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形容为奇女子的狄娜（梁帼馨）于3月31日在香港逝世，终年65岁。她的成名是因为在六七十年代拍摄香艳影片而被人津津乐道，艳星之名也随着《大军阀》一片（因内中有裸露镜头）成为她的标记。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她的年代也有其他艳星或性感女性出现，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她在后来竟被标签为“左翼份子”，更有人写文章称她是《一个左派女子》，作者阎丘露薇还作了这么一个牵强的注脚：“狄娜之所以背负艳星的称号，和她被认为一向左倾的思想有关。因为那时欧美流行的左翼思潮带着女权主义，使她成为香港电影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除此之外，丘露薇更拉出一段莫名其妙的话：“或许是因为中国社会，大家对演员还是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的观念，没有看到电影行业一向是左翼思想聚集的地方，才会觉得她的人生是如此的充满了传奇”。
丘女士对狄娜的评价出现两个盲点：（一）因为左倾，所以叛逆和走极端乃至早年走上艳星这条路与其思想是“符合”的；（二）电影行业一向是左翼思想的“温床”，狄娜的出现是合理的，以后的转变也在情理之中。
就香港和亚洲的社会来说，左翼和左倾是一种政治运动，包括统战在内，而且以中共的指导思想为圭臬。虽然60年代也流行欧美的反现政体的运动，包括学生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但亚洲的左倾运动基本上与西方有所不同。它可以作如下的区分：
（一）50年由于中共的崛起，毛泽东领导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从此在亚洲的土地上出现两大共产巨人：一个是苏联，另一个是中国。东南亚国家也成为被左倾运动冲击的地区，因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介入了亚洲的反共运动，喊出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用军力阻止东南亚被共产化和社会主义化。右翼思想主导了非共社会。
（二）六十年代，中国从大跃进走向“文化大革命”，从左倾到极左，因而出现“社会主义是栋梁，共产主义是天堂”的口号。当“文革”在1966年正式成为中国一发不可收拾的政治运动时，它就简单地区分人的立场，不是左派就是右派。像狄娜这样的言行被打成右派是预料中事，她怎么可能在那个年代用左的思想武装自己成“叛逆的卫道者”？因此狄娜当时的“艳和脱”，在文革者的眼中是无可妥协的“政治敌人”。
再说，就我所知的六十年代，因为左翼的势力无孔不入，西方及支持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团都尽其力的维护右翼的立场，反对左的渗透，右派也就大行其道了。例如当年的邵氏影业及国泰影业（电懋）都是打着台湾的“中华民国”旗号，以“自由世界”为理念，而推出一套又一套伦理片乃至香艳刺激的影片，带有反共意味或避开政治课题。也只有香港的长城及中联影业推出中下层的走工农路线的电影，与所谓狄娜的角色是澈底划分界线的。但左的市场小，右的市场大，林黛成为亚洲四届影后就是右翼影界捧出来的。狄娜同样是那个年代被右翼影业推出来的香艳奇女子。这也说明电影界不是左的温床，至少香港和台湾不是这样的，而且右得毫无掩饰。
（三）但转入七十年代，狄娜人生的大转变是不可思议的存有疑点，她在《大军阀》（1972年）演出后，与香港新华社有来往，更在1973年申请破产，表示与“资产阶级”决裂，要当无产阶级战士。这是十分好笑的举动，如果不是负债还不了，申请破产做什么？
她公开宣布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要在中国发展，没有表明立场，在文革时期是拿不到一张“长期饭票”的。但我们不知道在文革时她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当许多人的海外关系被描绘成“通敌”罪名时，我们无法想象狄娜如何有“三头六臂”成为“文革”的“宠儿”？不过，她后来自揭在香港拍电影时，已为中共收集情报，并承认是扮演“间谍”的角色（也许自我抬高身价，可能只是其中一个耳目）。
大概凭着这一关系，她在70年代打通中国政界走进中南海，因而使得她能在机场建立导航系统上有份参与投资和发展，终于为她转运。但这应是中国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为她带来巨大的商机。这就是说，她是在中国褪下左的色彩后才发迹起来的。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60年代文革时被誉为“红色明星”的传奇石慧夫妇在息影后也在中国的机场免税商场打出一片天。这也多少可以说明“左的明星”是比较占优势的。所以狄娜向左转也是因势利导，不然她如何立足？
尽管她的智识浅薄，也曾闹出历史笑话，但狄娜确实很会利用中共来包装自己，而她留给我们的是“乱七八糟”的形左实右的21世纪既负面又模糊的形象，难怪中共新华社在她逝世后，也只承认她帮助在机场建导航系统，其他一概只字不提。
我们只能这样说，狄娜是自我标榜的左派，其实她的生活和思想也是右得可以，她怎么可能是《一个左派女子》呢？
刊登于2010年4月12日及13日《南洋商报》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9.4.10
民政不能再沉默了 （现代春秋）
这一回不是巫统的人，但也是亲巫统的人向民政党毫不容情且尖酸刻薄地开炮，这个人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土著权威机构”（Perkasa）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他说：“我实在同情民政党，因为民政党现在不过是个空壳，其党主席甚至要（以）受委上议员方式入阁，所以民政党实际上没有一点民意基础”。
依布拉欣阿里原本是巫统地方干部，但不受重用，曾以独立人士身份在2004年参加大选败北，但在2008年获得回教党的让步，得以在回教党的旗帜下参选结果胜出。
在理论上，他是借回教党的外壳“上阵”，不算是回教党推出的候选人，但在中选后归纳为支持回教党的国会议员是天经地义的事。基本上，他也安分一年之后才开始蠢蠢欲动，后来就索性离开回教党“自创天下”，成立“土著权威机构”。表面上看来是为马来人而斗争，实则是支持国阵的一个外围组织。
在这种背景下，土著权威机构也找到强有力的支持者，那就是前首相马哈迪于3月27日高姿态地为这个组织的首届会员大会主持开幕。他给这个组织壮胆时这样说，非马来人应停止毫无根据的指责，否则无的放矢只会挑起族群的情绪。
在这方面，依布拉欣阿里也转其语气大力颂赞马哈迪过去的丰功伟绩，并强调它的组织是与巫统为友而非为敌。如果巫统与他为友，就会输掉选举。这显然给纳吉领导下的巫统一个提醒，也难怪巫统并不视它为一个极端组织。因为它的矛头除了指向行动党外，也挑起1999年的诉求事件。他指责华团当年的诉求是“抵触《联邦宪法》赋予马来人的特别地位的。
为了展示他的权威，他高举马来短剑表达要捍卫马来人的权益，这种行为似乎向巫青团“偷师”（不过在308后，巫青团已不流行这一套），真没想到这个所谓非政府组织也不避嫌地依样葫芦让人感到浑身不自在。
虽然它不是一个政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也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它表明它的亲巫统，甚至扬言要加入国阵组织来看，他的一举一动对国阵徒有负面的影响，也不会给纳吉加分，理由是依布拉欣阿里所鼓吹的种族论调与首相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反击相关言论，民政的丁福南批评这个组织的种族倾向，也揶揄马哈迪的言论非领袖所为，结果引来反弹。除了该青年团要求丁福南道歉外，依布拉欣阿里更是狠批民政是个什么也不是的政党。这种说词不但是比较偏激的，也在某种程度上撬开民政的伤口。
民政党在308后真是祸不单行，处处被友党或外围组织看不起，先有槟城巫统的阿末依斯迈与许子根过意不去，直挑其毛病；显然带有强烈的反击和报复的议程；后有巫统党人当众撕破许子根的肖像，结果造成两党关系十分低落，甚至有所谓“绝交”这等玩意儿。
从2008年到今天整整的两年，民政与槟州巫统的模糊与暧昧的关系也使到槟州国阵组织形同虚设，完全展示不出团结与合作的精神。就在民政尚未稳定其在槟州的地位时（虽然许子根已重被委为槟州国阵主席，但槟州巫统已放话要求换人），又爆出依布拉欣阿里的辛辣言论，给民政带来极大的冲击，可谓雪上加霜的双重打击。
如果国阵经过研究后，不反对“土著权威机构”加入成为其中一个非政府组织，民政党又该持何种立场？这事可能会发生，民政岂可掉以轻心？其实，民政在今天仍被有心人指指点点和极尽其挖苦之能事，盖因民政失掉槟州的主导政权，也就是把命根子丢了才换来今日的屈辱。而民政本身又没有及时展现其作为一个政党的崇高尊严，也就被某些非高层人物踩在脚下；也正因为是非权威人物的所为，民政不以为意。岂知这些踩压行为如阴魂不散的纠缠着，久久不愿离去。
有很多人看到民政这样的逆来顺受感到非常难过，也为民政打抱不平。但身为局外人只能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而身为党员的民政党人，又何尝不是痛在心里呢？
说句公道话，在丁福南发话后，迎来了依布拉欣阿里的反击是不应就此保持沉默的，党内平常爱打抱不平的人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怎么不作为丁福南的后盾，敢敢与依布拉欣阿里较量一下？以证明民政不是空壳的政党。民政正需要的就是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不能再畏首畏尾了，反正它在目前也几乎是“一无所有”了，没有什么好损失和患得患失的。
说真的除了槟州，民政并没有条件在其他州发难，这就是民政的局限；但也因为有所局限，民政的翻身也就比其他政党更容易集中一切资源。如果民政不振作，还是迷恋过去的日子，那将会与人民的关系越来越远了。因此作为一个政党，它应当知道，时间是不等人的，改革就在眼前。
刊登于2010年4月12日《光华日报》
15.4.10
谢诗坚 财智献文教商界 获海外表扬
报导：翁愫娴 摄影：董昆明
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于一代著名儒商，积极推动韩江三校的校务发展，建立海外华文教育完整体系的著名时事评论员拿督谢诗坚博士是财智双全的儒商代表，也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凭着积极入世、挥洒才智及点评时事的才华，谢诗坚不论在商界、教育界、评论及文化界皆拥有亮丽的表现。谢诗坚最近多了两个光环，获选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财富时报》社、凤凰卫视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09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并获得其中的“突出贡献”单项奖。此外，在台湾行政议院挑选出“东南亚”20位客家精英中，谢诗坚就是其中的一位。
对于获选为“2009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谢诗坚坦言，获得该奖项的人物包括了赌王何鸿燊的儿子何猷龙、著名作家海岩等重量级人马，他能够幸运的成为其中一人，确实让他始料不及，而感到非常的意外。
“我是在去年12月24日，接获从北京拨来的电话，告知我获选为中华十大财智人物。”这让谢诗坚感到不解的是，从来没参加过类似的选拔，何以得到这国际性的殊荣？况且，对他来说，他可是有“智”，但没有“财”啊！
后来方知晓这“十大财智人物”是经过被提名，从海外挑选出1000名具影响力及财智的人物，再精挑细选60位入围者，到最后选出30位，即：10名十大财智人物人物奖、10名特别奖及10名单项奖。而谢诗坚，则荣获单项奖。
由于当时接获通知的3天后，即27日就必须出席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颁奖典礼，在时间匆促的情况下，订不到机票，唯有交代身在北京的友人代领。虽无法亲自接领这份奖项，但对谢诗坚来说还是非凡意义的。不过，从获选至今，他仍然不知道是哪个“贵人”提名他。
感谢评委会确认我作为一名时事评论家及作家的地位，也感谢主办单位把韩江三校（韩小、韩中及韩院）带上国际舞台。它是海外华人的一盏不灭的文化教育明灯。”他流露出感激的神情。
打造客家文物馆
同样在惊喜的情况下，谢诗坚被台湾行政议院挑选为东南亚客家精英，主办单位更拉队到槟城录摄及访问这名在客家文化上贡献极深的客家精英。
谢诗坚于1996年接掌客属公会会长的职位后，即积极的投入客家事务。客属公会会所在1989年遭大火烧毁，他上任后，即用两年的时间筹款重建1栋5层楼高的客属公会会馆，让客家重新拥有一个家。另一方面，在他积极的推动及策划下，成功打造了第一个客家文物馆。目前，他也积极的策划建设一个浮罗山背客家村及客家文物馆。
谢诗坚过去不断地积极推动及发扬客家文化，搜集有关客家人南来槟城的历史资料，以及种种客家人的历史足迹。谢诗坚对传承文化的坚持，为的是表扬及纪念客家先贤，让更多的人知晓客家人的文化，因此，谢诗坚被选为东南亚客家精英。
谢诗坚为教育、商界及客家文化的贡献，都一一尽录在《2009.中华十大财智人物》及东南亚20客家良材《静水流深》一书中。
新著道尽斗争史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新著是拿督谢诗坚博士耗时3年撰写的呕心力作，也是谢博士在厦门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
这本新著，虽然是从文学批评角度探讨50年来马华左翼文学的演变，但也折射出50年来马新左翼运动的统战和斗争，包含着血泪的交织。
周六新书推介
拿督谢诗坚博士于4月17日，早上11时正，在韩江学院多用途礼堂为《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新书举行推介礼。届时，我国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将前来主持。同时，马华学者何启良副教授及著名左翼作家韩山元在推介礼后会评述有关新著及讲解马华文学。
29岁当总编辑
自1966年开始，谢博士即投入新闻工作长达25年，从担任《星洲日报》记者到29岁成为全马最年轻的《星槟日报》总编辑，谢诗坚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大马政治风暴及演进。
1985年，谢诗坚因和新老板理念不合，离开了星槟日报，创办《联合报》。当时仅用24万令吉创立报社是属天方夜谭，却让他搞得有声有色。到了1988年，《联合报》的每期销量达至5万5千份，成绩相当优越。
重大打击逐封笔
后来，因为董事会操之过急，把停刊的《星槟日报》顶接下来准备复刊，无奈出师不利，面对旧员工抵制及要求解决薪金问题。就这样，停办了3个月，虽然后来复刊，但是因士气低靡及广告欠账收不回，谢诗坚毅然决定将《联合报》出让。
受到如此重大的打击，谢诗坚从此离开了报界，也开始封笔。一直到1999年，阔别了10年，在报社邀请下，才重新执笔写评论。
中药生意闯片天
在离开报界后，谢诗坚却在中药生意中闯出了一片春天。从小在药店长大的他，对中药材并不陌生。后来，谢诗坚亲自前往国外引进中国、日本、香港、台湾的药材和药品，短短的一年里，将办报的亏损都赚了回来，也奠定了谢诗坚在商界的地位。
谢诗坚在1996年进入韩江董事会，积极投入办校行列。2000年正式成立韩江学院后，担任了名誉院长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
这也让谢诗坚有感学有不足，也发觉应提升及加强自己的学问，因此毅然决定重拾书本，前后花了6年的时间在中国完成硕士及博士学位。期间亦发表了《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3篇论文。
谢诗坚简介
毕业于韩江中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先后考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硕士及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曾从事新闻工作达25年，曾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目前担任韩江学院名誉院长、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槟州客属公会会长、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兼总经理、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署理事长、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马来西亚7大乡团工委会副主席及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于一代著名儒商，积极推动韩江三校的校务发展，建立海外华文教育完整体系的著名时事评论员拿督谢诗坚博士是财智双全的儒商代表，也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凭着积极入世、挥洒才智及点评时事的才华，谢诗坚不论在商界、教育界、评论及文化界皆拥有亮丽的表现。谢诗坚最近多了两个光环，获选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财富时报》社、凤凰卫视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09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并获得其中的“突出贡献”单项奖。此外，在台湾行政议院挑选出“东南亚”20位客家精英中，谢诗坚就是其中的一位。
对于获选为“2009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谢诗坚坦言，获得该奖项的人物包括了赌王何鸿燊的儿子何猷龙、著名作家海岩等重量级人马，他能够幸运的成为其中一人，确实让他始料不及，而感到非常的意外。
“我是在去年12月24日，接获从北京拨来的电话，告知我获选为中华十大财智人物。”这让谢诗坚感到不解的是，从来没参加过类似的选拔，何以得到这国际性的殊荣？况且，对他来说，他可是有“智”，但没有“财”啊！
后来方知晓这“十大财智人物”是经过被提名，从海外挑选出1000名具影响力及财智的人物，再精挑细选60位入围者，到最后选出30位，即：10名十大财智人物人物奖、10名特别奖及10名单项奖。而谢诗坚，则荣获单项奖。
由于当时接获通知的3天后，即27日就必须出席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颁奖典礼，在时间匆促的情况下，订不到机票，唯有交代身在北京的友人代领。虽无法亲自接领这份奖项，但对谢诗坚来说还是非凡意义的。不过，从获选至今，他仍然不知道是哪个“贵人”提名他。
感谢评委会确认我作为一名时事评论家及作家的地位，也感谢主办单位把韩江三校（韩小、韩中及韩院）带上国际舞台。它是海外华人的一盏不灭的文化教育明灯。”他流露出感激的神情。
打造客家文物馆
同样在惊喜的情况下，谢诗坚被台湾行政议院挑选为东南亚客家精英，主办单位更拉队到槟城录摄及访问这名在客家文化上贡献极深的客家精英。
谢诗坚于1996年接掌客属公会会长的职位后，即积极的投入客家事务。客属公会会所在1989年遭大火烧毁，他上任后，即用两年的时间筹款重建1栋5层楼高的客属公会会馆，让客家重新拥有一个家。另一方面，在他积极的推动及策划下，成功打造了第一个客家文物馆。目前，他也积极的策划建设一个浮罗山背客家村及客家文物馆。
谢诗坚过去不断地积极推动及发扬客家文化，搜集有关客家人南来槟城的历史资料，以及种种客家人的历史足迹。谢诗坚对传承文化的坚持，为的是表扬及纪念客家先贤，让更多的人知晓客家人的文化，因此，谢诗坚被选为东南亚客家精英。
谢诗坚为教育、商界及客家文化的贡献，都一一尽录在《2009.中华十大财智人物》及东南亚20客家良材《静水流深》一书中。
新著道尽斗争史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新著是拿督谢诗坚博士耗时3年撰写的呕心力作，也是谢博士在厦门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
这本新著，虽然是从文学批评角度探讨50年来马华左翼文学的演变，但也折射出50年来马新左翼运动的统战和斗争，包含着血泪的交织。
周六新书推介
拿督谢诗坚博士于4月17日，早上11时正，在韩江学院多用途礼堂为《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新书举行推介礼。届时，我国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将前来主持。同时，马华学者何启良副教授及著名左翼作家韩山元在推介礼后会评述有关新著及讲解马华文学。
29岁当总编辑
自1966年开始，谢博士即投入新闻工作长达25年，从担任《星洲日报》记者到29岁成为全马最年轻的《星槟日报》总编辑，谢诗坚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大马政治风暴及演进。
1985年，谢诗坚因和新老板理念不合，离开了星槟日报，创办《联合报》。当时仅用24万令吉创立报社是属天方夜谭，却让他搞得有声有色。到了1988年，《联合报》的每期销量达至5万5千份，成绩相当优越。
重大打击逐封笔
后来，因为董事会操之过急，把停刊的《星槟日报》顶接下来准备复刊，无奈出师不利，面对旧员工抵制及要求解决薪金问题。就这样，停办了3个月，虽然后来复刊，但是因士气低靡及广告欠账收不回，谢诗坚毅然决定将《联合报》出让。
受到如此重大的打击，谢诗坚从此离开了报界，也开始封笔。一直到1999年，阔别了10年，在报社邀请下，才重新执笔写评论。
中药生意闯片天
在离开报界后，谢诗坚却在中药生意中闯出了一片春天。从小在药店长大的他，对中药材并不陌生。后来，谢诗坚亲自前往国外引进中国、日本、香港、台湾的药材和药品，短短的一年里，将办报的亏损都赚了回来，也奠定了谢诗坚在商界的地位。
谢诗坚在1996年进入韩江董事会，积极投入办校行列。2000年正式成立韩江学院后，担任了名誉院长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
这也让谢诗坚有感学有不足，也发觉应提升及加强自己的学问，因此毅然决定重拾书本，前后花了6年的时间在中国完成硕士及博士学位。期间亦发表了《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3篇论文。
谢诗坚简介
毕业于韩江中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先后考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硕士及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曾从事新闻工作达25年，曾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目前担任韩江学院名誉院长、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槟州客属公会会长、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兼总经理、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署理事长、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马来西亚7大乡团工委会副主席及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 对新闻评论及时事的热忱，是谢诗坚生活中的动力。
■ 谢诗坚是拓展华教及传承文化的时代典范。
■ 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新著。
■ 2000年正式成立韩江学院后，谢诗坚担任了名誉院长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
转载自2010年4月15日《光华日报》
10.4.10
周美芬“走为上策” （天下纵横）
有人怪周美芬看不请时局竟脱口而出地说如果蔡细历当选总会长她就辞职。现在蔡细历终于当选，第一个最尴尬和难受的也许不是周美芬，但肯定是在三名之内。换句话说，她的难受是排在黄家定和翁诗杰之后。
但周美芬这样子说有错吗？她没有错，而是表达了她的政治立场。如果她有错的话，那是后来的发展不幸走调。
什么是后来的发展？那就是周美芬在一片挽留声中留了下来不走了，理由是“尊重大多数人的决定”，也是“为了党的团结和未来”。如果此事发生，周美芬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对于一位政治人物来说，诚信与兑现承诺已荡然无存，等于是政治自杀，因为她把她的诚信与政治操守典当掉了，剩下来的是虚有其表的乌纱帽，没有人会为她的行为喝彩，但会有很多人喝倒彩和不屑其为人。因此摆在周美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毅然辞职，没有挽留的余地，因为她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即使妇女组全体或大部分中委挽留；即使马华中委挽留乃至蔡细历也表态挽留，周美芬已不能“改变初衷”。这不是不卖面子的问题，而是周美芬要给自己留下政治面子，这也不是其他人帮得了和解决得了的政治门坎。
痛苦是必然的，失望也是在预料之中，甚至迷茫不知下一步何去何从也是人之常情，但这些都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改变初衷的理由。
其实周美芬这一走倒可以为她自己累积政治筹码；反正日子不会很长，只是一年半之后马华又会改选，那时夹“诚信”之名而战，周美芬形象会更超凡脱俗。不是有一句名言：“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吗？我相信周美芬会义无反顾地潇洒辞职，以便日后能堂堂正正做人。即使无党职无官职又何妨？马华妇女组可能因出了一位周美芬而让人另眼相看，声价和权威性也会相应提高，因为一向以来被视为温驯和站在男人背后的妇女组大姐，也敢于说不。若非是十分的勇气，是不敢随意夸下海口的。不管周美芬是不是失言或一时心直口快，这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美芬要“顶天立地”的对得起自己和“天下人”，切勿为短暂的高官厚禄及名利而弃诚信于不顾。良知与信誉是从政者最为重要的护身符，否则就沦为政客一名了。
政客是不需要对言行负责的，即可食言，也可背信，但等着他的是被唾弃的下场。
周美芬这一路走来挺不容易，我相信她会选择“牺牲小我”这条路，因为她必须捍卫妇女组主席的尊严，必须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如果回顾历史，她是马华妇女组第四任主席。当马华妇女组于1975年组成时，周宝琼是第一任主席，后来也官拜副文青体育部长，一直到1985年卸任，由邓育恒取而代之。她也同样官拜副青体部长，一直到1998年。
1999年的选举，马华妇女组有一场友谊波，由身为署理主席的陈仪侨对垒秘书黄燕燕，胜者升正，负则任署理，结果黄燕燕被扶正，她一直做到2004年。
2005年的党选，黄燕燕越晋竞选马华副总会长而胜出。她留下的空缺由周美芬顶上，因为另一位对手陈仪侨已失去竞选资格，也无缘在2008年大选中上阵（后来她加入了公正党）。
周美芬是在1998年黄燕燕当大姐时出任副组织秘书的。她也是在这一年当选国会议员，而在2004年大选胜出后，出任政务次长。虽然在2008年政治海啸中被淹没，但一年之后她被委为上议员出任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没想到在摔跤后刚要冲刺又陷入马华党争。 这一争也弄得马华“分帮立派”，直到近日才尘埃落定。然而这位马华的大姐大又要说拜拜了。
我总是相信，她这一走会很快回来的，因为她的清新形象是政治的资产，而不是负资产，除非马华与自己过意不去，否则没有理由不把她列为候选人。至于能否当选，那是她的造化了，不必怨天尤人。
刊登于2010年4月12日《号外周报》
但周美芬这样子说有错吗？她没有错，而是表达了她的政治立场。如果她有错的话，那是后来的发展不幸走调。
什么是后来的发展？那就是周美芬在一片挽留声中留了下来不走了，理由是“尊重大多数人的决定”，也是“为了党的团结和未来”。如果此事发生，周美芬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对于一位政治人物来说，诚信与兑现承诺已荡然无存，等于是政治自杀，因为她把她的诚信与政治操守典当掉了，剩下来的是虚有其表的乌纱帽，没有人会为她的行为喝彩，但会有很多人喝倒彩和不屑其为人。因此摆在周美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毅然辞职，没有挽留的余地，因为她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即使妇女组全体或大部分中委挽留；即使马华中委挽留乃至蔡细历也表态挽留，周美芬已不能“改变初衷”。这不是不卖面子的问题，而是周美芬要给自己留下政治面子，这也不是其他人帮得了和解决得了的政治门坎。
痛苦是必然的，失望也是在预料之中，甚至迷茫不知下一步何去何从也是人之常情，但这些都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改变初衷的理由。
其实周美芬这一走倒可以为她自己累积政治筹码；反正日子不会很长，只是一年半之后马华又会改选，那时夹“诚信”之名而战，周美芬形象会更超凡脱俗。不是有一句名言：“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吗？我相信周美芬会义无反顾地潇洒辞职，以便日后能堂堂正正做人。即使无党职无官职又何妨？马华妇女组可能因出了一位周美芬而让人另眼相看，声价和权威性也会相应提高，因为一向以来被视为温驯和站在男人背后的妇女组大姐，也敢于说不。若非是十分的勇气，是不敢随意夸下海口的。不管周美芬是不是失言或一时心直口快，这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美芬要“顶天立地”的对得起自己和“天下人”，切勿为短暂的高官厚禄及名利而弃诚信于不顾。良知与信誉是从政者最为重要的护身符，否则就沦为政客一名了。
政客是不需要对言行负责的，即可食言，也可背信，但等着他的是被唾弃的下场。
周美芬这一路走来挺不容易，我相信她会选择“牺牲小我”这条路，因为她必须捍卫妇女组主席的尊严，必须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如果回顾历史，她是马华妇女组第四任主席。当马华妇女组于1975年组成时，周宝琼是第一任主席，后来也官拜副文青体育部长，一直到1985年卸任，由邓育恒取而代之。她也同样官拜副青体部长，一直到1998年。
1999年的选举，马华妇女组有一场友谊波，由身为署理主席的陈仪侨对垒秘书黄燕燕，胜者升正，负则任署理，结果黄燕燕被扶正，她一直做到2004年。
2005年的党选，黄燕燕越晋竞选马华副总会长而胜出。她留下的空缺由周美芬顶上，因为另一位对手陈仪侨已失去竞选资格，也无缘在2008年大选中上阵（后来她加入了公正党）。
周美芬是在1998年黄燕燕当大姐时出任副组织秘书的。她也是在这一年当选国会议员，而在2004年大选胜出后，出任政务次长。虽然在2008年政治海啸中被淹没，但一年之后她被委为上议员出任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没想到在摔跤后刚要冲刺又陷入马华党争。 这一争也弄得马华“分帮立派”，直到近日才尘埃落定。然而这位马华的大姐大又要说拜拜了。
我总是相信，她这一走会很快回来的，因为她的清新形象是政治的资产，而不是负资产，除非马华与自己过意不去，否则没有理由不把她列为候选人。至于能否当选，那是她的造化了，不必怨天尤人。
刊登于2010年4月12日《号外周报》
马华“以党治国”的评议 （直挂云帆）
并不是只有共党执政的国家才推行“以党治国”的理念，而是有些推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奉行“以党治国”的理念。英国人给它的殖民地留下的政党政治就是朝着这一方向走。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但英国人民因政治已成熟，也早已过渡到政党是选举机器，而不是停留在“以党治国”的阶段；可是马来西亚直到今天仍在沿用“以党治国”的政治模式。
最明显表达这一意愿的是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0年9月22日就任时这样说：“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为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便巫统来决定其形势—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统来决定”。
这是“513”事件后我国政治经过洗牌后，首次由巫统主席提出“以党治国”的理念，在以后的岁月里，巫统按照这个理念对政治格局作了相应的调整，包括于1974年将联盟扩大成国阵，以容纳更多的政党加入巫统组成的家庭，以国阵的名义联合执政。
即使在敦拉萨以前的东姑时代，巫统也在1959年展示了它的权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8年马华改选，林苍祐上台出任马华总会长，他与其团队提出了要求分配1/3的国席予马华（总数104席），以便修宪时马华获得咨询，双方关系因而闹僵。在暗渡陈仓下，东姑避开林苍祐当权派而与陈修信派取得结盟，推出1959年没有林苍祐及其派系人马的联盟候选人。
堂堂总会长没有参与推荐候选人的份，显示了马华在那个时候“既不当家也不当权”，好像不存在或不流行所谓“以党治国”的理念，要不然怎么会发生总会长被搁置一旁的事件？
正因为这样，当陈修信于1962年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后，党章就以巫统为模式作了修改，也赋予总会长巨大权力推动党务，“以党治国”的理念逐渐在马华形成。例如1972年，陈修信直接向首相提出委任林敬益为特别任务部长（新村事务）而获得接受；又于1973年撤林之职务也同样被接纳。这表现了马华当权派得以有限度地发挥了“以党治国”的理念。换句话说，如果未得总会长的同意，是没有可能出任内阁部长或一官半职的。
到了李三春的时代（1974-1983），他因受挫于民政的出现而降低了马华在政府内扮演的角色，乃通过另一方式演绎马华“以党治国”的本色。例如1979年马华党选后，失败的曾永森面临除名内阁的命运。李三春一封信给时任首相的胡先翁，曾永森就失去部长职。又如在1982年大选前，李三春用他的政治生命赌一把，宁可移师芙蓉国席面对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以换取马华在槟州的“抬头”，获分配与民政同等的州席（8对8），且被“承诺”哪个政党议席较多就出任槟州首席部长。林建寿与林苍祐于1982年争夺首席部长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后来马华落空是另外一回事）。
自陈修信以降，马华的历任总会长并没有改变“以党治国”的方式来整顿和改组马华公会。虽然它在马哈迪主政后（1981-2003）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乃至压力，在推动“以党治国”的策略上受制和力所不逮，但没有因此促使马华重新思考它跟随巫统的政治模式是否需要检讨，因为巫统确实是“以党治国”，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马华在国阵内的地位越来越模糊，也不得不承认“当家不当权”。但在整个国阵大格局不改下；尤其是巫统“以党治国”的理念牢固下，马华公会也只好随波逐流了。
举个例子说明，1999年大选后，马华在槟州赢得9席，民政党11席，突然有两名民政当选议员退党成独立议员，表明支持马华公会（情况如同吡叻三名州议员背叛民联成为独立议员，但支持国阵）。这一下子，马华有11名州议员，民政剩下8名。如果按照1982年的“君子协定”，则议席多的政党出任首席部长。可是马哈迪首相在左思右想下，觉得不妥当，最后还是把主导政权交回给民政党，理由是这样的选后跳党不算数。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那一年的浮罗交怡的神话故事就是这么来的（马华的全部议员被请到浮罗交怡度假，不许与外界联络，“软禁”中被善待，等着槟州再变天）。
这说明了在时局不同下，马华的“以党治国”理论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没有直接掌握政权，而只是分享部分政权。
在这方面，时评人潘永强提出了“以党治国”的理念使到马华陷入困境，而必须转型到“党只是选举机器”；同时马华的过度民主也无法发挥政党效用，还不是总会长一人说了就算。
这个说法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但马华转型得了吗？首先它有两个问题必须探讨：①马华公会的“以党治国”的理念是否是错位的安置？既没有这样的权势和控制权，又何来推动“以党治国”的理论？除非它在联合政府内有一定的权威和决定权。②在巫统不改变既定的方针和治国方略下，马华能自我转型吗？即使马华成功转型成“党只是选举机器”，那谁来代表马华争取在政府的权力。靠中选的代议士？若代议士减少（如若2008年大选后），马华又怎样？若是更少又如何？假设马华又恢复全盛时代，参选40席全胜，但在222总数席位中，它能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的算来算去，马华在巫统不转型下的自我转型，那也改变不了当家不当权的局面。因此马华应该不是因为“以党治国”的理念造成困境，而是它在国阵结构性的改变下，无法相适应地调整自己，反而继续按照自己的模式追求民主化，以为民主可以为马华带来振兴与活力。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华还是无法解决在政府中的弱势地位，比如后期的马华把官职交给首相决定，如果首相不换人，它也是没有办法的，不似陈修信和李三春的年代，可以发挥换人的权力（有点“以党治国”的味道）。因此在马华党选过后，马华部长和官职在什么时候变动，是由首相来决定，不再是马华说了就算。这意味着“以党治国”的理论已告退化，马华也许需要另寻对策。我们且将这个重责交给马华本身去深思和检讨。
刊登于2010年4月8日《东方日报》
最明显表达这一意愿的是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0年9月22日就任时这样说：“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为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便巫统来决定其形势—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统来决定”。
这是“513”事件后我国政治经过洗牌后，首次由巫统主席提出“以党治国”的理念，在以后的岁月里，巫统按照这个理念对政治格局作了相应的调整，包括于1974年将联盟扩大成国阵，以容纳更多的政党加入巫统组成的家庭，以国阵的名义联合执政。
即使在敦拉萨以前的东姑时代，巫统也在1959年展示了它的权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8年马华改选，林苍祐上台出任马华总会长，他与其团队提出了要求分配1/3的国席予马华（总数104席），以便修宪时马华获得咨询，双方关系因而闹僵。在暗渡陈仓下，东姑避开林苍祐当权派而与陈修信派取得结盟，推出1959年没有林苍祐及其派系人马的联盟候选人。
堂堂总会长没有参与推荐候选人的份，显示了马华在那个时候“既不当家也不当权”，好像不存在或不流行所谓“以党治国”的理念，要不然怎么会发生总会长被搁置一旁的事件？
正因为这样，当陈修信于1962年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后，党章就以巫统为模式作了修改，也赋予总会长巨大权力推动党务，“以党治国”的理念逐渐在马华形成。例如1972年，陈修信直接向首相提出委任林敬益为特别任务部长（新村事务）而获得接受；又于1973年撤林之职务也同样被接纳。这表现了马华当权派得以有限度地发挥了“以党治国”的理念。换句话说，如果未得总会长的同意，是没有可能出任内阁部长或一官半职的。
到了李三春的时代（1974-1983），他因受挫于民政的出现而降低了马华在政府内扮演的角色，乃通过另一方式演绎马华“以党治国”的本色。例如1979年马华党选后，失败的曾永森面临除名内阁的命运。李三春一封信给时任首相的胡先翁，曾永森就失去部长职。又如在1982年大选前，李三春用他的政治生命赌一把，宁可移师芙蓉国席面对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以换取马华在槟州的“抬头”，获分配与民政同等的州席（8对8），且被“承诺”哪个政党议席较多就出任槟州首席部长。林建寿与林苍祐于1982年争夺首席部长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后来马华落空是另外一回事）。
自陈修信以降，马华的历任总会长并没有改变“以党治国”的方式来整顿和改组马华公会。虽然它在马哈迪主政后（1981-2003）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乃至压力，在推动“以党治国”的策略上受制和力所不逮，但没有因此促使马华重新思考它跟随巫统的政治模式是否需要检讨，因为巫统确实是“以党治国”，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马华在国阵内的地位越来越模糊，也不得不承认“当家不当权”。但在整个国阵大格局不改下；尤其是巫统“以党治国”的理念牢固下，马华公会也只好随波逐流了。
举个例子说明，1999年大选后，马华在槟州赢得9席，民政党11席，突然有两名民政当选议员退党成独立议员，表明支持马华公会（情况如同吡叻三名州议员背叛民联成为独立议员，但支持国阵）。这一下子，马华有11名州议员，民政剩下8名。如果按照1982年的“君子协定”，则议席多的政党出任首席部长。可是马哈迪首相在左思右想下，觉得不妥当，最后还是把主导政权交回给民政党，理由是这样的选后跳党不算数。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那一年的浮罗交怡的神话故事就是这么来的（马华的全部议员被请到浮罗交怡度假，不许与外界联络，“软禁”中被善待，等着槟州再变天）。
这说明了在时局不同下，马华的“以党治国”理论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没有直接掌握政权，而只是分享部分政权。
在这方面，时评人潘永强提出了“以党治国”的理念使到马华陷入困境，而必须转型到“党只是选举机器”；同时马华的过度民主也无法发挥政党效用，还不是总会长一人说了就算。
这个说法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但马华转型得了吗？首先它有两个问题必须探讨：①马华公会的“以党治国”的理念是否是错位的安置？既没有这样的权势和控制权，又何来推动“以党治国”的理论？除非它在联合政府内有一定的权威和决定权。②在巫统不改变既定的方针和治国方略下，马华能自我转型吗？即使马华成功转型成“党只是选举机器”，那谁来代表马华争取在政府的权力。靠中选的代议士？若代议士减少（如若2008年大选后），马华又怎样？若是更少又如何？假设马华又恢复全盛时代，参选40席全胜，但在222总数席位中，它能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的算来算去，马华在巫统不转型下的自我转型，那也改变不了当家不当权的局面。因此马华应该不是因为“以党治国”的理念造成困境，而是它在国阵结构性的改变下，无法相适应地调整自己，反而继续按照自己的模式追求民主化，以为民主可以为马华带来振兴与活力。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华还是无法解决在政府中的弱势地位，比如后期的马华把官职交给首相决定，如果首相不换人，它也是没有办法的，不似陈修信和李三春的年代，可以发挥换人的权力（有点“以党治国”的味道）。因此在马华党选过后，马华部长和官职在什么时候变动，是由首相来决定，不再是马华说了就算。这意味着“以党治国”的理论已告退化，马华也许需要另寻对策。我们且将这个重责交给马华本身去深思和检讨。
刊登于2010年4月8日《东方日报》
纳吉拜相一周年感言 （跃马扬鞭）
第六任首相纳吉在不知觉中已上任一年。他是在巫统内部震荡不安中上台的，因此容易比较在他之前和他之后的巫统政局。由于他是通过民主的选举选出了他的团队，巫统也相对稳定下来，不再如同阿都拉的年代，整天的纷纷嚷嚷，弄得党内人心不安。最明显地反映在前首相马哈迪停止了尖锐与苛责的批评，且主动地恢复了党员籍。这对在去年4月3日接棒成为首相的纳吉来说，无疑是一个胜利的标志。因为他比阿都拉更能拉拢元老回归，而且也稳住了军情，党上下显示了对新领导层的支持。
正因为纳吉凭其圆滑的政治手腕收服了巫统各派各系，遂使到内部斗争和矛盾缓和下来，也因此给予纳吉一个广阔的空间推行其政改。
由于时间的紧迫性，纳吉一上台就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用以修补马哈迪和阿都拉两人长期执政期间出现的东西马裂痕，特别是沙巴的非法移民问题困扰了沙巴人民整整30年有余，内心的不悦之情可想而知。
如果说阿都拉在308政治海啸后对东马的让步还不够收服人心的话，那么纳吉就十分识时务地抬出“一个马来西亚”大宝号，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东西马是一家人。这种感觉虽然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实质性效果，但至少让东马人民的心理失衡得到了纠正；尤其是纳吉后来又宣布916是国家公假，也就了却东马人的心愿。最低限度，他们所熟悉的916也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虽然不能取代831独立日，但已是提升到相提并论的水平（东马人也可解读916是“独立日”，而831时“默迪卡日”）。就此而言，纳吉的政治策略，也让他上位取得了正面的回应，并将他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可以这么说，在安定国阵的大后院（东马）后，纳吉基本上已解除安华在2008年大选后高调提出“916变天论”所带来的压力，反而借势在西马搞一记回马枪。例如2009年2月的“吡叻再变天”，几乎让对手措手不及与意想不到。因为这样，民联与国阵的斗争加剧和升级了，更贴切地说是与巫统的针锋相对已拉开序幕。
这样一来，当在这一边厢的巫统显得风平浪静时；在另一边厢的民联或缩小来说公正党则显得惊涛骇浪，相比之下，纳吉在政治上似乎是“以逸待劳”；反之安华则疲于应对一个又一个的冲击，包括他本身的“鸡奸疑案”。这就是在过去一年我们所看到的新首相与安华的政治过招进入了方兴未艾的阶段。
除了政治之外，纳吉的经济政策则显得比较大胆和开放。他提出的670亿元的经济振兴配套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国内经济的成长和制止经济下滑的功效。继之后，纳吉又在去年6月作出重大的宣布，解除备受非议的外资委员会对股权交易的管制，也撤消30%土著股权的限制。这意味着新上市的公司今后无需遵守有关规定。
与此同时，政府又宣布成立一个名为“国民资金公司”的机构，资金将从5亿元逐步增加到100亿元，以促进土著的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
纳吉的信心是源自于去年6月时，国家的经济被预测在第四季度有出现正增长，果然转入今年2月公布的数字显示有4.5%的成长，且预测今年的全年成长率达5%。
不过，这还不足让马来西亚跳出世界经济不景的阴影，因此纳吉决定将国家经济转型，以便在10年内发展成为一个中等以上收入的国家。他在3月30日的2010年投资马来西亚大会上公布新经济模式时强调我国将在10年内将国人的人均收入从目前的每年7千美元（约2万4500令吉）大幅地提高至1万5千美元（约5万2500令吉）。这就是说，政府将在2020年达致如马哈迪订下的先进国的宏愿指标。
回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整整13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和改善，如果有个比较的话，那在90年代是人均约5千美元，而今只提高至7千美元，增长率有限（1998年后我国货币贬值，已从1美元兑2.5令吉提高至1美元兑3.8令吉）。若以此推论，在未来10年内人均收入翻一倍几乎是高难度的挑战，也是政府新经济模型所要攻克的难关。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未能带动私人企业界一起成长，则政府要在明年推出的消费税（GST）就大有阻力了。根据所知，政府是希望将消费税定在4%的低水平，又鉴于担心国人的承受能力或仍不足，因此又再放缓脚步，暂不在国会二读。
无论如何，要达成先进国，消费税看来也是势在必行的，只是政府必须选择最佳时刻让人民在无痛苦下接受，这又涉及政治课题了。换句话说，纳吉有需评估政治大气候，不可贸然推行消费税以免引起巨大的反弹；而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就成为纳吉就任一年的KPI的打分。也唯有在政治上表现得可圈可点，才能确保经济改革开花结果；反之若政治上有阻力，就要重新检讨或更改整个经济战略了。缩小来说，这是一场纳吉与安华的角力战。
刊登于2010年4月5日及6日
正因为纳吉凭其圆滑的政治手腕收服了巫统各派各系，遂使到内部斗争和矛盾缓和下来，也因此给予纳吉一个广阔的空间推行其政改。
由于时间的紧迫性，纳吉一上台就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用以修补马哈迪和阿都拉两人长期执政期间出现的东西马裂痕，特别是沙巴的非法移民问题困扰了沙巴人民整整30年有余，内心的不悦之情可想而知。
如果说阿都拉在308政治海啸后对东马的让步还不够收服人心的话，那么纳吉就十分识时务地抬出“一个马来西亚”大宝号，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东西马是一家人。这种感觉虽然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实质性效果，但至少让东马人民的心理失衡得到了纠正；尤其是纳吉后来又宣布916是国家公假，也就了却东马人的心愿。最低限度，他们所熟悉的916也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虽然不能取代831独立日，但已是提升到相提并论的水平（东马人也可解读916是“独立日”，而831时“默迪卡日”）。就此而言，纳吉的政治策略，也让他上位取得了正面的回应，并将他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可以这么说，在安定国阵的大后院（东马）后，纳吉基本上已解除安华在2008年大选后高调提出“916变天论”所带来的压力，反而借势在西马搞一记回马枪。例如2009年2月的“吡叻再变天”，几乎让对手措手不及与意想不到。因为这样，民联与国阵的斗争加剧和升级了，更贴切地说是与巫统的针锋相对已拉开序幕。
这样一来，当在这一边厢的巫统显得风平浪静时；在另一边厢的民联或缩小来说公正党则显得惊涛骇浪，相比之下，纳吉在政治上似乎是“以逸待劳”；反之安华则疲于应对一个又一个的冲击，包括他本身的“鸡奸疑案”。这就是在过去一年我们所看到的新首相与安华的政治过招进入了方兴未艾的阶段。
除了政治之外，纳吉的经济政策则显得比较大胆和开放。他提出的670亿元的经济振兴配套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国内经济的成长和制止经济下滑的功效。继之后，纳吉又在去年6月作出重大的宣布，解除备受非议的外资委员会对股权交易的管制，也撤消30%土著股权的限制。这意味着新上市的公司今后无需遵守有关规定。
与此同时，政府又宣布成立一个名为“国民资金公司”的机构，资金将从5亿元逐步增加到100亿元，以促进土著的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
纳吉的信心是源自于去年6月时，国家的经济被预测在第四季度有出现正增长，果然转入今年2月公布的数字显示有4.5%的成长，且预测今年的全年成长率达5%。
不过，这还不足让马来西亚跳出世界经济不景的阴影，因此纳吉决定将国家经济转型，以便在10年内发展成为一个中等以上收入的国家。他在3月30日的2010年投资马来西亚大会上公布新经济模式时强调我国将在10年内将国人的人均收入从目前的每年7千美元（约2万4500令吉）大幅地提高至1万5千美元（约5万2500令吉）。这就是说，政府将在2020年达致如马哈迪订下的先进国的宏愿指标。
回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整整13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和改善，如果有个比较的话，那在90年代是人均约5千美元，而今只提高至7千美元，增长率有限（1998年后我国货币贬值，已从1美元兑2.5令吉提高至1美元兑3.8令吉）。若以此推论，在未来10年内人均收入翻一倍几乎是高难度的挑战，也是政府新经济模型所要攻克的难关。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未能带动私人企业界一起成长，则政府要在明年推出的消费税（GST）就大有阻力了。根据所知，政府是希望将消费税定在4%的低水平，又鉴于担心国人的承受能力或仍不足，因此又再放缓脚步，暂不在国会二读。
无论如何，要达成先进国，消费税看来也是势在必行的，只是政府必须选择最佳时刻让人民在无痛苦下接受，这又涉及政治课题了。换句话说，纳吉有需评估政治大气候，不可贸然推行消费税以免引起巨大的反弹；而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就成为纳吉就任一年的KPI的打分。也唯有在政治上表现得可圈可点，才能确保经济改革开花结果；反之若政治上有阻力，就要重新检讨或更改整个经济战略了。缩小来说，这是一场纳吉与安华的角力战。
刊登于2010年4月5日及6日
民政的政治坎坷路 （现代春秋）
这是一个老故事，但它显然不断重播，且加播新的段子，看起来是两个人的斗争（阿末依斯迈VS许子根），其实是牵涉到国阵的结构性的合作模式已出现了失调的问题。
事情的起因应从很久以前说起。那是1969年民政突然上台执政，改变了槟州的版图。两年之后，民政发生内讧，为抗拒反叛势力得逞，林苍祐向巫统取得灵感。在敦拉萨喻令下，槟州4名巫统议员不能倒林苍祐。就这样，反对党及反对派在槟州议会对林苍祐投不信任票失败了，这是1971年的事。
1972年，民政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贴切地说是民政与巫统携手合作的开始。从此巫统对民政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重要到没有了巫统的支持，民政主导政权就不存在。
民政之所以不能依赖马华，那是有下列理由的：其一，民政基本脱胎于马华，怎能回归呢？其二，那一年马华在槟州是零席位，合作无从进行，冷战则持续；其三是马华在69年大选后已是“有退无进”，对民政没有大威胁，两者即便合作，也只是虚有其表，不具实质意义。这事发生在1974年联盟扩大到国阵后，民政加入其中，它和马华只是同床异梦，只有相互排挤，不存在推心置腹。
当民政成为国阵一员后，它与巫统的关系也因时局的变化而有了改变。例如在1974年的大选，民政仍拥有11个州议席对巫统9席，算是槟州国阵第一大党，但在1978年大选后民政的议席相对减少至8席，巫统保持9席。由于马华有七人帮搞局，使到民政元气大伤，两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民政更靠向巫统。自此之后，民政在槟州议席旧没有超越巫统，双方关系也就有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是对等的地位。因为民政要保有首席部长职，巫统也就要求在槟州政府内享有实权的地位。
明显的变化在1990年来到。这一年大选，林苍祐跌马，民政只剩7席，马华又再零席，巫统则拥有12席，已俨然成为国阵老大。在这种情势下，巫统做个顺水人情让民政保有首席部长职，但行政议员数目以巫统居多，这样一来，也就形成主从关系了。
虽然在此之后，马华有力争上游，席位大有增加，但民政的议席也相对平稳，也就不需要依赖马华来巩固政权，因为巫统没有要拿首长宝座，民政又何须争取马华打保卫战呢？再说民政也始终不相信马华不再觊觎首席部长，两者之间的一道鸿沟是无法弥合的。果然不出所料，1999年的大选，竟形成马华势力坐大（两位民政州议员退党，转向支持马华，致马华拥有11席，民政则从10席减至8席，一场争夺首席部长职就在浮罗交怡上演），对民政的政权构成威胁，最后由大家长（马哈迪）拍板决定仍归民政，许子根化险为夷后，民政更是与巫统捆在一起。正因为民政是以弱势的席位主政，在某些重大课题上，受制于巫统的安排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阿末依斯迈就是在90年代许子根主政时浮现的一位巫统新人。他也运用政治的人脉关系取得了巫统升旗山区会的控制权。换句话说，阿末依斯迈坐镇的升旗山国会刚好是民政的选区，而升旗山辖下的丹绒武雅州议员正好是首席部长许子根的选区。
就这样，阿末依斯迈的政途也是一帆风顺的，既成为巫统一方“盟主”，也就先后成为市议员，上议员，又回到市议员，同样受封高级勋衔。虽然升旗山及下属的4个州议会选区全属民政及一个马华，但阿末依斯迈所起的作用是民政未敢轻视和怠慢的。
当2004年大选后，即使许子根地位稳固，他和阿末依斯迈之间的关系已起了微妙的变化。
2008年的大选，阿末依斯迈与许子根的关系进入冷战期。这一年刚好许子根弃州攻国，且转战威省，也就避开阿末依斯迈的压力（许子根的改变选区是整个战略的布署，与避开阿末依斯迈没有直接关系）。讵料许子根这一仗全军覆没，使到民政的政治地位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失败后的民政党，也因阿末依斯迈的“寄居论”又再起争论。如今提前解冻党籍的他，又重新在升旗山区会活跃。这对民政来说，又是需要重新调整政治策略以应对变化中的政局。民政这一路走来，真是既曲折又坎坷。
刊登于2010年4月5日《光华日报》
5.4.10
历史救不了未来 （天下纵横）
民政党老大许子根说，槟州国阵将出版一本记载国阵政府在过去18年来的贡献及功绩，包括在经济、社会、青年、体育等领域所作出的改革。这本小册子将在一两个月内分发给人民。
曾任槟州首席部长18年的许子根是针对有人指他18年期间领导国阵毫无建树而作出回应。
持平而言，许子根18年的主政不是没有建树，而是后期的政治冲击令他招架无力，平白地把民政党40年苦心打造的政治舞台拱手送人。为什么会这样呢？相信民政党是心知肚明的，它的失败不是民政的议员服务不好或不务正业，而是民政在后期的表现未能令槟州选民满意，主要是民政在国阵内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模糊，以致选民有时候会认为联合政府在实质上看来已变成一党独大的局面。
最明显的表现在民政主导的槟州政府有时候不得不受到强势人物的影响和左右而百口莫辩。例如2006年巫青团拉布条羞辱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就是对首席部长的大不敬。此事后来竟也不了了之，变成许子根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也是槟城人民心中永远的痛。他们遗憾乃至不满为何许子根不当场作退席抗议（那一天刚好是巫统丹绒区会会所开幕，首相阿都拉是开幕人，浮罗巫青团就借机在首相面前拉横幅）？
许子根除了面无表情外，也碍于首相在场不好离席，免得被指责为不尊重主人，但也因这一忍，终于使到民政党在2008年塔上整个槟州主导政权，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这是对民政党的最大和最澈底的教训。反过来，如果许子根在当时有离席的勇气，甚至不怕丢乌纱帽，他今天肯定是一名风光的内阁部长；民政党也不会失去槟州主导政权，就是因为一个无法弥补的误判，民政党变得一无所有，得从头再来。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导致民政被308政治海啸淹没，但民政不能否认的是它的失败是自己看不清时局已在转变而它仍一味地相信政治是一成不变的，包括民政非强势的主政的体制是已定型了的。
就事论事，许子根18年的主政是不能拿来与林苍祐相提并论的，他也算做到了把槟城的经济转型，并带领槟州走向软件革命，以致他的政绩没有被代表作（硬件）衬托出来（林苍祐的代表作是槟城大桥及光大摩天楼）。这就是说，民政党的失败不在于它领导槟州陷入经济危机，而是它缺乏十分的勇气和力量顶住霸权政治。
如今重创两年之后，许子根试图以历史来突显政绩或是太迟了，只能作为辅助唤起人民的集体记忆，但不能起扭转乾坤之作用。
因此民政与其用昔日的政绩来撑门面，不如对症下药在国阵面前站起来。如果民政认为在过去它做很多好事未宣扬，才被人民“遗弃”。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在民政主政的年代，它的新闻有少登吗？宣扬还不够吗？它的失败也不是人民不认识民政党，而是民政党让他们失望多过期望，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如今不再主政，没有了政治舞台，丁福南才来感慨万千，也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丁福南当红的年代，谁人不登其新闻呢？在“落难”和“失势”时，不忍辱负重又怎样？林吉祥也有过这样的苦日子，丁福南也不要怨天尤人。
只要民政党敢怒敢言，做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也敢于和巫统某些不讲理的人抗争，谁说报界不会重视（毕竟有新闻价值）。因此不要怪报界对民政党不公平，当年行动党还不是投诉报界对它们不公平？现实就是这样，怪来怪去是过去它太大意和漫不经心，现在急起直追也要侧重未来而不是单看过去，否则会跌入历史的陷阱中。
刊登于2010年4月5日《号外周报》
曾任槟州首席部长18年的许子根是针对有人指他18年期间领导国阵毫无建树而作出回应。
持平而言，许子根18年的主政不是没有建树，而是后期的政治冲击令他招架无力，平白地把民政党40年苦心打造的政治舞台拱手送人。为什么会这样呢？相信民政党是心知肚明的，它的失败不是民政的议员服务不好或不务正业，而是民政在后期的表现未能令槟州选民满意，主要是民政在国阵内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模糊，以致选民有时候会认为联合政府在实质上看来已变成一党独大的局面。
最明显的表现在民政主导的槟州政府有时候不得不受到强势人物的影响和左右而百口莫辩。例如2006年巫青团拉布条羞辱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就是对首席部长的大不敬。此事后来竟也不了了之，变成许子根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也是槟城人民心中永远的痛。他们遗憾乃至不满为何许子根不当场作退席抗议（那一天刚好是巫统丹绒区会会所开幕，首相阿都拉是开幕人，浮罗巫青团就借机在首相面前拉横幅）？
许子根除了面无表情外，也碍于首相在场不好离席，免得被指责为不尊重主人，但也因这一忍，终于使到民政党在2008年塔上整个槟州主导政权，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这是对民政党的最大和最澈底的教训。反过来，如果许子根在当时有离席的勇气，甚至不怕丢乌纱帽，他今天肯定是一名风光的内阁部长；民政党也不会失去槟州主导政权，就是因为一个无法弥补的误判，民政党变得一无所有，得从头再来。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导致民政被308政治海啸淹没，但民政不能否认的是它的失败是自己看不清时局已在转变而它仍一味地相信政治是一成不变的，包括民政非强势的主政的体制是已定型了的。
就事论事，许子根18年的主政是不能拿来与林苍祐相提并论的，他也算做到了把槟城的经济转型，并带领槟州走向软件革命，以致他的政绩没有被代表作（硬件）衬托出来（林苍祐的代表作是槟城大桥及光大摩天楼）。这就是说，民政党的失败不在于它领导槟州陷入经济危机，而是它缺乏十分的勇气和力量顶住霸权政治。
如今重创两年之后，许子根试图以历史来突显政绩或是太迟了，只能作为辅助唤起人民的集体记忆，但不能起扭转乾坤之作用。
因此民政与其用昔日的政绩来撑门面，不如对症下药在国阵面前站起来。如果民政认为在过去它做很多好事未宣扬，才被人民“遗弃”。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在民政主政的年代，它的新闻有少登吗？宣扬还不够吗？它的失败也不是人民不认识民政党，而是民政党让他们失望多过期望，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如今不再主政，没有了政治舞台，丁福南才来感慨万千，也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丁福南当红的年代，谁人不登其新闻呢？在“落难”和“失势”时，不忍辱负重又怎样？林吉祥也有过这样的苦日子，丁福南也不要怨天尤人。
只要民政党敢怒敢言，做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也敢于和巫统某些不讲理的人抗争，谁说报界不会重视（毕竟有新闻价值）。因此不要怪报界对民政党不公平，当年行动党还不是投诉报界对它们不公平？现实就是这样，怪来怪去是过去它太大意和漫不经心，现在急起直追也要侧重未来而不是单看过去，否则会跌入历史的陷阱中。
刊登于2010年4月5日《号外周报》
马华党选的两大讯息 （直挂云帆）
马华公会重选尘埃落定，结果有意外也有预料中事。是否因此化解党内危机，不得而知。
到底是谁提出马华已陷入危机的？我们好像有听许多人说，但总没有一位代表性人物登场直指马华已病入膏亡，若不及时打救，恐怕返魂乏术。直到黄家定在3月初决定重出江湖，他才毫不掩饰地提出“救党论”，甚至引用路人的一句话：“你还在这里悠哉闲哉，马华要关门了”。
这就是黄家定复出的最强烈的理由，虽然他否认他是“救世主”，但他出山“救党”显然已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最低限度，他身先士卒来救党，因为他已看到马华气势大不如前；尤其是去年双十特大后，由于翁蔡的不“圣洁”的结盟，造成马华一时之间陷入“群龙失首”的困局。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大，但事实摆在眼前是老翁将“党务”交给老蔡，而老蔡也俨然以党的实权人物发言，彼此各安其职，倒也使马华党内有张力和矛盾但无危机。至少在翁蔡派看来马华只是发生人事纠纷和斗争，并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若有谁说马华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过是某人的骇人听闻，与现实中的马华不符。
可是，在双十特大后涌现的廖派就十分不是滋味了。他们不仅感觉到已被排挤，而且也无法分享党内的资源。虽然廖派的官职暂未受影响，但在党内似乎已无立锥之地，也就难怪坐地起而抗议，以迫使翁蔡同意重选。
虽然如此，廖派也没有提出“党亡论”，只是认为党的僵局只有重选才能打开，不然许多的斗争是无法消弭的。因此当蔡派响应重选时，廖派也视为是它斗争的一个重要胜利的标志。
这就是说，三派最后不得不面对重选时并没有承认党已危机重重，随时有分崩离析的可能。在三派的领导人看来，马华是已到了非洗牌不可的地步，但只限于权力结构的重组，不是什么党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不过在黄家定看来，这些在位的人没有危机感，也居安不思危，整天吵吵闹闹，几乎使到马华的形象严重受损，因此他打出了救党的旗号。
但马华党选的结果，一方面不接受黄家定的“救党论”；另一方面又蓄意选出一个与“舆论”抬杠的总会长，表达了逆其道而行的反传统精神。
我们就从这两个重点来分析马华党选带出的讯息：（一）黄家定的复出普遍未得到中央代表的欢迎，他们也没有接受他是“党的救星”之说，理由包括他的领导不力，曾导致马华在308政治海啸中差点被淹没；选民也认为他的领导未具气魄和足够的勇气挺直面对巫统，才使党在国阵内的角色模糊而被投下不信任票。
正因为这样，中央代表们不相信黄家定经两年的“韬光养晦”已变成一位能人，足以把马华从纷乱中解放出来。
再说，在中央代表看来，马华的斗争和派系由来已久，时不时会爆发党争和内讧，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凡政治必有层出不穷的斗争，哪有整合后就不再有斗争的道理？因此黄家定的“救党论”也就被否定了。
最直截了当的就是马华的中央代表一向来都是绝少更换的，他们当了这么多年的代表，都没有感觉到马华大难临头，怎么在黄家定眼里就变成“积重难返”的快要沉沦的马华呢？
黄家定说了，当他在2008年10月交棒时，马华还是完好无裂的（在整合下没有分裂），怎么一到翁诗杰手里就变了样？可是中央代表还是怪责黄家定要对此负一半的责任，不能老怪翁领导无方，毕竟是308改变了马华的命运。
（二）蔡细历的胜利意味着至少有1/3的代表否定和反对黄家定的“救党论”。他们认为蔡细历所犯的错误（既已道歉）应予原谅，不再追究（至少黄燕燕就有这种看法）。因此不论内外界如何抹黑蔡细历，他们都是无动于衷，也是不会改变的。这些“至死不渝”的代表（900-1000名之间）是蔡细历打翻身仗的本钱（他早年的在全马各地与各区会建立的友好关系，使他比任何的总会长候选人更占有感情票的优势。因此，与其“救党”，不如先救处于“水深火热”的蔡细历。换句话说，先救人是当务之急，没有了蔡老大，他们又将何去何从？有人在问：既然蔡细历得票率仅38%，如果黄翁结盟，一个打总会长，另一个打署理，岂不是天下归“黄翁”？当然这仅是天真的想法，翁诗杰是不能放下身段来委曲求全自己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因为三分天下，翁蔡合起来的得票达65%，远远超过黄家定的35%。这等于说大部分的人不认同黄家定的“救党论”。
今天蔡细历的胜利标志着马华党内有中央代表判断党是没有危机的，不必担忧其消失，即使是选出一位跛脚鸭的总会长，您不同意又怎样？反正只是2千多名代表“关起门来”在选党老大，与外界无关。他们似乎不需要考虑到外面的舆论和压力，正如1979年时，党中央代表不必考虑曾永森在舆论获得90%的支持，只要党中央代表有自己的主见即可，不必参考外界的诉求，但这样与民意唱反调的后果，很可能是失多于得的。
既然重选结果出炉，我们得尊重大会的决定，不论我们喜欢与否，这就是对民主的服膺，至于人民或华社就是否认同这样的重选结局和它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则是另当别论。我们也只好放长双眼看新领导如何带领马华走出失败和内乱的阴影，一起与巫统“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有成，不然严峻的挑战会迎面袭来，蔡细历准备好了吗？至于是黄家定对或是蔡细历对，就看下届大选的结局了。
刊登于2010年4月1日《东方日报》
到底是谁提出马华已陷入危机的？我们好像有听许多人说，但总没有一位代表性人物登场直指马华已病入膏亡，若不及时打救，恐怕返魂乏术。直到黄家定在3月初决定重出江湖，他才毫不掩饰地提出“救党论”，甚至引用路人的一句话：“你还在这里悠哉闲哉，马华要关门了”。
这就是黄家定复出的最强烈的理由，虽然他否认他是“救世主”，但他出山“救党”显然已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最低限度，他身先士卒来救党，因为他已看到马华气势大不如前；尤其是去年双十特大后，由于翁蔡的不“圣洁”的结盟，造成马华一时之间陷入“群龙失首”的困局。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大，但事实摆在眼前是老翁将“党务”交给老蔡，而老蔡也俨然以党的实权人物发言，彼此各安其职，倒也使马华党内有张力和矛盾但无危机。至少在翁蔡派看来马华只是发生人事纠纷和斗争，并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若有谁说马华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过是某人的骇人听闻，与现实中的马华不符。
可是，在双十特大后涌现的廖派就十分不是滋味了。他们不仅感觉到已被排挤，而且也无法分享党内的资源。虽然廖派的官职暂未受影响，但在党内似乎已无立锥之地，也就难怪坐地起而抗议，以迫使翁蔡同意重选。
虽然如此，廖派也没有提出“党亡论”，只是认为党的僵局只有重选才能打开，不然许多的斗争是无法消弭的。因此当蔡派响应重选时，廖派也视为是它斗争的一个重要胜利的标志。
这就是说，三派最后不得不面对重选时并没有承认党已危机重重，随时有分崩离析的可能。在三派的领导人看来，马华是已到了非洗牌不可的地步，但只限于权力结构的重组，不是什么党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不过在黄家定看来，这些在位的人没有危机感，也居安不思危，整天吵吵闹闹，几乎使到马华的形象严重受损，因此他打出了救党的旗号。
但马华党选的结果，一方面不接受黄家定的“救党论”；另一方面又蓄意选出一个与“舆论”抬杠的总会长，表达了逆其道而行的反传统精神。
我们就从这两个重点来分析马华党选带出的讯息：（一）黄家定的复出普遍未得到中央代表的欢迎，他们也没有接受他是“党的救星”之说，理由包括他的领导不力，曾导致马华在308政治海啸中差点被淹没；选民也认为他的领导未具气魄和足够的勇气挺直面对巫统，才使党在国阵内的角色模糊而被投下不信任票。
正因为这样，中央代表们不相信黄家定经两年的“韬光养晦”已变成一位能人，足以把马华从纷乱中解放出来。
再说，在中央代表看来，马华的斗争和派系由来已久，时不时会爆发党争和内讧，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凡政治必有层出不穷的斗争，哪有整合后就不再有斗争的道理？因此黄家定的“救党论”也就被否定了。
最直截了当的就是马华的中央代表一向来都是绝少更换的，他们当了这么多年的代表，都没有感觉到马华大难临头，怎么在黄家定眼里就变成“积重难返”的快要沉沦的马华呢？
黄家定说了，当他在2008年10月交棒时，马华还是完好无裂的（在整合下没有分裂），怎么一到翁诗杰手里就变了样？可是中央代表还是怪责黄家定要对此负一半的责任，不能老怪翁领导无方，毕竟是308改变了马华的命运。
（二）蔡细历的胜利意味着至少有1/3的代表否定和反对黄家定的“救党论”。他们认为蔡细历所犯的错误（既已道歉）应予原谅，不再追究（至少黄燕燕就有这种看法）。因此不论内外界如何抹黑蔡细历，他们都是无动于衷，也是不会改变的。这些“至死不渝”的代表（900-1000名之间）是蔡细历打翻身仗的本钱（他早年的在全马各地与各区会建立的友好关系，使他比任何的总会长候选人更占有感情票的优势。因此，与其“救党”，不如先救处于“水深火热”的蔡细历。换句话说，先救人是当务之急，没有了蔡老大，他们又将何去何从？有人在问：既然蔡细历得票率仅38%，如果黄翁结盟，一个打总会长，另一个打署理，岂不是天下归“黄翁”？当然这仅是天真的想法，翁诗杰是不能放下身段来委曲求全自己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因为三分天下，翁蔡合起来的得票达65%，远远超过黄家定的35%。这等于说大部分的人不认同黄家定的“救党论”。
今天蔡细历的胜利标志着马华党内有中央代表判断党是没有危机的，不必担忧其消失，即使是选出一位跛脚鸭的总会长，您不同意又怎样？反正只是2千多名代表“关起门来”在选党老大，与外界无关。他们似乎不需要考虑到外面的舆论和压力，正如1979年时，党中央代表不必考虑曾永森在舆论获得90%的支持，只要党中央代表有自己的主见即可，不必参考外界的诉求，但这样与民意唱反调的后果，很可能是失多于得的。
既然重选结果出炉，我们得尊重大会的决定，不论我们喜欢与否，这就是对民主的服膺，至于人民或华社就是否认同这样的重选结局和它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则是另当别论。我们也只好放长双眼看新领导如何带领马华走出失败和内乱的阴影，一起与巫统“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有成，不然严峻的挑战会迎面袭来，蔡细历准备好了吗？至于是黄家定对或是蔡细历对，就看下届大选的结局了。
刊登于2010年4月1日《东方日报》
2.4.10
謝詩堅看黨選
謝詩堅看黨選
家定5錯船翻覆
細歷3情奪寶座
報導：高嘉琪
（吉隆坡29日訊）政治時評員拿督謝詩堅說，馬華前總會長丹斯里黃家定因犯下5大競選策略的失誤而以68票飲恨沙場；拿督斯里蔡細歷在黨內同情、感情及人情三情發酵下，登上馬華龍頭寶座。
他認為，黃家定的失誤，是（1）高調復出並提出救黨論、（2）用電台主播攻擊蔡細歷的性愛醜聞、（3）其兄發表總會長應當官言論、（4）沒證據下揭露黨內有金錢政治，及（5）與廖派搭檔及團隊不鮮明。
他相信，基層反覺得他抹黑對手，認為他復出是為了當官，對他有一定殺傷力，令他在最后關頭流失數十票。
他說，提出總會長應當官的黃家泉，根本是倒其弟的米。
“再者，老一輩的基層普遍上也不覺馬華有問題，因此馬華危機也不存在。他們反而看到蔡細歷挨打，認為應先‘救人’。”
他承認，黃家定的復出一度令選情出現高潮，惟后來已消退，他的出師表也過于疲弱。
“他相信自己可消除黨內人事糾紛，未免一廂情願，政治本就意味著人事鬥爭。”
他是透過電訪，這么指出。
昨天馬華特大，蔡以901票在總會長職三角苦戰中突圍，擊敗黃家定（833票）及拿督斯里翁詩傑（578票）。
謝詩堅說：“反觀蔡，善于利用本身處于挨打弱勢，仗著基層同情、感情及人情而出線，原諒他的性愛醜聞過失。”
他指出，對手越打壓蔡，其基層愈發想保住他，基層票向的選擇都不是從馬華政治大局切入。
他分析，蔡在2008年黨選及雙十特大的得票都超過1000票，預測他鐵票介于900至1000張，今次特大跑票情況不嚴重。
“翁的最大問題，便是妄想重溫2005年黨選以獨行俠姿態攻下副總會長職，特大成績已清楚顯示基層的意願。”
或掀另一輪黨爭
謝詩堅指出，馬華328特大或是新一輪黨爭的開端！
他說，對內，328重選可能是新一波黨爭的開始，基層選出的新屆中央包容翁蔡廖派，蔡細歷要化解怨恩可能是事倍功半。
“馬華婦女組主席拿汀巴杜卡周美芬提出蔡當選自己求去的言論，也要看蔡如何化解。”
他說，馬華經歷了61年風雨，已是績重難返，因此要化解內部糾紛，頗不容易。
重振馬華看細歷新形象
謝詩堅認為，蔡細歷本身的道德缺陷或成為馬華的負資產，進一步約束馬華在國陣及華社的表現。
他說，馬華名譽已陷入谷底，甚至比梁陳黨爭還糟。
“馬華當務之急是必須重振，蔡細歷對外必須重新包裝本身及黨的形象。”
他指出，國人對馬華的要求，是馬華敢于制衡巫統力量，不讓巫統一黨獨大，馬華因有負民眾所托而在308全國大選慘敗。
“如今，我們也看到一些種族極端主義抬頭，比如大馬土著權威組織，以及巫統裡右派分子。”
他說，馬華面對這樣的時局，是否能抬頭挺胸提出真見。
他透露，蔡細歷提出的“螞蟻論”出師表，也未窺見他重振馬華，對外面對國陣、國家的方針。
他指出，另外，基層頻同情選擇了蔡細歷，惟他領導的馬華也須面對下屆全國大選或者落在烏雪的補選，從中可看得出選民是否接受馬華。
無論誰當選都是跛腳鴨
謝詩堅說，不管翁蔡黃3人中哪一位成為新任總會長，他都只會是跛腳鴨。
他指出，這除了在3人的得票率上作出詮釋，也反映在3人的個人表現、紀錄上。
“蔡細歷獲901票，得票率僅有38.89%。另外，2008年的性愛光碟事件為他帶來‘道德創傷’。”
他說，至于僅獲833票（35.96%）的黃家定，則在308全國大選問責下退出政治舞台，已負“心靈創傷”。
他指出，翁詩傑若在雙十特大后馬上重選，則有勝機，惟他后來與蔡細歷合提大團結方案，也令他蒙受“威信創傷”。
他總結，因此，翁蔡黃也只會成為跛腳鴨領導人，都有本身的包袱。
转载自《中国报》
家定5錯船翻覆
細歷3情奪寶座
報導：高嘉琪
（吉隆坡29日訊）政治時評員拿督謝詩堅說，馬華前總會長丹斯里黃家定因犯下5大競選策略的失誤而以68票飲恨沙場；拿督斯里蔡細歷在黨內同情、感情及人情三情發酵下，登上馬華龍頭寶座。
他認為，黃家定的失誤，是（1）高調復出並提出救黨論、（2）用電台主播攻擊蔡細歷的性愛醜聞、（3）其兄發表總會長應當官言論、（4）沒證據下揭露黨內有金錢政治，及（5）與廖派搭檔及團隊不鮮明。
他相信，基層反覺得他抹黑對手，認為他復出是為了當官，對他有一定殺傷力，令他在最后關頭流失數十票。
他說，提出總會長應當官的黃家泉，根本是倒其弟的米。
“再者，老一輩的基層普遍上也不覺馬華有問題，因此馬華危機也不存在。他們反而看到蔡細歷挨打，認為應先‘救人’。”
他承認，黃家定的復出一度令選情出現高潮，惟后來已消退，他的出師表也過于疲弱。
“他相信自己可消除黨內人事糾紛，未免一廂情願，政治本就意味著人事鬥爭。”
他是透過電訪，這么指出。
昨天馬華特大，蔡以901票在總會長職三角苦戰中突圍，擊敗黃家定（833票）及拿督斯里翁詩傑（578票）。
謝詩堅說：“反觀蔡，善于利用本身處于挨打弱勢，仗著基層同情、感情及人情而出線，原諒他的性愛醜聞過失。”
他指出，對手越打壓蔡，其基層愈發想保住他，基層票向的選擇都不是從馬華政治大局切入。
他分析，蔡在2008年黨選及雙十特大的得票都超過1000票，預測他鐵票介于900至1000張，今次特大跑票情況不嚴重。
“翁的最大問題，便是妄想重溫2005年黨選以獨行俠姿態攻下副總會長職，特大成績已清楚顯示基層的意願。”
或掀另一輪黨爭
謝詩堅指出，馬華328特大或是新一輪黨爭的開端！
他說，對內，328重選可能是新一波黨爭的開始，基層選出的新屆中央包容翁蔡廖派，蔡細歷要化解怨恩可能是事倍功半。
“馬華婦女組主席拿汀巴杜卡周美芬提出蔡當選自己求去的言論，也要看蔡如何化解。”
他說，馬華經歷了61年風雨，已是績重難返，因此要化解內部糾紛，頗不容易。
重振馬華看細歷新形象
謝詩堅認為，蔡細歷本身的道德缺陷或成為馬華的負資產，進一步約束馬華在國陣及華社的表現。
他說，馬華名譽已陷入谷底，甚至比梁陳黨爭還糟。
“馬華當務之急是必須重振，蔡細歷對外必須重新包裝本身及黨的形象。”
他指出，國人對馬華的要求，是馬華敢于制衡巫統力量，不讓巫統一黨獨大，馬華因有負民眾所托而在308全國大選慘敗。
“如今，我們也看到一些種族極端主義抬頭，比如大馬土著權威組織，以及巫統裡右派分子。”
他說，馬華面對這樣的時局，是否能抬頭挺胸提出真見。
他透露，蔡細歷提出的“螞蟻論”出師表，也未窺見他重振馬華，對外面對國陣、國家的方針。
他指出，另外，基層頻同情選擇了蔡細歷，惟他領導的馬華也須面對下屆全國大選或者落在烏雪的補選，從中可看得出選民是否接受馬華。
無論誰當選都是跛腳鴨
謝詩堅說，不管翁蔡黃3人中哪一位成為新任總會長，他都只會是跛腳鴨。
他指出，這除了在3人的得票率上作出詮釋，也反映在3人的個人表現、紀錄上。
“蔡細歷獲901票，得票率僅有38.89%。另外，2008年的性愛光碟事件為他帶來‘道德創傷’。”
他說，至于僅獲833票（35.96%）的黃家定，則在308全國大選問責下退出政治舞台，已負“心靈創傷”。
他指出，翁詩傑若在雙十特大后馬上重選，則有勝機，惟他后來與蔡細歷合提大團結方案，也令他蒙受“威信創傷”。
他總結，因此，翁蔡黃也只會成為跛腳鴨領導人，都有本身的包袱。
转载自《中国报》
30.3.10
为什么蔡细历会胜出？—“救人论”压倒“救党论”
马华公会的重选几乎是党员和外界的强烈要求，因为这是去年双十特大后留下的僵局，把马华从两派化成三派，而且越陷越乱。如果不重选，马华将因之斗个没完没了，最后把整个党也斗垮了（黄家定就有这种论调）。结果在3月初蔡细历派加入中委辞职行列促成重选后，马华顿然呈现一派“新气象”，各派各系又活了起来，忙于招兵买马。
最出人意表的是前任总会长黄家定的复出，使到马华的内讧进一步复杂化。他基本上是代表元老一方来救党的，虽然他否认他是“救世主”，但今日的马华百病丛生，伤痕累累，也真是需要一位真命天子来打救。既然连黄家定已不敢以救世主自居，那么翁诗杰与蔡细历更加不敢打出救党的旗号。他们两人一正一署的在马华当权派内，也实在不能承认“党需要救”，否则就是等于承认无能。
在这种情势下，马华的三分天下已告确立，除黄家定否认他是过渡时期的总会长外，巧妙的是翁诗杰要求多一年时间来“完成”改革，而蔡细历也只要求能当选这一届的总会长（任期剩一年半），他不要求做部长。这就是说，马华公会的老大争夺战是各怀心思和各有算盘的，也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妥协和退让，也只好在提名上见高低了。
但是今天的结果是黄家定预想不到的，他一心救党反而被认为是来搞局，更被敌对一方指为企图复辟“黄氏王朝”，为黄家泉以后上位铺路。于是高调回流救党的黄家定在左右夹攻下（翁派和蔡派并不欢迎和接受已退休的领袖再战江湖），后劲显得招架乏力。
他之所以复出是由两个重要的因素促成的：其一是廖中莱派需要师父重出江湖，要不然将会陷入群龙无首而迟早被翁蔡派收编。倘若等到廖中莱自成一方已是太迟了，当下他们不能没有共主。其二是一些元老力劝他东山再起，反正他是因308政治海啸自我下台的，不时被推翻的，回来救党会显得更加名正言顺。
经考虑和评估内外的局势后，黄家定认定他出山的最好时机（目前又是国会议员在身，随时可以出任部长），也就宣布“我回来了”。
虽然明知他是廖派的老大，但他并没有打出这样的旗号，而是要以个人的声望和力量来震撼和影响党代表的投票意向。他相信而且也不可否认的他仍有铁定的势力在马华党内，加上廖派的结合，将极可能破茧而出；确切地说，是胜利在望的“翻身战”，因为他是为救党而来，不是为个人而来。
但中央代表领情吗？不见得，他们之中有900到1000票是蔡细历的“铁票”，纵然蔡细历因性爱光碟片受“道德指责”，他们还是义无反顾，而且不假思索地支持蔡细历的政治地位，更何况在他们看来他所犯的是“男人都会犯上的错误”，只是蔡不幸和不小心被逮个正着，不值得大惊小怪。
当然这些死硬派之所以努力捍卫蔡细历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是出于对蔡细历的“仗义”而打出感情牌、同情牌和人情牌。这种三合一的基本票可在蔡细历于2008年党选中脱颖而出选署理总会长及2009年双十特大中获得平反窥见。这些中央代表肯定在今次的重选中给他同样的支持，蔡细历就是凭着一股“打死不散”的力量坚持不退下（即使林亚礼呼唤也于事无补）也是预料之中。
这也意味着这铁票是为“救人”而来，他们倒不以为是“救党”而来（在他们看来党就是这样，有什么好救？）。当蔡细历将事件“一分为二（救党与救人（救蔡细历的政途）是两码事）时，黄家定则将之“二合为一”（救党的同时也要适当的人上位），两种不同策略的斗争也因之浮上台面，但黄家定的失策在与廖派的配合并不密切，力量也分散，以致显得黄家定在做个人的努力，后劲显得力不从心既没有很好发挥团队的精神；反之蔡细历不断地打出团队牌（虽然其阵容不大），而且也以被压迫者的形象出击，自然博得同情票。
在这方面，翁诗杰原本是最不能接受蔡细历的道德缺陷，他认为蔡犯上的错误，要自己买单，不应让党来买单，也就打出道德牌，将蔡与党又是二合为一的战略来对付蔡；而蔡则巧妙地将其个人行为与党誉划分开来变成一分为二，既党是党，蔡是蔡，蔡的犯错（已认错）不应说成连累党，和使党沾上污点。
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同意蔡的政治与私德切割论，包括翁派与廖派。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初时会联手来应对蔡的反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黄派也是不置可否地要蔡为自己的过失负上责任和后果。
没想到翁的狠狠出手不但未置蔡于死地，他反而“死里翻身”地再站起来，成为翁不得不争取和团结的对象。这样一来，政治也就乱套了。翁配蔡变成“政治大笑柄”后；又来了个廖逼宫的政治戏码，也被形容为马华高层的“窝里反”的政治闹剧。
如果不加以制止，这政治闹剧是没完没了，也授人以柄。在此关键时刻，蔡派的辞职促成重选可谓是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抉择。他逼翁诗杰不得不面对重选，因为算来算去，翁派是脆弱的环节，不易整合来吃掉蔡派；而廖派军中无大将，尚不足构成威胁，也就认定马华的未来是“蔡家的天下”。
就这么样，蔡细历认定即可促成重选的造王者，又在重选中成为王者，将所有的荣誉归诸一身，何乐而不为？
他当然没有绝对的把握，但只要翁廖（或加上黄）不联手，他就没有退却的理由，而且他也认为翁黄分散力量下，将抵不过他的铁票，事实证明他是押对了。
翁诗杰的失败是他的一贯独行作风造成的，他不喜欢打团队牌，但又不能没有团队，也就打出一个不完整的队伍，靠时机取胜。这在某些时刻管用，但在这次三角战中却不管用。
如果翁黄联手，蔡将不敌而失手。问题是翁黄本一家，如今分了家，也就让蔡细历越级而上，但马华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不明朗的时代。
他们三人之间的恩怨不会因党选后划上句号。恰恰相反，因为各有力量，又手握王牌（胜利者担心失败者退党），也就使到新任会长蔡细历要用十二分精神来应对一大堆的矛盾事。如果党选过后不是整合的开始，那么希望也不会是马华分裂的开始，谁知道呢？关键在于新总会长要如何包装自己和如何塑造马华重新上路，迎向困难重重的压力和挑战？
刊登于2010年3月30日《光华日报》
最出人意表的是前任总会长黄家定的复出，使到马华的内讧进一步复杂化。他基本上是代表元老一方来救党的，虽然他否认他是“救世主”，但今日的马华百病丛生，伤痕累累，也真是需要一位真命天子来打救。既然连黄家定已不敢以救世主自居，那么翁诗杰与蔡细历更加不敢打出救党的旗号。他们两人一正一署的在马华当权派内，也实在不能承认“党需要救”，否则就是等于承认无能。
在这种情势下，马华的三分天下已告确立，除黄家定否认他是过渡时期的总会长外，巧妙的是翁诗杰要求多一年时间来“完成”改革，而蔡细历也只要求能当选这一届的总会长（任期剩一年半），他不要求做部长。这就是说，马华公会的老大争夺战是各怀心思和各有算盘的，也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妥协和退让，也只好在提名上见高低了。
但是今天的结果是黄家定预想不到的，他一心救党反而被认为是来搞局，更被敌对一方指为企图复辟“黄氏王朝”，为黄家泉以后上位铺路。于是高调回流救党的黄家定在左右夹攻下（翁派和蔡派并不欢迎和接受已退休的领袖再战江湖），后劲显得招架乏力。
他之所以复出是由两个重要的因素促成的：其一是廖中莱派需要师父重出江湖，要不然将会陷入群龙无首而迟早被翁蔡派收编。倘若等到廖中莱自成一方已是太迟了，当下他们不能没有共主。其二是一些元老力劝他东山再起，反正他是因308政治海啸自我下台的，不时被推翻的，回来救党会显得更加名正言顺。
经考虑和评估内外的局势后，黄家定认定他出山的最好时机（目前又是国会议员在身，随时可以出任部长），也就宣布“我回来了”。
虽然明知他是廖派的老大，但他并没有打出这样的旗号，而是要以个人的声望和力量来震撼和影响党代表的投票意向。他相信而且也不可否认的他仍有铁定的势力在马华党内，加上廖派的结合，将极可能破茧而出；确切地说，是胜利在望的“翻身战”，因为他是为救党而来，不是为个人而来。
但中央代表领情吗？不见得，他们之中有900到1000票是蔡细历的“铁票”，纵然蔡细历因性爱光碟片受“道德指责”，他们还是义无反顾，而且不假思索地支持蔡细历的政治地位，更何况在他们看来他所犯的是“男人都会犯上的错误”，只是蔡不幸和不小心被逮个正着，不值得大惊小怪。
当然这些死硬派之所以努力捍卫蔡细历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是出于对蔡细历的“仗义”而打出感情牌、同情牌和人情牌。这种三合一的基本票可在蔡细历于2008年党选中脱颖而出选署理总会长及2009年双十特大中获得平反窥见。这些中央代表肯定在今次的重选中给他同样的支持，蔡细历就是凭着一股“打死不散”的力量坚持不退下（即使林亚礼呼唤也于事无补）也是预料之中。
这也意味着这铁票是为“救人”而来，他们倒不以为是“救党”而来（在他们看来党就是这样，有什么好救？）。当蔡细历将事件“一分为二（救党与救人（救蔡细历的政途）是两码事）时，黄家定则将之“二合为一”（救党的同时也要适当的人上位），两种不同策略的斗争也因之浮上台面，但黄家定的失策在与廖派的配合并不密切，力量也分散，以致显得黄家定在做个人的努力，后劲显得力不从心既没有很好发挥团队的精神；反之蔡细历不断地打出团队牌（虽然其阵容不大），而且也以被压迫者的形象出击，自然博得同情票。
在这方面，翁诗杰原本是最不能接受蔡细历的道德缺陷，他认为蔡犯上的错误，要自己买单，不应让党来买单，也就打出道德牌，将蔡与党又是二合为一的战略来对付蔡；而蔡则巧妙地将其个人行为与党誉划分开来变成一分为二，既党是党，蔡是蔡，蔡的犯错（已认错）不应说成连累党，和使党沾上污点。
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同意蔡的政治与私德切割论，包括翁派与廖派。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初时会联手来应对蔡的反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黄派也是不置可否地要蔡为自己的过失负上责任和后果。
没想到翁的狠狠出手不但未置蔡于死地，他反而“死里翻身”地再站起来，成为翁不得不争取和团结的对象。这样一来，政治也就乱套了。翁配蔡变成“政治大笑柄”后；又来了个廖逼宫的政治戏码，也被形容为马华高层的“窝里反”的政治闹剧。
如果不加以制止，这政治闹剧是没完没了，也授人以柄。在此关键时刻，蔡派的辞职促成重选可谓是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抉择。他逼翁诗杰不得不面对重选，因为算来算去，翁派是脆弱的环节，不易整合来吃掉蔡派；而廖派军中无大将，尚不足构成威胁，也就认定马华的未来是“蔡家的天下”。
就这么样，蔡细历认定即可促成重选的造王者，又在重选中成为王者，将所有的荣誉归诸一身，何乐而不为？
他当然没有绝对的把握，但只要翁廖（或加上黄）不联手，他就没有退却的理由，而且他也认为翁黄分散力量下，将抵不过他的铁票，事实证明他是押对了。
翁诗杰的失败是他的一贯独行作风造成的，他不喜欢打团队牌，但又不能没有团队，也就打出一个不完整的队伍，靠时机取胜。这在某些时刻管用，但在这次三角战中却不管用。
如果翁黄联手，蔡将不敌而失手。问题是翁黄本一家，如今分了家，也就让蔡细历越级而上，但马华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不明朗的时代。
他们三人之间的恩怨不会因党选后划上句号。恰恰相反，因为各有力量，又手握王牌（胜利者担心失败者退党），也就使到新任会长蔡细历要用十二分精神来应对一大堆的矛盾事。如果党选过后不是整合的开始，那么希望也不会是马华分裂的开始，谁知道呢？关键在于新总会长要如何包装自己和如何塑造马华重新上路，迎向困难重重的压力和挑战？
刊登于2010年3月30日《光华日报》
第三张票成为政治游戏 （跃马扬鞭）
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本月初高调地宣布他已于3月4日致函选举委员会，要求和促请选委会安排槟州两个市政局的选举，也就是还人民第三张票。这是民主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在其竞选宣言中所作的承诺。
由于行动党成立以来（1966年）未曾在一个州或参与联合政府执政，因此它也没有办法想象上台执政是怎么一回事，也尚未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针对地方选举提呈或公布完整的报告书。未想308的政治海啸把行动党送上槟雪两州的执政舞台，开始了它的联合执政之路。
在千头万绪下，由民联控制的槟雪两州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对地方政府只能按法令的规定进行改组市主席或市议员，由国阵改成民联执政，其他机制照旧不变。这就是说，民联控制州政府后也就等于控制其州内的所有地方议会了。
在过去两年来，民联也按照国阵的模式，由三个成员党获得分配的议席组成地方议会。其中的一项改变是委任少数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出任市议员，但这不是首创。在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修正后，林苍祐就曾委任非政府组织的人出任市议员，数年之后，被认为效果不大，也未达成所谓的“民主化的目的”，国阵政府干脆委任政党人物出任市议员。久而久之，所有的地方议会已成为州政府“犒赏”政党人士或培养未来代议士的温床。就拿槟州来说，担任过市议员而后出人头地的有丁福南、邓章耀、李家全及林武灿等人。行动党在过去两年来似乎继承了国阵留下的“政治资产”。
不过，这对行动党来说已逐渐成为“政治负资产”，因为非政府组织及社会运动份子时不时抨击槟州政府“食言”，未兑现第三张选票。在这种压力下，林冠英已不能无动于衷，也就趁压力还未爆发时，将这粒球踢给选委会，希望以此来解围和“还权于民”。
选委会的回应也是预料中事，其主席阿都亚兹于3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第171条规定，选委会不能在槟城和雪兰莪进行地方议会选举，因为在法令下有关地方政府选举已被取消（1965年政府先冻结地方议会选举，表面理由是因马印（尼）对抗，实则是预防和控制反对党坐大。1976年又再修正法令允许议会合并及委任议员）。
不过，阿都亚兹指出，槟城及雪州政府可以向地方政府全国理事会提出此议，一旦获得通过，那可以进行修改条文。换句话说，除非条文被修改，不然选委会是不能主持选举的。
由于地方政府全国理事会是由国阵所控制的，自然不可能接纳槟雪的建议。这样一来，所谓第三张票在当下的法令下，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这方面，槟州政府自然不会保持沉默，一个以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为首的“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律师智囊团”已告成立，以便向槟州政府作出忠告，是否另有途经搞地方民主？这意味着林冠英已把这个争议性的课题提升到法律观点的争执。有人主张闹上法庭，寻求法官的诠释。但我们不以为槟雪州政府会因选委会的答复而启动法庭程序，毕竟通过法庭来争辩是熬年费月的，甚至来到下一届大选也仍然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因此与其在法庭见真章，不如打一场政治波来得更有效。
所谓的政治波是民联，主要是行动党不断地向国阵和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国会能辩论这个课题，即使投票失败，民联也收到宣传效果。这就是一场无止境的政治游戏。
虽然有人主张民联执政下的槟城和雪州，不妨自我采取民主化的挑选议员，才补上委任状。例如有人认为仿效通过投票选村长的办法来选议员和主席，但这么大件事不具法律依据，恐怕未推行已被阻止；再说这样的选举若缺乏国阵奉陪，而是民联自玩戏码，又怎样展示民主呢？我们不要忘记，不论是国选、州选或地方选举都要有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参与。若没有了这样的竞争，地方政府的选举的意义在哪里？谁来主持选举？这对民主有好处吗？还是陷民主为执政党涂脂抹粉的工具？
坦白说，当民主行动党成立的时候，我国已在前一年（1965年）停止地方议会选举，因此它对地方议会的操作也是没有经验的，只是凭民主的信念提出还人民第三张票，但没想到阻力重重，不是像想象中的简单。除非得到国会通过修法，否则还是没完没了的。这就是陷入进退维谷的林冠英不得不向选委会发难的因由，一场口舌之战和迈向布城之争就这样拉开战幔了。
刊登于2010年3月29日《南洋商报》
由于行动党成立以来（1966年）未曾在一个州或参与联合政府执政，因此它也没有办法想象上台执政是怎么一回事，也尚未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针对地方选举提呈或公布完整的报告书。未想308的政治海啸把行动党送上槟雪两州的执政舞台，开始了它的联合执政之路。
在千头万绪下，由民联控制的槟雪两州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对地方政府只能按法令的规定进行改组市主席或市议员，由国阵改成民联执政，其他机制照旧不变。这就是说，民联控制州政府后也就等于控制其州内的所有地方议会了。
在过去两年来，民联也按照国阵的模式，由三个成员党获得分配的议席组成地方议会。其中的一项改变是委任少数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出任市议员，但这不是首创。在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修正后，林苍祐就曾委任非政府组织的人出任市议员，数年之后，被认为效果不大，也未达成所谓的“民主化的目的”，国阵政府干脆委任政党人物出任市议员。久而久之，所有的地方议会已成为州政府“犒赏”政党人士或培养未来代议士的温床。就拿槟州来说，担任过市议员而后出人头地的有丁福南、邓章耀、李家全及林武灿等人。行动党在过去两年来似乎继承了国阵留下的“政治资产”。
不过，这对行动党来说已逐渐成为“政治负资产”，因为非政府组织及社会运动份子时不时抨击槟州政府“食言”，未兑现第三张选票。在这种压力下，林冠英已不能无动于衷，也就趁压力还未爆发时，将这粒球踢给选委会，希望以此来解围和“还权于民”。
选委会的回应也是预料中事，其主席阿都亚兹于3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第171条规定，选委会不能在槟城和雪兰莪进行地方议会选举，因为在法令下有关地方政府选举已被取消（1965年政府先冻结地方议会选举，表面理由是因马印（尼）对抗，实则是预防和控制反对党坐大。1976年又再修正法令允许议会合并及委任议员）。
不过，阿都亚兹指出，槟城及雪州政府可以向地方政府全国理事会提出此议，一旦获得通过，那可以进行修改条文。换句话说，除非条文被修改，不然选委会是不能主持选举的。
由于地方政府全国理事会是由国阵所控制的，自然不可能接纳槟雪的建议。这样一来，所谓第三张票在当下的法令下，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这方面，槟州政府自然不会保持沉默，一个以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为首的“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律师智囊团”已告成立，以便向槟州政府作出忠告，是否另有途经搞地方民主？这意味着林冠英已把这个争议性的课题提升到法律观点的争执。有人主张闹上法庭，寻求法官的诠释。但我们不以为槟雪州政府会因选委会的答复而启动法庭程序，毕竟通过法庭来争辩是熬年费月的，甚至来到下一届大选也仍然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因此与其在法庭见真章，不如打一场政治波来得更有效。
所谓的政治波是民联，主要是行动党不断地向国阵和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国会能辩论这个课题，即使投票失败，民联也收到宣传效果。这就是一场无止境的政治游戏。
虽然有人主张民联执政下的槟城和雪州，不妨自我采取民主化的挑选议员，才补上委任状。例如有人认为仿效通过投票选村长的办法来选议员和主席，但这么大件事不具法律依据，恐怕未推行已被阻止；再说这样的选举若缺乏国阵奉陪，而是民联自玩戏码，又怎样展示民主呢？我们不要忘记，不论是国选、州选或地方选举都要有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参与。若没有了这样的竞争，地方政府的选举的意义在哪里？谁来主持选举？这对民主有好处吗？还是陷民主为执政党涂脂抹粉的工具？
坦白说，当民主行动党成立的时候，我国已在前一年（1965年）停止地方议会选举，因此它对地方议会的操作也是没有经验的，只是凭民主的信念提出还人民第三张票，但没想到阻力重重，不是像想象中的简单。除非得到国会通过修法，否则还是没完没了的。这就是陷入进退维谷的林冠英不得不向选委会发难的因由，一场口舌之战和迈向布城之争就这样拉开战幔了。
刊登于2010年3月29日《南洋商报》
党选过后来解读《出师表》（现代春秋）
当马华公会在去年的双十特大后陷入乱局时，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重选是唯一的出路，因为不重选将无从打开僵局，而且派系斗争会越陷越深。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翁诗杰在失手后曾建议再开特大来解散中委会，好像没有得到热烈的回应；蔡细历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不是这样的。
它变成翁蔡联手搞团结方案，孤立了廖派在中委会中成了少数派。三股势力的斗争使到马华乱成一团。这个时候，廖派坚决主张重选来化解危机；翁派已不大热衷了；蔡派既不急也不否定，似乎认为需要时间来消化双十特大留下的后遗症。到了今年3月，蔡细历果然率其派系与廖派联手，一举促成重选，才有今日马华通过重选定乾坤。
但马华重选之后是否就能解决了危机？没有人敢出面担保，还要看新舵主和新领导层如何运筹帷幄，化干戈为玉帛。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三派领袖都有他们的出师表，如果胜利的一方能够兼收兼蓄，也不失为一个缓和紧张的办法。
比如重新投入政治漩涡的黄家定是最高调开展他的新旅程，他的《出师表》明显地表达出“不忍心看到党继续沉沦”，所以“需要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团队精神”。为此他提出了①全面修改党章，加强党内民主化和透明度；②恢复和加强党章的良好监管；③加强与华团、非政府组织及宗教团体的交流；④发扬一个马来西亚精神，确保公平施政；⑤以民为本，打造新形势及⑥推动教育，栽培优秀新生代。
翁诗杰的《出师表》则是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他的未来使命，触及的课题是国家性的和广泛性的，例如5个党关键绩效领域为：①创立《一个大马社区联盟基金会》，扶贫济困；②胸怀社会联系；③打造良政，力求透明及肃贪；④扩大党民主参与制，贯彻总会长直选及⑤开动党章选机制，全力奋战大选。
配合他的主题《马华党内转型计划》，翁诗杰响应了首相纳吉的政府转型计划的推动，希望马华能有一番作为。
至于蔡细历的《出师表》是比较简单和一目了然的，他提出《振兴马华新团队精神；像蚂蚁般坚毅、勤敏、合群》。他认为透过蚂蚁的体会，将马华的生存之道归纳为4点：①海纳百川；②国家至上；③正大光明；④无私奉献。
蔡细历有针对他的4大主张作出解释，其中涉及马华党章问题；要允许《星报》拥有编采自主权及防止党内任何领袖或党员贪污腐化。
从他们的《出师表》中，虽然我们看不到“革命性”的言论，但也从中看到他们都有注意到马华所应做的事。因此不论谁人掌权，他都需要关注几个大课题：①黄家定的全面修改党章，加强党内民主化和透明度；②翁诗杰的扩大党民主，贯彻总会长直选及打造良政，力求肃贪；③蔡细历的海纳百川及无私奉献都包含民主在里头。
这就是说，马华需要民主化和集体化，而要做到这点，总会长及重要党职的直选是一大突破，有需要力促实现，要不然马华将会继续的面对无休止的派系严重斗争。一旦直选全面打开，民主政治自然建立起来，辅以早前总会长不逾9年的任期，马华就不会再被指责是总会长独揽大权或只受到二千多名代表左右未来。
虽然他们的《出师表》言之有物，但无可否认的他们都没有针对国阵的机制改革和改善提出建议和坚持，而恰恰这点是最重要的。马华公会遭遇308政治海啸的打击，就是被选民认为抗拒霸权政治不力，如今马华若未能在适当的时机饶以大义，使到国阵不再滑出本位，否则那是一错再错的。
正由于马华忙于内斗以致无暇面对外来的压力和冲击，甚至包括国阵要打开门户，马华也只能监督尚未能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这对要打翻身仗的马华来说，无疑是一道要攻克的障碍。
因此新的领导层除了将各派的主张融会贯通，及将各派人马纳入主流外，它还要在国阵扮演较为强势的角色，否则勇于内斗或仍在原地踏步，那就神仙也难有作为了。
刊登于2010年3月29日《光华日报》
老大之争是关键战
马华公会的重选已拉开序幕，总共有101人提名角逐各职，这在马华党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尤其是第一次有三个人争做老大。在过去顶多是两个人争雄，例如1958年的林苍祐挑战创党会长陈祯禄而胜出；又如1977年党选时李三春遭遇寂寂无闻的陈国良捣局只属小刀锯大树。但在1979年的党魁之战则是马华创党以来第二次最有看头的一役。这是一场两角战，即身为署理总会长的曾永森直挑李三春总会长，双方杀得天昏地暗，华社也介入其中，战情之激烈从未有过，舆论几乎倒向曾永森，广告战也是曾永森占优势。开票结果竟是李三春胜出。就这样秋后算账的事发生了，并导致曾永森于1981年率党员过档民政党。换句话说，马华因党选而真正的决裂，民政也趁势坐大。直到1987年曾永森在民政挑战老大林敬益不果后，才又悄悄地回到马华，不过马华与民政的势不两立则是华基政党分裂的标志。
在这之后，马华的另一场龙头大战是1985年的梁维泮对陈群川，这也是党争逼出来的结果。由于形式一面倒，没有曾永森斗李三春那样的高潮迭起和精彩连连，却折腾得马华元气大伤。
当1986年陈群川因犯案辞职换上林良实掌握实权之后，马华基本上停止了龙头之战，林良实也连连蝉联担任老大到2003年退位，前后共达17年，是马华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总会长，也是没有对手的总会长。
当黄家定于2003年接位而在2005年党选时，虽面对蔡锐明的拦路，但蔡已失部长职，不具优势与黄家定争天下而败下阵来。
来到2008年党选，黄家定决定下车（为大选失利请罪），给了翁诗杰登船的船票，即便蔡锐明试图再搏运气，也没有条件可言（他也因之在2009年加盟公正党），不敌气势如虹的翁诗杰。
讵料党选后的马华公会，不但没有整合，反而泡制了一个批判运动，把当选署理总会长的蔡细历排斥在主流外；更在后期形成一个“公审大会”，将住蔡细历团团围住，使他哭笑不得，才有了双十特大的召开为他“平反”。
蔡细历在黄家定主政的年代因性爱光碟片跌马后，他和黄家定的关系已越行越远，不得不挂冠而去。
没想到蔡细历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在因势利导下在2008年的党选中东山再起，成为翁的第二把交椅的人，间接上是黄家定的下台提供蔡复出的机会。可是翁蔡两人无法四眼交流，也就不可避免地加速两人的矛盾。
从表明上来看，翁诗杰与黄家定有共同的“道德观”，自然不会扶蔡细历一把，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蔡细历居然能“卷土重来”，实在非池中物。
如果可以归纳的话，黄翁原是同一阵线的，蔡是另一阵线的。可不知怎么搞的，在双十特大后，竟变成翁蔡联手搞团结掌控马华整局，逼使廖派起来“革命”，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当然在翁派掌实权下，它不急于重选是情有可原的；但对蔡派来说，僵持不下毕竟不是个办法，迟早会给翁派扭转劣势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就是说，在预见变化已经到来的时刻，蔡派的及时辞职造成重选也是一步高棋和险棋。高棋是抓住时机，将主动权移向蔡派；险棋是这样的苦心安排下，没想到是前老大黄家定杀一记回马枪，对蔡细历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原本是各安其位的巨头竟因党争从同志变成今日的冤家路窄，共同争一张龙椅，不仅让人大跌眼镜，也显现马华正面对一个未可预知和极不稳定的将来。
说实在的，整个马华党选还是以龙头之战最为重要，胜者将成为新的造王者，其他当选的副手和委员，要么都是总会长的人或靠向总会长；如果不是的话，在派系斗争下，就会有暗流汹涌的各拥山头。
这就是说当老大之战未能明显浮现谁将脱颖而出时，老二位置之战已非关键性了，焦点还是集中在老大这一仗。
至于副总会长，也只有在会长和署理不能操作党务时，他们才显得重要，因此副总会长的多角战也非关键之战。今日有10人争4把椅子，也是创纪录的。倒是中委会比较重要，因为一个政党靠的是中委的多数票倒向当权派。如果总会长缺少中委的支持，他是寸步难移的。因此总会长寻求一个归他领导的队伍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一切会乱套，又会回到双十特大后的乱局。
整整50年来，每一次的斗争都是为“救党”而来。救了之后，又是斗争。就不知这一次如何收场和整合？
刊登于2010年3月28日《东方日报》
在这之后，马华的另一场龙头大战是1985年的梁维泮对陈群川，这也是党争逼出来的结果。由于形式一面倒，没有曾永森斗李三春那样的高潮迭起和精彩连连，却折腾得马华元气大伤。
当1986年陈群川因犯案辞职换上林良实掌握实权之后，马华基本上停止了龙头之战，林良实也连连蝉联担任老大到2003年退位，前后共达17年，是马华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总会长，也是没有对手的总会长。
当黄家定于2003年接位而在2005年党选时，虽面对蔡锐明的拦路，但蔡已失部长职，不具优势与黄家定争天下而败下阵来。
来到2008年党选，黄家定决定下车（为大选失利请罪），给了翁诗杰登船的船票，即便蔡锐明试图再搏运气，也没有条件可言（他也因之在2009年加盟公正党），不敌气势如虹的翁诗杰。
讵料党选后的马华公会，不但没有整合，反而泡制了一个批判运动，把当选署理总会长的蔡细历排斥在主流外；更在后期形成一个“公审大会”，将住蔡细历团团围住，使他哭笑不得，才有了双十特大的召开为他“平反”。
蔡细历在黄家定主政的年代因性爱光碟片跌马后，他和黄家定的关系已越行越远，不得不挂冠而去。
没想到蔡细历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在因势利导下在2008年的党选中东山再起，成为翁的第二把交椅的人，间接上是黄家定的下台提供蔡复出的机会。可是翁蔡两人无法四眼交流，也就不可避免地加速两人的矛盾。
从表明上来看，翁诗杰与黄家定有共同的“道德观”，自然不会扶蔡细历一把，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蔡细历居然能“卷土重来”，实在非池中物。
如果可以归纳的话，黄翁原是同一阵线的，蔡是另一阵线的。可不知怎么搞的，在双十特大后，竟变成翁蔡联手搞团结掌控马华整局，逼使廖派起来“革命”，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当然在翁派掌实权下，它不急于重选是情有可原的；但对蔡派来说，僵持不下毕竟不是个办法，迟早会给翁派扭转劣势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就是说，在预见变化已经到来的时刻，蔡派的及时辞职造成重选也是一步高棋和险棋。高棋是抓住时机，将主动权移向蔡派；险棋是这样的苦心安排下，没想到是前老大黄家定杀一记回马枪，对蔡细历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原本是各安其位的巨头竟因党争从同志变成今日的冤家路窄，共同争一张龙椅，不仅让人大跌眼镜，也显现马华正面对一个未可预知和极不稳定的将来。
说实在的，整个马华党选还是以龙头之战最为重要，胜者将成为新的造王者，其他当选的副手和委员，要么都是总会长的人或靠向总会长；如果不是的话，在派系斗争下，就会有暗流汹涌的各拥山头。
这就是说当老大之战未能明显浮现谁将脱颖而出时，老二位置之战已非关键性了，焦点还是集中在老大这一仗。
至于副总会长，也只有在会长和署理不能操作党务时，他们才显得重要，因此副总会长的多角战也非关键之战。今日有10人争4把椅子，也是创纪录的。倒是中委会比较重要，因为一个政党靠的是中委的多数票倒向当权派。如果总会长缺少中委的支持，他是寸步难移的。因此总会长寻求一个归他领导的队伍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一切会乱套，又会回到双十特大后的乱局。
整整50年来，每一次的斗争都是为“救党”而来。救了之后，又是斗争。就不知这一次如何收场和整合？
刊登于2010年3月28日《东方日报》
“救党”的双重任务 （天下纵横）
马华公会因为党争引发的后果是转移了另一面的斗争焦点，几乎又回过头来集中强调解决党内的危机为当务之急，否则马华不保。黄家定的《出师表》就是摆明救党而来；蔡细历也认为他促成重选也是为了救党；翁诗杰则打出改革尚未成功，他要加倍努力，同样是以党为重。至于廖中莱派系不断地催促还党诚信，也是针对翁诗杰而来。这就是说，马华的所有派系都打着“救党”的旗帜，可是有谁告诉我们是谁造成党的危机？只有黄家定说马华因个人利益之争才造成今日的危机。若是这样，是否只要消除个人利益之争，危机也自然会消失？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因此我们还得分辨怎样做才是“救党”，而那样做是“害党”的？这似乎是没有一个标准，例如当黄家定说他不得不挺身而出来挽救党免于瓦解时，蔡细历则不予认同，也形容是添乱；更有一个“倒黄”队伍重新复活起来，并明显挺蔡。
由此来看，不同的派系对“马华有难”是有不同的诠释。比如在翁诗杰派看来，马华并没有其他派系所形容这么糟，只是目前因人事斗争影响了党务的推动，还不至于瘫痪整个党。
不过，不论你喜欢与否，今天的马华确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原本寄望于新舵主翁诗杰在党选后带领马华走出病房，重新振作起来。讵料新领导层起内讧，斗个光刀剑影，竟把正事给搁置一边。所谓正事是马华在308政治海啸后不断地疾呼改革国阵，结束政治霸权，尊重友党的角色和尊严。一句话就是要争取“还我马华尊严”这等头号大事。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在2008年308之后，当时还是总会长的黄家定也语重心长地提出这个和那个的改革，更希望他的接班人能扫除马华一身的霉气。
可惜的是马华的新领导层的貌合神离终于自我设陷，不但没有整合各路人马，反而甫告尘埃落定（选后），后院又告起火。翁诗杰与蔡细历的斗争不断升级下，他们都把焦点移向党内，忽略了或无暇顾及国阵在巫统的领导下正准备改弦易辙，希望能收容非政府组织进来及设立国阵直接党员制。
如果巫统吸取1969年的教训，将联盟扩大成国阵而严重地伤害了马华的尊严，那么308后巫统再一次将国阵洗牌，也是极有可能的事。在这种形势下，马华中委虽有关注其不利走势，但也因党争加剧，未能有效地向巫统传达意见（应有专人草拟备忘录，莫让国阵变质后成为被架空的机制，而权力又集中在一个政党身上），也是不健康的做法。
马华既是国阵成员之一，又坚持留在国阵，它的任务应是双管齐下，不能偏废其一。既要安内，遏制内斗和分裂，也要干预国阵滑出正轨，认真落实这是一个联合政府，不是一党当政。
但是如果马华只顾安内，希望通过重选平息党争，也是不能全面化解马华的危机，因为马华的危机不是来自内部的决裂和腐化，而是外部的冲击和牵制使到马华在308大选中不能挺直腰板捍卫民族权益，以致输得不清不楚。黄家定对此有深刻的教训。
不论是谁出掌马华，他要做的两件大事是既要安内（整合团结），也要攘外，阻止外来的决策不断冲击马华，否则他的“救党”是事倍功半的。这就是马华重选的重要意义，而新选出的领导人，更是任重道远。
刊登于2010年3月29日《号外周报》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因此我们还得分辨怎样做才是“救党”，而那样做是“害党”的？这似乎是没有一个标准，例如当黄家定说他不得不挺身而出来挽救党免于瓦解时，蔡细历则不予认同，也形容是添乱；更有一个“倒黄”队伍重新复活起来，并明显挺蔡。
由此来看，不同的派系对“马华有难”是有不同的诠释。比如在翁诗杰派看来，马华并没有其他派系所形容这么糟，只是目前因人事斗争影响了党务的推动，还不至于瘫痪整个党。
不过，不论你喜欢与否，今天的马华确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原本寄望于新舵主翁诗杰在党选后带领马华走出病房，重新振作起来。讵料新领导层起内讧，斗个光刀剑影，竟把正事给搁置一边。所谓正事是马华在308政治海啸后不断地疾呼改革国阵，结束政治霸权，尊重友党的角色和尊严。一句话就是要争取“还我马华尊严”这等头号大事。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在2008年308之后，当时还是总会长的黄家定也语重心长地提出这个和那个的改革，更希望他的接班人能扫除马华一身的霉气。
可惜的是马华的新领导层的貌合神离终于自我设陷，不但没有整合各路人马，反而甫告尘埃落定（选后），后院又告起火。翁诗杰与蔡细历的斗争不断升级下，他们都把焦点移向党内，忽略了或无暇顾及国阵在巫统的领导下正准备改弦易辙，希望能收容非政府组织进来及设立国阵直接党员制。
如果巫统吸取1969年的教训，将联盟扩大成国阵而严重地伤害了马华的尊严，那么308后巫统再一次将国阵洗牌，也是极有可能的事。在这种形势下，马华中委虽有关注其不利走势，但也因党争加剧，未能有效地向巫统传达意见（应有专人草拟备忘录，莫让国阵变质后成为被架空的机制，而权力又集中在一个政党身上），也是不健康的做法。
马华既是国阵成员之一，又坚持留在国阵，它的任务应是双管齐下，不能偏废其一。既要安内，遏制内斗和分裂，也要干预国阵滑出正轨，认真落实这是一个联合政府，不是一党当政。
但是如果马华只顾安内，希望通过重选平息党争，也是不能全面化解马华的危机，因为马华的危机不是来自内部的决裂和腐化，而是外部的冲击和牵制使到马华在308大选中不能挺直腰板捍卫民族权益，以致输得不清不楚。黄家定对此有深刻的教训。
不论是谁出掌马华，他要做的两件大事是既要安内（整合团结），也要攘外，阻止外来的决策不断冲击马华，否则他的“救党”是事倍功半的。这就是马华重选的重要意义，而新选出的领导人，更是任重道远。
刊登于2010年3月29日《号外周报》
马华三巨头的微妙关系 （直挂云帆）
马华公会终于上演史无前例的三人同时争夺龙头老大，而且不可否认的它确实是一场让人难以消受的“兄弟阋墙”的世纪大战。我们先别下定论，谁才是真命天子。不妨回顾他们三人的政治关系也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至少让我们看到他们非同一股的关系引来非同一般的斗争来了结恩怨。
例如出山的前老大黄家定是在2003年不必经过激烈竞争而在协商下顺利的且幸运地当上舵主，令许多党内外人士称羡不已，包括后来出任副总会长暨卫生部长的蔡细历。正因为黄家定的时来运转，蔡细历也一度成为黄家定的下属，即便有上位的野心，也只能按部就班。在2004年弃州攻国成功后，他出任卫生部长；且在2005年马华党选中，当选副总会长，也是柔佛州主席，锋芒直逼黄家定。由此可见，他并不是省油的灯。
可惜的是，蔡细历竟在2007年杪因性爱光碟事件爆开而不得不辞党官职，也无缘参加2008年的大选。就这样蔡智勇代父出征的故事发生在黄家定主政的年代。显见他们两人有心照不宣的微妙关系。
至于翁诗杰更是与黄家定有难以释怀的关系。主要是指在2003年时，尚未退位的林良实原本有意拿他开刀，以驯服马青团内的异议者（在2001年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时，翁诗杰不仅加入林亚礼行列强烈反对，也率先带领马青团召开特大通过反对收购议案，而后林良实有幸通过马华特大接受收购动议，才平息马华党争。但同年8月3日，马青代表大会的武斗事件，已揭开秋后算账的序幕。换句话说对付翁诗杰的议程已告启动，而准备在2003年把翁诗杰开除出党），突然人事变动而煞车，当时（2003年5月）林良实与林亚礼双双在马哈迪的斡旋下辞职，改由黄家定与陈广才递补而上。
翁诗杰也因之避过被开除的厄运，其中黄家定的帮忙也是一个事实。黄家定在上任总会长后，曾针对803武斗事件在2003年5月31日发表下列的文告：
“803事件是由于场面失控时高涨的情绪（有以致之），因此这项不幸事件绝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人，中委会今天决定从此不再提也不要讨论803事件”。
这个决定对翁诗杰而言无疑是打了一场漂亮胜仗，名气也因之提升，接着下来已经没有有任何的大阻力可以封住他的青云路。
因此在2004年大选后虽然他仍是副部长，但在2005年的党选中，他展现了其政治魅力，以独行侠上阵所向披糜，当选马华副总会长。未想这样的“不结盟政治”也在后来成为马华的“新风气”，有些难以理喻。
这种风气更在2008年的马华党选中发酵，虽然黄家定为马华败选负责而准备卸下总会长的过程中，有步骤地安排翁诗杰成为接班人，但行事独特的翁诗杰竟宣布他没有团队，只是打着翁诗杰的旗号，让攻打署理总会长的黄家泉好生尴尬，也因之被拦路的蔡细历杀一个回马枪。就这样，与黄家定有政治恩怨的蔡细历又卷土重来了。
讵料蔡细历的“政治回流”也让马华陷入多事之秋。先是表明没有团队的翁诗杰在党选后又急切的组成其团队，将蔡细历全面的边缘化，更擎起“道德大旗”将蔡细历团团围住，界线分明，以逼使蔡细历知难而退。
如果当时蔡细历选不上署理总会长；如果当选后翁诗杰不逼他进入“死角”，最后以冻结党籍来“清算”蔡细历的“罪过”，马华将不会走到今天。但今天的马华是昨日错误的延伸，其中最吊诡的是在去年的双十特大后暴露无遗。其一是特大通过的议案是“除蔡去翁”，简直是对两位主角投不信任票，意外的议决令所有的人都傻了眼。其二是原本已要走的翁蔡突然又携手合作，来一个“团结方案”，使到马华在党争中又再有党争，授人以柄。其三是原本一齐辞职重选也就不会有今日的复杂局面，结果在保持原状下的东改西改，改到马华“面目全非”，一个马华，至少是三个团队。这与原先的一个马华，一个团队是背道而驰的，谁应负上这个责任，大家都不说，也没有人认错。
更不幸的是马华的三个派系继续的自我绕来绕去，既怕对方有诈，也防对方出杀手锏，终于使到马华的轴心力被分散而无法集中精神来应对外来的冲击。
在这方面，蔡派的最后举牌促成重选，已显现它的举足轻重和改变已经到来，但要怎样改变，彼此都没有把握。就在这微妙的时刻，他们给黄家定的复出创造了条件。他在一些元老的呼唤下从幕后走向前台，也许是蔡细历始料未及的。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今天的马华似乎被翁诗杰的“单打独斗”缠上瘾而约定俗成，彼此未敢公然组成阵容。不但黄家定表明没有团队，蔡细历也一样，翁诗杰更是这样。
如果按照他们三方的不结盟策略，好像是认定开山鼻祖翁诗杰的怪招是可行的，但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不健康的，毕竟政治是众人的事。打仗若无团队，又怎能取信于民？又怎能说集体领导？难道选出来以后就会整合，不再斗争和吵闹？若此说可以成立，则2008年党选后，就不会发生翁诗杰与蔡细历杀个天翻地覆后给马华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因此谁又能保证选后的马华“一团和气”，重新上路？幸好我们也看到他们其实是有组织性的，如黄配廖，蔡合江，而翁的人马夹在队伍中，也就不算单打独斗了，真希望团队的精神发扬起来。
无论如何，他们三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足以让党员费思量了。但愿选后他们不是分裂而是整合的开始。
刊登于2010年3月25日《东方日报》
例如出山的前老大黄家定是在2003年不必经过激烈竞争而在协商下顺利的且幸运地当上舵主，令许多党内外人士称羡不已，包括后来出任副总会长暨卫生部长的蔡细历。正因为黄家定的时来运转，蔡细历也一度成为黄家定的下属，即便有上位的野心，也只能按部就班。在2004年弃州攻国成功后，他出任卫生部长；且在2005年马华党选中，当选副总会长，也是柔佛州主席，锋芒直逼黄家定。由此可见，他并不是省油的灯。
可惜的是，蔡细历竟在2007年杪因性爱光碟事件爆开而不得不辞党官职，也无缘参加2008年的大选。就这样蔡智勇代父出征的故事发生在黄家定主政的年代。显见他们两人有心照不宣的微妙关系。
至于翁诗杰更是与黄家定有难以释怀的关系。主要是指在2003年时，尚未退位的林良实原本有意拿他开刀，以驯服马青团内的异议者（在2001年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时，翁诗杰不仅加入林亚礼行列强烈反对，也率先带领马青团召开特大通过反对收购议案，而后林良实有幸通过马华特大接受收购动议，才平息马华党争。但同年8月3日，马青代表大会的武斗事件，已揭开秋后算账的序幕。换句话说对付翁诗杰的议程已告启动，而准备在2003年把翁诗杰开除出党），突然人事变动而煞车，当时（2003年5月）林良实与林亚礼双双在马哈迪的斡旋下辞职，改由黄家定与陈广才递补而上。
翁诗杰也因之避过被开除的厄运，其中黄家定的帮忙也是一个事实。黄家定在上任总会长后，曾针对803武斗事件在2003年5月31日发表下列的文告：
“803事件是由于场面失控时高涨的情绪（有以致之），因此这项不幸事件绝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人，中委会今天决定从此不再提也不要讨论803事件”。
这个决定对翁诗杰而言无疑是打了一场漂亮胜仗，名气也因之提升，接着下来已经没有有任何的大阻力可以封住他的青云路。
因此在2004年大选后虽然他仍是副部长，但在2005年的党选中，他展现了其政治魅力，以独行侠上阵所向披糜，当选马华副总会长。未想这样的“不结盟政治”也在后来成为马华的“新风气”，有些难以理喻。
这种风气更在2008年的马华党选中发酵，虽然黄家定为马华败选负责而准备卸下总会长的过程中，有步骤地安排翁诗杰成为接班人，但行事独特的翁诗杰竟宣布他没有团队，只是打着翁诗杰的旗号，让攻打署理总会长的黄家泉好生尴尬，也因之被拦路的蔡细历杀一个回马枪。就这样，与黄家定有政治恩怨的蔡细历又卷土重来了。
讵料蔡细历的“政治回流”也让马华陷入多事之秋。先是表明没有团队的翁诗杰在党选后又急切的组成其团队，将蔡细历全面的边缘化，更擎起“道德大旗”将蔡细历团团围住，界线分明，以逼使蔡细历知难而退。
如果当时蔡细历选不上署理总会长；如果当选后翁诗杰不逼他进入“死角”，最后以冻结党籍来“清算”蔡细历的“罪过”，马华将不会走到今天。但今天的马华是昨日错误的延伸，其中最吊诡的是在去年的双十特大后暴露无遗。其一是特大通过的议案是“除蔡去翁”，简直是对两位主角投不信任票，意外的议决令所有的人都傻了眼。其二是原本已要走的翁蔡突然又携手合作，来一个“团结方案”，使到马华在党争中又再有党争，授人以柄。其三是原本一齐辞职重选也就不会有今日的复杂局面，结果在保持原状下的东改西改，改到马华“面目全非”，一个马华，至少是三个团队。这与原先的一个马华，一个团队是背道而驰的，谁应负上这个责任，大家都不说，也没有人认错。
更不幸的是马华的三个派系继续的自我绕来绕去，既怕对方有诈，也防对方出杀手锏，终于使到马华的轴心力被分散而无法集中精神来应对外来的冲击。
在这方面，蔡派的最后举牌促成重选，已显现它的举足轻重和改变已经到来，但要怎样改变，彼此都没有把握。就在这微妙的时刻，他们给黄家定的复出创造了条件。他在一些元老的呼唤下从幕后走向前台，也许是蔡细历始料未及的。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今天的马华似乎被翁诗杰的“单打独斗”缠上瘾而约定俗成，彼此未敢公然组成阵容。不但黄家定表明没有团队，蔡细历也一样，翁诗杰更是这样。
如果按照他们三方的不结盟策略，好像是认定开山鼻祖翁诗杰的怪招是可行的，但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不健康的，毕竟政治是众人的事。打仗若无团队，又怎能取信于民？又怎能说集体领导？难道选出来以后就会整合，不再斗争和吵闹？若此说可以成立，则2008年党选后，就不会发生翁诗杰与蔡细历杀个天翻地覆后给马华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因此谁又能保证选后的马华“一团和气”，重新上路？幸好我们也看到他们其实是有组织性的，如黄配廖，蔡合江，而翁的人马夹在队伍中，也就不算单打独斗了，真希望团队的精神发扬起来。
无论如何，他们三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足以让党员费思量了。但愿选后他们不是分裂而是整合的开始。
刊登于2010年3月25日《东方日报》
评黄家定的《出师表》（跃马扬鞭）
黄家定的“出师表”没有慷慨激昂之言，也没有华丽的词句，因此读起来不会让你内心澎湃不已，也不会让你热血沸腾，而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心来看待马华公会的党选。因为这是马华党内第一个党领袖在退位后又卷土重来，打破了历史常规，因此我们又不得不揭开它的突变的内因。
根据黄家定的说法，他的重出江湖是因为“党难当前而不能置身度外，即使因为复出成为一些人的箭靶，也是义无反顾的”，因为“党争如果持续下去，马华将会完全错过振兴改革的时机，失去时代相关性，甚至最终走向末路，面临解散危机”。这就是说，黄家定已看到马华有分崩离析的可能，因此他认为“个人牺牲事小，为党寻回稳定才是当务之急”。
由于局势的微妙，在黄家定看来他是豁了出去，但在其他派系看来他是不应该插上一脚而添乱。蔡细历就有这样的评语。不过黄家定在接受媒体来访时又借用外人之口抛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公众向他说：“马华等着关门了，你还在悠哉闲哉”，也就更加使他下定决心复出以便在3月28日争夺总会长一职。
综合而言，黄家定之所以出山，从他的“出师表”中我们看到这么的结论：因为马华有难，若不出手相救，也就等着解体，因此他义不容辞复出，是为救马华而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从一方面来说，支持黄家定的人会同意他所言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可能发生的事，但从反对他复出的人就会质疑，也只有黄家定救得了马华吗？难道别人不行吗？为什么马华要走回头路？
现在我们先不要质问黄家定是否是马华的“救世主”？就当下的紧急情况观察，能有条件问鼎马华总会长的只有两个人，他们是翁诗杰和蔡细历。而一直要马华重选的廖中莱虽也拥有相当大的支持力量，但总是被认为尚缺乏统领大军的威望，不适合在此时硬碰翁蔡两位强将。
在苦无合适的统帅下，一股旧有势力在林亚礼的穿针引线下登高一呼，行情也就急转直下，黄家定于是就被请出来“平定乱局”。巧合的是，林亚礼与廖中莱有“师徒之情”。
这一股以廖派为班底的势力为何不能在翁蔡之间则其一而行之？主要是他们认为这两人已在双十特大被否定领导马华，失去了诚信，不应该再被拥护成为马华的舵主，也就把目光镇定黄家定。不是因为黄家定有三头六臂，也不是他是上帝派来的特使，而是廖派及元老派一时之间放眼下去也找不到比黄家定更适当的人来顶住翁蔡的势力。
黄家定也顺势抓住了这大好时机，先让一些人制造舆论，再在党内掀起拥黄运动，即使条件还不怎样成熟，黄家定决定提早昭告他回来了。这种先声夺人的气势，在战略上是让对手乱了阵脚，算是高招。
虽然黄家定的复出不意味着翁蔡会让路，但已促使马华中央代表有了第三个选择，这也是廖派人马正在寻找的第三条道路（第三个领袖）。
当然黄家定也不是没有顾虑的。他的弱点是他的温驯形象和对霸权政治的沉默，使到马华在308的政治海啸中差点被淹没。我们不同意林亚礼所说不是黄家定的错，而是时局使然。毕竟身为马华老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来他的下台鞠躬负荆请罪也算是做对了，不然今天他已没有资格寻求复出。
在这之前，当然黄家定也没有想到他的坦然下台也是一种政治道德和政治资产，只是不到两年，又再发亮起来。这不是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足以化腐朽为神奇，而是他的接班人翁诗杰一年多来的表现被认为并没有超越黄家定；蔡细历也因光碟缠身一直对本身更上一级有所保留。如今面对黄家定挟优势拦路，顿使原本有机会出线的蔡细历也面对流失选票的冲击；至于翁诗杰已没有退路，也只好硬着头皮战斗到底。
如果黄家定在提名日摆出容纳各方人马的阵势，将各派将领纳入阵营中，翁蔡的优势会进一步被削弱，除非翁蔡也能各自排出像样的阵容或来一个急转弯，彼此真的来一个“团结方案”的二合为一的队伍（翁蔡联手）迎接黄家定大军的压境。若是这样，马华的这一场世纪大战就十分有看头了。
无论如何，从黄家定的出师表到今日的高调出征，在舆论上显然已占上了风。不过问题的关键是黄家定救得了马华吗？因为今天马华的生病主要不在于党章完不完善，而在于马华怎样应对政治上右派的抬头和经济上力图转型所面对的阻力和外资减少乃至撤退的挑战，这已不是新鲜课题，而是老调重弹。黄家定能在出山后扭转昔日的不当政策与方向吗？这才是他的当务之急。
还有黄家定能否将“个人利益引发党争”之风气，扭转过来让大家一心向党，为党而鞠躬尽瘁吗？这就是说，黄家定要怎样落实出师表的“肺腑之言”？就看他未来的整合表现了，如果他复出成功的话。
刊登于2010年3月22日《南洋商报》
根据黄家定的说法，他的重出江湖是因为“党难当前而不能置身度外，即使因为复出成为一些人的箭靶，也是义无反顾的”，因为“党争如果持续下去，马华将会完全错过振兴改革的时机，失去时代相关性，甚至最终走向末路，面临解散危机”。这就是说，黄家定已看到马华有分崩离析的可能，因此他认为“个人牺牲事小，为党寻回稳定才是当务之急”。
由于局势的微妙，在黄家定看来他是豁了出去，但在其他派系看来他是不应该插上一脚而添乱。蔡细历就有这样的评语。不过黄家定在接受媒体来访时又借用外人之口抛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公众向他说：“马华等着关门了，你还在悠哉闲哉”，也就更加使他下定决心复出以便在3月28日争夺总会长一职。
综合而言，黄家定之所以出山，从他的“出师表”中我们看到这么的结论：因为马华有难，若不出手相救，也就等着解体，因此他义不容辞复出，是为救马华而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从一方面来说，支持黄家定的人会同意他所言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可能发生的事，但从反对他复出的人就会质疑，也只有黄家定救得了马华吗？难道别人不行吗？为什么马华要走回头路？
现在我们先不要质问黄家定是否是马华的“救世主”？就当下的紧急情况观察，能有条件问鼎马华总会长的只有两个人，他们是翁诗杰和蔡细历。而一直要马华重选的廖中莱虽也拥有相当大的支持力量，但总是被认为尚缺乏统领大军的威望，不适合在此时硬碰翁蔡两位强将。
在苦无合适的统帅下，一股旧有势力在林亚礼的穿针引线下登高一呼，行情也就急转直下，黄家定于是就被请出来“平定乱局”。巧合的是，林亚礼与廖中莱有“师徒之情”。
这一股以廖派为班底的势力为何不能在翁蔡之间则其一而行之？主要是他们认为这两人已在双十特大被否定领导马华，失去了诚信，不应该再被拥护成为马华的舵主，也就把目光镇定黄家定。不是因为黄家定有三头六臂，也不是他是上帝派来的特使，而是廖派及元老派一时之间放眼下去也找不到比黄家定更适当的人来顶住翁蔡的势力。
黄家定也顺势抓住了这大好时机，先让一些人制造舆论，再在党内掀起拥黄运动，即使条件还不怎样成熟，黄家定决定提早昭告他回来了。这种先声夺人的气势，在战略上是让对手乱了阵脚，算是高招。
虽然黄家定的复出不意味着翁蔡会让路，但已促使马华中央代表有了第三个选择，这也是廖派人马正在寻找的第三条道路（第三个领袖）。
当然黄家定也不是没有顾虑的。他的弱点是他的温驯形象和对霸权政治的沉默，使到马华在308的政治海啸中差点被淹没。我们不同意林亚礼所说不是黄家定的错，而是时局使然。毕竟身为马华老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来他的下台鞠躬负荆请罪也算是做对了，不然今天他已没有资格寻求复出。
在这之前，当然黄家定也没有想到他的坦然下台也是一种政治道德和政治资产，只是不到两年，又再发亮起来。这不是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足以化腐朽为神奇，而是他的接班人翁诗杰一年多来的表现被认为并没有超越黄家定；蔡细历也因光碟缠身一直对本身更上一级有所保留。如今面对黄家定挟优势拦路，顿使原本有机会出线的蔡细历也面对流失选票的冲击；至于翁诗杰已没有退路，也只好硬着头皮战斗到底。
如果黄家定在提名日摆出容纳各方人马的阵势，将各派将领纳入阵营中，翁蔡的优势会进一步被削弱，除非翁蔡也能各自排出像样的阵容或来一个急转弯，彼此真的来一个“团结方案”的二合为一的队伍（翁蔡联手）迎接黄家定大军的压境。若是这样，马华的这一场世纪大战就十分有看头了。
无论如何，从黄家定的出师表到今日的高调出征，在舆论上显然已占上了风。不过问题的关键是黄家定救得了马华吗？因为今天马华的生病主要不在于党章完不完善，而在于马华怎样应对政治上右派的抬头和经济上力图转型所面对的阻力和外资减少乃至撤退的挑战，这已不是新鲜课题，而是老调重弹。黄家定能在出山后扭转昔日的不当政策与方向吗？这才是他的当务之急。
还有黄家定能否将“个人利益引发党争”之风气，扭转过来让大家一心向党，为党而鞠躬尽瘁吗？这就是说，黄家定要怎样落实出师表的“肺腑之言”？就看他未来的整合表现了，如果他复出成功的话。
刊登于2010年3月22日《南洋商报》
马华的“悲欢离合” （现代春秋）
马华公会走到今天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空的偶然。它的必然是因为马华从60年代开始就是在乱中生存和发展的，甚至有时是乱中取胜的。因此马华不怕乱，只怕太过风平浪静，变得无事可争和无人可斗。而它的偶然性是因为没有人想到在308政治海啸及马华改组后，竟是越改越乱，乱到劳动已退隐江湖的“政治师父”黄家定下山“收拾残局”；当然也连带要“重整党威”。这真是始料未及的头一遭。至于成效如何，我们一时看不出来，不妨拭目以待。
不过回顾马华的分分离离与周期性的大斗和小斗，倒是很有现实及教育意义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竟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马华公会一甲子的历史，那就是“悲欢离合”
它的一匹布长的历史是这样浓缩的：
（一）悲：1949年是华人的梦魇的开始。英军事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将全马50万名华人驱赶入“新村”（用铁刺网围起来），其目的是要切断华人对马共的资助和援助。但英国人反过来又假好心地鼓励华人成立马华公会，以援助陷入水深火热的华人，当然条件是扛起反共大旗。就这样陈祯禄在那一年成立马华公会了。它在乱世中诞生，也在苦难中挑起民族大业，因而注定马华公会是一个悲情的政党。
（二）欢：1953年，马华公会在一念之间与巫统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所谓的一念之间是因为陈祯禄及林苍祐从一开始（1951年）是支持拿督翁脱离巫统另组马来亚独立党的。后来在1952年的隆市议会选竟撮成马华与巫统合作而打败了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也改变了马华公会的命运。
这个时候，马华公会是充满欢愉和团结的，因为它要面对1955年的独立前普选，因而有了陈祯禄在1954年邀林苍祐及少壮派加入马华的大事。他们在1955年赢得独立前的国州选举而跃居成第一大党，把拿督翁的国家党（1953年马来亚独立党易名为国家党）打得落花流水。
这一年陈祯禄也代表马华参加与马共华玲和谈的谈判。虽功败垂成，但也提升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国大党未有代表参与）。
1957年马来亚独立，马华公会意气风发，既是中央政府重要伙伴，也在槟州成为主导政府。1958年林苍祐扛着改革大旗夺得了马华领导权。他的革命性的手段给马华带来震撼性地改革，但也是林苍祐厄运的开始，他被排斥出主流派，东姑选择与保守的陈修信合作而一脚踢开林苍祐派。虽然在1959年的大选马华面对严峻的挑战，但还是过关，参选31席，胜了19席。陈修信也因之稳坐第一把交椅。
（三）离：1959年大选过后，林苍祐辞总会长职。1961年正式退党。第二年与退出马华的一方盟主共同组成民主联合党，地点在芙蓉。因为与林苍祐站在同一阵线的陈世英及郭开东以独立人士的身份赢得国会议席，且又于1961年的芙蓉市议会选举夺得控制权。这意味着甫成立的民主联合党一下子有两名国会议员和控制一个市议会，势力不可轻视。
林苍祐这一招是回应陈修信对他的背叛，也是马华公会分裂的开始。有人形容民主联合党（UDP）是小马华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其政纲是多元路线的。
正因为要取得突破，林苍祐在1968年合创民政党而大胆地解散了民主联合党。这一改也改变了林苍祐的命运，他在1969年大选后成了槟州的首席部长。
更加气煞马华的是林苍祐在1972年率民政与巫统组槟州联合政府，并在1974年加入联盟扩大后的国阵。林苍祐通过巫统“回家”（成为联合政府一员），也给马华带来愤慨与不安。其第一大手笔就是将陈修信开除的林敬益等人吸收到民政党（1973），使到民政更像另一个马华。陈修信也因形势比人强下不得不退休（1974），换上了李三春。
李三春在国阵内也占不了便宜，反而被林苍祐的回马枪杀个措手不及，那就是在1979年党选失败的曾永森及其大批人马在1981年集体加入民政党，这样一来民政党不再是小马华，简直是马华第二。这种情势的转变，正告马华公会因林苍祐的反击而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
（四）合：但是李三春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曾永森入民政后就咽不下这口气而决意用另一个绝招来回敬林苍祐。因而有了1982年大选时，林苍祐与林建寿争夺首席部长的故事。虽然林建寿败下阵来，但李三春做到自曾永森事件后，马华基本上已停止跳党风潮，也不再给民政“反客为主”的在国阵取代马华或挤下马华的机会。换句话说，李三春“捍卫了马华的老二地位”，但捍卫不了马华在内阁中的实权地位。于是有了1983年李三春离党出走的故事。
李三春这一走，竟引发马华激烈的党争，也是马华创党以来最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便如此，它也为马华开创另一页历史，那就是马华内讧和内斗并没有发生集体退党另起炉灶的大事，而是失败的一方退出政治舞台。例如梁维泮让路于陈群川。自此之后，马华即便有党争，也不再发生退党事件。例如李金狮斗林良实以失算收场后退隐政坛；林亚礼斗林良实（2003）也以双双退位来解决纷争；又如黄家定和陈广才也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自动下台。这就是说，马华是关起门来大打出手而后分出胜负，但不分裂党。
今天黄家定重入江湖争夺盟主，也是关起门来打架的实例，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翁诗杰与蔡细历的个人恩怨及道德论引发的，结果在“两败俱伤”下又要来一场三角或三角对决决斗，。但不论结果如何，马华三派中的任何失败者看来没有一个是林苍祐第二，给马华狠狠的反击，因为不容易找到另一个平台。可能只有李三春第二，来一个急流勇退，但也留下解不开的死结。因此马华新一章该如何跳出历史的悲咒，不再轮回“悲”的起点，就看新领导人如何整合了！
刊登于2010年3月22日《光华日报》
26.3.10
黄家定向林苍祐“偷师”？
马华公会重选已拉开序幕，重头戏在总会长的三角战，一个是复出的黄家定；一个是捍卫原职的翁诗杰，以及另一个是寻求突破的蔡细历。这场世纪精彩大战之后我们一时之间无从瞻望未来，但回顾历史竟不期然地发现黄家定与林苍祐的一段异曲同工的《出师表》，值得推敲和玩味。
从他们的“世纪宣言”看来，我们似乎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马华经历了半个世纪，面对的问题依然不变，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说林苍祐。他原本是急进党的创办人（1951年）。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而在1955年中选槟州立法议员，出任首席议员，被英国人视为影子首席部长。但独立时，他反而推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1958年他带领一批改革派在马华党内掀起一场革命，准备夺取龙头老大的位子，企图给马华带来变革。那一年陈祯禄（创党会长）已是75岁高龄，竟在党选时遭遇林苍祐的挑战，结果林苍祐创造了历史，成为打败原任会长的大红人。
当时马华的党章是很松弛的，没有所谓事先提名，而是党选当天即席提名，林苍祐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被其团队推出来打老大，打着的旗号是“少壮派起义”。林苍祐是以马华政治主任的身份为他的革命打响第一炮。他说：“自1957年起，马华公会内部组织非常腐败，原因是党内有若干顽固份子造成分裂，影响部分华人对马华失去信心”。（取自《林苍祐评传》）
林苍祐在那个时候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在过去两年来（1956-1958），马华在教育方面影响力缩小，争取华人政治权益也没显著成果，以致在各地的市议会及乡村地方议会的选举处于下风。相对的社阵已告崛起，更在1958年成为乔治市市议会执政党。
为了马华，他率领他的团队和当权派打一场硬仗：
总会长 林苍祐胜陈祯禄
总秘书 朱运兴胜翁毓麟
宣传主任 杨邦孝胜陈修信
其他职位如青年团主任陈宣国、劳工主任陈世英、政治主任李孝式、文化主任李致祥等人都是林苍祐的人。换句话说，林苍祐派取得全面胜利，这就是团队所起的作用。
无独有偶的，在52年后的今天，复出争夺马华总会长的黄家定在其《出师表》中有林苍祐用过的似曾相似的内容和感叹。他说：“自2008年10月18日选出新领导层以后，马华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内部派系斗争。目前华社普遍认为马华已经没有奉行健康政治文化。党难当前，我不能置身度外，若党争持续下去，马华甚至最终走向末路，面临解散危机”。
拿来比较一下，我们的第一个感觉或错觉是用过去的眼光来审视马华公会还是行得通的？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不可思议的事也反映在黄家定和林苍祐是两个时代的人物，但历史却把他们撮合在一起。第一件事是1999年大选后，林苍祐的大儿子林建安突退出民政党，倒向马华，林苍祐不置可否。来到黄家定于2003年主政马华时，他也想方设法安排林建安在2004年的大选攻打峇眼国席，因为州席已被民政拿回。时运不济的林建安输了，林苍祐也无话可说。
第二件事，在2005年时，黄家定在马华立定脚跟后，决定打破马华禁忌把林苍祐的肖像与其他总会长并列。这意味着黄家定是第一个把林苍祐请“回家”的人。后者也因之冲淡与马华的情仇恩怨。
如果说林苍祐因为阻力太大，又面对党内山头林立的不合作，才以失败告终；那么黄家定的第一次失败不是因为党争，而是308的政治海啸把他逼下车。没想到不到两年他又为马华家事而操心，而且是打出林苍祐的旗号说是救党来了。这样一来，马华公会50年来也真是有救不完的故事，不知是悲还是喜呢？不同的是黄家定没有明显的团队（但不否认廖派是他的团队），而林苍祐摆明是以一个团队打全局。遗憾的是，林苍祐救党不成，反被党圈了出去；黄家定呢？正在力争上游。无论如何，希望党选过后，上位的胜利者，最好请教林苍祐可有药到病除的救党仙丹吗？
刊登于2010年3月26日《光华日报》
从他们的“世纪宣言”看来，我们似乎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马华经历了半个世纪，面对的问题依然不变，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说林苍祐。他原本是急进党的创办人（1951年）。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而在1955年中选槟州立法议员，出任首席议员，被英国人视为影子首席部长。但独立时，他反而推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1958年他带领一批改革派在马华党内掀起一场革命，准备夺取龙头老大的位子，企图给马华带来变革。那一年陈祯禄（创党会长）已是75岁高龄，竟在党选时遭遇林苍祐的挑战，结果林苍祐创造了历史，成为打败原任会长的大红人。
当时马华的党章是很松弛的，没有所谓事先提名，而是党选当天即席提名，林苍祐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被其团队推出来打老大，打着的旗号是“少壮派起义”。林苍祐是以马华政治主任的身份为他的革命打响第一炮。他说：“自1957年起，马华公会内部组织非常腐败，原因是党内有若干顽固份子造成分裂，影响部分华人对马华失去信心”。（取自《林苍祐评传》）
林苍祐在那个时候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在过去两年来（1956-1958），马华在教育方面影响力缩小，争取华人政治权益也没显著成果，以致在各地的市议会及乡村地方议会的选举处于下风。相对的社阵已告崛起，更在1958年成为乔治市市议会执政党。
为了马华，他率领他的团队和当权派打一场硬仗：
总会长 林苍祐胜陈祯禄
总秘书 朱运兴胜翁毓麟
宣传主任 杨邦孝胜陈修信
其他职位如青年团主任陈宣国、劳工主任陈世英、政治主任李孝式、文化主任李致祥等人都是林苍祐的人。换句话说，林苍祐派取得全面胜利，这就是团队所起的作用。
无独有偶的，在52年后的今天，复出争夺马华总会长的黄家定在其《出师表》中有林苍祐用过的似曾相似的内容和感叹。他说：“自2008年10月18日选出新领导层以后，马华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内部派系斗争。目前华社普遍认为马华已经没有奉行健康政治文化。党难当前，我不能置身度外，若党争持续下去，马华甚至最终走向末路，面临解散危机”。
拿来比较一下，我们的第一个感觉或错觉是用过去的眼光来审视马华公会还是行得通的？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不可思议的事也反映在黄家定和林苍祐是两个时代的人物，但历史却把他们撮合在一起。第一件事是1999年大选后，林苍祐的大儿子林建安突退出民政党，倒向马华，林苍祐不置可否。来到黄家定于2003年主政马华时，他也想方设法安排林建安在2004年的大选攻打峇眼国席，因为州席已被民政拿回。时运不济的林建安输了，林苍祐也无话可说。
第二件事，在2005年时，黄家定在马华立定脚跟后，决定打破马华禁忌把林苍祐的肖像与其他总会长并列。这意味着黄家定是第一个把林苍祐请“回家”的人。后者也因之冲淡与马华的情仇恩怨。
如果说林苍祐因为阻力太大，又面对党内山头林立的不合作，才以失败告终；那么黄家定的第一次失败不是因为党争，而是308的政治海啸把他逼下车。没想到不到两年他又为马华家事而操心，而且是打出林苍祐的旗号说是救党来了。这样一来，马华公会50年来也真是有救不完的故事，不知是悲还是喜呢？不同的是黄家定没有明显的团队（但不否认廖派是他的团队），而林苍祐摆明是以一个团队打全局。遗憾的是，林苍祐救党不成，反被党圈了出去；黄家定呢？正在力争上游。无论如何，希望党选过后，上位的胜利者，最好请教林苍祐可有药到病除的救党仙丹吗？
刊登于2010年3月26日《光华日报》
20.3.10
丁福南还要加油 （天下纵横）
正当国阵或说巫统在“庆祝”民联内讧导致国州议员纷纷出走之际，槟州民政党主席丁福南则在第一时间提醒巫统不要收容被公正党开除的国会议员朱基菲里。理由是这位议员发表极端种族言论，如果他被接纳加入巫统，相等于首相纳吉和国阵最高领导层把沙倒进自己的碗里。而且自从纳吉上任后（去年4月），以“一个马来西亚”精神作为治国方针，各成员党积极促进和谐，因此国阵和巫统绝对不能接受朱基菲里。若他加入巫统，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
丁福南显然是第一个来自国阵的人对朱基菲里国会议员被公正党开除后的即时反应，算是出位了。
但是巫统署理主席慕尤丁副首相则说，巫统向来欢迎任何有兴趣者入党。这意味着巫统不会拒绝朱基菲里。如果他提出申请的话，情况也许正如不久前已卸任的前槟州副首席部长法鲁斯被高调安排加入巫统，而且是纳吉亲自接受的。
因此我们不认为丁福南的发言会发生效用，除非朱基菲里不入巫统，宁可保持独立议员身份，否则他要进巫统应是会被欢迎的。因为巫统也希望能争取多达十位反对党国会议员变节靠向国阵，以便国阵恢复在国会占2/3席的优势。再说朱基菲里的言行在公正党及民联看来是叛逆，但在巫统看来则是敢怒敢言的代议士，自然会给予鼓掌。就此来评价他的政治价值也是见仁见智的。换句话说，丁福南看到的是负面的影响；但在慕尤丁看来不是这样的。
这不同的立场所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反映在去年10月的时候。当时马共领袖陈平的官司案失败了，丁福南也曾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吁请政府让他回来，可是却招致马来前锋报及一些人士的抨击，指他罔顾“受害者的感受”，似乎范清渊也加入围攻丁福南。
可是在另一方面，也是慕尤丁重申政府的立场不让陈平回国，因为他领导的马共早年造成的伤害不能被原谅，因此内阁决定不批准此请。
虽然我们不知道内阁是怎样决定的，也只能留待历史来揭开真相，但与慕尤丁立场不同的论调也大有人在，他们疾呼政府不要再看过去，应按合艾和平协议的精神来遂陈平的心愿。这就是立场不同所引起的争议，而留下一串串的遗憾。
就此看来丁福南一前一后的扛上慕尤丁也是巧合，虽然他的言论不算权威，但至少也是表达民间的一种声音。可惜的是，民政党希望扮演一个比较平和的角色却不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就拿2006年来说，仍然在位而一向来战战兢兢治理槟州的许子根是不可能边缘化马来人的，但偏偏被浮罗巫青团别有议程的在首相阿都拉和其他嘉宾面前拉横幅当众羞辱许子根（当天巫统丹绒区会党所开幕突现布条谴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而事后却被巫青施压要许子根认真改善，反而举布条者未受到惩罚。
这种完全不尊重一州之长的行为也导致槟州人民胸中有气，因而在2008年狠狠地教训国阵，民政和马华惨遭滑铁卢，输得一席不剩。
虽然在那个时候，丁福南及其同僚也是“义愤填膺”，但碍于种种因素未敢表露出来，终于铸成大错。如果那天许子根及丁福南敢敢离席抗议，他们肯定在308后仍然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就这么一念之差的“误判”，也把民政党搭进去了。
我们不知道丁福南有没有认真地分析过，有些事情具有两面性，如陈平及朱基菲里的评论，可留待后人来作结论，虽然公道自在人心。但有些事情只有一面性，比如首席部长的尊严是不可辱的，容不得某些人借背后有大山就可颐指气使，目中无人。因为民族的尊严是不可被典当和藐视的，也绝对不能有两面争议让日后的历史来定调。一旦沉默和息事宁人，就是自己厄运的开始。结果在2008年真的应验了。
经过两年的洗礼和冲击，民政党仍是伤痕累累，丁福南对此心知肚明。他直到今天还是未能就阿末依斯迈的“寄居论”而迁怒是许子根秋后算账，才把事情闹大，结果反而给民政带来巨大伤害（撕许子根肖像）讨回一个公道。在不公道的合作下，民政怎样重新出发和振作起来？倒希望看到丁福南拿出一套取信于民的方案来。不但要讲人民喜欢听的话，还要讲出人民的心声，更要在必要的时候大声说话，敢于表达异议。丁福南这些日子来算是有一些勇气了，但有嫌不足。因为人民要看到的是脱胎换骨的民政党，而不是沉浸在昔日荣誉的民政党。
刊登于2010年3月22日《号外周报》第471期
丁福南显然是第一个来自国阵的人对朱基菲里国会议员被公正党开除后的即时反应，算是出位了。
但是巫统署理主席慕尤丁副首相则说，巫统向来欢迎任何有兴趣者入党。这意味着巫统不会拒绝朱基菲里。如果他提出申请的话，情况也许正如不久前已卸任的前槟州副首席部长法鲁斯被高调安排加入巫统，而且是纳吉亲自接受的。
因此我们不认为丁福南的发言会发生效用，除非朱基菲里不入巫统，宁可保持独立议员身份，否则他要进巫统应是会被欢迎的。因为巫统也希望能争取多达十位反对党国会议员变节靠向国阵，以便国阵恢复在国会占2/3席的优势。再说朱基菲里的言行在公正党及民联看来是叛逆，但在巫统看来则是敢怒敢言的代议士，自然会给予鼓掌。就此来评价他的政治价值也是见仁见智的。换句话说，丁福南看到的是负面的影响；但在慕尤丁看来不是这样的。
这不同的立场所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反映在去年10月的时候。当时马共领袖陈平的官司案失败了，丁福南也曾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吁请政府让他回来，可是却招致马来前锋报及一些人士的抨击，指他罔顾“受害者的感受”，似乎范清渊也加入围攻丁福南。
可是在另一方面，也是慕尤丁重申政府的立场不让陈平回国，因为他领导的马共早年造成的伤害不能被原谅，因此内阁决定不批准此请。
虽然我们不知道内阁是怎样决定的，也只能留待历史来揭开真相，但与慕尤丁立场不同的论调也大有人在，他们疾呼政府不要再看过去，应按合艾和平协议的精神来遂陈平的心愿。这就是立场不同所引起的争议，而留下一串串的遗憾。
就此看来丁福南一前一后的扛上慕尤丁也是巧合，虽然他的言论不算权威，但至少也是表达民间的一种声音。可惜的是，民政党希望扮演一个比较平和的角色却不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就拿2006年来说，仍然在位而一向来战战兢兢治理槟州的许子根是不可能边缘化马来人的，但偏偏被浮罗巫青团别有议程的在首相阿都拉和其他嘉宾面前拉横幅当众羞辱许子根（当天巫统丹绒区会党所开幕突现布条谴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而事后却被巫青施压要许子根认真改善，反而举布条者未受到惩罚。
这种完全不尊重一州之长的行为也导致槟州人民胸中有气，因而在2008年狠狠地教训国阵，民政和马华惨遭滑铁卢，输得一席不剩。
虽然在那个时候，丁福南及其同僚也是“义愤填膺”，但碍于种种因素未敢表露出来，终于铸成大错。如果那天许子根及丁福南敢敢离席抗议，他们肯定在308后仍然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就这么一念之差的“误判”，也把民政党搭进去了。
我们不知道丁福南有没有认真地分析过，有些事情具有两面性，如陈平及朱基菲里的评论，可留待后人来作结论，虽然公道自在人心。但有些事情只有一面性，比如首席部长的尊严是不可辱的，容不得某些人借背后有大山就可颐指气使，目中无人。因为民族的尊严是不可被典当和藐视的，也绝对不能有两面争议让日后的历史来定调。一旦沉默和息事宁人，就是自己厄运的开始。结果在2008年真的应验了。
经过两年的洗礼和冲击，民政党仍是伤痕累累，丁福南对此心知肚明。他直到今天还是未能就阿末依斯迈的“寄居论”而迁怒是许子根秋后算账，才把事情闹大，结果反而给民政带来巨大伤害（撕许子根肖像）讨回一个公道。在不公道的合作下，民政怎样重新出发和振作起来？倒希望看到丁福南拿出一套取信于民的方案来。不但要讲人民喜欢听的话，还要讲出人民的心声，更要在必要的时候大声说话，敢于表达异议。丁福南这些日子来算是有一些勇气了，但有嫌不足。因为人民要看到的是脱胎换骨的民政党，而不是沉浸在昔日荣誉的民政党。
刊登于2010年3月22日《号外周报》第471期
谁才是马华的“救世主”？ （直挂云帆）
今天的马华公会面临史无前例的狂风巨浪的打击是创党以来最不光彩与最狼狈不堪的头一次，几乎每个要出面领导或要继续领导的人总以“救世主”的身份昭告天下，翁诗杰是这样，蔡细历也是这样，还有卸任的黄家定也是以救党的心态而表达义不容辞的卷土重来。除了这三个人外，另一个要打救马华的人就是一直坚持重选的廖中莱。
照理说，马华公会一下子有四面八方的人来打救在大海大浪中挣扎生存的马华公会是百万党员之大幸，也是华社之大幸。可是为什么华社高兴不起来；马华公会上下也高兴不起来？不仅于此，这个说那个不行；那个否定这个的领导能力。这样的否定来否定去，使到原本有至少四名“救世主”的马华公会，又在争议中变成一个也没有，因为每一位要争出线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救世主”，没有两位或三位救世主的。但在今天陷入四分五裂的马华，谁才是真正的救世主呢？谁才能带领马华走出悲情和走出308的阴影？
这有必要回顾马华公会60年来是怎样选出领袖，又是怎样斗来斗去的？
当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时，它请出已66岁高龄的陈祯禄出任创党会长，因此陈祯禄在1958年党选被林苍祐击败时，他毫无怨言，也乐意支持林苍祐当第二任总会长，本身则被委为名誉会长。因为那年他已经75岁了，是超过退休的年龄。
林苍祐在马华内搞“革命”，冲撞了陈修信派的利益，因而在“血比水浓”下，陈祯禄转而支持儿子打林苍祐。就这样在1959年大选时把林苍祐派气走，建立起“陈氏父子王朝”。
林苍祐这一走，竟是马华分裂的开端。随他出走的名人有杨邦孝（后来任新加坡大法官）、朱运兴（已故副教长）、陈世英及郭开东（两人在1959年当选独立国会议员，且在他们领导下于60年代控制芙蓉市议会）。他们在1963年成立了民主联合党，是为第一个“小马华”。这个党的关键人物就是林苍祐。马华留不住他，他在后来成为马华的克星。
1968年林苍祐又另组民政党，翌年大选把马华打得落花流水而跃居成槟州执政党，且出任槟州首席部长。70年代和80年代，他先后迎来了马华的叛将林敬益和曾永森。民政摇身一变成第二个“马华”，它已经不能称“小马华”了，因为它控制一个州政权，马华无论如何是咽不下这一口气。因此在李三春主政马华时（1974-1983），他是狠下决心要打垮民政和林苍祐的，结果功败垂成，他在1983年离党出走。
但李三春在马华的功绩是被肯定的，他成功地兴建马华大厦；发展拉曼学院及身先士卒在华人选区（芙蓉）力擒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而大振马华士气，但没有人知道为何在“风华正茂”时（只48岁），他就突然辞职急流勇退，结果引发了马华严重的党争和危机。
这一场在1984年爆发的党争，竟是接班人梁维泮上演人头落地的一幕，一意孤行将李三春的爱将一一开除。挑战派的陈群川在强力的反击下，于1985年的党选一举扳倒梁维泮，又让马华回到李三春的年代，但不同的政治环境也找不到第二个李三春了。
上位的陈群川原先被看好是李三春调教出来的青出于蓝的政治徒弟。讵料陈群川在商场摔了一交被控而判刑，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毁了。而在1986年接位的林良实未敢以李三春第二自居，但多少学得了李三春的功夫和策略牢牢地控制马华公会。不过来到林良实的年代，马华在巫统的强势阴影下已是不可能有所突破；尤其是在马哈迪主政的年代，马华能维持既有的局面已相当不错，马华还要诉求什么呢？
当林良实在2003年将棒子交给黄家定时，马华潜伏的危机已因2000年收购南洋报业事件浮上台面，黄家定之所以能在上位后收复马华各派人马；尤其是化解了双林（林良实和林亚礼）的AB Team的对峙，主要是因为2004年的大选，阿都拉的旋风也让马华沾了光，取得空前的大胜利，被分配副部长及政务次长之多，也打破了纪录。
踌躇志满的黄家定虽然也努力塑造一个有理念的马华（堂正做人清白做官），但敌不过霸权政治的冲击，他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中给马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连带也一时断送了政途。
未想被他一手提拔的翁诗杰要想成为李三春第二也在双十特大中栽了筋斗，才有了今日马华的乱局。这也是黄家定始料未及的。但今天也已经不是黄家定时代的马华了，而是有了东山再起的蔡细历及其派系；逐渐羽毛丰满的廖中莱及其派系，再加上自成一格的翁诗杰及其派系。除了廖中莱欢迎老大归来且有意加入黄家定派系外，翁蔡都不希望黄家定插上一脚，而使到乱上加乱。
无论如何，黄家定出山已成定局。但不论谁脱颖而出，看来马华这个“烂摊子”，真不容易收科。若选后不分裂已是万幸，还能奢望大团结吗？因为马华公会可能还正在等待一位“横空出世”的有凝聚力的真命天子来指引新方向，而现在选出的也许是过渡时期的守门人。
刊登于2010年3月18日《东方日报》
照理说，马华公会一下子有四面八方的人来打救在大海大浪中挣扎生存的马华公会是百万党员之大幸，也是华社之大幸。可是为什么华社高兴不起来；马华公会上下也高兴不起来？不仅于此，这个说那个不行；那个否定这个的领导能力。这样的否定来否定去，使到原本有至少四名“救世主”的马华公会，又在争议中变成一个也没有，因为每一位要争出线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救世主”，没有两位或三位救世主的。但在今天陷入四分五裂的马华，谁才是真正的救世主呢？谁才能带领马华走出悲情和走出308的阴影？
这有必要回顾马华公会60年来是怎样选出领袖，又是怎样斗来斗去的？
当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时，它请出已66岁高龄的陈祯禄出任创党会长，因此陈祯禄在1958年党选被林苍祐击败时，他毫无怨言，也乐意支持林苍祐当第二任总会长，本身则被委为名誉会长。因为那年他已经75岁了，是超过退休的年龄。
林苍祐在马华内搞“革命”，冲撞了陈修信派的利益，因而在“血比水浓”下，陈祯禄转而支持儿子打林苍祐。就这样在1959年大选时把林苍祐派气走，建立起“陈氏父子王朝”。
林苍祐这一走，竟是马华分裂的开端。随他出走的名人有杨邦孝（后来任新加坡大法官）、朱运兴（已故副教长）、陈世英及郭开东（两人在1959年当选独立国会议员，且在他们领导下于60年代控制芙蓉市议会）。他们在1963年成立了民主联合党，是为第一个“小马华”。这个党的关键人物就是林苍祐。马华留不住他，他在后来成为马华的克星。
1968年林苍祐又另组民政党，翌年大选把马华打得落花流水而跃居成槟州执政党，且出任槟州首席部长。70年代和80年代，他先后迎来了马华的叛将林敬益和曾永森。民政摇身一变成第二个“马华”，它已经不能称“小马华”了，因为它控制一个州政权，马华无论如何是咽不下这一口气。因此在李三春主政马华时（1974-1983），他是狠下决心要打垮民政和林苍祐的，结果功败垂成，他在1983年离党出走。
但李三春在马华的功绩是被肯定的，他成功地兴建马华大厦；发展拉曼学院及身先士卒在华人选区（芙蓉）力擒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而大振马华士气，但没有人知道为何在“风华正茂”时（只48岁），他就突然辞职急流勇退，结果引发了马华严重的党争和危机。
这一场在1984年爆发的党争，竟是接班人梁维泮上演人头落地的一幕，一意孤行将李三春的爱将一一开除。挑战派的陈群川在强力的反击下，于1985年的党选一举扳倒梁维泮，又让马华回到李三春的年代，但不同的政治环境也找不到第二个李三春了。
上位的陈群川原先被看好是李三春调教出来的青出于蓝的政治徒弟。讵料陈群川在商场摔了一交被控而判刑，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毁了。而在1986年接位的林良实未敢以李三春第二自居，但多少学得了李三春的功夫和策略牢牢地控制马华公会。不过来到林良实的年代，马华在巫统的强势阴影下已是不可能有所突破；尤其是在马哈迪主政的年代，马华能维持既有的局面已相当不错，马华还要诉求什么呢？
当林良实在2003年将棒子交给黄家定时，马华潜伏的危机已因2000年收购南洋报业事件浮上台面，黄家定之所以能在上位后收复马华各派人马；尤其是化解了双林（林良实和林亚礼）的AB Team的对峙，主要是因为2004年的大选，阿都拉的旋风也让马华沾了光，取得空前的大胜利，被分配副部长及政务次长之多，也打破了纪录。
踌躇志满的黄家定虽然也努力塑造一个有理念的马华（堂正做人清白做官），但敌不过霸权政治的冲击，他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中给马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连带也一时断送了政途。
未想被他一手提拔的翁诗杰要想成为李三春第二也在双十特大中栽了筋斗，才有了今日马华的乱局。这也是黄家定始料未及的。但今天也已经不是黄家定时代的马华了，而是有了东山再起的蔡细历及其派系；逐渐羽毛丰满的廖中莱及其派系，再加上自成一格的翁诗杰及其派系。除了廖中莱欢迎老大归来且有意加入黄家定派系外，翁蔡都不希望黄家定插上一脚，而使到乱上加乱。
无论如何，黄家定出山已成定局。但不论谁脱颖而出，看来马华这个“烂摊子”，真不容易收科。若选后不分裂已是万幸，还能奢望大团结吗？因为马华公会可能还正在等待一位“横空出世”的有凝聚力的真命天子来指引新方向，而现在选出的也许是过渡时期的守门人。
刊登于2010年3月18日《东方日报》
从乱局看马华重选
立党61年的马华公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乱成一团，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已是三分天下的割裂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对一个已经伤痕累累的政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没有人此刻会预测下刻的命运，也不知道重选过后的马华会变成怎样？但有重选将远胜于没有重选的僵局持续，因此马华上下必须要包容及尊重新选出来的队伍。尽管新的领导层不一定遂心所愿，也不一定会把马华带上光明的大道。既然这是经过中央代表们选出的新阵容，马华除了接受外还得认命。至于华社是怎么想和如何回应新排阵，那是另外一个议题。因为不是华团代表选马华领导人，他们顶多指手划脚或有一部分的人是中央代表，不可能对马华党选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是说，华社也好，选民也好，他们支不支持马华除了看领导层之外，更重要的是马华在国阵内，在国家政策的走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这就只有留待下届大选见真章了。
不过今天马华的乱局是华社在2008年大选中给马华的一个沉重的教训，反映了华人不满和不同意马华在国阵内逐渐失去影响力甚至没有影响力。没想到在308政治海啸后，马华推动的改革，不仅没有使到马华强大和振作起来，竟再一次陷入前所未有的党争，搞成“党中有党”，“乱中无秩”的笑话来。
就此来看，马华当下的党选不单单是选出新的领导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怎样“平定乱局”？如果参选的各方拿不出一套解救方案来，那一切的人事改变也“改不了和救不了”马华。
在这方面，如果马华各路人马达成“共识”，有提名无竞选，那是权宜之计，只聊胜于拼个“头破血流”，却无法解决派系斗争。对马华而言，也非良策；再说现在烽火四起，已不可能再现什么“团结方案”，兄弟阋墙已是不可避免了。
因此，现在的问题到底是“三国之战”或“双雄对峙”？我们很快就知道答案了。但不论是三个阵营一起出击或两个阵营争夺“天下”，都将对马华的未来起着重大的影响。我们不妨从三个阵营的领导人再加一个“程咬金”来简单扼要地分析其利弊：①翁诗杰宣布寻求蝉联，理由是改革尚未完成。优势是以个人才干一夫当关；劣势是双十特大后信誉不复，团队溃散。在缺乏整合和缺乏团队下，突围不易。②蔡细历的优势是在党内的势力比较团结，争取一千票有其可能，离胜利底线不远（50%则为1200票之数）；但劣势是挥之不去的性爱光碟，无论怎样辩解也说不清楚。这成了他问鼎老大的最大心理障碍。他之所以迟迟未表态，也正卡在这个阻力上。如果廖派给他有条件的支持（任期的限制及其他让步），预料他会豁了出去，打一场恢复名誉战。③廖中莱的优势在于派系最大，人才也较平均，料可左右30到40%的选票；劣势是上位太快，被认为经验尚未老到还要磨练，不是时候单举廖派大旗。④正因为有此争议，另一位折中性人物被派上场，他就是卸任会长黄家定。他的优势是没在马华留下污点，也是第一位敢于提出“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的总会长。但劣势是领导马华期间，失多得少，有谋缺勇，未能制止霸权政治膨胀，以致在308大选中输得心惊胆战。最后不得不为败选负上责任，推举翁诗杰成为其接班人。而它本身不得不“英年早退”。
本来在2008年10月马华改选后换了新班子，一切已尘埃落定，是好是坏也一时看不出来，但事后时局的大转变也种下今日的祸根。
其一是蔡细历在十分不利的时局下，退而求其次的挑战黄家泉争老二，他也因此得罪也争老二的林祥才。他之所以小胜黄家泉是因为他打出“打倒黄家皇朝”（指黄家定有意让其兄在将来接班，提倡家族政治）而奏效。如今黄氏兄弟在新形势下被请出山，又被形容为“黄朝复辟”，但却构成对蔡细历的最大牵制。
其二是翁诗杰在成为舵主后，他的操之过急也给他带来困扰和隐忧，比如向蔡细历打“道德牌”，压得他在隙缝中挣扎和突围；取得了较多的同情票，再加上新总会长组成自己的“马青班底”而不惜开罪元老及党内的不同派系人马，终于又失去原有的支持票。在一加一减的冲击下，翁诗杰已没有两年前的意气风发，而不得不战战兢兢沉着应战了。
以上两个合二为一的事件围绕了两个主角，那就是翁诗杰与蔡细历。不幸的是因为翁蔡的误判使到原本支持翁诗杰的廖派和黄家军也转回头数落翁的刚愎自用；尤其是莫名其妙与蔡派来一个团结方案，原本已乱的马华就更加乱了；乱到党内党外都不知道要支持哪一派或归属哪一派，真是陷入雾里看花的悲情政治演义。
其实，先不理马华重选后会更好或更坏，眼前的布局好像是球已落在廖中莱的脚下，只要他的团队靠向三人中的其中一人，就会使其中一派成为掌握马华命运的新阵容。因此翁诗杰、蔡细历及黄家定正在关注廖中莱的走向。这就是说，廖中莱竟已悄然地崛起成为造王者而立于不败的地位。由于不期然地成为焦点人物，预料廖中莱派不会自行上阵，选择与其中一人（派）结盟已是大势所趋。从廖中莱的言语中，他似乎已暗示心有所属。就不知道他这一押的结果是什么？没有人能准确预卜后来的事。
这就是马华的今日；而它的今日是昨日造成的。
刊登于2010年3月17日《东方日报》
不过今天马华的乱局是华社在2008年大选中给马华的一个沉重的教训，反映了华人不满和不同意马华在国阵内逐渐失去影响力甚至没有影响力。没想到在308政治海啸后，马华推动的改革，不仅没有使到马华强大和振作起来，竟再一次陷入前所未有的党争，搞成“党中有党”，“乱中无秩”的笑话来。
就此来看，马华当下的党选不单单是选出新的领导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怎样“平定乱局”？如果参选的各方拿不出一套解救方案来，那一切的人事改变也“改不了和救不了”马华。
在这方面，如果马华各路人马达成“共识”，有提名无竞选，那是权宜之计，只聊胜于拼个“头破血流”，却无法解决派系斗争。对马华而言，也非良策；再说现在烽火四起，已不可能再现什么“团结方案”，兄弟阋墙已是不可避免了。
因此，现在的问题到底是“三国之战”或“双雄对峙”？我们很快就知道答案了。但不论是三个阵营一起出击或两个阵营争夺“天下”，都将对马华的未来起着重大的影响。我们不妨从三个阵营的领导人再加一个“程咬金”来简单扼要地分析其利弊：①翁诗杰宣布寻求蝉联，理由是改革尚未完成。优势是以个人才干一夫当关；劣势是双十特大后信誉不复，团队溃散。在缺乏整合和缺乏团队下，突围不易。②蔡细历的优势是在党内的势力比较团结，争取一千票有其可能，离胜利底线不远（50%则为1200票之数）；但劣势是挥之不去的性爱光碟，无论怎样辩解也说不清楚。这成了他问鼎老大的最大心理障碍。他之所以迟迟未表态，也正卡在这个阻力上。如果廖派给他有条件的支持（任期的限制及其他让步），预料他会豁了出去，打一场恢复名誉战。③廖中莱的优势在于派系最大，人才也较平均，料可左右30到40%的选票；劣势是上位太快，被认为经验尚未老到还要磨练，不是时候单举廖派大旗。④正因为有此争议，另一位折中性人物被派上场，他就是卸任会长黄家定。他的优势是没在马华留下污点，也是第一位敢于提出“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的总会长。但劣势是领导马华期间，失多得少，有谋缺勇，未能制止霸权政治膨胀，以致在308大选中输得心惊胆战。最后不得不为败选负上责任，推举翁诗杰成为其接班人。而它本身不得不“英年早退”。
本来在2008年10月马华改选后换了新班子，一切已尘埃落定，是好是坏也一时看不出来，但事后时局的大转变也种下今日的祸根。
其一是蔡细历在十分不利的时局下，退而求其次的挑战黄家泉争老二，他也因此得罪也争老二的林祥才。他之所以小胜黄家泉是因为他打出“打倒黄家皇朝”（指黄家定有意让其兄在将来接班，提倡家族政治）而奏效。如今黄氏兄弟在新形势下被请出山，又被形容为“黄朝复辟”，但却构成对蔡细历的最大牵制。
其二是翁诗杰在成为舵主后，他的操之过急也给他带来困扰和隐忧，比如向蔡细历打“道德牌”，压得他在隙缝中挣扎和突围；取得了较多的同情票，再加上新总会长组成自己的“马青班底”而不惜开罪元老及党内的不同派系人马，终于又失去原有的支持票。在一加一减的冲击下，翁诗杰已没有两年前的意气风发，而不得不战战兢兢沉着应战了。
以上两个合二为一的事件围绕了两个主角，那就是翁诗杰与蔡细历。不幸的是因为翁蔡的误判使到原本支持翁诗杰的廖派和黄家军也转回头数落翁的刚愎自用；尤其是莫名其妙与蔡派来一个团结方案，原本已乱的马华就更加乱了；乱到党内党外都不知道要支持哪一派或归属哪一派，真是陷入雾里看花的悲情政治演义。
其实，先不理马华重选后会更好或更坏，眼前的布局好像是球已落在廖中莱的脚下，只要他的团队靠向三人中的其中一人，就会使其中一派成为掌握马华命运的新阵容。因此翁诗杰、蔡细历及黄家定正在关注廖中莱的走向。这就是说，廖中莱竟已悄然地崛起成为造王者而立于不败的地位。由于不期然地成为焦点人物，预料廖中莱派不会自行上阵，选择与其中一人（派）结盟已是大势所趋。从廖中莱的言语中，他似乎已暗示心有所属。就不知道他这一押的结果是什么？没有人能准确预卜后来的事。
这就是马华的今日；而它的今日是昨日造成的。
刊登于2010年3月17日《东方日报》
公正党的失焦与安华的抗争 （跃马扬鞭）
于1999年成立的“国民公正党”是安华一手催生的。经过10年的奋战，安华终于为公正党杀出一条血路，那就是2008年308的政治海啸，使到安华一夜之间成了政坛大红人。反对党因安华而震撼了国阵的执政权，也在第一时间夺下5个州的执政权，政绩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经过两年的洗礼和挑战，公正党竟陷入党分裂的危机，也面对思想失焦（不能集中精神）而分心的困扰。这对再次被官司缠身的安华来说，是雪上加霜的压力。一方面他要在法庭进行抗辩；另一方面党内的议员和昔日战友又一个个排队离他而去。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不是偶然和巧合的，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角力战，正在考验仅有11年历史的公正党是否能化险为夷或经得起狂风大浪的被击而不倒？
它的变化是这样开始的：当2004年9月2日安华因鸡奸案上诉得直恢复自由身后，他第一时间接受《远东经济评论》（已停刊）访问时就扬言他要卷土重来，但巫统表明大门已关，不再欢迎他归队。
也是在这一年的3月，阿都拉领导的国阵取得空前的胜利，在222个国席中，胜了199席，占90%以上的议席。可怜的公正党仅剩下旺阿兹莎苦撑峇东埔一席之窘境。即使安华在大选后的半年已出狱，但市面并不看好他会东山再起，反而认为他若要重返政坛，巫统是他安身立命之舞台。可是天不从人愿，当努力成为泡影的时候，安华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说，他当下的任务是团结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组织。就这样在2004年后我们看到一个斯人独憔悴的政治失意者在思考着如何翻身。
此时的安华也只有公正党这个残缺不全的家。也因为是安华一手缔造这个党，所以党内外的人士都把它形容为安华的党或这个党是为安华而存在的。就政治意义而言，安华也不能否认其真实的一面，虽然党内有人认为这是言过其实的，但这种情形就像早年的政党一样，总是把党领袖和党划上等号。例如1951年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及后来的国家党的拿督翁。他的名字是与这个党划上等号的（1962年逝世后，国家党也消失于政坛）。又如在1960年离开马华公会而在1968年参与组织民政党的林苍祐，他于1971年党争中成为党主席后，他的名字就与民政党相提并论，好像认定民政党是为林苍祐打造的。
还有在1966年取代人民行动党而组成的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的大选一炮而红后，年青的林吉祥也在1970年成为这个党的秘书长，在以后的一段长达30年的日子里，林吉祥与行动党竟然成为混合体，而在党内外被形容为林吉祥就是行动党；行动党就是林吉祥。直到2004年林冠英正式成为第二代的接班人后，这样的说法才逐渐被改变过来。
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年代会浮现特定的领导人成党的代名词，安华也没有例外地被视为与公正党共浮沉的不可或缺的领袖，即使在308过后，公正党已羽毛丰满，人才也济济，但放眼望去，不论是阿兹敏、卡立（雪州大臣）、再益（前首相署部长）或赛胡申阿里，都不可能具有安华的权威和形象，也在一时之间接不了班，因为安华担任的不但是公正党的领袖，同时是民联的共主。民联之所以能在今天继续维持合作且突破性地申请注册民联成为一个政党，正如国阵的结构也因为是安华的缘故。
不过公正党（在2003年后因与人民党合作，而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的兼收并蓄各方人士，包括有包容性的接纳带有左翼份子或右翼份子在内，也在后来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患。当时安华在访谈中认为不是大问题，并指出党要具备有容乃大的精神和选择求同存异。因此安华坚持与回教党和行动党继续合作的同时，也不排斥非政府组织和个别带有种族主义或宗教色彩的人士加入，间中不免有投机分子；甚至连社会主义党要求让出席位他也做到了。
正因为其议员成分的复杂性，当安华的916变天失效后，他就面临同僚的叛变打击。先是吡叻州两名行动议员变节，致使吡州民联政权倒台；后是在安华新鸡奸疑案开审后，其国会议员又发难。直到今天已有3 人退党，再加上其他知名党员和卸任领袖泡制的退党风潮，在在给安华当头一棒，他终于在今天尝到背叛的苦果。
当然安华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近日又再度地通过群众运动或群众性的讲座进行反击，显示了我国两股势力的斗争已提升到一个新的斗争层面。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安华而起，而民联的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安华怎样领导这场斗争，将公正党的危机化为契机，进而稳住民联的地位。这对安华来说，是个不简单的任务。
刊登于2010年3月15日《南洋商报》
然而经过两年的洗礼和挑战，公正党竟陷入党分裂的危机，也面对思想失焦（不能集中精神）而分心的困扰。这对再次被官司缠身的安华来说，是雪上加霜的压力。一方面他要在法庭进行抗辩；另一方面党内的议员和昔日战友又一个个排队离他而去。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不是偶然和巧合的，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角力战，正在考验仅有11年历史的公正党是否能化险为夷或经得起狂风大浪的被击而不倒？
它的变化是这样开始的：当2004年9月2日安华因鸡奸案上诉得直恢复自由身后，他第一时间接受《远东经济评论》（已停刊）访问时就扬言他要卷土重来，但巫统表明大门已关，不再欢迎他归队。
也是在这一年的3月，阿都拉领导的国阵取得空前的胜利，在222个国席中，胜了199席，占90%以上的议席。可怜的公正党仅剩下旺阿兹莎苦撑峇东埔一席之窘境。即使安华在大选后的半年已出狱，但市面并不看好他会东山再起，反而认为他若要重返政坛，巫统是他安身立命之舞台。可是天不从人愿，当努力成为泡影的时候，安华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说，他当下的任务是团结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组织。就这样在2004年后我们看到一个斯人独憔悴的政治失意者在思考着如何翻身。
此时的安华也只有公正党这个残缺不全的家。也因为是安华一手缔造这个党，所以党内外的人士都把它形容为安华的党或这个党是为安华而存在的。就政治意义而言，安华也不能否认其真实的一面，虽然党内有人认为这是言过其实的，但这种情形就像早年的政党一样，总是把党领袖和党划上等号。例如1951年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及后来的国家党的拿督翁。他的名字是与这个党划上等号的（1962年逝世后，国家党也消失于政坛）。又如在1960年离开马华公会而在1968年参与组织民政党的林苍祐，他于1971年党争中成为党主席后，他的名字就与民政党相提并论，好像认定民政党是为林苍祐打造的。
还有在1966年取代人民行动党而组成的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的大选一炮而红后，年青的林吉祥也在1970年成为这个党的秘书长，在以后的一段长达30年的日子里，林吉祥与行动党竟然成为混合体，而在党内外被形容为林吉祥就是行动党；行动党就是林吉祥。直到2004年林冠英正式成为第二代的接班人后，这样的说法才逐渐被改变过来。
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年代会浮现特定的领导人成党的代名词，安华也没有例外地被视为与公正党共浮沉的不可或缺的领袖，即使在308过后，公正党已羽毛丰满，人才也济济，但放眼望去，不论是阿兹敏、卡立（雪州大臣）、再益（前首相署部长）或赛胡申阿里，都不可能具有安华的权威和形象，也在一时之间接不了班，因为安华担任的不但是公正党的领袖，同时是民联的共主。民联之所以能在今天继续维持合作且突破性地申请注册民联成为一个政党，正如国阵的结构也因为是安华的缘故。
不过公正党（在2003年后因与人民党合作，而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的兼收并蓄各方人士，包括有包容性的接纳带有左翼份子或右翼份子在内，也在后来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患。当时安华在访谈中认为不是大问题，并指出党要具备有容乃大的精神和选择求同存异。因此安华坚持与回教党和行动党继续合作的同时，也不排斥非政府组织和个别带有种族主义或宗教色彩的人士加入，间中不免有投机分子；甚至连社会主义党要求让出席位他也做到了。
正因为其议员成分的复杂性，当安华的916变天失效后，他就面临同僚的叛变打击。先是吡叻州两名行动议员变节，致使吡州民联政权倒台；后是在安华新鸡奸疑案开审后，其国会议员又发难。直到今天已有3 人退党，再加上其他知名党员和卸任领袖泡制的退党风潮，在在给安华当头一棒，他终于在今天尝到背叛的苦果。
当然安华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近日又再度地通过群众运动或群众性的讲座进行反击，显示了我国两股势力的斗争已提升到一个新的斗争层面。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安华而起，而民联的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安华怎样领导这场斗争，将公正党的危机化为契机，进而稳住民联的地位。这对安华来说，是个不简单的任务。
刊登于2010年3月15日《南洋商报》
16.3.10
地方议会选举的争议 （现代春秋）
在民联庆祝308政治海啸2周年之际，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向选举委员会发难，要后者根据槟州政府的要求和议决，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接着雪州政府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在选委会尚未正式表态可行或不可行之前，首相纳吉一口否定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他说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这将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与其侧重在政治程序，不如集中给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就是说，执政中央的国阵并不同意恢复地方选举，而是主张沿用目前的制度来提升地方议会的服务。所谓目前的机制是没有地方议会选举，而议员是委任的，市政局主席或地方议会主席也是委任的。
有关的改变是要回到1965年的政治大气候。那个时候，马印（尼）对抗持续，掌握国家政权的联盟在1964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胜利。在西马的104个国席中，联盟赢得89席，再加上东马沙巴联盟的16席和砂拉越联盟的18席，总共是123席，占国会总数154席的2/3强。反对党相形见绌，只有9位国会议员。
联盟之所以大胜，主要是马来西亚各民族对印尼的对抗产生不安，担心在反大马运动下危害马来西亚的安全，也连带对反对马来西亚的社阵有了质疑，以致社阵只2人中选国会议员。
本来在反对党势力微弱的年代，当政的联盟是无需对地方议会的选举过敏的。再说，地方议会的权力有限，只负责地方建设和改造，未能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联盟是不必要钳制地方民主的发展。但联盟（在东姑领导下）显然有更重要的政治议程，那就是对地方选举来个澈底的检讨，因为在城市和新村的地方议会的发展趋势显现更多的政治角力战，即反对党掌控地方议会给联盟执政的中央和州政府带来阻力，以致影响整体的规划，不如趁联盟强大，反对党陷入分裂之际寻求改变。
刚巧在1965年时，乔治市市议会提供了一个缺口。其因由是这样的：1963年乔治市议会选举的结果是社阵9席，联盟5席及民联党1席，继续由社阵执政。它在1964年推出了崔耀才当市长，引致原市长黄添寿的不满（市议员任期3年，国及州议员任期5年）。
1965年社阵分裂，黄添寿宣布成独立议员。在人民党两名议员及联盟议员支持下，当选乔治市市长，但不稳固的政权和政治斗争也影响市议会的操作。于是在1966年时，槟州政府鉴于有人投诉乔治市市议会在社阵执政时期（1958-1965）发生滥权和不规则操作，乃直接接管乔治市市议会，方便设立以法官为首的调查庭展开工作。
调查庭在较后开庭，调查结果认为确有滥权现象，但不追究责任，而是合理化州政府的接管；也因为地方议会选举被认为过于繁文缛节并带来诸多问题，因此联盟政府于1966年8月27日在国会通过地方政府修正法令，赋权州政府接管地方议会。这样一来，地方议会选举被中止了，乔治市也不例外。因为这样，原本应在1966年就要重选市议员的地方选举，也就被搁置了。而原任议员也在那一年期满下车，不再享有议员身份。1976年国会再次修改地方政府法令，允许地方政府合并，也允许州政府委任市议员管理。这就意味着地方议会从此不再是一个民主机制，而是州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一个法定机构。
至此，一个吊诡与讽刺的现象是：乔治市议会是最早推行民主选举的议会（1951年），试验成功后，民主选举逐步全面展开。但乔治市市议会也是首个被拿来祭旗以终止民主选举。所谓成也乔治市，败也乔治市，意指民主政治由乔治市开了头，也因乔治市市议会事件结束地方民主选举。时间这么一晃，地方议会选举被中止已是45年了，许多在独立后出生的人都不曾经历过地方议会选举，即使是我国首相纳吉在1965年时也不过是一个12岁的少年，正在学校求学。因此如他这一代成长的人是没有参加地方议会投票的，也会认为过多的选举是不必要的。因为三年一选（地方议会）和五年一选（国州议会）的交织其中，等于每两年半即进入选举期。但对于先进国家来说，地方议会的选举是民主的基石之一，再烦也要让民主得到滋长，不能因怕麻烦和政治斗争就堵住地方议会选举。民主行动党就是基于这个论点在2008年的竞选政纲中强调还人民第三张票。讵料它竟能在雪槟州跃居成执政党，这也是它始料未及的。
不过，它也知道，在未得中央政府同意下，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是不可能的事，而林冠英在压力下，不得不向中央施压，也引爆了国阵和民联的新一轮的斗争。
可以肯定地说，中央政府是不会同意修改地方政府法令，也不会向民联的压力低头。在这种情形下，民联是否可以在它控制的州推动地方议会的民主化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从过去两年的情况来看，民联是沿用国阵的机制委任市议员，做法大同小异。如果这不算民主和透明度的话，那么我们要求民联政府在委任人选方面，先由党内的民主做起，然后要求市议员分地区服务，向所属范围的州议员和国会议员负责和配合工作，参与国州议员服务中心的活动，做到两位一体或三位一体（这是指同一阵营的议员而言）。若不称职，请在一年后换人，不要把市议员当政治筹码或政治献礼。这样一来，也许能改善市民的口碑。
刊登于2010年3月15日《光华日报》
议员的背叛难以宽恕 （天下纵横）
不论出自任何理由，我们一般上都鄙视跳槽的人民代议士，因为他们辜负了人民的支持，也背叛了给他机会的党。类似这种投机成性的议员，我们称之为政治青蛙。
政治青蛙指的就是没有原则和见利忘义的代议士。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践踏培养他们成为议员的党，甚至制造舆论声称在党内受逼害，而不得不离家出走。这种理由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即使在党内受到一些委屈或被边缘化，大可挂冠而去，不必也没有需要在给自己找退党的理由，然后有大摇大摆地投入另一个阵营，或声称是独立议员来反咬“同志”一口。这种对选民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已是自我降格，不要再自我标榜了。
为什么古往今来有层出不穷的跳槽风？拆穿了不外是利之所惑，天底下哪有为正义而跳槽的议员？绝大多数还不是为利益而变节的。
例如，在1959年大选后，启开跳槽风的是来自登嘉楼。而登嘉楼因有4名拿督翁的国家党州议员，足以与回教党组联合政府。讵料不久之后，国家党的4名议员倒向巫统，再加上回教党的少数议员叛变，州政权又转入联盟手中。此风一开，从此有不绝的议员跳槽，但都是从反对党跳到执政党的。回教党也直到1999年的大选才雪洗前耻，拿回登州的执政权。但在2004年又输回给巫统。这种按民主程序取胜的不引起任何争辩，因为尊重民主才能看到马来西亚的未来。
在60年代，左翼的社阵也面对议员的掉头而去。这之中有原党主席萳马纳旦，原党地方领袖李国良及江荣华等人，一度影响上层斗志，但下层不受影响，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大旗。
1969年大选后发生“513”悲剧事件，造成政治重新洗牌。那时流行的是整个党加入执政党，而不兴个人议员来改换政局。就这样发生了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加盟执政党的事件，那就是1974年组成的国阵，取代已过时的联盟。
不过未加入国阵的行动党，其议员被个别收编的也非新鲜事，最著名的莫过于其党前秘书长吴福源，在1972年加盟民政，背弃了行动党。结果在1974年的大选被选民狠狠教训，也就自我消失于政坛，相信许多人都把他给忘了。
接着下来，马华在李三春当政年代，也顶兴趣收编变节的行动党议员。如1974年行动党在槟州只剩2名州议员，不久即被李三春拉了过去，致行动党在槟州议席归零。
比较令人激赏和展示骨气的在马来西亚政坛上只有两人，一个是后来成为沙巴首席部长的拜林。他原本是属于沙巴执政的人民党一员，且出任州部长。但因与时任首席部长的哈里斯闹翻，愤而辞议员职，在补选中打一场漂亮的战，那是80年代初的事。
还有一位是在80年代中期支持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争党主席的沙里尔。他也曾任中央部长。当拉沙里夺权失败后，沙里尔愤而辞新山国会议员职，改用独立人士战国阵候选人，结果大胜。
因为前有拜林的例子，后有沙里尔的例子，都是令国阵屈辱的先例。因而在后来，也是马哈迪当政的时代，通过国会修法，不再允许议员中途辞职，然后再提名参加角逐。也就是说，当一名议员辞职后，他在5年内不得再参选。这阻止议员向政府挑战，也变成没有人愿意辞职告老还乡。
由于安排的巧妙，在后来只见议员变节投入国阵怀抱，未见国阵有议员退党加入反对党阵营。
这一条不算民主的条例，也等同给投机政客跳槽时，不辞议员提供了藉口，他们抬出如果他们辞职，在5年内不得参选为理由，也就乐得戴着议员的光环投进执政党。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以来，公正党的议员排队离场。他们图得是什么？相信选民心知肚明。但公正党会因之连累民联政权动摇或失掉政权吗？如果说去年的年初，吡叻州的再变天是登嘉楼失掉州政权的翻版，那么公正党已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的敌人是庞大的政治机关，不是普通的政党。这就是为什么安华面对背叛风潮的袭击时显得气愤又无奈。经此一劫，安华能否渡过时艰，就看他的造化与斗志了。
刊登于2010年3月15日《号外周报》第470期
政治青蛙指的就是没有原则和见利忘义的代议士。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践踏培养他们成为议员的党，甚至制造舆论声称在党内受逼害，而不得不离家出走。这种理由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即使在党内受到一些委屈或被边缘化，大可挂冠而去，不必也没有需要在给自己找退党的理由，然后有大摇大摆地投入另一个阵营，或声称是独立议员来反咬“同志”一口。这种对选民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已是自我降格，不要再自我标榜了。
为什么古往今来有层出不穷的跳槽风？拆穿了不外是利之所惑，天底下哪有为正义而跳槽的议员？绝大多数还不是为利益而变节的。
例如，在1959年大选后，启开跳槽风的是来自登嘉楼。而登嘉楼因有4名拿督翁的国家党州议员，足以与回教党组联合政府。讵料不久之后，国家党的4名议员倒向巫统，再加上回教党的少数议员叛变，州政权又转入联盟手中。此风一开，从此有不绝的议员跳槽，但都是从反对党跳到执政党的。回教党也直到1999年的大选才雪洗前耻，拿回登州的执政权。但在2004年又输回给巫统。这种按民主程序取胜的不引起任何争辩，因为尊重民主才能看到马来西亚的未来。
在60年代，左翼的社阵也面对议员的掉头而去。这之中有原党主席萳马纳旦，原党地方领袖李国良及江荣华等人，一度影响上层斗志，但下层不受影响，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大旗。
1969年大选后发生“513”悲剧事件，造成政治重新洗牌。那时流行的是整个党加入执政党，而不兴个人议员来改换政局。就这样发生了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加盟执政党的事件，那就是1974年组成的国阵，取代已过时的联盟。
不过未加入国阵的行动党，其议员被个别收编的也非新鲜事，最著名的莫过于其党前秘书长吴福源，在1972年加盟民政，背弃了行动党。结果在1974年的大选被选民狠狠教训，也就自我消失于政坛，相信许多人都把他给忘了。
接着下来，马华在李三春当政年代，也顶兴趣收编变节的行动党议员。如1974年行动党在槟州只剩2名州议员，不久即被李三春拉了过去，致行动党在槟州议席归零。
比较令人激赏和展示骨气的在马来西亚政坛上只有两人，一个是后来成为沙巴首席部长的拜林。他原本是属于沙巴执政的人民党一员，且出任州部长。但因与时任首席部长的哈里斯闹翻，愤而辞议员职，在补选中打一场漂亮的战，那是80年代初的事。
还有一位是在80年代中期支持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争党主席的沙里尔。他也曾任中央部长。当拉沙里夺权失败后，沙里尔愤而辞新山国会议员职，改用独立人士战国阵候选人，结果大胜。
因为前有拜林的例子，后有沙里尔的例子，都是令国阵屈辱的先例。因而在后来，也是马哈迪当政的时代，通过国会修法，不再允许议员中途辞职，然后再提名参加角逐。也就是说，当一名议员辞职后，他在5年内不得再参选。这阻止议员向政府挑战，也变成没有人愿意辞职告老还乡。
由于安排的巧妙，在后来只见议员变节投入国阵怀抱，未见国阵有议员退党加入反对党阵营。
这一条不算民主的条例，也等同给投机政客跳槽时，不辞议员提供了藉口，他们抬出如果他们辞职，在5年内不得参选为理由，也就乐得戴着议员的光环投进执政党。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以来，公正党的议员排队离场。他们图得是什么？相信选民心知肚明。但公正党会因之连累民联政权动摇或失掉政权吗？如果说去年的年初，吡叻州的再变天是登嘉楼失掉州政权的翻版，那么公正党已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的敌人是庞大的政治机关，不是普通的政党。这就是为什么安华面对背叛风潮的袭击时显得气愤又无奈。经此一劫，安华能否渡过时艰，就看他的造化与斗志了。
刊登于2010年3月15日《号外周报》第470期
重选前夕的“政治献丑” （直挂云帆）
马华公会因党争演变到今天的“窝里反”，让人看了真不是味道，不知道他们在争什么？
首先共有21名票选中委辞职促成重选已是不争的事实，下来是未辞职的中委仅剩下1/3，也就被当成过渡时期的“保管者”；而总秘书负责重选的工作乃责无旁贷，如今已订下3月22日提名及3月28日投票说明马华的改组近在眉睫，也就是在本月内必须完成。至于通过票选出来的新领导层是否合乎党员所愿及华社的需求，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党中央代表只负责投票，但不负责打保单。
在这种情形下，马华这几天的大动作是不必要也没有意义的。例如马青与妇女组的代表大会即使在中委会中有通过举行，但在情势急转直下后，坚持开会已没有多大的意义，况且这两个组织的理事会也已议决展期。
虽然如此，马华因党争还是宁可让它“献丑”，也不息事宁人。就这样马青的代表大会（6日）只得87名代表参与，连基本的200人出席方成大会也达不到，足以说明马青代表几乎倾向马青领导这一边，害得马汉顺（署理总团长）被指摘暗里“通敌”，里外不是人。这种说法似乎对马汉顺是不公平的，因为不出席大会是集体的决定，马汉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促成大会“流产”。不过这说明了马华过渡时期的中委会不能对马青的大会举不举行发号施令，也不能当作“流产”是违反党章来看待，毕竟马青所有代表的决定是应予尊重的，除非马华已不需要马青了。因此马青开不成大会是显示挑战派的势力牢固和强大，不是马汉顺左右得来，但也应该尊重他个人出席大会的权利。因此正如魏家祥所说，没有秋后算账。
同样的，马华妇女组的350名代表“违抗”妇女组理事会的议决是政治立场的表达，也没有违反党章规定只要200人出席即成大会。这就是说，马华妇女组的大会是按章行事，但不依理事会的决定行事。这固然会引起“合法”与“非法”的争议，但这样的争议也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所通过的提案（只属一般性质）能否执行或被接纳，还得回到理事会讨论和马华新领导层的态度。因此针对王赛芝和陈清凉的背离行动采取秋后算账，也是没有必要的（周美芬说了没这回事）。其实在党争底下，各有倾向也各护各主，难说对错。只是两派对着干下，弄出笑话徒让人指指点点：不是姐姐妹妹站起来，而是姐姐妹妹跳起来。不知道他们的“哭声怨声和妈妈声”是为了什么？连党外的人也莫名其妙。既然这不是马华末日，也不是妇女组被冻结。恰恰相反，而是马华在转变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阵痛，有什么值得痛哭流泪的？
倒反是马华总会长翁诗杰在此时此刻是最失意的人。在2008年10月被党代表扶上台的翁诗杰是意想不到有今日的困境。这与他战略与战术的失误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在马华党选后中选为署理总会长的蔡细历并非他所属意合作伙伴，因此在很多方面抬出“道德论”“封住”蔡细历挤入主流，这就是在战略藐视“敌手”的反弹力时但又同时在战术上不重视团结其他派系，以致在建构新领导层的过程中，被认为不够圆滑和灵活，犯上了兵家大忌中的“树敌太多”的自我孤立的误判。
有人也因之批评翁诗杰做了领袖后尚未改变他的独行侠作风，有过度的自我中心的心态，造成忠言逆耳，改革成效不大，反而加深党内的不满情绪。最大的动作就是拿蔡细历来祭旗。先是开除后是冻结党籍，终于引发特大的召开。
换句话说，去年的双十特大如同引爆计时炸弹，也炸伤了他本人和蔡细历，真是始料未及。但更大的震撼是翁诗杰泡制出来的与蔡细历的“团结方案”，几乎使到所有激赏他的人大跌眼镜，及后他的所作所为已把自己的形象模糊起来，因为过去或他从政以来的纪录，都是被形容有侠义作风的从政者，即使在2003年几乎被时任总会长的林良实开除党籍，他还是“泰山崩于前而不惧”的英雄本色。于是翁大侠之名也不胫而走了。
正因为他被马华党内视为308政治海啸后的适当人选，才得以“鲤跃龙门”，成为马华新舵主，取代了愿对2008年大选失利负责的黄家定的地位。
本来这正是翁诗杰一展长才的大好机会，也是处于伤痕累累的马华所急需的新一代领导人，但败就败在事实并非如此，他一直把矛头对向蔡细历而埋下祸根，以致在改革的大道上摔了一跤又一跤。他在过去两天之内（6日及7日），先后三次向党员公开道歉说明了在反省底下，他承认在改革过程中因操之过急犯下错误，及后在7日下午总结时表示，他也承认因为启开调查自贸区弊案，引发党内风波殃及马华。
由此来看翁诗杰的道歉论围绕两个主题，其一是把排斥蔡细历当成改革的主题；其二是巴生案件使到马华两位前任部长忙于辩解，也在马华党内掀起波浪。
不过翁诗杰犯上的另一个大失误是他没有通过党中委而私下与蔡细历“结盟”，企图为自己在双十特大议决案中被促下台寻找维持现状的理由，结果给他带来难以评估的伤害，包括在代表大会前夕的2/3中委辞职及蔡细历离他而去。
在难以容忍的难堪下，他又坚持举行党代表大会。虽然合法，但也只得603名代表出席，只占2378名中央代表的25%，对翁诗杰来说又是另一个打击。因为这又显示其势力已大不如前，而且大会也失去既有的政治意义。
固然翁诗杰的感性演说可以“感人肺腑”而掉下同情泪，但事到如今，他要为过去的行为导致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负上责任。他能否在党选中成功捍卫原职，对他的政途将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要看他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了。
刊登于2010年3月11日《东方日报》
首先共有21名票选中委辞职促成重选已是不争的事实，下来是未辞职的中委仅剩下1/3，也就被当成过渡时期的“保管者”；而总秘书负责重选的工作乃责无旁贷，如今已订下3月22日提名及3月28日投票说明马华的改组近在眉睫，也就是在本月内必须完成。至于通过票选出来的新领导层是否合乎党员所愿及华社的需求，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党中央代表只负责投票，但不负责打保单。
在这种情形下，马华这几天的大动作是不必要也没有意义的。例如马青与妇女组的代表大会即使在中委会中有通过举行，但在情势急转直下后，坚持开会已没有多大的意义，况且这两个组织的理事会也已议决展期。
虽然如此，马华因党争还是宁可让它“献丑”，也不息事宁人。就这样马青的代表大会（6日）只得87名代表参与，连基本的200人出席方成大会也达不到，足以说明马青代表几乎倾向马青领导这一边，害得马汉顺（署理总团长）被指摘暗里“通敌”，里外不是人。这种说法似乎对马汉顺是不公平的，因为不出席大会是集体的决定，马汉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促成大会“流产”。不过这说明了马华过渡时期的中委会不能对马青的大会举不举行发号施令，也不能当作“流产”是违反党章来看待，毕竟马青所有代表的决定是应予尊重的，除非马华已不需要马青了。因此马青开不成大会是显示挑战派的势力牢固和强大，不是马汉顺左右得来，但也应该尊重他个人出席大会的权利。因此正如魏家祥所说，没有秋后算账。
同样的，马华妇女组的350名代表“违抗”妇女组理事会的议决是政治立场的表达，也没有违反党章规定只要200人出席即成大会。这就是说，马华妇女组的大会是按章行事，但不依理事会的决定行事。这固然会引起“合法”与“非法”的争议，但这样的争议也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所通过的提案（只属一般性质）能否执行或被接纳，还得回到理事会讨论和马华新领导层的态度。因此针对王赛芝和陈清凉的背离行动采取秋后算账，也是没有必要的（周美芬说了没这回事）。其实在党争底下，各有倾向也各护各主，难说对错。只是两派对着干下，弄出笑话徒让人指指点点：不是姐姐妹妹站起来，而是姐姐妹妹跳起来。不知道他们的“哭声怨声和妈妈声”是为了什么？连党外的人也莫名其妙。既然这不是马华末日，也不是妇女组被冻结。恰恰相反，而是马华在转变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阵痛，有什么值得痛哭流泪的？
倒反是马华总会长翁诗杰在此时此刻是最失意的人。在2008年10月被党代表扶上台的翁诗杰是意想不到有今日的困境。这与他战略与战术的失误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在马华党选后中选为署理总会长的蔡细历并非他所属意合作伙伴，因此在很多方面抬出“道德论”“封住”蔡细历挤入主流，这就是在战略藐视“敌手”的反弹力时但又同时在战术上不重视团结其他派系，以致在建构新领导层的过程中，被认为不够圆滑和灵活，犯上了兵家大忌中的“树敌太多”的自我孤立的误判。
有人也因之批评翁诗杰做了领袖后尚未改变他的独行侠作风，有过度的自我中心的心态，造成忠言逆耳，改革成效不大，反而加深党内的不满情绪。最大的动作就是拿蔡细历来祭旗。先是开除后是冻结党籍，终于引发特大的召开。
换句话说，去年的双十特大如同引爆计时炸弹，也炸伤了他本人和蔡细历，真是始料未及。但更大的震撼是翁诗杰泡制出来的与蔡细历的“团结方案”，几乎使到所有激赏他的人大跌眼镜，及后他的所作所为已把自己的形象模糊起来，因为过去或他从政以来的纪录，都是被形容有侠义作风的从政者，即使在2003年几乎被时任总会长的林良实开除党籍，他还是“泰山崩于前而不惧”的英雄本色。于是翁大侠之名也不胫而走了。
正因为他被马华党内视为308政治海啸后的适当人选，才得以“鲤跃龙门”，成为马华新舵主，取代了愿对2008年大选失利负责的黄家定的地位。
本来这正是翁诗杰一展长才的大好机会，也是处于伤痕累累的马华所急需的新一代领导人，但败就败在事实并非如此，他一直把矛头对向蔡细历而埋下祸根，以致在改革的大道上摔了一跤又一跤。他在过去两天之内（6日及7日），先后三次向党员公开道歉说明了在反省底下，他承认在改革过程中因操之过急犯下错误，及后在7日下午总结时表示，他也承认因为启开调查自贸区弊案，引发党内风波殃及马华。
由此来看翁诗杰的道歉论围绕两个主题，其一是把排斥蔡细历当成改革的主题；其二是巴生案件使到马华两位前任部长忙于辩解，也在马华党内掀起波浪。
不过翁诗杰犯上的另一个大失误是他没有通过党中委而私下与蔡细历“结盟”，企图为自己在双十特大议决案中被促下台寻找维持现状的理由，结果给他带来难以评估的伤害，包括在代表大会前夕的2/3中委辞职及蔡细历离他而去。
在难以容忍的难堪下，他又坚持举行党代表大会。虽然合法，但也只得603名代表出席，只占2378名中央代表的25%，对翁诗杰来说又是另一个打击。因为这又显示其势力已大不如前，而且大会也失去既有的政治意义。
固然翁诗杰的感性演说可以“感人肺腑”而掉下同情泪，但事到如今，他要为过去的行为导致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负上责任。他能否在党选中成功捍卫原职，对他的政途将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要看他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了。
刊登于2010年3月11日《东方日报》
蔡细历掌控重选王牌 （跃马扬鞭）
这一回马华公会真的要自我转变和面对新的挑战了。姑不论促成重选的真正理由是否是幕后的安排，它让我们看到的是蔡细历亲自跨出重要的一步，才使纷纷攘攘的重选化梦成真。从这个角度来看，蔡细历无疑在这场党争中已化被动为主动。这个微妙的变化，印证了政治的千变万化和得以将不可能的事化成可能。
由于蔡派和廖派的“暗渡陈仓”，表面上的否认已不重要了。它显现了一个新的布局正在酝酿和形成。换句话说，在短短的5个月内，马华的翁菜联手打造的团而不结的“团结方案”的新布局已逐渐逊色，不能承受内外压力，因而重选成了蔡细历拿捏的最后王牌。如果没有他的派系配合，重选也难成其事。正由于他的巧妙布署，他第二度成了马华党争的大赢家。
所谓的大赢家是里里外外都把他看成是突破僵局的关键人物，即使是单刀赴会面向媒体，人们也把他当成当下马华的实权派，操控马华的走向。
无可否认的，蔡细历是双十特大后的大红人，不仅恢复原职，而且重掌大权，成了党中央和柔佛马华的代言人。
在时机成熟下，蔡细历更微妙地利用华社和党员的普遍心态，在马华党内撬自己的墙脚，连同也把总会长翁诗杰的“龙椅”也敲断了两节，逼得翁诗杰也不得不依党章行事。因此在大局已定下，马华的重选已是势在必行，任何的阻挠也变成螳臂当车了。
在新形势下，马华怎样重选？怎样安排新阵容及新中委任期有多长已成为新热门焦点。
而焦点的焦点竟然不是翁诗杰或廖中莱，而是蔡细历。如果没有他临门一脚，马华直到今天还在为党选吵个不停，甚至把马华仅存的运气都吵掉了。就这样蔡细历成了造王者，但他是否能一举打掉“卫道者”的祭旗，主要的决定权在他本身，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功成引退”，不再角逐任何职位，在党内成为化解党争的第一功臣，成为马华永远的党员或更高的称号，但在其他方面有适当的安排。二是在洗牌下，他得以完成心愿成为马华新舵主，任期到2011年的10月。这刚好是大选前的换班，来一个“和平演变和交棒”。不过，他同样得承受无时无刻的政治压力乃至出其不意的打击。如果蔡细历捍卫老二，不仅突而不破，也无法消除道德论者对光碟片的指手划脚，对他同样如芒刺在背上，一刻也不安宁。他又何苦来哉？
至于翁诗杰在这场争夺战中显然已处于较下风。如果正如蔡细历所说，他事先没照会翁诗杰，显见他们的关系已有变化，而且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秘密协定，彼此得以为党的未来自作决定。若是翁蔡处于这种关系，那蔡的转向与廖布阵洗牌是具有合理逻辑了。因为他们联手起来已“掌握”了2/3的中央代表的投票倾向，这又是翁派所缺乏的。
以目前来说，翁诗杰的10名坚定中委是他的铁票，也足以影响1/3的代表给予支持。但如果翁要捍卫总会长一职，他必须在蔡廖之间取其一而行之，或三方来个妥协不打的排阵。不过，在双十特大之后，翁诗杰要在重选中保持现有阵容已被认为不现实和难以操作了。因此以翁诗杰的性格，他可能采取的步骤是孤注一掷，把自己豁了出去，只打出翁派旗号。
除非翁派有奇迹出现，取得敌对方或伙伴的谅解与合作或得到大多数中央代表的支持，否则要保住龙头老大的地位是场艰辛的保卫战。
剩下的廖中莱是308政治海啸后涌现的新政治宠儿，一下子越级成为部长和马华未来的政治明星，政途因而擦亮。
可是他与翁抱在一起点燃双十特大战火之后，也连带被灼伤，一度成为蔡派的“眼中钉”。无奈廖派势力不容小视也给翁派不断的压力，造成蔡派必须衡量轻重，在翁廖两派中求取生存与突破之道。
在当下，廖派选择的道路已不宽了，要么廖中莱亲自上阵挑大梁，来一个生死决斗；但如果没有事先妥协，廖要突围而出也不简单；要么廖派有需在翁蔡之中择一人为盟主，但列下任期时间表转移党权。现在看来，陷入痛苦的不仅是廖中莱，而是翁诗杰和蔡细历也不知如何应对，这已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是让党中央代表选出新领导层，能否应对时局的挑战和巫统的冲击，那是另外一个课题，现在的议题是马华如何再展公信力，这才是重选的重大意义。
刊登于2010年3月9日《南洋商报》
由于蔡派和廖派的“暗渡陈仓”，表面上的否认已不重要了。它显现了一个新的布局正在酝酿和形成。换句话说，在短短的5个月内，马华的翁菜联手打造的团而不结的“团结方案”的新布局已逐渐逊色，不能承受内外压力，因而重选成了蔡细历拿捏的最后王牌。如果没有他的派系配合，重选也难成其事。正由于他的巧妙布署，他第二度成了马华党争的大赢家。
所谓的大赢家是里里外外都把他看成是突破僵局的关键人物，即使是单刀赴会面向媒体，人们也把他当成当下马华的实权派，操控马华的走向。
无可否认的，蔡细历是双十特大后的大红人，不仅恢复原职，而且重掌大权，成了党中央和柔佛马华的代言人。
在时机成熟下，蔡细历更微妙地利用华社和党员的普遍心态，在马华党内撬自己的墙脚，连同也把总会长翁诗杰的“龙椅”也敲断了两节，逼得翁诗杰也不得不依党章行事。因此在大局已定下，马华的重选已是势在必行，任何的阻挠也变成螳臂当车了。
在新形势下，马华怎样重选？怎样安排新阵容及新中委任期有多长已成为新热门焦点。
而焦点的焦点竟然不是翁诗杰或廖中莱，而是蔡细历。如果没有他临门一脚，马华直到今天还在为党选吵个不停，甚至把马华仅存的运气都吵掉了。就这样蔡细历成了造王者，但他是否能一举打掉“卫道者”的祭旗，主要的决定权在他本身，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功成引退”，不再角逐任何职位，在党内成为化解党争的第一功臣，成为马华永远的党员或更高的称号，但在其他方面有适当的安排。二是在洗牌下，他得以完成心愿成为马华新舵主，任期到2011年的10月。这刚好是大选前的换班，来一个“和平演变和交棒”。不过，他同样得承受无时无刻的政治压力乃至出其不意的打击。如果蔡细历捍卫老二，不仅突而不破，也无法消除道德论者对光碟片的指手划脚，对他同样如芒刺在背上，一刻也不安宁。他又何苦来哉？
至于翁诗杰在这场争夺战中显然已处于较下风。如果正如蔡细历所说，他事先没照会翁诗杰，显见他们的关系已有变化，而且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秘密协定，彼此得以为党的未来自作决定。若是翁蔡处于这种关系，那蔡的转向与廖布阵洗牌是具有合理逻辑了。因为他们联手起来已“掌握”了2/3的中央代表的投票倾向，这又是翁派所缺乏的。
以目前来说，翁诗杰的10名坚定中委是他的铁票，也足以影响1/3的代表给予支持。但如果翁要捍卫总会长一职，他必须在蔡廖之间取其一而行之，或三方来个妥协不打的排阵。不过，在双十特大之后，翁诗杰要在重选中保持现有阵容已被认为不现实和难以操作了。因此以翁诗杰的性格，他可能采取的步骤是孤注一掷，把自己豁了出去，只打出翁派旗号。
除非翁派有奇迹出现，取得敌对方或伙伴的谅解与合作或得到大多数中央代表的支持，否则要保住龙头老大的地位是场艰辛的保卫战。
剩下的廖中莱是308政治海啸后涌现的新政治宠儿，一下子越级成为部长和马华未来的政治明星，政途因而擦亮。
可是他与翁抱在一起点燃双十特大战火之后，也连带被灼伤，一度成为蔡派的“眼中钉”。无奈廖派势力不容小视也给翁派不断的压力，造成蔡派必须衡量轻重，在翁廖两派中求取生存与突破之道。
在当下，廖派选择的道路已不宽了，要么廖中莱亲自上阵挑大梁，来一个生死决斗；但如果没有事先妥协，廖要突围而出也不简单；要么廖派有需在翁蔡之中择一人为盟主，但列下任期时间表转移党权。现在看来，陷入痛苦的不仅是廖中莱，而是翁诗杰和蔡细历也不知如何应对，这已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是让党中央代表选出新领导层，能否应对时局的挑战和巫统的冲击，那是另外一个课题，现在的议题是马华如何再展公信力，这才是重选的重大意义。
刊登于2010年3月9日《南洋商报》
两人斗争衍生公正党 （现代春秋）
原本是两个人的斗争，后来发展成两大阵营的斗争；更在后来已不止是两个人的斗争，而是变成三个人或四个人的斗争，进而引发成许多人的斗争。
它的经过和变化是这样的：
（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马来西亚，正副首相马哈迪及安华有不同的处理策略，连同其他课题，引发成两人关系冷却。
（二）1998年9月1日，马哈迪宣布货币管制政策，规定马币3.80元兑1美元。这意味着马币在国际货币市场自动除牌。
（三）1998年9月2日上午，马哈迪召见安华，要后者自动辞职。安华拒绝，关系闹僵。同日下午5.30pm，首相署正式宣布免除安华一切官职。
（四）1998年9月3日，马哈迪召开巫统最高理事会，通过开除安华党籍。
（五）1998年9月13日，安华在其家乡峇东埔发表“峇东埔宣言”，点燃烈火莫熄第一把火。
（六）1998年9月20日，安华率十万群众，在吉隆坡公布“独立广场宣言”，直接炮打司令部。同一天安华被逮捕，未获保释。9天之后，他被起诉滥权和鸡奸罪名。自那天起安华失去自由，直到2004年8月获得释放，前后约5年光景。
（七）1999年4月，由安华夫人旺阿兹莎领导的国民公正党宣告成立。5月，其他反对党，即回教党、公正党、行动党及人民党达成合作协议，准备在大选中与国阵全面抗衡。
这就是两个人斗争的开始。如果不是两个人的决不妥协的斗争，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但吊诡的是，也是马哈迪在1981年召安华加入巫统，才有后来的故事。因此说来说去，马来西亚今日的政局是由这两个人引发出来的。他们曾经是一对“政治父子”，但后来却变成“亮瑜不两立”的死敌。
就在安华失去马哈迪支持之后，也就改变了他的下半生。不然他今天已是我国第六任首相。但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政治大玩笑，直到今天他还在为他的马失前蹄不断地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事论事，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攀上高位下跌后不断抗争的除了安华之外，并没有第二位的从政者有如此的巨大的耐力与毫不松弛的斗志。
举例来说，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及后来的国家党）而参加1955年的普选失败后，他就在1959年的大选让位于崛起的回教党成为强大的反对党，而他斯人独憔悴地代表国家党只赢得一个国席（他在1962年逝世，结束争议性的一生）。
又如1963年农业部长阿都亚兹与首相东姑闹翻后被革职和开除党籍，他愤而组成国民议会党加入社阵，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不料在1964年大选失利后，党魁阿都亚兹被捕下狱，此党也就“人消政息”了。
最震撼的是巫统1987年的党选，竟发生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结盟斗马哈迪的党争，结果马哈迪派取得大胜，导致东姑拉沙里出走巫统，在1989年另组46精神党，且在1990年的大选与马哈迪争夺国家领导权，同样锻羽而归，夺权美梦破碎，进而影响东姑拉沙里在1995年的大选草草应战，不再予国阵任何威胁。
一年之后（1996年），46精神党解散，党员重投巫统怀抱。换句话说，东姑拉沙里的“雷声大雨点小”也给他带来失败的痛苦，难成大器。
安华则是第四次巫统危机的产物，他的命运与战略是前3者的综合体，而他所释放的能量又是从未见过的现象。比如他可以历史性地促成回教党与行动党的直接合作，也可以在狱中遥控1999年的大选，造就回教党辉煌的战绩。
在2004年的大选，反对党在一盘散沙下以失败收场。安华理应收山，但他的打死不走和永不认输的精神，竟而在2008年创造奇迹，改写马来西亚政治史。
这就是安华的魅力所在，也是被马哈迪逼出来的。
不论308政治海啸是怎样形成，它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安华是马来西亚政坛中罕有的“政治稀有极品”，不可思议地在反对党的废墟中建构一则现实的神话，让人膛目结舌。
然而也因为胜利来得太突然，安华领导的民联在急切中成立起来。由于缺乏指导思想，也就变成民联执政的州出现“脱节”现象，造成国阵在吡叻州乘虚而入，重夺政权。继之，雪州及槟州也陷入多事之秋；更因安华官司缠身，诸多不利因素四处扩散，进而又发生了有系统有计谋的叛党行动。所有这一切皆集中在公正党。看来安华要逃过这一劫数还得施展浑身解数的功力。这就是安华故事的新一章的开始。结局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0年3月8日《光华日报》
林冠英乱局中反守为攻 挑战选委会还第三张票 （及时评论）
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突然引爆一枚计时炸弹，向记者宣布槟州政府决定恢复地方选举，并通知和授权选举委员会执行槟岛与威省市政局的选举。这意味着，槟州政府准备挑战联邦政府，是否同意恢复地方选举？
从政治角度来看，林冠英显然是准备把这个热山芋抛给联邦政府承接，因为自从308政治海啸后，上台执政槟州的行动党就不断面对压力，要它兑现第三张票（也就是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但说容易行之难之又难，主要有两点：（一）联邦政府于1966年在国会通过地方政府修正法令，赋权州政府接管地方政府。就这样槟州的地方议会统归州政府接管，暂时终止选举。
（二）联邦政府在10年之后，即1976年再次通过国会修改地方政府法令，允许市政局合并并委任市议员和地方议员。
这就是说，在1966年后就停止地方选举；而在1976年后地方议会由州政府进行改组，可以委任市议员，地方议员和主席等职，正式宣告终结地方选举。因而才有了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疾呼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来争取选票的运动。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竟然一前一后也是因乔治市市议会改变了我们的政治体制。
先说历史的那一段：英国人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后，在1848年首次成立市政局委员会。
1857年，乔治市市政局正式成立，由5人组成，其中3 人由纳税人选出。虽然当时的选举过于“搞笑”，由候选人拉拢亲朋戚友投票，但确是奠下“民主”的第一块基石。
1913年，英人突然“封杀”民主，所有市议员改由总督委任，且人数增至12名（在那个时候，槟城人民流行称呼的12商就是指这批受委的市议员）。
到了1951年（也就是世界大战后的第六年），英国人有鉴于民族解放运动排山倒海而来，又发奇想地恢复市议会选举，目的是要槟城的人民接受民主政治，而远离马共的斗争（这也是全马第一个民主选举的地方议会）。
那一年最积极响应市议会选举的是林苍祐，他即刻组织了“急进党”，全面参选。其他角逐者有巫统、劳工党及独立人士。虽然当时只局部选举（共15名市议员，9名选举，余由参政司或称槟州总督委任，且参政司是当然主席）。林苍祐的党竟一炮而红，夺下6席，可惜未达半数，控制不了市议会。
1953年，林苍祐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参加市议员选举。因不是在安全区（丹绒），而是在非安全区（日落洞），结果出师不利。从此林苍祐不再参加市议会选举，但他在1969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直接管辖乔治市市议会，更在1985年接受乔治市市议会颁发荣誉市民奖（应是最后一人，好像以后不再有此仪式举行）。真是吊诡之至。
1956年市议会选举，适逢钟灵学潮，劳工党参选5席全胜，联盟也不劳而获5席，并有独立议员。为应付1957年独立的到来，市议会后来得选一位民选主席（也就是后来的市长），结果联盟的吴源和得到独立议员的支持而当选。
1957年元旦日，英女皇破格提升乔治市为自治市议会地位，全岛市民举行大旗鼓游行大庆祝。不幸乐极生悲，爆发种族冲突，全岛宵禁。自那时起，不再有大旗鼓游行，直到80年代，在林苍祐支持下才又恢复过来。
1958年，劳工党已打出社阵旗号，在乔治市议会内拥有多数席，改由劳工党主席萳马纳旦出任市长，为左翼执政掀开第一页。
1961年市议会选举（此时法令已修改，即每3年选一次，不再采取以得票多寡来决定任期一年，二年或三年的轮任制）。此时如日冲天的社阵，在15席中，一口气拿下14席，战绩辉煌，黄添寿出任市长，联盟只得靠边站。
1963年，乔治市议会选举，社阵因内部出现问题，不再是强势领导，在15席中保住9席仍然执政，此时改由崔耀才出任市长，但政权不稳。
1965年，政府宣布成立调查庭，调查乔治市市议会不当运作的指控，矛头对准当时垂帘听政的林建寿。这个调查旨不在惩罚，而在于为政府接管地方议会铺路。果然不久之后，政府宣布终止地方议会选举（理由是乔治市市议会“犯错”，民主选举不得不中止）。
社阵在被强行接管下，举行示威抗议，哀悼民主失落。虽然如此，联邦政府也就一劳永逸地通过法令停止所有的地方议会选举。由那时开始直到今天，新生一代的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地方议会选举。
回到现实那一段：这是1976年以后的事。因为这一年市议员被允许委任，不再民选，也就成了执政党分配政治利益的筹码。因为任期只一年，担任议员的也就战战兢兢深怕被除名，经常被指不得不听命于党领导人。因此多年以来，反对党直斥执政党滥用权力，把地方议会变成“私产”。
地方议会的变化也是因人因事而异的。比如在1976年后，由州政府委任公务员出任市主席，而在1990年后，因国阵在州选失利（民政只剩7席，马华全军覆没，巫统12席），不得不接受由民政党人出任乔治市市主席（陈锦华因而走马上任，直到1996年，之后丁福南接任，1999年后又回到公务员直到今天）。
在威省方面，在90年代后，也是安排巫统人出任主席，直到99年后，又回到公务员，今天依然故我。
由于这样，反对党对国阵的大小通吃是最多批评和谴责的，但它们也因为改变不了政治，只有越骂越起劲但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到最后干脆豁了出去，要还人民第三张票。
此牌一打出，也发生效应，林冠英上台执政了。但困扰他的不是州政府的权力萎缩，而是有些权限不属于州政府，要动也动不了。比如地方议会选举就不属于州政府的权限，林冠英在无可奈何下，只好萧规曹随地引用前朝政府的操作方式，自然引来恶评多过善评。
老实说，中央政府是不可能随槟州政府起舞的，选委会也自然不会依喻令行事，因为有法律依据，林冠英又怎样打破条例的局限呢？
在苦无良计后，林冠英趁政治乱局之际，抛出这一张王牌反守为攻，目的是要中央政府积极回应，即使不同意，他也有了交待，那就是州政府人事已尽，下来就看中央政府的态度了。而他的一箭双雕显然又是：若选委会无法落实，那就送民联入布城吧！这就是林冠英的心理战。在战略上他是把被动化成主动；但在战术上，他又如何使地方议会民主化，也就在考验林冠英的智慧了。
刊登于2010年3 月7日《光华日报》
从政治角度来看，林冠英显然是准备把这个热山芋抛给联邦政府承接，因为自从308政治海啸后，上台执政槟州的行动党就不断面对压力，要它兑现第三张票（也就是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但说容易行之难之又难，主要有两点：（一）联邦政府于1966年在国会通过地方政府修正法令，赋权州政府接管地方政府。就这样槟州的地方议会统归州政府接管，暂时终止选举。
（二）联邦政府在10年之后，即1976年再次通过国会修改地方政府法令，允许市政局合并并委任市议员和地方议员。
这就是说，在1966年后就停止地方选举；而在1976年后地方议会由州政府进行改组，可以委任市议员，地方议员和主席等职，正式宣告终结地方选举。因而才有了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疾呼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来争取选票的运动。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竟然一前一后也是因乔治市市议会改变了我们的政治体制。
先说历史的那一段：英国人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后，在1848年首次成立市政局委员会。
1857年，乔治市市政局正式成立，由5人组成，其中3 人由纳税人选出。虽然当时的选举过于“搞笑”，由候选人拉拢亲朋戚友投票，但确是奠下“民主”的第一块基石。
1913年，英人突然“封杀”民主，所有市议员改由总督委任，且人数增至12名（在那个时候，槟城人民流行称呼的12商就是指这批受委的市议员）。
到了1951年（也就是世界大战后的第六年），英国人有鉴于民族解放运动排山倒海而来，又发奇想地恢复市议会选举，目的是要槟城的人民接受民主政治，而远离马共的斗争（这也是全马第一个民主选举的地方议会）。
那一年最积极响应市议会选举的是林苍祐，他即刻组织了“急进党”，全面参选。其他角逐者有巫统、劳工党及独立人士。虽然当时只局部选举（共15名市议员，9名选举，余由参政司或称槟州总督委任，且参政司是当然主席）。林苍祐的党竟一炮而红，夺下6席，可惜未达半数，控制不了市议会。
1953年，林苍祐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参加市议员选举。因不是在安全区（丹绒），而是在非安全区（日落洞），结果出师不利。从此林苍祐不再参加市议会选举，但他在1969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直接管辖乔治市市议会，更在1985年接受乔治市市议会颁发荣誉市民奖（应是最后一人，好像以后不再有此仪式举行）。真是吊诡之至。
1956年市议会选举，适逢钟灵学潮，劳工党参选5席全胜，联盟也不劳而获5席，并有独立议员。为应付1957年独立的到来，市议会后来得选一位民选主席（也就是后来的市长），结果联盟的吴源和得到独立议员的支持而当选。
1957年元旦日，英女皇破格提升乔治市为自治市议会地位，全岛市民举行大旗鼓游行大庆祝。不幸乐极生悲，爆发种族冲突，全岛宵禁。自那时起，不再有大旗鼓游行，直到80年代，在林苍祐支持下才又恢复过来。
1958年，劳工党已打出社阵旗号，在乔治市议会内拥有多数席，改由劳工党主席萳马纳旦出任市长，为左翼执政掀开第一页。
1961年市议会选举（此时法令已修改，即每3年选一次，不再采取以得票多寡来决定任期一年，二年或三年的轮任制）。此时如日冲天的社阵，在15席中，一口气拿下14席，战绩辉煌，黄添寿出任市长，联盟只得靠边站。
1963年，乔治市议会选举，社阵因内部出现问题，不再是强势领导，在15席中保住9席仍然执政，此时改由崔耀才出任市长，但政权不稳。
1965年，政府宣布成立调查庭，调查乔治市市议会不当运作的指控，矛头对准当时垂帘听政的林建寿。这个调查旨不在惩罚，而在于为政府接管地方议会铺路。果然不久之后，政府宣布终止地方议会选举（理由是乔治市市议会“犯错”，民主选举不得不中止）。
社阵在被强行接管下，举行示威抗议，哀悼民主失落。虽然如此，联邦政府也就一劳永逸地通过法令停止所有的地方议会选举。由那时开始直到今天，新生一代的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地方议会选举。
回到现实那一段：这是1976年以后的事。因为这一年市议员被允许委任，不再民选，也就成了执政党分配政治利益的筹码。因为任期只一年，担任议员的也就战战兢兢深怕被除名，经常被指不得不听命于党领导人。因此多年以来，反对党直斥执政党滥用权力，把地方议会变成“私产”。
地方议会的变化也是因人因事而异的。比如在1976年后，由州政府委任公务员出任市主席，而在1990年后，因国阵在州选失利（民政只剩7席，马华全军覆没，巫统12席），不得不接受由民政党人出任乔治市市主席（陈锦华因而走马上任，直到1996年，之后丁福南接任，1999年后又回到公务员直到今天）。
在威省方面，在90年代后，也是安排巫统人出任主席，直到99年后，又回到公务员，今天依然故我。
由于这样，反对党对国阵的大小通吃是最多批评和谴责的，但它们也因为改变不了政治，只有越骂越起劲但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到最后干脆豁了出去，要还人民第三张票。
此牌一打出，也发生效应，林冠英上台执政了。但困扰他的不是州政府的权力萎缩，而是有些权限不属于州政府，要动也动不了。比如地方议会选举就不属于州政府的权限，林冠英在无可奈何下，只好萧规曹随地引用前朝政府的操作方式，自然引来恶评多过善评。
老实说，中央政府是不可能随槟州政府起舞的，选委会也自然不会依喻令行事，因为有法律依据，林冠英又怎样打破条例的局限呢？
在苦无良计后，林冠英趁政治乱局之际，抛出这一张王牌反守为攻，目的是要中央政府积极回应，即使不同意，他也有了交待，那就是州政府人事已尽，下来就看中央政府的态度了。而他的一箭双雕显然又是：若选委会无法落实，那就送民联入布城吧！这就是林冠英的心理战。在战略上他是把被动化成主动；但在战术上，他又如何使地方议会民主化，也就在考验林冠英的智慧了。
刊登于2010年3 月7日《光华日报》
13.3.10
和平方案为马华疗伤止痛 党争最终将以"分猪肉"收场？
时间：2010-03-09 18:10:01 来源：本报报道 作者：林慧棋
（吉隆坡9日讯）马华前署理总会长蔡细历，预料将跟现有的领导层针对重选课题进行协商，以达成“有提名，无竞选”的和平方案。
据本报获悉的党内消息指出，马华各领袖正在进行一项“和平方案”的谈判，并认为翁诗杰的引退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消息指出，在翁诗杰引退后，翁派人马将持续保有现任的一切官职、党职，其中包括王赛芝、郑联科、颜炳寿、林圣财等人。
该消息透露，在翁诗杰腾出“总会长空缺”后，蔡细历将会任马华总会长，廖中莱任署理总会长，黄家泉任总秘书；或者会出现蔡细历任马华总会长，黄家泉任署理总会长，廖中莱任副总会长，而嫡属蔡派的陈财和或可能出任副总会长的局面。
而被视为翁派喉舌的《透视大马》也在今天报道表示，各派领袖出尽全力，要在提名时就敲定江山，让对手不战而退。廖蔡两派虽暂时没有联手，但是两派都出尽全力要翁诗杰退选，以达成两派最希望看到的有提名，无竞选。
该报道指出，廖中莱亲自拨电给翁诗杰身边的人士，分析时势对翁诗杰完全不利，要翁自动退选。蔡派数名大将的动作也相同，要先行迫退翁诗杰，使到整个选举不必竞争，就产生新的领导层。
“廖中莱这几天都有拨电给翁诗杰数名党内好友，希望翁诗杰「明白事理」，要翁引退。廖中莱是希望在不必竞选的情况，顺利当上署理总会长。而蔡细历则希望诗杰退选，那么，廖派就必须听从他的安排。”
透视大马报道中分析，蔡细历拥有七名中委支持，目前加上江作汉以及马青总团长魏家祥的投靠，算是赢面最大的候选人。他若竞选总会长，看来也只有翁诗杰能和他对垒。其它对手如黄家泉，廖中莱等人，还是不能和蔡细历一拼。但另一个有实力和蔡细历对决的人是前总会长黄家定。
另一方面《中国报》今天也报道预测，马华党争大洗牌中可能出现的竞选阵容包括：蔡细历将搭配黄家泉或廖中莱出任总会长与署理总会长。
然而，这样的“和平方案”是否能够真如蔡细历所盘算的那样，获得各派领袖的同意、配合，则依然是个未知数。
谢诗坚：蔡细历应趁势光荣引退
时事评论人谢诗坚在接受《风云时报》访问时表示，在1986年林良实年代，就曾经发生过“有提名，无竞选”的和平方案事件。他指出，所谓的“和平方案”意味着涉及党争的派系，以协商提名为名，分猪肉为实，“分配”给适当的人选，担任总会长和署理总会长一职。
而对于《中国报》报导所指出的，蔡细历将会与黄家泉或者廖中莱合作，谢诗坚则提出了另一套看法。
他认为，能够更好的解决党争问题的方案是：其一蔡细历任马华总会长，廖中莱任署理总会长。这样能让廖中莱在下届党选中更顺利的上位。
其二，廖中莱独当一面担任总会长，并且拉拢黄家泉担任署理总会长，但是蔡派依然在中委会上保有着其势力，而蔡细历则担任马华名誉会长，籍由这个作法，蔡细历才可以全面解决党争。
谢诗坚分析说，蔡细历在这个时候引退，担任荣誉顾问或大马驻中国的外交大使，更具光荣与大将风范。
林放：和平方案在未来一年发挥疗伤止痛的效用
然而，时事观察员林放则表示，“和平方案”是为了整合马华的团结而提出的，它的落实有助于抚平马华因党争而引起的创伤，在未来一年发挥疗伤止痛的效用。
林放也表示，蔡细历不想在党内制造新的麻烦，所以有提名、无竞选、保留官职，是一个睿智的做法。
“只要不剥夺别人的资源，就不会有竞争的问题。”
至于这一项方案是否能获得翁派人马的同意，林放指出，从307马华大会的出席率看来，翁诗杰大约只掌握了25%中央代表的支持，显然的，他已经失去了保留党职的筹码。因此，即使黄家泉与翁诗杰合作，支持票也未成气候。
潘永强：和平方案并不能恢复马华领袖的正当性
而政治评论作者潘永强则认为，蔡细历所暗示的“和平方案”，实现的可能性甚低。
他指出，“有提名，无竞选”就是一种经过协调后的权力安排，若要落实这个方案，必须在一种“有序的权力转移”之下，才可能出现。例如，有明确的接班人选、有具威望且共同接受的人物，以及相互信赖可以合作等情况之下，才有机会促成“有序”的无竞选安排。
潘永强进一步表示，虽然蔡细历认为他掌控近五成的中央代表，赢面最大，期以“有提名，无竞选”的方案，成为党内最大的资源分配者，这对他而言风险最少，但对其他派系来说，等同于独尊蔡细历为共主，且权力有被稀释之虞，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蔡细历如要接任总会长，就必须经历一番真正的选票洗礼，用最新的党意压服党内各派，才能洗脱过去两年的阴霾恢复马华领袖之正当性。而且，利用竞选机会，将一部分人物淘汰出局，也减少党内资源争夺的困境。”
政治竞争最终取于实力的强弱，如果只是“有提名，无竞选”，则只算是暂时的妥协，各派的实力无法适当的反映和展现出来，没有解决马华的权力矛盾。采取“有提名，无竞选”，有效期最多到明年党选，到时基于全国大选选区分配，仍要全面开打。
转载自《中国报》
（吉隆坡9日讯）马华前署理总会长蔡细历，预料将跟现有的领导层针对重选课题进行协商，以达成“有提名，无竞选”的和平方案。
据本报获悉的党内消息指出，马华各领袖正在进行一项“和平方案”的谈判，并认为翁诗杰的引退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消息指出，在翁诗杰引退后，翁派人马将持续保有现任的一切官职、党职，其中包括王赛芝、郑联科、颜炳寿、林圣财等人。
该消息透露，在翁诗杰腾出“总会长空缺”后，蔡细历将会任马华总会长，廖中莱任署理总会长，黄家泉任总秘书；或者会出现蔡细历任马华总会长，黄家泉任署理总会长，廖中莱任副总会长，而嫡属蔡派的陈财和或可能出任副总会长的局面。
而被视为翁派喉舌的《透视大马》也在今天报道表示，各派领袖出尽全力，要在提名时就敲定江山，让对手不战而退。廖蔡两派虽暂时没有联手，但是两派都出尽全力要翁诗杰退选，以达成两派最希望看到的有提名，无竞选。
该报道指出，廖中莱亲自拨电给翁诗杰身边的人士，分析时势对翁诗杰完全不利，要翁自动退选。蔡派数名大将的动作也相同，要先行迫退翁诗杰，使到整个选举不必竞争，就产生新的领导层。
“廖中莱这几天都有拨电给翁诗杰数名党内好友，希望翁诗杰「明白事理」，要翁引退。廖中莱是希望在不必竞选的情况，顺利当上署理总会长。而蔡细历则希望诗杰退选，那么，廖派就必须听从他的安排。”
透视大马报道中分析，蔡细历拥有七名中委支持，目前加上江作汉以及马青总团长魏家祥的投靠，算是赢面最大的候选人。他若竞选总会长，看来也只有翁诗杰能和他对垒。其它对手如黄家泉，廖中莱等人，还是不能和蔡细历一拼。但另一个有实力和蔡细历对决的人是前总会长黄家定。
另一方面《中国报》今天也报道预测，马华党争大洗牌中可能出现的竞选阵容包括：蔡细历将搭配黄家泉或廖中莱出任总会长与署理总会长。
然而，这样的“和平方案”是否能够真如蔡细历所盘算的那样，获得各派领袖的同意、配合，则依然是个未知数。
谢诗坚：蔡细历应趁势光荣引退
时事评论人谢诗坚在接受《风云时报》访问时表示，在1986年林良实年代，就曾经发生过“有提名，无竞选”的和平方案事件。他指出，所谓的“和平方案”意味着涉及党争的派系，以协商提名为名，分猪肉为实，“分配”给适当的人选，担任总会长和署理总会长一职。
而对于《中国报》报导所指出的，蔡细历将会与黄家泉或者廖中莱合作，谢诗坚则提出了另一套看法。
他认为，能够更好的解决党争问题的方案是：其一蔡细历任马华总会长，廖中莱任署理总会长。这样能让廖中莱在下届党选中更顺利的上位。
其二，廖中莱独当一面担任总会长，并且拉拢黄家泉担任署理总会长，但是蔡派依然在中委会上保有着其势力，而蔡细历则担任马华名誉会长，籍由这个作法，蔡细历才可以全面解决党争。
谢诗坚分析说，蔡细历在这个时候引退，担任荣誉顾问或大马驻中国的外交大使，更具光荣与大将风范。
林放：和平方案在未来一年发挥疗伤止痛的效用
然而，时事观察员林放则表示，“和平方案”是为了整合马华的团结而提出的，它的落实有助于抚平马华因党争而引起的创伤，在未来一年发挥疗伤止痛的效用。
林放也表示，蔡细历不想在党内制造新的麻烦，所以有提名、无竞选、保留官职，是一个睿智的做法。
“只要不剥夺别人的资源，就不会有竞争的问题。”
至于这一项方案是否能获得翁派人马的同意，林放指出，从307马华大会的出席率看来，翁诗杰大约只掌握了25%中央代表的支持，显然的，他已经失去了保留党职的筹码。因此，即使黄家泉与翁诗杰合作，支持票也未成气候。
潘永强：和平方案并不能恢复马华领袖的正当性
而政治评论作者潘永强则认为，蔡细历所暗示的“和平方案”，实现的可能性甚低。
他指出，“有提名，无竞选”就是一种经过协调后的权力安排，若要落实这个方案，必须在一种“有序的权力转移”之下，才可能出现。例如，有明确的接班人选、有具威望且共同接受的人物，以及相互信赖可以合作等情况之下，才有机会促成“有序”的无竞选安排。
潘永强进一步表示，虽然蔡细历认为他掌控近五成的中央代表，赢面最大，期以“有提名，无竞选”的方案，成为党内最大的资源分配者，这对他而言风险最少，但对其他派系来说，等同于独尊蔡细历为共主，且权力有被稀释之虞，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蔡细历如要接任总会长，就必须经历一番真正的选票洗礼，用最新的党意压服党内各派，才能洗脱过去两年的阴霾恢复马华领袖之正当性。而且，利用竞选机会，将一部分人物淘汰出局，也减少党内资源争夺的困境。”
政治竞争最终取于实力的强弱，如果只是“有提名，无竞选”，则只算是暂时的妥协，各派的实力无法适当的反映和展现出来，没有解决马华的权力矛盾。采取“有提名，无竞选”，有效期最多到明年党选，到时基于全国大选选区分配，仍要全面开打。
转载自《中国报》
8.3.10
不可思议的迷信成风？（天下纵横）
外电这样报导,农历年初五是民间传说财神下凡的上班日，湖北武汉归元寺周四凌晨有55万人冒着寒风接财神。当局派出数千名公安戴防毒面具执勤，且禁止民众在寺内放鞭炮。但在敬香处只见火光熊熊，清烟飘起，远看还以为发生火警。因为民众之多，也把通往归元寺的几条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如果有关报导没有夸大的话，那无疑是一则重大的新闻，它说明了在中国的民众相信求财转运，多到一日之间竟有55万人挤爆寺庙，简直是不可思议；它也同时说明中国年轻的一代的思想面对精神的空虚，借助烧香拜佛来寻求心灵的安慰。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近日向我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一代越来越迷信，这在他年轻的时代是没有的。
面对这样的迷信成风，你说是中国之幸或不幸？我也说不上来。在一方面你可以解释成中国尊重宗教自由，不再禁止人民焚香拜神；但在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物质文明是大突破了，可精神文明却变得苍白和无法与物质齐步迈进。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有必要从中国推翻满清说起。那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一举埋葬了封建王朝，从此中国不再有皇帝，但却出现大大小小的军阀把中国弄得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指袁世凯及后来的军阀掠夺了革命果实，背叛了革命。
中国的青年在痛恨军阀出卖国家主权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府竟同意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割舍给日本），终于催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强烈反对军阀政府的丧权辱国。就这样“五四”像一把烈火在中国人的心灵燃烧起来，他们的思想也向西方看齐，民主与科学成了中国人民追求的两大目标。
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1年）。初时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而有了北代的革命，以收服军阀割据和实现统一中原之宏愿。可惜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及1927年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协议后，从此血洗共产党人。也由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抛弃幻想，开始了艰苦的武装斗争。30年代初期在井冈山及瑞金建立的红色根据地展示了国共斗争的尖锐性。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九一八”的苦难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良知，抗日成为共同的决心。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迫使红军放弃根据地而在1934年有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事迹，终于在1935年在延安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7年日本挑起卢沟桥事件，全面侵华。中日战争拉开序幕，才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中共军队和支持者在长期的抗暴斗争中，他们学会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一道理，一切得靠自己打拼。在这种战斗的日子里，中国人民受到中共的影响，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斗争的理念，及后又发展成毛泽东思想。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都不鼓吹怪力乱神，也绝不鼓吹迷信，更没有所谓“救世主”的出现，因而孕育了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
凭着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打败了蒋介石几百万大军，创下奇迹；更在1949年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此之后，在一段很长的日子里，中国人民不再迷信，也不进庙烧香，只把寺庙当历史古迹及旅游胜地保留（虽然在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过破坏，但还是保留许多的古刹和古迹）。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了几十年。
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邓小平开创性的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物质建设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但伴随而来的又是精神文明的失调，年青的一代不再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被安排在工作中不忘学习。久而久之，新崛起的一代离开学堂后，也就把学校的政治课一脚抛开，思想又在花花世界中迷失。于是出现了数十万人迎财神的不切实际的举动。
天底下哪有这么多财神好接？此风气一开，也真叫人担心中国的新生一代到底在想着什么？难道他们想到的只是发财？这太背离社会主义宗旨和毛泽东思想了，焉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0年3月8日《号外周报》第469期
如果有关报导没有夸大的话，那无疑是一则重大的新闻，它说明了在中国的民众相信求财转运，多到一日之间竟有55万人挤爆寺庙，简直是不可思议；它也同时说明中国年轻的一代的思想面对精神的空虚，借助烧香拜佛来寻求心灵的安慰。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近日向我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一代越来越迷信，这在他年轻的时代是没有的。
面对这样的迷信成风，你说是中国之幸或不幸？我也说不上来。在一方面你可以解释成中国尊重宗教自由，不再禁止人民焚香拜神；但在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物质文明是大突破了，可精神文明却变得苍白和无法与物质齐步迈进。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有必要从中国推翻满清说起。那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一举埋葬了封建王朝，从此中国不再有皇帝，但却出现大大小小的军阀把中国弄得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指袁世凯及后来的军阀掠夺了革命果实，背叛了革命。
中国的青年在痛恨军阀出卖国家主权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府竟同意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割舍给日本），终于催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强烈反对军阀政府的丧权辱国。就这样“五四”像一把烈火在中国人的心灵燃烧起来，他们的思想也向西方看齐，民主与科学成了中国人民追求的两大目标。
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1年）。初时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而有了北代的革命，以收服军阀割据和实现统一中原之宏愿。可惜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及1927年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协议后，从此血洗共产党人。也由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抛弃幻想，开始了艰苦的武装斗争。30年代初期在井冈山及瑞金建立的红色根据地展示了国共斗争的尖锐性。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九一八”的苦难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良知，抗日成为共同的决心。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迫使红军放弃根据地而在1934年有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事迹，终于在1935年在延安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7年日本挑起卢沟桥事件，全面侵华。中日战争拉开序幕，才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中共军队和支持者在长期的抗暴斗争中，他们学会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一道理，一切得靠自己打拼。在这种战斗的日子里，中国人民受到中共的影响，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斗争的理念，及后又发展成毛泽东思想。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都不鼓吹怪力乱神，也绝不鼓吹迷信，更没有所谓“救世主”的出现，因而孕育了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
凭着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打败了蒋介石几百万大军，创下奇迹；更在1949年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此之后，在一段很长的日子里，中国人民不再迷信，也不进庙烧香，只把寺庙当历史古迹及旅游胜地保留（虽然在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过破坏，但还是保留许多的古刹和古迹）。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了几十年。
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邓小平开创性的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物质建设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但伴随而来的又是精神文明的失调，年青的一代不再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被安排在工作中不忘学习。久而久之，新崛起的一代离开学堂后，也就把学校的政治课一脚抛开，思想又在花花世界中迷失。于是出现了数十万人迎财神的不切实际的举动。
天底下哪有这么多财神好接？此风气一开，也真叫人担心中国的新生一代到底在想着什么？难道他们想到的只是发财？这太背离社会主义宗旨和毛泽东思想了，焉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0年3月8日《号外周报》第469期
马华终于同意重新洗牌 （现代春秋）
正当国阵在巫统指示下准备进行大洗牌之际，因内讧而胶着的马华公会却引爆政治地震。以蔡细历为首的8名中委宣布辞职，连同廖中莱派系的13名中委共21人（超过中委2/3）已辞职。按照党章，必须在一个月内进行重选。不论结局如何，马华将掀开历史新页，并打破了僵局。
所谓的僵局是指去年的双十特大后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促成翁诗杰与蔡细历的联手，进而将廖中莱派“半边缘化”，局面似乎回到特大前又好像不是，因而出现一个微妙且充满吊诡的局面。这对马华来说是一个新奇的组合，也是对党中央代表智慧的新挑战。因为翁蔡组成的“新当权派”提出了一个有待考验的“团结方案”，要上下一起把恩怨放一旁，同时在不重选下，共创团结的明天。
但这个“新当权派”又不是原来的当权派（指2008年10月党选出来的阵容）。原来的当权派是翁诗杰意气风发锐意改革马华，并擎起“道德”大旗向蔡细历发难，迫使后者在存亡中抓住最后一根稻草，通过特大“起死回生”。
所谓的“起死回生”是特大为蔡细历“平反”，推翻中委的冻结党籍议决，马上恢复党员籍，但又通不过恢复原职（署理总会长）。就当时来说，蔡细历打了一场艰辛的半输半赢的“政治生死战”。
反而是翁诗杰连失两手。其一是扳不倒蔡细历；其二是连自己的威信也搭进去了，变成翁蔡在道义上被特大投下“不信任票”。这虽然不具法律效力，但具有舆论压力。
本来在特大后的善后工作是如何收拾残局，结果又是奇迹连连。蔡细历恢复了署理会长职；翁诗杰也未被中委会请走。他不仅留下来，而且还和蔡细历分享党内权力。这样一来，一度与翁诗杰穿同一条裤子的廖中莱，也就在新形势下，失去参与决定权，其派系人马也遭到“排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华进入了吊诡的新局面。
伴随着三方势力在党内的相互争夺，这数个月来也一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尽管蔡细历否认他有派系；而事实上，他的人马在党内也不逊于其他派系，不然当他被冻结党籍时，是不可能一下子收集1/3的代表签名要求召开特大的。
就此来看当今的马华真是三分天下的鼎足而立，已是到了非洗牌不可的地步。在过去，马华在分裂和斗争下，都订下时间表分出一个胜负来，不会“胶成一团”。例如1959年林苍祐与陈修信的斗争，经半年后见分晓。前者黯然退出马华；后者正式登堂入室。又例如1984年马华党争，梁维泮斗陈群川，经过一年的较量和重新选举，也分出胜负。前者甘愿退隐政坛；后者成为新盟主。
还有在2003年双林（林良实与林亚礼）一起退出领导，结束两人的恩怨。
所幸今天的马华党争终于“逼”出一个方案来，那就是重选。毕竟他们已看到危机所在，若再不予以重视，马华恐怕陷入万劫不复之困境。
眼明人都看得出来，当下马华的危机在于翁诗杰领导的不是一个团队的马华，而是两个或三个团队的马华；更甚者在春节期间各说各话，授人话柄。这对翁诗杰的权威的树立只有负分而没有加分。
因为他不可能促成国阵政府改组内阁，将廖中莱派排斥出去；翁诗杰因此与李三春比较明显是矮了一截。1979年马华党选后，李三春就直接上书胡申翁首相，要求撤掉失败者曾永森的部长职，首相也照做了。但廖中莱未在党选中输掉党职，且又自成派系，其地位自然不易被动摇。
除非翁诗杰有能力掌控全局，以及蔡细历不再是翁的一个包袱，反而转成党的政治资产，并有足够的势力将廖派“清理出去”或“将之收编”，不然翁诗杰又怎能带领马华应对巫统的政治招术？
巫统显然已展开攻势向民联下重手，而且锐意改组国阵，以便在短时间内掌握国家的政治走向。反观马华的改革行动一度停顿下来，也忙于内斗，已经不再听到308政治海啸后对国阵和巫统的批判言论。在这方面，领军失败的黄家定在未退位前的较为大胆的直率言论倒令人怀念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黄家定退位后，马华代表选出翁诗杰接班，因为他们相信翁诗杰会更加出位和更加的敢怒敢言，符合新政治格局的需求。换句话说，他们希望翁诗杰以团队的精神促成国阵改革，放弃一党独大，以民为本。
未想翁诗杰在双十特大后，面对前所未有的遭遇，也打乱了他的整个战略。终于让人看到马华敢于内斗但怯于外斗。这种不攘外也不安内的随遇而安的心态，若再持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既然马华的任何派系都口口声声以党为重，那么个人的牺牲或让步以促成党的新生是完全必要的。现在蔡廖两人启动改革的第一步，翁派也自然要配合。下来就看马华代表如何选出一个精明而又敢于冲刺的新团队。不然马华要浴火重生也极不容易。
刊登于2010年3月6日《光华日报》
大马政党政治的变化 （直挂云帆）
《东方日报》于2月28日刊登了覃心靖的报导，公布了目前仍存在的33个政党名单，也公布了近20年来已解散的22个政党的名单，让我们从中了解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的变化。但我们有必要加以分析和评述，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来。因为从图表中我们看不到政党蜕变带来的影响。
就以国阵来说，它目前仍是最大的组合，一共有13个成员党。虽然在2008年大选后，沙巴的进步党退出国阵，但没有影响国阵在中央及沙巴的执政地位。
1974年联盟正式扩大成国阵（国民阵线）时，最初的阶段是9个成员党，后来就逐渐发展成14个成员党，主要是指东马方面的政党起了显著的变化。
至于西马方面，国阵的成员党的变化除了1977年回教党被排出国阵（从此它不再回到国阵）外，其他成员党保持不变，但要数人民进步党的时运最不济。它在1974年的大选失利后，虽勉强维持在吡叻州的联合政府，但地位已逐渐被马华、民政与国大党所取代。直到今天，人民进步党虽仍保有一委任副部长，也已无议席可言，加上党内讧不断，在国阵内的身份已是今非昔比。
一项值得注意的是国阵在沙巴及砂拉越各有4个成员党，前者已是由巫统在沙巴主政和掌握局面（所谓首席部长轮任制，虽从1994年开始，但在2004年结束。不再由各党轮任），后者则一路来由土著保守党掌权。它直到今天仍未让巫统东渡，但它在重要课题上与中央相一致，也就被容忍继续主导大局。
从这样来看，沙巴和砂拉越两个州的其他成员党都是扮演辅助性的角色。过去沙巴（70年代到90年代）曾有过政党轮替执政（如人民党取代沙统）；如团结党取代人民党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近了。
因此在308政治海啸后，国阵的主力除了巫统外，剩下就是东马两州。这就造成东马政党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西马的其他成员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已不再意气风发了。
在这种情形下，巫统提出国阵的改章和改组是预料中事。目前有两个方案被提出来，一个是扩大国阵组织，将反对党收编（一如“513”事件后的大洗牌）；另一个是允许国阵招收个人党员（或附属党员）或开放门户给其他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不论哪一个方案都将对马华带来巨大的冲击，连带也影响民政和国大党在国阵的地位。
这就是说，在新形势下，国阵肯定会有变化，不能囿于现有的格局中；尤其是在下一届大选前，必会打出“新国阵”的牌子。因为在2008年的大选中，输得不是巫统而是它的合作伙伴，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这意味着这三个政党要好之为自和努力振作，否则它们的政治命运不容乐观。
如果说执政集团方面，数十年来的变化不是很大，那么反对党的变化也就相对大了。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演绎反对党的“跌岩起伏”。
第一阶段（1957—1969）是左翼的政党组成社阵，与右翼的联盟决一长短。间中也团结了保守但也曾不反共的回教党合作。后来以左翼退出大选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二阶段（1969-1989）的整整20年中，反对党的性质有所改变，延续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1964年大选的斗争，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大选中脱颖而出，虽然此时新加坡已是独立国，但马来西亚的行动党仍然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为口号。
在这个过程中，有民政党的分裂，导致陈志勤另组社会主义党争一口气。可惜时机不对。陈志勤的正义党在1974年的大选一败涂地，最后在1978年大选后草草收档。
另外一个政党是由行动党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党，它的发起人是原槟行动党主席叶锦源（1978年与林吉祥闹翻）及后来加入了范俊登，先后在1978及1982年角逐大选，结果全军覆没，较后无疾而终。
这个时期的反对党，只民主行动党一枝独秀，其他反对党都靠边站。林吉祥也因之成了反对党的代名词。
第三阶段（1990-1998）：1989年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一派从巫统脱离出来，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他是因为在1987年在巫统党选败中给马哈迪后被逼离党出走。初时声势十分浩大，并结合了行动党与回教党分别组成联合阵线，在大选中单挑国阵。
1990年的大选，行动党在槟州夺得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
回教党在46党的支持下也扬眉吐气，重夺吉兰丹执政党。这意味着46精神党的出现，给回教党和行动党带来新的生命力。
第四阶段（1999-2010）：1999年的大选，反对党阵营又有巨变，领导人是被马哈迪革职的副首相安华。他比东姑拉沙里更前一步促成行动党与回教党及公正党三方直接联手，组成“替阵”（替代阵线），那时人民党也在其中。
选举结果是回教党大胜，崛起成第一反对党，更夺得登嘉楼州政权；行动党黯然失色，其两位巨人林吉祥及卡巴星双双倒下。
国民公正党勉强立足政坛，此时安华已失去自由。
因为回教党的宗教化政治，也导致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阵。
2004年的大选，反对党在一盘散沙下，无所收获。
2008年，安华出狱后再一次促成反对党分别联手，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啸。
如今这三个党已组成民联，其他的反对党也只能靠边站，即使仍有19个反对党存在，基本上还是以3党为主。它们正面对国阵洗牌的挑战，也面对国阵的冲击。
孰劣孰优在下一届大选中将见真章。因此马来西亚虽是多党制，但算来算去，真正能发挥作用的，连同国阵在内，也不足20个政党。这就是当下的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
刊登于2010年3月4日《东方日报》
就以国阵来说，它目前仍是最大的组合，一共有13个成员党。虽然在2008年大选后，沙巴的进步党退出国阵，但没有影响国阵在中央及沙巴的执政地位。
1974年联盟正式扩大成国阵（国民阵线）时，最初的阶段是9个成员党，后来就逐渐发展成14个成员党，主要是指东马方面的政党起了显著的变化。
至于西马方面，国阵的成员党的变化除了1977年回教党被排出国阵（从此它不再回到国阵）外，其他成员党保持不变，但要数人民进步党的时运最不济。它在1974年的大选失利后，虽勉强维持在吡叻州的联合政府，但地位已逐渐被马华、民政与国大党所取代。直到今天，人民进步党虽仍保有一委任副部长，也已无议席可言，加上党内讧不断，在国阵内的身份已是今非昔比。
一项值得注意的是国阵在沙巴及砂拉越各有4个成员党，前者已是由巫统在沙巴主政和掌握局面（所谓首席部长轮任制，虽从1994年开始，但在2004年结束。不再由各党轮任），后者则一路来由土著保守党掌权。它直到今天仍未让巫统东渡，但它在重要课题上与中央相一致，也就被容忍继续主导大局。
从这样来看，沙巴和砂拉越两个州的其他成员党都是扮演辅助性的角色。过去沙巴（70年代到90年代）曾有过政党轮替执政（如人民党取代沙统）；如团结党取代人民党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近了。
因此在308政治海啸后，国阵的主力除了巫统外，剩下就是东马两州。这就造成东马政党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西马的其他成员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已不再意气风发了。
在这种情形下，巫统提出国阵的改章和改组是预料中事。目前有两个方案被提出来，一个是扩大国阵组织，将反对党收编（一如“513”事件后的大洗牌）；另一个是允许国阵招收个人党员（或附属党员）或开放门户给其他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不论哪一个方案都将对马华带来巨大的冲击，连带也影响民政和国大党在国阵的地位。
这就是说，在新形势下，国阵肯定会有变化，不能囿于现有的格局中；尤其是在下一届大选前，必会打出“新国阵”的牌子。因为在2008年的大选中，输得不是巫统而是它的合作伙伴，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这意味着这三个政党要好之为自和努力振作，否则它们的政治命运不容乐观。
如果说执政集团方面，数十年来的变化不是很大，那么反对党的变化也就相对大了。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演绎反对党的“跌岩起伏”。
第一阶段（1957—1969）是左翼的政党组成社阵，与右翼的联盟决一长短。间中也团结了保守但也曾不反共的回教党合作。后来以左翼退出大选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二阶段（1969-1989）的整整20年中，反对党的性质有所改变，延续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1964年大选的斗争，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大选中脱颖而出，虽然此时新加坡已是独立国，但马来西亚的行动党仍然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为口号。
在这个过程中，有民政党的分裂，导致陈志勤另组社会主义党争一口气。可惜时机不对。陈志勤的正义党在1974年的大选一败涂地，最后在1978年大选后草草收档。
另外一个政党是由行动党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党，它的发起人是原槟行动党主席叶锦源（1978年与林吉祥闹翻）及后来加入了范俊登，先后在1978及1982年角逐大选，结果全军覆没，较后无疾而终。
这个时期的反对党，只民主行动党一枝独秀，其他反对党都靠边站。林吉祥也因之成了反对党的代名词。
第三阶段（1990-1998）：1989年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一派从巫统脱离出来，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他是因为在1987年在巫统党选败中给马哈迪后被逼离党出走。初时声势十分浩大，并结合了行动党与回教党分别组成联合阵线，在大选中单挑国阵。
1990年的大选，行动党在槟州夺得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
回教党在46党的支持下也扬眉吐气，重夺吉兰丹执政党。这意味着46精神党的出现，给回教党和行动党带来新的生命力。
第四阶段（1999-2010）：1999年的大选，反对党阵营又有巨变，领导人是被马哈迪革职的副首相安华。他比东姑拉沙里更前一步促成行动党与回教党及公正党三方直接联手，组成“替阵”（替代阵线），那时人民党也在其中。
选举结果是回教党大胜，崛起成第一反对党，更夺得登嘉楼州政权；行动党黯然失色，其两位巨人林吉祥及卡巴星双双倒下。
国民公正党勉强立足政坛，此时安华已失去自由。
因为回教党的宗教化政治，也导致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阵。
2004年的大选，反对党在一盘散沙下，无所收获。
2008年，安华出狱后再一次促成反对党分别联手，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啸。
如今这三个党已组成民联，其他的反对党也只能靠边站，即使仍有19个反对党存在，基本上还是以3党为主。它们正面对国阵洗牌的挑战，也面对国阵的冲击。
孰劣孰优在下一届大选中将见真章。因此马来西亚虽是多党制，但算来算去，真正能发挥作用的，连同国阵在内，也不足20个政党。这就是当下的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
刊登于2010年3月4日《东方日报》
2.3.10
国阵又再酝酿洗牌？（跃马扬鞭）
国阵在最近的会议上，决定在今年内举行大会讨论修改国阵章程。一个以巫统副主席希沙慕丁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已告成立，以便对修改章程做出建议。主席纳吉希望在统一政策后，能接纳支持政府的三方力量。所谓的三方即指个人参加国阵，热切支持国阵的政党及对国阵友善的非政府组织和团体。
由于国阵目前的章程内没有这样的规定，因此纳吉认为给亲国阵者一个适当的地位是重要的。
在国阵尚未落实修章之前，我们自然无法确定国阵怎样改组，不过也有前例可援引，那就是在东姑掌权的60时代，曾有过试验性招收联盟直接党员。这些人有专业人士或属于欧亚混籍人，但他们无法被成员党推荐成为候选人。1969年大选过后及“513”事件后，所谓直接党员胎死腹中，因为此时掌权的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有另外的想法：将反对党逐一收编，并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年）。这就是说，联盟摇身一变成为势力坚固和强大的执政体（国阵）；反对党则相形见绌，不用说，已不再需要直接党员了。
吊诡的是，在308政治海啸后，时任国阵主席的阿都拉又重提前尘往事，而建议国阵招收直接党员。有人欢呼它是朝向打破种族政治的重要步骤，以为可以藉此解散各个成员党，形成一个国阵党；但有人担心这又是重蹈前人的错误政策，因为当种族性的成员党不解散的时候，这些直接党员又怎能发挥作用？他们又归属哪个成员党？还是无根的浮萍？就这样阿都拉的“老调重弹”只叫好不卖座。
去年4月阿都拉交棒后，未想他的建议最近又重新被提起，但支持其建议的人又在个人“党员”外，加入了团体。这就是纳吉最新的构想。
在这方面，他得到前首相马哈迪的支持。他说过去是因为成员党感到不自在，担心这些直接党员争取成为候选人；现在情况有变，是重新考虑这项建议的时候。
所谓情况有变，那是指308后带来的新政治格局，造成国阵的内部失调和失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跛脚鸭，以致巫统不得不进行一项手术。
如果我们回首国阵来时路，就不难发现任何的变化都以巫统为核心，马华公会则是变化中的首当其冲者。例如1958年生效的联盟章程，虽然派出的成员党代表巫统和马华各16名，国大党6名，但在联盟执行理事会中，马华的代表就少了一名，变成巫统6，马华5及国大党3。
1959年大选前，马华领袖（以林苍祐为首）与巫统（东姑为首）因议席分配的问题闹僵关系，结果从中杀出陈修信派与东姑妥协和合作，一脚踢开林苍祐派；东姑则只按陈修信所推荐的候选人排阵。林苍祐不仅未受征询，连他本身也莫名其妙不是联盟的候选人。当大选过后，林苍祐出走了；陈修信上位了，马华归他统领。在联盟内，马华的地位又再下滑，已不存在与巫统平起平坐了。
1969年大选马华惨败，不仅失掉槟州主导政权，而且国会议席只剩13席（参加33席）。尽管陈修信在1971年通过华人大团结运动来挽回颓势，但已于事无补。巫统在敦拉萨领导下决定推出新战略和新政策，于1974年组成国阵。此时马华的陈修信已退位，改由李三春继位，他看到马华的危机是它在国阵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再也不是三党合作的联盟时代。这就是所谓时代变迁的结果。
在这之后，说好说歹，马华与民政也同床异梦30多年了。未想这些非马来人政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在308大选中又被冲得七零八落，使到巫统失掉4州政权，失掉国会2/3多数席，自然要怪罪友党表现奇差；而友党则责怪巫统一党独大，累及友党被边缘化，终于在大选中一败涂地。
无论如何，主宰国阵命运的巫统在经过两年观察后，已准备来一个大洗牌和去“政党化”，进行另类的收编，希望国阵可以容纳个人党员及将亲政府政党和组织纳入其中。如果连有强烈种族意识的“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也加入其中，则意味着国阵的性质又再改变了，不再是单纯的政党组合，而是以巫统为主导的党团及个人合作体。在这样的架构下，万一有代表性的华团也应邀加入，马华和民政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此对于国阵的改组建议，马华和民政要衡量轻重得失，要么把话说在前头，提出不同意见，不要木已成舟后才来提出异议，就已经太迟了。
刊登于2010年3月1日《南洋商报》
由于国阵目前的章程内没有这样的规定，因此纳吉认为给亲国阵者一个适当的地位是重要的。
在国阵尚未落实修章之前，我们自然无法确定国阵怎样改组，不过也有前例可援引，那就是在东姑掌权的60时代，曾有过试验性招收联盟直接党员。这些人有专业人士或属于欧亚混籍人，但他们无法被成员党推荐成为候选人。1969年大选过后及“513”事件后，所谓直接党员胎死腹中，因为此时掌权的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有另外的想法：将反对党逐一收编，并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年）。这就是说，联盟摇身一变成为势力坚固和强大的执政体（国阵）；反对党则相形见绌，不用说，已不再需要直接党员了。
吊诡的是，在308政治海啸后，时任国阵主席的阿都拉又重提前尘往事，而建议国阵招收直接党员。有人欢呼它是朝向打破种族政治的重要步骤，以为可以藉此解散各个成员党，形成一个国阵党；但有人担心这又是重蹈前人的错误政策，因为当种族性的成员党不解散的时候，这些直接党员又怎能发挥作用？他们又归属哪个成员党？还是无根的浮萍？就这样阿都拉的“老调重弹”只叫好不卖座。
去年4月阿都拉交棒后，未想他的建议最近又重新被提起，但支持其建议的人又在个人“党员”外，加入了团体。这就是纳吉最新的构想。
在这方面，他得到前首相马哈迪的支持。他说过去是因为成员党感到不自在，担心这些直接党员争取成为候选人；现在情况有变，是重新考虑这项建议的时候。
所谓情况有变，那是指308后带来的新政治格局，造成国阵的内部失调和失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跛脚鸭，以致巫统不得不进行一项手术。
如果我们回首国阵来时路，就不难发现任何的变化都以巫统为核心，马华公会则是变化中的首当其冲者。例如1958年生效的联盟章程，虽然派出的成员党代表巫统和马华各16名，国大党6名，但在联盟执行理事会中，马华的代表就少了一名，变成巫统6，马华5及国大党3。
1959年大选前，马华领袖（以林苍祐为首）与巫统（东姑为首）因议席分配的问题闹僵关系，结果从中杀出陈修信派与东姑妥协和合作，一脚踢开林苍祐派；东姑则只按陈修信所推荐的候选人排阵。林苍祐不仅未受征询，连他本身也莫名其妙不是联盟的候选人。当大选过后，林苍祐出走了；陈修信上位了，马华归他统领。在联盟内，马华的地位又再下滑，已不存在与巫统平起平坐了。
1969年大选马华惨败，不仅失掉槟州主导政权，而且国会议席只剩13席（参加33席）。尽管陈修信在1971年通过华人大团结运动来挽回颓势，但已于事无补。巫统在敦拉萨领导下决定推出新战略和新政策，于1974年组成国阵。此时马华的陈修信已退位，改由李三春继位，他看到马华的危机是它在国阵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再也不是三党合作的联盟时代。这就是所谓时代变迁的结果。
在这之后，说好说歹，马华与民政也同床异梦30多年了。未想这些非马来人政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在308大选中又被冲得七零八落，使到巫统失掉4州政权，失掉国会2/3多数席，自然要怪罪友党表现奇差；而友党则责怪巫统一党独大，累及友党被边缘化，终于在大选中一败涂地。
无论如何，主宰国阵命运的巫统在经过两年观察后，已准备来一个大洗牌和去“政党化”，进行另类的收编，希望国阵可以容纳个人党员及将亲政府政党和组织纳入其中。如果连有强烈种族意识的“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也加入其中，则意味着国阵的性质又再改变了，不再是单纯的政党组合，而是以巫统为主导的党团及个人合作体。在这样的架构下，万一有代表性的华团也应邀加入，马华和民政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此对于国阵的改组建议，马华和民政要衡量轻重得失，要么把话说在前头，提出不同意见，不要木已成舟后才来提出异议，就已经太迟了。
刊登于2010年3月1日《南洋商报》
民联面临严峻考验 （现代春秋）
308政治海啸后，我国政坛第一件大事是反对党组成“民联”（人民联盟）阵线，用以抗衡执政中央的国阵。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但像这么大阵仗的排山倒海而来的对峙形式，在历史上是第一遭。
之所以形容是排山倒海是因为反对党夺得了五州的执政权（虽然吡叻州一年后又被国阵拿回，但引发的争议的疑点利益多归民联），并在国会拥有1/3的席位，足以牵制政府修宪。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2008年的大选后，而反对党阵线的共主安华依布拉欣也正式浮上台面，向国阵展开第二轮的攻势，因而有了“916”变天论之说。为了强化变天论非无稽之谈，安华终于选择在2008年的8月参加峇东埔补选，以昭告天下安华回来了。
但由于东马政治与西马政治迥然不同，安华到头来无法拉拢或影响国阵的议员倒戈相向，也不得不吃下这个政治苦果。尽管他及同僚有很多的理由解释“变天论”是一种运动，是长远的斗争目标，却也招致国阵的挖苦和揶揄。民间也有人认为安华操之过急，才使到东马的议员裹足不前，生怕变天不成引来惩罚。换句话说，在国阵议员不响应下，安华已知道国阵反过来会有更凌厉的反扑。
果然不出所料，吡叻州因三名民联议员的变节而失去政权，回到国阵的怀抱。而以尼查为首的民联却又在官司案中一败再败，败到法律判他无法恢复州务大臣职。这对意气风发的民联的打击是何等的沉重。也因为经此一变，民联组合能否持久？两线制能否形成新政治模式？已引起民间的质疑。因为他们在一方面看到国阵的强大反攻；在另一方面又看到民联内讧和内斗持续不断和升温。
在任何的政治斗争中，外敌通常是明来明往，但内敌却是防不胜防的。比如最近民联接二连三发生的“窝里反”和自我拆台，已暴露了它的组织的松弛性和脆弱性。
本来在一般的分析中，民联中的回教党是最不能被放心的，除了在308后曾与巫统暗渡陈仓外，这个党内也分成两派，总让人觉得若民联瓦解首先发生在回教党的内讧或退出民联，转而与巫统商议成立团结政府。
事实的发展却不是这样的，回教党内的两派（一派以聂阿兹为首的亲民联；另一派以哈迪阿旺及纳沙鲁丁为首的亲巫统派）终于来个退一步海阔天空，且在不与巫统洽商合组团结政府的决定上取得共识。这就意味着在2009年回教党表现出来的是民联的可靠合作伙伴。从回教党总秘书慕斯打化近日接受《当今大马》的专访中，回教党显然是认定它是民联的一份子。
至于民主行动党，它从开始的质疑到后来的全程投入民联证诸了它珍惜这辛苦取得的成果。在转入2009年后，它比任何时候都相信回教党是真诚且推心置腹的合作。例如回教党真的采取纪律行动对付雪州回教党主席哈山阿里与雪州民联政府唱反调；也按下异议份子的离心运动，稳住民联阵脚。又例如在吡叻州，行动党也真心诚意地接受回教党的尼查为吡州不二的领袖。他在当吡州务大臣的那段日子，表现出中庸的施政方针，为他奠下雄厚的政治资本。他已经成为民联的明日之星。
倒是人民公正党，在2009年陷入多事之秋，转入2010年更一度沸沸扬扬。先是安华的官司案开审，成为民联未来命运的大考验。接着有朱基菲里、再林及陈智铭三名国会议员不约而同地攻击林冠英，模糊了民联的斗争焦点。若是处理失当，公正党的分离份子会给安华带来灾难性的一击。正因为投鼠忌器，安华对再林的离去仅表示伤心和遗憾，并未大力谴责，可见他知道有一只黑手正在分化民联的议员，让人民对民联的议员失去信心。
不过，很多人则担心安华在官司案中会失去自由，而使民联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万一有此不幸，公正党内的再益（前首相署部长）、阿兹敏、卡立（雪州大臣）当会辅佐旺阿兹莎挑大梁。在今天看来，旺阿兹莎仍是党的主席确实是安华留下的最大的杀手锏，因为也只有旺阿兹莎才能以安华的替身成为民联的共主。
虽然最近民联领袖排队接受警方的调查，主要是针对座谈会中的言论，但预料民联的领袖仍会集中精力面对新的政治攻势。
这就是说，在选举日遥遥无期之际，竟然已是烟硝四起，双方剑拔弩张，动起真枪来了，比起选举期的骂战不遑多让。真没想到我国的新政治特色就是敌对政党在春节期间，架起大炮而炮声连连，比起爆竹声更是响个不停。
由此可见，民联会顽强抗拒下去，力保两线制；而国阵则要冲掉两线制，让政局回到从前。因为纳吉是敦拉萨的儿子，他要走回老子的政治洗牌的道路。这就是当下的政治斗争的焦点。
刊登于2010年3月1日《光华日报》
小贩问题不幸被种族化 （天下纵横）
虽然没有人做过比较和统计，但槟州最大特色是小贩处处，处处小贩，也因为这样，槟城被列为亚洲“小食天堂”。照我看来，这也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倒没有人真正做过调查，因此并不知道槟州到底有多少名小贩，合法的（有执照的），也许在槟岛和威省两地的市议会存有纪录超过万名；但没有牌照或无需牌照（在咖啡店内）或非法的小贩就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了，以致在今天你问槟州大概有多少人从事小贩行业，没有人答得上来。
这意味着，槟城有很多很多的小贩，多到你无法计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槟城的任何角落，只要有“商机”，就会有小贩的存在。
当小贩形成一个庞大的数目时，它反映了两个事实，其一是槟城有许许多多的游客，不论是国内或国外的，都把槟城当成美食天堂；其二是槟城人民也习惯在小饭摊档用餐，省却在家里开饭；尤其是小家庭的两三口子。由于传统使然，槟城打从独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它的特殊地位。
但也因为小贩多到难以估算和规范不易，已非政府或市议会所能控制。打个比喻来说，在20多年前，当市议会在峇都兰樟建好一个巴刹集市，准备取代日落洞的旧巴刹时，结果遭遇阻力。在日落洞的不愿搬迁，在峇都兰樟的只好等新小贩来开档。日子久了，就形成两个集市，各做各的。这就是说，当政府刻意规划小贩中心时，不一定会受落；反而是小贩自身形成的集市生意多数兴旺起来。
正因为小贩是顺势的产物，政府也“制造”不来。在形势比人强底下，大大小小的小贩应运而生，难免阻碍交通。
另一方面，小贩一多起来后也衍生许多问题，包括地点不合，卫生条件欠佳，水沟大小，容易阻塞；而小贩生意一好起来，自然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可是谁来收拾这长年累月造成的败笔？如果政府强硬一些，便会被视为没有同情心，专对付下层人民；如果任由发展，肯定会污杂街市，破坏市容。因此不论是今朝或前朝政府，都会适当地采取行动，也因之得罪小贩。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小贩把贩卖的临时场所建得好像是自己的土地，而且摊格越搭越大，无视对交通的阻碍。更有一种所谓“政霸”的人，他们占着一些政治势力，把整条街两旁据为己有，然后建成摊格出租。这种将公家地方变成私家场所的“政霸”，若不取缔，又如何以儆效尤呢？
因此我们有时也听到市政局不得不采取行动对付非法经营，非法扩建和非法霸占地方的小贩，以免失控，但一般上也适可而止，并没有特别针对种族来取缔。相信这么多年来槟城人民也习惯于有限度地对付非法小贩事件。遗憾的是，马来商会将之变成一项种族课题，企图丑化当今政府是含有高度政治动机的。可是前朝政府也是周期性地对付非法小贩，马来商会又为何不曾抗议呢？
公道而言，民联政府也是要得到小贩的支持才能壮大力量，若它无缘无故对付小贩，岂不是自毁政途？假使专向马来小贩下手，岂不是给自己倒来惹起事端？
既然前朝和现朝政府都是民选的，谁愿意与选票过意不去呢？因此马来商会的咄咄逼人，矛头对准民联政府，也是有欠公平的，它应该了解被对付的小贩的因由，不能自下定论说是种族性行动。它是否企图告诉我们：没有所谓合法和非法，凡小贩就应保护和闭一只眼，否则大逆不道？不知这是哪一门的逻辑？
刊登于2010年3月1日《号外周报》第468期
不过，倒没有人真正做过调查，因此并不知道槟州到底有多少名小贩，合法的（有执照的），也许在槟岛和威省两地的市议会存有纪录超过万名；但没有牌照或无需牌照（在咖啡店内）或非法的小贩就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了，以致在今天你问槟州大概有多少人从事小贩行业，没有人答得上来。
这意味着，槟城有很多很多的小贩，多到你无法计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槟城的任何角落，只要有“商机”，就会有小贩的存在。
当小贩形成一个庞大的数目时，它反映了两个事实，其一是槟城有许许多多的游客，不论是国内或国外的，都把槟城当成美食天堂；其二是槟城人民也习惯在小饭摊档用餐，省却在家里开饭；尤其是小家庭的两三口子。由于传统使然，槟城打从独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它的特殊地位。
但也因为小贩多到难以估算和规范不易，已非政府或市议会所能控制。打个比喻来说，在20多年前，当市议会在峇都兰樟建好一个巴刹集市，准备取代日落洞的旧巴刹时，结果遭遇阻力。在日落洞的不愿搬迁，在峇都兰樟的只好等新小贩来开档。日子久了，就形成两个集市，各做各的。这就是说，当政府刻意规划小贩中心时，不一定会受落；反而是小贩自身形成的集市生意多数兴旺起来。
正因为小贩是顺势的产物，政府也“制造”不来。在形势比人强底下，大大小小的小贩应运而生，难免阻碍交通。
另一方面，小贩一多起来后也衍生许多问题，包括地点不合，卫生条件欠佳，水沟大小，容易阻塞；而小贩生意一好起来，自然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可是谁来收拾这长年累月造成的败笔？如果政府强硬一些，便会被视为没有同情心，专对付下层人民；如果任由发展，肯定会污杂街市，破坏市容。因此不论是今朝或前朝政府，都会适当地采取行动，也因之得罪小贩。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小贩把贩卖的临时场所建得好像是自己的土地，而且摊格越搭越大，无视对交通的阻碍。更有一种所谓“政霸”的人，他们占着一些政治势力，把整条街两旁据为己有，然后建成摊格出租。这种将公家地方变成私家场所的“政霸”，若不取缔，又如何以儆效尤呢？
因此我们有时也听到市政局不得不采取行动对付非法经营，非法扩建和非法霸占地方的小贩，以免失控，但一般上也适可而止，并没有特别针对种族来取缔。相信这么多年来槟城人民也习惯于有限度地对付非法小贩事件。遗憾的是，马来商会将之变成一项种族课题，企图丑化当今政府是含有高度政治动机的。可是前朝政府也是周期性地对付非法小贩，马来商会又为何不曾抗议呢？
公道而言，民联政府也是要得到小贩的支持才能壮大力量，若它无缘无故对付小贩，岂不是自毁政途？假使专向马来小贩下手，岂不是给自己倒来惹起事端？
既然前朝和现朝政府都是民选的，谁愿意与选票过意不去呢？因此马来商会的咄咄逼人，矛头对准民联政府，也是有欠公平的，它应该了解被对付的小贩的因由，不能自下定论说是种族性行动。它是否企图告诉我们：没有所谓合法和非法，凡小贩就应保护和闭一只眼，否则大逆不道？不知这是哪一门的逻辑？
刊登于2010年3月1日《号外周报》第468期
28.2.10
批判林敬益的“歪论” （直挂云帆）
我无法想象一位政坛元老且领导民政党27年的林敬益怎么会说出自相矛盾和混淆不清的话？而且他还是在任的党顾问，而不是已告别民政党的人。
如果民政党得罪了他被他反咬一口，那倒可以解释成报复心理所致，但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仍是党内极有影响力的人，为什么他不学林苍祐在退休后就不问政事，反而像马哈迪那样退而不休，有时说了十分负面的话，简直把民政党弹得一无是处。吊诡的是，一些民政党人还当成是激励的话，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林敬益在哪些方面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
姑且摘录于2月17及18日在《财经日报》刊登林敬益接受专访的某些讲话内容，即可窥见这位口不遮拦的政治老人在为民政党唱挽歌，重点是在第二部分的访谈。
第一点：林敬益不认为民政党有机会重夺槟州政权，因为它已经失去机会。好像在板球局中，你一直掌握全局而且一直走运39年，现在你还要求什么？
第二点：民政党已经是没有基地了。它应该在失败后跨过基地的视野，回到原先的思维，那就是回到多元种族的思维，然后寻找可实现其思想境界的伙伴，不要老是纠缠在基地重建（大本营）的斗争中。因为308之后，政治已朝向多元种族思想前进。
第三点：但在此时此刻，民政党退出国阵课题不存在，它如何退出呢？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思想的策略远重于基地的争取，民政必须要离开这种不合情理的想法。
第四点：许子根在学识及人品的完整性方面是无可挑剔的。但在政治方面，他仍在挣扎中，如果他不小心，将会在党内发生静悄悄的革命。
针对以上4点，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演绎林敬益的倒米言论，就知道他对民政的伤害有多深。
首先我们不否认一个政党有其立党理念和理论，但党的成立是为了参加政治斗争而获取或分享政治权力。如果一个政党的出现或存在只是作理论或研究上的摆设，比如鼓吹多元理念，推动多元活动，但不重视取得政治权力，那这个党充其量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R&D”（研发组合），而不是如同一个大工厂，要有广大的草根支持，以建立根据地。林敬益正是企图将民政党导向一个没有基地（他认为已不重要了）而成为宣扬理论的工具。但这样子做等于是叫民政党自我收缩或自我改变政党性质？林敬益是否认为民政党这样子做可以成为“精英中的精英”的政治单位，提供理论专家供各成员党参考和推动，那民政党又落脚在什么地方？它是国阵的智囊或国阵的伙伴？林敬益显然混淆了民政党的角色而舍本逐末。
事实上，也不容林敬益否认，民政党的起家和后来加入国阵也是因为它有大本营和基地。如果它不在槟州成为执政党，它会被国阵重视吗？如果它不是被标签为华基政党，它又如何加入以种族为基础的国阵？尽管民政坚持和声称它是立足于多元理念的，但这并不妨碍与阻止它加入国阵。国阵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又何尝不是宣扬多元理念呢？这与它们的种族性结构并无矛盾，要不然民政也不会加入国阵，包括林敬益在73年加入民政也因为它是国阵成员党和在国阵有一定的地位的优势，不然他何须加入民政呢？
还有林敬益也不要否认打从他在60年代末期加入马华公会开始，他就在搞种族主义政治，甚至也把文革式的运动也带进马华为陈修信造势（1972年在怡保高举陈肖像载歌载舞）。
不仅于此，林敬益还是陈修信发动华人大团结运动（1971年）的急先锋之一，他也因此受到赏识而在1972年被推荐出任中央部长，时年只32岁，意气风发。
1973年他与陈修信闹翻而过档到民政。1980年他取代林苍祐成为民政党主席（他成了林苍祐的翻版。离开马华后在民政打出一片天）。尽管林敬益外表上强调多元理念，但实质上他也知道民政的基地在槟城，而且是华基政党。当他在1982年同意民政与马华在槟州平分秋色议席时，就惹来林苍祐和槟城方面的大不满，后来所幸民政逐步（历届选举中）在槟城“收复失地”，才有了2008年的大选前，巫统主席再次承诺首席部长职是属于民政党人担任的。如果民政没有槟州的地盘，国阵会保留首长位给它吗？如果民政不是华基政党，为何在僧多粥少下，全数派华人角逐；又为何要与马华同属一类归为非马来人的选区？（不要忘记，也是林敬益在2003年杪建议马华民政大合并的。这说明了种族思维仍在林敬益的脑海中，为什么？因为这是政治现实）。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事实？如今林敬益要民政放弃其命根子，转而往高处高谈阔论。在曲高和寡下，民政党员参政是为了什么？
林敬益是不是说，从今以后，民政不需要招收党员，也放弃在槟州的斗争（因为没有希望），只专注思维的研究和兜售多元理念的“智囊政党”？
林敬益不是不晓得，就是因为民政党在槟州被“夷为平地”，才发生槟州巫统一些领袖的目中无人，阿末依斯迈更踩“死”许子根，这种以羞辱民政党为乐的政治伙伴，林敬益可曾授意民政反击？他如果不做许子根的后盾，不做槟城民政的后盾，为它打气在下届大选再站起来，那民政党继续生存的意义又是什么？
当前在不退出国阵下，民政拿什么条件与国阵友党讨论国家大事和党政改革？若是根据林敬益所言，提供顾问式的理论报导，你说谁要听你的？国阵各友党都有自己的智囊团，何时轮到民政来指手划脚？
既然许子根是被林敬益一手提拔的接班人，也知道他的优弱点，但光是不着边际的批评和指点，又能改变什么？他应该做的是催促民政党内的领袖敢敢进行改革乃至革命也在所不惜，因此他提醒许子根是唯一较为正面的评语。
正由于民政今天陷入了瓶颈的困境，进退维谷，也影响不了国阵做大手术，反倒是林敬益转回身来要先为民政党做“瘦身”大手术。这要命的瘦身之后，民政又剩下什么？林敬益想过没有？因此归根究底，对林敬益的似是而非的言论，除了批判外，还是批判。
民政在此刻最需要的不是林敬益的“绝望伤害论”，而是它如何改头换面，重新出发？不然也真是不幸被林敬益言中了。
刊登于2010年2月25日《东方日报》
如果民政党得罪了他被他反咬一口，那倒可以解释成报复心理所致，但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仍是党内极有影响力的人，为什么他不学林苍祐在退休后就不问政事，反而像马哈迪那样退而不休，有时说了十分负面的话，简直把民政党弹得一无是处。吊诡的是，一些民政党人还当成是激励的话，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林敬益在哪些方面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
姑且摘录于2月17及18日在《财经日报》刊登林敬益接受专访的某些讲话内容，即可窥见这位口不遮拦的政治老人在为民政党唱挽歌，重点是在第二部分的访谈。
第一点：林敬益不认为民政党有机会重夺槟州政权，因为它已经失去机会。好像在板球局中，你一直掌握全局而且一直走运39年，现在你还要求什么？
第二点：民政党已经是没有基地了。它应该在失败后跨过基地的视野，回到原先的思维，那就是回到多元种族的思维，然后寻找可实现其思想境界的伙伴，不要老是纠缠在基地重建（大本营）的斗争中。因为308之后，政治已朝向多元种族思想前进。
第三点：但在此时此刻，民政党退出国阵课题不存在，它如何退出呢？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思想的策略远重于基地的争取，民政必须要离开这种不合情理的想法。
第四点：许子根在学识及人品的完整性方面是无可挑剔的。但在政治方面，他仍在挣扎中，如果他不小心，将会在党内发生静悄悄的革命。
针对以上4点，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演绎林敬益的倒米言论，就知道他对民政的伤害有多深。
首先我们不否认一个政党有其立党理念和理论，但党的成立是为了参加政治斗争而获取或分享政治权力。如果一个政党的出现或存在只是作理论或研究上的摆设，比如鼓吹多元理念，推动多元活动，但不重视取得政治权力，那这个党充其量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R&D”（研发组合），而不是如同一个大工厂，要有广大的草根支持，以建立根据地。林敬益正是企图将民政党导向一个没有基地（他认为已不重要了）而成为宣扬理论的工具。但这样子做等于是叫民政党自我收缩或自我改变政党性质？林敬益是否认为民政党这样子做可以成为“精英中的精英”的政治单位，提供理论专家供各成员党参考和推动，那民政党又落脚在什么地方？它是国阵的智囊或国阵的伙伴？林敬益显然混淆了民政党的角色而舍本逐末。
事实上，也不容林敬益否认，民政党的起家和后来加入国阵也是因为它有大本营和基地。如果它不在槟州成为执政党，它会被国阵重视吗？如果它不是被标签为华基政党，它又如何加入以种族为基础的国阵？尽管民政坚持和声称它是立足于多元理念的，但这并不妨碍与阻止它加入国阵。国阵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又何尝不是宣扬多元理念呢？这与它们的种族性结构并无矛盾，要不然民政也不会加入国阵，包括林敬益在73年加入民政也因为它是国阵成员党和在国阵有一定的地位的优势，不然他何须加入民政呢？
还有林敬益也不要否认打从他在60年代末期加入马华公会开始，他就在搞种族主义政治，甚至也把文革式的运动也带进马华为陈修信造势（1972年在怡保高举陈肖像载歌载舞）。
不仅于此，林敬益还是陈修信发动华人大团结运动（1971年）的急先锋之一，他也因此受到赏识而在1972年被推荐出任中央部长，时年只32岁，意气风发。
1973年他与陈修信闹翻而过档到民政。1980年他取代林苍祐成为民政党主席（他成了林苍祐的翻版。离开马华后在民政打出一片天）。尽管林敬益外表上强调多元理念，但实质上他也知道民政的基地在槟城，而且是华基政党。当他在1982年同意民政与马华在槟州平分秋色议席时，就惹来林苍祐和槟城方面的大不满，后来所幸民政逐步（历届选举中）在槟城“收复失地”，才有了2008年的大选前，巫统主席再次承诺首席部长职是属于民政党人担任的。如果民政没有槟州的地盘，国阵会保留首长位给它吗？如果民政不是华基政党，为何在僧多粥少下，全数派华人角逐；又为何要与马华同属一类归为非马来人的选区？（不要忘记，也是林敬益在2003年杪建议马华民政大合并的。这说明了种族思维仍在林敬益的脑海中，为什么？因为这是政治现实）。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事实？如今林敬益要民政放弃其命根子，转而往高处高谈阔论。在曲高和寡下，民政党员参政是为了什么？
林敬益是不是说，从今以后，民政不需要招收党员，也放弃在槟州的斗争（因为没有希望），只专注思维的研究和兜售多元理念的“智囊政党”？
林敬益不是不晓得，就是因为民政党在槟州被“夷为平地”，才发生槟州巫统一些领袖的目中无人，阿末依斯迈更踩“死”许子根，这种以羞辱民政党为乐的政治伙伴，林敬益可曾授意民政反击？他如果不做许子根的后盾，不做槟城民政的后盾，为它打气在下届大选再站起来，那民政党继续生存的意义又是什么？
当前在不退出国阵下，民政拿什么条件与国阵友党讨论国家大事和党政改革？若是根据林敬益所言，提供顾问式的理论报导，你说谁要听你的？国阵各友党都有自己的智囊团，何时轮到民政来指手划脚？
既然许子根是被林敬益一手提拔的接班人，也知道他的优弱点，但光是不着边际的批评和指点，又能改变什么？他应该做的是催促民政党内的领袖敢敢进行改革乃至革命也在所不惜，因此他提醒许子根是唯一较为正面的评语。
正由于民政今天陷入了瓶颈的困境，进退维谷，也影响不了国阵做大手术，反倒是林敬益转回身来要先为民政党做“瘦身”大手术。这要命的瘦身之后，民政又剩下什么？林敬益想过没有？因此归根究底，对林敬益的似是而非的言论，除了批判外，还是批判。
民政在此刻最需要的不是林敬益的“绝望伤害论”，而是它如何改头换面，重新出发？不然也真是不幸被林敬益言中了。
刊登于2010年2月25日《东方日报》
安华无需负荆请罪 （跃马扬鞭）
由于公正党一些国会议员引爆民联内讧，且导致退党事件发生，忝为民联领袖的安华就此事件作出道歉，也承认选错人，才种下今日的苦果。他也保证今后在挑选候选人方面会更为谨慎和讲求素质。
虽然安华在此非常时刻，不得不作出表态，希望取得选民的谅解，但持平而言，错不在安华，而是历史使然。因为从历史上看，每个反对党在选后出现较大的收获时，就会发生内部危机，这也是党领袖所未能预见的事。
例如在1963年时，社阵执政下的乔治市市议会，因不再委任萳马纳旦继续担任市长，他愤而辞职过枝国大党不是因为党领袖选错人，而是萳马纳旦不能接受党的更换市长。再说他还曾是党的全国主席，谁能阻止他参选呢？他的变节投入联盟乃因其本质使然，没有所谓选错人这码事。
在当时也有一批议员与萳马纳旦一起退党，这已涉及利益之争，无关选错人。
又例如在1969年大选前，林苍祐合创的民政党要在槟州找国州候选人，虽不敢说比登天还难，但也确实是有识之士敬而远之，因为他们看不到前景，也不认为反对党会有大作为。
就这样林苍祐几经辛苦才组成大排档的阵容参加大选。讵料良莠不齐的候选人竟告纷纷中选而上台执政槟州。
在24个州议席中，民政胜了16席，可谓超过2/3多数席，照理是相安无事的。不幸的是在1971年爆发了党内中央派掀起倒林苍祐运动。倒林派是以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及秘书长陈志勤为首。他们暗渡陈仓拉拢党内8名州议员准备来一个宫庭政变，让陈扑根取代林苍祐。结果林苍祐一记回马枪，挫折了“当权派”的夺权，且夺下党中央的领导权。
虽然林苍祐敉平了宫庭政变，但他的党也因之分裂，后来有4名州议员随陈志勤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而林苍祐领导的槟州政府只剩下另11名民政州议员的支持。若不是巫统暗中相助，槟州政府是不可能稳定的（当时巫统有4席）。
如果我们要怪罪林苍祐当初选错人才种下祸根，那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林苍祐也想要精英参选，可哪里去找人才呢？而党经过洗牌后，终于改变了民政党的命运，它成为国阵的一个成员，告别反对党阵营。
至于民主行动党它也是在初期面对候选人难找的困境和窘境，因为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使胜了，也只是普通议员，无官可当。就这样长久以来形成行动党只能培养普通议员或反对党议员。
但要命的是行动党走的专业路线也招致恶果，那就是中选的国州议员不一定接受秘书长林吉祥的领导，也就导致退党叛党事件常有发生。因此说行动党有最多青蛙跳到执政党是不争的事实，前后算来也不下20名。可是我们不能责备林吉祥选错候选人，要怪的是政治上的诱惑力太大了，而且法令也允许跳党。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几乎所有的退党议员先把林吉祥当靶子，射了一轮后 才离开，似乎显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后来我国的法令又改了，不允许议员辞职制造补选再行挑战，因而规定若中途辞职，5年内不得提名参选。这样一来任谁都不想辞职，最好的办法是先在党内添乱，然后另寻出路。
果然不出所料，最近民联内的唱反调的议员就是将矛头指向林冠英，以为下一步行动制造舆论，手法与行动党早期跳槽者公然辱骂林吉祥一样。这样的结果又岂是安华能先知先觉的？再说当时安华也没有条件挑选候选人，能有人自动请缨就不错的了，还要立什么宣誓状？谁又知道会胜出呢？
幸好行动党基本上还是最能体现出党议员的“忠心”，没有参加反民联的合唱团。与公正党比较，算是“家和万事兴”，但行动党也犯下一个争议性的错误，就是为何会有许月凤事件？也因之成为吡州民联政府倒台的致命稻草。
除非国会通过“反跳槽法令”，规定议员脱党或被开除，其议席即悬空，但允许当事人参加补选，让选民决定，而不是保护跳槽者把政治当筹码以谋私利。不然的话，政治青蛙们是没完没了的。
刊登于2010年2月22日《南洋商报》
虽然安华在此非常时刻，不得不作出表态，希望取得选民的谅解，但持平而言，错不在安华，而是历史使然。因为从历史上看，每个反对党在选后出现较大的收获时，就会发生内部危机，这也是党领袖所未能预见的事。
例如在1963年时，社阵执政下的乔治市市议会，因不再委任萳马纳旦继续担任市长，他愤而辞职过枝国大党不是因为党领袖选错人，而是萳马纳旦不能接受党的更换市长。再说他还曾是党的全国主席，谁能阻止他参选呢？他的变节投入联盟乃因其本质使然，没有所谓选错人这码事。
在当时也有一批议员与萳马纳旦一起退党，这已涉及利益之争，无关选错人。
又例如在1969年大选前，林苍祐合创的民政党要在槟州找国州候选人，虽不敢说比登天还难，但也确实是有识之士敬而远之，因为他们看不到前景，也不认为反对党会有大作为。
就这样林苍祐几经辛苦才组成大排档的阵容参加大选。讵料良莠不齐的候选人竟告纷纷中选而上台执政槟州。
在24个州议席中，民政胜了16席，可谓超过2/3多数席，照理是相安无事的。不幸的是在1971年爆发了党内中央派掀起倒林苍祐运动。倒林派是以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及秘书长陈志勤为首。他们暗渡陈仓拉拢党内8名州议员准备来一个宫庭政变，让陈扑根取代林苍祐。结果林苍祐一记回马枪，挫折了“当权派”的夺权，且夺下党中央的领导权。
虽然林苍祐敉平了宫庭政变，但他的党也因之分裂，后来有4名州议员随陈志勤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而林苍祐领导的槟州政府只剩下另11名民政州议员的支持。若不是巫统暗中相助，槟州政府是不可能稳定的（当时巫统有4席）。
如果我们要怪罪林苍祐当初选错人才种下祸根，那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林苍祐也想要精英参选，可哪里去找人才呢？而党经过洗牌后，终于改变了民政党的命运，它成为国阵的一个成员，告别反对党阵营。
至于民主行动党它也是在初期面对候选人难找的困境和窘境，因为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使胜了，也只是普通议员，无官可当。就这样长久以来形成行动党只能培养普通议员或反对党议员。
但要命的是行动党走的专业路线也招致恶果，那就是中选的国州议员不一定接受秘书长林吉祥的领导，也就导致退党叛党事件常有发生。因此说行动党有最多青蛙跳到执政党是不争的事实，前后算来也不下20名。可是我们不能责备林吉祥选错候选人，要怪的是政治上的诱惑力太大了，而且法令也允许跳党。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几乎所有的退党议员先把林吉祥当靶子，射了一轮后 才离开，似乎显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后来我国的法令又改了，不允许议员辞职制造补选再行挑战，因而规定若中途辞职，5年内不得提名参选。这样一来任谁都不想辞职，最好的办法是先在党内添乱，然后另寻出路。
果然不出所料，最近民联内的唱反调的议员就是将矛头指向林冠英，以为下一步行动制造舆论，手法与行动党早期跳槽者公然辱骂林吉祥一样。这样的结果又岂是安华能先知先觉的？再说当时安华也没有条件挑选候选人，能有人自动请缨就不错的了，还要立什么宣誓状？谁又知道会胜出呢？
幸好行动党基本上还是最能体现出党议员的“忠心”，没有参加反民联的合唱团。与公正党比较，算是“家和万事兴”，但行动党也犯下一个争议性的错误，就是为何会有许月凤事件？也因之成为吡州民联政府倒台的致命稻草。
除非国会通过“反跳槽法令”，规定议员脱党或被开除，其议席即悬空，但允许当事人参加补选，让选民决定，而不是保护跳槽者把政治当筹码以谋私利。不然的话，政治青蛙们是没完没了的。
刊登于2010年2月22日《南洋商报》
马来人被边缘化的争议 （现代春秋）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被边缘化”？通常这是指一个社群或某个族群的生计被忽略了，他们不能过着正常人生生活，面对失业、挨饿、疾病的威胁和困扰。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这一群人已被边缘化乃至被社会遗忘。
但在槟州有出现这么悲惨的现象吗？好像没有，即使有也局限在极少数地区的极少数人，因此不存在族群被边缘化的事实，更不存在“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课题”。
因为根据第9大马计划公布的数据说明，在全国各州贫穷比例及排名中，槟州的贫穷率是全国最低的（只占0.3%），而最穷的是沙巴（23%），依序是登嘉楼（15.4%）、吉兰丹（10.6%）、吉打（7%）、砂拉越（7.5%）、玻璃市（6.3%）等。这说明了若有族群被边缘化，也肯定不会发生在槟州。再说槟州的赤贫（最贫穷）人士仅约5千名，也有得到州政府的辅助金。
与此同时，乔治市人口也大量流失，在1970年有29万人，在2005年剩下18万人，目前的人口也是企在10多万人之间，而流失的绝大多数是华人，不是马来人，估计市区内马来人口仍占30%左右。而在整个槟州，人口约150万，华人占45%，马来人占41%，印裔人口约10%及其他族群等。从人口的比例及各族群的职业分布状况来看，马来人也不可能被边缘化。
因为担任公职的马来人也远超过其他种族，尤其是1969年“513”事件后，在新经济政策下，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已大大提高，更何况槟洲也是由国阵治理。它必须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规划和发展，怎么可能边缘化马来人呢？
在这方面，时任首相的马哈迪是比谁都更清楚整个经济结构的，因此他不需要与政治结构相提并论。例如在1990年大选后，巫统取得12席，民政取得7席，在33个槟州议席中共有19席，足以组成槟州国阵政府，照理巫统可以在此时理直气壮地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但马哈迪在衡量轻重后认为应按“社会契约”给回华人担任首席部长（这是1957年独立时，东姑所作的政治承诺，不能随意推翻）。就这样许子根成了槟州首席部长。
不过在1994年时，马来新闻工作者查克里在其著作《槟城的发展》中首次提出槟州首席部长应由马来人担任。理由是在历届的选举中，巫统都在国阵内占大多数议席，甚至其他友党的胜出，也是因马来人的支持有以致之，因此巫统应在州政府组成方面占有优势，而推举一名马来人担任首席部长。
这意味着马来人在90年代之后看到变化已经到来，乃首次提出要改变槟州的政治结构。反之，马哈迪则不以为意，也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到了2002年时，又有一位马来作家耶哈耶依斯迈在其新著《全球化挑战—马来人朝向哪里？》一书中更从种族的观点分析选区的重新分配的必要性，因为马来人在槟岛的议席太少了，以致不能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如果局面未有改善，未来10年槟岛马来人将陷入更大的困境。
这位马来作家因而出人意表地大胆建议：巫统、回教党及公正党和每一个马来人，再次团结一致，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来应付挑战和产生的威胁。
他在当时因看到1999年大选出现安华效应，而让回教党坐大及公正党取得立足点有感而发。虽然他的建议未受重视，但不等于已打上句号。
2003年，巫统丹绒区团长拉惹慕尼直截了当在巫统大会上提出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的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此时马哈迪还是不同意用种族思维来改变槟州的政治结构。在他看来，这与更换首席部长无关，他更举例吉兰丹由马来人担任州务大臣，也未见有显著进步。虽然巫统领导人不接受干部和外界的影响，但也没有严格要求党员守纪和尊重友党合作关系，以致在2006年时，又有一批巫青团员在首相阿都拉和许子根首席部长面前（在丹绒区会党所开幕仪式上）拉张布条羞辱首席部长，指他“边缘化马来人”。但目的是要改变槟州的政治结构。首席部长轮任职的说法出台了。
由于阿都拉轻描淡写以对这种无理的行动，最终让许子根将整个民政党陷入308的政治海啸中。
未想在槟州变天之后的未及2年，又再一次发生马来人示威抗议的事件，指责林冠英与槟州政府以种族手段对付小贩，更责州政府“边缘化马来人”。这种没有确实数据的指控，与2006年巫青团的叫嚣大同小异。即使这次是由槟州马来商会带头，其主席礼查更是莫名其妙地要与林冠英辩论，还口不择言地说谁输了谁就下台，更要电视直播，但也还是离不开权力洗牌的思维。
更好笑的是，辩论的题目只能是“有关槟马来社群在民联州政府管制下的命运”，这又是哪门子的逻辑？民联怎样照顾马来人，还要问过礼查？还有民联只上台两年就有能力边缘化马来人？也太神奇了。照这样子说，有人在2006年指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是错误的，因为国阵不可能边缘化马来人，礼查也应该对此表个态。
倒是争议性的人物朱基菲里够坦白，他不提马来人被边缘化，而是干脆抬出马来作家耶哈耶早年的建议：巫统、回教党及公正党三方组成大联盟，但他有没有想过，种族性政府是可行的吗？
总而言之，从过去到现在的所谓马来人的困境到马来人边缘化，不过是政治说词，目的是借此打击由华人领导的槟州政府，进而逼使行动党就范，但看来这一次的叫嚣，还是不可能达到目的。
刊登于2010年2月21日《光华日报》
22.2.10
人民党的历史轨迹 （直挂云帆）
人民党总秘书辜瑞荣在2月11日发表的一篇文告引起我的注意，他说：人民党不曾与公正党合并，也不曾解散。目前的人民党与公正党没有任何瓜葛。
他又指出：赛胡先阿里等前人民党领袖仅是跳槽去公正党，而“人民公正党”仅是“国民公正党”更改后的名称，并非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的产物。
这篇文告否定人民党与公正党有任何的联系，而赛胡先阿里等人的加入公正党是个人行动，与人民党无关。
虽然这与我们理解的人民党后期的蜕变有所不同，但今天人民党还合法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轨迹中找到答案，尽管这答案并不完整，至少我们也应该知道人民党的沧海桑田，以便更好地掌握这个左翼政党的来龙去脉。
不错，人民党是在1955年11月11日成立的。它的三名主要发起人是阿末布斯达曼、布哈鲁丁及莫哈末依萨。巧合的是这三人原是1945年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的领导人，其中以布哈鲁丁最具声望，因为他是这个党的主席。
1950年英殖民政府指责马来国民党被共党份子伤透而将之查封。于是这三位政治精英在1955年转换码头，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插足政坛成立人民党。此时的领导人是布斯达曼。1956，布哈鲁丁离开人民党，转投入回教党而成为这个党的主席。虽然回教党不是左翼政党，但它早期服膺于印尼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即指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存），因此在布哈鲁丁领导下的回教党是与左派政党取得默契的。
例如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取得独立的那一天，一个名为社会主义阵线的政党也宣告诞生。它是由人民党和劳工党组成，简称社阵。这个党基本上和回教党和平相处，因为它们的谅解与合作，这三个政党在1959年的大选取得突破性的成绩，给予执政的联盟一定的震撼力。
这一年劳工党经过调整后，迎接莫哈末依萨担任主席。这就是说，原马来国民党的三位志同道合之士已分别成为三个政党的主席，虽然人民党拥有的国州议席比不上劳工党和回教党，但波斯达曼出任社阵主席却是举足轻重的。
1961年这三个政党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也联合新加坡、汶莱及砂拉越的政党施加压力，结果在1962年发生汶莱流产叛变事件。布斯达曼被指卷入其中而在1963年被逮捕。
由于布斯达曼失去自由，人民党与劳工党的合作一度更加密切，因而在1965年社阵为纪念布斯达曼被逮捕二周年而展开示威运动，并宣布为“人权日”。
（他在1967年获释，但已无大作为。1983年逝世，享年63岁）
后来也在这一年，人民党与劳工党因为对国语法案立场的迥异，关系渐行渐远，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则加以反对。1966年初社阵宣告解散，不复存在。
那个时候，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影响劳工党领导的左翼运动走向街头和激进道路，原本属于人民党的华裔党员和议员，也纷纷转入劳工党。就这样人民党又成为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党。
1967年，一位马来学者卡森阿末成为人民党的党魁。他拥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想，因而将党易名为“人民社会主义党”（简称人社党）。1969年他领导人民党参加大选，并没有响应劳工党的杯葛大选的号召，但政运欠佳的卡森阿末未能中选，只有有一位候选人当选槟州议员。这一年林苍祐的民政党上台执政槟州。
卡森阿末虽有心重振人民党，但事与愿违，他在1974年大选甚至移师丁加奴也无法胜出。从那一年开始，人民党的参选几乎是破不了零。
1976年卡森阿末在内安令被捕；1981年获释。对政治意兴阑珊，1984年离开人民党，后来又转入巫统。可惜一直没有机会成为候选人，只能成为颇有名气的马来学者。
继卡森阿末之后的人民党领导人就是来自马大的学者赛胡先阿里，他比卡森阿末更早被捉，主要是涉及华玲的反饥饿示威，与安华在1974年被捕，延至1980年才获释放。
1984年他接替卡森阿末空缺而成为人民党领导人。虽然他过后将党的名字易回人民党，但仍然无法让人民党找到春天，他参加过四次大选（1986年起），次次都锻羽而归。人民党只能维持党的生命，却无法跨进议会。
2003年，赛胡先阿里领导人民党与国民公正党商议合并，间中也有波折。2002年人民党大会通过合并并解散，但也同意将举办一个党全国大会，以便以严肃敬意的方式解散人民党（辜瑞荣语）。
这个过程的争议鲜为人知，但在2003年的公正党与人民党合并则是政坛众所周知的事，而公正党也为此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算完成合并。这也反映出安华思维的转变，可以将社会主义者纳入其党中。
未想经过7年的合并后，近日又传出人民党与公正党是两码事的争议。根据辜瑞荣的文告来看，也许是赛胡先在技术上未作圆满的交代，以致被指未通过严肃敬意的方式来解散党。
由于技术问题未能解决，后又经社团注册官的质问，才有了另一批人民党人将党“复生”过来。
其实在今天争论赛胡先阿里没把工作做好以致留下尾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党也要认清一个事实，它本身参选取胜的可能性不大，连社会主义党也要搭公正党的顺风车，人民党若有兴趣派出候选人，也不妨与公正党讨论，而不需要针对赛胡先阿里使他难堪和下不了台，毕竟他对人民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也不曾出卖和背叛社会主义，就不要咬着他不放了。而是应将精力放在民联身上，因为反对党的明天取决于民联是否稳固和壮大，绝不是兄弟闯墙就可争出头来的。
刊登于2010年2月18日《东方日报》
他又指出：赛胡先阿里等前人民党领袖仅是跳槽去公正党，而“人民公正党”仅是“国民公正党”更改后的名称，并非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的产物。
这篇文告否定人民党与公正党有任何的联系，而赛胡先阿里等人的加入公正党是个人行动，与人民党无关。
虽然这与我们理解的人民党后期的蜕变有所不同，但今天人民党还合法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轨迹中找到答案，尽管这答案并不完整，至少我们也应该知道人民党的沧海桑田，以便更好地掌握这个左翼政党的来龙去脉。
不错，人民党是在1955年11月11日成立的。它的三名主要发起人是阿末布斯达曼、布哈鲁丁及莫哈末依萨。巧合的是这三人原是1945年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的领导人，其中以布哈鲁丁最具声望，因为他是这个党的主席。
1950年英殖民政府指责马来国民党被共党份子伤透而将之查封。于是这三位政治精英在1955年转换码头，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插足政坛成立人民党。此时的领导人是布斯达曼。1956，布哈鲁丁离开人民党，转投入回教党而成为这个党的主席。虽然回教党不是左翼政党，但它早期服膺于印尼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即指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存），因此在布哈鲁丁领导下的回教党是与左派政党取得默契的。
例如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取得独立的那一天，一个名为社会主义阵线的政党也宣告诞生。它是由人民党和劳工党组成，简称社阵。这个党基本上和回教党和平相处，因为它们的谅解与合作，这三个政党在1959年的大选取得突破性的成绩，给予执政的联盟一定的震撼力。
这一年劳工党经过调整后，迎接莫哈末依萨担任主席。这就是说，原马来国民党的三位志同道合之士已分别成为三个政党的主席，虽然人民党拥有的国州议席比不上劳工党和回教党，但波斯达曼出任社阵主席却是举足轻重的。
1961年这三个政党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也联合新加坡、汶莱及砂拉越的政党施加压力，结果在1962年发生汶莱流产叛变事件。布斯达曼被指卷入其中而在1963年被逮捕。
由于布斯达曼失去自由，人民党与劳工党的合作一度更加密切，因而在1965年社阵为纪念布斯达曼被逮捕二周年而展开示威运动，并宣布为“人权日”。
（他在1967年获释，但已无大作为。1983年逝世，享年63岁）
后来也在这一年，人民党与劳工党因为对国语法案立场的迥异，关系渐行渐远，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则加以反对。1966年初社阵宣告解散，不复存在。
那个时候，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影响劳工党领导的左翼运动走向街头和激进道路，原本属于人民党的华裔党员和议员，也纷纷转入劳工党。就这样人民党又成为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党。
1967年，一位马来学者卡森阿末成为人民党的党魁。他拥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想，因而将党易名为“人民社会主义党”（简称人社党）。1969年他领导人民党参加大选，并没有响应劳工党的杯葛大选的号召，但政运欠佳的卡森阿末未能中选，只有有一位候选人当选槟州议员。这一年林苍祐的民政党上台执政槟州。
卡森阿末虽有心重振人民党，但事与愿违，他在1974年大选甚至移师丁加奴也无法胜出。从那一年开始，人民党的参选几乎是破不了零。
1976年卡森阿末在内安令被捕；1981年获释。对政治意兴阑珊，1984年离开人民党，后来又转入巫统。可惜一直没有机会成为候选人，只能成为颇有名气的马来学者。
继卡森阿末之后的人民党领导人就是来自马大的学者赛胡先阿里，他比卡森阿末更早被捉，主要是涉及华玲的反饥饿示威，与安华在1974年被捕，延至1980年才获释放。
1984年他接替卡森阿末空缺而成为人民党领导人。虽然他过后将党的名字易回人民党，但仍然无法让人民党找到春天，他参加过四次大选（1986年起），次次都锻羽而归。人民党只能维持党的生命，却无法跨进议会。
2003年，赛胡先阿里领导人民党与国民公正党商议合并，间中也有波折。2002年人民党大会通过合并并解散，但也同意将举办一个党全国大会，以便以严肃敬意的方式解散人民党（辜瑞荣语）。
这个过程的争议鲜为人知，但在2003年的公正党与人民党合并则是政坛众所周知的事，而公正党也为此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算完成合并。这也反映出安华思维的转变，可以将社会主义者纳入其党中。
未想经过7年的合并后，近日又传出人民党与公正党是两码事的争议。根据辜瑞荣的文告来看，也许是赛胡先在技术上未作圆满的交代，以致被指未通过严肃敬意的方式来解散党。
由于技术问题未能解决，后又经社团注册官的质问，才有了另一批人民党人将党“复生”过来。
其实在今天争论赛胡先阿里没把工作做好以致留下尾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党也要认清一个事实，它本身参选取胜的可能性不大，连社会主义党也要搭公正党的顺风车，人民党若有兴趣派出候选人，也不妨与公正党讨论，而不需要针对赛胡先阿里使他难堪和下不了台，毕竟他对人民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也不曾出卖和背叛社会主义，就不要咬着他不放了。而是应将精力放在民联身上，因为反对党的明天取决于民联是否稳固和壮大，绝不是兄弟闯墙就可争出头来的。
刊登于2010年2月18日《东方日报》
朱基菲里砸民联组合 （跃马扬鞭）
果然不出所料，转入2010年，两线制已呈现不祥的征兆，分分钟有分崩离析的可能。这也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这些日子来，民联风波此落彼起，一直冲击这个出现裂痕的组合。究竟民联能否转危为安？仍然是个未知数。
公正党副主席阿兹敏虽未正面承认会有十名民联议员可能退党，但他指出已拟就策略应对国阵的攻势。这个策略就是在下个月举行一系列的脑力激荡营。由此可见，情势已是十分危急，因为民联刚在去年12月大集会而信誓旦旦地提出共同政纲向布城迈进，没想到未及两个月民联后院竟告起火，而且越烧越烈，看来内情极不简单，似乎有人想在这个时候让民联瓦解于前而洗牌于后。
最大胆和露骨提出民联洗牌论的正是公正党最具争议的国会议员朱基菲里。他是安华最头痛的人物；见解和作风也常与民联唱反调。如果说他是最出位的拆台人物，也是有其依据的。例如他于2月8日在第三电视台就毫无讳言地走种族性的路线而大踩民联的组合是错误的结盟。他说与民主行动党的结盟是错误的决定。为此他个人的结论是：“根本不需要民主行动党，因为吡叻州演变至今天的局面，是民联3党的不和谐所造成，是我们自己开了门口让人攻击我们”。于是他建议公正党应参与回教党和巫统共商共同利益来恢复政治稳定。他这样说：这三个党的回教国会议员合计132名，他们可以致力于将分裂的马来人整合起来，以人数来算，回教徒国会议员占了60%，一旦团结起来，回教的正义可以成为平等的橱窗。
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朱基菲里发出种族性的论调，但他的一再强调种族政治的结合，显然是赤裸裸地否定民联组合。就不知当初为何他要认同安华的联合阵线而参选？
不错，在308之后，回教党领袖确曾与当时巫统主席阿都拉有过密谈，希望组成团结政府，对民联组合构成威胁。但因为时机不成熟，属于私下会面，彼此只能暗渡陈仓。后来事件曝光，才迫使党主席哈迪阿旺和署理纳沙鲁丁不得不在党代表中讨论，最后是议决停止商议，团结政府计划也就“裹足不前”。
因为回教党的重申与民联站在一起，以致民联在过去一年的风雨中继续展现其团结的步伐，且提出共同纲领和共同标志进行注册。就在民联准备巩固其基础和认真打造未来之际，民联转入今年就跌入多事之秋。其中杀伤力最大的莫过于公正党的三名国会议员一前一后向民联开炮，对准林冠英和揶揄安华，终于使到局面沸腾。除了朱基菲里之外，另两人是峇央峇鲁国会议员再林及高渊国会议员陈智铭。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攻的。不过，我们不得不正视朱基菲里的言论，因为他比回教党内一些领袖更出位，也比一些巫统人更口没遮拦。如果朱基菲里的言论有市场，那是十分危险的先例。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敢动议搞种族性政府而不理会其他民族的感受。
就此而言，朱基菲里的言论是应予谴责的，他无视建国的历史，也漠视我国是多元种族的现实，不可能也不应该成立单一种族政府。虽然按照目前的国会议员数目，回教徒占了60%，但不意味着组成单一种族政府就可使政局稳定，恰恰相反，它将是政治不安定的开始。
巫统固然不会拒绝任何与它接触和要求团结的人，但巫统也不可能放弃现有的国阵机制。过去的先例是收编反对党，粉碎两线制（70年代）；今天的局面既有先例可援，也就不计较国阵再行洗牌，将反对党或反对党人纳入其中。这就是说，巫统不会随朱基菲里起舞，但会收编民联成员或个别议员，因此民联三党能否经得起冲击？它们的议员能否经得起考验？在未来一个月即将分晓。简而言之，民联的存亡取决于它的大多数议员能否顶得住排山倒海的攻势和打击。
如果说过去的事例告诉我们议员的叛党都是由反对党投进执政党，绝少有执政党议员倒向反对党，那么这次的跳槽和挖墙脚就与过去有些不同，最明显的是反对党议员先重创自身的党，而后制造舆论抬高声价，手段真是日新月异。
这也印证了我向参加辩论的大学生所说的：两线制的成败取决于政党本身而不是人民。人民选出两线制，但政党和议员若不遵守这个规则，也就破坏了既有的秩序，朱基菲里等人就是两线制的拦路人。
刊登于2010年2月16日《南洋商报》
公正党副主席阿兹敏虽未正面承认会有十名民联议员可能退党，但他指出已拟就策略应对国阵的攻势。这个策略就是在下个月举行一系列的脑力激荡营。由此可见，情势已是十分危急，因为民联刚在去年12月大集会而信誓旦旦地提出共同政纲向布城迈进，没想到未及两个月民联后院竟告起火，而且越烧越烈，看来内情极不简单，似乎有人想在这个时候让民联瓦解于前而洗牌于后。
最大胆和露骨提出民联洗牌论的正是公正党最具争议的国会议员朱基菲里。他是安华最头痛的人物；见解和作风也常与民联唱反调。如果说他是最出位的拆台人物，也是有其依据的。例如他于2月8日在第三电视台就毫无讳言地走种族性的路线而大踩民联的组合是错误的结盟。他说与民主行动党的结盟是错误的决定。为此他个人的结论是：“根本不需要民主行动党，因为吡叻州演变至今天的局面，是民联3党的不和谐所造成，是我们自己开了门口让人攻击我们”。于是他建议公正党应参与回教党和巫统共商共同利益来恢复政治稳定。他这样说：这三个党的回教国会议员合计132名，他们可以致力于将分裂的马来人整合起来，以人数来算，回教徒国会议员占了60%，一旦团结起来，回教的正义可以成为平等的橱窗。
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朱基菲里发出种族性的论调，但他的一再强调种族政治的结合，显然是赤裸裸地否定民联组合。就不知当初为何他要认同安华的联合阵线而参选？
不错，在308之后，回教党领袖确曾与当时巫统主席阿都拉有过密谈，希望组成团结政府，对民联组合构成威胁。但因为时机不成熟，属于私下会面，彼此只能暗渡陈仓。后来事件曝光，才迫使党主席哈迪阿旺和署理纳沙鲁丁不得不在党代表中讨论，最后是议决停止商议，团结政府计划也就“裹足不前”。
因为回教党的重申与民联站在一起，以致民联在过去一年的风雨中继续展现其团结的步伐，且提出共同纲领和共同标志进行注册。就在民联准备巩固其基础和认真打造未来之际，民联转入今年就跌入多事之秋。其中杀伤力最大的莫过于公正党的三名国会议员一前一后向民联开炮，对准林冠英和揶揄安华，终于使到局面沸腾。除了朱基菲里之外，另两人是峇央峇鲁国会议员再林及高渊国会议员陈智铭。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攻的。不过，我们不得不正视朱基菲里的言论，因为他比回教党内一些领袖更出位，也比一些巫统人更口没遮拦。如果朱基菲里的言论有市场，那是十分危险的先例。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敢动议搞种族性政府而不理会其他民族的感受。
就此而言，朱基菲里的言论是应予谴责的，他无视建国的历史，也漠视我国是多元种族的现实，不可能也不应该成立单一种族政府。虽然按照目前的国会议员数目，回教徒占了60%，但不意味着组成单一种族政府就可使政局稳定，恰恰相反，它将是政治不安定的开始。
巫统固然不会拒绝任何与它接触和要求团结的人，但巫统也不可能放弃现有的国阵机制。过去的先例是收编反对党，粉碎两线制（70年代）；今天的局面既有先例可援，也就不计较国阵再行洗牌，将反对党或反对党人纳入其中。这就是说，巫统不会随朱基菲里起舞，但会收编民联成员或个别议员，因此民联三党能否经得起冲击？它们的议员能否经得起考验？在未来一个月即将分晓。简而言之，民联的存亡取决于它的大多数议员能否顶得住排山倒海的攻势和打击。
如果说过去的事例告诉我们议员的叛党都是由反对党投进执政党，绝少有执政党议员倒向反对党，那么这次的跳槽和挖墙脚就与过去有些不同，最明显的是反对党议员先重创自身的党，而后制造舆论抬高声价，手段真是日新月异。
这也印证了我向参加辩论的大学生所说的：两线制的成败取决于政党本身而不是人民。人民选出两线制，但政党和议员若不遵守这个规则，也就破坏了既有的秩序，朱基菲里等人就是两线制的拦路人。
刊登于2010年2月16日《南洋商报》
从许子根到林冠英 （现代春秋）
2006年，浮罗山背巫青团在巫统丹绒区会党所开幕礼上，当着首相阿都拉及首席部长许子根的面前，及大批参加者众目睽睽下，拉开布条抗议和谴责许子根“边缘化槟城马来人”，要求槟州政府立即纠正。
在那一刻，首相吩咐媒体不要刊登有关的照片，也促有关人士将布条收起，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法，真是政治高招。
在那一刻，身为首席部长的许子根站在那儿显得十分尴尬，不知如何是好，退席抗议吗？他觉得首相在场，不能这样子做；但不退席抗议，有关巫统的人会向他道歉吗？不仅没有，后来还引发许多后遗症。由于许子根身为槟州首席部长，是代表槟城人民出席观礼，岂可被无理的对待？而且还是受国阵的友党故意羞辱。孰可忍，孰不可忍？也就在后来成为许子根的梦魇，因为槟城人民；尤其是华人社会对此事件岔岔不平，并责怪首席部长“软弱”，不敢反击。
就在此事之后，巫统一些份子乃至马来团体比较明显地打蛇随棍上，要许子根让出槟州水务局主席职位；亦有人提出首席部长轮任职；更荒谬的是有人提出槟岛与威省各有一名首席部长（言下之意是一边华人，另一边是马来人当首长，平分秋色）。
还有当时的巫青团长希沙慕丁也敦促许子根与槟州巫青团对话，以解决问题。虽然许子跟按礼节未出面会晤，而是派民青团与对方周旋，但经拉布条的闹剧后，许子根终于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也确实太大了，大到连民政党的主导政权都搭了进去。
事件是起因拉布条而深化成对国阵的“惩罚”。原来在2008年大选前，许子根与华团代表会面时，才警觉两年前拉布条的事件不仅伤透他的心，也伤透华人的心。他们在对话的过程中不能原谅拉布条者的欺人太甚，进而也责怪许子根没有勇气抗争，似乎也不原谅许子根的“懦弱表现”。这对许子根来说是沉重的压力，他没有想到华团耿耿于怀难于原谅拉布条的大不敬事件。
如果当时许子根敢于“离席抗议”，许多人都说，今天还是民政在主导州政权，许子根还是首席部长或中央部长。然而一切就在一念之间的“误判后果”，给许子根带来政治灾难。民政党在槟州输个精光，这是从未有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却活生生地发生了。这就是说，拉布条的故事把民政给拉倒了。后来更演变成撕毁许子根肖像的事件，造成民政与槟州巫统“绝交”和冻结关系。没有人知道现在关系怎么了？
2010年，约50个马来团体，在醒觉联盟（Sedaq）带领下，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在光大政府大楼前发动一场示威，约有300人参加，抗议林冠英的州政府“背叛马来人”。他们提醒林冠英不要挑战马来人的忍耐度及主权；指责州政府打压马来人和林冠英独裁等等。
来自吉兰丹国会议员依布拉欣阿里（2008年以回教党旗帜参选胜利，成为亲回教党的独立议员。但迩来已倾向巫统，他本来也是巫统的红人之一）竟在现场指责槟州政府取缔小贩时，只针对马来小贩或非民主行动党的华裔小贩。
为了驳斥这些人的指责，包括马来商会主席直指林冠英没有资格担任首席部长，负责地方政府事务的曹观友行政议员用数字说话，指出一切依法行动，既捉马来非法小贩，也同样捉华人和印度人非法小贩，而且华人的数目远比马来人多，以证明市议会取缔小贩与种族主义无关。
与此同时，曹观友也出示槟州政府对回教事务的拨款也逐年增加。
很明显的，槟州政府不能接受这一批非政府组织的责难，也否认边缘化马来人。
双方的针锋相对，显示这批示威者的议程与2006年的拉布条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借时机唱出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调子。但事实上马来人真的被边缘化吗？这是似是而非的理论，没有迹象显示在市区或新的卫星市居住的马来人被边缘化，他们与其他种族一起和睦生活。
由于槟州的得天独厚，有许多人从事小贩行业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槟州的失业率十分低，只有2.4%左右。合法与非法的小贩也就应运而生了。
没有人知道槟城有多少非法小贩，但知道两地的市议会都会按情况取缔或捉非法小贩。政府当然知道取缔并非良策，合法化也是必要途径。不过如何个合法化也费周章。再者当合法化一方后，又会冒出不合法的另一方，永远都是问题。
在这个课题上，我们只知道有些小贩无执照面对问题和取缔，但从来没有发生过以种族主义的立场来处理小贩的问题。过去的国阵政府没有，现在的民联政府也没有，就不知槟州马来商会所指还会有不断示威来迫使州政府与马来团体磋商相关课题意味着什么？难道说国阵的时候没有问题，只有到了民联政府才有？若是这样，为什么今年又说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课题是与2006年的指责同出一辙的？如果这样的指责也可成立的话，则国阵也边缘化马来人？看来这次冲着林冠英而来也是重施故技，以羞辱首席部长。不过，示威者也许达不到目的，因为林冠英不是许子根，而且不论是许子根或林冠英当政，他们都没有边缘化马来人，只是某些有心人的政治议程将课题种族化。
刊登于2010年2月16日《光华日报》
11.2.10
“阿末依斯迈”有几个？（天下纵横）
当巫统升旗山区部主席阿末依斯迈在2008年峇东埔补选时“祸从口出”地形容华人是“寄居者”后引起轩然风波，结果遭致巫统冻结其党籍3年的“惩罚”。大家都以为此事已告一段落，今后不再有人（指有身份的人）敢于挑起事端，因为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岂知近日又爆出另一要人更露骨他歧视华人和印度人。根据《当今大马》引述消息报导说：“首相特别助理纳西尔于2月2日在马六甲出席一项有关《一个马来西亚》的研讨会上，突口不择言地指说华印裔是外来者，并声称印裔来大马当乞丐；华裔，尤其是妇女来出卖肉体”。
不止于此，纳西尔还恫言要撤销那些反对大马教育文凭考试限制选考科数的印裔公民权。
这意味着，一位有身份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惹怒了出席者。如果依照电子传媒的报导是无误的话，那么纳西尔真的比阿末依斯迈更糟糕，而且产生极坏的影响。因为他有官职，阿末依斯迈没有；更难以宽恕的是，他竟然是首相的得力助手。到底是什么事引致这位首相身旁的人要信口开河，不惜得罪所有的华人和印裔？
还好事后首相快刀斩乱麻地迫使纳西尔辞职，以平息争议，不然首相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肯定会被这样的言论严重破坏。
首相的迅速行动及纳西尔对失当的言论做了道歉固然可以降温，但这是否已经解决或今后不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没有人可以担保，也不知道在我国到底还有多少个“阿末依斯迈”在我们身边生活着？
这个“阿末依斯迈现象”也不是近年才有，过去独立前已有这样的人在鼓吹种族政治，只是没有这样的明显。
例如在1950年时，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建议开放门户，容许非巫裔加入其中，结果不得要领，以致直到今天，巫统还是一个马来人的政党。这就是说，种族政治由来已久，才出现种族性的政党合组成联盟。
但联盟的目的在于冲淡种族色彩，更不允许宗教夹带其中。可惜的是，种族性的政党难免存在着种族主义份子，他们的不良意图往往会破坏种族的和谐与和平的生活。
虽然有的时候，种族份子借机叫嚣，也有不可告人的议程，但他们也只能挑起局部的争执乃至一时的紧张局面，过后很快就平静下来，那是因为人民经过1969年的“513”事件后，已更珍惜种族的和谐与容忍，绝不听信种族主义份子散播种族性的言论。
因为人民的克制和忍让，在过去40年来，人民都朝好的方向想，也不允许种族主义的情绪破坏国家的安宁。在这方面，2008年的大选证诸了人民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来改变现状，而不需要诉诸非常的手段。种族主义也因之失去市场，各族人民的投票基本上不以种族为导向，而以政党政治为导向。这可说是进步和成熟的象征，有助于建构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也完全符合纳吉在去年上台后所推出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
讵料，阿末依斯迈在308后破坏于前，而纳西尔又破坏于后，这对政府要铸造一个公平与平等的社会简直是帮倒忙。
表面上看来，阿末依斯迈未及3年就被“减刑”和提前解冻，是因为他已觉得昨非今是，有意重新调整自己，因而被党宽待和宽恕（巫统消息说他先后三次要求解冻），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而是在“减刑”后仍然施展他一贯的霸气，继续把气泄在许子根身上，一点悔意都没有。他何曾就被冻结党籍前的记者会上允许巫统党人撕破许子根的肖像作出道歉？我们因此无法了解种族主义者是怎样被改造过来的？
也许因为对种族主义言论只是稍加惩罚，也难怪又再发生纳西尔的事件。他的罢官事小，但他延续“阿末依斯迈现象”事大。如果再有类似阿末依斯迈的言论再出现，是从轻发落或严加惩罚，以儆效尤？我们也真的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在“一个马来西亚”理念下是绝容不下“阿末依斯迈现象”继续发酵和产生阻力，否则又如何推行“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呢？
刊登于《号外周报》第467期
不止于此，纳西尔还恫言要撤销那些反对大马教育文凭考试限制选考科数的印裔公民权。
这意味着，一位有身份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惹怒了出席者。如果依照电子传媒的报导是无误的话，那么纳西尔真的比阿末依斯迈更糟糕，而且产生极坏的影响。因为他有官职，阿末依斯迈没有；更难以宽恕的是，他竟然是首相的得力助手。到底是什么事引致这位首相身旁的人要信口开河，不惜得罪所有的华人和印裔？
还好事后首相快刀斩乱麻地迫使纳西尔辞职，以平息争议，不然首相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肯定会被这样的言论严重破坏。
首相的迅速行动及纳西尔对失当的言论做了道歉固然可以降温，但这是否已经解决或今后不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没有人可以担保，也不知道在我国到底还有多少个“阿末依斯迈”在我们身边生活着？
这个“阿末依斯迈现象”也不是近年才有，过去独立前已有这样的人在鼓吹种族政治，只是没有这样的明显。
例如在1950年时，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建议开放门户，容许非巫裔加入其中，结果不得要领，以致直到今天，巫统还是一个马来人的政党。这就是说，种族政治由来已久，才出现种族性的政党合组成联盟。
但联盟的目的在于冲淡种族色彩，更不允许宗教夹带其中。可惜的是，种族性的政党难免存在着种族主义份子，他们的不良意图往往会破坏种族的和谐与和平的生活。
虽然有的时候，种族份子借机叫嚣，也有不可告人的议程，但他们也只能挑起局部的争执乃至一时的紧张局面，过后很快就平静下来，那是因为人民经过1969年的“513”事件后，已更珍惜种族的和谐与容忍，绝不听信种族主义份子散播种族性的言论。
因为人民的克制和忍让，在过去40年来，人民都朝好的方向想，也不允许种族主义的情绪破坏国家的安宁。在这方面，2008年的大选证诸了人民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来改变现状，而不需要诉诸非常的手段。种族主义也因之失去市场，各族人民的投票基本上不以种族为导向，而以政党政治为导向。这可说是进步和成熟的象征，有助于建构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也完全符合纳吉在去年上台后所推出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
讵料，阿末依斯迈在308后破坏于前，而纳西尔又破坏于后，这对政府要铸造一个公平与平等的社会简直是帮倒忙。
表面上看来，阿末依斯迈未及3年就被“减刑”和提前解冻，是因为他已觉得昨非今是，有意重新调整自己，因而被党宽待和宽恕（巫统消息说他先后三次要求解冻），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而是在“减刑”后仍然施展他一贯的霸气，继续把气泄在许子根身上，一点悔意都没有。他何曾就被冻结党籍前的记者会上允许巫统党人撕破许子根的肖像作出道歉？我们因此无法了解种族主义者是怎样被改造过来的？
也许因为对种族主义言论只是稍加惩罚，也难怪又再发生纳西尔的事件。他的罢官事小，但他延续“阿末依斯迈现象”事大。如果再有类似阿末依斯迈的言论再出现，是从轻发落或严加惩罚，以儆效尤？我们也真的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在“一个马来西亚”理念下是绝容不下“阿末依斯迈现象”继续发酵和产生阻力，否则又如何推行“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呢？
刊登于《号外周报》第467期
街头斗争的两个层面 （直挂云帆）
1月杪，我在韩江学院的会议室与国能大学辩论队进行交流，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在我国，街头运动是/不是提升民主醒觉的最佳途径？
所谓的街头运动，它有两层的意义，一个是特定时代的左翼斗争的一个运动；另一个是通过街头斗争的方式造成一个运动以迫使政府对运动的要求给予重视。它不一定属于左翼的，但它肯定是属于政治斗争的一个环节。
先说第一个斗争，那是60年代在马来西亚浮现的一个政治斗争手段，由左翼政团带头。例如为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社阵在60年代初期大力反对，甚至也因人民党主席阿末波斯达曼在1963年2月13日被逮捕而成为社阵开展街头斗争的一个突破口。
事件是这样发展的：阿末波斯达曼（仍是国会议员）被扣捕的理由是涉及汶莱人民党1962年的流产叛变（政府的指控），社阵大力谴责政府的行动。在这之前的2月2日，新加坡社阵领导人林清祥及左翼人士共113人在内安令下被逮捕，定名为“冷藏行动”。
1964年4月大选，社阵率领左翼阵线全面参选，但锻羽而归，只林建寿及陈志勤2人当选国会议员；原本雄心勃勃要夺取槟州政权的美梦破灭，也只2人中选州议员。主要是因为当年社阵附和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反大马和粉碎马来西亚”的政治斗争而使到马来西亚选民转而投票支持联盟，以抗拒印尼政治势力的“入侵”（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而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自行独立）。
自那之后，社阵党人认为宪制斗争有局限，开始转向街头斗争。于是有了1965年2月13日借纪念波斯达曼被捕之日期高举“人权日”的街头斗争。由于警方拒绝发出准证，且在事先大举逮捕社阵领袖，斗争变成政治的冲突。
1965年社阵的劳工党与人民党因语文立场回异闹分裂后，劳工党政策更加激进。在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党的路线也向左转而开展了一系列的街头斗争。就这样街头斗争成为左翼政团的一个重要斗争符号，而以1967年的槟城罢市（抗议（有英女皇肖像的）旧币贬值15%）及1969年大选投票前夕（5月9日）的党员林顺成举殡事件成为劳工党祭出的最后两道闪光，在左翼运动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前者促使政府收回成命，但不幸演化成种族纠纷；后者则影响1969年的大选成绩，虽然劳工党杯葛大选，但左翼没有取得政治利益。
转入70年代，我国政治格局又为之一变。劳工党也完成其历史革命，结束了它的“先宪制后街头”的双重任务的斗争。
至于第二个街头斗争的方式，则以安华依布拉欣的学运斗争作为起点。他在70年代初期已领导一个回教青年运动（Abim）而名噪一时。1974年他介入马大学生在华玲展开的反饥饿示威游行，导致政府援引内安令将他扣捕直到1976年无条件释放。
出狱后的安华在70年代末期及在80年代初期领导民间组织反对政府（胡申翁任首相时期）将社团分成政治与俱乐部两类，他因而成为全马反对社团修正法案协调委员会主席，结果取得成功。
1981年安华应马哈迪之邀请加入巫统；1982年当选国会议员后官拜部长，从此平步青云。直到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后，安华又重新燃起街头斗争的火花，取名“烈火莫熄”。就这样一个不属于左翼，但归类为民主政治斗争的运动又形成新的斗争模式。
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不是指形势和策略，而是指参与斗争的群众。左派的斗争以华人为主，各式各样的斗争都被当权派标签为受共党影响的政治议程；但安华以降的斗争，它的参加者以马来群众为主。它既不能被标签为左派的斗争，也不能指为种族主义的叫嚣，因为安华后期的斗争是为了翻身，也声称要为民主而斗争。
为什么当宪制斗争并没有完全封闭的时候，仍然有异议者展开街头斗争？究其因是宪制斗争（在议会内）的反对者声音微弱，阵容微不足道。因此异议者认为不得不借助街头斗争来唤醒民众的支持和同情。但它的缺陷是不期然地出现种族性的队伍，以致它要传达的讯息就没有这么明显地涵盖全民的回应。
比如社阵左的斗争不幸掉进与印尼共舞的（苏卡诺总统）反大马的立场，得不到选民的支持与同情，包括华印选民（指1964年的大选）担心被印尼化。
安华的“烈火莫熄”斗争虽没打出种族主义的口号，但因响应街头斗争的绝大多数是马来人，以致1999年的大选马来选民较倾向反对党（回教党因而取得两个州政权和国席激增至27个），反而华裔选民也因视为马来人的反抗斗争而置身度外，冷漠应对“烈火莫熄”，造成林吉祥和卡巴星在大选中的双双跌马。
经过这两个实例之后，街头斗争已被视为不得已才使用的政治手段，因为它有种族性的倾向容易造成误解和难解。
因此，我们在2007年才出现各种族都参与而不是单一种族的街头斗争，如律师公会2千人抗议林甘短片的示威游行；净选盟发功的示威游行，要求民主公平选举而向元首呈备忘录，在在显示一个真正非种族性的示威的时代正在萌芽。
虽然在308政治海啸后，政治变数多多，如今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不知宪制斗争下又衍生的街头斗争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但若是这样的示威游行（不论是哪方面介入或标榜非政府组织），单以种族作为课题，是应予制止和抗拒的，因为这容易被种族主义份子利用来扰乱社会的安宁。
因此我们认为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有种族性倾向的街头斗争是不符国情的，也不应予鼓励。换句话说，任何议会外的斗争都要衡量轻重缓急，不可贸然行事，也要顾及种族比例，以免跌进种族主义者的陷阱而被扭曲其意，也就得不偿失了。
刊登于2010年2月11日《东方日报》
所谓的街头运动，它有两层的意义，一个是特定时代的左翼斗争的一个运动；另一个是通过街头斗争的方式造成一个运动以迫使政府对运动的要求给予重视。它不一定属于左翼的，但它肯定是属于政治斗争的一个环节。
先说第一个斗争，那是60年代在马来西亚浮现的一个政治斗争手段，由左翼政团带头。例如为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社阵在60年代初期大力反对，甚至也因人民党主席阿末波斯达曼在1963年2月13日被逮捕而成为社阵开展街头斗争的一个突破口。
事件是这样发展的：阿末波斯达曼（仍是国会议员）被扣捕的理由是涉及汶莱人民党1962年的流产叛变（政府的指控），社阵大力谴责政府的行动。在这之前的2月2日，新加坡社阵领导人林清祥及左翼人士共113人在内安令下被逮捕，定名为“冷藏行动”。
1964年4月大选，社阵率领左翼阵线全面参选，但锻羽而归，只林建寿及陈志勤2人当选国会议员；原本雄心勃勃要夺取槟州政权的美梦破灭，也只2人中选州议员。主要是因为当年社阵附和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反大马和粉碎马来西亚”的政治斗争而使到马来西亚选民转而投票支持联盟，以抗拒印尼政治势力的“入侵”（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而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自行独立）。
自那之后，社阵党人认为宪制斗争有局限，开始转向街头斗争。于是有了1965年2月13日借纪念波斯达曼被捕之日期高举“人权日”的街头斗争。由于警方拒绝发出准证，且在事先大举逮捕社阵领袖，斗争变成政治的冲突。
1965年社阵的劳工党与人民党因语文立场回异闹分裂后，劳工党政策更加激进。在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党的路线也向左转而开展了一系列的街头斗争。就这样街头斗争成为左翼政团的一个重要斗争符号，而以1967年的槟城罢市（抗议（有英女皇肖像的）旧币贬值15%）及1969年大选投票前夕（5月9日）的党员林顺成举殡事件成为劳工党祭出的最后两道闪光，在左翼运动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前者促使政府收回成命，但不幸演化成种族纠纷；后者则影响1969年的大选成绩，虽然劳工党杯葛大选，但左翼没有取得政治利益。
转入70年代，我国政治格局又为之一变。劳工党也完成其历史革命，结束了它的“先宪制后街头”的双重任务的斗争。
至于第二个街头斗争的方式，则以安华依布拉欣的学运斗争作为起点。他在70年代初期已领导一个回教青年运动（Abim）而名噪一时。1974年他介入马大学生在华玲展开的反饥饿示威游行，导致政府援引内安令将他扣捕直到1976年无条件释放。
出狱后的安华在70年代末期及在80年代初期领导民间组织反对政府（胡申翁任首相时期）将社团分成政治与俱乐部两类，他因而成为全马反对社团修正法案协调委员会主席，结果取得成功。
1981年安华应马哈迪之邀请加入巫统；1982年当选国会议员后官拜部长，从此平步青云。直到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后，安华又重新燃起街头斗争的火花，取名“烈火莫熄”。就这样一个不属于左翼，但归类为民主政治斗争的运动又形成新的斗争模式。
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不是指形势和策略，而是指参与斗争的群众。左派的斗争以华人为主，各式各样的斗争都被当权派标签为受共党影响的政治议程；但安华以降的斗争，它的参加者以马来群众为主。它既不能被标签为左派的斗争，也不能指为种族主义的叫嚣，因为安华后期的斗争是为了翻身，也声称要为民主而斗争。
为什么当宪制斗争并没有完全封闭的时候，仍然有异议者展开街头斗争？究其因是宪制斗争（在议会内）的反对者声音微弱，阵容微不足道。因此异议者认为不得不借助街头斗争来唤醒民众的支持和同情。但它的缺陷是不期然地出现种族性的队伍，以致它要传达的讯息就没有这么明显地涵盖全民的回应。
比如社阵左的斗争不幸掉进与印尼共舞的（苏卡诺总统）反大马的立场，得不到选民的支持与同情，包括华印选民（指1964年的大选）担心被印尼化。
安华的“烈火莫熄”斗争虽没打出种族主义的口号，但因响应街头斗争的绝大多数是马来人，以致1999年的大选马来选民较倾向反对党（回教党因而取得两个州政权和国席激增至27个），反而华裔选民也因视为马来人的反抗斗争而置身度外，冷漠应对“烈火莫熄”，造成林吉祥和卡巴星在大选中的双双跌马。
经过这两个实例之后，街头斗争已被视为不得已才使用的政治手段，因为它有种族性的倾向容易造成误解和难解。
因此，我们在2007年才出现各种族都参与而不是单一种族的街头斗争，如律师公会2千人抗议林甘短片的示威游行；净选盟发功的示威游行，要求民主公平选举而向元首呈备忘录，在在显示一个真正非种族性的示威的时代正在萌芽。
虽然在308政治海啸后，政治变数多多，如今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不知宪制斗争下又衍生的街头斗争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但若是这样的示威游行（不论是哪方面介入或标榜非政府组织），单以种族作为课题，是应予制止和抗拒的，因为这容易被种族主义份子利用来扰乱社会的安宁。
因此我们认为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有种族性倾向的街头斗争是不符国情的，也不应予鼓励。换句话说，任何议会外的斗争都要衡量轻重缓急，不可贸然行事，也要顾及种族比例，以免跌进种族主义者的陷阱而被扭曲其意，也就得不偿失了。
刊登于2010年2月11日《东方日报》
安华受审•民联吃紧？（跃马扬鞭）
人民公正党在308政治海啸中共赢得31个国会议席，比行动党的28席多了3席，也比回教党的23席多了8席。这三个党组成的民联总共有82席，占国会222席的1/3席，也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最多反对党议员的一届。
在当时有人欢呼两线制的诞生，也有人直指我国政治进入轮替制，因为有五州的政权落入反对党手中，可能在下一届大选会有更大的收获，甚至不否定改变中央政权的可能性。
但这只是一方面比较乐观的看法，以为从此国家的政治格局进入了两线制的斗争。其实两线制只是开始萌芽，能否成长和巩固仍是个未知数。我在大选后曾针对这个政治取向作过分析，结果答案是两线制不容乐观，因为过去有先例反对党会被收编，谁也不能保证在不久后政坛不会再次洗牌？
例如1969年大选结果形成反对党力量壮大的局面，但“513”后不到两年，联盟扩大成为国阵，收编了几个主要反对党，如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民联合党，什么两线制已消失得无声无影。
由于两线制不是历史的传统，曾在执政党（国阵）打滚17年(1981年加入巫统)的前副首相安华深谙国阵的政治策略是攻击型的，不是“坐以待毙或束手无策的”，因此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制造舆论，即使不能成功，也会形成一种政治运动，对民联的未来大有裨益。因此大选后3个月出现的所谓916变天论就是这样被泡制出来的，在在让国阵感到压力重重。不过，又传出国阵采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出其不意的反击战略，在吡叻州挖角成功而政权再变回国阵。
这一下子，民联警觉国阵的反攻已经开始，也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巫统的连环攻势，先是巫统一直希望回巫对话，共组团结政府，以打掉民联的组合；继之因回教党内也闹意见，不得不搁置回巫密谈。也因为计划有变，国阵在取回吡州政权后的下一个目标是毫不讳言地表示要取回雪州政权。于是一连串的事件接踵而来，使到民联政府穷于应对。
而最近则是民联的窝里反，矛头也扩大到槟州政府。林冠英中箭和中招也是预料中事，倒是回教党领导下的吉兰丹和吉打比较安定和缺乏戾气。究其因大概是巫统与回教党的对话之门尚未关上，随时有重开的可能。
为什么民联或正确地说公正党在此时陷入多事之秋？那是因为这是较好的时机来改变政局和使到民联处于挨打甚至瘫痪的险境。所谓的时机是甚嚣尘上指说安华这次官司案并不轻松，以致党内的异议或失意分子有议程（或里应外合）借此机会发难，给安华造成压力和分身乏术，进而使到民联操作失控，出现互扯后腿之骂战，捣乱军心。
如果把吡叻、雪州和槟州的政局连串起来，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不是孤立的，旨在使公正党的权威逊色和打击行动党的治州能力，用以反映出民联连治州都问题多多，又哪有能力执政中央呢？
民联在此时面对变数也说明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不但两线制显露危机，而且民联组合能否稳固和不动摇也成了新的焦点。
若果在未来的一个月内，有8到10名的民联议员转向支持国阵，使到国阵拥有国会议席超过2/3而方便修宪的话，那是不足为奇的。
退一步来说，即使没有8个，也会有5-6个，对民联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万一安华掌控不了大局；万一民联军心动摇，那就是两线制瓦解的开始；反过来，如果民联抵档得住这场狂风暴雨而屹立不到，它将有希望在下来的大选与国阵来一场“生死较量”。
无论如何，就目前来看民联真是祸不单行，危在旦夕，且看安华如何化腐朽为神奇？
刊登于2010年2月8日《南洋商报》
在当时有人欢呼两线制的诞生，也有人直指我国政治进入轮替制，因为有五州的政权落入反对党手中，可能在下一届大选会有更大的收获，甚至不否定改变中央政权的可能性。
但这只是一方面比较乐观的看法，以为从此国家的政治格局进入了两线制的斗争。其实两线制只是开始萌芽，能否成长和巩固仍是个未知数。我在大选后曾针对这个政治取向作过分析，结果答案是两线制不容乐观，因为过去有先例反对党会被收编，谁也不能保证在不久后政坛不会再次洗牌？
例如1969年大选结果形成反对党力量壮大的局面，但“513”后不到两年，联盟扩大成为国阵，收编了几个主要反对党，如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民联合党，什么两线制已消失得无声无影。
由于两线制不是历史的传统，曾在执政党（国阵）打滚17年(1981年加入巫统)的前副首相安华深谙国阵的政治策略是攻击型的，不是“坐以待毙或束手无策的”，因此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制造舆论，即使不能成功，也会形成一种政治运动，对民联的未来大有裨益。因此大选后3个月出现的所谓916变天论就是这样被泡制出来的，在在让国阵感到压力重重。不过，又传出国阵采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出其不意的反击战略，在吡叻州挖角成功而政权再变回国阵。
这一下子，民联警觉国阵的反攻已经开始，也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巫统的连环攻势，先是巫统一直希望回巫对话，共组团结政府，以打掉民联的组合；继之因回教党内也闹意见，不得不搁置回巫密谈。也因为计划有变，国阵在取回吡州政权后的下一个目标是毫不讳言地表示要取回雪州政权。于是一连串的事件接踵而来，使到民联政府穷于应对。
而最近则是民联的窝里反，矛头也扩大到槟州政府。林冠英中箭和中招也是预料中事，倒是回教党领导下的吉兰丹和吉打比较安定和缺乏戾气。究其因大概是巫统与回教党的对话之门尚未关上，随时有重开的可能。
为什么民联或正确地说公正党在此时陷入多事之秋？那是因为这是较好的时机来改变政局和使到民联处于挨打甚至瘫痪的险境。所谓的时机是甚嚣尘上指说安华这次官司案并不轻松，以致党内的异议或失意分子有议程（或里应外合）借此机会发难，给安华造成压力和分身乏术，进而使到民联操作失控，出现互扯后腿之骂战，捣乱军心。
如果把吡叻、雪州和槟州的政局连串起来，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不是孤立的，旨在使公正党的权威逊色和打击行动党的治州能力，用以反映出民联连治州都问题多多，又哪有能力执政中央呢？
民联在此时面对变数也说明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不但两线制显露危机，而且民联组合能否稳固和不动摇也成了新的焦点。
若果在未来的一个月内，有8到10名的民联议员转向支持国阵，使到国阵拥有国会议席超过2/3而方便修宪的话，那是不足为奇的。
退一步来说，即使没有8个，也会有5-6个，对民联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万一安华掌控不了大局；万一民联军心动摇，那就是两线制瓦解的开始；反过来，如果民联抵档得住这场狂风暴雨而屹立不到，它将有希望在下来的大选与国阵来一场“生死较量”。
无论如何，就目前来看民联真是祸不单行，危在旦夕，且看安华如何化腐朽为神奇？
刊登于2010年2月8日《南洋商报》
首席部长只准“内销”？ （现代春秋）
在公正党的再林与陈智铭先后向林冠英开炮后，范清渊也跟进，而且提出了已没有卖点且似是而非的论调，即修改槟州宪法，规定只有土生土长的槟州子民，包括以身份证中的“07”为证明，才能担任槟州首席部长，以免槟州人民被不了解民情的外来者控制。
这些攻击林冠英的人似乎找到一个“强烈的理据来刁难首席部长，因为他不是槟州人”。但这个理由正确吗？又是谁改变这一传统而打破了“岛民的情意结”的？
首先我们必须从宪法的角度探讨这个课题。槟州的宪法规定凡是居住在州内的21岁或以上的公民（即身份证地址是在槟城），即有资格参加竞选而中选后成为槟州立法议员。当选的其中一名议员若能控制州议会的多数席（执政党的领袖），便会被槟州元首委为槟州首席部长而组成州行政议会。
宪法中并没有限制外州出生的人不可以成为首席部长，也未有种族和宗教上的限制。这与联邦的宪法一样，在大选后控制议会多数席的政党领袖即可出任首席部长。由此可见，槟州的宪法是一视同仁的，它不像有些州的宪法规定唯有回教徒才能出任州务大臣。
虽然如此，根据槟州的政治历史发展，它打从独立日之后，就由当地人出任首席部长。而在独立之前，英殖民政府就已经为槟州人民选好首席部长。这个人就是在1950年被委为槟州议员而在1955年通过民选而蝉联州议员的林苍祐。他在那年之后被英政府委为“首席议员”，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
但是在1957年独立前，林苍祐婉拒出任首席部长，他通过槟州联盟会议选出王保尼出任槟州首席部长而获得首任首相东姑的首肯。王保尼是道地的大山脚人，从政前是一名教师。
1969年他竞选失败后，将这一宝座送回给其政治师父林苍祐。林苍祐在这一年领导民政党在槟州大胜而上台执政。原本属于他的椅子又回到他的办公室。
林苍祐比起王保尼更具有“槟州之子”的形象，他是正统的峇峇。他的父亲林萃龙医生在新加坡出世，后移居槟城。而于1919年在槟城出世的林苍祐也不负其父所望，成为一名执业医生，但他比父亲跨前一步，投身政治，在1951年组成“急进党”，推派候选人参加市议会选举。不知是否是“岛民情意结”的关系或是视槟城为地灵人杰的所在，林苍祐的政治信念是“槟城领先”的，他起用的候选人都是本地人。不论在急进党时用叶真宝（大富豪叶祖意的孙女）打市议员一炮而红，或在马华时期（1955年）率本土候选人取得全胜纪录，或在民主联合党时期（1964年）培养出两名道地槟城人的政治徒弟郑耀林与邱继圃，或在民政党时期（1969年）推出槟州人的大排挡阵容乃至在后来（1974年）栽培的许岳金及吴清德，和1982年弃教从政的许子根都是槟城子民，证诸了林苍祐很在意“槟城是槟城人的”这一句老话和一向的传统。因为在他看来，槟城只有输出人才，而在政治上不乏政治人才。即使在1990年竞选失败，林苍祐还是支持槟城人许子根接任首席部长。
不过，随着时代的转变，林苍祐在后期也不得不接受观念改变的冲击。最先打破政治地域的人是行动党的林吉祥。他也是直到今天为止，更换最多选区的议员，更是跨州参选的第一人。换句话说，是林吉祥打破了“岛民情意结”（即指槟州的人在政治上的排外倾向），而在1986年在丹绒插旗（是为丹绒一役）。这位在马六甲起家，后移师八打灵又回马六甲再跨海进驻槟城的反对党人，终于改变槟州人民的思维，他们敞开双手迎接以林吉祥为首的十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掀开槟州转型历史新页。
1990年的大选，既然林吉祥的丹绒一役带来改变，林苍祐也不再坚持本地人的策略，接纳了林敬益的打破常规的“天兵天将”也来冲击行动党的排阵。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来自外州的新秀江真诚（马六甲）、后来的谢宽泰（柔佛）及邓章耀（柔佛）都得以探出头来，成了民政的大红人。
这就是说，民政党也不遑多让行动党，也将“天兵天将”变成“另类”的政治温床。因此范清渊也应该知道民政早已奉行“天将神兵”的策略，难道他曾反对这三个人出任行政议员或副部长吗？
其实，丁福南也坦率说他早年就从吉打迁入槟城，对槟城了如指掌，怎么个理由不能挑大任呢？他的情形正如曹观友一样，他早年也是来自吉隆坡而后在槟城安家，如今出任行政议员又有何不对？
以此推论，林冠英即使不是槟城人，但凭他的资历和政历，他是足够资格出任槟州首席部长的，只要槟城选民接受他。持平而论，既然民政党开了先例，有外州人担任高官，就不要怪行动党闯入于后。因为槟城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那有关起门来搞政治的？
刊登于2010年2月8日《光华日报》
5.2.10
安华不能再投鼠忌器 （天下纵横）
原本已够烦的安华又被两名国会议员挑起事端，也只能用“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句话来形容。
安华之所以烦是因为他的“鸡奸案”经过一年有余的拖拖拉拉和案中有变后，已定于2月2日正式研审。这对第二度被指控同样罪名的安华来说，是一场艰苦的奋战。他不知道下来会有什么变化，但他知道民联，尤其是公正党近来有层出不断的事件让他伤透了心。这也肯定不是单纯的个别行动，而是相关人士或存有隐议程，至少在这个时候发难正可以考验安华的决心和取得一些政治筹码。要不然在大局已定下，个别议员的吵吵闹闹也不过是一场政治秀，起不了什么作用。比如巫统就没有议员敢于和党领袖唱反调，因为巫统已大权在握并不担心议员的“叛变”和“背叛”。
而公正党情况又大不相同，虽然308政治海啸给它带来政治丰收，但由于其议员参差不齐，即使在一些州取得执政权，也无法确保政权稳固。吡叻州的再变天（去年2月4日），就是因为有两名蓝眼议员变节，倒戈相向。安华除了槌心外，也无能为力，而他本身也在当时又再陷入鸡奸疑云，致使事变看来极不简单但又摆在眼前。所幸吡叻州的民联议员在下来的日子用团结挺住了政治气压，不再有议员跳槽。若还有第二第三许月凤的话，则民联就没有条件要求重新州选来定胜负了。姑不论吡州会不会重选，基本上民联也已经稳住阵脚来面对新的挑战。它们等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就在吡州民联在厉兵抹马之际，在其他地方又惊见公正党后院起火，这一回的后院失火似乎玩大了。先是吉打万拉峇鲁国会议员朱基菲凭自己的判断，认定回教党的国会议员卡利阿都沙来不反对非回教徒使用阿拉字眼是错误和违规的，因而报警引发盟友关系失调。抑有进者他也以种族的角度促回教党、公正党与巫统举行会谈，商讨大马的未来。这种将行动党摒弃在外的思想，简直与安华的三党联盟的策略背道而驰。更加难以理喻的是，朱基菲指责行动党是华人沙文主义的政党。这实在缺乏理论依据。而且带有强烈的种族偏见。与其说他是向行动党挑战，不如说他是向安华的权威挑战更为恰当。因为是安华一手促成行动党与回教党再走在一起。若被朱基菲加以拦阻，安华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民联也会瓦解在当下。
针对此事，著名部落客拉惹伯特拉认为安华若不小心，会受到卧底的困扰。另一方面，投身公正党的再益（前首相署部长）也促请安华采取纪律行动，否则投鼠忌器难以推行政改。
反过来，朱基菲却指责再益是投机份子，他个人不会尊重他，这对公正党又是另一个争议点。
就在朱基菲“语出惊人”尚未被消化之际，突又发生公正党槟州国会议员再林借机炮轰林冠英为“独裁者、沙文主义者及共产思想者”。这是一项十分严重的指控。持平而言，也是十分偏见的责难，与朱基非一样，带有种族的成见，不然，林冠英在民联大会上，以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华语致词又有什么错误呢？难道这不是多元的民联而是单元的民联，比国阵还国阵？还有再林套上的罪名，也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叫嚣，不值识者一屑。
对了，朱基菲再加上再林的枪口对内，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比国阵更具杀伤力。但他们为什么选择安华正集中精力应对其官司案时向友党发难？这不是存心与安华过意不去吗？虽然他们美其名是安华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但他们在党内藐视党的禁忌——不得向友党公开发难，已使到安华一手缔造的民联奇迹很可能在党内的内斗下被磨掉光芒，就不知他们的议程是什么？
现在看来，民联内比较没有大危机的是回教党和行动党，反而是公正党问题多多。如果安华再不出手制止党内的异议份子继续发出挑畔的声音或果敢地采取纪律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两相权衡底下，安华看来已没有选择的余地，否则情势只有恶化和沸腾，实不能等闲视之。
刊登于2010年2月8日《号外周报》第466期
安华之所以烦是因为他的“鸡奸案”经过一年有余的拖拖拉拉和案中有变后，已定于2月2日正式研审。这对第二度被指控同样罪名的安华来说，是一场艰苦的奋战。他不知道下来会有什么变化，但他知道民联，尤其是公正党近来有层出不断的事件让他伤透了心。这也肯定不是单纯的个别行动，而是相关人士或存有隐议程，至少在这个时候发难正可以考验安华的决心和取得一些政治筹码。要不然在大局已定下，个别议员的吵吵闹闹也不过是一场政治秀，起不了什么作用。比如巫统就没有议员敢于和党领袖唱反调，因为巫统已大权在握并不担心议员的“叛变”和“背叛”。
而公正党情况又大不相同，虽然308政治海啸给它带来政治丰收，但由于其议员参差不齐，即使在一些州取得执政权，也无法确保政权稳固。吡叻州的再变天（去年2月4日），就是因为有两名蓝眼议员变节，倒戈相向。安华除了槌心外，也无能为力，而他本身也在当时又再陷入鸡奸疑云，致使事变看来极不简单但又摆在眼前。所幸吡叻州的民联议员在下来的日子用团结挺住了政治气压，不再有议员跳槽。若还有第二第三许月凤的话，则民联就没有条件要求重新州选来定胜负了。姑不论吡州会不会重选，基本上民联也已经稳住阵脚来面对新的挑战。它们等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就在吡州民联在厉兵抹马之际，在其他地方又惊见公正党后院起火，这一回的后院失火似乎玩大了。先是吉打万拉峇鲁国会议员朱基菲凭自己的判断，认定回教党的国会议员卡利阿都沙来不反对非回教徒使用阿拉字眼是错误和违规的，因而报警引发盟友关系失调。抑有进者他也以种族的角度促回教党、公正党与巫统举行会谈，商讨大马的未来。这种将行动党摒弃在外的思想，简直与安华的三党联盟的策略背道而驰。更加难以理喻的是，朱基菲指责行动党是华人沙文主义的政党。这实在缺乏理论依据。而且带有强烈的种族偏见。与其说他是向行动党挑战，不如说他是向安华的权威挑战更为恰当。因为是安华一手促成行动党与回教党再走在一起。若被朱基菲加以拦阻，安华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民联也会瓦解在当下。
针对此事，著名部落客拉惹伯特拉认为安华若不小心，会受到卧底的困扰。另一方面，投身公正党的再益（前首相署部长）也促请安华采取纪律行动，否则投鼠忌器难以推行政改。
反过来，朱基菲却指责再益是投机份子，他个人不会尊重他，这对公正党又是另一个争议点。
就在朱基菲“语出惊人”尚未被消化之际，突又发生公正党槟州国会议员再林借机炮轰林冠英为“独裁者、沙文主义者及共产思想者”。这是一项十分严重的指控。持平而言，也是十分偏见的责难，与朱基非一样，带有种族的成见，不然，林冠英在民联大会上，以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华语致词又有什么错误呢？难道这不是多元的民联而是单元的民联，比国阵还国阵？还有再林套上的罪名，也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叫嚣，不值识者一屑。
对了，朱基菲再加上再林的枪口对内，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比国阵更具杀伤力。但他们为什么选择安华正集中精力应对其官司案时向友党发难？这不是存心与安华过意不去吗？虽然他们美其名是安华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但他们在党内藐视党的禁忌——不得向友党公开发难，已使到安华一手缔造的民联奇迹很可能在党内的内斗下被磨掉光芒，就不知他们的议程是什么？
现在看来，民联内比较没有大危机的是回教党和行动党，反而是公正党问题多多。如果安华再不出手制止党内的异议份子继续发出挑畔的声音或果敢地采取纪律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两相权衡底下，安华看来已没有选择的余地，否则情势只有恶化和沸腾，实不能等闲视之。
刊登于2010年2月8日《号外周报》第466期
民联淌血安华最伤 （直挂云帆）
民联出现裂痕越形严重，林吉祥形容这是内部大出血，必须予以止血。因为国阵；尤其是巫统正加紧对民联采取政治攻势。他认为民联的纪律委员会必须开会，以重新赢取人民的信心。在他看来，在去年12月19日的首次民联大会的成功召开已使民联在群众中赢得威信。
但是才不过一个月，民联内部的矛盾和公开相互指责又使到这个组合面临危机，甚至搞不好的话，会有瓦解的可能。
事实上，不只是林吉祥一人，而是许许多多的人都看到民联脆弱的一面，它不是安华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于既倒，而是要三党的领导人相互信任与宽容，才能铸造民联具有实质上的权威。可惜的是，经过两年的合作，民联的一些议员或说干部已忘记民联的信念和信条，以为只要向友党刁难或呛声就不会触犯党规，而且在此时此刻即便得罪友党，预料官司缠身的安华也不大可能责难他们，更不会动用党纪开除党籍，因为这等于把议员推给国阵和巫统。这是安华万万不想看到的局面。
但如果姑息养奸，对有关事件不了了之，也会对民联产生无形的伤害，这就是安华的两难。因此我们看到公正党在处理万拉峇鲁国会议员朱基菲的口不遮拦的批评和报案（指林冠英是沙文主义者及指回教党沙阿南国会议员卡里阿都沙末说非回教徒可用“阿拉”字眼）；在处理峇央峇鲁国会议员再林的炮轰林冠英独裁、沙文主义者及共党思维者的课题上都采取比较低调的方案，交给纪律委员会在一个月内做出决定；同时要求对付朱基菲的再益（前首相署部长）也会受到纪律会的调查。
虽然公正党准备通过纪律手段来降温，不致因这两个人的个别行为破坏民联的协作精神，但安华似乎已无法压下后院失火，因为异议者显然仍在坚持他们的观点和继续点火。
例如再林将矛头指向安华，指责安华向火箭妥协，为了热衷追求成为首相而不惜牺牲公正党的斗争原则。至于如何牺牲，他则未加以说明。
虽然朱基菲说他还是把安华当成其偶像，但他的言论是帮倒忙，令安华左右为难，陷入尴尬的困境。
紧接着，公正党另一国会议员陈智铭也数落林冠英的不是。虽然他表明是针对林冠英个人，但他形容“火箭像林氏家族政党”就大有想法了。
因此可以想象，蓝眼议员已借一些事件和议题向行动党发难。这完全是背着安华在搞友党；若是继续让它燃烧，肯定会烧出一把大火，届时民联将如何收拾残局，就没有人知道了。
为什么蓝眼对行动党有这么大的意见？除了人事关系或利益上的失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是公正党内的干部并不全然与行动党是称兄道弟的。前者有不少是来自国阵的，因此他们肯定有思想上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功利主义。这也埋下两党失和的伏线，但在308之前，他们是没有条件争吵的。
因为在2008年的大选前，只有安华相信改变会到来，其他反对党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也认为安华效应不再，安华已无所作为了。再者反对党不可能推心置腹来震撼国阵。这种心态也包括行动党及回教党领导人在内，唯独安华兴致勃勃地促成反对党维持最低的合作，即单挑国阵候选人，但不发表共同政纲，等于是各自为政下的应付强大的国阵。由于这一协作成功，安华终于成为友党致胜的筹码（虽然他本身在当年3月尚未得参加选举），回教党要他站台争取中下层人民的支持；行动党也要借助安华的影响力，争取马来选民也投火箭一票。公正党本身当然以安华马首是瞻，成败也在此一役。结果308的政治海啸造就了安华神话再现。他急切地组成民联，以巩固五州政权和强化国会议员的共识。可是反对党胜利的背后，也隐藏着一定的利益冲突。
深谙政治之道的安华看到这一点，因此他急切地推出“916”变天论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一鼓作气改变中央政权，民联在下来的日子将不好过，很可能面对国阵重重的挑战和挖角。不幸而言中的是吡州在去年2月又失掉执政权予国阵。从那时开始，民联风波不断，安华的第二度鸡奸案又已开庭，民联因之笼罩一股阴气。
如今又加上公正党“双宝”出击，真是给民联添乱。尽管当事人否认有政治议程，但眼明人一看就知这是民联与国阵较量的外一章。如果民联中又有人倒戈相向，或保持所谓的独立议员身份，那也是应了国阵不要两线制的变数了。
本来国阵就不欣赏两线制；偏偏民联中也有人拆“两线制”的墙脚，使之摇摇晃晃。安华也因之被自己同志困在其中，伤得很重。这就是说，兄弟阋墙的结果是让安华承受一切苦果，内情极不简单。如果安华守不住用10年的韬光养晦换来的两线制的制衡，则在下届大选将会出现新的格局。反之如果安华在身陷官司案之际，又能巩固三党合作下的民联，将拦路的异议份子及不称职的议员搁之一旁，改由热情真挚为民服务的候选人取代，那与国阵将是一场政治生命的“生死之战”。不过，就今日民联的乱像来看，反对党暂时是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国阵自然也不会放过这大好机会。虽然如此，若果国阵利用不当，也会惹火烧身，毕竟民联内的异议者，不见得是国阵之宝。吡叻州的三名政治青蛙不是给国阵带来无限烦恼吗？
刊登于2010年2月4日《东方日报》
但是才不过一个月，民联内部的矛盾和公开相互指责又使到这个组合面临危机，甚至搞不好的话，会有瓦解的可能。
事实上，不只是林吉祥一人，而是许许多多的人都看到民联脆弱的一面，它不是安华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于既倒，而是要三党的领导人相互信任与宽容，才能铸造民联具有实质上的权威。可惜的是，经过两年的合作，民联的一些议员或说干部已忘记民联的信念和信条，以为只要向友党刁难或呛声就不会触犯党规，而且在此时此刻即便得罪友党，预料官司缠身的安华也不大可能责难他们，更不会动用党纪开除党籍，因为这等于把议员推给国阵和巫统。这是安华万万不想看到的局面。
但如果姑息养奸，对有关事件不了了之，也会对民联产生无形的伤害，这就是安华的两难。因此我们看到公正党在处理万拉峇鲁国会议员朱基菲的口不遮拦的批评和报案（指林冠英是沙文主义者及指回教党沙阿南国会议员卡里阿都沙末说非回教徒可用“阿拉”字眼）；在处理峇央峇鲁国会议员再林的炮轰林冠英独裁、沙文主义者及共党思维者的课题上都采取比较低调的方案，交给纪律委员会在一个月内做出决定；同时要求对付朱基菲的再益（前首相署部长）也会受到纪律会的调查。
虽然公正党准备通过纪律手段来降温，不致因这两个人的个别行为破坏民联的协作精神，但安华似乎已无法压下后院失火，因为异议者显然仍在坚持他们的观点和继续点火。
例如再林将矛头指向安华，指责安华向火箭妥协，为了热衷追求成为首相而不惜牺牲公正党的斗争原则。至于如何牺牲，他则未加以说明。
虽然朱基菲说他还是把安华当成其偶像，但他的言论是帮倒忙，令安华左右为难，陷入尴尬的困境。
紧接着，公正党另一国会议员陈智铭也数落林冠英的不是。虽然他表明是针对林冠英个人，但他形容“火箭像林氏家族政党”就大有想法了。
因此可以想象，蓝眼议员已借一些事件和议题向行动党发难。这完全是背着安华在搞友党；若是继续让它燃烧，肯定会烧出一把大火，届时民联将如何收拾残局，就没有人知道了。
为什么蓝眼对行动党有这么大的意见？除了人事关系或利益上的失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是公正党内的干部并不全然与行动党是称兄道弟的。前者有不少是来自国阵的，因此他们肯定有思想上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功利主义。这也埋下两党失和的伏线，但在308之前，他们是没有条件争吵的。
因为在2008年的大选前，只有安华相信改变会到来，其他反对党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也认为安华效应不再，安华已无所作为了。再者反对党不可能推心置腹来震撼国阵。这种心态也包括行动党及回教党领导人在内，唯独安华兴致勃勃地促成反对党维持最低的合作，即单挑国阵候选人，但不发表共同政纲，等于是各自为政下的应付强大的国阵。由于这一协作成功，安华终于成为友党致胜的筹码（虽然他本身在当年3月尚未得参加选举），回教党要他站台争取中下层人民的支持；行动党也要借助安华的影响力，争取马来选民也投火箭一票。公正党本身当然以安华马首是瞻，成败也在此一役。结果308的政治海啸造就了安华神话再现。他急切地组成民联，以巩固五州政权和强化国会议员的共识。可是反对党胜利的背后，也隐藏着一定的利益冲突。
深谙政治之道的安华看到这一点，因此他急切地推出“916”变天论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一鼓作气改变中央政权，民联在下来的日子将不好过，很可能面对国阵重重的挑战和挖角。不幸而言中的是吡州在去年2月又失掉执政权予国阵。从那时开始，民联风波不断，安华的第二度鸡奸案又已开庭，民联因之笼罩一股阴气。
如今又加上公正党“双宝”出击，真是给民联添乱。尽管当事人否认有政治议程，但眼明人一看就知这是民联与国阵较量的外一章。如果民联中又有人倒戈相向，或保持所谓的独立议员身份，那也是应了国阵不要两线制的变数了。
本来国阵就不欣赏两线制；偏偏民联中也有人拆“两线制”的墙脚，使之摇摇晃晃。安华也因之被自己同志困在其中，伤得很重。这就是说，兄弟阋墙的结果是让安华承受一切苦果，内情极不简单。如果安华守不住用10年的韬光养晦换来的两线制的制衡，则在下届大选将会出现新的格局。反之如果安华在身陷官司案之际，又能巩固三党合作下的民联，将拦路的异议份子及不称职的议员搁之一旁，改由热情真挚为民服务的候选人取代，那与国阵将是一场政治生命的“生死之战”。不过，就今日民联的乱像来看，反对党暂时是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国阵自然也不会放过这大好机会。虽然如此，若果国阵利用不当，也会惹火烧身，毕竟民联内的异议者，不见得是国阵之宝。吡叻州的三名政治青蛙不是给国阵带来无限烦恼吗？
刊登于2010年2月4日《东方日报》
民联努力捍卫雪州政权 （跃马扬鞭）
在一项听证会上，乌雪县长诺希山语出惊人，他说，在308大选前，他只知道政党等于政府，也没有料到国阵在大选后会失去州政权，所以一直秉持国阵50余年来的办事和行政方式来处理拨款的事宜，一切只能遵从。
这位县长是回答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SELCAT）调查前朝政府的议员申请多宗拨款充个人和政党用途时，这样的脱口而出。
相信把政党当作政府的不仅是诺希山一人而已，而是大有人在；尤其是公务员或执政党的一份子，从来没有想到会变天，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国阵（或以前的联盟）当成政府，因为自独立以来，联盟乃至后来的国阵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公务员为了饭碗，也不会拿前途和国阵的人过意不去。当然在国阵里头，也还是有等级之分，最具权威和最能使公务员服贴的自然是巫统莫属，难怪其他的成员党不时发出“行政偏差”或公务员刁难的投诉。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政党等于政府？这已是无从考证，但我们相信从1969年的“513”事件后，“政党等于政府”的思维开始被强化而后定型下来。因为联盟只是这么快手一笔将党名改成国阵，把一些反对党收编进来，还不是照旧当家作主？因此“政党等于政府”之说在下来的年代在公务员心中似乎是相同的，即是执政党永远是执政党，反对党永远是反对党。这种关系是不能被颠倒过来的。
讵料308的政治海啸将昔日的定律打破了，五个州属落入反对党手中（其中一个吡叻州在去年又变回天，但争议不断）；尤其是靠近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雪州也跟着变天，由三个反对党组成的民联成立雪州政府，不再是国阵的囊中物了。
民联的上台执政，且由企业大亨担任州务大臣，成为反对党其中一项骄傲，因为雪州离布城之路已不远了，但也因为雪州位于“天子脚下”，因此由不同阵线的党掌权，面对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虽然在席位上，民联以35票（公正14、行动13及回教8）对国阵的20席及另一席是退出公正党的独立人士。基本上政权稳固，但执政近两年内民联风波不断，却又是不争的事实。贪污疑云、裸照风波、赵明福案件及沙石疑案的此落彼起，也足以让民联穷以应对。
再加上回教党议员的闹别扭和公正党内的人事斗争，使到安华分身乏术，一方面也为本身的官司而忙碌；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召集全体国州议员对话，以预防国阵的突袭。
不过，从席位来看，除非回教党议员集体倒戈相向（但在该党中央镇住下，集体离队事不大可能发生），不然再变天不易。因为公正党内的动摇份子也只是三几个，行动党预料没有第二个许月凤。即便如此，公正党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党内出现一位朱基菲国会议员，论调就与公正党立场有异，弄得安华十分被动，只好下封口令，不要再谈论“阿拉”字眼的争议。
表面上看来朱基菲事件与雪州险象无关，实则它是连成一线的，因为朱基菲也针对回教党议员卡立阿都沙末的“阿拉”言论进行报案（支持非回教徒使用“阿拉”字眼），可能挑起两党的失和。换句话说，公正党内的一些议员的举止已使到民联的根基受到动摇，甚至连林冠英提出的“中道大马”也被朱基菲形容是在搞华人政治。至为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朱基菲建议公正、回教与巫统会谈，而不提火箭？可见在他心目中还是存有种族和宗教上的执著。
如果朱基菲事件处理欠当，会给民联带来难以评估的伤害，而最令民联担心的是：雪州会成为吡叻第二吗？这也是为什么安华不得不将火力集中在雪州，以一一反击国阵的逼宫。
在这方面，雪州民联政府的听证会上暴露许多前朝政府的拨款出现疑点和对人民血汗钱的挥霍也为民联政府取得高分。看来民联这一招对国阵也是致命的一击。它显然从吡叻州再变天取得教训，决定先下手为强，通过听证会狠狠打击国阵执政下的失策与不当，以使国阵“回头无岸”，进而证明“政党不是政府”。
国阵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肯定会出尽招数与民联展开激烈的与毫不容情的斗争。在这波谲云诡，变化多端的年代，谁人能占上风，目前难以捉摸。如果民联感觉形势不妙，最好抢先一步解散议会重选，避免发生吡州第二的事件；反过来国阵也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利用民联内部的危机使到议员退党来制造变天的筹码。为什么国阵与民联的斗争在此时焦点放在雪州？因为国阵正在寻找第二个突破口，目标是打压公正党乃至趁公正党陷入内斗泥潭再出重手。正好雪州是公正党当家，卡立大臣坐立难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为什么安华308以来，从来没有一刻安宁过。因为他和巫统之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仇恩怨，非得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不可。
刊登于2010年2月2日《南洋商报》
这位县长是回答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SELCAT）调查前朝政府的议员申请多宗拨款充个人和政党用途时，这样的脱口而出。
相信把政党当作政府的不仅是诺希山一人而已，而是大有人在；尤其是公务员或执政党的一份子，从来没有想到会变天，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国阵（或以前的联盟）当成政府，因为自独立以来，联盟乃至后来的国阵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公务员为了饭碗，也不会拿前途和国阵的人过意不去。当然在国阵里头，也还是有等级之分，最具权威和最能使公务员服贴的自然是巫统莫属，难怪其他的成员党不时发出“行政偏差”或公务员刁难的投诉。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政党等于政府？这已是无从考证，但我们相信从1969年的“513”事件后，“政党等于政府”的思维开始被强化而后定型下来。因为联盟只是这么快手一笔将党名改成国阵，把一些反对党收编进来，还不是照旧当家作主？因此“政党等于政府”之说在下来的年代在公务员心中似乎是相同的，即是执政党永远是执政党，反对党永远是反对党。这种关系是不能被颠倒过来的。
讵料308的政治海啸将昔日的定律打破了，五个州属落入反对党手中（其中一个吡叻州在去年又变回天，但争议不断）；尤其是靠近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雪州也跟着变天，由三个反对党组成的民联成立雪州政府，不再是国阵的囊中物了。
民联的上台执政，且由企业大亨担任州务大臣，成为反对党其中一项骄傲，因为雪州离布城之路已不远了，但也因为雪州位于“天子脚下”，因此由不同阵线的党掌权，面对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虽然在席位上，民联以35票（公正14、行动13及回教8）对国阵的20席及另一席是退出公正党的独立人士。基本上政权稳固，但执政近两年内民联风波不断，却又是不争的事实。贪污疑云、裸照风波、赵明福案件及沙石疑案的此落彼起，也足以让民联穷以应对。
再加上回教党议员的闹别扭和公正党内的人事斗争，使到安华分身乏术，一方面也为本身的官司而忙碌；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召集全体国州议员对话，以预防国阵的突袭。
不过，从席位来看，除非回教党议员集体倒戈相向（但在该党中央镇住下，集体离队事不大可能发生），不然再变天不易。因为公正党内的动摇份子也只是三几个，行动党预料没有第二个许月凤。即便如此，公正党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党内出现一位朱基菲国会议员，论调就与公正党立场有异，弄得安华十分被动，只好下封口令，不要再谈论“阿拉”字眼的争议。
表面上看来朱基菲事件与雪州险象无关，实则它是连成一线的，因为朱基菲也针对回教党议员卡立阿都沙末的“阿拉”言论进行报案（支持非回教徒使用“阿拉”字眼），可能挑起两党的失和。换句话说，公正党内的一些议员的举止已使到民联的根基受到动摇，甚至连林冠英提出的“中道大马”也被朱基菲形容是在搞华人政治。至为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朱基菲建议公正、回教与巫统会谈，而不提火箭？可见在他心目中还是存有种族和宗教上的执著。
如果朱基菲事件处理欠当，会给民联带来难以评估的伤害，而最令民联担心的是：雪州会成为吡叻第二吗？这也是为什么安华不得不将火力集中在雪州，以一一反击国阵的逼宫。
在这方面，雪州民联政府的听证会上暴露许多前朝政府的拨款出现疑点和对人民血汗钱的挥霍也为民联政府取得高分。看来民联这一招对国阵也是致命的一击。它显然从吡叻州再变天取得教训，决定先下手为强，通过听证会狠狠打击国阵执政下的失策与不当，以使国阵“回头无岸”，进而证明“政党不是政府”。
国阵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肯定会出尽招数与民联展开激烈的与毫不容情的斗争。在这波谲云诡，变化多端的年代，谁人能占上风，目前难以捉摸。如果民联感觉形势不妙，最好抢先一步解散议会重选，避免发生吡州第二的事件；反过来国阵也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利用民联内部的危机使到议员退党来制造变天的筹码。为什么国阵与民联的斗争在此时焦点放在雪州？因为国阵正在寻找第二个突破口，目标是打压公正党乃至趁公正党陷入内斗泥潭再出重手。正好雪州是公正党当家，卡立大臣坐立难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为什么安华308以来，从来没有一刻安宁过。因为他和巫统之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仇恩怨，非得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不可。
刊登于2010年2月2日《南洋商报》
“民主角落”言易行难 （现代春秋）
槟州行政议员曹观友提出一个新奇的概念，那就是为证明“槟城领先”，他表示槟州政府计划在旧关仔角大草场设立首个“民主广场”（Dataran Demokrasi），以让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一个宽阔，舒适的场地举行集会请愿，而且还备有舞台，基设十分齐全。
在欢迎这项建议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提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因为这涉及所谓“民主广场”的现实性。
其实，根据曹观友的说法，“民主广场”是太过大的想象，而他所谓的应该是“言论角落”（Speaker Corner）。若只是一个小角落，就不存在广场之意。因为广场的面积是十分大的，比如整个旧关仔角的草场就是一个广场。
即使是“言论角落”，我们也会质疑其可行性，毕竟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从未有此玩意儿。可能曹观友也想以此概念来挑战马来西亚的法令。
按照国家法令，凡五个人以上的集会必须申请准证。这就是说，未获允许的集会和游行，特别是针对政治议题的，可以被当局视为是不合法令的。
当然在这方面又有分室内和室外的集会，而室外的集会，如涉及政治的，没有准证底下，也会受到阻止。
如果槟州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设立所谓“言论角落”（马来西亚式的海德公园）也未尝不可，问题是租借或使用角落者，是否可以避开警察法令呢？肯定不能，因为言论集会是归于中央的权限，如果警方不发出准证，这类的“言论角落”是无法开讲的，也就无从推动所谓民主政治。
说到马来西亚的言论与集会自由，在英殖民时代已有严格的法令限制，不但新闻自由有限制，言论自由也不例外。不过在学术上的言论自由就比较松动，因为它与政治敏感扯不上直接关系。
虽然如此，在独立之后，马来亚也曾有较宽松的自由，比如旧关仔角就曾一度成为“民主广场”，因为政党的大集会和群众大会都选择在此举行。一般上，除了旧关仔角外，还有一个广场就是柑仔园大草场。
犹记得1959年大选时，旧关仔角是政党群众大会的中心地带，联盟和社阵各有其群众大会，而通常以反对党的群众较为踊跃，因为老百姓都爱听政治人物骂政府。当时骂政府和联盟最够力的是社阵的林建寿，他经常是压轴的演讲者。
1964年的大选，旧关仔角成为李光耀的政治舞台。他率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在各大城市举办的群众大会都是人山人海的，槟城也不例外。
1969年的大选，旧关仔角是林苍祐的政治舞台。他所领导的民政党演讲会吸引了万千群众的捧场，结果这一年选民把他送上槟州首席部长的宝座。他的民政党在24个州议席中赢得16席，首次让槟州变天。
1974年，民主行动党的叶锦源也将旧关仔角搭成政治擂台。他在丹绒国会与林苍祐较量，且扬言要夺取槟州政权，以教训林苍祐“出卖槟州人民”，投入国阵（联盟）的怀抱。可惜叶锦源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败战，因为敦拉萨刚刚从中国凯旋归来（马中建交），声望如日冲天，也容不得叶锦源动摇槟州国阵江山。
即使叶锦源强烈反对敦拉萨藉与毛泽东握手的照片大事宣传，也弄巧反拙，华人社会一头栽进支持国阵，欢呼马中建交。
1978年的大选，在胡申翁领导下的政府，他宣布今后不准有群众大会举行，只能申请进行政治讲座（Ceramah）（小型集会）。这引起反对党的反弹和批评开民主倒车，无奈法令如山，不容修改。就这样，旧关仔角不再是“民主广场”，它不再被允许举行群众大会。
倒是所谓小型集会，有时也因场地之宽变成变相的群众大会，令人印象最深的是打从1986年起，林吉祥移师槟城后，他就是在五条路组屋，打枪埔组屋和阿依淡等地掀起政治旋风，竟能将Ceramah搞成群众大会。这就是说，林吉祥是第一个将小集会变成大集会的人。虽然林吉祥威力十足，可惜后劲不继，自1995年在槟城输了“丹绒三役”后，行动党跌得很伤，也伤得很重。一连三届（1990、1999及2004）都在槟州无所突破。
直到2008年，我们才又见到槟城重又掀起人潮滚动的局面。这一回是安华带动而由林冠英顶上，几乎把槟州的政治弄个脚朝天，也真是上演了槟州再变天的一幕，这一回主人换了行动党，不再是民政党了。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的两年，曹观友似乎认真地“划地自由”，但在中央政府不点头下，恐怕也只能可望不可却。
如果说，民联尚还不了人民第三张票（地方议会选举）是因为权力在中央，州政府无能为力，那么同样的，避过中央政府高谈“言论角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动作，未见得以落实。因此我们正期待曹观友的下一步行动，他如何取得中央首肯来设立“言论自由角落”？
刊登于2010年2月1日 《光华日报》
1.2.10
马华党争《你怎么说》？（天下纵横）
1月16日，应RTM2电视台的邀请，再次上《你怎么说》的节目，另外两位主讲者是彭茂燊及孔庆庶。节目的主题是政党与华团的关系，而内容尽是围绕在马华的课题转来转去，但也特别强调究竟华团批评马华是否等于干预马华的党务？因为蔡细历说了，华团关心就好，请别干预马华“家务”。
针对这个课题，我相信许多人与我的看法相差不远，即华团或华人是有权利批评政党包括马华公会，不能因为批评或语气重一些的责备就视为干预党务。我这样说和问：到底蔡细历的“干预”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没有一个范畴和尺码，外人不知道马华可以容忍批评到什么程度？当然如果马华订了规矩，那就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因此马华再怎么不甘愿也无法为民主设限；也因为这样，蔡席历的“干预论”变得难以理直气壮，理由是政党本来就是准备被赞美，但也准备被责骂的；而政治人物被批判乃至被指责也是常有的事，不能当成“干预论”。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早年的马华公会的领袖面对更大的压力和公开的反对，但没有将批评者冠上“干预”的罪名。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在1979年马华党选时，捍卫会长职的李三春面对其副手曾永森的正式挑战。若是按照蔡细历的逻辑，这是马华党内事务，外人不得干预。但偏偏在那个时候华社的华团及个人纷纷发表支持曾永森的言论，也有许多的读者投书尽是骂李三春赞曾永森的。那个时候，华社的挺曾行动挺到出脸，竟在华文报大刊广告支持曾永森胜利。由于华社的舆论一面倒向支持曾永森，华报刊出的新闻和评论也对曾永森有利。
在当时，我正在《星槟日报》当总编辑，所有的内外稿件都经过我的手处理，因为事关重大课题，不能草率应对。但面对90%的亲曾论调，我们也感到十分棘手，很难做到“公平”或平衡的新闻报导。
在这方面，李三春也注意到了，派了相关的人了解情况。在知悉民间的情绪后，也不便多问，更没有插手。在那时，华报尚不流行政治人物干涉新闻处理的现象。换句话说，即使李三春心中不快，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媒体华团干预马华党务的事。如果要责难的话，李三春有更强的理由指责华报华团公然干预马华党选，而且也公然倒他。他知道舆论在那个时候对他是毫不容情的，尤其是当曾永森失败后，也受大批华团设慰劳团促他另起炉灶来与李三春对着干，更是公开地与马华唱反调。
可惜的是，曾永森缺乏一鼓作气的精神和勇气，未敢拔地而起，而是仍留在马华内“观察又观察”，直到1981年在马华无法“东山再起”后，他只好转移阵地，加入民政党，但气势已大不如前。曾永森这一雷声大雨点小的心态，也使他在后来失掉热心者的支持。如果他当年义无反顾地自立新党，可能今日政局又是另一个样。由于曾永森自我错失良机和举棋不定的作风是兵家大忌，也就在后来让民间认为李三春的胜利也不是错误的，至少他比曾永森更敢于面对挑战和挫折。
虽然李三春打败曾永森是痛苦的历程，但也为他在后来赢得政治声望，以致他能在1982年移师芙蓉，击败行动党老大曾敏兴，而成为首个马华领袖敢于直捣反对党领袖强区的人。
我说起这段历史，是希望马华的一些领袖能够明白马华忝为华人政党或扬言代表华人的政党是应该要有李三春的大量，不要为了华团领袖讲重几句话或对领导人的批评，而解读成“干预党务”，那显示现代的马华领袖太小气了。
我始终认为马华应回到李三春的时代，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和危机。因此我们当天的政治讲座达成的共识是马华除了重选之外，别无他选。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是这个环节的问答题是问马华党争会否损害华社利益？出乎意料之外的是80%以上的观众回应不会，可见民间对党争已厌倦，也不认为僵局持续会带来“华社危机”。这意味着马华要好自为之，别再忽视民间的声音。
刊登于2010年2月1日《号外周报》第465期
针对这个课题，我相信许多人与我的看法相差不远，即华团或华人是有权利批评政党包括马华公会，不能因为批评或语气重一些的责备就视为干预党务。我这样说和问：到底蔡细历的“干预”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没有一个范畴和尺码，外人不知道马华可以容忍批评到什么程度？当然如果马华订了规矩，那就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因此马华再怎么不甘愿也无法为民主设限；也因为这样，蔡席历的“干预论”变得难以理直气壮，理由是政党本来就是准备被赞美，但也准备被责骂的；而政治人物被批判乃至被指责也是常有的事，不能当成“干预论”。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早年的马华公会的领袖面对更大的压力和公开的反对，但没有将批评者冠上“干预”的罪名。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在1979年马华党选时，捍卫会长职的李三春面对其副手曾永森的正式挑战。若是按照蔡细历的逻辑，这是马华党内事务，外人不得干预。但偏偏在那个时候华社的华团及个人纷纷发表支持曾永森的言论，也有许多的读者投书尽是骂李三春赞曾永森的。那个时候，华社的挺曾行动挺到出脸，竟在华文报大刊广告支持曾永森胜利。由于华社的舆论一面倒向支持曾永森，华报刊出的新闻和评论也对曾永森有利。
在当时，我正在《星槟日报》当总编辑，所有的内外稿件都经过我的手处理，因为事关重大课题，不能草率应对。但面对90%的亲曾论调，我们也感到十分棘手，很难做到“公平”或平衡的新闻报导。
在这方面，李三春也注意到了，派了相关的人了解情况。在知悉民间的情绪后，也不便多问，更没有插手。在那时，华报尚不流行政治人物干涉新闻处理的现象。换句话说，即使李三春心中不快，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媒体华团干预马华党务的事。如果要责难的话，李三春有更强的理由指责华报华团公然干预马华党选，而且也公然倒他。他知道舆论在那个时候对他是毫不容情的，尤其是当曾永森失败后，也受大批华团设慰劳团促他另起炉灶来与李三春对着干，更是公开地与马华唱反调。
可惜的是，曾永森缺乏一鼓作气的精神和勇气，未敢拔地而起，而是仍留在马华内“观察又观察”，直到1981年在马华无法“东山再起”后，他只好转移阵地，加入民政党，但气势已大不如前。曾永森这一雷声大雨点小的心态，也使他在后来失掉热心者的支持。如果他当年义无反顾地自立新党，可能今日政局又是另一个样。由于曾永森自我错失良机和举棋不定的作风是兵家大忌，也就在后来让民间认为李三春的胜利也不是错误的，至少他比曾永森更敢于面对挑战和挫折。
虽然李三春打败曾永森是痛苦的历程，但也为他在后来赢得政治声望，以致他能在1982年移师芙蓉，击败行动党老大曾敏兴，而成为首个马华领袖敢于直捣反对党领袖强区的人。
我说起这段历史，是希望马华的一些领袖能够明白马华忝为华人政党或扬言代表华人的政党是应该要有李三春的大量，不要为了华团领袖讲重几句话或对领导人的批评，而解读成“干预党务”，那显示现代的马华领袖太小气了。
我始终认为马华应回到李三春的时代，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和危机。因此我们当天的政治讲座达成的共识是马华除了重选之外，别无他选。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是这个环节的问答题是问马华党争会否损害华社利益？出乎意料之外的是80%以上的观众回应不会，可见民间对党争已厌倦，也不认为僵局持续会带来“华社危机”。这意味着马华要好自为之，别再忽视民间的声音。
刊登于2010年2月1日《号外周报》第4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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