿里鲁斯旦（也是巫统副主席）就不客气地说，如果进步党不满意，可自行离开国阵。

旋后首相阿都拉答应考虑进步要求，争议才又平静下来。但在现有的结构和，进步党又能拿到多少席呢？谁也不清楚。

如果国阵的分配仍未令进步党满意的话，就不知卡维斯如何应对？我们拭目以待。

民主与自由的评议

当西方国家由17世纪开始，大规模地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后，许多落后的国家也就在18及19世纪乃至20世纪以不同程度向西化的道路迈进。一方面，西方将现代性植入殖民地，使它萌芽西方式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认为殖民地人民不够西化，因而实施一连串的法令来限制当地人民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以防倒向左边而失控。无形中使到殖民地现代化进展受阻，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例如英国殖民地政府于1920年起对学校强制注册，也对报章实施管制。当时的背景是因为孙中山到来宣扬革命后（1906-1911），无政府主义份子在苏联的影响下，于1917到1920年之间大兴无政府共产思想，促使英国政府防范于未然。

由那个时候起英国对本国和殖民地就采取两种不同的政策。前者鼓吹和提倡全面的民主自由；后者则在有限民主和自由下，采取压制性的措施。其所持的理由是防止赤化。在英国看来，殖民地人民不可享受西方国家实施的开放性民主。

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英国仍然继续其两面政策（民主与强权），但最终抵不过民族主义解放浪潮的冲击而不得不在1957让马来亚（及后的马来西亚）取得独立。不过英国留下的不是一个全民主的社会，而是一个半民主的社会，有待马来亚自行做选择性的改革。其中最宝贵的是推行国会民主制度，每五年改选政府，由人民直接投票；废除英国的半选举半官委的制度，一直到今天，马来西亚仍未中断按时在五年内举行大选。

另一方面，对于新闻自由，也是延续英国的政策采取了既管制又广开言论的措施，以在西方思想的范围内促进人民的民主意识。当然在初期是针对左翼思潮作出回应；但在1989年马共与政府达致和解后，基本上已不存在左右翼思潮的斗争，而是转入了宗教和种族及文化差异的各自表述。在这种情形下，根据副新闻部长谢宽泰的说法，还是不能以目前西方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尺码来检视马来西亚的现实。换句话说，不同的价值观只能按不同的国情处理，不可照单全收。

谢宽泰是接受韩视新闻中心庆祝成立一周年时的专访作出上述的表达。

他并认为马来西亚的民主选举制度经过改革后，可被列为东南亚国家的楷模；而与此相关的新闻自由也不像西方“无疆界记者”的调查那样，把马来西亚拉到124点的低水平。只要不挑起种族及宗教的敏感课题，不涉及诽谤与恶意的抨击，则新闻自由还是存在的。单就互联网的兴起和新报章的出现，就彰显这一点。因此相对来说，谢宽泰以为马来西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还是相当可取的，人民还是可以获取大量的不同意见的信息和评论来作参考。

不论我们是否同意谢宽泰的相关论调，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人民也不是刻意照搬西方模式，更不是要回到殖民地时代的半民主统治，而是要走出一条合乎国情的民主和自由的道路。因此关键是政府如何在东方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中求取一个平衡点。

贝娜芝以生命作赌注

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芝在伦敦流亡8年后，能够在10月18日“不理后果”直飞卡拉奇是一个政治奇迹。因为一般上被跻出国门的前领导人，都是无望重返政坛，而贝娜芝确实做到了。她比起他的前政敌，也是前总理沙里夫是幸运得多了。沙里夫在9月10日硬闯关，但被阻挡，押回沙地阿拉伯。这强烈的照说明了贝娜芝与现任巴国总慕色拉夫有默契，准备分享政权，而且也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祝福；而沙里夫则未被慕色拉夫接纳，只好继续流亡（已流亡7年）。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贝娜芝是拿她的性命作政治赌博，摆在她前头的是不明朗的局面。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她抵达的那一天，虽说有20万人狂热的欢迎，但却乐极生悲，突然有两枚自杀式的炸弹爆炸，酿成逾150人丧命。较后未受损伤的贝娜芝强烈讉责暴力行为，并要求国际协助揪出恐怖份子。其它国家也纷纷指责，矛头显然是对着奥沙马及塔利班残存的恐怖份子。

不过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贝娜芝的侄女法蒂玛布托把责任指向贝娜芝，斥她为政治私利，才肇这场悲剧。

法蒂玛也是专栏作者，她的父亲慕达查布托（也即是贝娜芝的兄长）在1979年军人首脑齐亚处死其父亲后，便领导一个激进的左翼集团反抗齐亚军事政治，也与她的妹妹分道扬镳，指责其妹妹“背叛”了父亲的政治理念。慕达查在1996年被警察杀害。自此之后，法蒂玛就与贝娜芝有不同的政见。如今恶言相向，为死难者叫屈，自有其政治议程，但也显现了贝娜芝连自己的亲属也不支持她返回政坛。

除了不容于伊斯兰激进派外，贝娜芝想在回教世界的男性社会中重新站起来，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为了更好的了解贝娜芝的政途，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巴基斯坦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自1757年开始，南亚次大陆（包括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尼泊尔及斯里兰卡）已逐步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5年)，民族主义运动席卷亚洲。有鉴于情势危急，英国不得不提早结束殖民统治。在当时，印巴本来是一个国家，也同意合作争取独立，因此出现了印度国大党，由甘地和尼赫鲁领导，但也有加入回教集团，例如领导回教联盟的真纳也一度是国大党的主席，希望独立后成为印度总理。

不过，基于印度教徒占大部份，不能接受真纳（1876-1948）来领导这个国家，他只好谋求另一个国家──巴基斯坦的成立，即分成两个国家取得独立。英国政府在审时度势下，认为甘地、尼赫鲁与真纳有很深的成见，不易形成一个团结的国家，于是用宗教来区分。

1947年出炉的“蒙巴顿方案”（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就是决定印巴分治走向独立，以避免不断地发生种族宗教流血事件。但留下一个尾巴，即克什米尔区未定案，以致后来印巴为此而展开两次的战争。在这方面，虽然回教徒居多，但显然是印度军事占上风，因而埋下印巴两国仇恨的种子。

还有一个怪现象是英国竟然把巴基斯坦国分成两个不连贯的领土，在西边的称为西巴，在东边的称为东巴，政治中心在西巴。一个国家被印度领土（遥隔一千英里）隔开。由于种族之不同（虽然同属伊斯兰教），东巴一直抗争西巴的压力，也指责西巴造成东巴一贫如洗。因此在1972年时，东巴的人民在印度军事大力支持下，强行支持东巴脱离西巴，成立孟加拉国共和国，由拉赫曼出任总理（1975年发生军事政变）。

尽管真纳是开国领袖，也被人民尊为“国父”，但他在1948年逝世后，巴国的民事政府就处在不安局面中，直到1958年，共换了9个内阁，贪污腐败成风。这一年阿尤布汗军政东权出任总统，到了1969年，阿尤布汗将政权移交给叶海亚汗将军。直到1971年将政权移交给布托。

布托是贝娜芝的父亲在美国大学受教育。他在1967年成立人民党，在1970年的大选中胜出，而在1971年出任总统（后改任实权总理）。在任期间，被指贪污腐败和暗杀政敌，导致1977年再发生军事政变，由齐亚将军自任总统，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更在1979年以暗杀罪名处死布托，激起民愤。

年青的贝娜芝在1986年回国接过其父亲的棒子，领导人民党。由于她的背景和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贝娜芝在1988年的选举中获胜出任总理（这一年较早前齐亚空难丧命，才有了同年11月的选举）。

1990年贝娜芝政府被指控贪污和滥权，遭总统革职。另一政敌沙里夫上台执政。1993年沙里夫同样被指贪污和不法行为被撤职，较后的选举又再把贝娜芝送上执政地位。

1996年她再次被指犯腐败罪被解职，又改回沙里夫当政。可是到了1999年，慕色拉夫发动政变，逼沙里夫流亡沙地阿拉伯，他也不容贝娜芝在巴国煽风点火，迫使后者自我流亡伦敦，较后也控她贪污罪。

本来慕色拉夫将军答应在2002年还政于民，但情势（因2001年发生911事件）发展对他有利，在美国的支持下，他在这一年出任总统。

今年2007年任期届满，慕色拉夫再“角逐”（议会选出）总统胜出。但此刻的形势有变，他不能再封锁选举，不得不与贝娜芝进行政治交易。美国也不同意长期军政，不利反恐斗争。

在讨价还价下，贝娜芝眼见时机成熟，抢先一步回国，未想发生爆炸事件。

虽然从表面上看，明年正月的选举对贝娜芝有利，也预料能再重登总理高位，与慕色拉夫分享政权，但身为伊斯兰国家，仍有保守势力反对女人当政，贝娜芝要在这股强烈的男人主义中较长期的保持优势，恐怕还得一番苦斗和挣扎。她的优势在于她是前总理布托的女儿，有大批拥蹇；他的弱势是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是否会同意女人领导呢？

再有一是﹕立国60年来，有27年属于军政，贝娜芝能否巩固民主，不让军政回头，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她的政途是曲折的。尽管有美国撑腰，还要看她的造化，能否给巴国一个民主的明天？

槟城地标“光大”的起与落

“光大”是槟城的地标，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在1972年元旦日由第二任首相主持奠基礼，因此取名为“Komplex Tun Abdul Razak”，简称KOMTAR，中文媒体译成“光大”。就当时而言，恰当得体，含义深远，象征着槟州在林苍佑的主导下走向光明大道。而这一天也是标志着民政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的开端，朝向国阵的组合前进。

对于林苍佑来说，光大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另一代表作是槟城大桥。正因为这两个代表作，林苍佑成了“不灭的神话”。尽管他在1990年已退隐政坛，但他的名字与槟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首相阿都拉与首席部长许子根都不约而同地形容他是“槟州发展之父”。

没有人置疑70年代发展起来的光大和80年代初期完成的65层摩天大楼曾一度是槟城人的骄傲。因为在那个年代，光大摩天大楼是马来西亚最高的建筑物，直到90年代才被双峰塔所取代。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90年代之后，光大已逐渐失去它的光彩。到了千禧年之后，更是魅力不在。这真是始料未及，也留下一连串的争议，包括光大将何去何从？

在这方面，光大的设计人林苍吉绘测师（林苍佑的弟弟）近日在英文《星报》发表的谈话是引人深思的。他说，作为城市一站式中心的光大已经褪色，但挽救它为时未晚，惜未提具体计划。他还说，作为槟州地标的光大，其独物的地方是完全由本地承包商及工程顾问一手完成。

这就是说，从设计到兴建全是本地化的。高楼大厦耸入云端也展示它的坚固无比。即便在1983年兴建完工突然在夜里冒起大火，烧得通天彤红（适逢当晚下场大雨灭了大火）也无损其建筑结构。第二年，林苍佑带头进驻办公，在第28层楼运筹帷幄，一览乔治市全貌。随后，各政府部门纷纷迁入，各商业公司占满了光大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政府行政与商业中心二合为一的设计，使到光大成了人民必到之处。基本上完成了林苍佑改造乔治市中心的心愿。然而又有多少人记取这是林苍佑用他的政治生命作赌注换来的血泪交织于其中的结晶？尤其是1978年的大选，出现的“七人帮”几乎动摇了他的执政根基。

原本林苍佑是要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五个阶段的鸿图大计，但事与愿违，直到林苍佑在1990年下台时，也只能完成一个半阶段。及后在许子根的主政下，才又把新光大（商场中心）建立起来完成第二阶段。可是不论是“旧光大”或“新光大”的商业中心先后启用，整个计划仍然无法划上句号。例如划为商场地段的不是作为临时停车场便是残旧的建筑物人去楼空尚未改造。这说明了客观的现实并不与主观的愿望相符合。

在这种情形下的一个转折是许子根不得不改弦易辙的，那就是在1995年后，政府在联合国专家的劝告下，通过市议会拟定发展指南，以保留乔治市的古迹为重点，作为争取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段。正巧这地区与光大的发展有所冲撞，整体的概念也就重新规划了，包括第五阶段的发展地区将作为单轨火车的枢纽站。

当然，再有一个对光大不利的发展是联邦政府的部门已搬出光大，自盖大厦，留下的是槟州政府行政中心及市议会办公大楼，用不完光大的空间。更甚者是超市及各商店也纷纷“易地为良”，已不见昔日的人潮。

如果根据林苍吉的建议，通过良好管理可以使光大重振雄风，那是过于理想与概念化的，唯一可行之道也许是要作出痛苦的抉择，把它转化成政府行政中心，或将之全面商业化，两者合二为一已被证明不合时宜。

从左到右的林建寿

林建寿（1922-2007）以85岁高龄于9月30日走完他的一生。他有遗憾，因为他的从政生涯中未能反客为主，出任具有实权的官职；他有某些人们所不能及的成就，因为他在英姿焕发的37些时，一度成为反对党炙手可热的领袖。然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何一位曾经在左翼阵线中呼风唤雨的人物，会在时移势易下，投身马华公会？换句话说，他怎么从左派走向右派？而成为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这一切有必要揭开林建寿的内心世界与从政历程。

与他的父亲林清渊，兄长林建才及大姐林碧颜一样，都是律师出身，而且早年在英国留学时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熏陶，导致他在1956年参加左派的劳工党，更在1957年促成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陈线）的成立且出任总秘书。接着1958年当选市议员，又于1959年中选国会议员，一时风头无两，他成了左翼运动中一颗闪烁之星。

虽然他服膺的是费边社会主义，但并未阻碍他向热爱社会主义的年轻人靠拢。一度更成为许多年轻党员的偶像。林建寿也把自己塑造成左翼运动的领袖和发言人。左的形象成为他的标志。

例如，当东姑首相于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他起而反对，也积极推动五邦社会主义大会在吉隆坡召开。这位峇峇精英显然比陈志勤及陈扑根（曾任劳工党秘书）更能赢得左派的掌声。即便是后来的劳工党走向激进路线时，林建寿也没有“背叛”左翼阵线，而是选择较为低调的与之共浮沉。因此他没有面对陈志勤被公开“批判”的命运。

虽然如此，林建寿还是无法扭转局面，他不得不在1969年响应劳工党的“杯葛”大选。但这显然不是林建寿的本意和所要看到的，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失去一个政治舞台供他施展抱负。他的左的魅力也因此褪色。

迫于形势比人强，林建寿只好蛰伏伺机而动。因为继劳工党后崛起的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都与他绝缘。前者是陈志勤与他不咬弦，宁可找林苍佑合作，也不想再与林建寿续“同志情”；后者因有李光耀的影子，不可能接纳他加入其中。剩下来的只有马华公会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1975年加入马华公会意味着他背着左派同志投进右翼的怀抱。这一痛苦的抉择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借口，要求新上任的总会长李三春接纳在马华党内成立“工农局”（后来显示他力所不逮）。他没有重蹈林敬益的失误──要把社会主义带进马华，因此他绝口不提“马华社会主义化”，反而是他被马华的资本主义路线溶化了。这一巨大的转变让人震撼和难以理喻和接受。因为这等于昭告天下他已脱胎换骨，与社会主义“一刀两断”。至少在行动上他是这么的一个大转弯。

李三春之所以接受林建寿加盟，固然不是赏识他的社会主义理念，而是相信他是唯一可以和林苍佑交锋的人物，有能力从民政党手中夺回槟州主导政权。在一拍即合下，林建寿展开他的另一个“政治长征”。他和李三春的共同目的就是要打倒林苍佑。自此之后，林建寿的每一个招数，都是针对林苍佑的民政党而发。以这样看来，林建寿的向左转与其说是顺应大气候的变化，不如说是为达成个人的政治议程更加符合情理。

如果说林建寿前期的斗争对推动民主政治有所贡献，那么他后期的政治斗争则是十分争议性的，也成了马华一段不愿再提及的历史。他的右的魅力消失得更快。

至此，我们如何给林建寿的政治定位，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毕竟他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给自己贴上姓“社”的标签（起草社阵纲领），而后又再改姓“资”（加入马华）。这样的一种转型变成我们要一分为二审视林建寿。但它的迷思在于同一个人是应把他归为社会主义者抑或资本主义者？同时又如何一分为二呢？（以他退休后的言行来看，他宁愿回归老同志，但历史会接受这样的归类法吗？）

我的意思是，从意识形态来演绎林建寿的思想转型是有必要的，不能光是只看从前，不看后来；也不能只看后来，抺掉从前，而是要整体的分析和解剖，乃至带有批判精神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我们不能否认时代已经转变，但定位是不变的。正如邓小平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解读“黑猫白猫论”；而林建寿又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辩解他的转型？是他改变了马华或是马华改变了他，或是两者都不是。还有后者（右派）是否是对前者（左派）的否定，抑或是前者（左派）是后者（右派）的延续？可惜的是林建寿没有辩解清楚，给我们留下了难以释怀的迷团。因此只是肯定而不带批判精神，对历史的交待就显得有些混淆而无法厘清问题的本质了。

跌岩起伏的林建寿

60年代政坛红人；70年代东山再起；80年代翻身不遂的林建寿（1922-2007）终于走完他争议性的一生，以85岁高龄在9月30日与世长辞。

也许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他是有些陌生的，因为自从1985年之后，他就与政治隔绝，变成一个与茶为伍，与禅为悟的另一个人；但在这之前，林连寿是不甘寂寞的，他在政坛中的跌岩起伏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没有人可以否认，在他身上从小就孕育政治细胞，因为他出身在一个政治浓厚的世家，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峇峇一族”。他的父亲林清渊是位律师，曾任殖民地时代的槟州立法议员，以仗义执言著称。他的哥哥林建材（才）也是一位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离家直奔新加坡，协助他的舅父菲立何亚林 创立“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左派政党。林建才旋后成为这个党的秘书长，但被英殖民政府指控受共党渗透，而在1948年不得不结束活动。

50年代初期，林建才学成律师再返新加坡，结果受到英殖民政府通缉，不得不逃向印度尼西亚，随后几经辗转，在1951年到北京落脚，一呆就是5年多，直到1956年才又回到新加坡，继后返马来西亚。从此不问政治。

就在林建才自我脱离政治后，他的弟弟林建寿也在这一年涉足政坛，参加劳工党。此时已是律师的林建寿，几经斗争，终于探出头来。

他的另外一位姐姐林碧颜也是名律师。为林连玉打公民权官司而名噪一时。并曾在1964年以社阵名义参加选举但未能如愿。70年代初被政府委为驻南斯拉夫大使。

在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中，林建寿的故事是最为精彩的，也是最受争议的，从左到右，从右到无（即悟禅道）尽在他的身上展露出来。当在政治上跌倒爬起再跌倒的时候，他只好认命，悟禅去了。因此总结林建寿的一生在政治上他是失多得少的；但在个人方面，他则留下一段让人沉思的历史，涂上厚厚的政治色彩。

以下的几个政治片断，可以看出林建寿参政以后，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最后留下一生的遗憾。

在1956年参加劳工党后，于翌年成为中委，而后出任财政。1958年时来运转，劳工党与人民党合组成社阵，由他出任总秘书。他曾透露社阵的政纲是由他草拟的。1959年他当选柑仔园区国会议员。这个时期，社阵成了最具有组织性和威胁性的反对党。林建寿曾经透露，东姑和敦拉萨有意邀入阁当部长，但政见不同而谢绝了。这是第一次林建寿与部长职失之交臂。

‚在1961年的乔治市议会选举，社阵在15席中横扫14席。身为总秘书的林建寿原本可以争取出任乔治市市长，可能因眼光放眼全国和全州，党把这个机会给了黄添寿。虽然本身通过党领袖的身份试图操控市议会，不过，黄添寿不是省油的灯，没让林建寿成为“太上皇”，而是自身以市长身份亮相政治舞台。

ƒ1964年，社阵雄心勃勃，且具信心将会取得槟州政权，无奈面对印度尼西亚对抗，社阵选举惨败，只剩下2名州议席，连林建寿也输掉了。他是在1966年的补选才又赢回亚依淡州席。这意味着林建寿的首席部长美梦碎了。

与此同时，林建寿虽也蝉联柑仔园国会会议员，但在国会中只剩下他和陈志勤中选，而他又少上国会，终于让陈志勤在国会出尽风头，赢得了反对党先生的美誉。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身为总秘书的林建寿为何会有这样的心态？他的能言善辩不亚于陈志勤。也只能推论他在政治上有些意兴阑珊。

„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发动大罢市，抗议旧货币贬值15%（有英女皇肖像的钞票一元只能兑新钞85分），在示威下也在后来引发种族冲突。虽然政府最后宣布旧钞不再贬值，以息民愤，但在另一方面则对劳工党人展开大逮捕行动，包括林建寿也因此被拘留一个月。这对林建寿的打击是很大的。不仅因为他已经在劳工党内被边缘化（1967年改选由主席降为副主席，华教精英登上主流），而且也不幸地在联盟政府眼中，他也有份涉及其中。

恢复自由身的林建寿，基本上已不能再对劳工党有太大旳影响力了。反而要跟随劳工党的激进路线，“杯葛”1969年的大选。

尽管在大选过后，林建寿有意重整和改革劳工党，但在党干部大批被捕下，其号召也返魂乏力。最终劳工党无法复苏，在1972年被正式吊销注册。

…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舞台，对于林建寿来说是一大遗憾，但他个人的力量有限，只好伺机而动。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他不像陈志勤那样，另立政党或参加民政党？但这个故事太长了，按下不表。

既然林建寿不可能参加民政党，也不会参加行动党，因此他要东山再起的另一条道路就是改变自己，向执政党靠拢。结果他靠向马华公会，这个曾被他贬得“一文不值”又骂得“狗血淋头”的政党，在新人李三春领导下，不计前嫌，竟然默许和鼓励林建寿投进马华的怀抱，真是十分不寻常的大动作。

我门暂时不必分析林建寿为何会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政党，就当时 的情况来说，林建寿的选择只剩下马华公会这一条路，要么借助马华的平台报回一箭之仇（他不能忘记的是在1963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林苍佑派其爱将郑耀林把他拉下马），要么就从此消声匿迹，不再过问政治。

他选择了前者，因他不甘失败，也不甘寂寞，于是在1974年时就在马华导（马华党报）撰文分析大选形势，为马华造势。翌年他就应李三春之邀加入马华公会，且同意他为了挽回面子，在党中央成立“工农局”，以林建寿为主任。林建寿既然出身左派的社阵，自然要为工农请命，也就不得不把工农牌子抬进马华公会。由于此事对马华有益无损，李三春自然乐意接受。

当然林建寿加盟马华和李三春吸纳林建寿加入马华不是要在党内搞“工农革命”，而是借出一个平台让林建寿为自己的转变作辩护，心里也好受些。

†于是到了1977年时机成熟，李三春便委林建寿出任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目的十分明显，是用林建寿冲击民政党的林苍佑。

因此1978年的大选，出现了具有马华背景的“七人帮”直挑民政党国州议席开炮。林建寿对于“七人帮”事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有卷入其中，但林苍佑也不指名道姓在报上严加谴责“七人帮”是一群自杀的“旅鼠”，没有纪律的“政治烂渣滓”。

虽然“七人帮”全军覆没，但对民政造成相当的威胁，也损伤元气。这一笔账，迟早要清理的。可是，奇迹又再出现，原来是1980年崔耀才逝世，留下的彭加兰哥打区补选竟让林建寿给选上了。林苍佑感到情势不妙，推测下来林建寿必有大动作。

‡果然1982年，林建寿在马华站定脚跟后，并在李三春配搭下，竟成功地争取到在槟州出征8个州议席，与民政平分秋色，令人大跌眼镜。

不宁于此，林建寿也放出风声有意要争夺槟州首席部长位，关键于是马华赢得的州议席是要比民政多。由于这样，这一年的重头戏变成马华与民政的角力战，而不是国阵与反对党之争。
即便出尽法宝和九牛二虎之力，林建寿也意气风发准备来一个“不改朝而换代”的反击，可惜林建寿的算盘打不响，他在这次选举中败落了。马华得6席与民政赢8席，林苍佑保住了首席部长职。不然的话，林建寿可就不同凡响了。

经此一败，林建寿才感到虽身在执政权，但也不是成功的保证。他的反攻战略至此也划上一个句号，首席部长再一次与他擦身而过。

1983年李三春突然离开马华，林建寿顿失大靠山。他深切明白，马华只是给他一个平台表演，他没有也不曾得到大多数马华的祝福。如果他还要在马华立足，他需要靠向另一个大靠山。他终于选择支持梁维泮，而和陈群川派对着干。

当陈群川派在1985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就是林建寿结束他与马华的关系。因为自此之后，人们似乎都忘记了林建寿还是马华的党员。人们宁可把他归为左派头头，而没有把他纳为马华份子。这也许是林建寿的另一个失误，由于他站错台，不得不认命了。

评林建寿的政治风雨路（一）—对反对党左右开弓

1959年的大选，群众大会是自由举行的。虽然是一名学生，但成为群众大会一名听众和观众也是一种享受。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听林建寿演讲。他的口沬横飞，能言善辩总是吸引不少的听众。因此他往往是最后一名演讲者。
在我的印象中，林建寿骂人的本领也是一绝。他指责联盟政府对他人格进行破坏，连他当时娶外国老婆也被拿来开刀和讽刺。他更形容“马华钻进巫统的沙笼”，没甚作为（当时林苍佑尚在马华，但已大权旁落）。
由于他七情上欲，表情十足，林建寿成了社阵群众大会“压轴之宝”。只要他会出现的大会，总是有人宁可站着等，直到他演完话后才满意的离开。这就是林建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用说，这一年他首次当选国会议员。
后来我才知道林建寿不仅演讲有魅力（因受英文教育，他是用福建话左右开弓），而且文采也出众，是党的“理论”高手之一。
他在党的职位也是非比寻常的：当过劳工党中委、财政、总秘书、副主席及主席，同时也曾是社阵的总秘书。在官方则曾是市议员、州议员及国会议员，只差没有当部长。
他为什么会在短短的8年内（从1958到1966）成为反对党中的呼风唤雨的人物？确是值得玩味的。比起同一时期的峇峇精英，如陈志勤、陈扑根、黄添寿及崔耀才乃至魏利煌等人，他是更为出位和更懂得向华教份子靠拢。他曾经让党的干部相信他的政治挚诚和他的战略是能带领他们朝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
不论是华教份子需要他的领导或是他需要华教精英作执垫，在那个火热朝天的年代，是没有人刻意分析或研究的。甚至连他的缺点也包容下来，比如党内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不易相处的人，有时骂人是不必看时间和地点的，但过后又平静下来。人们都知道他的怪脾气，人们也不计较他的口没遮拦。因为他毕竟是党领袖。
当然，当社阵或劳工党员在街头示威时，他是没有在场的，虽然他自称是“街头国会”的一个成员（这是林建寿后期在《光明日报》写专栏时的拦目）。这就是说，林建寿在情感上可以与干部在一起，在行动上不一定是相伴左右。但也不知为什么，在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发动大罢市抗议旧钞贬值时，明明林建寿人不在现场，（我人在现场采访，可以证明）只是发表文告以示支持，也被警方扣留一个月之久。陈志勤也有发表文告，却安然无恙，这说明林建寿在党内的影响力是比陈志勤为大的。
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林建寿曾经为社阵和劳工党“立言立论”，而且是大道理一堆乃至有些成为左派的指导方针之一。陈志勤虽也文采出众，舞文弄墨不亚于其它政治人物，就是不曾在党内挑大梁。
究竟林建寿为社阵包括劳工党建构什么理论和思想，倒是值得研究的。不过本文只针对他的一些言论作评议。
从《马来西亚劳工党文献汇编》内刊登林建寿的文章来看，就可知其一二。
第一点：
如果说“社阵的纲领由林建寿在人民党的草案基础上拟就，是无产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回教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的论断，在当时更是一新耳目的创见。”（引自《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那么我们不得不置疑林建寿在其它文内论述中对回教党的大加讨伐的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回教党在巴哈鲁丁（曾与波斯达曼共创左翼人民党）领导下，仍然走印度尼西亚的“纳沙贡”（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回教三位一体）的路线，且与社阵同属反对党，站在同一阵线与联盟抗争。
但在林建寿看来，“回教党攻击巫统领袖出卖他们本身给非回教徒，使到要脱离联盟的人感到恐惧，因为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回教党的存在。由于恐惧马来人支持的回教党会在1957年取得政权，大部份非马来人选民就投向联盟，希望维持现政府去反对他们认为敌视非马来人的回教政府。我们要与回教党作有效的斗争。”（林建寿《社阵的政策与政党的斗争》，《火焰报》1963年刊登）
这一段话与史实有距离，值得商榷。若是指独立前1955年的普选，联盟的劲敌是拿督翁的国家党，回教党尚不成气候，只赢得1席。若是指（1959年独立后首次大选，回教党是与社阵（至少人民党认同）站在同一阵线，不对社阵构成威胁，况且巴哈鲁丁也不是宗教至上的人，而是一位力主「回教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者。林建寿为什么要大力谴责回教党？令人感到混淆与模糊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向。
第二点：
另外一段，林建寿说，“民主联合党（林苍佑1961年创立的党）在另一方面是代表华人沙文主义势力，而这股势力已感觉联盟不能再适应他们要求的时候，从联盟分裂出来。一直到今天，它还不敢发表他们的政策和国家计划。民联党的章程说要委身于经济落后的工农而同时促进资本主义资本、管理和劳工之者之间的调和是多么不可能。”
林建寿所言也与史实不尽相同。事实是马华内部的斗争和另一派的妥协，排斥了林苍佑派。林苍佑既是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脱离了马华则成为华人沙文主义者；如果他仍领导马华，是不是沙文主义者？这里埋下伏笔。
由此可以看出，他和林苍佑个人的恩怨也带进了政治斗争中。
第三点：
在另一个课题上，林建寿抨击“李光耀企图将马来西亚问题造成一个马来人、华人的问题，这不但是错误，也是恶作剧”（林建寿在柔佛政训班之讲稿，刊《火焰报》1962年）。
“人民行动党的失败，是因为它不敢面对联盟的挑战而秘密和联盟签订退出马来西亚协议。”
“在1965年当人民行动党企图通过协商参加联盟和挑战马华公会的尝试失败后，它就利用其它的政党以对付联盟，它的想法是如果它能毁灭马华公会，巫统就可能被迫和它协商。（因此），它就利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来作为它的政治资本（林建寿《于在低级纲领上求团结的问题》，（刊《三八妇女节特刊》，1966年）。
林建寿对人民行动党的批评也与历史说法有一些出入。也许他不能忘记的是李光耀在1961年的电台十二讲中，曾指名道姓的抨击林建寿对行动党敌视，而他后来也有反驳。
当时林建寿对其它反对党的抨击并不亚于对联盟的指责，因此他不主张组成反联盟阵线，因为在夺取政权后，将马上陷入四分五裂。（林建寿《社阵的政策与政党的斗争》）。这或者是林建寿认为不能搞统战的依据。
有了这些依据后，我们就不难明白林建寿为什么后期会参加马华公会。

评林建寿的政治风雨路（二）—与“七人帮”马卓达一笔恩怨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另一个人像马卓达（马华元老）那样与林建寿的恩怨是纠缠不清的。“先敌后友又化友为敌”，真是一匹布那么长。话说1965年，中央政府通过州政府接管乔治市市议会，而身为首席部长的王保尼暂时兼任乔治市市长。
1966年，政府宣布组成以一名法官阿兹斯为首的三人调查庭，以调查在社阵执政下的乔治市市议会有何不规则与渎职行为。其目的是为政府接管各地方议会提供依据和理由。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先阐述一下乔治市议会的历史﹕它是我国最早推行民主选举的市议会（1951年），而在1957年1月1日被英殖民政府升格为市（也是第一个被升格为市的市议会）。同年的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市议会也顺理选出本地人出任市议会主席（独立前由地位相等于首席部长之英国参政司兼任）。由于联盟占比较优势，也就选出联盟的吴源和担任主席，后来被称为市长。
1958年选举后，社阵在议会内占优势，林建寿也当选市议员，选出社阵主席蓝玛纳旦出任乔治市市长。1961年选举社阵狂胜（14席对联盟1席），改由黄添寿出任市长。1963年选举，林建寿在市议员选举中落马，但社阵仍以9席对6席执政，推出崔耀才当市长，直到1965年被接管为止。
换句话说，林建寿由1958年到1963年是乔治市市议员，而调查庭之设其中之一的目的就是冲着林建寿而来，以打击社阵执政下的市议会并不是所说般的好。当然也兼调查其它方面的施政和决策。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刚入行报界，第一份苦差就是采访调查庭的新闻。
在庭上供证的，有两个人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第一位是前市长蓝玛纳旦。他在1959年也在社阵旗帜下当选槟州议员。1962年跳槽印度国大党。1964年在联盟（国大党）旗帜下参选获胜，出任槟州行政议员。
1966年，已是联盟行政议员的蓝玛纳旦在庭上揭露林建寿在乔治市议会内颐指气使，以党领袖的身份干预市议会施政和决策。他对林建寿的不满（1961年未被推举蝉联市长）也在此刻完全宣泄出来。既然是敌对党的身份，若蓝玛纳旦不对林建寿开弓，就不是执政党人了。
另一位就是本文要带出的另一位主角马卓达。他出庭作证时的身是以一介商人（电器承包商）向林建寿发出猛烈的攻击。他指说当时的市议会被林建寿一手操办，他成了市议会的“太上皇”（这有些言过其实），指手划脚影响重要的决策，而他做为商人难以适从。
总之，凡是可以鞭挞林建寿的词句，他都使出来。我当时有些不明白，一位商人怎么会与林建寿这么深仇大恨？后来我探听之下，原来马卓达是马华的中坚份子，是丹绒区会的主席。他对马华的“忠心”日后“表露”出来。基于这个政治理由，马卓达当然不会放过仍是社阵（劳工党）领袖的林建寿。两人的针锋相对，乃至借台打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马卓达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调查庭后来也有报告，但作用不大，因市议会被接管已成既定事实。
1969年，社阵杯葛大选，林建寿未参选；马卓达以马华身参加州选，但告失败（1974年参选也失败）。
1974年，林建寿突然为马华站台，撰文分析大选，为马华造势。这个时候，李三春刚接棒，也就乐得有一位前左派强人林建寿与他站在一起。
1975年林建寿加盟马华，与马卓达成了同志。1977年林建寿出任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成了马卓达的顶头上司。这一下子，林建寿与马卓达的关系也有一个大转变﹕“化敌为友”。政治上的“没有永久的敌人”，正应验在林马两人身上。
果然在1978年的时候，林建寿与马卓达同样不满马华只分配5个槟州议席参选，未达所需议席。
在各方的推波助澜下，马卓达率先向林建寿辞卸丹绒区主席职。内容有一段这样说﹕“解决我们和民政党之间的纠纷和争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本区人民之票决。我相信你将会支持我的辞职和退党，让我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选举。”
在公布辞职信内容予记者招待会的同时，马卓达还说﹕“由马华退党党员组成的‘人民独立阵线’将有12名成员。”意思是说将有12人专挑民政党的选区，以一决高低。
在林建寿未公开表态但私下不反对的情况下，马卓达一马当成成为“独立阵线”之首。可是在提名当天只有7人上征，他们是马卓达、何启斌（理大毕业，现已是经济学者）、邱思庆（医生）、林嘉彬（林建寿的忠实拥护者）、邱发兴（职工领袖）、颜嘉炳（布商）及陈充惠（小商，临时加盟）。
于是这7个人又被人称为“七人帮”。林苍佑对此愤怒不已，他指名道姓抨击林建寿在幕后策划和导演“马华独立阵线”，不仅误导这些人，而这些人的目的在于制造混乱和分散选票。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马卓达的攻势是十分凌厉的。除了针对林苍佑的光大发展计划进行拆迁大肆攻击外，也形容民政党是“拆厝党”；更分派海报对林苍佑的衣装进行抨击，极尽其丑化之能事。
林苍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也用尖锐的语言指责这些人是“政治烂渣滓”，是“一群自杀的旅鼠”，也是“政治阿Q”。
李三春和林建寿保持一贯的沉默，不作任何回应；反而是“七人帮”之首的马卓明表明参选是为了把茅头对向民政，但支持马华在国阵的候选人。
这种阵线分明的斗争预示着马华与民政在后头会有更大的政治风暴。只是“七人帮”的特殊身分和特殊的任务，他们始终不能成为马华的一个“标榜”；反而极其谨慎地不让民政“反咬一口”。
最后，“七人帮”终于全军覆没，但给民政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民政有5个州选区的多数票未过千张，包括林苍佑的选区。如果民政保不住这5区，则它只剩下6席（参选11席）。由此可见“七人帮”对民政的“震撼”是没齿难忘的（这一年民政胜8席，马华胜2席，及巫统胜9席，总数是24席）。
始料未及的是，选后最先发难攻击林建寿的倒不是民政党，而是败选的马青槟州团长庄友良。他说﹕“大选失利是因为马华和民政之间缺乏合作，从中作梗人物是林建寿。”
继后，他又通过马青团发表文告说﹕“在槟州马华独揽大权的林建寿，派出“七人帮”组成人民独立阵线，遭受无情的判决，全军覆灭。身为总司令的林建寿不应毫无交代地借故赴欧渡假，而应勇敢接受挑战，以君子风度引咎辞职。”
当然有李三春大力支持的林建寿是不会辞职的，他还有更大的任务未完成呢？（此事暂按不表）
说回“七人帮”，在选举过后，似乎是不了了之。马华没有进一步行动，民政也不再理会。然而历史是不能遗忘的。
在许多年以后，我又再向当事人问起陈年往事。没想到口直心快的马卓达一下子全部“爆出内情”，使我们对迷团有了一些答案。
这是1998年（“七人帮”事件隔了20年）的8月14日，我挂了一电话给马卓达问他愿不愿意重提往事。我也先后问了3次（8月14日两次及8月21日一次），得到的响应是这样的：
当年林建寿的意思是要马华的区会主席表面辞职，然后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大选，专打民政党区，一定要给林苍佑颜色看，不然他以为马华是好欺侮的。
他承认“七人帮”是临时凑成的组合，但竞选场地的秘书处费用由林建寿承担，负责宣传，而其它的费用由他们自行解决。
不过，他没想到大选过后林苍佑发律师信，告他诽谤，他找上林建寿帮忙，对方认为他不便出马，便叫卡巴星当了马卓达的律师。
这官司拉了好几年，最后庭外和解。惟马卓达必须付律师费。这一下子，马卓达又找林建寿帮忙，却不得要领。幸好得到陈群川的帮忙，他终于用几千元解决这案司案。
因为这样，马卓达又再对林建寿另有看法。两人的交往又划上句号。不仅于此，马卓达在言谈中表露出对林建寿的不满。他们的关系又再回到起点﹕再成为政敌。
至于马卓达到底有没有被马华除名，他自己也答不上来。他记得在1980年因一场补选（崔耀才逝世），李三春有询问他的意见，他极力推荐派林建寿上阵（当时林马关系尚未闹翻）。就这样，经过多方考虑，李三春选派林建寿参加补选（这一仗林建寿胜了）。
没有想到的是林建寿的胜利换来了马卓达日后的翻旧账。
而我更没有想到的是，马卓达在与我交谈不久后，竟于1998年8月24日长世长辞。巧合的是，我在《光明日报》刊登他的“七人帮”评论也在同一天见报，他无缘阅读，到了另一个世界。
林建寿始终不对马卓达的责难发表任何意见。他们毕竟有过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谓“同志情”不过是过眼烟云，到后来竟是新旧老账一起翻。只要翻开马卓达这一页历史，就不难明白林建寿蜕变的过程是聪明人在搞政治，不像马卓达一头栽进去而拔不出来，最后是“遗憾”两个字。
以马卓达这样的“传奇人物”，对马华“死心踏地”（先是炮轰社阵，后是瞄准民政），他是不是应该赢得“效忠奖”？我不知道。也许只有马华翻查他的记录才能作出评估。
我提出马卓达与林建寿的关系，旨在说明林建寿的从政记录显示他是一个多面人物。

评林建寿的政治风雨路（三）—与林苍佑纠缠不清

虽然林苍佑与林建寿同属于林氏宗亲，但在政治上他们是不咬弦的一对，而且已经达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对林建寿的逝世，林苍佑一语不发）。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将这两人的政治历程作一个比较，就不难窥见个人成见之深远远大于意识形态的斗争。
林苍佑生于1919年，比林建寿年长3岁，也比林建寿更早踏足政坛。
林苍佑在1950年被委为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成立急进党；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1958年成为马华公会总会长；1961年退出马华；同年成立民主联合党；1968年参与创立民政党并解散民联党；1969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直到1990年退隐政坛。在1971年到1980年担任民政党主席。
林建寿在1956年加入劳工党；1957年参与成立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的组合），且出任总秘书；1958年当选市议员；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66年补选中当选阿依淡州议员；1969年响应劳工党“杯葛”大选；1975年加入马华公会；1977年被委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1980年在国阵（马华旗下）的一场补选中当选槟州彭加兰哥打区州议员；1982年大选在原区上阵败下阵来；1985年马华党争结束后退隐政坛。
从上面看来，林苍佑和林建寿曾经同是反对党人，为什么不能合作呢？还有他们也曾是同属执政党人，为什么又明争暗斗呢？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竟一先一后成为马华领袖，却又是那么阴差阳错而使两个人凑合不到一块。这里肯定出了问题，但问题在那里呢？
故事应该从50年代写起。当林苍佑投身马华公会的时候，林建寿也在不久投身劳工党。站在不同的政党而相互抨击乃是理所当然。1958年林苍佑初任马华总会长时，林建寿已是社阵的总秘书，彼此在意识形态上有所针锋相。因为马华属于右派，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社阵属于左派，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本来当林苍佑在1961年正式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的时候，已是属于反对党人，与林建寿领导的社阵有可能携手合作来抗衡联盟，但事实并非如此，社阵并不认同民联党是同一路人；林建寿也把林苍佑视为“眼中钉”。换句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指反对党阵营内，尤其是在槟州方面，只能有一位领袖，不能有双盟主），也埋下双林的交锋。
果然林建寿率先向林苍佑开炮。除了形容林苍佑是“华人沙文主义者”外，更指责民联党“玩弄华人的情绪”。他也指责民联党是非社会主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结构中保护资本主义者的生存”。因而他判定反对党组成反联盟阵线是不可能的（参阅《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
在林建寿借左翼平台对林苍佑展开攻击之后，林苍佑的反击是另类手法。他不在言论上唇枪舌战，而是静悄悄地布署一挫林建寿的锐气。
1963年的乔治市议会选举，林苍佑刻意安排一个人专门挑林建寿的市议会选区甘榜曼吉狠打。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林苍佑左右手的郑耀林。
其原委是这样的﹕林苍佑要找一位有勇气面对林建寿的人。有人向他推举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郑耀林。在仰慕林苍佑下，他加入民联党，且接纳上阵打林建寿。
但小刀又如何锯大树呢？一个是反对党红人，且又是国会议员；一个是小人物，是人民不认识的初生之犊。经过林苍佑的授招，郑耀林在提名后每天提着公文包，在选区内逐一登门拜访。他的诚意感动了许多选民。虽然郑耀林不相信自己会打败林建寿，但林苍佑比他更具信心，他相信巨人会有倒下的一天。
尽管民联党也派足15名候选人向联盟和社阵下战书，但林苍佑的目的不是要从社阵手上夺过执政权，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他的最大的目的是要使林建寿蒙羞，而不再开口闭口把林苍佑抨击得一无是处。因此与其说是民联打社阵，不如说是林苍佑借“刀”杀林建寿一个措手不及。
结果也真的出现奇迹，开票当晚（经过三次算票），郑耀林以34张多数票击败林建寿，一时之间成为报章的重大新闻。郑耀林总算为林苍佑出一口怨气。从此他在政坛上走向青云路。事实上民联党也只有郑耀林一人当选。即便如此，也是林苍佑的一个“大胜利”。经此一役，双林的裂痕更大。
由于有林建寿坐镇在左派阵营，林苍佑在1964年大选时希望反对党合作不演多角战的努力是落空了，于是在这一次的大选中，林苍佑也派出强大的伍与联盟及社阵决一高低。这一仗又是林苍佑占优势，连他本身，民联共有4人挤入槟州议会（他也同时中选国会议员）；反观社阵，虽然兴致勃勃要夺取槟州政权，但因马印对抗下的阴影笼罩上空，以致持反大马立场的社阵战绩大为褪色，只赢得2个州议席（陈福兴和许平城），林建寿保住国席，但输掉州议席（他后来在补选中才取胜）。这样一来，在反对党中，林苍佑风头盖过林建寿，成为槟州议会反对党领袖。
尽管60年代中期后，林建寿在劳工党内已大权旁落（成为党的副主席），林苍佑还是不愿意与之打交道。虽然明知已走激进路线的劳工党是不会同意组反对党阵线（经有迹象显示将采取行动杯葛大选），林苍佑还是通过许平城带话向劳工党伸出合作之手。这事是发生在1967年的时候，结果未有极积的回应。可见林苍佑在野时强调反对党合作的重要性。
不过到了1968年，当陈志勤与威拉邦等人（俱是原劳工党人）向林苍佑伸出合作橄榄枝时，后者热切地表示同意。就这样，民政党出现了。
就民政党的性质和组织成份看来，它本身就是一个反对党的缩影，内有劳工党人，民联党人及职工领袖和学者。基本上符合林苍佑搞合作的愿望。
本来这样的一个“温和社会主义”的政党也是适合林建寿参加的，但林苍佑和陈志勤就是不愿与林建寿合作，才没有拉拢林建寿参加其中。
没了林建寿参选，1969年的政坛依然有看头。但一向支持社阵的选民顿感失落，因为这一年劳工党宣布抵制大选。虽然如此，林苍佑在民政党内积极主张联合阵线。就这样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乃至人民党在1969年大选前达成协议，以一对一挑战联盟（人民党自1965年与劳工党分家后，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但不杯葛大选）。这一仗林苍佑翻了身，他领导的民政党夺得了槟州执政权，为槟州启开一个新纪元。
政局的变化让林建寿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没有想到两个他极不欣赏的人──林苍佑和陈志勤有了出头天；尤其是林苍佑的上台，对他而言是难以咽下的一口气。可是又一时苦无机会反击。
未想在1974年大选前夕，林建寿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撰文支持马华公会，令许多人大跌眼镜，不敢相信一位左派领袖会支持右派的马华公会。
其实如果研究林建寿的心态和其政治思想，对他的转变是不足为示的。他主要是从个人的恩怨作为出发点来“报一箭之仇”，而不是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向林苍佑宣战。从他在社阵时不忘抨击林苍佑到后来借马华的平台，也是冲者林苍佑而来。
在1975年他悄悄地加入公会后，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另一类的拥护者。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已被他自己一脚踢开。
事后人们终于发现林建寿参加马华不是要改变马华公会，也不是要“社会主义化马华”，更不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批判林苍佑的向“资本主义屈服”；恰恰相反，他是投向资本主义阵营向维护资本主义的林苍佑开炮。因此与其说是一场政治思想的斗争，不如说是个人恩怨的反击计划的开始。
到了1977年当林建寿正式成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时。他就显露对林苍佑的不满，先是借题对议席分配的抗议（1978年大选马华分得5席，民政11席），后是默许七人帮的出现，直搞民政龙王庙。
在七人帮失败后，林建寿并没有停止他的第二回合的更致命的攻击。第一步骤是藉崔耀才（1980年逝世，原为劳工党市长）遗下的空缺，参加彭加哥打区补选（这个选区原本是划给马华派候选人的），林建寿说好说歹地请了李三春出马，向林苍佑打招呼，在没有更好理由推卸下，他只得接受林建寿代表马华上阵。除此之外，林建寿的另一个高招是请来林敬益（刚上任民政主席）为他站台。一时之间，两党关系突然好转到称兄道弟。连财长东姑拉沙里也破天荒拨巨款予当地华小。在整个形势对林建寿有利下，他勉强以544张多数票取胜行动党的张德发。
随此之后，林建寿进行了第二步骤的“夺权”，他要林苍佑尝到“受窘”的滋味。这是林苍佑第二个梦魇的开始（第一个是“七人帮”）。非常出乎林苍佑意料之外，在1982年的大选，马华在槟州获得分配的议席竟然是与民政平分秋色（8席对8席）。这一下子林苍佑跳了起来。除了心里怪责林敬益力争不果外，也重新布署对林建寿发起反攻。
如果说林建寿此举是要报1963年在市议选举时阴沟里翻船那一笔账，那只是其中一个理由，更大的理由是林建寿要通过8对8席向民政夺回槟州的首席部长（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只要马华取胜的议席多过民政，则首席部长归马华，不必说此人非林建寿莫属）。
既然有了目标，林苍佑旳策略是所有原班人马再下征，一个也不能换；接着民政党人所要做的是“确保” 林建寿败选，也就没有人会与林苍佑争“天下”。
当时还流行着这么一个比较：林苍佑或林建寿，那位才是槟州人民心目中的最佳首席部长？不用说，一比之下，林苍佑的“老成持重”赢得上风。
可以这么说，1982年的大选，对槟州来说，基本上是民政与马华之争，不是国阵与反对党之争。人民也再一次“见证”这两位政治敌手的一次高潮交锋。如果根据政治思想来分析双林的斗争，那是笑脱门牙的。充其量是两人的恩怨必须作一个了断。此刻的林建寿，已经不能用60年代初期的“爱憎分明的立场”来审视他的政治角色了。他成了马华在李三春主政下，“夺权”的一个重要棋子和先锋。政治人物的善变，由此流露无遗。
果不出林苍佑所期望的，他的“政敌” 林建寿落选了。马华赢得6席，民政8席全胜，林苍佑又做回槟州首席部长，而林建寿的“政治寿命”也走到尽头。两人的政治斗争从60年代打到80年代，终于划上一个句号。它让我们省思的不是林建寿与林苍佑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个人的恩怨为何会堂而皇之走进政治斗争路程中，这是健康的，抑或是不健康的？留下许多的遐想供后人去分析和批判。

废除华校半津与全津之分

教总发表一份命名为“全国学生人数30人或以下的微型华小调查报告”，揭露共有106所。其中学生人数少过10人的，竟有22间之多。其严重性不得不令人关注。

就我们所知，在马来西亚，共有小学生300万名，这之中国小生占230万余名，华小生60余万名及淡小生9万余名。以学校人数来算，国小有5千7百余间，华小有1291间及淡小有500余间。由此来推算，华小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20%。这60余万名的华小生系因有90%以上的华裔家长送入就读有以致之。另外非华裔的友族华小生则约有10%左右。

在目前看来，华裔送子女报读华小还不成为大问题，虽然名校挤不进，但孩子被分配到较次的名校也大有人在，因此目前的华小问题就出在征型华小的身上。这些百余间的华小为什么会落得如斯凄境，完全是有各种因素造成，比如城市或乡区的人口流失；设备简陋、校舍破烂不堪，以致少人问津。

教总的意思干脆利落﹕该关的就关（没有学生），该建的就建（华人人口稠密区），不要一校换一校，根本不应出现迁校这种不合理的做法。这就是教总所说的“自然法则”。

所谓不合理，根据教总指出，华小面对的问题包括教育的单元性，所有的学校保留地往往只被规定用来兴建国小和国中，未提供华小机会。同时在所谓搬迁的条件下，华小得自行寻地和自行兴建校舍。

在这方面，马华公会有其说法。总秘书黄家泉及马华、马青及妇女组先后给予驳斥指出，过去25年虽然有16间华小被迫关闭（没有学生），但马华自1999年至今的8年内，已成功地促使政府批准兴建70所华小（其中9所是新建及61所是搬迁，其中32所已完成兴建和启用，而不是只有15间）。

黄家泉更进一步指出﹕“正因为马华三管齐下，同时以“增建”、搬迁、扩建方式增加华小的数量和学额，因此华小生从1970年至2007年，尽管一共增加了22余万，但现有的华小仍有足够的学额容纳日益增加的华小学生。”

从双方列举的数目来看，问题不在于华裔要报读华小有困难，而是眼下这106间华小将何去何从？

这就是说，即使有多间已成功搬迁，仍然还有为数不少的华小（占华小总数的8%）处在风雨飘摇中，而且是常年累月地面对生源之不足，又要派校长老师管理和执教。如果这些学校无法改变（搬迁重建），等待的就是被关闭的下场。这是我们极其不愿意看到的悲剧。

若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征型华小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一方不要背负关闭的“罪名”；另一方又苦无对策（需要大笔资金搬迁），唯有“死守”，为的是“民族尊严”。但这样的消耗其结果损失的是华社。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解除这106间华小的危机，而不是作数字的对质与功劳归谁的问题。

其办法是“易地为良”。可是搬迁又搬去那里？为什么又要买地又要自行兴建？华社也经常为此大伤脑筋。原来政府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改制的华小或中学，若校地不是政府的，概被列为半津贴学校。所谓的“半津贴学校”就是董事会得自行集资解决问题，否则搬迁无门。

究竟在1291间华小中，有多少间是半津贴的，答案是约800间，这一庞大的数目难怪华社无时无刻在进行筹款。因此我们注意到全国华小校长职工会最近有促请政府取消华小有全津和半津之分。这也是最近以来华社开始呼喊的声音。如果政府把华小全当成全津学校，则当下106间华小的问题便可在政府的安排下搬迁重建，不必再劳动董事会东奔西跑。这样一来，兴建华小的责任也会落在政府的身上。

对此，我们认为华基执政党与与其与教总对质数目和华小的处境，不如连手向政府争取废除全津和半津之分，一视同仁地把华小纳入第九乃至第十大马计划中，或把列为国小的校地部份拨出来供华小之用，岂不皆大欢喜。

只要华社感到华小已受到同等对待，则所谓的微型华小自然不会存在，因为它已经易地为良，不必华社在人口减少下，苦苦地在市区或乡区扛着这痛苦的“华校十字架”。

解读胡锦涛十七大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近三万言阐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有一个不变的基调是﹕共产党专政的地位依然不变；即便今日的国家体制如同建国之初容纳非共产党人士参与政府工作成为部长和掌控一些策略性的任务。因此胡锦涛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建立新中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后有邓小平及江泽民把新中国推入21世纪，朝向小康社会迈进。

在这方面，胡锦涛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与毛泽东早年（1940年）发表的《论民主主义论》有异曲同功之调。毛泽东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统一起来，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所谓的“民族形式”说白了就是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如果格式化的照搬马克思主义，那是和中国革命开玩笑。”（毛泽东语）

1949年毛泽东取得执政权后，在更大程度上，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变成毛泽东思想。但由于情势的变化与 慎防修正主义的蔓延，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又把中国推向一个偏激的路线，因而出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口号的狂潮。结果带来了60年代初期的经济失调与人心的浮动。未想接着而来的是史无前例地“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的苦难。

迄至1976年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才又拨乱反正。胡锦涛就是在那个大治的年代被培养出来的中共明日之星。他是继江泽民之后的第四代中共掌门人。虽然从邓小平开始，中国因改革开放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且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走向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但不论是邓小平、江泽民或胡锦涛都没有偏离共产党执政的指导思想，也一脉相承地继承了毛泽东开天辟地的精神和思想，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发扬毛泽东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贯彻“党指挥枪”的传统。这意味着胡锦涛在新的时代给毛泽东思想赋入了新的成份和养份，包括注入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他的“发展科学论”及创建“和谐社会”的两面旗帜，以期通过集体的智慧铸造一个符合世界规律，也对资本主义的优点加以吸收而形成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即是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调低纲领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回到毛泽东一度鼓吹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以便中国循序渐进地“和平崛起”，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对此胡锦涛谨慎地使用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字眼，避开强调崛起，但又要使到中共机制有灵活性，包括继续在党内推行民主政治和改革，铲除腐败，奢侈浪费和作风不正的决心，于是“党风廉正与反腐斗争”再一次成为十七大的主袖。

总得来说，胡锦涛带出了中共在不断改革中，持续“以党治国”的强烈讯息。因此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但会在马克思与西方民主的理论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来演绎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陈莲花喝采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民政党妇女组主席陈莲花在民政大会上的一番讲话。如果不看地点和场合，人们会以为是另类的大会而不是国阵成员党的大会。但细心想一下，这也没有错，即使是在执政党的大会上，不平制则鸣或心有感触而公开批评乃是人之常情。陈莲花是属这一类的精英份子，我愿意给她一个掌声。因为她令人耳目一新而对她另眼相看。

她在代表大会上这样说：“目前人民普遍上感觉彷徨不安，担心下一代的前途。”因此她建议政府必须给予人民发表心声的空间和平台。而政府应以更开明，成熟的态度及能力来处理及解决各项课题。

她所提及的课题包括廉正、种族、宗教、法律和治安等等。

“独立50年，如果我们每天还活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那可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已没有多余的时间耗在内讧上，因为全球化的步伐不会停下来等我们。” 陈莲花这样说。

老实说，我开始注意到陈莲花这个人是在2004年的大选时，她原本被派往太平国席，以守住民政的堡垒区，后来竟有变卦，转攻巫统的武吉干冬选区胜出成为国会议员。在当选之后未有刻意的表现，直到2005年的民政党选，在妇女组主席角逐中脱颖而出，击败原任主席丽那峇上议员之后才让人感到她已从中崛起。

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点，因为民政的妇女组，其活跃与队伍一向来尚未及国阵的其它成员党，如巫统和马华的妇女组，在平日也不见多活动。可是这一回经陈莲花一马当先在民政大会上施展功力，倒叫人眼前一亮。原来她不是省油的灯，而是民政党内的一颗“小辣椒”，向国阵投下一粒巨石，卷起千层浪（这使我们想起行动党内也有另一颗小辣椒冯宝君，各有表述）。

由于她的强势出击，人们也自然会原谅她不谙华语华文这一缺憾。她也坦言正在努力学习，希望明年她可以用华语站台演讲。根据所知，陈莲花也是一名硕士，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果她爱惜羽毛热衷官位的话，也许会面面俱圆，做一位听话的议员。但她选择不保持沉默，甚至是比反对党人更勇于表达心声和刺耳言论，已经为民政妇女组扳回一局。组织虽小声音却宏亮。

回顾民政党的妇女组的过去主席不是没有表现，而是在言论上没有这么出位，例如首届主席纪碧真（曾任槟州行政议员）闹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笑话是：华语非其母语。因为她是地地道道的娘惹。结果让人对她刮目相看。又如第二任主席丽娜峇虽有过与行动党“老虎”卡巴星交锋的记录，而仅以数百票在日落洞国席败下阵来，但在言论上倒没有让人“过目不忘”。她的功能也许在于展示了民政是个多元种族的政党。

至于陈莲花则是民政“脱胎换骨”的妇女组主席，不止在大会上“语惊四座”，更在总结辩论时段针对首相阿都拉要听真言的演讲给予最直接的回应，如果没有记错，这是民政党内第一位公开表达“感受”的党领袖。

她再次让人“震惊”地说，如果没有采取人民所期望的迅速和严厉行动，仅仅聆听是不够的。人民讲到嘴巴都干了，讲的不是谣言，讲的都是真话，都是发生在国内的真相，难道我们只是要听听听，但却没有行动。

是的，陈莲花所言代表了一方之言，虽然不是国阵成员党内都有所苟同的，但至少她的勇气和坦率的表达异议证诸了民主的社会是允许另类的声音。

如果说民政党本届大会有几个重点出击，那么陈莲花算是其中之一。我们不知道来届大选她会不会转到太平出征（因为此议席在2004年时让出给进步党），但我们相信民政党会安排一个席位供她竞选。毕竟她是民政党内一朵正在光芒四射的鲜花，有其十分独特的形象。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陈莲花在大会之后不要把声音关掉，而是继续为民“仗义执言”，并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纠正政策和行政上的错误和偏差，她人民看到她是有所为，不单是有所言。

在这方面，我倒是发现民政妇女组这些年并没有重新包装起来，单靠一个陈莲花是不足够的，党还要培养更多的陈莲花。这样我们的政治前途才有希望。

如果只局限在开幕剪彩或发表锦上添花的言论，那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从政者，尤其是一方领袖是要在组织上和言行上有所变革，而不是提着“菜篮”去拜票。

“菜篮”可以出政治，但菜篮的政治不单是烹饪、插花或唱歌跳舞，也不单是在巴剎交头接耳，而是要带出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与民同在的意义在于知民之苦，知民之需和知民之心。

她们可以反对“聘请中国女佣”，可以要求“关注单亲家庭”，也可以高举“保护妇女安全”的标语，但政治领袖就一定要有高姿态，指引人民看到未来。因为今时今日，人民对未来感到模糊，对未来的信心有所动摇乃至对未来失去方向。

我们希望陈莲花鼓足干劲，再接再厉为民请命，做一名真正的政治领袖，把人民的希望扛在肩上，讲应该讲的话，做应该做的事，不要雷声过后又戛然而止。

與其超前不如實事求是

我不知道民青團團長馬袖強對民政黨的歷史有多深的了解以及為什么會有國陣的組成用以取代過去的聯盟？如果他充份地掌握這方面的歷史知識，我相信他不會在最近的民青大會上拋出“國陣一黨論”，因為他的言論偏離了客觀的發展規律，也無法被現實的政治所包容。

就史實而言，1968年成立的民政黨，其6名發起人中只有3名華裔，另3名是非華裔。他們當時提出了一個多元種族融合的理念，而且政綱列明走溫和社會主義路線，要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改善工農生活，因而選了一位馬來學者賽胡申阿拉達斯出任主席。由此看來，它基本上被視為非種族性政黨。

為了促成這一理念的落實，以林蒼祐為首的民主聯合黨義無反顧地解散而加入了民政黨。結果在1969年的大選中脫穎而出成為檳州的執政黨。在其他州（如霹靂及雪蘭莪也有不俗的表現）。

雖然大選后爆發“513”種族沖突悲劇，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民主政治被終止兩年，但無損民政黨的執政地位。而林蒼祐在出任首席部長下，也費煞苦心排出一個多元種族的行政結構，包括副首席部長由民政的慕斯打化擔任，行政議員中有印裔的威拉邦，還有議長一職也歸民政的哈侖。以這樣的排陣展現了民政檳州政府的多元性。

不幸的是，民政在1971年發生內訌，賽胡申阿拉達斯在倒林蒼祐不遂后，民政分裂成兩派（另一派后來轉而組織社會正義黨）。為穩住政權，民政傾向與聯盟合作。這意味著原本單獨執政的民政黨（24席中占16席），因自我分化而不得不在1972年與聯盟組成聯合政府。它的多元性形象在無可奈何下褪化了。

聯合政府是“513”的產物。在敦拉薩主導下的聯盟，先是在1970年拉攏砂拉越左派的人民聯合黨加入其中；繼而在1972年在西馬又與回教黨、民政黨及人民進步黨組織聯合政府。這樣一來，不但聯盟內部進行變革，而且相關反對黨也自我轉型，蛻變成執政黨一員。這種互動與順應時代的需求終于促成1974年國陣的組成。

以當時的政治演變來看，敦拉薩代表了新興馬來資產階級，不是純然出自種族考量來擴大執政聯盟，而更是出自政治意識的考量把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政黨納入他的新資本主義的體系中。若單是為了種族，大可不必把回教黨請進來在政治上激發與巫統的矛盾（1977年兩黨再仳離即為一証）。因此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敦拉薩所為是要樹立巫統的領導權威，以便在減少政治鬥爭下推行其新經濟政策和通過上層的調整以期防止種族關係惡化下去。

國陣就是在這種的背景下成立，一直到今天已有14個成員黨。但久而久之，各成員黨也因其種族成份被歸類為代表某一個種族的利益，民政黨及人聯黨也沒有例外被標籤為“華基政黨”，儘管他們還抱持著多元理念，但這種格局已被定型。

由于這個組織展現了巫統的魅力，其他成員黨也沒有異議，自然被認為沒有改變的必要。馬袖強的“一黨論”也就在國陣中找不到市場。明乎此，馬袖強與其超前，不如實事求是在現有的結構內為族群謀福利，並要求以國陣精神為治國方略，糾正時弊。

缅甸僧侣无声的“革命”

8月下旬，缅甸僧侣来一场20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估计有多达10万人走上街头，结果在9月26日遭到武力镇压，造成多人被捕及多人死伤。表面上僧侣的“和平革命”是被打败和打散了，但实际上能否就此“天下太平”，那是谁也说不准的。

就电讯消息看来，这场“革命”是无声的，也没有人带头发表激昂的演说，而是僧侣以无声的抗议自发性的向军政府示威。当然他们也想到必然会被镇压，也会有人死伤，但他们依然行动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连“佛都有火”，再也不能无限期地忍受逆来顺受的生活。

因此在我们同情僧侣的正义之行的同时，也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缅甸人民能够长期生活在军管底下，眼看国家停滞不前呢？是他们也习惯这样的落后和与世无争的生活，还是在枪杆子底下，他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呢？

今天僧侣们就用行动来表达：他们不愿向命运屈服。并且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敢于以身试法的勇气。除了为他们鼓掌之外，我们也有必要深思他们这样子做，会有效果呢？

效果肯定是有，只是不知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来看看缅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它是东南亚一个古老的国家，面积67万平方公里，人口5千3百万人。与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寮国及中国有共同边界。在公元1044至1287年间，有一个蒲甘帝国在政治上第一次将缅甸统一起来。由于受到印度文明的影响，它成了一个佛教国家，及后受到蒙古的征服一个时期，而后的东坞和贡榜王朝屈臣于中国的帝国。

但在1885年英国就占有这块土地，划为印度的一个省。由于后来缅甸人民起事，英国在1937被迫将缅甸从印度分划出来。1939年缅共成立，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时，缅共展开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军又重临。这个时候，缅甸出现一位民族英雄昂山将军（也就是昂山素枝的父亲），通过谈判谋求独立。在1947年4月时，昂山基本上取得胜利，且出任临时政府总理走向自治。数月后突告事变，昂山及其六位部长被一伙暴徒枪杀，激起人民更大的反英示威。英国不得不在1948年让缅甸独立，昂山的接班人宇努成了国家总理，而昂山也成了“独立之父”。

从1948年到1958年，仍然是宇努统治时代。虽然它比起其它东南亚国家还要早独立，但局势动荡不安，经济依然落后，没甚进展。59年时有军政一个时期，60年再还政宇努。

不过1962年尼温将军就不客气把宇努推翻，成立军事政府。虽然美其名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却是名副其实的专制军事政府，尼温统揽大权。由那个时期起，缅甸就不曾还政于民，尼温成了“军政之父”，前后共统治缅甸26年之久，他把缅甸带上了与世隔绝的道路，脱离了世界经济主流。除了依靠天然资源和农产品外，缅甸没有进步可言。人民生活程度的低落可想而知。

1988年，缅甸爆发人民大示威，迫使尼温下台，另一个新的军事政府上台，即刻废除尼温的“缅甸社会主义党是缅甸唯一合法政党”规定，允许多党制和民主选举。

此时适逢回国的昂山素枝从中崛起，她是昂山将军的女儿，出生于1945年，下嫁英国人。在牛津大学毕业后，长期在联合国工作。1988年回国照顾年迈的母亲，正好遇上示威与对民主作诉求的大运动。因势利导，她成了推动民主运动的旗手，也领导最大的“全国民主联盟” 党（NLD）。

1990年5月的全国大选，昂山素枝的党取得了396个议席（共有485个议席），可说是压倒性胜利，缅军政府拒绝承认，封杀了民主，也软禁昂山素枝。

从1992年起，军政府在苏貌的领导下实行强势独裁领导。到了今天转成丹瑞大将掌权，依然故我。尽管军政府企图与资本主义挂钩，又局部对外开放，也成功地在1998年被接纳成为东盟的一员，完成全东南亚都加入这一组织的圆满。可是缅甸军政府无意也没打算还政于民。人民生活水平之低下，令人诧异，有四份之一的人口每日赚取不到一美元的收入。

更令人吃惊的是，被软禁的昂山素枝，自1991年失去自由后，直到今天（整整16年了）还是无法打开闷局，这又是为什么呢？由此可见依靠民主的力量来斗军政，是多么地脆弱和无助。

最具讽刺性的是：在1991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枝只能在道义上和言论上得到国际的支持。美国的支持和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都无法起得有效制约，更何况是那些与缅甸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又如何改变缅甸的僵局呢？联合国特使一次又一次的呼吁和调解，包括最近的甘巴里的造访，也无法取得突破，缅甸的民主道路又是何其遥远？由此可见，缅甸的军政已扼杀了民主。

但当和尚都给昂山素枝无私支持的时候，国际社会不能再这么软弱和口惠而实不至了。至少要迫使军政府定期还政于民。毕竟缅甸的人民也是人呀！人要活得尊严，就要起而反抗暴政。

独立前十年  历史转折点

独立前10年，也就是1947年，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从历史上来说，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因此它是值得一提的。

其演变是这样的：1945年8月15日，战败的日本宣布投降，马共走出森林，在一些城镇设立“人民委员会”。9月英军开始陆续返回马来亚。经过协商，马共6千800人于12月向英军事政府缴械，重返社会，随后成立抗日军人退伍协会。

也在同一年的12月，一个命名为“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政党在新加坡成立，而较早之前（即1945年10月），一个以马来人为主的马来国民党（又称马来民族党）成立，这两个政党都有左倾的思想。
1946年正月，英国正式公布《宪制白皮书》，决意在马来亚实行“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主张马新分家，没有提及统治者的地位和马来人特权，完全开放公民权。马来人群起反对。在拿督翁领导下，马来人团结大会于3月举行，催生了“巫统”。4月的时候，各州苏丹在马来人支持下抵制新宪政下的总督就职礼，造成“马来亚联邦”宪政受阻，无法落实。

同年6月，巫统与英国商谈另立新宪制，7月统治者加入，因而成立一个由英国6人，统治者4人及巫统2人组成的“工委会”草拟新宪制。不久之后，《新宪制蓝皮书》草拟出炉，其特点是马新依然分家；维护苏丹地位和马来人特权，回到1941年以前的传统；放宽公民权申请；中央集权；但未提及自治与独立的时间表。

1946年12月，在马来亚民主同盟主导下，组成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PMCJA），以陈祯禄为主席，领导反对新宪制。接着在1947年2月，离开行动理事会的马来国民党另立“人民力量中心”（PUTERA），也同样对新宪制有意见，且提出所有马来亚公民一概称为“马来由”民族。

1947年3月，由陈祯禄领导的阵线改名为“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与马来国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合作，上书英殖民大臣，提议修正新宪制。

1947年7月1日，英国不理会反对意见，公布定名为《马来亚联邦协定》草案的《宪制蓝皮书》。与此同时，在陈祯禄领导下的两个组织也公布了《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接受所有公民一概称为“马来由”，主张一个统一的马来亚，马新不可分家；全部议员民选；所有效忠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接受苏丹成为“立宪君主”；马来人自行管理回教及马来风俗习惯事务及特别照顾马来民族，以提高生活水平。

但英国不接受此议，陈祯禄在李光前（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的支持下，于1947年10月6日发表《全国大罢市宣言》。呼吁全民在10月20日举行全国大罢市一天，抗议《新宪制蓝皮书》。结果在这一天，全马（包括新加坡），各行各业停市，停工和停学，成为历史性的日子。

英国不理会“大罢市”带来的“震撼”，按既定计划，在1948年2月1日正式使《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不久。马来亚民主同盟在受局限和压力下，自我解散。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战。翌年（1949年）在陈祯禄领导下，另创“马华公会”。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禁，马来亚的历史也因此1947年而改写。短片《独立前10年》正是为此而拍摄。

律师大游行的解读

记忆所及，律师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还是第一次。虽然过去有过2次游行，但没有这次的“轰动性”。全因“宁甘电话影带风波”所致。他们要弄清楚到底音带是否属实？而这样的事又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基本上已有了回应，政府已设立了三人小组以调查事件真伪。根据政府的说法，大概要三几个星期可以公布调查结果。我们以此来推算，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才知道结果。

暂且不论结果如何，首先律师们能在公义底下急快地作出行动，证明他们不是为办案而上庭，而是在必要时，也显示出他们也在维护司法的尊严。就此而言，他们已得到第一个掌声。

为什么要给第一个掌声，那是因为律师一般上都是各做各的，甚至有的时候，由于没有大事，连召开大会也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展期举行。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又有“一盘散沙”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不尽然是对的。当有大事时，律师们出席大会也是热烈的。不仅于此，这次竟打破记录而“走向街头”，使人们不得不对律师们重新审视。

虽然在周三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有号召律师们来一个“公正之行”，以向首相表达意愿，但人们都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会参加，也不知道大集会和大游行能否顺利进行？然而周三的行动证明律师不仅有智谋，而且也有勇气。这勇气又是受到正义的感染和良知的驱使，才有这样的队伍向政府表达意愿。估计有逾千律师参加，再加上外来的支持，形成约二千人的阵容。

不论是参加者或执法人员，他们都相互克制而使到游行顺利“完成和结束”。这不能不归功于双方对民主的尊重和对人权的维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间中顿下大雨，人潮依然不动，宁可等待主席呈完备忘录后而自动解散，充份地体现出专业的精神和对和平的承诺。我们希望经过这次行动后，三人小组更积极和谨慎地展开调查，以尽快告知实况。

事实上，对于任何民主国家，司法制度的完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案件都是需要通过法庭来审理和判决。而人民通常都把法庭当成“伸张正义”的一个平台。这就是说，律师是人民与司法的中介人，几乎所有的官司都得通过律师来办理，律师也就成为司法组成的重要份子。没有了律师，司法将不可能存在，案件也无法从法律的角度展开演绎和争辩。

正因为律师是民主社会构建的基石之一，人们一般上都会接受律师的劝告和忠告而不会鲁莽行事，他们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警察”。

真正的警察是执行法律赋予的职权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宁，而律师虽不是执法人，但也扮演如同“警察”的角色来引导人民走向正途。

本来这样的一群法律化身的人是不会以身试法，也不会参与游行的，因为他们懂得法律的条文，但如今他们也有所行动，说明了他们也看到司法有受到某种程度的挑战而不得不起而维护。因此与其说他们是挑战法律，不如说他们是为了保护法律而作出响应来得恰当。

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目的是希望民主制度下的“三权分立”得以巩固和发展。而“三权分立”恰恰是我们立国的根基。

所谓“三权分立”是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所确立的政治遗产。他拥护“君主立宪”，并提出国家有三种权力，即立法（国会），行政（政府）及司法。在往后的许多年以来，凡是追求民主的国家，都把“三权分立”作为建国的基石，以让人民得以生活在民主、自由和受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直到今天，没有人否认这样的制度是比较可取与值得推行的。

既然它是民主的象征，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何律师这么执着司法的独立与完整，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专业操作，而且也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未来。

华裔与华人之诠释

是的，我们是华裔，也是华人。一般而言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林苍佑看来，一字之差有实质上的不同含意。

记得80年代中期，我与时任槟州首席部长的林苍佑交谈时，用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字眼与之讨论华人面对的问题，他马上“纠正”我应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s），而不是“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不然也可以用“Malaysians of Chinese Origin”来表达较为完整。
他的意思是说，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就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还要把马来西亚人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和族群？而是应该倒回来把原来的出身置在前头，一概以马来西亚人自居，从而塑造出新生一代的马来西亚人。它们的相差在于身份的确定和转变。

老实说，我当时还真不容易消化他的用词，也一下子转不过脑筋。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在现实生活中，用华裔或华人都是一码子事，而且也常常以华人自称，可是林苍佑却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他的良苦用心直到后来我查阅他的言论后才有所领悟。原来他是希望每一位马来西亚人，不要刻意突出自己的出生种族，而是要用新思维教育下一代和影响当政者认同马来西亚公民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马来西亚人。这就是林苍佑的指导思想，也是他从政以来不断追求的长远大目标。
我不敢肯定林苍佑是否是“华裔马来西亚人”名词的倡导者，但我敢肯定他是马来西亚成立后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的第一位从政者。

例如1973年林苍佑在民政党大会上说，“应当把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帮派主义的政治一扫而去。使马来西亚每一个人能自视为兄弟姐妹，分享共同的命运。”

1976年接受理大法学荣誉博士衔时，林苍佑说，“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如果没有原住民、马来人、姆律人、卡达山人、伊班人、达雅人、华人和印度人等，就不会有马来西亚。”虽然他认为也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除种族遗传的观念，但绝不允许种族问题引起政治论战。

1983年主持全国华人文化大会开幕时，林苍佑说﹕“华裔马来西亚人的命运根札于此，我们的责任是确保马来西亚和平、和谐与稳定，继续成长和欣欣向荣。”与此同时，林苍佑指出，“我敢肯定，我们有发表言论、阅读书报、着书立说及学习母语母文的权利，这个从来不曾也不应受到质疑。只有相互尊重各自不同族群的文化遗产，才能携手建立一个团结现代化的马来西亚。”

以上的言论清楚显示，林苍佑亲笔撰写的演讲稿，在遣词用字方面，包括翻译成华文，都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而不用“马来西亚华人”来表达他的政治理念和人生哲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一生是在政治上以马来亚人乃至马来西亚人作出奉献。因为他要各种种族，淡化种族的意识而朝向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整合。

然而，独立50年了，在我们身份的后面，仍有种族的标签，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林苍佑的理念和普遍使用他的“造词”，好像都是一样的，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还有一段比林苍佑估算中还要长的道路来完成林苍佑寄望达成的“马来西亚大家族”。

葡萄与母鸡的故事

一只母鸡能生多少粒蛋？谁也说不准，但人们一般都相信母鸡必定会生蛋，而且会使蛋再变成小鸡，如此繁衍不息。这就是母鸡生蛋的哲学。

一串葡萄有多少粒？一下子也数不清。闽南语有个笑话说﹕某某人算葡萄，越算越没有。因为他把葡萄吃掉了，剩下的是一条桠枝。这就是算葡萄的结果。

我们把这两个小故事用在政治上，也能悟出一个大道理来。

事缘两个反对党为了议席的安排与分配，闹得有些不愉快。甲说要参加7个国席及22个州席的竞选；乙说要参加7个国席及20个州席的竞选。如果两者加起来，则国席多了一个（原只有13个国席），州席则多了两个（原本只有40席）。为什么要为区区的几个议席而起争执？这是为了什么呢？

根据我们的推理，行动党要取个22个州席分配权，主要是要展示如果万一有机会执政，则行动党有能力自挑大梁，不必仰赖其它政党扶一把。

这是从党的立场来考虑，而忽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联合执政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传统；单一政党的执政迟早会有变化。举个例子来说，1969年民政上台执政，以16席对8席是绝对的优势，也是占2/3的议席。可是不久之后就闹分裂，促使民政加快与联盟结盟（1972年），后来就成为国阵一个成员。如此一来，它的政权又稳固下来。

第二个例子是1990年行动党大捷，夺得槟州议会的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不是选民不支持行动党上台，而是行动党的合作伙伴46精神党未能取得席位，，只要46精神党有一点作为，槟州也就变天了。在当时也不是行动党没有参加过半的议席选举，而是有的候选人无法过关。这说明了单靠一个政党来“改天换地”极不容易。

在这之后的一连三届选举，行动党就没有这么幸运，几次努力也只能保住可怜的一个州议席。这不是说选民遗弃行动党，而是他们更希望一个联合政体来保住华人主导的局面，要不然行动党又怎能一直保有三至四个国席呢？这又说明了槟州人民既爱执政党，也爱反对党，来一个左右逢源。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人民公正党准备借安华的自由身和形象打一场“势均力敌”的世纪之战。虽然它的主要敌手是巫统，但它也要展现其多元性，不能过于在非马来人选区“让得干净”，因此也要争出头。这也是从党的立场来观政局。

但人民公正党又不能忽视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它基本上被“归类为马来人占绝对优势的在野党”，而华人在党内所起的作用被认为是有限的，因此在议席的谈判过程中对某些选区难免会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窘境。

然而不论公正党如何力争上游，在它看来，它也必须保持它的多元性，也要争取华人和印人的选票，以便能在选举中有所突破。

其实，公正党与行动党在议席分配方面引起争议性的议席不多，从东马到西马说白了也不过是两个巴掌那么多。

如果为了不多的议席而闹得不愉快，那就正如母鸡生蛋的故事一样，在还没有知道母鸡会生多少蛋的当儿，就先说要多少个，实在是不实际，也是非理性的执着。弄不好，就好像葡萄一样，看起一串又美又多，到头来却被拿葡萄的人给吃掉了。

我曾经说过，选区是个虚体，尤其是在选举期间，谁能保证必胜无疑？虽然说原保有的议席胜算比较大，但已失去的议席又更属于虚席了。

如果反对党针对虚席大作文章或争来争去，那不是搞统一战线或联合联线了，而是有太强的党性且过早下定论“必胜无疑”。

虽然我们不认为从党的原则和立场出发，对议席之争有什么错，也没有谁对谁错之事，但我们认为从政者的“宽宏大量”与“泱泱风度”是必要的，即便忍痛“让出”两三席又何妨？为什么在开战前就自我诉求呢？

我的忠告是不论是不是吹反风，也不论人民有何想法，打仗的时候，参与的人只能也应该有一个敌手，即便因此输了，也会输得“口服心服”或“心甘情愿”。如果是自乱阵脚，演成三角或四角混战，那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可能死得不明不白。这又何苦来哉！

我们不否认人民要一个稳定的执政党，也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而反对党要出人头地，除了连手出击外，并没有更好的方案。虽然这不是成功的保证，至少它表现了政党是带领人民的，不是意气之争；更不是压来压去，尤其对反对党而言，更是没有这样的资本和条件。只有在选举过后，才能看出那个政党取得优势，否则一切都是单凭主观的“结论”，不是客观的判断。

华文教育路线图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虽然有185年的历史，但较具规模兴起于20世纪初叶康有为与孙中山先后南来鼓吹兴学办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间新式的华文小学当推槟城的中华学校（1904年），而第一间华文中学则是锺灵中学（1917年）。当时由于左倾无政府主义伴随着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兴起并波及马来亚，英殖民政府乃于1920年开始对华校进行登记，也对华文报章采取管制政策。从那个时候起，政治就与华文教育及文化挂上钩，华校也陷入多事之秋。

1957年，锺灵中学是第一间接受改制的中学。接着在1960年出炉的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建议华校进行改制，否则将得不到政府的津贴和援助，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

当时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起而反对，他也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教师 注册证及公民权被吊销）却换来独立中学的出现。这就是独中的由来。

因此基本上，这半个世纪的华文教育是这样走过来的﹕

1962年时──全国共有70间华文中学，但有54间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另16间不改制成为独立中学（必须自力更生），华文中学被分成两半。

后来改制的国民型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21间独中，以收容超龄生，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在一个校名下却分成国中与独中。前前后后在西马共有37间独中。

‚1962年后──砂拉越原有18间华文中学，而有12间接受改制，剩下6间不改制。继后，在1962年至1968年间，又再多出8间独中，加起来有14间独中，而国民型在变化下存有10间（系指加入华中校长理事会的数目）。

ƒ1970年──沙巴有8所国中及9所独中。

这样一来，在西马有37间独中，在东马有23间独中，合起来是60间。董教总成为领导机构。

另一方面，在西马则有60间国民型中学（原54间改制，后稍有增加），在东马有18间国中，合起来有78间。这78间具有华校背景的中学在1994年成立了“华中校长理事会”。虽然在1996年的教育法令下，已不再有国中和国民型之分，一概称为国民中学，但“华中校长理事会”仍然秉持华校的传统。
至于华文小学，也在1961年的教育法令下，一律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在加加减减下，直到今天仍有1291间。由于在70年代开始，英校也接受改制，造成许多华裔家长把子女送进华小；华小生也告骤增起来。与此同时，友族报读华小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之处是华小分成半津贴与全津贴，所谓半津贴乃指校产及建筑物未转让政府，并设有董事会（学监会）。因此举凡扩建、修建、重建或搬迁费用概由董事会向华社募捐，造成华社无时不刻都在出钱，但也引致钱出得越多而主权越来越少的争议。董总推动的华小董事醒觉运动就旨在维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成效如何，尚未有定论。因为董总又将有第二波的运动。

其实，即便是半津贴的华小，校地及校舍已是“永久性”充作华小之用，绝无可能收回另作他用，因此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调整政策，给所谓的半津贴华小更多更大的经济援助，以减轻华社的负担？换句话说，能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小学是最好不过。

在今天，全国1291间的华小共有学生56万余名；78间国民型中学则有学生人数近13万名，而在60间独中就读的有5万3千余名。

我们由上得出一个统计，每年华小有90000余名毕业生，进入国民型的有25000余名；进入独中的有近10000名，剩下的60000余名则进入国民中学或辍学或少数出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包括在国中也应针对性推行教导华文课，以使学生有机会接受三语教育。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华社及各华基政党的坚持下，形成除中国以外，保留最完整的教育体系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有了三间华教的大专院校。但这是用整体的血汗力量换来的成果。这就是当今的华文教育路线图。（本文部份内容系作者代表槟州5间独中在本月11日的马青颁发独中基金的晚宴上的讲话，经重新整理后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