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大团结功败垂成

香港左派的“银星艺术团”的演出无疑的对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起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是绝对性的。

顺着银星艺术团行将掀起的热潮，马华公会分别于1971年2月7日，8日，3月14日及4月25日假吉隆坡、怡保、芙蓉及槟城举行华人大团结集会。当然这不是竞选的群众大会，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举行的各华团派代表的大集会。情况之热烈，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谈论华人大团结。但华人团结了吗？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呢？原因是马华公会推动的华人大团结运动是陈修信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事先并未在马华中委及各州际领导层详加讨论，也没有一套完整与完善的计划，以致华团大会在名义上是由华团领袖的人主持，不是马华的党员也可参与其中。

让我们看看在吉隆坡大会后产生的《马来西亚华人促进团结委员会》名单即可一目了然委员来自不同的背景：庄汉良（来自槟城大会堂领导人）、张耀宗、黄伟强、李裕隆（马华少壮派）、杜志昌（董总）。林坤杰、沈慕羽（教总）、赵燊儒（专业人士）、郑琬文及顾兴光（前社阵市议员）。

这些人在基本上都认同华人大团结，但不一定认同马华公会的议程，而且所通过的所谓“六点宣言”都是不着边际的内容，只有一条比较有现实意义：坚信每一马来西亚人之平等自由权利不受转移亦不可侵犯。

即使如此，在陈修信看来，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华人大团结，而且只团结在马华的旗帜下。他这样说：这不是要助长华人沙文主义，也不是要和马来人及其它民族对抗，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华社不但对华人本身无益，而且只能带来政治不安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因为尚须要很长的时间来完全落实只有一种马来西亚人的民族。

在这方面，陈修信所推动的华团运动是具有下列的目的：其一是消除华人帮派，不再分成客家人、福建人、广东人或海南人等等，大家与马华认同政治思想；其二是要华人消除左右派思想斗争，以团结为重；其三是希望华人团结作为他的后盾。

在一时之间，陈修信的“威望”确实从低潮又顺流而上达到高潮。主观上他是在表面上看到华人都支持他领导华人大团结，但客观上，他又面对华团组成的委员会中出现“离心”的趋势；尤其是当这些人主张自行注册成为一个单位时，已显露它要脱离马华而存在，至少要与马华平行生存。这当然是不被陈修信所允许的。

其它政党又持什么态度呢？它们都是坐壁上观，乃至袖手旁观，静观马华到底要把华人带向那里？我曾问过忙于应付党内分裂的民政党头子林苍佑，他说由他们去吧，民政党不介入这样的运动。言语之中，表达出他的多元理念的民政党不认同这种政治游戏。人民进步党选择沉默；民主行动党作隔岸观火。所有不属于马华的政党在“风头火势”下自然不便有什么抗议，但它们不会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身为报人的又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由于整个华人社会都动了起来，华文报章也就一窝蜂的大事报导和表示支持，以顺应潮流，不过也刊登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以显示“民主和自由”。
虽然马华未有面对外来的太大压力，但正如我上边提到的，陈修信被捧上成为“华人最高领袖”（霹州闻人杨金殿以霹州华人团结大会发起人的身份给陈修信的“封号”）后不久，便在马华党内出现争议。

身为马华署理总会长的许启谟于1971年2月28日公开发表声明指责有人藉陈修信团结的呼吁，搞起沙文主义的政治。马华另一中委陈东海则“愤而辞职”。

至此我们看到陈修信一人在扮演积极的角色，未取得马华高层的一致支持，这显示总会长的“权威”是不受挑战的。可是真正挑战总会长的“权威”的则是来自“华人团结委员会”。它要绕过马华公会，不受陈修信的指挥。委员之一的李裕隆更在5月14日公开宣称：一个属于非政党的团体──“马来西亚华人全国团结运动”将于最近成立。

这意味着“华团委员会”要自行独立，加速它与陈修信的“对峙”局面的形成。因为这与陈修信所要达致的目标是违悖的。他在较早时（4月15日在槟城举行的华团大会，7000人参加，可谓声势浩大和壮观，地点在中华体育会的大草场）这样说：华人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邀请现有的华基政党解散，组成单一的华人政党；第二是促使更多的华人来支持一个现有的政党，那就是马华公会。

在讲话中，陈修信声明不能成立另一个超政党的团体，因为华人团结运动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活动。

当“华人大团结运动”轰轰烈烈闹了3个月后，巫统领袖有话说了。前首相东姑表明再另立一个机构，将分裂华人，应支持马华公会。秘书长洗努更坦言：应支持马华，而不是独行其事。另一副主席端赛纳雪更直截了当要“华人团结运动委员会”自动解散。

不用说，在陈修信的反对下，所谓注册事宜没有下文，而一时澎湃凶涌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就在8月之后无疾而终。

陈修信既不能讨好左派，又不能讨好右派，弄得两头不到岸。他的“华人最高领袖”称号也因之而消失了。斗争于是又转向马华内部。

由于马华公会的华团运动“开花不结果”下，转而在党内大搞“华人精神革命”（1972年10月），企图重振士气，结果又演变成另一个闹剧。其中最教人喷饭的是李孝友的莫明其妙的言论：“华人应摈弃拜金主义，复仇主义，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及恐怖主义等等（总共21个主义要不得，省略不提，否则你一定捧腹大笑），而应发扬折衷主义，进步主义及开明主义等等。”

他把精神革命弄得一蹋胡涂。根本是突发奇想的玩意儿，参与这场所谓“革命”的人有李三春、李孝友、曾永森及林敬益。目的无非是转移华人大团结失败后的另一个权宜之计的策略。但这里头有一个大玄机隐藏其中。这是李三春的一步高棋，他虽然已身为马华署理总会长（接替许启谟于4月15逝世遗下的空缺），但巧妙地推出林敬益担任“精神革命”委员会主席，本身则在幕后操纵马华的运作。

林敬益（1972年1月1日被陈修信推荐出任新村事务部长，越过李三春而上，致使仍留在副部长的李三春感觉不是味道，也为林敬益的政途种下祸根）接受这一任命后，也不懂得如何开展“精神革命”。他被摆上台面的结果是最后导致他与陈修信交恶，被陈修信革掉（1973年6月）他的“马华政治命”。

“精神革命”原来是一项政治议程。

走进历史再走出历史

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在广汀会馆赞助下，于3月24日至27日在槟城联办《槟榔屿华人研究》交流会是切合时宜的，也具有温故知新的意义。

这是继韩院于2001年杪与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合办《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后的另一场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会。

如果连同配合韩院“华人文化馆”于2003年中开幕礼而举办的学术文艺活动也算进去的话，则今次是第三次较具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对一间成立短短5年的韩江学院来说，有此三项的国际性活动，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今次我们把研究的焦点放在槟城，一方面是认为槟榔屿有丰富的史料展现其独特性；另一方面是槟榔屿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国际战略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果然来自新加坡、中国、台湾的和本地的学者，彼此集智能于一堂，表达各有精彩。其中包括田野调查研究心得；历史事件与发展的剖释；先贤的足迹乃至殖民地时代华人生活的面貌。虽不尽齐全，但确可与槟城古迹信托单位于2003年举办的《槟城历史》研讨会相互映辉。我们是用双语进行交流，而后者是专用英语交流。

事实上，也是不容否认的是，英文的史料远比华文史料充足与丰富，而且很早开始已有英国学者及本地学者陆续出版多本英文专着，更有政府档案和国家图书馆提供的英文资料，遂使到本地历史研究成为一面倒的局面，历史观难免受到殖民地思想的影响。久而久之，形成本地的学术研究趋向英文，且误以为只有英文才配登上学术殿堂。

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本地的华文史料在“文化开放下”陆续的浮出枱面，尤其是在殖民地时代的被封盖的左派运动和斗争已告解禁和辑成专书出版。即使是最讳忌的马共历史也走出法令的封尘，最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已经成为公开的文献；还有其它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华文刊物都挤向市场或重新出版。

如果这些不集中和点点滴滴的华文史料被集中的话，其份量得以和英文史料相提并论，也可显示出华文史料足以填补英文历史资料留下的空白。

韩院成立华人文化馆的最大意义就是通过收集华文史料和文物及图片，来弥补和改变传统的治史路向。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平衡的角色，提供一个平台，让本地历史成为并行线，不再是英文一支独秀的世界，华文同样可以走进学术殿堂。我们已成功地迈开这一步。

若是华人社会能够重视先贤的文化遗产，在社团学校林立的今天，努力充实与珍惜宝贵的史料，个别设立文物室或史料库，肯定会激发后来的学者认识到掌握多种语文的重要性。因为历史不单单是用英语说话，而是用多种语言说话。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致开幕词中说得好：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忽视和不了解历史就如同民族失去了根。我们应当从历史看未来。不仅于此，我们还应该拥有世界观来研究历史和探讨历史，不能只看到自己。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也是生活在地球一方，必须要有宏观的视野和宽大的胸襟来看待过去，放眼未来。

他说，正如槟榔屿的市区，历史反映出一条街或一个小小的地区，就存在着不同庙堂和教堂并立其中，也存在着各民族溶合于一炉的生活。这在世界上是罕有的，可以说这是槟城独有的《文化资产》（文化遗产）。

许子根的含意是要我们懂得走进历史，但又懂得走出历史，不要沉浸在历史的迷宫中不能自拔而唯我独尊；而是要走出自我，溶入他人的世界。让历史成为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一盏明灯。我们不孤芳自赏，也不自卑自惭。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你也有我。世界包容了我们，我们也要包容世界。这就是说，能够从历史走出来的人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认为经过这次的研讨会，来自新加坡及其它国家的学者和研究生们，已确实地走进槟城，了解槟城，不再是“纸上谈兵”。槟城的真实多元化的面貌已打开他们的心扉，也从槟城看到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因为有过去，才有今天，正是“古人不知今人事，今天须知古世情”。

我们不要“塔利班” （横刀立马）

*飞扬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说，内阁对最近宗教局的突击行动感到不悦。因此决定凡是要执行有关突袭时，必须事先得到警方的批准，且要有高级警官随行。

他是针对最近以来发生的宗教局的突击检查男女幽会事件，引致投诉和抗议侵犯隐私权及人身自由的事件作出有关的决策。

根据我们所知，一些州属成立了宗教行动局，并授权市政局有权对“违反”宗教禁制的行为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对夜生活场所的突击检查及在接获情报后，对不是夫妻身份的回教徒男女“幽会”登门“扣捕”。

由于事态被视为严重，纳兹里接获有51团体签署的备忘录，并有约200名闻人联合签署的备忘录，其中包部长及国会议员。

这些人宣称是属于“马来西亚反对道德监视”的组织认为宗教局被赋予的权力过大，而且市政局也不应有权进行这类的搜查。最为一劳永逸的是取消这样的条文。

在评论有关事件时，纳兹里表明以他为首的国会人权小组将会对论此事，接着他说了语重心长的话：“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我们不要马来西亚变成塔利班的统治。如果我们不阻止的话，可能会恶化下去。”

他再补上一句：“没有一个宗教可以统治人民的私人生活。”

我为这一席话所感动，但我也希望纳兹里坐言起行。能在此时此刻遏止“极端的宗教行动”干扰人民的日常生活，否则情况会越发脱轨。

也许我们都没有领教过什么是“塔利式的统治”，但如果我们从历史事件中认识“塔利班”的恐统治就会不寒而栗。

这个极端组织在80年代初期在阿富汗形成。首先是一群民兵进行抵抗苏军的入侵，90年代苏军撒出后，塔利班军事组织趁势控制了阿富汗部份地区，包括首都在卡布尔，最终在阿富汗建立起令人发齿塔利班政权。

这个政权的两大特色是：Œ在阿富汗全面实行极端的神权统治，禁止妇女拋头露脸，不要教育，不要计算机，不要科技，更不准拍照。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看不清其头子奥尔马的真面目。

在塔利班政府的雷厉风行的严刑竣法下，阿富汗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国家，人民生活在没有目标，只有被极端神权折磨的苦难的日子，俨然已倒退到中世纪的部落生活。

它更允许一个恐怖组织－－取名为卡伊达在阿富汗境内建立军事基地，训练杀手和敢死队，向世界和平挑战。其头子就是被美国形容为第一号公敌的奥沙马宾拉登。

自1996年执政以来，塔利班就切断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我行我素，压制自由，搞得民不聊生。如果没有发生恐怖份子于2001年的“911”事件，骑劫飞机撞毁两幢纽约摩天大楼，也许美国尚不至于开大军敉平塔利班政权，也许阿富汗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因为孰可忍，孰不可忍，美国终于开动机器，一举拿下阿富汗，从而揭开所谓神权国家的恐怖，这就是塔利班带给阿富汗的悲剧性灾难。

虽然马来西亚绝不会走塔利班的倒行逆施的政策，但这些年来，国内的一些极端回教份子都不断叫嚣和利用某些方便，要把马来西亚推向神权统治的可怕境地。实在需要提高警惕和慎防。

例如侵犯人权的突击行动，服装的限制和男女授受不亲的措施乃至断肢法，就是一种征兆。希望纳兹里把好这一关，并促使有关行动被制止，连同违反人权自由的法令也应取消和终止。

从马骐骝到尹树基 （横刀立马）

*飞扬

槟州有两位总警长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目前的总警长尹树基，另一个是70年代初期的总警长马骐骝(Albert Mah)。他们官职虽然一样，但作风不同。他们一个形象刚强，一个形象刚柔，却为了同一个目的：克制罪犯和减低犯罪率，可谓殊途同归。

我先说马骐骝，他是在“513”事件过后不久被调升出任槟州总警长的。那是70年代初期，他的曝光率很强，主要是面对媒体畅谈他的破案心得。有一次他在一项较为公开的讲座会上透露他是如何破案的。他说，为了侦破罪案，他及同僚们有时不得不乔装成普通人，或则扮三轮车夫，或则小贩，甚至也会在必要时扮扛棺者，目的是不让犯罪嫌疑人预先知道有警方埋伏。在这种隐蔽的情况下，往往出其不意的有大收获。

他说如果是摆明警方人员，也就是身在明处，就不容易混入人群中在暗处与罪犯斗智斗力。因此他选择隐藏身份的手段来使到犯罪者提心吊胆，让对方误以为周围有没有警方的人在监视。他认为这种破案手段使到作奸犯科者在疏于防范下落入警网。由于马骐骝身体力行，在当任期间，盗贼即使不“闻风丧胆”，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结果槟州的罪案有显著的下降，治安也得到改善；尤其是私会党羽，更是对他“敬而远之”。慢慢的，马骐骝也就赢得“铁腕巨人”的称号。一时之间，人气急升，几成家喻户晓的风头甚健的警界大阿SIR。

1974年大选前，他突然选择提早退休，人民都惋惜少了一位“治安英雄”，就是因为他的急流勇退是在名气如日中天时刻，很快被马华公会抓住时机邀请他出征升旗山国会黑区，为马华夺回国席。
马骐骝也就二话不说立马上阵，结果为马华打了漂亮一仗，赢回宝贵一席。为什么他会旗开得胜？主要是因为他当总警长时留下佳话和传奇的故事。选民都寄望他在政治上能有一番作为。

不过，好的官僚与杰出的警官是不与成功的政治人物划上等号的。从未直接参政，也不是由基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他，对政治可说是陌生的。面对的是选民，不是罪犯；面对的是投诉而不是如何破案。这新的任务和新的工作环境终于未能使他得心应手。因此做了国会议员后的马骐骝，逐渐失去往昔的风采。他也不善于在政治海洋中游泳，既不能挤入马华的领导层，也不能与民打成一片，最后他选择退休政坛，不再参加1978年的大选，转而成为一名商人。自此而后，马骐骝似乎在“人间蒸发”，我们再也未看到他在公共场合出现。年轻一代的可能不知谁是马骐骝，但在70年代，他可说是槟州风云人物，名气不输于槟州首席部长。

正当人们淡忘他的时候，无独有偶的槟州又迎来另一类的总警长。这位尹树基新官上任就向传媒打交道，而且毫无讳言他要采取的是亲民政策，准备用软的功夫来和“罪犯作战”。

果然，尹总警长坐言起行，破天荒地订下每周接见人民，亲自聆听人民的投诉。不仅于此，他还不时应政治人物之邀，在公共场合演讲，促请人民与警察一道维护治安与打击罪犯。

这种形同政治人物作风的总警长的“以柔克刚”之道也不亚于铁腕巨人马骐骝所收的效果。根据他自己说法，槟州罪案近月也大大地好转了。如果马是采取“暗中破案”的策略，那么尹是采取“明的防范”手段，各有精彩。

如果马骐骝在当议员的年代，有尹树基的亲民作风，他会有更高的成就。可惜他的性格是偏向公事公办，以致在后来转换身份的马骐骝，留下的是一个“不令人怀念”的国会议员的遗憾。

但不知在3年后，尹总警长退休时，他会不会赶搭2009年的大选列车？

银星艺术团掀起巨浪

1971年我转到《星槟日报》编辑部后，眼见马华公会借助国会民主重开（2月2日）的新形势下，采取两个策略，其一是大开门户，广招党员；其二是在2月7日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响应不绝，蔚成一场“波澜壮阔”的场面。

但与此同时，有一个十分重要且意想不到的发展是：马华总会长陈修信相信华人有很多是支持左派政党的，而要把这股巨大的力量整合起来，唯有依靠左的策略才能收效。果然在一些人的游说下，陈修信同意一批“有志之士”，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进行穿针引线邀请香港左派的“长城”，“凤凰”及“新联”三家电影公司的演员组成“银星艺术团”来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作盛大与公开的演出，以激起华人的民族情感，进而支持马华公会的华人大团结运动。

刚巧在当年的一月份，雪兰莪等地发生严重的水灾，万千居民（各民族）受到影响，陈修信以此为由，协助申请者请政府特别批准这样的“别开生面”的演出（1971年3月份）。

老实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年代，这种具有左的思想意识的演出如果不是陈修信为了推动政治议程，是绝不可能被允许在本地上演，因它完全不符合马华的一贯政策和路线，但为了达到团结华人的目的，陈修信也打出一张“左牌”。这一下子，真的轰动起来。不但新闻界大事报导，而且华人群众也激情兴奋。正好配合华人大团结运动的掀起。

我虽然已在《星槟日报》服务，但与《星洲日报》采访部的同事仍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不辞劳苦地赶到吉隆坡居住一些日子，目的是采访和报导这类的活动。

“银星艺术团”中有一些是我们在银幕上熟悉的脸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影星傅奇与石慧这对银色夫妻。他们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被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强行解押出境至罗湖关卡，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这对夫妇，并把他们列为不受香港政府欢迎人物。

可是中国在罗湖关卡不接受这样的安排，香港政府不得已将他们收回来，但又不能扣留他们，因为没有法令可以因为思想不同或思想认同中国得以逮捕，只好息事宁人。

这条新闻引起国际轰动，包括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刊登在封面版，我倒是记忆犹新。没想到事隔数年，他们俩人可以堂堂正正以香港艺人的身份来到马来西亚，自然引起许多华人要一睹他们的风采，并把他们当成偶像来看待。

除了他们俩人外，比较有知名度的演员计有：王葆真，王小燕，鲍起静，张铮，方平，翁午，江汉，草田，冯琳等等。男演员共有22人，女演员20人，可谓阵容浩大。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文革”的影子。

其一，他们演出的节目内容大多数是歌颂工农阶级，例如“征服大自然”的表演介绍用诗歌来表达，其中一段：“一杆红旗迎东风啊，插在河线一片红。青山顶上号声响，百万大军上河工。”
又一出舞蹈剧“洗衣歌“，开头这样唱：”金色的太阳啊，照耀积雪的山。雅鲁藏布江呃，金光闪闪；同胞心中多欢畅，大地遍开幸福花；我们的生活变了样呃；我们的幸福乐无疆呃；感谢工人好兄弟呃。”

“丰收舞”更突出了“文革”的鲜明形象：“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学习它。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她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我是个石油工人”这首歌充满左的思想：“红旗红旗红旗啊，英雄扬鞭催战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其它如石慧唱的“千里草原把身翻”，“如今唱歌用箩装”，以及歌舞剧如“快乐的牧人”及“列车上的姑娘”都是歌颂中国那个年代的社会。

其二，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这批演员全部亲自动手扛木抬铁，搭建舞台，完全一幅工人模样，谁也看不出他们是演员。汗流浃背，脸身脏气自不在话下，但只有在“文革”的年代，才看到他们放下演员的架子，与工人兄弟“同甘共苦”。我对他们这种既是工人又是演员的双重身份感到“震惊”，又似乎感觉到从他们身上流露出“劳动是伟大的”，“工人兄弟一家亲”的精神。

其三，他们在没有表演的日子，下乡访问，慰问灾民，嘘寒问暖之情，展现无遗。我跟随他们采访时，竟是“万头攒动”，数以千计的人潮涌向他们所到之处，争着看明星与群众打成一片。旁边是大批警员以防意外，他们也混在人潮当中维持秩序。

此情此景，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最使我难忘的是：他们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衣着朴素，也不刻意打扮化妆，如同工人兄弟姐妹，又显现有纪律和服从安排。他们异口同声说他们是表演工作者，是演员，不是“明星”。用以区别“明星”与“演员”是不同的。似乎前者带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后者则是劳动阶级的称号。
从他们的言行和演出看来，他们虽然不用“无产阶级”的字眼，但让人感到他们带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正好吻合“文革”时的中国的那一套艺术观。

为什么陈修信会引进“文革”的表演团？我仍然没有搞清楚，因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左派的文化艺术的典型。不过，我推想他的“急功近利”是想通过“左的文化”来使到华人不再分左右派，大家团结在马华的旗下。这种良苦用心，倒也反过来刺激左派文化再次抬头。确实是陈修信始料未及的。

事实上，在“银星艺术团”播下种子后，陈修信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要求华人大团结却反被华团倒过来要从马华中“独立出来”（自我注册）。这当然是陈修信所不允许的，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513”事件后趋向寂静的文化表演活动，因为银星艺术团的鼓舞，又告活跃起来。马大华文学会在同年6月成立了戏剧研究会，并在9月份举行了第一次的演出。接着在1972年演出了“春自人间来”的大型活动。自此而后，表演艺术大为兴盛，到了1974年又有“春雷大汇演”，此时已是结合校外多个文化团体参与其中。

这一连串和一系列在全马各地的巡回与蓬勃的文化表演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是“银星艺术团”给了灵感。因为它们看到银星的轰动与连场爆满的演出，显示了这类活动有众多的观众和支持者。

不过，政府并不这样地看待“文化表演的本地化”，它在1974年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就认定它们的活动是受到“银星艺术团”的影响，利用文化平台鼓吹“阶级斗争”。马大华文学会因此受到对付，有关活动被禁止。

类似的文化表演活动在以后的多年中，已告中止。陈修信的华人团结运动所采取的策略竟衍生这么多的问题，最终让他无话可说。但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也因此扳倒陈修信（1974年4月8日辞职），结束他的13年对马华的“统治”。

为民政党选把脉

南洋商报于3月初报导有关民政党今年的党选将会出现“竞争”后，引起相关的回响。我们暂且不说新闻的内容源自何处，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这里头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已当了25年民政党主席的林敬益会不会退下来？要退位是林敬益已在几年前说了；不退位是因为党员仍然认为他的领导可以安定局面，所以他在3年前又留任了。
今年林敬益（已66岁）可没直接说要退休了，但则有暗示他的未来接班人可能是老二郭洙镇或老三许子根。这样子说也没有引起党内的“议论纷纷”，而是“静观其变”。因为党主席还在位。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党内已有人发问：林敬益真的要退位吗？若是，又是谁来顶上呢？若不是，老二的位置会换人吗？

为什么要提接班人的问题？这里头有必要回顾在波德申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林苍佑坚持不接受留任，他反而推荐梁祺祥成为他的接班人。可是林敬益派系的人大为不满，一定要林敬益上，结果林敬益胜出，梁祺祥成了老二。

这说明党代表的意愿是不容个人主观愿望所左右的。

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民政党内有某些变化，最显著的是郭洙镇填补梁祺祥（退隐政坛）的党职，成了民政老二，也官拜副部长。这是那个时候的政治形势使然。

自此而后，也就是1990年到今天的15年间，民政党同样有显著的变化。

其一是许子根（56岁）接替林苍佑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1995年迎战行动党老大林吉祥。在惊涛骇浪中打了漂亮的一战，不但国阵对他另眼相看，而且在党内的地位也大大加强。在官职上和林敬益形成党内两大支柱。

但许子根深谙“功高震主”不是福的哲学，因此他在党内不强争出头，伴在林敬益左右，颇得老大赏识。虽然直到今天仍然是副主席之一。不过在排名上已是移上第三位。

有人认为许子根不会与郭洙镇这位“同门兄弟”争第二把交椅，因为他们存在着“深厚的个人感情”。但政党政治与个人感情是两码事。因此如果推测许子根会和郭洙镇联手出击，那也是站不住脚的推理。无论在情在理，许子根都不会支持郭洙镇与林敬益争老大座位。

其二是谢宽泰（53岁）从基层做起，一步一步地升上总秘书的地位成为党的第四号人物。不过，他的第一个机会是许子根提供的，那是1990年之后，委任谢宽泰成为首席部长特别助理，终于在1995年在升旗山国会出征而旗开得胜。

接着在1999年在不受看好的情势下，击退行动党老大林吉祥，蝉联国会议员，不 仅官拜政务次长（现在已是副部长），而且在党的地位也扶摇直上。

外界或党内部份人士以为谢宽泰“羽毛丰满”后已脱离许子根，更有人将之分成许子根派与谢宽泰派。于是有人自下结论许谢已是各立门户，且在下意识中以为“许郭联盟”是“合乎逻辑”的推理。理由是谢宽泰已对许子根构成“威胁”。

其实这种猜测可以说是偏离事实的。谢宽泰既然是许子根系统的人，即使在今天“位高权重”，他与许子根一样，深懂“功高盖主”是政治上最讳忌的环节。他绝对不会与许子根争位置，也绝不允许自我设陷分成许谢派系。这就是说，他与许子根是连成一体的，他会在此时此刻全心全力支持许子根成为接班人。

其三郭洙镇（64岁）从政以来，在1982年第一次失败后，便避开硬碰，于1986年选择移师太平国席填补梁棋祥的空缺。在2004年大选更转移到柔佛州新国席的安全区轻易胜出，因而在党内留下话柄。也连带党内出现对郭洙镇的“逃离挑战”有所微言，随之思考他在党内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这么说，当许谢两人的声望日益提升时，郭洙镇则在原地踏步。

于是又出现一个问题；郭洙镇是否会随老大退位，如果林敬益要走的话？这是民政党内最关切的课题。如果郭不退，可能有三种局面，第一是林敬益不退，而老二位将可能面对挑战，这次的挑战者不会是泛泛之辈，而是大有来头的人。第二是老大老二排排坐，依然故我。但党员又有何想法呢？第三是郭硬撼老大地位，但预料得不到许谢的支持，更进一步激怒林敬益。结果是自我设陷，郭洙镇当然不会走此下下策。

整个大气候已然形成：如果林敬益退位，党内人士认为许子根是适当的接班人，郭洙镇如何应对和调整，对未来的当选有深刻的意义。

从槟城到新加坡 （横刀立马）

*飞扬

从槟城坐车直达新加坡，对我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在炎热的天气下，虽有冷气伴随，却也不是好受的。我在这一路的来回行程中有什么感受吗？

最令我难忘和回想起的是在学生时代，从槟城坐火车一直捱到新加坡来。那个时候，我们星马仍是一家人，不用护照就可以在国内横走直走，十分自由和写意。但现在不同了，你得持有护照，且要经过关卡检查，才能在新山过关。这一通关，虽是咫尺之遥，却是两个国家。这边厢办完离境手续，那边厢则是入境手续，这一出一进，不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可跨过。由于是两个国家，你会看到不同的“景象“。马来西亚的移民关卡和新加坡的移民关卡的官员一望即知谁是谁。手续是不麻烦，心境截然不同。

它的不同在于槟城和新加坡原本是被捆在一起的海峡殖民地，许多的华人都操福建话，更有不少「峇峇与娘惹」。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与槟城即使是相隔五六百公里，我们都是自家人的往来。而且当时的新加坡与槟城有十分相似的建筑物和马路。置身其中，差别不大。

今天呢，新加坡在独立后（1965年）便力图塑造一个新的形象，大型和新型的建筑物不断地堆砌起来，整个城市已走向现代化，对古建筑物的保留少之又少。因此新加坡已没有条件向联合国申请某个地段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要发展和挤入先进国，新加坡成了一个新的模式，与过去我们印象中的新加坡截然不同。当然也与槟城的距离越拉越远。

在新加坡，车辆的川行是受限制的，塞车的现象显然已被克服。但由于是进入先进国的水平，我们看不到类似槟城的到处林立的传统咖啡店，也没有街边的小贩东一块西一块凑成一个大杂烩。有的是在购物中心或大酒店或具规模商店的所谓大众化餐厅。所谓的大众化在新加坡看来是比较廉宜和经济的；不过在我们槟城人看来则是不便宜的。例如我们在新加坡一间购物中心的小餐馆用餐，开出的账单是新币250元；而我们在新山一家餐馆用餐，菜色差不多，价格是马币250元。如果以兑换率2比1来算，等于在新加坡吃一餐，可以在新山吃两餐。

由此可见，先进国的水平是要人民提高生活素质的当儿，也要高消费，自然也需要有较高的收入，不然是难于享受外面的“美食”。这就是说，要做先进国的子民，就要有高层次的收入和开销。
虽然如此，我被朋友告知，新加坡的面包生意十分畅销，许多人都爱买各式各样的面包充饥。我观看面包店售卖的产品，与马来西亚比较新的面包店相差无几。

为什么面包特销呢？我的推想是新加坡人也有一套经济算盘。吃面包当午餐和晚餐，可比进餐馆便宜得多，因此我们也不需要羡慕新加坡人的面包太好吃，所以生意特别好。若与进餐馆比较，可是便宜许多。于是我的另一个想法是，新加坡人也需要节省，量入为出，不可能餐餐都大鱼大肉的。
马来西亚的高档面包店就没那么幸运，尤其是在槟城，顾客就不会这么热烈。因为他们还有其它的选择，可以吃到便宜的面包，不需要学做高档人。

在新加坡还有一个你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提防小心触犯法律，你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抽烟，不可随意丢东西，不可在公路上疾驶车辆，更不可横冲直撞，否则要面对法律。总之，它呈现的是一个要你奉公守法的社会，只要政府有条例，便得遵守。这个时候，你会感觉有些不自在，行动有了某些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我记得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形容新加坡是有一张无形的网，你处处得小心应对。

在槟城，我们就没有这种感觉，但也许是自由自在惯了，我们的人民变得不大守法律，不大重视公共场所的规矩，这也许是我们的缺点，却又从中悟出人的自在和乐趣。我们不住在先进国，我们生活在大不紧张，也不必担心外面的高消费的地方，你不进餐馆也行，到处的咖啡店和小贩中心卖得是最经济的食物，难怪我们被誉为亚洲的“街边美食天堂”。

我转进《星槟日报》

1969年“513”事件后，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大转变，当了5年的新闻记者，我觉得是应该寻求更换工作性质的时候。归纳起来虽然有几个理由，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在当记者的日子里，因为东奔西跑，吃无定时，终于熬出胃病了。但不是普通的胃病，而是胃出血，需要住进医院两个星期。人本来已经瘦了，因为这一折腾又更瘦了。

因此我向《星槟日报》总经理胡榆芳申请调职，即从记者调进编辑部当编辑，本来这是小事一桩，但我的情况却显得有点复杂，主要我是《星洲日报》的记者，不是《星槟日报》的记者，不能说调就调。

胡榆芳告诉我，首先我需要向《星洲日报》申请调职，唯有对方同意了，他才能收留我。我于是向新加坡总社的总编辑黄思提出申请，在他未反对下将我的申请书转交经理廖颂扬处理。但权力不在经理手上，还得请示社长胡蛟才行，后来胡蛟覆了我公函，同意我的调职。而事先是通过胡榆芳的同意才有这样的过程。因为胡蛟也同时是《星槟日报》的社长。那个时候，《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是姐妹报，同一个集团，惟组织结构有别。说实在的，申请调职是我个人较为强烈的心愿。从大报转到地方报也是我心甘情愿的，因为其一当时《星洲日报》主持吉隆坡业务的采访主任陈见辛有问我要不要到吉隆坡发展，我以家在槟城为由，婉拒这一调动。其二是我在当记者之后，有一次向恒毅小学的董事长余廉神父进行采访（余廉神父是比利时人，他一心办华校引起了我的好奇，想探个究竟，后来他又办了恒毅中学）时，我向他介绍是《星洲日报》的记者，他似乎对《星洲日报》没甚印象，哦了一声后说：“你是说你是《星槟日报》星期刊的记者？”我为之气结，事后想了一下，他好象也没错。因为他把《星洲日报》和《星周日报》混淆了。

因为这件事，让我有所失落和伤感，竟然连办华校的人也对《星洲日报》感到陌生，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星洲日报》也在槟城落根。果然在我采访的过程中，大多数主持人先询问《星槟日报》和《亦果西报》(THE TRAITS ECHO)的记者来了没有？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林苍佑的记者招待会，总爱问《海峡时报》及《亦果西报》到了吗？他不读中文报，而是重视英文报。

在官方的场合，英文报占上风是一贯的传统，也使到华文报的地位在这些达官显耀的眼中是低一等的。我对当时这个“现实”是耿耿于怀的。不过今天的局面已大有改变，说明华文报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且已受到重视了。这当然与中文在世界的抬头大有关系。

不过，在民间，特别在华人社会，中文报就格外吃香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只要新闻迟刊出或写错写漏或登得少一点，隔天就会接到电话投诉。至于并非是好事的新闻，当事人就更讳忌了。你可以写，也可以大字标题报导，若是出了问题，对方肯定会兴师问罪。
其三是我个人的判断，地方报对地方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我如果要在新闻事业上有所发展和突破的话，就得从地方报开展我另一个《文化苦旅》。

抱定这样的宗旨后，我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地转入《星槟日报》工作。在那个时候，《星槟日报》已是北马的权威报。虽然在怡保以上的新闻，《星槟日报》得靠《星洲日报》的记者提供，但在北马的新闻局面就倒转回来，我在《星洲日报》的5年间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如果不是《星槟日报》的报料，我们是无法知道突发新闻的发生。外来的电话铃响是找《星槟日报》的，不论大事或小事，《星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第一时间的通知。

我是在1971年转入《星槟日报》的编辑部工作，而在这之前，我已有不少的文章及特写刊在《星槟日报》，读者对我是不陌生的，我热爱和享受这一份新的工作，因为它使我更像一名“全通”的新闻记者。除了编新闻外，我介入写新闻和翻译新闻，我开始打通了新闻内外的网络。
起先我被分配编比较次要的版，就是北马以外的新闻，包括霹雳和中南马的，晚上要协助改版。当时的总编辑是林姗姗，主笔是黄荫文，还有其它版面的编辑，算我是最年轻的加入这个“老人院”的大家庭。

由于早已熟悉记者工作，要我编新闻并不吃力。不过我工作的时间已是有所改变，从下午开始到午夜，並得以向记者，广告部和排字房的工友打交道，而与编辑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拾字及排版的同事（尚未有打字或计算机排版什么的，标题字和新闻字都是字房一粒一粒排列起来。我惊讶字房的工友竟能十分熟练地把新闻及标题用最短的时间送上校对部门，然后改错字和变动标题，成为一则又一则的新闻。

也许年轻及好学，每当要排版的时候，我都到楼下的字房“指手划脚”，“指示”排版员要这样又那样。结果我发现他们比我还要利索和聪明，只要观一眼，就知新闻如何拼凑成版，似乎编辑的“指挥”是多余的。但在好胜心驱使下，我也表达我的意见。有一次我与排版同事阿桐起争执。我说要这样，他说要那样，表现出吃盐比我吃米多的一幅神态，并不把我这位新手看在眼里。

我认为怎样编版要下什么新闻是我的权力，不是排版员做了就算，不肯拆版来按我的意思做。偏偏这位老同事就跟我抬杆。我生气地告诉他，明天我找总经理告状，他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应：你要告就告吧！

那个晚上，我气愤难平，第二天下午就向胡榆芳投诉，他摆出一幅生气的样子说，你叫他上来我的办公室，我要训斥他一番，岂有排版员不听编辑指挥的道理？

我于是告诉阿桐，总经理要找他，他一摇一摆走进经理室，不多久又若无其事地从总经理室走出来，什么气也没有。

到了晚上排版时间，我下到字房，他故意拿出两张戏票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提高声调：你说经理骂我？他还给我两张戏票呢！（按胡榆芳是《星槟》隔壁“京华戏院”的老板之一，常有戏票犒赏员工）。

我看他这么向我“示威”心中暗楂，在内心中骂了总经理不该骂的话。当然胡榆芳不知道我有多生气，又对他有意见。事后，他似乎是面面俱圆向我说，他已经训斥阿桐了。

我知道他是一句安抚的话。我真服了老板这两面都说好话的圆滑手段，从此我决心不再向胡榆芳投诉了。

因为这像法庭的法官向原告的律师说：“反对无效”。我就是属于“投诉无效”的原告，真是枉做小人。

华文教育前景探讨

3月5日，应邀参加一项华教课题的圆桌会议，地点在大山脚日新独中，主题是“华文教育前景探讨”。

我在会上提出六点有关华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面临的转变和挑战，经整理后，作出必要的补充。第一点是关系到华教自1951年起，就受到不下7份重要教育报告书的冲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直截了当地将华校进行重组，因而有了国民型华文小学，国民型中学（或称改制中学，原本是华文中学）及不接受津贴的独立中学。

雖然如此，直到今天为止，华小尚有1287间（马华也力争多建华小），学生人数64万余人（占华裔适龄学生的90%），其中非华裔学生占12%-15%左右。显现华文正发展成为国际用语，连非华裔也加入学习行列。

而改制中学有78间，学生有11万名。独立中学则有60间，学生在5万3千名之数。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华教已经分岔，也保不住纯华校的特征。

再者，也因为华小推行243方案，引致华社关注华小是否会因之变质。

但不可否认的是，华教仍在风雨中成长。

第二点是政治对教育的干预和华教依附着政治而生存，这可以从1951年教总成立和1954年董总成立后就从未间断与政党和政治打交道得到引证。正因为政治因素夹带其中，华教在夹缝中也得到生存和某种程度的保存和发展。

由于华教问题已属于政治范畴，所以在很多时候，华教课题是通过政治手段处理的，仍然没有迹象显示华教可以走向教育归教育，政治归政治的分界线。

第三点是华人自身的双重性格，他们一方面以功利主义来考虑子女的教育，并不是基于一片热情来看待华教的传承，因而在早期的时候出现子女不进华校。

但是在70年代中期后，英校已逐渐改成国民学校，华小又出现新的转机。学生人数激增。80年代又是成为热门学校，这是因为家长希望孩子能接受三种语文的教育，而华小则提供了这样的三语教育，符合家长的愿望。

第四点，虽然每年有约10万名华小毕业生，进入改制中学的有1万5千名至1万7千名左右；进入独中的只有9千名不到。两者加起来大约在2万5千名之间，剩下的7万5千名华小毕业生不是进入国中，技职中学便是辍学。但在另一方面，在1400多所的国民中学中，已有560所开办华文班，约占38%。如果再有进展的话，华文就会更加普及。整体而言，具有中学华文程度的华裔人数，已比以前增加许多，不能不说是一个逆转。

第五点是华教本身存在坚定份子挽狂澜于既倒。从50年代一直坚持到千禧年。林连玉精神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而有了华文教育体系的保持。虽然是属于多元教育的一环，但华教在马来西亚却是成为东南亚国家中最彰显的特色。

第六点是在90年代华校出现了突破口，三间在华教基础上竖立的民办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先后成立，为华教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前景。

虽然主持人章瑛关注华小的完整性；曹观友对前景不感乐观；林冠英对华文大学的成立有所期望；许海明及黄祯玉也各有论述，对华教未来忧喜参半。但我要建议我们不妨读一读由中国人庄兆声（南京师大博研生）新近出版的“马来西亚基础教育”一书，不难发现外国人对我国的教育有精辟的分析和评论。他这样说：“尽管处境艰难，但是以今日的这种成就和地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全世界的海外华人社区中仍然是一道灿烂的文化景观。”

也许我们应归功于先贤的拓业和艰苦奋斗有成，也许我们应欣慰大马华人还有“华教情，母语心”。但我要说的是：外国人竟然这么透彻评析马来西亚的教育历史，也实在难能可贵。我们也应为大马的华人的挚着（虽然不是全部）感到骄傲。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我比较倾向看待华教的前景正在显露曙光。这可以从华文报读者人数的增加看得出来。

林苍佑一统民政党

林苍佑在稳住槟州议会半数议席后，便不再对赛胡申阿拉达斯让步，而是准备把反对派挤出民政党。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林苍佑已和巫统主席敦拉萨建立特殊关系，确保四名巫统州议员不加入倒林阵营，而是采取“中立”立场。在无后顾之忧下，林苍佑从被动转成主动，进行狠狠的反击。

我在有份参与的新闻报导中，获悉了这段十分戏剧性，高潮迭起和峰回路转的经过。虽然事过境迁，现在公开与读者分享，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至少能使到目前或在将来从政的人，认识到政治上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而手段之应用其极，在政治斗争中发挥的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这里头“君子政治”是靠边站的。

林苍佑的第一个反击是决意要在1971年6月13日的中委会上取得主动与控制权，尽管赛胡申阿拉达斯以主席身份特意召开，以便“合法化”开除林苍佑的党籍，但赛胡到底是“秀才”（时任新加坡大学教授）一名，对政治的波谲云诡知之甚浅。

整个中委共有15人，林苍佑派通过各种方法，获得8人支持，超过半数。因此他不担心中委会投下不信任他满怀信心出席中委会，根本不理会陈志勤（党秘书的劝告，要他和赛胡申两人都不要出席会议）。手中拥有决定性一票的林苍佑岂能自动放弃，不管赛胡申出席不出席，林苍佑决定与反对派进行摊排。

也不知是那位“草包”军师叫赛胡申不要出席会议，既然敢林苍佑要开除其党籍，为何没有勇气面对林苍佑呢？

就这样，在赛胡申缺席下，林苍佑以副主席身份主持中委会，陈志勤也在场。令人惊谔的是在开会时，竟接到两封辞职函，一封是赛胡申的（辞党主席）另一封是威拉邦的（辞党财政）。这判定林苍佑派已稳控制中委会，且接纳两人辞职，更通过把党代表大会押后至10月2日举行（原本订在7月3日）。最具有震撼的是决定在槟城举行党代表大会。

这一下子，陈志勤眼见大势不妙，建议暂时休会，并安排林苍佑与赛胡申会面，期望化解危机，可是徒劳无功。我到今天仍然弄不明白，赛胡申为什么非“赶走” 林苍佑不可？他那里是身经百战的林苍佑的对手？

果然下午复会时，反对派的中委提出集体辞职，他们之中包括陈志勤，陈扑根，陈业成及陈銮峰（竟然是全部姓陈的，不知为什么在政治上姓陈的与林苍佑的“政治八字”相克？这使我想起了林苍佑在马华当会长时，也是与姓陈的结下难解的樑子，前有陈祯禄及陈修信父子，后有陈东海（时任联盟执行秘书，颇得东姑信赖）。还有在1961年成立民联党时，他也是与姓陈的陈世英（民联秘书长）闹翻，并在1963年一脚把陈世英（时任芙蓉市议会主席）踢开。这种巧合，你不信也得信）。

既然反对派的6人已辞职，林苍佑的中委剩下9个人，仍是属于合法，而反对派要瘫痪中委会的企图已告失败。不过林苍佑还是留下一手，要四位姓陈的中委打消辞意。理由是即便他们归队，中委会已是林苍佑的人马占大多数，不足威胁林苍佑的地位。

当然陈志勤已不可能吃回头草，但他们接着下来采取的行动是既不成熟也是一出闹剧。

在赛胡申坚持下，反对派决定在7月3日召开党代表大会，逼得林苍佑必须取得庭令禁止开代表大会，反对派为避开抵触法律，将之改为特别大会，由陈志勤担任大会主席，选出另一个中委会（主席赛胡申，秘书长威拉邦）。民政中央闹双胞，传为政坛怪事。社团注册官很快谕令新中委是不合法的。

不甘失败的赛胡申向高庭申请撤消他行使党主席职务的禁令，结果宣告失败。

1971年11月8日，最高法院大法官拉惹阿兹兰沙（现已任霹雳州苏丹）裁决赛胡申败诉。他说，赛胡申由6月13日起已不再是民政党党员，不能再自称为民政党主席，也不得代表民政发表文告或召集会议。这意味着，赛胡申重返民政的大门已关。

最后是陈志勤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

话说回头，林苍佑的第二个反击行动是恩威并用。在槟州的民政分会通过开除王裕好的党籍后，并不急切发信，反而是拉拢王裕好吃回头草。就这样稀里胡涂的王裕好又重投林苍佑怀抱，使到林苍佑在槟州立法议会上拥有13席（刚好超过半数），以应付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
当时身为民主行动党槟州主席的叶锦源在得到陈朴根等人支持下，向立法议会呈入不信任动议，以推翻林苍佑的领导。

1971年9月27日的槟州立法议会上，除了议长哈仑及林苍佑不参加投票外，民政11名议员支持林苍佑，反对不信任动议。另一方面，反对党只获得7票支持不信动议，巫统议员（4名）宣布弃权。林苍佑挫败了不信任动议。

从党争到立法议会之争，前后不过5个月的时间，便给老手的林苍佑一一摆平。林苍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奠定了他在党内的不可动摇地位。“老佛爷”的权威和名字不径而走了。

党内一些高层人士这样形容高高在上的林苍佑是贴切也不过份的。尤其是力挫赛胡申及陈志勤后，民政已归林苍佑所有，谁与争锋呢？

可怜的王裕好在立场不稳与朝秦暮楚下，先是成为赛胡申倒林苍佑的棋子，后是成为林苍佑稳住政权的棋子，已判定是“悲剧人物”。他的双重性格弄到两头不到岸，既不被赛胡申赏识，也不被林苍佑所信任。在无所得和落个“投机份子”的骂名下，他在1971年10月31日加入了陈志勤另起炉灶的“社会正义党”。

改制中学是“华中”吗？

1960年出笼的“达立报告书”（以当时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的名字命名），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华校的格局，所有的华文小学一律纳入国民型华文小学，而所有的华文中学或接受津贴成为改制中学或不接受津贴的成为独立中学。于是我国出现78间改制中学，称之为国民型中学；随之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另立私立中学，与不改制的中学合起来共有60间，被称之为独立中学。

1998年，改制中学的“国民型”中学的“型”字不见了，成为与原先的国民中学一样的称呼。换句话说，在新教育法令底下，凡属于政府控制中学统称为“国民中学”。

其实，早在华文中学接受改制以来，就出现一种争议：到底国民型中学仍属于华文中学或是已经变质，不再具有华校的特征？指这些改制中学不能纳入“华文中学”的范畴的理据是既已接受改制，且教学媒介语改用国文，只剩下一本华文，又节数有限，自然与原来的华文中学大不相同。

但是“全国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接受改制的中学多年来一直保持华校的特征和传统，整个校园弥漫华教的气息，与国民中学的校园文化大相庭径，因此理应被视为华文中学之一环。

基于这样的“不变传统”，方成告诉我，他们在两年前决定称为“华中”。意指这78间的改制中学是与国民中学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是改制中学力保华校的精神和本质。师生在校园内的“共同语言”是华语；除开官方文件外，也使用华文通告和函件。因此国民型中学的毕业生一般上能操三种语文，既能参加政府考试（PMR，SPM及STPM）取得标青的成绩，得以进入国内公立大学或负笈外国深造成为专业人士，又能在社会上用华语华文与人沟通。

方成目前是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的校长，他也是名作家方北方的儿子。一向以来对本身的华语华文的掌握充满自信。我问他是谁建议称为“华中”的？他说是大家的意见，也不具政治议程，主要是要区别改制的华文中学不等同是“国民中学”。虽然在法令下，它们已属于国中。但称为“华中”，除方便沟通和整合外，也希望激励学生学好华语华文，进而取得社会的认同。

他举例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是钟灵国民型中学毕业的，但他也被董教总接受为华教人士参政。这也间接地认同国民型的学生是华校生。如果国民型中学不是华校，那么许子根就不应称为华校生。

他指出北马的“国民型”中学办得比南马好，因此造成南马的独中办得比北马好。这是相互的因果关系，也说明北马的“国民型”中学在40余年来一直坚守“华校”的岗位，每年都面对学额爆满的需求，要增开班又不容易，变成僧多粥少。

目前78间改制中学共有学生11万名，而60间独中生有5万余名。以此推论，每年有約1万5千余名学生进入改制中学；有约8千余名学生进入独立中学（参加高中统考平均每年5千余人）。在学生比例上，独中生绝大多数集中在南马和中马；国民型中学生则多数集中在北马。

如果“国民型”中学不被列为华校，那么方成校长说，报读华文中学的华校生的数目就相当少，只占华小毕业生的10％。为此他认为而且也是不可否认的是：改制中学应属华教体系，这样加起来，华校生就具有相当份量的比例，对推动华文教育，也可起激励的作用。

事实上，他说，全马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这些年来都费尽苦心推广华文华语的使用。比如：Œ举办全国中学华语辩论比赛；全国中学生书法比赛；Ž由专人设立纯华文的“华中教育网络“；30间改制中学被挑选纳入精明学校，行政计算机化及用华文编纂全国“华中”指南。抑有进者，校长理事会无时不刻宣扬和鼓吹学习华语华文。

方成不讳言改制中学能否保持优良的华教传统，校长是关键性人物。就现阶段而言，担任校长的人都具有“华教情，母语心”，老师也尽力配合校政，不让华教精神消失，在将来或说10多20年后，是否不变，就要看新成长的一代掌校人及老师们对华教的挚诚有多浓厚了。

这是一种可预见的隐忧，但在新国际形势下，又让人乐观看待未来的走向。

也许有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站在北马人的立场，方成有其“理据”，你说呢？

两则新闻一对笑柄 （横刀立马）

*飞扬

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闹出70亿元贷款仅回收一部份后，民众为之哗然。

自从于1997年发放巨额的贷学金予大专生以来，总共发出7亿2千万元，当局由于有放未收（仅1%还款），导致2003年要向公积金局借贷20亿元。如果今年仍然要提供贷款予10万大专生的话，则政府有需准备20亿元应付。

这是因为已到期的贷款共是4亿2千万元，但收回是区区的9千3百万元，尚有3亿余元未回收，涉及的人数超过20万人。

正当人们在关注政府如何解决这头痛的大问题时，有两则新闻是令人詑异和费解的。

其一是马来西亚大学生团结阵线（SOLIDARITI MAHASISWA MALAYSIA）竟于2月26日的一项新闻发布会上要求政府承担所有国立大学的学费，而贷款只用在生活费方面，换句话说，学生需要还的是属于生活费的那部份的贷款。

我们不知道这个阵线的要求是否意味着过去欠下贷款的学生应被追算减掉学费的借额，只需负责摊还生活费的贷款？因为阵线的发言人拉马汉并没有详加说明。

不论是针对未来的学费或追算过去的学费都应豁免，我们认为这个要求太过份了，而且十分不合理。

理由是政府已承担小学到中学的免费教育，而国立大学学费又是十分廉宜，平均一年约马币3千元。这与世界其它大学比较，马来西亚的大学的学费是够低的了。

根据推算，在国立大学，每名学生的费用至少每年在万多2万元马币之间，这些钱都是纳税人付出的。如果连马币3千元的学费都不愿意付的话，等于是加重政府的负担，苦得是纳税人。因此我们反对有关阵线的建议，企图用免费教育来转移贷款生所应摊还的数额，从而制造第一个笑柄。
我们确实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有何严厉的措施来收回所有的贷款，然后再惠及其它学子。
同时我们也不明白为何贷款可以被拖欠10年或20年之久？这样的机制似乎是怂恿学生有借不用还。他们显然可以利用松弛的摊还措施一拖再拖，最后拖到政府不再催款或换了地址找不到人，便不了了之。

另一则新闻同样是让人吃惊的。有一位34岁的女经理突然接获PTPTN向她追讨2万5千元的贷款，指她从2001年至2003年，共向基金局支拿5次的贷学金，每次5千元。但事实上，她从来未向基金局申请贷款，况且她只在那间大学攻读一个学期，然后便辍学谋求工作。

她向基金局查询，但被告知是大学当局提供的申请名单，因此她向大学当局寻求澄清。过后她接到大学当局致基金局的函件，告知有关学生（包括这名女经理的名字）已停学，故退还有关的贷款。

这位女经理于3月3日向传媒（Malaysiakini）投诉，她从来没有申请贷款，也没有签署有关文件，何来欠款？她怀疑其中有不规则的行为，有人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其名字申请贷款。

有关的投诉并没有下文，因为大学当局否认有人“冒用”学生的名字，而基金局主要是追回贷款，其它则不关于它的事。

如果有关的投诉是真实的，则反映了PTPTN的贷款已被利用，且出现漏洞。

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人作出同样的投诉，但我们得知在放贷的过程中，由于人数之多和数目之钜，也可能出现“混水摸鱼”的不正当行为，这显然的又是另一个笑柄，值得深入调查类似的例子有几宗？

从一个要求大学免费教育和另一个冒名借款的新闻来看，我们的结论是：前者的要求是错误的；后者的冒名也是错误的。两个错误，增添了基金局发放贷款必须被严正看待的事实，不能因之姑息，否则追款会成为另一个笑柄。

请阮仪三来槟城 （横刀立马）

*飞扬

我建议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摰诚邀请中国古迹专家阮仪三教授来槟城指导如何规划和保护古迹，以使乔治市重新亮丽起来。

为什么请阮仪三而不是别人？为什么槟城已拟妥申请登陆“世界文化产”的计划书，还要抬出阮仪三这个人？

我的理由很简单，其一阮仪三不是普通的古迹保护专家，而是已经拿出成绩并且证明古迹保护得当，可以为当地人民带来无限的商机和利益。

他目前是中国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被联合国文教机构认可的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的杰出人物。

其二，即使我们本地的专家联同联合国专家提供的意见已草拟计划书，但槟城人民仍然对此概念模糊，也不知道申办来做什么？因为他们并不清楚什么是“世界文化遗产”？而申办成功后又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政府圈定的文化遗产保留区仍然是缺乏美感，似乎被破损和陈旧不堪的建筑物和画面所破坏，看不到乔治市是一块宝地。

如果请来了阮仪三，情势就会大不相同，肯定对乔治市的衰退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阮仪三曾经打救了三个中国古城镇，使它成功地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为当地人民创造无穷的财富，几乎把他当作“活神仙”。这三个地方就是江苏省的“周庄”，云南省的“丽江”及山西省的“平遥”。如果没有阮仪三，这三个地方将会默默无闻而被所谓现代化破坏了历史留下的“美和财富”。

“世纪大讲堂”（凤凰台）的主持人曾子墨这样形容阮仪三：“周庄”简直是20世纪的世外桃源，而美丽的“丽江”及“平遥”，都和这位老人的名字牵动在一起。因为有了阮仪三，中国今日有了最多的古城镇，而且成为世界游客络驿不绝的旅游胜地。全是因为这些古城市已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旅游地图，财富不尽滚滚来。

阮仪三在其长篇的演讲中这样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四个条件，就是这么简单，称为四性：
1. 原真性－－保护原来真实的东西；
2. 整体性－－不光是修一间房子，还有它的周围环境；
3. 可读性－－反映的东西是可读的，有历史的风貌，不是按现代人的想法来随意改变；
4. 可持续性－－不是今天保明天就不保，而是要一直保下去。

他举例说：1985年他去周庄，发现周围的乡镇都开始建设了，搞得乱七八糟，决心要保住周庄，因为有很多明代的房子，但当地人民痛斥他自私，自己在上海住洋房，却要周庄的老百姓不得现代化，更提出要与阮教授换地方住。

他告诉老百姓说，只要保护好古迹，不要随意拆掉，按照古风貌修复，将来肯定大有作为，但老百姓就是听不进去，反且讽刺性地说，搞什么旅游，只有你才要来旅游。阮教授，你要申报遗产是你的事，我们不要，因为不准动，不准建房，不准开店，我们没实惠。

阮教授驳斥说，讲这话的人是大混帐，若没保存古迹，开什么店，谁来光顾？如果变成一个商城而不是历史古迹，谁来参观？谁来买东西？

结果阮教授为江浙的江南古镇保留了六个，即周庄、同里、甪直（在江苏省），乌镇、西塘及南浔（在浙江省），其它六十个被毁掉了，变成不伦不类的现代化城市。

当这六个古迹成功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后，单单周庄每年的旅游业收益高达三、四个亿元，而人口只有三千人。

如果不是阮教授的“刀下留城”，今天就没有“周庄”这文化遗产，也绝不会给人民造福，由于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他们把阮教授视为“财神爷”。

当然丽江和平遥的收益远远超过周庄，也全因为有了阮仪三。他的名字红遍全中国，成为国宝。
如果能请动一位深透亚洲历史古迹保存及修复的专家来为乔治市的古迹打造一番，肯定是槟州人民之福。

对许子根而言也将肯定会名留历史，与古迹同在。

林苍佑挫“宫庭政变”

“513”事件明显地把历史切割成两个阶段。在这以前是东姑的历史；在这之后是敦拉萨的历史。从1969年5月到1971年2月的近2年期间，民主暂时冻结，一切权力归全国行动主任敦拉萨。他显然已从东姑手里取得军政大权。虽然名义上仍是副首相。不过，在这之后，他就名正言顺成为是有实权的首相。

我们做记者的，在这段期间，更是战战兢兢，避免行差踏错。因为在紧急状态下，法律是一张无形的网，对舆论的控制也比以前严格；尤其是触及种族的课题，不得不避重就轻。这个时候，大家才感觉到言论自由的可贵。但是伴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变化包括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国家原则的提出，煽动法令的通过，英语转国语教学媒介语的改变等等。

敦拉萨强调改变是必要的，否则国会民主不能恢复。因此当国会重开时，我们的国家已晋入一个新的格局，东姑退休，敦拉萨出任首相。但这个格局下也引发两个政党进行大洗牌。其一是马华公会在陈修信领导下，借民主之恢复，迫不及待地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以重振马华并用以答复副揆兼内政部长伊斯迈指责马华“半生不死”的揶揄（此事我们按下不表）。

因为其二是民政党酝酿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大风暴，几乎震掉林苍佑的槟州首席部长的宝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身历其境介入采访，有深切的感受）：

在“513”后，林苍佑已和敦拉萨建立了“个人热线”，重新恢复中央政府与槟州政府的“密切关系”。但这种“暗渡陈仓”的合作，并不为党中央所熟知，仅限于林苍佑的个人对未来政治的考量，而且是在马华并不怎么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民政党中央的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及陈志勤（秘书长）对林苍佑的倾向中央政府很不以为然。他们在不便出面下，通过王裕好（州议员，已自杀）于1971年6月5日在其北海住家密约一些州议员共商急事。出席的州议员有齐来也，史迪华及张桂城。他告诉这些人说赛胡申及陈志勤交待他进行倒林苍佑，理由是他们不满林苍佑的领导方式和作风。

王裕好接着透露整个“政变”计划，并告知已经有8名民政州议员加入“中央”阵营倒林，他们依席是陈扑根、威拉邦、邱鼎才、齐来也，张桂城、史迪华，慕斯达化（时任林苍佑的副首长部长）及王裕好。民政党共有16席，如果8席倒戈，林苍佑只剩下8席，分分钟都会倒台。

但为求保险，王裕好拋出“中央派”的方案，将会拉拢哈仑西动（州议长），凑成9名；再加上民主行动党的3名州议员及人社党的1名州议员，可凑成13席，超过24席的半数，足以在州议会内把林苍佑拉下马。然后扶持陈扑根出任槟州首席部长，来一个党内的「宫庭政变」。这种党内的“改朝换代”的举动是很骇人听闻的。但又进行得如此草率和匆急，以致很快出现败笔。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中央派”的设计似乎行得通，也可能要了林苍佑的政治命，但他们太小看身经百战的林苍佑了，连召集来的人也不能确定他们的“立场和忠心”，就一下子开出底牌。
果然“密谈”之后，第一个向林苍佑告密者是齐来也，齐来也原是市议会卫生部的一个小头头，处理垃圾及环境卫生。他的这一“惊天消息”顿使林苍佑惊觉起来，认为事态反常和严重，非得先发制人不可（齐来也这一大功，在后来的州内阁改组上，被投挑报李，委以行政议员）。

于是在当日夜晚，林苍佑急召其派系的州议员到官邸开会。他们是余水清、郑耀林、邱继圃、陈锦华、黄亚美，采取反击行动。

事不宜迟，在6月6日上午，曾在前1天参加王裕好“密谋会议”的3名州议员张桂城、史迪华和齐来也被召来会见林苍佑，将陈扑根、威拉邦及慕斯打化排斥于外。

紧接着，林苍佑又于同日举行槟州民政党紧急会议，除要求党中央大会展期至10月2日（原订7月3日）外，也通过促请王裕好解释不被开除理由。

这样一来，林苍佑几乎在一天之内把局面扭转回来（邱鼎才也表示支持林苍佑），在他的阵营内，共拥有12名州议员，刚好半数，已非赛胡申所能动摇。不知是经验不足或是学者就是学者，赛胡申竟然动用党主席“权威”，在6月8日致函林苍佑，冻结其党员籍。信的内容这样说：“我谨此冻结你的党籍，并请你在两周内解释为何不应被开除的理由。自大选以来，台端的行为已伤害了党及槟州政府。你将会在较后被通知有关的指控。”

没有经过中委会，更没有经过特别会议，赛胡中贸然地要“开除林苍佑出民政党”，实在是“严肃不足，胡闹有余”。

且看赛胡申的“林苍佑四大罪状”是什么内容，就可知他对政治斗争之肤浅和幼稚：Œ不重视党章及宣言，一连串行为影响党的和谐，Ž没向党主席汇报槟州进展及未公开讨论党的利益及团结。

这种笼统与未有实例的指控，对一个独断独行者而言是足够构成“罪名”（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惜赛胡申既无权威又无实力（他以为他是东姑，可以在69年运用个人权威开除马哈迪，但东姑少说也要经过中委会，赛胡申连中委会也不开，自视党主席大过天），结果撞板多过吃饭。

就在赛胡申发信的同一天，林苍佑也结集了13名州议员宣誓支持，十分令人诧异的是陈扑根竟然也是其中一人，但宣誓书上陈扑根的签署又留下一条尾巴，注明必须得到党的核准。这明显是指要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和核准。

这个时候，在林苍佑派眼中，赛胡申已不是什么东西，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从槟城到马六甲

历史把槟城和马六甲连串起来是一个奇特的过程。原本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实体，但因为英国人的到来改变整个秩序。

马六甲王朝建立在公元1400年，版图涵盖马来半岛大部份地区和苏门答腊岛，回教也跟着向马来半岛传播。其后马六甲王朝与中国明朝发生密切关系，有了前者向后者进贡之说，开始有少数华人定居。1511年匍萄牙占领马六甲；1641年荷兰取代匍萄牙成为马六甲统治者。这一年的统计，马六甲有华人约三四百名（参阅巴素博士《马来亚华侨史》）。

在这段时期，槟城仍属吉打王国版图，未曾开发。1786年英人莱特占有槟榔屿，又于1800年取得威省控制权。在协约底下，槟城州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因为马六甲（在荷兰统治下）先是不让华人北上槟城发展，后是莱特从中国引入大量中国移民。在1794年时，莱特写道：“华人人口已逾三千名”。此后英国人对华人大开方便之门，与保守的荷兰统治者比较。槟城华人数目已远超越越马六甲。
（1819年英人莱佛士开辟新加坡后，更多华人涌向新加坡居住和发展）。

1824年，英国与荷兰交换土地（让出苏岛明古连港予荷兰，换取马六甲控制权）。这样一来，整个印尼归荷兰势力范围，而整个马来半岛归英国势力范围。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并成“海峡殖民地”，从此改变马来亚的政治格局。

非常巧合的，这三个地方又座落在马六甲海峡，成为英国在后来以此夺下香港控制权（1842年鸦片战争后）的一块跳板；又成为英国把势力伸入马来半岛的桥头堡。

这就是说，由于政治关系，英国把槟城和马六甲“绑在一起”。一直到1957年，英国索性把马来亚半岛结成“马来亚联合邦”，使之成为独立国。从那一刻开始，槟城和马六甲只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其中一部份，不再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历史牵动而成的：马六甲比槟城具有更悠久的历史，有马六甲回教王朝，葡萄牙村，荷兰遗迹，更有英国人的整合，使之成为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乃至多元宗教的古城；槟城则在后来追上，也展现了十分独特的多元色彩。回教堂、华人神庙、兴都庙、天主、基督教堂汇集在同一条街或毗邻之处。这些文化和宗教都在乔治市范围内幅射而相互映辉（见陈绿漪博士《从局面、汇演和争执的局变，透视槟城历史》）。

1988年马来西亚加入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缔约国成员。不久，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槟城举行会议，顿使我国政府察觉槟城和马六甲都具有条件申请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但遗憾的是过去未加重视，也破坏了诸多“文化古迹”，以致槟城和马六甲后知后觉对古迹进行保护和复修，期望有朝一日被联合国文教机构纳入“世界旅游地图”。在这个过程中，阻力重重，也不甚为民众所了解，甚至视传统是对现代化的挑战，是保守与落后拖住发展与进步。因此我们兜兜转转十多年，仍然未能成功。

今年春节，我往马六甲走一趟，发现政府正努力“重修”一个传统的城市，保住荷兰街一带建筑，清理马六甲河，节日张灯结彩，重视旅游景点。新城则往填海地带推进，让古城的传统点燃城市的亮丽，当然那些已破坏或消失的古城堡及葡萄牙村已是不堪回首。

虽然尚未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但四面八方的游客却使到涌往马六甲的高速公路呈现车水马龙，在在使人感受到马六甲正崛起成为“闻名于世”的旅游胜地。

槟城也努力重整和保护古迹，且将“文化遗产”范围一缩再缩，将原先的近二平方公里的面积再减至不到一平方公里，以减少冲击和影响；还有正加速清除“骯脏”污名，还我“东方花园”美誉。与此同时，规化小贩中心，保住“美食天堂”美誉等等。

槟城已拟妥大蓝图，马六甲也在快马加鞭提呈完整报告。如今中央政府已取得美化和保护古迹的控制权，有必要将这两个州申办“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书早日送呈联合国（原本订2004年提呈的），肯定对马来西亚的旅游业是最大的突破。

奖学金与贷学金 （横刀立马）

*飞扬

教育有人当成产业，把它企业化，成为一门既有盈利又可培养人才的行业；但更多的时候，教育被看成是一项投资，有出无利的投资，所得的回报是下一代成人成材。而政府对教育的承诺就是属于后者。

不过，政府也不能全然地提供免费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总得收学费。根据我们了解，政府的大学或学院或获得政府资助或津贴的大专院校，在学费方面是相当廉宜的，如果与私立的大专院校比较的话。虽然如此，仍然有大把人向政府申请贷学金，以享受“免费”教育。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令人十分惊讶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政府发放出的70亿元贷学金，竟只有1%被回收，其它的“音讯全无”。这一大批60万名的大学生，有不少早已毕业，也有不少找到理想的工作，更有的可能已挤身企业界中，但他们为什么“欠而不还”呢？

由于资金有出不进，政府在2003年时尚得向公积金局借20亿元来应对。长此下去，“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终止贷款；其二是再向国库或其它政府的基金借钱。”

这两种都是下策，但又是谁造成的呢？我们怪责学生“不守信用”缺德？还是怪有关单位不当借钱是一码事，年复一年的越陷越深？反正用的是国家的钱，而国家的钱又是来自纳税人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向PTPTN借钱，原来是可以拖拉10年至20年摊还。这比汽车或房屋的摊还期还要优惠，难怪受惠的人忘了他们的“承担责任”。

事实上，我们必须认清奖学金与贷学金性质的不同。奖学金是用来奖励品学兼优和家境清寒的大学生；贷学金则是用来借钱给中等以上成绩但家境清寒的大学生，其中有免息的，也有收取利息的，一般都比银行利息为低。

可是就有人混淆（或故意混淆）其中的差别，若是借贷的一方条件宽松又不加紧催收贷款的话，受惠的人便会以为“不必还钱”是理所当然的，更何況對方没有催收。这种心态显然是把贷学金和奖学金划上等号。

不错，我们也知道有的政府的单位或私人机构在发放贷学金时，有言明若毕业成绩优良，可将贷学金转成奖学金，也就不必摊还了。这只是对少部份的优秀生而言，旨在勉励他们努力向上向善。

不过，就PTPTN的例子而言，这已经完全乖离政府借贷的目的。如今弄出这么大笔数字，又这么多人赖着不还，采用法律行动固然可以起某些作用，但总不至于将所有欠钱者都送上法庭吧！

这件事暴露了政府的PTPTN的弱点和力所不逮之处。虽然政府在这方面是宽大处理，一心想协助学生完成学业，但这样有借无还的“贷学金”也就失去意义，干脆转成奖学金算了。不然可得动用一批人慢慢从旧资料中抓出一批又一批的欠款大学生。

其实，“亡羊补牢”也未尝不可，因为民间也有许多机构提供贷学金，但一般上都是有借有还，使到后来者能不间断的受惠。政府正可向这样的机构了解个中情况。

这样说也许是多余的，政府的所得税部门追税是一流的，公积金局及社会保险局向未缴纳的雇主采取行动也是十分有效的。如果PTPTN向这些部门那样勤于追回贷款，肯定会十分奏效的。

反之，如果认为学生嘛，不需要斤斤计较，自然会养成一种“缺德”的行为。我们又岂能只怪学生，不怪有关单位“失责”呢？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决心。单就在报上发发牢骚或警告言词，恐怕难有成效。那些借贷的人看到这么多人都可以不还，也就不担心什么行动了。

我们建议，发放贷学金要向银行或所得税部门那样，来一个严厉的法律约束，让学生明白借钱得还，否则过一个特定时期，就是法律对付。而且也志明摊还期不能有年无月或拉到十多廿年。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这些受惠人要懂得法律和社会责任，让以后的学弟学妹也可继续享受贷学金的便利。如果这一代人搞砸了，下一代人又向谁借钱？政府的相关单位也不是印钞票的部门。这就是说，他们的自私和不负责的心态将破坏了整个善行而成为害群之马。

老化不存在，方向才重要 （横刀立马）

*飞扬

我对马华公会的领导层一向以来都不认为它已经趋向老化；反之，与其它政党比较，马华的领导层算是比较壮年的。我这样说是有其根据的：

当马华公会于1949年创党时，它的第一代领导人陈祯禄不错是在66岁高龄才催生这个政党，但接下来的领导人都是在不超过五十岁就接棒的，例如林苍佑、陈修信、李三春、陈群川、林良实乃至现在的总会长黄家定都是在壮年就登上高位，因此说马华领导人趋向老化的说法是不存在的。

一般而言，我们都不否认年轻一代，或说40岁以下的要争出头极不容易。也许林苍佑是个例外，他在39岁就当上马华总会长，但少年得志并非好事，结果因为年轻而缺乏经验，不知政治的漩涡与手段之层出不穷，以致以失败告终。要挨到50岁那年才又东山再起，当了槟州首席部长。我把他的一跌又起，形容为「大器晚成」。相对之下，大器晚成比少年得志强得多，至少有了年纪与累积经验之后登上高位，可以避免犯下「年少气盛」或「不计后果」的失策。

不错，每个政党都需要注入新血，也要培养接班人。不过这不意味着党必须安排或选入大批40岁或50不到的人进入领导层，而是应该以60岁作为一个标准，如果个人健康不成问题的话。

即使如此，马华公会自陈祯禄以后，就不曾选出60岁的人当会长。他们都是在壮年晋身成为领导人。这对马华公会来说，不但是个传统，也是个年轻化领导层的表征。这就是说，担心马华领导层老化是多余的。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倒可适当地安排那些已不积极或贡献有限的干部让位于较年轻一代上位。不然，每个人都会自认自己很行也不会认老的。因为政治的血一旦流入干部的身上，不论有没有官职，都是不会自动退位的。「君子政治」在这个年代似乎还没有出世。如果做君子是要谦让和「孔融让梨」的话，我看很多人都不愿意做君子。这样的「君子」在他们看来是委曲自己而益了别人。

其实，与其关注马华的领导层是否老化的问题，不如关心马华在政治上的领导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

我们都知道，马华在创立初期，由于发行福利彩票，把收入用来援助新村人民，曾被人形容为「马票党」或「福利党」，后来才大刀阔斧加以矫正，而纳入真正的政治斗争。

这一场政治斗争始于陈祯禄而由林苍佑激化，结果又引发内斗，说是激过了头，才有了陈修信的年代，将马华导入一个协商政治的方向。

不幸的，由于1969年的选举失利和「513」事件的爆发，陈修信才又醒悟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因而有了所谓的“华人大团结”的政治运动。

当这一运动被认为走得太远，陈修信又煞车，最后导致他自动请辞。政治斗争让陈修信感觉又劳又累。

于是又启开李三春的时代。这位具有远见的基层领袖大胆地革掉马华是“资本家”的形象，改用专业人士参与领导，果然收效。在政治上又是努力通过“政经结合”来完成使命。

又不幸的，李三春的接班人陈群川把“政经结合”玩得过火，结果烧死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直到林良实时代，他把锋头一转，在教育上大放异彩，有了拉曼学院后再有了拉曼大学，确实造就一批又一批人才，但教育不等同政治，林良实的“半推半就”政治策略也把自己给推倒了。

这些教训事例，黄家定都是要铭记于心。如今他的“终身学习”出发点至善，动机也很好，只是“终身学习”也不与政治划上等号。因此他是需要费神在政治斗争上，避开林良实的那一套与政治妥协的心态，而是要勇于面对現實，把马华带上更多政治画面的层次上以开创出一个新时代。毕竟「萧规曹随」不是从政之道。

解讀陳平《我方的歷史》（一）—歷史由單行改成雙行

陳平回憶錄－－“我方的歷史”在《南洋商報》的連載，除了說明時代已經轉變，不再視“馬共歷史”為重大禁忌外，也允許失敗的一方講述本身的歷史，讓讀者從兩個方面對歷史有個較全面的認識和評價。這是我國政治的一大轉變，也是《南洋商報》的一個突破。

我是從歷史的角度來閱讀陳平的故事，正如我在較早前也拜讀了李光耀回憶錄。這兩本回憶錄的一個共同點是：不論是中文版或英文本，作者的遣詞用句是相當引人入勝的，文筆的流暢和按年代及事件的評析都是十分連貫性，讓人讀來不覺沉悶，而是似乎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得以透視那個年代的斗爭和沖突。

雖然兩本傳記都不是小說，而是非小說的政論的大塊頭文章，但通過生動的文字，使到這兩本傳記成為當代史的熱門書。

當然這兩本書的立場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李光耀回憶錄側重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的種種挑戰和威脅，且相當部份矛頭指向馬共領導的統一戰線；陳平回憶錄的重點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前與英國和日本的殘酷斗爭，從而試圖提供另一面的故事，有許多情節是鮮為人所知或一知半解的。因此陳平的回憶錄也扳回了他多年被負面的描述的“罪大形象”。

我可以這麼說，李光耀回憶錄及陳平回憶錄是同一個時代的歷史的交錯。各說各話，但又相互印証，其精彩處就在你相互比較下，有些許的共同點反映向歷史負責。比如李光耀從不諱言他在1954年創組人民行動黨時，就與左派打得火熱，並在后來也秘密地會見馬共全權代表及至雙方分道揚鑣后，展開一場不可避免的尖銳斗爭。陳平也在回憶錄中指出，因為馬共及左派的支持，行動黨才在1959年上台執政，這種不謀而合的歷史片段，都具有其真實性的一面。

這就是說，陳平回憶錄得以公開發售和在報上連載已改變了一向以來“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 一面倒局面，他也有機會從另一個立場來演繹同一個時代和同一個事件的歷史。進而襯托出在時代政局的改變下，歷史出現其兩面性。足以增添史料，供學者進行評價和反思。

陳平在其“前言”中這樣說：“英國排山倒海的宣傳材料已成功將我刻畫成一個“恐怖份子首領”。我們並不是在宏偉的建築物內的辦公桌上伏案疾書之輩。我們最犀利的武器就是我們的理想主義。”
這里頭帶出在馬共從一開始成立（1930年）到往后的斗爭中，都被英國圈定成“恐怖份子”而採取嚴厲的對付手段，以使到英國取得“合法性”的地位來克制和打壓屬于“不合法性”地位的馬共；尤其是在1948年英國實施緊急法令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后，更確定這一套由統治者自行設立的理論條規。中國當代著名文史學家陳思和歸納為“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他說：“勝利者願意自己的成功成為某種歷史性轉折的標記，願意看到歷史在自己的成功處出現一個句號”（參閱《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6頁）。

無可否認的，從1948年馬共與英軍鬧翻后，馬共就變成英殖民統治者眼中“十惡不赦”的恐怖份子。陳平這樣說：“我們也沒有技能，手段或時間去應付大量的政治宣傳機關，他們最初只是把我們描繪為普通的土匪，隨著敵對行動升級后，我們就被指為共產黨恐怖份子了”（參閱陳平《我方的歷史》第9頁）

正是因為歷史是以英國立場定論，包括學者的著書立論無不把馬共形容為恐怖份子，也應了如陳思和所說的勝利者及親當權派學者在唱著同一個調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準則成另為一個特定時代的思路和立論。

不過，也有極少數的例外，例如英國的一位學者安東尼舒德（ANTHONY SHORT）在撰寫《馬來亞共產黨的叛亂》（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一書中就堅持參閱各方史料包括蜜檔而立論中肯，他不用“恐怖份子”這個字眼，而且在1968年完稿后因內中提及一些被認為仍屬保密的問題，因此不便及時發表，延至1973年后才出版。

根據筆者在去年與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的交談中，我們也提出“恐怖份子”這特殊名詞。當今是用來形容訴諸暴力的原教旨主義極端份子，諸如奧沙瑪賓拉登就是“第一號恐怖頭子”。但這個名詞不是美國發明的，而是英國發明的，早在40年代就用來貶斥馬共，久而久之，“恐怖份子”與“馬共”被劃上等號。

未想到英國人的專有名詞在21世紀被美國“派上用場”，以和它所創造的“邪惡的軸心”成為雙刃利劍。

1989年，馬來西亞與馬共簽署和約時，已不再使用英國人留下的字眼，以示有所劃分和解開馬共的“心結”。更在后來的年代，採納開明的政策，允許馬共說出它的故事，不再是墨守陳規“歷史由單方面來寫”的。陳平回憶錄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可以公開陳述“我方的歷史”。這對研究馬來西亞政治史的學者來說，無疑是跨向學術自由的一個新階段。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二）—陈平故事带出的人和事

陈平《我方的历史》中对本身与亲属关系的描述充满感性。虽然着墨不多，但流露出他对父母子女好友的真挚情感，堪稱天下父母心。不过陈平在述及他参加政治活动的经过，却足以带出一些重要的相关人物而串成一个重要的發展。

陈平说他是在1938年参加抗日的组织－－后援会，而且是受黄诚的一次演讲所感动。1940年正月成为马共候补党员。不久之后，他在怡保正式宣誓成为党员，被分派负责霹雳州的党务工作。

黄诚是谁，陈平这样说：经他好朋友杜龙山（也是马共党员）的介绍，他获悉黄诚（又名张黄石）原是中共一名县安，在1936年左右逃到马来亚，便与马共接上头，改用黄诚为名。原先黄诚是在会馆担任受薪秘书工作，较后成为《星洲日報》一名记者，负责霹州后援会工作，后来又担任霹州马共领导人。

根据《血碑》增补本介绍：黄诚（1913-1942）原名张元豹，又化名黄石。1936年转加入马共，经常在《南洋商报》发表政论文章。1940年时黄诚已是马共重要人物。

当黄诚离开霹雳到新加坡时，陈平接替了霹州党务，在马共中委排阵上，黄诚与莱特、小忠（黑風洞事件中被日軍殺死）及蔡克明（陈平形容为党理论家）齐名，成为党的领导者。1942年2月15日日本蝗军攻下马星后，根据情报先后逮捕了马共（总部设在新加坡）重要成员，计有黄诚（宣传部长）、老黑（林江石）（组织部长），黄耶魯（文化部长）及蔡克明等人。

黄诚与其妻子李明（槟城人）同时被捕，他在同年8月9日被折磨至死，而其夫人于1945年9月5日日寇投降后被释放，以后回中国，于1994年辞世。

在狱中，黄诚写下一首《揭叛歌》，直斥黄耶鲁出卖了他们，用词十分激烈，这首歌在后来成为马共对付黄耶鲁的一个“证据”。

陈平对黄诚的评价是这样的：“黄诚是仅次于莱特的马共第二号人物，他很早就遭日本宪兵逮捕和处决，严重地打击我们的抗日运动。当时我还不知道，黄诚遭处决标志着日本蝗兵的枪口已瞄准我们，准备有系统地摧毁在新加坡的马共中央领导层。”

到底谁是黄耶鲁？为什么黄诚这么痛恨他。原来黄耶鲁在4月份被捕后同意在日本憲兵部擔任翻译工作，因而被党宣布为叛徒。他事后有揭露是莱特出卖了他，但党内无人相信。黄耶鲁因特殊关系，在一年后获释，在憲兵部任職，他因此背负千夫所指的“叛徒”罪名。

原来黄耶鲁就是在后来成为新加坡富商之一的黄望青，他在1973年代被新加坡政府委为驻日本大使（已于数年前逝世）。

寫到黄耶鲁，我们要提及他参加马共及抗日的一段经历。1938年他已经是马共的一支笔，在1939年转来槟城《光华日报》担任电讯编辑，并代表马共领导北马党务，平日喜舞文弄墨，一度与南来在《星洲日报》任职的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引发笔战，而在当时轰动文坛。但鲜少人知道使用“耶鲁”笔名的就是后来身份十分复杂的黄望青。

我们奇怪的是，陈平的回忆录中竟然只對黃望青一語帶過，只說他是楊果上級，未述及“叛變”事件，是认为他不重要或是另有隐情？事实上陈平在高度评价黄诚时，他应该知道黄耶鲁曾是马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和阴影。

反之，他用較多的文字來評述得力助手楊果。

杨果（1919-1956）是槟城人，钟灵中学的高材生。学生时期已参加政治活动，比陈平年长5岁。于1938年陈平尚未正式出道时，杨果已是马共槟城市委。因此黄耶鲁的来到槟城也与他共事一个时期。楊果1940年被调往新加坡总部工作。1941年被捕且强制遣回中国，但途中爆发日本南侵，船只被迫回返马来亚。杨果不久出狱，参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1942年派到雪州参加领导工作。因此得以避过1942年在新加坡的大逮捕。1945年日本投降后，杨果在党内地位提升，而黄耶鲁已是马共的“敌人”。因此即便黄耶鲁指责莱特是日本间谋也未得到人们的相信，马共认为他不过企图为自己洗脱罪名，

不知是否与黄耶鲁的揭发有关或是杨果的警愓性特高，他在1946年即怀疑莱特是个问题人物，但一时之间不为陈平所接受。这又与陈平对莱特的“迷信”与崇拜大有关系，直到1946年杨果在中委会上与莱特闹翻后，自动请求“降级”负责槟城党务一段时间。陈平来到槟城會見杨果会时，才开始接受杨果的某些看法是值得观察的。就这样他们在1947年的时候对莱特作秘密调查，始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导致莱特失踪，卷走马共百万元基金。

即使这样，陈平本身透露也没有下令杀莱特，而莱特在1948年于曼谷被马泰共人员联手杀死。本来他的原意是要依慣例先捉回莱特进行审问。无论如何，陈平认为这是叛徒应有的报应。

继莱特之后，陈平在党的地位与杨果平起平坐，本来陈平提议杨果出任总书记，但杨果认为陈平是适当的人选，经协商后，陈平担任总书记，杨果担任副书记，他成了马共第二把手。

杨果在1948年紧急状态后，并不撤走到马泰边境，他继续留在雪州领导对英军的斗争。1956年8月26日，被人出卖而遭受英军袭击丧命，死时方年37岁。

作为钟灵的学生，不止杨果一人参加马共。在英政府眼中，钟灵在一个长时期是马共的温床，后来又是左派的温床。因此在独立之前，英国决心在1956年改制钟灵中学，是向华文中学开了第一刀。而开方便之门的则是后来被林连玉痛斥为出卖华教的汪永年。

杨果之死，也改变了钟灵中学的命运。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三）—胡志明、陳平、萊特

陳平的回憶錄中用不少的篇幅評析萊特這個人物，交待這位神秘人物如何進入馬共又如何奪取控制權而又被揭發是三面間諜的經過。我對這段歷史感到不可思議，且下意識中認為既所言屬實，則馬共在“兵慌馬亂”的時代，是一個被操縱與跌入“敵人”監控的組織，竟被“大叛徒”玩弄于股掌中，難怪有這麼多人因而犧牲或死得不明不白。

萊特（不是檳榔嶼的開埠人FRANCIS LIGHT，華文書上也是寫成萊特），根據陳平的介紹，用多個名字，其中一個WRIGHT，譯成中文為萊特，也有人唸成LOI TECK， LAI TEK， LI TEK或LIGHT，也曾用張紅，黃金玉和黃紹東等名。

他是越南人，原是西貢共產黨的中級干部，會說廣東話和華語。陳平說，他后來被越共告知，萊特曾遭法國人逮捕后失去蹤影。陳平因此認為法國鑑於萊特無利用價值，促使萊特投靠英國，成為一名間諜。

他肯定萊特是在1932年底來到新加坡，先是充當碼頭工人，後來混進馬共組織。1934年在黨內冒出頭來，不久之後成為中央委員，1938年成為馬共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中央書記。

我順著這條線把馬共、胡志明、萊持及陳平的關係和故事連串起來，展示了以下的“歷史情節”：
馬共成立於1930年，是由共產國際（以蘇聯為核心）代表胡志明在4月30日於森美蘭的瓜拉庇勞的橡膠園內促成。當時胡志明化名“阮愛國”。

胡志明（1890－1969），原名阮必成，曾浪跡歐洲、非洲及美洲等國家。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時），胡志明以“阮愛國”名字代表越南愛國者，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法國承認越南的自決權，但不得要領，激發阮愛國尋求自我解放。後來他到了蘇聯，接受共產黨思想和訓練。1924年來到廣州，成立了越南青年同志會，並成立“東南亞被壓迫民族聯合會”，結集出版“革命之路”。他的華語華文根基也因此紮實。就這樣，他結合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而成為蘇聯遙控的共產國際的一份子（在當時，所有在蘇聯以外成立的共產黨，都標榜是共產國際支部，並接受共產國際派駐代表或顧問）。

1930年，共產國際授意上海中共（由李立三及瞿秋白領導）協助在馬來亞成立“馬來亞共產黨”，以取代被解散和過於廣泛的“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

這顯示馬共是在共產國際指示下的一個新產物，而派胡志明到來增添代表性。

過後，胡志明就回到印支繼續搞革命，他要謀求越南的解放，與法國殖民政府展開長期的鬥爭。1940年日本侵占越南，胡志明再次到中國搞地下革命。不幸在1942年在廣西被國民黨地方政府逮捕，坐了13個月的監牢。在獄中完成著名的“獄中日記”（一百多首中文詩）。

1945年5月德國戰敗，日本呈強弩之末，胡志明回到越南發動全國總起義，準備解放全國。8月15日日本投降後，胡志明在河內成立新政府。法國則在南方重新建立殖民地，於是有了南北越之分。但爆發“法越戰爭”，直到1954年奠邊府一役，胡志明才穩住北越政權。

1969年胡志明逝世。1975年越南共產黨統一全國。西貢改名“胡志明市”。胡志明成了越南的“國父”。

我舉出胡志明是要說明在胡志明之後，馬共迎來了也是一位越南人掌權竟達13年之久，把馬共折騰得迷失方向。如果是胡志明領導，結局又是怎麼樣，我們不得而知，但馬共的領導人不是馬來亞人而是越南人，就顯得十分離奇了。

更壞的是這位“神奇人物”萊特篡奪馬共領導權後，並不是引導馬共進行正確的鬥爭，而是以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馬共內興風作浪，出賣和借英國人及日本人之手驅逐或殺害馬共幹部和領袖，以使自己成為不可動搖的權威領袖。

與胡志明比較，萊特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也沒有“光榮”的“鬥爭史”，但卻靠其迷惑人的“形象”令馬共成員把他當成“馬來亞列寧”來崇拜（因此他也被黨內稱為亞列）。陳平就不諱言曾對他的魅力和領導佩服得五體投地。人人都把他當“神”看待，對他馬首是瞻，陳平這樣說：“一聽到有人提起萊特的名字，就肅然起敬，對他無比忠心”。

我們分析因為先有胡志明（也是越南人）到來作開路先鋒，繼之也是越南人的萊特出現也就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況且萊特聲稱與胡志明是同一路人，也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馬共黨員自然不起疑心，且死心榻地為他賣命，把他視為高高在上的權威。

萊特正是利用這一優勢和馬共成員內不成熟的政治經驗，在黨內借“敵人”之手一一剷除具有能力的人，先是在1942年初製造新加坡大逮捕（日治時期），繼之在同年9月製造黑風洞大圍剿的悲劇。馬共人才的凋零不僅鞏固萊特的地位，也使得萊特有機會提拔年青但沒有經驗的幹部成為左右手。
在這方面，我們不知道為何萊特會特別提拔於1940年才正式成為黨員的陳平。在短短的幾年內登上中央領導人？但從陳平的回憶錄中，我們得知陳平對萊特是忠心不二的，對萊特沒有半點戒心，是個十分聽黨領袖的年青人。

在另一方面，也正中萊特下懷，起用年輕和對革命經驗尚淺的人，是最為容易控制的，況且馬共之中，從未有人直接與共產國際接頭，只有靠萊特來指上指下。

吊詭的是：在日本投降（1945年）後，黃望青（耶魯）（於1942年4月被捕，轉成日憲兵翻譯）曾著文指責萊特是特務未受理會。再者被陳平尊敬的黨領袖之一的黃誠的妻子李明（不是轟動一時李明案的李明，而是檳城人）在那時也揭露萊特是特務，結果反被冷落，一氣之下，她回到中國，1994年逝世。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陳平等人沒有對萊特起懷疑呢？且為萊特辯護？這多少顯示黨員對領袖的“迷信”。這在共產黨世界中似乎是一個慣例；絕對服從領導，不要有所置疑。

一直到1946年底，陳平才聽進楊果對萊特的分析，在調查後，驚覺情況十分嚴重：萊特是三面間謀（法、英、日）。正待要對質時，萊特不見了，可是對馬共的傷害已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

胡志明可以在日軍投降前進行對越南的解放，而萊特在日軍投降後對英軍投懷送抱，讓馬共繳械。不講武鬥，只講政治鬥爭，放手工潮迭起，社會不安寧，反讓英軍有機會和藉口打壓馬共。解除武裝的抗日軍，在萊特的誤導下，喪失了應有的權力，不能再與英軍討價還價了。

雖然事後（1947年8月左右）萊特在曼谷被消滅（死時應不超過50歲），但已於事無補。馬共的第一階段（1930－1947）的失策，幾乎是萊特一手造成的，也給馬共在日後面對嚴竣的挑戰。

儘管陳平的領導能力不受置疑，取代萊特後迅速重建勢力，但整個局面已對馬共越來越不利，導致1948年馬共被宣佈為非法組織，走入森林打游擊戰已不及抗日時的強大隊伍的一半。再者，陳平成為總書記時，只有23歲，實在太年青。要面對波謫雲詭的變化國際政治，也非易事。

1961年陳平有幸在河內會見胡志明，但陳平文中未提及他與胡志明曾談及萊特這個人。可見萊特在越南政府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小人”。

馬共在政治和武裝鬥爭上的失誤，一個竄進馬共黨內的叛徒萊特要負最大的責任，當然馬共黨內覺悟性不高，未戴眼識人對領袖盲目迷信也鑄成大錯。

兩個越南人，一正一負，改變了陳平的一生，也叫馬來西亞的華人背上沉重的十字架逾半世紀之久。陳平回憶錄讓人感到沉甸甸，讀來悶氣壓胸。

解讀陳平《我方的歷史》（四）—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议

陈平的回忆录中述及1947年成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后，即面临严重的挑战。一位不到24岁的年青人突然升上高位，不论在经验上或战略上都无法顺利接替莱特留下的错综复杂的党务。

虽然陈平提及1948年的紧急状态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走进森林重新进行游击战在历史文件中证明是英军事政府有意挑起的行动，以瓦解马共组织，但陈平也不得不承认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马共在战略上所犯上的错误，包括武装人员缴械，接受“复员”（虽然留有一手埋藏大约五千支枪在森林各处，以防万一），显然是准备接受和平，并一厢情愿要与英军事政府分享政权。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条件困难，工潮迭起，也不是陈平所能控制的。这就给予英国制造机会采取镇压与扣捕和驱逐马共或亲共份子，把局面回复到日本入侵前（1941年），由英国一手操控的手段，对共党份子毫不容情。

再者，当时国际形势正在变化，中国共产党已是大军压境，正准备解放全中国，不能不引起欧美国家的焦虑与不安；尤其是英国，不能放弃对马来亚的控制，因为其天然资源对战后的英国太重要了。于是配合美国的崛起，英国决意要马共就范。既然英国安排的一个棋子──大特务莱特的消逝，造成英国无法与马共头子里应外合，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趁马共力量分散和仍未集中时，一举围剿马共。

陈平率领马共转入地下后，面对的困境已由陈平自己评述，无需再赘述，简扼有下列几点：马共一心想要在马境内设立“解放区”（一如毛泽东于1935年在延安建立根据地）和建立“总部”，结果都徒劳无功，最后在1953年选择在马泰边境落脚。

这个时候，马共的势力已大不如前，而且与其它州的联络也告中断。在国际方面，随着胡志明于1954年在越南奠边府大败法军，促成日内瓦会议，确定北越归越共所有。接下来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政策后，已触发马共希望通过和谈解决武装斗争的大课题（这里有需补充的是：1953年在板门店结束的朝鲜战争，使到中国必须重视国内的问题，而暂时不能再“输出革命”了）。

陈平回忆录中也不讳言地承认当时中苏两国也希望结束武装斗争。因为马共没有大后方，军事力量对比与英国悬殊，应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方面。

在马来亚境内，英国成功地推行新村计划，切断马共粮援，并鼓励国内反共和非共政党的成立，尝试推行民主选举，也给马共带来一定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下，因此有了轰动世界的“华玲和谈”（1955年12月28-29日）。这是马政府代表（东姑、马绍尔及陈祯禄）与马共代表（陈平、拉昔迈丁及陈田）的双方面对面的“和谈”。这场谈判从历史的史书和陈平的回忆录来分析，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和谈并不在一个“等位”的基础上，而是直截了当要马共投降换取大赦，其中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陈平之所以不能换取“体面的和约”是因为英国（马尚未独立）洞悉马共武装力量有限，不够“资格”谈条件；而英国同意东姑出面谈判是考虑到尽管马共战斗力已削弱，但在另一方面，从新加坡带头并牵动全马的“左派统一战线”已告形成，且力量不断壮大，有需要从“源头”平息燃烧起来的统战。

陈平后来回想起“华玲谈判”是被英国摆上台亮相的“工具”，企图向国际舆论显示英国有“诚意”结束对抗，但归咎于马共顽冥不灵，好勇斗狠，导致和谈失败，马共“不要和平”的印象，从而取得宣传上的优势。虽然如此，陈平回忆录中也透露东姑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马共的存在也促使英国提早让马来亚独立的事实。

和谈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共是一个挫折，也使到非共或亲共的政团在公开活动中取得一席之地；尤其是华校生更为突显，以致有一个时期，“华校生被错误地标籤是亲共的温床”，以致英校大行其道，用以切断新生一代有亲共的思想。不过，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华校生的参政和活动的频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句话说，“统战”已成为马共展示势力的一个新方向。

在这方面，陈平倒是未详述马共的统战力量，只是简单透露，隐约让人看到马共在统战的影响力。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上台，马来亚社阵的壮大及反大马成立的立场都显示马共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大概属于“敏感”的课题避开不详述。当然至为重要的，也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左派统战，一向来都否定与马共有任何联系，避免触犯法律。这就由不得陈平把“马共”和“统战”连贯起来。可是，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是有共识和私下联系的。

由于“统战”的不断扩大，再加上陈平于60年代已“人在中国”更增添了马共和中共的密切关系。陈平在这一章节中透露曾到访越南、中国和苏联，会见胡志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人物则揭开了“被蕴藏多年的历史推论”，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比如中国在六十年代判定东南亚有巨变，是基于印支三邦有望成立共产政权，相信印尼苏卡诺有能力遏制英国推行的马来西亚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马共重新推进“武装斗争”。虽然陈平否认马共的斗争路线有受到外界的指示，但承认接受中国的援助和协助成立马共电台。

当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时，陈平坦诚马共是受到史无前例的“文革”的激进路线所牵引，不但站在反苏联修正主义的立场，而且也不幸地埋下马共分裂的祸根。1970年马共分裂成三派──中央派、马列派及革命派，曾发生如同“文革”中的冤案，给马共带来相互倾轧的悲剧。
从中我们看到从六十年代开始，马共与中共的“兄弟党”的发展是相当广泛的，也造成在左派统战中一度出现“文革”的趋向，其结果是苦果一串串。

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于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的党政（府）的政策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鼓吹“革命输出”。陈平此时开始感受到变化的来临。首先是马共电台已不能设在中国境内，其二中国的经援将逐步减少，其三国际形势已起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不再成为时尚，革命不再是响亮的口号，特别是苏联正自我进行“和平演变”。

这对于仍然坚持在马泰边境的马共来说，其斗争的意义已大不如前，也未有所谓共产国际的存在与支援。随着1987年马列派及革命派向泰方缴械和投降后，只剩下中央派的马共，但也是势力最大的派系。原先泰方希望中央派与马列派和革命派一样缴械投降，但经过华玲会谈的“教训”，陈平坚持要“体面和尊严的和平”，不要如同过去接受“屈辱的投降”，否则不介入和谈。

经过多次沟通，马泰及马共终于找到一个平台来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一份称为“合艾和平协议”于198９年12月2日签署，标志着马共放下武器，重投社会，一场历时多年的对抗终于划上句号。

这些都得力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东盟的开放，马方不再视共产党为头号大敌下完成的。在另一方面，左派的“统战”也随之消失于其中。许多左派的人士对如此巨变，久久不能释怀，也一度迷失其中：北望神州，不再红旗飘飘！

年轻的一代不知道过去那一段被「曲解」或不完整的描述而对历史的有所断层和不解。如今陈平填补了这个缺陷，虽然尚不算十分完整，也不是历史的全部，却不折不扣是陈平的《我方的历史》。这个书名取得好，它也可以说成是陈平的回忆录。

许子根的“从商为善” （横刀立马）

*飞扬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发放慈善教育金的仪式上（2月19日）用四个字“从商为善”来阐述他的期望和理念。

他告诉我，他是从我的演词中“从商不忘慈善”中浓缩成四个字，问我有何意见，我说很好。就这样他将这四个字灵活地化成一篇精彩的演说。

他先从他的先父许平等说起再提及其先母吴人俊，他的故事是这样开展的：当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理科大学执教（离职前他的职位是理大教育学院副院长），适逢其父亲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1974-1978年）兼任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期满后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四年（1980-1984年）。

我在那个时候开始与许平等交往。因此我是先认识许平等再认识许子根的。

许子根说：在他的父亲担任华社领袖的一段日子里，他的妈妈吴人俊是一位知书达礼的教育工作者，是其父亲讲稿及发表评论的捉刀人之一（另一位据我所知是前光华日报总编辑刘问渠，他也是许平等在任时担任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及槟州华人大会堂100周年纪念特刊的主编，并是马华工商总会的“经济季刊”的主编）。

许子根则是在1978年商会75周年时担任其父亲的翻译。当时的开幕嘉宾是副首相兼贸工部长马哈迪（事情的巧合竟在后来演变成许子根是马哈迪提拔的槟州首席部长）。

1976年吴人俊女士不幸病逝。许子根追述那段往事，由于其父亲是商会的会长，在诸亲友提议下，决定将赙金及家属的捐献设立一个“纪念吴人俊基金”，归属在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1973年成立）名下。这笔款项高达13万元，是继“纪念李月樵基金”后的另一笔捐赠。

随后慈善基金不断充实，也就在许平等领导时开始发放贷学金。一直延续到今天，慈善基金名下有八个基金，总共母金近80万元，而总资金累积至今已超逾二百万元。

作为一名教育学者，许子根曾参与慈善基金的工作。他说，当时有考虑是发放奖学金或贷学金？后来大家决定发贷学金，让受惠学子成材后免息回报，于是1978年开始运作贷学金。

没想到光阴流逝27年后，慈善基金已成功培育254名大学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几乎所有的借贷者，都在学有所成后分期摊还，使到资金不断的轮转，有充裕的资金来协助后来者。

这种既可纪念先人，遗爱人间的积德，又可造福学子完成学业，更有能力捐助慈善教育机关的善举，确实一举数得。换句话说，存本用息成为慈善基金的口碑，也是华社许多慈善教育基金一向以来奉行的传统。

有鑑于华社的慈善教育基金对社会的贡献是无可衡量的。因此许子根在演词中不断地强调在能力许可下，从商者培养高尚的情操是必要的。这种情操不仅反映在个人财富的累积，业务的扩大和多元化，而且也在致富之后，懂得回馈社会。所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口号。
就此而言，他希望更多的成功商人可以仿效商会的慈善基金的做法，在家属长辈身后，为先人设立纪念基金以便慈善基金能不断地充实和累积更多基金来惠及更多人。

他说，这正是他的“从商为善”四个字的真正含意。

事实上，如果我们倒回来看。因为许平等在生前懂得积德行善，为人谦虚有礼，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他终于把他及家人积下的德行，完全地在许子根的身上衬托出来，而在1990年成为年轻的，有学识，有智能的第三任槟州首席部长。凭着许子根的勤政爱民，他跨越了许多大风大浪，稳坐“钓鱼台”到今天。

虽然积德行善是不求回报的，但上天对许平等是公平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也不敢奢想，他为槟州人民培养了一位“父母官”。可以说许子根的成功一半是靠自己，敢于在1982年辞教职参政自我挑战人生；另一半是他的父母恩赐的。

所以一个做好事的人，在不求回报下，也许会有出其不意的“收获”。从许平等身上，我们看到这一因果。

为此，我希望许子根在未来的日子，能更果敢、更坚定、更技巧和更有创意的力争並带领槟州子民走向美好的明天。

我碰上了“513”历史悲剧

现在我说回第一件大事，也就是1969年5月13日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分水岭。
当5月9日大选成绩出炉后，令联盟政府大吃一惊。在国会104个议席中，联盟只赢得66席，比所需的半数（52席）超过14席，仍然可以组成中央政府，但却是1955年以来蒙受最大挫折（以后的历史也证明，这是联盟参加大选最糟糕的选绩）。不仅失掉槟州政权，连雪州及霹州组州政府也是遭遇困难。反对党中，无疑民政是大赢家，而民主行动党则夺得13个国席（与马华同等数目）。
这种民心思变也造成选后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一边是反对党举行胜利游行；另一边是雪州巫统在哈仑领导下也举行胜利游行，结果局面失控，终于爆发5月13日的种族暴乱（这就是历史上的“513”悲剧）。
我们说回民政党在槟州脱颖而出后，林苍佑在11日顺利地在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与王保尼卸任几乎同时进行。这意味着林苍佑已是槟州第一号人物，自然要乘着首长专用车PG 1号离开元首府前往槟州政府大厦办公。而他原先乘着的老Ford Car只好交由老友朱炳钦代驾回槟州政府的停车场。

对槟州人民而言，这是极其和平的移交政权，根本没有紧张的气氛。民政下上虽然士气大振，也没有刻意展示力量。毕竟已经执政了，一切都回复正常。

可是在槟州以外的局势就显得不平静，尤其是雪州和霹州，正在为组州政府的事进行角力。反对党要联成一气起而代之，可惜内部不协调，尤其是民政党不认同这样做，行动党甚为失望（这也是为什么行动党后来与民政党起冲突的一个导因）。

就在槟州人民沉浸在胜利和展望新的未来之际，突然平地一声雷，在5月13日惊闻吉隆坡发生暴乱，而且情势日趋恶化，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宣布戒严。东姑阿都拉曼在电视台宣布此重大骤变，第二天国会中止。

东姑认为这场种族暴乱是“共产及反国家份子有计划的阴谋”。但内政部长伊斯迈在调查后发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共产与政府一样感到震惊”。他并进一步宣称“民主已经死亡”。

我们报社在5月13接到骚乱和死伤人的事件，大家都感到事态严重，下意识中麻烦已在全国蔓延，果然槟城也不可幸免地成为戒严地区。

我当时在做什么呢？刻下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我们看到大街上增加不少军警人员，街上行人和车辆已渐渐减少，我们被告知戒严是在全国进行，只允许早上一段时间开放。

于是凭着记者的职责，我们到警局采访新闻，但同时被警告不要随意到处采访新闻，否则有意外发生，咎由自取。我们也被告知某“敏感”地区已被控制起来。这就是说，记者的自由已受限制，我们只好跟随巡逻的警车进行采访。

不用说，那个晚上已是戒严，全市晋入“死城”。我是没有办法回家了，但报社又没有地方供这么多人挨夜，又碰上当天我生病发烧，只好借同事林文立在牛干冬的住家暂住（算是离报社较近的地方）。
在半夜时分，我偷偷打开窗口往外边一望，但见军警走来走去，一见有“风吹草动”，便发出警告声，连我这么小心翼翼的窥望，也被发现，并被警告闭窗睡觉，不要探头探脑。
第二天我卧床不起，感谢林文立的帮忙，帮我买药治病。可是我老是不能安下心来养病，一心想回到报社工作。隔天我勉强抱病上班，心中有无限的感慨。一个热闹与繁华的城市，怎么变得“死气沉沉”，人心惶惶而浮动？
我心在想槟城并没有暴动，何需大仗阵？由这件事不由得我想起1967年时槟城曾面临一场劳工党发动的罢市，最后不幸演成种族间的小冲突，也是因之导致戒严。

已有了“经验”的槟城人，对戒严令并不陌生，但说什么也不自在，包括我们记者顿然感到寸步难行，即使在大白天解禁时分进行采访，也不得不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只是从电視，电台和报社電訊了解全国动态，并不可能完全掌控整个局势。我们在那个时候，也得到警方发给“特别通行证”，不过有证在身，依然是不能通行无阻，到了戒严时分，也得回报社或回家。

在此时此刻，每个人才感觉到自由的可贵。我们的报社也为林苍佑松一口气。我们都说，幸好他在11日就宣誓就职，如果迟两天，是否能顺利接棒，就是个未知数。

说到这，林苍佑得感谢王保尼“知恩图报”。当王保尼在9日知道大势已去后，便在10日拨电向林苍佑表示祝贺，并告知后者在１１日到元首府移交职权。

王保尼之所以输得口服心服，那是因为林苍佑是他的恩师。没有林苍佑，就没有王保尼风光12年。如今政治师父卷土重来，他是心甘情愿让林苍佑顺利登台。

林苍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任不过两天，竟会发生如斯严重的暴乱。他除了不断通过报社吁请槟州人民冷静与守纪外，也本身马不停蹄到“敏感”地区走动。在任何的大小场合，他總不忘告诉人民局势已渐恢复常态，政府正全面控制时局，很快会解严了。

老实说，槟城是不需要戒严的。根据我们的采访和对局面的评估，人民平静与心平气和，并无不满之处，也不认为有需要什么抗议，更遑论要示威游行。当然这只是槟城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知道其它州的实况。

事后政府宣布的死伤数目如下：196人死亡（华人143名，马来人25名，印人13名及其它人士15名），180人受枪伤，259人受其它武器致伤，9143人被逮捕，5561被控于法庭，6000人无家可归，211车辆被毁及753间建筑物被捣毁或失火。

这可说是马来西亚最严重的一次种族冲突的大悲剧。许多70年代出生的人对此印象模糊，甚至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但历史是不能抹掉的，它永远是“国殇”的标记。

因为“513”事件，东姑失去权力，权力转移到敦拉萨手中。

因为“513”事件，敦拉萨在1970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启开经济“革命”的年代。

因为“513”事件，华人的政治权力进一步转弱。整个政济格局起了十分微妙和重大的变化。郭拉萨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巫统组成的政府。他推出了“以党治国”的政治哲学。

因为“513”事件，我们记者在新闻报导上更为谨慎和自律。有许多问题已不能再论述。“新闻自由”慢慢变成“新闻自律”。我们在那个时代有最深刻的感受。

林苍祐眼中的陈平

大年初一，我向已经退隐政坛15年（1990-2005）的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拜年。在交谈中我问他一个问题：“您怎么评价陈平这个人？”他想了一下，慢斯条理地讲起马来亚独立前的政治情况，然后接着说：“我不认识陈平，但我知道他是实兆远人。其父亲一度搬来槟城（头条路）开脚车店，我和他是同时代但却是走着不同方向的人。”

随着他把自己推回历史的记忆中：“你知道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的家里请了两名厨师，他们都是海南人，一个后来投进国民党，另一个投进马来亚共产党。在早期的时候，为什么比较多的海南人及客家人参加马共？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英国人的歧视和被人认为是下层的人，因此不满现实而投身革命。”

他讲这段历史显然是要表达出那些受到欺凌或生活在底层的人对参加革命比较有兴趣，因为他们想要改变现状。

但陈平应该不是属于下层的人，也不是海南人或客家人，而是福建人，为什么他会选择参加马共而在后来成为马共领袖，一直领导这个政党到1989年签署“合艾和议”为止？这在陈平的回忆录中已有清楚地自作交待。其一他本身是受华文教育的，早年接触中国的读物，对日本的侵占东北省（1930年）感到震惊，其二在1930-1933年期间，他的家庭出现经济危机，被迫将土地抵押给高利贷，一度几乎破产，后来虽然渡过经济危机，但已开始对社会制度有所置疑。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陈平已把自己卷入在援助中国的抗战工作中，成为马共外围组织－－后援会的一名成员。在1940年，他正式成为马共党员和地方干部。从此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生于1924年的陈平，比林苍祐小5岁，但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相同的经历。林苍祐说：“1942年日本南侵，并占领了马来亚和其它地方，陈平在马来亚进行抗日斗争。一度还和英军合作共同反击日本的侵略。而我也在1944年由英国（已是医科毕业）直赴中国重庆，参加抗日活动。这就是说，陈平抗日，我也抗日。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抗日，而我们也有不同的立场。”

不错，林苍祐是选择参加中国的抗日，但他是到重庆加入蒋介石的抗日，且成为陈诚的私人医生。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林苍祐是倾向国民党。不过林苍佑不曾加入国民党（这导致他后来在马华公会内成为总会长时与国民党派的李孝式和翁毓麟等人有了政见的冲突）。

1947年国共再度爆发内战，林苍祐选择回到马来亚。他从中国带回来一位年轻的夫人吴欣燕。此后槟城来了一位曾是槟州“第一夫人”的“中国女性”。（槟城人娶中国人）。巧合的是，陈平不是槟城人，但他的夫人李坤华则是槟城人。陈平这样说：李坤华来自槟城，她是海南人，他们于1944年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如果说民政党创党人之一的林苍祐是如假包换的槟城人，那么陈平也可算是半个槟城人，尽管他们曾经参加抗日，也以槟城作为一个交叉点，但他们却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林苍祐是受英文教育的，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可说是资产阶级的有钱人。自然选择英国的政治方式进行斗争，不会选择革命。他认为虽然他是拿英女王（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到英国深造，但他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也有意见。例如他享受的奖学金，美其名是英皇奖学金，实则是英殖民政府从马来亚的收入拨出的。所以他觉得是马来亚给他这个机会，应该在回国后回馈社会。

他说，陈平虽曾与英军合作，但他不了解英国人的思思和注活方式，他融不入英国人的内心世界。以致在战后他把握不住与英国人的合作，而英国人对共产主义是绝对没有好感的。

这注定陈平在战后很快又与英军政府起冲突。陈平的马共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两个尖锐的对立面，林苍佑不能同意马共与英国政府蛮干的路线。因为聰明与交结的英殖民政府早就将马来西亚分成四块（海峡殖民地，马来属邦，非马来属邦及英属婆罗洲）来驾驽，且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他说，他知道英殖民政府不是把改善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资源的获取来充实英国放在第一位，但要改善人民生活和从英国人手里取回政权，首先是必须加入英国的政治游戏和规则，参加民主选举，以便转移权力。他于是选择这样一条民主政治的道路进行斗争。

言下之意是陈平读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读不懂英国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權術，以致两者分道扬镳，以悲剧收场。

不知道这两位仍在世的政治老人，若有机会碰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

我的神话破灭了 （横刀立马）

*飞扬

不知道是我的脑筋转不过来还是传统中的神话故事一直挥之不去，当我从报章获悉英国查尔斯王储准备迎娶“老情人”卡米拉进入皇家们时，我打从内心有一种“抗拒感”，因为他们这对不是“金童玉女”的婚姻简直是戳破我印象中的神话：女方肯定是貌若天仙（如戴安娜）或学识才智过人（如日本皇储妃）配未来的国王，即便不是出身贵族，也应该是灰姑娘飞上枝头做凤凰。

当我不能承受这样的“新闻压力”时，总是想从新闻报导中寻找可以平衡心理的令人信服的故事。然而很可惜的，我还是找不到卡拉米“耀眼”的一面，尽管她的内心可能是温柔和善良的；尤其是从照片上看到的是一个“半老徐娘”的一幅苦瓜脸的她，我的心理又冷却下来。

虽然我对杨振宁的82岁娶28岁的美娇儿有些失衡的感觉。但翁帆的年青貌美却让人看了舒眼。卡拉米在这方面就无法与翁帆相提并论了，倒是从报上看到戴安娜于1981年嫁王储查尔斯时，才回忆起那一段美丽的神话。

今天的查尔斯（56岁）对卡拉米（58岁）的豪门大喜已经不再是什么神话了，反而是一对老情人从“地下”浮向“地上”，向世人宣告他们爱的誓言。这本来是苦恋结出的甜果。特别是对这一对“老新人”而言，值得庆幸。但偏偏“好事”的报章和电视把卡拉米的老态“暴露无遗”，甚至刊出她手戴名贵的钻石婚戒的照片。这一下子，我不是赞叹和称羡，因为我先看到的不是“纤纤玉手”，而是起了皱纹的手，与钻戒搭配不上，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些好看一些的照片呢？为什幺不美化一些呢？好让万千只眼睛感到舒服？

也许我太过挑剔和过于苛求，但“罪”不在我，责任在于传媒，渲染的是两人的沧桑和无奈，包括在戴安娜尚未正式与查尔斯离婚时，便发生卡拉米已是第三者，且一度形容卡拉米是“没有自知之明”的“破坏者”。难免受人指指点点。

当这件事先被丑化时，又在事后来修补，恐怕已对他们的结合造成伤害。

人类的天性往往是先入为主，而且比较八卦对戴安娜寄以同情，也就无法扭转印象，改用另一个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正面形象。

卡拉米正是“传媒”一路来负面报导的牺牲品，局外人自然用世俗的尺码和眼光来对她评头品足。这样一来，本来一对老情人结合是平常不过的事，却因为男方的身份特殊变成国际花边新闻。

这种与世局无关的婚姻之所以轰动一时，全因为查尔斯打从与戴安娜结婚后，便时不时爆出失和的新闻，成为报章的炒作趣事有关。直到戴安娜于1997年车祸逝世后，也无法安静下来。

不过我们则从查尔斯与戴安娜的纠缠不清的故事中看到豪门生活原来不是那么地令人响往和幸福。这固然可以起警戒作用，让许许多多的少女不要去追逐这样的爱情，可是事实上仍有不少的少女沉迷“白马王子”降临身旁的日子。这说明了在功利的社会，即便面临的可能是“陷阱”，爱做梦的少女也会不顾后果的一头栽进去。毕竟深似海的侯门太吸引人了。

当然卡拉米的故事不在这样的篇章中，既不美丽也不浪漫，难免使到喜欢看神活故事的人大失所望。我的失望也因此油然而生，可能是我们过于重视形式的美学，忽略了卡拉美的内在的美。

无论如何，我还是对这桩婚姻“破坏我的美学观”感到遗憾，但回想一下，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就又得不努力恢复平常心，以免久久不能释怀。

檳州變天民政時代降臨

1969年是馬來西亞政治的分水嶺。也是林蒼祐扭轉乾坤的一年。我們先說后者。

當林蒼祐把自己轉成民政黨的其中一名領袖並把民聯黨解散（但留有一手，未正式向注冊官取消黨的注冊和黨徽，提防民政有變時，可沿用民聯黨角逐大選。當然此事並未發生）而成為民政黨檳州分部時，許多人都不看好民政黨會脫穎而出，也不以為聯盟是會被打敗的。正因為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想法，以致林蒼祐在招兵買馬延攬候選人時面對重重困難。他心目中矚意的人又不願意「去送死」，而他認為沒有料的人卻毛遂自薦。根據我所知，林蒼祐當時有邀請報界人士如凌齊家（已故，曾任星檳日報採訪主任），朱炳欽（星洲日報駐檳採訪主任）參加提名，但卻被他們婉拒了。

雖然林蒼祐已有民聯黨的班底，但卻湊不足候選人來挑戰聯盟。因此他只好勉為其難地接受不是他心目中所要的候選人。他的陣容是原民聯黨人外，加上前社陣一些領袖，又再加上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升斗市民。因為在把部份選區讓于民主行動黨及人社黨（原人民黨）人外，有近20席是需要民政黨人出征的（檳州議席當時總共24個）。

為了達到執政的目的，林蒼祐眼見大選已近，不得不將就擬定候選人。有人因此形容林蒼祐的陣容是“大排檔”的，也是“囉也式”的。良莠參差不齊，有在市議會擔任低等職位的，有半失業的，也有立場不堅定，更有口水多過茶的。

當年4月的提名后，我們做記者的真不知黃亞美、齊來也、倪巴拉及史迪華是何方神聖？我們曾私下打趣地說，只要你願意，投進民政黨就有機會出人頭地。林蒼祐不是不知道，但他也無可奈何，有學識的人怕輸，或避之則吉下，他似乎是來者不拒，只要填足候選人即是。

即便如此，林蒼祐還是喊出“打倒聯盟，執政檳州”的口號，這個口號在過去社陣喊得最響亮，結果未能落實。林蒼祐是否能如願以償？人們都打個問號。但人們看到民政黨的一個優勢是：反對黨中的強勁“社陣”已“杯葛”大選，而想要冒出頭來的民主行動黨尚未成氣候，選擇與民政黨來一個“君子協定”。這就使到民政黨有機會探出頭來。

雖然檳州聯盟在王保尼領導下，已未能顯示朝氣逢勃，反而有日暮西沉之勢，但“爛船也有三斤鐵”，沒有人會料到聯盟會演滑鐵盧，頂多失多一點議席而已。

王保尼的致命傷是檳島自由港地位不保，失業浪潮高漲，人民怨聲四起。在他治理下的檳州，竟然到1969年時只有區區可憐的15間比較有規模的工廠，提供2407個就業機會，實在與檳州的百萬人口不成比例。我們在當時採訪聯盟的群眾大會時（當時尚未禁止群眾大會），往往場面冷冷清清，簡直不是群眾大會，更像政治座談會。我還得知聯盟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湊到一些人來捧場，但台上講話的人，一點吸引力都沒有，也沒有賣點。而我們多數預早拿到候選人的講稿在報上發表。這種有講稿的群眾大會令我感到不如發文告算了，何苦與反對黨斗場面？

反之，民政黨的群眾大會就出現熱烈的場面，尤其是林蒼祐往往是壓軸的演講者。他的攻擊的言論也把大會搞熱了。雖然林蒼祐不是一個天生的演說家，但他的魅力，無疑已在華社生根，他們都把他看成另一個“民族英雄”將“降大任于斯人”也。

如果說是群眾大會讓林蒼祐炒熱情緒，那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當年沒有群眾大會，林蒼祐的斗爭將不容易深入民間，這也是可以肯定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群眾大會在推動民主和激發民憤上，確實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當反對黨的群眾大會越來越高潮時，林蒼祐的信心就不斷提昇，人民也正在改變對反對黨不能執政的看法，但仍然無法釋懷。因為要推翻一個州政權談何容易，我們身為新聞工作者理應是比較敏感的一群，可以測知民意所向，不過還是抓不準整體的方向，尤其不能預測馬來選票會否改變。我們所知的是，在華人占大多數的選區，將會被反對黨攻陷，卻無法知道貴為首席部長的王保尼會在大山腳選區陰溝里翻船。

5月9日開票的當晚，我被派負責採訪林蒼祐選區的開票站（在聖芳濟學院，與《星檳日報》遙遙相對）。在晚上11時過后，我看到林蒼祐一家人春風滿臉的來到開票站，他的勝利是意料中事，所以他的情緒相當好，與記者有說有笑。

第一個傳出佳音的不是他的選區，而是原屬巫統保壘的牛汝莪州議席，竟被民政“無名小子”史迪華攻陷，曾任代首席部長的巫統強人阿日斯意外跌馬。這意味著，民心已反，連馬來人占相當比數的選區都“淪陷”，更遑論其他選區了。

果然一個又一個捷報傳進他的耳朵，尤其是聞悉王保尼已敗北時，林蒼祐知道大局已定，民政的春天已經降臨，他的翻身的日子也伴隨而至。

到了凌晨2時，民政黨已是奪得半數以上的州議席，可以組成檳州新政府，林蒼祐旋即被邀請登台發表勝利演說，會場掀起一片熱潮。許多人都睜大眼睛看看林蒼祐，最后成績是民政16席，聯盟（巫統）4席，行動黨3席及人社黨1席。

我們都用第一時間趕回報館，用最快的速度向新加坡報告選舉成績，又飛車回現場。

在當時我已知道《星檳日報》已打好兩個標題，一個是“聯盟保住檳州政權”，另一個是“檳州政權易手”，“副題是“林蒼祐將就任檳州首席部長”，結果后者的標題派上用場。

檳州變天全民歡呼，林蒼祐時來運轉，他的新時代已告誕生。

我從頭到尾目睹林蒼祐亢奮與歡欣，他沒有想到民政黨一炮而紅，竟能把12年前讓出的首席部長“搶”了回來，檳州人民迎來了一個新年代，我們的報社工作人員也沉浸在一片忙碌的激情中。

向林苍佑拜政治年 （横刀立马）

*飞扬

大年初一，我循例与老同事向似乎被人遗忘了的老佛爷──林苍佑拜年。我们在上午十一时半抵达其家门时，我算了一下，有五辆车停在其住家路旁。早一阵子有多少人来过拜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我们向这位政治老人拜年时，大概不超过10人，其中一人我知道的是前槟州发展机构总经理捷星，林苍佑的二公子林建成也在场，后来林建安也到了。再下来又看到李尧庆来了。还有是林医生的亲朋戚友。

总之在我逗留的约一句钟左右，我看到的是不很熟悉的脸孔，至于平常在报章上大亮相的人物或说政要或说有头有脸的，倒不多见。这清楚地印证社会是现实的──要多热闹时有多热闹，要多冷酷时有多冷酷。人情的冷暖是最好的计温表。你得势时，人人争先恐后围在你的周围；你失势时，请你自己保重，千万不要耿耿于怀，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扶上不扶下」的。

我个人见证了林苍佑怎样失意在政坛，又怎样东山再起，做起槟州首席部长，然后又怎样跌入谷底，从此与政坛说拜拜。这几十年的荣辱，都让林苍佑深深地感受到世态凉炎是怎么一回事。

林苍佑一见到我，还算记忆力相当好。他向人介绍说我是拿笔的。又说笔可以把人扶起，也可以把人推下。似乎是在引用中国一句成语的含意：“笔扫千军”。一方面听起来是“表扬”写作人的“威力”；但另一方面也带有揶揄写作人有时也“滥用”一支笔在发泄个人的不满。

我对他的话无可辩驳，但我要说的是：文人固然有时可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真正起决定性的是政治这“杀手间”。政治可以是意识形态的，也可以是手段各出奇招的。若是君子搞政治，就如同文人的优柔寡断，恐怕也使不出什么绝招，足以置敌手于死地。这就是说，君子人人爱当，可是一卷入政治旋涡，君子就非得靠边站了。

林苍佑当然不是用“君子政治”来闯出天地。不然他不会在39岁那年，敢于挑战首任马华会长陈祯禄而攀上高位。因为君子不能潜越，君子“不夺人所爱”。后来他也因此吃了苦果，因为陈祯禄的公子陈修信也不是用“君子的手段”夺回领导权，而是用非常的手段孤立和逼走林苍佑。

下来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若用君子的标准来检测，则所有参政而成功或失败者都不合格，此事议论没完没了，暂时不提，以后再论。

提到政治，我倒引发苍佑有一段有趣但又有历史意义的对话（他1990年退休后，难得开金口与我谈论政治）。

他在我的问题中说出一段具有发人深省的讲话：“你知道我们今日的马来西亚是怎样来的？英国人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这是第一块，而后又在马来半岛成立马来属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这是第二块，再下来又成立非马来属邦（玻璃市、吉丁、吉兰丹、丁加奴及柔佛）这是第三块。至于东马的砂劳越及沙巴原属英殖民地，称为北婆罗洲，这是第四块。”

“这种因利势导的分而治之的手段使到马来亚人民要进行团结和反抗英国统治极不容易，因为属于不同的结构和地理环境。”

他又说，英国人兴趣的是马来亚及北婆罗洲的资源，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在于其次，因此才有政党政团出现，以争取权益。

林苍佑说，而他本身有幸拿奖学金到英伦深造，在1947年回国后觉得有必要为人民做些事，才有了参政的念头。但政治斗争离开英国的政治轨道又是无所作的。你必须在这个英国式的民主政治中进行争取，才有成功的希望。

于是他進一步說，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够成立，是英国人将四大块版图结成一体，這是依循英国的经济利益而带出的政治产物。

林苍佑熟知英国式的政治，所以他选择走民主斗争的道路。

从这段简单的谈话，我得到的结论是：政治的现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和命运，而文人的文字震撼力是因时而异的，它如果成了政治的宣传工具，就非同小可了。不然它只是局限在文字领域中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和控诉。一句话：政治是行动的，文字（学）是理论或抒情的。

我问他对陈平有何评价？陈平是马共的总书记，最近出版了其回忆录《陈平《我方的历史》》，内中揭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且触目心惊。

林苍佑说他个人不认识陈平。他说他们两个人是同时代的人物，但却是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日后在政治上也走着不同的道路。

他这样说，他年轻的时候，读的是英校，后来拿到英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奖学金到英伦学医。回国后（1947年），他就决心为社会作出回馈，因而后来选择参政。

他说，当年他们出国留学，名义上是女皇奖学金，实则也是取自马来亚的资金，在那时马来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一年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大概十多个人）能享受这荣誉到英国受教育。

既然他是马来亚培养出来的留学生，他认为他有责任为人民做事。就这样，他选择一条符合英国式民主的参政道路。

反之，据他所知，陈平比他小五岁，是来自实兆远的，后来他的父亲也迁来槟城开脚车店，就在头条路，而陈平是受华文教育的，他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政治思想，他的参政不可避免地是走向革命的道路。

在那个年代，年轻人走向革命是不足为奇的。林苍佑这样回忆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的家里请了两个厨师，这两个人后来参加了革命，一个参加陈平的马共，一个跑回中国参加抗日，倾向国民党。你知道为什么早期参加革命的人有不少海南人和客家人吗？因为他们生活在底层，一个被人忽视的族群，他们感受被歧视和对现实不满。”

我查阅了历史书籍，我对他的这段分析表示同意。事实上，早期领导马共的多是海南人，后来也有不少客家人参与革命行列。

春节一片红的联想 （横刀立马）

*飞扬

华人的春节有两个特色，其一是新年總共有15天，从年初一到十五元宵节，只有在元宵过后才称新年已过。而在这15天之内，碰见朋友总是恭喜不停。红包也得备足15天。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民族比华人拥有更长的“新年期”？

西详人是从圣诞（12月25日）到元旦日（一月一日）是为新年气氛，因此他们把Merry Christmas和Happy New Year串在一起，但也没有华人的“长气”。可见华人十分重视春节，不能一两天就算数，一定要拉长到15闹元宵，间中又有什么“人日”，“天公诞”（说是福建人的真正新年）等。

其二是新年前后，总是红色大行其道。挂红彩，吊红灯笼，穿红衣，派红包不一而足。于是红色与春节挂上钩。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华人认为红色代表吉祥，代表喜庆，代表了民族的节日达到高潮，所以“红色”成了最代表性的颜色。

但我们又有没有想过，“红色”不是新年的专用颜色，当它与政治挂钩时，它就成为左翼的象征。所谓“红旗飘飘”在一个特定的年代，它是左派乃至共产党的尊严和权力的化身。共产党用的是红旗，左派也用红来展示力量。五一劳动节挂红旗，党庆用红色党旗，国庆也用红色国旗。最令我们熟悉的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以区别国民党时代“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由于红色成为共产和左派的政治标志，因此在文革年代，毛语录也编成红色小册子，称之为“红宝书”。非共和反共国家也形容共党带来的是“红祸”或“赤祸”。于是在50年代美国拋出“骨牌理论”，认为“红色政权”从苏联、中国之后，会蔓延到东南亚，及至整个亚洲都会变成红色。

因为政治的变化，红色一度也成为“敏感”的顏色。那些反共的人士对红色避之则吉，不愿与红色沾上边，转用蓝色或青色之类的，以避免“惹红上身”。可是当春节一到，华人又喜欢用红色来冲喜迎庆。这使到顾忌“红色”的人也无可奈何。他们一直都不会明白为何共产党喜欢红色，而不用其它颜色？

其实，选用“红色”除了迎合华人的心理外，也有是振奋士气的作用。这种一箭双雕的意义，已是明显表露无遗。随着年代的改变，世界各国对“红色”已不敏感，也不视为禁忌。毕竟红色已不再是威胁，反而觉得红色可以衬托出节日和时代的气息。

讲到红色，我们又想到黄色是中国古代帝王的专用颜色。凡是宫庭莫不以黄色为权威的象征，皇帝的龙袍也是黄色的。在帝王时代，普通人民是不可随便着黄色衣服，否则有杀生之祸。

虽然如此，美国人在19世纪末期竟创办一种杂志，称之为“黄杂志”（用黄色为封面），专门刊登低俗文字和图片，藉以消遣，久而久之，人们便把低级与色情的文字与图片称之为“黄色文化”。

而此“黄色”又与中国皇帝的“黄色”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只是后人为了方便，才使颜色的意义变了样。

这正如“红色”一样，既是封建留下来的喜庆颜色，又是共产时代特有的標籤。

这就是说，颜色本身不具有任何动机，它是“审美”的一种观念，只是后来的人因势利导，才对颜色作了識別，而产生了矛盾。但无论如何，仍然不损颜色本来的用途。

就像有人喜欢贬称到海外从事被认为不正当行业的中国女孩为“小龙女”一样无损许许多多的华人还是自称為“龙的传人”一样。这种矛盾心态比比皆是，也反映了人类是在矛盾中生存和自我調侃中來轉換顏色和文字的意義。

民聯黨搖身成民政黨

林蒼祐力圖東山再起的路程是曲折不平的，也是困難重重的。就說他在1961年創辦民主聯合黨時，特別選擇在芙蓉成立，而不是在檳城，是因為芙蓉有他的前同志陳世英及郭開東為他獻上現成的地盤。這個地盤是陳世英領導的獨立陣線在1961年的芙蓉市議會選舉中奪得了控制權（9名市議員），而在1959年國會大選時，支持林蒼祐憤而退出馬華公會的陳世英及郭開東皆中選國會議會。這樣一來，甫成立的民聯黨便擁有一個市議會的執政權。

可惜，這種合作不長久。1963年林蒼祐與陳世英關係鬧僵，藉著黨代表大會（已移至吉隆坡舉行），林蒼祐中選總秘書，黨主席由屬原巫統的發起人之一的賽那阿比丁出任，陳郭兩人被排斥在中委會外，導致他們退黨。於是民聯黨的大本營遷至檳城。

林蒼祐已習慣於又離又合的政治鬥爭策略。雖然在1964年大選過後，他在檳州建立了自身的地盤，但要撼倒聯盟政府也非易事，因此這位支持馬來西亞成立的反對黨人在1965年新加坡尚未退出馬來西亞之際，同意李光耀倡議組成非共的反對黨聯合陣線，稱為團總。此舉擺明是要把左翼的社陣排斥在團總門外，可是同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後，“團總”也就無疾而疼。這就是為什麼林蒼祐在1966及1967年急著要再找反對黨合作的原因。不過在社陣（勞工黨）不表興趣後，林蒼祐又迎來另一個機會。這個機會不是林蒼祐主動提出的，而是在1968年脫離勞工黨的陳志勤在結合一批有識之士後，準備另組一個反對黨。

陳志勤的謀士就是也參加成為發起人之一的王賡武（當時在馬來亞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有意遠赴澳洲國立大學接受新職）。王賡武在盛情難卻下，為陳志勤及其盟友（包括學者、職工會領袖和前勞工黨領袖）出謀劃策，他們敲定這個黨取名為民政黨。但在成立之前，陳志勤來到檳城找林蒼祐，邀請後者成為發起人之一。這正符合林蒼祐的心願，雙方一蹴即合，當然也意味著民聯黨將在不久後宣告解散，以當時民聯黨的情況，它是林蒼祐說了就算，因為參加民聯黨的人都是為支持林蒼祐而來的。

1968年3月24日，六名發起人，即賽胡申阿拉達斯（時任新加坡大學教授），陳志勤（前勞工黨人，國會議員），林蒼祐（民聯黨主席，國州議員），王賡武（馬大教授），JBA彼得（醫藥協會主席）及威拉邦（前勞工黨人和前國會議員）在吉隆坡莊嚴宣佈計劃成立民政黨（PARTI GERAKAN RAKYAT MALAYSIA）（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華文全名應為《馬來西亞人民運動黨》但一向簡稱“民政黨”）。這個政黨主要推行“溫和社會主義”路線，強調維護工農階級的利益，並提出《工人憲章》。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黨提出了以“人性及民主原則建立平等社會，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但不同意階級鬥爭的政治哲學。因此它的宗旨也有了這樣一條：“消滅名利狂熱思想，不論是宗教的、種族、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階級的（行動）或語言”。

在尊重宗教自由和承認馬來人應得到特別扶助下，賽胡申阿拉達斯再度重申階級鬥爭的哲學是不健全的，而階級和團體間的利益沖突可通過互助解決之。

（以上原始資料筆者保有正本記錄，也通過與王賡武的對話得到確認）

4月15日，這個黨正式宣佈成立，並在5月25日正式獲得社團注冊官的批准。

創黨伊始，有兩個主要靈魂人物，一個是負責吉隆坡的陳志勤（出任總秘書），另一個是負責北馬的林蒼祐（出任副主席），主席是賽胡申阿拉達。這個時候面對比較挑戰性的是林蒼祐，因為他要說服全體的黨員一起加入民政黨，並同意解散民聯黨。

我在那個時候也負責採訪民聯蛻變到民政的過程，也不時與林蒼祐有接觸。他滿懷信心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黨的過渡，也相信絕大多數黨員會隨他參加民政黨。他這樣說，少數民聯黨員不願跟隨是意料中事，因為他們看不到遠景，也無法理解政治鬥爭也是要講求藝術的。

根據我後來知道的，少數人之中有一人不願跟隨的是陳毓書。他向我說，他是支持林蒼祐退出馬華的勇氣，而跟著他打天下，但不能同意由民聯走向民政，因此他選擇不加入民政黨（他後來加入行動黨，在1978年中選州議員，此為後話，暫按不表）。我只是想說明有一些與林蒼祐共同鬥爭的人不認同解散民聯轉成民政黨人。

可以說，當時絕大部份的民聯黨員都支持林蒼祐走進了新的大家庭。

正因為要表達民聯黨人的決心，林蒼祐就於1968年6月16日在舊關仔角以民主聯合黨的名義舉行最後一次的群眾大會，以向人民解釋為何要改變鬥爭策略。

在這之前，也即是6月6日，民政黨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抵檳與林蒼祐商討在檳州建立民政黨分部事。換句話說，一個“全國性”的民聯黨將因此變成民政黨的分部。因此在群眾大會過後，民聯黨於6月23日在檳城召開全國黨員大會，以進行表決。結果絕大部份與會者支持這一改變，因為他們認為民聯改成民政，雖然林蒼祐不再是黨主席，但他依然是黨的靈魂人物，尤其是在檳城州，沒有林蒼祐參與下，民政黨是不成氣候的。

意氣風發的林蒼祐在“改換碼頭”後，說話的語氣也有些改變，他似乎換了一套服裝，儼然以民政黨發起人之一的身份發言。但也由於這一改變，林蒼祐的新聞又多了起來，我們這群記者也一直以他作為代言人向他索取黨的動向。

同年7月21日，已獲准注冊的民政黨在吉隆坡舉行總部成立大會，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這樣說：民政黨是由無權無錢的各階層人士組成，但世界上偉大的政治革命都是由簡陋的環境中脫穎而出的。林蒼祐沒有參加總部成立大會，他忙於檳州的黨務，但有一個來自檳州的人參加大會且成為主座人士之一，他就是原勞工黨總秘書陳樸根。只是短短幾個月，林蒼祐又再改頭換面了，民聯黨搖身一變成為民政黨。雖然有人不看好林蒼祐這一變再變，但“斑雀焉知鴻鵠志”？

我與手機的故事 （橫刀立馬）

*飛揚

我從正月份的網站讀到一則新聞，說在過去25年來，人類在科技方面的進步是令人瞠目結舌的。根據美國一家學術單位最近邀請科技領袖來作一個評鑑，到底是那一項發明最為重要的，結果仍然無法選出第一名的產品，要留待日後再作決定，但排名第二的是手機，第三是個人電腦，第四是光纖系統，而第五是電子郵件。其他榜上有名的包括CD雷射唱片，數碼相機，汽車安全囊，以及其他隨身攜帶可使用的產品。

從上觀之，人類在四分之一世紀的進步是遠比過去任何時代都要快速的，就拿個人移動手機來說，我的經驗是深刻的。

以前，就說40年前吧，家里裝一台電話是相當不錯的。就在我進報館服務後，才開始驚覺電話的重要性，那個時候，報社的電話線是命根子。與外界的聯絡全靠電話，但電話機又有限，以致有時得等電話有線才能使用，而且電話機又是一個個又黑又大的，一點也不美觀，可其實用價值就十分大，尤其是報社安裝了又“珍貴”又緩慢的傳真機後，我們都讚嘆有此機可省卻打電話之苦。

可是一台傳真機是不夠用的，於是報社又有專人接電話寫新聞的，他們的速度是又要快又要字體較為端正，而且聽新聞要“耳靈”，不能老是再說一遍，不然報告新聞的記者就很不耐煩。我們當時稱呼接電話寫新聞的人為“內勤記者”。在那個時代，誰又想到電話會「革命」的？

在80年代起，我開始到中國，而且每趟一去就是15天或20天。如果要用電話，在公路上是沒有電話亭的，只有路邊的商店或有電話的。若要惠借，對方是不大願意的，大多數回到賓館打電話。本地電話一通一塊錢，若是打長途就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有一次打回馬來西亞，約三分鐘的電話費是百多元。經常在結賬時，電話費是千多元人民幣。

即使在馬來西亞，因急用打電話，商店也是不大願意借給的。後來有了公共電話亭或投錢打電話機之設，也就多少方便我們這些外出的人。

90年代，已有了移動手機，但卻是“龐然大物”。我記得我買下一輛車時，車內裝有電話機（時價是萬餘兩萬元）。若要從車上取下，實在笨重，好像提一個電池箱那麼不雅觀。不過在物以稀為貴下，這台手機又似乎十分耀眼。

不久之後，有了較輕的手機，我們稱之為“大哥大”少說也有一公斤重。我於是把“汽車手機”換成這類手機，價格是近萬元，又“威風”一陣。

再過一些時候手機越出越精巧，也越來越便宜，回頭看看自己的“大哥大”，真是不好意思。朋友笑我拿那麼大的手機，好像怕人不知你有手機似的，我唯有苦笑，笑自己趕不上時代。

近些年來，手機千變萬化，即輕便又美觀，已是一種十分實用的裝飾品。在價格大眾化下，一人一手機已不是“天方夜譚”，而是活生活的現實。

雖然有人說手機的幅射力較強，常用會對人體無益，但也沒有多少例子使用手機會「殺人」的，於是手機便成為全人類的“寵兒”。

今天的手機可不得了，又是電話，又是攝相機，又是電腦，又是電視機的，幾乎把可以統在一起的科技都合在一個小小的手機內。

雖然手機用途多多，但會全面使用其功能的並不見多，我就是其中一個，手機就是手機，也等於是隨身電話，至多是收訊息和發訊息，其他的只是略懂一二。

過去是人操控電話，甚至打架的時候，用大大個電話一丟也能傷人；今天是手機操控人，你用手機不能傷人，而手機卻能掌握你的一切。

因此把手機的發明列為世界第一科技，也許是「當之無愧」的。

祝大家雞年龍飛鳳舞 （横刀立马）

*飞扬

我们的华人虽然慣用阳历来推算日子，但总会不忘用农历来推算自己的运程。于是就有了一些讲不清楚的陋習和所谓古人留下的风俗，并且认为在何年出生的人是最好的，而又在那一年出生不是不理想的。举例来说，最受欢迎的是龙年，因为龙代表了幸运与獨佔鰲頭，所以爭著生龍子。即使不在龍年出生，也可能会给孩子取个有龙的名字。比如李光耀就给他的长子取名显龙的名字，果然不同凡响，今天已貴为一国总理。又如原姓房的武打名星给自己取了个成龙的名字，又是一炮而红，取代了已逝世的李小龙的地位。

由此可见龙是最受欢迎的，所谓“望子成龙”就是这个意思，许许多多的人赶在龙年生孩子，便是希望有个好意头。

说到龙，人们又会问道：“既然龙在古代是至高無上的，被视为皇帝的象征，为什么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五而不是第一呢？”

我翻阅一些有关命理和生肖的书籍，也找不到答案，而所谓十二生肖是东汉以后才正式确立，至今已有二千年历史。它是根据十二地支（另有十天干）排列而成（天干地支并成年代，十二年一个轮回，六十年又转回头，所以有六十花甲之年）。不知道为什么令人讨厌的老鼠竟排名第一。根据我看书悟出的推理是：在五行的排列是這樣的：木（東）、火（南）、金（西）、水（北）及土（中），既然土是排在中央，即第五位也是代表了皇帝，而在佛教中又有所谓天龙八部，后来八龙中又藏了第九条龙在中間，于是出现所谓九龙壁。

我们把皇帝称为“九五之尊”，大概“九”代表最权威的龙，“五”代表最权威的地，不是有一句话说，“普天之下，非土莫王吗”？

也許由于這個緣故，龍就排在第五了。至于雞又為什麼排在第十，剛好與龍形成對稱？原來一向以來，中國人把雞當成鳳，也是個好意頭，許多女性的名字出現鳳字正是因為龍鳳是一體的。既然龍代表男性，鳳就代表女性了。

人們于是會問：如果不存在的動物“龍”可以被列為十二生肖之中，為什麼也不存在的鳳凰不能列入其中，偏偏要選用最普通不過的家禽“雞”來排陣？

這與選老鼠和猪狗蛇之類的同樣說不出所以然來。但有一點可以這樣解釋：在遠古的時代，早已存在兩大氏族，即龍族和鳳族的斗爭。他們曾有過合作，也有過激烈的摩擦，到最后是龍占上風。龍成為皇帝的象徵，在男性為主的社會，自然不容許鳳探出頭來，或再貶回雞以襯托出龍的偉大。就這樣“鳳”不見了，雞出頭了。

雞是人類的良友，大家都習以為常，但為了“抬高”雞的地位，民間有人把雞當鳳來稱呼。我們吃“雞爪”不是改稱為“鳳爪” 嗎？更把雞年當鳳年來稱呼。一直到慈禧太后在清朝把持朝政后，鳯終于抬頭，鳳居然駕在龍的上面。

本來這樣的說法也不錯，壞就壞在后來的人，誤把“雞”當“妓”同音來形容。真不知是那位缺德的人把“叫妓”喚成“叫雞”。這樣一來，女孩子對 “雞”則避之則吉，于是人的名字有“鳳”是高雅，絕沒有人的名字有“雞”字在內的。因此“雞”再被人貶了一級，是低級中的低級。可是偏偏人人都喜歡吃“雞肉”。其中的矛盾，沒有人去研究，畢竟“吃雞”與“叫雞”是兩碼事。

為了轉個運程，人們把雞叫鳳不僅再次提高了雞的地位。也讓屬雞的人感到榮耀。

今年碰巧趕上“雞年”（以農曆算應當是年初一開始進入雞年），肖雞的人可以把自己當鳳來看，心理便踏實了。

其實，正如星雲大師所說，不要迷信“命中注定”。雖然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生肖，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不是龍年特別好，也不是鼠年就壞運，其實人的屬肖是不重要的，是與生俱來的，也與命運無關。什麼時候想生孩子就什麼時候生，不要管他什麼年。星雲大師要人們從佛理中認識和改變命運，不要相信命運，更不要迷信，大概就是這個道理。祝大家雞年如鳳又如龍。

對西南區“華中”事件的補充 （横刀立马）

*飞扬

1月28日，韓江中學邀請檳島西南區九間華文小學的董事長及代表進行一場教育交流，主要是想傳達一項訊息，並向西南區的華小作一個明確的交待。

雖然有關新聞已見諸各報，但我想在這里針對有關的問題作一個必要的補充，以使西南區的華社對整個事件有個清楚的輪廓。因為陳國平及我本身除了是韓江中學董事會的負責人外，也是“檳島西南區國民型華文中學籌委會”的主席和總務。

曾經有許多人問我們，為什麼這件事“有頭無尾”？為什麼開了幾次會后“突然”終止？為什麼沒有在報上公佈原委？似乎是有點“怪責”籌委會“無疾而終”。

不錯，籌委會是在“特殊的情勢下”突告煞車，但又無法講得清楚。因為一講出來，又會引致情緒波動，對大局無所裨益，所以我們商議后決定選擇保持沉默，讓有關政黨繼續爭取，說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1. 1998年下半年，西南區華小的主要領導人許忠源數度提出善意的要求，希望由陳國平出面領導在西南區爭取設立一間國民型中學，但因事關重大，未敢貿然應諾，最后基于西南區的華小有強烈的要求和願望，同意擇日召開一項會議，以集思廣益。

2. 1999年3月13日，我們舉行了第一次交流會議，與會者一致通過成立“檳島西南區國民型華文中學籌備委員會”，並推舉陳國平擔任主席，領導申辦及建校事宜。在這方面，我們曾研究國家教育法令修正后，已沒有所謂“國民型中學”，全已改成“國民中學”。似乎與我們的定名有些出入。不過，西南區的代表則坦言他們的原意是要建立諸如鐘靈、檳華的中學，具有華教的傳統，以收容西南區的華小畢業生。

換句話說，只要能成立如同鐘靈及檳華類型的中學，而名稱如何定並不重要。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決定上述的定名，主要是能夠比較明顯地突出華社的意願，不是要超越教育法令的規定。

3. 會議過后，我們決定收集資料，以向教育部長提呈完整且具有說服力的備忘錄。在一個月之內，也即是4月8日，我們終于完成這項艱巨的工作。

4. 接著，籌委會又于4月份舉行兩次會議，納接備忘錄的內容，並期望主席及早向教育部長提呈。在6月份的時候，主席將申辦公函及備忘錄持交時任教育部長的納吉。

5. 不久，籌委會主席被告知，申辦事宜困難重重，不易落實。鑑于全國大選行將來臨，我們決定選擇沉默，以免影響情緒。在這之后，我們便不曾再召開會議。前后算來我們一共舉行四次會議，但沒有進一步行動，也沒有結束會議。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要讓西南區的華社及各政黨繼續發出聲音，以期局面有所扭轉。而事實上，各政黨領導人也不間斷地作出努力。如果我們宣佈解散籌委會，等于我們“承認”申辦失敗，也就會造成不必要的麻煩。這之中的苦衷，我們以沉默表示了我們的“承諾不變和不死心”。

6. 轉眼又來到2004年的大選，由于政治氣候已大為轉變，反對黨后勁乏力，此事已不再是焦點課題，但無可否認也成為候選人手中的一張牌子。

7. 大選過后，鐵樹仍然不開花。這6年的時間一幌眼過去了。陳國平及我本人認為經過兩屆大選，應給西南區人民一個交待，不然就會成為“千古奇案”，有始無終。今天看來，爭取申辦所謂“國民型華文中學”已是“胎死腹中”，我們已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和期待。除非奇蹟出現，不然我們不能再無年無月的守株待兔，而是必須另擇方案來“解決”西南區華小畢業生的升學問題。因此韓江中學主動地作出獻議，讓不能進入國民型中學的學生來到韓中接受完整的中學教育。當然這又牽涉到許多重大的問題，諸如經費、交通及課程等，這些都是需要雙方進行協商的，無論如何，我們期待西南區的華小董事領導人在許忠源領導下能為下一代的前途作出深入與積極的考慮和探討。韓江中學準備配合他們的願望來達成一個共識。

新聞自由與媒體研究

我在1月29日中國上海大学與韩江学院聯辦的“大众传播系硕士課程”開課禮上提出兩個要點。其一是韓江學院在成功開辦中文系硕士班（與南京大學合作）后，又成功地推出與新聞傳媒相接近的碩士班，可說是不同國度，不同意識形態的新聞學交流的突破；因而激發韓院在未來的一年內，準備把韓江華人文化館提昇為研究院的規格，邁向學術自由領域。

這就是說，我們將會在中國及台灣的大學支持與合作下，開辦更多的研究課程，以期能成為東南亞研究中心的基地之一。最主要的一點是，這是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的學術研究，集教學、藏書、交流于一爐，配合這一發展，我們將在今年3月份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在韓江學院舉辦為期4天的學術研討會，以檳城歷史作為研究對象。

我们認為馬來西亞的研究生是幸運的，因為他們得到中國教授不辭千里到來教學，並讓本地生考取與中國學生同等學歷的學位，而且收費相對便宜一倍。在中國，報載今年報考研究生的申請者達1百17萬人，但只能收容不到30%，可見競爭之激烈。因此馬來西亞人珍惜這海外設點和辦學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中文日益普及和運用價值提升的當兒，更顯示其實用性，也是貫澈“終身學習”的一個過程與環節。

其二是針對大众传播系硕士班的開課，不僅是第一家用中文媒介的課程，而且有助于提昇本國華文傳媒的水平。

因為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华文传媒工作者在过去多数是没有机会经过专业训练就在自我摸索中成长，包括我本身在内也是靠边做边学而成为一名报人。除了极少数的有一些新闻专业或理论基础外，大多数人是“实验主义”者，也就是在缺乏理论支撑下，依靠前人的经驗和自己的经验来判定新闻的标准。这似乎与五四运动文学革命（不是革命文学）创导人之一的胡适提倡的“ 中国化的实验主义”有所相同。胡适本身是饱学之士，他把美国实验大师杜威（JohnDewey,1859-1952）的一套理论引进当时的中国，主张文学革命是一点一滴的进化，要结合实验主义一起而实际应用。但后来又被政治潮流所淹没。不过经过一段十分曲折的变化后，中国在80年代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这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实质内容中有所不同，但也反映出“实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实用价值。

我提起这件事是想用此来审视我们今日的传媒事业和言论自由。虽然我们常说传媒是“第四权”，而“言论自由”是资本主义赋予人类的基本人权。但事实上我们所处在的是加了一条“社会责任”的理论的框架来约束新闻自由。所谓的“社会责任”也就因时而异，因国而异，但又无所不包，可以是法令的实施，也可以是其他的。这无形中又给传媒工作者设下所谓的“自律”。在“自律”底下我们可能就无法很好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手上。因此有人對新聞工作者的諸多責難，也就顯得有些不公平了。事實上，他們忝為知識份子，也熱愛“新闻自由”與“言論自由”，只因各報有不同的詮釋。

正因为这样，华文传媒需要在面对挑战时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可以从西方引入，也可以从东方引入而最后成为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的一个指导方向和思想。换句话说，我们也不需要太过灰心，总有一个方法或理论来匡正新闻自由的定義。也许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的传媒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或提供一个模式。上海位于中国的最前线和最开放的大都市，它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的，上大教授的到来或者可以填补我们的华文传媒所欠缺的理论系统。反过来，中国也可以从马来西亚的华文传媒的经验中获得启发。这种交流是值得鼓励与提倡的。这样一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好象正可以派上用场。

在過去我們是無從想像這樣的雙向交流，但在不斷改變下，我們終于看到《南洋商報》有了“文匯版”，直接與香港的“文匯報”掛鉤；抑有進者，連中國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可以堂堂正正在馬來西亞刊行和發售。

假以時日，馬中兩國的中文傳媒肯定能找到一條適合“亞洲民主”的“新聞自由”的理論和模式。

孙中山孙女“言多必失” （横刀立马）

*飞扬

孙中山（1866-1925）是一代伟人，这是无可争议的史事。他最大的贡献在于能结合中国各方的力量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不论他是否是短暂的总统及后来的大元帅，他的无私与个人的牺牲（让位于袁世凯当总统）而换取帝王制度的埋葬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

在帝制结束后，他创立了国民党，又成功创建中华民国，行共和制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因此在他逝世后，他被其继承者蒋介石奉为“国父”，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没有孙中山，就没有国民党，更没有中华民国，也不会有蒋介石的出头天，当蒋介石于1949年退守台湾，把“国民党”和“中华民国” 移植台湾时，孙中山自然成了台湾人民的“国父”。

但也因为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整个大陆也在1949年宣告政权易手。因此毛泽东成了共产党的创党人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締造者。

毛泽东一生没有反对孙中山，也没有澈底否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也是事实。但毛泽东在这个基础上，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重新演译“三民主义”，且赋入了社会主义的因子，也是无可辯駁的事实，以和蒋介石划清界线。由于这样，中国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不再是国民党的天下；孙中山也就成为在史上被定位的正面人物，但不是当时现实的领导者。被中国尊称为开国元勋的，毛泽东是第一人。因而有了“开国大典”，这个专有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不可能也不是新中国的“国父”。天安门城楼曾经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遗像和肖像，用以展示中国已晋入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到后来，天安门城楼只剩毛泽东挂像。华国锋（毛的接班人）曾犯大忌，拿自己的肖像与毛并排，结果遭“天讉”。在邓小平于1978年复出后，华国锋已大权旁落，即使邓小平对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有功，也不敢把自己的肖像与毛并列，他敲定了天安门城楼只有一个“永久性”的挂像，那就是毛泽东。

我们不否认在庆祝节日时或纪念孙中山时，孙中山的遗像有出现过在天安门一个短暂的时刻，但过后又回到只有毛泽东的遗像。在当今的中国，流行的不是“三民主义”，而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及最新胡锦涛的“立党为公，執政为民”的口号和思想，用以贯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取代曾经流行一时的“不断革命的阶级斗争”。

不错，在1949年立国之初，毛泽东十分重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到来参加开国大典，并委为国家副主席。他对宋庆龄的尊重是出于宋庆龄敢于和蒋介石顶撞并坚持孙中山的理想，不认同蒋介石的赶尽殺絕的手段。但好像从未听闻毛泽东称呼宋庆龄为“国母”。

我们不知道最近来到槟城访问的孙中山孫女孙穗芳何以有此说。

她还说有信心在两年内可争取中国“恢复孙中山的国父地位”。从她的谈话中，我们找到这样的“依据”：“这些年来，祖父常常托梦给我，每次入梦时都会和我谈话，我是为了他（孙中山）才会来到这世间”。

连梦都可以作为“推理的凭据”。我只能说她在说梦话。不是吗，连台湾现在都要去中国化和去孙中山化，她难道不知道吗？

我可以跟她打赌，以中国的国情和实现的发展，中国会同意孙中山是历史上的伟人，也曾是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国父”，在历史上已有定位。但在现实中不至于让共产党把尊严放下，在两年内承认国民党人是“国父”。孙中山不是共产党人，他有自知之明。如果孙中山地下有知，也不会与毛泽东争功，毕竟这个新中国是毛泽东打出的，而他只是毛泽东革命的开路人。在有生的年代他都能够为大局让出总统大位，在死了这么多年后，也绝不会托梦要孙穗芳为他争回“国父”地位。这也不是孙中山的性格和为人之道。孙穗芳不了解孙中山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是孙科的女儿（而孙科又是蒋介石的人，地位和身份远不及其父亲），也已成为美国的华裔，自然不能透视孙中山的内心世界，孙中山的伟大在于生前不沽名釣誉。一生为民，天下为公，孙穗芳就不需要一厢情愿了。作好名人后代孙女的本份，只讲历史，无需自我标榜，自会赢得尊重。否则言多必失，也会贬低孙中山的形象。

我奉陪林蒼祐講「三國」

當記者後不久就與“政壇失意人”林蒼祐打交道。在1966年的時候，林蒼祐已不再是馬華公會的老大，而是轉身一變成為反對黨領袖。

有需要交待一下林蒼祐的從政歷程：1951年4月被委為檳城殖民地議員（相等於今日的州議員）。兩個月後他聯合一批專業人士組織“急進黨”（Radical Party）。名是急進，其實這個黨一點也不急進。

1954年，林蒼祐離棄由他一手創辦的急進黨，應陳禎祿之邀加入馬華公會。於是在1955年以馬華公會候選人身份角逐檳州議席選舉，結果不負所望。這樣一來，他在尚是殖民地時代的檳州立法議會已是焦點人物，更被殖民地政府倚重推舉為州議會的首席議員，期望他在獨立時成為檳州首席部長。

但雄心萬丈的林蒼祐並不重視這個職位，他轉而推舉同僚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長。為什麼他不撿現成的果實？原來他另有打算，他準備在馬華公會打出一個春天來，而成為全國的華人領袖。
1958年他終於得償所願，在馬華黨選中擊敗創黨人陳禎祿，成為馬華公會第二任會長。他也因此種下禍根，這是他始料不及的。原來馬華公會內另一派系（以陳修信為首，他是陳禎祿的長公子）對林蒼祐的“革命”式的奪權大表不滿，伺機扳倒他。

陳修信在結合翁毓麟，李孝式的勢力下，又得到東姑阿都拉曼和陳東海（時任聯盟執行秘書）的秘密支持，再促使其父親陳禎祿撤消對林蒼祐的支持后，咸認時機已告成熟，企圖一舉孤立林蒼祐的派系。碰巧林蒼祐派系在那個時候與代表巫統的東姑因議席分配陷入僵局出現裂痕，陳修信也就暗中與東姑達成“協議”。後者有了陳修信元老派的支持，乾脆不理會林蒼祐派提出的要求分配至少三分之一的議席（林蒼祐派認為讓馬華擁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可以阻止一黨修憲）。不僅於此，東姑索性把林蒼祐排在候選人名單外，不讓他參加1959年的大選，也不與他商議候選人事宜。

至此，林蒼祐才察覺他被陳修信，翁毓麟及陳東海等人在背後捅了一刀，大勢已去。他的得力左右手楊邦孝（宣傳主任）更因此拂袖而去（楊邦孝目前是新加坡大法官）。情勢的逆轉，使到林蒼祐措手不及，待要反擊時，「輕舟已過萬重山」（大選已降臨，陳修信儼然已成為馬華代言人，取代林蒼祐的地位），已是遲了一步。悲憤之餘，他只能作出消極的抗議，前往倫敦休養，並在較後辭卸馬華總會長一職（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為止，馬華公會的歷史仍然不肯正面確認林蒼祐曾是馬華的老大）。

既然在馬華公會已無角色可扮演，林蒼祐在1961年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UDP），從此和馬華公會分道揚鑣。1964年的大選就是林蒼祐東山再起的一個試金石，憑著個人的威信，林蒼祐再次探出頭來，中選丹絨國會議員，又中選巴朗哥打區州議員，連帶另三名同僚也中選州議員。因此他成了檳州立法議會的反對黨領袖（社陣先是只中選兩名州議員，後又在補選中林建壽加入，但也只得三名，不及民聯黨的四名州議員）。

十分諷刺的是：執政的聯盟首席部長王保尼是他一手提拔的，而今竟對調座位，他在野，王保尼在朝。政治的吊詭莫過於此。

雖然如此，林蒼祐並不氣餒，他似乎很樂意地當反對黨領袖，因此在我們當記者的年代，林蒼祐是很喜歡高談闊論的，每每邀約記者到他的沓田仔思明藥房（這是他父親林萃龍留給他的藥房）開「政治座談會」。

林蒼祐的魅力在於不論他是執政黨人或反對黨人，他都有一種威力讓你感覺他存在的重要性，因此不論大小事，只要林蒼祐說有記者招待會，記者都會蜂湧而至。大家都表現出一幅的熱誠來聽他「講三國」。他當然不是跟你講「三國演義」，而是向你大談政治，一談就是沒完沒了。

我當時很驚異為何林蒼祐要花那麼多時間與記者打交道，因為我知道有病人在等他看病。可是他會向助理說，叫病號等一下，這所謂的等一下，有時竟然是一個小時之久。

雖然我們都知道林蒼祐已向記者講完要講的話，但他總是喜歡扯到新聞課題以外的事。顯然政治已成為他的生命的一部份，比看病還重要？

我們有時私下也開玩笑說林蒼祐身為一名醫生，好像有點「不務正業」，把看病當成第二位。

事實也是如此，林蒼祐那時已在計算如何通過政治來“救人”。他要“救的是檳城的人民”，因為他認為在王保尼治理下的檳州，經濟已有退無進；尤其是自由港地位逐日被蠶食下，州政府依然一籌莫展，無法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來緩和失業的浪潮。

王保尼的平庸與保守也許給他更大的信心，因為他太了解王保尼這個人。如果不是他的支持與保護，王保尼是當不了首席部長的。而王保尼面對林蒼祐時，正如學生面對老師。

但要如何打倒王保尼呢？林蒼祐當時有這樣對我們說，他是很想拉攏勞工黨與民主聯合黨聯合一道來奪取檳州政權。當他把這樣的訊息向勞工黨州議員許平城傳達時，卻未能得到積極的回應。由於勞工黨在當時已熱衷於議會外的鬥爭，政治路線也很激進，對與其他反對黨的合作不感興趣。

林蒼祐為什麼絕口不提與林建壽的合作？理由有下列幾點：Œ1967年過後，林建壽不再是勞工黨靈魂人物；勞工黨主導權已落在華校生的手里，找許平城和陳福興（另一勞工黨州議員）是適合的對象；Ž林蒼祐與林建籌之間沒有共同的語言（以後的事件發展終於證明這一點）。

對此林蒼祐並不灰心，他仍然相信機會是存在的。我初期認識的林蒼祐就是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我們後來比較相熟了，一聽到林蒼祐叫記者聊天，便得查看當天還有什麼節目？有多少時間聽他「講課」？那些不興趣政治的記者，便自動「缺席」。對我而言，雖有時覺得時間太久有些「活受罪」，但為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政治理念，唯有奉陪到底了！

丁福南與市政局改革 （橫刀立馬）

*飛揚

喬治市市議會與檳島鄉村議會合併成檳島市政局整整30年來，我越來越感覺到這種的合併並未給島民帶來更好的利益，相反的，由于面積太大，好像是“半個州政府”的機制，但又沒有州政府的權威；而法令賦予它的權力又是與民生息息相關。表面上看來，市政局就是市民的頂頭上司，其實美其名為“市”，卻是什麼都管，連鄉村郊外也管，這那里是“市政局”，而是不折不扣的地方議會。

既然是地方議會，當然不會把全部心思放在城市的管理和發展，于是久而久之，喬治市不再乾淨了，反而被垃圾及破損不堪的房屋破壞了市容，再加上沒有規則的發展，喬治市被“支解”到連市民也不知道那里是城市，那里是郊外？反正就在這塊土地上轉來轉去，都是市政局的影子。

如果一個合併的“市政局”能管理好整個島也不是一件壞事，問題就出在不但市區也變得千瘡百孔，而且海濱也深受污染。總之，變成兩頭不到岸的結局。

正因為這樣，我也強烈地希望“市議會”應分開處理，各司其職，就好像以前市議會管喬治市，地方議會管鄉村，結果管得不錯，更經常有政黨發起大掃除運動，好不熱鬧，也維持市面的整潔。但這已是很久遠的事，自從議會合併後，就未有大規模的清潔運動，有嗎是議員為選區人民偶爾也來一個清潔運動而已。

針對此事，我特別請教掌管地方政府的州行政議員丁福南，他告訴我檳州政府確實已看到問題的癥結，而且也提出計劃要把檳島分成兩個議會，威省也分成兩個。

初步的建議是喬治市的範圍擴大到東北區，形成一個喬治市市政廳或東北區市政廳，而西南區或說峇央峇魯和浮羅山背又是另一個議會，稱為西南區或峇央峇魯市政局（廳比局大）。

至于威省的市政局也分成兩個，一個是包括北海和大山腳在內的威北市政廳，另一個是包括高淵在內的威南市政局。原本的威中就分別歸納進威北或威南了。

真正的名稱怎樣訂，丁福南說尚未有定案，因為這需要向中央政府提出，而中央地方政府法令掌控全國的市縣及地方議會，兩者之間需要協調，其中包括人員的調動和聘請，舉凡涉及公務員的事宜，都歸中央統籌統辦。因此這個計劃和建議不是檳州政府說了就算。

我問他大概估計要什麼時候才能落實？他也說不上來，理由是牽涉面很廣又複雜。

無論如何，我完全支持檳州政府在30年后，準備把兩個市政局再切成四塊，也唯有這樣，在範圍縮小后，人員的管理才能集中，才能對地方的改善作出較好的貢獻。不然的話，按照目前的結構，我們看不出有什麼良好效率可言。

其實，最為重要的是喬治市，作為檳州的首府，它是應當受到重視，而且也應有一個市政局或市政廳來管理。如果城鄉不分地混在一起，工作不分輕重急緩，就會把喬治市的重要性給忽略了。

這些年來，喬治市的發展緩慢，舊屋殘缺，人口流失已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形容為“東方之珠”的檳榔嶼已告黯然失色。雖然發展的分散，衛星市的興起，也直接的影響喬治市的亮麗，但這並不等于喬治市已走向沒落，正如中央政府辦公部門搬去布城，城郊有多個衛星市，並不因此失吉隆坡使去其重要地位，人們還是以吉隆坡作為國家的核心象徵。

同樣的理由，喬治市也可以在各地全面發展下，維持其獨特性和歷史風味；尤其是喬治市其中一個範圍已被圈定為「文化遺產」的所在地，更具有其潛在的價值。

這就是說，恢復喬治市市議會或市政廳的地位是當務之急，也唯其如此，方可有效地“打救” 喬治市。

為此我希望檳州政府和丁福南行政議員快馬加鞭，力促中央快些分家，以便各方集中精力，還我喬治市榮耀。這是每個市民都期待以盼的！

市政局合併的反效果？ （橫刀立馬）

*飛揚

當1965年檳州政府接管喬治市市議會時，引起原本執政市議會的社陣抗議和示威，指責政府不民主。過后市議會在“廢除地方議會選舉”下被合法接管。初時是歸首席部長兼管，也就是說首席部長也是喬治市市長。

1969年王保尼下台后，改由民政的林蒼祐出任首席部長，他也兼管喬治市市議會，但這兩人都沒有掛著“市長”的銜頭，畢竟首席部長的官職夠大了。后來林蒼祐將這一重任交給他的“親蜜戰友”鄭耀林（以行政議員的身份）兼管。

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有了修改之后，檳州政府便將喬治市市議會與檳島鄉村議會合併而成“檳島市政局”，而威省的三個縣議會（威北，威中及威南）也併成一個“威省市政局”。這樣一來，檳島市政局也就管理全島的293平方公里的地方，威省市政局管理的面積更大，總共是738平方公里。

在新的結構下，市政局的主席由公務員擔任，后來又出現官委市議員。兩個市政局各有24名市議員。所謂官委就是由執政黨按比例分配，反對黨是沾不上邊的。

在名義和法律上，市政局是歸州政府管轄的，中央也具有某些的權力，因而也有了所謂的地方政府部門之設。但這之中是既協調，也有其不協調之處，沒有人說得準市政局的大老板是州政府或中央政府？反正都是一家人，也就少有人過問（當然如果是在吉蘭丹州又當別論）。

就我們從常理來推論，肯定是州政權大過市政局，這點可從去年威省市政局鬧雙胞主席案，結果以州政府的人選為準看出來。不過話說回頭，市政局掌握的實際權力又不比州政府小，舉凡一切與民生有關的問題，莫不與市政局扯上關係。例如建房屋，擴建或改建房屋都得市議會批准，溝渠河道也屬市政局管轄範圍；小販及商業執照也由市政局發，衛生清潔一樣是市政局的權力。還有拆除非法建築，列危樓，規劃古蹟範圍等都在市政局的管轄內；收入甚豐的門牌稅因此由市政局負責。

這等于是市政局已取走州政府一半的權力（到底有多少巴仙，我們未能計算得出，但從人民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事，大多與市政局扯上關係），致使州政府的實質權力相對的減少。

雖然我們不懷疑州政府有權對市政局的決定進行翻案，但也要經過一定的程序。例如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骨灰亭事件，在州政府制止下，也還得依照法律交回市政局去作出最後的決定。

由此可見，市政局的權力是相當大的，尤其是對市民而言，但膨脹了的市政局是否能把每一件事辦好，也就各有不同的評價了。試想過去有兩個地方議會管理一個檳島，已是問題不易解決，現在卻只有一個市政局要“包山包海”，肯定是這邊做好，那邊忽視。如果質問起來，他們會說，你以為檳島小啊？293平方公里要24位市議員，怎麼管得好？過去喬治市議會已有15名市議員，今天面積大于喬治市議會的10倍，卻只增加9名市議員。

說得也是，但為何我們過去沒有感覺合併有什麼不當，而在今天卻又覺得不恰當？原來是喬治市這些年來不但美化不足，而且越來越髒。不但一雨成災，而且逢節日公路必塞，也許他們忙于在市郊大興土木，大力發展衛星市，忽略了喬治市的重要性。久而久之，大家都不當成一回事。直到有輿論炮轟和外來的人抨擊市區怎麼“亂成一團”時，我們驀然回首，才驚覺喬治市確實被陳舊的建築物，狹窄的街道以及隨意的泊車和無數的小販在大街小巷困擾著。表面上看來既不美觀，背地里又在后巷隱藏著垃圾與積滿污穢的水溝，再加上修舖的道路“永遠”地沒完沒了，遂使到喬治市不再秩序井然。

喬治市是檳州的首府，市政局到底是以“市”為重，還是避重就輕？正因為市政局這麼一擴大，它也兩頭不到岸，結果中招的是檳州政府。

檳州政府是時候收拾“殘局”了。該如何收拾，確實需要從結構上大力闊斧，否則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而無法分擔州政府的困境。

我的上司文史學家方修

我雖然是在馬星分家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家才進入《星洲日報》，但當時報社的總部是設在新加坡，行政和新聞處理全在新加坡。我們的董事長是胡清才（胡文虎侄子，胡文豹令郎，1971年逝世），社長是胡蛟（已故），經理廖頌揚，總編輯黃思，副總編輯葉世芙等人。吉隆坡尚是一個辦事處，由陳見辛負責，有採訪部，廣告部和發行部，地點在蘇丹街南洋酒店六樓和七樓，換句話說，《星洲日報》在當時是全在新加坡操作，馬來西亞各地辦事處的稿件都要及時傳至新加坡。我記得我們的辦事處有一台傳真機，但速度很慢，因此得趕稿。對于突發新聞，只好用電話報告新聞。

由于本身只是一名新記者，上邊有很多上司，檳城方面就有《星檳日報》的總經理胡榆芳和檳城的採訪主任朱炳欽；吉隆坡方面有陳見幸；而在新加坡方面，我的直接上司就是文史學家方修，因為他是馬來西亞新聞版的主編。

我從來沒有寫過方修與我的一段關係，本篇要談一談這位老報人。

方修，原名吳之光，潮州人，1922年生，于1938年移居馬來亞。曾在吉隆坡擔任于1940年創刊的《新國民日報》的記者一個短時期。

1941年底，當日本未侵入新加坡前，名作家郁達夫與名報人胡愈之在新加坡成立《星華文化戰時工作團》，分別擔任正副團長。在這個《文工團》下面有青年幹訓班及歌詠宣傳隊，方修就是幹訓班的其中一名學員。

1942年2月15日，英軍投降，日蔻全面佔領馬星，啟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殘暴統治。

1945年8月，日蝗軍投降，馬共領導的人民抗日軍一度十分活躍，並于不久后在吉隆坡創辦《民聲報》。方修成了記者，后來也升至採訪主任。

1948年，英軍事政府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並在馬星實施緊急狀態，《民聲報》也被查封。

方修較后在《中華晚報》（于1946年創刊）擔任記者。1951年起轉赴新加坡《星洲日報》任職，比較長的時間是編馬來西亞版新聞，一直到1978年退休。

我起先並不知道我們寫的新聞都要經過方修處理和編版，后來我才知道他是我們的主編。換句話說，我們的新聞如何處理，會不會發表，全在他的手上。

作為一名專職記者，除了每天撰寫新聞外，我的另一個嗜好就是寫特寫，舉凡我認為可以和值得寫的特稿，一律發往新加坡。我們報館當時的規定是，凡是非重要的新聞和稿件乃至圖片等，每天中午時分都由專人到機場寄送《星洲日報》，風雨不改。

在這方面，我必須感謝方修先生的抬愛，對我們鼓勵有加。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發出的特寫幾乎都被採用和刊登，以致我的特寫稿見報率相當高。按我自己的統計，我差不多不到10天就有一篇特稿，繼之是每個星期都寫特寫或新聞評論，甚至有時被迫要寫體育新聞和評論。這是我最弱的環節，但為了交差，不得不向《星檳日報》的體育記者討教。

我個人收集了昔日的特寫是「十分可觀」的數目（不是全部）。但也有不少是發表在《星檳日報》上。當然這些特寫如今翻閱來看，有些是應時的，有些是過時的，但有些還是仍有價值的，它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雖然在工作上我們之間交往一些年，卻從未謀面，我對他也不甚了解，直到70年代初期，社長胡蛟派他來《星檳日報》與編輯人員交流新聞的處理與標題方面的事宜，我才真正認識了方修。
名義上他是來與《星檳》同人交流，實則他也借此之便收集許多文藝資料。他住在檳城約一個月的時間內，都是由我接待，我們因此成了亦師亦友的同道。

方修被安排住在離《星檳》不遠的華都酒店。我每一天下班后都扛著一本的《星檳日報》的合訂本到他下塌的地方。他一天看完一大本。老實說，我那時對《星檳日報》資料之完整是十分羡慕的，它的合訂本從創刊號起一直都有保留，似乎從未間斷，可以說是最完整的史料。除了日治時期中斷外。在日本侵佔時，《星檳日報》社被日軍佔有，出版《彼南日報》，大力粉飾和鼓吹大東亞共榮圈，類似這樣的「敵報」，戰后復刊的《星檳日報》是一份也沒有保存的。

當我與方修比較熟絡后，我問他為什麼要來《星檳日報》交流，或說指導新聞的處理？他說這是胡蛟派他來的。他也不認為這是必要的。因為每份報紙都有本身的特色。再說，《星檳日報》是由老報人林姍姍坐鎮。他怎好意思「指東劃西」？只不過到此隨便交換一下意見。

我見他初幾天還有來到《星檳日報》講講一些話，過后他就索性不來了，他說，《星檳日報》做得好好，他是沒有什麼話要說，更遑論要提供改革的意見，但既然來了，太早回去也不好，乾脆利用這一段時間翻閱《星檳》的舊報紙更有意義。

我問他翻這些報紙要什麼資料？他說他是要文藝版的資料，不是查新聞。后來我才知道從1957年起，他已開始收集馬華文學史料，對馬華文藝的資料絕不放過。而且于1966年起，被聘在新加坡大學當兼職講師，教授「馬華新文學史」。基于興趣與職責所在，我才知道方修為什麼要看完《星檳日報》的合訂本，因為里頭有許多未被輯成書文學作品。他對郁達夫在戰前編《星檳日報》之文藝版特別感興趣，只要有郁達夫的大作，他都勤力的記錄。那個時候，複印是不流行的，我看方修的抄錄是十分勤快與不馬虎的。

有鑑于方修有此「歷史使命」，我就義不容辭每天為他扛上扛下《星檳》的合訂本。雖然我本身對此並不熟練，但我樂意協助他完成他的工作。

也許是我們都比較談得來，方修也告訴我他在戰前和戰后的一些活動，包括他所認識的「大人物」。在那時，這樣的課題是有些敏感的，也不能有這樣的回憶錄。因此在方修的著作中是未曾提起他在戰后和戰后的一段活動。我也只能點到即止。

在這之后，方修每有單行本出版，好像並未忘記我的存在，總是寄來一本「指正」。我是沒有資格指正什麼，但我從他的著作中驚嘆他學問之淵博，文史功力之深，實在沒有幾個人能及得上。
在我的記憶中，與他同時期比較成名的老報人有《南洋商報》的連士升和楊守默（杏影），有《星洲日報》的李星可和同道章等人。

從他的文章中，我得到的印象他是一位現實主義的作家，具有左派的思想，是位多產文史學家，先后出版至少36本單行本，也編纂不下50本文史選集。可謂著作等身。一個人有此精力和毅力，在星馬一帶，也許是前無古人。根據我的了解，他對魯迅的評論文章較為人所熟知，而他的成名作是出版「馬華新文學史大系」，洋洋數百萬言。

以一位未經過“學院派”洗禮的報人，能有此豐碩的成果，實在讓人側目相看。

后來有人形容方修是帶有左派文學觀的史家，我想是可以肯定的，因為在戰前和戰后一段長時間，左派文學（以現實主義為準）似乎佔了主流的地位。

無論如何，方修的成就，從《董教總教育中心》出版的“方修研究論集”（甄供主編）中已一覽無遺，作為他的前同事和朋友，我對這位長輩的貢獻「肅然起敬」。也是他帶我走進文化圈而成為一名報人。祝已經83歲高齡的他長壽健康！

開文明社會的倒車 （橫刀立馬）

*飛揚

我把兩則不相關的新聞連貫起來解讀。其一是1月13日，貿工部執法官員在檳城哥德路突擊檢查“盜版影碟”小販時突發生舉鎗傷人案件，導致小販受鎗傷，也殃及一名顧客中鎗彈。經傳媒報導，輿論聲討不絕。其二是1月14日，教育部長希山慕丁在新山宣佈：退役軍人將受訓成為教師，以擔任學校的訓導主任及體育教師，這是為了克服學生的紀律問題，以及加強體育和課外活動課程。

從表面上看來，這兩則新聞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深層探討，似乎與暴力有關。但「以暴易暴」是否是明智或正確的舉措？就十分爭議性。

先說貿工部官員被允許配鎗的事。政府鑑於官員在進行檢查盜版複印品的事件上，曾發生被毆打而受傷，因而決定「武裝」執法官員。但他們都不是受過嚴格訓練的警察，是否適合帶鎗工作，曾有紛紛議論，包括擔心會出現「濫權」現象而傷及「沒有武裝」的人。

結果在爭議聲中，就不幸發生哥德路的傷人案件。一方說是自衛，另一方說是受到傷害。於是一場官司案引發。

我們不妨針對市面上的所謂「盜版影碟」事進行討論。首先是“複印品”或“膺製品”價格便宜，自然有其市場，而類似所說的“膺貨”不止限於“影碟”，其他貨品，例如食品和藥品也有假貨。這些年時有所聞，就是未見“消失”。究其因是“假貨”比“真貨”便宜，而且有不少“膺貨”幾乎能夠“以假亂真”。

這就是說，賣“假貨”或“沖貨”的人是因為有人供貨，但又有經濟利益，難免出現這樣的擺攤或甚至「堂而皇之」走進正統的商店擺賣。這當然損害了正版商的利益，貿消部在接到消息後，便會採取行動掃蕩。

我們且說「盜版影碟」事前一陣子在雷厲風行的打壓後，已暫時消聲匿跡，後來又逐漸地在市場上作「游擊式」的擺賣。我曾就此詢問過售賣「沖貨」的小販，難道不怕被取締？他們的答覆是為了生活，不得不出此下策。再者他們又振振有詞說，也不是「殺人放火」，只不過賣「沖貨」糊口。接著又輕聲地說，若有行動，我們會收到風暫避風頭。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逃不過突如其來的搜查。而我們也可以想像這樣的過程。有時會發生語言上的沖突或動粗之類的行為。但問題是，對付這樣的「沖貨」小販，是否要用鎗來解決？他們又不是十惡不赦的歹徒！

我偶爾也有在一些影片中看過「盜版影碟」的泛濫問題，又牽涉到社會的治安。但影片中經常以消滅「源頭」作為主要打擊對象，也就是說針對小販的擺賣，再順藤摸瓜找到「膺製工廠」，即所謂的後台老板，以求一舉產生效果。如果單是針對小販間歇性的掃蕩，也無法消滅源頭，問題還是存在著。

因此正本清源應是從搗毀大本營著手，無需對小販採取強硬乃至「以武制人」的手段。畢竟這是一個文明與民主的社會，不是以「配鎗」就能解決問題的。搞不好，可能會讓人以為我們的社會「野蠻人很多」，要用強橫的手法對付。

同樣的，我們的學校近些年來也面對問題學生的紀律問題，甚至發生毆鬥和傷人案件，但這又是教育失衡或教育制度下發生的失控問題。比較而言僅屬少數，絕大多數的學校還是在受控之中。如果因為一些學校有較嚴重的紀律問題而動用退役軍人「駐校」，冠其名是老師，這是不值得鼓勵的下策。其一軍人不是老師，而是「半路出家」的教師，只經過短期受訓，自然不容易忘記「軍人本色」，使用軍紀來威攝學生，豈是明智之舉？

其二學校是培育人才的場所，講文不講武。體育與運動是為了鍛練身體，不是培養軍人的地方。每個家長，連同軍人的家長在內，都不希望孩子帶著戒心上課。這樣，天真無邪的學生便會因「軍人駐校」而失去童真，對校園文化的建設無所裨益。其三當然是我們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不能動轍想到利用強硬的手段來對付問題學生。教育是感化人的，不是用威力壓人。

因此我們不贊成因為有「暴力事件」，便倒回頭用「武力」來「解決」問題。這無疑是開「文明社會」的倒車。

趙紫陽與六四事件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觸發舉世矚目的“天安門事件”，又稱“六四”事件；而“六四”事件又扳倒胡耀邦的接班人趙紫陽，連帶趙身邊的人也紛紛跌馬。

中國政局因此重新洗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原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被扶正，而不是在“六四”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鵬。李鵬仍然保持國務院總理，未能更上一層樓。不過，他的聲譽受到嚴重的創傷，數不盡的矛頭指向他，更痛斥他應對“六四”事件負起責任。

這就是說，儘管李鵬還是國家總理，卻惹來無數的罵名，即使是日後被安排出任人大委員長，他還是生活在“六四”的陰影中。如今已經退休的李鵬，雖然曾於去年撰文為自己“開罪”，但沒有引起巨大的回響，主要是許多人民相信他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是不光彩的。無論他如何辯白，國內外的輿論似乎沒有讓他在“精神上獲得平反”。

相反的，因“六四”事件下台的趙紫陽，雖然在有生之年未能獲得“實質的平反”，但在人民心目中，他已經得到“平反”；尤其是國內外的輿論，一直未對他惡言相向，反而對他的“遭遇”寄以同情，並肯定他在“對外開放”政策下，為中國作出巨大的貢獻。這也就是為什麼失勢15年，且繼續生活在軟禁中的趙紫陽未被人遺忘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85歲高齡的趙紫陽已走完他的一生（2005年1月17日逝世），我們可以這樣總結他的從政生涯：年青時投身游擊戰，跟隨鄧小平抗日和與蔣介石的國民黨進行殊死戰。結果在毛澤東領導下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

中年時他在廣東跟隨另一革命元老陶鑄（1926年參加革命）搞土地改革和大事發展農業，取得顯著的成效。1966年陶鑄上調中央出任宣傳部長後昇任副總務，領導廣東省的重擔就落在趙紫陽的身上，因此趙紫陽是鄧小平的人，也是陶鑄的人。

1967年“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之際，陶鑄突告失勢，與林彪江青關係惡化，被列為劉少奇，鄧小平之後的第三大走資派人物，不僅失去自由，而且慘遭批鬥和折磨得不成人形。一位飽學元老終於在1969年離開人世間。

陶鑄的“倒台”也波及在廣東的趙紫陽被“革命派”狠批狠鬥，到後來索性把他下放到工廠“改造”。直到1971年才被周恩來保護送到內蒙古工作。同年隨著林彪出事，趙紫陽才有機會調回廣東，重新抓農業工作。

1975年政績備受肯定，為復出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副總理上調四川擔任省委書記。他與鄧小平的密切關係重新銜接。遺憾的是他的老上司陶鑄已離開人世間。

1976年，57歲的趙紫陽大事慶祝“四人幫”倒台，又再期望恩師鄧小平再行復出（1976年正月再被打倒），果然兩年之後，中國啟開了鄧小平時代，華國鋒大權旁落，更遂了趙紫陽所盼望的新秩序的降臨。

1980年，步入晚年的趙紫陽被鄧小平倚重，上調中央出任國務院總理，搞行政出身的趙紫陽可謂得心應手，成為周恩來之後被人稱頌的“好總理”。他與也同時昇為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合作無間，他們成了鄧小平的“驕傲”。

可惜這份“驕傲”竟不能持久。1987年在學潮斷續聲中，在自由化高漲聲中，胡耀邦黯然下台，成為鄧小平的一個“傷痛”。更大的傷痛是在胡耀邦1989年逝世後引發的全國性的學潮，最為嚴重的是學生占據天安門廣場，名為悼念胡耀邦，卻是久久不肯離去。即使是胡耀邦的追悼會在4月22日結束後，學生群眾越發情緒高昂，將追悼會轉變成排山倒海而來的抗議浪潮，顯然已不是在開追悼會，而是要迫使中共改弦易轍：“名為嚴懲貪官污吏，實為推行民主自由政制，要求放棄一黨專政”。為配合這一動機，學生們不知從那里弄來象徵自由的“自由女神”巨塑像，儼然要中共走美國的民主路線。

這一不斷升級的示威行動，使到在1987年接替胡耀邦而成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感到十分棘手，他從來沒有面對這麼龐大的示威直撲中南海，也無法掌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唯有苦口婆心勸學生們停止絕食，取消示威，還中國一個安定的局面。

抓經濟趙紫陽能力不容置疑；抓政治趙紫陽顯得舉棋不定。他過於簡單地看待學生的示威行動，也希望引導學生轉成支持他的改革決心的一支力量，沒想到學生運動倒回頭來聲勢越聚越大，不僅未接受趙的低聲下氣的要求，進而施加壓力迫使趙代表中央表態，是否接受學生的一系列要求。

這已經是超出趙紫陽的權限。從《中國“六四”真相》的巨著中終於讓我們明白孤軍作戰的趙紫陽的無奈和學生運動的超前和越界的要求已沖撞共產黨的底線，最後是以悲劇收場。

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定性此為動亂和6月4日的清洗天安門行動已印證了中國無法讓學生無限期占據代表“國威”的天安門，也無法忍受對中共政權的極大挑戰。就這樣鄧小平再次“揮淚斬馬謖”，趙紫陽像胡耀邦一樣跌倒。

但趙這一跌比胡耀邦更慘重，傷痕累累。個人失去自由，也被逐出中共舞台。從一位高高在上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書記變成形同囚禁的平常人。

“六四”埋葬了趙紫陽的政治生涯，累及他一生功過在他失勢15年後還是無從評價。這是中共歷史上的另一宗政治懸案。江澤民在12年的任期內（1989-2002）對趙紫陽案件忌醫諱病，視而不見。儘管呼吁平反“六四”聲不絕於耳，他沒有也無法為趙紫陽“翻案”。

胡錦濤上任兩年有餘，也抓不準趙紫陽案如何拍板。現在趙已逝世，他能否把“趙紫陽案”與“六四”事件一分為二處理？對他是極大的政治及歷史考驗，因為有不少輿論要他“二合為一”地解決“六四”事件。這牽一髮動全身的大事，也將使到中共在一時之間陷入兩難。

但唯一可以較為肯定的是，趙的逝世不會如同胡耀邦足以引發另一個“六四”。雖然如此，胡錦濤也難於避開不作表態。也許他需要用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結合當前政治形勢的智慧來面對世界的輿論。因為不論趙紫陽或“六四”，都是壓在中國歷史身上的兩塊巨石。

六四與天安門

“六四事件”是中國的“國殤”，也是沉重的歷史包袱；天安門是中國的“國威”，也是中共立國之基。當這兩者牽扯在一起的時候，問題就變得很複雜，也關係到國家興衰之大業。

例如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廣場的30萬名群眾莊嚴地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而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天安門就成為“國家的權威所在”，是神聖和偉大的廣場（與前蘇聯的紅軍廣場可媲美），不能隨意“占有和破壞”。

就這樣「天安門」廣場，在我的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的驕傲。但因為我們在那個時候，都沒去過北京，只能從畫面上憑空想像天安門，所以無從親自感受到「天安門」有多麼的宏偉和神奇。

1974年，我們邀請楊振寧教授在檳城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其中的一段話我記憶猶新（我是用錄音機錄下他的演講）：“我第一次（指1971年）去中國的時候，常常晚上到天安門廣場去蹓躂。由於廣場非常大，雖然幾百人在那兒散步，但看起來只有幾個人的感覺。它給我一個感覺就是任何人站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只需抬頭看一看，他一定看得廣闊，而他的眼光也一定看得比較遠。原因是當你站在那個地方，你就會發現到所有近的事物都好像變成不重要，只有最遠最大的事才重要。我後來想了想，這個觀念也許正是中國建造這麼一個雄偉的天安門廣場的一個道理”（參閱謝詩堅編著《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1977年）。

由於天安門是權力的象徵，1989年胡耀邦逝世時，學生借悼念之名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由四月十七日起陸續進入天安門，直至廿二日追悼會後學生仍然不肯離去，且規模越來越大，到六月四日被清場為止，因此定名為“六四事件”）。

我在六四事件前後相隔一段時間，人在中國。因此有機會目睹“浩劫”後的天安門。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在廣州參加交易會，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四月廿二日從電視上看到追悼會的肅穆，國家領導人如鄧小平、趙紫陽及李鵬等人陸續向胡耀邦遺體致哀與告別。當時我在廣州已聽到天安門動了起來，但電視並沒有顯現這樣的鏡頭，人人在交易會場是「生意照做，飯照吃」。三天之後，我路過香港，與一位通訊社老總共進午餐。他告訴我剛從北京回來，也到過天安門，情緒很是激動，市民們都很支持學生運動，自動送食品給他們充饑，因為反腐敗是人心所向。他說學生的自發行動震撼人心。我記下這一段話，而且從他的談話中感受他的“亢奮”。

回馬後，我在六月五日的各報章中驚閱天安門已出事，而且戒嚴，更有標題跨大其詞。一時之間了解不到真相，後來才從兩方面的訊息中得知情況一二。

1989年10月，我又飛到中國。在廣州辦完事後，我決心飛到北京看個究竟。接待我的人有新華社的朋友，還有其他業務上有連系的人，我下塌於北京大飯店。約下午五時左右，偕友人租一輛出租車到天安門廣場，司機死都不肯載，說戒嚴部隊不允許進廣場。我給了雙倍的車租，他才勉強答應。

我抵達天安門廣場時，一片肅穆和蕭條，只見極少數的外國游客，頂多不超過10人在走動，與我想像中的熱鬧的天安門廣場形成強烈的對照。果然我的德士馬上受到戒嚴部隊的攔阻，叫車要開走，人也不可下來，這個地方仍然是戒嚴的。我示出外國的護照，告訴對方只想走走天安門廣場，尤其要看人民紀念碑有沒有“傷痕累累”，也不拍照。經他請示上司後，同意我和我的朋友只可逗留短時間。我吩咐司機等我們一下。

我當時並無心情感受楊振寧教授對天安門的形容，我只是抱著“報人”的心態來“求證”天安門事件。來到紀念碑前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有什麼嚴重的“破壞痕跡”，所謂血跡和子彈孔用肉眼無法察覺。只有一些小破損，不知是以前留下還是“六四”留下的？至此我告訴友人好像沒有國際傳媒渲染得這麼糟糕。紀念碑四周有部隊站崗，一切顯得沒有異樣。我下意識告訴我天安門是有過清洗，破壞公物似不多見。至於“人心”如何，就非我所能理解，特別是“六四”之後，人人都保持沉默，不想回憶過去，我體會到什麼是「沉默是金」這句話的含意。

可能由於廣場太大，我們逗留的時間比較久，少說也有一個半鐘頭，但還是走不完廣場。待到回到出租車時，才知司機已發生麻煩，他的駕照被取走，人又挨了一記耳光，心理很不舒服，指示他明天到中心辦理手續。回程路上，他一直嘮嘮叨叨怪我要他來卻得不償失，也不知結果如何。我只好多付車資，包括可能的罰款。後來我真得不曉得下文，因為我從此未見過那位司機。

幾天之後，我路過香港又再與通訊社老總吃午餐，此時其口氣已180度轉變，直斥學生太過份，搞成無政府狀態，理應清場。他說這是動亂，已不是為民請命。前後半年立場已告逆轉，我知道事態的嚴重性，尤其是傳媒界，須要嚴守規定，該轉就轉？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無論如何，當時北京給我留下的是一個沉默的社會，早上開放，傍晚過後就戒嚴，我也因此未能窺見“六四”傷痕有多大和多深。但有一點肯定的是：人民心靈的創傷從他們惘然的臉上和不要與陌生人談話的態度可以想見“六四”對北京造成的影響，必須要一些年後才能消除。

喬治市為何沒有市長？ （橫刀立馬）

*飛揚

有人在報上質問：為什麼檳城的市議會沒有陞格為市？為什麼沒有市長之設？其實，發出這樣問題的人是沒有歷史知識的？也不知道陞格為市是怎麼一回事？以致把問題混淆了。

所謂陞格為市是指一個國家內的大城市發展到了一個程度又具備了城市的條件后，便會被政府宣佈為「城市的地位」。例如吉隆坡是一個市，所以有市長之設，怡保也是一個市，也有市長之設。這就是說，在這個城市內有一個市議會管轄，不論是否民選，市長就成為這個城市的首席管理人。
但為什麼檳城就沒有市長？難道檳城就沒有市的地位嗎？

這事說來話長，我們需要從頭再說一次，整個歷史的發展是這樣的：

檳城是在1786年被英人萊特佔有和開發的。那個時候，除了馬六甲有城市的雛型外，當推檳城了。而萊特最初是集中在市區發展，也就命名為「喬治市」。因此，早年的所謂檳城，其發展都是以喬治市為主，其他的地方不是郊外，便是鄉村地帶。

1856年，海峽殖民地政府正式頒佈三個直轄殖民地（星檳甲）成立具有法人地位的市政局。換言之，市政局有權控告，也有被控的可能。于是1857年檳城喬治市市政局正式操作。

到了20世紀初葉，政府也試圖推行「小民主」，讓納稅人推選他們的代表成為「市議員」。所謂選舉不過是「小打小鬧」的玩意兒。出席的卅幾十個人「投票」選舉。他們好像是代表了檳城的人民，十分滑稽。

直到1951年，喬治市才真正有了部局選舉，讓選民投選市議員，但大權仍握在市政局主席手里，市政局主席是檳州參政司（代表欽差大臣行事的第一把手）。最后一任的參政司是英國人賓漢。

可以這麼說，喬治市是全馬最先有選舉的市議會，因此被列為「檳城領先」的榮譽地位。

1956年12月，也就是我們獨立的前一年，喬治市舉行比較全面的選舉，兩大政黨的勢力不相伯仲，即聯盟和勞工黨。

1957年元旦日，英女皇宣佈喬治市陞格為市，已被列入擁有城市的地位。這在全馬又是第一遭。檳城又再領先幾乎已成了一個標誌。

為了慶祝市議會成立百週年和陞格為市，檳城人民有一個盛大的遊行，記憶所及有大旗飄揚，鑼鼓喧天，大街兩道站滿人群，好不熱鬧。

但事出突然，據知在柑仔園一帶發生沖突，一時風聲鶴唳，全市進入緊張與不安狀態。事后查知肇種族事件，有5人死于非命，74人受傷，全島宣佈戒嚴，為百年慶典蒙上污點。

不久之后，此事很快被人淡忘，因為人人都忙著迎接1957年8月31日的獨立日的到來。

既然國家獨立，意味著英國參政司制度的結束和檳州首席部長的誕生；也意味著市議會必須要選出一位市長，以符合陞格為市的條件。

1958年，喬治市議會選舉市長，聯盟在獨立人士支持下，其議員吳源和當選市長，但隨著1959年市議會選舉，社陣（勞工黨）議席增加后，執政權落入社陣手中，便由勞工黨的萳瑪納旦（黨主席）出任市長。社陣一直執政到1965年市議會被接管為止。

由此証明，喬治市議會不但是第一個推行民主選舉的議會，也是第一個陞格為市后有市長的城市，這種檳城領先的例子比比皆是。

順便說明一下，檳島總面積是293平方公里，喬治市面積在獨立時是34平方公里，1969年后擴大成41平方公里。論面積只不過是檳島的10%-15%左右，當然是比較容易管制。不幸的是1965年市議會及地方議會廢止選舉后，就不再有地方議會選舉。喬治市議會更在1976年與檳島鄉村議會合併成檳島市政局。

這樣一來，喬治市的「陞格為市」的地位也自動消失，市長也就不見了。

不是喬治市不曾陞格為市，而是我們放棄了「城市的地位」。到底是明智之舉或開時代倒車？這是十分爭議的看法。

勞工党的“文革”大會

我在1967年10月21日被派往採訪馬來亞勞工党第13屆代表大會。地點是在檳城二條路新春滿園大會堂。這是勞工党最后一次的代表大會，也因這個大會扭轉了整個左派的命運，因此是值得一提的。

這一年，勞工党的政治斗爭路線已明顯向左轉，而且轉向街頭斗爭。逐漸對議會斗爭失去信心和興趣，因為它的許多領袖都被扣捕于集中營中。

這裡有需要分析一下勞工党在60年代的蛻變。原本從1955年到1958年擔任全國主席的拉瑪納旦于1959年出任喬治市市長兩年後被換馬，埋下他心中的不滿。雖然他同時也在1959年中選檳州州議員，但他在1963年伙同其他人退出勞工党。不久即參加國大党，且在1964年代表國大党參加州議會選舉而勝出，成為王保尼首席部長的州行政議員，與勞工党站在對立面。

1962年後，原本擔任勞工党全國總秘書的陳朴根大權旁落，其地位被好勇斗狠的林建壽取而代之。林建壽顯然比較能附和與取悅于勞工党內年輕的一派。這批以華校生居多的少壯派正湧現成為党的中堅幹部和實力派。換句話說，勞工党因為吸納許多華校生而具有更明顯的左派色彩。在党內外的許多場合，華語取代了英語乃至福建話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新加坡人民行動党于1961年鬧分裂，另立以林清祥為首的“社會主義党”（簡稱社陣），與馬來亞的社陣（1957年由人民党與勞工党聯合組成）相互呼應。一時聲勢浩大，尤其是在反對“馬來西亞聯邦”醞釀成立的過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兩個社陣都毫不諱言反對馬來西亞聯邦的成立，但在聯盟執政下，還是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了“馬來西亞聯邦”，取代了“馬來亞聯合邦”。這意味著領土的擴大，把新加坡、砂勞越和沙巴拉進來，而政治核心仍然在吉隆坡。

于是一邊有反對大馬的左派政團，另一邊有支持大馬的執政党，再有是也支持大馬成立的第三勢力的插足，如林蒼祐領導的民主聯合党（1961年），整個政局顯得微妙。

雖然如此，社陣一如既往地高舉社會主義旗幟，參加1964年的大選。打出的口號是要奪取檳州的政權。雖然林建壽已是這個党的公認領袖，但從候選人的名單中已出現許多少壯派的人馬。華校生開始走進左派的政治舞台中。身在拘留營中的陳凱希似乎比林建壽更有權威而成為少壯派的精神領袖。

未想選舉的結果是社陣蒙受嚴重的打擊。只剩下兩名國會議員，即陳志勤與林建壽（原來有八名國會議員）；檳州也僅剩兩名州議員，即陳福興和許平城（原本有七名州議員），后來一場補選，林建壽中選才湊到三名州議員。

1965年，因語文政策，社陣鬧分裂，人民党退出，只剩下勞工党。再一項打擊是勞工党全國主席依薩被捕，被指控企圖與回教党領袖巴哈魯丁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這對華裔佔多數的勞工党來說是一項震驚的“大件事”。林建壽甚至指說全不知情。

此時的勞工党已是轉入華教份子領導的年代，採取的斗爭路線也與當初的勞工党路線有所不同。它把斗爭放在較為激進的層次上。除了街頭示威時有所聞外，更在党的方針和立場上作了激進的改變。

1967年的党代表大會展示這一方向，有逾千人齊集“新春滿園”舉行大會。全部白衣黑褲，會場上掛著紅底白字的標語和口號，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悲壯氣慨。

如今回想起來，確實與正進入「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有几分相似。例如會場內的標語：“破舊立新思想紅，敢字當頭迎斗爭”，“敢想，敢說，敢闖，敢干，敢革命”，“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真正獨立，統一和民主”。具有相當濃厚的革命氣息，與中國的“文革”場面不相上下。

党主席許啟針的致詞更是充滿激進的字眼：“中國人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極偉大的空前政治意義，它使到正在勃興、充滿大地、光焰無際的戰無不勝的偉大革命思想照亮全球。這是在革命思想的哺育下和指導下的戰斗時代。”

整篇洋洋萬言的演詞宣示了勞工党已走向中國當時的道路，以至于下來的斗爭是偏激和憤怒的行動。

經此大會，選出一個以華教生為主導的中央委員會，也由于這樣，党領袖如許啟邦、蘇錦祥、劉元華、黃春樹、陳福興、許平城等人也先後被捕。党中央宣告癱瘓，但已因事件的兩極化，導致勞工党在1968年促請所有議員辭職，以示抗議不民主，並宣佈杯葛1969年的大選。

雖然在1967年因檳州抗議貨幣貶值而發生大罷市事件被扣捕一個月的林建壽在釋放後企圖借助党領袖多人被捕的情勢下，有意重新改組勞工党（他那時已退居全國副主席，但仍是檳州主席），可惜他是個無兵司令，結果徒勞無功，勞工党人並不以為林建壽的領導能符合他們的願望。

至此，我們看到1967年的勞工党大會是一個十分明確的轉捩點；也看到勞工党從一個費邊式的社會主義政党（如同英國的工黨）在短短的十餘年的斗爭生涯中轉變成統戰的一個先鋒隊，走向「文革式」的斗爭立場。自此而後，勞工党已在受箝制下失去往日的活力，分支部七零八落。領袖被捕的被捕，分支部被封閉的被封閉。勞工党最後在1972年帶著“光環的標誌”走進歷史。

30多年過去了，當日的激昂的場面，革命式的豪情和火紅的斗志仍然歷歷在目，但這已經是一個記憶。是勞工党改變了自己或是政局改變了勞工党？如果把它當成一個論文課題來研究，也許是具有一個時代的歷史意義。

遙想趙紫陽

最近華文媒體又再大事報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新聞，甚至傳他“病重”。為什麼報章會如此重視趙紫陽？他的生死又與中國政局有何關係？

年輕的一代也許對趙紫陽印象模糊或不知他是何許人？但對“六四”事件記憶深刻的人，一定不會忘記趙紫陽的“遭遇”。

其實，不僅是海外的華人對趙紫陽的“命運”有所關心，即使是中國高層也不能對趙紫陽的問題掉以輕心。他們可能擔心的是趙紫陽是另一個胡耀邦，會對中國政局起著沖擊力（按胡耀邦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于1987年辭職，而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繼之發生以悼念胡耀邦為名，掀起一陣的狂潮，更觸發天安門“六四”事件）。

究竟趙紫陽是一個怎麼的人物？為什麼下台15年后仍然令人難以忘懷？這有需要探討趙紫陽從政的歷程。

于1919年（也就是中國五四運動開展的那一年）出生在河南省滑縣的趙紫陽原名趙修業（意為修身立業），是家中唯一的男孩。13歲加入共青團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但沒有參加毛澤東率領的二萬五千里長征（1934-1935）。

1936年到武漢上中學，自行改名為“紫陽”，一直沿用到今天。為什麼要改名字呢？這在當時有這麼一個說法；“修業”兩個字帶有封建色彩，因此取春節常用的“紫氣東來”的紫字，接近紅色之意（人們常說「紅得發紫」就是這個意思），而陽者“太陽也”。表明了這位年青人血氣方剛，希望自己能像“發紫的太陽”；尤其是日本侵略軍已佔有東北，且危及華北和華東一帶，凡有志氣年青人，莫不對日蔻咬牙切齒，想為國家作出奉獻。

改了名的趙紫陽，便于1937年投身抗日戰爭，黨的身份在1938年重新確定。1940年加入鄧小平率領的部隊，成為鄧小平的人。

1945年日本投降不久，中國又爆發國共內戰，趙紫陽在劉（伯承）鄧指揮下，成為第二梯隊幹部。
1949年毛澤東解放全中國，趙紫陽平步青雲，在1951年被分派到廣東進行土地改革。在廣東的時候，陶鑄（第一把手）和葉劍英是提拔他的人。就這樣他在廣東幹出成績來，于1965年接替陶鑄成為廣東第一把手。陶鑄于翌年上調中央出任宣傳部長。由此可見，他和鄧小平，陶鑄及葉劍英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接著“文化大革命”爆發。原本在66年8月12日的中央改組時排名第四的陶鑄（即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后）因與江青一派起沖突而告失勢，更在1967年以悲劇收場。這就使到尚在廣東掌權的趙紫陽的地位笈笈可危。果然趙被指斥為劉少奇、鄧小平及陶鑄在廣東的走資派代理人。因此慘遭批斗。黃永勝成為廣東革委會主任，可憐的趙紫陽在批斗大會上受盡凌辱，更在較后下放到工廠“改造”。

1971年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將趙調往內蒙古自治區工作，也是管理農牧業生產。同年9月林彪出事后，趙又因禍得福，在周恩來舉薦和毛澤東同意下，回到廣東擔任領導工作。

比起其他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趙紫陽是較為「幸運」的一位。當然他也因勢利導投身進入「批林批孔」運動。在1974年又成為廣東第一把手。

1975年文革末期，復出的鄧小平（擔任副總理）把趙紫陽調到四川出任省委書記，要他搞好四川的肅條經濟。所幸是早了一個月，因為在一個月之后（即1976年正月周恩來逝世后），鄧小平又再被打倒，失去一切職務。遠離中央的趙紫陽則避過這一劫。

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在四川的趙紫陽領導群眾狠批“四人幫”橫行霸道。

在四川的五年政績，人民給趙的口碑是：「要吃糧，找紫陽」，可見他深受老百姓的愛戴。當1978再復出的鄧小平在絆倒華國鋒后，便在1980年大刀闊斧起用胡耀邦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不再設主席職，避免沖撞永遠的毛主席）；趙紫陽昇任國務院總理，他們成了鄧小平的左右臂膀，似乎「紅運當頭」。

可惜1987年，胡耀邦被指違反集體領導原則辭卸總書記職，鄧小平硬拉趙紫陽頂上。而趙紫陽的特長在于抓經濟，搞意識形態不是他的專長，勉強上位后，麻煩就伴隨而來。

雖然他也有心要整頓國家和黨，但意想不到的是才上任兩年的總書記竟然面對天安門廣場麕集不離的學生和群眾，表面上是要尋求政治改革，嚴懲貪污腐敗；實則要求“民主”呼聲傳遍全中國，舉國上下也動了起來。這與共產黨一向以來所強調的一黨專政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
這個時候，趙紫陽所能發揮的空間是有限的，順著所謂「民意」（主要是學生提出的政改），等于是否定共產黨的一貫宗旨，也違背毛澤東思想，更使鄧小平左右為難；順著中央意旨，就是要求安定大局，不能搞示威遊行和強佔天安門，形成無政府狀態。

為此他只好出其下策，親自會見學生，要求他們停止絕食，自行離去，等待中央逐步進行改革。未想其善意被曲解，學生反而變本加厲促請中央明確表態。這樣一來，趙紫陽已處于被動的地位。

可是我們到現在仍然搞不清楚，在國家動蕩不安的時刻，為何趙紫陽要在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第二天對朝鮮進行官式訪問（4月23日）？難道他不知道事態嚴重嗎？是另有隱情抑或是失勢的先兆？

在他離京期間，一切事務落在李鵬（總理）身上，權力也就相對轉移。在取得鄧小平同意下，「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這一錘已把“六四”事件定為「動亂」，自然引起很大的反響。

待到趙紫陽于4月30日回國后，形勢已告逆轉，他再也無能為力借助學生運動來促使政治局改變立場。

結局是趙丟官，天安門被清場，“六四”事件為中國當代史留下十分爭議的“拍板”。趙紫陽的下台標誌著「紫去東不來」。雖然還是鄧小平的時代，卻是物換星移，改革開放也換來慘重的代價。

儘管如此，趙紫陽一生算是能伸能屈，又跌又起又跌，但他行事光明磊落，不失為一代風雲人物，懷念趙紫陽也就油然而生。不具有什麼政治動機，只是覺得這位英雄人物的下場太淒滄。“紫陽”終于返樸歸真，回到“修業”的晚年。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正是他刻下的寫照。

陈嘉庚与陈六使

12月13日，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颖到访韩江学院，我领他参观正在举行的“南洋大学历史圖片回顾展”。他看到创校人陈六使的照片，问我他和陈嘉庚是什么关系？

我顺着这个问题，把陈嘉庚和陈六使当年分别创办厦门大学和南洋大学的初期情况串连起来，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却有「不期而遇」的相似情况。

陈嘉庚（1874－1961年）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陈六使（1897－1972年）也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两人是同乡，而且陈六使南来前曾在陈嘉庚兴办的集美小学念书，并在1916年来到新加坡。一度在陈嘉庚的公司做工，算是主僱关系。后来自行创业发迹。因此陈嘉庚与陈六使非亲非戚,年纪相差23岁。但渊源很深；尤其是在兴学办校方面，一前一后，相互映辉。

在1890年已到来新加坡的陈嘉庚，靠橡胶业发迹，业务多元化，跃居为南洋首富之一。1921年斥巨资兴建厦门大学，令人侧目（他也在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後來又于1945年创办《南侨日报》。）。较早前，他已在新加坡和集美兴办小学和中学，他的一生与文化教育息息相关。

在创办厦大时，陈嘉庚没有政见之分，出于学术的考量，有意请汪精卫为校长，后又因故请邓萃英为校长（教育部官员），结果闹得不愉快。最后只好邀请新加坡著名峇峇林文庆医生勉为其难接长厦大。林文庆那时已是具有名望的学者和有身家的贵族。

林文庆（1869－1957）崇尚儒学，在厦大时极力推广儒家思想。于1926年邀请已是在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林语堂为厦大文学院院长。基本上两林在思想上并无冲突，甚至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

林语堂（1895-1976）学贯中西，与鲁迅是好友，便于同年请鲁迅来厦大担任文学系教授。虽然鲁迅与林语堂政见不同，但他们的交情不错，以致鲁迅生前未大动笔杆痛斥林语堂。

鲁迅（1881-1936）是“五四运动”的文化旗手，对儒家一向没有好感，也曾著文打倒孔家店（“狂人日记”是為濫觴），因此来到厦大時对林文庆的提倡儒学不仅没有好感，甚至反感，在厦大呆了三四个月后，便转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劝林语堂一起走，但不果。翌年，因风潮林才辞职转任武汉革命政府外交部。

王賡武著《中国与海外华人》及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及《南侨日报》经理）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这件事，后者并说鲁迅不满林文庆之余，也连带对陈嘉庚的办学精神有误解。他認為如果鲁迅长命的话，肯定会对陈嘉庚另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后来形容陈嘉庚是「华侨旗幟，民族光辉」）。(陳在50年代初期回中國定居)

1926年陈嘉庚毁家兴学也搞到财力不继，以致林文庆在1926至1935年间到处为厦大筹款。1937年因支撑不住，改由国民政府接管，林文庆也就回到新加坡。直到今天，厦大已是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之一，学生2万余人。

陈六使也是靠橡胶业起家累积成巨富后，接替陈嘉庚之棒出任福建会馆会长,後來也擔任中华总商会會长。50年代与陈嘉庚女婿李光前名列两大胶业巨子。

1953年，陈六使登高疾呼创办南洋大学，万山响应，在福建会馆拨地500英亩及个人献捐500万元叻币下，一间华文大学终于在1954年获准成立。

在当时陈六使也和陈嘉庚创厦大时一样不以政治为考量，请来了国际知名学者林语堂为首任校长（林语堂于1936年举家离开中国赴美国定居）。他曾扬言要建立一个“反共的堡垒”。不久由于办学理念与校董会格格不入，陈六使与林语堂終手起了正面的冲突。最后以补偿10万美元给林语堂一家大小走人。

林语堂回美国之后，大骂南大成为“共党的温床”。言语之间，似乎是对本身的离职十分不满，但也埋下了“祸根”。

在这之后，南大起用了曾任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为校长。这位好好先生也与南大生融成一体。

虽然实际上是庄竹林在担任校长，但南大已成为当年学运和文运的核心，更被形容是文化统战的桥头堡。在左派运动风起云涌之下，南大已成为文运的一面鲜明旗帜。因此已于1936年逝世的鲁迅竟然成为南大生的「文化导师」，杂志与著作的出版不乏对鲁迅的推崇与赞扬。鲁迅成了“抵销”林语堂影响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比起庄竹林更有魅力和形象，俨然是“校長的校长”或“南大的大校長”。

陈六使也像后期的陈嘉庚那样。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风浪中。于1963年公民权被吊销，而南大生继续高举鲁迅的旗帜，直到70年代之后才有了转变，不幸的，南大在1980年消失。

由这两校的命运来看厦大和南大是十分強烈對比的：陈嘉庚后期十分光采；陈六使则忍辱负重。虽然两人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命运各有不同。

更为吊詭的是厦大早期的事件与南大早期的际遇竟在不同的时空中碰撞，里头又是涉及林语堂和鲁迅。前者是两个活人在思想上的回异；后者是一个死了的伟人被用来狠狠地反击一个活着的学者，掀起一场激烈的思想与文化斗争。如果当时魯迅还活者，不知有何感想？林语堂对于鲁迅也没有太多的坏话，人已死了，也就没有纠缠不清了。

恰巧明年是林语堂110周年誕辰，厦大又要有一个紀念活动，不知是否是“平反”还是為了纪念一个廈門人的「光宗耀祖」？

碰上风雷激荡的年代

初当记者后面对的第二件难忘的事是撞上“政治动荡”的年代。那就是左派政党的劳工党已开始酝酿放弃议会斗争，走向街头斗争的一幕又一幕的政治运动。

如果我们把时间较正一下，1966年6月，在中国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火红的阶段。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毛泽东的权威达到了顶点。这种「破旧立新」的风潮也不可避免地波及海外华人聚居的地区，马来西亚的左派政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虽然对于示威游行并非新鲜事，但对于一个刚入道的记者却有其“新鲜感”，也感觉到新闻的重要性。

翻查历史，马来亚劳工党早在1966年之前就有过示威的记录。比较重要的一次是于1965年2月13日为纪念“人权日”而在吉隆坡展开的大游行，也是配合社阵领袖布斯达曼（人民党主席）被扣捕的二周年，以要求政府释放被逮捕的领袖和干部，这也是1964年大选后社阵改变斗争策略的一个新局面。陈凯希因此事被扣留。

在槟城方面，劳工党在1966年6月之后就有不少的示威行动，我们身为记者的也就奔波于其中。通常报社都会在要发生示威前或正在进行中接到电话，而《星槟日报》作为地方性的权威报，往往先取得第一手资料，记者李良树就是采访这类新闻的“闯将”。我们一般上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作实际的采访。但见旗海飘扬，人头攒动，口号声不绝于耳。不多久，镇暴队便倾巢而至，将示威者的行动遏止，催泪弹的发射是至为平常的事，以驱散人群。

催泪弹是一种十分热辣的味道，迫得你不得不掩鼻逃开。那些有心理准备的，總會预先拿着湿毛巾，可是也没有多大管用。我记得有一次在过港仔横街采访时，一颗催泪弹从我头上飞过。虽是有惊无险，但事后却心有余悸。类似这样的採訪，既是刺激，也富有挑战性，更有一定的冒险性。毕竟记者和示威者之间是没有多大的差别，谁知道你是谁呢？

再者，在那个时候，一些的示威者都是我们相识的。平常的日子多有碰面而且温文有礼，到示威上阵时，他们就成为「勇往直前」的冲锋人物。这种敢于面对被捕和不怕受伤挨打的精神，也只有那个年代才出现的场面。如今回想起来，又是历历在目。

也许现代的年轻人会问：做记者不过是一份受薪的工作，何必拿命来博？搞不好，分分钟都会受伤。但出于「敬业乐业」的精神，我们似乎也与示威者那样的勇敢，轻装上阵采访。你如果不身历其境，又怎么写出真实的新闻呢？因此，我对我们那个年代的记者，有难于忘怀之情。不是我们自夸，我们真的是「献身」新闻事业的一群。

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66年起，檳州劳工党的示威游行如同家常便饭，也展现了议会外斗争的政治路线，以下是示威游行的较大的事件：

1.1966年6月24日，劳工党举行了「援越抗美」的示威游行。这种斗争标志着劳工党把斗争的层面扩大到國際事務。

2.1966年9月2日，劳工党为抗议政府接管乔治市议会，展開一场「三反示威游行」，场面浩大。
所谓三反是“反对接管市议会，反对提高电话费和反对修改《屋租统制法令》”。乔治市议会由
1959年开始，便属于社阵所控制的地方议会，也是左派的阵地。在1965年被接管前，仍然由社阵执政，

由于不满民选议会被接管，劳工党员走向街头抗议。

3.1966年10月份，劳工党又有几次示威，全是冲着美国总统约翰逊要访马而引起。

4.1967手5月1日，劳工党员在闹市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镇压阿沙汉工潮。

5.1967年5月28日，劳工党又因支持华都牙也扣留营同志的绝食斗争，而分别在亚依淡及大路后
展开示威游行。

6.1967年7月11日，发生劳工党员朱贵华在日落洞涂写标语时受枪伤，一时成为轰动新闻。朱君
后来前往中国就医，但已告瘫痪，1999年逝世。

7.1967年8月26日，劳工党员分别在过港仔横街及大路后示威游行，反对「国语法案」，要求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

8.1967年11月24日，因英镑贬值15%，导致与英镑挂钩的旧马币也贬值15%，引发一场大罢市行动。

在较早前，即20日，已发生一场大示威游行。林建寿也因罢市事件被逮捕一个月左右。

9.1967年10月23日，与劳工党无关的另一场海上渔民示威行动也爆发，这是浅海渔民抗议拖网
渔船破坏和影响小渔船的生计，一时之间，也是情势十分紧张。（浅海渔民在66年10月23日
已有过一次大示威）

从以上的事件来看，我一入道就成为「示威记者」。每有此类的紧张事件，我先得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当然这些个消息也要感谢《星槟日报》记者给予的协助。毕竟《星洲日报》在槟城只有我们三位记者，经常应接不暇。

在新闻报导上，我们采取了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报导，有反对党的声音，也有执政党的声音和立场的表明。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货币贬值造成的混淆。

事缘我国政府在1967年6月1日发出有最高元首肖像的新币，以逐渐取代原来的“帆船和牛车图案”的货币，以期脱离英镑的挂钩，未想在11月18日，英镑突宣告貶值14.3%，当局乃宣布旧币贬值15%（即85分兑1元新马币）。根据估算，旧币尚有六亿多元未收回。于是抗议与不满之声群起，槟州劳工党率先领导「槟州总罢市」。

很不幸的，后來竟演成局部的「种族冲突」，当局不仅进行大逮捕，也实行戒严令。情势之逆转，出乎意料之外，劳工党也因此付出惨重代价。

当然还有其它事件围绕在同一个时期发生，但就槟城来说，示威的频仍，已使它进入一个多事之秋的政治不安的挑战时期。新闻工作者的压力也随之增加。我们卻也从中学会更多的采访经验和应变之道。（部份资料取自“劳工党斗争史”及“历史的放歌”）

死屍遍野 猶如隔世

12月26日，黑色星期天早上9时许，地面摇动：尤其是住高楼大厦的居民，感到非比寻常。这样的次数其有间断性。有人估计较长的“摇荡”有4,5分钟左右，合计起来有10余分钟，然后恢复原状，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讵料约莫3句钟后，恶耗传来，海啸肆虐，死伤无数。启开CNN观看，真是不得了。「黑色消息」接二连三出现银幕，印度洋掀起滔天大浪，滚滚冲向附近的岛屿和陆地。大地变色，人人瞠目结舌。一场大浩劫终于大祸临头。

接着下来，通过各媒体的报导，我们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万万也想不到灾情如此严重，把印尼的亚齐省几乎夷为平地，还有斯里兰卡、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情况之恶劣前所未有，震惊之余，还是忐忑不安。截至31日的数字，地震伴随着海啸已吞噬15万余人命，数目不断在上升。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鲁里哈德佐更是语出惊人：“亚齐省死亡人数可能超过40万人。”难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形容这是「空前的浩劫」，也需要空前的巨额援助。

历史现在已开始记载这一桩天下惨剧，涵盖面之广，死伤人数之多，将为历史涂上血泪斑斑的文字；也许要过一段时日，我们才能对整个「来龙去脉」有个较清楚的轮廊；但也许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再有天灾？如何避开和逃命？因为地球和宇宙不在我们掌控之中。

其实，根据科学家的探测，地球每天都在震动，極大多數只是微震而已，不足为患，因此我们习以为常。国际间一般把地震分为12级，到第5级时，已是相当强，个别的玻璃会破裂。到第8级时，就有杀伤力的毁灭。因此人们对于第6及第7级的地震已相当惧怕。若是来到第9级，正如这次印度洋靠近亚齐省的地震，就是恍如隔世的惨景。

地震可以发生在陆地，山脉，也可以发生在海底。当海底地层断裂时，释放出来的能量就以惊人的威力迫使海洋卷起千堆浪，排山倒海冲向陆地。台湾气象局形容地震后释放出来的能量相当于12000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也引发大海啸。谁能抵挡这样突如其来的天灾呢？

在近代史上有超过10万人丧命的地震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1923年日本关东的大地震，也波及横滨受到海浪的冲击。地震伴随海啸夺走15万人命。第二次是发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唐山荡为平地，肇24万人死，36万人重伤的人间悲剧。根據估計，威力相等於500枚投下廣島的原子彈。

再有一次是1995年发生在日本神户的大地震。虽然死亡人数只有5千余人（小小的神户只有10万余人口），但殃及的地带包括大阪在内近5万建筑物倒塌，总共损失855亿美元。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已解开谜的唐山大地震的前因后果，就可知悉地震的杀伤力有多大：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位于北京市200公里的唐山市（河北省内）在顷刻之间被大地震毁于一旦。建筑物65万间被摧毁。以唐山市当时的100万人口来统计，¼的人口不见了。整个唐山市頓成一座死城。在尚未开放的中国，并未接受国际的援助，外界也对真相知之不详。但历史后来告诉我们唐山大地震也震掉「四人幫」及「文革」。

现在我们有机会从书刊中看到回忆的片断：

震前7天，白雾弥漫，阴云密布，欲下无雨。

震前6天，雷声不绝，却不见雨落。

震前3天，鸡叫猪跑，魚产大增，风向飘忽不定。

震前2天，毛毛雨下个不停：成千青蛙爬出水面，有气无力；自来水变浊。

震前1天，天气变化多端，闷气迫人，难以入眠，井水忽落忽涨。

震前当天，乌云密布，风势凶猛，夜空出现许多亮光，瞬息间，房倒地陷，一片呼叫声让人惊心怵目，唐山废墟一片，满目疮痍，死屍遍野。

可怖的是，事先未能测知大祸将至，人人都以为是天气异常吧了！

更讽刺的是，事隔近40年，科技一日千里的今天，竟然还是无法测知地震将临。大家都以为印度洋「绝对」的相安无事，也就从未安置侦察系统，人类低估了「天敌」。

我们只知道世界和平重要，却忽略了地球安全更为重要。不是吗？美国「反恐」让我们迷失了方向，以为恐怖份子最危险。大国的科学家们也「出卖」了比较落后地区的人民，未把他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警报系统去了那里？

“911”的3千余生命改变了美国，让它随心所欲地改变“地球的政治版图”。

“1226”用万千个无辜的生命改变了印度洋，让地震海啸改变了“地球的地质版图”。

这是「霸权」的时代，还是「天灾」造孽的时代？

高科技呀！你让人类哑口无言！

我走進《星洲日報》

《號外周刊》的主編胡錦昌希望我寫些“報壇憶舊”之類的文章。我思來想去，覺得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一時不知從何談起。后來想了幾天，覺得也該為自己的“往事”作一個小總結，以便從中帶出一些重要人物陪襯，或者讀者會感到興趣。但必須申明，這不是“傳記”，只是作者報業生涯中的點點滴滴，也許可以串成一個人生故事。

在我的記憶中，報人旅程是充滿辛酸苦辣和備具挑戰的，因此借用了名作家余秋雨的一本成名作《文化苦旅》作為這個系列文章的總題目，因為在我個人看來，25年的從報歷程簡直就是一場文化苦旅。

既然談到文化，不妨從我開始寫作的年代講起。我是在上了高中二那年才認真地看待寫作，才知道什麼是文學？什麼是作文的真義和內涵。不像一些學生從小便對文學發生興趣。這種后知后覺終于使我領悟到讀書的重要性，沒有足夠的知識，又何來創作呢？

這就是說，對我而言，先是對創作發生興趣，才回到對讀書發生興趣，因為在那個時候，開始感覺到“書到用時方恨少”的苦味。

離開大學后，我的第一份職業是“報人”；我的最后一份職業也是“報人”。自此而后，轉而投身商場創業，不再是“打工仔”。

我是在1966年考進《星洲日報》當記者。第一次與時任《星洲日報》總經理的胡榆芳和主筆黃陰文會面。那一年中國正發生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馬來西亞的政治斗爭也波浪起伏。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成為一個「文化人」。

為什麼選擇做記者？這個答案我答不上來。原先我是為自己構想在學術界發展，不料事與願違。雖然如此，我並沒有后悔走進報界，至少它充實了我的人生，也能夠從另一個角度開展我的文化之旅。今天想起來，似乎是殊途同歸，我又從文化界跳進學術圈。兩者之間原來是一步之遙。

《星洲日報》檳城辦事處是設在《星檳日報》大廈內（兩報是姐妹報），只是一個小角落，總共有三個人是全職記者，主任是朱炳欽，記者就是許秋水和我。我們三個人要包攬所有的檳城採訪工作。因此在很多時候要借助《星檳日報》記者們的協助。星檳的採訪部就俟著我們的辦公室。所幸《星洲日報》要的是“大新聞”，很多地方性的新聞便被割愛。三個人輪來輪去也就足夠應付局面。

從來沒有受過新聞訓練，也只是懂得塗鴉一番，怎麼一下子就當起新聞記者？如今回想起來，不禁啞然失笑。上班第一天便被派去政府大廈採訪喬治市市議會的調查庭新聞。

為什麼有市議會調查庭之設？原來檳州政府在1965年終止市議會選舉后，有意接管市議會。為了製造“輿論”，在有人投訴下，便設立由法官組成的調查庭，以調查在社陣控制下的市議會有何不規則的事件發生，第一個投訴人且上庭作証的就是后來成為“馬華七人幫”頭頭之一的馬卓達，他是一名電器承包商，在調查庭內大大地數落社陣的不是，向林建壽（原任社陣的市議員）猛烈開炮。指責林建壽憑其權威（那時林建壽是社陣領袖，紅極一時）把市議會變成他（指林）的個人“小王國”，頤指氣使，但他始終提不出林建壽有瀆職的証據。

接著作証的還有曾任社陣首任市長，后來跳槽國大党的納瑪那旦，他對林建壽也心懷不滿。可能是后來社陣不選他出任市長，改由黃添壽出任市長之故。不用說，他也在調查庭內“大爆內幕”，又是對林建壽展開抨擊。

如今這兩位證人均已作古。

總之，在我的印象中，林建壽成為調查庭的耙子，被萬箭穿心，把調查庭變成對林建壽的“公審大會”。

后來我才知道所謂調查庭是不具法律懲罰的權限，只是要“調查或暴露”社陣自1959年執政喬治市議會以來有否出現濫權和失誤的事件。

調查庭結束后，有報告書發表，但沒有進一步行動。換句話說，事情不了了之。不過，卻也因此為“民選市議會”敲了喪鐘。從此我們不再有市議會的選舉。

市議會被州政府接管，直接由首席部長兼任“市長”。民選市長不見了，民選議員也不見了。若干年后，我們才看到有市議員出現，但已不是民選，改成官委了。直到今天，我們的官委市議員成為執政黨的特殊產物。而執政黨則當成“培養”國州議員的溫床。今天我們有不少國州議員都是從“市議員”爬上來的。

喬治市議會是馬來西亞最早啟開民主制的一個試驗場。在1951年時代通過選舉產生議員，而後在各州市縣進行地方議會的選舉。最后一次的選舉是1963年，依然是由社陣執政（由1959年至1965年。1958年時由聯盟的人出任市長）。按照憲法，市議員任期3年，到了1966年就要再行選舉。但1965年終止地方議會選舉后民選市議員便在1966年結束任期。

話說回調查庭的新聞，從早上開到下午，如果要詳細報導，一版也刊不完，我只能選擇重要點來寫。所謂重要點就是讀者所要閱讀的報導，在無師自通下，我似乎已“合格”。

除此之外，我還得撰寫其他新聞。由于人手有限，我們成為“包山包海”的記者。其實我們也不是三頭六臂，有些新聞還得要向星檳的記者“拿料”。

說起來也許你不相信，當年記者的待遇是“低得可以”。日薪200元，再加上車馬費津貼而己。如果你勤力寫作，或寫特寫或投稿副刊，便有稿費來增加收入。

即便如此，我們當了記者之后樂在其中，雖然有時忙得不可開交或趕稿與時間競賽，但在第二天，當你在報上閱及自己的報導時，也就忘記昨日之苦。

就這樣每日的輪轉，從早上忙到晚上，日子過得很快，不知不覺3個月的試用期滿了。報館也正式通知我們被正式錄用而成為專職記者了。

記者生涯第一步，我是挨過來的。我的自信與勤力，也為我的報人事業奠下一個紮實的根基。
我每天用工作的激情擁抱每一個早晨的陽光。辦事處雖簡陋，但這小小的空間卻放射出無限的資訊，散播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