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六日下午，我刚好上RTM2的《你怎么说？》的节目当主讲嘉宾之一，也就答应布特拉大学的辩论队在晚上进行交流。我们的交流是在一间咖啡屋完成，前后约两个钟头。
这10位参加辩论比赛的同学是想要知道国阵的主要挑战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而他们的立场是来自内部。我没有直接针对相关的问题一问一答，而是从独立前谈到独立后我国政治历史的演变；尤其是执政的联盟怎样蜕变成国阵？到了今天它面对的挑战主要是在哪些方面的？
与此同时，我也触及他们的第二个辩题，即在马来西亚实现两线制，其关键是在于政党或是人民？因为我提及的政治历史也包括政治架构与格局是不断在变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要符合民主游戏的规则来演绎，否则民主就失去意义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政治的历程是别具意义的。首先它曾经遭遇四次的外来侵略和殖民化。第一个是葡萄牙（1511年攻占马六甲王朝）；第二个是荷兰（1641年占有马六甲）；第三个是英国（1786年占有槟榔屿。1824年从荷兰手中取得马六甲控制权而于1826年组成包括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在内的海峡殖民地）；第四个是日本军事主义者的侵略和长驱直入（1941年杪槟城沦陷后的1942年，马新全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因而有了三年八个月的血腥统治，罄竹难书。后两个殖民史及侵略史对马新人民有深刻的影响，但以英国后期的统治才见民主政治的萌芽。
尽管孙中山在1906年至1910年之间，在马新鼓吹革命，带来政治醒觉，但当时所开展的是要在中国打倒封建帝制，创造民国。这与马新政局并无直接关系，也只有在日本对中国显露侵略野心（以1931年日本强占东北三省为起点）后，马新的左翼运动才将中国与马新的政局结合起来，而以1942到45年的抗日战争达到高潮，主导力量是马共及其外围组织，后来又加入英国秘密声援马共对抗日本侵略者。
1945年日本投降后，胜利的果实不归马共及其外围组织，而是卷土重来的英国军事政府。它一方面打压左翼阵营，包括马共组织，另一方面又面对马来人大团结，反对英国强行推出的“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政。于是一个命名为巫统的政党运应而生，直接与英国人谈判，取得了政治参与权。
随着1948年马共被宣布为非法，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马来亚政局朝向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英国推行民主政治，落实地方议会和局部普选；其二是允许组织政党，但不包括马共在内。就这样民主政治在马来亚有选择性地滋长起来。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马华公会、国大党、劳工党及急进党相应诞生，是为战后政党政治的滥觞。
虽然英国十分仇视亲苏和亲中的共产国际运动在马新开展，但它始终无法阻止左翼统一阵线的整合及其渗透到各个社团和政团中。因此当马来亚于1957年取得独立时，英国人留给这个新兴国家是左翼势力在明的和暗处与执政党较量，形成两线斗争。
但这个两线斗争的根基是薄弱的，因为当时人民并不在意两线制的好处及轮替制对民主的重要性，也就不刻意营造两线制。
在政党方面，有执政党的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以强势的领导克制左翼运动，但它又不能阻止左翼的政党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于是有了联盟与社阵相互消长的两线斗争。本来这样的格局很符合民主政治的需求，但在1964年李光耀介入大马选举，提出第三条道路后，也在间接上帮助执政者打击两线制的现实性。后来新加坡退出大马（1965），政治格局又为之一变。执政党此时意识到联盟必须壮大和强大，大到反对党无从对比。这种心态在1969年大选后及“513”悲剧后就更显露出来。例如联盟在巫统主导下决定扩大易名为国民阵线（国阵），以吸纳反对党，如人联党、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加入其中，打破了两线政治的局面，也在间接上否定两线制的必要性。
虽然在1990年时，已加入行动党的董总领导人林晃升领悟到80年代的“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是错误的险棋，而主张鼓吹和打造两线制政治的愿景，但天不从人愿，两线制只是一个不易实现的梦。
正因为90年代的政治走向否定了两线制，使到国阵的地位更形巩固，难免产生骄气；尤其是对反对党有不屑一顾的心态。例如前首相阿都拉在2008年大选前，被记者问及大选订在3月是否顾忌安华参选（他在四月之后才可参选），他竟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谁是安华？这种轻敌的思想自然也使到国阵的领袖将大选视为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不视为是存亡的挑战。轻敌的情绪是因为反对党在513后，不再予执政党严重的威胁；而国阵本身也孕育成一党独大的思路乃至霸权政治的形成。虽然在大选失败后这样的说词响彻云霄，但在大选前，谁又在乎此事？也认为一切是改变不了的。因为国阵成员党的应声与慑于巫统的政治威力，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定律；而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才有308一鼓作气地要求改变的尝试。结果马华的失掉半壁江山；民政党一蹶不振及国大党的欲振乏力在在说明了它们长时期的鸵鸟政策已行不通了。
这就是说，国阵之失败主要是内部的失调与政策的失当引发的。它把人民40年来的姑息当成是一成不变的，也就不认为在种族政治存在的当儿，改变是会发生的。
与此同时，国阵的大意和安华的效应再次卷起政治旋风，也就在一夜之间让政治完全改观，竟不经意地泡制出两线制。
但两线制能否稳固其关键在政党本身而不是人民；人民是需要两线制，但两线制能否茁壮成长也是政党是否坚守信念而不见利忘义的试金石，这个过程也不是由人民来决定的。
刊登于2010年1月28日《东方日报》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9.1.10
政治九命猫的加沙里——两度与副首相职位擦肩而过
争议性的政坛元老加沙里沙菲依（Tun Ghazali Shafie）（1922—2010）不幸于廿四日逝世，享年88岁。
为什么说他是争议性的人物？原来他在政海浮沉有一段古，而在从政之前他是一位特出的外交专才，在东姑时代已被倚重成为外交部常任秘书长。
1970年9月22日敦拉萨接东姑之位成为我国第二任首相后，他的内阁有两张新脸孔，一个是后来成为第三任首相胡申翁，他被委为教育部长。胡申翁是巫统创办人拿督翁的长公子，他和敦拉萨是襟兄弟关系（他们的夫人是姐妹）。另一个是涉足政坛的加沙里沙菲依，虽然他在1958年已加入巫统，但直到70年代初才被委为上议员，并直接成为新闻部长兼特别任务部长，可见敦拉萨在“513”悲剧后，很需要一位内外才兼备的有头脑的人为他出谋策划。
在那个时候，除了急切推出新经济政策外，敦拉萨也假手加沙里沙菲依草拟国家原则和协助制定新政策。所谓的国家原则就是我们熟悉的五大信条：信奉上苍、忠于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及培养德行。它有一个长时期成为青少年，尤其是学生必念的“功课”之一，但是否成功灌输入国民脑中，也是有争议性的。因为在过去一年他又被指为流于形式和概念，不再受学校的重视了，因此不得不重新刷新信条，要学生牢记心中。这是加沙里留给国家的一个经典文献。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它是“513”后的两大产物之一是不争的事实；另一个是新经济政策。
当然敦拉萨不仅仅是要利用加沙里的敏捷思路，也是要培养他在政治上成为其中一名接班人。
就在1972年的巫统党选，敦拉萨与伊斯迈分别自功当选主席和署理主席外，剩下的三位票选副主席却有六人竞逐。他们是萨顿（在巫统内是保守派，极力反对拿督翁开放门户，后担任部长，最后官职是成为槟州元首）、嘉化峇峇（从马六甲首席部长晋身成为内阁部长。80年代中期被马哈迪委为副首相，成功地当选巫统署理主席）、马哈迪（他在1971年被敦拉萨迎回巫统，而在1972年角逐此高职不果，旨在试探他的支持程度）、赛纳雪、胡申翁（他在党内的地位从这一年起扶摇直上）及加沙里沙菲依。
在6位人选中，敦拉萨极希望加沙里沙菲依能当选三位副主席之一，以便将来能有更大的表现。不过加沙里却遇到巫青团长哈仑（时任雪州务大臣）的拦路，他不希望加沙里胜出，因为他若胜出，很可能在将来是首相接班人，而哈仑已瞄准他要成为未来的国家接班人。正因为加沙里在巫统党内缺乏基层基础，他结果选不上副主席，第一次与副首相职擦肩而过。那一年当选的三位副主席是：嘉化峇峇、胡申翁及萨顿。
由于加沙里的失败是哈仑导致，敦拉萨开始对哈仑提高戒心，这是1974年大选后的事，加沙里介入其中。
在敦拉萨掌权时代，一方面招贤纳士，将政策转为中间偏左，因而有联合政府之设，更有反对党被收编而纳入执政党中，遂有联盟于1974年扩大成国阵事。在同一年，敦拉萨大胆地与中国建交，取得华人空前支持，因而在1974年的大选辉煌胜出，当选国会议员者包括加沙里沙菲依。毋庸置疑的，加沙里是协助推动国阵成立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也同时扮演钳制哈仑的角色。1975年的巫统党选，就出现党内的微妙斗争，也有一股势力要扳倒野心勃勃的哈仑。
共有8人角逐党副主席（此时胡申翁已于1973年因伊斯迈的病逝，成为国家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副主席一职由东姑拉沙里顶上。因此1975年党选，他与敦拉萨双双蝉联原职），他们是原任副主席的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但由于这两人胜利在望，因此只剩下一名副主席位却有六人争夺，最后是马哈迪意外胜出，击败强手哈仑。哈仑的失败意味着等在他的前头是官司和失掉官职。因为敦拉萨已不能再容忍哈仑“枉顾王法”。
在这方面，加沙里虽然再选不上副主席，却也败有所值，因为已把强人哈仑拉下马；而他却官运亨通，被敦拉萨委以重任，调升为内政部长。
1976年正月14日，敦拉萨不幸病逝，胡申翁顺势出任国家首相和巫统主席。原先他与敦拉萨一样，要选加沙里出任副揆，以打破惯例（副揆只能从三位副主席中选出）。但消息外泄后，三位票选副主席马上与胡申翁“摊牌”，强烈反对不按传统打牌，如果首相执意破格，他们三人将辞职而去。这一道难题使到胡申翁必须放弃提拔加沙里的念头，转而“心血来潮”选了马哈迪成为副首相，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加沙里第二次与副揆职擦肩而过。
这样一来，胡申翁的压力解除了，但加沙里依然大权在握。他以内长身份在1976年逮捕敦拉萨时代的智囊团和亲信，他们是沙末依斯迈（老报人，被视为左翼先驱之一）、阿都拉阿末（敦拉萨政治秘书）及阿都马日（敦拉萨新闻秘书），后两人在胡申翁时代已晋身为副部长。消息传开，震动政坛。亲哈仑的势力就指责就是这些亲共份子在进行倒哈仑行动。
加沙里所掀起的“红色疑云”不仅在巫统党内出现争议，也引发马哈迪发出怨言（他的升为副首相自然在党内也面对阻力，加沙里若在逮捕行动上有所影射也不足为奇。因为在政治上，加沙里与马哈迪一向以来是处在对手的地位）。
马哈迪针对逮捕事件这样说：马来人的历史从未出现这么多的质疑，指控和匿名信满天飞，以致似乎变得马来领袖不可被信任。如此放任下去，便会使到人民对领袖有所怀疑。
马哈迪似乎是对内长的行动有所不满，指他制造“红色疑团”。
1981年，胡申翁退休，马哈迪接位。加沙里转任外交部长，不再掌国家实权。1982年他在一次飞机堕毁在甘榜仁达拜（彭亨州）的事件中意外生还，被形容为九命猫，因为司机与保镖皆遇难，唯独他活下来，令人啧啧称奇。但命中也注定他成不了国家领袖。
当马哈迪时代在80年代开始后，加沙里的外交时代（在外交世界一度领尽风骚）也在1984年宣告结束。从兹退隐政坛，颐享天年。他被人称道的是外交才华而不是内政的独断。
这就是加沙里留下争议性的政治遗产。
刊登于2010年1月26日《光华日报》
为什么说他是争议性的人物？原来他在政海浮沉有一段古，而在从政之前他是一位特出的外交专才，在东姑时代已被倚重成为外交部常任秘书长。
1970年9月22日敦拉萨接东姑之位成为我国第二任首相后，他的内阁有两张新脸孔，一个是后来成为第三任首相胡申翁，他被委为教育部长。胡申翁是巫统创办人拿督翁的长公子，他和敦拉萨是襟兄弟关系（他们的夫人是姐妹）。另一个是涉足政坛的加沙里沙菲依，虽然他在1958年已加入巫统，但直到70年代初才被委为上议员，并直接成为新闻部长兼特别任务部长，可见敦拉萨在“513”悲剧后，很需要一位内外才兼备的有头脑的人为他出谋策划。
在那个时候，除了急切推出新经济政策外，敦拉萨也假手加沙里沙菲依草拟国家原则和协助制定新政策。所谓的国家原则就是我们熟悉的五大信条：信奉上苍、忠于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及培养德行。它有一个长时期成为青少年，尤其是学生必念的“功课”之一，但是否成功灌输入国民脑中，也是有争议性的。因为在过去一年他又被指为流于形式和概念，不再受学校的重视了，因此不得不重新刷新信条，要学生牢记心中。这是加沙里留给国家的一个经典文献。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它是“513”后的两大产物之一是不争的事实；另一个是新经济政策。
当然敦拉萨不仅仅是要利用加沙里的敏捷思路，也是要培养他在政治上成为其中一名接班人。
就在1972年的巫统党选，敦拉萨与伊斯迈分别自功当选主席和署理主席外，剩下的三位票选副主席却有六人竞逐。他们是萨顿（在巫统内是保守派，极力反对拿督翁开放门户，后担任部长，最后官职是成为槟州元首）、嘉化峇峇（从马六甲首席部长晋身成为内阁部长。80年代中期被马哈迪委为副首相，成功地当选巫统署理主席）、马哈迪（他在1971年被敦拉萨迎回巫统，而在1972年角逐此高职不果，旨在试探他的支持程度）、赛纳雪、胡申翁（他在党内的地位从这一年起扶摇直上）及加沙里沙菲依。
在6位人选中，敦拉萨极希望加沙里沙菲依能当选三位副主席之一，以便将来能有更大的表现。不过加沙里却遇到巫青团长哈仑（时任雪州务大臣）的拦路，他不希望加沙里胜出，因为他若胜出，很可能在将来是首相接班人，而哈仑已瞄准他要成为未来的国家接班人。正因为加沙里在巫统党内缺乏基层基础，他结果选不上副主席，第一次与副首相职擦肩而过。那一年当选的三位副主席是：嘉化峇峇、胡申翁及萨顿。
由于加沙里的失败是哈仑导致，敦拉萨开始对哈仑提高戒心，这是1974年大选后的事，加沙里介入其中。
在敦拉萨掌权时代，一方面招贤纳士，将政策转为中间偏左，因而有联合政府之设，更有反对党被收编而纳入执政党中，遂有联盟于1974年扩大成国阵事。在同一年，敦拉萨大胆地与中国建交，取得华人空前支持，因而在1974年的大选辉煌胜出，当选国会议员者包括加沙里沙菲依。毋庸置疑的，加沙里是协助推动国阵成立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也同时扮演钳制哈仑的角色。1975年的巫统党选，就出现党内的微妙斗争，也有一股势力要扳倒野心勃勃的哈仑。
共有8人角逐党副主席（此时胡申翁已于1973年因伊斯迈的病逝，成为国家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副主席一职由东姑拉沙里顶上。因此1975年党选，他与敦拉萨双双蝉联原职），他们是原任副主席的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但由于这两人胜利在望，因此只剩下一名副主席位却有六人争夺，最后是马哈迪意外胜出，击败强手哈仑。哈仑的失败意味着等在他的前头是官司和失掉官职。因为敦拉萨已不能再容忍哈仑“枉顾王法”。
在这方面，加沙里虽然再选不上副主席，却也败有所值，因为已把强人哈仑拉下马；而他却官运亨通，被敦拉萨委以重任，调升为内政部长。
1976年正月14日，敦拉萨不幸病逝，胡申翁顺势出任国家首相和巫统主席。原先他与敦拉萨一样，要选加沙里出任副揆，以打破惯例（副揆只能从三位副主席中选出）。但消息外泄后，三位票选副主席马上与胡申翁“摊牌”，强烈反对不按传统打牌，如果首相执意破格，他们三人将辞职而去。这一道难题使到胡申翁必须放弃提拔加沙里的念头，转而“心血来潮”选了马哈迪成为副首相，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加沙里第二次与副揆职擦肩而过。
这样一来，胡申翁的压力解除了，但加沙里依然大权在握。他以内长身份在1976年逮捕敦拉萨时代的智囊团和亲信，他们是沙末依斯迈（老报人，被视为左翼先驱之一）、阿都拉阿末（敦拉萨政治秘书）及阿都马日（敦拉萨新闻秘书），后两人在胡申翁时代已晋身为副部长。消息传开，震动政坛。亲哈仑的势力就指责就是这些亲共份子在进行倒哈仑行动。
加沙里所掀起的“红色疑云”不仅在巫统党内出现争议，也引发马哈迪发出怨言（他的升为副首相自然在党内也面对阻力，加沙里若在逮捕行动上有所影射也不足为奇。因为在政治上，加沙里与马哈迪一向以来是处在对手的地位）。
马哈迪针对逮捕事件这样说：马来人的历史从未出现这么多的质疑，指控和匿名信满天飞，以致似乎变得马来领袖不可被信任。如此放任下去，便会使到人民对领袖有所怀疑。
马哈迪似乎是对内长的行动有所不满，指他制造“红色疑团”。
1981年，胡申翁退休，马哈迪接位。加沙里转任外交部长，不再掌国家实权。1982年他在一次飞机堕毁在甘榜仁达拜（彭亨州）的事件中意外生还，被形容为九命猫，因为司机与保镖皆遇难，唯独他活下来，令人啧啧称奇。但命中也注定他成不了国家领袖。
当马哈迪时代在80年代开始后，加沙里的外交时代（在外交世界一度领尽风骚）也在1984年宣告结束。从兹退隐政坛，颐享天年。他被人称道的是外交才华而不是内政的独断。
这就是加沙里留下争议性的政治遗产。
刊登于2010年1月26日《光华日报》
评林冠英的“中道大马” （跃马扬鞭）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在1月7日的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中道的马来西亚”（Middle Malaysia）新口号，用以抗衡国阵主席纳吉首相在去年4月上任时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他说“中道大马”的理念有4个要素：即民主参与、尊重多元文化与人的尊严，提供平等的机会与保障免受歧视。
从他所宣示的重点来看，他是为行动党乃至民联的未来提供一个合作的基本盘，并希望它不但是一个新口号，而且能成为民联的新理念。
在我们尚未能确定“中道大马”是否在未来成为民联的新政治路向前，我们先把它当成是行动党本身的一个新的政治取向。但这是新的概念吗？如果按照林冠英的说词和解释，它还是带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思路，只是换个比较含蓄的词句，但不论怎么改和怎么婉转，它始终没有最早的口号那么响亮和深入人心。直到今天它还是被公认为最直截了当表达理念的词句。
然而也正因为这个口号一直不能被马来社会所了解和包容，也就出现排斥性，以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行动党无法争取到许多的马来选票。这就是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1966年），注定被定型为华基政党，虽然它声称是多元性的，正如民政党也是多元理念的，但它们一向以来多是在城市和华社选区与马华争夺代表权。
整个扼要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1964年李光耀带其人民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插足大选，结果只蒂凡那一人中选，他也代表行动党在马来西亚坚持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作为斗争的口号和方向。
当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人民行动党也跟着撤出，留下的“政治真空”让后来成功注册的民主行动党给填补了。在林吉祥成为蒂凡那的政治秘书及党的组织秘书后，他很快就继承其政治师父蒂凡那的衣钵，在1969年大选胜利后的第二年，正式成为党的掌门人。他依然宣扬同样的理念和持续李光耀开辟的第三条道路，既否定联盟的右翼政策和社阵的左翼路线，提出了中间偏左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纲。
当70年代左翼政党退出民主政治舞台后，行动党仍然走中间偏左的路线，但只剩下和国阵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不再强调所谓第三条路线。这个策略在1986年的“丹绒一役”渐入佳境而在1990年的“丹绒二役”达到高潮，几乎让槟州改朝换代（行动党只差3席即起而治政）。而国阵也不是省油的灯，它也把政策从右转向中间偏右，乃至有时也看来是走中间偏左的路线，使到选民对它寄以希望。就这样在1995，1999及2004年的一连三届大选都把行动党压得难以舒展长才，进而在政治策略上逼使行动党寻求转变与口号的翻新。这个责任就落在2004年成为党秘书长林冠英的身上。因此他在2005年的党大会上脱掉“社会主义”的大衣（修改章程去社会主义字眼），以符合世界潮流的左右摆动。接着在2006年林冠英又提出“马来西亚人优先”的口号，用以取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希望能争取马来选票。不过，这样的口号流于概念化而激不起浪花，直到2007年行动党才提出一个动人的口号“改国运你决定”。还有就是民政党后来提出的“再转变”的不当口号，让行动党钻了洞子，将之改成“再转变，投火箭”，竟一下子变成威力十足的武器，即是拿敌人的矛戳敌人的的盾。就这样在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终于扬眉吐气，创造保一夺四州政权的奇迹，更把林冠英送上首席部长的高位。当行动党一扫霉气，成为在朝又在野的大政党后，它相信马来人已包容了行动党，因而雄心勃勃扬言要向布城之路迈进。
在新形势新格局下，林冠英又再抛出一个隐意的新口号，让人去猜什么是“中道马来西亚”？但还得读完他的讲话才知道他要表达的又是不离“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林冠英语）。这么一个大转弯是累了一些，但在争取回教党和公正党的大道上，行动党不放下身段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右不左的“中道大马”出台了。至于它的定位在那里，卖点又在哪里？倒要费思量细细推敲。看来它也不能挖苦“一个大马”缺乏明确方向，因为“中道大马”同样让人感到它是还有下文的政治新名词新包装，缺乏一目了然的新启发。相对于过去的口号，羌还是老的辣！
不过，林冠英既然强调它是未来的政治策略，目的在于争取中间选民，特别是马来选民，以夺取中央政权，也难怪英文星报形容它是赢得政权的“工具”。这样的说法也意味着它是一种政治手段，也就没有太大的争议了。就不知在不久之后，这是否也是民联的新口号？
刊登于2010年1月25日《南洋商报》
从他所宣示的重点来看，他是为行动党乃至民联的未来提供一个合作的基本盘，并希望它不但是一个新口号，而且能成为民联的新理念。
在我们尚未能确定“中道大马”是否在未来成为民联的新政治路向前，我们先把它当成是行动党本身的一个新的政治取向。但这是新的概念吗？如果按照林冠英的说词和解释，它还是带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思路，只是换个比较含蓄的词句，但不论怎么改和怎么婉转，它始终没有最早的口号那么响亮和深入人心。直到今天它还是被公认为最直截了当表达理念的词句。
然而也正因为这个口号一直不能被马来社会所了解和包容，也就出现排斥性，以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行动党无法争取到许多的马来选票。这就是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1966年），注定被定型为华基政党，虽然它声称是多元性的，正如民政党也是多元理念的，但它们一向以来多是在城市和华社选区与马华争夺代表权。
整个扼要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1964年李光耀带其人民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插足大选，结果只蒂凡那一人中选，他也代表行动党在马来西亚坚持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作为斗争的口号和方向。
当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人民行动党也跟着撤出，留下的“政治真空”让后来成功注册的民主行动党给填补了。在林吉祥成为蒂凡那的政治秘书及党的组织秘书后，他很快就继承其政治师父蒂凡那的衣钵，在1969年大选胜利后的第二年，正式成为党的掌门人。他依然宣扬同样的理念和持续李光耀开辟的第三条道路，既否定联盟的右翼政策和社阵的左翼路线，提出了中间偏左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纲。
当70年代左翼政党退出民主政治舞台后，行动党仍然走中间偏左的路线，但只剩下和国阵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不再强调所谓第三条路线。这个策略在1986年的“丹绒一役”渐入佳境而在1990年的“丹绒二役”达到高潮，几乎让槟州改朝换代（行动党只差3席即起而治政）。而国阵也不是省油的灯，它也把政策从右转向中间偏右，乃至有时也看来是走中间偏左的路线，使到选民对它寄以希望。就这样在1995，1999及2004年的一连三届大选都把行动党压得难以舒展长才，进而在政治策略上逼使行动党寻求转变与口号的翻新。这个责任就落在2004年成为党秘书长林冠英的身上。因此他在2005年的党大会上脱掉“社会主义”的大衣（修改章程去社会主义字眼），以符合世界潮流的左右摆动。接着在2006年林冠英又提出“马来西亚人优先”的口号，用以取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希望能争取马来选票。不过，这样的口号流于概念化而激不起浪花，直到2007年行动党才提出一个动人的口号“改国运你决定”。还有就是民政党后来提出的“再转变”的不当口号，让行动党钻了洞子，将之改成“再转变，投火箭”，竟一下子变成威力十足的武器，即是拿敌人的矛戳敌人的的盾。就这样在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终于扬眉吐气，创造保一夺四州政权的奇迹，更把林冠英送上首席部长的高位。当行动党一扫霉气，成为在朝又在野的大政党后，它相信马来人已包容了行动党，因而雄心勃勃扬言要向布城之路迈进。
在新形势新格局下，林冠英又再抛出一个隐意的新口号，让人去猜什么是“中道马来西亚”？但还得读完他的讲话才知道他要表达的又是不离“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林冠英语）。这么一个大转弯是累了一些，但在争取回教党和公正党的大道上，行动党不放下身段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右不左的“中道大马”出台了。至于它的定位在那里，卖点又在哪里？倒要费思量细细推敲。看来它也不能挖苦“一个大马”缺乏明确方向，因为“中道大马”同样让人感到它是还有下文的政治新名词新包装，缺乏一目了然的新启发。相对于过去的口号，羌还是老的辣！
不过，林冠英既然强调它是未来的政治策略，目的在于争取中间选民，特别是马来选民，以夺取中央政权，也难怪英文星报形容它是赢得政权的“工具”。这样的说法也意味着它是一种政治手段，也就没有太大的争议了。就不知在不久之后，这是否也是民联的新口号？
刊登于2010年1月25日《南洋商报》
中道大马VS一个大马 （现代春秋）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提出的“中道马来西亚”新口号可以说是对首相纳吉于2009年4月上台后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的回应。虽然这两者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大差异，但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也就不可能在现阶段走到一块，而是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冲撞。至于谁消化谁或那个理念会占优势，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严肃问题。
先说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它涵盖了8个领域的策略，并侧重在“人民为先，马上表现”，希望能一洗308政治海啸后国阵所面对的颓势，而他的口号最直接的是针对东马的两州的一些抱怨，决心以一个马来西亚来安抚和争取东马人民与国阵站在一起，不受安华在2008年鼓吹的“916”变天论的影响。在这方面，中央政府也已宣布916为公假，用以重视东马人民的感受，因为一路以来，东马人民一直认为9月16日才是他们的独立日（1963年起）。
虽然西马人民公认8月31日是国庆日，且国家的独立是从1957年算起，但纳吉为了不让反对党“抱走916”的彩头，“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的出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政治策略了。因为东马的沙巴国席有25个，国阵就占了24个；而砂拉越有31个国席，国阵也占了30个，成为国阵的“定期存款”；再加上柔佛（国席26，国阵占24席）与彭亨（国席14，国阵占12席）仍然是国阵的票仓，基本上稳住了国阵在中央的执政，以140席对民联的82席。这就是纳吉“一个马来西亚”的最重要的政治议程。必须注意的是，国阵在140席中，巫统占了79席，相等于国阵议席的2/3；再者巫统参加117席竞选，也胜了76%强。相对来说，巫统并不是输家，而是认为被友党拖累失掉4州政权（后来勉强夺回吡叻，但乱局始终是一个心结）。
由此来看308的大选结果，巫统继续成为最大的操盘者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在友党的表现差强人意下，变成巫统在国阵内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但与其要求友党自我改造，不如巫统先下手为强进行兴革。于是中央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废除固打限制和提供紧急援助配套，成了纳吉的新招牌，也在“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下扳回局面，声望有所提升。可是最近又因“阿拉”字眼的风波，使到政府处于窘境也是始料未及的发展。虽然局面已完全受控，民间没有巨大的反弹，也提供空间予政府与宗教相关单位一个喘息的机会，但双方寻求和谐方案则完全是必要的，以制止极端份子节外生枝挑起事端，破坏种族与宗教的和平气氛。
因此在这个时候，作为民联其中一个重要成员的行动党借1月17日的党代表大会，由林冠英抛出的“中道马来西亚”是在投石问路，以试探中央政府的反应。
林冠英基本上是根据去年12月17日民联三党代表大会所达成的八大政纲的内容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安华经常强调的公正中庸抗拒种族主义及哈迪阿旺的回教与世俗的相容的理念采合而成为一种新口号“中道马来西亚”。
尽管“中道马来西亚”的口号因表达尚欠圆满，存有争议性，但公正党的再益（前首相署部长）赏识林冠英的建国新取向，以刷新我国的教育内容和检讨过去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而且这个口号与美国尼克逊总统在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提出的“中道美国”（Middle America）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方面，虽然回教党尚未直接表态，但从最近回教党针对“阿拉”字眼的平和反应审视，它也在进行转型，以适应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如果民联三党能推心置腹加强合作，它们可以在政治立场上表达出与国阵的治国方略的不同。如果说国阵一向以来是中间偏右的取向，那么民联是否是中间偏左的？
林冠英的“中道大马”显示不出明显的政治立场，也许他还需要时间与回教党取得共识。倒是行动党的社青团团长陆兆福比较坦率地表明行动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
如果按照民联政纲中的通过民主落实人民契约来考察，民联最终导向中间偏左的路线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不论喜欢与否，民联先要有政治立场与国阵争一高低，不能只讲“中道”而不讲立场，这会使本身迷失在政治方向中。
无论如何，不论是国阵的“一个马来西亚”或行动党的“中道马来西亚”（或在将来也成为民联的理念）都有其交叉的地方，也会擦出火花相互撞击。孰优孰劣，要经过一个较长期的斗争才见端倪。但归根究底，只要它们以民为重，顺民心意，那将是人民之幸。由此来看两线制（如果是稳固的话），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刊登于2010年1月25日《光华日报》
22.1.10
武则天慈禧与中国妇运 （天下纵横）
谈到女权问题，我突然想起中国历史上也出过两位权倾一时的女强人。她们是妇解运动的先驱还是女权的颠覆者？很值得玩味。
我们先说中国唐代的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她的一生是够传奇的了。先是唐太宗的才人（侍妾），太宗崩削发为尼。高宗做皇帝时，她又被召回宫，被宠幸而成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后又被立为皇后。在高宗当皇帝的34年中（650-683），有廿五年由武则天掌实权。高宗崩，中宗继位。过后她又先后废掉中宗及睿宗而自立皇帝，公元690年改国号周。67岁高龄的她，创造了历史，活到80多岁。在705年病逝，前后过足15年皇帝瘾。
这里有一个解不透的问题，那就是在封建时代，女子没有社会地位，为何会让一位宫女冒出头来？说了任谁也不相信，但历史确实出了一个翻云覆雨的女皇帝。她玩弄权术出神入化，竟能收服男性为她服务和当官。虽然如此，在武则天当道时，妇女并不因此凌驾男人，也没有摆脱封建的桎梏。她照顾的是自己的家族和朋党，她不可能也没有兴趣改善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因此女皇帝只彰显个人的女权，而不是女权主义的抬头。
来到清末，也出了一位不让武则天专美的女独裁者，她就是在清朝叱咤风云47年之久（1862-1909）的慈禧太后。同样的，慈禧太后在未入宫前，小名兰儿，只是一位官员的女儿。虽是满洲人，但从小就学会汉文汉语，因家道没落，她入宫当宫女，很快地成为咸丰皇帝（1851-1861）的妃子。他们生了一个皇子，也在后来成为同治皇帝（1862-1874）。当同治登位时还是个孩子，慈禧太后也就逐渐掌握实权。在同治死后，她又立醇亲王之子为帝，号称光绪（1875-1908）。
虽然慈禧不自立皇帝，但她的权力比起武则天有过之而无不及，竟能“一手遮天”将中国推向灾难重重的危机，任由外国列强宰割。
因此与其说慈禧太后的出现是女权的抬头，不如说是“祸国殃民”。因为她的自私与自顾享受，使到中国既无从改革，也无法振作。所谓的洋务运动，也没有扭转中国的命运。孙中山在晚清的出现与坚持革命，就是要打倒慈禧太后把持的腐败与专制的统治。从这个角度来看慈禧太后；或者会一时为女权的得逞而欢呼，但深入分析，在封建的社会里，慈禧太后又怎能让女人改变命运呢？她还不是与所有的封建统治者一样，把女人当为社会的底层的一群，而所起用的也尽是对她忠心耿耿的男性官员（或被称为奴才）。
这就是说，从武则天到慈禧太后的逾千年间，中国的妇女并不因为女人当权就大大地改变了命运，而中国妇女开始懂得争取权利也是始于孙中山在20世纪初期闹革命后，先有秋瑾女士为革命牺牲，后有诸多先进女性卷入政治活动。当辛亥革命在1911年成功时，西方的思潮包括女权思想也在中国传播开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乃至国运改变的另一个转捩点。
在蔡特金（德国的妇运先驱，左翼革命家）于1910年争取妇女权利获致成效，而将3月8日订位“妇女节”后，中国的妇女也不让须眉专美于前，她们前仆后继地参加了改革社会的运动，乃至加入中共组织，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展开尖锐和不懈的斗争。换句话说，中国女性的平权斗争始于“五四运动”，而争取妇女解放运动是与中共的壮大成正比例的。
当中共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妇女基本上已经解放。她们释放出来的影响力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中国女性确实享有较平等的地位，不是武则天或慈禧太后给她们的，而是她们用无数鲜血换来的。
今天世界各国也在努力争取平权和重视妇女权力，但总体来说，这个世界还是男性作为核心力量，中国也没有例外。虽然中国的女性基本上已取得了平权地位，但在政治上似乎还不能打破男性占有优势的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追求两性平等的道路还是比较漫长和艰辛的。
刊登于2010年1月25日《号外周报》第464期
我们先说中国唐代的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她的一生是够传奇的了。先是唐太宗的才人（侍妾），太宗崩削发为尼。高宗做皇帝时，她又被召回宫，被宠幸而成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后又被立为皇后。在高宗当皇帝的34年中（650-683），有廿五年由武则天掌实权。高宗崩，中宗继位。过后她又先后废掉中宗及睿宗而自立皇帝，公元690年改国号周。67岁高龄的她，创造了历史，活到80多岁。在705年病逝，前后过足15年皇帝瘾。
这里有一个解不透的问题，那就是在封建时代，女子没有社会地位，为何会让一位宫女冒出头来？说了任谁也不相信，但历史确实出了一个翻云覆雨的女皇帝。她玩弄权术出神入化，竟能收服男性为她服务和当官。虽然如此，在武则天当道时，妇女并不因此凌驾男人，也没有摆脱封建的桎梏。她照顾的是自己的家族和朋党，她不可能也没有兴趣改善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因此女皇帝只彰显个人的女权，而不是女权主义的抬头。
来到清末，也出了一位不让武则天专美的女独裁者，她就是在清朝叱咤风云47年之久（1862-1909）的慈禧太后。同样的，慈禧太后在未入宫前，小名兰儿，只是一位官员的女儿。虽是满洲人，但从小就学会汉文汉语，因家道没落，她入宫当宫女，很快地成为咸丰皇帝（1851-1861）的妃子。他们生了一个皇子，也在后来成为同治皇帝（1862-1874）。当同治登位时还是个孩子，慈禧太后也就逐渐掌握实权。在同治死后，她又立醇亲王之子为帝，号称光绪（1875-1908）。
虽然慈禧不自立皇帝，但她的权力比起武则天有过之而无不及，竟能“一手遮天”将中国推向灾难重重的危机，任由外国列强宰割。
因此与其说慈禧太后的出现是女权的抬头，不如说是“祸国殃民”。因为她的自私与自顾享受，使到中国既无从改革，也无法振作。所谓的洋务运动，也没有扭转中国的命运。孙中山在晚清的出现与坚持革命，就是要打倒慈禧太后把持的腐败与专制的统治。从这个角度来看慈禧太后；或者会一时为女权的得逞而欢呼，但深入分析，在封建的社会里，慈禧太后又怎能让女人改变命运呢？她还不是与所有的封建统治者一样，把女人当为社会的底层的一群，而所起用的也尽是对她忠心耿耿的男性官员（或被称为奴才）。
这就是说，从武则天到慈禧太后的逾千年间，中国的妇女并不因为女人当权就大大地改变了命运，而中国妇女开始懂得争取权利也是始于孙中山在20世纪初期闹革命后，先有秋瑾女士为革命牺牲，后有诸多先进女性卷入政治活动。当辛亥革命在1911年成功时，西方的思潮包括女权思想也在中国传播开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乃至国运改变的另一个转捩点。
在蔡特金（德国的妇运先驱，左翼革命家）于1910年争取妇女权利获致成效，而将3月8日订位“妇女节”后，中国的妇女也不让须眉专美于前，她们前仆后继地参加了改革社会的运动，乃至加入中共组织，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展开尖锐和不懈的斗争。换句话说，中国女性的平权斗争始于“五四运动”，而争取妇女解放运动是与中共的壮大成正比例的。
当中共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妇女基本上已经解放。她们释放出来的影响力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中国女性确实享有较平等的地位，不是武则天或慈禧太后给她们的，而是她们用无数鲜血换来的。
今天世界各国也在努力争取平权和重视妇女权力，但总体来说，这个世界还是男性作为核心力量，中国也没有例外。虽然中国的女性基本上已取得了平权地位，但在政治上似乎还不能打破男性占有优势的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追求两性平等的道路还是比较漫长和艰辛的。
刊登于2010年1月25日《号外周报》第464期
这是政治明星的年代 （直挂云帆）
我在黄泉安主办的演唱座谈会上（1月10日）有提及308之后，我国政坛进入了一个政治明星时代，而在这之前，“政治明星”这个词还不常见。因为政治不是搞笑，也不是娱乐，因此它不需要明星。虽然在外国“演而优则仕”见多不怪。例如美国列根总统即为一例。在从政前，他已是成名的演员，但在马来西亚，明星从政似乎是缺席的（本来较著名的明星也没几个），也就让人感到政坛有些沉闷，太不会搞搞新意头了。
其实，政治本来也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不是培养明星的所在。因此从政的人是学者也好，专业也好，乃至草根也好，只要对政治有兴趣有勇气，那就有机会参加竞选，不必重视外型和外表，也不讲究衣着，这样才能取得民心。
我所说的是在308之前的政治形势，但在308后就完全改观。如果严格分析起来，我国的政坛也确实经历三个阶段的演变：
1． 第一个阶段是英雄的年代。它始于1945年的战后，那时政党极少，参政的人也不多。因此它需要英雄出现来带领和团结人民争取独立。
第一位直到今天仍被巫统奉为第一民族斗士的是于1946年创党人拿督翁。他被英雄式地棒起成为与英政府讨价还价的政治本土英雄，终于在1948年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也就是我们后来的马来亚联合邦及马来西亚联邦的基石），为马来人取得了应得的地位。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出现的被视为英雄人物的有马华创党人陈祯禄。他在1947年领导马新的总罢市，抗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不公平之处，从而赢得民族斗士的称号。
还有一位马来人眼里的民族英雄是回教党已故主席布哈鲁丁。他在1945年领导马来左翼政党，即马来国民党而成为一方领袖。当这个党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后，他在1955年与另一位马来左翼领袖布斯达曼合创人民党。
翌年（1956年），他被回教党人英雄式地推举为回教党主席，直到1969年逝世。
再一位是领导马来亚独立的东姑。他虽然比不上拿督翁的英雄形象，但因领导独立有功，也就被当成“独立英雄”来看待。
还有，由于1948年马共已潜入地下进行游击战争，其领袖陈平是地下的“盟主”；在公开阵线上又出现一位足与陈祯禄媲美的政治人物林苍祐。他在1950年从政，1951年组急进党，1954年参加马华，1958年成为马华总会长。1960年退出马华，1963年成立民主联合党，1964年他参加国州大选，被选民视为“华人英雄”而在丹绒起家。1968年合创民政党，1969年更被选民推选为槟州首席部长。
他们这四个人成了英雄型的政治人物。
2． 第二阶段是政治魅力型的年代。这主要是指“513”事件后所涌现的政治人物直到千禧年。
第一位当然是前首相马哈迪。他在1969年后对东姑的逼宫使他一夜成名。当他在1981年成为首相时，他的强势领导是所向坡靡的。他从不让他的政敌有反击的机会，一出手就把敌手打倒或进行收编。他的能言善辩使他成为一位最具魅力的领袖，足以号召民众与他一起战斗.如1983年的修宪课题带来的群众运动。
第二位魅力领袖则是由马哈迪一手提拔的安华。他在1974年出道领导学运时已锋芒毕露。1981年加入巫统更是魅力四射，从此官运亨通，一直跃升至副首相。讵料1998年跌马后，他还是那样的魅力不减。竟而在2008年再威震江湖，确是不简单的人物。
第三位要数行动党的林吉祥。他在“513”后被释放出来（1970年）时，受到行动党人英雄式的欢迎。他的魅力始于他在行动党呼风唤雨的年代。曾经有一个长时期行动党即是林吉祥，林吉祥就是行动党的两位一体，也擦亮了火箭的招牌。他所到之处，经常能卷起人头攒动，其魅力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但高处不胜寒，林吉祥终于在1999年从高峰走下来，承受一切煎熬，又在2004年卷土重来。今天的他虽魅力稍逊当年，但宝刀未老，斗志依然昂扬。
3． 第三阶段是政治明星的年代。没有人经意的308政治海啸竟然炮制了一批政治明星，他们都是在一夜之间一举成名的。而且多数是在反对党阵营中冒出来的，当然国阵内也有少数，如巫青团长凯里及前马青总团长廖中莱也被当成新一代的政治明星。不过举目看看反对党，真是成了泡制政治明星的摇篮。
高居榜首的政治明星自然非林冠英莫属。他在1986年从政时，都不被当成政治明星，但在308成了首席部长后，竟是万人争与拍照，又争签 名，把他当政治明星来喝彩。直到今天他还享受这种“明星蜜月期”，也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除他之外，行动党出了13位女国州议员，其中有好些位都是有文采又有品位的政治明星，更有人也因此扮起模特儿来成为杂志的封面。这说明了政治明星已告诞生，不信你看看黄泉安，他十足是位政治摇滚明星，会讲会唱又会写，此人也真是鬼马议员。
正由于选民要求越来越高，也许谁要成为未来的政治明星，得好好先包装一下，也得先充实自己，做到开口成名嘴，下笔成名笔，唱歌赛歌星，摇滚乐与怒，那就是未来的政治明星的必备条件了？
刊登于2010年1月21日《东方日报》
其实，政治本来也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不是培养明星的所在。因此从政的人是学者也好，专业也好，乃至草根也好，只要对政治有兴趣有勇气，那就有机会参加竞选，不必重视外型和外表，也不讲究衣着，这样才能取得民心。
我所说的是在308之前的政治形势，但在308后就完全改观。如果严格分析起来，我国的政坛也确实经历三个阶段的演变：
1． 第一个阶段是英雄的年代。它始于1945年的战后，那时政党极少，参政的人也不多。因此它需要英雄出现来带领和团结人民争取独立。
第一位直到今天仍被巫统奉为第一民族斗士的是于1946年创党人拿督翁。他被英雄式地棒起成为与英政府讨价还价的政治本土英雄，终于在1948年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也就是我们后来的马来亚联合邦及马来西亚联邦的基石），为马来人取得了应得的地位。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出现的被视为英雄人物的有马华创党人陈祯禄。他在1947年领导马新的总罢市，抗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不公平之处，从而赢得民族斗士的称号。
还有一位马来人眼里的民族英雄是回教党已故主席布哈鲁丁。他在1945年领导马来左翼政党，即马来国民党而成为一方领袖。当这个党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后，他在1955年与另一位马来左翼领袖布斯达曼合创人民党。
翌年（1956年），他被回教党人英雄式地推举为回教党主席，直到1969年逝世。
再一位是领导马来亚独立的东姑。他虽然比不上拿督翁的英雄形象，但因领导独立有功，也就被当成“独立英雄”来看待。
还有，由于1948年马共已潜入地下进行游击战争，其领袖陈平是地下的“盟主”；在公开阵线上又出现一位足与陈祯禄媲美的政治人物林苍祐。他在1950年从政，1951年组急进党，1954年参加马华，1958年成为马华总会长。1960年退出马华，1963年成立民主联合党，1964年他参加国州大选，被选民视为“华人英雄”而在丹绒起家。1968年合创民政党，1969年更被选民推选为槟州首席部长。
他们这四个人成了英雄型的政治人物。
2． 第二阶段是政治魅力型的年代。这主要是指“513”事件后所涌现的政治人物直到千禧年。
第一位当然是前首相马哈迪。他在1969年后对东姑的逼宫使他一夜成名。当他在1981年成为首相时，他的强势领导是所向坡靡的。他从不让他的政敌有反击的机会，一出手就把敌手打倒或进行收编。他的能言善辩使他成为一位最具魅力的领袖，足以号召民众与他一起战斗.如1983年的修宪课题带来的群众运动。
第二位魅力领袖则是由马哈迪一手提拔的安华。他在1974年出道领导学运时已锋芒毕露。1981年加入巫统更是魅力四射，从此官运亨通，一直跃升至副首相。讵料1998年跌马后，他还是那样的魅力不减。竟而在2008年再威震江湖，确是不简单的人物。
第三位要数行动党的林吉祥。他在“513”后被释放出来（1970年）时，受到行动党人英雄式的欢迎。他的魅力始于他在行动党呼风唤雨的年代。曾经有一个长时期行动党即是林吉祥，林吉祥就是行动党的两位一体，也擦亮了火箭的招牌。他所到之处，经常能卷起人头攒动，其魅力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但高处不胜寒，林吉祥终于在1999年从高峰走下来，承受一切煎熬，又在2004年卷土重来。今天的他虽魅力稍逊当年，但宝刀未老，斗志依然昂扬。
3． 第三阶段是政治明星的年代。没有人经意的308政治海啸竟然炮制了一批政治明星，他们都是在一夜之间一举成名的。而且多数是在反对党阵营中冒出来的，当然国阵内也有少数，如巫青团长凯里及前马青总团长廖中莱也被当成新一代的政治明星。不过举目看看反对党，真是成了泡制政治明星的摇篮。
高居榜首的政治明星自然非林冠英莫属。他在1986年从政时，都不被当成政治明星，但在308成了首席部长后，竟是万人争与拍照，又争签 名，把他当政治明星来喝彩。直到今天他还享受这种“明星蜜月期”，也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除他之外，行动党出了13位女国州议员，其中有好些位都是有文采又有品位的政治明星，更有人也因此扮起模特儿来成为杂志的封面。这说明了政治明星已告诞生，不信你看看黄泉安，他十足是位政治摇滚明星，会讲会唱又会写，此人也真是鬼马议员。
正由于选民要求越来越高，也许谁要成为未来的政治明星，得好好先包装一下，也得先充实自己，做到开口成名嘴，下笔成名笔，唱歌赛歌星，摇滚乐与怒，那就是未来的政治明星的必备条件了？
刊登于2010年1月21日《东方日报》
沈慕羽成林苍祐第二？ （跃马扬鞭）
马华总会长翁诗杰于1月12日为《沈慕羽拉大中文系奖学金》主持推介礼时形容这百万元奖学金除了纪念已故沈慕羽外，也会将马华大厦内的一个厅命名为“慕羽厅”。这就是说，翁诗杰一下子给沈老在两个地方立名，以表扬他对教育的贡献，但不知是否包括功在党国？
虽然翁诗杰这样做是迟来的春天，但与黄家定在2005年将林苍祐肖像挂在马华第二任总会长的位置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先说林苍祐，他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后，意气风发，锐意改革马华，被形容为马华的革命派。可惜事与愿违，他在1959年与陈修信交恶，再加上陈祯禄挺儿子数落林苍祐，结果后者大权旁落。60年代初期林苍祐脱离马华，另创民主联合党，他成了马华公会的“死敌”。1969年大选他改用民政党旗号一举打败联盟；尤其是把马华打得落花流水，终于再造辉煌，成为槟城的新岛主。自此之后，他与马华的关系越闹越僵，僵到马华想尽办法要把槟州首席部长位抢回来。可是不论是李三春或林良实，他们都无法扭转乾坤。另一方面，马华从开始到千禧年在马华出版的党史内，一般上都把林苍祐在马华的那一段光彩历史变成“林苍祐事件”而低调处理。即使林苍祐在1990年退出政坛，马华仍然不能摆正他在马华的历史地位。
直到2003年黄家定接手后，他才在时移势易下，在2005年作了一个大胆但已不具争论的决定，那就是把林苍祐迎回马华公会。这种做法正像1971年当敦拉萨出任巫统主席后，把其创党人拿督翁的遗像迎回巫统一样，以端正历史地位。
虽然林苍祐接受黄家定的善意，也在2006年马华57年党庆时，事先接受马华摄制大队作专访，且在党庆大会放映，正式向马华上下昭告“林苍祐回来了”。但时至今日林苍祐怎么想，我们并不知道。因为这个党曾经排斥他整整46年，怎么能够在一夜之间，一笑泯恩仇？不过，黄家定曾经这样跟我说：因为他已经没有历史包袱，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以把马华的历史还原回来。因此，不论喜欢与否，林苍祐在马华的历史地位是抹不掉的。
至于沈慕羽，他同样与林苍祐有一匹布长的故事，我们只检重要的作评述。1949年马华创党时他成为党员。1956年他加入马青活动，也在1965年被选为教总主席。翌年，即1966年，他当选马青副总团长（团长是李三春），因在那一年沈慕羽以教总主席身份坚持要求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与马华的陈修信起了正面的冲突。马华中委会也就在1966年10月18日通过：①不能支持华文为官方语文及 ②开除沈慕羽的党籍，因他违反党纪，蔑视党中央，公开反抗党的决策，使党难堪。
因为沈慕羽事件激起华团对马华的不满，也使到马华与华团渐行渐远。而为了试探马华是否愿意恢复与董总及教总之间组成的三大机构工委会，沈慕羽在同年的12月挑战陈修信但被一口拒绝了。就这样马华与华团的关系陷入低潮，结果1969年的大选马华付出惨痛代价，失掉半壁江山，只剩13个国席。
在“513”悲剧后，陈修信为挽狂澜于既倒，于1971年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沈慕羽是其中一位不计前嫌的鼓吹者，且在怡保被控触犯煽动法令，案件后撤销。但华团与马华关系不久后再闹翻，沈慕羽回马华之门已被关上。
1987年，因为参与领导华团反对政府委派不谙华文教师到华小担任高职，引发一场官民之争，结果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百余政教及社改人士，其中就包括沈慕羽和林晃升。当时沈老已是74岁高龄，成为最年长的政治拘留者，直到1988年获得释放。
在这之后，沈慕羽仍不言倦，参加教育和社团活动，就是未再重返马华。2009年2月15日，沈慕羽走完他多姿对采的一生，享年97岁。
今天翁诗杰在沈老逝世近一年之后，通过两个举动来为沈老“平反”。但他的地位如同林苍祐一样，还没有经党代表大会通过，不知算不算正式的“平反”？
如果说黄家定为林苍祐“平反”没有在2008年的大选中加分（马华败在其他因素），那么翁诗杰为沈慕羽“平反”，能为他在马华党争中增加筹码吗？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0年1月18日《南洋商报》
虽然翁诗杰这样做是迟来的春天，但与黄家定在2005年将林苍祐肖像挂在马华第二任总会长的位置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先说林苍祐，他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后，意气风发，锐意改革马华，被形容为马华的革命派。可惜事与愿违，他在1959年与陈修信交恶，再加上陈祯禄挺儿子数落林苍祐，结果后者大权旁落。60年代初期林苍祐脱离马华，另创民主联合党，他成了马华公会的“死敌”。1969年大选他改用民政党旗号一举打败联盟；尤其是把马华打得落花流水，终于再造辉煌，成为槟城的新岛主。自此之后，他与马华的关系越闹越僵，僵到马华想尽办法要把槟州首席部长位抢回来。可是不论是李三春或林良实，他们都无法扭转乾坤。另一方面，马华从开始到千禧年在马华出版的党史内，一般上都把林苍祐在马华的那一段光彩历史变成“林苍祐事件”而低调处理。即使林苍祐在1990年退出政坛，马华仍然不能摆正他在马华的历史地位。
直到2003年黄家定接手后，他才在时移势易下，在2005年作了一个大胆但已不具争论的决定，那就是把林苍祐迎回马华公会。这种做法正像1971年当敦拉萨出任巫统主席后，把其创党人拿督翁的遗像迎回巫统一样，以端正历史地位。
虽然林苍祐接受黄家定的善意，也在2006年马华57年党庆时，事先接受马华摄制大队作专访，且在党庆大会放映，正式向马华上下昭告“林苍祐回来了”。但时至今日林苍祐怎么想，我们并不知道。因为这个党曾经排斥他整整46年，怎么能够在一夜之间，一笑泯恩仇？不过，黄家定曾经这样跟我说：因为他已经没有历史包袱，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以把马华的历史还原回来。因此，不论喜欢与否，林苍祐在马华的历史地位是抹不掉的。
至于沈慕羽，他同样与林苍祐有一匹布长的故事，我们只检重要的作评述。1949年马华创党时他成为党员。1956年他加入马青活动，也在1965年被选为教总主席。翌年，即1966年，他当选马青副总团长（团长是李三春），因在那一年沈慕羽以教总主席身份坚持要求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与马华的陈修信起了正面的冲突。马华中委会也就在1966年10月18日通过：①不能支持华文为官方语文及 ②开除沈慕羽的党籍，因他违反党纪，蔑视党中央，公开反抗党的决策，使党难堪。
因为沈慕羽事件激起华团对马华的不满，也使到马华与华团渐行渐远。而为了试探马华是否愿意恢复与董总及教总之间组成的三大机构工委会，沈慕羽在同年的12月挑战陈修信但被一口拒绝了。就这样马华与华团的关系陷入低潮，结果1969年的大选马华付出惨痛代价，失掉半壁江山，只剩13个国席。
在“513”悲剧后，陈修信为挽狂澜于既倒，于1971年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沈慕羽是其中一位不计前嫌的鼓吹者，且在怡保被控触犯煽动法令，案件后撤销。但华团与马华关系不久后再闹翻，沈慕羽回马华之门已被关上。
1987年，因为参与领导华团反对政府委派不谙华文教师到华小担任高职，引发一场官民之争，结果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百余政教及社改人士，其中就包括沈慕羽和林晃升。当时沈老已是74岁高龄，成为最年长的政治拘留者，直到1988年获得释放。
在这之后，沈慕羽仍不言倦，参加教育和社团活动，就是未再重返马华。2009年2月15日，沈慕羽走完他多姿对采的一生，享年97岁。
今天翁诗杰在沈老逝世近一年之后，通过两个举动来为沈老“平反”。但他的地位如同林苍祐一样，还没有经党代表大会通过，不知算不算正式的“平反”？
如果说黄家定为林苍祐“平反”没有在2008年的大选中加分（马华败在其他因素），那么翁诗杰为沈慕羽“平反”，能为他在马华党争中增加筹码吗？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0年1月18日《南洋商报》
评章瑛平权之梦 （现代春秋）
章瑛的第三本著作《平等是我的梦》的出版彰显了她在追求一个平权的梦。回看她在1996年的第一本结集《逆风出战丹绒三》，则是侧重对1995年行动党惨败的检讨与分析。两者相比之下，章瑛的写作技巧与文思显然大有进步。如果说她的首本集子比较接近新闻报导性的评论或说新闻特写的话，那么她的第三本集子就提升成为政论文章，接近于小品文，也比她的第二本集子《国会乐与怒》更突现她在政治斗争中的理想和目标，那就是希望争取女性至少拥有30%的决策权和参政权，而目前在世界各地能够做到的国家并不多，马来西亚在这方面也远落后头。
由于章瑛提升自己成为“平权斗士”，要为女性争一口气，但她又是行动党妇女组主席，而妇女组一直未被调动和组织起来，身份似乎显得不协调，自然会被人问起行动党怎样对待女权的议题？
参加黄泉安政治座谈会的张念群回答我，她们要的是平权，而最终是取消妇女组。换句话说，她认为在两性平等的基础上，既然没有“男人组”，也就不要有“妇女组”了。虽然章瑛在其新著中并没有标明这个意向，但字里行间显然把平权放大到政府机制中，而不限于政党结构中。
虽然我对一个政党是否需要壮大妇女组没有太大的意见，但在马来西亚这样的社会，一旦政党少了妇女参政和决策，妇女的权益是否会被忽略就可能是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扩大来讲妇女权益，就要回到1910年德国女权先驱蔡特金的斗争，正因为她的斗争，才有了国际“三八妇女节”这个具有政治含意的节目。它的目的在于唤醒和教育更多的女性懂得掌握自己的命运和争取平等的权利。其结果是许多国家也因之改善妇女的命运，并在后来让她们与男人齐驱并驾争天下。
尽管妇女节初时被视为左翼的社会主义斗争的武器，正像早年（1889年开展）的“五一劳动节”也被视为左翼乃至共党的一个大节日一样，但到了今时今日，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都把这两把刷子还给了妇女和所有的工人，从而承认不论男女，只要劳心又劳力地付出，他们应该得到合理的回报，也应该有被尊重的社会地位。
当妇女地位被承认时，她们在争取平权的斗争会更有条件，但这样的斗争，在资本主义或带封建性质的社会里，女性要抬头是极不容易的，更不可能取得平权地位，于是这样的平权斗争就落在社会主义斗争的身上。六十年代的劳工党，其妇女组的壮大和公然地大事庆祝妇女节，正昭告女人要和男人具有平等的权利。当然这不意味着左派的妇女要争做领袖，而是她们一旦被组织起来，就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包括教育妇女参政，开办识字班，深入民间了解民疾，为人民服务，甚至她们可以做到男性做不到的工作，比如选举时的拉票，女性的魅力就不逊于男性了。
正因为妇女组在一个政党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也在后来刺激联盟强化了妇女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妇女组先后成了党的臂膀之一，不遑多让青年团，不能不说是受到左翼运动的影响。
在此之后的政党，比如民政党、人民联合党乃至回教党都有了相当规模的妇女组织。至于它们是否发挥政治上的推波助澜作用，则是见仁见智的。反观民主行动党的妇女组是最薄弱的一环，但意料之外在308的政治海啸中竟成为催生妇权份子的摇篮。因为行动党派出多位花木兰在一夜之间成名。她们转过来成为耀眼夺目的政治明星。当然是最适当的时刻在党内推动平权运动，但它是应由妇女组本身做起，再扩大影响力，使到母体及青年团也保留至少30%的参政权予她们？或是直截了当地宣布不再有妇女组，干脆在党中央作出决策，今后所有的党组织，都必须保留30%的女性成为其中的负责人？
看样子，民主行动党中央尚未就此事展开议论，也尚未有定论。而在有定论之前，妇女议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需认真地思考和提出鼓励更多女性从政的方法。如果女党员只是做普通党员而没有党职或工作分配，久之会使她们消沉下来。因此若需要更多的姐姐妹妹站起来的话，我们希望能看到章瑛将她的平权之梦完全释放出来，让更多的女性能参与改革和改造我们的社会能对女人好一些，公平一些和尊重她们应有的平等地位。这样一来，章瑛也许要思考她还需要不需要妇女组助她一臂之力或另有对策来圆平权之梦？
刊登于2010年1月18日《光华日报》
16.1.10
马哈迪是政治虎？（天下纵横）
《中国报》在1月7日引述《纽约时报》前记者哈格兰的话说，综观亚太地区，除了新加坡，其他地方似乎都在闹“政治老虎荒”，即缺乏卓越视野与独特魅力的优秀领导人。
虽然我无法了解他的全意（因报章的报导简单扼要），但我想他要表达的是当今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其魄力、魅力及政绩都比不上已故或已退任的前国家领导人。比如他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主席胡锦涛、俄罗斯总统德韦杰夫和总理鲁订及印度总理曼莫汉都难与他们的先辈和前辈如杜鲁门、毛泽东、戈尔巴乔夫及尼赫鲁相媲美，也就是说难以相提并论。
此外，他也推崇李光耀是一个影响至深的人，得到基辛格的佳评。而越南的已故胡志明、马来西亚的卸任首相马哈迪及印尼已故总统苏哈多尽管专政，但这些个强烈民族主义者所取得到政绩，是其后任者至今还办不到的。
哈格兰自有其审视政治人物的标准，但他用了一个特别名词，形容这些杰出的领导人是“政治老虎”，也就显示被称为政治虎是一种荣誉，而不是贬义。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历史上的一些伟人的政绩是后来人难望其背项的，因为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思维和领导方式自然会出现划时代的人物，比如毛泽东即使在文革后被邓小平“三七对开”其功过（功大于过），但没有毛泽东打下这红色的江山，就没有今日的新中国。就此而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是他之后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未能超越的。
同样的，印度独立时的总理尼赫鲁，其功绩几乎是被印度人民认可的，正因为尼赫鲁的显赫成就，其下一代都成了国家的领导人，如其女儿英蒂拉甘地，其孙子拉古夫先后担任总理；而其孙媳妇索妮目前是印度执政的国大党主席。由此可见政治世家总是较占优势的。
说到马来西亚，我想马哈迪被列为“政治老虎”也是有其道理的。他不但是在位最久的首相（前后在位22年），而且有“惊世之举”，令人瞠目结舌。他完全具备了政治强人所应有的三大条件：其一是“够狠”，这是指他在1969年大选失败后，归咎于东姑的领导不力，因而竟敢于“炮打司令台”，以一封公开信促东姑下台。东姑为此勃然大怒，将他开除巫统，但东姑也在1970年下台，迎来了敦拉萨时代。马哈迪也就光荣地重返巫统了。如果当年马哈迪不出“狠招”，东姑是不会这么快退休的，难怪东姑直到1990年逝世前，也是用狠招来批判马哈迪的。
其二是“够绝”。这是指1998年马哈迪甘冒政治风险赌一把，将其继承人安华革职并开除出巫统，结果引发一场历久不息的政治风暴。虽然安华在这之后失去自由，但在2004年出狱后，安华就用回绝招在2008年进行反击，结果孕育出一个“人民联盟”（民联）出来。安华的重返政坛标志着他也是“政治老虎”，在政坛仍然是举足轻重的。
其三是“够辣”。这是指在2006年后，马哈迪对其继承人阿都拉的作风和施政开始不满。他以其一贯的“一夫当天”的本色向阿都拉发重话，是酸辣兼而有之，弄得阿都拉答也不是，避也不是。大多数时间只好选择沉默以对。
讵料2008年的大选，阿都拉领军失策，丢掉五州江山，马哈迪更是辣味十足，直接要阿都拉下台换人。这让人想到1969年的那一幕。也因为马哈迪的震撼力和够狠，够绝和够辣，最后阿都拉也不得不在2009年退休，换了纳吉时代的到来。
马哈迪的政治记录或成绩单已写在历史上，其功过也任后人评说。当下一部《马来西亚独行侠：动荡时期的马哈迪》一书之所以在新加坡热卖，也因为马哈迪是亚洲政坛少有的“政治老虎”？
刊登于2010年1月18日《号外周报》第463期
虽然我无法了解他的全意（因报章的报导简单扼要），但我想他要表达的是当今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其魄力、魅力及政绩都比不上已故或已退任的前国家领导人。比如他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主席胡锦涛、俄罗斯总统德韦杰夫和总理鲁订及印度总理曼莫汉都难与他们的先辈和前辈如杜鲁门、毛泽东、戈尔巴乔夫及尼赫鲁相媲美，也就是说难以相提并论。
此外，他也推崇李光耀是一个影响至深的人，得到基辛格的佳评。而越南的已故胡志明、马来西亚的卸任首相马哈迪及印尼已故总统苏哈多尽管专政，但这些个强烈民族主义者所取得到政绩，是其后任者至今还办不到的。
哈格兰自有其审视政治人物的标准，但他用了一个特别名词，形容这些杰出的领导人是“政治老虎”，也就显示被称为政治虎是一种荣誉，而不是贬义。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历史上的一些伟人的政绩是后来人难望其背项的，因为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思维和领导方式自然会出现划时代的人物，比如毛泽东即使在文革后被邓小平“三七对开”其功过（功大于过），但没有毛泽东打下这红色的江山，就没有今日的新中国。就此而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是他之后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未能超越的。
同样的，印度独立时的总理尼赫鲁，其功绩几乎是被印度人民认可的，正因为尼赫鲁的显赫成就，其下一代都成了国家的领导人，如其女儿英蒂拉甘地，其孙子拉古夫先后担任总理；而其孙媳妇索妮目前是印度执政的国大党主席。由此可见政治世家总是较占优势的。
说到马来西亚，我想马哈迪被列为“政治老虎”也是有其道理的。他不但是在位最久的首相（前后在位22年），而且有“惊世之举”，令人瞠目结舌。他完全具备了政治强人所应有的三大条件：其一是“够狠”，这是指他在1969年大选失败后，归咎于东姑的领导不力，因而竟敢于“炮打司令台”，以一封公开信促东姑下台。东姑为此勃然大怒，将他开除巫统，但东姑也在1970年下台，迎来了敦拉萨时代。马哈迪也就光荣地重返巫统了。如果当年马哈迪不出“狠招”，东姑是不会这么快退休的，难怪东姑直到1990年逝世前，也是用狠招来批判马哈迪的。
其二是“够绝”。这是指1998年马哈迪甘冒政治风险赌一把，将其继承人安华革职并开除出巫统，结果引发一场历久不息的政治风暴。虽然安华在这之后失去自由，但在2004年出狱后，安华就用回绝招在2008年进行反击，结果孕育出一个“人民联盟”（民联）出来。安华的重返政坛标志着他也是“政治老虎”，在政坛仍然是举足轻重的。
其三是“够辣”。这是指在2006年后，马哈迪对其继承人阿都拉的作风和施政开始不满。他以其一贯的“一夫当天”的本色向阿都拉发重话，是酸辣兼而有之，弄得阿都拉答也不是，避也不是。大多数时间只好选择沉默以对。
讵料2008年的大选，阿都拉领军失策，丢掉五州江山，马哈迪更是辣味十足，直接要阿都拉下台换人。这让人想到1969年的那一幕。也因为马哈迪的震撼力和够狠，够绝和够辣，最后阿都拉也不得不在2009年退休，换了纳吉时代的到来。
马哈迪的政治记录或成绩单已写在历史上，其功过也任后人评说。当下一部《马来西亚独行侠：动荡时期的马哈迪》一书之所以在新加坡热卖，也因为马哈迪是亚洲政坛少有的“政治老虎”？
刊登于2010年1月18日《号外周报》第463期
黄泉安带出妇女半边天 （直挂云帆）
我大概在两个月前答应参加黄泉安主办的政治讲座会，但我没想到这位国会议员的筹款晚宴是别开生面的。他先是倾全力地搞了一个交响乐与吉打伴奏的演唱会，全程由他一个人担纲演唱，但也请来了一位15岁的小姑娘蔡依纹合唱。这种良苦用心的自导自演自唱的表演，举目大马政坛，似乎黄泉安是第一人。他所唱的歌有中文、福建与英文，而且是早年经典之作，让在座的人听出耳油又回味无穷，也真是服了黄泉安充分地发挥了政治明星的效应。
在演唱会的中段，他又巧妙地穿插一场政治讲座会，除了我以外，他又邀请胡锦昌及四位行动党国州议员同台开讲。他们是吡州的倪可敏、砂州的张建仁、雪州的张念群及李映霞。
黄泉安提议胡锦昌是白判官，我是黑判官，可以当众提出泼辣的或单刀直入的问题，让对手难于接招，或当场批判他们的失误之处。
老实说，我对这样的角色有一点为难，其一是我与他们并不相熟，他们一向来都做得还不错，也蛮勤力的，我干吗要鸡蛋里挑骨头？其二我在讲座会当天（1月10日）的中午出席黄泉安的饭局，张建仁与李映霞也在场。看他们从政的一脸诚挚与用心，我实在不忍过于苛责。虽然批判或挖苦从政者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那天晚上我真的适可而止，对他们也赞多过弹。后来在台下黄伟益说我批得不够狠也不够辣，我说这样就好。
此外，那天晚上的出席者也是专诚来听演唱会的，座谈会反而在其次。我私下向胡锦昌说，这个场合好像不适合唇枪舌剑，他也表示同意。因此那天晚上要将整个场面转成高潮迭起的政治辩论会也不容易，也只好随机应变了。
虽然黄泉安的工作团有针对四个问题作为讲座的核心内容，但我显然比较兴趣关于行动党妇女组的议题。目前的主席是章瑛国会议员，我与她比较熟络，也在前几天问了一下她的妇女组的状况，她大概表达了一些未来的计划。
我之所以问她是因为我对行动党妇女组的活动了解不多，但我又发现行动党有特多的女代议士（11名州议员及4名国会议员，其中郭素沁是双重身份），为何不见妇女组极为活跃？
本来在章瑛未参与的讲座会上，讨论妇女组的问题不是很恰当，对她也有些不公平，但讲座会的主人既然把问题摊开了，我就直接将问题转给张念群和李映霞去回答，不是针对章瑛而发。
根据我后来查证了资料，我当晚有一点失误是提错名字，它的妇女组是1972年成立的，首任主席是陈翠水（陈庆佳夫人），而秘书SA马莉是巴都夫人（我搞错她是首任主席，谨此补正），而后在90年代改由温风玉医生（陈胜尧医生夫人）。现在则是轮到章瑛担任。
在我看来和想来，经过308政治海啸后，行动党已经壮大，不应该停留在过去只有少数人来负责妇女组，而是应该扩大或者已成为国州议员的更应协助章瑛将它搞大和组织化起来。
不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张念群显然另有看法和说法，她认为妇女组壮不壮大不是大问题，其他执政党即使有强大的妇女组，还不是无法在大选时保住优势。因此她认为关键在于人民的态度，不在于组织的结构。
我后来好像听懂她要表达的是妇女也可以在党组织内（或全国或州或区）参与工作和作出表现，也可以在社青团做出成绩。不一定非得跟其他党摆出妇女组的架势。
针对这一问题，我最近翻阅章瑛送我的新著《平等是我的梦》中也意外地阅及黄进发在序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相信这不会是章瑛最后一本评论集，但我希望这会是她最后妇女组主席任期，或者最好她就是行动党妇女组的末代主席。”
我不是很明白黄进发所要表达的，但结合起张念群的讲话，似乎妇女组的继续存在已到了需要检讨的时候，不然为什么黄进发希望她是末代妇女组主席？
如果行动党想开创一个新局面，不学国阵的成员党又有妇女组，甚至又有女青年组的分化组织而引起架构上的矛盾，我也没有异议。毕竟有些国家的政党就没有妇女组之设，好像中共有党中央和共青团；又好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党中央和青年团。
但如果行动党还要保留妇女组，想让更多的女性党员有参与领导和活动的空间，那么行动党妇女则就要大刀阔斧地强化其组织，让它向青年团一样成为党的左右臂。
根据历届的选举分析，行动党有相当多的女性支持者。308后有更多的女性成为党员，行动党是否需要提供一个平台让各地区的党区支部也有妇女组之设？
由于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我也希望听听章瑛的高见和行动党要用怎样的结构来应对未来的大选？既然它们正雄心勃勃要朝向布城之路，那么改革和创新也是必要的，就不知道黄进发最后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大家都很努力”是指在哪些方面的？
刊登于2010年1月14日《东方日报》
在演唱会的中段，他又巧妙地穿插一场政治讲座会，除了我以外，他又邀请胡锦昌及四位行动党国州议员同台开讲。他们是吡州的倪可敏、砂州的张建仁、雪州的张念群及李映霞。
黄泉安提议胡锦昌是白判官，我是黑判官，可以当众提出泼辣的或单刀直入的问题，让对手难于接招，或当场批判他们的失误之处。
老实说，我对这样的角色有一点为难，其一是我与他们并不相熟，他们一向来都做得还不错，也蛮勤力的，我干吗要鸡蛋里挑骨头？其二我在讲座会当天（1月10日）的中午出席黄泉安的饭局，张建仁与李映霞也在场。看他们从政的一脸诚挚与用心，我实在不忍过于苛责。虽然批判或挖苦从政者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那天晚上我真的适可而止，对他们也赞多过弹。后来在台下黄伟益说我批得不够狠也不够辣，我说这样就好。
此外，那天晚上的出席者也是专诚来听演唱会的，座谈会反而在其次。我私下向胡锦昌说，这个场合好像不适合唇枪舌剑，他也表示同意。因此那天晚上要将整个场面转成高潮迭起的政治辩论会也不容易，也只好随机应变了。
虽然黄泉安的工作团有针对四个问题作为讲座的核心内容，但我显然比较兴趣关于行动党妇女组的议题。目前的主席是章瑛国会议员，我与她比较熟络，也在前几天问了一下她的妇女组的状况，她大概表达了一些未来的计划。
我之所以问她是因为我对行动党妇女组的活动了解不多，但我又发现行动党有特多的女代议士（11名州议员及4名国会议员，其中郭素沁是双重身份），为何不见妇女组极为活跃？
本来在章瑛未参与的讲座会上，讨论妇女组的问题不是很恰当，对她也有些不公平，但讲座会的主人既然把问题摊开了，我就直接将问题转给张念群和李映霞去回答，不是针对章瑛而发。
根据我后来查证了资料，我当晚有一点失误是提错名字，它的妇女组是1972年成立的，首任主席是陈翠水（陈庆佳夫人），而秘书SA马莉是巴都夫人（我搞错她是首任主席，谨此补正），而后在90年代改由温风玉医生（陈胜尧医生夫人）。现在则是轮到章瑛担任。
在我看来和想来，经过308政治海啸后，行动党已经壮大，不应该停留在过去只有少数人来负责妇女组，而是应该扩大或者已成为国州议员的更应协助章瑛将它搞大和组织化起来。
不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张念群显然另有看法和说法，她认为妇女组壮不壮大不是大问题，其他执政党即使有强大的妇女组，还不是无法在大选时保住优势。因此她认为关键在于人民的态度，不在于组织的结构。
我后来好像听懂她要表达的是妇女也可以在党组织内（或全国或州或区）参与工作和作出表现，也可以在社青团做出成绩。不一定非得跟其他党摆出妇女组的架势。
针对这一问题，我最近翻阅章瑛送我的新著《平等是我的梦》中也意外地阅及黄进发在序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相信这不会是章瑛最后一本评论集，但我希望这会是她最后妇女组主席任期，或者最好她就是行动党妇女组的末代主席。”
我不是很明白黄进发所要表达的，但结合起张念群的讲话，似乎妇女组的继续存在已到了需要检讨的时候，不然为什么黄进发希望她是末代妇女组主席？
如果行动党想开创一个新局面，不学国阵的成员党又有妇女组，甚至又有女青年组的分化组织而引起架构上的矛盾，我也没有异议。毕竟有些国家的政党就没有妇女组之设，好像中共有党中央和共青团；又好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党中央和青年团。
但如果行动党还要保留妇女组，想让更多的女性党员有参与领导和活动的空间，那么行动党妇女则就要大刀阔斧地强化其组织，让它向青年团一样成为党的左右臂。
根据历届的选举分析，行动党有相当多的女性支持者。308后有更多的女性成为党员，行动党是否需要提供一个平台让各地区的党区支部也有妇女组之设？
由于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我也希望听听章瑛的高见和行动党要用怎样的结构来应对未来的大选？既然它们正雄心勃勃要朝向布城之路，那么改革和创新也是必要的，就不知道黄进发最后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大家都很努力”是指在哪些方面的？
刊登于2010年1月14日《东方日报》
马华用什么迎接华人新年？（跃马扬鞭）
转眼间，华人新年又快到了，真不知道马华公会今年是怎样庆祝大团圆的？如果今年的大年初一照样门户开放欢迎高官显要及平民百姓到来拜年，就不知道当下的马华三个派系的头头是如何迎宾的？是一派一阵营或装成若无其事的年照拜，手照握？我这样子说是因为不久前马华党要都齐集马六甲，向创党人陈祯禄鞠躬，以追思马华一代“完人”（在马华公会的历史中陈祯禄是公认的马华领袖，永久的精神领袖，没有争议）。但遗憾的是从报章上阅及的新闻和照片是马华三派领袖各祭各的，除了握握手，打打招呼外，也完全展现不出一家亲的精神。如果陈祯禄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照报章的报导来看，陈祯禄的追思会变调了，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公祭，是向陈老真情告白，还是做做表面功夫？早知有此家丑外扬，不必公祭也就算了。也许要怪的是为何前任会长黄家定弄出一个公祭来，以前马华都没有这个节日，日子还不是过得好好。打从李三春（1974年）开始到林良实时代的结束（2003年）的整整29年，马华都是胜多输少。其间在1990年马华在槟城全军覆没后，不是在1995年又收了回来吗？
不过，既然黄家定开了头，也就成为马华约定俗成的仪式，即使子孙如何闹僵关系，也碍于陈老的面子，不得不强颜欢笑，真是难为了翁诗杰。
现在的马华也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从来没有见过三派僵成一团而又若无其事的，这全是拜2009年双十特大所赐。这样的结局倒是让人大开眼界，原来政治是这样玩的；它既没有真正的赢家，也没有真正的输家，而是各做各的，各讲各的；高兴吗就说题外话；不爽吗就隔空骂来骂去（纪律委员会好像悬空了？）而一甲子的马华闹成这样确是太难看了。吊诡的是，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认错，好像是错在特大太过直接表达，结果党章一举起来，就是一个急转弯，似乎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如太阳下山明天一样爬起来。
可是马华的质变就在其中，总会长翁诗杰已不大爱讲党话，官话则适可而止，没有先前的意气风发了。署理总会长蔡细历绝处逢生，俨然成了党的代言人（这些日子，王赛芝的发言人的角色也低调了），一扫先前的斯人独憔悴，变成马华实权领袖。至于廖中莱也因之与翁诗杰“情断义绝”，由过去的“难兄难弟”变成陌生人，政治这码事也太绝情。于是马华从“一个马华，一个团队”（翁诗杰语）变成一个马华，三个团队，比起三国还乱。
本来僵局是可以被打开的，其中一个症结在于重选一直东拉西扯，都把焦点模糊了。比如党章规定要中委三分之二总辞，否则不能重选；又比如老调重弹，指说谁“告发”蔡细历，这已是陈年故事，目的也只是转移视线。还有外人不要干预马华，关心就好！到底华团怎么个干预法，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说来说去就只一句话：“华社在问马华何时重选？”就这么简单，其他的风凉话、题外话不需要节外生枝了。不然马华要怎样解决僵持不下的党争？
虽然首相纳吉有希望马华尽快重选，但站在巫统的立场，马华自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大选期未到，它爱什么时候重选就自个订吧！省得马华天天有诉求，处处有不满，而难为了巫统。这也正是华社急需马华求变的大道理。现在离开华人新年还有一个月，马华什么时候才能拿出一个打开死结的大方案来？正是华社所关注的。如果马华要使到今年的马华农年欢庆得更具意义，翁诗杰在这之前或当天应该有一个令人惊喜的宣布，不要空手向各界拜年。否则他这个总会长做得太不自在和太不理直气壮了。
刊登于2010年1月11日《南洋商报》
照报章的报导来看，陈祯禄的追思会变调了，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公祭，是向陈老真情告白，还是做做表面功夫？早知有此家丑外扬，不必公祭也就算了。也许要怪的是为何前任会长黄家定弄出一个公祭来，以前马华都没有这个节日，日子还不是过得好好。打从李三春（1974年）开始到林良实时代的结束（2003年）的整整29年，马华都是胜多输少。其间在1990年马华在槟城全军覆没后，不是在1995年又收了回来吗？
不过，既然黄家定开了头，也就成为马华约定俗成的仪式，即使子孙如何闹僵关系，也碍于陈老的面子，不得不强颜欢笑，真是难为了翁诗杰。
现在的马华也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从来没有见过三派僵成一团而又若无其事的，这全是拜2009年双十特大所赐。这样的结局倒是让人大开眼界，原来政治是这样玩的；它既没有真正的赢家，也没有真正的输家，而是各做各的，各讲各的；高兴吗就说题外话；不爽吗就隔空骂来骂去（纪律委员会好像悬空了？）而一甲子的马华闹成这样确是太难看了。吊诡的是，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认错，好像是错在特大太过直接表达，结果党章一举起来，就是一个急转弯，似乎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如太阳下山明天一样爬起来。
可是马华的质变就在其中，总会长翁诗杰已不大爱讲党话，官话则适可而止，没有先前的意气风发了。署理总会长蔡细历绝处逢生，俨然成了党的代言人（这些日子，王赛芝的发言人的角色也低调了），一扫先前的斯人独憔悴，变成马华实权领袖。至于廖中莱也因之与翁诗杰“情断义绝”，由过去的“难兄难弟”变成陌生人，政治这码事也太绝情。于是马华从“一个马华，一个团队”（翁诗杰语）变成一个马华，三个团队，比起三国还乱。
本来僵局是可以被打开的，其中一个症结在于重选一直东拉西扯，都把焦点模糊了。比如党章规定要中委三分之二总辞，否则不能重选；又比如老调重弹，指说谁“告发”蔡细历，这已是陈年故事，目的也只是转移视线。还有外人不要干预马华，关心就好！到底华团怎么个干预法，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说来说去就只一句话：“华社在问马华何时重选？”就这么简单，其他的风凉话、题外话不需要节外生枝了。不然马华要怎样解决僵持不下的党争？
虽然首相纳吉有希望马华尽快重选，但站在巫统的立场，马华自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大选期未到，它爱什么时候重选就自个订吧！省得马华天天有诉求，处处有不满，而难为了巫统。这也正是华社急需马华求变的大道理。现在离开华人新年还有一个月，马华什么时候才能拿出一个打开死结的大方案来？正是华社所关注的。如果马华要使到今年的马华农年欢庆得更具意义，翁诗杰在这之前或当天应该有一个令人惊喜的宣布，不要空手向各界拜年。否则他这个总会长做得太不自在和太不理直气壮了。
刊登于2010年1月11日《南洋商报》
11.1.10
林吉祥从政破纪录 （现代春秋）
参加《光华日报》主办的“揭开胡一刀面纱座谈会”上，主持人胡锦昌提了一个比较难于评论的问题，那就是“谁是天下第一刀？”而且提出了四个人供主讲人评述。这四个人是我国首相纳吉、马华署理总会长蔡细历、民联领袖安华及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但他们与天下第一刀又有什么关系？在想不通底下，我转了一个弯，针对性地提出“谁是政坛长青树？”或根据《纽约时报》前记者哈格兰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的“政治老虎频临绝种”一文中得到灵感，谁是大马政治虎？在这个框架下，我隐约看到林吉祥的影子。
我之所以提及林吉祥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是林冠英的父亲，而是环顾我国政坛，在独立前和独立后，能从不间断地中纵横政坛超过40年直到今天，林吉祥是第一人。他虽然不是位高权重，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却鲜有人能出其右，真是无届弗远。有时好像是政坛上的一只老虎，得理不饶人；也有的时候，敢于“死缠烂打”，即使是对手，也还是不能轻敌的。这就是林吉祥的魅力。
以下是我对政坛人物的从政纪录的一个小总结：
1．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1946—1962），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国家党）。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62年病逝，从政16年。如果连他之前也担任过柔佛署理州务大臣，也约20年左右。
2．我国第一任首相东姑，1951年出任巫统主席，1970年退休，在位19年。1990年逝世。
3．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1955年从政，1976年病逝，在位21年。
4．我国第四任首相马哈迪，1964年当选国会议员，1981年成为首相直到2003年退位，活跃政坛39年。马哈迪退休后的论政与批政不算在内，因为他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5．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1969年当选国会议员；1988年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1996年鸟倦知归，重返巫统，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前后在政坛叱咤27年。
6．第五任首相阿都拉，1978年从政；2003年成为首相；2009年退休，前后约31年。
7．现任首相纳吉，1976年投身政坛，直到2010年，已在政治活跃34年。他在2009年成为第六任首相，还有一段政治长征在进行着。
8．民联领袖安华，1982年从政；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且身陷囹圄，另组公正党与国阵对抗。2008年浴火重生，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至今已从政28年。
9．人民党创党人已故布斯达曼，1937年已投身政治活动，直到1963年被捕，后失去人民党领导权，前后从政26年。
10．回教党主席已故布哈鲁丁，1945年成立马来国民党；1956年出任回教党主席，直到1969年逝世，从政24年。
11．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1990年出任丹州州务大臣，直到今天在位20年。
12．马华创党人已故陈祯禄，1947年被推举为“总罢市”工委会主席，抗议英国颁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9年出任马华会长，直到1958年。积极参政11年。他较早前担任官委议员不算在内，因未具有政党背景推动政改。
13．马华第三任总会长已故陈修信，他是陈祯禄的大公子。1955年从政，1974年退位，在位19年。
14．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1950年出任官委议员；1951年组急进党；1954年加入马华；1958年成为总会长；1963年另立民主联合党；1968年合创民政党；1969年成为槟州首席部长，直到1990年退出政坛，从政纪录40年。
15．马华第四任总会长李三春，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83年突辞职退休，前后从政24年。
16．民政党第三任主席林敬益，1971年被陈修信倚重，委为上议员且出任新村部长。1972年丢官，因与陈修信起冲突被开除党籍，1973年加入民政；1980年出任民政全国主席；2008年退位，从政纪录是36年。
17．马华第六任总会长林良实，1974年当选国会议员；1986年出任总会长直到2003年，是至今为止在位最久的总会长，共达17年。从政时间长达29年。
18．前劳工党国会议员已故陈志勤，1964年进入国会；1968年合创民政党；1971年退出民政另立社会正义党；1978年退休。从政14年。
19．前劳工党领袖已故林建寿，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76年成为马华槟州主席；1984年马华党争梁维泮失败后退出政治活动，在政坛转动25年。
20．民政党现任主席许子根，1982年参政；1990年担任槟州首席部长；2008年转战国会失败，前后担任首席部长18年。2009年被委为首相署部长，从政历史直到今天28年。
21．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1986年当选国会议员；1998年因被控煽动罪被判坐牢，失去国会议员资格。2004年，他成为行动党秘书长。2008年时来运转，出任第四任槟州首席部长，至今从政纪录是24年。
22．人民进步党党魁已故SP辛尼华沙甘，1953年与其弟DR辛尼华沙甘共同领导这个党，在怡保起家。他在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72年率进步党加入吡叻的联合政府。1974年被打败。在政坛打滚21年（其弟DR则在1964年逝世，留下一生的遗憾，从政12年）。
23．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1978年当选国会议员；1979年成为党主席，从此一帆风顺，但在2008年被击败，目前仍是党主席，从政历史32年有余。
24．马华现任会长翁诗杰，1986年担任李金狮政治秘书；1989年当选国会议员；2008年成为马华第八任总会长；2009年爆发党争，成为争议性人物。从政历史已有24年。
25．马华署理总会长蔡细历，1986年参政胜出后，担任柔佛行政议员。2004年转战国会且出任卫生部长；2007年发生性爱光碟案件辞职；2008年党选卷土重来，今天则在斗胜冻结党籍后又成为绝处逢生的人物。从政历史24年。
26．马华前总会长黄家定，1986年出任政治秘书，从此平步青云。2003年担任马华总会长；2008年卸任，但至今仍是国会议员。从政纪录24年。
27．行动党精神领袖林吉祥。1964年担任蒂凡那政治秘书；1969年当选国会议员；1990年丹绒二役差点执政槟州（只差3席，国阵19席。行动党14席）。1999年首次在国会败选，但仍马不停蹄以行动党主席身份纵横政坛。2004年东山再起；2008年行动党扬眉吐气，这与林吉祥的永不气馁的斗志大有关系，他坚守行动党渡过最困难的日子，终于盼到春天到来。前后算来，他飞越政坛超过40年，从担任国会议员算起，已是41年，超越林苍祐，目前仍无人破其纪录。因此他是大马政坛第一长春树，也算是大马政治虎，只差未掌实权。
刊登于2010年1月11日《光华日报》
9.1.10
09风云人物奥巴马 （天下纵横）
尽管奥巴马在2009年面对挑战和挫折，尤其是他在10月被宣布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时，舆论也表示惊异，因为他才在09年正月上任，怎么9个月内就对世界和平有巨大的贡献？
当然不是其他人不够资格，而是奥巴马具有较强的理由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重视。就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来说，他是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的首位黑人总统，虽然这只是指其肤色而言，但美国选民在08年投票时，能忘记肤色之差，而只是想选出一位能“挽救”美国声誉和形象的总统，确实是一项创纪录的壮举。
而奥巴马也不负所望，他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委任其激烈对手希拉里成为掌握实权的国务卿。不仅显现了他的泱泱风度，而且在争取和拢络白人方面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整个来说，奥巴马的政府团队与过去的总统组阁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总统是“黑人”后裔而已，其他的都符合美国的多元化特征。
由于美国人民的开明，他们开创了历史，让奥巴马一展身手。虽然不是说奥巴马是政治天才，但他的治国能力在这一年来倒是赞多于弹。
首先表现在国际政治方面，奥巴马尽量克制对回教世界的冷漠反应。即便他继承了布斯政府的政策，把打恐战争当成重点任务，但他还是希望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例如09年中的伊朗总统选举，美国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对垒时任总统的内贾德，希望能通过选举来结束伊朗的强硬政策（内贾德是伊朗宗教长老支持的总统，而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则是最具权威的人物），可惜失败，内贾德以60%的得票再次蝉联。后来也因之发生流血抗争事件，指责选举被操纵，始终无法改变政局。也就是说，美国希望伊朗和平演变落空了。
虽然如此，美国还是咬着伊朗不放，要它放弃时核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在这方面，伊朗也多次否认拥有核武器，声称其原子能是用在发展（如发电）的用途上，对和平没有威胁。
不过，由于伊朗已被布斯圈定“邪恶轴心国”，因此美国从不放松对伊朗的监视和打压，以致双方关系未见好转，但也未诉诸武力。
其次，就在伊朗与美国关系僵着（好过动武）的时刻，又有消息传来朝鲜愿意与美国改善关系。朝鲜官方的中央通讯社说，它愿意结束与美国的敌对状态来促成朝鲜半岛乃至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如果朝鲜经过一年的冷藏谈判后，愿意重启六方会谈，不啻是2010年开年的一大喜讯。这不但符合美国的立场，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朝鲜是美国眼中的第二个“邪恶轴心国”，主要是后者指责前者暗中生产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亚洲的和平，也给南韩带来危机。
本来美国对朝鲜已忍无可忍，准备开展敌对行动，但在中国的劝谕下，也终于理出一个头绪来。如果朝鲜六方会谈在不久的将来有极大成果的话，也可算是奥巴马的一项外交成就。
第三，被美国圈定为第三个“邪恶轴心国”的伊拉克，虽未能呈现稳定状态，并给美国增加额外的负担，但也没有再爆发持续不断的内战，也让奥巴马一个喘息的机会。尽管世界舆论在911事件后（2001年），不反对美国出兵阿富汗，消灭奉行极端神权的塔利班政权和铲除奥沙马宾拉登的恐怖组织基地，但在2003年对伊拉克的出兵就大有意见。因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伊拉克不具有危害和平的核武器，而美国也不过是借口铲除大独裁者萨达姆（已在2006年被问吊）。
严格来说，伊拉克既已落入美国手里，已不是什么“邪恶轴心国”。可是当下选出的总统塔拉巴尼又未能掌控全局，事事依赖美国军事力量，也就给反战人士一个抨击美国的理由。如今奥巴马眼见伊拉克和阿富汗是两个难摊子，若不及时整顿和收拾，对美国更是个无底洞，因而有了美国准备再增兵3万来维护阿富汗的和平，并就伊拉克的军事布置重新检讨。由此可见，阿富汗和伊拉克是奥巴马今后政绩成败的试金石，因为这连带影响到以巴是否能真正达致和平共存的立国。奥巴马如果能有效地化解所谓“邪恶轴心国”的“威胁”，并真正压服或劝服以色列让巴勒斯坦立国，那他赢得和平奖是实至名归的。总的来说，2009年的风云人物，奥巴马受之无愧。
刊登于2010年1月11日《号外周报》第462期
当然不是其他人不够资格，而是奥巴马具有较强的理由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重视。就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来说，他是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的首位黑人总统，虽然这只是指其肤色而言，但美国选民在08年投票时，能忘记肤色之差，而只是想选出一位能“挽救”美国声誉和形象的总统，确实是一项创纪录的壮举。
而奥巴马也不负所望，他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委任其激烈对手希拉里成为掌握实权的国务卿。不仅显现了他的泱泱风度，而且在争取和拢络白人方面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整个来说，奥巴马的政府团队与过去的总统组阁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总统是“黑人”后裔而已，其他的都符合美国的多元化特征。
由于美国人民的开明，他们开创了历史，让奥巴马一展身手。虽然不是说奥巴马是政治天才，但他的治国能力在这一年来倒是赞多于弹。
首先表现在国际政治方面，奥巴马尽量克制对回教世界的冷漠反应。即便他继承了布斯政府的政策，把打恐战争当成重点任务，但他还是希望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例如09年中的伊朗总统选举，美国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对垒时任总统的内贾德，希望能通过选举来结束伊朗的强硬政策（内贾德是伊朗宗教长老支持的总统，而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则是最具权威的人物），可惜失败，内贾德以60%的得票再次蝉联。后来也因之发生流血抗争事件，指责选举被操纵，始终无法改变政局。也就是说，美国希望伊朗和平演变落空了。
虽然如此，美国还是咬着伊朗不放，要它放弃时核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在这方面，伊朗也多次否认拥有核武器，声称其原子能是用在发展（如发电）的用途上，对和平没有威胁。
不过，由于伊朗已被布斯圈定“邪恶轴心国”，因此美国从不放松对伊朗的监视和打压，以致双方关系未见好转，但也未诉诸武力。
其次，就在伊朗与美国关系僵着（好过动武）的时刻，又有消息传来朝鲜愿意与美国改善关系。朝鲜官方的中央通讯社说，它愿意结束与美国的敌对状态来促成朝鲜半岛乃至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如果朝鲜经过一年的冷藏谈判后，愿意重启六方会谈，不啻是2010年开年的一大喜讯。这不但符合美国的立场，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朝鲜是美国眼中的第二个“邪恶轴心国”，主要是后者指责前者暗中生产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亚洲的和平，也给南韩带来危机。
本来美国对朝鲜已忍无可忍，准备开展敌对行动，但在中国的劝谕下，也终于理出一个头绪来。如果朝鲜六方会谈在不久的将来有极大成果的话，也可算是奥巴马的一项外交成就。
第三，被美国圈定为第三个“邪恶轴心国”的伊拉克，虽未能呈现稳定状态，并给美国增加额外的负担，但也没有再爆发持续不断的内战，也让奥巴马一个喘息的机会。尽管世界舆论在911事件后（2001年），不反对美国出兵阿富汗，消灭奉行极端神权的塔利班政权和铲除奥沙马宾拉登的恐怖组织基地，但在2003年对伊拉克的出兵就大有意见。因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伊拉克不具有危害和平的核武器，而美国也不过是借口铲除大独裁者萨达姆（已在2006年被问吊）。
严格来说，伊拉克既已落入美国手里，已不是什么“邪恶轴心国”。可是当下选出的总统塔拉巴尼又未能掌控全局，事事依赖美国军事力量，也就给反战人士一个抨击美国的理由。如今奥巴马眼见伊拉克和阿富汗是两个难摊子，若不及时整顿和收拾，对美国更是个无底洞，因而有了美国准备再增兵3万来维护阿富汗的和平，并就伊拉克的军事布置重新检讨。由此可见，阿富汗和伊拉克是奥巴马今后政绩成败的试金石，因为这连带影响到以巴是否能真正达致和平共存的立国。奥巴马如果能有效地化解所谓“邪恶轴心国”的“威胁”，并真正压服或劝服以色列让巴勒斯坦立国，那他赢得和平奖是实至名归的。总的来说，2009年的风云人物，奥巴马受之无愧。
刊登于2010年1月11日《号外周报》第462期
8.1.10
避免爭議‧料春節前發放‧檳均分200萬4獨中支持
（檳城）對於州政府已初步議決今年均分200萬令吉撥款予州內5所獨中，大部份獨中董事皆深表贊同，認為此舉將免卻可能出現的爭議，也方便各獨中做好常年規劃。
《星洲日報》探悉，儘管1月8日才是5所獨中向州政府提呈撥款申請的截止日期，但州政府已有腹稿，200萬令吉制度化撥款將通過平均分配方案，讓5所獨中受惠。
據知，華文獨中這筆各獲40萬令吉的“紅包”將在農曆新年前發放。
獨中仍需公眾社團捐助
雖然各獨中今年將獲得州政府40萬令吉的撥款，不過，鑒於各獨中每年不敷行政經費都超過40萬令吉，因此，州內獨中仍需公眾以及社團的支持與捐助，以保障獨中學子的利益。
何況，上述的行政經費並未包括發展經費，以鍾靈獨中以及韓江獨中作為例子，兩所獨中每年須負責的發展以及維修經費分別高達100萬令吉以及80萬令吉。
檳州政府12月與5所獨中董事會代表舉行會議，同時聆聽他們對分配方案的看法，據知有4所獨中的董事會支持均分法，因此，這4所獨中的董事對於州政府準備接納他們的建議，感到欣慰。
檳州政府今年撥給5所獨中的款項，從去年（2009年）的100萬令吉增至200萬令吉。
黃協發：菩提少數服從多數
至於在會議上支持首長林冠英建議100萬令吉平分、另100萬令吉根據需求分配方案的菩提獨中董事，則表示若州政府最後真的平均分配，此董事會將少數服從多數。
菩提三校董事會總務拿督黃協發接受《大北馬》訪問時說，既然州政府初步議決平均分配，而大部份獨中董事也支持有關方案，菩提董事會唯有少數服從多數。
他說，菩提獨中每年面臨不敷70多萬令吉的行政經費，扣除州政府40萬令吉撥款，剩餘的款額，此校董事會將尋求熱心人士捐助。
不過，他也希望州政府來年仍能考慮撥款部份均分以及部份根據需求分配的方案。
檳州4所獨中董事支持州政府平均分配撥款
日新獨中董事會總務拿督楊雲貴：州政府不必傷腦筋
●每所獨中每年皆面對經費不敷的問題，學費不足以支付行政開銷，因此，均分撥款對大家都好，州政府也不必傷腦筋。
●州政府這筆撥款是給各獨中支付行政開銷，至於建設發展經費，就由各董事會去籌募。
●均分方案也是基於扶弱原則，我們沒要求多，更沒要求依據學生人頭分配。
鍾靈獨中校長吳維城：均分撥款幫助很大
●州政府決定均分撥款，這對我校來說，幫助很大。我校每年不敷經費48萬令吉，有了州政府這筆撥款，我們至少解決了基本經費不敷的問題。
●在這情況下，董事會便能夠為學校做好常年規劃，也讓董事會不必辛苦籌募每年16萬令吉的獎助學金。
●獨中統考路線，擁有潛在的前途能力，有了州政府的撥款後，董事會在處理獨中發展以及教師薪金時，也不會過度保守，放心加強獨中的其他設施，同時提昇家長對獨中的信心。
●州政府均分這筆撥款，代表州政府對獨中教育的重視，也肯定獨中的地位。
●隨著州政府的制度化撥款，獨中在未來3年將會有大改進。
韓江中學董事會總務拿督謝詩堅：不引發各獨中爭議
●若採用部份均分、部份根據需求的分配法，為了體現公平，州政府必然會讓所有獨中有機會在其中一年拿到較多的撥款，這種輪流的方式，倒不如直接均分更妥當。
●採用均分方式，州政府不必為了如何分配而傷腦筋，同時也不會引發各獨中董事的爭議。
●凡事不能夠面面俱圓的，州政府原本就應該選擇一個大部份獨中董事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
●這一次，州政府有把大部份獨中董事的意見聽進去了，實屬好事。
檳華獨中董事會總務駱三民：盼能起拋磚引玉之效
●大部份董事都同意均分，我們也不反對。州政府這筆常年撥款，無形中協助獨中董事會支付每年龐大的行政開銷，同時也希望藉著這筆撥款，能起拋磚引玉之效，帶動中央政府資助獨中教育。
●對於獨中教育，各董事會都是熱心付出，大家的確不需要為了撥款一事而互相排斥，讓親者痛、仇者快。
转载自《星洲互动》
《星洲日報》探悉，儘管1月8日才是5所獨中向州政府提呈撥款申請的截止日期，但州政府已有腹稿，200萬令吉制度化撥款將通過平均分配方案，讓5所獨中受惠。
據知，華文獨中這筆各獲40萬令吉的“紅包”將在農曆新年前發放。
獨中仍需公眾社團捐助
雖然各獨中今年將獲得州政府40萬令吉的撥款，不過，鑒於各獨中每年不敷行政經費都超過40萬令吉，因此，州內獨中仍需公眾以及社團的支持與捐助，以保障獨中學子的利益。
何況，上述的行政經費並未包括發展經費，以鍾靈獨中以及韓江獨中作為例子，兩所獨中每年須負責的發展以及維修經費分別高達100萬令吉以及80萬令吉。
檳州政府12月與5所獨中董事會代表舉行會議，同時聆聽他們對分配方案的看法，據知有4所獨中的董事會支持均分法，因此，這4所獨中的董事對於州政府準備接納他們的建議，感到欣慰。
檳州政府今年撥給5所獨中的款項，從去年（2009年）的100萬令吉增至200萬令吉。
黃協發：菩提少數服從多數
至於在會議上支持首長林冠英建議100萬令吉平分、另100萬令吉根據需求分配方案的菩提獨中董事，則表示若州政府最後真的平均分配，此董事會將少數服從多數。
菩提三校董事會總務拿督黃協發接受《大北馬》訪問時說，既然州政府初步議決平均分配，而大部份獨中董事也支持有關方案，菩提董事會唯有少數服從多數。
他說，菩提獨中每年面臨不敷70多萬令吉的行政經費，扣除州政府40萬令吉撥款，剩餘的款額，此校董事會將尋求熱心人士捐助。
不過，他也希望州政府來年仍能考慮撥款部份均分以及部份根據需求分配的方案。
檳州4所獨中董事支持州政府平均分配撥款
日新獨中董事會總務拿督楊雲貴：州政府不必傷腦筋
●每所獨中每年皆面對經費不敷的問題，學費不足以支付行政開銷，因此，均分撥款對大家都好，州政府也不必傷腦筋。
●州政府這筆撥款是給各獨中支付行政開銷，至於建設發展經費，就由各董事會去籌募。
●均分方案也是基於扶弱原則，我們沒要求多，更沒要求依據學生人頭分配。
鍾靈獨中校長吳維城：均分撥款幫助很大
●州政府決定均分撥款，這對我校來說，幫助很大。我校每年不敷經費48萬令吉，有了州政府這筆撥款，我們至少解決了基本經費不敷的問題。
●在這情況下，董事會便能夠為學校做好常年規劃，也讓董事會不必辛苦籌募每年16萬令吉的獎助學金。
●獨中統考路線，擁有潛在的前途能力，有了州政府的撥款後，董事會在處理獨中發展以及教師薪金時，也不會過度保守，放心加強獨中的其他設施，同時提昇家長對獨中的信心。
●州政府均分這筆撥款，代表州政府對獨中教育的重視，也肯定獨中的地位。
●隨著州政府的制度化撥款，獨中在未來3年將會有大改進。
韓江中學董事會總務拿督謝詩堅：不引發各獨中爭議
●若採用部份均分、部份根據需求的分配法，為了體現公平，州政府必然會讓所有獨中有機會在其中一年拿到較多的撥款，這種輪流的方式，倒不如直接均分更妥當。
●採用均分方式，州政府不必為了如何分配而傷腦筋，同時也不會引發各獨中董事的爭議。
●凡事不能夠面面俱圓的，州政府原本就應該選擇一個大部份獨中董事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
●這一次，州政府有把大部份獨中董事的意見聽進去了，實屬好事。
檳華獨中董事會總務駱三民：盼能起拋磚引玉之效
●大部份董事都同意均分，我們也不反對。州政府這筆常年撥款，無形中協助獨中董事會支付每年龐大的行政開銷，同時也希望藉著這筆撥款，能起拋磚引玉之效，帶動中央政府資助獨中教育。
●對於獨中教育，各董事會都是熱心付出，大家的確不需要為了撥款一事而互相排斥，讓親者痛、仇者快。
转载自《星洲互动》
謝詩堅：巫統又爭主席 許子根料地位不動搖
（檳城19日訊）時事評論員拿督謝詩堅認為，巫統爭做檳國陣主席並非新鮮事，惟這次是巫統一線領袖開腔，所以必定會在巫統引起討論，但短期內不會影響丹斯里許子根在檳城的「一哥」地位。
他解釋，首相拿督斯裡納吉在308後依然決定委任許子根出任國陣檳州主席，必然已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巫統的檳城基層要求換主席的問題。
他說，目前全國各州的國陣主席都由回教徒來擔任，如果連碩果僅存的檳州非回教徒主席都連根拔起，國陣就無法說服選民，國陣是一個多元化的聯盟。
因此，他說，許子根目前還有這個「護身符」，但民政黨及馬華必須認真思考，兩黨在檳州的政治方向，甚至在國陣扮演的角色。
謝詩堅是今日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巫統早在1993年就提出檳首長輪任制，事關1990年的大選，巫統有12席，而民政只剩7席。
他說，當時檳巫統就認為應由他們出任首長，惟當時的首相敦馬哈迪在客觀條件上認為不妥，因而讓許子根出任「弱勢首長」。
巫統一線領袖開腔
不過，他說，許子根後來在1995年的大選扭轉局勢，一直到2004年的大選一連三屆過關斬將，而民政黨的議席也有逐步增加。
他說，巫統的風波是平息了下來，但後來民政黨有兩名議員退黨支持馬華，使到民政的10席剩下8席，而馬華則從9席變成11席的領先比例。
他指出，當時馬華已對準首長寶座，包括力邀多一名民政議員跳黨，惟後來並不成事，而敦馬也認為這些議員是扛著民政的旗幟中選，所以因他們退黨就換首長，這對民政也不公平。
他說，馬華爭做首長的事件落幕後，巫統又於2006年開始展露出他們對民政黨的不服，但礙於當時民政依然有多數議席，巫統無話可說。「但他們當時已開始拉布條，說民政邊緣化馬來人，巫青團也提出水務局主席要讓給巫統人選擔任，並重提首長輪任制。」
謝詩堅也認為，巫統是在別無選擇下，才提出讓巫統當權改變檳州政局的決定。
他說，檳州巫統對民政有很多不滿，所以原本寄望讓部長級的馬華檳州聯委會主席拿督斯裡廖中萊上位，豈知馬華忙著黨爭，巫統別無選擇，就只就要自己來。
因此，他說，在巫統一線領袖開腔後，要求換主席的意願，不再是一兩人的意願，顯而易見是檳州巫統的基層意願，所以必定會列入巫統的政治議程，至少檳州巫統會這麼做。
不過，他覺得，這個局面不健康，如果連檳州都「失守」，國陣就真的是巫統一黨獨大了。
转载自《东方新闻网》
他解釋，首相拿督斯裡納吉在308後依然決定委任許子根出任國陣檳州主席，必然已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巫統的檳城基層要求換主席的問題。
他說，目前全國各州的國陣主席都由回教徒來擔任，如果連碩果僅存的檳州非回教徒主席都連根拔起，國陣就無法說服選民，國陣是一個多元化的聯盟。
因此，他說，許子根目前還有這個「護身符」，但民政黨及馬華必須認真思考，兩黨在檳州的政治方向，甚至在國陣扮演的角色。
謝詩堅是今日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巫統早在1993年就提出檳首長輪任制，事關1990年的大選，巫統有12席，而民政只剩7席。
他說，當時檳巫統就認為應由他們出任首長，惟當時的首相敦馬哈迪在客觀條件上認為不妥，因而讓許子根出任「弱勢首長」。
巫統一線領袖開腔
不過，他說，許子根後來在1995年的大選扭轉局勢，一直到2004年的大選一連三屆過關斬將，而民政黨的議席也有逐步增加。
他說，巫統的風波是平息了下來，但後來民政黨有兩名議員退黨支持馬華，使到民政的10席剩下8席，而馬華則從9席變成11席的領先比例。
他指出，當時馬華已對準首長寶座，包括力邀多一名民政議員跳黨，惟後來並不成事，而敦馬也認為這些議員是扛著民政的旗幟中選，所以因他們退黨就換首長，這對民政也不公平。
他說，馬華爭做首長的事件落幕後，巫統又於2006年開始展露出他們對民政黨的不服，但礙於當時民政依然有多數議席，巫統無話可說。「但他們當時已開始拉布條，說民政邊緣化馬來人，巫青團也提出水務局主席要讓給巫統人選擔任，並重提首長輪任制。」
謝詩堅也認為，巫統是在別無選擇下，才提出讓巫統當權改變檳州政局的決定。
他說，檳州巫統對民政有很多不滿，所以原本寄望讓部長級的馬華檳州聯委會主席拿督斯裡廖中萊上位，豈知馬華忙著黨爭，巫統別無選擇，就只就要自己來。
因此，他說，在巫統一線領袖開腔後，要求換主席的意願，不再是一兩人的意願，顯而易見是檳州巫統的基層意願，所以必定會列入巫統的政治議程，至少檳州巫統會這麼做。
不過，他覺得，這個局面不健康，如果連檳州都「失守」，國陣就真的是巫統一黨獨大了。
转载自《东方新闻网》
林冠英与评论员开战 谢诗坚紧咬市议会主席一职
时间：2010-01-07 11:22:36 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本报特约：李秀晶
（大山脚6日讯）时事评论人谢诗坚直指林冠英的不是，认为他的首长职位做得虽好，但不够彻底。
他指出市议会主席一职原应由政治人物来担任，但却因种种因素而导致公务员职位一直有所更换，这实属不应该。
“林冠英当上首长是好，但做得不够彻底、不够好。”
至于有关市议会主席陈清水只辞去市议员而保留市议会主席之位，而导致刚宣誓为市议员并兼任市议会主席工作的巴达雅一直备受争议，因此谢诗坚坚持要让林冠英给一个合理解释。
然而林冠英并没有正面地回答谢诗坚的问题，只是在有些方面认为他们（民主行动党）还没法把事情处理得很完善，而大马人民对于这个新政府的期待却非常地高。谢诗坚不满林冠英逃避问题，锲而不舍地追问林冠英。
“他（林冠英）刚才没有给我答案，为什么不用政治人物担任市议会主席一职，而选用公务员，我也不明白，我是要让他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
谢诗坚的刁难令林冠英无法不正面迎战，对于委任公务员巴达雅为市议会主席一事他回应说，这无疑让所有公务员知道，公务员表现优异又符合猫政府的原则是有希望当上高职，也让公务员看见他们的前景，继而提升公务员的素质。他解释，在现阶段最需要改善的是公务员，因为如果公务员的素质不提升，对于管理槟州是一个难题。
“我们认为要给公务员一个希望，如果你做得好的话，符合CAT（猫政府）的原则，你也是有机会爬上最高的一个职位。”
谢诗坚与林冠英之战是在昨晚由光华日报主办、威省韩江校友会协办的《胡一刀新书推介礼暨讲座会》上演，当晚吸引逾千名观众参与。
神秘著名光华专栏作者今揭面纱 胡一刀是前报人雷子健
胡一刀是《光华日报》的一名神秘政治评论员，对于胡一刀的身份，读者都议论纷纷，并猜测胡一刀的身份可能是在即的当权人士。而在昨晚，由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为我们揭开了胡一刀神秘面纱，惊觉发现，胡一刀就是前报人雷子健，让全场哗然。
而读过胡一刀写的专栏读者都可以从他的文字中得知他是一名文人，文笔风趣幽默 。而文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爱说话，就算在文章中可以写得天花乱坠，现实中也许就会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而胡一刀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文人，他鲜少发言，惜言如金。
林冠英较后也为胡一刀2本著作主持推介礼，更与胡一刀及受邀嘉宾时评员谢诗坚畅谈时事课题。
纳吉安华细历冠英政坛四大名刀 胡一刀指蔡细历将成下任马华总会长
胡一刀在场表示，蔡细历可说是咸鱼翻身，应该会出任下一任马华总会长。这意味着马华现任总会长翁诗杰有可能保不住总会长之位，让原本因性爱光碟被拉下台的蔡细历由原本的老二，转身一摇，直登龙头宝座。
现今马华党争可说是峰回路转，而由廖派发动重选之意到目前一直迟迟没有结果，原因在于翁蔡派的中央执委一直没有交上辞职信而无法达成三分之二的辞职人数而无法重选。据光华一篇报导，来自马华消息指出重选落定在今年三月，而蔡细历有60巴仙可能性竞逐总会长职。
“蔡细历可说是咸鱼翻身，马华下任总会长可能是蔡细历。”
而在野党最高领袖安华的表现不够林冠英出色，胡一刀认为安华是被许多事情困扰而无法发挥。在2008年，可喻为最利安华的年份，308政治大海啸，由安华带领的民联在大选中打翻国阵的统治王国，拿下槟州、雪兰莪、霹雳、吉打及吉兰丹五个州属的执政权。然而好运并没有永远跟着安华，霹雳州因一名跳槽议员重返巫统和3名成为独立人士而导致霹雳政权失守。
“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发挥，反而冠英都会比他有所发挥。”
所谓政坛四大名刀就是光华日报选出四位在大马政坛中叱诧风云的政治人物，能在政治历史中影响深远的政治领袖。而这四位名刀可说是现今大马政坛中最具有“威力”的人物。当中包括了我国首相纳吉、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马华署理总会长蔡细历以及槟州首长林冠英。这四位在现今大马政坛上可说是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备受大马人民瞩目。
转载自07/07/10《东方日报》
（大山脚6日讯）时事评论人谢诗坚直指林冠英的不是，认为他的首长职位做得虽好，但不够彻底。
他指出市议会主席一职原应由政治人物来担任，但却因种种因素而导致公务员职位一直有所更换，这实属不应该。
“林冠英当上首长是好，但做得不够彻底、不够好。”
至于有关市议会主席陈清水只辞去市议员而保留市议会主席之位，而导致刚宣誓为市议员并兼任市议会主席工作的巴达雅一直备受争议，因此谢诗坚坚持要让林冠英给一个合理解释。
然而林冠英并没有正面地回答谢诗坚的问题，只是在有些方面认为他们（民主行动党）还没法把事情处理得很完善，而大马人民对于这个新政府的期待却非常地高。谢诗坚不满林冠英逃避问题，锲而不舍地追问林冠英。
“他（林冠英）刚才没有给我答案，为什么不用政治人物担任市议会主席一职，而选用公务员，我也不明白，我是要让他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
谢诗坚的刁难令林冠英无法不正面迎战，对于委任公务员巴达雅为市议会主席一事他回应说，这无疑让所有公务员知道，公务员表现优异又符合猫政府的原则是有希望当上高职，也让公务员看见他们的前景，继而提升公务员的素质。他解释，在现阶段最需要改善的是公务员，因为如果公务员的素质不提升，对于管理槟州是一个难题。
“我们认为要给公务员一个希望，如果你做得好的话，符合CAT（猫政府）的原则，你也是有机会爬上最高的一个职位。”
谢诗坚与林冠英之战是在昨晚由光华日报主办、威省韩江校友会协办的《胡一刀新书推介礼暨讲座会》上演，当晚吸引逾千名观众参与。
神秘著名光华专栏作者今揭面纱 胡一刀是前报人雷子健
胡一刀是《光华日报》的一名神秘政治评论员，对于胡一刀的身份，读者都议论纷纷，并猜测胡一刀的身份可能是在即的当权人士。而在昨晚，由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为我们揭开了胡一刀神秘面纱，惊觉发现，胡一刀就是前报人雷子健，让全场哗然。
而读过胡一刀写的专栏读者都可以从他的文字中得知他是一名文人，文笔风趣幽默 。而文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爱说话，就算在文章中可以写得天花乱坠，现实中也许就会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而胡一刀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文人，他鲜少发言，惜言如金。
林冠英较后也为胡一刀2本著作主持推介礼，更与胡一刀及受邀嘉宾时评员谢诗坚畅谈时事课题。
纳吉安华细历冠英政坛四大名刀 胡一刀指蔡细历将成下任马华总会长
胡一刀在场表示，蔡细历可说是咸鱼翻身，应该会出任下一任马华总会长。这意味着马华现任总会长翁诗杰有可能保不住总会长之位，让原本因性爱光碟被拉下台的蔡细历由原本的老二，转身一摇，直登龙头宝座。
现今马华党争可说是峰回路转，而由廖派发动重选之意到目前一直迟迟没有结果，原因在于翁蔡派的中央执委一直没有交上辞职信而无法达成三分之二的辞职人数而无法重选。据光华一篇报导，来自马华消息指出重选落定在今年三月，而蔡细历有60巴仙可能性竞逐总会长职。
“蔡细历可说是咸鱼翻身，马华下任总会长可能是蔡细历。”
而在野党最高领袖安华的表现不够林冠英出色，胡一刀认为安华是被许多事情困扰而无法发挥。在2008年，可喻为最利安华的年份，308政治大海啸，由安华带领的民联在大选中打翻国阵的统治王国，拿下槟州、雪兰莪、霹雳、吉打及吉兰丹五个州属的执政权。然而好运并没有永远跟着安华，霹雳州因一名跳槽议员重返巫统和3名成为独立人士而导致霹雳政权失守。
“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发挥，反而冠英都会比他有所发挥。”
所谓政坛四大名刀就是光华日报选出四位在大马政坛中叱诧风云的政治人物，能在政治历史中影响深远的政治领袖。而这四位名刀可说是现今大马政坛中最具有“威力”的人物。当中包括了我国首相纳吉、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马华署理总会长蔡细历以及槟州首长林冠英。这四位在现今大马政坛上可说是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备受大马人民瞩目。
转载自07/07/10《东方日报》
期待大馬政壇的第三勢力
柯家遜博士
2008年3月8日政治海嘯後的事件發展，讓民眾對兩大陣營政治人物的表現感到失望。在網路世界中，不少激動的部落客質疑國陣及民聯到底有什麼差異，並提出是否有必要在大馬政壇成立第三勢力的疑問。
大馬政治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就淪落為西方普遍看到的政治馬戲團，雖然的確很悲哀，但卻是無可避免的。西方選民被逼在差異不大的民主黨及共和黨，或工黨及保守黨中二選一。就如以下這首打油詩所說的：
想要嘲笑也可以，
想要吶喊也可以，
到了做選擇之際，
選誰輸的都是你！
在2008政治海嘯後的希望高峰期，我寫文章指出了一些大馬政客言行不一的事蹟。
請參閱《當今大馬》新聞網：2008年3月13日，希望高峰期：改革的清單（Days ofHope: A Checklist for Reform）；2008年3月14日，州務大臣之爭（MB Squabbles）；2008年3月25日，道歉再道歉的一天（TheDay of a Thousand Apologies）；2008年4月18日，跳槽、爭奪議席及機會主義政治（Party Hopping, Seat Grabbing and the Politics of Opportunism）；2008年5月1日，希望高峰期的指標（Pointers in the Days of Hope）；2008年8月26日，有原則的政治家及社運份子到哪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Principled Politicians & Activists gone?）。
後來， 我們見證了民聯青蛙跳入國陣，變成新品種政客（自稱「親國陣獨立人士」！）不久，又有自相矛盾的政客說，513事件是「自然而然被精心策劃的！」我們怎麼會有這種水準的政客呢？
最近，人民的信任又遭政客背棄。20名民聯國會議員竟在關鍵時刻失蹤。他們原可阻止國陣通過財政預算案，並投國陣不信任票。
國陣如今委任了兩位關鍵績效指數（KPI）部長！責成部長專門掌管關鍵績效指數，已是非常可笑的了，因為任何機構的首腦，本身就該監督屬下員工的關鍵績效指數。告訴我，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有關鍵績效指數部長這樣的職位？起初，關鍵績效指數部長是華裔，後來又多委任了一位土著。國陣政府是否要為所有華人部長掌管的部門，委任多一位土著部長呢？
那監督民聯的關鍵績效指數的又是誰？我們必須對此高度關注，因為推動政治海嘯，讓他們中選的，正是我們自己。
誰把地方選舉弄丟了？
「恢復民選地方政府」是民聯重要的競選宣言，也是多屆選舉中大馬選民熱切關注的訴求。2008年7月26日，各界召開了一個地方選舉路線圖大會，希望通過制度改革加速地方政府選舉的實施，以實現民選的地方民意代表制度。
這個一日大會的與會者們，達致了下列的決議：「一，恢復地方選舉，是重振民主，改善治理水準，遏制目前殃及大馬城市居民的貪腐、濫權及錯誤治理的重要步伐；
二，如聯邦憲法113（4）條文及第九列表第二清單第四項所指，恢復地方選舉，顯然是州政府的權限範圍之內。既然州政府，尤其是民聯州政府做出了恢復地方選舉的競選承諾，他們應該立刻採取行動，修訂州法律，以執行這項計劃。
三，與此同時，聯邦政府應該展開公民諮詢，並與州政府協商，以制定完整的計劃，實現乾淨、自由、公正及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選舉。」（資料來源：馬來西亞律師公會）
跨入2010年，我們在雪蘭莪、檳城、吉打或吉蘭丹都還未看到地方民主路線圖的蹤影。現在，我們更聽說民聯成員黨反對民選地方政府！有關人士是否願意在我們不引用資訊自由法令的情況下，自動說明情況呢？
政客把我們期待的改革拖進了泥沼。檳城首席部長告訴我們，他們不能在州內推介資訊自由法令，因為該州的法律顧問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指出這是違反聯邦憲法的。
現在我們知道，競選宣言知易行難！不過，曾幾何時，一位名見不經傳的州法律顧問掌握了最終決定權？在公佈競選宣言之前，政黨領袖難道沒有事先過目一遍嗎？
在最近的民聯大會中，他們提出了女性擁有30%代表權的建議。不過，想到為了讓另外一位男人接管她的國會議席，人民公正黨的女性黨主席必須辭職，並且製造一場補選，這樣的主張還有公信力嗎？
安華要回歸政壇，為何不能由一位民聯男性州務大臣或首席部長辭職來遂其所願？為何這些男性州務大臣或首席部長認為國會不能沒有他們？為何他們不能讓女性政治家或其他新秀在國會施展才華？這反應了大馬政黨的封建男性思維，必須改革。
還有，民聯成員黨何時才願意限制黨魁任期？其他民主國家，甚至馬華都已經執行了這項措施，民聯成員黨怎麼可能比馬華更不如？
活在國陣極權統治下超過50年的大馬人．肯定樂見人民成功將國陣的議席削減。最後，我們終於有了兩線制。兩線制是民權活躍份子自1986年起就主張的轉型機制，並且在90年代他們參政時幾乎達到的目標。
瞭解西方的人知道，英國及美國人多年來都面對了民主黨／共和黨及工黨／保守黨輪流執政的政治馬戲團。
因此，布萊爾首相領導的英國工黨政府，執行了柴契爾夫人的經濟及社會政策，也支持了小布什總統的伊拉克反恐戰爭。美國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在阿富汗執行了比小布什更大的增兵計劃，而同時美國的失業率也在增加。那他們的不同點到底在哪裡？
大馬人要在未來的50年，活在這樣的政治馬戲團中，讓國陣及民聯給我們更多相同的新自由派政策呢？
在2008政治海嘯帶來歡樂後，民眾很快就發現，人民的議程只能通過第三勢力──一個堅持在國會外鼓譟，以滿足人民利益的社會運動來贏取。
擁護國有化的第三勢力
除了政治上的一致性，第三勢力也必須主張讓人民受益，而非對企業友善的經濟及社會政策；一個能讓上班族主宰本身命運，而非只是生產工具的政策；一個工人能對生產及本身生活擁有發言權的民主社會秩序。
現在，不少人同意金融業的自由化，讓跨境投機資本得以製造最近的國際金融危機。在西方，金融危機導致大型金融機構被國有化，這也戳破了金融機構應該由民間擁有，不受監管的迷思。同樣的，所有土地及產業必須由民間控制，也是個新自由派迷思。
因此，這個第三勢力不能接受繼續售賣國家產業及公眾資源的經濟政策。在80年代為新自由派政策開路，將國家功能變成民營的，正是馬哈迪的高壓統治。
第三勢力應該重新奪回我們的公共空間；將主要的生產工具國有化，讓人民能夠通過民主方式控制；讓所有人都享有民權；擴大民主空間，支持本地人、勞工及其他弱勢群體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只有通過民主的方式計劃及控制社會盈餘的分配，我們才能滿足社會各階層的基本需求，讓60%－70%的人口享有更好的生活水準。
這樣，第三勢力才能擁有與國陣或民聯不同的吸引力。
转载自2010年1月6日《东方日报》
2008年3月8日政治海嘯後的事件發展，讓民眾對兩大陣營政治人物的表現感到失望。在網路世界中，不少激動的部落客質疑國陣及民聯到底有什麼差異，並提出是否有必要在大馬政壇成立第三勢力的疑問。
大馬政治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就淪落為西方普遍看到的政治馬戲團，雖然的確很悲哀，但卻是無可避免的。西方選民被逼在差異不大的民主黨及共和黨，或工黨及保守黨中二選一。就如以下這首打油詩所說的：
想要嘲笑也可以，
想要吶喊也可以，
到了做選擇之際，
選誰輸的都是你！
在2008政治海嘯後的希望高峰期，我寫文章指出了一些大馬政客言行不一的事蹟。
請參閱《當今大馬》新聞網：2008年3月13日，希望高峰期：改革的清單（Days ofHope: A Checklist for Reform）；2008年3月14日，州務大臣之爭（MB Squabbles）；2008年3月25日，道歉再道歉的一天（TheDay of a Thousand Apologies）；2008年4月18日，跳槽、爭奪議席及機會主義政治（Party Hopping, Seat Grabbing and the Politics of Opportunism）；2008年5月1日，希望高峰期的指標（Pointers in the Days of Hope）；2008年8月26日，有原則的政治家及社運份子到哪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Principled Politicians & Activists gone?）。
後來， 我們見證了民聯青蛙跳入國陣，變成新品種政客（自稱「親國陣獨立人士」！）不久，又有自相矛盾的政客說，513事件是「自然而然被精心策劃的！」我們怎麼會有這種水準的政客呢？
最近，人民的信任又遭政客背棄。20名民聯國會議員竟在關鍵時刻失蹤。他們原可阻止國陣通過財政預算案，並投國陣不信任票。
國陣如今委任了兩位關鍵績效指數（KPI）部長！責成部長專門掌管關鍵績效指數，已是非常可笑的了，因為任何機構的首腦，本身就該監督屬下員工的關鍵績效指數。告訴我，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有關鍵績效指數部長這樣的職位？起初，關鍵績效指數部長是華裔，後來又多委任了一位土著。國陣政府是否要為所有華人部長掌管的部門，委任多一位土著部長呢？
那監督民聯的關鍵績效指數的又是誰？我們必須對此高度關注，因為推動政治海嘯，讓他們中選的，正是我們自己。
誰把地方選舉弄丟了？
「恢復民選地方政府」是民聯重要的競選宣言，也是多屆選舉中大馬選民熱切關注的訴求。2008年7月26日，各界召開了一個地方選舉路線圖大會，希望通過制度改革加速地方政府選舉的實施，以實現民選的地方民意代表制度。
這個一日大會的與會者們，達致了下列的決議：「一，恢復地方選舉，是重振民主，改善治理水準，遏制目前殃及大馬城市居民的貪腐、濫權及錯誤治理的重要步伐；
二，如聯邦憲法113（4）條文及第九列表第二清單第四項所指，恢復地方選舉，顯然是州政府的權限範圍之內。既然州政府，尤其是民聯州政府做出了恢復地方選舉的競選承諾，他們應該立刻採取行動，修訂州法律，以執行這項計劃。
三，與此同時，聯邦政府應該展開公民諮詢，並與州政府協商，以制定完整的計劃，實現乾淨、自由、公正及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選舉。」（資料來源：馬來西亞律師公會）
跨入2010年，我們在雪蘭莪、檳城、吉打或吉蘭丹都還未看到地方民主路線圖的蹤影。現在，我們更聽說民聯成員黨反對民選地方政府！有關人士是否願意在我們不引用資訊自由法令的情況下，自動說明情況呢？
政客把我們期待的改革拖進了泥沼。檳城首席部長告訴我們，他們不能在州內推介資訊自由法令，因為該州的法律顧問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指出這是違反聯邦憲法的。
現在我們知道，競選宣言知易行難！不過，曾幾何時，一位名見不經傳的州法律顧問掌握了最終決定權？在公佈競選宣言之前，政黨領袖難道沒有事先過目一遍嗎？
在最近的民聯大會中，他們提出了女性擁有30%代表權的建議。不過，想到為了讓另外一位男人接管她的國會議席，人民公正黨的女性黨主席必須辭職，並且製造一場補選，這樣的主張還有公信力嗎？
安華要回歸政壇，為何不能由一位民聯男性州務大臣或首席部長辭職來遂其所願？為何這些男性州務大臣或首席部長認為國會不能沒有他們？為何他們不能讓女性政治家或其他新秀在國會施展才華？這反應了大馬政黨的封建男性思維，必須改革。
還有，民聯成員黨何時才願意限制黨魁任期？其他民主國家，甚至馬華都已經執行了這項措施，民聯成員黨怎麼可能比馬華更不如？
活在國陣極權統治下超過50年的大馬人．肯定樂見人民成功將國陣的議席削減。最後，我們終於有了兩線制。兩線制是民權活躍份子自1986年起就主張的轉型機制，並且在90年代他們參政時幾乎達到的目標。
瞭解西方的人知道，英國及美國人多年來都面對了民主黨／共和黨及工黨／保守黨輪流執政的政治馬戲團。
因此，布萊爾首相領導的英國工黨政府，執行了柴契爾夫人的經濟及社會政策，也支持了小布什總統的伊拉克反恐戰爭。美國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在阿富汗執行了比小布什更大的增兵計劃，而同時美國的失業率也在增加。那他們的不同點到底在哪裡？
大馬人要在未來的50年，活在這樣的政治馬戲團中，讓國陣及民聯給我們更多相同的新自由派政策呢？
在2008政治海嘯帶來歡樂後，民眾很快就發現，人民的議程只能通過第三勢力──一個堅持在國會外鼓譟，以滿足人民利益的社會運動來贏取。
擁護國有化的第三勢力
除了政治上的一致性，第三勢力也必須主張讓人民受益，而非對企業友善的經濟及社會政策；一個能讓上班族主宰本身命運，而非只是生產工具的政策；一個工人能對生產及本身生活擁有發言權的民主社會秩序。
現在，不少人同意金融業的自由化，讓跨境投機資本得以製造最近的國際金融危機。在西方，金融危機導致大型金融機構被國有化，這也戳破了金融機構應該由民間擁有，不受監管的迷思。同樣的，所有土地及產業必須由民間控制，也是個新自由派迷思。
因此，這個第三勢力不能接受繼續售賣國家產業及公眾資源的經濟政策。在80年代為新自由派政策開路，將國家功能變成民營的，正是馬哈迪的高壓統治。
第三勢力應該重新奪回我們的公共空間；將主要的生產工具國有化，讓人民能夠通過民主方式控制；讓所有人都享有民權；擴大民主空間，支持本地人、勞工及其他弱勢群體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只有通過民主的方式計劃及控制社會盈餘的分配，我們才能滿足社會各階層的基本需求，讓60%－70%的人口享有更好的生活水準。
這樣，第三勢力才能擁有與國陣或民聯不同的吸引力。
转载自2010年1月6日《东方日报》
两线制VS第三势力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的政局在2009年出现一个微妙的论调，那就是有人鼓吹第三势力插足其中。例如新成立的爱国党；政纲有别于国阵和民联的已存在的社会主义党；近日又有知名学者柯嘉逊在一篇题为《马来西亚政治需要第三势力》的文章中提出第三势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见《太阳报》，29-12-09），因为他认为不论是“国阵可乐”或“民联可乐”都是政治马戏的轮转，只有第三势力能实现民愿，促成经济与社会政策为民所设。他也为第三势力的任务作了扼要的阐述，包括维护公共领域，国有化重要企业和扩大民主乃至抗拒新自由主义等。在他看来，惟其如此，第三势力才显得超群出众。
虽然柯嘉逊没有说明所谓的第三势力是否是一群非政府组织，新的政党或存在于既有的政党之中，但从他的立论来看，他似乎对国阵和民联的组合与施政皆有异议，而其思想偏向于社会主义党的政纲。如果说他所谓的第三势力是一个政治组合的话，那么我们无妨探讨在现阶段，在这个历史性的交接与斗争时期是否是必要的，是否是正确的？
首先自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立国以来，国家的政治从未为两线制提供生存的空间和条件，即使在1957年独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社阵，有意形成两线制与执政的联盟抗争，且在某种形式上与回教党有默契，共同在1959年的大选与联盟争长短，但结果是联盟大胜；回教党与社阵合起来也不足以形成两线制，充其量是“小巫见大巫”的极不平衡的两股势力的斗争。
下来的1969年大选，反对党虽有口头默契，在重要的选区单挑联盟候选人，但它们并没有组成联合阵线；反对党的之所以胜利乃因民心思变所致。不过在“513”悲剧后，联盟轻易的向一盘散沙的反对党下手，终于逐一收编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乃至砂人联党。当1974年联盟正式扩大成国阵时，反对党也缩小至只剩民主行动党在上空呐喊，哪有什么两线制可言？
在没有两线制的选举下，选民只能够稍为壮大反对党声音（主要是在城市地区），完全不能动摇铜墙铁壁的国阵堡垒。直到1990年突又出现“两线制”的倡议。这一回高唱这口号的人是董总的林晃升，他是鉴于行动党与46精神党的合作及后者又与回教党的合作而希望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制造一个新的格局。也是在这一年，柯嘉逊响应了“两线制”，加入行动党成为候选人并一炮而红。遗憾的是，所谓的“两线制”功败垂成，46精神党未能竟大业，只能给巫统不痛不痒的骚扰。
不论在那个时候两线制只是一个梦想，但它相信是柯嘉逊追求的一个不能放弃的理念。未想在1995年大选时，柯嘉逊提名表格失误，丧失竞选资格，从此他与行动党也就分道扬镳。
在离开行动党之后的柯嘉逊投身于人权、教育与环保的工作，也从未忘记他身上流着政治血液。因此常有政论文章及专著出版，对历史和施政大加鞭伐和揭露，俨然已成一方学者之言。
当然，正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他也未想到在2008年会有一场政治海啸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按照柯嘉逊的政治思想来演绎，他应是对308大选给予肯定而希望政局为之一新，毕竟他梦寐以求的“两线制”即使备受挑战，也首次立足在大马政治舞台。这种破天荒朝野力量势均力敌的对比，也给许多从政者、学者和时评人一个新的视野进行评价和分析乃至乐见其成。
不过柯嘉逊不作此想，他另有见地的对国阵和民联左右开弓，他质问什么是KPI部长，在全世界的内阁中找得到吗？他当然也质问民联议员为何不筹足人数在国会对预算案投否决票？个中因由，媒体也有报导，不再赘述了。
除了鞭策民联执政的州草率承诺却不能做到还人民第三张票及推动资讯自由法令外，他也揶揄要争取30%妇女参政权的民联为何让旺阿兹莎辞国席而由安华顶上？为何拥有双重身份的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不能辞职给安华参加补选？
柯嘉逊的言辞中显然有挖苦和讽刺之意，但他所说的理由也比较牵强。其一峇东埔国席本来就是安华的，旺阿兹莎不过是代夫出征，时机成熟交还安华显得心安理得和理直气壮，与30%妇女参政权扯不上关系。再说夫妻同在国会也不值得鼓励。
其二安华来自公正党，自然由公正党带头改变（是牺牲也好，都得身先士卒）。正由于安华师出有名，才以巨大多数票胜出。
虽然民联对第三张票的处理方式应受批评，但纵观一年有余政局改观后，基本上马来西亚已朝向两线制的方向发展。这种备受挑战和考验的两线制随时都有被打破的可能而又再回到国阵独大的局面，只要民联之中有一个掉队就会发生变化。
在这种情形下，也就是说当两线制还不能稳定发展的时刻，我们是不是应该珍惜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让两大阵营在斗争中展现出以民为本的精神？因此无妨给它们最少3至5年的时间作出表现，不要一下子因为甲不好或乙也不见得好就跳出一个丙来，这不仅是对两线制的干扰，而所谓的第三势力也成了两线制的“拦路人”。
即便 两线制的两大阵营都有优缺点，但若能让这两股势力相互牵制和相互较量，对老百姓是利多于弊的。再怎么说，我们应该给两线制一个机会来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气候，而不要一味对两者的否定。说实在的，直到今天为止，即使新成立的爱国党，也暗示它是亲国阵的；而社会主义党也表明它是与民联在一起的，那么柯嘉逊所说的第三势力在此时此刻是否是必要和正确的呢？值得深思与探讨。
刊登于2010年1月7日《东方日报》
虽然柯嘉逊没有说明所谓的第三势力是否是一群非政府组织，新的政党或存在于既有的政党之中，但从他的立论来看，他似乎对国阵和民联的组合与施政皆有异议，而其思想偏向于社会主义党的政纲。如果说他所谓的第三势力是一个政治组合的话，那么我们无妨探讨在现阶段，在这个历史性的交接与斗争时期是否是必要的，是否是正确的？
首先自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立国以来，国家的政治从未为两线制提供生存的空间和条件，即使在1957年独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社阵，有意形成两线制与执政的联盟抗争，且在某种形式上与回教党有默契，共同在1959年的大选与联盟争长短，但结果是联盟大胜；回教党与社阵合起来也不足以形成两线制，充其量是“小巫见大巫”的极不平衡的两股势力的斗争。
下来的1969年大选，反对党虽有口头默契，在重要的选区单挑联盟候选人，但它们并没有组成联合阵线；反对党的之所以胜利乃因民心思变所致。不过在“513”悲剧后，联盟轻易的向一盘散沙的反对党下手，终于逐一收编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乃至砂人联党。当1974年联盟正式扩大成国阵时，反对党也缩小至只剩民主行动党在上空呐喊，哪有什么两线制可言？
在没有两线制的选举下，选民只能够稍为壮大反对党声音（主要是在城市地区），完全不能动摇铜墙铁壁的国阵堡垒。直到1990年突又出现“两线制”的倡议。这一回高唱这口号的人是董总的林晃升，他是鉴于行动党与46精神党的合作及后者又与回教党的合作而希望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制造一个新的格局。也是在这一年，柯嘉逊响应了“两线制”，加入行动党成为候选人并一炮而红。遗憾的是，所谓的“两线制”功败垂成，46精神党未能竟大业，只能给巫统不痛不痒的骚扰。
不论在那个时候两线制只是一个梦想，但它相信是柯嘉逊追求的一个不能放弃的理念。未想在1995年大选时，柯嘉逊提名表格失误，丧失竞选资格，从此他与行动党也就分道扬镳。
在离开行动党之后的柯嘉逊投身于人权、教育与环保的工作，也从未忘记他身上流着政治血液。因此常有政论文章及专著出版，对历史和施政大加鞭伐和揭露，俨然已成一方学者之言。
当然，正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他也未想到在2008年会有一场政治海啸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按照柯嘉逊的政治思想来演绎，他应是对308大选给予肯定而希望政局为之一新，毕竟他梦寐以求的“两线制”即使备受挑战，也首次立足在大马政治舞台。这种破天荒朝野力量势均力敌的对比，也给许多从政者、学者和时评人一个新的视野进行评价和分析乃至乐见其成。
不过柯嘉逊不作此想，他另有见地的对国阵和民联左右开弓，他质问什么是KPI部长，在全世界的内阁中找得到吗？他当然也质问民联议员为何不筹足人数在国会对预算案投否决票？个中因由，媒体也有报导，不再赘述了。
除了鞭策民联执政的州草率承诺却不能做到还人民第三张票及推动资讯自由法令外，他也揶揄要争取30%妇女参政权的民联为何让旺阿兹莎辞国席而由安华顶上？为何拥有双重身份的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不能辞职给安华参加补选？
柯嘉逊的言辞中显然有挖苦和讽刺之意，但他所说的理由也比较牵强。其一峇东埔国席本来就是安华的，旺阿兹莎不过是代夫出征，时机成熟交还安华显得心安理得和理直气壮，与30%妇女参政权扯不上关系。再说夫妻同在国会也不值得鼓励。
其二安华来自公正党，自然由公正党带头改变（是牺牲也好，都得身先士卒）。正由于安华师出有名，才以巨大多数票胜出。
虽然民联对第三张票的处理方式应受批评，但纵观一年有余政局改观后，基本上马来西亚已朝向两线制的方向发展。这种备受挑战和考验的两线制随时都有被打破的可能而又再回到国阵独大的局面，只要民联之中有一个掉队就会发生变化。
在这种情形下，也就是说当两线制还不能稳定发展的时刻，我们是不是应该珍惜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让两大阵营在斗争中展现出以民为本的精神？因此无妨给它们最少3至5年的时间作出表现，不要一下子因为甲不好或乙也不见得好就跳出一个丙来，这不仅是对两线制的干扰，而所谓的第三势力也成了两线制的“拦路人”。
即便 两线制的两大阵营都有优缺点，但若能让这两股势力相互牵制和相互较量，对老百姓是利多于弊的。再怎么说，我们应该给两线制一个机会来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气候，而不要一味对两者的否定。说实在的，直到今天为止，即使新成立的爱国党，也暗示它是亲国阵的；而社会主义党也表明它是与民联在一起的，那么柯嘉逊所说的第三势力在此时此刻是否是必要和正确的呢？值得深思与探讨。
刊登于2010年1月7日《东方日报》
华团不能越俎代庖 （跃马扬鞭）
最近以来，坊间出现一股“政治逆流”的声音，那就是参与政府内阁或政府职务的不一定是执政的成员党代表，它可以是非政府组织，社团代表乃至个人等等。换句话说，有人厌倦于政党政治的代表性，索性提出似乎而非的论调。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想法，一旦成为政府采用的先例，那么政党的功能就大大缩小了。这也是对民主政治的“背叛和出卖”。因为执政的一方或说龙头老大可以随心挑一些社团代表组成内阁，反映出“多元种族结构”，也就是“种族平衡”了。这也意味着政党或说华基政党是多余的，而民主选举的实质意义也被典当了。
为什么市面上有如此“妙想天开”的本末倒置的荒谬想法？主要是在308政治海啸后，参与国阵的华基政党败的败，倒的倒，它们在内阁内的地位大不如前，代表性转弱（其实这种说法具有争议性。在308之前，华基政党又何尝有巨大的权威和影响力？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发生政治海啸）；又加上这些政党内部重振乏力（如民政）和乱成一团（如马华），也就促使一些人采取消极的态度否定政党的功能，要求“改变方式”，不一定由政党派代表入阁和参加政府的工作。华团（或被认为有代表性的华团）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开马华和民政的捍卫不力，改由华团自行代表华社云云。
但这里马上浮现几个十分矛盾的问题：
1． 我们还需要民主政治吗？我们还要政党竞争吗？我们还需要选举来定胜负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要尊重选举的结果，让反对党（在有些州已成为执政党）也代表人民兑现诺言；也让执政党（国阵仍是中央政府）从挫折中醒悟，正如纳吉所说“即刻表现，全民优先”。
不论是反对党或执政党，所有民间团体和个人都应扮演监督性角色，对不当的举指要大加讨伐和鞭策，而不是叫政党让路，改由民间团体来搞政治，这是乱套和本末倒置。
2． 马来西亚的华团历史少说也有200多年的历史，在没有政党出现的年代，华团多是照顾一方的利益，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在19世纪和20世纪时，英国殖民政府发现整合华团的重要性，因而倡议组织平章会馆（1881年），也就是今日的槟州华人大会堂及中华总商会（1903年），以让华社派代表参与政府事务。但他们所扮演的是咨询间性质的角色，不是决定性的角色。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才带来政治思潮，间接鼓励华人参政和组党，乃有中兴会、同盟会乃至国民党的政治团体。到了30年代之后，马共的组成和国民党继续存在，“证诸”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已告出现。
3． 除开马共之外，在战后（1945年）出现的政党几乎已全面的取代社团和个人的政治角色，如马来亚民主同盟（1945—48），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1945—50）及巫统（1946）和国大党（1946）都成为当时的政治主流之一。
而后1949年有马华公会应运而生（在1953年正式与巫统及国大党和组成联盟）。1950年有激进党（林苍佑为主）及1951年的劳工党相继诞生；也在1951年由巫统分裂出来的有回教党；还有1953年的人民进步党（DR辛尼华沙甘在怡保崛起）；1955年阿末布斯达曼的人民党及1957年与劳工党合组社阵等。转入60年代，又有林苍佑的民主联合党（196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64年插足大马选举，1966年易名民主行动党）及1968年的民政党（民主联合党加入其中）。它们在1969年的大选中扭转政局。
虽然如此，华社或华团并没有说要取代政党的地位入阁，反而鼓励马华不要退出内阁。这是513悲剧后在70年代开启的政治格局。
4． 就这样从1969年到2009年的整整40年，华人都是在华基政党（或在朝或在野）的斗争中得到一些又失掉一些。在总结失多得少的时候，华人或说城市的选民通过民主的程序要求改变，但改来改去还是政党在发挥作用，华团只能扮演呐喊的角色，不能也无法取而代之，因为它的组成结构缺乏政治理念，而且利益冲突，也只代表某方利益，不以全民为导向，因此完全不适合要求介入政治参与领导。如今竟出现这样的怪论，也反映出华基政党在政府内让华社失望多过希望，它们实有反省的必要。
如果我们认为某个政党不济事,可以在选举中更换政党，但千万不要越俎代庖，以政党自居，还是让政党来决定国运和政运（例如1998年安华跌马后，先组成非政府组织的国民公正运动，但不获准。马哈迪直接挑战安华组党与巫统斗争，因而有了国民公正党的出现。如今已易名为人民公正党，成为民联的主力骨干之一）。
因此华团若要“自告奋勇”成为急先锋，那是未见其利，已见其弊。因为这是对民主政治的否定，也是退回战前以华团代表身份参加政府事务，形同开时代倒车，此议万万行不通。
刊登于2010年1月5日《南洋商报》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想法，一旦成为政府采用的先例，那么政党的功能就大大缩小了。这也是对民主政治的“背叛和出卖”。因为执政的一方或说龙头老大可以随心挑一些社团代表组成内阁，反映出“多元种族结构”，也就是“种族平衡”了。这也意味着政党或说华基政党是多余的，而民主选举的实质意义也被典当了。
为什么市面上有如此“妙想天开”的本末倒置的荒谬想法？主要是在308政治海啸后，参与国阵的华基政党败的败，倒的倒，它们在内阁内的地位大不如前，代表性转弱（其实这种说法具有争议性。在308之前，华基政党又何尝有巨大的权威和影响力？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发生政治海啸）；又加上这些政党内部重振乏力（如民政）和乱成一团（如马华），也就促使一些人采取消极的态度否定政党的功能，要求“改变方式”，不一定由政党派代表入阁和参加政府的工作。华团（或被认为有代表性的华团）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开马华和民政的捍卫不力，改由华团自行代表华社云云。
但这里马上浮现几个十分矛盾的问题：
1． 我们还需要民主政治吗？我们还要政党竞争吗？我们还需要选举来定胜负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要尊重选举的结果，让反对党（在有些州已成为执政党）也代表人民兑现诺言；也让执政党（国阵仍是中央政府）从挫折中醒悟，正如纳吉所说“即刻表现，全民优先”。
不论是反对党或执政党，所有民间团体和个人都应扮演监督性角色，对不当的举指要大加讨伐和鞭策，而不是叫政党让路，改由民间团体来搞政治，这是乱套和本末倒置。
2． 马来西亚的华团历史少说也有200多年的历史，在没有政党出现的年代，华团多是照顾一方的利益，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在19世纪和20世纪时，英国殖民政府发现整合华团的重要性，因而倡议组织平章会馆（1881年），也就是今日的槟州华人大会堂及中华总商会（1903年），以让华社派代表参与政府事务。但他们所扮演的是咨询间性质的角色，不是决定性的角色。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才带来政治思潮，间接鼓励华人参政和组党，乃有中兴会、同盟会乃至国民党的政治团体。到了30年代之后，马共的组成和国民党继续存在，“证诸”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已告出现。
3． 除开马共之外，在战后（1945年）出现的政党几乎已全面的取代社团和个人的政治角色，如马来亚民主同盟（1945—48），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1945—50）及巫统（1946）和国大党（1946）都成为当时的政治主流之一。
而后1949年有马华公会应运而生（在1953年正式与巫统及国大党和组成联盟）。1950年有激进党（林苍佑为主）及1951年的劳工党相继诞生；也在1951年由巫统分裂出来的有回教党；还有1953年的人民进步党（DR辛尼华沙甘在怡保崛起）；1955年阿末布斯达曼的人民党及1957年与劳工党合组社阵等。转入60年代，又有林苍佑的民主联合党（196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64年插足大马选举，1966年易名民主行动党）及1968年的民政党（民主联合党加入其中）。它们在1969年的大选中扭转政局。
虽然如此，华社或华团并没有说要取代政党的地位入阁，反而鼓励马华不要退出内阁。这是513悲剧后在70年代开启的政治格局。
4． 就这样从1969年到2009年的整整40年，华人都是在华基政党（或在朝或在野）的斗争中得到一些又失掉一些。在总结失多得少的时候，华人或说城市的选民通过民主的程序要求改变，但改来改去还是政党在发挥作用，华团只能扮演呐喊的角色，不能也无法取而代之，因为它的组成结构缺乏政治理念，而且利益冲突，也只代表某方利益，不以全民为导向，因此完全不适合要求介入政治参与领导。如今竟出现这样的怪论，也反映出华基政党在政府内让华社失望多过希望，它们实有反省的必要。
如果我们认为某个政党不济事,可以在选举中更换政党，但千万不要越俎代庖，以政党自居，还是让政党来决定国运和政运（例如1998年安华跌马后，先组成非政府组织的国民公正运动，但不获准。马哈迪直接挑战安华组党与巫统斗争，因而有了国民公正党的出现。如今已易名为人民公正党，成为民联的主力骨干之一）。
因此华团若要“自告奋勇”成为急先锋，那是未见其利，已见其弊。因为这是对民主政治的否定，也是退回战前以华团代表身份参加政府事务，形同开时代倒车，此议万万行不通。
刊登于2010年1月5日《南洋商报》
6.1.10
子根的伤•民政的痛 （现代春秋）
开年第一件事，我想到的是“子根的伤，民政的痛”。因为自从308政治海啸后，我们仍然看着民政党在伤痛中的无奈与失落，以至不少民政党人不知道他们是应该走或应该留？
其实，走和留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民政党这个政党还有没有明天？如果民政党未能许党员一个有希望的未来，那这个政党在招兵买马方面将是难上加难的。我好像在308大选后阅及民政党的一些领袖说，民政虽然跌得很痛，但党员不减反增，单在大选后就有逾千人入党。
我不知道这条消息的准确性有多高，但我知道民政在308后一直走不出失败的阴影，即使是民政党的代表大会，也没有令人振奋的消息。换句话说，民政党的领导层一直相信最坏的时刻会过去，最好的日子会再回来。但坏的怎样去，好的怎样来，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久而久之，焦虑与不安的情绪也就难免流露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民政党如能增加党员，倒是一个奇迹。若因之失去党员也不稀奇。例如最近因范清渊退党而引发一些党员将民政招牌拆下并准备过档到新党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虽然我们不知道范清渊能拉拢和争取到多少民政党人随他而去，但可以肯定的事，威省一带的民政党的元气也会因退党事件受到一定的打击，即使不是致命的，但也够民政伤痛脑筋。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308前和308后民政的掌门人依然是许子根，他是最清楚民政党走向的人，但他也是最不能够告诉我们未来的民政该怎样翻身？由于这样，民政党人直到今天，还是抱着“守株待兔”的心情，希望“天降甘露”，还民政一片晴朗的天空。但这是现实的吗？大家心知肚明，不必讲得太明白。
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把民政的未来与子根的思想联系起来议论会比较有现实的意义。因为一个党的生命力取决于领袖的胆识与勇气乃至他的思维。因此我们有必要用简单的逻辑分析许子根这个人。在从政之前，他是一位学者，在理大执教。如果他不参政，在学术上肯定有不凡的成就，因为他天生是一个读书人。
我不敢肯定许子根年轻时有否读过马克思的学说或毛泽东思想，也不相信他是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信徒。我宁可相信许子根服膺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改良主义（若说孙中山是革命派，那么康有为与梁启超就是改良派，而许子根可以归纳为后者。因此他没有孙中山那破釜沉舟的激情，但有康有为的保守一面）。他希望在体制下进行有限的改变，这也是他为什么在1982年选择加入民政而不是行动党，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决定了行动。也由于他具有改良的思想（通过内部改革），一个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应运而生。
姑不论是否是董教总所提或郭洙镇所提，它确实符合许子根的“政治思想”。
有了这个依据后，许子根开展他的政治旅程，虽非一帆风顺，但也确实在1990年让他一展抱负，成为第三任槟州首席部长。在一连三届（1995、1999及2004）的大选不辱使命下，许子根已俨然地成为这个体制的捍卫者和守卫者。在他治理下的槟州，备受争议的是巫统施展的政治压力使他一退再退，退到尊严被伤害而不知觉，倒是槟州的子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啸，一举的改朝换代。
本来308的政治决斗已分出胜负：要么许子根全面引退政坛，要么许子根再战江湖，结果他选择的是后者。但他不是用全新的思维带领民政走出悲情，而是沿用旧思维与老方法在原体制内寻求民政的栖身之所。正如康有为相信光绪皇帝是有所作为，而他也能一展身手。不知道许子根在后来被委任为首相署部长，来管部长的KPI是否是已一展专才？可是在外人看来是“贴错门神”的安排。民政要的不是政府的KPI，而是国阵能给民政多少个KPI？许子根的部长职应用在有助民政重整雄风的地方，不是老是站在首相后面指指点点（不是指点江山）。就此来说，许子根升官后并没有给民政加分，恰恰相反，不久前又被已“减刑”的阿末依斯迈奚落一番。虽然首相喊停，但巫统服吗？民政党敢怒吼和行动吗？这些都看在人民的眼里。一句话，民政也真是太“厚道”（或说投鼠忌器）了，没有正视问题的症结。它不能因首相说不要再议论就不当一回事，至少许子根应向纳吉要回一个公道，还民政党一个尊严。如果许子根还是满足于现状，还是要当现代的康有为，他将会发现民政的路越走越窄，除非他能够促使巫统对国阵重新洗牌，摆正联合政府的定位，否则民政的未来日子还会受巫统的气，也不时会被槟州巫统揶揄。这样的结和怨，许子根不是不知道，可能他认为纳吉会保住民政，所以要求党员稍安勿燥，但纳吉保的了一时，也保不了一世。民政的前途不是系于纳吉的施恩，而是许子根需要在康有为精神与孙中山精神之间择其一而行之。否则许子根这一路伤下去就是民政的痛了。
刊登于2010年1月4日《光华日报》
5.1.10
民联成也安华败也安华 （元旦特稿）
2009年对民联的组合是严峻的挑战。这个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急切诞生的政治产儿，不但是从天而降的奇迹，也是未曾有过的和平政治革命。
当民联（人民联盟）在大选后的一周内成立起来的时候，一个明确的共主也同时出现。这意味着安华依布拉欣正式重回政治舞台。虽然与他在10年以前的无限风光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但能在跌倒10年后又再爬起来的政治人物，要数安华为第一人。
犹记得1999年大选时，安华也是在匆忙之间团结了回教党与行动党和他领导的国民公正党连成一线，，组成所谓“反阵”（反对党阵线）以一对一的方式和国阵决战。当时领导国阵的仍是一手扶起安华又一手把他踩在地上的马哈迪，而安华则在牢狱中遥控反对党。虽然未能确定反对党会脱颖而出，但三党联盟同意一旦胜出，安华就是“反阵”的实权领袖和国家的领导人（首相）。
可惜那一年的大选，回教党是大赢家；公正党勉强立足政坛；行动党有退无进，也就使到反对党阵线出现磨擦，后来导致分道扬镳，所谓出现两线制还是遥远的梦（两线制是1990年董总林晃升所鼓吹的政治理念，但功败垂成）。
2004年大选，反对党更是一盘散沙和自相残杀，结果是一退再退，退到公正党只剩下最后一根稻草（只保存峇东埔国席）。至此没有人再看好公正党，也没有人再对反对党阵线存有信心，但只有一个人绝不死心也不灰心，他就是在2004年大选后半年被释放的安华依布拉欣。
他依然扛着“烈火莫熄”的旗帜在呐喊和挥舞，但与他共鸣的人潮已大不如前，那个在1998年在吉隆坡的10万人大集会力廷安华的空前场面已不复见。
换句话说，出狱后的安华虽然在国外的日子比在国内为多，也不是十分落寞，但用斯人独憔悴来形容当时的安华政治生活是十分恰当的。行动党对他的整合有所保留；回教党也不是十分认真但也算给足安华面子，让他有最后的机会再战江湖。就在彼此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下，他们迎战了2008年的大选。讵料战绩格外标青，一举拿下5个州政权，又震撼了中央政府。此时安华的意气风发的形象，在一时之间深入人心，大家都翘起颈项在张望安华下来有什么大动作。果然不出所料，安华借东马政局喊出了“916变天”说。这个变天的声音从2008年的5月一直喊到9月，最终被国阵拦阻下来。安华变天不成，倒造就他又重新回到国会。不过，他在峇东埔补选（同年8月）的大胜利也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惊喜，因为在此之前他又被卷入鸡奸疑云（如今案件已进入法律程序）；而不幸的，他的两名吡叻同僚（行政议员）贾马鲁丁和莫哈末奥斯曼也涉及贪污议案，整个案情扑朔迷离下，预示着政治的变动随时发生。
转入2009年初（农历年前夕），先是公正党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它接纳了来自巫统的州议员纳沙鲁丁的过档，以为政权得以进一步巩固。岂知一个转身，在今年2月4日时，吡州政权宣告再变天，这一回是民联的两名涉贪污案的议员退党，再加入许月凤退出行动党。于是吡州政权在一天内易手。
虽然国阵在政治上让民联摔了一大跤，但吡叻从此陷入多事之秋，对民联和国阵绝非好事。民联虽失去政权，却在时局逼迫下制造出一位政治明星，他就是民联（回教党）的州务大臣尼查，他也在武吉干冬国席补选中胜出。
由此可见，国阵虽失而复得吡州政权，但日子并不好过，整个国阵的结构也反映出它的失衡与失调（俱是巫统议员，马华只得一人，民政与国大党归零）。
反过来，它对民联也未尝不是一个教训。从一方面讲，原本出现裂痕的吡州民联政府，因为变天，让它们又重新整合。这对民联的强化和巩固也起了正面作用；尤其对回教党而言，它也看到了吡叻州对回教党的重要性，这可从今年回教党大会对尼查的支持和对吡州民联的支持看得出来。
当然民联痛失吡州政权也与其议员素质有关，而面对最多责难的是行动党的许月凤。她是308后第一个也是直到今天为止的唯一的“背叛”的行动党议员。有人认为她的背叛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没有她的临门一脚，吡州是不会说变就变的。事实是否如此，留待历史来解开此谜。
其实，在民联三党的组合中最有问题和最让人操心的是公正党的议员。除开吡叻州两人的背叛之外，在今年辞职制造补选的公正党议员尚有槟州本南地议员法鲁斯（他的位置已被公正党的曼梳取代且出任第一副首席部长）及吉打的行政议员阿鲁姆甘（他的空缺被公正党的马尼古玛取代），还有公正党的另一行政议员莫哈末拉兹也在今年辞职，改由公正党的陈思年递补。
在雪州则曾闹出黄洁冰裸照风波及巴生港口议员峇鲁哈山的退党；更有所谓在砂州加入公正党不久的州议员格贝尔又加盟爱国党。凡此种种给民联；尤其是公正党带来巨大的压力。
安华在较早时也已意识到危机若不及时处理，恐怕会越闹越大。因而他在今年3月纪念308一周年时，适时对本身进行了反省，也要求公正党议员身体力行，对党和对人民负责，如果要离去，可尽早离去。因为他知道刚崛起的公正党面对良莠不齐的党员在所难免，也有不少来自巫统的党员，仍然拥有过去的思维，任何的风吹草动，自然会想到“回家这条路”。例如与安华一度称兄道弟的依占不是已经回家了吗？
安华认为强化党员和议员的责任感主要从思想着手。因此他在新一轮的战略中提出防卫战略，以一改去年“916”的主动出击战略。他提出马六甲王朝的宰相冬吡叻来挺尼查州务大臣的抗争行动；而与此同时，他又引用英国政治学家艾蒙布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学说来强化他的抗争战略。已故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十分推崇布克的学说。他被认为一生中对专制的反抗和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妥协的。虽然他看来是个保守主义者，但也被称颂为提倡自由的先驱。
由于安华在过去10年的不断抗争的精神和在思想上的提升，企图在马来西亚引进中间偏左的路线，力图提升回教徒的思想，因而使得他在今年12月被美国著名的权威杂志《外交政策》纳入100名思想家的行列中。入选理由是安华“刺激穆斯林世界拥抱民主”。
如果这种说法站得住脚，那说明了回教世界也是热爱民主摈弃专制和独裁的。308大选的成绩反映出马来西亚的民主已告成熟和接受通过投票改变政权的和平转移。安华被认为已改变回教党接受其开明的思想，不再对公正党内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加以排斥（2004年聂阿兹就反对公正党的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到吉兰丹参加国席选举，因他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被认为不符回教党路线），进而尊重人权和民主。在这方面，安华提出的“人民主权”就是试图在思想上引进新的思维，这与回教徒拥抱民主是相一致的。
正因为安华又要为官司操心，公正党内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再益依布拉欣（前国阵法律部长）也就被分配策划未来的民联走向。他提出民联的大集会（12月19日）和新的标志乃至准备将民联注册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若能成事，意味着回教党将会有思维上的转变来顺应民主政治的需求。但不论再益或尼查，他们都尚未具备取代安华的条件，因此民联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华的政运与战略的应用。
只要公正党调理好其内部矛盾和斗争，例如对东马两州的协商性折衷，让杰菲里吉丁岸成为实权领袖虽非完美，也算是可行的方案。唯有安定东马政局，民联才有望大突破。
现在看来，回教党与行动党加入民联大家庭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安华如何主导和拿捏，不致迷失方向。
无论如何，它的对手当然是国阵。国阵并不能轻视民联的回应，但又不能苟同两线制已经扎根。因此在下来的斗争将会集中在两大阵营内的各自洗牌。如果公正党不稳定，就会影响民联的组合；反之如果巫统继续掌控国阵，那国阵就会相安无事，马华的内斗不会也不可能改变巫统的既定政策。换句话说，巫统将会以其整合团队来抵消民联的攻势，乃至让民联内部分化与风波不断来达致瓦解民联的目的。这就是当下民联最大的隐忧和最大的挑战，安华焉能掉以轻心？新的一年，对民联来说是新的希望也是新的考验。
刊登于2010年1月1日《中国报》
当民联（人民联盟）在大选后的一周内成立起来的时候，一个明确的共主也同时出现。这意味着安华依布拉欣正式重回政治舞台。虽然与他在10年以前的无限风光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但能在跌倒10年后又再爬起来的政治人物，要数安华为第一人。
犹记得1999年大选时，安华也是在匆忙之间团结了回教党与行动党和他领导的国民公正党连成一线，，组成所谓“反阵”（反对党阵线）以一对一的方式和国阵决战。当时领导国阵的仍是一手扶起安华又一手把他踩在地上的马哈迪，而安华则在牢狱中遥控反对党。虽然未能确定反对党会脱颖而出，但三党联盟同意一旦胜出，安华就是“反阵”的实权领袖和国家的领导人（首相）。
可惜那一年的大选，回教党是大赢家；公正党勉强立足政坛；行动党有退无进，也就使到反对党阵线出现磨擦，后来导致分道扬镳，所谓出现两线制还是遥远的梦（两线制是1990年董总林晃升所鼓吹的政治理念，但功败垂成）。
2004年大选，反对党更是一盘散沙和自相残杀，结果是一退再退，退到公正党只剩下最后一根稻草（只保存峇东埔国席）。至此没有人再看好公正党，也没有人再对反对党阵线存有信心，但只有一个人绝不死心也不灰心，他就是在2004年大选后半年被释放的安华依布拉欣。
他依然扛着“烈火莫熄”的旗帜在呐喊和挥舞，但与他共鸣的人潮已大不如前，那个在1998年在吉隆坡的10万人大集会力廷安华的空前场面已不复见。
换句话说，出狱后的安华虽然在国外的日子比在国内为多，也不是十分落寞，但用斯人独憔悴来形容当时的安华政治生活是十分恰当的。行动党对他的整合有所保留；回教党也不是十分认真但也算给足安华面子，让他有最后的机会再战江湖。就在彼此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下，他们迎战了2008年的大选。讵料战绩格外标青，一举拿下5个州政权，又震撼了中央政府。此时安华的意气风发的形象，在一时之间深入人心，大家都翘起颈项在张望安华下来有什么大动作。果然不出所料，安华借东马政局喊出了“916变天”说。这个变天的声音从2008年的5月一直喊到9月，最终被国阵拦阻下来。安华变天不成，倒造就他又重新回到国会。不过，他在峇东埔补选（同年8月）的大胜利也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惊喜，因为在此之前他又被卷入鸡奸疑云（如今案件已进入法律程序）；而不幸的，他的两名吡叻同僚（行政议员）贾马鲁丁和莫哈末奥斯曼也涉及贪污议案，整个案情扑朔迷离下，预示着政治的变动随时发生。
转入2009年初（农历年前夕），先是公正党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它接纳了来自巫统的州议员纳沙鲁丁的过档，以为政权得以进一步巩固。岂知一个转身，在今年2月4日时，吡州政权宣告再变天，这一回是民联的两名涉贪污案的议员退党，再加入许月凤退出行动党。于是吡州政权在一天内易手。
虽然国阵在政治上让民联摔了一大跤，但吡叻从此陷入多事之秋，对民联和国阵绝非好事。民联虽失去政权，却在时局逼迫下制造出一位政治明星，他就是民联（回教党）的州务大臣尼查，他也在武吉干冬国席补选中胜出。
由此可见，国阵虽失而复得吡州政权，但日子并不好过，整个国阵的结构也反映出它的失衡与失调（俱是巫统议员，马华只得一人，民政与国大党归零）。
反过来，它对民联也未尝不是一个教训。从一方面讲，原本出现裂痕的吡州民联政府，因为变天，让它们又重新整合。这对民联的强化和巩固也起了正面作用；尤其对回教党而言，它也看到了吡叻州对回教党的重要性，这可从今年回教党大会对尼查的支持和对吡州民联的支持看得出来。
当然民联痛失吡州政权也与其议员素质有关，而面对最多责难的是行动党的许月凤。她是308后第一个也是直到今天为止的唯一的“背叛”的行动党议员。有人认为她的背叛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没有她的临门一脚，吡州是不会说变就变的。事实是否如此，留待历史来解开此谜。
其实，在民联三党的组合中最有问题和最让人操心的是公正党的议员。除开吡叻州两人的背叛之外，在今年辞职制造补选的公正党议员尚有槟州本南地议员法鲁斯（他的位置已被公正党的曼梳取代且出任第一副首席部长）及吉打的行政议员阿鲁姆甘（他的空缺被公正党的马尼古玛取代），还有公正党的另一行政议员莫哈末拉兹也在今年辞职，改由公正党的陈思年递补。
在雪州则曾闹出黄洁冰裸照风波及巴生港口议员峇鲁哈山的退党；更有所谓在砂州加入公正党不久的州议员格贝尔又加盟爱国党。凡此种种给民联；尤其是公正党带来巨大的压力。
安华在较早时也已意识到危机若不及时处理，恐怕会越闹越大。因而他在今年3月纪念308一周年时，适时对本身进行了反省，也要求公正党议员身体力行，对党和对人民负责，如果要离去，可尽早离去。因为他知道刚崛起的公正党面对良莠不齐的党员在所难免，也有不少来自巫统的党员，仍然拥有过去的思维，任何的风吹草动，自然会想到“回家这条路”。例如与安华一度称兄道弟的依占不是已经回家了吗？
安华认为强化党员和议员的责任感主要从思想着手。因此他在新一轮的战略中提出防卫战略，以一改去年“916”的主动出击战略。他提出马六甲王朝的宰相冬吡叻来挺尼查州务大臣的抗争行动；而与此同时，他又引用英国政治学家艾蒙布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学说来强化他的抗争战略。已故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十分推崇布克的学说。他被认为一生中对专制的反抗和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妥协的。虽然他看来是个保守主义者，但也被称颂为提倡自由的先驱。
由于安华在过去10年的不断抗争的精神和在思想上的提升，企图在马来西亚引进中间偏左的路线，力图提升回教徒的思想，因而使得他在今年12月被美国著名的权威杂志《外交政策》纳入100名思想家的行列中。入选理由是安华“刺激穆斯林世界拥抱民主”。
如果这种说法站得住脚，那说明了回教世界也是热爱民主摈弃专制和独裁的。308大选的成绩反映出马来西亚的民主已告成熟和接受通过投票改变政权的和平转移。安华被认为已改变回教党接受其开明的思想，不再对公正党内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加以排斥（2004年聂阿兹就反对公正党的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到吉兰丹参加国席选举，因他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被认为不符回教党路线），进而尊重人权和民主。在这方面，安华提出的“人民主权”就是试图在思想上引进新的思维，这与回教徒拥抱民主是相一致的。
正因为安华又要为官司操心，公正党内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再益依布拉欣（前国阵法律部长）也就被分配策划未来的民联走向。他提出民联的大集会（12月19日）和新的标志乃至准备将民联注册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若能成事，意味着回教党将会有思维上的转变来顺应民主政治的需求。但不论再益或尼查，他们都尚未具备取代安华的条件，因此民联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华的政运与战略的应用。
只要公正党调理好其内部矛盾和斗争，例如对东马两州的协商性折衷，让杰菲里吉丁岸成为实权领袖虽非完美，也算是可行的方案。唯有安定东马政局，民联才有望大突破。
现在看来，回教党与行动党加入民联大家庭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安华如何主导和拿捏，不致迷失方向。
无论如何，它的对手当然是国阵。国阵并不能轻视民联的回应，但又不能苟同两线制已经扎根。因此在下来的斗争将会集中在两大阵营内的各自洗牌。如果公正党不稳定，就会影响民联的组合；反之如果巫统继续掌控国阵，那国阵就会相安无事，马华的内斗不会也不可能改变巫统的既定政策。换句话说，巫统将会以其整合团队来抵消民联的攻势，乃至让民联内部分化与风波不断来达致瓦解民联的目的。这就是当下民联最大的隐忧和最大的挑战，安华焉能掉以轻心？新的一年，对民联来说是新的希望也是新的考验。
刊登于2010年1月1日《中国报》
2.1.10
吡叻是政治金像奖大赢家 （天下纵横）
上周《号外周报》记者邀我针对“一个大马金像奖”发表一点意见。我从邮件中看到《号外》所提出琳琅满目的“政治奥斯卡”的选择题也真是在搞笑中带有创意，但这种“博君一笑”的创意也带出一个大问题和值得我们深思的严肃问题。
我之所以把“吡叻变天”当成头等大事来处理，那是因为吡叻州的历史性微妙政局给马来西亚的民主带出许多的变数与遐想。
从历史上来看，吡叻州在政治是属于敏感地区。当1930年马共成立后，吡叻就是它的主力活跃区和大本营，势力深入民间。因此当1948年英军宣布紧急状态，将华人赶入集中营时，吡叻州的华人是首当其冲的。
还有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的两个月内（10月），一个势力强大的马来政党，取名为马来国民党或称为马来民族党的，就是在吡叻州成立起来。这个政党的主席在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的布哈鲁丁，其他领导人有后来成立人民党的布斯达曼及后来成为劳工党主席的伊萨，可见它是一个结合马来左翼精英的政党，也高举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旗帜，不容于英军政府，乃在1950年被查封。
就在马来国民党被吊销后，吡叻州在1953年又成立一个新政党，那就是DR和SP辛尼华沙甘兄弟创组的人民进步党。这个政党在怡保落地生根后，于1969年的大选在吡叻州异军突起，且在后来加入国阵成为执政党的一员。但不幸在1974年大选栽筋斗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因为人民进步党走错一步棋，没有在吡州成为主导力量，反而被国阵收编，以致失掉民心。而新崛起民主行动党俨然成为进步党的取代者，更在后来与马华及民政争地盘。可怜的进步党的选区也因此被马华和民政瓜分，到最后进步党要“抢回”选区都不得要领。政治的现实就是告诉任何的政党：一旦失去人民的支持，则这个政党就没有政治筹码了。
即便如此，人民进步党直到今天还是俟在国阵内求生存，仰人鼻息，也真难受。
来到2008年的大选，民政几乎成了人民进步党的“翻版”，跌得痛也伤痕累累，在吡州没有任何州议席，国席还是巫统借给的（陈莲花的玲珑国席）。马华幸亏还保有一个州议席，马汉顺也因此成为吡州变天的唯一华人行政议员。
即使如此，吡叻州在今年2月再变天，政权回归国阵后，仍然理不出一个平和的头绪来，光是官司就打得没完没了，开州议会也不大像话，怕东怕西，草草走过场。
再者，整个州政府的组成也告失衡。虽然民政及国大党有领袖出任顾问职，但这与担任行政议员有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
尽管吡州的政权回归已成为事实，但人心的浮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里头的变数饱含对民主的挑战和考验，因此是政治头等大事。而在这大事中牵涉的人和事都具有下列的排阵：
最佳影片——吡州变天
最佳男主角——尼查（原民联州务大臣）
最佳女主角——许月凤（原行动党副议长），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佳男配角——马汉顺（马华唯一的州行政议员）。他以非主角的身份面对民联议员的政治围攻乃至围剿，显得孤军作战。
最佳女配角——王赛芝（她是马华吡州大姐，虽不是民选议员，但幸运地先成为上议员，在2009年内阁改组跃升为副部长，风光无限，也给变天的吡叻带来万绿丛中一点红。虽然吡州变天与她无关，但她也有被批评的表现，那就是护主底下，有时言论变得与逻辑打架，读了也不知怎样理解。比如她认为马华不一定要重选，和气团结不是很好吗？但问题是这样能化解矛盾和僵局吗？王赛芝在马华党争上的表现当选最佳女配角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马华党争与吡州变天相比的话，还是后者涉及国家议题，前者则是辅助性课题。
至于最佳导演——大家都知道是巫统的领袖，他们成功地拉拢三名民联议员转向支持国阵而成功变天。也许他们下来会有新的动作也说不定，不论是重选或局部选或不再选，也还得由这位导演来决定。
由此可见，吡叻州的政治气氛是最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的，把最多的政治奖项颁给吡叻州应该是受之无愧的。这是我的题外话，算是对“金像奖”的一点补充。
刊登于2010年1月4日《号外周报》第461期
我之所以把“吡叻变天”当成头等大事来处理，那是因为吡叻州的历史性微妙政局给马来西亚的民主带出许多的变数与遐想。
从历史上来看，吡叻州在政治是属于敏感地区。当1930年马共成立后，吡叻就是它的主力活跃区和大本营，势力深入民间。因此当1948年英军宣布紧急状态，将华人赶入集中营时，吡叻州的华人是首当其冲的。
还有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的两个月内（10月），一个势力强大的马来政党，取名为马来国民党或称为马来民族党的，就是在吡叻州成立起来。这个政党的主席在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的布哈鲁丁，其他领导人有后来成立人民党的布斯达曼及后来成为劳工党主席的伊萨，可见它是一个结合马来左翼精英的政党，也高举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旗帜，不容于英军政府，乃在1950年被查封。
就在马来国民党被吊销后，吡叻州在1953年又成立一个新政党，那就是DR和SP辛尼华沙甘兄弟创组的人民进步党。这个政党在怡保落地生根后，于1969年的大选在吡叻州异军突起，且在后来加入国阵成为执政党的一员。但不幸在1974年大选栽筋斗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因为人民进步党走错一步棋，没有在吡州成为主导力量，反而被国阵收编，以致失掉民心。而新崛起民主行动党俨然成为进步党的取代者，更在后来与马华及民政争地盘。可怜的进步党的选区也因此被马华和民政瓜分，到最后进步党要“抢回”选区都不得要领。政治的现实就是告诉任何的政党：一旦失去人民的支持，则这个政党就没有政治筹码了。
即便如此，人民进步党直到今天还是俟在国阵内求生存，仰人鼻息，也真难受。
来到2008年的大选，民政几乎成了人民进步党的“翻版”，跌得痛也伤痕累累，在吡州没有任何州议席，国席还是巫统借给的（陈莲花的玲珑国席）。马华幸亏还保有一个州议席，马汉顺也因此成为吡州变天的唯一华人行政议员。
即使如此，吡叻州在今年2月再变天，政权回归国阵后，仍然理不出一个平和的头绪来，光是官司就打得没完没了，开州议会也不大像话，怕东怕西，草草走过场。
再者，整个州政府的组成也告失衡。虽然民政及国大党有领袖出任顾问职，但这与担任行政议员有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
尽管吡州的政权回归已成为事实，但人心的浮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里头的变数饱含对民主的挑战和考验，因此是政治头等大事。而在这大事中牵涉的人和事都具有下列的排阵：
最佳影片——吡州变天
最佳男主角——尼查（原民联州务大臣）
最佳女主角——许月凤（原行动党副议长），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佳男配角——马汉顺（马华唯一的州行政议员）。他以非主角的身份面对民联议员的政治围攻乃至围剿，显得孤军作战。
最佳女配角——王赛芝（她是马华吡州大姐，虽不是民选议员，但幸运地先成为上议员，在2009年内阁改组跃升为副部长，风光无限，也给变天的吡叻带来万绿丛中一点红。虽然吡州变天与她无关，但她也有被批评的表现，那就是护主底下，有时言论变得与逻辑打架，读了也不知怎样理解。比如她认为马华不一定要重选，和气团结不是很好吗？但问题是这样能化解矛盾和僵局吗？王赛芝在马华党争上的表现当选最佳女配角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马华党争与吡州变天相比的话，还是后者涉及国家议题，前者则是辅助性课题。
至于最佳导演——大家都知道是巫统的领袖，他们成功地拉拢三名民联议员转向支持国阵而成功变天。也许他们下来会有新的动作也说不定，不论是重选或局部选或不再选，也还得由这位导演来决定。
由此可见，吡叻州的政治气氛是最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的，把最多的政治奖项颁给吡叻州应该是受之无愧的。这是我的题外话，算是对“金像奖”的一点补充。
刊登于2010年1月4日《号外周报》第461期
31.12.09
马华作茧自缚的一年 （直挂云帆）
今天是2009年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将迎来了新的2010年。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发生太多令人意想不到又迷惑的事件；特别是在政治层次上的交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更有从来未曾出现的政治僵局。虽说2009年是悲喜交集年，但失望的事一件又一件的在刺痛人们的心。这年头政治已被扭曲，政治已成为当权派的支使工具。什么政治公理、公义和道德乃至情操早已消失在九霄云外。就此而言，2009年是政治公理被“漠视”的一年。它必须听命于指挥棒而不是“民意”的走向。
虽然民意有时看来是抽象的，但它感觉得到也可以在从政者的内心验测得到。可是偏偏到了关键时刻，有些方面就忘记了什么是“民意”，却高举党章来当“尚方宝剑”，以至能够发挥某些程度的“民意”作用的特大也得不到尊重。
我们所指的是马华公会的党争成了2009年华社的大件事，它也影响了国家的政局。虽不明显，但长远来说，是所谓华基政党再自我萎缩的另一个开端。
忝为国阵成员党之一的马华公会，在308政治海啸后也只剩下半条命，气势大不如前。但它的一个“优势”是在国阵成员党中，它成了巫统不可或缺的伙伴，因为能够牵制马华的民政党更不济事，输到不清不楚，再也没有谈判的筹码向巫统据理力争。
反之，马华还剩下50%的政治资产，保有4正部7副部，虽未掌握重要部门，倒也堪可告慰，毕竟输家的马华是不能要求太高。
在这种安排下，要求马华退出国阵的声音有，但不高调，而且“民意”也未看好马华有这样的诺大勇气，敢敢脱离国阵，自立门户。过去马华从未有此念头，今次也当然不会作此奇想。那些提出马华是否应留在国阵的“民调”也不过是政治游戏，当真不得。
翁诗杰的部落客就是在受到批评后除去所谓的“民调”。这意味着，退出国阵的声音很小，即使有重要人物提出，也只是投石问路。当然在大选后陷入“检讨与反省”期时，国阵友党借机对巫统大加鞭伐也是情有可原。它们认为巫统在大家庭内霸气太重，一党独大的形象使到国阵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自然有声音要国阵必须作出改变和纠正，否则退出国阵云云。
巫统在另一边厢也被政治海啸震到忙上忙下，担心国阵出现裂痕。但在稳定东马军情和在今年4月择定阿都拉交棒后，纳吉已是以强势领导出击。他一方面同意改革国阵；但另一方面没有放弃一切的改革都以政府的政策为归依，新首相的新政策就是国阵的政策。
本来在此时刻，一个团结和整合的马华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以促使政府对某些备受争议和不恰当的政策改弦易辙。可惜马华在新任总会长翁诗杰领导下，他所组成的新班底与马华的元老派起了难以协调的冲撞；另一方也就借翁诗杰打压和边缘化蔡细历的过程中伺机反扑。而给元老派逮到机会的是今年8月会长理事会对蔡开除党籍（过后又改成中委会冻结党籍4年），一场特大就不可避免召开了。
这个双十特大还是在双方同意下召开的，而且议程也是没有争议的。在那个时候，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场“政治道德”之战。翁诗杰还打出“一个马华，一个团队”的旗号，向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看齐，显得大义禀然，大有“王者风范”之狮的怒吼。讵料特大结果是“翁被投不信任票”，“蔡被否决重任署理总会长”，只同意恢复党籍。这样的结果是伤透所有人的心。可是如果特大的议决案不能被遵守，马华接下来再怎么矫正和抬出一百个理由说有幕后搞鬼，有人操纵，第三势力企图卷土重来而不下台或解散中委都是节外生枝的避左右而言地失信于特大。此时的马华已是作茧自缚，越捆越乱。
其实翁诗杰在当时不是被判“政治死刑”，他可以正当通过重选再成王者之尊。因为放眼之下，他是马华新领袖中才干兼备的领导人。可惜他错用了手段和低估“特大的民意”，突然来一个360度的大转变，与他的“死敌”蔡细历化敌为友相互拥抱来一个大团结。这是公然违背自己立下的政治道德，无法让人消受和认同，也使他的政治威信受损。
同样的，蔡细历也可以通过重选表现其实力，如果马华代表愿意推他成为新舵主，那马华也得认命，就不要说三道四了。至于选民怎样评价马华，那已是另外一回事了。
还有廖中莱派也有相同的权利争马华的领导权，不论他是否是经验较嫩另当别论，因为他已具备让代表选择领袖的条件。
当然马华的元老也可以再战江湖。如果马华是一个服膺民主的政党，它除了重选之外，并没有另一条路可走（保持原状无异于采取鸵鸟政策，于事无补）。如果翁诗杰不要做一个没有尊严和失去权威的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也不愿意担任不上不下的为人做嫁妆的角色；廖中莱更不甘于受屈辱于马华第三把交椅，那么他们只好将权力交回给中央代表，不是纠缠不清。
如果纳吉不改组内阁，不接受总会长换人的要求，则马华公会在国阵内的威信也扫地；在政府中更抬不起头来。这不是马华上下所能苟同的。
不论是否为了自己的尊严与自尊，有关三造必须为了马华的未来与它所代表的华社的一方声音，它必须通过民主来解决纷争，而不是死赖不走，死赖不变或打死不走，乃至宁可一错再错。这不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人物应具有的政治立场。
愿2009年马华的衰运已走到尽头；愿2010年的重选为马华打开一个新局面。这才是一甲子马华对华社的最大奉献和承诺。
刊登于2009年12月31日《东方日报》
虽然民意有时看来是抽象的，但它感觉得到也可以在从政者的内心验测得到。可是偏偏到了关键时刻，有些方面就忘记了什么是“民意”，却高举党章来当“尚方宝剑”，以至能够发挥某些程度的“民意”作用的特大也得不到尊重。
我们所指的是马华公会的党争成了2009年华社的大件事，它也影响了国家的政局。虽不明显，但长远来说，是所谓华基政党再自我萎缩的另一个开端。
忝为国阵成员党之一的马华公会，在308政治海啸后也只剩下半条命，气势大不如前。但它的一个“优势”是在国阵成员党中，它成了巫统不可或缺的伙伴，因为能够牵制马华的民政党更不济事，输到不清不楚，再也没有谈判的筹码向巫统据理力争。
反之，马华还剩下50%的政治资产，保有4正部7副部，虽未掌握重要部门，倒也堪可告慰，毕竟输家的马华是不能要求太高。
在这种安排下，要求马华退出国阵的声音有，但不高调，而且“民意”也未看好马华有这样的诺大勇气，敢敢脱离国阵，自立门户。过去马华从未有此念头，今次也当然不会作此奇想。那些提出马华是否应留在国阵的“民调”也不过是政治游戏，当真不得。
翁诗杰的部落客就是在受到批评后除去所谓的“民调”。这意味着，退出国阵的声音很小，即使有重要人物提出，也只是投石问路。当然在大选后陷入“检讨与反省”期时，国阵友党借机对巫统大加鞭伐也是情有可原。它们认为巫统在大家庭内霸气太重，一党独大的形象使到国阵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自然有声音要国阵必须作出改变和纠正，否则退出国阵云云。
巫统在另一边厢也被政治海啸震到忙上忙下，担心国阵出现裂痕。但在稳定东马军情和在今年4月择定阿都拉交棒后，纳吉已是以强势领导出击。他一方面同意改革国阵；但另一方面没有放弃一切的改革都以政府的政策为归依，新首相的新政策就是国阵的政策。
本来在此时刻，一个团结和整合的马华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以促使政府对某些备受争议和不恰当的政策改弦易辙。可惜马华在新任总会长翁诗杰领导下，他所组成的新班底与马华的元老派起了难以协调的冲撞；另一方也就借翁诗杰打压和边缘化蔡细历的过程中伺机反扑。而给元老派逮到机会的是今年8月会长理事会对蔡开除党籍（过后又改成中委会冻结党籍4年），一场特大就不可避免召开了。
这个双十特大还是在双方同意下召开的，而且议程也是没有争议的。在那个时候，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场“政治道德”之战。翁诗杰还打出“一个马华，一个团队”的旗号，向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看齐，显得大义禀然，大有“王者风范”之狮的怒吼。讵料特大结果是“翁被投不信任票”，“蔡被否决重任署理总会长”，只同意恢复党籍。这样的结果是伤透所有人的心。可是如果特大的议决案不能被遵守，马华接下来再怎么矫正和抬出一百个理由说有幕后搞鬼，有人操纵，第三势力企图卷土重来而不下台或解散中委都是节外生枝的避左右而言地失信于特大。此时的马华已是作茧自缚，越捆越乱。
其实翁诗杰在当时不是被判“政治死刑”，他可以正当通过重选再成王者之尊。因为放眼之下，他是马华新领袖中才干兼备的领导人。可惜他错用了手段和低估“特大的民意”，突然来一个360度的大转变，与他的“死敌”蔡细历化敌为友相互拥抱来一个大团结。这是公然违背自己立下的政治道德，无法让人消受和认同，也使他的政治威信受损。
同样的，蔡细历也可以通过重选表现其实力，如果马华代表愿意推他成为新舵主，那马华也得认命，就不要说三道四了。至于选民怎样评价马华，那已是另外一回事了。
还有廖中莱派也有相同的权利争马华的领导权，不论他是否是经验较嫩另当别论，因为他已具备让代表选择领袖的条件。
当然马华的元老也可以再战江湖。如果马华是一个服膺民主的政党，它除了重选之外，并没有另一条路可走（保持原状无异于采取鸵鸟政策，于事无补）。如果翁诗杰不要做一个没有尊严和失去权威的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也不愿意担任不上不下的为人做嫁妆的角色；廖中莱更不甘于受屈辱于马华第三把交椅，那么他们只好将权力交回给中央代表，不是纠缠不清。
如果纳吉不改组内阁，不接受总会长换人的要求，则马华公会在国阵内的威信也扫地；在政府中更抬不起头来。这不是马华上下所能苟同的。
不论是否为了自己的尊严与自尊，有关三造必须为了马华的未来与它所代表的华社的一方声音，它必须通过民主来解决纷争，而不是死赖不走，死赖不变或打死不走，乃至宁可一错再错。这不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人物应具有的政治立场。
愿2009年马华的衰运已走到尽头；愿2010年的重选为马华打开一个新局面。这才是一甲子马华对华社的最大奉献和承诺。
刊登于2009年12月31日《东方日报》
政治是魔术不是算术 （跃马扬鞭）
《当今大马》根据槟州智库，社会经济与环境研究机构(Seri)所作出的数据演绎下一届大选预测。它认为有61个国会选区是是属于边缘议席，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中民联占37席，国阵占24席）。若民联能增加6%的得票，它的国会议席将会增至112席（多29席）起而执政，国阵则只剩下110席（少29席）。
反之若国阵增加6%选票，它的国席将增至182席（多40席），民联则大退步剩40席（输掉一半以上的议席）。
因此整个关键在于这6%的选票将取着决定性的因素，但这种推测和计算是科学和客观吗？因为政治并不是算数，也不是几何和代数，而是没有人可以捉摸得到的魔术。
这就是说，在民主选举的国家，经常会爆冷或出现不按排理打牌的结局；更没有所谓钟摆定律。一切为民意为导向。所谓的民意也视政治与经济的走势，与数学没有任何的关系；反而如魔术师般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举例来说，在1986年的时候，林吉祥率大军在槟州展开“丹绒一役”时，他所考虑到的是既然林苍佑可以在丹绒起家当上首席部长，为什么林吉祥不能呢？
他还有另一个考虑是：槟州拥有最多的华人人口，是反对党最容易打进的地盘。因此他义无反顾地为火箭在槟州插旗。这一仗火箭旗开得胜，槟州议会首次出现10名反对党州议员。林吉祥更把许子根压下去成为丹绒区新盟主。
接着在1990年的大选，林吉祥更是意气风发地誓言要夺权，亲自与林苍佑较量。结果又是行动党大胜，只差3席即执政槟州。这一年国阵19席，行动党14席，林苍佑不幸跌马。
如果按照槟州智库的推论，在1995年的大选，行动党肯定会脱颖而出成为新岛主。林吉祥也相信“无三不成礼”的世俗说法，因而有了“丹绒三役”，打出的旗号是有实权的首席部长，用以讽刺许子根是软弱和不具实权的首席部长，只听命于巫统的指挥棒。但这一回槟州人民不接受王者之战，用投票否决了“丹绒三役”，连带让林吉祥输给许子根，失掉州议席，只保住丹绒国席。而原本有14州议席的行动党输到只剩1席。这就是林吉祥误判民心的最大失算，也是跌入所谓算数方程式的陷阱。
为什么当时槟州人民没有给行动党机会？主要是因为槟州人民在1990年给了机会，但行动党上不了台，只能怪其合作伙伴46精神党不济事，无法从巫统手中抢过3个州席，才有了林吉祥最大的遗憾。
林吉祥“丹绒三役”的失败，对他的政治生涯是个转折点，也是他噩梦的开始。他因而在1999年的大选从最受欢迎的反对党领袖跌到谷底，连国席也保不住（首次失掉国会议员身份，以百余票之差输给谢宽泰，饮恨升旗山）。行动党经此打击后，林吉祥只好更换码头，于2004年在怡保出阵。这意味着行动党准备放弃夺取槟州执政的鸿图大计。因为行动党一连三届都转不回来。只有一名州议员在议会内孤军作战，简直不成队伍。
如果按照2004年国阵的得票率，行动党要想在槟州有一番作为，简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过去行动党的堡垒区已一一被攻破，再也没有所谓安全区了。因此在2008年林冠英想要在槟城接过他老子的棒子也只是一个梦想，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国会要选在马六甲或槟城？
行动党就是以哀兵上阵的心情迎战2008的大选。因为反对党输到怕了，没有人会看好“改朝换代”的。评论人也就认为反对党顶多会有一些作为，但绝不是变天。因为他们相信学者的论述是有根有据的，也有数目佐证；甚至有些报人也预测行动党在槟州最多只能赢得两三席。可是民间的反应与所谓学者的论述大不相同，也就给了林冠英一鼓作气在槟州与许子根争一长短。当然他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高调，只能要求行动党有小突破。就在行动党想也不敢想的情况下，终于奇迹出现，一场政治海啸把国阵冲得七零八落，槟州再一次变天。林冠英园了他父亲的梦，成为新岛主。
既然称为政治海啸，就没有数字和理论可依，而是突如其来的变局。因此若民联相信“学术上的推论”，就没有勇气打破国阵的神话。这就是说，民联也好，国阵也好，不能相信这样的数学转来倒去，而是要看国家和民心的整局走向。国阵如果做得好，自然可赢回失去的议席；反之若民联表现得好，它也可能会增加议席，来一个大变天。所谓的变与不变天，完全取决于政治大气候和经济大环境，它可能是大风吹，也可能是小风吹。至于6%的转向也只是纸上谈兵，与现实是有距离的。
总得来说，我们不能相信从上届的得票率可以算出未来政党的得与失，还得实事求是的面对时局和团队的凝聚力，也只有取信于民才能有所改变，否则我们只在数目字玩政治游戏，到头来是什么也得不到。毕竟选举的结果有时是“振聋发聩”或“不可思议”的。
刊登于2009年12月29日《南洋商报》
反之若国阵增加6%选票，它的国席将增至182席（多40席），民联则大退步剩40席（输掉一半以上的议席）。
因此整个关键在于这6%的选票将取着决定性的因素，但这种推测和计算是科学和客观吗？因为政治并不是算数，也不是几何和代数，而是没有人可以捉摸得到的魔术。
这就是说，在民主选举的国家，经常会爆冷或出现不按排理打牌的结局；更没有所谓钟摆定律。一切为民意为导向。所谓的民意也视政治与经济的走势，与数学没有任何的关系；反而如魔术师般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举例来说，在1986年的时候，林吉祥率大军在槟州展开“丹绒一役”时，他所考虑到的是既然林苍佑可以在丹绒起家当上首席部长，为什么林吉祥不能呢？
他还有另一个考虑是：槟州拥有最多的华人人口，是反对党最容易打进的地盘。因此他义无反顾地为火箭在槟州插旗。这一仗火箭旗开得胜，槟州议会首次出现10名反对党州议员。林吉祥更把许子根压下去成为丹绒区新盟主。
接着在1990年的大选，林吉祥更是意气风发地誓言要夺权，亲自与林苍佑较量。结果又是行动党大胜，只差3席即执政槟州。这一年国阵19席，行动党14席，林苍佑不幸跌马。
如果按照槟州智库的推论，在1995年的大选，行动党肯定会脱颖而出成为新岛主。林吉祥也相信“无三不成礼”的世俗说法，因而有了“丹绒三役”，打出的旗号是有实权的首席部长，用以讽刺许子根是软弱和不具实权的首席部长，只听命于巫统的指挥棒。但这一回槟州人民不接受王者之战，用投票否决了“丹绒三役”，连带让林吉祥输给许子根，失掉州议席，只保住丹绒国席。而原本有14州议席的行动党输到只剩1席。这就是林吉祥误判民心的最大失算，也是跌入所谓算数方程式的陷阱。
为什么当时槟州人民没有给行动党机会？主要是因为槟州人民在1990年给了机会，但行动党上不了台，只能怪其合作伙伴46精神党不济事，无法从巫统手中抢过3个州席，才有了林吉祥最大的遗憾。
林吉祥“丹绒三役”的失败，对他的政治生涯是个转折点，也是他噩梦的开始。他因而在1999年的大选从最受欢迎的反对党领袖跌到谷底，连国席也保不住（首次失掉国会议员身份，以百余票之差输给谢宽泰，饮恨升旗山）。行动党经此打击后，林吉祥只好更换码头，于2004年在怡保出阵。这意味着行动党准备放弃夺取槟州执政的鸿图大计。因为行动党一连三届都转不回来。只有一名州议员在议会内孤军作战，简直不成队伍。
如果按照2004年国阵的得票率，行动党要想在槟州有一番作为，简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过去行动党的堡垒区已一一被攻破，再也没有所谓安全区了。因此在2008年林冠英想要在槟城接过他老子的棒子也只是一个梦想，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国会要选在马六甲或槟城？
行动党就是以哀兵上阵的心情迎战2008的大选。因为反对党输到怕了，没有人会看好“改朝换代”的。评论人也就认为反对党顶多会有一些作为，但绝不是变天。因为他们相信学者的论述是有根有据的，也有数目佐证；甚至有些报人也预测行动党在槟州最多只能赢得两三席。可是民间的反应与所谓学者的论述大不相同，也就给了林冠英一鼓作气在槟州与许子根争一长短。当然他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高调，只能要求行动党有小突破。就在行动党想也不敢想的情况下，终于奇迹出现，一场政治海啸把国阵冲得七零八落，槟州再一次变天。林冠英园了他父亲的梦，成为新岛主。
既然称为政治海啸，就没有数字和理论可依，而是突如其来的变局。因此若民联相信“学术上的推论”，就没有勇气打破国阵的神话。这就是说，民联也好，国阵也好，不能相信这样的数学转来倒去，而是要看国家和民心的整局走向。国阵如果做得好，自然可赢回失去的议席；反之若民联表现得好，它也可能会增加议席，来一个大变天。所谓的变与不变天，完全取决于政治大气候和经济大环境，它可能是大风吹，也可能是小风吹。至于6%的转向也只是纸上谈兵，与现实是有距离的。
总得来说，我们不能相信从上届的得票率可以算出未来政党的得与失，还得实事求是的面对时局和团队的凝聚力，也只有取信于民才能有所改变，否则我们只在数目字玩政治游戏，到头来是什么也得不到。毕竟选举的结果有时是“振聋发聩”或“不可思议”的。
刊登于2009年12月29日《南洋商报》
民联政纲为两线制造势 （现代春秋）
在308政治海啸后意外形成的民联（人民联盟）经过一年又九个月的考验后，终于拟定一个共同纲领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导方针。虽然不是完整和有待改善，但三党联盟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跨出这重大的一步，也算是十分难得了，而且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段历史从1998年安华跌马说起，他鼓吹“烈火莫熄”的街头斗争后，复组织了国民公正党。在1999年大选前，他联同回教党和行动党来一个大联合，准备创造历史，但选举结果只惠及回教党坐大，成为国会第一大反对党（共27个国席），又加夺下登嘉楼州政权（仍保住丹州政权）。而公正党只得5国4州议席，突而不破。最倒霉的是行动党有退无进，只保9国席，林吉祥及卡巴星竟双双跌马。
行动党的失败主要是城市选民不能接受和理解它和回教党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国阵成员党丑化了行动党，并让选民认为巫统的回教政策是和回教党的回教政策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温和的，后者是全盘回教化的。由于这样，行动党在那一年大选有退无进，连它本身也开始质疑与回教党的合作是否是“大错特错”？
后来的事实证明行动党不得不与回教党划清界线；尤其是1999年大选后，回教党不断地提出回教化政策以促使巫统就范。当2001年911事件后不久，马哈迪干脆在民政党大会上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于是马来西亚陷入了“巫统回教国”和“回教党回教国”的斗争，到底两者之间有什么大不同，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过，因为回教党过于热衷宗教至上的政策，也在2004年的大选忽略了“伯拉旋风”的扫荡性，一下子又被打回原形。不用说公正党更处于挨打的地位，只剩一个国席；行动党稍好，两位巨人（林吉祥及卡巴星）又回到国会。但这里出现一个深刻的教训：行动党“判定”它与回教党已是到了没有合作的余地，而且它也相信远离回教党是行动党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这样的立场与观点并未获得安华的苟同。他在2008年的大选退而求其次的真正引用东姑拉沙里90年代的模式，个别与行动党和回教党结盟。也只有安华相信反对党的未来取决于反对党的推心置腹的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斥；但行动党人存有很大的疑问，这也是为什么在大选后对吡州务大臣人选出现分歧的危机，所幸被及时纠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在今年2月间吡州政权又再回到国阵手里，但它又从另一方面让民联三党重新凝聚，安华也因之痛定思痛为民联重新定位，否则民联这个组合在各说各话下，很容易闹出矛盾和口舌之争，到最后可能是自我瓦解。
从历史上来看，反对党从来都没有长时期的合作以成为国阵的替代品，即使在2008年大选后也有许多人对所谓“两线制”保持着怀疑的态度，认为不久后就会发生变化。果然传出的无误消息是巫统已和回教党有了密谈，更准备组成团结政府。若是成事，则今日的民联已不复存在。而团结政府之所以功败垂成，一方面归因于回教党内意见分歧，另一方面是安华拉住回教党之心。但接着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强化合作，因此有了民联政纲的出炉。它的意义在于回教党竟能与行动党缔订契约。308政治海啸真的改变了人民的思维，把不可能的事化成事实。
从民联的政纲中不提“回教国”，只是重申回教为国教，其它宗教也得以保障来看，可以归纳为安华用最大的心思说服回教党以国家和人民为重，接受和尊重立国的宪法。这远比回教党和巫统斗“回教国”更具意义。
与此同时，安华也调和了对“新经济政策”的争议，政纲中强调的公正、除贫和肃贪，也正是万民所企，而不是咬住“新经济政策”字眼不放。比较令人宽心的是民联推出其非种族主义的政策，抗拒政治人物喋喋不休的种族政治。在这个重要大前提下，我们也注意到民联使用“人民契约”来代替过去常被强调的“社会契约”，也用此来反映人民主权也涵盖马来主权。在强调民主和透明度的同时，民联承诺改革选委会，反贪会及人权委会，并确保三权分立的机制能够相互监督与制衡。所有这一些，大致上是冲着国阵而来，也是为两线制的强化和巩固而造势的。
反观国阵自今年4月纳吉上台以来，也进行多项改革，并取得绩效。可是国阵成员党的关系却不能反映出如同民联的三角形结构，这也正是国阵所忧心的。无可否认的，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国阵的一党独大衍生许多问题也是成员党都公开承认的事。但说归说，在308后，国阵的成员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对巫统又产生多少的影响力和压力，大家心知肚明。其实在今时今日，巫统认为只要这些成员党让巫统少操心就谢天谢地了。遗憾的是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争气吗？它们不是内讧就是欲振乏力，国阵又因此改变了多少？如果过去国阵成员党想得不多，今天就非得反省和认真检讨了。这就是民联新政纲带出的重要启示和新的冲击。
以千秋之筆為馬來西亞寫歷史
我希望百年之後，生前留下的東西還能夠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那是我最大的心願。
～謝詩堅
謝詩堅
1945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祖籍廣東省大埔鄉。
自1966年起，即從事新聞工作達25年，歷任《星洲日報》記者、《星檳日報》總編輯兼總主筆、《聯合報業集團》社長兼總編輯。
目前擔任韓江學院名譽院長、韓江三校董事會總務、檳州客屬公會會長、中國成藥藥酒中心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兼總經理，及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署理事長。
從小記者開始做起，謝詩堅親身經歷了馬來西亞大大小小的政治風暴，也從中掌握了時代脈動，才氣縱橫的他，29歲成為全馬最年輕的報社總編輯。他以歷史的視野評論時事，以文學的筆觸書寫社論，為當代大馬社會留下歷史的見證。
午後的檳城，一場熱帶雷陣雨消除不少暑氣，位在陋巷中的多春茶室，傳來陣陣的咖啡香，不起眼的小店，卻是經營三代的老字號，手工炭烤的麵包，道地的咖啡歐（黑咖啡），不但是當地人午後消磨時光的去處，也是檳城的地下新聞中心，每到下午，各報記者自動來此報到，互相交換訊息，討論時事發展。
「每天下午3點到5點過來，都會遇到老謝！」一位當地的記者朋友告訴我們，要找謝詩堅，到多春茶室就對了。
從天堂來的孩子
謝詩堅的父親謝湖添來自廣東大埔，母親來自浙江，兩人在南方的異鄉相遇，並在日本南侵的前夕結婚，結婚後住在一個藥店樓上，藥店叫做「二天堂」，謝詩堅就是在這家藥店的二樓出生。「華人一般都顧忌上天堂，尤其中藥店通常都取名仁安堂、仁愛堂，都和儒家思想有關，後來我跟屋主女兒（即曾任檳華女子中學校長的張寶珠女士）說，住在妳家好像上天堂，我也曾開玩笑說，我是從天堂來的。」這家藥店是客家人開的，10年前才停業。
日本佔領檳城後，謝詩堅舉家逃難到高淵（Nibong Tebal）地區務農，靠父親種植木薯、地瓜維生，一直到日本投降，又回到喬治市，搬到另一家名叫萬和春的藥店住，因此謝詩堅從小就和藥店結下不解之緣。當時戰後尚未復原，找工作不容易，謝湖添先在余仁生藥店做店員，後來家庭成員愈來愈多，薪水不足維生，透過一位同樣姓謝的客家人介紹，跑去霹靂州的小地方開藥店，那是一個在巴力河（Parit River）畔的馬來甘榜（鄉村），只有少數華人在一條街上開店，「我父親和當地有錢老闆合作，租下半間店面，一邊是腳車修理店，一邊是藥店，父親就睡在店裡，一人身兼數職，賺的錢和老闆一人分一半，幫人看病的紅包就歸自己。」謝詩堅形容父親的一生是個只求60分的人，守著一家小藥店到退休。
風起雲湧的學潮年代
謝詩堅在檳城華文小學畢業後，進入韓江中學就讀，在求學的年代，正好是政治顛簸的時代，學生運動開始蓬勃，左派運動在各個校園蔓延，謝詩堅也在那時受到啟蒙。1963年高中畢業後，謝詩堅投考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系，回想起當年的選擇，謝詩堅特別提及中學時的歷史老師，「中學時的歷史老師叫做陳守仁，是錢穆的得意門生，有一次他給我的試卷100分，我就很奇怪，我問他要不然給我95或98分，歷史哪有100分的？他說，我的問題全部答對，申論的部分也都符合他的想法，為什麼不給100分？後來他鼓勵我可以往這方面發展。」
當年謝詩堅報考南洋大學時，並沒有讓父親知道，偷偷跟著同學一起去，一直到開學前兩週父親回家才告訴他，「他問大概要多少錢，我說聽回來的同學說要兩千馬幣，他說你不要想，不可能的事，怎麼辦？後來他說等他想一個禮拜再答覆。」一個禮拜以後，謝詩堅的父親向老闆預支500塊，謝詩堅再向姨媽借300，總共800塊，就坐火車下去，到了學校，光是報名費和住宿費都不夠，「那時有新加坡的同學比較有錢，本來兩人住一間，自己加床可以住4個人，白天就把床收起來，舍監假裝沒看見，新加坡同學常常回家吃飯，就叫我們去學校食堂吃他們的，就這樣吃住都免錢。」
當時新加坡正值左右派鬥爭的年代，南洋大學的學運也捲入該次的鬥爭，1963年南大學潮，政府十多輛鎮暴車鎮壓，好幾百個學生躺在馬路上，軍方看了都手軟，謝詩堅意氣風發地說，天安門事件時一個人擋坦克，和這比起來，不算什麼。後來政府採取逮捕行動，把學運勢力化整為零，謝詩堅也被新加坡政府驅逐出境，30年不能進新加坡，一直到1996年才解禁。
回到馬來西亞後，謝詩堅的第一個理想是要到美國念博士，走學術研究的路，而且已經申請到喬治亞大學的獎學金，但是因為經濟因素，最後決定放棄機會，剛好那時有報社在徵人，年輕時原本就喜歡寫作的他，覺得應該可以勝任，就這樣進入了星洲日報，一進去前後在報界待了25年。
最年輕的總編輯
謝詩堅的第一個磨練是採訪記者，當時記者很少，什麼新聞都跑，什麼都寫，沒得選擇，謝詩堅印象最深的是跑足球新聞，對足球一竅不通的他，為了寫球評，硬著頭皮到處問人，竟然也寫得像是那麼一回事。就這樣，謝詩堅在這段期間練就了十八般武藝。
當時謝詩堅的頂頭上司是文學家方修，本名叫吳之光，在馬華文學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當時所有新聞都要傳到新加坡給他，由他決定登不登，後來他們成為惺惺相惜的好友。方修對謝詩堅的影響很大，他們經常談論時事，在方修鼓勵下，謝詩堅開始嘗試寫新聞評論。
在採訪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是1967年的檳城大罷市運動，當時因為馬來西亞貨幣同時有馬來國王和英國女王肖像兩種，後來英鎊貶值15%，政府宣布有英女王肖像的馬幣一概貶值15%，使得整個市場大亂，老百姓民怨四起，檳城勞動黨趁機發起罷市運動，要求政府1塊對1塊，當天罷市只是零星的小型示威，最多幾百人，不足為患，但是卻意外發生毆打事件而引發種族騷動，政府立刻宣佈戒嚴，逮捕勞工黨領袖，使得原本單純的抗議貨幣貶值，最後演變為種族衝突，檳城人為此耿耿於懷。以至於在1969年的選舉，馬來西亞發生513種族衝突事件，但是檳城雖然變天，並沒有發生暴動，那是因為大家記取1967年大罷市的教訓。
在星洲日報當5年記者後，謝詩堅轉到星檳日報當編輯，雖然不在線上跑新聞，但是掌握改稿及下標題的權力，而且還是每天寫新聞評論，所以很快地在新聞圈竄起，29歲就升任報社總編輯兼總主筆，可說是破了全馬的紀錄。「我在70年代的檳城政壇可以說是較有影響力，無論什麼政黨，我都保持中立，我也成為獨立評論人，有了自由評論的空間，這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是很重要的原則，保持獨立的新聞處理，比加入政黨活動有更大的空間。」
謝詩堅回憶起當年最風光的時候，連外國大使上任都到報社來拜會他，「美國、中國、蘇聯、澳洲、印度及印尼的大使或參贊都來找我，我說我帶你們去見總經理，他說不用，我是要來見你，為什麼會那麼紅，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中國中央人民電台每隔兩天就會引用星檳日報社論，路透社、法新社也都引用我寫的社論。」
在報界期間，謝詩堅除了持續不綴的寫評論，還先後完成《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巫統政治風暴》、《林蒼佑評傳》及《柬埔寨的悲劇》等著作，為當代的馬來西亞政治發展留下珍貴的歷史見證。
以一隻春秋之筆記錄真實的史實，堅持保持中立客觀的立場，讓謝詩堅在馬來西亞的華文報紙裡塑立鮮明的典範。
辦報失利 棄筆從商
1985年，謝詩堅因為和新老闆理念不合，決定離開星檳日報，自己創辦聯合報業，他只用了24萬令吉（約合台幣240萬，馬幣兌台幣約1︰10，以下同），就把報館辦起來，在當時簡直是天方夜譚，沒想到還真的讓謝詩堅搞得有聲有色，到了1988年每期銷量有5萬5千份，比當時檳城地方大報︰光華日報、星檳日報還多，聯合週刊一期也有兩萬份，報社開始賺錢。可惜後來董事會操之過急，把已停刊的星檳日報頂下來準備復刊，結果出師不利，因為復刊那天面對舊員工抵制，要求解決薪水問題，這樣，停了3個月才在「和解」下復刊，但整個士氣受到打擊，加上廣告有很多欠帳收不回來，頂了半年實在過不去，決定壯士斷臂，全部放掉，聯合報也一起放給別人，謝詩堅決定從此離開報界，並就此封筆，一直到10年後，才又開始寫評論。
這次事件給謝詩堅重重一擊，卻也為他開啟另一條路，從小在藥店長大的他，耳濡目染之下，對中藥材並不陌生，謝詩堅決定把心力全部放在中藥生意，「因為我看到很多老編輯離開後兩袖清風，很沒落，我不想那樣子，所以我用一年時間改頭換面，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生意人，我跑日本、中國、香港、台灣進藥材和藥品，結果一年就翻回來，把辦報虧的都賺了回來，從此不用為錢煩惱。」
從報人變成商人，謝詩堅起先不太適應，他在1980年當總編輯的時候就到中國大陸去探路，因為身份的關係，到處都有人接待，讓他有了錯誤判斷，以為政治可以做生意，等到1989年自己出來做生意的時候，特殊身份沒了，沒有光環，在中國從頭開始，「那些業務員諷刺地說，你很厲害啊！去和我們老總做生意啊！要不然你就不必靠關係坐下來談。就這樣當交心以後，業務員就給你很多優惠，讓你得心應手。」
雖然從此離開報界，但謝詩堅仍然無法忘情他所鍾愛的新聞評論，1999年，在報社邀稿下，他重新執起千秋之筆，將他豐富的學識與獨到的見解，化成一篇篇擲地有聲的評論，甚至從歷史的視野解析以巴衝突，並完成《以巴千年恩怨》及《大馬50金風雲人物》等著作。
投身傳播教育 辦學有聲有色
1996年，謝詩堅基於回饋母校的心情，進入韓江中學董事會，當時全校的人數從原本的3000多人減少到僅剩300多人，「那時我告訴董事會，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關校，一條是重新打造。」謝詩堅臨危受命，協助董事長丹斯裡陳國平實施新薪資政策，吸引優秀的老師任教，並翻新學生宿舍，讓學生免費住宿，花了10年時間，終於讓學生人數穩定維持在1000人上下。
2000年韓江學院成立，謝詩堅除了擔任名譽院長外，還擔任韓江電視新聞中心社長，透過傳播教育，謝詩堅延續他對新聞的熱情，甚至比以往更有成就感，「辦教育會讓人的私心降低，看到學生有成就，真的是比什麼都快樂！」。
投身教育後，謝詩堅一方面深感所學有所不足，一方面實現年輕時想走學術研究的夢想，他重拾書本當起學生，花了6年時間在中國完成碩博士學位，並發表《馬來西亞檳城州華人主導政權的研究》、《“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對馬華新文學的影響》及《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3篇論文，算是對自己的挑戰。
圓客家的3個夢
謝詩堅很早就參與大埔同鄉會及客屬公會，並運用報界廣闊的人脈資源，活躍於檳城的青年團組織，曾舉辦政治座談會，邀請各政黨領袖與青年對談，不過，真正投入客家事務，是在事業有成之後，1996年謝詩堅重回客屬公會，接掌會長職位，並完成3大任務。
第一是原本的會所在1989年被大火燒毀，客屬公會只能在附近學校的小房間寄人籬下，謝詩堅上任後，用兩年時間籌款重建，打造一棟五層樓的全新會館，還客家一個新家。第二是設立全馬第一個客家文物館，「當時我擔任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副會長，我建議把文物館設在檳城！」謝詩堅又花了兩年時間，到馬來西亞各地蒐集資料，並參考新加坡的展場設計，打造第一個客家文物館。這座結合現代與古代風格的文物館，以影像、文字和文物的展示，讓人深入瞭解客家古蹟文化。
第三是浮羅山背客家村，也是謝詩堅有生之年的最後一個夢，浮羅山背是一個位在檳城西南方的美麗山村，也是最早形成的客家聚落，在以福建話為主的檳城，浮羅山背還保留著客家鄉音與產業，當地一群熱心社區發展的中生代，希望把當地打造成以客家文化為主題的樂活生態村。
客家村的靈感來自2007年底台灣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教授團來訪，「其實我很早就發現這裡是客家村，但是又講不出所以然，不過這個部分我自己做不來，需要借助外來資源和官方力量！」目前中央大學正在幫忙做田野調查，謝詩堅希望藉助客家學院的協助，將來可以設一個客家村博物館，呈現客家人在浮羅山背的歷史。
在2009年9月底，謝詩堅代表馬來西亞客聯會署理總會長、浮羅山背客家村總策劃人的身份，與檳州客屬公會，共同提呈“《檳城是大馬客家人的發祥地》—浮羅山背‘客家村’個案研究”備忘錄給檳州首席部長林冠英。
謝詩堅說，馬來西亞客聯會與檳州客屬公會，希望與州政府配合在浮羅山背建立客家文物館，作為檳城文化及旅遊勝地的賣點。他也希望該項提呈可獲得州政府的認可，並撥出一塊土地作為設立浮羅山背客家文物館用途。
他說，雖然客家人在檳城不是最大的族系，但卻是開天闢地的先鋒隊。因為有了客家人的身先士卒，也影響了各籍貫的華人先後從中國南遷至馬來西亞。
此外，為了表揚與紀念客家先賢早年的豐功偉績，客屬公會願意承擔起興建工程的責任，但前提是希望得到檳州政府的全力支持。
目前關於客家村的初步計畫為：
（一）興建一座「土樓式」的浮羅山背客家文物館；
（二）雖名為客家文物館，其實是將浮羅山背各民族的歷史融入一爐，展示山區的文物曆史與風土人情；
（三）既然是文物館，自然向外開放，也要有一個適當的規劃；
（四）最理想的地點是在旅遊景點內或擬辟為旅遊區的地段，有望檳州政府撥出約2萬方尺的土地供客家公會興建一座土樓式的文物館，既有其獨特風格，又能吸引遊客參觀，對促進檳州旅遊業肯定大有幫助。
面對檳城新一代的客家人逐漸被福建化或廣東化，謝詩堅希望透過浮羅山背客家村凝聚客家意識，「其實客家人來檳城已經有200年，在這裡還發現太平天國用的銅錢，洪秀全遠房兄弟的後代就住在浮羅山背，我希望把客家人耕讀傳家的內涵散發出來，從產業、政治、社會關係來重建客家歷史。這不只是我的夢，而是所有客家人的夢！我希望能在3年完成夢想，並且開放給全世界的客家人分享，為客家人再造一次輝煌！」
取自《静水流深》
《靜水流深》東南亞傑出客家人士研討會，左起天下遠見事業群林天來總經理、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張璧翰所長、香港崇正總會黎錦文會長、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黃玉振主委、泰國世界日報黃根和社長、行政院客委會鍾萬梅副主委。
行政院客委會主委黃玉振於《靜水流深─東南亞傑出客家人士研討會》上致詞。 
转载自台湾大纪元网站
～謝詩堅
謝詩堅
1945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祖籍廣東省大埔鄉。
自1966年起，即從事新聞工作達25年，歷任《星洲日報》記者、《星檳日報》總編輯兼總主筆、《聯合報業集團》社長兼總編輯。
目前擔任韓江學院名譽院長、韓江三校董事會總務、檳州客屬公會會長、中國成藥藥酒中心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兼總經理，及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署理事長。
從小記者開始做起，謝詩堅親身經歷了馬來西亞大大小小的政治風暴，也從中掌握了時代脈動，才氣縱橫的他，29歲成為全馬最年輕的報社總編輯。他以歷史的視野評論時事，以文學的筆觸書寫社論，為當代大馬社會留下歷史的見證。
午後的檳城，一場熱帶雷陣雨消除不少暑氣，位在陋巷中的多春茶室，傳來陣陣的咖啡香，不起眼的小店，卻是經營三代的老字號，手工炭烤的麵包，道地的咖啡歐（黑咖啡），不但是當地人午後消磨時光的去處，也是檳城的地下新聞中心，每到下午，各報記者自動來此報到，互相交換訊息，討論時事發展。
「每天下午3點到5點過來，都會遇到老謝！」一位當地的記者朋友告訴我們，要找謝詩堅，到多春茶室就對了。
從天堂來的孩子
謝詩堅的父親謝湖添來自廣東大埔，母親來自浙江，兩人在南方的異鄉相遇，並在日本南侵的前夕結婚，結婚後住在一個藥店樓上，藥店叫做「二天堂」，謝詩堅就是在這家藥店的二樓出生。「華人一般都顧忌上天堂，尤其中藥店通常都取名仁安堂、仁愛堂，都和儒家思想有關，後來我跟屋主女兒（即曾任檳華女子中學校長的張寶珠女士）說，住在妳家好像上天堂，我也曾開玩笑說，我是從天堂來的。」這家藥店是客家人開的，10年前才停業。
日本佔領檳城後，謝詩堅舉家逃難到高淵（Nibong Tebal）地區務農，靠父親種植木薯、地瓜維生，一直到日本投降，又回到喬治市，搬到另一家名叫萬和春的藥店住，因此謝詩堅從小就和藥店結下不解之緣。當時戰後尚未復原，找工作不容易，謝湖添先在余仁生藥店做店員，後來家庭成員愈來愈多，薪水不足維生，透過一位同樣姓謝的客家人介紹，跑去霹靂州的小地方開藥店，那是一個在巴力河（Parit River）畔的馬來甘榜（鄉村），只有少數華人在一條街上開店，「我父親和當地有錢老闆合作，租下半間店面，一邊是腳車修理店，一邊是藥店，父親就睡在店裡，一人身兼數職，賺的錢和老闆一人分一半，幫人看病的紅包就歸自己。」謝詩堅形容父親的一生是個只求60分的人，守著一家小藥店到退休。
風起雲湧的學潮年代
謝詩堅在檳城華文小學畢業後，進入韓江中學就讀，在求學的年代，正好是政治顛簸的時代，學生運動開始蓬勃，左派運動在各個校園蔓延，謝詩堅也在那時受到啟蒙。1963年高中畢業後，謝詩堅投考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系，回想起當年的選擇，謝詩堅特別提及中學時的歷史老師，「中學時的歷史老師叫做陳守仁，是錢穆的得意門生，有一次他給我的試卷100分，我就很奇怪，我問他要不然給我95或98分，歷史哪有100分的？他說，我的問題全部答對，申論的部分也都符合他的想法，為什麼不給100分？後來他鼓勵我可以往這方面發展。」
當年謝詩堅報考南洋大學時，並沒有讓父親知道，偷偷跟著同學一起去，一直到開學前兩週父親回家才告訴他，「他問大概要多少錢，我說聽回來的同學說要兩千馬幣，他說你不要想，不可能的事，怎麼辦？後來他說等他想一個禮拜再答覆。」一個禮拜以後，謝詩堅的父親向老闆預支500塊，謝詩堅再向姨媽借300，總共800塊，就坐火車下去，到了學校，光是報名費和住宿費都不夠，「那時有新加坡的同學比較有錢，本來兩人住一間，自己加床可以住4個人，白天就把床收起來，舍監假裝沒看見，新加坡同學常常回家吃飯，就叫我們去學校食堂吃他們的，就這樣吃住都免錢。」
當時新加坡正值左右派鬥爭的年代，南洋大學的學運也捲入該次的鬥爭，1963年南大學潮，政府十多輛鎮暴車鎮壓，好幾百個學生躺在馬路上，軍方看了都手軟，謝詩堅意氣風發地說，天安門事件時一個人擋坦克，和這比起來，不算什麼。後來政府採取逮捕行動，把學運勢力化整為零，謝詩堅也被新加坡政府驅逐出境，30年不能進新加坡，一直到1996年才解禁。
回到馬來西亞後，謝詩堅的第一個理想是要到美國念博士，走學術研究的路，而且已經申請到喬治亞大學的獎學金，但是因為經濟因素，最後決定放棄機會，剛好那時有報社在徵人，年輕時原本就喜歡寫作的他，覺得應該可以勝任，就這樣進入了星洲日報，一進去前後在報界待了25年。
最年輕的總編輯
謝詩堅的第一個磨練是採訪記者，當時記者很少，什麼新聞都跑，什麼都寫，沒得選擇，謝詩堅印象最深的是跑足球新聞，對足球一竅不通的他，為了寫球評，硬著頭皮到處問人，竟然也寫得像是那麼一回事。就這樣，謝詩堅在這段期間練就了十八般武藝。
當時謝詩堅的頂頭上司是文學家方修，本名叫吳之光，在馬華文學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當時所有新聞都要傳到新加坡給他，由他決定登不登，後來他們成為惺惺相惜的好友。方修對謝詩堅的影響很大，他們經常談論時事，在方修鼓勵下，謝詩堅開始嘗試寫新聞評論。
在採訪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是1967年的檳城大罷市運動，當時因為馬來西亞貨幣同時有馬來國王和英國女王肖像兩種，後來英鎊貶值15%，政府宣布有英女王肖像的馬幣一概貶值15%，使得整個市場大亂，老百姓民怨四起，檳城勞動黨趁機發起罷市運動，要求政府1塊對1塊，當天罷市只是零星的小型示威，最多幾百人，不足為患，但是卻意外發生毆打事件而引發種族騷動，政府立刻宣佈戒嚴，逮捕勞工黨領袖，使得原本單純的抗議貨幣貶值，最後演變為種族衝突，檳城人為此耿耿於懷。以至於在1969年的選舉，馬來西亞發生513種族衝突事件，但是檳城雖然變天，並沒有發生暴動，那是因為大家記取1967年大罷市的教訓。
在星洲日報當5年記者後，謝詩堅轉到星檳日報當編輯，雖然不在線上跑新聞，但是掌握改稿及下標題的權力，而且還是每天寫新聞評論，所以很快地在新聞圈竄起，29歲就升任報社總編輯兼總主筆，可說是破了全馬的紀錄。「我在70年代的檳城政壇可以說是較有影響力，無論什麼政黨，我都保持中立，我也成為獨立評論人，有了自由評論的空間，這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是很重要的原則，保持獨立的新聞處理，比加入政黨活動有更大的空間。」
謝詩堅回憶起當年最風光的時候，連外國大使上任都到報社來拜會他，「美國、中國、蘇聯、澳洲、印度及印尼的大使或參贊都來找我，我說我帶你們去見總經理，他說不用，我是要來見你，為什麼會那麼紅，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中國中央人民電台每隔兩天就會引用星檳日報社論，路透社、法新社也都引用我寫的社論。」
在報界期間，謝詩堅除了持續不綴的寫評論，還先後完成《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巫統政治風暴》、《林蒼佑評傳》及《柬埔寨的悲劇》等著作，為當代的馬來西亞政治發展留下珍貴的歷史見證。
以一隻春秋之筆記錄真實的史實，堅持保持中立客觀的立場，讓謝詩堅在馬來西亞的華文報紙裡塑立鮮明的典範。
辦報失利 棄筆從商
1985年，謝詩堅因為和新老闆理念不合，決定離開星檳日報，自己創辦聯合報業，他只用了24萬令吉（約合台幣240萬，馬幣兌台幣約1︰10，以下同），就把報館辦起來，在當時簡直是天方夜譚，沒想到還真的讓謝詩堅搞得有聲有色，到了1988年每期銷量有5萬5千份，比當時檳城地方大報︰光華日報、星檳日報還多，聯合週刊一期也有兩萬份，報社開始賺錢。可惜後來董事會操之過急，把已停刊的星檳日報頂下來準備復刊，結果出師不利，因為復刊那天面對舊員工抵制，要求解決薪水問題，這樣，停了3個月才在「和解」下復刊，但整個士氣受到打擊，加上廣告有很多欠帳收不回來，頂了半年實在過不去，決定壯士斷臂，全部放掉，聯合報也一起放給別人，謝詩堅決定從此離開報界，並就此封筆，一直到10年後，才又開始寫評論。
這次事件給謝詩堅重重一擊，卻也為他開啟另一條路，從小在藥店長大的他，耳濡目染之下，對中藥材並不陌生，謝詩堅決定把心力全部放在中藥生意，「因為我看到很多老編輯離開後兩袖清風，很沒落，我不想那樣子，所以我用一年時間改頭換面，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生意人，我跑日本、中國、香港、台灣進藥材和藥品，結果一年就翻回來，把辦報虧的都賺了回來，從此不用為錢煩惱。」
從報人變成商人，謝詩堅起先不太適應，他在1980年當總編輯的時候就到中國大陸去探路，因為身份的關係，到處都有人接待，讓他有了錯誤判斷，以為政治可以做生意，等到1989年自己出來做生意的時候，特殊身份沒了，沒有光環，在中國從頭開始，「那些業務員諷刺地說，你很厲害啊！去和我們老總做生意啊！要不然你就不必靠關係坐下來談。就這樣當交心以後，業務員就給你很多優惠，讓你得心應手。」
雖然從此離開報界，但謝詩堅仍然無法忘情他所鍾愛的新聞評論，1999年，在報社邀稿下，他重新執起千秋之筆，將他豐富的學識與獨到的見解，化成一篇篇擲地有聲的評論，甚至從歷史的視野解析以巴衝突，並完成《以巴千年恩怨》及《大馬50金風雲人物》等著作。
投身傳播教育 辦學有聲有色
1996年，謝詩堅基於回饋母校的心情，進入韓江中學董事會，當時全校的人數從原本的3000多人減少到僅剩300多人，「那時我告訴董事會，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關校，一條是重新打造。」謝詩堅臨危受命，協助董事長丹斯裡陳國平實施新薪資政策，吸引優秀的老師任教，並翻新學生宿舍，讓學生免費住宿，花了10年時間，終於讓學生人數穩定維持在1000人上下。
2000年韓江學院成立，謝詩堅除了擔任名譽院長外，還擔任韓江電視新聞中心社長，透過傳播教育，謝詩堅延續他對新聞的熱情，甚至比以往更有成就感，「辦教育會讓人的私心降低，看到學生有成就，真的是比什麼都快樂！」。
投身教育後，謝詩堅一方面深感所學有所不足，一方面實現年輕時想走學術研究的夢想，他重拾書本當起學生，花了6年時間在中國完成碩博士學位，並發表《馬來西亞檳城州華人主導政權的研究》、《“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對馬華新文學的影響》及《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3篇論文，算是對自己的挑戰。
圓客家的3個夢
謝詩堅很早就參與大埔同鄉會及客屬公會，並運用報界廣闊的人脈資源，活躍於檳城的青年團組織，曾舉辦政治座談會，邀請各政黨領袖與青年對談，不過，真正投入客家事務，是在事業有成之後，1996年謝詩堅重回客屬公會，接掌會長職位，並完成3大任務。
第一是原本的會所在1989年被大火燒毀，客屬公會只能在附近學校的小房間寄人籬下，謝詩堅上任後，用兩年時間籌款重建，打造一棟五層樓的全新會館，還客家一個新家。第二是設立全馬第一個客家文物館，「當時我擔任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副會長，我建議把文物館設在檳城！」謝詩堅又花了兩年時間，到馬來西亞各地蒐集資料，並參考新加坡的展場設計，打造第一個客家文物館。這座結合現代與古代風格的文物館，以影像、文字和文物的展示，讓人深入瞭解客家古蹟文化。
第三是浮羅山背客家村，也是謝詩堅有生之年的最後一個夢，浮羅山背是一個位在檳城西南方的美麗山村，也是最早形成的客家聚落，在以福建話為主的檳城，浮羅山背還保留著客家鄉音與產業，當地一群熱心社區發展的中生代，希望把當地打造成以客家文化為主題的樂活生態村。
客家村的靈感來自2007年底台灣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教授團來訪，「其實我很早就發現這裡是客家村，但是又講不出所以然，不過這個部分我自己做不來，需要借助外來資源和官方力量！」目前中央大學正在幫忙做田野調查，謝詩堅希望藉助客家學院的協助，將來可以設一個客家村博物館，呈現客家人在浮羅山背的歷史。
在2009年9月底，謝詩堅代表馬來西亞客聯會署理總會長、浮羅山背客家村總策劃人的身份，與檳州客屬公會，共同提呈“《檳城是大馬客家人的發祥地》—浮羅山背‘客家村’個案研究”備忘錄給檳州首席部長林冠英。
謝詩堅說，馬來西亞客聯會與檳州客屬公會，希望與州政府配合在浮羅山背建立客家文物館，作為檳城文化及旅遊勝地的賣點。他也希望該項提呈可獲得州政府的認可，並撥出一塊土地作為設立浮羅山背客家文物館用途。
他說，雖然客家人在檳城不是最大的族系，但卻是開天闢地的先鋒隊。因為有了客家人的身先士卒，也影響了各籍貫的華人先後從中國南遷至馬來西亞。
此外，為了表揚與紀念客家先賢早年的豐功偉績，客屬公會願意承擔起興建工程的責任，但前提是希望得到檳州政府的全力支持。
目前關於客家村的初步計畫為：
（一）興建一座「土樓式」的浮羅山背客家文物館；
（二）雖名為客家文物館，其實是將浮羅山背各民族的歷史融入一爐，展示山區的文物曆史與風土人情；
（三）既然是文物館，自然向外開放，也要有一個適當的規劃；
（四）最理想的地點是在旅遊景點內或擬辟為旅遊區的地段，有望檳州政府撥出約2萬方尺的土地供客家公會興建一座土樓式的文物館，既有其獨特風格，又能吸引遊客參觀，對促進檳州旅遊業肯定大有幫助。
面對檳城新一代的客家人逐漸被福建化或廣東化，謝詩堅希望透過浮羅山背客家村凝聚客家意識，「其實客家人來檳城已經有200年，在這裡還發現太平天國用的銅錢，洪秀全遠房兄弟的後代就住在浮羅山背，我希望把客家人耕讀傳家的內涵散發出來，從產業、政治、社會關係來重建客家歷史。這不只是我的夢，而是所有客家人的夢！我希望能在3年完成夢想，並且開放給全世界的客家人分享，為客家人再造一次輝煌！」
取自《静水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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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硬頸精神《靜水流深》 20位東南亞客家精英奮鬥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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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水流深》東南亞傑出客家人士研討會，左起天下遠見事業群林天來總經理、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張璧翰所長、香港崇正總會黎錦文會長、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黃玉振主委、泰國世界日報黃根和社長、行政院客委會鍾萬梅副主委。
行政院客委會主委黃玉振於《靜水流深─東南亞傑出客家人士研討會》上致詞。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091221 16:42:26)客家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宛如深海水流，在全球各個角落默默耕耘著，展現傲人成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特別規劃出版《靜水流深》一書，精選 20位貢獻卓著的東南亞客家鄉親，宣揚他們的奮鬥故事，黃玉振主委表示，未來希望每年出版，在五年內將五大洲客家人的硬頸精神與全球讀者分享。
行政院客委會今(21)日選在93巷人文空間，舉辦「靜水流深─東南亞傑出客家人研討會」，香港崇正總會黎錦文會長及泰國世界日報黃根和社長特地遠道回國，暢談海外奮鬥史。黃主委強調，客家語言及文化處於弱勢，需要全球客家鄉親共同努力，發揚客家精神，聯繫客家情感，希望未來在每個地方，都能聽見客語、看見客家。
黃主委進一步指出：「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沒有文化，族群就會滅絕。」行政院客委會全力推動客家語言的保存，推動客家基本法，是為了爭取平權。而藉由各式活動辦理，宣揚客家文化，就是希望能激起年輕人對客家的認同，不分海內外，只要對客家有益的，就應該去做！黃主委表示，《靜水流深》中精選20個最具代表性、最真實的東南亞客家菁英奮鬥故事，希望藉由此書的20個客家典範故事，鼓舞全球客家人，持續為客家努力打拼。
研討會由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總經理林天來擔任主持人，身為客家人，林天來秉持客家堅毅、刻苦的精神，從倉庫管理員做起，直到成為兩百位菁英團隊的領導者，他說，天下遠見平均每三天出版一本書，但他從未像今天這麼興奮又緊張，「因為這是一本為客家而出版的書！」
行政院客委會副主委鍾萬梅以及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所長張翰璧副教授也參與研討會，與香港崇正總會黎錦文會長及泰國世界日報黃根和社長一同交流，互相提出深入的見解與建議，深刻剖析客家文化的未來方向。
香港崇正總會在客家組織中甚為著名，會長黎錦文出生於香港新界，曾於台大哲學系就讀，在留學英國後取得律師資格，並協助中國法制發展，因而在兩岸之間結交許多好友。他不但藉由崇正總會與世界各地的客家組織密切聯繫，進而搭建起兩岸民間和平交流的平台；像是 2006年起舉行的「兩岸三地中學生客家文化夏令營」，或與行政院客委會共同推廣客家文化等，都有很好的成效。
泰國世界日報黃根和社長則出生於上海，隨著家人輾轉遷移至台灣及泰國後，於當地積極參與華僑組織與活動，並利用自己通曉客家話的專長，凝聚僑界力量、發揚傳遞華人文化。而在外交局勢的變化中，他也運用媒體與僑社做為兩岸溝通交流的平台，提供泰僑資訊；並期望在時代的變遷下，能從「質」的方面探討發掘出客家文化的內涵。
訊息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46824
行政院客委會今(21)日選在93巷人文空間，舉辦「靜水流深─東南亞傑出客家人研討會」，香港崇正總會黎錦文會長及泰國世界日報黃根和社長特地遠道回國，暢談海外奮鬥史。黃主委強調，客家語言及文化處於弱勢，需要全球客家鄉親共同努力，發揚客家精神，聯繫客家情感，希望未來在每個地方，都能聽見客語、看見客家。
黃主委進一步指出：「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沒有文化，族群就會滅絕。」行政院客委會全力推動客家語言的保存，推動客家基本法，是為了爭取平權。而藉由各式活動辦理，宣揚客家文化，就是希望能激起年輕人對客家的認同，不分海內外，只要對客家有益的，就應該去做！黃主委表示，《靜水流深》中精選20個最具代表性、最真實的東南亞客家菁英奮鬥故事，希望藉由此書的20個客家典範故事，鼓舞全球客家人，持續為客家努力打拼。
研討會由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總經理林天來擔任主持人，身為客家人，林天來秉持客家堅毅、刻苦的精神，從倉庫管理員做起，直到成為兩百位菁英團隊的領導者，他說，天下遠見平均每三天出版一本書，但他從未像今天這麼興奮又緊張，「因為這是一本為客家而出版的書！」
行政院客委會副主委鍾萬梅以及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所長張翰璧副教授也參與研討會，與香港崇正總會黎錦文會長及泰國世界日報黃根和社長一同交流，互相提出深入的見解與建議，深刻剖析客家文化的未來方向。
香港崇正總會在客家組織中甚為著名，會長黎錦文出生於香港新界，曾於台大哲學系就讀，在留學英國後取得律師資格，並協助中國法制發展，因而在兩岸之間結交許多好友。他不但藉由崇正總會與世界各地的客家組織密切聯繫，進而搭建起兩岸民間和平交流的平台；像是 2006年起舉行的「兩岸三地中學生客家文化夏令營」，或與行政院客委會共同推廣客家文化等，都有很好的成效。
泰國世界日報黃根和社長則出生於上海，隨著家人輾轉遷移至台灣及泰國後，於當地積極參與華僑組織與活動，並利用自己通曉客家話的專長，凝聚僑界力量、發揚傳遞華人文化。而在外交局勢的變化中，他也運用媒體與僑社做為兩岸溝通交流的平台，提供泰僑資訊；並期望在時代的變遷下，能從「質」的方面探討發掘出客家文化的內涵。
訊息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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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杰出客家人士研讨会 致力文化保存
【大纪元12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陈霆台湾台北采访报导）一直以来，由于客家人的刻苦坚忍，使得他们的努力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可抹灭的影响力，然而今日这个族群，却在文化上面临快速流失的危机。
有鉴于此，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特于12月21日，举办“《静水流深》—东南亚杰出客家人士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及东南亚客家组织代表，分析客家人的海外适应历程，希望藉由了解客家族群于当地的在地化过程，进而激发出更多保存、发展客家文化元素的作法。
行政院客委会主委黄玉振表示，据统计目前全球的客家族群人口约有8,000万到1亿，而能够使用客语交谈的人口，却约略只有 3,000万人，由语言上就可以充分显现出其在文化上的流失。
此外，黄玉振更表示，据一份美国的研究，在2000年时，能使用客语的人口约有3,500万，到了2005年，只剩下了3,000万人，这种文化流失的速度，才是当今真正需要担心的难题。
在本次研讨会上共邀请了，中央大学客家社会文化研究所所长张翰璧、泰国世界日报社长黄根和及香港崇正总会会长黎锦文等。
在讨论中，张翰璧表示，在各地的文化保存上，难题常是世代间对于“客家文化”的定义不同。年轻人往往认为，文化上没有“正统”与“非正统”，但中老年对“正统”的看法却有所坚持。因此只有深入了解客家文化深入当地的过程，才能够找到保存文化的办法。
黄玉振表示，本次出刊新书《静水流深—东南亚廿客家良材》，共介绍了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及泰国5个地区，采访了20名客家人士的奋斗故事，而本书是预计推行5年计划中的一部分，未来希望以一年一书的方式，深度研究客家文化在五大洲的发展现况。
有鉴于此，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特于12月21日，举办“《静水流深》—东南亚杰出客家人士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及东南亚客家组织代表，分析客家人的海外适应历程，希望藉由了解客家族群于当地的在地化过程，进而激发出更多保存、发展客家文化元素的作法。
行政院客委会主委黄玉振表示，据统计目前全球的客家族群人口约有8,000万到1亿，而能够使用客语交谈的人口，却约略只有 3,000万人，由语言上就可以充分显现出其在文化上的流失。
此外，黄玉振更表示，据一份美国的研究，在2000年时，能使用客语的人口约有3,500万，到了2005年，只剩下了3,000万人，这种文化流失的速度，才是当今真正需要担心的难题。
在本次研讨会上共邀请了，中央大学客家社会文化研究所所长张翰璧、泰国世界日报社长黄根和及香港崇正总会会长黎锦文等。
在讨论中，张翰璧表示，在各地的文化保存上，难题常是世代间对于“客家文化”的定义不同。年轻人往往认为，文化上没有“正统”与“非正统”，但中老年对“正统”的看法却有所坚持。因此只有深入了解客家文化深入当地的过程，才能够找到保存文化的办法。
黄玉振表示，本次出刊新书《静水流深—东南亚廿客家良材》，共介绍了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及泰国5个地区，采访了20名客家人士的奋斗故事，而本书是预计推行5年计划中的一部分，未来希望以一年一书的方式，深度研究客家文化在五大洲的发展现况。
转载自台湾大纪元网站
29.12.09
对独中拨款公平就好 （天下纵横）
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华文教育在海外不断滋长。虽然接踵而来它面对不少的波折、打击和挑战，但华社依然坚守母语教育的阵地，一直到六十年代独立后的第一份名为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公布。这份报告书是在1960年发表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它明确地规定所有的华文中学或则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由政府统一办学和管理；或则不接受改制成为独立中学。这意味着不改制的华文中学只能自力更生，不再享有政府的津贴。
在当时，坚持走独中路线的是林连玉，他也因之被吊销教师证和公民权。在那个时候，总数70间的华文中学，有超过2/3接受改制，也就是54间转成国民型中学，只剩下16间不改制而被称为独立中学。不知道是喜或是悲，林连玉的“牺牲”也只唤醒1/3的华中坚守岗位。直到今天，当我们还在悼念林连玉时或借用林连玉的名字来推动什么活动时，我们可曾想到这位老家人在后来其实是很寂寞和无奈的。因为他终究无法让所有的华文中学坚守不变的原则。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出现那么多间的独立中学？以致在今天有60间的总数。原来接受改制的国民型中学不久后又再增设相同校名的独立中学，以收容超龄和挤不进国民型中学的学生。初期（六七十年代）它们称之为“私立中学”，避免用“独中”太显眼和敏感，后来才公开地称为独立中学。不过除了极少数外，大多数的独中不仅面对校舍缺乏，师资的短缺，也面对生源的减少的困境。尽管这些的独中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所有的独中都在艰辛的环境中挣扎生存和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
就拿槟城来说，5间独中各有不同，也有大有小。它们常年都面对入不敷出的苦恼，而董事会及华社都无怨无悔地付出和奉献，为的是点亮那一盏“华文教育灯”。
大概在五六年前，槟州的独中开始获得槟州政府的“体恤”，每年拨出有限的拨款资助或每间4万或5万。虽然是杯水车薪和微不足道，但也算是一个小突破。除了槟州政府的援助金外，独中获得额外的拨款通常都发生在选举年，数目也不一定，就是不能制度化下来。由此来看独中，它确是政治的产儿，也得不到合理的关照。
未想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竟然有新情况出现，那就是换了政府，也做出更大的承诺，较为显著的包括槟州政府在今年拨出一百万元给5间独中。但在不平分的原则下，有了节外生枝的争议。
有人说，过去给四五万，大家相安无事，现在给这么多钱，还不满足？这不是满不满足的问题，而是公平原则的问题。即使槟州政府只拨出5万元，每间分1万元，大家都无话可说，无“数”可争。问题就出在对一方的“同情和体恤”而牺牲另一方的既得数额，心理自然不好受。
在12月18日的那一天，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又请5间独中董事商议拨款事，因为明年将增加一百万，合共二百万元，是否一百万平分，另一百万供申请来分配？林冠英希望集思广益。不过独中的绝大部分董事主张平均拨款，各给40万元，不要再搞“特殊”，因为每间独中都是“钱不够用”的。因此我的意见也是平分最合理，因为今年给其中一间40多万元；若明年它再申请增拨款是否又再多给？这对其他独中公平吗？若认为应轮流增拨，等于心中存有公平的轮流概念。若是这样，与其如此转来转去，不如每年都公平分配，正可免减争议，而槟州政府的拨款也皆大欢喜，否则会变成“好心做坏事”（起争议），这就失掉拨款的意义了。除非明年槟州政府宣布再增拨款，但指明是按申请拨给，也不一定要发，宁缺毋滥。这样一来肯定没有独中会争议，因为已言明是另立申请教育基金或设立独中生奖学金，让各校呈上申请书供政府的委员会审批。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有太大的奢求，毕竟槟州政府也有其难处。
刊登于2009年12月28日《号外周报》第460期
在当时，坚持走独中路线的是林连玉，他也因之被吊销教师证和公民权。在那个时候，总数70间的华文中学，有超过2/3接受改制，也就是54间转成国民型中学，只剩下16间不改制而被称为独立中学。不知道是喜或是悲，林连玉的“牺牲”也只唤醒1/3的华中坚守岗位。直到今天，当我们还在悼念林连玉时或借用林连玉的名字来推动什么活动时，我们可曾想到这位老家人在后来其实是很寂寞和无奈的。因为他终究无法让所有的华文中学坚守不变的原则。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出现那么多间的独立中学？以致在今天有60间的总数。原来接受改制的国民型中学不久后又再增设相同校名的独立中学，以收容超龄和挤不进国民型中学的学生。初期（六七十年代）它们称之为“私立中学”，避免用“独中”太显眼和敏感，后来才公开地称为独立中学。不过除了极少数外，大多数的独中不仅面对校舍缺乏，师资的短缺，也面对生源的减少的困境。尽管这些的独中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所有的独中都在艰辛的环境中挣扎生存和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
就拿槟城来说，5间独中各有不同，也有大有小。它们常年都面对入不敷出的苦恼，而董事会及华社都无怨无悔地付出和奉献，为的是点亮那一盏“华文教育灯”。
大概在五六年前，槟州的独中开始获得槟州政府的“体恤”，每年拨出有限的拨款资助或每间4万或5万。虽然是杯水车薪和微不足道，但也算是一个小突破。除了槟州政府的援助金外，独中获得额外的拨款通常都发生在选举年，数目也不一定，就是不能制度化下来。由此来看独中，它确是政治的产儿，也得不到合理的关照。
未想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竟然有新情况出现，那就是换了政府，也做出更大的承诺，较为显著的包括槟州政府在今年拨出一百万元给5间独中。但在不平分的原则下，有了节外生枝的争议。
有人说，过去给四五万，大家相安无事，现在给这么多钱，还不满足？这不是满不满足的问题，而是公平原则的问题。即使槟州政府只拨出5万元，每间分1万元，大家都无话可说，无“数”可争。问题就出在对一方的“同情和体恤”而牺牲另一方的既得数额，心理自然不好受。
在12月18日的那一天，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又请5间独中董事商议拨款事，因为明年将增加一百万，合共二百万元，是否一百万平分，另一百万供申请来分配？林冠英希望集思广益。不过独中的绝大部分董事主张平均拨款，各给40万元，不要再搞“特殊”，因为每间独中都是“钱不够用”的。因此我的意见也是平分最合理，因为今年给其中一间40多万元；若明年它再申请增拨款是否又再多给？这对其他独中公平吗？若认为应轮流增拨，等于心中存有公平的轮流概念。若是这样，与其如此转来转去，不如每年都公平分配，正可免减争议，而槟州政府的拨款也皆大欢喜，否则会变成“好心做坏事”（起争议），这就失掉拨款的意义了。除非明年槟州政府宣布再增拨款，但指明是按申请拨给，也不一定要发，宁缺毋滥。这样一来肯定没有独中会争议，因为已言明是另立申请教育基金或设立独中生奖学金，让各校呈上申请书供政府的委员会审批。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有太大的奢求，毕竟槟州政府也有其难处。
刊登于2009年12月28日《号外周报》第460期
民联“亮剑”志在整合？（直挂云帆）
在马来西亚历史上，反对党形成一个阵线与执政党抗衡不是没有，但像民联在12月19日提出的较为完整的共同纲领和治国方略是头一遭，因此值得重视和剖析。因为这个组合力图在思维上灌输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国家，而不再以种族作为论述的基调。
被视为民联新政纲框架的草拟人再益依布拉欣（公正党最高理事，前首相署部长）说，这是历史性的创举，也是民联的指南针和指导方向，我们必须达致我们的目标。
从民联的共同纲领来看，它和国阵主席纳吉所倡议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反映出两者之间认同一切以马来西亚人作为先导，但彼此有不同的诠释。在国阵这方面，它宣扬以马来西亚（不分东马和西马）作为一个整体，使其凝聚成一个完整的国家，所有的人民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保护和得到宪法的保障。
在民联这方面，它也强调了非种族性的政策和调低宗教的分歧。虽然不尽善尽美，但它的《人民契约》所宣誓出来的改革，诉诸公平与正义的言词也成了民联的资产。至于它是否能一一贯彻，那是后话。至少在308后的近两年，民联能在备受煎熬与变数难料中脱颖而出的成功制订共同纲领，确实是反对党政治的一大突破。
回顾马来西亚独立之前，政党能结盟成功且在选举时胜出的只有“联盟”，它是在1953年由巫统和马华组成，翌年加入了印度国大党。1955年起，这个联合阵线在普选中胜出而组成马来亚自治邦政府，并在1957年成功领导马来亚联合邦走向独立。
打从独立的那一天开始，反对党也尝试组成阵线，那就是1957年由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它标榜左派，与打正右派的联盟争一长短，。1963年，社阵又加入“国民议会党”（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与联盟一样，由三党组成。可惜1964年在马印对抗下的大选，社阵一败涂地。隔年，其马来领袖被指卷入海外流亡政府而被捕，社阵也由于其他因素在1965年解散。反对党阵线不复存在。
1969年的大选，反对党没有组成阵线，只是“君子协定”，以一对一抗衡联盟候选人，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反对党大胜。联盟虽再执政中央，但黯然失色。接着“513”悲剧发生，待到国会民主重开（1971年），政局已全面改观，执政联盟自我扩大成国阵（1974年），反对党被收编，仅剩民主行动党孤军作战。
从1969年到1990年的整整21年内，反对党只有分裂和互斗，没有合作的余地，以致国阵的势力固若金汤，所谓反对党阵线只是历史的痕迹。
但1990年突有一个逆转，那就是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他成功地拉拢回教党与行动党分别组成回教团结力量及人民阵线，以向国阵全面开战。那个时候，加入行动党的林晃升借势提出两线政治，结果功败垂成。
这样一来，又过了8年，那就是1998年安华在巫统跌马后，他大胆地创组公正党、回教党与行动党“三合一”的反对党联合阵线，简称“反阵”。
1999年的大选，是反阵的试金石，结果回教党大胜，公正党表现平平，行动党差强人意。人民似乎接受在马来西亚“两线制”的政治是不存在的，因为反对党无法结成如同国阵的政治势力，也就是不能相庭抗礼。同时人民也似乎认为1969年的政局改变的事不会重演，也没有在意变不变天；尤其是在2004年大选成绩的一面倒向国阵后，人们更是相信国阵不败的神话。
马来西亚政治的发展从独立到2007年的50年间，其间的变化并没有给反对党预留“改朝换代”的大空间，即使1969年民政在槟城的变天中上台，也还是被国阵收编。即使1985年人民团结党在沙巴上台，也在1995年被拉下台（因拜林背叛国阵，被马哈迪反击成功）以及即使1999年回教党在登嘉楼上台执政，在5年后又回到国阵怀抱。凡此种种，让人对反对党的抬头与变天留下谜团和问号。
虽然历史一再告诫人民，反对党是鲜有作为的，但只有一个人不信邪，他就是今天民联共主安华依布拉欣。
安华在2004年大选半年后（8月）获得释放，他用全副的精神放在延续其烈火莫熄的斗争。他自认太了解巫统的政治，只要遇到恰当的时机，他可以成功翻盘，但巫统完全不相信安华有此影响力。它认为安华是一个过气的人物，不会有大作为。也许等在他前面的是如何在峇东埔结束他的政治生涯和公正党的历史。
从一个现实来看，回教党与行动党仍是不咬弦的一对，安华怎样使到它们又重新进行松弛的合作？既难以思议也是反对党无可奈何中的认可。因为回教党需要安华的影响力说服马来人支持反对党；同样的，行动党也需要安华发挥其魅力说服马来人和华印选民把票投给政改的反对党。在大家都不能没有安华下，安华在2008年创造政治奇迹，他再一次从废墟中站立起来。
接着下来有太多的挑战和打击发生在安华的身上，回教党的立场又一度暧昧，有与巫统商议团结政府的可行性；公正党内的一些议员的叛变，以致丧失了吡州政权及行动党面对公正党一些议员的压力和回教议题的挑战，在在使到民联组合处在风雨飘摇中。就在三党结盟出现“危机”的时刻，安华又急切的整合，结果有了今日的大宣言的出现。这对国阵不啻是新的挑战，因为当下的国阵，其成员党的不稳定因素也影响了国阵整局的形象。马华及民政的内耗及人联党的安逸现状，沙因结党的略有微言也给国阵带来一些压力，相比之下，民联又显得协调与合作。这就是说，国阵不能回避民联的新攻势。
刊登于2009年12月24日《东方日报》
被视为民联新政纲框架的草拟人再益依布拉欣（公正党最高理事，前首相署部长）说，这是历史性的创举，也是民联的指南针和指导方向，我们必须达致我们的目标。
从民联的共同纲领来看，它和国阵主席纳吉所倡议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反映出两者之间认同一切以马来西亚人作为先导，但彼此有不同的诠释。在国阵这方面，它宣扬以马来西亚（不分东马和西马）作为一个整体，使其凝聚成一个完整的国家，所有的人民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保护和得到宪法的保障。
在民联这方面，它也强调了非种族性的政策和调低宗教的分歧。虽然不尽善尽美，但它的《人民契约》所宣誓出来的改革，诉诸公平与正义的言词也成了民联的资产。至于它是否能一一贯彻，那是后话。至少在308后的近两年，民联能在备受煎熬与变数难料中脱颖而出的成功制订共同纲领，确实是反对党政治的一大突破。
回顾马来西亚独立之前，政党能结盟成功且在选举时胜出的只有“联盟”，它是在1953年由巫统和马华组成，翌年加入了印度国大党。1955年起，这个联合阵线在普选中胜出而组成马来亚自治邦政府，并在1957年成功领导马来亚联合邦走向独立。
打从独立的那一天开始，反对党也尝试组成阵线，那就是1957年由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它标榜左派，与打正右派的联盟争一长短，。1963年，社阵又加入“国民议会党”（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与联盟一样，由三党组成。可惜1964年在马印对抗下的大选，社阵一败涂地。隔年，其马来领袖被指卷入海外流亡政府而被捕，社阵也由于其他因素在1965年解散。反对党阵线不复存在。
1969年的大选，反对党没有组成阵线，只是“君子协定”，以一对一抗衡联盟候选人，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反对党大胜。联盟虽再执政中央，但黯然失色。接着“513”悲剧发生，待到国会民主重开（1971年），政局已全面改观，执政联盟自我扩大成国阵（1974年），反对党被收编，仅剩民主行动党孤军作战。
从1969年到1990年的整整21年内，反对党只有分裂和互斗，没有合作的余地，以致国阵的势力固若金汤，所谓反对党阵线只是历史的痕迹。
但1990年突有一个逆转，那就是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他成功地拉拢回教党与行动党分别组成回教团结力量及人民阵线，以向国阵全面开战。那个时候，加入行动党的林晃升借势提出两线政治，结果功败垂成。
这样一来，又过了8年，那就是1998年安华在巫统跌马后，他大胆地创组公正党、回教党与行动党“三合一”的反对党联合阵线，简称“反阵”。
1999年的大选，是反阵的试金石，结果回教党大胜，公正党表现平平，行动党差强人意。人民似乎接受在马来西亚“两线制”的政治是不存在的，因为反对党无法结成如同国阵的政治势力，也就是不能相庭抗礼。同时人民也似乎认为1969年的政局改变的事不会重演，也没有在意变不变天；尤其是在2004年大选成绩的一面倒向国阵后，人们更是相信国阵不败的神话。
马来西亚政治的发展从独立到2007年的50年间，其间的变化并没有给反对党预留“改朝换代”的大空间，即使1969年民政在槟城的变天中上台，也还是被国阵收编。即使1985年人民团结党在沙巴上台，也在1995年被拉下台（因拜林背叛国阵，被马哈迪反击成功）以及即使1999年回教党在登嘉楼上台执政，在5年后又回到国阵怀抱。凡此种种，让人对反对党的抬头与变天留下谜团和问号。
虽然历史一再告诫人民，反对党是鲜有作为的，但只有一个人不信邪，他就是今天民联共主安华依布拉欣。
安华在2004年大选半年后（8月）获得释放，他用全副的精神放在延续其烈火莫熄的斗争。他自认太了解巫统的政治，只要遇到恰当的时机，他可以成功翻盘，但巫统完全不相信安华有此影响力。它认为安华是一个过气的人物，不会有大作为。也许等在他前面的是如何在峇东埔结束他的政治生涯和公正党的历史。
从一个现实来看，回教党与行动党仍是不咬弦的一对，安华怎样使到它们又重新进行松弛的合作？既难以思议也是反对党无可奈何中的认可。因为回教党需要安华的影响力说服马来人支持反对党；同样的，行动党也需要安华发挥其魅力说服马来人和华印选民把票投给政改的反对党。在大家都不能没有安华下，安华在2008年创造政治奇迹，他再一次从废墟中站立起来。
接着下来有太多的挑战和打击发生在安华的身上，回教党的立场又一度暧昧，有与巫统商议团结政府的可行性；公正党内的一些议员的叛变，以致丧失了吡州政权及行动党面对公正党一些议员的压力和回教议题的挑战，在在使到民联组合处在风雨飘摇中。就在三党结盟出现“危机”的时刻，安华又急切的整合，结果有了今日的大宣言的出现。这对国阵不啻是新的挑战，因为当下的国阵，其成员党的不稳定因素也影响了国阵整局的形象。马华及民政的内耗及人联党的安逸现状，沙因结党的略有微言也给国阵带来一些压力，相比之下，民联又显得协调与合作。这就是说，国阵不能回避民联的新攻势。
刊登于2009年12月24日《东方日报》
1949年改写历史 （跃马扬鞭）
《亚洲周刊》在12月13日出版的那一期，用封面突显了1949年改变马来半岛的政治生态，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华人命运的主题。
为什么是1949年而不是1948年？原来作者之一的林友顺提出一个议题，马来西亚什么时候有一部“马来半岛的1949”？正如龙应台书写了《一九四九大江大海》那样。我没有读过龙应台这本著作，因此不便置评。但针对《亚洲周刊》的4篇相关报导，我认为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的启发。正如其总编辑邱立本在《封面笔记》中所说：“1949年中国政权易帜，竟是意外地改变了这半岛的命运轨迹。这使几百万的华人，立刻面对了身份的认同的改变”。一方面是当权者的“去中国化”；另一方面是华社撑起华文教育一片天。经过60年的煎熬和考验，马新华人又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用另一种形式与新的身份相互拥抱再续前缘。
其实在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马中已开始政经往来，也有少数华人在马来半岛落脚，写下华人南来的第一章。但如果将后来的历史的轨迹连串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华人大规模南来始于英殖民时代，它处心积虑操控华人的命运长达200年之久，既要华工开发处女地，又担心华人亲华而反殖。这一段的历史十分重要，也只有厘清这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为什么我们在今天是这样的生活着？而我们的先贤又是经过了多少苦难和艰辛的奋斗才走到今天？
（一） 从1405年起到1433年止，郑和前后七下西洋，历时28年。而马六甲王朝兴起于1402年，消失于1511年。它被认为是马来亚历史的开端，且对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文化交流念念不忘。
（二） 1511年葡萄牙攻下马六甲王国，成为第一个西方侵略者。1641年荷兰攻下马六甲，是为第二个西方侵略者。尽管这两个西方列强不是占据整个马来半岛，但它们在马六甲留下的葡萄牙村及荷兰建筑物也点缀了这片古老的土地（马六甲也因而在2008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之一）
（三） 1786年英国占有槟榔屿，是为第三个殖民者，华人乃大举南迁。1819年英国又拿下新加坡。1824年英国用明古连港（在苏岛）与荷兰交换马六甲。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并成“海峡殖民地”，整个马六甲海峡成了英国舰队的天下。它在1840年掀起鸦片战争，并在1842年强制清廷割让香港予英国。从此槟榔屿、新加坡（当然也包括马六甲）与香港连成一条线，成为英国打开亚洲门户的驿站。
紧接着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的签署，将权力伸入马来半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终于掌控整个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两者合称马来亚。
（四） 1941年杪，日军开进马来半岛，拿下槟城，继之在1942年全面占有马新两地，是为第四个侵略者。日军犯下罪行罄竹难书，华人也因被指为亲中抗日而大遭殃。加之英军的弃械而降，导致马来亚人民，主要是华人参加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形成一股抗衡的军事力量，更在1943 年与英军密谋合作抗日。而在这之前，英殖民政府对马共和亲共份子是采取驱逐和监禁手法，彼此之间势不两立。未想竟能合作抗日，简直不可思议。
（五）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成为主力走出森林，英军急切重临，用军事力量钳制马共活动；也密切关注国共内战。在审时度势后，英国意识到中国即将变成红色，若不及时出手，恐怕骨牌效应即将发生。于是有了1948年的紧急法令的实施，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与此同时，将华人驱赶入集中营（后来的新村），以切断对马共的援助。虽然马华公会适时在1949年成立，打出照顾新村华人的名堂，但也是英政府用右派与国民党的华人对付亲共的政团和华人的政治筹码。
就这样，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的那一刻，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的华人都在紧急法令下或政治压力下备受折磨和欺压。究其因乃是西方国家对共产开展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冷战的世界也因此在战后建立起来。马来半岛的华人在战战兢兢中，也有一股力量加入民族解放运动，终于在1957年迎来了马来亚的独立。这一段的历史印证了海外华人怎样从一个政治孤儿争取到成为政治主人的不平坦和不简单的历程。
因此1949年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马新政局，但一甲子后还是血浓于水，海外华人通过民族纽带与文化传承在神州大地擦出新的火花。
刊登于2009年12月21日 《南洋商报》
为什么是1949年而不是1948年？原来作者之一的林友顺提出一个议题，马来西亚什么时候有一部“马来半岛的1949”？正如龙应台书写了《一九四九大江大海》那样。我没有读过龙应台这本著作，因此不便置评。但针对《亚洲周刊》的4篇相关报导，我认为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的启发。正如其总编辑邱立本在《封面笔记》中所说：“1949年中国政权易帜，竟是意外地改变了这半岛的命运轨迹。这使几百万的华人，立刻面对了身份的认同的改变”。一方面是当权者的“去中国化”；另一方面是华社撑起华文教育一片天。经过60年的煎熬和考验，马新华人又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用另一种形式与新的身份相互拥抱再续前缘。
其实在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马中已开始政经往来，也有少数华人在马来半岛落脚，写下华人南来的第一章。但如果将后来的历史的轨迹连串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华人大规模南来始于英殖民时代，它处心积虑操控华人的命运长达200年之久，既要华工开发处女地，又担心华人亲华而反殖。这一段的历史十分重要，也只有厘清这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为什么我们在今天是这样的生活着？而我们的先贤又是经过了多少苦难和艰辛的奋斗才走到今天？
（一） 从1405年起到1433年止，郑和前后七下西洋，历时28年。而马六甲王朝兴起于1402年，消失于1511年。它被认为是马来亚历史的开端，且对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文化交流念念不忘。
（二） 1511年葡萄牙攻下马六甲王国，成为第一个西方侵略者。1641年荷兰攻下马六甲，是为第二个西方侵略者。尽管这两个西方列强不是占据整个马来半岛，但它们在马六甲留下的葡萄牙村及荷兰建筑物也点缀了这片古老的土地（马六甲也因而在2008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之一）
（三） 1786年英国占有槟榔屿，是为第三个殖民者，华人乃大举南迁。1819年英国又拿下新加坡。1824年英国用明古连港（在苏岛）与荷兰交换马六甲。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并成“海峡殖民地”，整个马六甲海峡成了英国舰队的天下。它在1840年掀起鸦片战争，并在1842年强制清廷割让香港予英国。从此槟榔屿、新加坡（当然也包括马六甲）与香港连成一条线，成为英国打开亚洲门户的驿站。
紧接着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的签署，将权力伸入马来半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终于掌控整个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两者合称马来亚。
（四） 1941年杪，日军开进马来半岛，拿下槟城，继之在1942年全面占有马新两地，是为第四个侵略者。日军犯下罪行罄竹难书，华人也因被指为亲中抗日而大遭殃。加之英军的弃械而降，导致马来亚人民，主要是华人参加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形成一股抗衡的军事力量，更在1943 年与英军密谋合作抗日。而在这之前，英殖民政府对马共和亲共份子是采取驱逐和监禁手法，彼此之间势不两立。未想竟能合作抗日，简直不可思议。
（五）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成为主力走出森林，英军急切重临，用军事力量钳制马共活动；也密切关注国共内战。在审时度势后，英国意识到中国即将变成红色，若不及时出手，恐怕骨牌效应即将发生。于是有了1948年的紧急法令的实施，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与此同时，将华人驱赶入集中营（后来的新村），以切断对马共的援助。虽然马华公会适时在1949年成立，打出照顾新村华人的名堂，但也是英政府用右派与国民党的华人对付亲共的政团和华人的政治筹码。
就这样，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的那一刻，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的华人都在紧急法令下或政治压力下备受折磨和欺压。究其因乃是西方国家对共产开展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冷战的世界也因此在战后建立起来。马来半岛的华人在战战兢兢中，也有一股力量加入民族解放运动，终于在1957年迎来了马来亚的独立。这一段的历史印证了海外华人怎样从一个政治孤儿争取到成为政治主人的不平坦和不简单的历程。
因此1949年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马新政局，但一甲子后还是血浓于水，海外华人通过民族纽带与文化传承在神州大地擦出新的火花。
刊登于2009年12月21日 《南洋商报》
28.12.09
黄泉安是“市长”料子—回应公开招聘市主席之议 （现代春秋）
今年2月的时候，我在本栏发表题为《推荐黄泉安出任槟岛“市长”》一文后，没有得到他的直接回应。未想在11月时，黄泉安也在本版发表题为《公开招聘市政局主席》的文章，与我较早前的议题相映成趣，值得进一步探讨。
很显然的，黄泉安的理论基本上与我的观点相差不是太远，唯一不同的是：我向来主张政治人物担任市政局主席，而黄泉安则倾向公开招聘市主席。
我不敢说黄泉安的建议“天真”，但我敢说好像行不通，理由如下：①这市主席是一个权力相当大的官职，虽然屈从于首席部长之下，但举凡地方事务如大兴土木或小兴屋宇事项都归市政局管，即使首席部长住的官邸或私邸，也要经市政局一关才能取得“合法”地位。 ②首席部长的权力是州宪法赋予的，是民选出来的；市主席的权力是地方政府法令制定的，曾是民选，现在是委任。两者各有功能。严格来说，槟州的两个地方议会（威省市政局及槟岛市政局）几乎分享了首席部长一半的权力。③举例来说，老百姓每天醒来面对的问题莫不与市政局有关，沟渠不通，街灯失灵，垃圾处处都要找市议员或市局官员来解决，很少涉及非找首席部长论理不可。
这就是说，市政局看起来权力大不如州政府，但它管的事可够多和够细，也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州政府都会想法设法控制市政局，以让这个机构直接为民服务或最低限度为执政党服务。因此很难想象这样的重要职位可以招聘？也不合逻辑（最好也是民选，以和世界级的大城市媲美）。
今天我们对市政局结构有争议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在1965年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将之纳为州政府管制的体系后所衍生的一连串的改变和抗议，指责中央扼杀地方民主；尤其是反对党大力鞭伐政府开民主倒车。
自此之后，由于地方议会归州政府管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由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委派主管人员，直到1976年地方政府修正法令出炉后，终于制度化地方议会或市政局由中央和各州政府共管。但不知是谁订的规矩，在林苍祐担任首席部长时，他是主张和同意由公务员担任市政局主席，政党则按比例分配出任市议员。这就是说，地方议会或市政局已变成执政党操控的外围组织，也成为政治利益的角逐场。
为什么林苍祐不直接委任其党领袖担任市政局主席？是否有中央的指示或压力，我们不得而知。久而久之，老百姓也真以为只有公务员才有资格出任主席而未置疑其为什么？也只有到了1990年大选民政只保住7席，而巫统保有12席，合起来以19席执政（槟州议会当时共33席）后才突然地出现一个逆转。
民政原本建议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但巫统基于政治现实认为不妥，乃劝服民政党人出任，并同意也让民政党人担任槟岛市政局主席（因为在民政党看来，没有市政局主席，民政的执政槟州是弱势和不具实权的）。就这样槟州民政主席陈锦华以政治人物身份（首次）出任市主席，辅佐新任首席部长许子根。民政的影响力也随之膨胀，直接地巩固了民政在槟州的主导地位。1996年陈锦华的市主席职位被丁福南取代，同样是政治人物驾驭市政局，并没有人置疑这样的安排是错误的，因为市主席与首席部长相辅相行，彰显了槟州政府的治州能力。
可是到了1999年大选后，也不知为什么市政局主席又回到公务员担任？表面理由是丁福南已升任州行政议员，不能身兼两职，但理由不够充足，因民政大有人才。因此背后是否有政治压力，许子根没说，我们也存疑。
因为制度的打回原形，遂使到槟州政府的影响力逐渐褪色，许子根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权力被架空”的危机（2006年巫青拉布条羞辱许子根，未被处分反映了某些巫统领袖的自大与目中无人）。也因为这样，民政党在2008年大选遭遇滑铁芦，输得不清不楚，不能不说与权力结构的被分化有关。
在另一方面，反对党也抓紧机会向执政党开炮，行动党更在大选前力倡还民第三张票（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以刺激选民支持反对党上台。
现在反对党上台了，林冠英也当了首席部长，就是对第三张票提不出一个方案来。虽然通过槟州议会要求中央恢复地方选举，但意义不大。为什么槟州政府不能先行一步？既然黄泉安指出权力在首席部长手里，为什么不敢敢委任政治人物出任市政局主席，作为“还政于民”的第一步？
我们也不知道林冠英有什么顾虑？难道陈锦华及丁福南出任市政局主席职间的政绩不好吗？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持和推荐黄泉安出任市主席。因为他具备条件和资格，也是适当的人选。不然林冠英怎么会委任他担任首长幕僚长？
就我看来，这个重要职位是不能公开招聘的，他必须是首席部长的同路人和同一政治理念的人，也只有牡丹配绿叶才能相得益彰，而且我也相信这么重要的职位是没有人敢应征的。
如果行动党还是坚持第三张票，那么它应该委任政治人物（有议员身份的更好）担任市主席，让他也以问责制面对选民。他除了得向首席部长和行动党及民联负责外，更要向市民交出成绩单。反之如果继续采用公务员制度，则行动党与民政党又有什么不相同呢？我们不知道林冠英在此课题上有什么高见？
19.12.09
读《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后感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共分3部分，第一部分是讲述我们华人的祖先南来的经历，从中国移民来到最初这片土地，到和祖国脱离关系、在此落地生根、与其他族群共谋独立。这部分让我了解到：马来西亚华裔是怎样出现在这个国家的？甲必丹是谁？我国的政党如巫统、马华、国大党，在什么社会背景之下诞生的？这个部分也让我有个基本概念，既现今的几个老政党，是否还是秉持最初独立之时所定下的目标？
第二个部分是讲述从独立前后的华人政治思潮之转变。其中作者谢诗坚老前辈以内外环境的转变，来阐述马来亚的独立，及独立后各种主义思潮冲击着华人社会所产生的结果，直到华人谈之变色的513事件发生前的政局。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政党，例如民政党、人民行动党（民主行动党前身）、人联党等等。各政党的党章有所不同，但坦白说，书中所阐述的党争让我了解到，无论他们的理想有多富丽堂皇，但是却无法为华人社会争取该有的权力，反而往往为了个人私利而葬送华社前途，这真是不该有的错误！尤其是马华公会的主席拿督陈修信，搞了个华人大团结活动，目的只是希望华社支持马华，并不是真正为了团结华人，这样短视的领袖，马华公会的支持者怎么会继续支持他？
这部分也让我更清楚马来西亚的成立背景，以及为什么新加坡会和马来西亚分家？前者对联盟（国阵前身）投以信任，促成了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的成立；后者则对联盟的不信任，促成了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的独立。
第三部分，也是最长的部分，讲述了我国华人对政治的态度。其时间是从1969年5月13日暴动开始至1982年大选。小时候常常听大人们谈513都小小声的，怕隔墙有耳、妈打出现抓人。长大后听许多政治人物常常祭出513事件要“华人闭嘴”，我就很纳闷。究竟513事件真的是巫族不满华族引发的，还是有心人策动的？官方说辞是一套，民间组织说辞又一套。我相信事出必有因，而且执政党歪曲历史已让我对它没了信心，虽然中学大学时常被灌输官方说辞，可如今更多接触不同的新闻资讯使我相信历史不可能只有一面。
另一个让我注意到的是华人教育的问题。书中叙述独大事件，一些华教人士如沈慕羽、陆庭諭、胡万铎等老前辈捍卫华教问题，让我更了解目前我国教育状况的前因后果。其中提到的3M教育，记得小学时只知道它代表着 Membaca, Menulis dan Mengira，既读、写、算。政策本质是好的，可是却要求中小学课程纲要必须以国语编写，华校以华语教学，课本却是国语的，这怎么合逻辑？3M政策引发的保护华教运动，包括华教人士喊着“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口号加入政党，从今天的教育发展来看，教育问题政治化，非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多番朝令夕改的教育政策，反而苦了莘莘学子。
谢老前辈在后记所述，可以看得出这本书当时是为了厘清华人政治的演变，好让国人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华人无法有效地团结一致，以达到左右政府政策的效果，杜绝不公平的政策？这是华人社会必须自我检讨的；华基政党更应该借镜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本书也附录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见证了历史的进程，也让我可以更好的想像当时的历史背景。
转载自yam天空September 6, 2008
http://blog.yam.com/leongism/article/17338386
第二个部分是讲述从独立前后的华人政治思潮之转变。其中作者谢诗坚老前辈以内外环境的转变，来阐述马来亚的独立，及独立后各种主义思潮冲击着华人社会所产生的结果，直到华人谈之变色的513事件发生前的政局。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政党，例如民政党、人民行动党（民主行动党前身）、人联党等等。各政党的党章有所不同，但坦白说，书中所阐述的党争让我了解到，无论他们的理想有多富丽堂皇，但是却无法为华人社会争取该有的权力，反而往往为了个人私利而葬送华社前途，这真是不该有的错误！尤其是马华公会的主席拿督陈修信，搞了个华人大团结活动，目的只是希望华社支持马华，并不是真正为了团结华人，这样短视的领袖，马华公会的支持者怎么会继续支持他？
这部分也让我更清楚马来西亚的成立背景，以及为什么新加坡会和马来西亚分家？前者对联盟（国阵前身）投以信任，促成了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的成立；后者则对联盟的不信任，促成了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的独立。
第三部分，也是最长的部分，讲述了我国华人对政治的态度。其时间是从1969年5月13日暴动开始至1982年大选。小时候常常听大人们谈513都小小声的，怕隔墙有耳、妈打出现抓人。长大后听许多政治人物常常祭出513事件要“华人闭嘴”，我就很纳闷。究竟513事件真的是巫族不满华族引发的，还是有心人策动的？官方说辞是一套，民间组织说辞又一套。我相信事出必有因，而且执政党歪曲历史已让我对它没了信心，虽然中学大学时常被灌输官方说辞，可如今更多接触不同的新闻资讯使我相信历史不可能只有一面。
另一个让我注意到的是华人教育的问题。书中叙述独大事件，一些华教人士如沈慕羽、陆庭諭、胡万铎等老前辈捍卫华教问题，让我更了解目前我国教育状况的前因后果。其中提到的3M教育，记得小学时只知道它代表着 Membaca, Menulis dan Mengira，既读、写、算。政策本质是好的，可是却要求中小学课程纲要必须以国语编写，华校以华语教学，课本却是国语的，这怎么合逻辑？3M政策引发的保护华教运动，包括华教人士喊着“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口号加入政党，从今天的教育发展来看，教育问题政治化，非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多番朝令夕改的教育政策，反而苦了莘莘学子。
谢老前辈在后记所述，可以看得出这本书当时是为了厘清华人政治的演变，好让国人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华人无法有效地团结一致，以达到左右政府政策的效果，杜绝不公平的政策？这是华人社会必须自我检讨的；华基政党更应该借镜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本书也附录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见证了历史的进程，也让我可以更好的想像当时的历史背景。
转载自yam天空September 6, 2008
http://blog.yam.com/leongism/article/17338386
18.12.09
阿末和阿范的故事 （天下纵横）
对于民政党来说，阿末和阿范是两个头痛的人物。他们在过去好长的日子里，不但是“同志来同志云”，而且是称兄道弟的。可是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性质逐渐起了变化，最后竟“如同政敌。最大的原因是民政党，突然在一夜之间在槟城被“夷为平地”，从一个主导政权变成什么都不是，自然丧失既有的政治优势和筹码而成为被鞭挞的对象。有人为民政伤心落泪；有人为民政打抱不平；有人揶揄民政活该；又有人对变天鼓掌叫好，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结果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政大权旁落，输得一塌糊涂，连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会这样；而崛起的则是老牌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它与人民公正党加起来的议席超过2/3席。除了巫统保有11个州议席外，民政和马华在槟州议会内输得清光。这种变天是人心思变的结果，也是反对党扬眉吐气的日子。
本来在变天底下，失败的一方需要痛定思痛，检讨个中因由再重新出发；尤其是民政党，因为马华公会至少还剩有15个民选国席（民政只2席），可以继续参加中央内阁和扮演其所谓老二的角色（实质是否如此，并不重要），而民政则只分得两个副部长，成为十分无奈的合作伙伴。
在许子根暂时无缘入阁的情况下，他在去年8月也参与带领国阵面对峇东埔国席的补选，但这一仗确实不好打，对手竟是民联老大安华，也只能输少当赢。换句话说，对身为槟州国阵主席的许子根是一场大考验，可惜的是选民还是沉浸在思变的情绪中，各民族选民都把票投向公正党，以致国阵无功而返。
虽然失败是预料中事，但偏偏在补选的其间发生一宗具有种族偏见的争议，那就是巫统升旗山区会主席阿末依斯迈发表了华人是“寄居者”的言论。虽然事后他否认是针对现实而言，只是就历史事件来评论，但不为华社所接受。由于阿末的言论“伤害”了一个民族的“自尊和情感”，又导致内安令的引用，逐爆发一场大风波。身为巫统老大的阿都拉，当时不得不“当机立断”于9月份冻结阿末党籍3年，以示“惩罚”。
这种“惩罚”对阿末或有纪律的约束，但对槟州巫统则仍可表达它的意愿。从州际领导人的现身记者会和有人公然撕毁许子根的肖像的事件看来，他们显然不会“善罢甘休”，更遑论会就此事向许子根道歉。这也真使人弄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需要针对撕破肖像公开道歉？为什么上层不采取行动？
就在槟州巫统与民政的“冷战期”持续一年有余后，仍未有迹象显示有修好的可能。突又“平地一身雷”的震醒我们“阿末解冻了”。这提前的解冻意味着什么呢？或可解读“阿末是无心之过”。既然风波已经平静，也就无需再“惩罚”下去，让他“平反”吧！
讵料这一“平反”又掀起大风浪，目标仍是对准民政党，特别死咬许子根不放。为什么他敢于公然地藐视民政党，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对已晋身部长的许子根进行挑衅？这就要问他凭什么这样做？
他也许认为民政“反击无力”或会使事件“不了了之”，也就有完没完地数落许子根的不是。就在阿末这边再“猛踩”许子根之际，民政又告后院起火，这回是也被冻结党籍的范清渊借阿末事件发起挑战，他要民政在两周内为他的“冻结”事件给予清楚交待，否则他可能蝉过别枝。他是在今年6月被冻结党籍3年。
范清渊的理由是：阿末可以“减刑”，为何他不能“减刑”？而且他认为他不是犯什么大错，只是说话说过了头，理应解冻。
当然解不解冻是民政的“家事”，但范清渊这回显然是有备而来。如果民政未能作出“妥协”或“重新安排”，退党风潮可能会发生。
这就是说，民政党前面有阿末拦路，后面有范清渊拆墙。这对处在“水深火热”或“多事之秋”的民政党不啻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双重压力，但民政党如何应对也关系到民政的未来。或者民政也该反省或反思一下，为什么槟州巫统会看扁民政，而民政可有能力还击？至于范清渊事件，大概也不容易化解。民政再怎么说，也只好面对后果。
刊登于2009年12月21日《号外周报》第459期
本来在变天底下，失败的一方需要痛定思痛，检讨个中因由再重新出发；尤其是民政党，因为马华公会至少还剩有15个民选国席（民政只2席），可以继续参加中央内阁和扮演其所谓老二的角色（实质是否如此，并不重要），而民政则只分得两个副部长，成为十分无奈的合作伙伴。
在许子根暂时无缘入阁的情况下，他在去年8月也参与带领国阵面对峇东埔国席的补选，但这一仗确实不好打，对手竟是民联老大安华，也只能输少当赢。换句话说，对身为槟州国阵主席的许子根是一场大考验，可惜的是选民还是沉浸在思变的情绪中，各民族选民都把票投向公正党，以致国阵无功而返。
虽然失败是预料中事，但偏偏在补选的其间发生一宗具有种族偏见的争议，那就是巫统升旗山区会主席阿末依斯迈发表了华人是“寄居者”的言论。虽然事后他否认是针对现实而言，只是就历史事件来评论，但不为华社所接受。由于阿末的言论“伤害”了一个民族的“自尊和情感”，又导致内安令的引用，逐爆发一场大风波。身为巫统老大的阿都拉，当时不得不“当机立断”于9月份冻结阿末党籍3年，以示“惩罚”。
这种“惩罚”对阿末或有纪律的约束，但对槟州巫统则仍可表达它的意愿。从州际领导人的现身记者会和有人公然撕毁许子根的肖像的事件看来，他们显然不会“善罢甘休”，更遑论会就此事向许子根道歉。这也真使人弄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需要针对撕破肖像公开道歉？为什么上层不采取行动？
就在槟州巫统与民政的“冷战期”持续一年有余后，仍未有迹象显示有修好的可能。突又“平地一身雷”的震醒我们“阿末解冻了”。这提前的解冻意味着什么呢？或可解读“阿末是无心之过”。既然风波已经平静，也就无需再“惩罚”下去，让他“平反”吧！
讵料这一“平反”又掀起大风浪，目标仍是对准民政党，特别死咬许子根不放。为什么他敢于公然地藐视民政党，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对已晋身部长的许子根进行挑衅？这就要问他凭什么这样做？
他也许认为民政“反击无力”或会使事件“不了了之”，也就有完没完地数落许子根的不是。就在阿末这边再“猛踩”许子根之际，民政又告后院起火，这回是也被冻结党籍的范清渊借阿末事件发起挑战，他要民政在两周内为他的“冻结”事件给予清楚交待，否则他可能蝉过别枝。他是在今年6月被冻结党籍3年。
范清渊的理由是：阿末可以“减刑”，为何他不能“减刑”？而且他认为他不是犯什么大错，只是说话说过了头，理应解冻。
当然解不解冻是民政的“家事”，但范清渊这回显然是有备而来。如果民政未能作出“妥协”或“重新安排”，退党风潮可能会发生。
这就是说，民政党前面有阿末拦路，后面有范清渊拆墙。这对处在“水深火热”或“多事之秋”的民政党不啻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双重压力，但民政党如何应对也关系到民政的未来。或者民政也该反省或反思一下，为什么槟州巫统会看扁民政，而民政可有能力还击？至于范清渊事件，大概也不容易化解。民政再怎么说，也只好面对后果。
刊登于2009年12月21日《号外周报》第459期
华文教育与马华公会 （直挂云帆）
看了12月13日《东方日报》的封面大标题《华教困局，直陈首相》，心中有无限的感慨，因为我在12日的晚上参加吡叻客家公会68周年暨深斋中学50周年宴庆上，马汉顺医生问我一个严肃的问题：华教这条路怎么走？是否给了经济援助就使华教摆脱困境，尤其是独中所面对的问题。
我说华教这条路没钱万万不能，但有钱不是万能。举个例子来说，槟州政府已宣布明年给5间独中拨款增加至2百万元，意味着每间平均可得40万元。而吡州在以地养校计划下，有企业愿意以每年360万承租和开发及管理千亩之地也等于9间独中可各分得40万元。如果这两个州能制度化拨款（以后不论谁人执政也都不变），那是华校之幸。因为它们在援助独中之外，也有援助其他华校，如国民型中学及华小。在这方面，雪州政府也不落人后宣布对州内华小及独中各拨200万元。
虽然其它州尚未“制度化”对华校的拨款，但各州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时不时都有针对性地作出拨款和资助。除此之外，我们也欣闻马华也准备制度化援助独中。不论上述的拨款包含政治的功利主义，我们也都不以为意，谁人拨款没有目的和因由的呢？
可是，有了拨款或有了经济来源，华校问题就解决了吗？师资、生源及学生出路也是一连串的挑战。若什么大小事都要首相亲力亲为，那政策与行政岂不是多余的？虽然马汉顺在致词时有希望华教“去政治化”，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阻力。但这种说法是比较理想化，也不容易办到，虽然不是说不可能办到。因为华校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打上交道。根据前华教督学官陈翼经的一篇论文中说，当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在短短的10年间，槟城增加了20余间华校。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有不少“反日”，“反英”的教材，也有亲共的教师，因此在1920年之后，英国对华校采取管制政策。
迨至1945年日本战败，英军重临后，华校被指卷入政治运动案件时有所闻；尤其是当1948年英军宣布紧急状态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它与华教的阵营就起了对立面。
正值华校晋入多事之秋，林连玉终于出现。他在1951年成立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复又于1954年协助马来亚董事联合会的成立。当这两个组织逐渐靠拢而形成我们今日所熟知的董总和教总（或统称董教总）机构时，林连玉却在1961年为反对达立教育报告书而被吊销公民权及教师准证，他付出沉重的代价。马华则在华社与政府间成为夹心人，左右为难，以致它后来也拿不准它在华教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有时是模棱两可的。
虽然自此之后华校被切成两半，一半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至今共78间），另一半则转成或成立独立中学（至今共60间），但整个华教运动已因失去林连玉的领导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独立中学举步维艰。也因为华教的分化，导致了不同教育体系在我国出现，一个是按政府教育法令管制的国民教育，学生得参加政府举办的考试；另一个是由董总主持的针对独中生的统考（1975年起）。这两个不同制度的考试虽然也个别培养无数人才，但以政府考试为主流的教育始终占上风，因为只有参加政府考试且成绩优异的才能申请进入国内的公立大学。
最近以来，除了统考力求争取承认之外，在教育上又面临两项课题的争议，其一是华小新增设的《马来西亚我的国家》的科目将用马来文教学；其二是政府规定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以10科的成绩作为获取奖学金的标准，而另外多考两科（若包括华文科）不算在内。结果两个建议中的措施引起了华社的反弹，四大华团因之与马华开会讨论，但是它留下一条尾巴，那就是如果情况有需要的话，马华将安排华团代表与首相对话。马华愿意扮演“传话者”乃至是穿针引线的角色。
这里引发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到底马华是政府的一员或是第三者？本来应该是马华代表华社在内阁或政府内据理力争，又反过来代表政府聆听民意。若只能是“高级邮差”，那马华在政府内又是什么角色呢？
其实，今天马华仍然在中央政府和内阁内，它应是责无旁贷表达华社心声，并在内部争取一个妥善和较完满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显得束手无策，结果沦为“传话人”，那是很可悲的一种自我降格的行为。
我们不要怪魏家祥未尽其力，而是在他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犹记得2006年时，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也是率华团领袖面谒首相阿都拉，提出华社的诉求。这种做法似乎不是政府第三号人物所应该做的，他应该站在首相的身旁接见华团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才与首相商议和处理。若是成为华团领袖的带路人，这将置马华于何种地位？是内阁重要成员，或是局外人？其结果自然是认为诉求归诉求，马华也已尽力而为了。
正因为马华在过去一段长时间内，对应诉应求之事让华社失望多过希望，也就有了308的政治海啸事件冲得马华痛失半壁江山。
本来在痛定思痛的时刻，马华应上下一致并与华社共浮沉，果敢和大胆地在国阵提出改革方案，以纠正多年沉积下来的弊端。因此我向马汉顺说，马华的党争应有一个了断，不然内斗内耗下去，马华将不可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为华社据理力争。比如华小的新科目用国文及教育文凭考试科目的限制，显然是存有一定的偏见和歧视才会衍生争议，也只是技术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
但动辄找首相“解决”也只是权宜之计，也显示华基政党在政府内不够份量。终究非良策，最佳之道是马华敢于引导华社力争华校合理地位，包括独中被纳入教育体系中而被制度化，否则时不时还是会发生对华校不利的措施引发争论。这显然不是首相倡议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意愿。就此我们欣闻首相以明确的态度承认独中对国家的贡献。若马华能顺此时机促使政府制度化独中教育，那更是功在华教。
刊登于2009年12月17日 《东方日报》
我说华教这条路没钱万万不能，但有钱不是万能。举个例子来说，槟州政府已宣布明年给5间独中拨款增加至2百万元，意味着每间平均可得40万元。而吡州在以地养校计划下，有企业愿意以每年360万承租和开发及管理千亩之地也等于9间独中可各分得40万元。如果这两个州能制度化拨款（以后不论谁人执政也都不变），那是华校之幸。因为它们在援助独中之外，也有援助其他华校，如国民型中学及华小。在这方面，雪州政府也不落人后宣布对州内华小及独中各拨200万元。
虽然其它州尚未“制度化”对华校的拨款，但各州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时不时都有针对性地作出拨款和资助。除此之外，我们也欣闻马华也准备制度化援助独中。不论上述的拨款包含政治的功利主义，我们也都不以为意，谁人拨款没有目的和因由的呢？
可是，有了拨款或有了经济来源，华校问题就解决了吗？师资、生源及学生出路也是一连串的挑战。若什么大小事都要首相亲力亲为，那政策与行政岂不是多余的？虽然马汉顺在致词时有希望华教“去政治化”，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阻力。但这种说法是比较理想化，也不容易办到，虽然不是说不可能办到。因为华校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打上交道。根据前华教督学官陈翼经的一篇论文中说，当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在短短的10年间，槟城增加了20余间华校。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有不少“反日”，“反英”的教材，也有亲共的教师，因此在1920年之后，英国对华校采取管制政策。
迨至1945年日本战败，英军重临后，华校被指卷入政治运动案件时有所闻；尤其是当1948年英军宣布紧急状态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它与华教的阵营就起了对立面。
正值华校晋入多事之秋，林连玉终于出现。他在1951年成立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复又于1954年协助马来亚董事联合会的成立。当这两个组织逐渐靠拢而形成我们今日所熟知的董总和教总（或统称董教总）机构时，林连玉却在1961年为反对达立教育报告书而被吊销公民权及教师准证，他付出沉重的代价。马华则在华社与政府间成为夹心人，左右为难，以致它后来也拿不准它在华教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有时是模棱两可的。
虽然自此之后华校被切成两半，一半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至今共78间），另一半则转成或成立独立中学（至今共60间），但整个华教运动已因失去林连玉的领导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独立中学举步维艰。也因为华教的分化，导致了不同教育体系在我国出现，一个是按政府教育法令管制的国民教育，学生得参加政府举办的考试；另一个是由董总主持的针对独中生的统考（1975年起）。这两个不同制度的考试虽然也个别培养无数人才，但以政府考试为主流的教育始终占上风，因为只有参加政府考试且成绩优异的才能申请进入国内的公立大学。
最近以来，除了统考力求争取承认之外，在教育上又面临两项课题的争议，其一是华小新增设的《马来西亚我的国家》的科目将用马来文教学；其二是政府规定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以10科的成绩作为获取奖学金的标准，而另外多考两科（若包括华文科）不算在内。结果两个建议中的措施引起了华社的反弹，四大华团因之与马华开会讨论，但是它留下一条尾巴，那就是如果情况有需要的话，马华将安排华团代表与首相对话。马华愿意扮演“传话者”乃至是穿针引线的角色。
这里引发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到底马华是政府的一员或是第三者？本来应该是马华代表华社在内阁或政府内据理力争，又反过来代表政府聆听民意。若只能是“高级邮差”，那马华在政府内又是什么角色呢？
其实，今天马华仍然在中央政府和内阁内，它应是责无旁贷表达华社心声，并在内部争取一个妥善和较完满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显得束手无策，结果沦为“传话人”，那是很可悲的一种自我降格的行为。
我们不要怪魏家祥未尽其力，而是在他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犹记得2006年时，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也是率华团领袖面谒首相阿都拉，提出华社的诉求。这种做法似乎不是政府第三号人物所应该做的，他应该站在首相的身旁接见华团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才与首相商议和处理。若是成为华团领袖的带路人，这将置马华于何种地位？是内阁重要成员，或是局外人？其结果自然是认为诉求归诉求，马华也已尽力而为了。
正因为马华在过去一段长时间内，对应诉应求之事让华社失望多过希望，也就有了308的政治海啸事件冲得马华痛失半壁江山。
本来在痛定思痛的时刻，马华应上下一致并与华社共浮沉，果敢和大胆地在国阵提出改革方案，以纠正多年沉积下来的弊端。因此我向马汉顺说，马华的党争应有一个了断，不然内斗内耗下去，马华将不可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为华社据理力争。比如华小的新科目用国文及教育文凭考试科目的限制，显然是存有一定的偏见和歧视才会衍生争议，也只是技术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
但动辄找首相“解决”也只是权宜之计，也显示华基政党在政府内不够份量。终究非良策，最佳之道是马华敢于引导华社力争华校合理地位，包括独中被纳入教育体系中而被制度化，否则时不时还是会发生对华校不利的措施引发争论。这显然不是首相倡议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意愿。就此我们欣闻首相以明确的态度承认独中对国家的贡献。若马华能顺此时机促使政府制度化独中教育，那更是功在华教。
刊登于2009年12月17日 《东方日报》
阿末要许子根道什么歉？（跃马扬鞭）
这边厢林敬益大义禀然地反对所谓马来人主权的言论，并要民政不能保持沉默，而是必须反击种族极端言论；但在另一边厢的消息说，在去年8月发表寄居论，而在9月被巫统冻结党籍3年的阿末依斯迈已提前解冻。换句话说，只被冻结党籍一年有余的阿末依斯迈又重返政坛，除槟城巫统大表欢迎之外，升旗山区会更希望他重新掌权。
有关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由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证实在上周五（4日）的巫统最高理事会已接纳阿末依斯迈的上诉求情，恢复其党籍。巫统的这一决定看来是党内的一桩小事，但对国阵的友党民政和马华则是不折不扣的大事；尤其是阿末依斯迈获知他被“解冻”后，更是意气风发地颐指气使的向民政党开炮，反而要许子根、丁福南及谢宽泰公开道歉，作为与巫统升旗山区会修好的条件。
更叫人喷饭的是，阿末依斯迈竟说，即使他们道歉，他还要考虑要不要接受？他所持的理由是巫统无需依赖民政生存；民政则需要巫统的支持，以赢回升旗山区会。
我们不知道阿末依斯迈是凭什么理由要许子根等人向他道歉，毕竟是他先骂许子根，并让巫统党员在其记者会上公然撕破许子根的肖像。这种行为如同与民政“绝交”，也意味着巫统不再需要民政的支持。难怪这位在去年峇东埔国席补选时指华人是寄居者的政客一直坚持他没有错，反而转过头来直斥许子根使国阵在槟州翻船。
姑不论阿末依斯迈是否是“公报私仇”，他在民政跌得最伤的时候补上一脚，显然有意置民政于“死地”。如果不是后来阿都拉以巫统主席的身份施以惩罚，阿末依斯迈是不会封口的，因为他相信槟州的巫统会站在他这一边，与许子根的民政党划清界线，也就有恃无恐对许子根极尽其羞辱之能事。
在这个课题上，民政党的反击是投鼠忌器的，一方面担心惹怒巫统上层，另一方面又顾虑巫统基层煽起反民政之风，也就避重就轻地只针对阿末依斯迈作反驳，不针对槟州巫统对民政的藐视言论掀起骂战。这就是说，民政表现出最大的容忍只是与槟州的巫统关系冻结，但与中央仍有互动。
其实民政也不是要与巫统切割关系，只是等待槟州巫统采取主动，并向许子根道歉来重新建立关系。可是槟州巫统却偏偏不卖账，只是碍于上层喻令，不得不与民政有表面上的合作，实则两者之间基本上已不存在“你来我往”了。
犹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在民政党内也有一股强烈之风要检讨民政在国阵的地位，最终还是留下来了。它图的是巫统能因308的政治海啸改变一党独大的心态和遏制党内的极端与霸道份子。
原以为阿末依斯迈受纪律对付后会学乖和懂得尊重别人，没想到他在恢复党籍的第一时间就是向许子根开战。这种恶人先告状的“政霸”若未被巫统中央加以控制的话，恐怕会有第二第三的阿末依斯迈出现。
我们不知道巫统最高理事会是在什么条件下解冻，但我们相信阿末依斯迈是在无条件下被提早“平反”，自然选择最好的一个环节来开刀。不幸的，许子根又被他拿来祭旗。至此现任巫统主席纳吉也应该给许子根一个交待，既然要委他出任首相署部长，又留任槟州国阵联委会主席，为何不能下达指令于槟州巫统给许子根赔个不是，并与民政重修旧好呢？
如果巫统上层无法影响基层和干部同心协意共振国阵，那国阵的改革将无法彰显。如果巫统容许类似阿末依斯迈的言论时不时伤及友党或伤及族群的尊严与情感，那对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不啻是个大讽刺。
既然阿末依斯迈的挑衅言论在民政看来是孰可忍孰不可忍，那么我们也正在等待民政的强力反击。它不能像去年那样的息事宁人，以为过一段时日就无事了，或一分为二的认为是阿末个人的事与巫统无关，但民政能使巫统或至少槟州巫统谴责阿末吗？今天阿末依斯迈的口不择言不正是证明他依然目中无人和心中无民政吗？难道民政又是逆来顺受？林敬益的敢敢反击的精神会成为民政最后的冲刺吗？
刊登于2009年12月15日《南洋商报》
有关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由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证实在上周五（4日）的巫统最高理事会已接纳阿末依斯迈的上诉求情，恢复其党籍。巫统的这一决定看来是党内的一桩小事，但对国阵的友党民政和马华则是不折不扣的大事；尤其是阿末依斯迈获知他被“解冻”后，更是意气风发地颐指气使的向民政党开炮，反而要许子根、丁福南及谢宽泰公开道歉，作为与巫统升旗山区会修好的条件。
更叫人喷饭的是，阿末依斯迈竟说，即使他们道歉，他还要考虑要不要接受？他所持的理由是巫统无需依赖民政生存；民政则需要巫统的支持，以赢回升旗山区会。
我们不知道阿末依斯迈是凭什么理由要许子根等人向他道歉，毕竟是他先骂许子根，并让巫统党员在其记者会上公然撕破许子根的肖像。这种行为如同与民政“绝交”，也意味着巫统不再需要民政的支持。难怪这位在去年峇东埔国席补选时指华人是寄居者的政客一直坚持他没有错，反而转过头来直斥许子根使国阵在槟州翻船。
姑不论阿末依斯迈是否是“公报私仇”，他在民政跌得最伤的时候补上一脚，显然有意置民政于“死地”。如果不是后来阿都拉以巫统主席的身份施以惩罚，阿末依斯迈是不会封口的，因为他相信槟州的巫统会站在他这一边，与许子根的民政党划清界线，也就有恃无恐对许子根极尽其羞辱之能事。
在这个课题上，民政党的反击是投鼠忌器的，一方面担心惹怒巫统上层，另一方面又顾虑巫统基层煽起反民政之风，也就避重就轻地只针对阿末依斯迈作反驳，不针对槟州巫统对民政的藐视言论掀起骂战。这就是说，民政表现出最大的容忍只是与槟州的巫统关系冻结，但与中央仍有互动。
其实民政也不是要与巫统切割关系，只是等待槟州巫统采取主动，并向许子根道歉来重新建立关系。可是槟州巫统却偏偏不卖账，只是碍于上层喻令，不得不与民政有表面上的合作，实则两者之间基本上已不存在“你来我往”了。
犹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在民政党内也有一股强烈之风要检讨民政在国阵的地位，最终还是留下来了。它图的是巫统能因308的政治海啸改变一党独大的心态和遏制党内的极端与霸道份子。
原以为阿末依斯迈受纪律对付后会学乖和懂得尊重别人，没想到他在恢复党籍的第一时间就是向许子根开战。这种恶人先告状的“政霸”若未被巫统中央加以控制的话，恐怕会有第二第三的阿末依斯迈出现。
我们不知道巫统最高理事会是在什么条件下解冻，但我们相信阿末依斯迈是在无条件下被提早“平反”，自然选择最好的一个环节来开刀。不幸的，许子根又被他拿来祭旗。至此现任巫统主席纳吉也应该给许子根一个交待，既然要委他出任首相署部长，又留任槟州国阵联委会主席，为何不能下达指令于槟州巫统给许子根赔个不是，并与民政重修旧好呢？
如果巫统上层无法影响基层和干部同心协意共振国阵，那国阵的改革将无法彰显。如果巫统容许类似阿末依斯迈的言论时不时伤及友党或伤及族群的尊严与情感，那对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不啻是个大讽刺。
既然阿末依斯迈的挑衅言论在民政看来是孰可忍孰不可忍，那么我们也正在等待民政的强力反击。它不能像去年那样的息事宁人，以为过一段时日就无事了，或一分为二的认为是阿末个人的事与巫统无关，但民政能使巫统或至少槟州巫统谴责阿末吗？今天阿末依斯迈的口不择言不正是证明他依然目中无人和心中无民政吗？难道民政又是逆来顺受？林敬益的敢敢反击的精神会成为民政最后的冲刺吗？
刊登于2009年12月15日《南洋商报》
马华应不应重选？（现代春秋）
马华公会现在出现两个意见：一个是坚持非重选不可；另一个是不一定要重选。究竟马华是通过重选来化解危机或另有锦囊妙计使三方“重归于好”？没有人说得清楚。
我们先说不重选的情况。这意味着马华保持现状，直到“适当”的时候才改选或一直拖到2011年的党选。在领导层不变底下，自然是翁诗杰继续掌舵，而蔡细历也乐得其所的当有实权的老二。如果这两个派系的人马“坚持”不辞中委职，则廖中莱的派系将不可能找到20名中委集体辞职（他的派系只有13人愿意集体呈辞）。在这种情形下，马华的重选就正如蔡细历所说的“不重选的可能性高”，同时重选也被认为牵涉技术性的问题，例如是否抵触党章，任期是否3年或更短；还有青年团与妇女组需要重选吗？
由于翁蔡派与廖派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前者坚持要中委自愿辞职下才来重选，而不是在压力下进行重选。还有一种论调说不是每个中委都卷入派系斗争，为何要辞职呢？究竟有多少位中委是绝对中立的？我们也不知道。根据马华总秘书王弗明的解释，他会发函给所有票选中委，但这样的发信自然不会有积极的响应，谁愿意即刻签上自动呈辞信呢？除非是集体的行动。因此问题在于翁派及蔡派同意总辞重选吗？如果他们不同意就要大方和公开的表达他们不愿辞职，然后告诉马华上下和华社为什么不需要重选？
就我们看来，翁诗杰现在面临的是“信任危机”。他必须证明：①他仍然获得马华大多数人的支持；②他继续他的改革方案，不因党争而沉默下来；③他还是马华党内的权威人物，他也是国阵内的重要伙伴，不需其他成员党指指点点，马华有其自尊和自信，继续与华社互动。因此，在不重选底下，翁诗杰如何力挽狂澜于既倒？成了他的最大考验。
至于蔡细历则因祸得福，他已经从“不是什么东西”的老二摇身一变成为举足轻重的马华发言人。身为马华重选方案委员会主席的他显然比翁诗杰更具有份量来处理党务。因此我们说马华双十特大后的大赢家是蔡细历而不是翁诗杰，当然也不是廖中莱。蔡不仅重当回马华柔佛联委会主席，而且也在党内掌控实质的权力。
如果翁蔡联手能稳住阵脚，不以重选作为应对内斗的方案是不足为奇的，但翁蔡总得拿出令人信服和被多数人接受的方案，因为翁蔡较早前的大团结方案已面对挑战，而且在这之后发生的“人头落地”（革职或卸权）看来也不受欢迎。因此翁菜的新方案对马华的安定与否是十分关键性的。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听到的和阅到的是：不要干涉马华事务；没必要重选；尊重马华中委等等。就算这些的讲话都是正确的，但马华分裂和内斗至今又是如何修补？则没有一个可行的实质方案。如果马华未能面对现实，只顾采取“鸵鸟政策”，那将使马华的形象和权威进一步滑落。
因此我们说回重选的情况。虽然这是廖派所坚持的，但又何尝不曾是蔡派在双十特大后所鼓吹的？也是翁派所同意的？可是为什么后来性质又起变化，变成似乎两派不同意，只一派同意？这之中涉及的内情也不难明白，就是担心重新洗牌会有一方或有人出局，也会有人混水摸鱼。这说明了马华的领导层很在意目前的椅子，不希望因党争失去一切；但也说明了马华是个复杂的大政党，其派系之争和利益之争由来已久，以致不是人人都希望或接受重选的。
马华不幸走到今天，我们先别说僵局怎样打开？就是马华基层也不知怎样靠拢和整合。当中央无法发号施令时，各州联委会的活动，各区会的活动又如何开展呢？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马华的部长和副部长，各派人马都在其中，他们都是听老大的或老二的或老三的？大家心照不宣，难为做干部也怕站错边，只好标榜“中立又中立”。长此下去，马华也真的变成一个“无为而治”的政党了。
为了防止马华进一步分化和迷失在政海中，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也不论三派孰强孰弱？在没有更好或较公平的方案下，重选是唯一的出路，虽不一定好，也会有痛苦和牺牲，但总比不选压抑着每一个人来的好。
不要再抬出技术问题，也不要一成不变。如果马华中委不愿呈辞，那么再用特大来表决也无不可。毕竟特大是最高权力组织，只有它能够为马华的困境解套和解压。
16.12.09
1949改變馬來半島命運軌跡
1949改變馬來半島命運軌跡 ．林友順
一九四九年神州大地風雲變色，也衝擊馬來半島，改變華人的命運。當時馬來半島華人社會分成國共兩派，而反共的英殖民政府全力鎮壓馬共，將馬共分子和親共人士遣返中國，導致許多華人家庭從此隔絕，甚至終生無緣再團聚。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馬新兩國與中國交往正常化，但當年一些返回中國的華人或馬共成員仍無法回大馬或新加坡，成為「亞細亞的孤兒」。
一九四九是中國大陸易幟的年份，遠在神州大地的國共鬥爭，也改變了南洋的馬來半島，尤其是華人社會，而其影響，更是延續至今……
十月底，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到馬來西亞推介新書《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主辦新書推介禮的馬國行銷量最大日報——《星洲日報》在當天被迫開放兩個禮堂，以容納蜂擁而至的讀者。同樣地，在新加坡，十一月初，新加坡傳媒中心二樓禮堂爆滿，部分觀眾移到場外，近千人聆聽龍應台的演講《站在歷史的碼頭 回看大江大海》。馬新兩地的這批包括老中青的讀者，有者是因慕名而來，一些則希望能聽聽龍應台如何評定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大江大海。
不過，一些出席者難掩失落感覺，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圍繞的是中國國共戰爭失敗者的歷史，它並沒有觸及因國共戰爭而成為歷史悲劇主角的馬來半島數百萬華人。他們希望有一個「自己的龍應台」，書寫「馬來半島的一九四九」。
馬國華裔人口約六百萬，佔國家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屬於第二大的群體。華人在新加坡則佔總人口的七成四，約二百七十七萬人。馬新兩地華人從中國移民南來的歷史悠久，不過大規模的移民還是在二十世紀出現。中國人移居馬國在一九五七年馬國獨立後停止，但在新加坡，八十年代開始持續至今，又出現為數不少的中國新移民，在這個島國打拼。早年許多中國移民到南洋，是為了改善生活，並希望有朝一日能衣錦還鄉，讓家鄉的家人都能過較好的日子。不過，國共戰爭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也因馬國政策的轉變，令許多人夢斷回鄉路，帶著見不到家鄉親人，無法落葉歸根的遺憾離開人間。
國共鬥爭也導致馬來半島的華人社會分成兩派，其中已是南洋成功企業家及僑領的陳嘉庚，本是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但在四十年代回中國訪問，與國共兩黨都有接觸後，開始對共產黨產生了解，並在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時，反對美國支持蔣介石。一九四九年，陳嘉庚應毛澤東之邀回國，並以華僑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十月一日，他在天安門城樓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此後他定居中國直至去世。
馬國的中國及東南亞研究學者謝詩堅指出，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時，馬來亞仍由英國人統治，不過，英國人在一九四八年預見中共在與國民黨的戰爭中將會取得勝利後，在馬來亞推行一系列的政策，以在軍事上、政治上、教育上及文化上壓制境內受中國影響的左翼力量，避免馬來亞被「赤化」。英國人頒布緊急法令，宣布馬共為非法政黨，推行新村政策，把五十萬名在森林邊緣及馬共活躍地域的村民強迫性遷離至集中營，並對他們實行宵禁政策，試圖切斷村民與馬共的聯繫。與此同時，英國人也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共同對抗日軍侵略的馬共游擊隊展開軍事行動，迫使馬共撤退到馬國與泰國邊界的深山。
他說，為了壓制馬來亞境內的左翼力量，一九四九年二月，英國人也支持成立由親國民黨人領導的馬華公會，協助爭取華人社會的支持，以對抗受中共影響的強大左翼力量，並成為馬國執政聯盟成員黨。馬華公會首任總會長為陳禎祿。此外，英殖民政府也管制被指是「共產黨溫床」的華校，同時禁止馬來亞居民訪問中國，凡回返中國者將不再允許來馬。謝詩堅透露，他的叔叔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回返中國結婚，結果直到他在一九九零年離世也沒有機會重新到馬國與其他親人團聚，成為他終生的遺憾。
由於新中國的成立及中共對海外共產黨的支援，這使在國內面對共產黨武裝力量對抗的東南亞國家對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持有很大的戒心，東南亞非共產國家人民到中國探親訪問幾乎是徹底的中斷，許多家庭被迫分離，留下人間悲劇。尊孔獨立中學校長吳建成對亞洲週刊說，他的父親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年僅八歲就隨親人移民馬來亞，期間曾多次提起要回返中國老家探親及回味他當年出生的地方，不過，因為政府的限制，隨後又因年老體弱，直到他在一九九二年逝世，他都無緣重溫他的童年生活及見到他的童伴與親人，帶著無奈與遺憾離開人間。這種情況在馬國很多華人家庭都有發生。
華人為避當兵回中國
一九四八年英國人血腥鎮壓馬共時需要大量兵員，因此到處抓壯丁當兵，許多華人家庭為了避免孩子當兵，紛紛把孩子送到中國留學；此外，許多被英國人懷疑是馬共支持者的華人也被扣留並遣送到中國，這種情況直到五十年代中國拒絕接受被遣返的馬國人才停止，無論是逃避兵役或被遣送到中國者，他們都在新中國成立後無法再返回馬國，遠離家人，兩地相思。
在馬來亞出生的陳文祥在五十年代因父母擔心他被英國拉去當兵，被偷偷的送到中國留學，結果當馬國獨立後全面切斷人民訪問中國時，陳文祥變成有家歸不得的「亞細亞孤兒」，家人無法前往中國探訪他，他也無法與家人團聚。七十年代馬中建交後，馬國有限度的允許人民訪華，他的哥哥隨著旅遊團回鄉探親，兩兄弟才有機會見面。可是，他還是不能回返馬國，直到九十年代馬中關係正常化，他才能重新踏上他的出生地，不過這個時候已經相隔將近半個世紀。
現年七十一歲的李其木（方山）是新加坡人，他與許多第一及第二代新加坡人一樣出生在中國。年幼時因家庭貧困，父親被迫離鄉背井，到南洋謀生。一九四七年中國國共戰爭激烈，年僅九歲的他跟隨母親逃難到新加坡，隨後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故鄉變成很遙遠的地方。
上世紀六十年代，他進入東南亞唯一的中文大學南洋大學，與許多同學一樣深受左翼思想的影響，並因此投入革命運動。在李光耀政府對左派及馬共展開全面的鎮壓行動中，他與地下組織同志逃離新加坡，最後逃抵馬泰邊境的森林，成為游擊隊員，從此與家人失去聯繫。一九八九年馬共與馬泰政府簽署和平協定後，他與新加坡籍的游擊隊員雖然想要回返新加坡與家人團聚，可是因新加坡政府提出的「苛刻」條件，他決定不回返新加坡，而是追隨馬來西亞籍的太太定居在馬國。馬國讓他以旅遊簽證在馬國定居，新加坡卻要他答應條件才能回返，李其木對此非常不是滋味。目前仍有逾三十名新加坡籍馬共游擊隊員滯留在馬泰邊境，包括曾任新加坡議員的黃信芳。
雖然新加坡目前與中國關係密切，可是這些受到新中國成立影響而擁抱左翼思想的新加坡人，他們還是有家歸不得，也沒有得到中國的協助，成為「亞細亞孤兒」。一些新加坡游擊隊員帶著遺憾離開人間，這包括被李光耀形容為馬共在新加坡的「全權代表」方壯璧，至於仍活著的人，他們快速衰退的軀體則在與時間競賽，等待奇蹟的出現。
一九四九年中共擊敗國民黨成立新中國，對馬來半島產生極大衝擊，也加劇當地的親共左翼及親英國人的右翼的博弈。由於對赤化的憂慮，英國人在馬來半島對左翼加強鎮壓，同時也對半島人民與紅色中國的交往給予阻礙，而懷有濃厚中華情意結的左翼卻展開反擊行動，南洋大學就在這種國際大環境下誕生。
在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為了爭取海外華僑的支持，在美國的資助下，提供金錢援助鼓勵海外華人到台灣留學。由於政府的禁止，長期以來到中國大陸留學的半島華人在失去留學的基地後，被迫轉到台灣留學，而南洋大學則是取代中國讓左翼南洋華人留學的學府。
一九五三年，新加坡著名僑領陳六使號召半島華人社會設立一所華文大學，個人也捐出五百萬新元，他的行動即刻獲得華人社會的熱烈回應，小販、小商、三輪車夫、司機及勞動階級以各種形式支持，南洋大學很快就在一九五五年成立。南大不僅成為東南亞最重要的中文大學，也成為左翼力量的重鎮，因此成為英國人及親英國的馬新政府的眼中釘。半島左右翼的博弈使南大成為雙方必爭的據點，華文教育也被新加坡政府視為是左翼的溫床，因此面對被剷除的命運。南大成立後與政府的鬥爭從不間斷，最終也導致陳六使被新加坡政府吊銷南大理事會主席及公民權。一九八零年新加坡政府把南大與新加坡大學合併，南大因而成為歷史。由於重英輕華及強烈的反共立場，被當局與共產主義劃上等號的華文也成為被打壓、被邊緣化的語文，英文成為新加坡的主導語文，受華文教育者被排除在主流外。
一九四九新中國的成立也使馬來半島失去了重要的華文教育資源。半島的華校師資、課本在此前皆來自中國，新中國成立後，師資幾乎中斷，課本也被本土化，半島的華文教育的中國影子逐漸淡化。
馬國與中國建交贏選票
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反共國家中與中國建交的第一個國家，一九七四年第二任首相拉薩勇敢踏出第一步，不過，馬中關係發展仍然緩慢，直到一九八九年馬國政府與馬共簽署和平協定後，兩國關係始見逐步正常化。馬中建交談判艱苦，當時還是處於濃厚的冷戰時期，而中國對馬共的支援及馬國境內約四十萬名沒有國籍的華人問題困擾著兩國，經歷十八個月十一輪談判，兩國終於達成建交的共識。曾任《星檳日報》總編輯的謝詩堅認為，拉薩當年是因國內政治的需要而與中國建交，不是為了與中國搞好關係。他指出，在與中國建交前，華人選民基本上傾向在野黨，為了贏取華人選民的支持，拉薩打出了「中國牌」，並且在大選中充分利用他與毛澤東握手的照片宣傳，最終漂亮的打贏大選。
由於中國堅持繼續支援馬共，並把兩國建交視為政府對政府關係，而中共與馬共是黨與黨關係，面對馬共武裝鬥爭的馬國，因此對中國保持深厚的戒心，不僅兩國關係無法正常化，兩國人民的往來更是受到嚴格管制。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四年，馬國人民欲訪問中國幾乎是不可能，馬國護照第一頁清楚寫明中國與朝鮮、古巴、南非及以色列是被禁止訪問的國家。兩國建交後，馬國政府稍微放寬人民訪華，不過仍有諸多限制，這包括訪華者年齡需超過五十歲，只能探親及經商。
一九八九年馬國政府與馬共進行和解談判，政府放寬人民訪華限制，允許超過三十歲的人民到中國旅遊，不過必須是隨團集體出發，而年齡超過五十歲者則可以自由申請到中國旅遊。不過，訪華旅行團必須有警方隨團，監視團員的行動；而人民訪華也被限制三年一次。謝詩堅指出，他在一九八零年以商人的身份參與廣州交易會，他們不僅需要向當局申請，同時在中國期間不能離開廣州，而晚上隨團的警方代表也會查房，確保所有團員不會開溜。團員返馬後仍會受到警察情報部的電邀，報告他們在廣州期間所見到人。管制的嚴密程度不遜於共產國家。拉曼大學當代中國研究組主任謝愛萍也有同樣的遭遇，她透露，一九八九年她仍在馬來亞大學任教時，受邀到廈門出席學術研討會，在她提出申請時，警察政治部卻向她了解為何會受邀等問題。
一九八九年，馬共與吉隆坡政府簽署和平協定，馬共結束武裝鬥爭，馬中關係的最大障礙消除了，馬國政府宣布撤銷人民訪華的限制，馬國人到中國旅遊，不再有年齡、次數及形式的限制；出席廣州交易會的商家雖然還是需要向貿工部提出申請，不過所有申請皆被批准，不像在以往般一些商家被拒絕。而且，商家出席廣交會時逗留中國的時間從原有的十五天放寬至無限期，同時商家也不再受限制到中國其他城市訪問。這為馬中兩國關係開創新局面。然而，這一拖已經是五十年，許多人已經等不到這一天……
中國成為獅城成長動力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後，馬中兩國人民已經可以自由往來，如今，更有不少馬國人到中國經商和深造，乃至工作，可是，兩國在許多領域仍有待提升，這包括互相承認兩國大學文憑、允許兩國人民免簽證訪問等。冷戰時期的家庭分散雖然已經沒有那嚴重，不過因馬中兩國的保守移民政策，這使兩國人民結婚面對長期居留的問題，出現現代版的兩地相思的悲情。在新加坡，中國經濟、中國專才、中國勞工、中國移民已成為獅城社會成長的動力，然而，當年支持新中國成立的新加坡熱血青年，他們卻繼續被排斥在歷史主流之外，等待「自己的龍應台」為他們書寫歷史，述說他們未獲歷史公平對待的故事。
转载自《亚洲周刊》
一九四九年神州大地風雲變色，也衝擊馬來半島，改變華人的命運。當時馬來半島華人社會分成國共兩派，而反共的英殖民政府全力鎮壓馬共，將馬共分子和親共人士遣返中國，導致許多華人家庭從此隔絕，甚至終生無緣再團聚。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馬新兩國與中國交往正常化，但當年一些返回中國的華人或馬共成員仍無法回大馬或新加坡，成為「亞細亞的孤兒」。
一九四九是中國大陸易幟的年份，遠在神州大地的國共鬥爭，也改變了南洋的馬來半島，尤其是華人社會，而其影響，更是延續至今……
十月底，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到馬來西亞推介新書《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主辦新書推介禮的馬國行銷量最大日報——《星洲日報》在當天被迫開放兩個禮堂，以容納蜂擁而至的讀者。同樣地，在新加坡，十一月初，新加坡傳媒中心二樓禮堂爆滿，部分觀眾移到場外，近千人聆聽龍應台的演講《站在歷史的碼頭 回看大江大海》。馬新兩地的這批包括老中青的讀者，有者是因慕名而來，一些則希望能聽聽龍應台如何評定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大江大海。
不過，一些出席者難掩失落感覺，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圍繞的是中國國共戰爭失敗者的歷史，它並沒有觸及因國共戰爭而成為歷史悲劇主角的馬來半島數百萬華人。他們希望有一個「自己的龍應台」，書寫「馬來半島的一九四九」。
馬國華裔人口約六百萬，佔國家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屬於第二大的群體。華人在新加坡則佔總人口的七成四，約二百七十七萬人。馬新兩地華人從中國移民南來的歷史悠久，不過大規模的移民還是在二十世紀出現。中國人移居馬國在一九五七年馬國獨立後停止，但在新加坡，八十年代開始持續至今，又出現為數不少的中國新移民，在這個島國打拼。早年許多中國移民到南洋，是為了改善生活，並希望有朝一日能衣錦還鄉，讓家鄉的家人都能過較好的日子。不過，國共戰爭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也因馬國政策的轉變，令許多人夢斷回鄉路，帶著見不到家鄉親人，無法落葉歸根的遺憾離開人間。
國共鬥爭也導致馬來半島的華人社會分成兩派，其中已是南洋成功企業家及僑領的陳嘉庚，本是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但在四十年代回中國訪問，與國共兩黨都有接觸後，開始對共產黨產生了解，並在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時，反對美國支持蔣介石。一九四九年，陳嘉庚應毛澤東之邀回國，並以華僑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十月一日，他在天安門城樓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此後他定居中國直至去世。
馬國的中國及東南亞研究學者謝詩堅指出，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時，馬來亞仍由英國人統治，不過，英國人在一九四八年預見中共在與國民黨的戰爭中將會取得勝利後，在馬來亞推行一系列的政策，以在軍事上、政治上、教育上及文化上壓制境內受中國影響的左翼力量，避免馬來亞被「赤化」。英國人頒布緊急法令，宣布馬共為非法政黨，推行新村政策，把五十萬名在森林邊緣及馬共活躍地域的村民強迫性遷離至集中營，並對他們實行宵禁政策，試圖切斷村民與馬共的聯繫。與此同時，英國人也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共同對抗日軍侵略的馬共游擊隊展開軍事行動，迫使馬共撤退到馬國與泰國邊界的深山。
他說，為了壓制馬來亞境內的左翼力量，一九四九年二月，英國人也支持成立由親國民黨人領導的馬華公會，協助爭取華人社會的支持，以對抗受中共影響的強大左翼力量，並成為馬國執政聯盟成員黨。馬華公會首任總會長為陳禎祿。此外，英殖民政府也管制被指是「共產黨溫床」的華校，同時禁止馬來亞居民訪問中國，凡回返中國者將不再允許來馬。謝詩堅透露，他的叔叔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回返中國結婚，結果直到他在一九九零年離世也沒有機會重新到馬國與其他親人團聚，成為他終生的遺憾。
由於新中國的成立及中共對海外共產黨的支援，這使在國內面對共產黨武裝力量對抗的東南亞國家對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持有很大的戒心，東南亞非共產國家人民到中國探親訪問幾乎是徹底的中斷，許多家庭被迫分離，留下人間悲劇。尊孔獨立中學校長吳建成對亞洲週刊說，他的父親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年僅八歲就隨親人移民馬來亞，期間曾多次提起要回返中國老家探親及回味他當年出生的地方，不過，因為政府的限制，隨後又因年老體弱，直到他在一九九二年逝世，他都無緣重溫他的童年生活及見到他的童伴與親人，帶著無奈與遺憾離開人間。這種情況在馬國很多華人家庭都有發生。
華人為避當兵回中國
一九四八年英國人血腥鎮壓馬共時需要大量兵員，因此到處抓壯丁當兵，許多華人家庭為了避免孩子當兵，紛紛把孩子送到中國留學；此外，許多被英國人懷疑是馬共支持者的華人也被扣留並遣送到中國，這種情況直到五十年代中國拒絕接受被遣返的馬國人才停止，無論是逃避兵役或被遣送到中國者，他們都在新中國成立後無法再返回馬國，遠離家人，兩地相思。
在馬來亞出生的陳文祥在五十年代因父母擔心他被英國拉去當兵，被偷偷的送到中國留學，結果當馬國獨立後全面切斷人民訪問中國時，陳文祥變成有家歸不得的「亞細亞孤兒」，家人無法前往中國探訪他，他也無法與家人團聚。七十年代馬中建交後，馬國有限度的允許人民訪華，他的哥哥隨著旅遊團回鄉探親，兩兄弟才有機會見面。可是，他還是不能回返馬國，直到九十年代馬中關係正常化，他才能重新踏上他的出生地，不過這個時候已經相隔將近半個世紀。
現年七十一歲的李其木（方山）是新加坡人，他與許多第一及第二代新加坡人一樣出生在中國。年幼時因家庭貧困，父親被迫離鄉背井，到南洋謀生。一九四七年中國國共戰爭激烈，年僅九歲的他跟隨母親逃難到新加坡，隨後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故鄉變成很遙遠的地方。
上世紀六十年代，他進入東南亞唯一的中文大學南洋大學，與許多同學一樣深受左翼思想的影響，並因此投入革命運動。在李光耀政府對左派及馬共展開全面的鎮壓行動中，他與地下組織同志逃離新加坡，最後逃抵馬泰邊境的森林，成為游擊隊員，從此與家人失去聯繫。一九八九年馬共與馬泰政府簽署和平協定後，他與新加坡籍的游擊隊員雖然想要回返新加坡與家人團聚，可是因新加坡政府提出的「苛刻」條件，他決定不回返新加坡，而是追隨馬來西亞籍的太太定居在馬國。馬國讓他以旅遊簽證在馬國定居，新加坡卻要他答應條件才能回返，李其木對此非常不是滋味。目前仍有逾三十名新加坡籍馬共游擊隊員滯留在馬泰邊境，包括曾任新加坡議員的黃信芳。
雖然新加坡目前與中國關係密切，可是這些受到新中國成立影響而擁抱左翼思想的新加坡人，他們還是有家歸不得，也沒有得到中國的協助，成為「亞細亞孤兒」。一些新加坡游擊隊員帶著遺憾離開人間，這包括被李光耀形容為馬共在新加坡的「全權代表」方壯璧，至於仍活著的人，他們快速衰退的軀體則在與時間競賽，等待奇蹟的出現。
一九四九年中共擊敗國民黨成立新中國，對馬來半島產生極大衝擊，也加劇當地的親共左翼及親英國人的右翼的博弈。由於對赤化的憂慮，英國人在馬來半島對左翼加強鎮壓，同時也對半島人民與紅色中國的交往給予阻礙，而懷有濃厚中華情意結的左翼卻展開反擊行動，南洋大學就在這種國際大環境下誕生。
在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為了爭取海外華僑的支持，在美國的資助下，提供金錢援助鼓勵海外華人到台灣留學。由於政府的禁止，長期以來到中國大陸留學的半島華人在失去留學的基地後，被迫轉到台灣留學，而南洋大學則是取代中國讓左翼南洋華人留學的學府。
一九五三年，新加坡著名僑領陳六使號召半島華人社會設立一所華文大學，個人也捐出五百萬新元，他的行動即刻獲得華人社會的熱烈回應，小販、小商、三輪車夫、司機及勞動階級以各種形式支持，南洋大學很快就在一九五五年成立。南大不僅成為東南亞最重要的中文大學，也成為左翼力量的重鎮，因此成為英國人及親英國的馬新政府的眼中釘。半島左右翼的博弈使南大成為雙方必爭的據點，華文教育也被新加坡政府視為是左翼的溫床，因此面對被剷除的命運。南大成立後與政府的鬥爭從不間斷，最終也導致陳六使被新加坡政府吊銷南大理事會主席及公民權。一九八零年新加坡政府把南大與新加坡大學合併，南大因而成為歷史。由於重英輕華及強烈的反共立場，被當局與共產主義劃上等號的華文也成為被打壓、被邊緣化的語文，英文成為新加坡的主導語文，受華文教育者被排除在主流外。
一九四九新中國的成立也使馬來半島失去了重要的華文教育資源。半島的華校師資、課本在此前皆來自中國，新中國成立後，師資幾乎中斷，課本也被本土化，半島的華文教育的中國影子逐漸淡化。
馬國與中國建交贏選票
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反共國家中與中國建交的第一個國家，一九七四年第二任首相拉薩勇敢踏出第一步，不過，馬中關係發展仍然緩慢，直到一九八九年馬國政府與馬共簽署和平協定後，兩國關係始見逐步正常化。馬中建交談判艱苦，當時還是處於濃厚的冷戰時期，而中國對馬共的支援及馬國境內約四十萬名沒有國籍的華人問題困擾著兩國，經歷十八個月十一輪談判，兩國終於達成建交的共識。曾任《星檳日報》總編輯的謝詩堅認為，拉薩當年是因國內政治的需要而與中國建交，不是為了與中國搞好關係。他指出，在與中國建交前，華人選民基本上傾向在野黨，為了贏取華人選民的支持，拉薩打出了「中國牌」，並且在大選中充分利用他與毛澤東握手的照片宣傳，最終漂亮的打贏大選。
由於中國堅持繼續支援馬共，並把兩國建交視為政府對政府關係，而中共與馬共是黨與黨關係，面對馬共武裝鬥爭的馬國，因此對中國保持深厚的戒心，不僅兩國關係無法正常化，兩國人民的往來更是受到嚴格管制。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四年，馬國人民欲訪問中國幾乎是不可能，馬國護照第一頁清楚寫明中國與朝鮮、古巴、南非及以色列是被禁止訪問的國家。兩國建交後，馬國政府稍微放寬人民訪華，不過仍有諸多限制，這包括訪華者年齡需超過五十歲，只能探親及經商。
一九八九年馬國政府與馬共進行和解談判，政府放寬人民訪華限制，允許超過三十歲的人民到中國旅遊，不過必須是隨團集體出發，而年齡超過五十歲者則可以自由申請到中國旅遊。不過，訪華旅行團必須有警方隨團，監視團員的行動；而人民訪華也被限制三年一次。謝詩堅指出，他在一九八零年以商人的身份參與廣州交易會，他們不僅需要向當局申請，同時在中國期間不能離開廣州，而晚上隨團的警方代表也會查房，確保所有團員不會開溜。團員返馬後仍會受到警察情報部的電邀，報告他們在廣州期間所見到人。管制的嚴密程度不遜於共產國家。拉曼大學當代中國研究組主任謝愛萍也有同樣的遭遇，她透露，一九八九年她仍在馬來亞大學任教時，受邀到廈門出席學術研討會，在她提出申請時，警察政治部卻向她了解為何會受邀等問題。
一九八九年，馬共與吉隆坡政府簽署和平協定，馬共結束武裝鬥爭，馬中關係的最大障礙消除了，馬國政府宣布撤銷人民訪華的限制，馬國人到中國旅遊，不再有年齡、次數及形式的限制；出席廣州交易會的商家雖然還是需要向貿工部提出申請，不過所有申請皆被批准，不像在以往般一些商家被拒絕。而且，商家出席廣交會時逗留中國的時間從原有的十五天放寬至無限期，同時商家也不再受限制到中國其他城市訪問。這為馬中兩國關係開創新局面。然而，這一拖已經是五十年，許多人已經等不到這一天……
中國成為獅城成長動力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後，馬中兩國人民已經可以自由往來，如今，更有不少馬國人到中國經商和深造，乃至工作，可是，兩國在許多領域仍有待提升，這包括互相承認兩國大學文憑、允許兩國人民免簽證訪問等。冷戰時期的家庭分散雖然已經沒有那嚴重，不過因馬中兩國的保守移民政策，這使兩國人民結婚面對長期居留的問題，出現現代版的兩地相思的悲情。在新加坡，中國經濟、中國專才、中國勞工、中國移民已成為獅城社會成長的動力，然而，當年支持新中國成立的新加坡熱血青年，他們卻繼續被排斥在歷史主流之外，等待「自己的龍應台」為他們書寫歷史，述說他們未獲歷史公平對待的故事。
转载自《亚洲周刊》
12.12.09
从毁像事件中寻回尊严 （天下纵横）
这些日子，在报上阅及民联议员有在怡保举行所谓对背叛青蛙的公开谴责的行动，也出现人头像被置在地上供人发泄（或踩踏？），至于是否“踏肖像以泄愤”乃是因人而异。不过还是有人批评这不是健康的政治行为，也是坏的示范。与此同时，也在槟州立法议会外出现国青团在展开和平纠察后，有人当众焚烧并踩踏林冠英肖像，也引发双方争议和警方介入调查。
就在这两件事尚未厘清之际，又发生一名民联州议员发短讯惹祸道歉的趣闻。有关事件乃指将谴责马华与民政的短讯传发给400至700人左右。大意是说“民政半生不死”，“马华半生半死”，“把他们全部送进地府”云云。先不管这个短讯的始作俑者是谁，它所包含的“诅咒”成份是一目了然的。而相关议员为此短讯大传特传，显然是忘记了自己是一名Y.B，不是普通人。结果遭致恶评。当然如果是普通人乱发短讯，那是没有人太在意的，而此次之所以掀起风波，完全是因为发短讯者是有身份的人。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因气愤首长肖像被焚烧也来发泄一番，但他显然也用错了方法。因此我们的归纳是吡州民联“踩踏背叛议员”的做法是不智的，是负分；而槟州国青团公然焚烧首长肖像也是大不敬的，同样是负分。就在一来一往的政治游戏方兴未艾时，突又有短讯添乱，也就使到双方的关系陷入“骂战的时代”。
本来，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对骂是见多不怪的。但经常也是讲过后不了了之，总是没有一个结论（因为结论是大家都没有错或大家都有错，也就备存让选民在大选时算总账）。例如这一次两大阵营的对骂似乎月越来越凶，完全没有迹象显示有降温的可能，也不可能有结论的。
不过，最近发生的事件也非新鲜事，早在两年前就有巫青团员公然在首相阿都拉和首席部长许子根的面前拉布条“羞辱”许子根，指他边缘化马来人，并有言论要求换人做首长。
经此一事后，因被视为国阵内斗，也就含糊其词的交代，既没有公开道歉也没有人因此下台，算是“保持颜面”。
但是许许多多的选民就是不能忍受这样的“无礼对待首长”，也就在308的大选日一举把国阵端个脚朝天，连许子根也输得“莫名其妙。这说明什么？这正告诉所有的从政者，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是会被记在脑海中，待到适当的时机就会发威，别以为老百姓是善忘的或不明事理的。
由此而引申的另一个毁肖像课题是发生在308后的峇东埔补选带来的后遗症。2008年时巫统部份人士借国阵败选趁机揶揄和鞭伐许子根，且公然撕破其肖像。虽然此事未影响后来的许子根入阁且被新首相纳吉重委为槟州国阵主席，但在槟州巫统不服下，国阵组合的貌合神离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如果此次国青团转移发泄对象，而事后又向林冠英表示歉意的话，那么民青团一定要借此事件向巫青团呛声，要求他还许子根和民政党一个公道。如果许子根的事件不能被平反，民青又如何挺直腰扳向林冠英发难？
民青大可不必避重就轻。因为巫青或槟州巫统还欠民政党一个严肃的交待。若认为这个问题与来届大选是无关宏旨的话，那民政要记取308大选的结果就是对拉布条羞辱首长的的直接回应。换句话说，民政应趁此“乱局”表现出不仅敢于与民联对抗，也要敢于要求槟州巫统还民政一个尊严。惟有这样的合作，才能使到国阵形成一个团队。否则的话，民政是不易跳出困境的？
刊登于2009年12月14日《号外周报》第458期
就在这两件事尚未厘清之际，又发生一名民联州议员发短讯惹祸道歉的趣闻。有关事件乃指将谴责马华与民政的短讯传发给400至700人左右。大意是说“民政半生不死”，“马华半生半死”，“把他们全部送进地府”云云。先不管这个短讯的始作俑者是谁，它所包含的“诅咒”成份是一目了然的。而相关议员为此短讯大传特传，显然是忘记了自己是一名Y.B，不是普通人。结果遭致恶评。当然如果是普通人乱发短讯，那是没有人太在意的，而此次之所以掀起风波，完全是因为发短讯者是有身份的人。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因气愤首长肖像被焚烧也来发泄一番，但他显然也用错了方法。因此我们的归纳是吡州民联“踩踏背叛议员”的做法是不智的，是负分；而槟州国青团公然焚烧首长肖像也是大不敬的，同样是负分。就在一来一往的政治游戏方兴未艾时，突又有短讯添乱，也就使到双方的关系陷入“骂战的时代”。
本来，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对骂是见多不怪的。但经常也是讲过后不了了之，总是没有一个结论（因为结论是大家都没有错或大家都有错，也就备存让选民在大选时算总账）。例如这一次两大阵营的对骂似乎月越来越凶，完全没有迹象显示有降温的可能，也不可能有结论的。
不过，最近发生的事件也非新鲜事，早在两年前就有巫青团员公然在首相阿都拉和首席部长许子根的面前拉布条“羞辱”许子根，指他边缘化马来人，并有言论要求换人做首长。
经此一事后，因被视为国阵内斗，也就含糊其词的交代，既没有公开道歉也没有人因此下台，算是“保持颜面”。
但是许许多多的选民就是不能忍受这样的“无礼对待首长”，也就在308的大选日一举把国阵端个脚朝天，连许子根也输得“莫名其妙。这说明什么？这正告诉所有的从政者，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是会被记在脑海中，待到适当的时机就会发威，别以为老百姓是善忘的或不明事理的。
由此而引申的另一个毁肖像课题是发生在308后的峇东埔补选带来的后遗症。2008年时巫统部份人士借国阵败选趁机揶揄和鞭伐许子根，且公然撕破其肖像。虽然此事未影响后来的许子根入阁且被新首相纳吉重委为槟州国阵主席，但在槟州巫统不服下，国阵组合的貌合神离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如果此次国青团转移发泄对象，而事后又向林冠英表示歉意的话，那么民青团一定要借此事件向巫青团呛声，要求他还许子根和民政党一个公道。如果许子根的事件不能被平反，民青又如何挺直腰扳向林冠英发难？
民青大可不必避重就轻。因为巫青或槟州巫统还欠民政党一个严肃的交待。若认为这个问题与来届大选是无关宏旨的话，那民政要记取308大选的结果就是对拉布条羞辱首长的的直接回应。换句话说，民政应趁此“乱局”表现出不仅敢于与民联对抗，也要敢于要求槟州巫统还民政一个尊严。惟有这样的合作，才能使到国阵形成一个团队。否则的话，民政是不易跳出困境的？
刊登于2009年12月14日《号外周报》第458期
马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直挂云帆）
远的来说，马华党争起于2008年的308大选之后，那时酝酿更换领导人运动。说白了，就是要黄家定下台退出领导，结果在同年的10月一个新的领导层诞生了，新舵手就是一向被视为独行侠的翁诗杰。但马华不因此风平浪静而导入和平团结的年代。恰恰相反，走了黄家定，迎回蔡细历，又是另一轮斗争的开始。
为什么会有翁蔡不两立？又为什么翁蔡会闹得把马华撕裂成两半？没有人愿意说明原由，也没有人愿意抖开内幕，因为说开了也许并没有内幕，也没有什么大阴谋在内，而是翁诗杰这边擎起道德大旗，把蔡细历压得扁扁，试图为马华塑造一个以道德为准则的指导思想，但目的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有翁没有蔡。也不知道是谁订的规矩，反正蔡细历看在眼里，咬在口里，痛在心里。因此经这么一个折腾，又有了一个斗争高潮，那就是后来我们所知的故事了。
这后来的故事，也就是从近的来说，是肇因于2009年的双十特大后发生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化，与前期翁蔡势不两立完全不一样，而是赤裸裸地向我们暴露的是另外一个突然出炉的版本。
这个版本即使如何的荒腔走调和与上一个阶段的故事完全连系不起来，也还是要“天下人”接受这才是真正的马华的本质——一个不问因由，不问指导思想和不求逻辑的“大团结方案”出炉了。
“大团结方案”告诉我们什么？它除了告诉我们“斗争是错误的”之外，还告诉我们“放下斗争，团结一致”才是正确的大道理。但这里马上浮现一个问题，这方案的基础建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还有，以道德为准绳的指导思想为何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于是有了第三种意见的出现，那就是廖中莱一派向“团结方案”挑战，也就是质问其合理的定位在哪里？
这里又出现一个吊诡，本来是翁廖联手向蔡近逼的；现在反倒过来是翁蔡联手逼退廖的“逼宫”。
今天的马华不论是远因或近因都因人事的纷争而扭曲了马华的形象，它变得使人认不出究竟这是原来的马华还是善变的马华？如果马华不对症下药，及时的正本清源，恐怕连党员自己也迷失其中。
其实，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马华的领导层可否告诉人民马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先不必标明是左或右，或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而是放小来说是“立足华社，放眼国家”或是“随波逐流，见机行事”？这些日子来，人们只看到马华的三派在骂来骂去，围绕的竟是要不要党选的问题，而不是马华在国阵内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及马华如何争取华人支持国阵？不要告诉我们马华从一开始就有坚定不移的立场，而是事实经过多年的消磨，其立场也一改再改。例如双十特大后的马华的方向不是变得更难以捉摸吗？翁诗杰虽身为总会长，但也难以发号施令，一统全党。比起李三春来，他的权威也大打折扣。当年（1979年）李三春斗胜曾永森出任总会长后，就呈函首相胡先翁解除曾的部长职，首相照做了，因为那是马华的内阁部长。现在的翁诗杰显然不可能促首相纳吉解除廖的部长职，因为首相说他在近期不会改组内阁。
蔡细历虽身为老二，势力看来比翁强，但他没有官位，也只能处理党务并和廖派就重选日期展开拉锯战。
至于廖中莱也有许多的无奈，在党内只是三派中的一派之首，不可能通过中委会作出决定。唯一的优势可能是重选已是大势所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才重选？翁蔡双方固然会择最佳时日，而廖派看来十分被动。
在这种胶着的情形下，马华三派的小组会议，不但没有达成党选协议，而且也横生枝节，一切看来“按兵不动”。这就显示着党选不会在短期内降临，反正国阵也不急于举行全国大选，难怪纳吉说不再干预了，让马华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吧！但闹得越久，对马华越不利，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可是这样一来，在308后仍然找不到未来方向的马华，现在又加上党领袖只善于内斗而怯于外斗，那华社又怎样要求马华向巫统提出诉求？我们不是说马华没有替华社做事，而是马华如果身陷内斗，元气大伤，各派又担心被对方吃掉，总想方设法压倒对方，哪有心思规划马华的指导思想？当一个政党自我迷失时，什么独立自主都是空虚的，一个党的力量除了来自党员及群众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党的指引方向是什么？
今天的马华是否已重新获得群众或说华社的认同和支持，相信马华上下心知肚明，这又是谁造成的呢？又是谁使到马华被人诸多责难，还要劳动大家长插手其中？
所有的悲剧始于马华的派系斗争没完没了，谁都不服谁，那么最好和最痛快的途径就是重新党选，而且越快越好。既然巫统通过今年4月党选重新整合，为什么马华不能这样子做呢？如果一个人不能牺牲小我来顺应大我，则这个人在马华的作用已不重要了。
虽然我们不以为重选是解除马华危机的万灵丹，但最低限度，通过民主的程序定胜负好过僵持不下，也许这一选会给马华带来新的希望也说不定。但不论谁胜谁负，参选的各方领袖一定要给马华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不能像过去含糊其辞的交代。换句话说，他要为马华制定新的指导思想，好让马华有一个自信的未来。否则，党选过后，马华还是站在十字路口。
刊登于2009年12月10日 《东方日报》
为什么会有翁蔡不两立？又为什么翁蔡会闹得把马华撕裂成两半？没有人愿意说明原由，也没有人愿意抖开内幕，因为说开了也许并没有内幕，也没有什么大阴谋在内，而是翁诗杰这边擎起道德大旗，把蔡细历压得扁扁，试图为马华塑造一个以道德为准则的指导思想，但目的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有翁没有蔡。也不知道是谁订的规矩，反正蔡细历看在眼里，咬在口里，痛在心里。因此经这么一个折腾，又有了一个斗争高潮，那就是后来我们所知的故事了。
这后来的故事，也就是从近的来说，是肇因于2009年的双十特大后发生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化，与前期翁蔡势不两立完全不一样，而是赤裸裸地向我们暴露的是另外一个突然出炉的版本。
这个版本即使如何的荒腔走调和与上一个阶段的故事完全连系不起来，也还是要“天下人”接受这才是真正的马华的本质——一个不问因由，不问指导思想和不求逻辑的“大团结方案”出炉了。
“大团结方案”告诉我们什么？它除了告诉我们“斗争是错误的”之外，还告诉我们“放下斗争，团结一致”才是正确的大道理。但这里马上浮现一个问题，这方案的基础建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还有，以道德为准绳的指导思想为何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于是有了第三种意见的出现，那就是廖中莱一派向“团结方案”挑战，也就是质问其合理的定位在哪里？
这里又出现一个吊诡，本来是翁廖联手向蔡近逼的；现在反倒过来是翁蔡联手逼退廖的“逼宫”。
今天的马华不论是远因或近因都因人事的纷争而扭曲了马华的形象，它变得使人认不出究竟这是原来的马华还是善变的马华？如果马华不对症下药，及时的正本清源，恐怕连党员自己也迷失其中。
其实，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马华的领导层可否告诉人民马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先不必标明是左或右，或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而是放小来说是“立足华社，放眼国家”或是“随波逐流，见机行事”？这些日子来，人们只看到马华的三派在骂来骂去，围绕的竟是要不要党选的问题，而不是马华在国阵内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及马华如何争取华人支持国阵？不要告诉我们马华从一开始就有坚定不移的立场，而是事实经过多年的消磨，其立场也一改再改。例如双十特大后的马华的方向不是变得更难以捉摸吗？翁诗杰虽身为总会长，但也难以发号施令，一统全党。比起李三春来，他的权威也大打折扣。当年（1979年）李三春斗胜曾永森出任总会长后，就呈函首相胡先翁解除曾的部长职，首相照做了，因为那是马华的内阁部长。现在的翁诗杰显然不可能促首相纳吉解除廖的部长职，因为首相说他在近期不会改组内阁。
蔡细历虽身为老二，势力看来比翁强，但他没有官位，也只能处理党务并和廖派就重选日期展开拉锯战。
至于廖中莱也有许多的无奈，在党内只是三派中的一派之首，不可能通过中委会作出决定。唯一的优势可能是重选已是大势所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才重选？翁蔡双方固然会择最佳时日，而廖派看来十分被动。
在这种胶着的情形下，马华三派的小组会议，不但没有达成党选协议，而且也横生枝节，一切看来“按兵不动”。这就显示着党选不会在短期内降临，反正国阵也不急于举行全国大选，难怪纳吉说不再干预了，让马华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吧！但闹得越久，对马华越不利，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可是这样一来，在308后仍然找不到未来方向的马华，现在又加上党领袖只善于内斗而怯于外斗，那华社又怎样要求马华向巫统提出诉求？我们不是说马华没有替华社做事，而是马华如果身陷内斗，元气大伤，各派又担心被对方吃掉，总想方设法压倒对方，哪有心思规划马华的指导思想？当一个政党自我迷失时，什么独立自主都是空虚的，一个党的力量除了来自党员及群众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党的指引方向是什么？
今天的马华是否已重新获得群众或说华社的认同和支持，相信马华上下心知肚明，这又是谁造成的呢？又是谁使到马华被人诸多责难，还要劳动大家长插手其中？
所有的悲剧始于马华的派系斗争没完没了，谁都不服谁，那么最好和最痛快的途径就是重新党选，而且越快越好。既然巫统通过今年4月党选重新整合，为什么马华不能这样子做呢？如果一个人不能牺牲小我来顺应大我，则这个人在马华的作用已不重要了。
虽然我们不以为重选是解除马华危机的万灵丹，但最低限度，通过民主的程序定胜负好过僵持不下，也许这一选会给马华带来新的希望也说不定。但不论谁胜谁负，参选的各方领袖一定要给马华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不能像过去含糊其辞的交代。换句话说，他要为马华制定新的指导思想，好让马华有一个自信的未来。否则，党选过后，马华还是站在十字路口。
刊登于2009年12月10日 《东方日报》
马共下山20年拥抱未来 （现代春秋）
感谢21世纪联谊会的邀请，我在11月29日带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一行人直达合艾，下榻在著名的蠡园酒店。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见证和采摄《合艾和平协议》20周年庆典仪式。
当天下午5时抵达酒店时，已见不少的前马共麇集在里里外外，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脸孔，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油然而生。那些上了年纪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满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代表着一段历史的标记，是用一生的青春换来的。至于比较年轻的是后来才加入的“斗士”；也有不曾参加过斗争的新生的一代，他们随着父母参加这难得一见的仪式。会场洋溢着朗爽与喜悦的笑声。
许许多多的同志也就因为这一天从“五湖四海”又相聚在一起了。他们之中，有者已分别20年；有者是不曾在一起出活；有者虽然住在同一个国家但不是经常谋面的。彼此借此良机叙旧话家常，也开会通过提案的。总之，两天的节目已是排得满满，但又腾出时间来让各别的老友见见面，而来自马来西亚的传媒记者更是一批又一批的“驻扎”在合艾，也为的是对这历史性的一刻提供图文并茂的新闻。
根据手头的资料显示：在1989年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马共人员集体下山，前前后后已有340名马共回到马来西亚自己的家乡，其中最多是雪隆地区，计141人；次为吡州，计68人。落脚在泰南的，则有4个和平村，这些下山的马共一时回不了家，就在泰政府提供的园地开辟了家园，逐渐发展成今日的具有规模的和平村。在和平村内有两个马共的地标，其一是“烈士纪念碑”，其二是马共历史文物馆。
虽然不见宏伟与内容充实，但也表达了和平村的人决心把历史留住，让下一代和外来的人了解马共过去的点点滴滴。
比和平村早两年（1987年）建立的友谊村是属于与陈平不同的马共派系单方面与泰政府和解，而有了友谊村的建立（共5个），他们都是属于马共的“马列派”和“革命派”，与陈平领导的“中央派”对峙和分裂，始终无法弥合。
虽然马共三派有很深的恩怨，但在和解后，据说陈平也协助滞留在泰国的马共人员在后来取得泰国公民权。这20多年来，他们的生活都有了改进和改善，不仅可自力更生，有的下一代也已有较好的发展了。
我无法证实，但我被告知这次的纪念仪式友谊村的人并没有来，大概他们不属于合艾和解下的一份子，而是另行寻求和解的，也就不在一起欢庆。说起来也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曾经拥有共同的理想，为一个革命的目标走在一起；而又为了“肃反”闹分裂。这70年代发生在边境的“肃反运动”是对是错，也无法说得清楚，也许深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扩大了整肃和批斗目标，不幸导致马共分列成三派。有人因此遗憾直到今天仍未能对这一段“肃反”的整人运动厘清楚其历史事实，因为他们认为有些冤案是不应该也不可以发生的，但它还是发生了。我也无法从中去了解这一段过程，但希望有人会客观地交待这一页血泪斑斑的过去，当成历史的教训。
尽管马共内部有矛盾和分化，但整体来说，由陈平领导的中央派仍然是核心的力量和受到共产国际所承认。不过当1976年中国“四人帮”倒台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海外的共党组织就已经面临新的抉择，马共也没有例外。果然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下，马共也不得不自我调整。一方面要适应中国的改革，另一方面也要为本身的未来寻找定位。
这个机会终于在80年代的后期被三方逮到了。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彼此努力朝向和平的道路迈进。根据历史资料显示，也是马方踏出第一步，正如1974年敦拉萨直飞北京踏上建交的第一步一样，结果换来激情的回报。这样的一来一往的推敲最后在1989年12月日签署了《合艾和平协议》，结束了马共41年来的斗争生涯。他们放下武器，走出森林，融入社会，不知不觉又过了20年。回想当年下山时仍然是老而健壮的一群或身强力壮的一群，如今已是垂垂老矣。他们说，在森林的日子虽过得充实，一天很快渡过，但生活中有紧张的时刻，一点也不能放松。如今下山后不再担心炮火突击，每个人开始适应新的生活。
我问了很多人，他们满意现在的生活吗？他们对和解感到满意吗？答案都写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的笑容饱含了对生活的憧憬，也为下一代而操劳。不过已不再有“新马共”或“小马共”了，有的是对父母辈的过去不能理解也不想理解的新一代的新新人类。他们不会走父母的道路，但他们也从长辈的身上学会坚持就是希望的支柱。他们表达出来的就是拥抱未来。
为了求证马共的最高领导是否也满意20年来的和解？我们也破例两次被安排与陈平总书记会面和拍照。第一次在11月30日的21世纪联谊大会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组个别与陈平在会场拍照留念。第二次则是在12月1日的中午时分又被特别安排在房间内与陈平老总做访谈。当我告诉陈老总我是谢诗坚时，他说他知道我也认得我，并读过我写的东西。我原以为是我单方面的“认识”陈平，原来他也“认识”我的存在。我说有幸在我有生之年在零距离与你交谈握手和拍照。其实，我应该在20年前就与他见面，但找不到适当的时机，只能在2004年其回忆录出版后，应报社写了四篇评论。这一次是主办当局的用心良苦的安排，才有机会与这位过去是神秘人的老大碰头。虽是“相见恨晚”，但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从陈平的祥和的脸上和他的同志们的脸上看到他为同志们选择和平的道路是令他们满意的。他的个人虽有遗憾，但整体而言，他为马共找到了光荣和有尊严的和平。单就这一点，陈平的名字也将与其回忆录一样，载入史册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一行人在谢诗坚率领下，被特别安排与陈平总书记合照。
陈平和泰方政府代表出席纪念《合艾和平协议》20周年庆典仪式。
谢诗坚与陈平握手问好。
9.12.09
《海外红烛故乡行》（跃马扬鞭）
11月23日我在本栏发表《华文教育回娘家》一文是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华文教育”具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对海外的华裔或华侨而言，因而把“华文教育”接回家去培植，让它更好地发展而具有良好的条件在海外形成一条文化纽带。
我之所以感触良多是在应邀参加第二届《海外红烛故乡行》之旅后所得到的启发。这是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委托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承办暨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赞助的教育交流团，为期两周。由11月5日至18日，共有30名来自9个国家的教育工作者参与其行。马来西亚除了笔者以韩江学院之名应邀外，另两人是董总主席叶新田及教总主席王超群。整个行程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各地游览和参与座谈会，及后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与华文教育基金会的领导会面，了解基金会的操作情况。
由于应邀者多数是上了年纪的教育工作者，因此主办当局表示不是要诸位来“受教育”，而是“犒赏”海外的华文教育工作者用毕生的精力奉献华教，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负起不懈的责任。因此团员们得到的招待是细心和周到的，也被安排在医院进行免费的全身检查。这种健康旅游也让团员们倍感亲切。因此主办单位说，取名《海外红烛故乡行》是因为教育工作者如同蜡烛般的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功在华教。
老实说，在参加这个团之前，我对中国政府将“华文教育”纳入其教育体系之中是知之不详的。因为长久以来，我所知道的中国教育尽是中华文化的传播，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说白了中国提倡和推动的就是中文教育，一切以中文为媒介语，但也不忘推广多种语文。
至于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也把中文教育或国家的教育体系也称之为华文教育我不甚了解。在我的印象中，“华文教育”一向以来是马华社会（前期包括新加坡）的独特教育，由华社自行承办和推动，逐渐地成为一个华文教育的体系。这就是说，不论是在殖民地时代或是在独立后，华人社会从未放弃其天职，而是义无反顾的出钱出力发展和捍卫华校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华文教育”在马华社会来说，是一个带有政治基因的产儿。如果说，中国人民认为接受中文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使命不使命的；那么在海外的华人也就得为华文教育的前途和未来打拼，不是“从天而降”的。久而久之，“华文教育”成了马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其历久不衰也有其历史背景。
即便马华社会十分落力维护和发展华校，有时也显得力不从心，更遑论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的华人，能顺利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例如在菲律宾只有一百万华裔，只占人口的2%；越南3百万华裔，也同样仅占2% ；泰国虽有6百万华裔（或同化了的），但也不过占泰国人口的10%。它们因为情况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学习华文也只能视情况而定，推展起来也非得中国政府协助不行。同样的，印尼的超过7百万的华裔，更只是印尼人口的5%，比例微不足道，加上过去40年遭受苏哈多政权的取缔和压制，已是断层多年。如今印尼政府虽采取开放政策，但印尼“华社”仍然缺乏华教人才与资金。
这就是说，如果中国要在东南亚及海外各地的华人社群使中华文化得以发扬，它就要大力的支援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华社（或唐人街）的需求，否则不易成事。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4年接纳海外华人的建议，正式成立《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由国家出资或向企业集资来推广中文教育，并取名为华文教育。就这样，广州的暨南大学，泉州的华侨大学，各有华文学院之设，北京也有华文学院，目的就是为海外培育华文师资人才，然后让他们回国执教或输送中国的教育人才至各地执教。
我在北京钓鱼台时，就亲自参加《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集资仪式，虽只有五家大房地产公司，但一口气就捐赠9千万元人民币，让基金会开展更多的活动。我被告知，只要基金会登高一呼，捐款即将源源而来。在有钱好办事的前提下，加上人才济济，华文教育转回中国自身抚养，自然远胜海外华人苦苦领养和支撑。只要基金会发挥其巨大的潜能，则海外的华文教育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如同孤儿的在海外飘荡，而是先在娘家被细心抚养和照顾。这样一来，不出几年，它肯定会照亮海外华人传承中华文化的道路。
刊登于2009年12月7日《南洋商报》
我之所以感触良多是在应邀参加第二届《海外红烛故乡行》之旅后所得到的启发。这是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委托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承办暨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赞助的教育交流团，为期两周。由11月5日至18日，共有30名来自9个国家的教育工作者参与其行。马来西亚除了笔者以韩江学院之名应邀外，另两人是董总主席叶新田及教总主席王超群。整个行程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各地游览和参与座谈会，及后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与华文教育基金会的领导会面，了解基金会的操作情况。
由于应邀者多数是上了年纪的教育工作者，因此主办当局表示不是要诸位来“受教育”，而是“犒赏”海外的华文教育工作者用毕生的精力奉献华教，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负起不懈的责任。因此团员们得到的招待是细心和周到的，也被安排在医院进行免费的全身检查。这种健康旅游也让团员们倍感亲切。因此主办单位说，取名《海外红烛故乡行》是因为教育工作者如同蜡烛般的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功在华教。
老实说，在参加这个团之前，我对中国政府将“华文教育”纳入其教育体系之中是知之不详的。因为长久以来，我所知道的中国教育尽是中华文化的传播，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说白了中国提倡和推动的就是中文教育，一切以中文为媒介语，但也不忘推广多种语文。
至于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也把中文教育或国家的教育体系也称之为华文教育我不甚了解。在我的印象中，“华文教育”一向以来是马华社会（前期包括新加坡）的独特教育，由华社自行承办和推动，逐渐地成为一个华文教育的体系。这就是说，不论是在殖民地时代或是在独立后，华人社会从未放弃其天职，而是义无反顾的出钱出力发展和捍卫华校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华文教育”在马华社会来说，是一个带有政治基因的产儿。如果说，中国人民认为接受中文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使命不使命的；那么在海外的华人也就得为华文教育的前途和未来打拼，不是“从天而降”的。久而久之，“华文教育”成了马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其历久不衰也有其历史背景。
即便马华社会十分落力维护和发展华校，有时也显得力不从心，更遑论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的华人，能顺利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例如在菲律宾只有一百万华裔，只占人口的2%；越南3百万华裔，也同样仅占2% ；泰国虽有6百万华裔（或同化了的），但也不过占泰国人口的10%。它们因为情况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学习华文也只能视情况而定，推展起来也非得中国政府协助不行。同样的，印尼的超过7百万的华裔，更只是印尼人口的5%，比例微不足道，加上过去40年遭受苏哈多政权的取缔和压制，已是断层多年。如今印尼政府虽采取开放政策，但印尼“华社”仍然缺乏华教人才与资金。
这就是说，如果中国要在东南亚及海外各地的华人社群使中华文化得以发扬，它就要大力的支援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华社（或唐人街）的需求，否则不易成事。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4年接纳海外华人的建议，正式成立《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由国家出资或向企业集资来推广中文教育，并取名为华文教育。就这样，广州的暨南大学，泉州的华侨大学，各有华文学院之设，北京也有华文学院，目的就是为海外培育华文师资人才，然后让他们回国执教或输送中国的教育人才至各地执教。
我在北京钓鱼台时，就亲自参加《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集资仪式，虽只有五家大房地产公司，但一口气就捐赠9千万元人民币，让基金会开展更多的活动。我被告知，只要基金会登高一呼，捐款即将源源而来。在有钱好办事的前提下，加上人才济济，华文教育转回中国自身抚养，自然远胜海外华人苦苦领养和支撑。只要基金会发挥其巨大的潜能，则海外的华文教育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如同孤儿的在海外飘荡，而是先在娘家被细心抚养和照顾。这样一来，不出几年，它肯定会照亮海外华人传承中华文化的道路。
刊登于2009年12月7日《南洋商报》
华教第一旗手——戴淑原 （林连玉基金）
如果说张弼士(1841—1916)（清朝驻槟城第一任领事）是第一位介入和推动华校的晚清人物，那么戴淑原可以被列为民国新时代的教育旗手。他是集政治家、慈善家和教育家于一炉的罕有杰出人才，而他在教育千秋大业上的丰功伟绩也是有史为证的。由于他生性好客，出手大方，也赢得小孟尝君之美誉。
戴淑原（1887—1944）是清朝驻槟城最后一任领事戴喜云（1849—1919）的次公子。戴喜云24岁只身南来，先做小贩，后发迹于太平，又回到槟城大展拳脚，成为富甲一方显赫人物。他在之前的四位清朝驻槟领事，即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及梁碧如也都是著名的客家人。换句话说，在晚清时代的领事，俱是客家人独领风骚。即使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后，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政府也依然委任客家人担任驻槟城领事，这个人就是后来扬名海内外的戴淑原。由此可见，客家人是最早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族群。而这是与客家人的洪秀全带动了太平天国的革命（1851—1868）不无关系。
戴淑原既有乃父风范，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更是洪秀全精神的开拓者。这种三结合的人格塑造成就了他的一生，留下令人称颂的回忆。
从1912年到1930年期间，戴淑原不但在槟城举足轻重，担任中华民国驻槟领事长达18年（间中有两年由兄长芷汀代摄），而且也是马新华社的一方领袖。
在他的斡旋和力争下，他的三大功绩是值得一书的：①他成功保护如雨后春笋的华教茁壮地成长，虽然英政府从1920年开始对学校和报章实施登记和管制制度。
也在这一年，他根据中国教育部的规定，在马来亚推动普通话教学，而不是鼓励方言媒介。因为他的努力，马来西亚的华校直到今天仍然采用中文（普通话）教学。单就这点，他是居功厥伟的。
②1913年通过槟城华侨教育会的成立，他灌输华校生有“爱国”意识，这在清廷时代是不曾有的。与此同时他也通过这个组织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法令，在槟城推行一年三学期的学制（放假和上课统一实行）。这个制度至今仍然保留，足见其合理性，也不因时代之不同而改变。
③任职期间，他在1914年首次向中国教育部申办中学之议，但无下文。因而在1918年世界第一次大战后，戴淑原再次动议在平章公馆内（即槟州华人大会堂）设立一间中学，获得平章公馆同人支持，并举戴领事为临时总理，统筹统办。1919年2月，这间命名为“槟城华侨中学”的学校终于顺利开课，是为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则创办于1917年）。
可惜同年较后（5月15日）因戴领事之父戴喜云病逝，以致中学的操作大受影响，乃在1921年停办。两年之后的1923年，钟灵学校为提升为中学，乃获戴领事献出“华侨中学”之图书及仪器及设备等，使到钟灵中学顺利转型而成为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戴领事之功不可没也。
由于戴领事在华教的丰功伟绩，因而赢得了华教“总裁”的美誉。套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当之无愧是“华教发展之父”。不但本身慷慨解囊起表率作用，而且对推动华教不遗余力。因此，华文教育能有今日的“成果”，是与戴领事的坚持与发扬分不开的。
除了教育之外，戴领事也是卓越的政治家，对第一次战后出现的米粮荒，通过自行捐款和集资，有效的解决民生的大问题。一时成为政坛佳话，民众有口皆碑。
1930年他退任槟城领事后，仍然不忘服务社会。他晚年最显著的贡献是于1939年应南洋客属总会会长胡文虎（在新加坡）之请，毅然在槟城领导成立客属公会，并出任创会会长，为槟州客家人圆一个家。
虽然戴淑原任期不长，也在1940年被英王封赐太平局绅，以表扬他的功绩，但在日治时期的1944年他不幸逝世于阿依淡自建的避难屋内，结束他精彩的一生。65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他不但是客家之光，也是全槟华社之光。虽然在他的年代没有所谓“首席部长”之设，但戴领事确实在他当官的年代，执行了今天首席部长正在执行的一些职务。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怀念这一代伟人在政治上；尤其是在教育上的巨大贡献。
刊登于2009年12月8日《南洋商报》
戴淑原（1887—1944）是清朝驻槟城最后一任领事戴喜云（1849—1919）的次公子。戴喜云24岁只身南来，先做小贩，后发迹于太平，又回到槟城大展拳脚，成为富甲一方显赫人物。他在之前的四位清朝驻槟领事，即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及梁碧如也都是著名的客家人。换句话说，在晚清时代的领事，俱是客家人独领风骚。即使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后，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政府也依然委任客家人担任驻槟城领事，这个人就是后来扬名海内外的戴淑原。由此可见，客家人是最早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族群。而这是与客家人的洪秀全带动了太平天国的革命（1851—1868）不无关系。
戴淑原既有乃父风范，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更是洪秀全精神的开拓者。这种三结合的人格塑造成就了他的一生，留下令人称颂的回忆。
从1912年到1930年期间，戴淑原不但在槟城举足轻重，担任中华民国驻槟领事长达18年（间中有两年由兄长芷汀代摄），而且也是马新华社的一方领袖。
在他的斡旋和力争下，他的三大功绩是值得一书的：①他成功保护如雨后春笋的华教茁壮地成长，虽然英政府从1920年开始对学校和报章实施登记和管制制度。
也在这一年，他根据中国教育部的规定，在马来亚推动普通话教学，而不是鼓励方言媒介。因为他的努力，马来西亚的华校直到今天仍然采用中文（普通话）教学。单就这点，他是居功厥伟的。
②1913年通过槟城华侨教育会的成立，他灌输华校生有“爱国”意识，这在清廷时代是不曾有的。与此同时他也通过这个组织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法令，在槟城推行一年三学期的学制（放假和上课统一实行）。这个制度至今仍然保留，足见其合理性，也不因时代之不同而改变。
③任职期间，他在1914年首次向中国教育部申办中学之议，但无下文。因而在1918年世界第一次大战后，戴淑原再次动议在平章公馆内（即槟州华人大会堂）设立一间中学，获得平章公馆同人支持，并举戴领事为临时总理，统筹统办。1919年2月，这间命名为“槟城华侨中学”的学校终于顺利开课，是为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则创办于1917年）。
可惜同年较后（5月15日）因戴领事之父戴喜云病逝，以致中学的操作大受影响，乃在1921年停办。两年之后的1923年，钟灵学校为提升为中学，乃获戴领事献出“华侨中学”之图书及仪器及设备等，使到钟灵中学顺利转型而成为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戴领事之功不可没也。
由于戴领事在华教的丰功伟绩，因而赢得了华教“总裁”的美誉。套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当之无愧是“华教发展之父”。不但本身慷慨解囊起表率作用，而且对推动华教不遗余力。因此，华文教育能有今日的“成果”，是与戴领事的坚持与发扬分不开的。
除了教育之外，戴领事也是卓越的政治家，对第一次战后出现的米粮荒，通过自行捐款和集资，有效的解决民生的大问题。一时成为政坛佳话，民众有口皆碑。
1930年他退任槟城领事后，仍然不忘服务社会。他晚年最显著的贡献是于1939年应南洋客属总会会长胡文虎（在新加坡）之请，毅然在槟城领导成立客属公会，并出任创会会长，为槟州客家人圆一个家。
虽然戴淑原任期不长，也在1940年被英王封赐太平局绅，以表扬他的功绩，但在日治时期的1944年他不幸逝世于阿依淡自建的避难屋内，结束他精彩的一生。65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他不但是客家之光，也是全槟华社之光。虽然在他的年代没有所谓“首席部长”之设，但戴领事确实在他当官的年代，执行了今天首席部长正在执行的一些职务。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怀念这一代伟人在政治上；尤其是在教育上的巨大贡献。
刊登于2009年12月8日《南洋商报》
5.12.09
翁诗杰的无奈与失落 （天下纵横）
马华公会进入甲子之年真是流年不利。本来在双十特大前夕，有看见翁诗杰意气风发地带领他的团队喊出“一个马华，一个团队”的口号。而围在他左右边的人有廖中莱、魏家祥及周美芬等人。当时人们相信过了双十特大，翁诗杰就可以领军再往前跑，因为他们都不相信蔡细历可以突围而出。换句话说，这个特大是为蔡细历的政途“送终”的。
但蔡细历这边偏不信邪，他们凝集了对当权派不满的力量；尤其是对翁诗杰不满的力量，准备通过特大来个了结。果然菜派的威力也是够猛的，竟一举射下总会长的尊严——通过对总会长不信任票。虽然蔡细历本身也过不了关，只是恢复党籍，无法通过复职提案。
在这种双输的局面下，蔡细历首先开炮要中委总辞重选；继之翁诗杰也要求通过特大寻求重选。而在这个时候，没有表态要求中委总辞重选的是廖中莱派。他们显然是等待总会长走下一步棋。
在此关键时刻，最痛苦的人莫过于翁诗杰。因为他若一走，就等于失去一切权力；但他若不走，又要背上“食言”的罪名。在两难底下，突然跑出翁蔡联手的大团结方案，一时让所有的人感到愕然，真不敢相信会有此不合逻辑的结局。正因为这个“大团结方案”,顿然使到翁诗杰陷入更大的挑战。
原本与他站在一起的廖派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而蔡派也借此良机要求翁总对党组织作适当的调整与改组。这样一来，翁诗杰又似乎回到他的“独行侠”的年代，在两派之中衡量得失，也就顺得哥来失嫂意。
因此与其说大团结方案的大赢家是翁诗杰，不如说是蔡细历更为恰当。因为总会长被投不信任票可以不走，那么署理总会长又岂可在议决案下“自我牺牲”呢？就在社团注册官的解释下，蔡细历又回到从前。不仅于此，而且还重回到柔佛州当盟主。这对马华来说，是最实在的党职。马华在15名国会议员中，有7名是来自柔佛的。如果马华在将来也失去柔佛这堡垒城池，则马华的存在的价值就要再大打折扣了。
至于翁诗杰从大团结方案得到什么？他得到的教训是政治是残酷的，也是现实的。当他力图维持现状向蔡派显示友好时，原来与他站在一起的战友便与他划清界限了。
其实，在大团结方案下，廖派表面上明显是输家，因亲廖中莱的委任中委被撤换；会长理事会也把魏周撤掉，但他们在备受打击下，似乎又赢得党员的支持，而且支持者显得后劲有力。这可以从即使1128的特大取消后，也有逾千人参加27日晚的交流宴及28日的汇报会看得出来。巧合的是，这一批人在双十特大前夕也是参加翁派的团结宴的。
由于当下三派势力在中委会各有筹码，没有一派是占半数以上的，也就形成翁靠蔡联手来克制廖派，但廖派的中委原本是与翁站在一起的，为什么突然间形同陌路人，互相攻击，这种变化又是谁造成的？虽然各说各理，但旁观者也不难找到答案。由于这样，马华的“一个马华，一个团队”也因党争持续不断变成“一个马华，三个团队”，真是够讽刺的“自残”。这就是翁诗杰的无奈与失落。
就此来分析，我们认为在下来的党选中，翁派的势力可能已被分化，需要靠蔡派的人马力挺。这样一来，翁可能需要向蔡派作出更大的调整以换取代表的支持。至于廖派这一股新崛起的势力，虽然经验不够老到，但他们排阵与气势也是不可低估的，再加上元老或前朝势力扶上一把，则廖派在这场选战中突围的优势是存在的。
虽然，我们不预测选情会一面倒，但代表们应该有分寸选出其中一个派系来主导的同时，也会让其他派系有人选在内起制衡作用。也许这将是一个混合式的新中委。无论如何，整个关键在于谁是未来的总会长？这与马华的兴衰是不可分割的。在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下，就让有智慧的中央代表选出一个能被华社“期待”的阵营，不要再让华社又一次的失望，这对马华一点好处也没有。
刊登于2009年12月7日《号外周报》第457期
但蔡细历这边偏不信邪，他们凝集了对当权派不满的力量；尤其是对翁诗杰不满的力量，准备通过特大来个了结。果然菜派的威力也是够猛的，竟一举射下总会长的尊严——通过对总会长不信任票。虽然蔡细历本身也过不了关，只是恢复党籍，无法通过复职提案。
在这种双输的局面下，蔡细历首先开炮要中委总辞重选；继之翁诗杰也要求通过特大寻求重选。而在这个时候，没有表态要求中委总辞重选的是廖中莱派。他们显然是等待总会长走下一步棋。
在此关键时刻，最痛苦的人莫过于翁诗杰。因为他若一走，就等于失去一切权力；但他若不走，又要背上“食言”的罪名。在两难底下，突然跑出翁蔡联手的大团结方案，一时让所有的人感到愕然，真不敢相信会有此不合逻辑的结局。正因为这个“大团结方案”,顿然使到翁诗杰陷入更大的挑战。
原本与他站在一起的廖派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而蔡派也借此良机要求翁总对党组织作适当的调整与改组。这样一来，翁诗杰又似乎回到他的“独行侠”的年代，在两派之中衡量得失，也就顺得哥来失嫂意。
因此与其说大团结方案的大赢家是翁诗杰，不如说是蔡细历更为恰当。因为总会长被投不信任票可以不走，那么署理总会长又岂可在议决案下“自我牺牲”呢？就在社团注册官的解释下，蔡细历又回到从前。不仅于此，而且还重回到柔佛州当盟主。这对马华来说，是最实在的党职。马华在15名国会议员中，有7名是来自柔佛的。如果马华在将来也失去柔佛这堡垒城池，则马华的存在的价值就要再大打折扣了。
至于翁诗杰从大团结方案得到什么？他得到的教训是政治是残酷的，也是现实的。当他力图维持现状向蔡派显示友好时，原来与他站在一起的战友便与他划清界限了。
其实，在大团结方案下，廖派表面上明显是输家，因亲廖中莱的委任中委被撤换；会长理事会也把魏周撤掉，但他们在备受打击下，似乎又赢得党员的支持，而且支持者显得后劲有力。这可以从即使1128的特大取消后，也有逾千人参加27日晚的交流宴及28日的汇报会看得出来。巧合的是，这一批人在双十特大前夕也是参加翁派的团结宴的。
由于当下三派势力在中委会各有筹码，没有一派是占半数以上的，也就形成翁靠蔡联手来克制廖派，但廖派的中委原本是与翁站在一起的，为什么突然间形同陌路人，互相攻击，这种变化又是谁造成的？虽然各说各理，但旁观者也不难找到答案。由于这样，马华的“一个马华，一个团队”也因党争持续不断变成“一个马华，三个团队”，真是够讽刺的“自残”。这就是翁诗杰的无奈与失落。
就此来分析，我们认为在下来的党选中，翁派的势力可能已被分化，需要靠蔡派的人马力挺。这样一来，翁可能需要向蔡派作出更大的调整以换取代表的支持。至于廖派这一股新崛起的势力，虽然经验不够老到，但他们排阵与气势也是不可低估的，再加上元老或前朝势力扶上一把，则廖派在这场选战中突围的优势是存在的。
虽然，我们不预测选情会一面倒，但代表们应该有分寸选出其中一个派系来主导的同时，也会让其他派系有人选在内起制衡作用。也许这将是一个混合式的新中委。无论如何，整个关键在于谁是未来的总会长？这与马华的兴衰是不可分割的。在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下，就让有智慧的中央代表选出一个能被华社“期待”的阵营，不要再让华社又一次的失望，这对马华一点好处也没有。
刊登于2009年12月7日《号外周报》第457期
《合艾和平协议》20年 （直挂云帆）
仿佛是昨天的事，一眨眼的功夫，《合艾和平协定》竟已是走过廿个春夏秋冬。回首前尘往事，虽然没有不堪回首，但却充满着变数与血泪。它构成了马来西亚政治史的重要篇章。
所有的故事都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当孙中山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帝制后，整个中国进入了山河地动的变化。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社会）也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尤其是华人社会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浪潮，兴起变革之风。较明显地是反映在对孙中山的期望，继后约1915年间，又吹来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直到1917年苏共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整个国际形势也因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起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就马新来说，则以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思想传入马新华人社会为新的起点。不但华文报兴起鼓吹新文化和白话文，而且华文教育也因之遍地开花。
正由于文化教育的传播，加上中国南来的文人也带来了社会主义思想，遂使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思想的影响是国际性的；尤其是马克思的思想于1921年在中国播下种后，它也在1930年导致马共的成立。这就是说，左翼思潮也在亚洲形成一种变革的动力，有组织性地在世界各地开展。
虽然如此，在早期的马共活动是有局限性的，直到1937年日本正式侵华之后，整个马新社会才动荡起来，而有了“南侨总会”之设。这种带有反侵略的运动也因势利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一股洪流，有力地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当战火于1941年底烧到马来亚，而整个马新于1942年被日本攻占后，马共组成的抗日军成了一股反抗的力量。继之，英国又和马共联手，开展游击战争；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的军事扩张行动，但人民也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1945年日本的战败和投降也导致了两股势力在不同的国家相较量。一边是中国执政的国民党并不接受与中共分享政权（或说联合政府），于是在1946年国共内战又起，直到1949年才见胜负。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才有了今日海峡两岸斗不完和争不完的恩怨情仇。另一边是马新社会也面临重临的英军并不愿意与马共分享政权，内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莱特是安插在马共的大特务的问题说不清楚外，也因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到英国和马共只能共患难而注定不可能走在一起。于是有了1948年紧急状态的实施，马共又转入地下，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也在森林中开展了。
这种胶着的状态在1955年有一个和平的契机，那是著名的《华玲和谈》。可惜因为条件不成熟，彼此立场南辕北辙，终以失败和破裂收场。其结果是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而马共则坚持其理想继续在马泰边境活动。两年之后，也即是1959年与马来亚切割开来（1948年）的新加坡通过普选开始走上自治，李光耀在那一年成为新加坡政治主角，出任自治邦总理。
1960年，马来亚政府宣布结束紧急状态，改以内安令取代紧急法令，但没有迹象显示有和解的机会，反而使到双方的关系时而呈现紧张；尤其是1963年马新政府在大力推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更遭到左翼政团的反对和抵制。这种支持或反马来西亚的立场也成了当时左右派的分水岭。但对左翼致命的一击是1966年印尼流产政变后，右翼的苏哈多政权抬头，不仅结束了长达3年的马印（尼）对抗，而且也给整个区域的左翼运动带来分歧和打击。一方面是深受1966年掀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转而采取强硬的路线；另一方面是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对议会斗争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争议，结果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者参加竞选；而马克思社会主义者采取了杯葛议会选举。1969年的大选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却意料之外，使到反对党取得一定的优势和执政了左翼的桥头堡—槟州。
虽然不久后爆发的“513”种族冲突事件令全国朝野震惊，但马共也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它的南进政策在持续着的当儿也面临阻力。
就在此关键时刻，一个改变马共命运的大事是1974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跨出了一大步，直接且义无反顾地与毛泽东主席握手，并且宣布马中建立邦交。这个划时代的壮举打开了马中紧闭的大门，彼此心照不宣地期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时代的降临。
1976年中国“四人帮”的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给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在邓小平登高一呼下，中国走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也预示着中国以外的共党必须好自为之，接受改变面对未来。马共也没有例外地在自我转型。
就在中国的改革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时期，在1987年，马泰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认为与马共和解的时机已告成熟，可以在新的和诚挚的基础上，寻找光荣的和平。
经过2年有余的曲折不平与兜兜转转的谈判后，马方与泰方及马共石破天惊地宣布三方同意和解，且于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的蠡园大酒店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正式结束马共的武装斗争，为区域发展与和平带来了新曙光。
直到今天，我们在同一个地点见证纪念签约20年纪念时，大家的脸上留下岁月的皱纹和苍苍白发已磨灭不掉，但也掩不住在脸上展露的激情。此情此景，令人感触良多，虽然不是事事如愿，但十之八九也都无怨无悔。也许正待圆满的是一位85岁的老人正坚持其生命在继续燃烧，以便一偿回乡的夙愿。
刊登于2009年12月3日《东方日报》
所有的故事都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当孙中山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帝制后，整个中国进入了山河地动的变化。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社会）也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尤其是华人社会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浪潮，兴起变革之风。较明显地是反映在对孙中山的期望，继后约1915年间，又吹来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直到1917年苏共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整个国际形势也因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起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就马新来说，则以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思想传入马新华人社会为新的起点。不但华文报兴起鼓吹新文化和白话文，而且华文教育也因之遍地开花。
正由于文化教育的传播，加上中国南来的文人也带来了社会主义思想，遂使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思想的影响是国际性的；尤其是马克思的思想于1921年在中国播下种后，它也在1930年导致马共的成立。这就是说，左翼思潮也在亚洲形成一种变革的动力，有组织性地在世界各地开展。
虽然如此，在早期的马共活动是有局限性的，直到1937年日本正式侵华之后，整个马新社会才动荡起来，而有了“南侨总会”之设。这种带有反侵略的运动也因势利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一股洪流，有力地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当战火于1941年底烧到马来亚，而整个马新于1942年被日本攻占后，马共组成的抗日军成了一股反抗的力量。继之，英国又和马共联手，开展游击战争；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的军事扩张行动，但人民也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1945年日本的战败和投降也导致了两股势力在不同的国家相较量。一边是中国执政的国民党并不接受与中共分享政权（或说联合政府），于是在1946年国共内战又起，直到1949年才见胜负。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才有了今日海峡两岸斗不完和争不完的恩怨情仇。另一边是马新社会也面临重临的英军并不愿意与马共分享政权，内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莱特是安插在马共的大特务的问题说不清楚外，也因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到英国和马共只能共患难而注定不可能走在一起。于是有了1948年紧急状态的实施，马共又转入地下，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也在森林中开展了。
这种胶着的状态在1955年有一个和平的契机，那是著名的《华玲和谈》。可惜因为条件不成熟，彼此立场南辕北辙，终以失败和破裂收场。其结果是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而马共则坚持其理想继续在马泰边境活动。两年之后，也即是1959年与马来亚切割开来（1948年）的新加坡通过普选开始走上自治，李光耀在那一年成为新加坡政治主角，出任自治邦总理。
1960年，马来亚政府宣布结束紧急状态，改以内安令取代紧急法令，但没有迹象显示有和解的机会，反而使到双方的关系时而呈现紧张；尤其是1963年马新政府在大力推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更遭到左翼政团的反对和抵制。这种支持或反马来西亚的立场也成了当时左右派的分水岭。但对左翼致命的一击是1966年印尼流产政变后，右翼的苏哈多政权抬头，不仅结束了长达3年的马印（尼）对抗，而且也给整个区域的左翼运动带来分歧和打击。一方面是深受1966年掀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转而采取强硬的路线；另一方面是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对议会斗争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争议，结果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者参加竞选；而马克思社会主义者采取了杯葛议会选举。1969年的大选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却意料之外，使到反对党取得一定的优势和执政了左翼的桥头堡—槟州。
虽然不久后爆发的“513”种族冲突事件令全国朝野震惊，但马共也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它的南进政策在持续着的当儿也面临阻力。
就在此关键时刻，一个改变马共命运的大事是1974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跨出了一大步，直接且义无反顾地与毛泽东主席握手，并且宣布马中建立邦交。这个划时代的壮举打开了马中紧闭的大门，彼此心照不宣地期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时代的降临。
1976年中国“四人帮”的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给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在邓小平登高一呼下，中国走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也预示着中国以外的共党必须好自为之，接受改变面对未来。马共也没有例外地在自我转型。
就在中国的改革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时期，在1987年，马泰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认为与马共和解的时机已告成熟，可以在新的和诚挚的基础上，寻找光荣的和平。
经过2年有余的曲折不平与兜兜转转的谈判后，马方与泰方及马共石破天惊地宣布三方同意和解，且于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的蠡园大酒店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正式结束马共的武装斗争，为区域发展与和平带来了新曙光。
直到今天，我们在同一个地点见证纪念签约20年纪念时，大家的脸上留下岁月的皱纹和苍苍白发已磨灭不掉，但也掩不住在脸上展露的激情。此情此景，令人感触良多，虽然不是事事如愿，但十之八九也都无怨无悔。也许正待圆满的是一位85岁的老人正坚持其生命在继续燃烧，以便一偿回乡的夙愿。
刊登于2009年12月3日《东方日报》
马华党争逼出党选 （现代春秋）
箭在弦上的1128特大终于宣布取消。这意味着马华目前存在的3派斗争已找到或被劝谕找到下台的阶梯，同意举行重选来解决僵持不下的局面。
虽然尚未言明何时举行重选，但消息说原定1205的党代表大会也会展延，以便在明年正月来一个重选的代表大会。如果一切按所说的安排，那说明了正副首相（国阵老大及老二）发挥的影响力是浅而易见的。如果国阵不施压，恐怕马华3派直到今天还在为重选或不重选喋喋不休，也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肯收手？
由于马华今次的党争已经失控，且越发明显地成为利益集团的平台，已不得不用非常的手段解决不可。这就是说，马华从两派（翁蔡派）演化到三派（翁蔡廖派）的斗争。如果没有外来压力的干预，是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这也是马华的一个悲哀。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假设：在国阵不介入马华党争下，翁蔡的大团结方案会加速进行。一方面撤换委任中委和变动会长理事会成员，以打击和孤立廖派。例如将魏家祥和周美芬摒出会长理事会即为一例。另一方面，对蔡派作相应的让步，如蔡细历又重新担任马华柔佛联委会主席。接着下来就是翁蔡人马排排坐，分椅子；而廖派人马若不肯就范（翁放声要廖归队），则将会在党内被逐步边缘化，然后形成所谓“翁蔡大团结”的新阵容。即只有改组而没有改选下，让马华真正的走进“翁蔡共治”的年代（马华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老大老二共治的排阵）；若翁蔡两派形成新主流肯定会掀起新的风暴，因为它是劫难后的产物，尚欠推心置腹。
正因为有此倾向，国阵若不介入将会使马华内斗更乱和难以收科，也就为首相插手提供了理由。不论是否可以解读成“干政”或“劝谕”都不重要，重要的看来只有是在首相的威力下，才能镇得住马华的派系不得蠢蠢欲动，否则各派是不会让步的。果然在首相“调解”和克制下，马华党内已暂时收敛，不再有人头落地，但怎样解套，还是各说各话。这又说明马华已不能自行解决党争，不得不听命大家长的安排，既悲也哀。
其实，既然三方已接受重选，也就没有必要对重选的日期的拖延找理由和借口，大可按照去年党选方式，尽快安排提名和投票，并允许参战的候选人结帮立派，各作有限度的宣传，最后让2380代表投下他们的一票，也就可以分出胜负。虽然不能保证党争将成为过去，但至少代表们选出的新领导层都应得到尊重。如果失意的一方不满，可选择沉默或退党，这是预料中事，也是政党必须承受的后果，马华不能因怕这怕那而不敢面对党选。
现在，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马上浮现：究竟马华的新领导人会是谁呢？要探讨这个问题，下列的情况是必须分析的：
① 翁蔡是否联手提名？若是，蔡将不会打老大，剩下翁寻求蝉联。关键是他们的排阵能否如他们所说的已取得90%党代表的支持？或有大变动？
② 若蔡不与翁联手，蔡选择打老大，与翁争领导，借此良机全盘翻身，他能以一挡二吗？由于可能性不大，再加上光碟事件，因此推测他会选择“坐亚不望冠”。
③ 廖派肯定与翁派不咬弦，必然会公开挑战而阵线分明，这就形成廖中莱对垒翁诗杰。若是蔡细历也插上一脚，则马华的龙头之战肯定十分精彩与紧张。由于这种可能性不大，竟有人推敲可能有廖蔡联手孤立翁派，可这种说法缺乏逻辑推理，反倒是翁蔡联手的可能性较大。
④ 除非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挑战老大，那就更是充满变数了。在这方面，我们不相信黄家定会“东山再起”，也不相信陈广才有意卷土重来，因此剩下的黄家泉不能排除他的上位的可能性。当然也不能否定江作汉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但就眼下来看，马华公会的新舵手很可能将只局限在翁菜廖之中择一人。不是别人不够格，而是总会长的职位只预留给特定的人士来担任。过去是这样，今日也会是这样。
虽然有人会以人的领导素质来比较领袖的条件，但这不是绝对的，它需要加上手段和时机。聪明的人没有实力是没有用的；勤力的人没有团队也是白费心机的。不论我们怎样期望政治天才“降世和下凡”，但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中；尤其是在马华公会中，它需要的是一位能驾驭党也给党带来活力的领袖，个人的才华不是成功的保证；成功属于懂得抓住机会的人。由此来看，今次的马华的重选，也正是沿着这样的模式来进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不能期望一甲子的马华能带来惊天动地的变革；反而它的内斗倒叫人感觉到马华内部矛盾重重，积重难返，这才是马华的致命弱点。新的领导班子能否正本清源为马华对症下药？没有人知道，也许天知道，但天意又是怎样的呢？就不得而知了。今天的马华若无法从重选中跳出困境，那马华的未来是柳暗花不明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华上下必须认真地正视重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代表自救，马华才能得救。
邱家金现象反思 （跃马扬鞭）
没有人能够否定邱家金的学术地位；他也被视为本国著名的历史学者，因此即使他已经退休，他的言论还是掷地有声的。正因为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他也在某些时候在言论上有选择性的表达，甚至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境”，难怪跳起来与他对骂的大不之人。
例如，他曾主张推行单一源流教育，以达致国民团结的言论引来无数的隆隆炮声也是意料中事。因为骂一位没有权势的人是不会有“后遗症”的；因为骂一位“二毛子”“数典忘宗”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邱家金成了华社的箭靶子，把他骂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邱教授知不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也许他已知道，但他还是“面不改色”地再坚持他的己见。
这一回他的言论更是“当头一棒”的打下来。如果报章没有引述错误的话，他的意思是说：华小倾向（后来的澄清）栽培“抄袭人才”。这些学生缺乏创意，请看本地的华校子弟，有多少个是知名的科学家？或会研发产品？
这一下子，除了一大片反击声和谴责声外，也还是充斥一片叫骂声，因为他犯了华社的“天条”，说了不该说的话（如果不说，那就无事了）。偏偏他就那么固执，固执到连马青的魏家祥都邀他来辩论。而这位备受争议的学者竟也坦然接受（毕竟他不是政客，不必躲躲闪闪），愿意来一个大辩论。不用说，在舆论和压力下，邱教授将会占下风的，已是“未辩先输”，因为华社不会给他“祝福”。他也许会有少许的掌声表示他有勇气面对群众与斗士；但更大的喝倒彩声正在等他开“金口”。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胜负”，但我们还是可以把邱家金的大胆言行解读成“邱家金现象”。这个现象毕竟不多，因为身为华人，谁敢把老祖宗的文化弹得一无是处？不过这不等于没有这样的现象，而是长久以来，华社就存在“邱家金精神”的倡导者与维护者。随手拈来，俯拾皆是。不仅是做生意的阿伯，我们的从政者在一边厢可以和林连玉拥抱，或说他是林连玉的信仰者和追随者，为的是政治的筹码；但在另一边厢则把子女送进英校（也许他们心理在想，读华校有什么好？参政还不是英文第一？）为的是将来可以走向官场。
还有我们也不要笑搞教育的人老土或不识时务，他们一方面大谈华文教育，似乎华文教育是命根子；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悄悄地把子女送进英校。如果连这些华教份子都看不起自己的文化时，他们还有资格骂邱教授“忘本”吗？
当然他们没有邱家金的勇气敢于公开表达，只做而不说。但这些人与邱教授相比，倒让人觉得这“红毛直”也真的敢敢直。
或者，我们又换一个角度学习副揆慕尤丁的精神，他也真是搞政治的高手，说什么不了解邱家金的意思，而且在他看来，华校也有很多优秀生。这不就完了吗，何必与他较劲？
可是，我们还是从报章上阅及有人抬出某些成功人士也是华校生，谁说华校生是copy cat？但这样的举例也实在没有多大的意思，万一邱教授反指出有大义禀然的人也不爱华教，那我们又该怎样自圆其说呢？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怎样对待和批判“邱家金现象”已是一个严肃的课题。辩论是可以进行，但首先我们也得反思和反省为什么会有邱家金现象？这肯定不是邱家金带头，而且一百年前就有此倾向，到后来才严重化起来。不过由于 80年代英校的转制竟导致华小吃香，不是突然间发现“中华文化”的伟大珍贵价值。
虽然如此，随着物换星移，千禧年后，华文教育不再是“政治文化”后，它的抬头或者可以在未来的十年内，让许多的“邱家金现象”追随者真正意识到原来华文教育可以被容纳在国家教育体系内，而且价值不亚于英文在国家的地位；更有数不尽的华校精英在世界飞舞。到了那一天（也许不用太久）回头来看魏家祥与邱家金的辩论已没有意义了；也许邱家金也已看到中国崛起是怎么一回事了。
刊登于2009年11月30日 《南洋商报》
例如，他曾主张推行单一源流教育，以达致国民团结的言论引来无数的隆隆炮声也是意料中事。因为骂一位没有权势的人是不会有“后遗症”的；因为骂一位“二毛子”“数典忘宗”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邱家金成了华社的箭靶子，把他骂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邱教授知不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也许他已知道，但他还是“面不改色”地再坚持他的己见。
这一回他的言论更是“当头一棒”的打下来。如果报章没有引述错误的话，他的意思是说：华小倾向（后来的澄清）栽培“抄袭人才”。这些学生缺乏创意，请看本地的华校子弟，有多少个是知名的科学家？或会研发产品？
这一下子，除了一大片反击声和谴责声外，也还是充斥一片叫骂声，因为他犯了华社的“天条”，说了不该说的话（如果不说，那就无事了）。偏偏他就那么固执，固执到连马青的魏家祥都邀他来辩论。而这位备受争议的学者竟也坦然接受（毕竟他不是政客，不必躲躲闪闪），愿意来一个大辩论。不用说，在舆论和压力下，邱教授将会占下风的，已是“未辩先输”，因为华社不会给他“祝福”。他也许会有少许的掌声表示他有勇气面对群众与斗士；但更大的喝倒彩声正在等他开“金口”。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胜负”，但我们还是可以把邱家金的大胆言行解读成“邱家金现象”。这个现象毕竟不多，因为身为华人，谁敢把老祖宗的文化弹得一无是处？不过这不等于没有这样的现象，而是长久以来，华社就存在“邱家金精神”的倡导者与维护者。随手拈来，俯拾皆是。不仅是做生意的阿伯，我们的从政者在一边厢可以和林连玉拥抱，或说他是林连玉的信仰者和追随者，为的是政治的筹码；但在另一边厢则把子女送进英校（也许他们心理在想，读华校有什么好？参政还不是英文第一？）为的是将来可以走向官场。
还有我们也不要笑搞教育的人老土或不识时务，他们一方面大谈华文教育，似乎华文教育是命根子；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悄悄地把子女送进英校。如果连这些华教份子都看不起自己的文化时，他们还有资格骂邱教授“忘本”吗？
当然他们没有邱家金的勇气敢于公开表达，只做而不说。但这些人与邱教授相比，倒让人觉得这“红毛直”也真的敢敢直。
或者，我们又换一个角度学习副揆慕尤丁的精神，他也真是搞政治的高手，说什么不了解邱家金的意思，而且在他看来，华校也有很多优秀生。这不就完了吗，何必与他较劲？
可是，我们还是从报章上阅及有人抬出某些成功人士也是华校生，谁说华校生是copy cat？但这样的举例也实在没有多大的意思，万一邱教授反指出有大义禀然的人也不爱华教，那我们又该怎样自圆其说呢？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怎样对待和批判“邱家金现象”已是一个严肃的课题。辩论是可以进行，但首先我们也得反思和反省为什么会有邱家金现象？这肯定不是邱家金带头，而且一百年前就有此倾向，到后来才严重化起来。不过由于 80年代英校的转制竟导致华小吃香，不是突然间发现“中华文化”的伟大珍贵价值。
虽然如此，随着物换星移，千禧年后，华文教育不再是“政治文化”后，它的抬头或者可以在未来的十年内，让许多的“邱家金现象”追随者真正意识到原来华文教育可以被容纳在国家教育体系内，而且价值不亚于英文在国家的地位；更有数不尽的华校精英在世界飞舞。到了那一天（也许不用太久）回头来看魏家祥与邱家金的辩论已没有意义了；也许邱家金也已看到中国崛起是怎么一回事了。
刊登于2009年11月30日 《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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