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钟出走动机可疑

不论出于任何理由，公正党两名国会议员孙伟瑄（砂州）及钟少云（柔州）在此时此刻一起退出公正党投向执政党的怀抱都是应予强力谴责的。所谓“为了选民的利益才退党”完全是胡扯和不能被接受的。

很明显的，他们在此关键时刻转向支持慕尤丁首相，而让公正党伤得更深。其目的既可强化国盟政府，也能导致公正党进一步的分裂。一箭双雕，用心可不简单。

原先有50名国会议员的公正党，因阿兹敏拉走了10名，如今再有两人出走，也就剩下38名国会议员。反过来，慕尤丁领导的国盟政府本来其执政地位是不稳定的，随时都有倒台的可能。但如今多了两位国会议员，遂使到国盟拥有111席，刚好过半。目前国会因有两名议员逝世腾出空缺，且在紧急状态中不能举行补选，因此国会就剩下220席。

不过，公正党的两席倒成为国盟政权的救命稻草，因为最高元首已表明，虽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只要首相提出召开国会，陛下是会允许的。这样一来，原本紧急状态是到今年8月1日才结束的，如今国会在必要时得以召开。

虽然我们仍然以新冠肺炎（Covid-19）作为当务之急来处理，但在疫苗及时运抵后，我们相信疫情会被控制而减少被确诊人数。此时政府可以转过来正视国家大事也是情理所在。毕竟还有新闻指出，另3名诚信党州议员已跳槽公正党。诚信党对此表示失望外，也未有大动作，因为他们还是留在希盟阵营内。

正当尘埃未落定，又有传闻指民兴党在上个月出走一名州议员后，又有6位议员将会出走。

其实，在我们论及第十五届大选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喜来登政变”一周年作一番检讨。所有的一切始于2018年5月9日的大选成绩公布后，它历史性地改变马来西亚政局，由反对党组成的希盟上台执政。而被视为“永远”执政的国阵（巫统）首次败选，出现了所谓政党轮替的“新常态”。

巧合的是，希盟的首相是已担任22年之久的马哈迪，因此不能说是好的开始，只能说是另一场更大斗争的开始。一方面，身为土团党总裁的马哈迪在选后向巫统议员招手，结果有2+7名巫统国会议员蝉过土团党。而马哈迪的用意是在在不久后可以取代巫统而成为最大的马来人政党。

由于向外招揽，土团党原本有13名国会议员，一下子变成22席。后来公正党的阿兹敏又率队投奔土团党，在一夜之间多了10席，也就变成32席，成为希盟内的大政党之一。

此外，马哈迪也决意向沙巴进军，亲自领导土团党在东马东山再起，未想引发民兴党的沙菲益不满，但也阻止不了土团党的东渡。敦马与沙菲益心中也结下梁子。

本来大选后的潮流是跟着希盟走，几乎让人看到新巫统将在希盟中崛起。讵料希盟的内讧给了慕尤丁和阿兹敏一个机会。主要是马哈迪死都不要安华接班，即使希盟早前有“盟约”，但也没有白纸黑字，也就使到希盟经常为接班的问题而闹僵。

也许安华做梦都没想到，他等了20年的相位，眼看在2020年就要到手了（马哈迪“承诺”任职两年后交棒），却因马安的斗争变得“面目全非”。结果转成马哈迪与慕尤丁的“摊牌”，前者不同意土团党退出希盟，后者则在阿兹敏及希山慕丁的支持下，成功地促成土团党退出希盟。

如果当时马哈迪坚持其立场不辞职（2月23日），土团党是鲜有作为的，因为支持希盟的还有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不会因土团党退出而倒台，除非在国会内对马哈迪投不信任票。可出人意表的是，马哈迪在2月24日辞卸首相及土团党总裁职，也就被慕尤丁及时夺下土团党的控制权。

在慕尤丁乘胜追击下，土团党拉拢了巫统、伊斯兰党组成国盟政府，但这个组织是有问题的，一边是巫统保持对国阵的领导，未加入国盟；它在较早前也与伊斯兰党组成“全民和谐”阵线（未注册）。在此情急下，慕尤丁组成了所谓国盟++的执政联盟。名义上这个政府是国盟，却没有巫统及伊党参与其中，也不见马华和国大党的影子，它们在松弛的合作中成了政府的新成员。马来西亚第一次出现不是一个阵营组成的政府，而是分成国阵—伊党—国盟的三角联盟。

慕尤丁承认，在这一年中他做得很辛苦，更因新冠肺炎的日益严重变得束手无策，最后只得“壮士断臂”，采用行动管制令，让市场业务停顿，大大地影响经济活动。同时在旅客未能踏足国门的凄景下，失业浪潮也加剧了。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我们才看见政府宣布要在2030年时达成5G的通讯全面使用。这对我国来说是迟来的起步。若加上海底油管的停止敷设；高铁的终止，及海底光纤电缆的不敷应用，对马来西亚经济的复苏是有影响的。这也阻碍马来西亚要在未来十年赶上先进国的水平倒是不容乐观的（人均年收入15000美元，目前未达1万美元）。

当下最坏的现象是在大敌（疫情肆虐）当前，我们又陷入了日益严重的政治斗争。虽然有迹象显示执政的国盟会稍占上风，但世事难料，因为巫统会不会保持与土团党的合作或转换码头亲向希盟也拿不准。

无可否认的，巫统在3月举行代表大会将会对未来规划作出决定，这之中包括与土团党争领导权。万一巫统不能翻身，或最低限度不能成为执政的要角，变化就会到来。就当下情势来说，巫统可以暂时“放下”首相重职，让位给安华或慕尤丁，但不能削弱巫统整体东山再起的机会。

今天安华看到的是慕尤丁与阿兹敏联手来撬公正党的墙角。如果孙伟瑄所言“还有人出走”，那就意味着公正党得步步为营，不能小看政治青蛙的破坏力和杀伤力了。最彻底的办法是在今年内举行大选决胜负，免得夜长梦多，天天为政治利益刀光剑影。

 刊登于2021年3月4日《东方日报》

种族政治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国首相慕尤丁于今年2月15日通过国家团结部在面子书上推介2021年至2030年的国家团结政策和大蓝图时，特别强调种族团结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求人民除了保持警惕外，也要提防和避免政治人物通过种族和宗教捞取政治资本。

结果马来人权女斗士玛丽安莫达为文在《当今大马》以“您如果要改变马来西亚，请拿掉种族色彩遮掩镜”为题，提出十大要求。

她说：“今天，马来西亚已来到十字路口，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做出改正。而今天，政客们都公开谈论种族课题，他们不会掩饰极端的观点。”

事实上种族问题由来已久，远在英国统治马来亚开始（1786年）时，它就不间断引进来自不同国家的种族。有来自印尼及阿拉伯的马来人；有来自中国的华人；也有来自印度的印度人。由于职业之不同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再加上宗教及种族的落差，也就出现了各个不同族群分别居住在城镇或甘榜中。所谓物以类聚，华人也喜欢成立宗祠及乡会，就是方便照顾来自中国的同乡。久而久之，这样的“分而治之”的生活方式形成一个特征。当然华人永远不会忘记在1948年-1950年间共有50万华人被英殖民政府驱赶入住被铁刺网围起的新村，这500多座新村变成了“集中营”；今天也变成小市镇或卫星市了。在这之前，华人在1930年组成了第一个政治团体（马共），他们的目标是向殖民地进行斗争。接着在1937年出现第一个马来人政党，取名为“马来青年同盟”（KMM）具有左倾思想，较后被查封。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结束后，政治活动又通过不同渠道探出头来。马共持续活动；而马来左翼分子也成立了新政党，取名为“马来国民党”（PKMM），于1945年10月由布哈鲁丁（后来的伊斯兰党主席）、阿末布斯达曼（后来的人民党主席）及莫哈末依萨（后来的劳工党主席）等人所领导。它比巫统早成立半年，且宣称有10万名党员，曾一度与印尼的苏卡诺（领导印尼国民党）关系密切，也曾在1948年签下印尼与马来亚合并的构想，取名为“大印度尼西亚”。

约莫半年之后，另一股右翼势力在拿督翁（柔州务大臣）的领导下，于1946年5月在吉隆坡举行马来人大团结集会（共有41个团体参加），全力反对英国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因为这个新宪制没列明苏丹的地位，也没有保留马来人特别地位，而是开放性的公开所有居民在符合条件下成为公民。

当日大会也议决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UMNO）。在获得英国人承认下，巫统成为“新宠儿”，于1948年2月1日与英国共同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作为迈向自治的第一步。

有了巫统保守势力的全面配合，英国一脚踢开了“马来民族党”（1950年被查封）；也迫使在新加坡注册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于1948年自我消失（它是在1945年12月成立），主席何亚琳（林建才的舅父）、秘书长是林建才，属于华人为主的左翼政党。

此外，印度人也在战后醒觉，他们在日治时期被教唆组织起来打倒英国人，因为是英国统治印度，不是日本。

在日本投降后，他们按照尼赫鲁的建议于1946年成立印度国大党。这个党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仍是印度人的政党。

当英方于1948年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除了大事抓人外，也有不少人被遣返中国。

与此同时，英方促成陈祯禄于1949年成立马华公会，以照顾陷入水深火热新村里的华人，也希望它能取代马共的地位。

到了1954年，政党间的种族化更加凸显了。马来人有巫统；华人有马华公会；印度人有国大党，它们共同组成种族政治的“联盟”，是一个亲英国的反共组织。大马成立后，更多种族性政党在东马成立。

至于前面所说的左翼政党都一一消失了，直到1951年才有劳工党出现；1955年人民党诞生，两者才在1957年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似乎是要取代左翼阵营的地位。

这两个左右派阵营的斗争始终没能突出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陷入种族政治的泥潭中；同时左翼政党也无法争取马来人的支持。在后来更进一步证明种族政治是我国不能磨灭的印记。

例如较后成立的人民进步党、民联党、民政党、行动党、人联党、社会正义党乃至公正党等都无法抵挡得住种族与宗教的双面夹击。伊斯兰党更在90年代插上一脚，促使政情更加复杂；尤其在21世纪又加上土团党及诚信党的种族政党，要消除种族政治谈何容易？除非由政党领袖做起。希望马哈迪及慕尤丁能起表率作用。大家以马来西亚人自居，不再以种族分帮立派，不是更为有效吗？

 刊登于2021年3月1日《南洋商报》

我眼中的林吉祥

林冠英与刘镇东分别在《当今大马》撰文庆贺林吉祥80岁大寿。虽然只是小小的家庭聚会和一些党干部参加，但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

本文是补充林冠英和刘镇东没有谈到的。当人民行动党决定象征式参加1964年西马的国会选举时，我开始注意到林吉祥这个人。在1967年劳工党领导全槟罢市以抗议旧币（即有英女皇肖像的货币）贬值15%，因为英镑在那一年宣布对外货币贬值14.3%。林吉祥开启他的政治旅程。

有关罢市在11月24日引发，随后发生种族骚乱。林吉祥则以“槟城及北马骚乱的教训”为题，发表文告形容货币贬值如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方面，他批评劳工党未思及罢市行动带来的种族骚乱；另一方面则批评政府的种族政策并建议设立一个调查庭，调查致11人死亡及126人受伤的事件。直到12月12日才完全解除戒严和宵禁令（有关文告后来刊载在行动党出版的《如果马来西亚死亡，谁会生存下去？》（1969年出版）一书内。

在1968年时，林吉祥与民政党中委赛纳基博士（他也是民政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的胞弟）在吉隆坡举行公开辩论，辩题是：“马来西亚的文化应以马来文书写，同时也应包含印尼文学在内？”结果林吉祥以雄辩之才而名声大噪。他总结说：“行动党主张的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也不是印尼人的马来西亚”。

1969年1月，雪州一场文良港补选又让林吉祥赶上场，但以607票之差败下阵来，由马华庄迪福获胜。不过林吉祥以组织秘书的身份发表了“文良港宣言”，他的名声更上一层楼。

同年5月举行全国大选，已退出马来西亚的新加坡（1965年）不能再用人民行动党名义参选，乃另注册民主行动党（1966年）。结果夹带李光耀的名气脱颖而出，拿下13个国席和31个州议席；国会的数目和马华一样。

事后因“513”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林吉祥明知回国必被逮捕，但他还是义无反顾从沙巴回到吉隆坡，终于被内安令扣捕。

与此同时，被蒂凡那提拔成为行动党秘书长的吴福源因担心被捕，乃在香港致函党辞卸秘书长职，而其空缺则由在狱中的林吉祥取代（在未释放前，由副秘书长范俊登担任代秘书长）。

约莫被关押一年半之后，林吉祥于1971年10月获释。但他对党与马华的密谈不断地追根究底。后来马华公布前因后果，揭露这是发生在1971年初，由马华总秘书甘文华与吴福源进行谈判。马华建议解散行动党，但后者要求3个部长和2-3名副部长，行动党人也担任马华署理总会长。因双方要求南辕北辙，谈判破裂。

自此之后，受伤的固然是行动党。它有4名国会议员及11名州议员先后跳槽进马华当官去了。其中最知名首推何文翰，他成了内阁部长，又于1979年马华党选时，与曾永森联手，而胜出马华署理总会长职。

可惜署理总会长有名无实，李三春让他坐冷板凳一个时期后，不再派他出任候选人。但似乎符合吴福源先前提的条件，不知林吉祥对此有何感想？

我是在1978年正式与林吉祥直接面谈，也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成为了朋友。

在同一年，林吉祥与叶锦源闹翻。前后最大的收获是在那一年成功引进卡巴星在槟城参选胜出（卡巴星原是吉打州议员，但在该州无从表现）。

最引人注目和料想不到的是林吉祥竟然在1986年率大军展开他的“丹绒一役”，这摆明是冲着林苍祐和许子根而来。就林吉祥的战略而言，他得先斩掉有力的对手，才来对付另一个最大的对手。

我对他选中许子根的丹绒国席感到诧异，毕竟他在任何选区都有胜利的机会，何苦要死钉许子根呢？

原来在1982年时，许子根是应董教总之邀，连同郭洙镇代表董教总进入民政党参加大选，自然是在行动党强区上阵。当董教总喊出“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时，又加入了一句“华教人士”三结合。这也引发林吉祥的恼怒，他说陈庆佳（丹绒候选人）也是华教人士，为何把这样的桂花冠戴在许子根和郭洙镇的头上？结果这一仗一胜一负。但董教总已得罪了行动党，又得罪了马华公会，两头不到岸。

我记得在1986年开票当晚，我也在槟州大会堂观察投票成绩，只见意气风发的林吉祥在会场走来走去，心情十分愉快。原来消息传出，他的火箭有了大丰收，他不但在丹绒胜出，同时也带领10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这是反对党最多议席的一次。

踌躇满志的心情导致林吉祥部署下一场仗，1990年的大选，他开展丹绒二役。出乎意料之外，林吉祥击败了林苍祐，但只有14人挤进槟州议会，还缺少3席才能执政。反之，国阵却拥有19席（巫统12、民政7，马华归零）。马哈迪就将首长人选交民政选出。当时与许子根争夺首长的还有吴清德，学者和博士对峙，结果许子根胜出。有人开玩笑说，林吉祥帮了许子根大忙（后者在国选失败后，担任林苍佑政治秘书，以致有机会出任首长）。

到了1995年时，林吉祥更拼足马力直扑许子根的丹绒武雅州席。这一回他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拿下槟州政权。可是槟州选民对1990年的大选结果差点失掉华人首席部长而耿耿于怀，深怕再重演1990年的顾此失彼的局面，也就转回投国阵。于是行动党在槟州议席兵败如山倒，只剩下一个州议席（章瑛）。这样一来，丹绒三役以失败告终，林吉祥不得不认命。幸好他保住国会议席。

不知道是风水出了问题，还是林吉祥“命中无运”？在1999年的大选，行动党在安华的撮合下，与伊斯兰党直接合作，成为被国阵攻击的软肋。

当时在打枪埔一带有人传开说，投行动党一票等于投伊斯兰党一票，以后华人不可吃猪肉了。没想到谢宽泰这一绝招，竟多出1百张票击倒林吉祥，连卡巴星也在日落洞选区受挫，真是虎落平阳。一场预想不到的“反林吉祥及卡巴星”运动也在党内传开，但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林吉祥又安然过关。

直到2004年的大选，转移阵地的林吉祥和卡巴星才双双回到国会。

没想到的是，当不成首席部长的林吉祥，在2008年大选时，他的儿子林冠英代他圆了首长梦。政治的诡异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刊登于2021年2月25日《东方日报》

从冠状肺炎想到伍连德

在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进入2002年时，几乎是疫情处处，没有一块是净土。直到今天，被命名为Covid-19（新冠肺炎）的病毒，已导致逾1亿人被确诊，而有超过240万人死亡。其情势之严峻，不但每日都报忧不报喜，而且死亡人数不断在增加中。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已有27万人被确诊，也突破千人死亡。

真没想到今天的疫情竟然是排山倒海而来，在在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和科技的失灵。已经是一年有余，才见疫苗问世，但成效如何？有待观察。

这由不得让人想起一位旷世奇才横空而降，战胜肺鼠疫，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他就是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伍连德医生（1879-1960），终年81岁。他在槟城大英义学毕业后，获奖学金赴剑桥大学深造，先后考获文学硕士和医学博士，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流行病专家。

他应清末政府之邀，在1910年的圣诞节来到哈尔滨了解实况，随身只带来一位助手林家瑞（后来成为他的学生）。他的第一工作是寻找病源，结果发现数以千计的商人大抓土拨鼠（旱獭），将其皮剥下，当成真貂皮在傅家甸及满洲里市集兜售。根据统计，在1910年就卖出250万张“貂皮”。

第二，伍连德开始怀疑是旱獭带来的病毒。因为生病的旱獭其外皮带有病菌，自然传到人体内。

第三，他劝人民戴口罩（口罩的流行起于此），也对病号进行隔离，禁止群体生活。

第四，至为重要的是，伍连德找到一位日本女子的尸体进行解剖（当年中国人迷信，尸体不可解剖），发现尸体内有活跃的鼠疫杆菌。

第五，伍连德在预防工作时漏了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尸体暴晒在道路上，造成病菌四处传播。因此即刻要求清政府批准他焚烧尸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11年4月，伍连德终于完成最后一道关，前后只4个月，有效地控制鼠疫蔓延。

第六，继后伍连德与苏联专家组成考察团，前往中俄边界考察旱獭鼠的老巢。结果发现旱獭是广布于草原的动物，因此采取限制两国人口的自由流动。

为彰显功绩，清政府决定在1911年4月在奉天（沈阳）举行万国鼠疫大会（国际大会）。除了推举伍连德为大会主席外，也在大会上赞誉他是鼠疫斗士。

后来伍连德的自传就是以鼠疫斗士为书名，撰写他的回忆录。内中提及他协助中国各地创办医院及医学院，功在民族。

从1908年到1937年，伍连德先后在中国住了29年，几乎已是一个中国通。在1932年，他连同另一名医学专家王吉民合撰《中国医史》这部巨作。直到今天仍以英文版一再重印，展现他在中医药学的认识。但他基本上是支持西医的，主张医学生一定要上解剖课，而且要与死人为伍。只有真正了解人体的结构后，才能对症下药。

另一方面，伍连德为人所熟知的是他一生反鸦片、反毒品。即使因此得罪英国政府，他也不以为然。

但在中国进入抗日时期，蒋介石要求禁毒委员会的人支持他的新生活运动（1934-1940），通融他用6年的时间来消除鸦片。

一向站在反毒前线的伍连德也就参与“谅解”政府的苦衷（因为从鸦片中征税，一年可得5千万元，足以支持扩大军队力量抗日）。

结果当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失败了，反毒“承诺”也失效了。

综观伍的一生，他是一个杰出的峇峇，也是一位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者。他擎起中国半边天（东北灭鼠疫），为后世所津津乐道。

本来我是在2020年出版的《伍连德评传》一书，以纪念他逝世60周年，后因疫情恶化，拉到今年才出版，但仍不失其意义。

可惜的是，我们只有一位伍连德，没有第二个伍连德，不然他对马来西亚疫情的控制也许更有成效。巧合的是，伍连德在110年前的灭病毒措施在今天仍是管用，可见不因时间改变了人类对疫情的控制方法。

（由谢诗坚著《马中天子骄子—伍连德医生评传》一书已出版，优惠价RM20，包含邮费，询问email: cpmcheah@gmail.com）

 刊登于2021年2月22日《南洋商报》

民政记得把林苍祐带回家

马来西亚民政党回到国盟的怀抱。虽然国盟不同于国阵，但基本上都是融会贯通的，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民政党是在2018年6月23日宣布退出国阵，以建立第三势力。当时舆论界并未感到哗然，而是以平常心看待遍体鳞伤的民政党。换句话说，民政是在不受挽留下离开国阵，但它又声称要走第三路线。

究竟什么是第三路线？而民政党又是立足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和层面？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当两者都不是的时候，创党人之一的陈志勤提出了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以区别走激进社会主义路线的劳工党和人民党。

这是另一位发起人之一的王赓武教授的主张，但他劝请陈志勤医生到槟城找林苍祐医生，因为后者有一批群众力量，也具有“华人英雄”的形象；尤其是在槟州，足以弥补陈志勤这位“无兵司令”的缺陷。

他们一拍即合，在1968年3月24日宣布成立“民政运动党”（Parti Gerakan Rakyat Malaysia）。

屈居副主席的林苍祐在衡量整个局势后，他决定将其领导的民主联合党（UDP）解散，用民政取而代之。这样一来，林苍祐成为民政党的实际掌权人。

林苍祐的阅历和经验远比陈志勤老练；尤其擅长战略斗争。这是他在中国重庆时，为国民党政府当军医时所累积的政治视野（1944-1947）。

当他在1947年返马后，便成为英殖民地官员笼络的对象，且在1951年被委出任槟州立法议员，也鼓励他在同年组织急进党（Radical Party），派候选人参加当年首开先河在乔治市举行的市议会选举。在9席开放竞选下，林苍祐的急进党赢了6席，但权力仍掌握在英人手里。因为还有另外6席是由殖民政府委任的，不在选举之列。

这样的选举自然不够刺激，也不被林苍祐所重视。因而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了马华公会。我曾问他加入马华的理由，他说是陈祯禄要他深明大义，华人始终要团结才有未来。

在鼓吹华人大团结的口号下，林苍祐成功地唤起华人对马华的支持，例如在1955年的槟州立法议会选举中带领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取得全胜（总共14席开放选举，另10席是委任的）。

林苍祐为了壮大马华力量，宣布解散急进党（1954年）。因此对林苍祐来说，他更换政党如同换衣裳，只要新的组织可以让他看到希望。

不幸的，在1957年不当首席部长的林苍祐竟在1959年的马华党争中败下阵来。在东姑施加压力下，他失掉马华总会长职。

不过林苍祐并没有放弃其民族主义思想，而是换了另一个策略，在1961年成立了民主联合党。但在多元政党理念下，走的还是华人的路线。直到1968年民政党出现，他才用民政标志换掉民联党标志。

结果在反风炙热下，在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登上槟州首席部长宝座（民政赢得16席、行动党3席、人社党1席及巫统4席）。

在因势利导下，林苍祐比较倾向巫统的敦拉萨，双方暗度陈仓。却因此引发以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及秘书长陈志勤的不满，他们连同其他反叛派向林苍祐发难。1971年林苍祐派反控制了全党，陈志勤黯然退党，另立社会正义党。1972年，民政党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再过两年（1974年）与巫统等政党组成“国民阵线”（国阵）。

我也曾问过林苍祐为何还要加入国阵？不是回到从前吗？

他回答说，许多发展计划没有中央的支持是走不动的。深水码头及槟城大桥没有中央的批准就不可能落实。

我又曾经问过他，您又如何看待马华公会？他说只能分给马华少数席位。高兴与否，则另当别论。结果在1978年及1982年的大选，民政与马华斗得天昏地暗。华人社会也见证了林苍祐与林建寿的博弈，一浪高过一浪。

1990年因竞选失利，林苍祐引退政坛，结束他半个世纪的政治长征（1944-1990）。继后，民政党进入了一个没有林苍祐的年代，党内外也渐渐地把这位“老佛爷”给忘了。

但是当一个政党失掉或不重视其精神领袖时，是危机讯号的开始。民政党就是将旗帜转向林敬益而让林苍祐心生不满。

其实林苍祐在1990年退休后，建议我找一批学者，从政治层面对他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批评。我说，因为找不到赞助机构，我无法开展这个计划。我后来听他说，他的录音回忆录已被新加坡历史学会完成。也许会有人对此有兴趣。

依我看来，林苍祐基本上是民族主义者，他在后期不动声色和低调下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用1块钱将土地分给马来商会及马来人公会（前者在移民厅对面，后者在安顺律与中路交界处）以安抚马来人。

其二，他决心改造峇六拜，一是乡村城市化（Urbanisation），另一个是工业化（Industrialisation）。经过打造后，外国工厂入驻，本地厂家也纷纷设立。同时廉价屋和较高档的房屋也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卫星市，叫做峇央峇鲁。这个新国会选区也因华人投入成最大族群，候选人归华人政党选派。这个高瞻远瞩的策略奠定了华人在槟州的优势。就此而言，林苍祐的精神是不能丢弃的，他用心血打造一个多元化的槟城，但华人的特性没有改变，反而成为国家的典范。

今天也不是时候建立第三势力，民政更不能成为孤魂在旷野流荡。因此民政选择重回国盟，也不是坏事。但现在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关键在于民政怎样摆出一个新形象，认真地为林苍祐塑造一座丰碑和纪念馆，因为没有林苍祐就没有民政党；没有林苍祐也不会有今天的槟城州。

今天的民政要一手抓住历史，另一手抓住未来，才能看到曙光，否则它依然走不出困境。

 刊登于2021年2月18日《东方日报》

新春走笔：“两个危机”

本来大家都以为，2月4日后当局必然会放宽行管令条件，其实不然，政府还是延长行动管制令（除了砂拉越之外），且要人民遵守标准作业程序（SOP）。若有触犯，开出罚票，毫不容情。

这一下子，又从2月4日延长到2月18日（这已是农历年初七），但我们不知道在这之后又是什么情景？这是第一次马来西亚的华人没有庆祝农历新年。

当下最为严重和令人不安的的是两大问题。其一是失业率增加。根据统计局（DOSM）的数字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的失业率因受第三波疫情的影响，提高到4.8%或77万2千9百人，较上个季度提高0.1%（上个季度是4.7%或74万5千人失业）。

一项更让人不安的报告是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局（Unicef），它揭露从去年9月到12月的调查中，有发现在巴生谷一带的失业率增长多一倍。在所调查的吉隆坡廉价屋的500个家庭中，失业率已从9月份的7%增加到12月的15%。换句话说，每个家庭的三人中，就有一人失业。

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63%的家庭面对收入不足，即使政府有提供经济援助。

报告公布后，数位国会议员如陈义侨、郭素沁、法米及聂纳兹米群起炮轰政府；甚至连前首相纳吉也加入阵营抨击政府的抗疫措施已告失败。在诉求中，他们要求联邦直辖部长安努亚采取有效行动，例如开放土地，而不是在此期间发放粮食和慈善礼篮做做样子，于事无补；同时也不要搞派系政治。

根据最新的报告，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说，在37万余名被裁员中，已有10万人找到工作，可是这些主要在餐饮业、交通及娱乐领域工作。但在疫情严重下，也不能开业。

即使政府在去年9月有对15万家公司的员工做出补贴，免除100万人失业的危机，但失业率仍然企高不降，达到4.5%，这个百分比是自1993年以来是最高的失业率，马来西亚失业率一般都维持在3%之间。这意味着，新冠肺炎严重地打击我国的经济成长。

除了就业情况不明朗外，我国的教育更是充满挑战。当下有20万名失业或待业的大专生需要政府解决外，还有每年从大学及大专毕业出来的大学生已增至15万名，政府只能通过培训计划让大学生拥有技术能力进入工厂工作。

为此，企业发展与合作社部长旺朱乃迪说，政府计划通过官联公司的合作，为他们提供培训而成为技工。

另一方面，手机和电脑成了当下年青人的新宠儿外，我们也发现学生也走进互联网的世界，通过视频上课。这对国家的未来人才的培养是有很大的问题。

来自韩国现任职于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余炫澈（Hyuncheol Bryant Kim）在《南华早报》撰文指出，将学生隔于校园外是最后的途径，因这样会损害学生及社会。从今年开始，让学校恢复正常是首要任务。

其一关闭学校对控制疫情没有帮助。澳洲及德国已证明这一点。在南韩有127例被确诊，但只有3例是发生在学校。

其二，学生将丧失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而教育是伴随着人类生命而存在的。

其三，对贫穷家庭的孩子不公平。网上上课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做不到的。

其四，学生被证明少染上疫情。

其五，让孩子整日在家，与老人多接触会增加中招的机会。

他的意见很中肯的。但香港教育局长说，凡是要开课的学校，只要老师遵守两周检验一次就可，政府不会实施强制性停学的措施。

其实，香港至今只有1万多例被确诊，而有186人死亡，比马来西亚少得多（马来西亚确证病例24万余例，且超过900人死亡）。如果马来西亚100万的大专生；200完的中学生及300万的小学生继续养成视频教育的习惯，国家的未来就可能失去方向，因此恢复上课是当务之急。

不要问我们春节过得好不好？但要问我们在春节过后这个世界会变好吗？两大“危机”会消除吗？

 刊登于2021年2月15日《南洋商报》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依据新闻报导，新冠肺炎最先爆发的地区是在中国武汉。在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内部通报称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到了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被关停，也有8名网友因发布疫情而被认为信息不实被内部处理，包括李文亮医生。1月23日（距离春节前两天），武汉宣布封城，关闭离境通道。2月7日，“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病逝。进入4月8日，已有50008人被确诊，而有2572人逝世。也是在这天，武汉恢复对外交通。

从封城到开放，前后76天。截至2021年2月4日为止，武汉确诊人数为50340人，死亡病例3869人。分别占全国确诊人数的50%（全国共有101167例）和死亡人数的80%（全国共有4820人死亡）。

另一方面，进入2020年2月后，疫情开始在全世界蔓延，而且情势锐不可挡。而在2月11日世卫组织已将这类突如其来的病疫称为新冠肺炎（Covid-19），但美国的特朗普及某些西方领袖却一直形容此为“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意指中国是病疫传播的源头，不但要向全世界赔偿，而且要负起善后的责任。但中国极力否认是“零号病人”的带头者，也怀疑是美国军人于2019年在武汉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2019年10月18日起，为期10天）时带来的。再进一步，美国更指责是中国设于武汉的病菌研究室泄漏病毒所致；再不然就是中国售卖的海鲜动物带来的病毒（比较普遍的例子是蝙蝠）。

正因为美国方面的喋喋不休，中国也就同意让世卫的专家团在近日访问武汉两周，以实地考察和“取证”。

不过世卫专家团访问后的初步印象是，即使武汉市场利于病毒传播（在当地有一个大海鲜批发市场），但不意味着起源于此。

专家不否认海鲜市场不完善，但未有证据证明病毒源于哪里？此外，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一切都完善，不可能会发生泄漏病毒的事件。

恰巧此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指责中方不予以合作，而中方也否认有设下任何障碍。

对美国而言，初时特朗普抗拒戴口罩，不相信中国人发明的口罩有其好处，民众也不以为意。直到今天，令人震惊的是，全球已有1亿余人被确诊，更有220余万人死亡。这个数目对现代科技发达的世界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号称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竟然名列榜首，有2千7百万人被确诊，并有46万余人死亡。此外，共有2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不同程度的袭击，更导致经济一落千丈，整个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落与恐慌。

正在此关键时刻，疫苗的出现和生产成了及时雨。

当下进入市场的有瑞辉/BioN Tech的疫苗。英国监督机构指出，此疫苗有高达95%的保护率，可安全上市。

资料显示，这类疫苗属于核糖核酸疫苗（RNA），是一种全新的疫苗，此前从未在人体身上注射过，不过此疫苗必须在零下70度左右的环境中储存，可冰冻5天。

另外一种是美国生产的莫德纳（Moderna）疫苗，有效率高达94%，也是属于核糖核酸疫苗。在得到美国FDA批准后，已投入市场。但此疫苗必须在零下20度储存。

此外，中国科兴生物已生产其莫尔来福疫苗。虽然这是用比较传统的方法制成的（灭活）病菌，但它的优势是可以在冰箱温度2至8度储存。这意味着此疫苗适合在热带国家使用。当下已使用的国家有印尼、土耳其、巴西和智利。

还有，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尚未进入第三期试验，不过由于情势所需，此疫苗已为国内100万人注射。

同样的，马来西亚的疫情也进入紧张时刻，几乎每天都在4千例摆动。目前已有23万人被确诊及826人死亡。

由于情势不容乐观，除了实行管制令外（MCO），也强制性地促请人民遵守SOP。

与此同时，政府也宣布疫苗将在2月杪之前投入市场，以遏止疫情不再恶化。老实说，在过去1年疫情的起起伏伏，已让人看不到头，不知何时才能让70亿人口注射完疫苗呢？

中国的经验撇开政治不说外，其他国家也可以采用中国的模式试一试。毕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刊登于2021年2月8日《南洋商报》

从阿巴斯到汤米

前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在其回忆录《我的故事：旷野中的正义》中有一节描述他在1987年萌生离开马来西亚的念头。因为在1987年10月27日政府援引内安令，在全国逮捕百余名精英分子和政界领袖，其中有很多被捕者是他所认识的（指茅草行动）。他说：“我对马来西亚的前景感到沮丧，我无法相信，民主空间被缩减了许多。”

接着在1988年5月，马来西亚又发生司法危机，联邦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被革职，加速了他举家移民加拿大的步伐。他是在1988年11月30离开吉隆坡，选择定居在风景如画的温哥华，直到1991年因其父母不习惯加拿大的生活，才在年杪举家回到马来西亚。

所谓的“茅草行动”是指在1987年10月27日，政党及华团因反对政府派遣非华裔教职员出任华校主要教职而在天后宫举行抗议大会。另一方面也引发巫统拟在吉隆坡举行大集会。在气氛紧张下，政府采取行动逮捕了105人，且暂时查封三家报馆，即《星洲日报》、《英文星报》及马来文《祖国日报》。被捕者除了各政党领导人外，也有知识分子和精英分子，是最大的一次大逮捕。

所谓的“司法危机”是指发生在1988年联邦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被革职的大事件；旋后又发生法院中5名大法院也被停职接受调查。他们被指控企图为沙礼阿巴斯翻案。汤米因为不能忍受司法制度受到如此的大冲击而感到心灰意冷。

巧合的是，沙礼阿巴斯是在今年1月17日逝世，我们有必要提及这两位人物，因为他们都为政治做出牺牲。

沙礼阿巴斯（1929-2021）的后半生充满了挑战与挫折，主要是与马哈迪纠缠不清。也难怪汤米说，前首相敦马是一个复杂的人，尽管自己曾经与他单独会面50次，仍然读不懂他。他也形容敦马是一个神秘的政治人物，有时离开底线，批评一些马来支持者。

马哈迪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在1986年慕沙希淡辞卸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后，竟飞去瑞士达沃斯会见东姑拉沙里（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劝后者在党选时角逐党主席，而他则会捍卫署理主席职。

就这样，巫统党选分成AB队，前者由马哈迪领导，后者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结果马哈迪团队胜出，B队黯然离场（党主席之争的票数是761对718，多数票是43张）（党选于1987年4月24日举行）。在25名票选中委中，B队只胜了9席。

选举过后，B队人马推出12人（其中1人后来退出）致函巫统理事会要求正视党选的争议。在未能得到A队回应后，B队在1987年6月25日入禀法院，要求宣布党选无效，维持党选前的阵容，直到最终的选举为止。法庭也在后来促请双造庭外和解，有效期直到10月14日。

1988年2月4日，因没达致庭外和解，法院终于作出判决，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但马哈迪派不上诉，反而另行注册“新巫统”（UMNO Bharu），于2月13日取得注册。

与此同时，东姑拉沙里也不示弱，在前首相东姑及胡先翁的支持下，申请注册“马来西亚巫统”（UMNO Malaysia）。结果申请被驳回。

在无从选择下，东姑拉沙里决定将案件进行上诉，希望可以让原巫统“重生”。结果联邦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订在在1988年6月13日聆审上诉案，这是史无前例地订下九司会审，政治角力已从政坛转向司法领域。

阿巴斯这位传奇人物毕业自英国，从1969年到1979年任法院检察长（Solicitor General）。而后升任联邦法院法官。四年之后，又再提升为首席大法官。在1984年后，他成为联邦法院院长。1985年1月，政府取消可上诉到英伦枢密院的条文，也就将联邦法院易名为“最高法院”。但在1994年，最高法院又再更名回联邦法院。

意想不到的是，在开庭之前的4月份，慕沙希淡转成马哈迪的人，反对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认为这种做法将分裂巫统。

另外，原B队大将的阿都拉（后来的首相）也转回A队，形势对马哈迪更为有利。但马哈迪还是不放心，他知悉法院的法官多数倾向B队，便先在5月27日召见法院院长阿巴斯，促请后者提出辞职，因为阿巴斯私下曾致函最高元首和各州统治者，投诉马哈迪干涉司法，“以下犯上”。

在阿巴斯先是同意后又是不同意辞职下，马哈迪在同一天致函院长，表明他已被终止职务，从5月26日起生效。

随后，按照宪法规定，必须设立调查庭调查院长之失误与过错。有关调查庭在6月13日组成，且定下6月29日开庭审理院长案件。

基于时间紧迫，阿巴斯向苏莱曼法官接触，要求开庭审理其上诉案。结果共有5位大法官（旺苏莱曼、佘锦成、莫哈末阿兹敏卡玛鲁丁、尤索夫阿布卡迪及韩沙）发出禁制令，阻止调查庭开庭审院长。

不料在7月6日，身为代院长的阿都哈密向元首建议，暂终止这5位大法官职务。于是政府又得成立另一个调查庭。调查结果，旺苏莱曼及佘锦成罪名成立，应予革职；而另外三人无罪，得以复职（1988年10月6日）。

整个案件，从1988年5月到1989年的5月，整整一年才见沙礼阿巴斯出版其回忆录。因发生在5月，因此他的回忆录取名为《五月的风暴》或《五月的正义》（Mayday for Justice）。正是在1989年的8月6日有关案件已进入尾声，院长被正式革职；而B队的上诉案也在8月8日被驳回。换句话说，东姑拉沙里的司法斗争败下阵来。

无论如何，1988年已成为马来西亚司法界的冬天。此后司法也不可避免在有必要的时候与政治挂上钩。

正如汤米对过往发生的事件有所不满和失落，也是与政治挂钩，例如汤米能保住其总检察长地位竟是因为伊斯兰党不再反对，才使马哈迪松了口气。这只能反映出包括马哈迪在内都没有跳出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因此从阿巴斯的丢官到汤米的辞官，如果不是政治已走进司法，哪又是什么？

两人先后都碰上马哈迪，结局有些不一样。但总的来说：政治正确是永远的；正义至上是一时的。

 刊登于2021年2月4日《东方日报》

马哈迪悟昨非而今是？

前任马来西亚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Tommy Thomas）于1月26日突然通过新书预告惊爆出他出任总检察长的一段离奇经历。

这本在1月30日发行的个人回忆录取名为《我的故事：旷野中的正义》（The Story: Justice in the Wilderness）。在书中，汤米揭露马哈迪在2018年6月5日告诉他，他的委任已获得最高元首的批准，但马哈迪要求他在翌日辞职。

汤米形容他当时感觉到马哈迪如同投下一枚炸弹，他完全惊呆了，也被击倒了。因而他要求敦马必须发表一份新闻声明，解释他的辞职原因。敦马则要他在当天下午5时前给他一份草稿。

不过汤米并未交待他为何后来又没有辞职的原因。他还先后担任了20个月的总检察长，直到希盟政府在2020年2月倒台，他才在2月28日呈辞。

当时他说，既然敦马已在去年2月23日向最高元首请辞，他也得跟着辞职，因为他的职位是敦马委任的。

其实敦马委任汤米成为总检察长也有一定的理由。汤米除了精通法律知识外，也博览群书，是个学问渊博的精英。即便他长期在律师行业服务，但应聘处理的大案和重要案件也突显了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其中荦荦大案件包括：①1988年司法危机时，6名法院大法官被勒令休假，包括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②2001年及2010年先后代表伊斯兰党及登嘉楼州政府起诉国家石油公司，追讨石油税；③2007年代表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成功向瑞士共同基金骗局索讨8300万美元的款项；④2013-2014年，代表槟州政府入禀联邦法院，争取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虽未成功，但表达了州政府向选民兑现其竞选宣言。⑤在2016年，代表76名MH370客机的乘客入禀法庭，要求马航公开失踪客机的文件，包括调查报告。此案至今仍然扑朔迷离；及⑥于2013年代表陈平家属入禀法庭，要求允许将陈平遗体葬在其家乡实兆远。案件虽未获胜诉，但在2019年时，陈平骨灰则在争议中运回实兆远。

从上诉办案来看，在2018年已66岁（1952年出生）的汤米是适当的总检察长人选，尽管他非马来人，而是印裔，也不是伊斯兰教徒，但马哈迪在二度任相后，大胆地起用了可能触怒了某一方的情绪，结果也应验了。因为从独立起，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总检察长都是由马来人担任的，而汤米的委任是十分破例的，也是迟来的春天。

除此之外，汤米也在2016年先后出版两本法律著作，其一是《有关法律的政治与经济论述》（Anything but the Law (Essays on Politics & Economics)）；其二是《滥用权力》（Abuse of Power (Selected Works on the Law and Constitution)）。

他的著作反映了作者的人格与他的职业道德，出任总检察长是无可挑剔的。

与此同时，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因素的考量，敦马在2018年希盟取得执政权后，也意料之外地委任林冠英为财政部长。即便敦马也同时委任阿兹敏为经济部长，将首相署的经济策划组的大权移入经济部，但也引起马来社会的不满。他们认为自从1974年陈修信辞职后马来西亚就不再有华人担任财政部长。未想事隔44年，马哈迪又反其道而行，难道他已放弃他历来所坚持的马来人至上主义？

同样令许多人震惊的是，马哈迪在2019年6月委任拉蒂法出任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马华总会长魏家祥这样评论道：拉蒂法的任命是为了阻止安华拜相。敦马旋后否认与安华任相有关。

拉蒂法于1973年出生于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三个月大时与家人移居马来西亚。她是52年来首次出任反贪局主席的女性。在这之前，她是一名活跃的人权律师，也担任过人民公正党的法律局及宣传局主任。在党内倾向阿兹敏，不属安华派，也经常发文指责安华。

虽然是伊斯兰教徒，但她的印裔种族是原有的标志。担任反贪会主席，她得到的赞赏是不高的。她在希盟倒台后也辞职了。

严格来说，马哈迪这三项的任命可说是不符合他一向的思维，他对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因此他在担任首相的22年间，他的政策是以捍卫马来民族的权益为导向的。他在那个时期也从来没有破例委任非马来人担任要职和高职。

即使到了2016年，另起炉灶的马哈迪还是坚持地成立属种族性的土团党，没有开放给其他种族和非伊斯兰教徒加入。

但马哈迪为什么在2018年作出上述的布阵，而后又以辞职解套？

就不知道马哈迪是否在两年后才醒悟，最终以辞职作为选人不当的代价？这是否意味着马哈迪要恢复马来人至上的理念？再者，希盟的倒台不知可以把相关的因素涵盖在内？

 刊登于2021年2月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