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应民政宏愿大学基金会之邀，前往葛尼广场迷你戏院观赏《夜·明》首映礼，亲自一睹拍成电影的孙中山的故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之所以非看不可是因为在2006年8月当孙中山影片在槟城拍摄时，曾引起“轰动”。所谓“轰动”不是指万千的人追看拍片，而是华文报传媒几乎每天都做详尽的报导。
当孙中山影片收工时，我也参加了“收工宴”，场面是一片热闹。过后就一切归复平淡。而这种平淡竟然拉了一年之久，没有半点消息告知已是在中国“出街”；流言也因“久无音讯”传开指说可能“流产”，可能无法“交货”等等。
后来好消息传开，一切已完成。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尚且拉大队到北京参加首映礼。我问过有看过此片的朋友，他们说拍的还可以，有的说不错。也就引起我更大的兴趣。
当我看完影片后，我有了下列的观感。
首先影片的特色是全然以槟城乔治市为背景。虽然不尽然认得出场景的地点，但作为槟城人，倒知道这就是槟城。不过如果对于非槟城人来说，那就是不知是何地何处，因为经过改头换面后，我们似乎又回到廿世纪初叶的年代，看到时光在倒流。这就是艺术加工带来的效果，把整个时代的背景衬托出来。对此而言，我倒要称赞导演及编剧的高明，将槟城化成一个“陈旧”的城市。
其次，就描述男女感情方面，也让人感受到温馨的一面；尤其是饰演四姑（陈粹芬）与饰演孙中山的对手戏，流露出一段真挚的感情。可惜的是影片的比重冲淡了四姑与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反而有意也突出饰演丹蓉与饰演罗肇麟的份量，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四姑或是丹蓉才是女主角？好像两位都是主角。这种“抢镜”显得有点本未倒置。理由是杜撰的角色本应是绿叶来烘出牡丹（主角），而不是“旗鼓相当”或主次不清。
再说，罗肇麟的出现也不合情埋。既是敌（要为清廷谋杀孙中山）也是友（保护孙中山，不让另外的杀手得逞）。这在历史中是没有的，由于影片未能从对话中明显反映出罗的“蜕变”（从敌到友），也就让不明白历史的人看得一头雾水，不知这位仁兄是干什么的？
要么，就创造出一个杀手角色，使孙中山陷入危机来制造情节的紧张以扣人心弦；要么就创造出一个当地人自告奋勇当孙的“保镖”，在面对敌人时大显身手，使之出现格斗与混乱场面，以使影片的故事性加强。
同样的，徐丹蓉既然要“杜撰”，何妨让她成为与四姑争宠的女人，从而折射出孙中山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性有困扰的男人。在这方面，影片并未制造情爱场面的高潮。还有四姑与孙中山的拥抱与激情也没有，这是过于拘谨所致。
如果说，影片敢于把孙山山化为感性的人物，就要大胆的在情感的情节上下功夫，不然我们还是忠于历史，别再这边“加料”；另一边又“收敛”。影片必须要先被定位，而不是“放不敢放”，让人看了无法荡气回肠。我的意思是说﹕在历史的事件中要给孙中山和四姑的爱情故事加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是导演要“顾及孙中山的身份”，无法充份自由表达？
其三，影片中最终还是导入“中国情意结”，有配合“中国崛起”的效果。比如孙中山为工人争取权利的一幕；越俎代庖与洋人交涉对丹蓉的逼婚的一幕，及表现出孙中山号召海内外华人团结起来推翻清朝的一幕，确实有这样的“隐意”在内。这1倒无可厚非。毕竟孙中山要解放的是中国。
无论如仃，我还得为“四姑”叫屈。在现实历史上，她完全被除名，而其实她是真的存在，而且爱孙中山爱得那么深沉和难分难舍（陪他到处搞革命从无悔意）。即便她在1912年孙中山革命成功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但后来的宋庆龄的生活为什么没有陈粹芬这个人？（卢夫人承认陈粹芬的二夫人的身份与地位）。
陈粹芬的“凄凉”是终生未再改嫁（虽然她与孙未正式注册），一直“守寡”到1960年逝世。在1912年后照顾她的是孙中山的兄长孙眉及后来孙中山长子孙科，为什么宋庆龄对此好像“一无所知”？（历史没有交待）真希望有人挖出这一段“历史真相”。
四姑与孙中山的革命爱情故事其实可以成为《夜·明》的主轴，结果还是被放在次要位置，令人遗憾。
最后我要说的是影片的中文名字并不太好。有文艺名而缺乏文艺气息；反而英文名Road To Dawn取得好，中文可译成《奔向黎明》，更能表达出孙中山一生追求的就是要让中国“天亮了”（推翻清朝）。
总得来说，它还是值得一看的好影片。只要我们不过于苛求，它算是一种突破﹕告诉中国人，孙中山生命中，宋庆龄不是唯一，陈粹芬也是他背后的女人。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8.9.07
王保尼纪念馆
配合国庆日，王保尼纪念馆作试验性开放。我看了之后的印象是：馆小意义大，让人勾起无限的回忆。
王保尼（1911-2002）是槟城州第一任首席部长（1957-1969）。由于间隔卅余年，新生代可能记不起他是谁了。为此他的第7公子王得评（王保尼共有7男3女）特意选择在乔治市中心的一间排屋辟为“王保尼纪念馆”。虽场地所限摆设不多，但算是为他的父亲留下“历史痕迹”。
他记忆中父亲给他留下的一句话是：“我们是客家人”。因此他参加客属公会，也从“客家文物馆”吸取灵感而有了纪念馆之设。
从历史中，我们发现王保尼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出生在大山脚，从小接受英文教育。长大后进入师训，1939年起即执教鞭。日治时代（1941-1945）转入教会工作。日本投降后重任教师，一直到1957年。而王保尼夫人刘秀金系胶工出身，虽不识字，但贤淑慧中，小王保尼廿岁，仍健在，也妻凭夫贵一度跃身成为槟州第一夫人。
虽然身为教师，他在50年代应林苍佑之感召，参加“急进党”。在1953年当选威中市议员。1954年又追随林苍佑参加马华公会，且在1955年与林苍佑一起在马华（联盟）的旗帜下参加独立前的槟州立法议会选举（只选14名，另10名由英殖民政府委任），结果联盟囊括14席，林苍佑出任首席议员。
1957年独立前，联盟主席东姑示意林苍佑出任首席部长，但被婉拒。后者推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获得槟州联盟通过与东姑的接纳。就这样王保尼从一位教书匠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辞卸教职而成为独立时的首任槟州首席部长（当时巫统7席，马华5席及国大党2席，不因议席多寡定首长。这就是独立时的社会契约）。翌年林苍佑当选马华全国总会长，林王两人更是合作无间。
1959年风云再起，林苍佑在马华大权旁落，但无损林王两人友谊。当林苍佑告假飞伦敦休养时，王保尼亲赴机场相送。1961年风云再变，林苍佑返国另组民主联合党，与联盟演对台戏，导致林王两人关系在政治上疏远。接着在1964年大选后，林苍佑以反对党领袖姿态入主槟州立法议会，与“政治徒弟”王保尼直接交锋。两人的微妙关系一直僵持着，但未恶言相向。
1969年大选槟州变天，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取得胜利。王保尼第一时间（5月10日）径直打电话给林苍佑，促后者于5月11日到州元首府接受委任状，因他将在同一时间提呈辞职函。这一天（5月11日）载入历史是这样写的：林苍佑午间自驾一辆私家车到元首府，与王保尼一前一后办理交接手续，正式成为第二任首席部长。林苍佑离开元首府时，外面首席部长官车直接载他回家，他的“私家车”由一位党员代驾。第二天（12日）他穿着短袖中国制造衬衣上班。这迟来的春天使他沉思良久，接着记者蜂涌而至，启开了林苍佑主政年代。
再一天（5月13日），不幸爆发“513”冲突事件，全国戒严，暂终止国会民主。若王保尼迟些交棒情况是否有变我们不得而知。单就这点，显现王保尼的坦荡与尊重民主；也“知恩图报”把位子让回给林苍佑。光明磊落地结束了王保尼主政的年代。
因此，纪念王保尼的另一个意义是唤醒国人珍惜民主；从政要拿得起，放得下。
3.9.07
槟甲“申遗”的主题是什么？
这些日子来，槟甲申办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新闻又络绎不绝，在报上时有所见。但究竟“申遗”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到底走到什么程度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申遗”的主题是什么？
所谓“申遗”就是申请某个项目或地区登陆世界文化或自然遗产。这需要向负责的机构申请，那就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马来西亚是在1988年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机构辖下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成员后才引起重视。不过直到今天为止，只有马来西亚的砂拉越的穆鲁国家公园（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内。换句话说，尚未有一座城市被列为文化遗产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自然遗产要求的是自然界的奇观与独特境界，不像文化遗产的要求复杂和条件苛刻。在文化遗产中，它被要求展示活的文化，也要有人的气息和有人生活于其中。同时，它要有一个机制来保护和维持，使其保持生命活力，不然就会被除名。
在这样的情景下，槟城于1991年被联合国发展中心官员到来开会时加以重视，他们鼓励槟城圈定特定的地区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区”。这一下子，激发槟州政府提起兴致要对市区的文化及建筑物进行保护，不能再像以往对市区的发展缺乏规划而破坏了古迹文化的完整性。
于是到了1995年，槟岛市政局推出《古迹保留指南》，规定重建或修建市区的建筑物需要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而不是如同过往可兴建高高的摩天大楼。
1998年，在槟城召开的“指定马来西亚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的国际会议上，中央政府决定以槟城和马六甲同时向联合国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起初，槟州政府划定乔治市的“文化遗产”范围约占槟岛总面积（293平方公尺）的1.6%，后被认为过大和不易规划和管理，因此到了2003年，槟州政府又为之缩小到只占槟岛总面积的0.6%。这就是说，缩小后核心地带只剩0.99平方公里（原本1.93平方公里），缓冲地带0.89平方公里（原本2.65平方公里）。如果以街名来算，则是从海墘算起到城市海湾酒店一带，而以槟榔律之内的是核心地带，槟榔律之外的是缓冲地带。
在政府的规划下，也引起地主和发展商的不满，咸认限制发展机会，且无法提高地皮的价值。正因为这样，政府也面对一些屋主宁可空置旧屋或让它陈旧不堪而破坏了市容，也不愿意为之翻新，因为他们看不到“文化遗产”在将来带来的价值的改变。
虽然如此，中央政府还是在2005年正式申请登陆，但因技术问题未能成功，2006年又再呈入新模式的申请书，直到今年联合国才接受申请书，且在不久后将派员到来考察。政府为此，在近来也大事宣传和召集民间组织给予回应。算是比以前“热闹”了。
不过，联合国的官员是到来“考察”与“鉴定”，看看槟甲的申请是否符合资格在明年正式提交委员会讨论，如果这一关不过，就只好等将来再说；如果这一关可过，就要看明年的投票结果了。
由此来看，槟城“申遗”已有些眉目，但距离成功尚有一段距离。因为据知政府目前只能提供现有的情况供“考察”，未闻已有一个机制（组织或机构）承担起整个的操作工作。而这个组织又必须要政府拨出大笔款项来保护“文化遗产区”，我们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对于政府的苦心与推动，我们还是要肯定其努力的。
在这方面，我们不知道“申遗”的主题是什么？根据所知，中国开平碉楼初时“申遗”时只以建筑物为主题，结果未能成功，后来经专家鉴定应加入人文精神和衬托出活的整体，也不忘带入历史让碉楼饱含一页的辛酸泪，从而使碉楼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由于加入这些因素，它在今年“申遗”成功。
因此，我们要问的是：中央政府给槟甲“申遗”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尚未看出其蕴含的人文历史价值，只是展示故有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建筑风格，这也许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说服考察者（一般上有60%会被拒绝），也就无法进入最后一关。可能又要再等来年了。没关系，反而我们有的是时间。
所谓“申遗”就是申请某个项目或地区登陆世界文化或自然遗产。这需要向负责的机构申请，那就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马来西亚是在1988年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机构辖下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成员后才引起重视。不过直到今天为止，只有马来西亚的砂拉越的穆鲁国家公园（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内。换句话说，尚未有一座城市被列为文化遗产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自然遗产要求的是自然界的奇观与独特境界，不像文化遗产的要求复杂和条件苛刻。在文化遗产中，它被要求展示活的文化，也要有人的气息和有人生活于其中。同时，它要有一个机制来保护和维持，使其保持生命活力，不然就会被除名。
在这样的情景下，槟城于1991年被联合国发展中心官员到来开会时加以重视，他们鼓励槟城圈定特定的地区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区”。这一下子，激发槟州政府提起兴致要对市区的文化及建筑物进行保护，不能再像以往对市区的发展缺乏规划而破坏了古迹文化的完整性。
于是到了1995年，槟岛市政局推出《古迹保留指南》，规定重建或修建市区的建筑物需要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而不是如同过往可兴建高高的摩天大楼。
1998年，在槟城召开的“指定马来西亚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的国际会议上，中央政府决定以槟城和马六甲同时向联合国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起初，槟州政府划定乔治市的“文化遗产”范围约占槟岛总面积（293平方公尺）的1.6%，后被认为过大和不易规划和管理，因此到了2003年，槟州政府又为之缩小到只占槟岛总面积的0.6%。这就是说，缩小后核心地带只剩0.99平方公里（原本1.93平方公里），缓冲地带0.89平方公里（原本2.65平方公里）。如果以街名来算，则是从海墘算起到城市海湾酒店一带，而以槟榔律之内的是核心地带，槟榔律之外的是缓冲地带。
在政府的规划下，也引起地主和发展商的不满，咸认限制发展机会，且无法提高地皮的价值。正因为这样，政府也面对一些屋主宁可空置旧屋或让它陈旧不堪而破坏了市容，也不愿意为之翻新，因为他们看不到“文化遗产”在将来带来的价值的改变。
虽然如此，中央政府还是在2005年正式申请登陆，但因技术问题未能成功，2006年又再呈入新模式的申请书，直到今年联合国才接受申请书，且在不久后将派员到来考察。政府为此，在近来也大事宣传和召集民间组织给予回应。算是比以前“热闹”了。
不过，联合国的官员是到来“考察”与“鉴定”，看看槟甲的申请是否符合资格在明年正式提交委员会讨论，如果这一关不过，就只好等将来再说；如果这一关可过，就要看明年的投票结果了。
由此来看，槟城“申遗”已有些眉目，但距离成功尚有一段距离。因为据知政府目前只能提供现有的情况供“考察”，未闻已有一个机制（组织或机构）承担起整个的操作工作。而这个组织又必须要政府拨出大笔款项来保护“文化遗产区”，我们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对于政府的苦心与推动，我们还是要肯定其努力的。
在这方面，我们不知道“申遗”的主题是什么？根据所知，中国开平碉楼初时“申遗”时只以建筑物为主题，结果未能成功，后来经专家鉴定应加入人文精神和衬托出活的整体，也不忘带入历史让碉楼饱含一页的辛酸泪，从而使碉楼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由于加入这些因素，它在今年“申遗”成功。
因此，我们要问的是：中央政府给槟甲“申遗”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尚未看出其蕴含的人文历史价值，只是展示故有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建筑风格，这也许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说服考察者（一般上有60%会被拒绝），也就无法进入最后一关。可能又要再等来年了。没关系，反而我们有的是时间。
1.9.07
《星槟日报》“末代老板”林庆金
今年8月11日，与社会久违了的拿督林庆金庆祝85岁大寿。在此之前两天，他亲自打个电话要我一定参加，在意外之余，我欣然赴宴。之所以意外是因为自从1985年我离开他的《星槟日报》后，彼此就鲜有往来，而在1982年至1985年期间，我们几乎是每周会面一二次（我在60年代起，先后在《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服务）。
那天晚上的宴席上，我举目四望，大多数是他的家庭成员，公司职员，惠安同乡，建筑业上的朋友。就是没有看到曾在报界上服务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报业属下的主管，除了我之外。
不过，有两位政坛退休大人物也出席祝寿宴，其一是前首席部长敦林苍佑伉俪；其二是曾任代首席部长的拿督许岳金。其它人是曾为他打理报社的曾是政治人物的顾兴光及拿督斯里祝清坤伉俪和他们的公子拿督祝友成也成为座上宾。
虽然说不上达官贵人，贤群毕至，但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因为他的成群儿孙围绕在他的身边，为他献上深深的祝福，林庆金老来并不寂寞。
不过，我们这位寿星公却有过一段“荣辱集一身”的历史。这话说来之长。我只简述他介入报业的“奇闻”。
之所以是奇闻，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60岁那年（1983）正式入主《星槟日报》及《星洲日报》。在这之前，我所认识的林庆金是一名发展商和建筑商而成为千万富翁，他买的和卖的是“地皮”。可是他竟在1982年通过一名会计的推荐与介绍，一口气独资向胡氏家族买下这两份星系报业及其资产，耗资马币二千余万元，令人刮目相看。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介入报界？只是从报上闻及他收购两报时的一则声明说他愿为马来西亚文化事业尽一份力量。
为了打开这个谜，我在8月22日打一通电话与他聊起昔日往事。我问他为什么当时会大手笔买下报社，有什么目的？
答案是你想不到的。他说：“他当时想，印钞票和印报纸是同一码事。既然印钞票是犯法的，他何不通过合法的印报纸来赚钱，因为印报机也会印出花花绿绿的钞票。”
说到底，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在另一方面，他认为报办除了可以赚钱外（这是他的会计师替他算下的是有利可图的企业），也可以让他跻身成为社会名人，既可服务社会，又可成为被尊重的人，何乐不为呢？
还有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原因是直到今天才由林庆金亲口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我在80年代是买卖地皮的高手，所有的管理土地的有权官员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经常都会介绍我买地皮和卖地皮。在那个年代，除了骆文秀外，我就是第二个最会买卖地皮的人，你说我炒地皮也行。”
这话不假，他是靠地皮和建筑起家的。他这样说：“我在80年代初期在买卖地皮交易中，尤其是卖予陈群川在威省的地皮交易中，赚了一大笔钱，手上拥有的现金超过两千万元，足够买下两间报社。就这样，他就胆粗粗二话不说，也不与人合股而是独资承购下来（在我了解的过程，在成交前，林庆金是有过与友人商议合股事，但后来他改变初衷，因为他认为他有足够的资金成为“胡文虎第二”）。”
针对此事，他的长公子林汉民在宴席上向我说，当时其父亲执意要卷入文化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身为儿子的他，只好替他张罗布署，包括向银行安排手续以完成交易，接着他出任两报的董事经理，而其父亲则担任董事主席。
他又说，年少的他，当时缺乏经验，不懂报纸的秘诀；同样的他的父亲读书不多，也是对报业似懂非懂。就这样一夜之间，林庆金名字响遍全马，一时风光无限。虽然林庆金的精明表现在有头有脑，也能读懂报纸的新闻，有时还发表个人对报业的憧憬，但在办报方面，他并不了解报社的错综复杂关系。多是凭眼睛和耳朵来作出判断。初时也算管用，因为他接管的是两份有看头的日报，收入可观。可惜他忽略了卖地皮和卖纸皮（卖报纸和广告）是两码事。前者是兴建数以千间的“静”的房屋，后者是如何管理数以千计“活”的属下。
不久之后，他又从陈群川的手上接下另一份具有历史的英文《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将之置入《星槟日报》大厦中。这对增加负担（签订劳资合约）的《星槟日报》不啻是“雪上加霜”。他原以为中英文报业的资源可以共享共用以节省开支，没想到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尽管他也派其家族成员入主三报，各司其职，又交叉管理，以便在财务上统筹统办，但到了1985年时他已意识到许多事烦心而不易解决；尤其是在财务上的周转出现困难。面对这种窘境，他咬紧牙根独木支撑，也向银行举借。当时倒没有听闻他有意改组或注入新股东的消息。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高处不胜寒”的至理名言，随时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果然在1986年《星槟日报》被银行接管，一周之内被迫停刊。接着在1987年9月，《星洲日报》又被银行接管。10月爆发“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百人之余，又宣布吊销《星洲日报》准证。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林庆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跌入深渊”。再下来发生了林庆金被判入穷籍，直到90年代才脱离穷籍。他向我说，过去的10年（1982-1992）如同一场恶梦，弄得他身败名裂：今天的他，则是无债一身轻，又恢复成为一名“快乐的自由人”。但他失去的已弥补不回来了，尤其是《星洲日报》，已被后来入主的丹斯里张晓卿改写历史成为今日的第一华文大报。
林庆金对往事是不堪回首的：“我原以为报办会带来利润，至少不赚钱也亏不到那里去。可是陷入之后，却不是么一回事。员工的增加和劳资协议大大加重报社的负担，主管的人经常要钱买纸张印报，回流却不足应付银行的 L/C （信用证），债务也就越来越多。此时他领悟到原来印报纸不是印钞票。更有一件令我十分气愤的事是多年后才被人告知，原来北马有个小地方，代理也不大理业务，但每天都收到50份报纸，一年之余也没有人向他收账。这真是莫名其妙而啼笑皆非。因此他认为管理失当也是他的致命伤之一。”
就这样，一生跌岩起伏的林庆金竟因报办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而他也没想到会成了《星槟日报》的“末代老板”。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问林庆金，你还要不要办报？他说，“打死我也不要再与报业扯上关系。”可是天下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林庆金也没有例外，言下之余，似乎是“早知如此，不该当初”！
林庆金的故事太长了，就此暂时打住。
那天晚上的宴席上，我举目四望，大多数是他的家庭成员，公司职员，惠安同乡，建筑业上的朋友。就是没有看到曾在报界上服务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报业属下的主管，除了我之外。
不过，有两位政坛退休大人物也出席祝寿宴，其一是前首席部长敦林苍佑伉俪；其二是曾任代首席部长的拿督许岳金。其它人是曾为他打理报社的曾是政治人物的顾兴光及拿督斯里祝清坤伉俪和他们的公子拿督祝友成也成为座上宾。
虽然说不上达官贵人，贤群毕至，但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因为他的成群儿孙围绕在他的身边，为他献上深深的祝福，林庆金老来并不寂寞。
不过，我们这位寿星公却有过一段“荣辱集一身”的历史。这话说来之长。我只简述他介入报业的“奇闻”。
之所以是奇闻，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60岁那年（1983）正式入主《星槟日报》及《星洲日报》。在这之前，我所认识的林庆金是一名发展商和建筑商而成为千万富翁，他买的和卖的是“地皮”。可是他竟在1982年通过一名会计的推荐与介绍，一口气独资向胡氏家族买下这两份星系报业及其资产，耗资马币二千余万元，令人刮目相看。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介入报界？只是从报上闻及他收购两报时的一则声明说他愿为马来西亚文化事业尽一份力量。
为了打开这个谜，我在8月22日打一通电话与他聊起昔日往事。我问他为什么当时会大手笔买下报社，有什么目的？
答案是你想不到的。他说：“他当时想，印钞票和印报纸是同一码事。既然印钞票是犯法的，他何不通过合法的印报纸来赚钱，因为印报机也会印出花花绿绿的钞票。”
说到底，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在另一方面，他认为报办除了可以赚钱外（这是他的会计师替他算下的是有利可图的企业），也可以让他跻身成为社会名人，既可服务社会，又可成为被尊重的人，何乐不为呢？
还有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原因是直到今天才由林庆金亲口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我在80年代是买卖地皮的高手，所有的管理土地的有权官员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经常都会介绍我买地皮和卖地皮。在那个年代，除了骆文秀外，我就是第二个最会买卖地皮的人，你说我炒地皮也行。”
这话不假，他是靠地皮和建筑起家的。他这样说：“我在80年代初期在买卖地皮交易中，尤其是卖予陈群川在威省的地皮交易中，赚了一大笔钱，手上拥有的现金超过两千万元，足够买下两间报社。就这样，他就胆粗粗二话不说，也不与人合股而是独资承购下来（在我了解的过程，在成交前，林庆金是有过与友人商议合股事，但后来他改变初衷，因为他认为他有足够的资金成为“胡文虎第二”）。”
针对此事，他的长公子林汉民在宴席上向我说，当时其父亲执意要卷入文化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身为儿子的他，只好替他张罗布署，包括向银行安排手续以完成交易，接着他出任两报的董事经理，而其父亲则担任董事主席。
他又说，年少的他，当时缺乏经验，不懂报纸的秘诀；同样的他的父亲读书不多，也是对报业似懂非懂。就这样一夜之间，林庆金名字响遍全马，一时风光无限。虽然林庆金的精明表现在有头有脑，也能读懂报纸的新闻，有时还发表个人对报业的憧憬，但在办报方面，他并不了解报社的错综复杂关系。多是凭眼睛和耳朵来作出判断。初时也算管用，因为他接管的是两份有看头的日报，收入可观。可惜他忽略了卖地皮和卖纸皮（卖报纸和广告）是两码事。前者是兴建数以千间的“静”的房屋，后者是如何管理数以千计“活”的属下。
不久之后，他又从陈群川的手上接下另一份具有历史的英文《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将之置入《星槟日报》大厦中。这对增加负担（签订劳资合约）的《星槟日报》不啻是“雪上加霜”。他原以为中英文报业的资源可以共享共用以节省开支，没想到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尽管他也派其家族成员入主三报，各司其职，又交叉管理，以便在财务上统筹统办，但到了1985年时他已意识到许多事烦心而不易解决；尤其是在财务上的周转出现困难。面对这种窘境，他咬紧牙根独木支撑，也向银行举借。当时倒没有听闻他有意改组或注入新股东的消息。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高处不胜寒”的至理名言，随时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果然在1986年《星槟日报》被银行接管，一周之内被迫停刊。接着在1987年9月，《星洲日报》又被银行接管。10月爆发“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百人之余，又宣布吊销《星洲日报》准证。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林庆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跌入深渊”。再下来发生了林庆金被判入穷籍，直到90年代才脱离穷籍。他向我说，过去的10年（1982-1992）如同一场恶梦，弄得他身败名裂：今天的他，则是无债一身轻，又恢复成为一名“快乐的自由人”。但他失去的已弥补不回来了，尤其是《星洲日报》，已被后来入主的丹斯里张晓卿改写历史成为今日的第一华文大报。
林庆金对往事是不堪回首的：“我原以为报办会带来利润，至少不赚钱也亏不到那里去。可是陷入之后，却不是么一回事。员工的增加和劳资协议大大加重报社的负担，主管的人经常要钱买纸张印报，回流却不足应付银行的 L/C （信用证），债务也就越来越多。此时他领悟到原来印报纸不是印钞票。更有一件令我十分气愤的事是多年后才被人告知，原来北马有个小地方，代理也不大理业务，但每天都收到50份报纸，一年之余也没有人向他收账。这真是莫名其妙而啼笑皆非。因此他认为管理失当也是他的致命伤之一。”
就这样，一生跌岩起伏的林庆金竟因报办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而他也没想到会成了《星槟日报》的“末代老板”。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问林庆金，你还要不要办报？他说，“打死我也不要再与报业扯上关系。”可是天下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林庆金也没有例外，言下之余，似乎是“早知如此，不该当初”！
林庆金的故事太长了，就此暂时打住。
林庆金与《星洲日报》
虽然这已成为历史，但还是值得评述。
8月11日，林庆金85岁大寿。他在较早前来电话要我一定参加，在意外之余，我欣然赴宴（林苍佑伉俪也是座上宾）。因为自从1985年我离开他的《星槟日报》后，彼此就鲜有往来。而在1982年至1985年期间，我们几乎每周会面一二次（我在60年代起，先后在《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服务）。这话说来颇长，我简述他介入报业的一段“奇闻”。
之所以是奇闻，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60岁那年（1983）正式入主《星槟日报》及《星洲日报》。在这之前，我所认识的林庆金是一名发展商和建筑商而成为千万富翁，他买的和卖的是“地皮”。可是他竟在1982年通过一名会计的推荐与介绍，一口气独资向胡氏家族买下这两份星系报业及其资产，大概耗资马币二千余万元，令人刮目相看。
根据他的长公子林汉民在宴席上向我说，当时其父亲执意要卷入文化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身为儿子的他，只好替他张罗布署，包括向银行贷款以完成交易，接着他出任两报的董事经理，而其父亲则担任董事主席。
他又说，年少的他，当时缺乏经验，不懂报纸的秘诀；同样的他的父亲读书不多，也是对报业了解甚少。就这样一夜之间，林庆金名字响遍全马，一时风光无限。虽然林庆金的精明表现在有头有脑，生财有道，也能读懂报纸的新闻，有时还发表个人对报业的憧憬，但他并不了解报社的错综复杂关系。在办报方面，不得不凭眼睛和耳朵来作出判断。初时也算管用，因为他接管的是两份有看头的日报，收入可观。可惜他忽略了卖地皮和卖纸皮（卖报纸和广告）是两码事。前者是兴建数以千间的“静”的房屋，后者是如何管理数以千计的“活”的属下。
不久之后，他又在一宗土地交易上，从陈群川的手上买下另一份具有历史的英文《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将之置入《星槟日报》大厦中。这对增加负担（签订劳资合约）的《星槟日报》不啻是“雪上加霜”。他原以为中英文报业的资源可以共享共享以节省开支，没想到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尽管他也派其家族成员入主三报，各司其职，又交叉管理，以便在财务上统筹统办，但到了1985年时他已感觉到许多事烦心而不易解决；尤其是在财务上的周转出现困难，面对这种窘境，他咬紧牙根独木支撑，也向银行举借。当时没有听闻他有意改组或注入新股东的消息。这个时候，他领悟到“高处不胜寒”的至理名言，随时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果然在1986年《星槟日报》被银行接管，一周之内被迫停刊。接着在1987年9月，《星洲日报》又被银行接管。10月爆发“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百人之余，又宣布吊销《星洲日报》准证。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林庆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跌入深渊”。再下来发生了林庆金被判入穷籍，直到90年代才脱离穷籍。他向我说，过去的10年（1982-1992）如同一场恶梦，弄得他身败名裂：今天的他，则是无债一身轻，又恢复成为一名“自由人”。但他失去的已弥补不回来了，尤其是《星洲日报》，已被后来入主的张晓卿改写成为今日的第一华文大报。
同人不同命，林庆金无语问苍天！
8月11日，林庆金85岁大寿。他在较早前来电话要我一定参加，在意外之余，我欣然赴宴（林苍佑伉俪也是座上宾）。因为自从1985年我离开他的《星槟日报》后，彼此就鲜有往来。而在1982年至1985年期间，我们几乎每周会面一二次（我在60年代起，先后在《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服务）。这话说来颇长，我简述他介入报业的一段“奇闻”。
之所以是奇闻，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60岁那年（1983）正式入主《星槟日报》及《星洲日报》。在这之前，我所认识的林庆金是一名发展商和建筑商而成为千万富翁，他买的和卖的是“地皮”。可是他竟在1982年通过一名会计的推荐与介绍，一口气独资向胡氏家族买下这两份星系报业及其资产，大概耗资马币二千余万元，令人刮目相看。
根据他的长公子林汉民在宴席上向我说，当时其父亲执意要卷入文化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身为儿子的他，只好替他张罗布署，包括向银行贷款以完成交易，接着他出任两报的董事经理，而其父亲则担任董事主席。
他又说，年少的他，当时缺乏经验，不懂报纸的秘诀；同样的他的父亲读书不多，也是对报业了解甚少。就这样一夜之间，林庆金名字响遍全马，一时风光无限。虽然林庆金的精明表现在有头有脑，生财有道，也能读懂报纸的新闻，有时还发表个人对报业的憧憬，但他并不了解报社的错综复杂关系。在办报方面，不得不凭眼睛和耳朵来作出判断。初时也算管用，因为他接管的是两份有看头的日报，收入可观。可惜他忽略了卖地皮和卖纸皮（卖报纸和广告）是两码事。前者是兴建数以千间的“静”的房屋，后者是如何管理数以千计的“活”的属下。
不久之后，他又在一宗土地交易上，从陈群川的手上买下另一份具有历史的英文《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将之置入《星槟日报》大厦中。这对增加负担（签订劳资合约）的《星槟日报》不啻是“雪上加霜”。他原以为中英文报业的资源可以共享共享以节省开支，没想到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尽管他也派其家族成员入主三报，各司其职，又交叉管理，以便在财务上统筹统办，但到了1985年时他已感觉到许多事烦心而不易解决；尤其是在财务上的周转出现困难，面对这种窘境，他咬紧牙根独木支撑，也向银行举借。当时没有听闻他有意改组或注入新股东的消息。这个时候，他领悟到“高处不胜寒”的至理名言，随时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果然在1986年《星槟日报》被银行接管，一周之内被迫停刊。接着在1987年9月，《星洲日报》又被银行接管。10月爆发“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百人之余，又宣布吊销《星洲日报》准证。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林庆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跌入深渊”。再下来发生了林庆金被判入穷籍，直到90年代才脱离穷籍。他向我说，过去的10年（1982-1992）如同一场恶梦，弄得他身败名裂：今天的他，则是无债一身轻，又恢复成为一名“自由人”。但他失去的已弥补不回来了，尤其是《星洲日报》，已被后来入主的张晓卿改写成为今日的第一华文大报。
同人不同命，林庆金无语问苍天！
辉煌50，谁主浮沉
应《号外周报》之邀，撰写《大马50金风云人物》，未想此“图文并兼”的书出版后竟成热卖。有朋友问我在我国独立50年来，在总共50＋1的人物中，谁主浮沉？
我的答案是有两位至为重要的国家领袖改变了马来西亚的历史和格局。一个是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位13年；另一个是第四任首相马哈迪，在位22年。然他们是出身全然不同，但都是干着同样的一件事：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未来，领导人民向右转又向左，充份地发挥了“人在其位，必谋其政”的精神。
从他们主政的年代和治国方略来看，他们澈底的扭转国家的方向：
(一) 与马共谈判──东姑在1955年为尽早取得国家的独立，破例地在华玲与马共总书记陈平举行和谈，然未能取得成功，但促成马来亚于1957年成为独立国。摆脱殖民地统治。
马哈迪在1989年运筹帷幄得当，派出政府高官与马共经过五轮谈判后，终于不辱使命，在合艾签署和议，结束了马共41年的武装斗争。他们两人一先一后为马来西亚的和平创造了条件和扫除罩在和平上空的阴影。
(二) 君主立宪──东姑在带领马来亚独立时，为国家立下前所未有的政体，君主是轮任的，不是世袭的。而宪法规定三权分立，政府是民选的，不是专制的，他为民主政治立下典范，虽然他的外交政策是一面倒向西方的。马哈迪在这个基础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和首相的权威。例如1983年的修宪风波和1988年的革除法院院长风波，虽然有所争议，但表现了民选政府有最后的发言权。不过君主立宪下的国会民主制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直到今天仍被国人所珍惜。
(三) 勇于求变──东姑在1961年大胆地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并身体力行在1963年催生马来西亚联邦，他改写了马来亚的历史，而顶住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对抗和菲律宾索工的挑战，最终尘埃落定，使到国际对马来西亚另眼相看。
马哈迪在1981年上台后，独排众议引进安华，将回教青年运动纳入主流。如果说前三位首相都是源自皇族和贵族，那么马哈迪要改变的是平民也能成为首相，巫统就是一个让平民晋身的大舞台。不宁唯是，他把马来西亚导入第三世界中，敢于和西方大国顶撞，让马来西亚名字闪闪发亮。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1990年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马来西亚为先进国的宏愿。
他们两人也一先一后做出举世注目的大动作，大大地提升马来西亚的国际声望。
但吊诡的是：马哈迪是骂倒东姑起家的（“513”事件后）。他的一本《马来人的困境》引发了新经济政策在1970年由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提出。
因此基本上，马来西亚今日的格局是他们两人主政下的产物，东姑和马哈迪给了今日的马来西亚，今日欣逢国庆50年，谨以此文祝愿当任首相阿都拉带领马来西亚走向另一个高峰。
我的答案是有两位至为重要的国家领袖改变了马来西亚的历史和格局。一个是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位13年；另一个是第四任首相马哈迪，在位22年。然他们是出身全然不同，但都是干着同样的一件事：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未来，领导人民向右转又向左，充份地发挥了“人在其位，必谋其政”的精神。
从他们主政的年代和治国方略来看，他们澈底的扭转国家的方向：
(一) 与马共谈判──东姑在1955年为尽早取得国家的独立，破例地在华玲与马共总书记陈平举行和谈，然未能取得成功，但促成马来亚于1957年成为独立国。摆脱殖民地统治。
马哈迪在1989年运筹帷幄得当，派出政府高官与马共经过五轮谈判后，终于不辱使命，在合艾签署和议，结束了马共41年的武装斗争。他们两人一先一后为马来西亚的和平创造了条件和扫除罩在和平上空的阴影。
(二) 君主立宪──东姑在带领马来亚独立时，为国家立下前所未有的政体，君主是轮任的，不是世袭的。而宪法规定三权分立，政府是民选的，不是专制的，他为民主政治立下典范，虽然他的外交政策是一面倒向西方的。马哈迪在这个基础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和首相的权威。例如1983年的修宪风波和1988年的革除法院院长风波，虽然有所争议，但表现了民选政府有最后的发言权。不过君主立宪下的国会民主制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直到今天仍被国人所珍惜。
(三) 勇于求变──东姑在1961年大胆地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并身体力行在1963年催生马来西亚联邦，他改写了马来亚的历史，而顶住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对抗和菲律宾索工的挑战，最终尘埃落定，使到国际对马来西亚另眼相看。
马哈迪在1981年上台后，独排众议引进安华，将回教青年运动纳入主流。如果说前三位首相都是源自皇族和贵族，那么马哈迪要改变的是平民也能成为首相，巫统就是一个让平民晋身的大舞台。不宁唯是，他把马来西亚导入第三世界中，敢于和西方大国顶撞，让马来西亚名字闪闪发亮。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1990年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马来西亚为先进国的宏愿。
他们两人也一先一后做出举世注目的大动作，大大地提升马来西亚的国际声望。
但吊诡的是：马哈迪是骂倒东姑起家的（“513”事件后）。他的一本《马来人的困境》引发了新经济政策在1970年由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提出。
因此基本上，马来西亚今日的格局是他们两人主政下的产物，东姑和马哈迪给了今日的马来西亚，今日欣逢国庆50年，谨以此文祝愿当任首相阿都拉带领马来西亚走向另一个高峰。
27.8.07
候选人资格的争议
选举委员会主席阿都拉昔说：“虽然选举委员会没有硬性规定候选人的学术水平，但政党应该把学术水平列为遴选下届大选候选人的基本条件。”
他还指出：“以泰国为例，已订参选的候选人必须拥有大学学位；大马则没有，因为它违反民主。”不过，他还是希望马来西亚做好准备，朝这个方向发展。（参见7月29日《星洲日报》）。
对于阿都拉昔的谈话，肯定会有所争议，也是见仁见智的。毕竟没有大学学历的也不见得表现比大学生差。是以我们认为每个政党在挑选候选人时，应有一个“考试”。这个考试可以分成笔试与口试，以鉴定候选人的水平。如果考试过关，也就证明合格者已具备担任议员的条件，不需要再计较有没有学位。因为拥有学位者也不一定能考试过关。这应该是较为公平的选拔。
至于“考试”应考些什么呢？首先是语文必须过关，华裔候选人则应对华语华文有基本的认识。不能再像过去对华语华文“没有概念”。若是华语华文不行，则需要“恶补”，不论多忙和多辛苦，总得抽空学习，如果有心成为候选人的话。
当然国语和英文则是必须通晓的，因为官方和议会绝大多数用国语。如果身为一名代议士，若碰上选民请教国语公函的内容时又支吾以对，那就说不过去。我们相信以华人的智慧，解决语文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第二要考准候选人的基本常识。例如对世界政治的认识，对国内的政治熟悉到什么程度，不能一问三不知。例如对马来西亚因何而来要有清晰的概念，如果连自己的国家是怎样形成的也一知半解，又如何“启迪民智”呢？
第三要观察准候选人的素质，是有心为民服务，抑或是投机取巧或想当官致富？如果素质已被质疑，就要当机立断忍痛割爱。这就是说，每个政党的负责人要先自我过滤，然后才派上阵让选民作选择。虽然在过去一段长时间，政党对候选人的遴选都因人因党而异，甚至未能考虑其资格便让他充数。这在反对党方面显得十分无奈。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69年大选时，身居反对党的民政党，要找足候选人上阵真是难之又难，也把林苍佑搞得头大大，那些有资格有学识的婉拒其好意，因为他们怕输，也不认为民政党有出头天。可是当大选开票当晚，民政党大胜时，人们才纷纷问谁是齐来也、史迪华、倪巴拉和黄亚美？但他们也因为勇于闯关而出头了。（也许在今天，很多人已不知道有这些YB曾当议员）。
不过，当民政摇身成为执政党后，在1974年它的新候选人不是专业人士，就是大学生了，由此可见政治是现实的，人也是现实的。
同样的，当1990年槟州马华在州议席全败后，于1995年挑选候选人时就面对问题，尤其是所谓的“黑区”更成为专业人士的讳忌选区，也就造就了一批非大学生的草根人士探出头来。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民主行动党的身上。当1999年的大选时，它也面对专业人才的不敷应数。因为“有识之士没有看到前途”，以致裹足不前。由此可见，当一个政党被认为胜算不高时，它就较难招揽人才挑大梁。
但事情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是人才济济，要专才有专才，要大学生和有经验的人也不缺乏。因此即使选委会有开出“资历”条件，也难不倒它们。这种政治气候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个好现象，“怕输”已不是新一代参政的阻力。其实在教育普及的今天，我们也无需置疑年轻一代候选人的资格够不够，倒是要重视他们是否是热诚为民或参政为私的一群？换句话说，候选人的“素质”比其“学历”更重要。
就此而言，我们不认为选委会应订下什么“学历”，反而应交由政党作较严格的“甄选”，不要“滥竽充数”，也不要“选亲不选贤”。唯其如此，政党才能进步，一个不敢启用新人和选派有抱负的人上阵的政党，不仅是故步自封，也是没有创新的政党。
民主的真义在于让选民东选或西选时，都是可以选出人才来创造一个“精英政治”的局面，这样我们的政坛就不会寂寞而单调乏味了！
他还指出：“以泰国为例，已订参选的候选人必须拥有大学学位；大马则没有，因为它违反民主。”不过，他还是希望马来西亚做好准备，朝这个方向发展。（参见7月29日《星洲日报》）。
对于阿都拉昔的谈话，肯定会有所争议，也是见仁见智的。毕竟没有大学学历的也不见得表现比大学生差。是以我们认为每个政党在挑选候选人时，应有一个“考试”。这个考试可以分成笔试与口试，以鉴定候选人的水平。如果考试过关，也就证明合格者已具备担任议员的条件，不需要再计较有没有学位。因为拥有学位者也不一定能考试过关。这应该是较为公平的选拔。
至于“考试”应考些什么呢？首先是语文必须过关，华裔候选人则应对华语华文有基本的认识。不能再像过去对华语华文“没有概念”。若是华语华文不行，则需要“恶补”，不论多忙和多辛苦，总得抽空学习，如果有心成为候选人的话。
当然国语和英文则是必须通晓的，因为官方和议会绝大多数用国语。如果身为一名代议士，若碰上选民请教国语公函的内容时又支吾以对，那就说不过去。我们相信以华人的智慧，解决语文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第二要考准候选人的基本常识。例如对世界政治的认识，对国内的政治熟悉到什么程度，不能一问三不知。例如对马来西亚因何而来要有清晰的概念，如果连自己的国家是怎样形成的也一知半解，又如何“启迪民智”呢？
第三要观察准候选人的素质，是有心为民服务，抑或是投机取巧或想当官致富？如果素质已被质疑，就要当机立断忍痛割爱。这就是说，每个政党的负责人要先自我过滤，然后才派上阵让选民作选择。虽然在过去一段长时间，政党对候选人的遴选都因人因党而异，甚至未能考虑其资格便让他充数。这在反对党方面显得十分无奈。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69年大选时，身居反对党的民政党，要找足候选人上阵真是难之又难，也把林苍佑搞得头大大，那些有资格有学识的婉拒其好意，因为他们怕输，也不认为民政党有出头天。可是当大选开票当晚，民政党大胜时，人们才纷纷问谁是齐来也、史迪华、倪巴拉和黄亚美？但他们也因为勇于闯关而出头了。（也许在今天，很多人已不知道有这些YB曾当议员）。
不过，当民政摇身成为执政党后，在1974年它的新候选人不是专业人士，就是大学生了，由此可见政治是现实的，人也是现实的。
同样的，当1990年槟州马华在州议席全败后，于1995年挑选候选人时就面对问题，尤其是所谓的“黑区”更成为专业人士的讳忌选区，也就造就了一批非大学生的草根人士探出头来。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民主行动党的身上。当1999年的大选时，它也面对专业人才的不敷应数。因为“有识之士没有看到前途”，以致裹足不前。由此可见，当一个政党被认为胜算不高时，它就较难招揽人才挑大梁。
但事情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是人才济济，要专才有专才，要大学生和有经验的人也不缺乏。因此即使选委会有开出“资历”条件，也难不倒它们。这种政治气候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个好现象，“怕输”已不是新一代参政的阻力。其实在教育普及的今天，我们也无需置疑年轻一代候选人的资格够不够，倒是要重视他们是否是热诚为民或参政为私的一群？换句话说，候选人的“素质”比其“学历”更重要。
就此而言，我们不认为选委会应订下什么“学历”，反而应交由政党作较严格的“甄选”，不要“滥竽充数”，也不要“选亲不选贤”。唯其如此，政党才能进步，一个不敢启用新人和选派有抱负的人上阵的政党，不仅是故步自封，也是没有创新的政党。
民主的真义在于让选民东选或西选时，都是可以选出人才来创造一个“精英政治”的局面，这样我们的政坛就不会寂寞而单调乏味了！
应以史实为“演义”框架
朱可立（郭仁德）在《南洋商报》长篇连载的《华社演义》的一个章节中（见7月16日）有几处是出现失误的，与史实不符，值得商榷。
虽然“演义”是当故事来表达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也允许作者加入主观的意识，不一定要完全忠于历史，但所演义的历史，也需要以史实作为框架，才不至于出现语焉不详与交待不清的遗憾。
我就以这一期的文章的几个论点与朱可立切磋。其一他说林建寿于1975年被委为槟州马华主席。事实是林建寿（原来左派劳工党领袖）在1974年在马华党报《导报》发表一篇专论《大选形势总检讨》后，被认为是投身马华的一个先声，但他是在1977年才正式被李三春委任为槟州马华主席，而不是1975年。也就是在1977年后，林建寿在马华党内才有一个大动作，包括如朱可立所说他支持一个“七人帮”于1978年的大选中在民政党的选区搞对抗。
其二，朱可立说，在1982年的大选，在李三春的谋略布署下，取得民政党让出几个“危险区”，由马华候选人上阵，在反风吹不起的情况下，竟能使马华在这些黑区取胜，赢得8个州议席。而民政党方面，也只是取得8个州议席而已。
这一段与史实大有出入。事实是﹕1980年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林建寿也就以马华候选人身份参加彭加兰哥打区（一向被视为执政党的黑区）的补选而胜出后，就踌躇志满地策划下一个夺权的目标。在李三春的配合下，特别是总会长敢于移师到芙蓉国席向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叫阵后，李三春无疑已加大政治筹码，向新上任首相马哈迪（1981年上台）提出在槟州与民政的州议席平分秋色而获得首肯。换句话说，马华从原来的5个州议席分配增至8个；而民政从原来的11席减成8席。
当时的政治情况充满变数，因为来自上层的消息说，首席部长职归给较多议席的政党，并没有明显地指定林苍佑是首席部长的不二人选。
林苍佑对于这样的安排不仅失望，也他的接班人林敬益（1981年升任主席）的妥协颇有怨言。在未能改变局面下，林苍佑唯有使出浑身解数，全数起用旧人，且打出捍卫“全马唯一华裔首席部长”的牌子作为竞选主题，他要确保民政8席全胜，结果如愿以偿；反之兴致勃勃的林建寿却在阴沟里翻船，输掉州议席。这一年的战绩是民政胜8席，马华胜6席，因此没有朱可立所谓的“民政所获得的州议席与马华相同”。
第三，朱可立说﹕“本来林建寿以为这回槟州政权可以重归马华，可是他与槟州巫统领袖的交情只属平常，而总会长李三春与正副首相的人脉关系不被看好，在巫统高层的插手干预下，槟州政权重归马华的计划，仍然夙愿难圆”。
这又是一个与偏离事实的叙述。因为马华的议席少于民政，林建寿又马失前蹄，州政权自然又归回林苍佑主导，而不是巫统的干预所致。
我们希望，朱可立能够厘清这一段的历史。
虽然“演义”是当故事来表达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也允许作者加入主观的意识，不一定要完全忠于历史，但所演义的历史，也需要以史实作为框架，才不至于出现语焉不详与交待不清的遗憾。
我就以这一期的文章的几个论点与朱可立切磋。其一他说林建寿于1975年被委为槟州马华主席。事实是林建寿（原来左派劳工党领袖）在1974年在马华党报《导报》发表一篇专论《大选形势总检讨》后，被认为是投身马华的一个先声，但他是在1977年才正式被李三春委任为槟州马华主席，而不是1975年。也就是在1977年后，林建寿在马华党内才有一个大动作，包括如朱可立所说他支持一个“七人帮”于1978年的大选中在民政党的选区搞对抗。
其二，朱可立说，在1982年的大选，在李三春的谋略布署下，取得民政党让出几个“危险区”，由马华候选人上阵，在反风吹不起的情况下，竟能使马华在这些黑区取胜，赢得8个州议席。而民政党方面，也只是取得8个州议席而已。
这一段与史实大有出入。事实是﹕1980年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林建寿也就以马华候选人身份参加彭加兰哥打区（一向被视为执政党的黑区）的补选而胜出后，就踌躇志满地策划下一个夺权的目标。在李三春的配合下，特别是总会长敢于移师到芙蓉国席向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叫阵后，李三春无疑已加大政治筹码，向新上任首相马哈迪（1981年上台）提出在槟州与民政的州议席平分秋色而获得首肯。换句话说，马华从原来的5个州议席分配增至8个；而民政从原来的11席减成8席。
当时的政治情况充满变数，因为来自上层的消息说，首席部长职归给较多议席的政党，并没有明显地指定林苍佑是首席部长的不二人选。
林苍佑对于这样的安排不仅失望，也他的接班人林敬益（1981年升任主席）的妥协颇有怨言。在未能改变局面下，林苍佑唯有使出浑身解数，全数起用旧人，且打出捍卫“全马唯一华裔首席部长”的牌子作为竞选主题，他要确保民政8席全胜，结果如愿以偿；反之兴致勃勃的林建寿却在阴沟里翻船，输掉州议席。这一年的战绩是民政胜8席，马华胜6席，因此没有朱可立所谓的“民政所获得的州议席与马华相同”。
第三，朱可立说﹕“本来林建寿以为这回槟州政权可以重归马华，可是他与槟州巫统领袖的交情只属平常，而总会长李三春与正副首相的人脉关系不被看好，在巫统高层的插手干预下，槟州政权重归马华的计划，仍然夙愿难圆”。
这又是一个与偏离事实的叙述。因为马华的议席少于民政，林建寿又马失前蹄，州政权自然又归回林苍佑主导，而不是巫统的干预所致。
我们希望，朱可立能够厘清这一段的历史。
24.8.07
首相忠言正是全民所望
首相阿都拉于2003年出任首相后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名言是：“不是为我工作，而是与我一起工作”。本月19日，他在马华代表大会上又作出承诺而有了第二个名言：“我是公正的，我要的是公正，我一直以来都是公正的。”
在这样的理念下，阿都拉带出几个重要的讯息：不论是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提供公平的机会予各族人民；‚各族企业界应成立联营公司，并不设定土著必须是30%，政府将优先提供合约，但必须摒除“阿里巴巴”马来人获标而华人公司承建的模式；ƒ独立后制订的社会契约及宪法，必须获得确保与维护；„我国的独立是各民族先贤所争取的，不容任何人有歧视或边缘化任何族群的企图，内阁是以协商的方式，处理及解决各民族的“敏感”课题及…如果我们要成功，人民必须跳出传统的经济角色而成为马来西亚民族，参与各领域，享受平等机会，以达致一个强大的国家。
首相的演词除了是回应马华总会长黄家定的“诉求”外，也是一般人民所期望听到的“领袖的忠言”。
不过，在过去一两年内，却有某些部份出了问题，不是施政上被指说有所偏袒与不公，就是因人为的因素出现种族主义的言行乃至走向偏激，以致民间浮现悲观的论调，有不知如何应对与适应之虞。这种极为不健康的趋向在最近以来又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值得国家领袖深入探讨。
这当然是首相所不能苟同的倒行逆施，因此他扼要地点醒国人和参与领导国家的领袖，不要出格和越轨，否则这种人就不配当大马领袖。
在我们看来首相的五点内容已是正面地确认宪法是至高无上的，而我国是奉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不容置疑，也不容挑战和扭曲，同时他也带出了这个国家正在塑造马来西亚民族，正如前任首相马哈迪在1990年推出30年内达致先进国宏愿时所说的，以铸造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民族。
这两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前阵子曾因马来西亚的国体与民族的划界而立引起争议而造成非土著感到迷惑，如今经首相敲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既定的治国大方针是不变的。
再者，我们也希望首相进一步规定，在保障中小企业下，不对小本经营者设限，让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不被曲解。此外，至为重要的是，广大的各民族受薪阶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工作和生活都有基本的保障，不因人为的偏差而被边缘化乃至谋生陷入困境。正如黄家定所说，不是所有华人都是富有的。确切地说，华人也有不少是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也应被视为马来西亚人而一视同仁地被协助走出困境。
只要贯彻首相理念，公正将会“拨乱反正”。我们愿意与首相一起为公正而工作。
在这样的理念下，阿都拉带出几个重要的讯息：不论是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提供公平的机会予各族人民；‚各族企业界应成立联营公司，并不设定土著必须是30%，政府将优先提供合约，但必须摒除“阿里巴巴”马来人获标而华人公司承建的模式；ƒ独立后制订的社会契约及宪法，必须获得确保与维护；„我国的独立是各民族先贤所争取的，不容任何人有歧视或边缘化任何族群的企图，内阁是以协商的方式，处理及解决各民族的“敏感”课题及…如果我们要成功，人民必须跳出传统的经济角色而成为马来西亚民族，参与各领域，享受平等机会，以达致一个强大的国家。
首相的演词除了是回应马华总会长黄家定的“诉求”外，也是一般人民所期望听到的“领袖的忠言”。
不过，在过去一两年内，却有某些部份出了问题，不是施政上被指说有所偏袒与不公，就是因人为的因素出现种族主义的言行乃至走向偏激，以致民间浮现悲观的论调，有不知如何应对与适应之虞。这种极为不健康的趋向在最近以来又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值得国家领袖深入探讨。
这当然是首相所不能苟同的倒行逆施，因此他扼要地点醒国人和参与领导国家的领袖，不要出格和越轨，否则这种人就不配当大马领袖。
在我们看来首相的五点内容已是正面地确认宪法是至高无上的，而我国是奉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不容置疑，也不容挑战和扭曲，同时他也带出了这个国家正在塑造马来西亚民族，正如前任首相马哈迪在1990年推出30年内达致先进国宏愿时所说的，以铸造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民族。
这两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前阵子曾因马来西亚的国体与民族的划界而立引起争议而造成非土著感到迷惑，如今经首相敲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既定的治国大方针是不变的。
再者，我们也希望首相进一步规定，在保障中小企业下，不对小本经营者设限，让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不被曲解。此外，至为重要的是，广大的各民族受薪阶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工作和生活都有基本的保障，不因人为的偏差而被边缘化乃至谋生陷入困境。正如黄家定所说，不是所有华人都是富有的。确切地说，华人也有不少是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也应被视为马来西亚人而一视同仁地被协助走出困境。
只要贯彻首相理念，公正将会“拨乱反正”。我们愿意与首相一起为公正而工作。
20.8.07
“退位让贤”与“多做一届”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说，那些应该退位的党领袖，不要再抱着“多做一届”的心态，以期望在来届大选再次获得党的委派上阵。“如果到了退位让贤的时候，就应该无私，干净利落及心甘情愿地退位。”
这话听来有一些新鲜感，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觉得刺耳，也不知道总会长究竟在指谁是到了退位的时候，因此心里总不是味道。最难咽的一口气是“让贤”，这好像是说你“不够贤”，所以应该让给“贤人”。
当然话的原意不是要用来贬低当任的人，可偏偏我们的古人不知如何竟创造出“孔融让梨”，“退位让贤”的典故和成语，害得今人照搬来用，以致被觉得有“受伤害的感觉”。
不管古人用词恰当或不当，总之其含意是人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下台鞠躬，总不能老在台上表演不完，你不累，看得人也累了。
因此问题的争议就在“什么时候才是退的时机”？其实这也不必“咬文嚼字”或“断字取义”，尤其是用在政治场上，更是一种循环定理。可是能熟透这四个字的人实在不多，即使懂了也认为自己是贤人，贤人也就“当仁不让”，为何要让路呢？除非是辞世了，病重了或因法令所限或被打败了，那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退位的呢？既然没有，黄家定自然感到头痛，因此他又用了另外四个字，不要存有“多做一届”的心态，因为所谓的一届就是四五年，而不是一两天。
其实在政治游戏规则下，已上位的人都是不会自动下车的，理由是一旦当了议员，可就当上瘾了。而且越做越爽，爽到浮现一种心态：这江山（议席）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当年的老子“苦拼”，那有今日党的辉煌？换句话说，党能熠熠生辉，就全凭老子打下“铁打的江山”。若老子不坐镇，谁也难保“必胜无疑”。于是有人说了，总会长指的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我虽然上了年纪，还是生龙活虎，天天为民服务，选民需要我，党自然就更需要我了。再说，让我“多做一届”，党的胜利可打包票。
另外的一种想法是，想当年老子被推上“黑区”送死，而其它人退避三舍。今天老子把江山打下了，他们就说老子该“退位让贤”，真是岂有此理？那些年轻准候选人去别处争吧，老子要“多做一届”呢！
好一个“多做一届”的理由堂而皇哉，更妙的是有人说我这把年纪不做议员那还可做什么？我是天生的议员相。我还等着更上一层楼呢？
说起来也难怪，马华党员已超过百万，议席又那么有限，必然是僧多粥少，竞争也激烈。老的不下，少的就上不去。百万人盯着不到一百张椅子，而且也只有在大选时才有机会争取出位，如果党不借机会换血，那也将会“僵化”党的机制，而不是什么擦亮党的招牌，毕竟“老牌子”不能当成是“神主牌”，否则党就受制于人而不是人受制于党了。
虽然我们常听说“人要有自知之明”。这又是古人的道理。就是因为本身有“自知之明”，是“胜利的王牌”，如果党要换人，无异甘冒失败之险。于是我们在大选来临时，很少听见有人“自动让贤”，而是希望“再多一届”。
这再多一届往往就是玄机所在。各式各样的理由也就通街走了。但他们忘记议员不是终身的，超过三届或四届的，就要算算自己的政治岁月了。
如果我们换另一个角度看问题，选举这码事是很微妙的，它是与大气候有直接的关系，而人的因素经常是被大环境掩盖的。
就拿1990年的槟州大选来说，落选的大人物都是呼风唤雨一时的，谁料到他们会输呢？这一年马华也在槟州议席选举全军覆没，并不是候选人的素质问题，而是反风一起，连上帝也打救不了。
又说1995年的大选，槟州马华也是哀兵上阵，在大人物不上阵下，小人物也统统跑出来夺回失去的城池。这说明了在气候转变下，名不见经传的人也会出人头地。
在此一明显对比下，证明了选举不是一个定数，不要太过抬高自己，当然也不要小看自己，决定的因素在大气候和党路线。基此，黄家定提出这样的论调，也就要告诫在位者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想当“终身议员”（其实黄家定是教你要终身学习，不是教你要终身做官，更不要以此推论议员也是终身的）。
明乎此，则可以预见马华在未来的大选很可能会有一个大动作。至于结果如何，就交给上帝祝福吧！因为选区没有刻上此席“永远保留给某某某”，而是由选民作出裁决的。
这话听来有一些新鲜感，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觉得刺耳，也不知道总会长究竟在指谁是到了退位的时候，因此心里总不是味道。最难咽的一口气是“让贤”，这好像是说你“不够贤”，所以应该让给“贤人”。
当然话的原意不是要用来贬低当任的人，可偏偏我们的古人不知如何竟创造出“孔融让梨”，“退位让贤”的典故和成语，害得今人照搬来用，以致被觉得有“受伤害的感觉”。
不管古人用词恰当或不当，总之其含意是人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下台鞠躬，总不能老在台上表演不完，你不累，看得人也累了。
因此问题的争议就在“什么时候才是退的时机”？其实这也不必“咬文嚼字”或“断字取义”，尤其是用在政治场上，更是一种循环定理。可是能熟透这四个字的人实在不多，即使懂了也认为自己是贤人，贤人也就“当仁不让”，为何要让路呢？除非是辞世了，病重了或因法令所限或被打败了，那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退位的呢？既然没有，黄家定自然感到头痛，因此他又用了另外四个字，不要存有“多做一届”的心态，因为所谓的一届就是四五年，而不是一两天。
其实在政治游戏规则下，已上位的人都是不会自动下车的，理由是一旦当了议员，可就当上瘾了。而且越做越爽，爽到浮现一种心态：这江山（议席）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当年的老子“苦拼”，那有今日党的辉煌？换句话说，党能熠熠生辉，就全凭老子打下“铁打的江山”。若老子不坐镇，谁也难保“必胜无疑”。于是有人说了，总会长指的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我虽然上了年纪，还是生龙活虎，天天为民服务，选民需要我，党自然就更需要我了。再说，让我“多做一届”，党的胜利可打包票。
另外的一种想法是，想当年老子被推上“黑区”送死，而其它人退避三舍。今天老子把江山打下了，他们就说老子该“退位让贤”，真是岂有此理？那些年轻准候选人去别处争吧，老子要“多做一届”呢！
好一个“多做一届”的理由堂而皇哉，更妙的是有人说我这把年纪不做议员那还可做什么？我是天生的议员相。我还等着更上一层楼呢？
说起来也难怪，马华党员已超过百万，议席又那么有限，必然是僧多粥少，竞争也激烈。老的不下，少的就上不去。百万人盯着不到一百张椅子，而且也只有在大选时才有机会争取出位，如果党不借机会换血，那也将会“僵化”党的机制，而不是什么擦亮党的招牌，毕竟“老牌子”不能当成是“神主牌”，否则党就受制于人而不是人受制于党了。
虽然我们常听说“人要有自知之明”。这又是古人的道理。就是因为本身有“自知之明”，是“胜利的王牌”，如果党要换人，无异甘冒失败之险。于是我们在大选来临时，很少听见有人“自动让贤”，而是希望“再多一届”。
这再多一届往往就是玄机所在。各式各样的理由也就通街走了。但他们忘记议员不是终身的，超过三届或四届的，就要算算自己的政治岁月了。
如果我们换另一个角度看问题，选举这码事是很微妙的，它是与大气候有直接的关系，而人的因素经常是被大环境掩盖的。
就拿1990年的槟州大选来说，落选的大人物都是呼风唤雨一时的，谁料到他们会输呢？这一年马华也在槟州议席选举全军覆没，并不是候选人的素质问题，而是反风一起，连上帝也打救不了。
又说1995年的大选，槟州马华也是哀兵上阵，在大人物不上阵下，小人物也统统跑出来夺回失去的城池。这说明了在气候转变下，名不见经传的人也会出人头地。
在此一明显对比下，证明了选举不是一个定数，不要太过抬高自己，当然也不要小看自己，决定的因素在大气候和党路线。基此，黄家定提出这样的论调，也就要告诫在位者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想当“终身议员”（其实黄家定是教你要终身学习，不是教你要终身做官，更不要以此推论议员也是终身的）。
明乎此，则可以预见马华在未来的大选很可能会有一个大动作。至于结果如何，就交给上帝祝福吧！因为选区没有刻上此席“永远保留给某某某”，而是由选民作出裁决的。
17.8.07
“三结合”与“两线制”的翻版？
从“三结合”（1982）到“两线制”（1990）是一场有规划的“秀才起义”（书生参政）的运动。带头的是董教总的领导人。事隔25年后，又有新一波的“书生参政”在政海中掀起，但这一次，没有组织带头，他们是一群“游勇散兵”。
如果说“三结合”与“两线制”对董教总是挫折与失望多过成功与喜悦，那么，这一次的“秀才起义”，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不论是过去或现在，我们都可以归纳为“知识分子”意图在闷局中通过政党政治为华社杀出一条新路。只是今时不同往昔。过去的是一群人在组织的召唤下，半推半就的企图改变政治生态。前有许子根、郭洙镇及王天庆为代表，董教总领导人倾巢而出为执政党（民政）站台；后有林晃升、柯嘉逊及李万千为代表，也是一股劲投身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这样的转变政治舞台，及后来发生的争议与进进出出，竟然化成一本“华教政治教材”，引人省思。
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一批知识精英或从幕后走向前台参政；或抛掉“无党派”的衣装，改穿政党外套走向人群。他们不是在外来民间组织的号召下卷入政党政治，而是在各个政党的鼓励和游说下，凭着自己的政治判断，参加各自认同的华基政党。这不能不说是政治的新气象，但他们究竟是走回“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老路或“打进反对党，改革弊端”的“两党路线”，或另有创新？未能过早定论。
无论如何，我把这批“书生”归类为以下两大类。其一他至少是大学毕业的，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表现或独当一面的，例如跻身成为大学讲师或教授或某个大企业的掌舵人，而成为被公认的精英份子。
其二是在参政前，通过互联网或报章或电视已建立起本身的“评论人”地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书生论政”。
对于第一种人，因为有了成就，自然有一种读书人的“傲气”或“傲骨”而不随波逐流，但一旦入党，约束也就随之而到，再也不能自以为是，而是要降尊纡贵深入民间来取得“政治光环”，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科举制度下的“学而优则仕”已不存在。任何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选民的考验。
至于第二种人必须要深切了解“书生论政”和“书生参政”是两码事。前者可以畅所欲言，左右开弓；后者就已经自我标签，要以党的方向为依归。不论你喜欢与否，参政后角色就转换了，已不是“一支笔走天下”，而是要学习在政治大风大浪中争取人民的认同与支持。
虽然他们不是“三结合”与“两线制”的产物，但在形式上有“雷同之处”，都是“书生问政”，有“明星效应”。因此在献上我的祝福的同时，也希望他们吸取历史的教训，用新思维推动改革，避免事后引来批判连连。至于成功与否，让“易经”来告诉他们。
如果说“三结合”与“两线制”对董教总是挫折与失望多过成功与喜悦，那么，这一次的“秀才起义”，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不论是过去或现在，我们都可以归纳为“知识分子”意图在闷局中通过政党政治为华社杀出一条新路。只是今时不同往昔。过去的是一群人在组织的召唤下，半推半就的企图改变政治生态。前有许子根、郭洙镇及王天庆为代表，董教总领导人倾巢而出为执政党（民政）站台；后有林晃升、柯嘉逊及李万千为代表，也是一股劲投身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这样的转变政治舞台，及后来发生的争议与进进出出，竟然化成一本“华教政治教材”，引人省思。
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一批知识精英或从幕后走向前台参政；或抛掉“无党派”的衣装，改穿政党外套走向人群。他们不是在外来民间组织的号召下卷入政党政治，而是在各个政党的鼓励和游说下，凭着自己的政治判断，参加各自认同的华基政党。这不能不说是政治的新气象，但他们究竟是走回“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老路或“打进反对党，改革弊端”的“两党路线”，或另有创新？未能过早定论。
无论如何，我把这批“书生”归类为以下两大类。其一他至少是大学毕业的，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表现或独当一面的，例如跻身成为大学讲师或教授或某个大企业的掌舵人，而成为被公认的精英份子。
其二是在参政前，通过互联网或报章或电视已建立起本身的“评论人”地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书生论政”。
对于第一种人，因为有了成就，自然有一种读书人的“傲气”或“傲骨”而不随波逐流，但一旦入党，约束也就随之而到，再也不能自以为是，而是要降尊纡贵深入民间来取得“政治光环”，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科举制度下的“学而优则仕”已不存在。任何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选民的考验。
至于第二种人必须要深切了解“书生论政”和“书生参政”是两码事。前者可以畅所欲言，左右开弓；后者就已经自我标签，要以党的方向为依归。不论你喜欢与否，参政后角色就转换了，已不是“一支笔走天下”，而是要学习在政治大风大浪中争取人民的认同与支持。
虽然他们不是“三结合”与“两线制”的产物，但在形式上有“雷同之处”，都是“书生问政”，有“明星效应”。因此在献上我的祝福的同时，也希望他们吸取历史的教训，用新思维推动改革，避免事后引来批判连连。至于成功与否，让“易经”来告诉他们。
13.8.07
《大马50金》出版感言
《号外周报》为配合马来西亚建国50年，推出了一本精心设计“图文并兼”的杂志型的特辑专著，取名《大马50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未自己经手出版，而直接交由《生活出版社》料理，从编辑、排版、设计，到杀青面市。
我对封面的设计表示满意，它具有创意的引人入目，且一望即知是一本“人物志”的丛书。虽然主编胡锦昌在序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本书出版，文字贡献，全归作者功劳” 。但我不敢掠人之美，我要补充的是：应功归《号外周报》同人的全程投入，用心打造一本不惜功本的“以图取胜”的专辑，令人眼前一亮。原来文字经过包装与配上图片后，更是生动无比。不仅“望图生义”，而且将一些罕有的图片配搭其中，使得静的文字也跳跃其中。如果不是编者的功力到家，将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一本也许值得阅读与珍藏的“历史专辑”。因此作为文字工匠，我愿意与《号外周报》分享这一成果。
谈起撰文的经过，确实是始料未及的，有必要作一个交待。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的前同事，《号外》总编辑胡锦昌电邀撰写50年国庆人物篇，但因事务缠身又忙于论文答辩，未敢轻易“承接”，只好推到5月初时再行商议。当时我们两人讨论应该怎么写和写什么？如果是应景文章，则建国50年来，能入榜的人物太多了。而以这样的流水账的“交货”也没什么意义。其实，市场上早已有人写过人物志，更是厚厚的一本，可谓“大小通吃”。
最后我们敲定一年只写一个“风云人物”，而且要出位的和对国家社会有影响力的。可是当我在5月6日接下这个“任务”后，在搜集资料和动笔的过程中，才知道“言易行难”。因为我拥有的资料实在有限，而本身早已不在报馆工作，查找旧报章何其容易？
在这种窘境下，我请锦昌另请高人下笔，再不然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工”。但锦昌“坚持”不放弃，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根据年 代边收集资料边下笔，也就自然劳动《号外》协助查找和考核有关人物的重要事件和年代。
由于时间紧迫，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完稿。在对人物的取舍上确面对困难与棘手，只能凭主观和客观的考察来“评选”。
“评选”的标准有二，其一是在独立50年来的每一年，以较为突出的人物为准则；其二是“上榜”的人物所作所为是可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焦点在于他在特定的年代，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同时也以对华社的冲击作为其中之一的考量。
但即便这样也带有主观性，沧海遗珠在所难免；上榜的也许具有这个“资格”，但不具备那个“条件”；不上榜的也不意味着他们非风云人物。
当然这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学术报告，只是对人对事作个评介与评价，它有“史识”，但不偏离“史实”。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不引用注脚，也不引经据典，而是以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对每个人物作概括性的表述，希望能起抛砖引玉作用，或给读者带来启示和参考；或给学者作为一种研究的索引。不过文中若有不当或失误之处，概由作者负起文责。
有必要交待的是：虽然是建国50年，但若从1957年到2007年，正好是51个年头，也就出现50＋1的人物。为了配合国庆50年，我们就称为50风云人物逐年数吧！
在这个前提下，我完全同意主编锦昌订下的主题：“一年一个风云人物，大马因他们而改变”。正因为他们的出现和在相关的年代做出了重大的言行，牵动人民的思维和导向，才使这个国家不论对内对外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说他们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格局和运程并不为过。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但若没有英雄的出现或某一个人的扭转局面，人民仍然是属于被动的一群，除非被逼到走头无路。因此只有领袖的意志和思维，才是推动人民起而响应或起而反对或因而沉默或随波逐流的导因。这就是领袖在历史上的定位，正面的、负面的、顺应的、抗争的兼而有之。
至于领袖的产生，多数是时势造就的；但反过来，领袖也塑造了时势。他们和时势是两位一体的。这可以从50年来的风云人物的身上流露出来。
无论如何，我一生与文字打交道，写作不过是我的“本份”。确切而言，我仅是文字工作者。因为有了《号外》，才有《大马50金》的国庆献礼。
我对封面的设计表示满意，它具有创意的引人入目，且一望即知是一本“人物志”的丛书。虽然主编胡锦昌在序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本书出版，文字贡献，全归作者功劳” 。但我不敢掠人之美，我要补充的是：应功归《号外周报》同人的全程投入，用心打造一本不惜功本的“以图取胜”的专辑，令人眼前一亮。原来文字经过包装与配上图片后，更是生动无比。不仅“望图生义”，而且将一些罕有的图片配搭其中，使得静的文字也跳跃其中。如果不是编者的功力到家，将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一本也许值得阅读与珍藏的“历史专辑”。因此作为文字工匠，我愿意与《号外周报》分享这一成果。
谈起撰文的经过，确实是始料未及的，有必要作一个交待。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的前同事，《号外》总编辑胡锦昌电邀撰写50年国庆人物篇，但因事务缠身又忙于论文答辩，未敢轻易“承接”，只好推到5月初时再行商议。当时我们两人讨论应该怎么写和写什么？如果是应景文章，则建国50年来，能入榜的人物太多了。而以这样的流水账的“交货”也没什么意义。其实，市场上早已有人写过人物志，更是厚厚的一本，可谓“大小通吃”。
最后我们敲定一年只写一个“风云人物”，而且要出位的和对国家社会有影响力的。可是当我在5月6日接下这个“任务”后，在搜集资料和动笔的过程中，才知道“言易行难”。因为我拥有的资料实在有限，而本身早已不在报馆工作，查找旧报章何其容易？
在这种窘境下，我请锦昌另请高人下笔，再不然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工”。但锦昌“坚持”不放弃，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根据年 代边收集资料边下笔，也就自然劳动《号外》协助查找和考核有关人物的重要事件和年代。
由于时间紧迫，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完稿。在对人物的取舍上确面对困难与棘手，只能凭主观和客观的考察来“评选”。
“评选”的标准有二，其一是在独立50年来的每一年，以较为突出的人物为准则；其二是“上榜”的人物所作所为是可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焦点在于他在特定的年代，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同时也以对华社的冲击作为其中之一的考量。
但即便这样也带有主观性，沧海遗珠在所难免；上榜的也许具有这个“资格”，但不具备那个“条件”；不上榜的也不意味着他们非风云人物。
当然这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学术报告，只是对人对事作个评介与评价，它有“史识”，但不偏离“史实”。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不引用注脚，也不引经据典，而是以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对每个人物作概括性的表述，希望能起抛砖引玉作用，或给读者带来启示和参考；或给学者作为一种研究的索引。不过文中若有不当或失误之处，概由作者负起文责。
有必要交待的是：虽然是建国50年，但若从1957年到2007年，正好是51个年头，也就出现50＋1的人物。为了配合国庆50年，我们就称为50风云人物逐年数吧！
在这个前提下，我完全同意主编锦昌订下的主题：“一年一个风云人物，大马因他们而改变”。正因为他们的出现和在相关的年代做出了重大的言行，牵动人民的思维和导向，才使这个国家不论对内对外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说他们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格局和运程并不为过。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但若没有英雄的出现或某一个人的扭转局面，人民仍然是属于被动的一群，除非被逼到走头无路。因此只有领袖的意志和思维，才是推动人民起而响应或起而反对或因而沉默或随波逐流的导因。这就是领袖在历史上的定位，正面的、负面的、顺应的、抗争的兼而有之。
至于领袖的产生，多数是时势造就的；但反过来，领袖也塑造了时势。他们和时势是两位一体的。这可以从50年来的风云人物的身上流露出来。
无论如何，我一生与文字打交道，写作不过是我的“本份”。确切而言，我仅是文字工作者。因为有了《号外》，才有《大马50金》的国庆献礼。
10.8.07
我看“北马经济走廊”
“北马经济走廊”的宏伟计划一下子全面呈现在人民眼前，令人眼花撩乱，着实不容易消化。因为它涉及的不像“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只限一个柔佛州，而是4个州涵盖其中。但如果认真分析，基本上可以区分成四大块的发展蓝图，即农业生产的革新和农业工业的开发；电子工业的拓展和向高科技迈进；旅游业及服务业的提升及基建工业的前所未有的“铺天盖地”在同一时间推动一个新的交通网络，而以槟州的北海作为核心地带。换句话说，槟州将成为带动4州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并藉此打破了地域自我规化的观念。它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官联公司森那美集团如何操作与协调。
面对着这么一个“革命性”的创举，不期然地使我想起槟城州这一路走来的变化，重心逐渐从槟岛移向威省，可能改变了乔治市作为中心的历史地位，因此岛民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虽然说槟榔屿早在1800年就把威省纳入其中，但百多年以来它都是实行“一州两制”，即槟岛是一个自由港，威省则是非自由港。即使在1957年独立后，槟岛和威省之间仍有关卡之设。在那个年代，凡是居住在威省的人民包括学生，每到槟岛总是要买免税品回家，直到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槟岛的自由港地位才受到挑战，因为它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关税内，不能再享有特殊地位或所谓的“一国两制”；但不变是乔治市依然是它的重心。
在这个过渡时期，槟岛人民失去的却无法及时通过工业发展弥补回来，以致在1969年失业浪潮竟然高达15%（官方数字）（民间则认为超过20%），而象样的工厂（包括北海在内），也不过15间。就这样，导致槟州变天而有了林苍佑主政年代的出现。
70年代槟州朝向工业化道路迈进到了80年代终于开花结果，最值得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是槟城大桥终于建成通车；最引起争议的是乔治市的重建计划（作为整个州的核心地带，以槟城大桥作为衔接）未能完成，而以光大为起点的改造原本列明20年大功告成（1970-1990）。但直到今天，所谓光大的5个阶段发展不但未能完成，而且也已改弦易辙，剩下“鹤立鸡群”的光大又面临“移空效应”。
当许子根在90年代接棒后，他面对的责难是直到千禧年后仍然没有在硬件上拿出“代表作”，虽然他在软件的高科技上有所突破，但那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难免被忽视而对其政绩引起争议。如今在首相阿都拉的推动下，不仅第二大桥即将开工，而且外环公路、单轨火车及北海交通枢纽统统出笼，齐步开跑，也许这是许子根上京前，在中央政府调控下的迟来的“硬件代表作”，足以擦亮蒙上尘埃的“东方明珠”。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首相有两个大动作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其一是借助中国的资金与人才兴建第二大桥；其二也是借助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才搞活吉玻的农业。这在过去马哈迪时代虽曾有构思过，但却在阿都拉时代加以落实。
通过中国的崛起，阿都拉也踏上这部列车，以为“北马经济走廊”注入活力，确实是为马中关系缔造另一个新纪元。但愿执行的公司能对此深明大义，大公无私，尊重各州政府的权力，以民利益为依归，不分种族，也不走单边主义路线，保证全盘计划如期推行。
面对着这么一个“革命性”的创举，不期然地使我想起槟城州这一路走来的变化，重心逐渐从槟岛移向威省，可能改变了乔治市作为中心的历史地位，因此岛民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虽然说槟榔屿早在1800年就把威省纳入其中，但百多年以来它都是实行“一州两制”，即槟岛是一个自由港，威省则是非自由港。即使在1957年独立后，槟岛和威省之间仍有关卡之设。在那个年代，凡是居住在威省的人民包括学生，每到槟岛总是要买免税品回家，直到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槟岛的自由港地位才受到挑战，因为它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关税内，不能再享有特殊地位或所谓的“一国两制”；但不变是乔治市依然是它的重心。
在这个过渡时期，槟岛人民失去的却无法及时通过工业发展弥补回来，以致在1969年失业浪潮竟然高达15%（官方数字）（民间则认为超过20%），而象样的工厂（包括北海在内），也不过15间。就这样，导致槟州变天而有了林苍佑主政年代的出现。
70年代槟州朝向工业化道路迈进到了80年代终于开花结果，最值得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是槟城大桥终于建成通车；最引起争议的是乔治市的重建计划（作为整个州的核心地带，以槟城大桥作为衔接）未能完成，而以光大为起点的改造原本列明20年大功告成（1970-1990）。但直到今天，所谓光大的5个阶段发展不但未能完成，而且也已改弦易辙，剩下“鹤立鸡群”的光大又面临“移空效应”。
当许子根在90年代接棒后，他面对的责难是直到千禧年后仍然没有在硬件上拿出“代表作”，虽然他在软件的高科技上有所突破，但那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难免被忽视而对其政绩引起争议。如今在首相阿都拉的推动下，不仅第二大桥即将开工，而且外环公路、单轨火车及北海交通枢纽统统出笼，齐步开跑，也许这是许子根上京前，在中央政府调控下的迟来的“硬件代表作”，足以擦亮蒙上尘埃的“东方明珠”。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首相有两个大动作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其一是借助中国的资金与人才兴建第二大桥；其二也是借助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才搞活吉玻的农业。这在过去马哈迪时代虽曾有构思过，但却在阿都拉时代加以落实。
通过中国的崛起，阿都拉也踏上这部列车，以为“北马经济走廊”注入活力，确实是为马中关系缔造另一个新纪元。但愿执行的公司能对此深明大义，大公无私，尊重各州政府的权力，以民利益为依归，不分种族，也不走单边主义路线，保证全盘计划如期推行。
6.8.07
“以华制华”论调值得商榷
“以华制华”长久以来是执政的华基政党向反对党反击的一个较重型的武器。意思是说，反对党派出华裔候选人挑战执政的华基政党候选人，以使后者败北，以致削弱执政的华基政党的代表性。这个论调是先确定执政的华基政党的候选人是华人的“合法”代表，只要有关政党派出候选人，不应遭到反对党派出华人来应战，而是让他“名正言顺”代表华社在政府内“执理力争”；否则就是反对党采取“以华制华”的手段来打击华人的代表性。’
乍看之下，这个论调似乎言之有理。因为“华人打华人”是不应该的，理应有“礼让”的精神。再演绎下去，就是让华人只有一把声音，而且只在执政党内发出，反对党在外面叫嚷是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论调，它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个思想本身已陷入种族主义的窞巢，认定这个国家是以种族来划分的，因此任何反对党若与执政的华基政党搞对抗，是对华社的“背叛”。它们应该解散，并入成为唯一的执政华人政党。
其次这种搬出“以华制华”论是否定华人社会出现反对党的合理性。如果我们承认民主制是允许竞争的话，又为什么要禁止华人另组政党或另有政党也声称它是代表华社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什么“以华制华”，而是政党本身取信于民的程度。只要这个政党有明确的政网，敢于表达华社的声音和使华社对它充满信心，又何愁不能取胜呢？
我们退一步来说，即便所有的华基政党，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结成一个阵线或合成一个政党而成为执政党的一员，谁又能保证华社不会再有问题？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因为我国的政治现实并不是这样安排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你争我夺的民主游戏，不单只发生在华社，在马来社会也是一样。
举例来说，巫统声称代表马来人，它在1955年的大选面对的劲敌也是由巫统分裂出来而由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当前者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证明它拥有马来人的绝大多数的支持，但它尚未证明它已是马来社会唯一的代表。
因为在1959年的大选和后来的几届大选，它的劲敌是回教党。这就是说，巫统尊重民主规则，不能责骂回教党“以巫制巫”。它所能做的是尽量把对方争取过来，形成统一阵线。这在1972年时，巫统主席敦拉萨已实践过，把回教党纳入国阵中。但此举也无法保证从此马来社会不再有反对党。
最明显的是1977年巫统主席胡先翁把回教党摒出国阵，然后通过1978年的选举把回教党打得落花流水，以证明巫统是得到马来社会的支持，不是用以证明民主选举是不需要对手的。
再下来，巫统面对的劲敌是脱离巫统而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及回教党（1990及1995年）；及后巫统的劲敌是回教党及安华领导的国民公正党（如今是人民公正党）（1999及2004年）。在今天来说，巫统的两个劲敌仍然是回教党和国民公正党。除非它们自愿合作或合并，否则我们不能给反对党冠上“以巫制巫”的“罪名”。
同样的理由，马华的劲敌直到今天还是民主行动党，但不论是马华或民政党，也有人形容行动党是“以华制华”的“杀手”。这种单纯的一棍打向反对党只能当成是政治策略，不能当成一种“理论”来作为指导思想。如果我们留意马华和民政的领袖的言行，他们都不会轻易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们的理性告诉他们，只要民主存在的一天，就一定要面对敌手，不能要求“天下无战事”的不战而战。这完全不符合民主思想。
还有，同属国阵的成员党，也从没有领袖指责兄弟党在“以华制华”；有吗是通过斗争手段来削弱对方。例如李三春在1982年及林良实在1999年也出手来与民政争夺民政在槟州的江山。这是激烈的政治斗争，没有所谓谁对谁错。可是不知何故，首次听到马青雪州分团团长黄冠文于7月15日在大会上首次惊人的指责国阵的华基政党分散选票，让马华处于尴尬的局面，甚至导致马华被冠上“当家不当权”的污名。有“以华制华”之嫌。
这话听来十分新鲜，国阵成员党只有争取分配选区而没有在同一个选区“自相残杀”，何来“以华制华”？
再者，他的另一番新论是国阵加入了新的成员党，却“典当了华人的政治力量”。其实这是“513”事件后的政治产物，要问只好问敦拉萨为何会这样？与反对党加入执政集团扯不上直接关系。而马华元老也会告诉黄冠文在“513”之前，马华面对的困境。在1964年的大选，马华不是唱丰收吗？反对党（指华基政党）不是惨败吗？这样强大的马华仍有说不完的“痛苦”。这个“痛苦”陈修信最深切体会，可惜他已作古，不然黄冠文可请教陈修信为什么？
因此说来说去也不要怪责其它人“搞局”。最重要的是马华当自强。黄家定深谙其中道理和权力分享，黄冠文可以向老大请教；不然进马华党校上课也是不错的。
乍看之下，这个论调似乎言之有理。因为“华人打华人”是不应该的，理应有“礼让”的精神。再演绎下去，就是让华人只有一把声音，而且只在执政党内发出，反对党在外面叫嚷是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论调，它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个思想本身已陷入种族主义的窞巢，认定这个国家是以种族来划分的，因此任何反对党若与执政的华基政党搞对抗，是对华社的“背叛”。它们应该解散，并入成为唯一的执政华人政党。
其次这种搬出“以华制华”论是否定华人社会出现反对党的合理性。如果我们承认民主制是允许竞争的话，又为什么要禁止华人另组政党或另有政党也声称它是代表华社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什么“以华制华”，而是政党本身取信于民的程度。只要这个政党有明确的政网，敢于表达华社的声音和使华社对它充满信心，又何愁不能取胜呢？
我们退一步来说，即便所有的华基政党，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结成一个阵线或合成一个政党而成为执政党的一员，谁又能保证华社不会再有问题？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因为我国的政治现实并不是这样安排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你争我夺的民主游戏，不单只发生在华社，在马来社会也是一样。
举例来说，巫统声称代表马来人，它在1955年的大选面对的劲敌也是由巫统分裂出来而由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当前者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证明它拥有马来人的绝大多数的支持，但它尚未证明它已是马来社会唯一的代表。
因为在1959年的大选和后来的几届大选，它的劲敌是回教党。这就是说，巫统尊重民主规则，不能责骂回教党“以巫制巫”。它所能做的是尽量把对方争取过来，形成统一阵线。这在1972年时，巫统主席敦拉萨已实践过，把回教党纳入国阵中。但此举也无法保证从此马来社会不再有反对党。
最明显的是1977年巫统主席胡先翁把回教党摒出国阵，然后通过1978年的选举把回教党打得落花流水，以证明巫统是得到马来社会的支持，不是用以证明民主选举是不需要对手的。
再下来，巫统面对的劲敌是脱离巫统而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及回教党（1990及1995年）；及后巫统的劲敌是回教党及安华领导的国民公正党（如今是人民公正党）（1999及2004年）。在今天来说，巫统的两个劲敌仍然是回教党和国民公正党。除非它们自愿合作或合并，否则我们不能给反对党冠上“以巫制巫”的“罪名”。
同样的理由，马华的劲敌直到今天还是民主行动党，但不论是马华或民政党，也有人形容行动党是“以华制华”的“杀手”。这种单纯的一棍打向反对党只能当成是政治策略，不能当成一种“理论”来作为指导思想。如果我们留意马华和民政的领袖的言行，他们都不会轻易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们的理性告诉他们，只要民主存在的一天，就一定要面对敌手，不能要求“天下无战事”的不战而战。这完全不符合民主思想。
还有，同属国阵的成员党，也从没有领袖指责兄弟党在“以华制华”；有吗是通过斗争手段来削弱对方。例如李三春在1982年及林良实在1999年也出手来与民政争夺民政在槟州的江山。这是激烈的政治斗争，没有所谓谁对谁错。可是不知何故，首次听到马青雪州分团团长黄冠文于7月15日在大会上首次惊人的指责国阵的华基政党分散选票，让马华处于尴尬的局面，甚至导致马华被冠上“当家不当权”的污名。有“以华制华”之嫌。
这话听来十分新鲜，国阵成员党只有争取分配选区而没有在同一个选区“自相残杀”，何来“以华制华”？
再者，他的另一番新论是国阵加入了新的成员党，却“典当了华人的政治力量”。其实这是“513”事件后的政治产物，要问只好问敦拉萨为何会这样？与反对党加入执政集团扯不上直接关系。而马华元老也会告诉黄冠文在“513”之前，马华面对的困境。在1964年的大选，马华不是唱丰收吗？反对党（指华基政党）不是惨败吗？这样强大的马华仍有说不完的“痛苦”。这个“痛苦”陈修信最深切体会，可惜他已作古，不然黄冠文可请教陈修信为什么？
因此说来说去也不要怪责其它人“搞局”。最重要的是马华当自强。黄家定深谙其中道理和权力分享，黄冠文可以向老大请教；不然进马华党校上课也是不错的。
3.8.07
“陆庭谕”三个字代表什么？
不久前我问陆老师，陆庭谕三个字代表什么？他说他答不上来。我说有人把陆庭谕三个字当作是“大汉沙文主义”（用以形容极端和狂热的一种行为）的代名词？他马上极力反驳，他说他爱国家、爱民族、爱母语是天经地义的事。他的一生为捍卫华教而坚持不懈，从来没有侵犯别人的权利和利益，怎么能冠上“沙文主义”的“罪名”？
我接受陆老师的解释，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他的解释，因此我必须全方位审视陆庭谕这个人。看看我们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什么？
在这方面，有三个人影响了他的一生。第一个是他终生学习的老师林连玉。他几乎把林连玉当成他的指路明灯，而今天他仍然是林连玉基金会的主席。他要为林连玉建立一座纪念馆，目的不仅是纪念一代的第一华教斗士，而且要为华教的心路历程树立一座丰碑。
林连玉（1901-1985）是在1927年由中国南来。1949年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1951年取得公民权的同时，又组成了马来亚联合邦教师总会（教总）。从1954年到1961年其公民权被吊销为止，他是教总主席。
陆庭谕是林连玉南来3年后，即1930年出生于麻坡。1952年高师毕业后，献身杏林，直到1990年退休。在60年代，林连玉成了他的偶像。因而在1965年积极介入华教运动，成为教总副主席。对于林连玉精神的发扬，他是不遗余力的。说他是林连玉衣钵的继承人，也不为过。虽然他没有及得上林连玉对华教的“丰功伟绩”，但他的言行和思想都以林连玉作为导向，即便是写小品文、议论文和发表文告与声明乃至笔战，都有林连玉的影子在飞舞。
第二位是继林连玉之后而在1965年后成为教总主席的沈慕羽。他们两人在同一年成为教总的“灵魂人物”。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又为华教挡风阻雨。较林连玉年小12岁的沈慕羽出生于1913年的马六甲，早年因家庭关系具有国民党背景，也曾加入马华公会，因意见相左与陈修信闹翻而在1966年被开除党籍。
在1994年沈老退休时曾力挺陆庭谕接任其位，惜未能如愿以偿，其中因素复杂，判定了陆老师在华教的“二奶命”。不过并未阻止他的言论越位而上，他依然被视为一把华教宏亮的声音。
第三位是自1973年成为董总主席的林晃升（1925-2002），比林连玉小14岁。他在1982年把董教总推入政治运动而倡议“三结合”时，陆庭谕给予支持；继后林晃升在1990年再倡“两线制”，且自身投入反对党，陆庭谕也给予支持。这也显示陆庭谕并不是固执和偏激的，他只是希望华教能理出一条平坦之路，包括为反对党站台。及后他的“独来独往”也招致批评和非议。他说为了民族教育，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
由此可见，陆老师学足了林连玉没有政党效忠，只有忠于华教。他可以为执政党站台，也可以为反对党站台；但更多时候，他是在为华教站台。尽管在2006年退下副主席，他还是“永不言倦”的苦乐在其中的华教领航人之一，以让“陆庭谕”三个字与林连玉精神“二合为一”。
我接受陆老师的解释，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他的解释，因此我必须全方位审视陆庭谕这个人。看看我们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什么？
在这方面，有三个人影响了他的一生。第一个是他终生学习的老师林连玉。他几乎把林连玉当成他的指路明灯，而今天他仍然是林连玉基金会的主席。他要为林连玉建立一座纪念馆，目的不仅是纪念一代的第一华教斗士，而且要为华教的心路历程树立一座丰碑。
林连玉（1901-1985）是在1927年由中国南来。1949年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1951年取得公民权的同时，又组成了马来亚联合邦教师总会（教总）。从1954年到1961年其公民权被吊销为止，他是教总主席。
陆庭谕是林连玉南来3年后，即1930年出生于麻坡。1952年高师毕业后，献身杏林，直到1990年退休。在60年代，林连玉成了他的偶像。因而在1965年积极介入华教运动，成为教总副主席。对于林连玉精神的发扬，他是不遗余力的。说他是林连玉衣钵的继承人，也不为过。虽然他没有及得上林连玉对华教的“丰功伟绩”，但他的言行和思想都以林连玉作为导向，即便是写小品文、议论文和发表文告与声明乃至笔战，都有林连玉的影子在飞舞。
第二位是继林连玉之后而在1965年后成为教总主席的沈慕羽。他们两人在同一年成为教总的“灵魂人物”。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又为华教挡风阻雨。较林连玉年小12岁的沈慕羽出生于1913年的马六甲，早年因家庭关系具有国民党背景，也曾加入马华公会，因意见相左与陈修信闹翻而在1966年被开除党籍。
在1994年沈老退休时曾力挺陆庭谕接任其位，惜未能如愿以偿，其中因素复杂，判定了陆老师在华教的“二奶命”。不过并未阻止他的言论越位而上，他依然被视为一把华教宏亮的声音。
第三位是自1973年成为董总主席的林晃升（1925-2002），比林连玉小14岁。他在1982年把董教总推入政治运动而倡议“三结合”时，陆庭谕给予支持；继后林晃升在1990年再倡“两线制”，且自身投入反对党，陆庭谕也给予支持。这也显示陆庭谕并不是固执和偏激的，他只是希望华教能理出一条平坦之路，包括为反对党站台。及后他的“独来独往”也招致批评和非议。他说为了民族教育，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
由此可见，陆老师学足了林连玉没有政党效忠，只有忠于华教。他可以为执政党站台，也可以为反对党站台；但更多时候，他是在为华教站台。尽管在2006年退下副主席，他还是“永不言倦”的苦乐在其中的华教领航人之一，以让“陆庭谕”三个字与林连玉精神“二合为一”。
2.8.07
李光耀鼓励写回忆录
李光耀罕有的向报社投函言论版，鼓励更多议员撰写回忆录。他认为不单是支持政府的，而且连反对行动党的国会议员，都应该把他们所见证历史也留给国人。
不过，他提醒写作者留给后人的回忆录，不要“歪曲历史”。
在这方面，他对马共领袖陈平的回忆录有所“重视”。因此他说他很敬重陈平，当陈平来到新加坡时，他有要求与他见面。但是他批评方壮璧的回忆录刻意回避史实，而“陈平就没有这样做”。
就此问题，我们先说回忆录，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写回忆录，而是要看这个人在当时的 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样的资格。
当然每个人都有本身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对历史的解读也包含了个人的主观思想在内。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有关作者只有史实而没有史识；也不能强求写作者放弃其观点来迎合另一方的观点；更不能要求写作者自揭疮疤，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说，我们读回忆录也必须用自己的分析和思考来吸收内容。因为作者本身也没有要求每个人接受他的说法和叙述。
不过有些伟人是没有动手写回忆录，而是由别人代笔或结合更多的人来完成所谓的传记。比如毛泽东就没有亲自写回忆录。最脍炙人口的是美国作家斯诺为他而写的《西行漫记》，在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的经典之作。由此看来，伟人不必自己动笔也有人为他着书立传。当然也有人借写传记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
无论如何，对西方人来说，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写回忆录的，他们的著作也就成为后来人研究伟人的最大依据。但不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问题，后人也是带有批判的精神来研究历史。这也是西方学者做学问的一个理论指导。
基于这一种精神，当李光耀在1998年及2000年先后出版他的两本回忆录巨著时，就出现了批判性的文章。这在学术领域中，是被允许也是被鼓励的。正因为这样，李光耀也欢迎反对行动党的人写他们的回忆录，以让后世有个参照，而比较那方的叙述比较客观。这在年轻的共和国来说，也算是开明的一步，毕竟有些历史事件不尽然收在档案中，而是存在人的脑海中。例如在中国文革结束后的许多年，我们也看到一个又一个回忆录的出版。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也是因为它不再敏感，可以当成历史问题来探讨。
基于同样的理由，相信李光耀的鼓励下，不久之后，新加坡会出现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包括曾被李光耀监禁多年的林福寿（从行动党转成社阵）已表示将撰写回忆录。当然我们也期待被李光耀监禁得最久的社阵国会议员谢太宝（南大生）也有他的回忆录出版。
虽然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失败者也同样能写他本身的历史。例如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几位著名左派领袖也有出版他们的回忆录。其中一位就是被李光耀形容为“全权代表”的马共一方领袖方壮璧；还有就是职工领袖方水双；曾任新加坡人民党领袖，一度是马来前锋报总编辑的赛札哈利都有回忆录对历史作回应。
比较可惜的是林清祥（一度是李光耀的强大对手，社阵秘书长）没有留下回忆录（逝世于1996年），但有人为他出版了《林清祥和他的时代》。这都是间接的，无法直接回应李光耀的回忆录。
最大的震撼是马共最高领袖陈平在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但他不是生活在新加坡，与李光耀隔了一层关系，以至于他的回忆录对李光耀的回忆录的回应不多，只有一小段有提及李光耀在1959年大选上台是靠左派扶持有以致之，并揭露马共曾埋下一名人员在李光耀身旁而未被察觉他已是马共的中坚份子。他没有对李光耀作出责难，但他预测李光耀在选举胜利后会对付马共。
李光耀没有否认这一点，所以他与陈平有了交谈，若他们的对话能被公布出来，就是另一个新的历史材料了（不知何时才是适当的时机）。
至于方壮璧的回忆录，虽有驳斥李光耀的回忆录对他的描述和批评，但显得数据不足，说词也不够清晰，以至被李光耀批评为“回避史实”。如果他能够查找更多数据（但他不是陈平，没有这样的条件到英国和澳洲查找资料），或许更有驳斥力度。不过，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也窥见在那个“混淆不清”的局面中，马共所采取的战略是争取李光耀而不是排斥李光耀，至于后来的分道扬镳（60年代），已不是方壮璧所能“未卜先知”的了。
至于李光耀所提的另外一位马共领袖余柱业，也有人代他出版回忆录。内容则重在自身的流离生涯，并未与李光耀回忆录针锋相对。在这方面，李光耀似未逢敌手，大概也希望有人撰写“历史的另一面”，才提出希望更多人来写回忆录的建议。
只是，到目前为止，在史识和史实方面，也许陈平的回忆录可以和李光耀的回忆录并排。
不过，他提醒写作者留给后人的回忆录，不要“歪曲历史”。
在这方面，他对马共领袖陈平的回忆录有所“重视”。因此他说他很敬重陈平，当陈平来到新加坡时，他有要求与他见面。但是他批评方壮璧的回忆录刻意回避史实，而“陈平就没有这样做”。
就此问题，我们先说回忆录，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写回忆录，而是要看这个人在当时的 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样的资格。
当然每个人都有本身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对历史的解读也包含了个人的主观思想在内。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有关作者只有史实而没有史识；也不能强求写作者放弃其观点来迎合另一方的观点；更不能要求写作者自揭疮疤，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说，我们读回忆录也必须用自己的分析和思考来吸收内容。因为作者本身也没有要求每个人接受他的说法和叙述。
不过有些伟人是没有动手写回忆录，而是由别人代笔或结合更多的人来完成所谓的传记。比如毛泽东就没有亲自写回忆录。最脍炙人口的是美国作家斯诺为他而写的《西行漫记》，在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的经典之作。由此看来，伟人不必自己动笔也有人为他着书立传。当然也有人借写传记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
无论如何，对西方人来说，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写回忆录的，他们的著作也就成为后来人研究伟人的最大依据。但不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问题，后人也是带有批判的精神来研究历史。这也是西方学者做学问的一个理论指导。
基于这一种精神，当李光耀在1998年及2000年先后出版他的两本回忆录巨著时，就出现了批判性的文章。这在学术领域中，是被允许也是被鼓励的。正因为这样，李光耀也欢迎反对行动党的人写他们的回忆录，以让后世有个参照，而比较那方的叙述比较客观。这在年轻的共和国来说，也算是开明的一步，毕竟有些历史事件不尽然收在档案中，而是存在人的脑海中。例如在中国文革结束后的许多年，我们也看到一个又一个回忆录的出版。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也是因为它不再敏感，可以当成历史问题来探讨。
基于同样的理由，相信李光耀的鼓励下，不久之后，新加坡会出现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包括曾被李光耀监禁多年的林福寿（从行动党转成社阵）已表示将撰写回忆录。当然我们也期待被李光耀监禁得最久的社阵国会议员谢太宝（南大生）也有他的回忆录出版。
虽然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失败者也同样能写他本身的历史。例如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几位著名左派领袖也有出版他们的回忆录。其中一位就是被李光耀形容为“全权代表”的马共一方领袖方壮璧；还有就是职工领袖方水双；曾任新加坡人民党领袖，一度是马来前锋报总编辑的赛札哈利都有回忆录对历史作回应。
比较可惜的是林清祥（一度是李光耀的强大对手，社阵秘书长）没有留下回忆录（逝世于1996年），但有人为他出版了《林清祥和他的时代》。这都是间接的，无法直接回应李光耀的回忆录。
最大的震撼是马共最高领袖陈平在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但他不是生活在新加坡，与李光耀隔了一层关系，以至于他的回忆录对李光耀的回忆录的回应不多，只有一小段有提及李光耀在1959年大选上台是靠左派扶持有以致之，并揭露马共曾埋下一名人员在李光耀身旁而未被察觉他已是马共的中坚份子。他没有对李光耀作出责难，但他预测李光耀在选举胜利后会对付马共。
李光耀没有否认这一点，所以他与陈平有了交谈，若他们的对话能被公布出来，就是另一个新的历史材料了（不知何时才是适当的时机）。
至于方壮璧的回忆录，虽有驳斥李光耀的回忆录对他的描述和批评，但显得数据不足，说词也不够清晰，以至被李光耀批评为“回避史实”。如果他能够查找更多数据（但他不是陈平，没有这样的条件到英国和澳洲查找资料），或许更有驳斥力度。不过，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也窥见在那个“混淆不清”的局面中，马共所采取的战略是争取李光耀而不是排斥李光耀，至于后来的分道扬镳（60年代），已不是方壮璧所能“未卜先知”的了。
至于李光耀所提的另外一位马共领袖余柱业，也有人代他出版回忆录。内容则重在自身的流离生涯，并未与李光耀回忆录针锋相对。在这方面，李光耀似未逢敌手，大概也希望有人撰写“历史的另一面”，才提出希望更多人来写回忆录的建议。
只是，到目前为止，在史识和史实方面，也许陈平的回忆录可以和李光耀的回忆录并排。
1.8.07
小女童案愚弄世人
当人们正把焦点放在蒙古女炸尸案时，突于本月初又把焦点移向“女童失踪案”。不知是那来的“神力”，一名小女童的“失踪”竟“掩盖”蒙古女郎的热爆。
先是母亲投诉说，小女孩不见了。接着就有所谓报案之事发生。再下来，除了媒体大加报导外，连政党也介入其中。一时沸沸腾腾，几乎闹翻了天。海报和舆论铺天盖地在小小的槟榔屿如同龙卷风把每个人的呼吸都压住了，幸好没有发生有人“被惊吓死的怪闻”，不然可真罪过。
槟城人真是“救人不落人后”；尤其是政党人古道热肠，又是招待会，又是海报到处张贴，又是声色俱厉的大加讉责拐人的“人肉贩子”，几乎动员所有的槟城人在寻找一名小女童的下落，严如“天下第一大事”，不得不佩服发起寻人运动的好心者，竟能齐齐亮相的“拔刀相助”。谁说现代人麻木不仁，他们不是个个抖擞精神成为“天兵神将”如临大敌般矢把小女童找回来吗？
不仅于此，那“哭断肝肠”的妈妈也亮相了，而且那么出位不亚于时装表演，让人“滴下几颗同情泪”的同时，又能“养眼”称赞红颜真够新潮，有人也沉浸在欣赏“时装表演”。难怪报纸不惜大篇幅把伤心美女亮在前端，而读者自然是照单全收，天天追看还有什么“料”要爆，还有什么样的美女伴随而至？
可惜才没几天，从6号演至8号，整齣戏马上变调了。突又惊人传出“案已破了”，但小女孩也不在了，而是被怀疑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下子，画面马上一转竟从“失踪案”变成“童尸案”。这样的震撼性的急转直下的剧情既是莫明其妙又让每个人都跌破眼镜。美女的亮丽不见了，天真活泼的小童也许不再回来，换上的是一幅衰头丧气的画面。从原诉人变成被责难者，这又是为什么？没有人能提供答案。大概只能以“槟城人太善良和热情所致而感动上帝发威逼使’真相’显露”？
我们先不谈整个人神共愤的案件的结果是什么？也不涉及法律问题，而是从人性的虚伪与人性的弱点来批判这样的一场闹剧，也愚弄了所有人的视线。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报假案？如果明明知道小女童已不在人世，为什么要报案说小女童失踪了？这显然是心理的变态下欲盖弥彰的“心理犯罪”。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因爱一个人而丧失了人应具备的最起码的良知，但受害人又是自己最亲的人。在两难底下，选择了第一个错误的“障眼法”来掩盖已犯下的不可饶恕的过失？
第二个问题是﹕在报案之后，为什么会发生有人不假思索，或出于善意或出于挺身而出的仗义行为而使之成为一则“天下的大新闻”？这里头当然有政治筹码的因素存在，因为一旦形成一个运动，而又有所收获的话，自然能得到众人的喝彩。
當然此案牵涉人类的恻隐之心和“救人心切”，不能以对错论，但我们有这么多有智慧有头脑的人，为什么不冷静的思考一下：案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一下子跳出来“敲锣打鼓”，让每个人心跳一百？从一方面讲是做好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若实情不是这样，也就变成“好心做坏事”了，竟然为一宗假案在造势。经此一事，大家恍然一悟，原来每一个人都受骗了。
第三个问题是﹕难道亲情敌不过爱情？由于有前科之例，也就有人自以为聪明而做了最愚蠢的事。记得在十多年前有一位小松松的在失踪整10年后，又再被人炒热起来，结果是一无所获，小男童犹如在人间蒸发，成了无头公案。
于是也有人有样学样，把大众当傻瓜来表演一场“假戏真做”。岂知事情不过三天便露出马脚。这叫着“心理犯罪终敌不过抽丝剥茧的考验”。
除非能把假戏演得天衣无缝，不然天网灰灰，疏而不漏，又怎能允许假得变成真？这样的愚蠢的事叫着“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让爱情冲昏了头脑而编出“鬼话连篇的故事”。不禁令人感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鬼迷心窍”
虽然我们不知道整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也只有将来在法庭上才能知道“真相”，但以现时的推论，我们又不得不讉责人性泯灭的一面，以假乱真来推卸责任。
最大的“罪过”自然是为社会添乱，原本“全民拼治安”已成为南马人的头等大事，想不到北马也上演“全民拼治安”的翻版。而到头来是陷入一个假象的布局，为什么要骗尽天下人？为什么不敢承担过失呢？如果有错，就要勇于面对，而不是选择掩耳盗铃的笨拙技俩。
尽管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理由来演绎这一场悲剧，比如年少无知，比如家庭破裂；比如一时失手；比如……，但在法律面前，故弄虚玄，故弄神秘，企图转移视线，企图一手遮天，那是“罪上加罪”。
这是一个以悲剧开始而以丑剧结束的胡闹剧，用以警惕所有的人不要抱侥幸的心理来开脱过错；也用以唤醒世人，做人要有良知，既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社会，更不能对亲情无动于衷。否则，这又与动物有什么分别？
先是母亲投诉说，小女孩不见了。接着就有所谓报案之事发生。再下来，除了媒体大加报导外，连政党也介入其中。一时沸沸腾腾，几乎闹翻了天。海报和舆论铺天盖地在小小的槟榔屿如同龙卷风把每个人的呼吸都压住了，幸好没有发生有人“被惊吓死的怪闻”，不然可真罪过。
槟城人真是“救人不落人后”；尤其是政党人古道热肠，又是招待会，又是海报到处张贴，又是声色俱厉的大加讉责拐人的“人肉贩子”，几乎动员所有的槟城人在寻找一名小女童的下落，严如“天下第一大事”，不得不佩服发起寻人运动的好心者，竟能齐齐亮相的“拔刀相助”。谁说现代人麻木不仁，他们不是个个抖擞精神成为“天兵神将”如临大敌般矢把小女童找回来吗？
不仅于此，那“哭断肝肠”的妈妈也亮相了，而且那么出位不亚于时装表演，让人“滴下几颗同情泪”的同时，又能“养眼”称赞红颜真够新潮，有人也沉浸在欣赏“时装表演”。难怪报纸不惜大篇幅把伤心美女亮在前端，而读者自然是照单全收，天天追看还有什么“料”要爆，还有什么样的美女伴随而至？
可惜才没几天，从6号演至8号，整齣戏马上变调了。突又惊人传出“案已破了”，但小女孩也不在了，而是被怀疑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下子，画面马上一转竟从“失踪案”变成“童尸案”。这样的震撼性的急转直下的剧情既是莫明其妙又让每个人都跌破眼镜。美女的亮丽不见了，天真活泼的小童也许不再回来，换上的是一幅衰头丧气的画面。从原诉人变成被责难者，这又是为什么？没有人能提供答案。大概只能以“槟城人太善良和热情所致而感动上帝发威逼使’真相’显露”？
我们先不谈整个人神共愤的案件的结果是什么？也不涉及法律问题，而是从人性的虚伪与人性的弱点来批判这样的一场闹剧，也愚弄了所有人的视线。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报假案？如果明明知道小女童已不在人世，为什么要报案说小女童失踪了？这显然是心理的变态下欲盖弥彰的“心理犯罪”。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因爱一个人而丧失了人应具备的最起码的良知，但受害人又是自己最亲的人。在两难底下，选择了第一个错误的“障眼法”来掩盖已犯下的不可饶恕的过失？
第二个问题是﹕在报案之后，为什么会发生有人不假思索，或出于善意或出于挺身而出的仗义行为而使之成为一则“天下的大新闻”？这里头当然有政治筹码的因素存在，因为一旦形成一个运动，而又有所收获的话，自然能得到众人的喝彩。
當然此案牵涉人类的恻隐之心和“救人心切”，不能以对错论，但我们有这么多有智慧有头脑的人，为什么不冷静的思考一下：案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一下子跳出来“敲锣打鼓”，让每个人心跳一百？从一方面讲是做好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若实情不是这样，也就变成“好心做坏事”了，竟然为一宗假案在造势。经此一事，大家恍然一悟，原来每一个人都受骗了。
第三个问题是﹕难道亲情敌不过爱情？由于有前科之例，也就有人自以为聪明而做了最愚蠢的事。记得在十多年前有一位小松松的在失踪整10年后，又再被人炒热起来，结果是一无所获，小男童犹如在人间蒸发，成了无头公案。
于是也有人有样学样，把大众当傻瓜来表演一场“假戏真做”。岂知事情不过三天便露出马脚。这叫着“心理犯罪终敌不过抽丝剥茧的考验”。
除非能把假戏演得天衣无缝，不然天网灰灰，疏而不漏，又怎能允许假得变成真？这样的愚蠢的事叫着“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让爱情冲昏了头脑而编出“鬼话连篇的故事”。不禁令人感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鬼迷心窍”
虽然我们不知道整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也只有将来在法庭上才能知道“真相”，但以现时的推论，我们又不得不讉责人性泯灭的一面，以假乱真来推卸责任。
最大的“罪过”自然是为社会添乱，原本“全民拼治安”已成为南马人的头等大事，想不到北马也上演“全民拼治安”的翻版。而到头来是陷入一个假象的布局，为什么要骗尽天下人？为什么不敢承担过失呢？如果有错，就要勇于面对，而不是选择掩耳盗铃的笨拙技俩。
尽管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理由来演绎这一场悲剧，比如年少无知，比如家庭破裂；比如一时失手；比如……，但在法律面前，故弄虚玄，故弄神秘，企图转移视线，企图一手遮天，那是“罪上加罪”。
这是一个以悲剧开始而以丑剧结束的胡闹剧，用以警惕所有的人不要抱侥幸的心理来开脱过错；也用以唤醒世人，做人要有良知，既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社会，更不能对亲情无动于衷。否则，这又与动物有什么分别？
中文路牌的争议
最近行动党出了一个“绝招”，自制中文路牌在主要街悬挂在原路名牌的下面，但马上被市政局主席下令拆掉。我认为这是一项值得争议的课题，也是值得玩味的政治课题。
从一方面讲，行动党在此此时抛出中文路牌是一项政治诉求，也是颇能引起华社的关注，但行动党打出的旗号是为了“促进旅游业”，在主题意识上缺欠明显。虽然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可以藉此发挥，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争议，或者更有说服力。这个角度是关于“文化遗产”的。
我们翻阅马来西亚的历史，不难发现槟城是英国人插旗的第一个地方，在1786年之后，就有数以千万计的华人大量从中国迁居于此。数目远远超过当地的土生出长的华人（也就是峇峇一族）。及后，华人又从槟城开枝散叶到马来半岛开拓和居住。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华人移向东马的砂拉越及沙巴。就这样华人形成马来西亚人的一个相当大的族群，一度占总人口的30余巴仙，直到今天才降到约24%左右、
华人之所以在马来西亚落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先有槟榔屿的开辟，才有其它城市的发展，甚至比新加坡还要早发展。因为这漾，槟城成了华族的发祥地，不但最早的社团始于槟城（如1801年被确认的嘉应会馆是马来西亚第一间注册的华团），而且“大伯公庙”也是源于槟城（如1799年创立的海珠屿大伯公庙），不仅于此，由于华人麕集，槟城的街道名字是最早被华文化的。倒如我们熟悉的BURMAH ROAD ，不叫缅甸路，而称之为车水路；CAMPBELL STREET 不叫坎贝尔街而叫新街；KIMBERLEY STREET 不叫金伯里街而叫汕头街等等。
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方式为街道取名，而不是根据英国官方的名字来称呼。久而久之，“你官你的，我民我的”，形成一道多采多姿的文化风景線。
为什么又称之为多采多姿呢？那也是因为人民取名字都有特定的意义，也不是随意套名的。这叫什么呢？这叫“文化遗产”，而且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英国殖民政府不承认，它依然是“历久不衰”。可见华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无所不在的。
我建议，既然官方不让原街名加上中文字，华人则可以取巧一点在闹市的商店的门牌上，自行打造有中文路名的门牌，挂在自家的店面，既不冲撞法令，也容易勾起人民的记忆，以回顧历史的因由。最方便的地方是选择靠近路口的商店上挂上有街名的门牌，与原来的国文路牌相互辉映，岂不相得益彰？但这样子做也要取得华社的共鸣，有商家主動在主要的路口和转弯处的商店竖立起有华文街名的门牌以取得效果。
另一方面，既然槟州政府也说了要在主要的街道竖立牌示，以解释路名的由来和华文名的形成历史背景，那么我们也希望政府通过市议会下点功夫在主要场所（尤其是游客常来常往的街道）打上告示牌，以让游客有所领悟。但最应先做的是所谓的“新街广场”。自从2003年新街“改造”完成后，在靠近槟榔律的地方有一个“大牌楼”（其实不算大，与整个新街的气势相比，还是建的不够格和不够气派）就是偏偏没有中文字，挂上“新街广场”四个字与国文告示相配袝，岂不是更悦目吗？
不过，也不要一概抺杀市议会的“一片苦心”，它为了使“新街夜市”成功，最近不是在大牌楼上用塑料布条也写上“新街广场”的中文字吗？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布条可随时拿下又在风吹雨打日晒下经不起考验，而最后落个“惨不忍睹”的下场。因此与其这样的“敷衍塞责”，倒不如下令市议会大大方方地用铜铁打上“新街广场”四个字，以让中文字“永垂不朽”。这样的小要求，应咳不会过份。
如今中文已崛起成为国际用语之一，友族也意识到中文的重要性，纷纷鼓励子女学习中文。因此在适当的地方，适当地“表现”一下华人文字的魅力也无不可。
就此而言，行动党与其喧染一番后不见成效，不如反过来促成州政府和民间也在适当的地方让中文字亮相一下。华人的公司信笺及名片不是已司空见惯地用上中文路名。如今再扩大一点，也不是什么敏感的问题，不知各方意下如何？
从一方面讲，行动党在此此时抛出中文路牌是一项政治诉求，也是颇能引起华社的关注，但行动党打出的旗号是为了“促进旅游业”，在主题意识上缺欠明显。虽然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可以藉此发挥，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争议，或者更有说服力。这个角度是关于“文化遗产”的。
我们翻阅马来西亚的历史，不难发现槟城是英国人插旗的第一个地方，在1786年之后，就有数以千万计的华人大量从中国迁居于此。数目远远超过当地的土生出长的华人（也就是峇峇一族）。及后，华人又从槟城开枝散叶到马来半岛开拓和居住。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华人移向东马的砂拉越及沙巴。就这样华人形成马来西亚人的一个相当大的族群，一度占总人口的30余巴仙，直到今天才降到约24%左右、
华人之所以在马来西亚落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先有槟榔屿的开辟，才有其它城市的发展，甚至比新加坡还要早发展。因为这漾，槟城成了华族的发祥地，不但最早的社团始于槟城（如1801年被确认的嘉应会馆是马来西亚第一间注册的华团），而且“大伯公庙”也是源于槟城（如1799年创立的海珠屿大伯公庙），不仅于此，由于华人麕集，槟城的街道名字是最早被华文化的。倒如我们熟悉的BURMAH ROAD ，不叫缅甸路，而称之为车水路；CAMPBELL STREET 不叫坎贝尔街而叫新街；KIMBERLEY STREET 不叫金伯里街而叫汕头街等等。
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方式为街道取名，而不是根据英国官方的名字来称呼。久而久之，“你官你的，我民我的”，形成一道多采多姿的文化风景線。
为什么又称之为多采多姿呢？那也是因为人民取名字都有特定的意义，也不是随意套名的。这叫什么呢？这叫“文化遗产”，而且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英国殖民政府不承认，它依然是“历久不衰”。可见华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无所不在的。
我建议，既然官方不让原街名加上中文字，华人则可以取巧一点在闹市的商店的门牌上，自行打造有中文路名的门牌，挂在自家的店面，既不冲撞法令，也容易勾起人民的记忆，以回顧历史的因由。最方便的地方是选择靠近路口的商店上挂上有街名的门牌，与原来的国文路牌相互辉映，岂不相得益彰？但这样子做也要取得华社的共鸣，有商家主動在主要的路口和转弯处的商店竖立起有华文街名的门牌以取得效果。
另一方面，既然槟州政府也说了要在主要的街道竖立牌示，以解释路名的由来和华文名的形成历史背景，那么我们也希望政府通过市议会下点功夫在主要场所（尤其是游客常来常往的街道）打上告示牌，以让游客有所领悟。但最应先做的是所谓的“新街广场”。自从2003年新街“改造”完成后，在靠近槟榔律的地方有一个“大牌楼”（其实不算大，与整个新街的气势相比，还是建的不够格和不够气派）就是偏偏没有中文字，挂上“新街广场”四个字与国文告示相配袝，岂不是更悦目吗？
不过，也不要一概抺杀市议会的“一片苦心”，它为了使“新街夜市”成功，最近不是在大牌楼上用塑料布条也写上“新街广场”的中文字吗？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布条可随时拿下又在风吹雨打日晒下经不起考验，而最后落个“惨不忍睹”的下场。因此与其这样的“敷衍塞责”，倒不如下令市议会大大方方地用铜铁打上“新街广场”四个字，以让中文字“永垂不朽”。这样的小要求，应咳不会过份。
如今中文已崛起成为国际用语之一，友族也意识到中文的重要性，纷纷鼓励子女学习中文。因此在适当的地方，适当地“表现”一下华人文字的魅力也无不可。
就此而言，行动党与其喧染一番后不见成效，不如反过来促成州政府和民间也在适当的地方让中文字亮相一下。华人的公司信笺及名片不是已司空见惯地用上中文路名。如今再扩大一点，也不是什么敏感的问题，不知各方意下如何？
香港回归十年的省思
转眼间，香港回归祖国已是十周年。期间最大的变化是港人从一个完全的殖民地转成“有国有家”的人。这个“家”的含意是住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不再是殖民地的“家”。但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有多少香港人认为“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们也拿不准。不过有一点肯定的是：目前至少有60%以上的香港人对回归是认同的。因为他们经历了十年的不但不变（马照跑，舞照跳），而且越来越显示中国通过市场经济已和香港的经济脉搏一起跳动和一起成长。换句话说，香港人民尝到了“一国两制”的甜果，也见证了中国的承诺是经得起考验的。不宁唯是，当香港面临97金融风暴，SARS非典肺炎大侵袭时，中国二话不说，给予香港最大的支持而化解香港危机。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和无条件的支持，很难想象其后果。
因此，以这个角度看香港回归，确是“大喜事”。不过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切入，香港的“去与回”就十分值得玩味了。当1842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强硬占有香港时，不是香港人起来抗议外国侵略，而是当时的中国人民痛斥清廷腐败无能，及后的史家都把清朝的丧权辱国骂个不停。原来在天朝脚下的百姓爱国爱得这么麻木，显现了无国家的意识。
英国人利用这一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移民到香港，把他们从封建统治下的“奴才”教化成资本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又赋予他们个人的自由，热爱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这批移民把自己从劳动者变成创业者或个体户。在往后的历史中，香港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座标志，挨在大陆的土地边陲，不断地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吸引了无数的中国人前扑后继，即使泅水或非法偷渡也在所不惜。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那些不愿在毛泽东统治下生活的中国人大量逃向香港；那些反共的或恐共的也不例外涌入香港。在这之后，香港成了“逃亡者”的天堂。久而久之，他们排斥中共，但接受英国的统治，即便因此“有家无国”也不以为意。
事实上，扭转整个局面的并非始于邓小平，而是毛泽东在1972年（文革期）迎来了“头号敌人”美国总统尼克逊。人们终于看到一个共和国的存在和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不能继续漠视。
有了毛泽东这一打破东西方对峙的创举，才有了后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他是为完成毛泽东一统祖国的心愿而妥协性的包容资本主义的香港50年不变。结果有了1997年的香港回归大件事（和平收复失土）和1999年澳门回归的再版。可是邓小平想用此也来包容台湾看来又得改弦易辙了。胡锦涛在主持香港回归仪式上不提台湾问题也正是意识到台湾已成为极其复杂的国际性课题。这就是说，“一国两制”的模式已不能只做给台湾人民看，而是要全世界的人民，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真正被中共的共创和谐社会的诚意所感染。
就此问题上，胡锦涛提出的要重视国民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点醒，以让香港人认识和了解祖国的历史。不能忘本也不能忘根。
在这方面，令人迷惑和不解的是，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宣誓就职时说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什么要将祖国一分为二？如果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曾荫权应效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再画蛇添足。难道中国不包括香港在内？因此曾荫权也应上国民教育这一课。我们可以同意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明明是一国），但不能同意“效忠”一个“制度”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整体。
因此，以这个角度看香港回归，确是“大喜事”。不过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切入，香港的“去与回”就十分值得玩味了。当1842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强硬占有香港时，不是香港人起来抗议外国侵略，而是当时的中国人民痛斥清廷腐败无能，及后的史家都把清朝的丧权辱国骂个不停。原来在天朝脚下的百姓爱国爱得这么麻木，显现了无国家的意识。
英国人利用这一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移民到香港，把他们从封建统治下的“奴才”教化成资本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又赋予他们个人的自由，热爱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这批移民把自己从劳动者变成创业者或个体户。在往后的历史中，香港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座标志，挨在大陆的土地边陲，不断地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吸引了无数的中国人前扑后继，即使泅水或非法偷渡也在所不惜。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那些不愿在毛泽东统治下生活的中国人大量逃向香港；那些反共的或恐共的也不例外涌入香港。在这之后，香港成了“逃亡者”的天堂。久而久之，他们排斥中共，但接受英国的统治，即便因此“有家无国”也不以为意。
事实上，扭转整个局面的并非始于邓小平，而是毛泽东在1972年（文革期）迎来了“头号敌人”美国总统尼克逊。人们终于看到一个共和国的存在和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不能继续漠视。
有了毛泽东这一打破东西方对峙的创举，才有了后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他是为完成毛泽东一统祖国的心愿而妥协性的包容资本主义的香港50年不变。结果有了1997年的香港回归大件事（和平收复失土）和1999年澳门回归的再版。可是邓小平想用此也来包容台湾看来又得改弦易辙了。胡锦涛在主持香港回归仪式上不提台湾问题也正是意识到台湾已成为极其复杂的国际性课题。这就是说，“一国两制”的模式已不能只做给台湾人民看，而是要全世界的人民，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真正被中共的共创和谐社会的诚意所感染。
就此问题上，胡锦涛提出的要重视国民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点醒，以让香港人认识和了解祖国的历史。不能忘本也不能忘根。
在这方面，令人迷惑和不解的是，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宣誓就职时说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什么要将祖国一分为二？如果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曾荫权应效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再画蛇添足。难道中国不包括香港在内？因此曾荫权也应上国民教育这一课。我们可以同意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明明是一国），但不能同意“效忠”一个“制度”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整体。
6.7.07
《大马50金 风云人物》
目录Contents - （一）1957年 东姑阿都拉曼
- （二）1958年 敦林苍佑医生
- （三）1959年 敦拉萨
- （四）1960年 敦陈祯禄
- （五）1961年 林连玉
- （六）1962年 敦陈修信
- （七）1963年 拿督布斯达曼
- （八） 1964年 蒂凡那
- （九）1965年 布哈鲁丁医生
- （十） 1966年 拿督加弄宁甘
- （十一）1967年 陈凯希
- （十二）1968年 丹斯里陈志勤医生
- （十三）1969年 敦马哈迪医生
- （十四） 1970年 丹斯里杨国斯
- （十五）1971年 拿督翁
- （十六）1972年 林吉祥
- （十七）1973年 敦伊斯迈医生
- （十八）1974年 丹斯里李三春
- （十九）1975年 拿督斯里哈仑
- （廿）1976年 敦胡申翁
- （廿一）1977年 丹斯里阿斯里
- （廿二）1978年 林晃昇
- （廿三） 1979年 丹斯里曾永森
- （廿四）1980年 拿督斯里林敬益医生
- （廿五）1981年 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
- （廿六）1982年 拿督斯里郭洙镇
- （廿七）1983年 拿督斯里三美威鲁
- （廿八）1984年 敦林良实医生
- （廿九）1985年 陈群川局绅
- （卅）1986年 敦慕沙希淡
- （卅一）1987年 拿督沈慕羽
- （卅二）1988年 敦沙礼阿峇斯
- （卅三）1989年 陈平
- （卅四）1990年 丹斯里许子根博士
- （卅五）1991年 丹斯里林玉静
- （卅六）1992年 胡万铎
- （卅七）1993年 拿督斯里纳吉
- （卅八）1994年 敦慕斯打化
- （卅九）1995年 林冠英
- （四十）1996年 东姑拉沙里
- （四十一）1997年 敦达因赛努汀
- （四十二）1998年 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
- （四十三）1999年 郭全强
- （四十四）2000年 拿督希山慕汀
- （四十五）2001年 丹斯里林亚礼
- （四十六） 2002年 拿督法兹诺
- （四十七）2003年 拿督斯里黄家定
- （四十八） 2004年 赛胡申阿里博士
- （四十九）2005年 拿督翁诗杰
- （五十）2006年 敦嘉化峇峇
- （五十一）2007年 林德宜博士
5.7.07
马来西亚建国五十载 风云人物逐年数
谢诗坚
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立国五十载。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国家经历了风程雨路，也经历跌岩起伏的沧桑，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一个现代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其奇特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这个现代民族国家是由各种族推砌起来的。呈现了多元色彩和多元气象。
所有这一切都和时代的重要人物的决策和言行息息相关。他们推动了国家的进程，有些也成了争议性的人物。本系列文章就是根据一年选一位风云人物进行点评。这种挑选尽量客观，但也难免带有主观性。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同时因为以年代为标记，也就不能以人物的重要性进行排名。文中所提到的人物不尽然是呼风唤雨的，但他们也在特定的年代擦出时代的火花。因此他们“榜上有名”。至于那些未被提到的，也未必不重要，只是在每一年只有一位“特定人物”下，也就不可能面面俱圆。
适逢建国50年，我们就从1957年起逐个评头品足：
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立国五十载。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国家经历了风程雨路，也经历跌岩起伏的沧桑，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一个现代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其奇特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这个现代民族国家是由各种族推砌起来的。呈现了多元色彩和多元气象。
所有这一切都和时代的重要人物的决策和言行息息相关。他们推动了国家的进程，有些也成了争议性的人物。本系列文章就是根据一年选一位风云人物进行点评。这种挑选尽量客观，但也难免带有主观性。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同时因为以年代为标记，也就不能以人物的重要性进行排名。文中所提到的人物不尽然是呼风唤雨的，但他们也在特定的年代擦出时代的火花。因此他们“榜上有名”。至于那些未被提到的，也未必不重要，只是在每一年只有一位“特定人物”下，也就不可能面面俱圆。
适逢建国50年，我们就从1957年起逐个评头品足：
(一)1957年──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1903-1990）
东姑荣膺1957年的风云人物是没有争议性的。 这一年的8月31日他带领国家走向独立。默迪卡呼声响彻云霄，一个新兴的国家也就诞生了。比预期中的独立来得早；也比预期中的胜利来得平和与顺利。东姑当上了开国首相，马来亚历史打开新的一页。 这位出身于吉打皇族家庭的王子，早年在英国攻读法律。1951年时来运转，递补了创党人拿督翁因离开巫统的空缺，而成为巫统的第二任主席。不久（1953年）之后，他促成马华及印度国大党与巫统结盟，组成联盟。
1955年，东姑率领联盟参加独立前走向自治邦的全国普选（选52名，另46名委任），面对的劲敌是离开巫统后另组国家党（原为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的拿督翁的强大阵营。结果联盟大奏凯歌，胜岀51席（只1席由回教党取得），国家党全数阴沟里翻船。就这样，东姑成了马来亚自治邦的首席部长，为迈向独立铺平道路。
为了使到独立更具意义，东姑在普选胜利后的同年12月28日及29日，石破天惊与马共代表在华玲举行会议，以向后者“招降缴械”，但陈平坚持马共的合法地位和参政权（参加选举），结果会议不欢而散，各交白卷。
不过此举也激发东姑加快步伐向英国争取早日独立。经过一连串的谈判，终于如愿以偿，换句话说，东姑是在谈判桌上取得独立，不必进行民族的流血斗争。就这样，东姑的首席部长职变成了新兴国家的首相。
1959年东姑在与马华争执闹内閧的情况下举行大选（这主要是马华第二任会长林苍佑向东姑要求分配马华1/3席位不果而与东姑闹翻，衍生了陈修信在马华党内“夺权”，把林苍佑派边缘化，导致党的分裂），结果联盟胜了74席（总数104席）（即巫统52席，马华19席及国大党3席），东姑再次组成内阁。
1961年，东姑突然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即意要把新加坡、北婆罗洲（包括沙巴、砂拉越及文莱）拉进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为马来西亚联邦。此举也遭致反对党反对，尤其是左翼阵线。更令东姑穷于应付的是。印度尼西亚在苏卡诺总统领导下，强烈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并指斥是“新殖民地产物”。
东姑在面对巨大的压力下没有改变初衷，除了文莱不加盟外，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加剧马印对抗。时局的紧张自不在话下，但也给东姑一个良机在1964年的大选而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赢得89席（总数104席），组成稳固的政府；尤其是华人担心反对党倾向印度尼西亚。
而最令东姑释怀的是，1966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与反政变，导致右翼的军人苏哈多上台（苏卡诺大权旁落），结束了长达数年的马印对抗。
可是好景不常，当1969年东姑面对他人生第四次大选（独立后第三次大选）时，他竟未能察觉反风己起，按原订计划面对选民。这一回东姑在政治上栽了筋斗。虽然联盟在中央未失政权，在国会104席中，只赢得66席（仍过半数，可组中央政府），但却失去槟城州政权（让位于新崛起的民政党），而民主行动党则崛起成为国会的最大反对党。
接下来东姑意想不到和大跌眼镜的是：在大选成绩揭晓后的第三天，吉隆坡不幸爆发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很快蔓延全国各地。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中止，实行半军管。史称“五一三”悲剧。
东姑也因此交出国家权力于副手敦拉萨。虽然保持首相身份，但他已是从最快乐的首相变成最不快乐的首相了。1970年9月21日东姑正式卸职，由敦拉萨接位。
尽管东姑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退休，但他在国家独立前后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不能被磨灭的。因此他是名列前茅的50名之首，且当之无愧。
1955年，东姑率领联盟参加独立前走向自治邦的全国普选（选52名，另46名委任），面对的劲敌是离开巫统后另组国家党（原为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的拿督翁的强大阵营。结果联盟大奏凯歌，胜岀51席（只1席由回教党取得），国家党全数阴沟里翻船。就这样，东姑成了马来亚自治邦的首席部长，为迈向独立铺平道路。
为了使到独立更具意义，东姑在普选胜利后的同年12月28日及29日，石破天惊与马共代表在华玲举行会议，以向后者“招降缴械”，但陈平坚持马共的合法地位和参政权（参加选举），结果会议不欢而散，各交白卷。
不过此举也激发东姑加快步伐向英国争取早日独立。经过一连串的谈判，终于如愿以偿，换句话说，东姑是在谈判桌上取得独立，不必进行民族的流血斗争。就这样，东姑的首席部长职变成了新兴国家的首相。
1959年东姑在与马华争执闹内閧的情况下举行大选（这主要是马华第二任会长林苍佑向东姑要求分配马华1/3席位不果而与东姑闹翻，衍生了陈修信在马华党内“夺权”，把林苍佑派边缘化，导致党的分裂），结果联盟胜了74席（总数104席）（即巫统52席，马华19席及国大党3席），东姑再次组成内阁。
1961年，东姑突然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即意要把新加坡、北婆罗洲（包括沙巴、砂拉越及文莱）拉进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为马来西亚联邦。此举也遭致反对党反对，尤其是左翼阵线。更令东姑穷于应付的是。印度尼西亚在苏卡诺总统领导下，强烈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并指斥是“新殖民地产物”。
东姑在面对巨大的压力下没有改变初衷，除了文莱不加盟外，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加剧马印对抗。时局的紧张自不在话下，但也给东姑一个良机在1964年的大选而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赢得89席（总数104席），组成稳固的政府；尤其是华人担心反对党倾向印度尼西亚。
而最令东姑释怀的是，1966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与反政变，导致右翼的军人苏哈多上台（苏卡诺大权旁落），结束了长达数年的马印对抗。
可是好景不常，当1969年东姑面对他人生第四次大选（独立后第三次大选）时，他竟未能察觉反风己起，按原订计划面对选民。这一回东姑在政治上栽了筋斗。虽然联盟在中央未失政权，在国会104席中，只赢得66席（仍过半数，可组中央政府），但却失去槟城州政权（让位于新崛起的民政党），而民主行动党则崛起成为国会的最大反对党。
接下来东姑意想不到和大跌眼镜的是：在大选成绩揭晓后的第三天，吉隆坡不幸爆发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很快蔓延全国各地。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中止，实行半军管。史称“五一三”悲剧。
东姑也因此交出国家权力于副手敦拉萨。虽然保持首相身份，但他已是从最快乐的首相变成最不快乐的首相了。1970年9月21日东姑正式卸职，由敦拉萨接位。
尽管东姑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退休，但他在国家独立前后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不能被磨灭的。因此他是名列前茅的50名之首，且当之无愧。
(二)1958年──敦林苍佑医生 (Tun Dr. Lim Chong Eu)（1919- ）
林苍佑之所以成为1958年的风云人物是因为这一年的3月23日，他在马华党选中挑战马华的创党人陈祯禄。竟而－鹄中的，以89票对67票击败陈祯禄荣任第二任马华总会长。不仅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也震惊政坛。
原本不是属于马华党员的林苍佑是于1951年正式涉足政治，被委任为殖民地槟州议员，并在同年创组槟城急进党（Penang Radical Party）。
1953年林苍佑才正式当上主席（这之前他只接受担任副主席），但1954年林苍佑突然宣布不再接受任主席，只要当副主席。吊诡的是他在这时提出将“槟城”去掉，成为“Radical Party”，显示有意成为“全国性政党”。
正当人们不明究里的时候，林苍佑在另一边厢静悄悄的应陈祯禄的感召加入了马华公会（当时政党并没有限制一人只参加一个政党，可以拥有双重身份）。这就表明林苍佑不再限局在槟城，而是准备通过马华公会闯天下。
果然到了1955年，急进党无疾而终，林苍佑则以联盟身份参加州议员的选举而胜出，他成了马华在槟州呼风唤雨的人物，也是槟州的首席议员。
1958年他参加马华总会长选举胜出，锐意改革马华却遇重重阻力，更因争取议席之分而与东姑闹翻，进一步激化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演变成陈祯禄的父子阵与林苍佑派的对峙。最终林苍佑派以失败收场，在1961年离开了马华公会。
林苍佑改革功败垂成，意味着马华再也争取不到三份之一国会议席的分配，也出现马华与巫统再也不是并行线的合作伙伴（原本马华巫统各派16名代表参与联盟理事会），而是突显了巫统的主导地位。马华公会经此一变。它在联盟内的地位也一变再变，不再是昔日的平分秋色。
离开了马华的林苍佑很快地在同年（1961年）另起炉灶，成立民主联合党，在芙蓉拔地而起。由于陈世英等人的加盟，民主联合党间接成为芙蓉市议会的执政党。不幸的，民联党又于1963年闹分裂，林苍佑只得把大本营搬回槟城。1964年民联党参加全国大选，仅林苍佑一人独领风骚，当选国会议员，其它当选州议员都是在他的国会选区或边周地带胜出。可以这么说，没有林苍佑就没有民联党，但有了民联党却未能遂林苍佑夺权的心愿。
1968年林苍佑求变成功，他率领民联党加入了新成立的民政党，竟而在1969年的大选中脱颖而出，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当上槟州首席部长，迎来了政治的第二春。
1972年，民政与联盟（巫统）组槟州联合政府。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扩大的组织，影响了马华的代表性）面对大选又再胜出。林苍佑在惊涛骇浪中一直到1990年的大选中马失前蹄，才正式引退政坛。前前后后，他当了20年的首席部长，把槟城打造成一个先进的电子工业城，制造了无限的就业商机，人才又再回流。
退休后的林苍佑从此不问政事，他与马华及民政的关系也越来越模糊。但不能否认的是不论是马华公会或者是民政党，林苍佑曾是它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尤其对民政党而言，没有过去的林苍佑，就没今日的民政党。他是民政党的教父，也是民政党的一座历史丰碑，他的成就写在民政党的历史上。
原本不是属于马华党员的林苍佑是于1951年正式涉足政治，被委任为殖民地槟州议员，并在同年创组槟城急进党（Penang Radical Party）。
1953年林苍佑才正式当上主席（这之前他只接受担任副主席），但1954年林苍佑突然宣布不再接受任主席，只要当副主席。吊诡的是他在这时提出将“槟城”去掉，成为“Radical Party”，显示有意成为“全国性政党”。
正当人们不明究里的时候，林苍佑在另一边厢静悄悄的应陈祯禄的感召加入了马华公会（当时政党并没有限制一人只参加一个政党，可以拥有双重身份）。这就表明林苍佑不再限局在槟城，而是准备通过马华公会闯天下。
果然到了1955年，急进党无疾而终，林苍佑则以联盟身份参加州议员的选举而胜出，他成了马华在槟州呼风唤雨的人物，也是槟州的首席议员。
1958年他参加马华总会长选举胜出，锐意改革马华却遇重重阻力，更因争取议席之分而与东姑闹翻，进一步激化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演变成陈祯禄的父子阵与林苍佑派的对峙。最终林苍佑派以失败收场，在1961年离开了马华公会。
林苍佑改革功败垂成，意味着马华再也争取不到三份之一国会议席的分配，也出现马华与巫统再也不是并行线的合作伙伴（原本马华巫统各派16名代表参与联盟理事会），而是突显了巫统的主导地位。马华公会经此一变。它在联盟内的地位也一变再变，不再是昔日的平分秋色。
离开了马华的林苍佑很快地在同年（1961年）另起炉灶，成立民主联合党，在芙蓉拔地而起。由于陈世英等人的加盟，民主联合党间接成为芙蓉市议会的执政党。不幸的，民联党又于1963年闹分裂，林苍佑只得把大本营搬回槟城。1964年民联党参加全国大选，仅林苍佑一人独领风骚，当选国会议员，其它当选州议员都是在他的国会选区或边周地带胜出。可以这么说，没有林苍佑就没有民联党，但有了民联党却未能遂林苍佑夺权的心愿。
1968年林苍佑求变成功，他率领民联党加入了新成立的民政党，竟而在1969年的大选中脱颖而出，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当上槟州首席部长，迎来了政治的第二春。
1972年，民政与联盟（巫统）组槟州联合政府。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扩大的组织，影响了马华的代表性）面对大选又再胜出。林苍佑在惊涛骇浪中一直到1990年的大选中马失前蹄，才正式引退政坛。前前后后，他当了20年的首席部长，把槟城打造成一个先进的电子工业城，制造了无限的就业商机，人才又再回流。
退休后的林苍佑从此不问政事，他与马华及民政的关系也越来越模糊。但不能否认的是不论是马华公会或者是民政党，林苍佑曾是它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尤其对民政党而言，没有过去的林苍佑，就没今日的民政党。他是民政党的教父，也是民政党的一座历史丰碑，他的成就写在民政党的历史上。
(三)1959年──敦拉萨（Tun Abdul Razak Bin Hussein）（1922-1976）
敦拉萨之所以在这一年上榜是因为东姑暂时告假半年以应对大选而委前者成为代首相。这是东姑的一大“创见”，以后就不再发生，下来的首相就不曾因大选而暂时退位。东姑是第一人，直到今天，也无后来者。
敦拉萨是在1950年取得律师资格后，参加了巫统。1951年因胡先翁偕父离开巫统，敦拉萨成了第二任巫青团长，接着他又当选巫统副主席，以后再晋身署理主席。
1955年2月，以33岁之英年，出任彭亨州务大臣。复于同年7月参加第一次联邦立法议会普选而胜出。翌年被委为教育委员会主席，著名的“拉萨教育报告书”就是在1956年被提出，而在1957年国家独立时成为教育法令。
1957年国家独立后，他被委为国防部长兼副首相。因而有了1959年大选前出任代首相之机遇。 1959他再参加大选胜出，被东姑委为乡村发展部长，也兼任副首相，他成了东姑的得力助手。
1969年大选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 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终止，实行半军管统治。敦拉萨临危受命，出任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大权在握。
1970年9月，东姑退隐政坛，敦拉萨成了国家第二任首相。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结束半军管统治，敦拉萨推出了“新经济政策”，打出“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的旗号，但也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措施过于严厉，引发了争议，一直到今天，“新经济政策”下的土著与非土著之分，也留下许多有待厘清的偏差。
与此同时，敦拉萨也推出了国家原则五大信条，作为国民的指导思想。他的更大成就是拉拢其它反对党加入联盟扩大后的国阵，使到反对党声音转弱，可说只剩下民主行动党未被幸宠。 如果说“513”是马来西亚政治的分水岭，那么敦拉萨上台后提出的“以党治国”的理念就是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因为他的“以党治国”摆明是以巫统来领导国家。从兹巫统成了国家政策的发言人和制订者。
当大部份政策和措施都导向新经济政策时，敦拉萨也适时的挽回华人的支持，那就是他在1974年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破冰之旅，并建立了马中外交关系。这在东姑时代是不可思议的。也因为这样，敦拉萨领导的国阵在1974年的大选中赢得辉煌的战绩。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他在1976年初因癌症逝世，但在事先却未透露风声。“长才未竟”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不过他留下的施政却使他成为另一位“马来民族英雄”。在惺惺相惜下，他在1971年把创党人拿督翁的遗像重新安置在巫统内，为巫统寻回了根，也为巫统开创新天地，大批大批的马来人倒向巫统。巫统变成马来人的港湾和追寻梦想的好疆场。
敦拉萨是在1950年取得律师资格后，参加了巫统。1951年因胡先翁偕父离开巫统，敦拉萨成了第二任巫青团长，接着他又当选巫统副主席，以后再晋身署理主席。
1955年2月，以33岁之英年，出任彭亨州务大臣。复于同年7月参加第一次联邦立法议会普选而胜出。翌年被委为教育委员会主席，著名的“拉萨教育报告书”就是在1956年被提出，而在1957年国家独立时成为教育法令。
1957年国家独立后，他被委为国防部长兼副首相。因而有了1959年大选前出任代首相之机遇。 1959他再参加大选胜出，被东姑委为乡村发展部长，也兼任副首相，他成了东姑的得力助手。
1969年大选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 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终止，实行半军管统治。敦拉萨临危受命，出任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大权在握。
1970年9月，东姑退隐政坛，敦拉萨成了国家第二任首相。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结束半军管统治，敦拉萨推出了“新经济政策”，打出“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的旗号，但也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措施过于严厉，引发了争议，一直到今天，“新经济政策”下的土著与非土著之分，也留下许多有待厘清的偏差。
与此同时，敦拉萨也推出了国家原则五大信条，作为国民的指导思想。他的更大成就是拉拢其它反对党加入联盟扩大后的国阵，使到反对党声音转弱，可说只剩下民主行动党未被幸宠。 如果说“513”是马来西亚政治的分水岭，那么敦拉萨上台后提出的“以党治国”的理念就是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因为他的“以党治国”摆明是以巫统来领导国家。从兹巫统成了国家政策的发言人和制订者。
当大部份政策和措施都导向新经济政策时，敦拉萨也适时的挽回华人的支持，那就是他在1974年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破冰之旅，并建立了马中外交关系。这在东姑时代是不可思议的。也因为这样，敦拉萨领导的国阵在1974年的大选中赢得辉煌的战绩。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他在1976年初因癌症逝世，但在事先却未透露风声。“长才未竟”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不过他留下的施政却使他成为另一位“马来民族英雄”。在惺惺相惜下，他在1971年把创党人拿督翁的遗像重新安置在巫统内，为巫统寻回了根，也为巫统开创新天地，大批大批的马来人倒向巫统。巫统变成马来人的港湾和追寻梦想的好疆场。
(四)1960──敦陈祯禄 (Tun Tan Cheng Lock)（1883-1960）
陈祯禄在1960年成为新闻人物，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突破，而是这一年他走完他的一生，他在建国的过程中之所以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因为他以66岁的高龄参与创办马华公会，且成为创党会长。对于一位应该 退休的老人而言，陈祯禄无疑是老来把华社工作扛在肩上，尤其是在紧急状态的年代，新村数十万华人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中，马华乃告运应而生。
从一开始，陈祯禄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属于福利慈善工作，而未为这个政党赋予政治生命力，直到1953年马华发行福利彩票集资协助新村华人被终止后，马华才意识到没有政治权力，华人的保障就会越来越少。因此他引导马华转向较为明显的政治平台。这一年，马华与巫统正式合作组成联盟，较后加入了印度国大党。
原本出身英文世家的陈祯禄早年曾出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1922-1935）。在抗日的年代则避走印度，与陈嘉庚是两个不同典型的人物。战后回国则一度在1947年参与领导左右派联合的“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以抗议英国单方面与巫统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其中有某些条文被认为不利华社，因而有了另一部“人民宪章”的出现，但不为英殖民政府所接纳。在这之后，因为英政府决意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议”，拒绝“人民宪章”，乃于1948年6月宣布紧急状态，列马共为非法组织，也就导致陈祯禄与马共有参与的“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脱离关系，回复到他的右翼立场。因而在1949年有了马华公会这个政党的出现，试图取代马共的地位，成为华社的发言人和领导人，这样一来难免与马共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一边厢马共在1953年重新洗牌，大搞马新统一战线时，陈祯禄则通过马华公会号召华人加入其阵营，形成了左右派的斗争，林苍佑就是在1954年被感召加入马华公会的，马华公会的“峇峇精英政治”因此被确定下来。
虽然1955年的普选是局部的，也让马华公会的候选人全胜，并在较后确定陈祯禄代表华社的身份，联同东姑及马绍尔与马共代表陈平等人在同年的12月在华玲举行会谈，但陈祯禄在独立后并未入阁，在影响政府施政方面显得有限，也就不得不引入新血来使马华更具代表性。
1958年林苍佑挑战陈祯禄成功证明了有一股新生的力量要改造马华。可惜林苍佑很快得不到陈祯禄的祝福，竟演变成陈氏父子联成一气把林苍佑排斥在主流门外。就这样，陈祯禄造就了他的儿子陈修信“子承父业”。马华进入了争议性的年代。
1960年12月13日，陈祯禄走完他的一生。他是第一位华人被赐于“国葬”。他被推崇的贡献在于成功地把马华转化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而他被争议的形象是在晚年后期对陈修信的袒护，牺牲了林苍佑诉诸的改革运动。总而言之，陈祯禄一生功大于过，在今日成为马华的“带路人”。
从一开始，陈祯禄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属于福利慈善工作，而未为这个政党赋予政治生命力，直到1953年马华发行福利彩票集资协助新村华人被终止后，马华才意识到没有政治权力，华人的保障就会越来越少。因此他引导马华转向较为明显的政治平台。这一年，马华与巫统正式合作组成联盟，较后加入了印度国大党。
原本出身英文世家的陈祯禄早年曾出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1922-1935）。在抗日的年代则避走印度，与陈嘉庚是两个不同典型的人物。战后回国则一度在1947年参与领导左右派联合的“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以抗议英国单方面与巫统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其中有某些条文被认为不利华社，因而有了另一部“人民宪章”的出现，但不为英殖民政府所接纳。在这之后，因为英政府决意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议”，拒绝“人民宪章”，乃于1948年6月宣布紧急状态，列马共为非法组织，也就导致陈祯禄与马共有参与的“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脱离关系，回复到他的右翼立场。因而在1949年有了马华公会这个政党的出现，试图取代马共的地位，成为华社的发言人和领导人，这样一来难免与马共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一边厢马共在1953年重新洗牌，大搞马新统一战线时，陈祯禄则通过马华公会号召华人加入其阵营，形成了左右派的斗争，林苍佑就是在1954年被感召加入马华公会的，马华公会的“峇峇精英政治”因此被确定下来。
虽然1955年的普选是局部的，也让马华公会的候选人全胜，并在较后确定陈祯禄代表华社的身份，联同东姑及马绍尔与马共代表陈平等人在同年的12月在华玲举行会谈，但陈祯禄在独立后并未入阁，在影响政府施政方面显得有限，也就不得不引入新血来使马华更具代表性。
1958年林苍佑挑战陈祯禄成功证明了有一股新生的力量要改造马华。可惜林苍佑很快得不到陈祯禄的祝福，竟演变成陈氏父子联成一气把林苍佑排斥在主流门外。就这样，陈祯禄造就了他的儿子陈修信“子承父业”。马华进入了争议性的年代。
1960年12月13日，陈祯禄走完他的一生。他是第一位华人被赐于“国葬”。他被推崇的贡献在于成功地把马华转化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而他被争议的形象是在晚年后期对陈修信的袒护，牺牲了林苍佑诉诸的改革运动。总而言之，陈祯禄一生功大于过，在今日成为马华的“带路人”。
(五)1961年──林连玉 (Mr. Lim Lean Gaik)（1901-1985）
华教斗士林连玉在这一年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政府在这一年发函通知他吊销他的公民权，引起华社哗然，援助声不绝。他的事件对华教运动影响深远。
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被褥夺公民权，8月22日，教师准证被吊销。起因于他强烈地反对《达立教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在1960年出炉，比《拉萨教育报告书》更明显地切刈华校。除了规定所有华小必须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外，中学则可自由选择，或则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受政府控制或则保留不改制，成为独立中学。林连玉大加反对，也促请各华文中学不要接受改制，坚决走独中路线。
结果是许多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在当时西马的70间华文中学，有三分之二以上接受改制，共54间，只有16间坚持不改制），林连玉则成为其中一个牺牲者。
这位在1926年南来的文人，一生在教育界服务。1949年他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并从1950年1960年担任主席。凭着这一条件，他于1951年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教总）的诞生，而他也在这一年申请成为马来亚公民，一直担任教总主席到他的公民权被吊销为止（1961年）。
1954年又协助“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的成立。此后两个机构在文教事业上相互合作，被统称为“董教总”，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华教的代表机构。
林连玉对华教的执着是从一而终的，他认为华人接受母语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容被挑战。因此他反对任何企图消除华教的报告书，除了“拉萨报告书”（在删除最终目标后）是他所赞成外，其它战后的报告书都是他强烈抨击的。他留下两句名言成为他人生的座右铭“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由于他的坚持，以致他的公民权案件从1961年打到1964年也以失败收场。
今天，马来西亚仍有60间华文独立中学（有关数目在华文中学改制后也增设独中，使到独中数目有所增加），可以说是林连玉坚持而成的华教果实。他一生中曾公开骂过两个人，一个是前锺灵中学校长汪永年。因他于1955年率先把锺中列为受津贴的学校，埋下华文中学在60年代初期被改制的先声。林连玉斥他是民族教育的“罪人”。
第二位是时任司法部长的梁宇皋（1883-1963，与汪精卫有远亲关系）。他当时也担任马华总秘书，与林连玉为了“达立报告书”在1960年展开骂战。他维护达立报告书，林连玉坚持反对，并形容“梁宇皋是民族败类”，为“个人荣华富贵而出卖华文教育”。这两人经他这么一骂，也就在华教行列中被除名。直到他们逝世，华社也没有给予“原谅”。
虽然林连玉锋芒毕露，闪闪发光的日子并不长，但他却成为华教的带路人，因而有第一华教斗士的美誉。
这位华教第一斗士在60年代被吊销公民权后，就被迫消失在公众的眼中。1986年他的逝世又成为另一个华教大事。他被形容为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勇敢的人和文化巨人，因而被尊为“民族魂”。
他的一身浩然正气，点燃了华教奋勇直前的道路。林连玉也就成为华教的化身。马来西亚今日的华文教育已成为华人社会的文化生命线，乃是与林连玉的奋斗分不开的。
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被褥夺公民权，8月22日，教师准证被吊销。起因于他强烈地反对《达立教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在1960年出炉，比《拉萨教育报告书》更明显地切刈华校。除了规定所有华小必须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外，中学则可自由选择，或则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受政府控制或则保留不改制，成为独立中学。林连玉大加反对，也促请各华文中学不要接受改制，坚决走独中路线。
结果是许多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在当时西马的70间华文中学，有三分之二以上接受改制，共54间，只有16间坚持不改制），林连玉则成为其中一个牺牲者。
这位在1926年南来的文人，一生在教育界服务。1949年他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并从1950年1960年担任主席。凭着这一条件，他于1951年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教总）的诞生，而他也在这一年申请成为马来亚公民，一直担任教总主席到他的公民权被吊销为止（1961年）。
1954年又协助“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的成立。此后两个机构在文教事业上相互合作，被统称为“董教总”，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华教的代表机构。
林连玉对华教的执着是从一而终的，他认为华人接受母语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容被挑战。因此他反对任何企图消除华教的报告书，除了“拉萨报告书”（在删除最终目标后）是他所赞成外，其它战后的报告书都是他强烈抨击的。他留下两句名言成为他人生的座右铭“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由于他的坚持，以致他的公民权案件从1961年打到1964年也以失败收场。
今天，马来西亚仍有60间华文独立中学（有关数目在华文中学改制后也增设独中，使到独中数目有所增加），可以说是林连玉坚持而成的华教果实。他一生中曾公开骂过两个人，一个是前锺灵中学校长汪永年。因他于1955年率先把锺中列为受津贴的学校，埋下华文中学在60年代初期被改制的先声。林连玉斥他是民族教育的“罪人”。
第二位是时任司法部长的梁宇皋（1883-1963，与汪精卫有远亲关系）。他当时也担任马华总秘书，与林连玉为了“达立报告书”在1960年展开骂战。他维护达立报告书，林连玉坚持反对，并形容“梁宇皋是民族败类”，为“个人荣华富贵而出卖华文教育”。这两人经他这么一骂，也就在华教行列中被除名。直到他们逝世，华社也没有给予“原谅”。
虽然林连玉锋芒毕露，闪闪发光的日子并不长，但他却成为华教的带路人，因而有第一华教斗士的美誉。
这位华教第一斗士在60年代被吊销公民权后，就被迫消失在公众的眼中。1986年他的逝世又成为另一个华教大事。他被形容为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勇敢的人和文化巨人，因而被尊为“民族魂”。
他的一身浩然正气，点燃了华教奋勇直前的道路。林连玉也就成为华教的化身。马来西亚今日的华文教育已成为华人社会的文化生命线，乃是与林连玉的奋斗分不开的。
(六)1962年──敦陈修信 (Tun Tan Siew Sin)（1916-1988）
陈修信;这一年成为风头人物是由于他正式当上第三任马华总会长，启开了他长达12年的争议性的领导。
陈修信是陈祯禄的公子。他追随其父亲在1948年成为马华公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同样是一位受纯英文教育的峇峇。思想保守和反共，但不仇共。与他父亲一样，在1956年时曾建议政府（华玲谈判失败后）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北京，以劝请马共放弃武装斗争。此举当然不被东姑所接纳，但也语惊四座。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他入阁出任部长，当时仍未在马华掌权，面对李孝式（李裕隆的父亲）的挑战。不过事实证明陈修信的敌手不是李孝式，反而是异军突起的林苍佑。后者在1958年打败其父亲出任马华总会长，而林苍佑的爱将杨邦孝（现已是新加坡大法官）则打败陈修信出任宣传主任。另一爱将朱运兴打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
由于林苍佑派的崛起，陈修信只好靠边站，但又不甘于失败。趁着1959年大选前林苍佑与东姑因议席分配闹僵而插足其中，在其父亲的支持下，把林苍佑派边缘化。主要是因为陈修信派接受东姑的条件，不坚持马华要1/3的议席分配（陈修信接受31席，林苍佑派要求35席至40席），也就与东姑暗中达成协议。
陈修信的这个暗中协商也在后来成为被批判的导因之一。因为由那个时候起，马华已不再是与巫统平坐平起，而是扮演一个被认为“屈从”的角色。
在1959年大选过后，陈修信虽然已在马华内执掌大权，但不急于当总会长，让来自吉打的谢敦禄取代辞职的林苍佑成为马华代总会长。1962年的党大会上，陈修信坐上了马华第一把交椅。此时他已是权力和荣耀集一身，既是财政部长又是马华总会长。
可是陈修信与林苍佑是不同类型的人。他不能了解华人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对华文教育的执着，因而也采取消极的态度。先是马华疏离了董教总，后是马华不能同意提出建立“独立大学”的愿望。为了抑制华社对马华的不满，陈修信在1968年急切地推出拉曼学院，以消弭华社怒气。但这一切已是太迟，1969年的大选让马华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只剩下13名国会议员（参加33席）。
接着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陈修信曾一度率马华部长退出内阁，后又在劝请下打消念头。不过马华的元气已是大不如前；尤其是1971年敦拉萨上台成为第二任首相后，他采取的吸纳反对党加盟更使陈修信陷入尴尬的处境。他无法阻止敦拉萨将联盟扩大成为国阵，更无力阻止林苍佑把民政带入国阵大家庭中。
虽然他曾在1971年国会重开，结束半军官统治后在全马号召华人大团结，以重新塑造马华的形象，但很快地他又与华团闹分歧。华团的大团结运动也因之划上句号。
抑有进者，他希望改革马华，却又不能容忍有人向他的领导权威挑战。于是有了林敬益事件的发生。
林敬益是马华改革派的冲锋陷阵人物，在1972年得到陈修信的赏识，委以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而在1973年被迫辞职，进而与陈修信交恶，终于被开除出党。 1974年陈修信眼见在国阵内所扮演的角色已是今非昔比，选择退出政坛，把权力让给接任的李三春。
陈修信时代所揭示的重要讯息是他以妥协和退让的态度领导马华，留下华社对他存有质疑。他有心力振马华，但又诉诸无方。最后是黯然收场，不再过问政事。他成了最受争议的马华领袖之一。他无法赢得如同他父亲得到的崇高地位，他也得不到华社的谅解。
1988年他走完他的一生，也带走了财政部长。马华在内阁中的地位又再降了一级。他的功过已有历史定论，贬多过誉。
陈修信是陈祯禄的公子。他追随其父亲在1948年成为马华公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同样是一位受纯英文教育的峇峇。思想保守和反共，但不仇共。与他父亲一样，在1956年时曾建议政府（华玲谈判失败后）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北京，以劝请马共放弃武装斗争。此举当然不被东姑所接纳，但也语惊四座。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他入阁出任部长，当时仍未在马华掌权，面对李孝式（李裕隆的父亲）的挑战。不过事实证明陈修信的敌手不是李孝式，反而是异军突起的林苍佑。后者在1958年打败其父亲出任马华总会长，而林苍佑的爱将杨邦孝（现已是新加坡大法官）则打败陈修信出任宣传主任。另一爱将朱运兴打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
由于林苍佑派的崛起，陈修信只好靠边站，但又不甘于失败。趁着1959年大选前林苍佑与东姑因议席分配闹僵而插足其中，在其父亲的支持下，把林苍佑派边缘化。主要是因为陈修信派接受东姑的条件，不坚持马华要1/3的议席分配（陈修信接受31席，林苍佑派要求35席至40席），也就与东姑暗中达成协议。
陈修信的这个暗中协商也在后来成为被批判的导因之一。因为由那个时候起，马华已不再是与巫统平坐平起，而是扮演一个被认为“屈从”的角色。
在1959年大选过后，陈修信虽然已在马华内执掌大权，但不急于当总会长，让来自吉打的谢敦禄取代辞职的林苍佑成为马华代总会长。1962年的党大会上，陈修信坐上了马华第一把交椅。此时他已是权力和荣耀集一身，既是财政部长又是马华总会长。
可是陈修信与林苍佑是不同类型的人。他不能了解华人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对华文教育的执着，因而也采取消极的态度。先是马华疏离了董教总，后是马华不能同意提出建立“独立大学”的愿望。为了抑制华社对马华的不满，陈修信在1968年急切地推出拉曼学院，以消弭华社怒气。但这一切已是太迟，1969年的大选让马华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只剩下13名国会议员（参加33席）。
接着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陈修信曾一度率马华部长退出内阁，后又在劝请下打消念头。不过马华的元气已是大不如前；尤其是1971年敦拉萨上台成为第二任首相后，他采取的吸纳反对党加盟更使陈修信陷入尴尬的处境。他无法阻止敦拉萨将联盟扩大成为国阵，更无力阻止林苍佑把民政带入国阵大家庭中。
虽然他曾在1971年国会重开，结束半军官统治后在全马号召华人大团结，以重新塑造马华的形象，但很快地他又与华团闹分歧。华团的大团结运动也因之划上句号。
抑有进者，他希望改革马华，却又不能容忍有人向他的领导权威挑战。于是有了林敬益事件的发生。
林敬益是马华改革派的冲锋陷阵人物，在1972年得到陈修信的赏识，委以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而在1973年被迫辞职，进而与陈修信交恶，终于被开除出党。 1974年陈修信眼见在国阵内所扮演的角色已是今非昔比，选择退出政坛，把权力让给接任的李三春。
陈修信时代所揭示的重要讯息是他以妥协和退让的态度领导马华，留下华社对他存有质疑。他有心力振马华，但又诉诸无方。最后是黯然收场，不再过问政事。他成了最受争议的马华领袖之一。他无法赢得如同他父亲得到的崇高地位，他也得不到华社的谅解。
1988年他走完他的一生，也带走了财政部长。马华在内阁中的地位又再降了一级。他的功过已有历史定论，贬多过誉。
(七)1963年──拿督布斯达曼（Dato’ Ahmad Boestaman）（1920-1983）
阿末布斯达曼这一年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是因为他卷入了反马来西亚的国际斗争而被逮捕下狱，它对马来西亚的政治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左派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我们有必要阐述这位政治人物及其相关连的人物和所处的时代背景。
出生于霹雳丹绒马林的布斯达曼，受过中学教育。19岁（1939年）那年参加“马来青年会”（Kesatuan Melayu Muda (KMN)），担任副秘书。由于涉及反殖民统治活动，他与另外150人被逮捕。这是他第一次入狱，旋后也开展他的政治生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布斯达曼参与创办马来文版的《人民之声报》，后来又出版英文版。
同年10月，布斯达曼参与发起组织马来国民党（或马来民族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elaya (PKMM或MNP)）。其它领导人有布哈鲁丁医生、依萨。它是一个左翼的马来政党，这个党又成立马来醒觉青年团（API），布斯达曼当选团长，立场明显的反英殖民主义。
初期（也即是1946年），这个党支持拿督翁的马来人大团结，协助催生了巫统，但3个月后又与巫统闹分裂，自行展开民族解放运动。它也被认为与马共有微妙的关系。例如1947年，布斯达曼等人发起组织马来人统一战线──人民力量中心，并在马来亚民主同盟（另一个左翼以华人为主的政党，林建才是其中一名领导人）的安排下与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有陈祯禄领导的左右派联盟，用以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协议”）通过影响深远的人民宪章十大原则（被认为具马共参与的文件，不被英国接受）。
1948年6月20日，英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列马共为非法组织（马共转入地下打游击战），并大举逮捕左派党人，包括布斯达曼、依萨和布哈鲁丁医生，同时封闭布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醒觉青年团。
1950年，英国查禁国民党，指它受共党渗透。这样一来，一个足以和巫统分庭抗礼的政党（号称党员10万名）也就消失了。后来从巫统分裂出来的回教党，就无法与巫统相提并论了。
经过7年的囚禁，布斯达曼在1955年6月28日获得释放。同年11月11日，布斯达曼联合依萨、布哈鲁丁医生等人成立马来亚人民党，标榜左派的斗争路线。身为苏卡诺总统的崇拜者，布斯达曼服膺于“纳沙贡”（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及宗教主义的三结合）的指导思想而再次在马来社会扬起民族解放运动，也与巫统针锋相对。
一年之后，也即是1956年，布哈鲁丁脱离人民党，转向回教党出任主席，因此早期的回教党有较浓厚的民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的色彩，但不反共。
另外数年之后（即1959年）依萨也转向劳工党（另一以华人为主的左翼政党）出任主席。由此我们看到早期的三大反对党（人民党、劳工党及回教党）领袖都是源自左派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他们相互标榜又相互支持，在马来亚政坛上与（以巫统为首）联盟争夺国家领导权。
因此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布斯达曼也成功地促成左派的劳工党联合组成“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原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参与其中，但因注册被吊销，人民进步党又未同意加入，也就剩下人民党和劳工党）。挟着这庞大的声势，社阵参加1959年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布斯达曼在文良港胜出，当选国会议员。身为社阵的主席布斯达曼成了左派的“灵魂人物”。他的言行牵动着万千热情如火的年青人的心，他继承和领导左的思潮在政治上冲锋陷阵。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当东姑在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计划时，布斯达曼领导左翼队伍一马当先起而反对。与印度尼西亚苏卡诺的反大马立场是相一致的。那就是把马来西亚计划视为“新殖民地产物”。布斯达曼也在这一年号召举行五邦社会主义党代表大会（所谓五邦即指马来亚、新加坡及北婆三邦（沙、砂及文莱））。就这样，一股反马来西亚的思潮成为左派运动的主流。他们主张北婆三邦应先独立，再谈合并，而马新应先重新合并，而不是一榄子提出马来西亚计划，进行不平等的合并。这个大会延至1962年初举行，反大马运动成为主轴。
参与大会的重要人物除布斯达曼（人民党）外，当有依萨、林建寿（劳工党）、李绍祖、林清祥（新加坡社阵）、马绍尔（新加坡工人党）、华哈沙（新人民党）、阿凡提（文莱人民党）、杨国斯（砂人联党）等人，声势浩大。
但就在这一年，成立于1956年的文莱人民党（党主席是阿查哈里，与五邦社会主义党有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布斯达曼私交甚笃），在1961年时提出文莱必须在1963年独立。它在1962年8月20日参加首届地方议会选举，在全数55个席位中，囊括了54席。
可是英国迟迟不肯召开议会，因为担心人民党通过议会执意要求先行独立，才谈合并。人民党在此阻力下，于1962年12月8日突然发动武装起义，在数天之内占据20多个市镇。英国马上调动海陆空军，在数天之内平定起义，先后逮捕24余名人民党领袖。党主席阿查哈里流亡马尼刺，在那儿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合众国”，自任总理、外长及防长，号召人民继续斗争。
由于事发突然又影响层面扩大，英殖民政府又大举逮捕砂拉越左派人士，瘫痪了人民联合党的组织。
不宁于此，英殖民政府也与马来亚政府连手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集体逮捕著名左翼领袖和干部。首先是1963年2月2日在新加坡展开“冷藏运动”，被捕者包括林清祥、方水双、林福寿及赛札哈里（新人民党主席，曾任《马来前锋报》总编辑）等113人。
继之，在同一年的2月13日，布斯达曼被马来亚政府逮捕。罪名是与印共有密切关系，也支持文莱人民党起事。
布斯达曼的第三度被捕，是马来亚左翼运动严重挫折的起点。他所领导的人民党的领导权后来落入另一名左翼学者卡森阿末的手里；由他一手创组的社阵，也因语文的立场分歧，于1965年宣告人劳两党分道扬镳以及布斯达曼被捕后，人劳两党开始走向街头斗争。整个左翼运动在政治上备受打压，真是应了成也布斯达曼，败也布斯达曼。
当布斯达曼于1967年从扣留营走出来后，他才发现一切已变了样，左翼运动已告分裂。他回到人民党又与新党魁卡森阿末意见相左，愤而退党。但对政治不死心的他于1968年又创立了“无产阶级党”，可是无所作为。1978年应陈志勤之召出任社会正义党主席（因陈患病行动不方便，退隐政坛），又是回天乏力。社正党也因之在80年代走进历史。
1983年，一生从政的布斯达曼因癌症辞世，结束了他的争议的一生。
出生于霹雳丹绒马林的布斯达曼，受过中学教育。19岁（1939年）那年参加“马来青年会”（Kesatuan Melayu Muda (KMN)），担任副秘书。由于涉及反殖民统治活动，他与另外150人被逮捕。这是他第一次入狱，旋后也开展他的政治生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布斯达曼参与创办马来文版的《人民之声报》，后来又出版英文版。
同年10月，布斯达曼参与发起组织马来国民党（或马来民族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elaya (PKMM或MNP)）。其它领导人有布哈鲁丁医生、依萨。它是一个左翼的马来政党，这个党又成立马来醒觉青年团（API），布斯达曼当选团长，立场明显的反英殖民主义。
初期（也即是1946年），这个党支持拿督翁的马来人大团结，协助催生了巫统，但3个月后又与巫统闹分裂，自行展开民族解放运动。它也被认为与马共有微妙的关系。例如1947年，布斯达曼等人发起组织马来人统一战线──人民力量中心，并在马来亚民主同盟（另一个左翼以华人为主的政党，林建才是其中一名领导人）的安排下与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有陈祯禄领导的左右派联盟，用以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协议”）通过影响深远的人民宪章十大原则（被认为具马共参与的文件，不被英国接受）。
1948年6月20日，英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列马共为非法组织（马共转入地下打游击战），并大举逮捕左派党人，包括布斯达曼、依萨和布哈鲁丁医生，同时封闭布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醒觉青年团。
1950年，英国查禁国民党，指它受共党渗透。这样一来，一个足以和巫统分庭抗礼的政党（号称党员10万名）也就消失了。后来从巫统分裂出来的回教党，就无法与巫统相提并论了。
经过7年的囚禁，布斯达曼在1955年6月28日获得释放。同年11月11日，布斯达曼联合依萨、布哈鲁丁医生等人成立马来亚人民党，标榜左派的斗争路线。身为苏卡诺总统的崇拜者，布斯达曼服膺于“纳沙贡”（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及宗教主义的三结合）的指导思想而再次在马来社会扬起民族解放运动，也与巫统针锋相对。
一年之后，也即是1956年，布哈鲁丁脱离人民党，转向回教党出任主席，因此早期的回教党有较浓厚的民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的色彩，但不反共。
另外数年之后（即1959年）依萨也转向劳工党（另一以华人为主的左翼政党）出任主席。由此我们看到早期的三大反对党（人民党、劳工党及回教党）领袖都是源自左派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他们相互标榜又相互支持，在马来亚政坛上与（以巫统为首）联盟争夺国家领导权。
因此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布斯达曼也成功地促成左派的劳工党联合组成“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原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参与其中，但因注册被吊销，人民进步党又未同意加入，也就剩下人民党和劳工党）。挟着这庞大的声势，社阵参加1959年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布斯达曼在文良港胜出，当选国会议员。身为社阵的主席布斯达曼成了左派的“灵魂人物”。他的言行牵动着万千热情如火的年青人的心，他继承和领导左的思潮在政治上冲锋陷阵。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当东姑在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计划时，布斯达曼领导左翼队伍一马当先起而反对。与印度尼西亚苏卡诺的反大马立场是相一致的。那就是把马来西亚计划视为“新殖民地产物”。布斯达曼也在这一年号召举行五邦社会主义党代表大会（所谓五邦即指马来亚、新加坡及北婆三邦（沙、砂及文莱））。就这样，一股反马来西亚的思潮成为左派运动的主流。他们主张北婆三邦应先独立，再谈合并，而马新应先重新合并，而不是一榄子提出马来西亚计划，进行不平等的合并。这个大会延至1962年初举行，反大马运动成为主轴。
参与大会的重要人物除布斯达曼（人民党）外，当有依萨、林建寿（劳工党）、李绍祖、林清祥（新加坡社阵）、马绍尔（新加坡工人党）、华哈沙（新人民党）、阿凡提（文莱人民党）、杨国斯（砂人联党）等人，声势浩大。
但就在这一年，成立于1956年的文莱人民党（党主席是阿查哈里，与五邦社会主义党有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布斯达曼私交甚笃），在1961年时提出文莱必须在1963年独立。它在1962年8月20日参加首届地方议会选举，在全数55个席位中，囊括了54席。
可是英国迟迟不肯召开议会，因为担心人民党通过议会执意要求先行独立，才谈合并。人民党在此阻力下，于1962年12月8日突然发动武装起义，在数天之内占据20多个市镇。英国马上调动海陆空军，在数天之内平定起义，先后逮捕24余名人民党领袖。党主席阿查哈里流亡马尼刺，在那儿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合众国”，自任总理、外长及防长，号召人民继续斗争。
由于事发突然又影响层面扩大，英殖民政府又大举逮捕砂拉越左派人士，瘫痪了人民联合党的组织。
不宁于此，英殖民政府也与马来亚政府连手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集体逮捕著名左翼领袖和干部。首先是1963年2月2日在新加坡展开“冷藏运动”，被捕者包括林清祥、方水双、林福寿及赛札哈里（新人民党主席，曾任《马来前锋报》总编辑）等113人。
继之，在同一年的2月13日，布斯达曼被马来亚政府逮捕。罪名是与印共有密切关系，也支持文莱人民党起事。
布斯达曼的第三度被捕，是马来亚左翼运动严重挫折的起点。他所领导的人民党的领导权后来落入另一名左翼学者卡森阿末的手里；由他一手创组的社阵，也因语文的立场分歧，于1965年宣告人劳两党分道扬镳以及布斯达曼被捕后，人劳两党开始走向街头斗争。整个左翼运动在政治上备受打压，真是应了成也布斯达曼，败也布斯达曼。
当布斯达曼于1967年从扣留营走出来后，他才发现一切已变了样，左翼运动已告分裂。他回到人民党又与新党魁卡森阿末意见相左，愤而退党。但对政治不死心的他于1968年又创立了“无产阶级党”，可是无所作为。1978年应陈志勤之召出任社会正义党主席（因陈患病行动不方便，退隐政坛），又是回天乏力。社正党也因之在80年代走进历史。
1983年，一生从政的布斯达曼因癌症辞世，结束了他的争议的一生。
(八)1964年──蒂凡那（Mr. C.V.Devan Nair）（1923-2005）
蒂凡那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影响力横跨马新两地。他在1964年飞跃长堤插足马来西亚政坛，成功地在大选中当选国会议员，也是行动党的唯一国会议员。
他的重要性不是因为他中选议员，而是他的所代表的一股势力牵动马新政局，乃至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因此1964年由他开创政治新局面，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位出生于马六甲的传奇性人物，在10岁那年就举家移居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接受英文教育。早年其思想倾左，也是教师职工会的积极活跃份子。
1948年马来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他与林清祥一样参加了反英同盟（Anti British League）。这个组织被视为马共的外围组织，从事反英活动，一直受到英国的监视。
1954年，李光耀结合左翼领袖，当然也包括蒂凡那在内，共同成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争取新加坡重纳入马来亚联合邦。
1956年，新加坡陷入严重的工潮和学潮，群起反对执政的林有福政府（属于自治邦），蒂凡那和林清祥及方水双等人被捕入狱，李光耀则成了他们的辩护律师，乃有机会在监狱内和他们见面。
1959年新加坡大选，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上台执政（也还是自治邦），但他的条件是英殖民政府必须释放林清祥、方水双及蒂凡那等人。
出狱后的蒂凡那，与林清祥的关系逐渐疏远，反而渐渐取得李光耀的信任，改变对他过去的亲共言行的若即若离的态度。
1961年新加坡行动党闹分裂，由林清祥领导的一方退出另成立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也简称社阵），但蒂凡那依然支持李光耀，并未追随林清祥。于是在1963年的时候，蒂凡那获选为中委。一项巨大的改变是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参加马来西亚联邦后，李光耀决定派出候选人角逐1964年的马来半岛大选。虽然只派象征性的9名国会候选人，但却由蒂凡那代表人民行动党统领。结果只蒂凡那一人当选国会议员，人民行动党的“雷声大雨点小”却带来不可估量的后遗症。
其一李光耀摆明要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其二李光耀带进第三势力，向马华和左翼的社阵左右开弓，促请人民不要支持马华及社阵，转而支持行动党的路线；其三李光耀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也激怒了巫统，而蒂凡那则是这一路线的执行者。他在马来西亚政坛成了李光耀和行动党的代言人。
由于蒂凡那的努力，也在马来西亚（半岛）培植了一股支持的力量，但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接受马来西亚施加的压力，同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岛国。
当新加坡拜别马来西亚后，蒂凡那感到左右为难，如同失根的孤儿，唯有召集在马来半岛的党委，另行成立民主行动党。这个新党终于在1966年取得注册，由蒂凡那出任第一任秘书长。他带领民主行动党在政治大风大浪中逐渐长大。
1967年他辞卸党职，改由其副手吴福源出任秘书长，因为他要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怀抱，且李光耀准备委以重任。因此他未参加1969年的大选。
虽然蒂凡那在1970年领导新加坡职总，更在1981年被李光耀提名出任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统，事业达致顶峰，但他对民主行动党的贡献，正如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所说的，他对马来西亚的民主、维护多元种族社会及社会主义的斗争作出巨大的贡献。无疑的，蒂凡那成为民主行动党的开路人。
1985年蒂凡那被指酗酒失态而辞卸总统职后，他与李光耀的关系也交恶起来，且双方进行了诉讼。1995年蒂凡那移居加拿大，2005年逝世，留下悲喜交集的一生。
从蒂凡那的出现马来西亚政治舞台到他折返新加坡也不过是5年光景，但他创组的政党却在马来西亚发酵，直到今天还是最主要的反对党之一。就此而言，蒂凡那被列入1964年的风云人物是有所依据的，因为他鼓吹起中产阶级的一股思潮，告别了革命式的政治斗争。
他的重要性不是因为他中选议员，而是他的所代表的一股势力牵动马新政局，乃至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因此1964年由他开创政治新局面，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位出生于马六甲的传奇性人物，在10岁那年就举家移居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接受英文教育。早年其思想倾左，也是教师职工会的积极活跃份子。
1948年马来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他与林清祥一样参加了反英同盟（Anti British League）。这个组织被视为马共的外围组织，从事反英活动，一直受到英国的监视。
1954年，李光耀结合左翼领袖，当然也包括蒂凡那在内，共同成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争取新加坡重纳入马来亚联合邦。
1956年，新加坡陷入严重的工潮和学潮，群起反对执政的林有福政府（属于自治邦），蒂凡那和林清祥及方水双等人被捕入狱，李光耀则成了他们的辩护律师，乃有机会在监狱内和他们见面。
1959年新加坡大选，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上台执政（也还是自治邦），但他的条件是英殖民政府必须释放林清祥、方水双及蒂凡那等人。
出狱后的蒂凡那，与林清祥的关系逐渐疏远，反而渐渐取得李光耀的信任，改变对他过去的亲共言行的若即若离的态度。
1961年新加坡行动党闹分裂，由林清祥领导的一方退出另成立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也简称社阵），但蒂凡那依然支持李光耀，并未追随林清祥。于是在1963年的时候，蒂凡那获选为中委。一项巨大的改变是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参加马来西亚联邦后，李光耀决定派出候选人角逐1964年的马来半岛大选。虽然只派象征性的9名国会候选人，但却由蒂凡那代表人民行动党统领。结果只蒂凡那一人当选国会议员，人民行动党的“雷声大雨点小”却带来不可估量的后遗症。
其一李光耀摆明要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其二李光耀带进第三势力，向马华和左翼的社阵左右开弓，促请人民不要支持马华及社阵，转而支持行动党的路线；其三李光耀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也激怒了巫统，而蒂凡那则是这一路线的执行者。他在马来西亚政坛成了李光耀和行动党的代言人。
由于蒂凡那的努力，也在马来西亚（半岛）培植了一股支持的力量，但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接受马来西亚施加的压力，同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岛国。
当新加坡拜别马来西亚后，蒂凡那感到左右为难，如同失根的孤儿，唯有召集在马来半岛的党委，另行成立民主行动党。这个新党终于在1966年取得注册，由蒂凡那出任第一任秘书长。他带领民主行动党在政治大风大浪中逐渐长大。
1967年他辞卸党职，改由其副手吴福源出任秘书长，因为他要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怀抱，且李光耀准备委以重任。因此他未参加1969年的大选。
虽然蒂凡那在1970年领导新加坡职总，更在1981年被李光耀提名出任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统，事业达致顶峰，但他对民主行动党的贡献，正如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所说的，他对马来西亚的民主、维护多元种族社会及社会主义的斗争作出巨大的贡献。无疑的，蒂凡那成为民主行动党的开路人。
1985年蒂凡那被指酗酒失态而辞卸总统职后，他与李光耀的关系也交恶起来，且双方进行了诉讼。1995年蒂凡那移居加拿大，2005年逝世，留下悲喜交集的一生。
从蒂凡那的出现马来西亚政治舞台到他折返新加坡也不过是5年光景，但他创组的政党却在马来西亚发酵，直到今天还是最主要的反对党之一。就此而言，蒂凡那被列入1964年的风云人物是有所依据的，因为他鼓吹起中产阶级的一股思潮，告别了革命式的政治斗争。
(九)1965年──布哈鲁丁医生（Dr. Burhanuddin Al-Helmy）（1911-1969）
布哈鲁丁在这一年上榜是因为政府认为他企图开展一项举世轰动的大计媒──在海外设立流亡政府，结果被揭发而下狱。这一行动改写马来人的政治历史，也叫华社大跌眼镜。
于1911年出生于霹雳州内的一个名叫“哥打峇鲁甘榜”的布哈鲁丁，在槟城受完中学教育后，在1928年负笈印度的阿立卡（Aligrah）大学成为顺势疗法的医生，后再钻研哲学。
由1928到1937年间，他在海外孕育了抗英思想，曾到巴勒斯坦参与反抗犹太人的运动而被英殖民政府扣捕数个月之久。1937年他返国，第一项活动即办杂志，再被英殖民政府扣捕。不久释放之后，他介入了激进的“马来青年会”组织，但没有被捕（布斯达曼则被捕）。
除参政之外，他也是宗教教师、新闻从业员及医生。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布哈鲁丁表面上是日军的马来风俗及文化局顾问，暗地里则从事宗教政治活动，思想倾向于苏卡诺。1945年8月12日（3日后日本投降），他与印度尼西亚的苏卡诺达成一项流产协议，这份协议同意马来亚的独立是在大印度尼西亚国的范畴内。
接着，英军重临马来亚，眼见独立无法按其心意实现，便在1945年杪成立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1946年初成为这个党的主席，被视为左翼政党。
1950年这个党被查封，布哈鲁丁又成为阶下囚。一年后出狱，但被限制三年内不得参政。1955手他参与布斯达曼组成的人民党。翌年应回教党之召，他成为回教党的主席。
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走的是苏卡诺的“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社会主义”三结合的路线。虽然未突显社会主义，但不排斥与布斯达曼的人民党合作。
自此而后，回教党也参与1959年和1964年的大选，而且在59年的大选夺得吉兰丹和丁加奴州执此权（但后者不久又被联盟巫统取代）。虽然他因技术问题未参加1964年的大选，但回教党依然牢控吉兰丹州。
由于他的早期活动的关系，他与布斯达曼仍有密切联系，也与劳工党主席依萨关系良好，他们都曾是马来国民党的领导人。因此当东姑在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他就与左派政党反对东姑的计划。这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卡诺的立场，在苏卡诺的影响下，一股反马来西亚思潮在马来社会和华人社会兴起。虽然回教未直接参与五邦社会主义大会（1962年），但获得布哈鲁丁的支持是无庸置疑的。
这里有必要引出一段与此相关的发展﹕原本于1948年已加入巫统的阿都亚兹（Abdul Aziz）（其兄长是后来成为新加坡共和国首任总统的尤索夫）。在1951年随拿督翁离开巫统，另组马来亚独立党。但他参加1962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失败后，又重新加入巫统。1955年参加普选胜出，被东姑委以重任，出任农业部长。1958年当选巫统副主席之一，势力开始膨胀。
1959年大选又再胜出，担任农业暨合作社部长。他大力推动马来人合作社运动，试图把社会主义思想引入政府机制，导致他与东姑交恶。1962年的巫统党选，他告失手，又于1963年被迫辞农长职，继之被开除党籍。
不甘于失败的阿都亚兹，在1963年7月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党”，加入左派的社阵，形成三党联合的左翼阵线，参加1964年的大选。由此显见阿都亚兹的倾印度尼西亚思想提供了他与布哈鲁丁合作的基础。
除了社阵高举反大马大旗外，布哈鲁丁领导的回教党，也在1963年向联邦法院入禀吉兰丹不加入马来亚，结果败诉。
不幸的是1964年的大选是左翼恶梦的开始。在选举惨败下，显示人民不支持苏卡诺的反大马运动，也对左翼政党的亲印度尼西亚有所顾忌。更严重的是，也影响了左翼的团体而走向分裂的歧路。
虽然如此，印度尼西亚并不气馁，而是暗中密谋马来左翼领导“搞政变”。政府的报告揭露在大选过后，印度尼西亚方面安排阿都亚兹（国会议会党主席）及哈斯诺（布斯达曼被捕后出任社阵主席）在1964年10月前往开罗参加不结盟会议，但不获准，乃会见印度尼西亚一位将领（曾任印度尼西亚驻新加坡领事），密商谋叛，并促他们不要回国，但不被两人所接受。
接着印度尼西亚又有一个革命团体受指示与阿都亚兹等人联系。在1965年正月，他们初步同意在同年的6月前往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国家大会，然后在那里宣布成立“马来西亚流亡政府”，指挥武装叛变。被指参与其事者有阿都亚兹（国民议会党主席、前农长）、布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拉惹武韩聂尼（回教党副主席）、哈斯诺（社阵主席）、达朱丁（人民党总秘书）及拿督甘巴拉柔（国会议会党秘书长）。
政府情报宣称早已获悉此事，因此在1965年正月采取逮捕行动。当此消息见报后，全国哗然，而社阵内的华人领袖一概不知情。这意味着这一密谋是以马来人的左派为核心。事后只知“流亡政府内阁中仅有一华人部长，就是社阵总秘书林建寿，但未有官方说法。
从被捕者的口供中，我们得悉所谓“流亡政府”若不能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就设在巴基斯坦。而非常明显的，大本营就在印度尼西亚，因为马印两国有漫长的共同边界。
“流产政变”的事机败露和同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政变与反政变事件都被连串起来。苏卡诺在先发制人中又告失手，转成失败者，亲美国的右翼军人苏哈多夺权成功，结束了马印对抗，也“迫使”马来西亚左翼“反大马的计划”被半途煞车。当然还有其它因素，如本地左派走“文革”路线，但这是题外话，在此不表。
1966年布哈鲁丁获释，仍然担任回教党主席，惟已无多大作为。新的一代如阿斯里已开始把回教党转向，不再唯印度尼西亚马首是瞻了。
1969年10月，布哈鲁丁走完他的一生，他的传奇性的人生也划上句号。
从他的成长和斗争历程，我们看到马来民族政治思想的转变，也成为回教党政治路线的分水岭。过去华社对回教党是有所隔阂，但没有过多的抗拒；今天回教党却成为华社的一道难以越逾的鸿沟。这是布哈鲁丁始料未及的，他的离世，标志着回教党已把宗教斗争作为手段变成目的了。
于1911年出生于霹雳州内的一个名叫“哥打峇鲁甘榜”的布哈鲁丁，在槟城受完中学教育后，在1928年负笈印度的阿立卡（Aligrah）大学成为顺势疗法的医生，后再钻研哲学。
由1928到1937年间，他在海外孕育了抗英思想，曾到巴勒斯坦参与反抗犹太人的运动而被英殖民政府扣捕数个月之久。1937年他返国，第一项活动即办杂志，再被英殖民政府扣捕。不久释放之后，他介入了激进的“马来青年会”组织，但没有被捕（布斯达曼则被捕）。
除参政之外，他也是宗教教师、新闻从业员及医生。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布哈鲁丁表面上是日军的马来风俗及文化局顾问，暗地里则从事宗教政治活动，思想倾向于苏卡诺。1945年8月12日（3日后日本投降），他与印度尼西亚的苏卡诺达成一项流产协议，这份协议同意马来亚的独立是在大印度尼西亚国的范畴内。
接着，英军重临马来亚，眼见独立无法按其心意实现，便在1945年杪成立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1946年初成为这个党的主席，被视为左翼政党。
1950年这个党被查封，布哈鲁丁又成为阶下囚。一年后出狱，但被限制三年内不得参政。1955手他参与布斯达曼组成的人民党。翌年应回教党之召，他成为回教党的主席。
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走的是苏卡诺的“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社会主义”三结合的路线。虽然未突显社会主义，但不排斥与布斯达曼的人民党合作。
自此而后，回教党也参与1959年和1964年的大选，而且在59年的大选夺得吉兰丹和丁加奴州执此权（但后者不久又被联盟巫统取代）。虽然他因技术问题未参加1964年的大选，但回教党依然牢控吉兰丹州。
由于他的早期活动的关系，他与布斯达曼仍有密切联系，也与劳工党主席依萨关系良好，他们都曾是马来国民党的领导人。因此当东姑在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他就与左派政党反对东姑的计划。这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卡诺的立场，在苏卡诺的影响下，一股反马来西亚思潮在马来社会和华人社会兴起。虽然回教未直接参与五邦社会主义大会（1962年），但获得布哈鲁丁的支持是无庸置疑的。
这里有必要引出一段与此相关的发展﹕原本于1948年已加入巫统的阿都亚兹（Abdul Aziz）（其兄长是后来成为新加坡共和国首任总统的尤索夫）。在1951年随拿督翁离开巫统，另组马来亚独立党。但他参加1962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失败后，又重新加入巫统。1955年参加普选胜出，被东姑委以重任，出任农业部长。1958年当选巫统副主席之一，势力开始膨胀。
1959年大选又再胜出，担任农业暨合作社部长。他大力推动马来人合作社运动，试图把社会主义思想引入政府机制，导致他与东姑交恶。1962年的巫统党选，他告失手，又于1963年被迫辞农长职，继之被开除党籍。
不甘于失败的阿都亚兹，在1963年7月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党”，加入左派的社阵，形成三党联合的左翼阵线，参加1964年的大选。由此显见阿都亚兹的倾印度尼西亚思想提供了他与布哈鲁丁合作的基础。
除了社阵高举反大马大旗外，布哈鲁丁领导的回教党，也在1963年向联邦法院入禀吉兰丹不加入马来亚，结果败诉。
不幸的是1964年的大选是左翼恶梦的开始。在选举惨败下，显示人民不支持苏卡诺的反大马运动，也对左翼政党的亲印度尼西亚有所顾忌。更严重的是，也影响了左翼的团体而走向分裂的歧路。
虽然如此，印度尼西亚并不气馁，而是暗中密谋马来左翼领导“搞政变”。政府的报告揭露在大选过后，印度尼西亚方面安排阿都亚兹（国会议会党主席）及哈斯诺（布斯达曼被捕后出任社阵主席）在1964年10月前往开罗参加不结盟会议，但不获准，乃会见印度尼西亚一位将领（曾任印度尼西亚驻新加坡领事），密商谋叛，并促他们不要回国，但不被两人所接受。
接着印度尼西亚又有一个革命团体受指示与阿都亚兹等人联系。在1965年正月，他们初步同意在同年的6月前往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国家大会，然后在那里宣布成立“马来西亚流亡政府”，指挥武装叛变。被指参与其事者有阿都亚兹（国民议会党主席、前农长）、布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拉惹武韩聂尼（回教党副主席）、哈斯诺（社阵主席）、达朱丁（人民党总秘书）及拿督甘巴拉柔（国会议会党秘书长）。
政府情报宣称早已获悉此事，因此在1965年正月采取逮捕行动。当此消息见报后，全国哗然，而社阵内的华人领袖一概不知情。这意味着这一密谋是以马来人的左派为核心。事后只知“流亡政府内阁中仅有一华人部长，就是社阵总秘书林建寿，但未有官方说法。
从被捕者的口供中，我们得悉所谓“流亡政府”若不能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就设在巴基斯坦。而非常明显的，大本营就在印度尼西亚，因为马印两国有漫长的共同边界。
“流产政变”的事机败露和同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政变与反政变事件都被连串起来。苏卡诺在先发制人中又告失手，转成失败者，亲美国的右翼军人苏哈多夺权成功，结束了马印对抗，也“迫使”马来西亚左翼“反大马的计划”被半途煞车。当然还有其它因素，如本地左派走“文革”路线，但这是题外话，在此不表。
1966年布哈鲁丁获释，仍然担任回教党主席，惟已无多大作为。新的一代如阿斯里已开始把回教党转向，不再唯印度尼西亚马首是瞻了。
1969年10月，布哈鲁丁走完他的一生，他的传奇性的人生也划上句号。
从他的成长和斗争历程，我们看到马来民族政治思想的转变，也成为回教党政治路线的分水岭。过去华社对回教党是有所隔阂，但没有过多的抗拒；今天回教党却成为华社的一道难以越逾的鸿沟。这是布哈鲁丁始料未及的，他的离世，标志着回教党已把宗教斗争作为手段变成目的了。
(十)1966年──拿督加弄宁甘（Dato Stephen Kalong Ningkan）（1921-1997）
加弄宁甘在1966年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表面上是执政的中央联盟政府与砂拉越州执政的联盟政府的权力斗争，实则牵涉到代表国民党出任砂拉越首席部长加弄宁甘与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直接斗争，因后者不满前者有离心的迹象，终于爆发一场严重的宪制危机。
加弄宁甘于1920年出生于砂拉越斯里阿曼省，他是伊班族人。曾以校外学生考获伦敦大学法学士。60年代初期介入政治，领导国民党参加1963年加入大马前的地方议会选举（当时砂拉越尚未独立，宪法规定进行三届选举，即市悬议会议员由选民直选，再由控制地方议会的政党推选代表进入省议会，再由控制省议会的代表推选议员进入砂拉越州立法议会，共有36名州议员，再加上执政党委任6名，合成42名）。
这一年的选举（63年4月份到6月份进行），国民党加入联盟，其它成员党是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公会，与强大的人联党及国家统一党争夺控制权；结果人联党仅差对民那丹悬议会的控制权，就全盘落空。因为只要控制民那丹悬议，人联党与国统党合起来的州议席就达到21席，便能起而执政。由于民那丹一名独立悬议员倒向联盟，改变整个结局，由联盟执政。
就这样，在联盟党内居老大的国民党主席加弄宁甘便成为砂州第一任首席部长。初期他与中央政府尚保持友好关系，但在1965年加弄宁甘提出土地改革法案，允许土著保留地出售，华人大表欢迎，土著党表达强烈反对后，造成土著党联合保守党及国统党（原属于反对党）组成成土著联盟，谋倒宁甘。在压力下，宁甘撤消此法案，保守党也就拒绝加入反宁甘阵线。
原本于65年被革州部长职的泰益（现任砂首长，时任土著党秘书长）在危机解决后又复职，但在1966年2月，泰益倾向中央政府，并未放弃扳倒宁甘的运动，而东姑首相也不满宁甘坚持砂州加入大马是有“特别地位”的，并不事事遵从中央政策。例如他主张不要过快“马来西亚化”砂州的公务员，而是主张“婆罗州化”砂州行政，且同意将华文、伊班文、马来文及英文一齐被列入官方用途语文。
由于泰益的反对立场，他在66年时第二度被革除州部长职。但不久后保守党又加入倒宁甘行动，结成21名议员。东姑首相乃进行干预，促请宁甘辞职，并由中央联盟宣布委任保守党的伊班人领袖达威施里取代宁甘成为首席部长。
宁甘一怒之下，于66年7月宣布国民党退出联盟，也入禀法庭，要求宣判中央委任达威施里为首席部长是无效的。当9月下判时，宁甘胜诉。这样一来宁甘又于66年9月恢复首席部长身份。东姑并不就此罢休，他通过元首在砂州实施紧急状态，并通过国会修改砂州宪法，授权砂州元首有权召开立法议会及当首席部长已失去议会信任时，州元首有权罢免之。
9月23日，砂州议会召开，在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公会联合下，以25票通过不信任宁甘动议，于是宁甘再被罢官。虽经上诉，宁甘还是败下阵来。达威施里再次出任首席部长。
宁甘的失败，对宪制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它意味着中央政府已有足够的权力干预和改变砂州的政局，也意味着砂州不再享有特别地位，它与马来半岛其它州一样受制于联邦政府，只是拥有劳工及移民权，绝不允许砂州有离心运动。宁甘的下台标志砂州脱离马来西亚的意愿是行不通的。在往后的日子里，中央强化了对砂州行政的统一化，但由于“山高皇帝远”，中央对砂州首席部长的影响力有时是力所不逮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抗拒”的微妙关系。
宁甘下野后，仍然担任国民党主席，力图卷土重来，无奈时不予我，乃在1975年辞党主席职，从此退隐政坛。1997年逝世。这位宣称有华人血统的政坛人物以悲剧收场。
加弄宁甘于1920年出生于砂拉越斯里阿曼省，他是伊班族人。曾以校外学生考获伦敦大学法学士。60年代初期介入政治，领导国民党参加1963年加入大马前的地方议会选举（当时砂拉越尚未独立，宪法规定进行三届选举，即市悬议会议员由选民直选，再由控制地方议会的政党推选代表进入省议会，再由控制省议会的代表推选议员进入砂拉越州立法议会，共有36名州议员，再加上执政党委任6名，合成42名）。
这一年的选举（63年4月份到6月份进行），国民党加入联盟，其它成员党是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公会，与强大的人联党及国家统一党争夺控制权；结果人联党仅差对民那丹悬议会的控制权，就全盘落空。因为只要控制民那丹悬议，人联党与国统党合起来的州议席就达到21席，便能起而执政。由于民那丹一名独立悬议员倒向联盟，改变整个结局，由联盟执政。
就这样，在联盟党内居老大的国民党主席加弄宁甘便成为砂州第一任首席部长。初期他与中央政府尚保持友好关系，但在1965年加弄宁甘提出土地改革法案，允许土著保留地出售，华人大表欢迎，土著党表达强烈反对后，造成土著党联合保守党及国统党（原属于反对党）组成成土著联盟，谋倒宁甘。在压力下，宁甘撤消此法案，保守党也就拒绝加入反宁甘阵线。
原本于65年被革州部长职的泰益（现任砂首长，时任土著党秘书长）在危机解决后又复职，但在1966年2月，泰益倾向中央政府，并未放弃扳倒宁甘的运动，而东姑首相也不满宁甘坚持砂州加入大马是有“特别地位”的，并不事事遵从中央政策。例如他主张不要过快“马来西亚化”砂州的公务员，而是主张“婆罗州化”砂州行政，且同意将华文、伊班文、马来文及英文一齐被列入官方用途语文。
由于泰益的反对立场，他在66年时第二度被革除州部长职。但不久后保守党又加入倒宁甘行动，结成21名议员。东姑首相乃进行干预，促请宁甘辞职，并由中央联盟宣布委任保守党的伊班人领袖达威施里取代宁甘成为首席部长。
宁甘一怒之下，于66年7月宣布国民党退出联盟，也入禀法庭，要求宣判中央委任达威施里为首席部长是无效的。当9月下判时，宁甘胜诉。这样一来宁甘又于66年9月恢复首席部长身份。东姑并不就此罢休，他通过元首在砂州实施紧急状态，并通过国会修改砂州宪法，授权砂州元首有权召开立法议会及当首席部长已失去议会信任时，州元首有权罢免之。
9月23日，砂州议会召开，在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公会联合下，以25票通过不信任宁甘动议，于是宁甘再被罢官。虽经上诉，宁甘还是败下阵来。达威施里再次出任首席部长。
宁甘的失败，对宪制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它意味着中央政府已有足够的权力干预和改变砂州的政局，也意味着砂州不再享有特别地位，它与马来半岛其它州一样受制于联邦政府，只是拥有劳工及移民权，绝不允许砂州有离心运动。宁甘的下台标志砂州脱离马来西亚的意愿是行不通的。在往后的日子里，中央强化了对砂州行政的统一化，但由于“山高皇帝远”，中央对砂州首席部长的影响力有时是力所不逮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抗拒”的微妙关系。
宁甘下野后，仍然担任国民党主席，力图卷土重来，无奈时不予我，乃在1975年辞党主席职，从此退隐政坛。1997年逝世。这位宣称有华人血统的政坛人物以悲剧收场。
4.7.07
(十一)1967年──陈凯希 (Mr. Tan Khai Hee)（1937-）
陈凯希在这一年的劳工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的总秘书，而他当时正被扣捕于集中营。它标志着劳工党走向激进的路线，更标志着华教精英已直接走向舞台中央，不再由受英文教育的人领导。这一分界线对来西亚的政治转变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与党主席许启针（南大生）成为“文革”路线的坚持者与捍卫者。
出生于1937年的陈凯希是居銮人。早年在新加坡受教育时思想已左倾。在50年代中期参加劳工党，先后参加1959年及1964年的国会大选，皆告败北。不过在1961年至1963年中选新山市议员。
1965年已有迹象显示劳工党走向街头斗争。为纪念布斯达曼被捕二周年，劳工党订下2月13日为人权日，准备展开示威大游行，由陈凯希担任主持人，以展示左翼的力量。
政府拒绝发出准证后，吉隆坡气氛转为紧张，并提前于2月13日凌晨捕了陈凯希等人。但是大游行仍然坚持进行而与警方发生冲突。这是劳工党走向“文革”的一个转折点。
1967年10月21日至22日的劳工党代表大会在槟城举行，也是该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整个会场显示了“文化大革命”式的标语和口号。大会主席许启针发表了“文革式”的演讲，主题是﹕“万里浪花，风雷滚动”，坚决地走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严励批判美国和苏联，把劳工党引向革命的道路。
这次大会选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革命”队伍，以许启针为主席，陈凯希为总秘书的劳工党从兹也走上不归路。虽然党中央与更激进的派系展开斗争，但在当权者眼中，他们都是“文革”的先锋队。
自此之后，更多人被捕，劳工党的组织也陷入瘫痪，于1972年正式被吊销注册，劳工党也走入了历史。
当陈凯希于1973年从监狱释放出来时，劳工党已不见了。他转入商界发展，结果转身成为一名“红色资本家”。
他所领导的海鸥集团已是上市公司，与中国关系密切。由于这一转变，从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到坚决维护“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他也成为一个在左派运动中的争议人物。但不容否认的是，陈凯希依然打中国牌，只是这张牌不再是红色，而是走向所谓“蓝海策略”。今日的陈凯希和昔日的陈凯希成为划分时代的一个标志。
出生于1937年的陈凯希是居銮人。早年在新加坡受教育时思想已左倾。在50年代中期参加劳工党，先后参加1959年及1964年的国会大选，皆告败北。不过在1961年至1963年中选新山市议员。
1965年已有迹象显示劳工党走向街头斗争。为纪念布斯达曼被捕二周年，劳工党订下2月13日为人权日，准备展开示威大游行，由陈凯希担任主持人，以展示左翼的力量。
政府拒绝发出准证后，吉隆坡气氛转为紧张，并提前于2月13日凌晨捕了陈凯希等人。但是大游行仍然坚持进行而与警方发生冲突。这是劳工党走向“文革”的一个转折点。
1967年10月21日至22日的劳工党代表大会在槟城举行，也是该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整个会场显示了“文化大革命”式的标语和口号。大会主席许启针发表了“文革式”的演讲，主题是﹕“万里浪花，风雷滚动”，坚决地走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严励批判美国和苏联，把劳工党引向革命的道路。
这次大会选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革命”队伍，以许启针为主席，陈凯希为总秘书的劳工党从兹也走上不归路。虽然党中央与更激进的派系展开斗争，但在当权者眼中，他们都是“文革”的先锋队。
自此之后，更多人被捕，劳工党的组织也陷入瘫痪，于1972年正式被吊销注册，劳工党也走入了历史。
当陈凯希于1973年从监狱释放出来时，劳工党已不见了。他转入商界发展，结果转身成为一名“红色资本家”。
他所领导的海鸥集团已是上市公司，与中国关系密切。由于这一转变，从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到坚决维护“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他也成为一个在左派运动中的争议人物。但不容否认的是，陈凯希依然打中国牌，只是这张牌不再是红色，而是走向所谓“蓝海策略”。今日的陈凯希和昔日的陈凯希成为划分时代的一个标志。
(十二)1968年──丹斯里陈志勤医生（TAN SRI DR. TAN CHEE KHOON）（1919-1996）
陈志勤在这一年成为新闻焦点人物是因为他联同一批“志同道合”之士创办了民政党（马来西亚民政运动），而他是这个党的策划者。根据发起人之一的王赓武回忆说，是陈志勤提出这个概念要他给予支持，他就促陈志勤向反对党领袖招手，以组成有代表性的政党。林苍佑就是其中一位被接触的发起人之一。没有想到这个党在不久后为马来西亚政治开创新的局面，也为政坛增添一份热闹。
1919年出生于吉隆坡的陈志勤与林苍佑同岁，早年在新加坡爱德华医学院毕业后，即回国悬壶济世。在校期间，已醉心校园政治活动。
50年代当劳工党仍未具群众基础时，他便加入其中，尚未担任重要职位。他虽然没有参加1955年及1959年的选举，但在59年担任社阵雪州选委会主席，指挥党选举。这一年他才从中冒出，被选为劳工党全国副主席。
1964年，他首次代表社阵参加全国大选。在马印对抗的阴影下，社阵蒙受重创，只有两人中选国会议员，一位是林建寿（蝉联），另一位就是陈志勤。
劳工党在逆境下，已逐渐转向街头斗争，而陈志勤原与林建寿不咬弦，较少出席国会，以致突显了陈志勤的重要性（1959年大选时，社阵共有8名国会议员，如今剩下可怜的两位），于是“反对党先生”的美誉就落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国会内一颗耀眼之星。
虽然如此，在劳工党走激进路线下，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被党所激赏，反而指斥他“乖脽党的路线”。例如1967年雪州反右组织举行批判陈志勤大会（如同“文革”的批判形式，但止于言论）。由于在党内已无立足之地，陈志勤乃萌起另起炉灶之意，终于在1968年3月修函退出劳工党。
在同一个月内，陈志勤与赛胡申阿拉达斯（新加坡大学马来语文教授）、王赓武（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苍佑（民联党主席）、JB彼得（马来西亚药公会主席）及维拉邦（前劳工党国会议员），一共六人在3月24日催生了民政党。他们提出了建立一个非种族性的温和社会主义政纲，以有别于已经走向“革命”路线的劳工党。
陈志勤本来就是属于峇峇精英的温和派人士，自然不会被激进份子视为同路人。而他的另组民政党正符合他的政治理念，也标志另一股第三势力在政坛崛起。他们不主张“杯葛”大选，而是积极参加1969年的大选。结果民政党异军突起，只成立一年即一跃而成为国内令人刮目相看的反对党，主要是民政党夺得了槟州的执政权。陈志勤本人则当选峇都国会议员兼雪州甲洞区州议员。
一个微妙的局面也在雪州和霹州发生，前者联盟只赢14席，刚好半数；后者联盟只胜19席，未达半数（总数40席）。另一新崛起的民主行动党则促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与之联合执政，但不为陈志勤认同。
接着5月13日就爆发了“513”种族流血事件，国会民主暂时终止，国家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雪州及霹州也因此重归巫统执政，联盟强化了它的执政地位。当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时，整个政治气候已大大改变，陈志勤的重要性也相应减低。
此时，他也发现，虽然身为民政党的秘书长，但在林苍佑控制下的槟州政府，并不受控于民政党中央，以致党中央对槟州政府的政策无从插手而有所不满。
也是在1971年，他连同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秘密邀约党内一些议员，密谋倒林苍佑，准备起用陈朴根（原为劳工党总秘书）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不过陈志勤并不是林苍佑的对手。在洞悉陈志勤等人的倒林目的后，林苍佑先发制人对付在槟州的陈志勤派，其中一位急先锋王裕好就先拿来祭旗（通过槟州联委会开除党籍）。
这一场被形容为“宫庭政变”的斗争事后也闹上法庭，变成林苍佑与赛胡申阿拉斯的正面交锋，结果后者败下阵来。此外，由赛胡申及陈志勤另立的中央（出现双胞胎）也被法庭宣判无效。
这意味着林苍佑派取得绝对性的胜利，也牢牢地控制党中央。换句话说，林苍佑在1971年之内解决了党争的危机，清除了陈志勤派的势力。同时也加速了林苍佑与联盟的合作，于1972年槟州组成联合政府。
离开了民政党的陈志勤，在1971年10月另成立社会正义党。只是短短的三年，陈志勤从民政党的发起人变成民政党的“敌人”，真是始料未及。然而政治就是那么现实，权力永远属于胜利的一方。
当陈志勤摇身成为社会正义党的主席后，他即马不停蹄到处招兵买马，一时声势浩大，且参加了1974年的大选，企图重振声威并把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一举击败。可是事与愿违，社正党（社会正义党）只赢得一国一州席（国会归陈志勤，州会归王裕好），其它候选人全部没顶。民政党加盟国阵（联盟的扩大组织）后，雄风依然，继续主导槟州政府；社正党则黯然神伤。此时的陈志勤，政治前途已蒙上阴影。
1976年陈志勤健康大不如前，被迫宣布不再参加1978年的大选，并把社正党让布斯达曼领导，也推出其徒弟陈胜尧参加甲洞国会选举，惜未能为师父保住议席（归由行动党占有）。
退休后的陈志勤勤于写作，政论在报章出现。从一名从政者到时评者，这就是陈志勤的后半生。1996年他走完了一生，其政治生涯也毁誉参半，但就其立论而言，还是誉多于毁的。
他的一名儿子陈记光在1995年在民政党旗下参加大选胜出。99年大选再胜出后被委为土地暨合作社发展部副部长。2004年虽再任国会议员，却从部长中被除名。2005年他在民政党内与林敬益关系失和，政途也阻力重重。也许令人不解的是老子对民政党有“恨”，儿子却选择了“爱”民政党，这一恨一爱成为政坛佳话。
1919年出生于吉隆坡的陈志勤与林苍佑同岁，早年在新加坡爱德华医学院毕业后，即回国悬壶济世。在校期间，已醉心校园政治活动。
50年代当劳工党仍未具群众基础时，他便加入其中，尚未担任重要职位。他虽然没有参加1955年及1959年的选举，但在59年担任社阵雪州选委会主席，指挥党选举。这一年他才从中冒出，被选为劳工党全国副主席。
1964年，他首次代表社阵参加全国大选。在马印对抗的阴影下，社阵蒙受重创，只有两人中选国会议员，一位是林建寿（蝉联），另一位就是陈志勤。
劳工党在逆境下，已逐渐转向街头斗争，而陈志勤原与林建寿不咬弦，较少出席国会，以致突显了陈志勤的重要性（1959年大选时，社阵共有8名国会议员，如今剩下可怜的两位），于是“反对党先生”的美誉就落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国会内一颗耀眼之星。
虽然如此，在劳工党走激进路线下，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被党所激赏，反而指斥他“乖脽党的路线”。例如1967年雪州反右组织举行批判陈志勤大会（如同“文革”的批判形式，但止于言论）。由于在党内已无立足之地，陈志勤乃萌起另起炉灶之意，终于在1968年3月修函退出劳工党。
在同一个月内，陈志勤与赛胡申阿拉达斯（新加坡大学马来语文教授）、王赓武（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苍佑（民联党主席）、JB彼得（马来西亚药公会主席）及维拉邦（前劳工党国会议员），一共六人在3月24日催生了民政党。他们提出了建立一个非种族性的温和社会主义政纲，以有别于已经走向“革命”路线的劳工党。
陈志勤本来就是属于峇峇精英的温和派人士，自然不会被激进份子视为同路人。而他的另组民政党正符合他的政治理念，也标志另一股第三势力在政坛崛起。他们不主张“杯葛”大选，而是积极参加1969年的大选。结果民政党异军突起，只成立一年即一跃而成为国内令人刮目相看的反对党，主要是民政党夺得了槟州的执政权。陈志勤本人则当选峇都国会议员兼雪州甲洞区州议员。
一个微妙的局面也在雪州和霹州发生，前者联盟只赢14席，刚好半数；后者联盟只胜19席，未达半数（总数40席）。另一新崛起的民主行动党则促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与之联合执政，但不为陈志勤认同。
接着5月13日就爆发了“513”种族流血事件，国会民主暂时终止，国家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雪州及霹州也因此重归巫统执政，联盟强化了它的执政地位。当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时，整个政治气候已大大改变，陈志勤的重要性也相应减低。
此时，他也发现，虽然身为民政党的秘书长，但在林苍佑控制下的槟州政府，并不受控于民政党中央，以致党中央对槟州政府的政策无从插手而有所不满。
也是在1971年，他连同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秘密邀约党内一些议员，密谋倒林苍佑，准备起用陈朴根（原为劳工党总秘书）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不过陈志勤并不是林苍佑的对手。在洞悉陈志勤等人的倒林目的后，林苍佑先发制人对付在槟州的陈志勤派，其中一位急先锋王裕好就先拿来祭旗（通过槟州联委会开除党籍）。
这一场被形容为“宫庭政变”的斗争事后也闹上法庭，变成林苍佑与赛胡申阿拉斯的正面交锋，结果后者败下阵来。此外，由赛胡申及陈志勤另立的中央（出现双胞胎）也被法庭宣判无效。
这意味着林苍佑派取得绝对性的胜利，也牢牢地控制党中央。换句话说，林苍佑在1971年之内解决了党争的危机，清除了陈志勤派的势力。同时也加速了林苍佑与联盟的合作，于1972年槟州组成联合政府。
离开了民政党的陈志勤，在1971年10月另成立社会正义党。只是短短的三年，陈志勤从民政党的发起人变成民政党的“敌人”，真是始料未及。然而政治就是那么现实，权力永远属于胜利的一方。
当陈志勤摇身成为社会正义党的主席后，他即马不停蹄到处招兵买马，一时声势浩大，且参加了1974年的大选，企图重振声威并把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一举击败。可是事与愿违，社正党（社会正义党）只赢得一国一州席（国会归陈志勤，州会归王裕好），其它候选人全部没顶。民政党加盟国阵（联盟的扩大组织）后，雄风依然，继续主导槟州政府；社正党则黯然神伤。此时的陈志勤，政治前途已蒙上阴影。
1976年陈志勤健康大不如前，被迫宣布不再参加1978年的大选，并把社正党让布斯达曼领导，也推出其徒弟陈胜尧参加甲洞国会选举，惜未能为师父保住议席（归由行动党占有）。
退休后的陈志勤勤于写作，政论在报章出现。从一名从政者到时评者，这就是陈志勤的后半生。1996年他走完了一生，其政治生涯也毁誉参半，但就其立论而言，还是誉多于毁的。
他的一名儿子陈记光在1995年在民政党旗下参加大选胜出。99年大选再胜出后被委为土地暨合作社发展部副部长。2004年虽再任国会议员，却从部长中被除名。2005年他在民政党内与林敬益关系失和，政途也阻力重重。也许令人不解的是老子对民政党有“恨”，儿子却选择了“爱”民政党，这一恨一爱成为政坛佳话。
(十三)1969年──敦马哈迪医生（Tun, Dr.Mahathir Bin Mohamad）（1925-）
马哈迪无疑是1969年风头最健的风云人物。虽然这一年也涌现不少政治人物，但没有人及得他发挥的影响力。由于他的大胆公开抨击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领导不力，终于导致东姑黯然下台。他改写了马来西亚的历史。
1925年出生于亚罗士打的马哈迪，早年在新加坡爱得华七世医学院（后来的新大）攻读医科。先在政府医院服务，后自行开设诊所（1957年）。
在学生时代，即1946年，他就参加拿督翁创办的巫统，但不活跃，延至1964手才当选国会议员。1969年再次参加大选，却告失败，爆发“513”事件。在这期间（1969年6月17日），马哈迪大胆地发出公开信，要求东姑阿都拉曼辞职，他说“人民认为东姑已过时了，应该退休。”
东姑勃然大怒，通过巫统开除了马哈迪的党籍（同年7月28日），禁止所谓公开信的流传。虽然如此，马哈迪并不气馁，他又出版了后来成名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东姑马上予以禁止，直到许多年后（1981年）才重见天日。
1970年东姑终于下台，改由敦拉萨接位。1971年敦拉萨让马哈迪以“英雄式”的方式重回巫统，启开他的政治生涯的第二春。
1974年他再参加大选胜出，被委为教育部长。1975年角逐巫统副主席告捷。1976年敦拉萨逝世，继任首相的胡先翁竟命中他为副首相，从此平步青云。
1981年胡先翁荣休，马哈迪成了国家第四任首相，攀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他巧妙地挑选慕沙希淡做为他的副手，冷落了他的“宿怨”东姑拉沙里。
第二年，即1982年，马哈迪打开巫统之门，迎来了安华依布拉欣，两人形同“政治师徒”把国家推向行政回教化，注入回教的价值观，安华也一步一步地走向权力的高峰。
1986年，马哈迪与慕沙希淡关系转淡，足使后者辞副首相职，改由嘉化峇峇继任，结束了所谓“2两领导时代”。
正由于埋下不满，在1987年时，东姑拉沙里竟与其“政敌”慕沙希淡连手，攻打巫统第一号和第二号高位。在此千钧一发动全身的时刻，安华等人倒向支持马哈迪，而纳吉也加入其中，终于马哈迪以761张票对718张票击败东姑拉沙里。慕沙希淡的署理主席位也被嘉化峇峇取代（739票对699票）（1987年4月24日）。
就这样东姑拉沙里的B队全面被打压，而马哈迪的A队进一步巩固在党的地位。
1990年马哈迪又面对另一次人生的大挑战，因不甘失败的东姑拉沙里在1989年成立46精神党，在90年的大选全线出击巫统席位，以争夺国家领导权。这一仗，东姑拉沙里又败下阵来，马哈迪剪除了心腹大患。
在与东姑拉沙里交锋的过程，由于党争衍生了官司案，导致巫统被宣判为“非法组织”后，马哈迪另立“新巫统”取而代之。东姑拉沙里这边又不服所判，引致最高法院要用9司会审来判案。
马哈迪在情势不明朗下，认为司法已“干预了政治”，采取快速的行动解除最高法院院长赛阿峇斯的职务（1988年5月27日），又再爆发司法案中的官司案，案情错综复杂，但以马哈迪政府隐住阵脚而逐渐平息下来。
当官司案告一个段落后，马哈迪在1993年面对的新挑战是安华的崛起，取代嘉代峇峇成为巫统署理主席兼副首相。马哈迪对这个“宏愿队伍”有所不悦，也开始提防安华势力坐大而尾大不掉。
1998年马哈迪与安华关系交恶，后者被革除党职和部长职。一场“烈火莫熄”的街头斗争燃烧起来，判定了马哈迪和安华关系的破裂，也使到巫统政局起了蜕变。取代安华的人正是曾与东姑拉沙里结盟B队的阿都拉巴达威。
2003年马哈迪正式退位，棒子交予阿都拉，结束了他的22年的统治。但转入第3年，即2006年马哈迪又开始抨击他的接班人不按原来的计划行事，最主要是取消马新“美景大桥”，使马哈迪大为不悦，种下了一连串的批评与驳斥。
从过去到现在，马哈迪依然未改其“攻击型”本色。“513”造就了马哈迪的传奇性的政治生涯，他的功过自有后来人评说。
1925年出生于亚罗士打的马哈迪，早年在新加坡爱得华七世医学院（后来的新大）攻读医科。先在政府医院服务，后自行开设诊所（1957年）。
在学生时代，即1946年，他就参加拿督翁创办的巫统，但不活跃，延至1964手才当选国会议员。1969年再次参加大选，却告失败，爆发“513”事件。在这期间（1969年6月17日），马哈迪大胆地发出公开信，要求东姑阿都拉曼辞职，他说“人民认为东姑已过时了，应该退休。”
东姑勃然大怒，通过巫统开除了马哈迪的党籍（同年7月28日），禁止所谓公开信的流传。虽然如此，马哈迪并不气馁，他又出版了后来成名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东姑马上予以禁止，直到许多年后（1981年）才重见天日。
1970年东姑终于下台，改由敦拉萨接位。1971年敦拉萨让马哈迪以“英雄式”的方式重回巫统，启开他的政治生涯的第二春。
1974年他再参加大选胜出，被委为教育部长。1975年角逐巫统副主席告捷。1976年敦拉萨逝世，继任首相的胡先翁竟命中他为副首相，从此平步青云。
1981年胡先翁荣休，马哈迪成了国家第四任首相，攀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他巧妙地挑选慕沙希淡做为他的副手，冷落了他的“宿怨”东姑拉沙里。
第二年，即1982年，马哈迪打开巫统之门，迎来了安华依布拉欣，两人形同“政治师徒”把国家推向行政回教化，注入回教的价值观，安华也一步一步地走向权力的高峰。
1986年，马哈迪与慕沙希淡关系转淡，足使后者辞副首相职，改由嘉化峇峇继任，结束了所谓“2两领导时代”。
正由于埋下不满，在1987年时，东姑拉沙里竟与其“政敌”慕沙希淡连手，攻打巫统第一号和第二号高位。在此千钧一发动全身的时刻，安华等人倒向支持马哈迪，而纳吉也加入其中，终于马哈迪以761张票对718张票击败东姑拉沙里。慕沙希淡的署理主席位也被嘉化峇峇取代（739票对699票）（1987年4月24日）。
就这样东姑拉沙里的B队全面被打压，而马哈迪的A队进一步巩固在党的地位。
1990年马哈迪又面对另一次人生的大挑战，因不甘失败的东姑拉沙里在1989年成立46精神党，在90年的大选全线出击巫统席位，以争夺国家领导权。这一仗，东姑拉沙里又败下阵来，马哈迪剪除了心腹大患。
在与东姑拉沙里交锋的过程，由于党争衍生了官司案，导致巫统被宣判为“非法组织”后，马哈迪另立“新巫统”取而代之。东姑拉沙里这边又不服所判，引致最高法院要用9司会审来判案。
马哈迪在情势不明朗下，认为司法已“干预了政治”，采取快速的行动解除最高法院院长赛阿峇斯的职务（1988年5月27日），又再爆发司法案中的官司案，案情错综复杂，但以马哈迪政府隐住阵脚而逐渐平息下来。
当官司案告一个段落后，马哈迪在1993年面对的新挑战是安华的崛起，取代嘉代峇峇成为巫统署理主席兼副首相。马哈迪对这个“宏愿队伍”有所不悦，也开始提防安华势力坐大而尾大不掉。
1998年马哈迪与安华关系交恶，后者被革除党职和部长职。一场“烈火莫熄”的街头斗争燃烧起来，判定了马哈迪和安华关系的破裂，也使到巫统政局起了蜕变。取代安华的人正是曾与东姑拉沙里结盟B队的阿都拉巴达威。
2003年马哈迪正式退位，棒子交予阿都拉，结束了他的22年的统治。但转入第3年，即2006年马哈迪又开始抨击他的接班人不按原来的计划行事，最主要是取消马新“美景大桥”，使马哈迪大为不悦，种下了一连串的批评与驳斥。
从过去到现在，马哈迪依然未改其“攻击型”本色。“513”造就了马哈迪的传奇性的政治生涯，他的功过自有后来人评说。
(十四)1970年──丹斯里杨国斯（Tan Sri Yong Kuet Tze, Stephen）（1921-2001）
这一年我们取杨国斯作为代表性人物，不是因为他最为突出，而是因为他与王其辉领导的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其重要性是这个一向标榜左翼的政党而且一直以来都是以“反马来西亚”的立场出现于政治舞台，竟在这一年与右翼的联盟组成联合政党，为东西马政治重新定位。
如果说人联党的主席王其辉是属于上层的峇峇精英，那么党秘书长杨国斯则是介于上下层的一个平民化的政治人物，也是党内左右派所接纳的领导人。
出生于1921年的杨国斯，在砂拉越土生土长。1953年于英国考取法律学位后，在1954年成为砂州第一位土生的律师（他小学在华校受教育）。
他在1956年初次当选古晋市议员；1957年又任砂州议员。1959年6月4日，他联合王其辉及田绍熙等人在其住家宣布成立人民联合党（SUPP），被列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杨国斯出任党秘书长（此后他一直担任此职达22年之久，最后再升为党主席8年，而在1990年退休）。
人联党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面对无数次的打压，并被英殖民政府视为共党渗透的一个左派政党。因此当1961年掀起反大马浪潮时，人联党参与其中。过后人联党有部份党员转入地下活动，有者则成为砂共党员，进行武装斗争。
虽然如此，人联党还是坚持其宪制斗争。在1963年参加加入大马成立前的地方议会选举（这场选举也通过对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来选出省代表）（共有五省，只要控制第一及第三省的代表权，就可以选出超过半数的州议员，也就是砂州的执政党），希望能一举夺得执政权，可惜人联党在第三省只差控制一个民丹那地方议会的控制权，也就失掉第三省的代表，只剩下控制第一省，自然由联盟控制州代表推荐州议员。就这样，砂州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时，由联盟执政，第一任首席部长是加弄宁甘（国民党党魁），人联党与执政权擦肩而过。
在不利的情况下，人联党继续其反大马运动，也被指责与砂共有暖昧的关系，逮捕事件时有所闻（砂共是1963年的产物，组成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展开游击战争，与马共是两个不同实体，但意识形态是一致的，立场倒向中共）。
杨国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率领人联党参加1969年的大选（它未如同马来半岛的劳工党，宣布抵制大选），且具有信心这一次能夺得执政权。不幸“513”事件在马来半岛爆发，东马大选暂被押后一阵子，在同年6月恢复选举。第一次的选举结果没有一个党赢得绝大多数的席位﹕
人联党──（州）12，（国）5
国民党──（州）12，（国）9
土著党──（州）12，（国）与保守党合共9席
保守党──（州）8
砂华──（州）3
独立人士──（州）0，（国）1
这样一来，联合政府已是势在必行，而较早前（投票前），首相敦拉萨已向杨国斯伸出橄榄枝，希望加入联盟组联合政府。当成绩揭晓后，形势更为紧迫。
但在这个时期，已居反对党的国民党在加弄宁甘领导下促请人联党与它合组政府，可是人联党认为国民党只有一马来议员，有失平衡，未予允允，转而与联盟达成协议，同意组成联合组府（1970年7月7日）。消息传开，舆论哗然，因为人民不相信左右派可以共处一室，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扭转整个政局方面，人联党拔了头筹。在它之后，西马的反对党，如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回教党也步其后尘，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改写了砂拉越的历史，也重新规划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杨国斯在扭转劣势后，被委任为砂州第一副首席部长，首席部长是来自土著党的阿都拉曼耶谷（原为中央教育部长）；王其辉则被委为中央部长。
除此之外，杨国斯领导的人联党还有一个震惊的大动件，那就是在1973年10月19日促成砂共放下武器，与砂州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有关地点因此改名为斯里阿曼（即意和平村）。砂共的领导人是黄纪作，同意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放下武器重返社会（这就是说，砂共有75%重返社会，剩下25%由另一派系坚持游击战争，到80年代后期才放下武器。从此砂共成为历史名词）。
无可否认的，砂共成员党内，也有不少是人联党员或亲人联党份子，他们在重返社会后也得到人联党的协助和安顿。
杨国斯没有想到的是在1974年的大选中，他竟在州议席选举中败北，失掉了第一副首席部长，改由人联党的黄顺开接任。这是人联党加入国阵后，杨国斯所付出的代价。但他没有倒下来，因为他还是国会议员。1982年王其辉退休，杨国斯接任中央部长职。同时他也接任党主席，而把秘书长职让给黄顺开，一直到1990年退出政坛。从此人联党转入黄顺开时代，及后又进入陈康南时代，但今日的人联党也已非昔日的人联党，面对的挑战也有增无减，人联党走到今天，已是面临生死关头的挑战。
综观杨国斯的从政记录，他对人联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是誉多过毁。
如果说人联党的主席王其辉是属于上层的峇峇精英，那么党秘书长杨国斯则是介于上下层的一个平民化的政治人物，也是党内左右派所接纳的领导人。
出生于1921年的杨国斯，在砂拉越土生土长。1953年于英国考取法律学位后，在1954年成为砂州第一位土生的律师（他小学在华校受教育）。
他在1956年初次当选古晋市议员；1957年又任砂州议员。1959年6月4日，他联合王其辉及田绍熙等人在其住家宣布成立人民联合党（SUPP），被列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杨国斯出任党秘书长（此后他一直担任此职达22年之久，最后再升为党主席8年，而在1990年退休）。
人联党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面对无数次的打压，并被英殖民政府视为共党渗透的一个左派政党。因此当1961年掀起反大马浪潮时，人联党参与其中。过后人联党有部份党员转入地下活动，有者则成为砂共党员，进行武装斗争。
虽然如此，人联党还是坚持其宪制斗争。在1963年参加加入大马成立前的地方议会选举（这场选举也通过对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来选出省代表）（共有五省，只要控制第一及第三省的代表权，就可以选出超过半数的州议员，也就是砂州的执政党），希望能一举夺得执政权，可惜人联党在第三省只差控制一个民丹那地方议会的控制权，也就失掉第三省的代表，只剩下控制第一省，自然由联盟控制州代表推荐州议员。就这样，砂州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时，由联盟执政，第一任首席部长是加弄宁甘（国民党党魁），人联党与执政权擦肩而过。
在不利的情况下，人联党继续其反大马运动，也被指责与砂共有暖昧的关系，逮捕事件时有所闻（砂共是1963年的产物，组成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展开游击战争，与马共是两个不同实体，但意识形态是一致的，立场倒向中共）。
杨国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率领人联党参加1969年的大选（它未如同马来半岛的劳工党，宣布抵制大选），且具有信心这一次能夺得执政权。不幸“513”事件在马来半岛爆发，东马大选暂被押后一阵子，在同年6月恢复选举。第一次的选举结果没有一个党赢得绝大多数的席位﹕
人联党──（州）12，（国）5
国民党──（州）12，（国）9
土著党──（州）12，（国）与保守党合共9席
保守党──（州）8
砂华──（州）3
独立人士──（州）0，（国）1
这样一来，联合政府已是势在必行，而较早前（投票前），首相敦拉萨已向杨国斯伸出橄榄枝，希望加入联盟组联合政府。当成绩揭晓后，形势更为紧迫。
但在这个时期，已居反对党的国民党在加弄宁甘领导下促请人联党与它合组政府，可是人联党认为国民党只有一马来议员，有失平衡，未予允允，转而与联盟达成协议，同意组成联合组府（1970年7月7日）。消息传开，舆论哗然，因为人民不相信左右派可以共处一室，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扭转整个政局方面，人联党拔了头筹。在它之后，西马的反对党，如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回教党也步其后尘，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改写了砂拉越的历史，也重新规划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杨国斯在扭转劣势后，被委任为砂州第一副首席部长，首席部长是来自土著党的阿都拉曼耶谷（原为中央教育部长）；王其辉则被委为中央部长。
除此之外，杨国斯领导的人联党还有一个震惊的大动件，那就是在1973年10月19日促成砂共放下武器，与砂州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有关地点因此改名为斯里阿曼（即意和平村）。砂共的领导人是黄纪作，同意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放下武器重返社会（这就是说，砂共有75%重返社会，剩下25%由另一派系坚持游击战争，到80年代后期才放下武器。从此砂共成为历史名词）。
无可否认的，砂共成员党内，也有不少是人联党员或亲人联党份子，他们在重返社会后也得到人联党的协助和安顿。
杨国斯没有想到的是在1974年的大选中，他竟在州议席选举中败北，失掉了第一副首席部长，改由人联党的黄顺开接任。这是人联党加入国阵后，杨国斯所付出的代价。但他没有倒下来，因为他还是国会议员。1982年王其辉退休，杨国斯接任中央部长职。同时他也接任党主席，而把秘书长职让给黄顺开，一直到1990年退出政坛。从此人联党转入黄顺开时代，及后又进入陈康南时代，但今日的人联党也已非昔日的人联党，面对的挑战也有增无减，人联党走到今天，已是面临生死关头的挑战。
综观杨国斯的从政记录，他对人联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是誉多过毁。
(十五)1971年──拿督翁（Onn Bin Jaafar, Datuk）（1895-1962）
拿督翁是独立前的风云人物，在独立之后他所扮演的角色已是较为模糊，因为东姑阿都拉曼已把他的光芒压下，而且在东姑当红时期，拿督翁已相对的转弱。不过在1971年，拿督翁又起死回生。这一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把拿督翁的遗像安回巫统，以确定他的创党人的地位。这一小动作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拿督翁，不会有今天的巫统，因此纪念和缅怀创党人显示党重视“根”的重要性。拿督翁也就顺理成章在1971年名列榜首。
拿督翁1895年出生于新山贵族家庭，他的祖父、父亲及两位兄长曾是柔佛州务大臣。早年在马来学校受教育，后在苏丹（被收为义子）的支持下，前往英国接受中学教育，孕育了他的亲西方思想。
16岁返国后，曾担任公务员一个时期，后因与苏丹关系失和，自我流放新加坡。1930年他成为马来报《Warta Negara》的总编辑，开始其记者生涯。1936年他与苏丹关系和解，被委为顾问，并担任柔州立法议员。日治时期（1942-45），他除了担任苏丹顾问外，也担任粮食统制官。
1945年战后拿督翁开始崭露头角。因不满英国推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没有提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和苏丹的地位，起而号召马来人反对。
他当时的身份是柔佛州马来半岛马来人运动主席，在1946年竟成功地号召所有的马来人（不分左右派）于3月1日至4日在吉隆坡苏莱曼俱乐部开大会，全体一致授权他组成一个政党来捍卫马来人的利益。在同年的5月11日，巫统宣告成立，继后《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在英国与巫统协商下，于1948年正式被推出和确定，且在2月1日正效。
这是因为英国有了这张王牌后，得以一脚踢开由“马新联合行动委员会”（左右派合作）于1947年提出的《人民宪章》（用以取代《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这个委员会以陈祯禄为首。抑有进者，英国也在6月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于是一场游击战又开始了。
因为拿督翁的出现，整个政局完全变了样。他对马来人的丰功伟绩，以此作为开端。不过思想亲英且比较开放的拿督翁在1949年时建议巫统开放门户，改名为“马来亚民族统一机构”，不再局限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以便成为马来亚各民族的领袖。可惜其建议不获通过。一怒之下，拿督翁萌起退党之意，在苦口劝告下，他又回心转意。到了1951年，拿督翁再也不能忍受其建议决而不行，决意退党另起炉灶，于是有了“马来亚独立党”，又于1953年改名为国家党。他以整个政治生命赌注1955的普选，结果功败垂成，全军覆没。东姑领导的联盟（巫统主导）大获全胜。
1959年的大选拿督翁卷土重来，但气势大不如前，除了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外，其它同伴都在国会选举跌马。意气风发的东姑视他为可敬畏的政治对手。在东姑领尽风骚的年代，拿督翁斯人独憔悴。在1962年逝世，留下争议性的一页。巫统党内上下也不再提及拿督翁，而是以东姑马首是瞻。当东姑在1970年下台后，继任的敦拉萨就巧妙地为拿督翁竖碑立传，把他的遗像放回巫统大厦内，因为他知道拿督翁是巫统的灵魂，巫统不能失掉灵魂。还有一个因素是敦拉萨已召回胡先翁（拿督翁长公子）入阁，有必要还其父亲一个公道。就这样，巫统又怀念拿督翁的领导马来人团结的伟大贡献。直到今天，每当巫统党庆时，领导人都不会忘记感恩戴德，而过去他与巫统的恩恩怨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虽然拿督翁没有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但他的精神感召了人民，朝向争取独立的大道迈进。
拿督翁1895年出生于新山贵族家庭，他的祖父、父亲及两位兄长曾是柔佛州务大臣。早年在马来学校受教育，后在苏丹（被收为义子）的支持下，前往英国接受中学教育，孕育了他的亲西方思想。
16岁返国后，曾担任公务员一个时期，后因与苏丹关系失和，自我流放新加坡。1930年他成为马来报《Warta Negara》的总编辑，开始其记者生涯。1936年他与苏丹关系和解，被委为顾问，并担任柔州立法议员。日治时期（1942-45），他除了担任苏丹顾问外，也担任粮食统制官。
1945年战后拿督翁开始崭露头角。因不满英国推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没有提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和苏丹的地位，起而号召马来人反对。
他当时的身份是柔佛州马来半岛马来人运动主席，在1946年竟成功地号召所有的马来人（不分左右派）于3月1日至4日在吉隆坡苏莱曼俱乐部开大会，全体一致授权他组成一个政党来捍卫马来人的利益。在同年的5月11日，巫统宣告成立，继后《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在英国与巫统协商下，于1948年正式被推出和确定，且在2月1日正效。
这是因为英国有了这张王牌后，得以一脚踢开由“马新联合行动委员会”（左右派合作）于1947年提出的《人民宪章》（用以取代《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这个委员会以陈祯禄为首。抑有进者，英国也在6月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于是一场游击战又开始了。
因为拿督翁的出现，整个政局完全变了样。他对马来人的丰功伟绩，以此作为开端。不过思想亲英且比较开放的拿督翁在1949年时建议巫统开放门户，改名为“马来亚民族统一机构”，不再局限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以便成为马来亚各民族的领袖。可惜其建议不获通过。一怒之下，拿督翁萌起退党之意，在苦口劝告下，他又回心转意。到了1951年，拿督翁再也不能忍受其建议决而不行，决意退党另起炉灶，于是有了“马来亚独立党”，又于1953年改名为国家党。他以整个政治生命赌注1955的普选，结果功败垂成，全军覆没。东姑领导的联盟（巫统主导）大获全胜。
1959年的大选拿督翁卷土重来，但气势大不如前，除了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外，其它同伴都在国会选举跌马。意气风发的东姑视他为可敬畏的政治对手。在东姑领尽风骚的年代，拿督翁斯人独憔悴。在1962年逝世，留下争议性的一页。巫统党内上下也不再提及拿督翁，而是以东姑马首是瞻。当东姑在1970年下台后，继任的敦拉萨就巧妙地为拿督翁竖碑立传，把他的遗像放回巫统大厦内，因为他知道拿督翁是巫统的灵魂，巫统不能失掉灵魂。还有一个因素是敦拉萨已召回胡先翁（拿督翁长公子）入阁，有必要还其父亲一个公道。就这样，巫统又怀念拿督翁的领导马来人团结的伟大贡献。直到今天，每当巫统党庆时，领导人都不会忘记感恩戴德，而过去他与巫统的恩恩怨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虽然拿督翁没有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但他的精神感召了人民，朝向争取独立的大道迈进。
(十六)1972──林吉祥（Mr. Lim kit Siang）（1941-）
林吉祥在1972年在反对党阵营内领尽风骚是因为这一年，西马多个反对党都加入了联盟的阵营而成为联合政府一份子，唯独民主行动党依然在政权外徘徊和吶喊，但这也判定了民主行动党从此归属于反对党阵营直到今天。这种政治格局虽然不是林吉祥刻意造成的，但与林吉祥的执意性格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林吉祥在1972年，成为反对党的代名词，也影响了他以后的政治取向与策略。
1941年出生于峇株巴辖的林吉祥，中学毕业后，于1961年到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当记者。1963年转任新加坡电台记者。1965年已成家并育有三名孩子的林吉祥决定从政，参加了民主行动党（当时仍称为“人民行动党）。他的这一决定，不能不说多少是受到李光耀的影响，因为这个党本来是李光耀带进西马而后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才衍生了民主行动党。这就是说，从民主行动党诞生日（1966年3月18日）起，林吉祥就是其中一名领导者，担任其党领袖蒂凡那（秘书长）的政治秘书。1969年1月他提名参加雪州沙登州议席补选，处女战以607张票之差距败下阵来，但这一仗也给了行动党一个启示﹕如果反对党不合作，在将来的大选肯定因自相残杀而败落。
因为沙登补选，民政党的候选人拿了千多张票，若转投行动党，林吉祥便翻盘而击败联盟候选人。于是有了1969年的大选，反对党的默契排阵。
林吉祥的政治理念是从李光耀身上吸纳过来的。他既反右翼的联盟也不认同左翼的社阵，他走的是一条李光耀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可以从他早期一篇评论“槟州罢市”的文章中窥见。这篇题为《槟城及北马骚乱的教训》文章是刊于1968年的《火箭报》，一方面批判劳工党的“罢市”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种族冲突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指责联盟的政策未消除种族分化和人民贫穷的问题。
1969年的大选也造就一个新的反对党领袖，那就是走第三条路线的林吉祥。他与另外12名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数目与马华平分秋色。继之“513”事件爆发，林吉祥在1969年5月18日被逮捕，因而名声大噪。虽然身系囹圄，他却在1970年10月被党推举为新的秘书长，接替已辞职的吴福源的空缺。吴福源缺乏林吉祥的胆识（担心被捕，以辞职了事），也就让林吉祥成为行动党的第一号英雄（直到1970年10月1日才获释放）。
就在行动党踌踷志满的时刻，林吉祥的领导面对两大挑战。其一他的党没有幸运地被敦拉萨相中，拉拢参加联盟，也许是行动党未在任何一州拥有较多的州议席。不过马华却在1971年通过中间人的穿针引线下，与行动党领有了密谈，主导人是行动党的吴福源，马华方面是总秘书甘文华。双方条件谈不拢，主要是行动党不能接受解散加入马华，而马华不可能也没有权力承诺给行动党人几个部长职。当事件曝光后，双方在报章打起笔战，一笔胡涂账，说也说不清。但经此一闹，行动党的声望转入1972年有所下跌，而林吉祥则独身力挽狂澜。
其二，虽然林吉祥十分努力维护党的完整，但他没有能力阻止当选议员一个个的离党而去。最严重的莫过于1972年有四名国会议员退党，他们是何文翰（他是最幸运的一位，在马华党内一直扶摇直上成为部长，更在1979年当选马华署理总会长）、罗保根、吴福源（他退党后加入民政党，但1974年大选败阵，从此消声匿迹）、苏里安，党的力量大为削弱。与此同时，行动党的州议员在69年大选后相继退党的有杨荣才（霹雳）、陈竞生（森州）、哈芝哈山（森州）、康再发（甲州）、何梦耀（甲州）及李明昌（雪州）等人。前前后后，到了1972年，竟有13名国州议员离党而去。林吉祥面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最令林吉祥“寂寞”的是反对党一个个也离他而去。计有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回教党。它们都是在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及后成为国阵的一员。
唯一堪可告慰的是陈志勤在1971年另立的社会正义党，脱离民政党另起炉灶，成为反对党一员。但陈志勤和林吉祥是不咬弦的一对“反对党先生”。他们之间也就无从合作。这可从1974年两党各自派候选人在同一选区角逐窥见。结果是国阵占了便宜，而社正党更是致命一击，剩下陈志勤（另一州议员是王裕好）在国会孤军作战。行动党则保住9个国会议席，有退无进。
从1974年到1986年的12年间，林吉祥领导的行动党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除了1978年国会议席增至16个外，但国阵雄风依旧，也就不再需要与行动党谈合作了。在这种闷局下，林吉祥来一个奇兵突袭，于1986年大胆地移师槟州，插旗丹绒，宣告开展“丹绒一役”。这种来势汹汹的大军压境，竟告奏效。林吉祥不仅在国会击败民政的许子根，而且有10名候选人中选州议员，数目之多，前所未有，算是行动党的一个新的突破，林吉祥的声望又往上推了一级。
有了“丹绒一役”的成功，自然有“丹绒二役”的第二轮攻势。1990年的大选，林吉祥借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之力，准备一举攻下槟州。在他算来，46精神党可在马来选区发挥威力，至少可取得4至5席，若再加上行动党的再进一步，政权就垂手可得。基于这个算盘，林吉祥也豁了出去，竟改攻民政灵魂人物的选区，来一个王者之战（对垒林苍佑）。这一仗对林吉祥是比较合算的，他是在稳胜国席下放手一博州席。若是成功了，他就是槟州的新任首席部长；若不成功，他还可以下次再来。
在他看来，有了46精神党的连手，选民期望的两线制将会在大选后显现，是以他出尽全力要撼倒民政的江山。这一仗果然教执政党揘把冷汗。行动党竟夺得14个州议席，甚至林苍佑也被扳倒，威力之大，前所未有。可惜46精神党不济事，连一席也胜不了。如果当年46党拿下3席，槟州江山即告变色。
46党的失败，意味着两线制失灵。人民反而担心华人首席部长从兹不见了，因为巫统取得12席，民政只有7席，马华则全数败北。如果巫统要推出首席部长，民政只得接受选民的判决。不过巫统还是让民政挑选首席部长。
这一安排也果然使到槟州华人安心，但也引起华人的反思。关于这一点，民众心里有数，而行动党并不相信华人有了另外的想法，因此在1995年大选时，行动党正式抬出“丹绒三役”是夺权之战，且举出林吉祥将是一个有实权的首席部长，用以反讽许子根是跛脚鸭，没有实权。林吉祥就此再上演一场王者之战，这一回是林吉祥对许子根。可是开票当晚，行动党几乎不敢相信民心反转回来，全数支持国阵，只剩下一席归行动党拥有。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意味着“丹绒三役”以失败收场。林吉祥虽保住国席，但已不再意气风发了。
到了1999年的大选，行动党只能打出没有“丹绒四役”的牌子，希望挽回颓势。讵料这一次输得更惨，连林吉祥及卡巴星也在国席中输掉了。国会少掉两尊大炮，槟州议会依然保留1席给行动党，此情此景，真的是林吉祥“黑色的一天”。
经过这样的惨痛收场后，林吉祥不得不移师霹雳，有幸东山再起，又再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雄风依旧，言词依然咄咄逼人。
另一方面，在1999年选举失利后，首次失去国会议员资格的林吉祥也辞卸秘书长职，改任党主席，由郭金福接棒。到了2004年大选后，林吉祥也卸下党主席职，因为他的儿子林冠英已当上秘书长，再也不能父子包办主席和秘书长了。
综观林吉祥的政治生涯，也不是平坦之路，在党内他面对多次的挑战。随手拈来就有何文翰及吴福源“叛党”事件（1972）、叶锦源事件（1978）、范俊登退党事件（1978）、李霖泰息政事件（1990）等等。党内的人事纷争也突出林吉祥的倔强性格，被对手形容为“独断行事者”，把“行动党变成林吉祥，林吉祥就是行动党”。
如今林吉祥尚未走完他的政治旅程，但对他的评论却始终未曾中断，有褒有贬，不一而足。他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功过留待历史评价。
1941年出生于峇株巴辖的林吉祥，中学毕业后，于1961年到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当记者。1963年转任新加坡电台记者。1965年已成家并育有三名孩子的林吉祥决定从政，参加了民主行动党（当时仍称为“人民行动党）。他的这一决定，不能不说多少是受到李光耀的影响，因为这个党本来是李光耀带进西马而后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才衍生了民主行动党。这就是说，从民主行动党诞生日（1966年3月18日）起，林吉祥就是其中一名领导者，担任其党领袖蒂凡那（秘书长）的政治秘书。1969年1月他提名参加雪州沙登州议席补选，处女战以607张票之差距败下阵来，但这一仗也给了行动党一个启示﹕如果反对党不合作，在将来的大选肯定因自相残杀而败落。
因为沙登补选，民政党的候选人拿了千多张票，若转投行动党，林吉祥便翻盘而击败联盟候选人。于是有了1969年的大选，反对党的默契排阵。
林吉祥的政治理念是从李光耀身上吸纳过来的。他既反右翼的联盟也不认同左翼的社阵，他走的是一条李光耀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可以从他早期一篇评论“槟州罢市”的文章中窥见。这篇题为《槟城及北马骚乱的教训》文章是刊于1968年的《火箭报》，一方面批判劳工党的“罢市”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种族冲突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指责联盟的政策未消除种族分化和人民贫穷的问题。
1969年的大选也造就一个新的反对党领袖，那就是走第三条路线的林吉祥。他与另外12名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数目与马华平分秋色。继之“513”事件爆发，林吉祥在1969年5月18日被逮捕，因而名声大噪。虽然身系囹圄，他却在1970年10月被党推举为新的秘书长，接替已辞职的吴福源的空缺。吴福源缺乏林吉祥的胆识（担心被捕，以辞职了事），也就让林吉祥成为行动党的第一号英雄（直到1970年10月1日才获释放）。
就在行动党踌踷志满的时刻，林吉祥的领导面对两大挑战。其一他的党没有幸运地被敦拉萨相中，拉拢参加联盟，也许是行动党未在任何一州拥有较多的州议席。不过马华却在1971年通过中间人的穿针引线下，与行动党领有了密谈，主导人是行动党的吴福源，马华方面是总秘书甘文华。双方条件谈不拢，主要是行动党不能接受解散加入马华，而马华不可能也没有权力承诺给行动党人几个部长职。当事件曝光后，双方在报章打起笔战，一笔胡涂账，说也说不清。但经此一闹，行动党的声望转入1972年有所下跌，而林吉祥则独身力挽狂澜。
其二，虽然林吉祥十分努力维护党的完整，但他没有能力阻止当选议员一个个的离党而去。最严重的莫过于1972年有四名国会议员退党，他们是何文翰（他是最幸运的一位，在马华党内一直扶摇直上成为部长，更在1979年当选马华署理总会长）、罗保根、吴福源（他退党后加入民政党，但1974年大选败阵，从此消声匿迹）、苏里安，党的力量大为削弱。与此同时，行动党的州议员在69年大选后相继退党的有杨荣才（霹雳）、陈竞生（森州）、哈芝哈山（森州）、康再发（甲州）、何梦耀（甲州）及李明昌（雪州）等人。前前后后，到了1972年，竟有13名国州议员离党而去。林吉祥面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最令林吉祥“寂寞”的是反对党一个个也离他而去。计有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回教党。它们都是在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及后成为国阵的一员。
唯一堪可告慰的是陈志勤在1971年另立的社会正义党，脱离民政党另起炉灶，成为反对党一员。但陈志勤和林吉祥是不咬弦的一对“反对党先生”。他们之间也就无从合作。这可从1974年两党各自派候选人在同一选区角逐窥见。结果是国阵占了便宜，而社正党更是致命一击，剩下陈志勤（另一州议员是王裕好）在国会孤军作战。行动党则保住9个国会议席，有退无进。
从1974年到1986年的12年间，林吉祥领导的行动党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除了1978年国会议席增至16个外，但国阵雄风依旧，也就不再需要与行动党谈合作了。在这种闷局下，林吉祥来一个奇兵突袭，于1986年大胆地移师槟州，插旗丹绒，宣告开展“丹绒一役”。这种来势汹汹的大军压境，竟告奏效。林吉祥不仅在国会击败民政的许子根，而且有10名候选人中选州议员，数目之多，前所未有，算是行动党的一个新的突破，林吉祥的声望又往上推了一级。
有了“丹绒一役”的成功，自然有“丹绒二役”的第二轮攻势。1990年的大选，林吉祥借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之力，准备一举攻下槟州。在他算来，46精神党可在马来选区发挥威力，至少可取得4至5席，若再加上行动党的再进一步，政权就垂手可得。基于这个算盘，林吉祥也豁了出去，竟改攻民政灵魂人物的选区，来一个王者之战（对垒林苍佑）。这一仗对林吉祥是比较合算的，他是在稳胜国席下放手一博州席。若是成功了，他就是槟州的新任首席部长；若不成功，他还可以下次再来。
在他看来，有了46精神党的连手，选民期望的两线制将会在大选后显现，是以他出尽全力要撼倒民政的江山。这一仗果然教执政党揘把冷汗。行动党竟夺得14个州议席，甚至林苍佑也被扳倒，威力之大，前所未有。可惜46精神党不济事，连一席也胜不了。如果当年46党拿下3席，槟州江山即告变色。
46党的失败，意味着两线制失灵。人民反而担心华人首席部长从兹不见了，因为巫统取得12席，民政只有7席，马华则全数败北。如果巫统要推出首席部长，民政只得接受选民的判决。不过巫统还是让民政挑选首席部长。
这一安排也果然使到槟州华人安心，但也引起华人的反思。关于这一点，民众心里有数，而行动党并不相信华人有了另外的想法，因此在1995年大选时，行动党正式抬出“丹绒三役”是夺权之战，且举出林吉祥将是一个有实权的首席部长，用以反讽许子根是跛脚鸭，没有实权。林吉祥就此再上演一场王者之战，这一回是林吉祥对许子根。可是开票当晚，行动党几乎不敢相信民心反转回来，全数支持国阵，只剩下一席归行动党拥有。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意味着“丹绒三役”以失败收场。林吉祥虽保住国席，但已不再意气风发了。
到了1999年的大选，行动党只能打出没有“丹绒四役”的牌子，希望挽回颓势。讵料这一次输得更惨，连林吉祥及卡巴星也在国席中输掉了。国会少掉两尊大炮，槟州议会依然保留1席给行动党，此情此景，真的是林吉祥“黑色的一天”。
经过这样的惨痛收场后，林吉祥不得不移师霹雳，有幸东山再起，又再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雄风依旧，言词依然咄咄逼人。
另一方面，在1999年选举失利后，首次失去国会议员资格的林吉祥也辞卸秘书长职，改任党主席，由郭金福接棒。到了2004年大选后，林吉祥也卸下党主席职，因为他的儿子林冠英已当上秘书长，再也不能父子包办主席和秘书长了。
综观林吉祥的政治生涯，也不是平坦之路，在党内他面对多次的挑战。随手拈来就有何文翰及吴福源“叛党”事件（1972）、叶锦源事件（1978）、范俊登退党事件（1978）、李霖泰息政事件（1990）等等。党内的人事纷争也突出林吉祥的倔强性格，被对手形容为“独断行事者”，把“行动党变成林吉祥，林吉祥就是行动党”。
如今林吉祥尚未走完他的政治旅程，但对他的评论却始终未曾中断，有褒有贬，不一而足。他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功过留待历史评价。
(十七)1973年──敦伊斯迈医生（Tun, Dr. Ismail Bin Abdul Rahman,）（1915-1973）
伊斯迈是马来西亚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是身为巫统的第二把手。他在这一年撤手尘寰，痛失成为首相的机会，而成为新闻人物。
1915年出生的伊斯迈于1944年毕业自墨尔本大学，1947年回国成为执业医生，也参与马来人反对“马来亚邦联”计划，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协议”的签署；1948年他被委为柔佛州立法议员，开始他的从政的第一步。当1951年东姑领导巫统时，他加入巫统的斗争。
在1952年到1955年间，他曾成为英殖民控制的“内阁”成员，但也曾两度辞职，以抗议邓普勒将军对巫统和马来人不公。1955年参加普选胜出，出任东姑（自治邦首席部长）组成的内阁成员，担任天然资源部长；翌年擢升为工商部长。
不过，在马来亚联合邦取得独立时，他未再任部长，而是被派往美国担任驻美大使及联合国首席代表。
1959年回马参加独立后的首次大选胜出，被东姑委为内政部长。期间面对马印对抗的挑战。在马印对抗结束后（1967年），他辞官但保留国席。
1969年因“513”事件，他被东姑传召入阁，重作冯妇。1970年敦拉萨继任首相，伊斯迈被委为副首相兼内长。他在党的地位也由副主席提升为署理主席。
在“513”事件发生时，他的名言是﹕“马来西亚民主已经死亡”，意思是说在半军管下，国会民主终止。
他的另一个名言是针对“513”事件与东姑有不同的看法。东姑认为事件与共党有关。他说﹕“513”是共党及反国家份子有计划的阴谋。伊斯迈则说﹕“每一个人认为共党应对骚乱负起责任。较后我们发现共党与我们一样感到震惊。”
再一席刺激马华的名言是，1971年，伊斯迈在新山说﹕“如果马华及印度国大党继续“不死不活”，缺乏生气，那么巫统唯一的途径是与这一两个联盟的伙伴拆伙，但不意味着一定要分离。”
此言一出，马华总会长陈修信难忍怨气，便直陈驳斥﹕“马华及国大党与巫统比较，经常是处在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们要保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及联盟的教育和语文的立场。这种立场就消耗了大量的华人及印人的支持。
巫统方面可能有一种感觉，它可以不要马华公会；站在马华的观点来说，我们离开联盟同时以自己的旗帜来活动，将来会更加容易。目前我们是一方面受到马来极端份子的攻击，另一方面，又受到沙文主义的华人的攻击。同时我要说明，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陈修信的这番话，算是比较大胆的分析现实情况，但也无法改变格局，伊斯迈不再进一步驳斥，反而是身为反对党的陈志勤（民政）说了一席也足以刺激马华的话。他说﹕“对巫统本身及对国家来说，最佳的做法是去掉马华及国大党，而由巫统开始与其它非巫人领袖谈商，以便保有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府。”
言外之音是鼓励巫统另行寻找合作伙伴。当然此议可说难行，反而激发陈修信通过另一个形式来搞活马华，那就是在全马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
就这样，伊斯迈与陈修信之争不了了之。但后来的一个转变就是应了陈志勤的一席话，巫统在1972年与民政党、进步党及回教党搞联合政府。
1973年，当伊斯迈成为代首相之时（首相出国期间），他突然心脏病猝发逝世，举国震惊，终年58岁。他先敦拉萨而去。如果他能长寿，势必在1976年敦拉萨逝世时成为国家第三任首相，但这一切已不属于伊斯迈了。他的英年逝世也给他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他死在代首相的椅子上。
1915年出生的伊斯迈于1944年毕业自墨尔本大学，1947年回国成为执业医生，也参与马来人反对“马来亚邦联”计划，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协议”的签署；1948年他被委为柔佛州立法议员，开始他的从政的第一步。当1951年东姑领导巫统时，他加入巫统的斗争。
在1952年到1955年间，他曾成为英殖民控制的“内阁”成员，但也曾两度辞职，以抗议邓普勒将军对巫统和马来人不公。1955年参加普选胜出，出任东姑（自治邦首席部长）组成的内阁成员，担任天然资源部长；翌年擢升为工商部长。
不过，在马来亚联合邦取得独立时，他未再任部长，而是被派往美国担任驻美大使及联合国首席代表。
1959年回马参加独立后的首次大选胜出，被东姑委为内政部长。期间面对马印对抗的挑战。在马印对抗结束后（1967年），他辞官但保留国席。
1969年因“513”事件，他被东姑传召入阁，重作冯妇。1970年敦拉萨继任首相，伊斯迈被委为副首相兼内长。他在党的地位也由副主席提升为署理主席。
在“513”事件发生时，他的名言是﹕“马来西亚民主已经死亡”，意思是说在半军管下，国会民主终止。
他的另一个名言是针对“513”事件与东姑有不同的看法。东姑认为事件与共党有关。他说﹕“513”是共党及反国家份子有计划的阴谋。伊斯迈则说﹕“每一个人认为共党应对骚乱负起责任。较后我们发现共党与我们一样感到震惊。”
再一席刺激马华的名言是，1971年，伊斯迈在新山说﹕“如果马华及印度国大党继续“不死不活”，缺乏生气，那么巫统唯一的途径是与这一两个联盟的伙伴拆伙，但不意味着一定要分离。”
此言一出，马华总会长陈修信难忍怨气，便直陈驳斥﹕“马华及国大党与巫统比较，经常是处在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们要保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及联盟的教育和语文的立场。这种立场就消耗了大量的华人及印人的支持。
巫统方面可能有一种感觉，它可以不要马华公会；站在马华的观点来说，我们离开联盟同时以自己的旗帜来活动，将来会更加容易。目前我们是一方面受到马来极端份子的攻击，另一方面，又受到沙文主义的华人的攻击。同时我要说明，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陈修信的这番话，算是比较大胆的分析现实情况，但也无法改变格局，伊斯迈不再进一步驳斥，反而是身为反对党的陈志勤（民政）说了一席也足以刺激马华的话。他说﹕“对巫统本身及对国家来说，最佳的做法是去掉马华及国大党，而由巫统开始与其它非巫人领袖谈商，以便保有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府。”
言外之音是鼓励巫统另行寻找合作伙伴。当然此议可说难行，反而激发陈修信通过另一个形式来搞活马华，那就是在全马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
就这样，伊斯迈与陈修信之争不了了之。但后来的一个转变就是应了陈志勤的一席话，巫统在1972年与民政党、进步党及回教党搞联合政府。
1973年，当伊斯迈成为代首相之时（首相出国期间），他突然心脏病猝发逝世，举国震惊，终年58岁。他先敦拉萨而去。如果他能长寿，势必在1976年敦拉萨逝世时成为国家第三任首相，但这一切已不属于伊斯迈了。他的英年逝世也给他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他死在代首相的椅子上。
(十八)1974年──丹斯里李三春（Tan Sri Lee San Choon）（1935-）
1974年是属于李三春的。他在这一年继陈修信退休后成为马华第四任总会长。他是在一系列斗争中头角峥嵘而成为这个党的老大。
1935年出生于北根的李三春，是马华总会长当中学历较底的一位。他在完成小学教育后，继在新山英文学院深造。1957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柔佛当福利官，是一份不显眼的差事。但此时他已是马华党员（约1955年加入）。
1959年，只有24岁的他，代表马华参加国会选举而胜出，奠定他迈向成功的第一岁。两年后，他受委担任联盟执行秘书（总秘书是东姑亲信，曾任新闻从业员的陈东海，与林苍佑是死对手，他原来是马华的受薪执行秘书，但林苍佑1958年击败陈祯禄后，他不得不提出辞职，但受到东姑眷顾，转任联盟总秘书，也参与谋倒林苍佑）；接着李三春他被陈修信器重，出任其政治秘书。
这里有一段古﹕李三春不属于林苍佑派，在林苍佑失势后，他才冒出头来，也因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李三春日后对林苍佑大举反击。
1963年，李三春政治地位再升一级，他当选马青总团长（马青成立于1954年，首任团长是陈修信）。
1964年他参加大选再次胜出。来年被委为劳工与人力部政务次长。
1969年他再次参加大选又胜出，但这一年是马华备受打击的一年，只赢得13个国席，更甚至失去槟州主导政权地位，改由民政林苍佑出任。在“513”事件爆发后，他出任特别任务副部长。
1971年国会民主恢复，李三春改任副劳工部长。虽然也身兼马青总团长，但未为陈修信所倚重。后者反而在1972年元旦日委任霹州马华联委会主席林敬益出任特别任务（掌管新村事务）（林敬益因在霹州改革马华有功，受到赏识）。这在李三春看来，蛮不是滋味，他参加马华比林敬益早，也立下汗马功劳，凭什么林敬益越级而上？这种下了李三春与林敬益面和心不和的祸根。
1972年4月，李三春时来运转，因马华署理会长许启谟突告病逝，他马上被选为马华署理主席，扳回一局（许启漠原被看好是陈修信的接班人，他促成拉曼学院的成立，也促成人联党参加联合政府，他有心促成马华民政合并，但功败垂成。由于他的离世，给李三春创造机会）。当同年8月林敬益被罢免霹州联委会主席时（仍任部长），李三春在同年10月突然发动一项“华人精神革命”运动，并巧妙地安置林敬益成为这个组织的主席，表面上是安抚林敬益失去霹州主席，实则是把林敬益导向“死角”（因这个委员会无实权，口号一大堆，流于形式。可能当时林敬益也不懂在搞什么？一位受英文教育者搞什么华人精神革命？似乎搞笑。结果这个组织只是一个摆设，一事无成，导致林敬益后来向陈修信发难）。
李三春则借陈信修之手，于1973年5月30日迫使林敬益辞部长职；复于6月1日开除林敬益党籍。手段高招的李三春，三两下手，便把林敬益摆平了。难怪林敬益破口指责（他的被开除）是李三春及甘文华（总秘书）唆使有以致之。不论林敬益如何指责，他不是李三春的对手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没有林敬益的马华，李三春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他在1973年6月5日接任林敬益的空缺成为首相署特别任务部长，两个月后改任新村协调与工艺部长。
1974年陈修信出人意表地宣布退休，李三春顺势接任而成为马华第四任总会长，启开了李三春时代。他是第一位从基层爬上高位，而又未具备大学学历的马华领导人，足见他非池中物，而是城俯极深的有策略的政治人物。
他面对1974年的大选时因敦拉萨打出马中建交牌而稳住马华势力（参选23席，中选19席）。不过马华的财政部长被陈修信带走了，李三春被委为劳工暨人力部长。
李三春在此期间，他提出十大计划以为马华树立新形象，包括广招党员、兴建马华大厦、创设华裔大企业、发展拉曼学院、成立文化协会及成立自立合作社等。除了搞大企业被指为政商不分而出现争议外，其余计划都给李三春在党的地位加了筹码。
虽然如此，李三春领导的马华在1978年的大选中又告失利。参加28个国席选举，只赢得17席。再者这一年具有马华背景的“七人帮”，在林建寿的推波助澜下，向林苍佑展开重炮攻击，企图击跨民政在槟州的江山。这是李三春在暗中与林苍佑的第一次过招，可惜“七人帮”全数败落。
1979年李三春的后院起火。送走了林敬益，却迎来了曾永森的挑战，与他争马华老大位子。这一仗烽火连天，文告和广告战前所未有。舆论上曾永森占上风，实力上李三春控制了大多数的中央代表。结果曾永森败下阵来。
没有了曾永森的马华，李三春已是没有真正的对手，可以继续掌控马华全局。但不知那来的灵感，他还是感觉“任务”未完成，那就是要夺回马华在槟州的主导权。趁1982年的大选前夕，李三春作了一个破釜沈舟的决定，接受马哈迪的挑战，移师到华人居多的芙蓉国席对垒行动党的曾敏兴（如果林吉祥要来，他也得面对），条件是换取马华在槟州议席的8对8的分配，以和民政平分秋色。抑有进者，他要求首席部长职以那个党胜出席位为多者出任。摆明是冲着林苍佑而来的第二波攻势，领军的是林建寿（前劳工党总秘书），因林建寿也被认为具备成为首席部长的资格。
这种以个人政治前途作赌注的也许在马华党人只有李三春一人。他的豁出去的精神倒被党内外上下为他捏一把冷汗。因为李三春取胜的机会不高，若败下阵来，他只好挂冠而去。
幸运之星却落在他的身上，他以845张多数票击败曾敏兴，稳住他在党内的地位，但他的槟州夺权计划却告落空，林建寿本身也在阴沟里翻船。他打不倒林苍佑，留下一生的遗憾。
不知何故，也令人抓不住头脑，声望如日中升的李三春竟在1983年突然出走马华，辞党会长也辞国席。前者导致马华陷入内战一年有余；后者则在补选中把国席让回给曾敏兴。
李三春从基层走向顶峰，又从顶峰自我消失。在位9年，不留任何片言只语（指辞职的因由），他留下了疑团至今都没有人解开，除了他本身之外。
1935年出生于北根的李三春，是马华总会长当中学历较底的一位。他在完成小学教育后，继在新山英文学院深造。1957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柔佛当福利官，是一份不显眼的差事。但此时他已是马华党员（约1955年加入）。
1959年，只有24岁的他，代表马华参加国会选举而胜出，奠定他迈向成功的第一岁。两年后，他受委担任联盟执行秘书（总秘书是东姑亲信，曾任新闻从业员的陈东海，与林苍佑是死对手，他原来是马华的受薪执行秘书，但林苍佑1958年击败陈祯禄后，他不得不提出辞职，但受到东姑眷顾，转任联盟总秘书，也参与谋倒林苍佑）；接着李三春他被陈修信器重，出任其政治秘书。
这里有一段古﹕李三春不属于林苍佑派，在林苍佑失势后，他才冒出头来，也因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李三春日后对林苍佑大举反击。
1963年，李三春政治地位再升一级，他当选马青总团长（马青成立于1954年，首任团长是陈修信）。
1964年他参加大选再次胜出。来年被委为劳工与人力部政务次长。
1969年他再次参加大选又胜出，但这一年是马华备受打击的一年，只赢得13个国席，更甚至失去槟州主导政权地位，改由民政林苍佑出任。在“513”事件爆发后，他出任特别任务副部长。
1971年国会民主恢复，李三春改任副劳工部长。虽然也身兼马青总团长，但未为陈修信所倚重。后者反而在1972年元旦日委任霹州马华联委会主席林敬益出任特别任务（掌管新村事务）（林敬益因在霹州改革马华有功，受到赏识）。这在李三春看来，蛮不是滋味，他参加马华比林敬益早，也立下汗马功劳，凭什么林敬益越级而上？这种下了李三春与林敬益面和心不和的祸根。
1972年4月，李三春时来运转，因马华署理会长许启谟突告病逝，他马上被选为马华署理主席，扳回一局（许启漠原被看好是陈修信的接班人，他促成拉曼学院的成立，也促成人联党参加联合政府，他有心促成马华民政合并，但功败垂成。由于他的离世，给李三春创造机会）。当同年8月林敬益被罢免霹州联委会主席时（仍任部长），李三春在同年10月突然发动一项“华人精神革命”运动，并巧妙地安置林敬益成为这个组织的主席，表面上是安抚林敬益失去霹州主席，实则是把林敬益导向“死角”（因这个委员会无实权，口号一大堆，流于形式。可能当时林敬益也不懂在搞什么？一位受英文教育者搞什么华人精神革命？似乎搞笑。结果这个组织只是一个摆设，一事无成，导致林敬益后来向陈修信发难）。
李三春则借陈信修之手，于1973年5月30日迫使林敬益辞部长职；复于6月1日开除林敬益党籍。手段高招的李三春，三两下手，便把林敬益摆平了。难怪林敬益破口指责（他的被开除）是李三春及甘文华（总秘书）唆使有以致之。不论林敬益如何指责，他不是李三春的对手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没有林敬益的马华，李三春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他在1973年6月5日接任林敬益的空缺成为首相署特别任务部长，两个月后改任新村协调与工艺部长。
1974年陈修信出人意表地宣布退休，李三春顺势接任而成为马华第四任总会长，启开了李三春时代。他是第一位从基层爬上高位，而又未具备大学学历的马华领导人，足见他非池中物，而是城俯极深的有策略的政治人物。
他面对1974年的大选时因敦拉萨打出马中建交牌而稳住马华势力（参选23席，中选19席）。不过马华的财政部长被陈修信带走了，李三春被委为劳工暨人力部长。
李三春在此期间，他提出十大计划以为马华树立新形象，包括广招党员、兴建马华大厦、创设华裔大企业、发展拉曼学院、成立文化协会及成立自立合作社等。除了搞大企业被指为政商不分而出现争议外，其余计划都给李三春在党的地位加了筹码。
虽然如此，李三春领导的马华在1978年的大选中又告失利。参加28个国席选举，只赢得17席。再者这一年具有马华背景的“七人帮”，在林建寿的推波助澜下，向林苍佑展开重炮攻击，企图击跨民政在槟州的江山。这是李三春在暗中与林苍佑的第一次过招，可惜“七人帮”全数败落。
1979年李三春的后院起火。送走了林敬益，却迎来了曾永森的挑战，与他争马华老大位子。这一仗烽火连天，文告和广告战前所未有。舆论上曾永森占上风，实力上李三春控制了大多数的中央代表。结果曾永森败下阵来。
没有了曾永森的马华，李三春已是没有真正的对手，可以继续掌控马华全局。但不知那来的灵感，他还是感觉“任务”未完成，那就是要夺回马华在槟州的主导权。趁1982年的大选前夕，李三春作了一个破釜沈舟的决定，接受马哈迪的挑战，移师到华人居多的芙蓉国席对垒行动党的曾敏兴（如果林吉祥要来，他也得面对），条件是换取马华在槟州议席的8对8的分配，以和民政平分秋色。抑有进者，他要求首席部长职以那个党胜出席位为多者出任。摆明是冲着林苍佑而来的第二波攻势，领军的是林建寿（前劳工党总秘书），因林建寿也被认为具备成为首席部长的资格。
这种以个人政治前途作赌注的也许在马华党人只有李三春一人。他的豁出去的精神倒被党内外上下为他捏一把冷汗。因为李三春取胜的机会不高，若败下阵来，他只好挂冠而去。
幸运之星却落在他的身上，他以845张多数票击败曾敏兴，稳住他在党内的地位，但他的槟州夺权计划却告落空，林建寿本身也在阴沟里翻船。他打不倒林苍佑，留下一生的遗憾。
不知何故，也令人抓不住头脑，声望如日中升的李三春竟在1983年突然出走马华，辞党会长也辞国席。前者导致马华陷入内战一年有余；后者则在补选中把国席让回给曾敏兴。
李三春从基层走向顶峰，又从顶峰自我消失。在位9年，不留任何片言只语（指辞职的因由），他留下了疑团至今都没有人解开，除了他本身之外。
(十九)1975年──拿督斯里哈仑（Dato’ Seri Harun Bin Haji Idris）（1925-2003）
哈仑在1975年上榜不是因为他更上一层楼，而是在他声势当红的年代，以州务大臣的身份被中央政府提控法庭，指他触犯贪污法令。判定了他的政途由高峰跌下深渊，几次要爬起来，也只能失多于得。最后失掉所拥有的一切荣耀。
1925年出生在雪兰莪的哈仑，战后曾担任宣传部门的官员和县长。50年代前往英国考取法律学位。从1957年起，先后担任雪州地庭庭主、高庭主薄官、副检察司及雪州法律顾问，直到1964年结束其公务员生涯。
他在累积公共行政经验后，于1964年代表巫统参加雪州选举胜出，并被推举出任雪州州务大臣。他也成了雪州巫统主席和巫统最高理事，风头甚健。
但1969年的大选却使哈仑失去颜面，他领导的雪州选举，联盟只赢得14席（总数28席），反对党也有14席。这对哈仑来说无疑是一层阴影，尤其是反对党酝酿组织联合政府。
在局面不明朗时刻，哈仑也在其官邸结合支持者，以捍卫马来人的权益，另一边则有反对党的胜利游行，形成强烈的对照。
5月13日那天，由于场面的失控，也就酿成“513”悲剧，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冲突如何发生，则各有说法。而哈仑的名字也牵涉其中，他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这就是哈仑与“513”扯上关系的一个由来。
由于反对党中的民政党的陈志勤反对组成反对党联合政府，哈仑也就在不稳定政局中再次出任雪州州务大臣。
1971年，全国民主重开后，哈仑在敦拉萨的庇护下，已是光芒四射，羽毛丰满。他提名角逐巫青团长竟无对手，原欲角逐的慕沙希淡退而提名副团长。1972年，哈仑支持马哈迪（已在1971年回巢，也是在哈仑大力支持下回返巫统。马哈迪在80年代特赦哈仑让他再参政也是出于“报滴水之恩”）角逐巫统副主席不果。当选的是胡先翁、嘉化峇峇及萨顿。哈仑之所以热衷支持马哈迪是要堵住敦拉萨心目中的人选加沙里（外交部长）当选副主席，此举引起敦拉萨开始对哈仑有戒心。他感觉到哈仑势力不断膨胀。
果然在1974年巫青改选中，拉萨有意挫哈仑锐气，派副内长沙未依里斯出阵，但有了巫统其它元支持的哈仑又胜利了。因而在1974年的大选，哈仑又在次蝉联雪州州务大臣。
不过此时的哈仑已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敦拉萨已促人收集有关指他涉及贪污的资料（包括在1975年巫统改选前，哈仑举办一场世界级拳赛，由默哈末阿里对垒佐伯纳，哈仑被指账目不清）。
为了防止事态恶化，哈仑这一回 已不是躲在幕后，而是走向前台角逐1975年党选的副主席。共有八人争三个席位，除了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他是在1973年因伊斯迈的逝世，由胡先翁升为署理主席，而留下的副主席则由他顶上）有望蝉联外，剩下的一名就由哈仑与马哈迪争一长短。
说来也十分讽刺，1972年是哈仑为马哈迪护航，1975年变成两人争夺一把椅子。此时拉萨已决定排斥哈仑，马哈迪因此当选三位副主席之一。
为了给哈仑一个机会（也为了剪除哈仑在党的势力），敦拉萨献议哈仑务必在1975年10月10日前动身往联合国出任马来西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但有恃无恐的哈仑拒绝这一建议，认为形同流放。敦拉萨唯有将他控上法庭，面对16项罪状，指他涉及贪污、管理失当、失信和未向政府提呈某些资产的报告（1975年11月），哈仑否认有罪，保外候审，因他的背后有强大的巫青团支持，此时虽已被逼请假，但未解除州务大臣职。
1976年正月14日，敦拉萨病逝，由胡先翁接任首相，他对哈仑更是锲而不舍。在1976年3月17日的巫统会议上，通过开除哈仑党籍。于是巫青团在同年的改选中，选出元老赛惹化为团长，他是哈仑的护航者之一。
哈仑也并非省油的灯，在一些元老和巫青团施压下，巫统不得不在同年10月23日恢复其党籍。可是这并未给哈仑加分（官司缠身）。
因为在这之前，即1976年5月18日，哈仑罪名成立，被判入狱两年，他不服提出上诉。继后新的控状又指他欺诈罪，在1977年被判入狱6个月，罚款15000元。哈仑同样不服，上诉结果又再失败，哈仑只好认命服刑（他在马哈迪于80年代任代首相时被宽赦，投桃报李，两相无欠）。
当哈仑败诉后，他身边的人已一个一个离他而去，政治的现实，天下一个样。1984年他又再当选巫统最高理事，但已无所作为，不再有官职加身。1986年只得转回老行当律师，伺机东山再起。这回不再对巫统抱有希望，而是在1989年加入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的46精神党，并出任46精神党雪州主席。他参加1990年的大选失败，终于使他感悟“时机已过”。2000年鸟倦知归的他又重回巫统的怀抱。此时的巫统，对哈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一个个新脸孔取代了旧脸孔。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2003年以78岁高龄结束其争议性的一生。巫统曾经造就了他，巫统也把他推出政治门外。
1925年出生在雪兰莪的哈仑，战后曾担任宣传部门的官员和县长。50年代前往英国考取法律学位。从1957年起，先后担任雪州地庭庭主、高庭主薄官、副检察司及雪州法律顾问，直到1964年结束其公务员生涯。
他在累积公共行政经验后，于1964年代表巫统参加雪州选举胜出，并被推举出任雪州州务大臣。他也成了雪州巫统主席和巫统最高理事，风头甚健。
但1969年的大选却使哈仑失去颜面，他领导的雪州选举，联盟只赢得14席（总数28席），反对党也有14席。这对哈仑来说无疑是一层阴影，尤其是反对党酝酿组织联合政府。
在局面不明朗时刻，哈仑也在其官邸结合支持者，以捍卫马来人的权益，另一边则有反对党的胜利游行，形成强烈的对照。
5月13日那天，由于场面的失控，也就酿成“513”悲剧，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冲突如何发生，则各有说法。而哈仑的名字也牵涉其中，他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这就是哈仑与“513”扯上关系的一个由来。
由于反对党中的民政党的陈志勤反对组成反对党联合政府，哈仑也就在不稳定政局中再次出任雪州州务大臣。
1971年，全国民主重开后，哈仑在敦拉萨的庇护下，已是光芒四射，羽毛丰满。他提名角逐巫青团长竟无对手，原欲角逐的慕沙希淡退而提名副团长。1972年，哈仑支持马哈迪（已在1971年回巢，也是在哈仑大力支持下回返巫统。马哈迪在80年代特赦哈仑让他再参政也是出于“报滴水之恩”）角逐巫统副主席不果。当选的是胡先翁、嘉化峇峇及萨顿。哈仑之所以热衷支持马哈迪是要堵住敦拉萨心目中的人选加沙里（外交部长）当选副主席，此举引起敦拉萨开始对哈仑有戒心。他感觉到哈仑势力不断膨胀。
果然在1974年巫青改选中，拉萨有意挫哈仑锐气，派副内长沙未依里斯出阵，但有了巫统其它元支持的哈仑又胜利了。因而在1974年的大选，哈仑又在次蝉联雪州州务大臣。
不过此时的哈仑已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敦拉萨已促人收集有关指他涉及贪污的资料（包括在1975年巫统改选前，哈仑举办一场世界级拳赛，由默哈末阿里对垒佐伯纳，哈仑被指账目不清）。
为了防止事态恶化，哈仑这一回 已不是躲在幕后，而是走向前台角逐1975年党选的副主席。共有八人争三个席位，除了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他是在1973年因伊斯迈的逝世，由胡先翁升为署理主席，而留下的副主席则由他顶上）有望蝉联外，剩下的一名就由哈仑与马哈迪争一长短。
说来也十分讽刺，1972年是哈仑为马哈迪护航，1975年变成两人争夺一把椅子。此时拉萨已决定排斥哈仑，马哈迪因此当选三位副主席之一。
为了给哈仑一个机会（也为了剪除哈仑在党的势力），敦拉萨献议哈仑务必在1975年10月10日前动身往联合国出任马来西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但有恃无恐的哈仑拒绝这一建议，认为形同流放。敦拉萨唯有将他控上法庭，面对16项罪状，指他涉及贪污、管理失当、失信和未向政府提呈某些资产的报告（1975年11月），哈仑否认有罪，保外候审，因他的背后有强大的巫青团支持，此时虽已被逼请假，但未解除州务大臣职。
1976年正月14日，敦拉萨病逝，由胡先翁接任首相，他对哈仑更是锲而不舍。在1976年3月17日的巫统会议上，通过开除哈仑党籍。于是巫青团在同年的改选中，选出元老赛惹化为团长，他是哈仑的护航者之一。
哈仑也并非省油的灯，在一些元老和巫青团施压下，巫统不得不在同年10月23日恢复其党籍。可是这并未给哈仑加分（官司缠身）。
因为在这之前，即1976年5月18日，哈仑罪名成立，被判入狱两年，他不服提出上诉。继后新的控状又指他欺诈罪，在1977年被判入狱6个月，罚款15000元。哈仑同样不服，上诉结果又再失败，哈仑只好认命服刑（他在马哈迪于80年代任代首相时被宽赦，投桃报李，两相无欠）。
当哈仑败诉后，他身边的人已一个一个离他而去，政治的现实，天下一个样。1984年他又再当选巫统最高理事，但已无所作为，不再有官职加身。1986年只得转回老行当律师，伺机东山再起。这回不再对巫统抱有希望，而是在1989年加入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的46精神党，并出任46精神党雪州主席。他参加1990年的大选失败，终于使他感悟“时机已过”。2000年鸟倦知归的他又重回巫统的怀抱。此时的巫统，对哈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一个个新脸孔取代了旧脸孔。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2003年以78岁高龄结束其争议性的一生。巫统曾经造就了他，巫统也把他推出政治门外。
(廿) 1976年──敦胡先翁（Tun Hussein Oon）（1922-1990）
1976年是胡先翁登峰造极的一年。他继承敦拉萨逝世遗下的空缺，成为国家第三任首相，他之所以成为位高权重的人物，也是与他是拿督翁的长子分不开的。
他在1922年出生于柔佛新山。早年在新加坡受教育，曾任县长。1946年其父拿督翁成立巫统后，他加入其斗争行列，被委为柔佛州议员，开始其政治之旅。1950年他出任巫青团团长，也受委巫统总秘书。与担任巫统主席的拿督翁，组成“父子兵”。
1951年他追随其父离开巫统，另创马来独立党。1952年独立党参加吉隆坡市议会竞选失利。他远赴英国攻读法律。1958年回国当律师，但未回到巫统，也未积极活跃于其父领导的国家党（独立党在1953年改名）。
1968年，他受到其同门襟兄弟敦拉萨的邀请重投巫统怀抱（其时，其父的国家党已解数，其父在1962年逝世），在1969年参加国会选举胜出，成为敦拉萨的左右手。1970年国会民主重开，他被敦拉萨委任为教育部长。在1972年复于巫统党选中胜出副主席。1973年伊斯迈病逝，他被敦拉萨挑为副首相，也顺势出任巫统署理主席。1974年大选后，他转任财政部长兼副首相。
1976年敦拉萨病逝，他接任首相职，启开了胡先翁时代。胡先翁的处世方法与敦拉萨不同，他对哈仑是毫不容情的。他的严谨性格使他敢于做人不敢做的事。例如他在1977年对于回教党内的纷争和给巫统造成的压力感到不满，乃通过国阵开除回教党，使它再转回反对党的地位。此事起因于吉兰丹州土地承租转让风波，也是回教党内的权益斗争，却引发回教党的20名州议员对也是回教党的州务大臣纳西投不信任票，后者起而反击，酿成骚乱事件（按在1969年大选后，回教党仍执政丹州。在1972年应敦拉萨之邀，回教党参与组联合政府，其党主席阿斯里也被委为联邦土地发展部长。1974年回教党在国阵旗帜下参加大选，继续保持其势力地盘，而变化已在回教党内发生，最明显的是回教党人不同意纳西出任州务大臣，敦拉萨则坚持由他组内阁，也埋下阿斯里与纳西冲突的计时炸弹）。在事态恶化下，胡先翁援引权力通过最高元首在丹州颁布紧急法令，冻结州议会，将吉兰月暂时置于中央政府管辖。
为了一举剪除回教党给国阵带来的威胁，胡先翁在1978年3月在吉兰丹举行闪电大选。他拉拢纳西组成的回教阵线（Berjasa）与巫统取得默契，和回教党决一高下，结果国阵赢得23席，纳西的回阵赢得11席，回教党仅剩可怜的两席，政权旁落，掀开了国阵首次在吉兰丹执政的新页。
有了这一良好政绩，胡先翁乘胜追击，在同年7月8日举行全国大选，又再次证明他的判断对他是有利的。回教党的国会议席只剩5个（原本13席），气势大不如前，而国阵胜了131席（总数154席），超过2/3；抑有进者，回教党主席阿斯里移师吉打也被扳倒。
除了杀下回教党的威风外，胡先翁第二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是在1976年选副揆时，竟未接纳敦拉萨的意愿，舍东姑拉沙里而选了马哈迪。令人咤异的是，胡先翁说他是在一夜之间敲定的。他的“中途换马”对后来的政局有很大的影响。
再一件事是胡先翁在1976年先后逮捕了敦拉萨身边的红人，即阿都拉阿末副部长（原敦拉萨政治秘书）和阿都拉马日副部长（原敦拉萨新闻秘书）和沙末伊斯迈（名报人）等，他们被指涉及亲共活动（亲苏联）。逮捕他们的人是内政部长加沙里。巫统也因此陷入了红色恐怖，也掀起了反共浪潮，似乎有意冲着马哈迪而来。马哈迪即刻反击，胡先翁见好就收，不再让内长把事件扩大。这之中的风波也反映出巫统党内的派系斗争由暗转明，但这不是胡先翁的目的，他旨在证明他是独立行事，不是敦拉萨的替身。
因为党内有派系之争，胡先翁在1978年党选时，首次出现党主席面临不同等级对手的挑战，他就是苏莱曼巴勒斯丁（原槟州立法议会议长），也是哈仑派出来的挑战者，自然无功而返。
胡先翁的成功在于他的行事果断，不拖泥带水，想做就做，做了就不后悔。他成了令人敬畏的领袖。1981年他宣布退休，才有了马迪的漫长治国的年代。
但不知是“传统”或是另有想法，胡先翁在1987年巫统党选后并不认同马哈迪的处事手段，转而与东姑站在一起，力挺东姑拉沙里。这种前任者对继任者的批呯，东姑是第一人，胡先翁则是第二人。
胡先翁终于完成其父亲拿督翁不能完成的梦想，他代其父成了国家首相。1990他不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人生划上了句号。
他在1922年出生于柔佛新山。早年在新加坡受教育，曾任县长。1946年其父拿督翁成立巫统后，他加入其斗争行列，被委为柔佛州议员，开始其政治之旅。1950年他出任巫青团团长，也受委巫统总秘书。与担任巫统主席的拿督翁，组成“父子兵”。
1951年他追随其父离开巫统，另创马来独立党。1952年独立党参加吉隆坡市议会竞选失利。他远赴英国攻读法律。1958年回国当律师，但未回到巫统，也未积极活跃于其父领导的国家党（独立党在1953年改名）。
1968年，他受到其同门襟兄弟敦拉萨的邀请重投巫统怀抱（其时，其父的国家党已解数，其父在1962年逝世），在1969年参加国会选举胜出，成为敦拉萨的左右手。1970年国会民主重开，他被敦拉萨委任为教育部长。在1972年复于巫统党选中胜出副主席。1973年伊斯迈病逝，他被敦拉萨挑为副首相，也顺势出任巫统署理主席。1974年大选后，他转任财政部长兼副首相。
1976年敦拉萨病逝，他接任首相职，启开了胡先翁时代。胡先翁的处世方法与敦拉萨不同，他对哈仑是毫不容情的。他的严谨性格使他敢于做人不敢做的事。例如他在1977年对于回教党内的纷争和给巫统造成的压力感到不满，乃通过国阵开除回教党，使它再转回反对党的地位。此事起因于吉兰丹州土地承租转让风波，也是回教党内的权益斗争，却引发回教党的20名州议员对也是回教党的州务大臣纳西投不信任票，后者起而反击，酿成骚乱事件（按在1969年大选后，回教党仍执政丹州。在1972年应敦拉萨之邀，回教党参与组联合政府，其党主席阿斯里也被委为联邦土地发展部长。1974年回教党在国阵旗帜下参加大选，继续保持其势力地盘，而变化已在回教党内发生，最明显的是回教党人不同意纳西出任州务大臣，敦拉萨则坚持由他组内阁，也埋下阿斯里与纳西冲突的计时炸弹）。在事态恶化下，胡先翁援引权力通过最高元首在丹州颁布紧急法令，冻结州议会，将吉兰月暂时置于中央政府管辖。
为了一举剪除回教党给国阵带来的威胁，胡先翁在1978年3月在吉兰丹举行闪电大选。他拉拢纳西组成的回教阵线（Berjasa）与巫统取得默契，和回教党决一高下，结果国阵赢得23席，纳西的回阵赢得11席，回教党仅剩可怜的两席，政权旁落，掀开了国阵首次在吉兰丹执政的新页。
有了这一良好政绩，胡先翁乘胜追击，在同年7月8日举行全国大选，又再次证明他的判断对他是有利的。回教党的国会议席只剩5个（原本13席），气势大不如前，而国阵胜了131席（总数154席），超过2/3；抑有进者，回教党主席阿斯里移师吉打也被扳倒。
除了杀下回教党的威风外，胡先翁第二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是在1976年选副揆时，竟未接纳敦拉萨的意愿，舍东姑拉沙里而选了马哈迪。令人咤异的是，胡先翁说他是在一夜之间敲定的。他的“中途换马”对后来的政局有很大的影响。
再一件事是胡先翁在1976年先后逮捕了敦拉萨身边的红人，即阿都拉阿末副部长（原敦拉萨政治秘书）和阿都拉马日副部长（原敦拉萨新闻秘书）和沙末伊斯迈（名报人）等，他们被指涉及亲共活动（亲苏联）。逮捕他们的人是内政部长加沙里。巫统也因此陷入了红色恐怖，也掀起了反共浪潮，似乎有意冲着马哈迪而来。马哈迪即刻反击，胡先翁见好就收，不再让内长把事件扩大。这之中的风波也反映出巫统党内的派系斗争由暗转明，但这不是胡先翁的目的，他旨在证明他是独立行事，不是敦拉萨的替身。
因为党内有派系之争，胡先翁在1978年党选时，首次出现党主席面临不同等级对手的挑战，他就是苏莱曼巴勒斯丁（原槟州立法议会议长），也是哈仑派出来的挑战者，自然无功而返。
胡先翁的成功在于他的行事果断，不拖泥带水，想做就做，做了就不后悔。他成了令人敬畏的领袖。1981年他宣布退休，才有了马迪的漫长治国的年代。
但不知是“传统”或是另有想法，胡先翁在1987年巫统党选后并不认同马哈迪的处事手段，转而与东姑站在一起，力挺东姑拉沙里。这种前任者对继任者的批呯，东姑是第一人，胡先翁则是第二人。
胡先翁终于完成其父亲拿督翁不能完成的梦想，他代其父成了国家首相。1990他不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人生划上了句号。
3.7.07
(廿一)1977年──丹斯里阿斯里（Tan Sri Mohammad Asri Bin Hj. Muda）（1923-1992）
阿斯里是回教党主席，他在1977年辞卸联邦土地发展部长，引爆了回教党与巫统的斗争白热化，双方撕破了脸皮，从此不再有合作的余地，因此1977年是回教党的转折点，也是阿斯里个人悲剧的开始。由于这一改变，国家的政治生态也有显着的变化。回教党更趋宗教化，迫使巫统不得不作相应的回应。回教化运动就在回教党离开国阵后成为一股持续性的波浪。
出生于1923年的阿斯里，是地道的吉兰丹人，早年在马来学校受教育，而后靠自修成功，曾为宗教教师。在70年代时，他是内阁成员中唯一不能操流利英语的部长。
他在战后（1945）开始参政，加入吉兰丹忠诚马来人协会，这个组织后来溶入巫统，继后他加入马来国民党中的急进马来青年组织（API）。这就是说，早年的他也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也认同左翼思想。
1951年回教党成立之初，阿斯里拒绝加入，因为他认为没有明确的原则，新成立的回教党只能沦为拿督翁对付巫统的工具。两年后，回教党已具备政党雏型乃告加入，并在1954年被委为代秘书长，兼任丁丹两州回教党联委会主席。
1959年参加大选，回教党取得吉兰丹执政权，他出任议长。随后官运亨通，在1964年大选后出任州务大臣，一直到1972年。这一年，他改变回教党的方向，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旋后成为国阵的一员。1973年他升联邦土地发展部长。这是反对党加盟执政党后，唯一出任中央部长的西马反对党领袖。其它两个加盟政党，如民政和进步党尚未有人入阁。1977年回教党被开除出国阵，阿斯里也就失掉官职，从此失意官场。
在党职方面，阿斯里也是平步青云的。1961年当选党副主席，1964年晋升为署理主席。在党主席布哈鲁丁于1965年被捕后，他成为党代主席（1969年布哈鲁丁逝世）。1971年他正式当选党主席，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虽然坚持回教教义，但更执着推进马来民族主义，与巫统所追求的目标大同小异。因此在1972年应首相敦拉萨之感召，他带领回教党加入联合执政党集团，而在1974年正式成为国阵一员。
在与巫统合作的过程，阿斯里不是没有阻力的，他无法获得2/3党代表同意。以致不久之后，党内出现大批回教党党员脱离回教党另组独立阵线参加1974年的大选，以对抗回教党候选人，但无功而返。回教党依然保持优势。
一项致命的打击是1974年大选后，回教党内的纳西在敦拉萨的支持下出任吉州务大臣，他不属于阿斯里人马，两人开始互相攻击。纳西则揭开阿斯里在担任州务大臣时出现滥权和账目不清的现象。例如他说﹕“在过去这10年中，有8千万元的税收尚鸠收。”这一下子激怒阿斯里和其派系，乃在州议会通过不信任纳西动议，以迫使他下台。讵料引起的反击又是爆发一场骚乱，才有紧急法令的实施。阿斯里在这场斗争中是失败者，导致回教党离开国阵，他本人则失去官职。
1978年他领导回教党面对丹州及全国大选（同年但不同日期），前者输掉州政权，后者只剩5位国会议员，他本身输掉国席。
1982年他在回教党失势，改由新人出任主席。1983年退出回教党另组回教真义党（Hamin），参加大选皆无所获。1988年眼见气数已尽，其党无疾而终。同年他选择加入巫统，也已无所作为。1992年在失意与遗憾声中消失于人间。他的失败意味着回教党开始改弦易辙，终于找到一条通过宗教引导政治方向的道路，以迫使巫统有所回应，因此阿斯里时代是回教党政治蜕变的过渡时期。
出生于1923年的阿斯里，是地道的吉兰丹人，早年在马来学校受教育，而后靠自修成功，曾为宗教教师。在70年代时，他是内阁成员中唯一不能操流利英语的部长。
他在战后（1945）开始参政，加入吉兰丹忠诚马来人协会，这个组织后来溶入巫统，继后他加入马来国民党中的急进马来青年组织（API）。这就是说，早年的他也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也认同左翼思想。
1951年回教党成立之初，阿斯里拒绝加入，因为他认为没有明确的原则，新成立的回教党只能沦为拿督翁对付巫统的工具。两年后，回教党已具备政党雏型乃告加入，并在1954年被委为代秘书长，兼任丁丹两州回教党联委会主席。
1959年参加大选，回教党取得吉兰丹执政权，他出任议长。随后官运亨通，在1964年大选后出任州务大臣，一直到1972年。这一年，他改变回教党的方向，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旋后成为国阵的一员。1973年他升联邦土地发展部长。这是反对党加盟执政党后，唯一出任中央部长的西马反对党领袖。其它两个加盟政党，如民政和进步党尚未有人入阁。1977年回教党被开除出国阵，阿斯里也就失掉官职，从此失意官场。
在党职方面，阿斯里也是平步青云的。1961年当选党副主席，1964年晋升为署理主席。在党主席布哈鲁丁于1965年被捕后，他成为党代主席（1969年布哈鲁丁逝世）。1971年他正式当选党主席，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虽然坚持回教教义，但更执着推进马来民族主义，与巫统所追求的目标大同小异。因此在1972年应首相敦拉萨之感召，他带领回教党加入联合执政党集团，而在1974年正式成为国阵一员。
在与巫统合作的过程，阿斯里不是没有阻力的，他无法获得2/3党代表同意。以致不久之后，党内出现大批回教党党员脱离回教党另组独立阵线参加1974年的大选，以对抗回教党候选人，但无功而返。回教党依然保持优势。
一项致命的打击是1974年大选后，回教党内的纳西在敦拉萨的支持下出任吉州务大臣，他不属于阿斯里人马，两人开始互相攻击。纳西则揭开阿斯里在担任州务大臣时出现滥权和账目不清的现象。例如他说﹕“在过去这10年中，有8千万元的税收尚鸠收。”这一下子激怒阿斯里和其派系，乃在州议会通过不信任纳西动议，以迫使他下台。讵料引起的反击又是爆发一场骚乱，才有紧急法令的实施。阿斯里在这场斗争中是失败者，导致回教党离开国阵，他本人则失去官职。
1978年他领导回教党面对丹州及全国大选（同年但不同日期），前者输掉州政权，后者只剩5位国会议员，他本身输掉国席。
1982年他在回教党失势，改由新人出任主席。1983年退出回教党另组回教真义党（Hamin），参加大选皆无所获。1988年眼见气数已尽，其党无疾而终。同年他选择加入巫统，也已无所作为。1992年在失意与遗憾声中消失于人间。他的失败意味着回教党开始改弦易辙，终于找到一条通过宗教引导政治方向的道路，以迫使巫统有所回应，因此阿斯里时代是回教党政治蜕变的过渡时期。
(廿二)1978年──林晃升（Mr. Lim Fong Seng）（1925-2002）
林晃升身为华教运动的第一把手，在1978年迈出大胆的第一步，向政府申办“独立大学”。这是破天荒的索求，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交织着政治的斗争，因此这一年归林晃升登上荣誉榜。
林晃升1925年生于森美兰州，中学在尊孔渡过。学生时代酷爱文学与创作。战后曾一度在新加坡《南侨日报》工作（这份报纸是陈喜庚与胡愈之合办的）。
后来他协助父亲转向矿业发展，而成为一名成功的矿家。由于事业有成，他介入了华教运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是林连玉独领风骚的年代，那么70年代是林晃升领航的年代。这一种转变是可以理解的，其一是60年代政府开始改制华教，也以吊销公民权叫林连玉“失声”，以致老师要领导华教运动与政府抗争显得有所顾忌和力不从心；其二华教即便改制，也需要注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独中更需要华社的资援。换句话说，领导华教的工作便由老师转变商人来领导；其三，商人有经济能力和较大的自由捍卫华教，影响力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形下，董总就成为领航者，教总则与之相互呼应。一个联成一气的董教总机构的机制的重责就落在董总的身上。林晃升是在1973年接过董总主席的棒子，他成了一个时代的新标志。
在他主政下的年代，董教总打出的第一张牌子是为全马60所独中设置“统一考试”（简称统考）。
争取主办统考的过程是通过不断斗争而取得的成果。1975年以董总为首的工委会议决于是年的12月11日至17日一连共五天举办第一届全国华教华文独中高初中统一考试，分别在东西马42个考场举行。
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哈迪即刻召见林晃升等人，认为董总这样做可能制造出另一个教育体系而破坏团结，是不恰当的，要求董总取消这样的考试。但给两个月的时间回复。
1975年11月30日，董总召见全国各州华教代表共142人集思广益，咸认没有抵触法律，大会通过如期举办，在这方面林连玉赞林晃升立场坚定。
后来政府查知在我国，除了政府的统一考试外，也有私人考试，如LCCI并没有经过考试局的核准。政府在没有更好的依据下，只把统考视为独中内部的考试。就这样统考一直主办到今天，但政府方面也没有公开承认统考的文凭。
在统考风波解决后，林晃升于1978年打出第二张皇牌，那就是向最高元首申办“独立大学”。此案闹成更大的风波而成为政治案件。
其缘由是这样的﹕新马于1965年分家后，马来西亚前往南大深造之路出现阻力，乃有华教团体在1967年率先建议在马来西亚开办一所“华文大学”。1968年董总接过任务，召集了199个团体，共700位代表共商大计，大会通过创办“独立大学”，并选出以叶鸿恩（董总）及沈慕羽（教总）为首的工委会。
1969年有鉴于大选来临，“独立大学有限公司”获准注册。之后因“513”事件，“独大”处于冬眠状态，直到1974年才召开“独大有限公司”第一届会员大会，改由林晃升担任主席。同年他提出先办“独立学院”的建议，但不被接受。
1977年，林晃升主持独大有限公司理事会，决定向最高元首申办“独大”，一项在华社开展的签名请愿书便轰轰烈烈地进行，共有4238个团体签盖。
1978年1月30日，独大理事会以双挂号方式，将独大请愿书盖录提呈最高元首，副本致首相胡先翁、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及全体国会议员。
同年9月17日，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政府拒绝独立大学的创办，理由是﹕由私人机构建议；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只收华文中学生。
这项宣布是预料中事，不过激发董总准备举行全马华团代表大会，惟政府禁止这个大会的举行。
于是“独大”决定诉诸法律行动，乃展开筹募独大法律基金一人一元运动。前前后后，截至1980年9月10日止，总共收到292,713.02元。
1981年9月28日，独大官司案开审。11月7日，高庭法官阿都卡迪宣判独大败诉。1982年2月15日，独大有限公司上诉案开审。7月6日，联邦法院以4对1多数票判决，驳回独大上诉。理由是“独大被认为是一个公共机构，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有违国家宪法实质精神（当时政府尚未开放私人可以申办大学，大学一概由政府承办，到了90年代，才开放予私人机构申请办大学及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就是在此开放下成立起来，而新纪元学院之设立，也圆了林晃升一半的梦）。
第三件大事也是被林晃升碰上，那是1987年的教育部不断调派不谙华语华文的教师到华小担任行政高职。董总有感于事态严重，又推动一场捍卫华教的运动。
这一年的10月11日在天后宫举行的全国华团抗议大会布条悬挂“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反对委派不具华文资格教师任华小高职”，横题是林连玉名言﹕“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出席的具代表性人物也包括李金狮（马华）、王添庆（民政）、林吉祥（行动）、沈慕羽及陆庭谕等人。大会通过五项提案，包括强烈谴和反对教育部企图通过行政权力使华小变质；也违反了基本人权；教育部必须在10月14日之前彻底解决教师调派问题，否则将于10月15,16及17日不让孩子上学；巫青团不甘示弱，也在1987年10月17日在吉隆坡号召万人集会挺政府，以和华团大会对峙，警方估计7000人参加，马新社估计约5000人与会。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10月14日有所行动，最后同意五个职位﹕第一副校长、第二副校长、第三副校长、下午班主任及课外活动主任必须懂得华文，而后者至少要懂得华语。这就变成四一方案。经讨论后，林晃升同意展延罢课，不是取消罢课。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政府在1987年10月27日展开茅草行动进行大逮捕，截至11月15日止，总共扣捕105人，其中包括林晃升、沈慕羽、庄迪君、林吉祥、林冠英、卡巴星、郭金福、柯嘉逊等人。同时有三家报章暂时被吊销准证，即英文星报（The Star）、《星洲日报》及《祖国日报》（Watan）。
大逮捕之后，抗议之声被压了下来，华社也进入了“万马齐暗”的状况。
1988年6月2日，林晃升和沈慕羽等人获得释放。1990年8月18日，林晃升毅然辞去董总主席，率领一批华教及民权人士加入了民主行动党，包括饶仁毅、杨培根、吴维湘、李万千和柯嘉逊等27人，以壮大反对党的力量。
为什么林晃升会“突然”想到参政？这里有一段前提是不得不提及的﹕
当1981年独大官司案败诉后，林晃升领导的董教总萌生了“三结合”的概念，目的是要将执政党、反对党及民间团体结合而成为“捍卫华教”的中流砥砫，因此在1982年经过讨论后，同意个别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民政党。于是有了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运应而生。响应和支持这一行动的有郭洙镇、许子根、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除了郭洙镇是董总法律顾问有较明显的董总形象外，其它人的董总形象是不明显乃至模糊的。
不过，林晃升的“三结合”不为行动党所接受，指说这是打压行动党的手段，以致林吉祥与林晃升有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分歧。
经过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华教人士参政有得有失，也没有太大改变华教面对的问题和命运，林晃升也认为取得的成效不大。他说，“毕竟国阵是由巫统一党坐大，在1982年提出的三结合”是比较不成熟的。”在对“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失望后，林晃升在1990年提出了“两线制”。从“三结合”到“两线制”是林晃升个人的一个大转变。
但林晃升承认，他在1982年讨论华教人士应加入民政党或反对党时，他是三位支持参加反对党的人之一，其余廿人左右支持加入民政党。由此可见，林晃升从一开始就不排斥行动党。这个思想让他在1990年来一个大转变。
他的“两线制”的思想的孕育是因为他看到另一股由巫统分裂出来的46精神党有巨大的力量，领导人是马来精英，再加上其党主席东姑拉沙里又左右逢源与回教党和行动党达成合作，以致他相信“两线制”的时代已经降临，即反对党阵线足以和执政党阵线抗衡，甚至有机会取而代之。
林晃升也就以身作则加入行动党，并被委为党的顾问。结果林晃升的“两线制”只在某程度上发生效力，那就是在1990年的大选民主行动党取得辉煌战绩，差点就执政槟州，可是46精神党却不成气候。当马来社会不接受两线制时，所谓“两线制”便成了跛脚鸭了。
在这方面，沈慕羽有一段评语是这样说的﹕“他到行动党后，行动党也要利用他的地位，推举他为顾问。过后林晃升可能看到行动党内部组织并不是很健全，他就没有声息地退下来。……所以，他在这方面也不成功。”（见《华教春雷林晃升》，页214）
果然，林晃升的“徒弟”们后来又一个个离开行动党。原因何在，大家心照不宣。但也印证了左翼思想的参政者在第三势力中找不到成长的土壤。
自此之后，林晃升沉默下来。他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都已成为历史。功过当由后人评说。不过在他之后的继任者，除了胡万锋任两年董总主席外，就进入了郭全强时代。他像林晃升一样，有得有失，也曾经患得患失，而他也具有了林晃升的影子，领导华教在风雨中前进。
2002年3月13日，林晃升与世长辞，一幅悼联这样写﹕“民权砥砫垂天地，华教巨星照世间”，他成了继林连玉之后另一位被形容为“华教斗士”的领导人。
林晃升1925年生于森美兰州，中学在尊孔渡过。学生时代酷爱文学与创作。战后曾一度在新加坡《南侨日报》工作（这份报纸是陈喜庚与胡愈之合办的）。
后来他协助父亲转向矿业发展，而成为一名成功的矿家。由于事业有成，他介入了华教运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是林连玉独领风骚的年代，那么70年代是林晃升领航的年代。这一种转变是可以理解的，其一是60年代政府开始改制华教，也以吊销公民权叫林连玉“失声”，以致老师要领导华教运动与政府抗争显得有所顾忌和力不从心；其二华教即便改制，也需要注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独中更需要华社的资援。换句话说，领导华教的工作便由老师转变商人来领导；其三，商人有经济能力和较大的自由捍卫华教，影响力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形下，董总就成为领航者，教总则与之相互呼应。一个联成一气的董教总机构的机制的重责就落在董总的身上。林晃升是在1973年接过董总主席的棒子，他成了一个时代的新标志。
在他主政下的年代，董教总打出的第一张牌子是为全马60所独中设置“统一考试”（简称统考）。
争取主办统考的过程是通过不断斗争而取得的成果。1975年以董总为首的工委会议决于是年的12月11日至17日一连共五天举办第一届全国华教华文独中高初中统一考试，分别在东西马42个考场举行。
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哈迪即刻召见林晃升等人，认为董总这样做可能制造出另一个教育体系而破坏团结，是不恰当的，要求董总取消这样的考试。但给两个月的时间回复。
1975年11月30日，董总召见全国各州华教代表共142人集思广益，咸认没有抵触法律，大会通过如期举办，在这方面林连玉赞林晃升立场坚定。
后来政府查知在我国，除了政府的统一考试外，也有私人考试，如LCCI并没有经过考试局的核准。政府在没有更好的依据下，只把统考视为独中内部的考试。就这样统考一直主办到今天，但政府方面也没有公开承认统考的文凭。
在统考风波解决后，林晃升于1978年打出第二张皇牌，那就是向最高元首申办“独立大学”。此案闹成更大的风波而成为政治案件。
其缘由是这样的﹕新马于1965年分家后，马来西亚前往南大深造之路出现阻力，乃有华教团体在1967年率先建议在马来西亚开办一所“华文大学”。1968年董总接过任务，召集了199个团体，共700位代表共商大计，大会通过创办“独立大学”，并选出以叶鸿恩（董总）及沈慕羽（教总）为首的工委会。
1969年有鉴于大选来临，“独立大学有限公司”获准注册。之后因“513”事件，“独大”处于冬眠状态，直到1974年才召开“独大有限公司”第一届会员大会，改由林晃升担任主席。同年他提出先办“独立学院”的建议，但不被接受。
1977年，林晃升主持独大有限公司理事会，决定向最高元首申办“独大”，一项在华社开展的签名请愿书便轰轰烈烈地进行，共有4238个团体签盖。
1978年1月30日，独大理事会以双挂号方式，将独大请愿书盖录提呈最高元首，副本致首相胡先翁、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及全体国会议员。
同年9月17日，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政府拒绝独立大学的创办，理由是﹕由私人机构建议；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只收华文中学生。
这项宣布是预料中事，不过激发董总准备举行全马华团代表大会，惟政府禁止这个大会的举行。
于是“独大”决定诉诸法律行动，乃展开筹募独大法律基金一人一元运动。前前后后，截至1980年9月10日止，总共收到292,713.02元。
1981年9月28日，独大官司案开审。11月7日，高庭法官阿都卡迪宣判独大败诉。1982年2月15日，独大有限公司上诉案开审。7月6日，联邦法院以4对1多数票判决，驳回独大上诉。理由是“独大被认为是一个公共机构，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有违国家宪法实质精神（当时政府尚未开放私人可以申办大学，大学一概由政府承办，到了90年代，才开放予私人机构申请办大学及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就是在此开放下成立起来，而新纪元学院之设立，也圆了林晃升一半的梦）。
第三件大事也是被林晃升碰上，那是1987年的教育部不断调派不谙华语华文的教师到华小担任行政高职。董总有感于事态严重，又推动一场捍卫华教的运动。
这一年的10月11日在天后宫举行的全国华团抗议大会布条悬挂“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反对委派不具华文资格教师任华小高职”，横题是林连玉名言﹕“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出席的具代表性人物也包括李金狮（马华）、王添庆（民政）、林吉祥（行动）、沈慕羽及陆庭谕等人。大会通过五项提案，包括强烈谴和反对教育部企图通过行政权力使华小变质；也违反了基本人权；教育部必须在10月14日之前彻底解决教师调派问题，否则将于10月15,16及17日不让孩子上学；巫青团不甘示弱，也在1987年10月17日在吉隆坡号召万人集会挺政府，以和华团大会对峙，警方估计7000人参加，马新社估计约5000人与会。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10月14日有所行动，最后同意五个职位﹕第一副校长、第二副校长、第三副校长、下午班主任及课外活动主任必须懂得华文，而后者至少要懂得华语。这就变成四一方案。经讨论后，林晃升同意展延罢课，不是取消罢课。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政府在1987年10月27日展开茅草行动进行大逮捕，截至11月15日止，总共扣捕105人，其中包括林晃升、沈慕羽、庄迪君、林吉祥、林冠英、卡巴星、郭金福、柯嘉逊等人。同时有三家报章暂时被吊销准证，即英文星报（The Star）、《星洲日报》及《祖国日报》（Watan）。
大逮捕之后，抗议之声被压了下来，华社也进入了“万马齐暗”的状况。
1988年6月2日，林晃升和沈慕羽等人获得释放。1990年8月18日，林晃升毅然辞去董总主席，率领一批华教及民权人士加入了民主行动党，包括饶仁毅、杨培根、吴维湘、李万千和柯嘉逊等27人，以壮大反对党的力量。
为什么林晃升会“突然”想到参政？这里有一段前提是不得不提及的﹕
当1981年独大官司案败诉后，林晃升领导的董教总萌生了“三结合”的概念，目的是要将执政党、反对党及民间团体结合而成为“捍卫华教”的中流砥砫，因此在1982年经过讨论后，同意个别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民政党。于是有了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运应而生。响应和支持这一行动的有郭洙镇、许子根、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除了郭洙镇是董总法律顾问有较明显的董总形象外，其它人的董总形象是不明显乃至模糊的。
不过，林晃升的“三结合”不为行动党所接受，指说这是打压行动党的手段，以致林吉祥与林晃升有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分歧。
经过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华教人士参政有得有失，也没有太大改变华教面对的问题和命运，林晃升也认为取得的成效不大。他说，“毕竟国阵是由巫统一党坐大，在1982年提出的三结合”是比较不成熟的。”在对“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失望后，林晃升在1990年提出了“两线制”。从“三结合”到“两线制”是林晃升个人的一个大转变。
但林晃升承认，他在1982年讨论华教人士应加入民政党或反对党时，他是三位支持参加反对党的人之一，其余廿人左右支持加入民政党。由此可见，林晃升从一开始就不排斥行动党。这个思想让他在1990年来一个大转变。
他的“两线制”的思想的孕育是因为他看到另一股由巫统分裂出来的46精神党有巨大的力量，领导人是马来精英，再加上其党主席东姑拉沙里又左右逢源与回教党和行动党达成合作，以致他相信“两线制”的时代已经降临，即反对党阵线足以和执政党阵线抗衡，甚至有机会取而代之。
林晃升也就以身作则加入行动党，并被委为党的顾问。结果林晃升的“两线制”只在某程度上发生效力，那就是在1990年的大选民主行动党取得辉煌战绩，差点就执政槟州，可是46精神党却不成气候。当马来社会不接受两线制时，所谓“两线制”便成了跛脚鸭了。
在这方面，沈慕羽有一段评语是这样说的﹕“他到行动党后，行动党也要利用他的地位，推举他为顾问。过后林晃升可能看到行动党内部组织并不是很健全，他就没有声息地退下来。……所以，他在这方面也不成功。”（见《华教春雷林晃升》，页214）
果然，林晃升的“徒弟”们后来又一个个离开行动党。原因何在，大家心照不宣。但也印证了左翼思想的参政者在第三势力中找不到成长的土壤。
自此之后，林晃升沉默下来。他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都已成为历史。功过当由后人评说。不过在他之后的继任者，除了胡万锋任两年董总主席外，就进入了郭全强时代。他像林晃升一样，有得有失，也曾经患得患失，而他也具有了林晃升的影子，领导华教在风雨中前进。
2002年3月13日，林晃升与世长辞，一幅悼联这样写﹕“民权砥砫垂天地，华教巨星照世间”，他成了继林连玉之后另一位被形容为“华教斗士”的领导人。
(廿三)1979年──丹斯里曾永森(Tan Sri Chen Wing Sum, Michael)（1932-）
1979年轰动华社的大新闻是马华老二豁了出去，与老大李三春争夺马华公会第一把交椅。因此曾永森成为这一年的新闻焦点；而这一年也是他政途的一个分界线。
1932年出生于霹雳的积莪营的曾永森，中学在锺灵中学渡过，曾任一个短期的新闻记者，随后到香港中文大学深造，又转赴伦敦林肯学院学法律。1961年他成为执业律师。
他不是从马华基层探出头的领袖，与李三春的历程完全不同。他是应当时的副首相敦拉萨的感召，横空而降。在1964年踏足政坛，首仗在白沙罗区对垒社阵红人陈凯希。有幸在反对党强区出胜。这一年也因马印对抗，造成华人减少把票投给左翼政党。社阵也在这一年竞选失利。
人气急升的曾永森一下子就被委为政务次长，令马华上下既羡慕又妒忌。这个时候，他在马华是缺乏影响力的。但他在1969年的大选，却在原区败下阵来，被行动党的何焯欢击败。3年之后（1972），他又时来运转，因为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谟的逝世，在敦拉萨影响之下，他被马华派上阵，成功地当选乌鲁雪兰莪国会议员。
此时他也成功地在马华取得一席，当选副总会长之一。他的一项功绩是在这一年马华突然发动精神革命时，他受委进行华文字简化。就这样，马来西亚华校及华文报逐步走向简体字。来隔年，他被敦拉萨倚重，出任联盟总秘书。不过在1974年国阵成立后，这个职位交由巫统人担任（由嘉化峇峇出任），曾永森改任总财政，直到1981年为止。
由于敦拉萨的提拔，他在1973年被升任为特别任务部长，官职直逼李三春。他这时的任务是为马中建交进行某些联络与谈商工作，因为1972年的中美乒乓外交给也是马来西亚乒乓总会会长的曾永森提供与中国官员接触的机会。基于身份的特殊，他多次对中国进行不公开访问。1974年马中建交时机成熟，敦拉萨率团于年中访华，曾永森也是随员之一。当马中关系掀开历史新页时，曾永森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不知那来的讯息，他被形容为马来西亚的“基辛格”（基辛格是美国的白宫顾问，当年促成尼克逊总统于1972年对中国进行访问，震惊世界），而他也乐得照单全收。
有了这个光环罩着，曾永森也出任具有影响力的房屋新村发展部长，对他的政途无疑提供方便。他可以凭此官职，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马华党员中建立起威信。是以在1977年的党选中，出现了变数。署理会长原本是由李孝友担任的，但他与李三春有心病，被挤出当权派阵营，李三春安排他的人马张汉源角逐此职，意味着李孝友已被边缘化。而在密谈底下，李孝友勉为其难接受，但心理是极其不愿意的。
这个时候曾永森表面上挺李孝友（曾永森在1973年时，曾力劝李孝友不要与李三争署理会长职，让李三春顺利递补许启谟留下的空缺，李孝友慨然答应。他没想到4年之后李三春不要他了）。他说，“如果张汉源退出竞选，他也将撤消提名，让李孝友不劳而获。”
这固然不是李三春的排阵。既然李三春已说服李孝友退隐，也就无所谓张汉源退选。曾永森也不满他被排斥在主流内，于是决定提名角逐署理总会长。
当选战序幕拉开时，李孝友感觉外传风声指他被金钱收买大表不满，更反对党内搞派系。这一下子，局面反而对曾永森有利。果然开票结果曾永森大胜，李三春蛮不是味道，因为曾永森不是他的人。
虽然曾永森赢得署理会长职，但赢不了李三春的心。李三春决意冷落他。他知道在敦拉萨逝世后，曾永森在巫统内已无大靠山。曾永森也明知他在党内的日子不好过，唯有咬紧牙根伺机反击。1978年的大选，马华失多于得（角逐28个国席只胜19席）。这也给曾永森一个机会向李三春挑战。
1979年的党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来的。曾永森如果不求变，他将会束手就擒，在马华党内被边缘化，因为马华中委绝大多数是李三春的人。在衡估形势下，他决定提名角逐总会长，以和李三春争夺领导权。
曾永森发表了他的“出师表”﹕“无奈过去两年，尤其是最近数月，在中委会议或在公共场合，时有无理文告或指责，似有非置弟于死地而不罢休。弟慎思再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冲出重围。”
这种“大义凛然”的豪言壮语也让他拉到一批支持者力挺，更有何文翰拔刀相助，与他连手攻打署理总会长，形成“珠联璧合”。何文翰原是行动党议员，1972年过档马华后，一路平步青云到担任部长职，此时公然与李三春对抗，乃是李氏始料未及的。
两派阵营摆明决战，不仅在马华党内掀起风暴，也在华社引爆论争和笔战。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华文报刊登广告成为古千一绝。以外围来说，挺曾永森的大有人在，几乎读者来书，有90%是支持曾永森的，只10%是支持李三春的（笔者当时任《星槟日报》总编辑，每日接到投函和电话数以百计，好不热闹）。不过，在马华党内，李三春的势力又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有投票权的中央代表，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因为不管党内外有何看法，决定胜负的是中央代表手中的一票。
大概对于实质情况掌握不足，曾永森即便有外挺，也不是胜利的保证。结果曾永森输了，李三春保住会长职（901票对686票）。
这样的结果，也判定曾永森必定丢官。但在另一边厢，失败的曾永森竟意外地得到华社热烈支持，慰勉宴在全国各地此落彼此，更有人鼓励曾永森另组政党，再与李三春派较量。不知是决心不够或胆识不足，曾永森始终未踏出另一步，倒教对他寄以重望的人热情渐渐冷却。也许他的性格正如李良实所形容的，是个“遇事模棱两可的领袖”。
由于曾永森的犹豫不决，他失去最好的良机另组政党。如果他当年敢于破斧沉舟，也许局面会有所改观，可惜他迟迟未有行动。反而李三春在政治上是没有妥协的余地，他大刀阔斧开除一批批曾永森的人马，以孤立曾永森，迫使他及早离开马华。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余地下，曾永森于1981年6月2日率其支持者加入民政党。他又再与昔日的同志林敬益一起共事。虽然受到盛大的欢迎，曾永森知道他在民政党内不再是呼风唤雨的人物，那些热情支持他的万千群众，也只好冷眼或祝福他走进民政党。
理由很简单，民政在国阵内只有一个部长，由梁祺祥担任，连林敬益（党主席）也没份，又何时轮到曾永森呢？即便在1982年大选时，林敬益让曾永森在木威上阵，自己仍然角逐州议席。但在曾永森胜出后，也无官可做，充其量后来被委为巴生港务局主席。这个时候，曾永森感受到社会的现实和无情。
正由于不甘被冷落，曾永森在1986年时，依样葫芦选择挑战林敬益的党主席，他还与吴清德联手。目的不外是争回中央部长职。可惜他的结局与在马华一样，以失败收场。
在两头不到岸下，曾永森已是退而其次的寻找一个避风港。他终于得到林良实的接纳，吃回头草又回到马华。因而在1990年的大选时，他又静悄悄地得到林良实的祝福，让他出征槟州州议席。他的目标自然盯在首席部长职上。这一年虽然林苍佑败选，曾永森同样也败选，而且马华在槟州议席全军覆没，曾永森不认命也不行了。
经一连串的打击和失意后，曾永森再退一步寻求担任上议员。1996年如愿以偿，翌年出任副议长，2000年升任上议院议长。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荣誉职位。对于一个人的晚年来说，也是堪可告慰的了。2003年他退下职来，除了少数场合公开亮相外，他已经不是昔日的曾永森了。
对于曾永森进进出出马华和民政，林敬益从不恶言相向，林良实也照顾有加，个中原因没有人知道，不知看到李三春眼里，又是什么个滋味？从曾永森身上，我们看到从政者失败的痛苦，抉择时的彷徨和无可奈何的一退再退的写照，是因他性格使然或是拿得起放不下有以致之。
1932年出生于霹雳的积莪营的曾永森，中学在锺灵中学渡过，曾任一个短期的新闻记者，随后到香港中文大学深造，又转赴伦敦林肯学院学法律。1961年他成为执业律师。
他不是从马华基层探出头的领袖，与李三春的历程完全不同。他是应当时的副首相敦拉萨的感召，横空而降。在1964年踏足政坛，首仗在白沙罗区对垒社阵红人陈凯希。有幸在反对党强区出胜。这一年也因马印对抗，造成华人减少把票投给左翼政党。社阵也在这一年竞选失利。
人气急升的曾永森一下子就被委为政务次长，令马华上下既羡慕又妒忌。这个时候，他在马华是缺乏影响力的。但他在1969年的大选，却在原区败下阵来，被行动党的何焯欢击败。3年之后（1972），他又时来运转，因为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谟的逝世，在敦拉萨影响之下，他被马华派上阵，成功地当选乌鲁雪兰莪国会议员。
此时他也成功地在马华取得一席，当选副总会长之一。他的一项功绩是在这一年马华突然发动精神革命时，他受委进行华文字简化。就这样，马来西亚华校及华文报逐步走向简体字。来隔年，他被敦拉萨倚重，出任联盟总秘书。不过在1974年国阵成立后，这个职位交由巫统人担任（由嘉化峇峇出任），曾永森改任总财政，直到1981年为止。
由于敦拉萨的提拔，他在1973年被升任为特别任务部长，官职直逼李三春。他这时的任务是为马中建交进行某些联络与谈商工作，因为1972年的中美乒乓外交给也是马来西亚乒乓总会会长的曾永森提供与中国官员接触的机会。基于身份的特殊，他多次对中国进行不公开访问。1974年马中建交时机成熟，敦拉萨率团于年中访华，曾永森也是随员之一。当马中关系掀开历史新页时，曾永森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不知那来的讯息，他被形容为马来西亚的“基辛格”（基辛格是美国的白宫顾问，当年促成尼克逊总统于1972年对中国进行访问，震惊世界），而他也乐得照单全收。
有了这个光环罩着，曾永森也出任具有影响力的房屋新村发展部长，对他的政途无疑提供方便。他可以凭此官职，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马华党员中建立起威信。是以在1977年的党选中，出现了变数。署理会长原本是由李孝友担任的，但他与李三春有心病，被挤出当权派阵营，李三春安排他的人马张汉源角逐此职，意味着李孝友已被边缘化。而在密谈底下，李孝友勉为其难接受，但心理是极其不愿意的。
这个时候曾永森表面上挺李孝友（曾永森在1973年时，曾力劝李孝友不要与李三争署理会长职，让李三春顺利递补许启谟留下的空缺，李孝友慨然答应。他没想到4年之后李三春不要他了）。他说，“如果张汉源退出竞选，他也将撤消提名，让李孝友不劳而获。”
这固然不是李三春的排阵。既然李三春已说服李孝友退隐，也就无所谓张汉源退选。曾永森也不满他被排斥在主流内，于是决定提名角逐署理总会长。
当选战序幕拉开时，李孝友感觉外传风声指他被金钱收买大表不满，更反对党内搞派系。这一下子，局面反而对曾永森有利。果然开票结果曾永森大胜，李三春蛮不是味道，因为曾永森不是他的人。
虽然曾永森赢得署理会长职，但赢不了李三春的心。李三春决意冷落他。他知道在敦拉萨逝世后，曾永森在巫统内已无大靠山。曾永森也明知他在党内的日子不好过，唯有咬紧牙根伺机反击。1978年的大选，马华失多于得（角逐28个国席只胜19席）。这也给曾永森一个机会向李三春挑战。
1979年的党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来的。曾永森如果不求变，他将会束手就擒，在马华党内被边缘化，因为马华中委绝大多数是李三春的人。在衡估形势下，他决定提名角逐总会长，以和李三春争夺领导权。
曾永森发表了他的“出师表”﹕“无奈过去两年，尤其是最近数月，在中委会议或在公共场合，时有无理文告或指责，似有非置弟于死地而不罢休。弟慎思再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冲出重围。”
这种“大义凛然”的豪言壮语也让他拉到一批支持者力挺，更有何文翰拔刀相助，与他连手攻打署理总会长，形成“珠联璧合”。何文翰原是行动党议员，1972年过档马华后，一路平步青云到担任部长职，此时公然与李三春对抗，乃是李氏始料未及的。
两派阵营摆明决战，不仅在马华党内掀起风暴，也在华社引爆论争和笔战。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华文报刊登广告成为古千一绝。以外围来说，挺曾永森的大有人在，几乎读者来书，有90%是支持曾永森的，只10%是支持李三春的（笔者当时任《星槟日报》总编辑，每日接到投函和电话数以百计，好不热闹）。不过，在马华党内，李三春的势力又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有投票权的中央代表，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因为不管党内外有何看法，决定胜负的是中央代表手中的一票。
大概对于实质情况掌握不足，曾永森即便有外挺，也不是胜利的保证。结果曾永森输了，李三春保住会长职（901票对686票）。
这样的结果，也判定曾永森必定丢官。但在另一边厢，失败的曾永森竟意外地得到华社热烈支持，慰勉宴在全国各地此落彼此，更有人鼓励曾永森另组政党，再与李三春派较量。不知是决心不够或胆识不足，曾永森始终未踏出另一步，倒教对他寄以重望的人热情渐渐冷却。也许他的性格正如李良实所形容的，是个“遇事模棱两可的领袖”。
由于曾永森的犹豫不决，他失去最好的良机另组政党。如果他当年敢于破斧沉舟，也许局面会有所改观，可惜他迟迟未有行动。反而李三春在政治上是没有妥协的余地，他大刀阔斧开除一批批曾永森的人马，以孤立曾永森，迫使他及早离开马华。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余地下，曾永森于1981年6月2日率其支持者加入民政党。他又再与昔日的同志林敬益一起共事。虽然受到盛大的欢迎，曾永森知道他在民政党内不再是呼风唤雨的人物，那些热情支持他的万千群众，也只好冷眼或祝福他走进民政党。
理由很简单，民政在国阵内只有一个部长，由梁祺祥担任，连林敬益（党主席）也没份，又何时轮到曾永森呢？即便在1982年大选时，林敬益让曾永森在木威上阵，自己仍然角逐州议席。但在曾永森胜出后，也无官可做，充其量后来被委为巴生港务局主席。这个时候，曾永森感受到社会的现实和无情。
正由于不甘被冷落，曾永森在1986年时，依样葫芦选择挑战林敬益的党主席，他还与吴清德联手。目的不外是争回中央部长职。可惜他的结局与在马华一样，以失败收场。
在两头不到岸下，曾永森已是退而其次的寻找一个避风港。他终于得到林良实的接纳，吃回头草又回到马华。因而在1990年的大选时，他又静悄悄地得到林良实的祝福，让他出征槟州州议席。他的目标自然盯在首席部长职上。这一年虽然林苍佑败选，曾永森同样也败选，而且马华在槟州议席全军覆没，曾永森不认命也不行了。
经一连串的打击和失意后，曾永森再退一步寻求担任上议员。1996年如愿以偿，翌年出任副议长，2000年升任上议院议长。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荣誉职位。对于一个人的晚年来说，也是堪可告慰的了。2003年他退下职来，除了少数场合公开亮相外，他已经不是昔日的曾永森了。
对于曾永森进进出出马华和民政，林敬益从不恶言相向，林良实也照顾有加，个中原因没有人知道，不知看到李三春眼里，又是什么个滋味？从曾永森身上，我们看到从政者失败的痛苦，抉择时的彷徨和无可奈何的一退再退的写照，是因他性格使然或是拿得起放不下有以致之。
(廿四)1980年──拿督斯里林敬益医生（Dato’ Seri Dr. Lim Keng Yaik）（1939-）
林敬益在1980年迎来了第二春，当选民政党全国主席。他成了这一年风头甚健的人物。
1939年在霹雳的打巴出生。1963年在英国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医科毕业。1965年在太平医院服务。1969年大选前，他应陈修信的感召，加入马华公会。这一年他参加怡保新街场州议席选举，初试啼声就被人民进步党的陈源安打得落花流水。他得票2688张，陈源安得票12821张，相差逾万张。
但不因此击倒林敬益，他反而奇迹般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那就是响应陈修信的号召，组织一批新血加入霹州马华。他使用的方法如同劳工党的手段，在各马华区会进行改革。抑有进者，在陈修信的支持下（每月拨款一万元）让他在霹雳成立“兴汉社”（一个自行注册的政治俱乐部，等于是马华的外围组织，吸收有识之士灌输政治思想）及“干训班”（用以培养干部）。这两个组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他也成了陈修信的宠儿。
1970年9月他被委为马华霹州联委会主席，意味着他随时有机会再脱颖而出。果然在不久之后便出任上议员。大概是少年得志，一时得意忘形而在1971年6月的时候脱口而出说“要以社会主义政策来使到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造成党内元老派反击，形成对峙局面。陈修信初时对此不以为意，既然马华要改革，只要有效，各种手段不妨试试。林敬益的“失言”也就被掩盖过了。反正那时陈修信沉醉在华人大团结运动中，左右派的思想和手段，只要能重振马华，采用也无妨。
就这样，林敬益在1972年元旦日更上一层楼，他被陈修信推荐出任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仅32岁），被称为最年轻的部长。换句话说，他一下子三级跳越过马华的李三春（时仍任副部长），毫不知觉已是“因福种祸”。
为了表示对陈修信的支持与尊敬，林敬益在1972年6月当前者访问怡保时，竟搬出“文革”式的欢迎仪式，既举陈修信肖像（模仿中国人民高举毛泽东肖像），又鼓动二千余人前机场载歌载舞，场面极为哄热。大概也只有林敬益，才能在马华党内搞“文革”噱头。
不过，厄运也随之降临。就在这个时候，敦拉萨酝酿在霹雳州与人民进步党组成联合政府，而不明就里的林敬益派率先在霹雳州发难，反对联合政府。这一下子不但使陈修信“陷于不义”（难于向敦拉萨交待），也使已贵为部长的林敬益陷入尴尬的处境，也控制不了“兴汉社”和“干训班”的活动。它们反对陈修信开除署理主席梁棋祥及州秘书锺天权。到了同年8月31日，陈修信援引权力罢免林敬益的霹州联委会主席的职位，并宣布解散干训班，也宣布“兴汉社”与马华无关。先是陈修信自任霹州主席，后又委任麦汉锦担任署理主席，麦汉锦后来便顺势取代林敬益的地位。
这个时候（1972年10月），李三春巧妙地动“华人精神革命”，成立一个委员会交由林敬益出任主席，以安抚他内心的波动。这个不具实权的组织自然是“架空” 林敬益在党内的地位。
在无从适应下（受英文教育的林敬益如何能领导用华文表述的华人精神革命？），林敬益恼羞成怒，在1973年5月30日宣布辞卸特别任务部长（此时麦汉锦已在霹州腰斩林敬益的势力）（林的部长职不久也被李三春所取代）。不宁于此，林敬益更以改革派领袖自居而宣布要挑战陈修信总会长职，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不敢面对群众，在历史上是一个“阉割高手”及“妥协专家”。与此同时矛头指向李三春，指责“李三春在党内发动勾心斗角事件，只是为了使自己尽可能登上最高政府职位。”
陈修信眼见局势恶化，快刀斩乱麻地宣布开除林敬益的党籍。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在党内被压下来，不再谈论林敬益事件。
既然东家不要他们，林敬益及梁棋祥等人则找到西家。1973年12月，他们一批人加入了民政党。这不仅使到马华与民政结下更大的心病，也在日后马华把民政视为“同志中的敌人”，触发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在李三春的年代，尤为明显。
此时进入民政的林敬益，已学会政治是需要容忍且是艺术行为的一种表现，不能再硬闯硬干。因此他接受民政党委为没有实权的副主席，参加1974年的州大选（不是参加国选）胜出，争得一席行政议员。
1976人，林苍佑提拔林敬益当选署理主席。1978年林敬益蝉联州议员。
1980年是林敬益政治生命的转折点，他面对民政党中央改选，林苍佑执意退位，照理应由林敬益接班，但林苍佑嘱意由梁棋祥接任（时任中央原产业部长）（这其中奥妙是署理主席非中央部长，而秘书长则是中央部长，自然有心理上的失衡问题）。因为他认为梁棋祥已是中央部长，而他仍继任首席部长，也就坚持建议梁棋祥出位。可是林敬益派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在最后拆衷底下，由两人直接对垒，胜者任主席，输者任署理主席。就这样在取得胜利后，民政党走进了林敬益时代。
林敬益出任党魁后的第一件事是在1981年迎接曾永森派系集体加入民政，顿使民政成为马华失意领袖的避风港。但巧合的是民政的另一位领袖陈忠鸿则跳槽转回马华。马华民政，民政马华在80年代成为政治斗争的平台，其间没有对和错，只有地位和权力之争。
不久之后，也就是1982年，民政又迎来了一批华教份子加盟，他们中有敦洙镇、许子根、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
从林敬益到曾永森到许子根，民政党正在不断蜕变中。但民政天地不大，已是难以一山容二虎。林敬益拥抱曾永森的结果，是在1984年未想竟遇上曾永森的挑战。曾永森的挑战主要是因为民政只有一位中央部长，而他在1982年在木威胜出后，没有官职安排，只能被安排成为巴生港务局主席，心里郁闷自不在话下，也就要争第一把交椅，胜后自然会促梁棋祥让位。
原本有信心胜出的曾永森，又再一次阴沟里翻船，他要翻身的资本已没有了。所谓的翻身是他梦寐以求的部长职。
胜利后的林敬益没有赶尽杀绝，而是委任曾永森担任中委，但已非曾永森久留之地。因为在1986年的大选，林敬益在木威胜出后，已取代退休的梁棋祥出任原产部长，曾永森则十分失意，萌起回巢念头。在彼此都不张扬下，曾永森（1988）静悄地重回马华。这时的马华已是林良实的天下了。
既然曾永森不再兴趣挑战林敬益，吴清德选择1987年的党选与林敬益对垒，他的搭挡是许兵金，这一仗自然又是林敬益派全胜。
跨入1990年，林敬益继续他的领导，在林苍佑全面隐退下，真正的林敬益时代开始了。本来气走吴清德后（这一年，林敬益也不支持弃国攻州的吴清德出任首席部长，达成了许子根上位），郭洙镇成为他的好搭档。可是到了2005年的党选，表明要退休的林敬益却挑中许子根为接班人，即便面对郭洙镇的挑战老大，也没有改变这样的结局。
林敬益从年轻投身政治，到老来光荣引退不是轻轻松松的，他在政海大风大浪中有起有伏，有失有得。他的人生反映出能伸能屈是从政者的最大本钱。他有政治艺术的细胞，经常语出惊人，发挥了“街头文化”的本色。
但他鲜有政治理论的建构，在位26年，他所不断阐述的是民政党的创党原则和政纲，让人感觉到他是萧规曹随者，而不是党理论家。不过从他在2004年主张马华与民政合并来看，他依然带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还是跳不出原来的框架。从他否认民政是华基政党来看，他的思路还是理不清民政党的政治现实定位在那里？
1939年在霹雳的打巴出生。1963年在英国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医科毕业。1965年在太平医院服务。1969年大选前，他应陈修信的感召，加入马华公会。这一年他参加怡保新街场州议席选举，初试啼声就被人民进步党的陈源安打得落花流水。他得票2688张，陈源安得票12821张，相差逾万张。
但不因此击倒林敬益，他反而奇迹般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那就是响应陈修信的号召，组织一批新血加入霹州马华。他使用的方法如同劳工党的手段，在各马华区会进行改革。抑有进者，在陈修信的支持下（每月拨款一万元）让他在霹雳成立“兴汉社”（一个自行注册的政治俱乐部，等于是马华的外围组织，吸收有识之士灌输政治思想）及“干训班”（用以培养干部）。这两个组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他也成了陈修信的宠儿。
1970年9月他被委为马华霹州联委会主席，意味着他随时有机会再脱颖而出。果然在不久之后便出任上议员。大概是少年得志，一时得意忘形而在1971年6月的时候脱口而出说“要以社会主义政策来使到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造成党内元老派反击，形成对峙局面。陈修信初时对此不以为意，既然马华要改革，只要有效，各种手段不妨试试。林敬益的“失言”也就被掩盖过了。反正那时陈修信沉醉在华人大团结运动中，左右派的思想和手段，只要能重振马华，采用也无妨。
就这样，林敬益在1972年元旦日更上一层楼，他被陈修信推荐出任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仅32岁），被称为最年轻的部长。换句话说，他一下子三级跳越过马华的李三春（时仍任副部长），毫不知觉已是“因福种祸”。
为了表示对陈修信的支持与尊敬，林敬益在1972年6月当前者访问怡保时，竟搬出“文革”式的欢迎仪式，既举陈修信肖像（模仿中国人民高举毛泽东肖像），又鼓动二千余人前机场载歌载舞，场面极为哄热。大概也只有林敬益，才能在马华党内搞“文革”噱头。
不过，厄运也随之降临。就在这个时候，敦拉萨酝酿在霹雳州与人民进步党组成联合政府，而不明就里的林敬益派率先在霹雳州发难，反对联合政府。这一下子不但使陈修信“陷于不义”（难于向敦拉萨交待），也使已贵为部长的林敬益陷入尴尬的处境，也控制不了“兴汉社”和“干训班”的活动。它们反对陈修信开除署理主席梁棋祥及州秘书锺天权。到了同年8月31日，陈修信援引权力罢免林敬益的霹州联委会主席的职位，并宣布解散干训班，也宣布“兴汉社”与马华无关。先是陈修信自任霹州主席，后又委任麦汉锦担任署理主席，麦汉锦后来便顺势取代林敬益的地位。
这个时候（1972年10月），李三春巧妙地动“华人精神革命”，成立一个委员会交由林敬益出任主席，以安抚他内心的波动。这个不具实权的组织自然是“架空” 林敬益在党内的地位。
在无从适应下（受英文教育的林敬益如何能领导用华文表述的华人精神革命？），林敬益恼羞成怒，在1973年5月30日宣布辞卸特别任务部长（此时麦汉锦已在霹州腰斩林敬益的势力）（林的部长职不久也被李三春所取代）。不宁于此，林敬益更以改革派领袖自居而宣布要挑战陈修信总会长职，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不敢面对群众，在历史上是一个“阉割高手”及“妥协专家”。与此同时矛头指向李三春，指责“李三春在党内发动勾心斗角事件，只是为了使自己尽可能登上最高政府职位。”
陈修信眼见局势恶化，快刀斩乱麻地宣布开除林敬益的党籍。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在党内被压下来，不再谈论林敬益事件。
既然东家不要他们，林敬益及梁棋祥等人则找到西家。1973年12月，他们一批人加入了民政党。这不仅使到马华与民政结下更大的心病，也在日后马华把民政视为“同志中的敌人”，触发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在李三春的年代，尤为明显。
此时进入民政的林敬益，已学会政治是需要容忍且是艺术行为的一种表现，不能再硬闯硬干。因此他接受民政党委为没有实权的副主席，参加1974年的州大选（不是参加国选）胜出，争得一席行政议员。
1976人，林苍佑提拔林敬益当选署理主席。1978年林敬益蝉联州议员。
1980年是林敬益政治生命的转折点，他面对民政党中央改选，林苍佑执意退位，照理应由林敬益接班，但林苍佑嘱意由梁棋祥接任（时任中央原产业部长）（这其中奥妙是署理主席非中央部长，而秘书长则是中央部长，自然有心理上的失衡问题）。因为他认为梁棋祥已是中央部长，而他仍继任首席部长，也就坚持建议梁棋祥出位。可是林敬益派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在最后拆衷底下，由两人直接对垒，胜者任主席，输者任署理主席。就这样在取得胜利后，民政党走进了林敬益时代。
林敬益出任党魁后的第一件事是在1981年迎接曾永森派系集体加入民政，顿使民政成为马华失意领袖的避风港。但巧合的是民政的另一位领袖陈忠鸿则跳槽转回马华。马华民政，民政马华在80年代成为政治斗争的平台，其间没有对和错，只有地位和权力之争。
不久之后，也就是1982年，民政又迎来了一批华教份子加盟，他们中有敦洙镇、许子根、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
从林敬益到曾永森到许子根，民政党正在不断蜕变中。但民政天地不大，已是难以一山容二虎。林敬益拥抱曾永森的结果，是在1984年未想竟遇上曾永森的挑战。曾永森的挑战主要是因为民政只有一位中央部长，而他在1982年在木威胜出后，没有官职安排，只能被安排成为巴生港务局主席，心里郁闷自不在话下，也就要争第一把交椅，胜后自然会促梁棋祥让位。
原本有信心胜出的曾永森，又再一次阴沟里翻船，他要翻身的资本已没有了。所谓的翻身是他梦寐以求的部长职。
胜利后的林敬益没有赶尽杀绝，而是委任曾永森担任中委，但已非曾永森久留之地。因为在1986年的大选，林敬益在木威胜出后，已取代退休的梁棋祥出任原产部长，曾永森则十分失意，萌起回巢念头。在彼此都不张扬下，曾永森（1988）静悄地重回马华。这时的马华已是林良实的天下了。
既然曾永森不再兴趣挑战林敬益，吴清德选择1987年的党选与林敬益对垒，他的搭挡是许兵金，这一仗自然又是林敬益派全胜。
跨入1990年，林敬益继续他的领导，在林苍佑全面隐退下，真正的林敬益时代开始了。本来气走吴清德后（这一年，林敬益也不支持弃国攻州的吴清德出任首席部长，达成了许子根上位），郭洙镇成为他的好搭档。可是到了2005年的党选，表明要退休的林敬益却挑中许子根为接班人，即便面对郭洙镇的挑战老大，也没有改变这样的结局。
林敬益从年轻投身政治，到老来光荣引退不是轻轻松松的，他在政海大风大浪中有起有伏，有失有得。他的人生反映出能伸能屈是从政者的最大本钱。他有政治艺术的细胞，经常语出惊人，发挥了“街头文化”的本色。
但他鲜有政治理论的建构，在位26年，他所不断阐述的是民政党的创党原则和政纲，让人感觉到他是萧规曹随者，而不是党理论家。不过从他在2004年主张马华与民政合并来看，他依然带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还是跳不出原来的框架。从他否认民政是华基政党来看，他的思路还是理不清民政党的政治现实定位在那里？
(廿五)1981年──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Dato’ Seri Anwar Bin Ibrahim）（1947-）
1981年的政坛突然冒出一颗政治明星。刚当上首相兼巫统主席的马哈迪（1981年6月）在同年的9月破例地为一位新人举行记者招待，介绍安华依布拉欣加入巫统。一些巫统元老闻悉后大跌眼镜，也心存疑惑。但马哈迪很清楚，这位年轻人将大有作为，因此1981年是属于安华的。
1947年在大山脚出生的安华依布拉欣，是在政治浓厚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亲依布拉欣阿都拉曼是两届国会议员（1964及1969），曾任卫生部政务次长；其母和哥哥都是巫统地方领袖。在耳濡目染下，安华自我培养成口才出众的学生领袖。
1967年他考入马大马来文系。1968年被选为马大马来语文学会主席及马来西亚回教学生会主席。
1969年“513”事件时，安华和马哈迪一样，反对东姑的过时领导，要求用东方的价值来取代西方思维，包括强力要求政府关注马来人在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应有权利。马哈迪的大胆抨击东姑，并促后者下台的勇气，成为安华崇拜的对象。例如，马哈迪在这时期出版的《马来人的困境》这本书虽即刻遭到东姑禁止出版和发行，但安华不理禁令，依然摇动着《马来人的困境》以推动其回教政治斗争（这种情况与林彪在“文革”摇着“毛主席语录”同出一辙，林彪受到毛泽东器重，而安华则得到马哈迪赏识；后者把这一举动全记下来）。
与此同时，安华在1971年申请注册成立“回教青年运动组织”（Muslim Islamic Youth Movement）（马来文简称Abim），旨在为大专毕业生提供一个促进回教运动的论坛，并要成为复兴回教的一座桥头堡。经过18个月的等待这个组织才获准注册。
安华在一边厢搞Abim，另一边厢又搞教育，成立“Yayasan Anda Akademik”，为因贫穷及其它因素被迫离校的学生提供教育。他后来担任这间义务教育机构的校长。
有了这两道光环，安华已成为复兴回教运动的代言人。我记得曾访问过回教党国会议员，著名作家沙浓阿末时，他坦言承认在安华当红的年代，年轻的回教党倾向安华，回教党无法与之相比。
1974年，安华人生经历一个大转变，他领导马大学生在华玲展开示威运动，政府乃援引内安法令将他扣捕。在敦拉萨当政的年代，他身系囹圄，直到胡先翁上台，才于1976年9月无条件释放。这个时候，他的“偶像”马哈迪已官拜副首相。
出狱后的安华，藉Abim大展身手，也在1978年力挺脱离国阵的回教党与国阵抗衡。不过他并没有使自己走进回教党。虽然在党选失败后，回教党曾有意邀安华入党领导，但没有落实。安华在这个时期一方面促政府设立回教银行，另一方面反对胡先翁将社团切割成“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他出任反对社团修正法案的协调委员会主席，其形象开始受到各民族关注。一项有趣的发现“盲人协会”竟被列为政治性团体。在据理力争下，安华的声音受到重视。
这个重视不是直接由政府宣布改弦易辙，而是刚就任第四任首相的马哈迪突然向安华伸出橄榄枝，请他与其在政府外施压，不如来到政府内进行协调。
安华接受了马哈迪的邀请，在巫统党中犹如“平地一声雷”，大家都睁大眼睛看看马哈迪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
马哈迪不是搞政治噱头，而是严肃其事的要提携这位未来政治彗星，他们很快取得默契。不过他要安华冲锋陷阵，以证明他的领导魅力。
第一关是1982年的大选，马哈迪安排安华在峇东埔上阵。这是回教党的强区，他要安华从回教党手中夺回此国席，一来堵住巫统党内指马哈迪偏心，放安华在“安全区”；二来要安华证明自己的实力，不是靠庇护起家的。果然安华一鹄中的，马上被委为首相署副部长，他的时代从峇东埔开始了。
在大选后的同一年9月，巫统举行第33届代表大会，安华被安排向原任巫青团长苏海米挑战。苏海米是哈仑的侄儿，原是靠向哈仑，替他守住巫青团，但后来羽毛丰满，苏海末自成一派（例如1980年上演哈仑与苏海米争夺巫青团长，结果前者败下阵来）。吊诡的是哈仑竟在1981年巫统党选中当选副主席之一，并获得马哈迪特赦，允许担任公职。可是马哈迪又担心哈仑势力坐大，而不讨他欢心的苏海米又另成一个派系（那一年马哈迪巧妙地安排苏海米只当副部长，副团长哈达哈欣则担任正部长（他后来犯案被革职））。于是安华被派出来打苏海米，在对垒战中，安华又以10张多数票胜出，结束苏海米的政途，反而为安华更上一层楼铺上垫子。
进入政府中的安华，果然有些作为，那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是“打进巫统，纠正国阵”，政府也同意让社团回复旧貌，不再坚持“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之分。安华也在1983年升任正部长（时36岁），风头一时无两。
至于安华是否真的纠正国阵，确实贬多于褒。他在1983年到1986年间，已是马哈迪“忠心耿耿”的人，不容慕沙希淡反击，也支持消除所谓“2M政府”（1986年慕沙辞部长职）。
当1986年大选后，安华官拜教育部长，成为马哈迪核心人物。另外二人是达因、山努西。他们四人（以马哈迪为首）被形容为巫统党内的“四大天王”。因此当1987年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连手争夺巫统老大老二时，安华已毫不含糊地站在马哈迪阵营这一边。在马哈迪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安华地位越形稳固。有人说安华在这个时期的表现完全以政府，尤其是巫统的立场来处事和决策，引起华社不悦，也印证了安华“打进巫统，溶入国阵”，而不是“纠正国阵”。
1990年的大选，是马哈迪与安华面临考验的一年。东姑拉沙里率大军叫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可惜46精神党不争气，国阵又再胜出。此时安华不仅羽毛丰满，而且在巫统党内崛起成为“坐亚望冠”的人物。在1993年的党选，安华组成“宏愿队伍”胜出，晋身党署理主席，嘉化峇峇不得不靠边站。安华也就在这一年出任财政部长兼副首相。
就在安华在踌踷志满的时刻，乌云也开始笼罩在他身上。马哈迪对“宏愿队伍”有所戒心，他正在布署拆散“宏愿队伍”。第一步骤是1995年大选时，调安华的副主席之一的慕尤丁弃州攻国，架空他在柔佛的影响力，且大选后委以次要的文青部长（有人戏称为“足球部长”）。第二个步骤是在1996年迎回东姑拉沙里及其46党党员，以抵消安华在党内的影响力。虽然马哈迪对外宣称安华是他的接班人，但安华的日子已越来越不好过了。这可以从1996年巫统党选窥见。这一年不属于安华但曾属于东姑拉沙里B队的阿都拉已重新当选副主席之一，而纳吉（另一副主席）也逐渐靠向马哈迪。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安华以代首相身份应付，但难挽狂澜冲击。此刻马哈迪与安华对解决经济危机出现不同的意见。一个微妙的布署是马哈迪召回达因出任特别任务部长，随时有取代安华财长之可能性。
不知是有意或不以为意，有一位巫统女党员乌米哈菲拉向马哈迪告密，指安华在感情上有越轨之嫌。马哈迪收在心里，但已有秘密行动。
1998年国庆节之后，即9月2日，马哈迪采取举世震惊的行动，革除安华副首相，财长及一切官职。翌日（9月3日），马哈迪“迅雷不及掩耳”地在巫统理事会上，开除安华党籍。这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激起安华及其支持者开展一系的街头斗争，人潮之汹涌，至为罕见，一度高达十万人之众。马哈迪眼见局势有失控之虞，乃在9月20日援引内安法令扣捕安华，继之控之于法庭（9月21日）（罪名是滥权。在1999年4月14日被判罪名成立坐牢6年。后来又有“鸡奸案”罪名成立，再被判刑，但经安华上诉后，此“罪状”撤消，剩下滥权一案仍未平反）。安华的“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成为那个年代的一个政治思潮，特别是在马来社会。狭小地讲是马哈迪与安华的斗争；放大来说，是现状与改革思想的斗争。实质而言，这是一场权力斗争。
在失去自由身下的安华，竟有能力在1999年4月4日成立“国民公正党”。凭着安华的形象和号召力，这个政党在大选前促成回教党与民主行动党结成一股反对党力量，这就是后来出现的“反阵”（反对党阵线──由公正党、回教党、人民党及行动党组成），以和国阵在大选中进行生死战。
这一仗，安华效应发酵，但发酵在回教党身上，它崛起成为最大反对党（首次拥有27个国席），更巩固吉兰丹州政权和夺得丁加奴州政府。行动党保有9席（国席），但两位巨人林吉祥及卡巴星被扳倒，双双失掉国席，算是失利收场；公正党则略有小成，未能达到夺权的目的。
2004年的大选，经过蜕变的公正党，气势大不如前，只剩下旺阿兹莎（安华夫人）保有峇东埔国席，余者败北。2004年大选后安华出狱，他又再回复昔日的抗争活动，准备借势东山再起。
他坦然地表达要成为下一任首相的雄心，但面对重重荆棘。现在看来他要借助公正党（已在2004年正式和人民党合并，改成人民公正党）和执政党来一个较量。除非情势再有巨变（此事谁也难料，包括安华还有没有别的渠道走向权力圈子），不然安华的政运只好交给2008年的大选来作一个了断和决断。
1947年在大山脚出生的安华依布拉欣，是在政治浓厚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亲依布拉欣阿都拉曼是两届国会议员（1964及1969），曾任卫生部政务次长；其母和哥哥都是巫统地方领袖。在耳濡目染下，安华自我培养成口才出众的学生领袖。
1967年他考入马大马来文系。1968年被选为马大马来语文学会主席及马来西亚回教学生会主席。
1969年“513”事件时，安华和马哈迪一样，反对东姑的过时领导，要求用东方的价值来取代西方思维，包括强力要求政府关注马来人在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应有权利。马哈迪的大胆抨击东姑，并促后者下台的勇气，成为安华崇拜的对象。例如，马哈迪在这时期出版的《马来人的困境》这本书虽即刻遭到东姑禁止出版和发行，但安华不理禁令，依然摇动着《马来人的困境》以推动其回教政治斗争（这种情况与林彪在“文革”摇着“毛主席语录”同出一辙，林彪受到毛泽东器重，而安华则得到马哈迪赏识；后者把这一举动全记下来）。
与此同时，安华在1971年申请注册成立“回教青年运动组织”（Muslim Islamic Youth Movement）（马来文简称Abim），旨在为大专毕业生提供一个促进回教运动的论坛，并要成为复兴回教的一座桥头堡。经过18个月的等待这个组织才获准注册。
安华在一边厢搞Abim，另一边厢又搞教育，成立“Yayasan Anda Akademik”，为因贫穷及其它因素被迫离校的学生提供教育。他后来担任这间义务教育机构的校长。
有了这两道光环，安华已成为复兴回教运动的代言人。我记得曾访问过回教党国会议员，著名作家沙浓阿末时，他坦言承认在安华当红的年代，年轻的回教党倾向安华，回教党无法与之相比。
1974年，安华人生经历一个大转变，他领导马大学生在华玲展开示威运动，政府乃援引内安法令将他扣捕。在敦拉萨当政的年代，他身系囹圄，直到胡先翁上台，才于1976年9月无条件释放。这个时候，他的“偶像”马哈迪已官拜副首相。
出狱后的安华，藉Abim大展身手，也在1978年力挺脱离国阵的回教党与国阵抗衡。不过他并没有使自己走进回教党。虽然在党选失败后，回教党曾有意邀安华入党领导，但没有落实。安华在这个时期一方面促政府设立回教银行，另一方面反对胡先翁将社团切割成“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他出任反对社团修正法案的协调委员会主席，其形象开始受到各民族关注。一项有趣的发现“盲人协会”竟被列为政治性团体。在据理力争下，安华的声音受到重视。
这个重视不是直接由政府宣布改弦易辙，而是刚就任第四任首相的马哈迪突然向安华伸出橄榄枝，请他与其在政府外施压，不如来到政府内进行协调。
安华接受了马哈迪的邀请，在巫统党中犹如“平地一声雷”，大家都睁大眼睛看看马哈迪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
马哈迪不是搞政治噱头，而是严肃其事的要提携这位未来政治彗星，他们很快取得默契。不过他要安华冲锋陷阵，以证明他的领导魅力。
第一关是1982年的大选，马哈迪安排安华在峇东埔上阵。这是回教党的强区，他要安华从回教党手中夺回此国席，一来堵住巫统党内指马哈迪偏心，放安华在“安全区”；二来要安华证明自己的实力，不是靠庇护起家的。果然安华一鹄中的，马上被委为首相署副部长，他的时代从峇东埔开始了。
在大选后的同一年9月，巫统举行第33届代表大会，安华被安排向原任巫青团长苏海米挑战。苏海米是哈仑的侄儿，原是靠向哈仑，替他守住巫青团，但后来羽毛丰满，苏海末自成一派（例如1980年上演哈仑与苏海米争夺巫青团长，结果前者败下阵来）。吊诡的是哈仑竟在1981年巫统党选中当选副主席之一，并获得马哈迪特赦，允许担任公职。可是马哈迪又担心哈仑势力坐大，而不讨他欢心的苏海米又另成一个派系（那一年马哈迪巧妙地安排苏海米只当副部长，副团长哈达哈欣则担任正部长（他后来犯案被革职））。于是安华被派出来打苏海米，在对垒战中，安华又以10张多数票胜出，结束苏海米的政途，反而为安华更上一层楼铺上垫子。
进入政府中的安华，果然有些作为，那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是“打进巫统，纠正国阵”，政府也同意让社团回复旧貌，不再坚持“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之分。安华也在1983年升任正部长（时36岁），风头一时无两。
至于安华是否真的纠正国阵，确实贬多于褒。他在1983年到1986年间，已是马哈迪“忠心耿耿”的人，不容慕沙希淡反击，也支持消除所谓“2M政府”（1986年慕沙辞部长职）。
当1986年大选后，安华官拜教育部长，成为马哈迪核心人物。另外二人是达因、山努西。他们四人（以马哈迪为首）被形容为巫统党内的“四大天王”。因此当1987年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连手争夺巫统老大老二时，安华已毫不含糊地站在马哈迪阵营这一边。在马哈迪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安华地位越形稳固。有人说安华在这个时期的表现完全以政府，尤其是巫统的立场来处事和决策，引起华社不悦，也印证了安华“打进巫统，溶入国阵”，而不是“纠正国阵”。
1990年的大选，是马哈迪与安华面临考验的一年。东姑拉沙里率大军叫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可惜46精神党不争气，国阵又再胜出。此时安华不仅羽毛丰满，而且在巫统党内崛起成为“坐亚望冠”的人物。在1993年的党选，安华组成“宏愿队伍”胜出，晋身党署理主席，嘉化峇峇不得不靠边站。安华也就在这一年出任财政部长兼副首相。
就在安华在踌踷志满的时刻，乌云也开始笼罩在他身上。马哈迪对“宏愿队伍”有所戒心，他正在布署拆散“宏愿队伍”。第一步骤是1995年大选时，调安华的副主席之一的慕尤丁弃州攻国，架空他在柔佛的影响力，且大选后委以次要的文青部长（有人戏称为“足球部长”）。第二个步骤是在1996年迎回东姑拉沙里及其46党党员，以抵消安华在党内的影响力。虽然马哈迪对外宣称安华是他的接班人，但安华的日子已越来越不好过了。这可以从1996年巫统党选窥见。这一年不属于安华但曾属于东姑拉沙里B队的阿都拉已重新当选副主席之一，而纳吉（另一副主席）也逐渐靠向马哈迪。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安华以代首相身份应付，但难挽狂澜冲击。此刻马哈迪与安华对解决经济危机出现不同的意见。一个微妙的布署是马哈迪召回达因出任特别任务部长，随时有取代安华财长之可能性。
不知是有意或不以为意，有一位巫统女党员乌米哈菲拉向马哈迪告密，指安华在感情上有越轨之嫌。马哈迪收在心里，但已有秘密行动。
1998年国庆节之后，即9月2日，马哈迪采取举世震惊的行动，革除安华副首相，财长及一切官职。翌日（9月3日），马哈迪“迅雷不及掩耳”地在巫统理事会上，开除安华党籍。这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激起安华及其支持者开展一系的街头斗争，人潮之汹涌，至为罕见，一度高达十万人之众。马哈迪眼见局势有失控之虞，乃在9月20日援引内安法令扣捕安华，继之控之于法庭（9月21日）（罪名是滥权。在1999年4月14日被判罪名成立坐牢6年。后来又有“鸡奸案”罪名成立，再被判刑，但经安华上诉后，此“罪状”撤消，剩下滥权一案仍未平反）。安华的“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成为那个年代的一个政治思潮，特别是在马来社会。狭小地讲是马哈迪与安华的斗争；放大来说，是现状与改革思想的斗争。实质而言，这是一场权力斗争。
在失去自由身下的安华，竟有能力在1999年4月4日成立“国民公正党”。凭着安华的形象和号召力，这个政党在大选前促成回教党与民主行动党结成一股反对党力量，这就是后来出现的“反阵”（反对党阵线──由公正党、回教党、人民党及行动党组成），以和国阵在大选中进行生死战。
这一仗，安华效应发酵，但发酵在回教党身上，它崛起成为最大反对党（首次拥有27个国席），更巩固吉兰丹州政权和夺得丁加奴州政府。行动党保有9席（国席），但两位巨人林吉祥及卡巴星被扳倒，双双失掉国席，算是失利收场；公正党则略有小成，未能达到夺权的目的。
2004年的大选，经过蜕变的公正党，气势大不如前，只剩下旺阿兹莎（安华夫人）保有峇东埔国席，余者败北。2004年大选后安华出狱，他又再回复昔日的抗争活动，准备借势东山再起。
他坦然地表达要成为下一任首相的雄心，但面对重重荆棘。现在看来他要借助公正党（已在2004年正式和人民党合并，改成人民公正党）和执政党来一个较量。除非情势再有巨变（此事谁也难料，包括安华还有没有别的渠道走向权力圈子），不然安华的政运只好交给2008年的大选来作一个了断和决断。
(廿六)1982年──拿督斯里郭洙镇（Dato’ Seri Kerk Choo Ting）（1941-）
郭洙镇代表一个时代的华教人士的理念而在这一年参政，出现一个所谓“三结合”的思想。他和他的一批“战友”（有些是不约而同，例如许子根参政的原意是与郭洙镇参政有些不同的，但为了结合一道，他们打出了认同的口号）先后集体加入了民政党，人数约廿名之内不多，却产生许多遐想和争议。因此1982年属于郭洙镇扭转华教运动方向的一个开端。
郭洙镇1941年出生于峇株巴辖，中学毕业后曾受训成为合格教师。1972年完成新加坡大学法律系，成为执业律师。从学生时代起，即醉心于文学活动与创作，是所谓“文艺青年”这一类人。但翻其记录，他不是左翼骨干，也未曾在五六十年代介入轰轰烈烈的左派政治运动，所以他不代表左翼的思潮。
不过，他却在那个时代代表了华教领导人的一个正在探索的新方向，正如林晃升说，有绝大多数人（董教总的一个会议）支持郭洙镇等人参加民政党。
就这样郭洙镇带着董教总的梦想踏足政坛，荡起无数个涟漪。董敎总这方面一厢情愿地喊出“三结合”的理念，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执政党、反对党与民间团体的三大块的“结合”，为华教打开一条“平坦大道”。因为以林晃升为首的一批“华教斗士”在这么多年的抗争中成效不大，华教依然危机重重，唯有另辟道路。
这一批“华教份子”，打出的则是董教总认同的口号“打进国阵，纠正国阵”。他们主观地认为“有人在朝好办事”，也就一边倾向这批人，为他们叫好又叫阵。但在另一方面则“得罪”了居于反对党主导地位的民主行动党，因为华教人士参选的选区是行动党的强区，被认为有意挖行动党墙角而与董教总起了冲突。这一裂痕也就判定董教总的所谓“三结合”一出炉即被腰斩成“两结合”。继之马华公会也不认同董教总这一举动，认为同样地“伤害”马华公会。也就只剩下董教总与民政党的“两结合”。但这“两结合”同样在民政及董教总内引起争议（例如民政的吴清德及许岳金就持有不同的看法；又例如董教总内也有人质疑其可行性）。
既然已是“木已成舟”，董教总也就凭一股“理想”在1982年全力的支持郭洙镇（对垒行动党陈胜尧）及许子根（对垒行动党陈庆佳）在大选中一展身手。行动党反过来指责这是以“华教份子制华教份子”，因为行动党的两位候选人也是“华教份子”。当然这在董教总看来是有分别的，一个是带有“使命”的“华教份子”；另一个是未赋予使命的“华教份子”。总之脸皮已经撕破，人们正在观望其后果。
开票的结果是一胜一负（郭败许胜），董教总也只得静观其变。郭洙镇身为董总的法律顾问，其身份是比较特殊的（他参与独大官司案，也有助于他的形象的提升），因此一入党即委为副主席高职。
经过四年的韬光养晦，郭洙镇春暖花开，离开甲洞选区被派往太平填补梁棋祥的空缺（退休）而当选国会议员（但这一年许子根败北），他的使命就更为重大，既为政务又为教务两头忙。
1990年大选他再度中选，被委为副工程部长。此后虽有调职，到贸工部及农业部，但仍属副部长。在党务方面，他则是平步青云，晋身总秘书，再上署理主席，一度被林敬益视为接班人。
由于郭许在90年代后已任高官，他们与董教总的关系越来越淡转而模糊。林晃升在1990年时有下列的结论﹕“这批华教人士的政绩令他失望，主要是现有的政治局面使然，因为国阵毕竟是由巫统一党坐大。”
沈慕羽也认为“情势不同，环境不同，在我方只有民间力量，政府有其政治权力，而政党都各自带着它们的党性色彩。后来，民政党的前董教总的人，党性漂白了他们的华教情怀，变成民政党的人，大部份索性不跟董教总合作了。”
沈慕羽的结论是﹕“三结合的提出与发功只是林晃升的一个理想──天真的想法”。
从郭洙镇的身上，我们看到从“三结合”到“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所起的变化和变质，已非主观愿望所能操控。它的理念的消失也象征着华教人士忽略了另一方面的马来民族的政治力量与理念是与董教总脱节与不平行的。
郭洙镇转入千禧年后，也不否认他与董教总的看法渐行渐远，而他在民政内也面对了挑战，林敬益逐渐疏远了他，不再视他是“合适”的接班人。后者在诸多场面也扶起了许子根的形象，让党内外接受许子根是未来的接班人。
这在郭洙镇看来，是对他的一种“蔑视”与“不尊重”。他知道逆境行舟不易，却又义无反顾地在2005年的党选中挑战林敬益的老大地位，图证明林敬益不是绝对占优势的。虽然他知道取胜不易，但他还要证明的是﹕民政党不能由林敬益一人说了就算。他最终失败了。有人认为他虽败犹荣，因为他取得40%的选票。
不久之后，郭洙镇辞官归故里，结束了他的争议性的从政历程。他的成败反映了书生参政不易，也论证了董教总当时的理念的幻灭，才在后来出现所谓“两线制”的斗争理念。
郭洙镇1941年出生于峇株巴辖，中学毕业后曾受训成为合格教师。1972年完成新加坡大学法律系，成为执业律师。从学生时代起，即醉心于文学活动与创作，是所谓“文艺青年”这一类人。但翻其记录，他不是左翼骨干，也未曾在五六十年代介入轰轰烈烈的左派政治运动，所以他不代表左翼的思潮。
不过，他却在那个时代代表了华教领导人的一个正在探索的新方向，正如林晃升说，有绝大多数人（董教总的一个会议）支持郭洙镇等人参加民政党。
就这样郭洙镇带着董教总的梦想踏足政坛，荡起无数个涟漪。董敎总这方面一厢情愿地喊出“三结合”的理念，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执政党、反对党与民间团体的三大块的“结合”，为华教打开一条“平坦大道”。因为以林晃升为首的一批“华教斗士”在这么多年的抗争中成效不大，华教依然危机重重，唯有另辟道路。
这一批“华教份子”，打出的则是董教总认同的口号“打进国阵，纠正国阵”。他们主观地认为“有人在朝好办事”，也就一边倾向这批人，为他们叫好又叫阵。但在另一方面则“得罪”了居于反对党主导地位的民主行动党，因为华教人士参选的选区是行动党的强区，被认为有意挖行动党墙角而与董教总起了冲突。这一裂痕也就判定董教总的所谓“三结合”一出炉即被腰斩成“两结合”。继之马华公会也不认同董教总这一举动，认为同样地“伤害”马华公会。也就只剩下董教总与民政党的“两结合”。但这“两结合”同样在民政及董教总内引起争议（例如民政的吴清德及许岳金就持有不同的看法；又例如董教总内也有人质疑其可行性）。
既然已是“木已成舟”，董教总也就凭一股“理想”在1982年全力的支持郭洙镇（对垒行动党陈胜尧）及许子根（对垒行动党陈庆佳）在大选中一展身手。行动党反过来指责这是以“华教份子制华教份子”，因为行动党的两位候选人也是“华教份子”。当然这在董教总看来是有分别的，一个是带有“使命”的“华教份子”；另一个是未赋予使命的“华教份子”。总之脸皮已经撕破，人们正在观望其后果。
开票的结果是一胜一负（郭败许胜），董教总也只得静观其变。郭洙镇身为董总的法律顾问，其身份是比较特殊的（他参与独大官司案，也有助于他的形象的提升），因此一入党即委为副主席高职。
经过四年的韬光养晦，郭洙镇春暖花开，离开甲洞选区被派往太平填补梁棋祥的空缺（退休）而当选国会议员（但这一年许子根败北），他的使命就更为重大，既为政务又为教务两头忙。
1990年大选他再度中选，被委为副工程部长。此后虽有调职，到贸工部及农业部，但仍属副部长。在党务方面，他则是平步青云，晋身总秘书，再上署理主席，一度被林敬益视为接班人。
由于郭许在90年代后已任高官，他们与董教总的关系越来越淡转而模糊。林晃升在1990年时有下列的结论﹕“这批华教人士的政绩令他失望，主要是现有的政治局面使然，因为国阵毕竟是由巫统一党坐大。”
沈慕羽也认为“情势不同，环境不同，在我方只有民间力量，政府有其政治权力，而政党都各自带着它们的党性色彩。后来，民政党的前董教总的人，党性漂白了他们的华教情怀，变成民政党的人，大部份索性不跟董教总合作了。”
沈慕羽的结论是﹕“三结合的提出与发功只是林晃升的一个理想──天真的想法”。
从郭洙镇的身上，我们看到从“三结合”到“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所起的变化和变质，已非主观愿望所能操控。它的理念的消失也象征着华教人士忽略了另一方面的马来民族的政治力量与理念是与董教总脱节与不平行的。
郭洙镇转入千禧年后，也不否认他与董教总的看法渐行渐远，而他在民政内也面对了挑战，林敬益逐渐疏远了他，不再视他是“合适”的接班人。后者在诸多场面也扶起了许子根的形象，让党内外接受许子根是未来的接班人。
这在郭洙镇看来，是对他的一种“蔑视”与“不尊重”。他知道逆境行舟不易，却又义无反顾地在2005年的党选中挑战林敬益的老大地位，图证明林敬益不是绝对占优势的。虽然他知道取胜不易，但他还要证明的是﹕民政党不能由林敬益一人说了就算。他最终失败了。有人认为他虽败犹荣，因为他取得40%的选票。
不久之后，郭洙镇辞官归故里，结束了他的争议性的从政历程。他的成败反映了书生参政不易，也论证了董教总当时的理念的幻灭，才在后来出现所谓“两线制”的斗争理念。
(廿七)1983年──拿督斯里三美威鲁（Dato’ Seri S.Samy Vellu）（1936-）
虽然三美威鲁是在1979年后才正式成为国大党的主席，但其地位不断受挑战，尤其是在1983年触发了一场党人事的官司案，也伤了国大党的元气，及后才被三美扳回颓势。因此1983年是三美备受考验其领导的一年。
三美威鲁1936年出生于柔佛的居銮。自小家境清寒，曾担任巴士剪票员，后来进入绘测师公司当画图员，在夜间不断进修，直到1970年才前往英国考取绘测师文凭成为合格的绘测师。
他在1959年加入印度国大党时，就立志有朝一日要成为党主席。惟经过20年的苦战才如愿以偿。这其中的辛酸苦辣，有必要带出国大党的历史背景来了解三美威鲁这个人。
在1946年8月在吉隆坡成立的印度国大党本来是属于印度尼赫鲁的国大党的一个支流，其首任主席蒂威（J.A.Thivy）就是因为参加印度国民军而被英殖民政府扣捕；其后的几任主席都是平凡人物，直到1952年蒂凡舍（K.B.Devasen）（后由教师转成律师）接过领导后，才加入联盟（1954年）。不过在1955年时他的主席被取代，由善班丹（V.T.Sambanthan）领导国大党参加1955年的普选（蒂凡舍也就被排斥参加竞选，他原是英殖民政府委任的联邦立法议员。他后来参加国家党，又转入劳工党，思想有左倾，但无所作为）取得胜利。善班丹也就出任自治邦的劳工部长。
1957年独立时，善班丹转任卫生部长，及后出任工程、邮电部长（这个职位似乎是为国大党打造的）。1973年，他的副手马尼卡华沙甘（V.Manikavasagam）挑战党主席，在敦拉萨介入调解后，善班丹退休（1979年逝世）。
原本在1973年全力支持马尼卡华沙甘争夺主席的三美威鲁却没有得到回报，因为前者已引进两名新秀精英，即苏柏马廉（S.Subramaniam）和巴马纳旦（K.Pathmanaban），忽略了三美的重要性。虽然三美在1974年参与副主席选举胜出，他仍然没有机会出任副部长，要在1978年大选后才出任副部长。1977年的党选，马尼卡沙华甘嘱意苏柏马廉出任署理主席而不支持三美威鲁。在苦战中三美突围而出。1979年，马尼卡华沙甘病逝，给了三美威鲁一个机会顺势成为代主席，这样一来他成了正部长。
1981年的党选，三美威鲁在苦劝下，才与苏柏马廉妥协，双双出任主席和署理主席，一时呈现和平气氛。讵料在1983年时，三美指控其副主席哥永拉惹（Govindaraj）在党内行动伤害及党，乃采取开除行动。一场党争旋即升级。哥永拉惹乃入禀法庭取得禁令（禁止开除令），三美也入禀法庭解除禁令。双方刀光剑影，国大党也元气大伤。随后哥永拉惹被开除出党，三美的强硬手段开始显露，正是应了“卧床之席，岂容他人打鼾？”
在这之后的三美已不容异议份子再向他的权威挑战，但他还是面对苏柏马廉的挑战。有两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其一在1986年和1989年，苏柏马廉不甘屈就再次挑战三美，惟败下阵来。其二是再开除另一党副主席班迪丹（M.G.Pandithan）（在1981年已当选副主席，较后命运与另一副主席哥永拉惹一样）。这时的国大党几乎分裂成两半。更甚者，班迪丹另率众离党另立“印度人前进阵线”（Indian Progressive Front）。
为了“惩罚”苏柏马廉，三美威鲁不让前者在1990年担任候选人，后在马哈迪调解下，苏柏马廉任上议员保持其副部长职。当2006年党选时，三美已不能再忍下去，乃派出其得力助手（新闻秘书）巴兰尼威（G.Palanivel）挑战苏柏马廉，终于把他拉下马，署理主席才成为主席的人。由此可见，三美要费25年功夫才能将其敌手扳倒，实在是不简单的任务。
不过在另一边厢，三美也拉拢回班迪丹，希望他的团队回巢。
虽然印度国大党在国阵内是一个小党，但它代表印度人的形象却没有改变。即便是有人民进步党在争代表性；有“印度人前进阵线”在挡路，国大党在三美的统领下依然故我。不论它是否被大部份印度人公认其代表性，但它在国阵的眼中，则是不折不扣的印度人的政党。
与他的前任者比较，三美威鲁似乎是屹立不倒的，他是国阵友党中在位最久的党主席之一（可与砂州土著保守党的泰益媲美（1980年起）），而且在担任内阁部长职方面，他与拉菲达阿兹不相上下。当马哈迪走了的时候（2003年），他不走。他用印度人的情意结将他们绑在国大党的旗杆上。他的强势和独断领导，是否已把印度人带向好景，是具争议性的。还有他担任工程部长多年，是最多问题的一个部门，也是争议不休的部长。他的政治学很简单，就是国大党认同国阵的精神和理念，不需要再树立一套治党理论。
我们不知道，三美威鲁是否可以带领印度人走向团结，因为东姑曾戏言﹕“两个印度人在一起会起争执，三个印度人则会斗来斗去。”（见陈志勤《无私无畏》，页215），也许三美有必要为印度人摆脱这样的“陋像”。
三美威鲁1936年出生于柔佛的居銮。自小家境清寒，曾担任巴士剪票员，后来进入绘测师公司当画图员，在夜间不断进修，直到1970年才前往英国考取绘测师文凭成为合格的绘测师。
他在1959年加入印度国大党时，就立志有朝一日要成为党主席。惟经过20年的苦战才如愿以偿。这其中的辛酸苦辣，有必要带出国大党的历史背景来了解三美威鲁这个人。
在1946年8月在吉隆坡成立的印度国大党本来是属于印度尼赫鲁的国大党的一个支流，其首任主席蒂威（J.A.Thivy）就是因为参加印度国民军而被英殖民政府扣捕；其后的几任主席都是平凡人物，直到1952年蒂凡舍（K.B.Devasen）（后由教师转成律师）接过领导后，才加入联盟（1954年）。不过在1955年时他的主席被取代，由善班丹（V.T.Sambanthan）领导国大党参加1955年的普选（蒂凡舍也就被排斥参加竞选，他原是英殖民政府委任的联邦立法议员。他后来参加国家党，又转入劳工党，思想有左倾，但无所作为）取得胜利。善班丹也就出任自治邦的劳工部长。
1957年独立时，善班丹转任卫生部长，及后出任工程、邮电部长（这个职位似乎是为国大党打造的）。1973年，他的副手马尼卡华沙甘（V.Manikavasagam）挑战党主席，在敦拉萨介入调解后，善班丹退休（1979年逝世）。
原本在1973年全力支持马尼卡华沙甘争夺主席的三美威鲁却没有得到回报，因为前者已引进两名新秀精英，即苏柏马廉（S.Subramaniam）和巴马纳旦（K.Pathmanaban），忽略了三美的重要性。虽然三美在1974年参与副主席选举胜出，他仍然没有机会出任副部长，要在1978年大选后才出任副部长。1977年的党选，马尼卡沙华甘嘱意苏柏马廉出任署理主席而不支持三美威鲁。在苦战中三美突围而出。1979年，马尼卡华沙甘病逝，给了三美威鲁一个机会顺势成为代主席，这样一来他成了正部长。
1981年的党选，三美威鲁在苦劝下，才与苏柏马廉妥协，双双出任主席和署理主席，一时呈现和平气氛。讵料在1983年时，三美指控其副主席哥永拉惹（Govindaraj）在党内行动伤害及党，乃采取开除行动。一场党争旋即升级。哥永拉惹乃入禀法庭取得禁令（禁止开除令），三美也入禀法庭解除禁令。双方刀光剑影，国大党也元气大伤。随后哥永拉惹被开除出党，三美的强硬手段开始显露，正是应了“卧床之席，岂容他人打鼾？”
在这之后的三美已不容异议份子再向他的权威挑战，但他还是面对苏柏马廉的挑战。有两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其一在1986年和1989年，苏柏马廉不甘屈就再次挑战三美，惟败下阵来。其二是再开除另一党副主席班迪丹（M.G.Pandithan）（在1981年已当选副主席，较后命运与另一副主席哥永拉惹一样）。这时的国大党几乎分裂成两半。更甚者，班迪丹另率众离党另立“印度人前进阵线”（Indian Progressive Front）。
为了“惩罚”苏柏马廉，三美威鲁不让前者在1990年担任候选人，后在马哈迪调解下，苏柏马廉任上议员保持其副部长职。当2006年党选时，三美已不能再忍下去，乃派出其得力助手（新闻秘书）巴兰尼威（G.Palanivel）挑战苏柏马廉，终于把他拉下马，署理主席才成为主席的人。由此可见，三美要费25年功夫才能将其敌手扳倒，实在是不简单的任务。
不过在另一边厢，三美也拉拢回班迪丹，希望他的团队回巢。
虽然印度国大党在国阵内是一个小党，但它代表印度人的形象却没有改变。即便是有人民进步党在争代表性；有“印度人前进阵线”在挡路，国大党在三美的统领下依然故我。不论它是否被大部份印度人公认其代表性，但它在国阵的眼中，则是不折不扣的印度人的政党。
与他的前任者比较，三美威鲁似乎是屹立不倒的，他是国阵友党中在位最久的党主席之一（可与砂州土著保守党的泰益媲美（1980年起）），而且在担任内阁部长职方面，他与拉菲达阿兹不相上下。当马哈迪走了的时候（2003年），他不走。他用印度人的情意结将他们绑在国大党的旗杆上。他的强势和独断领导，是否已把印度人带向好景，是具争议性的。还有他担任工程部长多年，是最多问题的一个部门，也是争议不休的部长。他的政治学很简单，就是国大党认同国阵的精神和理念，不需要再树立一套治党理论。
我们不知道，三美威鲁是否可以带领印度人走向团结，因为东姑曾戏言﹕“两个印度人在一起会起争执，三个印度人则会斗来斗去。”（见陈志勤《无私无畏》，页215），也许三美有必要为印度人摆脱这样的“陋像”。
(廿八)1984──敦林良实医生（Tun Dr. Ling Liong Sik）（1943-）
1984年是林良实“黑暗”的日子，他和另外13人被马华纪律委员会开除党籍，也因之丢官一个时期（原为副财政部长），与他一起被开除的知名人士有陈群川及李金狮。采取行动对付他们的是升任马华代总会长的梁维泮。本来这一年应属梁维泮“傲立群雄”的一年，无奈他以失败收场，因此“榜上之名”应归胜利者。不宁唯是，林良实还因此“因祸得福”，在后来成为马华在位最久的总会长。这在当时来说，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所以他被列为1984年的新闻人物。
在1943年出生于江沙的林良实，在1966年考获新大医学士，派来槟中央医院当见习医生。1971年他加入马华公会。当时的马华槟州主席是岑亚就，他不久受委为州秘书，与另一名也是新大毕业生的李永枢共闯政坛（出任副秘书）。
1974年的大选，林良实被派往槟州马打古晋参选，首仗告捷，不久被委为政务次长。他不参加州选而攻打国席是明智的决定，既可避开与民政的林苍佑发生冲突，又有空间自我发展。果然在1975年后当选马华中委。
当1977年林建寿正式被委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时，林良实已避开其锋头，转向吉隆坡发展。因为这个时候李三春要用林建寿与林苍佑抗衡，不是林良实插手得了的。林良实也真的官运亨通，他随后的几届选举都在马打古晋胜出，地位日渐提升，官拜副部长。槟州则交由林建寿“大闹天宫”。虽然如此，他被视为李三春的人，但与林建寿保持一段距离。
1983年马华忽有急变，李三春突然宣布辞党职和官职，马华上下震惊得难以消化。署理总会长梁维泮也就当上代总会长，并委任麦汉锦为代署理总会长，兼任纪律委员会主席。为了对党有效地控制，他们有计划性地排挤党内李三春派的坚定份子。在1984年3月19日，梁麦两人在一唱一和下采取闪雷手法，宣布开除林良实、陈群川及李金狮等14人党籍，引爆了马华的计时炸弹。
表面上看来，是梁麦占了上风，但林陈李派的反击却是十分震撼性的。他们的支持者决意召开特大，在取得准证后于5月6日举行特大，梁派也同样在党总部举行党庆；两派针锋相对。陈派接着在5月17日诉诸法律行动，禁止梁派举行马华各级选举，同时也在庭上爆出马华出现假党员。当马华执行秘书长陈灿松在庭上承认当权派控制的10个区会中，曾拥有21693名假党员，对当权派是当头一棒，也促使马华党员决心在党内进行“民主改革运动”。
虽然改革派在84年10月21日在云顶举行全国救党大集会，通过罢免梁维泮，但不具法律效力，拉不倒梁维泮。到了12月15日，副首相兼国阵副主席慕沙希淡再也不能容忍，促请马华离开国阵，等党争解决后再回来。
这一下子，迫使马华两派不得不和解。于是在1985年正月卅日有了马哈迪首相的见证仪式，梁派收回开除成命，并同意拟出共同接受的领导层候选人。
虽然如此，陈派依然未见阳光。在4月11日，他们再次入禀法庭，申请禁止区支会选举和召开代表大会，并要求再开特大，获得法庭的批准。梁派反击，则被驳回。
可是陈派的特大不能论罢免梁维泮，只能讨论设立以国陈秘书长嘉化峇峇为首的特委会，以处理党员名册，作为选举用途。
就这样，马华在内乱中曾出现嘉化峇是马华的“总会长”的说法。在这个特委会内，两派各三人组成。可是他同样解决不了党争，竟意外的节外生枝。在8月16日，陈忠鸿（被梁派委为“总秘书”）宣布麦汉锦已是马华“代总会长”。这一下子，马华三分天下，出现了梁派、麦派及陈派各有说法，比三国还乱。首相眼见马华党争无法解决，认定梁维泮“从中作梗”，乃运用权力革除梁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职，惟拒绝说明理由。
到后来国阵在8月的时候，也订下日期，要马华在三个月内解决党争，否则自行离开。在特委会主持下，乃订下马华妇女组、青年团及党中央改选日期。11月24日即为中央改选，梁维沣及麦汉锦不得不接受已成事实的安排，陈派看来已胜利在望。
改选结果不出所料，陈群川斗倒梁维泮，当上总会长；林良实则当选马华署理总会长，其余当选者俱为陈派人马。麦汉锦也跟着大权旁落。党争至此告一段落，前后历时20个月，大伤马华元气。自然马华没有离开国阵。
在党争的过程中，幕后支持梁维沣的林建寿，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息影政坛。
1986年3月，陈群川召开特大，对党章进行修改也削减总会长的特权，使马华走向会长制的领导。
这一年，陈群川领导马华参加大选，保持了一定的势力，但此刻的陈群川已是周身蚁，还来不及当部长，已是官司案在等着他了。他于86年大选后因新泛电上市公司财务案件在新加坡被判入狱，不得已宣布辞去党职和国会议员，林良实也就在顺应时局中坐上马华一把交椅。马华启开了林良实时代。
林良实当上舵手后，为避免马华再陷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他是循序渐进的，以摆脱马华的“政商合一”带来了的混局和不良后遗症，转而注重教育事务的发展，加强与华团的联系。在他的领导下，马华在1990年又面临一次党“危机”，那就是他和署理总会长李金狮之争。高手的林良实使到李金狮举棋不定，出现了所谓“三打三不打”的患得患失的游戏，最后在折衷下李金狮只得在1993年引退，赢家是林良实。
没有了李金狮，林良实在93年，96年及99年的党选都顺利蝉联。此时他的副手已换成林亚礼。
林亚礼也不是跟随一族，他在1999年大选后引退部长职，嘱意陈广才上位，却不得要领，种下他与林良实的失和。两人的矛盾越来陷越深，最后因党介入报业收购风潮而形成对峙面。
2001年5月23日，林良实为首的马华当权派，通过会长理事会通过（12人同意，3人弃权及5人缺席）委托华仁控股及《星报》集团管理层和董事部即刻展开收购南洋报业。消息传开，在华社引起轩然风波，抗议声党内外兼而有之。而马华按原计划在5月28日派大员接管南洋报业控股。一场无休止的舆论战也波及南洋报业备受压力。政党控制报纸虽非新鲜事，但马华以此大动作和面对的压力却是前所未有的，林良实是开了先例。
为了使到收购行动“合理化”，林良实于2001年5月30日交由党中委决定。在32票赞成，8票反对下通过追认5月23日会长理事会的收购决定。
但这样做仍不足平息马华党争，因此又有2001年6月24日的特大会议，以让中央代表表决是否核准会长理事会及中委会的议决。投票结果林派占上风，亚礼占下风，但票数距离不多，由此可见，反对的也大有人在。
经此风波后，林良实与林亚礼的成见已是无法挽回。2003年在马哈迪的敦促下，林良实宣布辞卸马华总会长职和官职，交由黄家定接任。林良实结束了长达16年的统治马华公会。
从林良实的从政纪录看来，他在教育方面的页献是较为明显的。例如扩充拉曼学院，在柔佛、槟城、霹雳和彭亨有了分校；他推展浮罗交怡计划，协助新村学校改善设备；也创设了拉曼大学。
在政治上，他被认为是协商型的，正如过去前任者，有时也出于无奈而被指为服膺妥协哲学。马华公会到他手上，对国家大事的参与和决策权没有太大的改变。
而他最争议性的举动是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即便他在2003年退休后，也经常成为被批评的始作佣者。当2007年南洋报业控股又再转手后，已是另一个格局，非林良实所能预测，也超出马华公会所能控制的局面。所有这一切，人们都把这笔账算在林良实的身上。
既然他已退休，他的功过也只好任由他人评说了。
在1943年出生于江沙的林良实，在1966年考获新大医学士，派来槟中央医院当见习医生。1971年他加入马华公会。当时的马华槟州主席是岑亚就，他不久受委为州秘书，与另一名也是新大毕业生的李永枢共闯政坛（出任副秘书）。
1974年的大选，林良实被派往槟州马打古晋参选，首仗告捷，不久被委为政务次长。他不参加州选而攻打国席是明智的决定，既可避开与民政的林苍佑发生冲突，又有空间自我发展。果然在1975年后当选马华中委。
当1977年林建寿正式被委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时，林良实已避开其锋头，转向吉隆坡发展。因为这个时候李三春要用林建寿与林苍佑抗衡，不是林良实插手得了的。林良实也真的官运亨通，他随后的几届选举都在马打古晋胜出，地位日渐提升，官拜副部长。槟州则交由林建寿“大闹天宫”。虽然如此，他被视为李三春的人，但与林建寿保持一段距离。
1983年马华忽有急变，李三春突然宣布辞党职和官职，马华上下震惊得难以消化。署理总会长梁维泮也就当上代总会长，并委任麦汉锦为代署理总会长，兼任纪律委员会主席。为了对党有效地控制，他们有计划性地排挤党内李三春派的坚定份子。在1984年3月19日，梁麦两人在一唱一和下采取闪雷手法，宣布开除林良实、陈群川及李金狮等14人党籍，引爆了马华的计时炸弹。
表面上看来，是梁麦占了上风，但林陈李派的反击却是十分震撼性的。他们的支持者决意召开特大，在取得准证后于5月6日举行特大，梁派也同样在党总部举行党庆；两派针锋相对。陈派接着在5月17日诉诸法律行动，禁止梁派举行马华各级选举，同时也在庭上爆出马华出现假党员。当马华执行秘书长陈灿松在庭上承认当权派控制的10个区会中，曾拥有21693名假党员，对当权派是当头一棒，也促使马华党员决心在党内进行“民主改革运动”。
虽然改革派在84年10月21日在云顶举行全国救党大集会，通过罢免梁维泮，但不具法律效力，拉不倒梁维泮。到了12月15日，副首相兼国阵副主席慕沙希淡再也不能容忍，促请马华离开国阵，等党争解决后再回来。
这一下子，迫使马华两派不得不和解。于是在1985年正月卅日有了马哈迪首相的见证仪式，梁派收回开除成命，并同意拟出共同接受的领导层候选人。
虽然如此，陈派依然未见阳光。在4月11日，他们再次入禀法庭，申请禁止区支会选举和召开代表大会，并要求再开特大，获得法庭的批准。梁派反击，则被驳回。
可是陈派的特大不能论罢免梁维泮，只能讨论设立以国陈秘书长嘉化峇峇为首的特委会，以处理党员名册，作为选举用途。
就这样，马华在内乱中曾出现嘉化峇是马华的“总会长”的说法。在这个特委会内，两派各三人组成。可是他同样解决不了党争，竟意外的节外生枝。在8月16日，陈忠鸿（被梁派委为“总秘书”）宣布麦汉锦已是马华“代总会长”。这一下子，马华三分天下，出现了梁派、麦派及陈派各有说法，比三国还乱。首相眼见马华党争无法解决，认定梁维泮“从中作梗”，乃运用权力革除梁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职，惟拒绝说明理由。
到后来国阵在8月的时候，也订下日期，要马华在三个月内解决党争，否则自行离开。在特委会主持下，乃订下马华妇女组、青年团及党中央改选日期。11月24日即为中央改选，梁维沣及麦汉锦不得不接受已成事实的安排，陈派看来已胜利在望。
改选结果不出所料，陈群川斗倒梁维泮，当上总会长；林良实则当选马华署理总会长，其余当选者俱为陈派人马。麦汉锦也跟着大权旁落。党争至此告一段落，前后历时20个月，大伤马华元气。自然马华没有离开国阵。
在党争的过程中，幕后支持梁维沣的林建寿，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息影政坛。
1986年3月，陈群川召开特大，对党章进行修改也削减总会长的特权，使马华走向会长制的领导。
这一年，陈群川领导马华参加大选，保持了一定的势力，但此刻的陈群川已是周身蚁，还来不及当部长，已是官司案在等着他了。他于86年大选后因新泛电上市公司财务案件在新加坡被判入狱，不得已宣布辞去党职和国会议员，林良实也就在顺应时局中坐上马华一把交椅。马华启开了林良实时代。
林良实当上舵手后，为避免马华再陷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他是循序渐进的，以摆脱马华的“政商合一”带来了的混局和不良后遗症，转而注重教育事务的发展，加强与华团的联系。在他的领导下，马华在1990年又面临一次党“危机”，那就是他和署理总会长李金狮之争。高手的林良实使到李金狮举棋不定，出现了所谓“三打三不打”的患得患失的游戏，最后在折衷下李金狮只得在1993年引退，赢家是林良实。
没有了李金狮，林良实在93年，96年及99年的党选都顺利蝉联。此时他的副手已换成林亚礼。
林亚礼也不是跟随一族，他在1999年大选后引退部长职，嘱意陈广才上位，却不得要领，种下他与林良实的失和。两人的矛盾越来陷越深，最后因党介入报业收购风潮而形成对峙面。
2001年5月23日，林良实为首的马华当权派，通过会长理事会通过（12人同意，3人弃权及5人缺席）委托华仁控股及《星报》集团管理层和董事部即刻展开收购南洋报业。消息传开，在华社引起轩然风波，抗议声党内外兼而有之。而马华按原计划在5月28日派大员接管南洋报业控股。一场无休止的舆论战也波及南洋报业备受压力。政党控制报纸虽非新鲜事，但马华以此大动作和面对的压力却是前所未有的，林良实是开了先例。
为了使到收购行动“合理化”，林良实于2001年5月30日交由党中委决定。在32票赞成，8票反对下通过追认5月23日会长理事会的收购决定。
但这样做仍不足平息马华党争，因此又有2001年6月24日的特大会议，以让中央代表表决是否核准会长理事会及中委会的议决。投票结果林派占上风，亚礼占下风，但票数距离不多，由此可见，反对的也大有人在。
经此风波后，林良实与林亚礼的成见已是无法挽回。2003年在马哈迪的敦促下，林良实宣布辞卸马华总会长职和官职，交由黄家定接任。林良实结束了长达16年的统治马华公会。
从林良实的从政纪录看来，他在教育方面的页献是较为明显的。例如扩充拉曼学院，在柔佛、槟城、霹雳和彭亨有了分校；他推展浮罗交怡计划，协助新村学校改善设备；也创设了拉曼大学。
在政治上，他被认为是协商型的，正如过去前任者，有时也出于无奈而被指为服膺妥协哲学。马华公会到他手上，对国家大事的参与和决策权没有太大的改变。
而他最争议性的举动是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即便他在2003年退休后，也经常成为被批评的始作佣者。当2007年南洋报业控股又再转手后，已是另一个格局，非林良实所能预测，也超出马华公会所能控制的局面。所有这一切，人们都把这笔账算在林良实的身上。
既然他已退休，他的功过也只好任由他人评说了。
(廿九)1985年──陈群川局绅（Mr.Tan Koon Swan, J.P.）（1940-）
1985年属于陈群川的。他在这一年在大风大浪中杀出一条血路，荣任马华第五任总会长，也结束长达20个月的马华党争和危机。但在另一方面，在攀上顶峰后等着他的是一条不归的“黑路”。1985年成了他人生的最大转折点。
陈群川于1940年在蒲种新村出生，少时家境清寒，在中学毕业后先后担任过电气局书记及税务局调查员。1970年获得林梧桐器重，出任云顶高原公司的总经理，把云顶变成一个远近知名的渡假胜地和赌场。
由于长袖善舞，使到李三春另眼相看，于1977年邀请参加马华公会，并把他从云顶请下山出任马华公会的多元化合作社及马化控股的负责人。马华公会在配合李三春的领导下，陈群川提出了“政商合一”的新理论和新方向，在华社激起千层浪。
1978年他参加大选，在劳勿国席胜出，被倚重进入马华中委会；更在1979年被委为联邦直辖区联委会主席。1982年在大选中从反对党手中夺回白沙罗国席。陈群川在政经两得意下，成为当时华社的一个“奇迹品牌”，不但被人称为“现代陶朱公”，而且也狂热地相信“政商合一”是华人的光明大道。陈群川的理论是华人集资向大企业进军，打破传统的家庭式经营手法，以面对“新经济政策”的挑战。
由于从来没有这么的构想，而且也是第一次由一个执政党出这样的口号，许多华人也就深信不疑地相信这条路走对了，纷纷集资。一时之间，合作社与所谓控股公司如雨后春笋成立起来，连民间社团也参与其中，蔚成一幅经济壮观图。
正在这个时候，李三春突然“出走”，留下一个极不稳定的局面，在梁维泮强势攻势下，陈群川派面临打击，联委会被冻结，复又在1984年被开除党籍。一下子把焦点从经济移向政治，政治大海啸就在这闪电雷击下滚滚而来，掩盖了经济上可能出现的危机。
陈群川也因为被视为经济奇才和政治高手，被李三春派的人推举为“新盟主”。陈群川派就这样与梁维泮的当权者对着干，攻击与反击层出不穷，漫骂与恶言满天飞，直到1985年的特大，才正式确定陈群川的盟主地位。
就在陈群川得意于政坛之际，却失意与商场，他所控制的新源电上市企业公司出了问题。在法律毫无容情下，即使陈群川在1986年大选胜出，在务边当选国会议员（8月2日），他已经乌云压境。先在新加坡被判有罪服刑，后则在8月27日正式辞党职，再辞国席（因而有了补选，才由陈祖排顶上）。
陈群川这一套理论，也在1986年8月8日宣告破产，因为政府援引紧急条款，下令冻结24间华资合作社。虽然不是每一家合作社都出现不规则，但它们全数都被判了“死刑”。这突如其来的大风暴，把人民的梦想一扫而光，大家睁大着眼睛看到所谓合作社及控股公司纷纷成为“痛苦公司”。前一阵子马化控制所控的马法银行、马化保险、马化国际、南洛园、马种植、万能、大城市等许多挂牌公司都转手了。甚至连马化控股也被认为以低价脱手于私人。
虽然直到今天，马化合作社及自立社仍然存在活动，但其它的相关合作社也就烟消云散了。
陈群川不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华社集资搞大企业的失败。“政商合一”被证明行不通，因为政治主导权不在马华手里，也不在陈群川手里。许许多多的华人不得不从梦中醒来，望着一大摊的烂摊子慢慢地收拾。
陈群川在新加坡服完刑后，也在马来西亚因处理合作社业务不当而触犯商业法令与其三位友好被控上法庭。除了一人后来无罪释放外，其余三人都不得不向法律低头而服刑。
90年代恢复自由身的陈群川已不再问政事，把生命交给了神，又再脱离穷籍，重新在商场上发展。但这些只归个人行为，与华社和国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做回一个普通的人。从他的崛起到跌进深渊，不过是10年光景。然而这10年对华社来说，犹如过了一个世纪。
不知你信不信邪，在马华总会长历史中，没有做部长的总会长总是黯然下台，前有陈祯禄在1958年被击败；中林苍佑在1961年被逼退党；后有陈群川在法律而前交出会长棒子。这当然只是巧合，不能当真，因为有部长罩身也不见是灵气逼人；同样时间一到，就得走人。
陈群川于1940年在蒲种新村出生，少时家境清寒，在中学毕业后先后担任过电气局书记及税务局调查员。1970年获得林梧桐器重，出任云顶高原公司的总经理，把云顶变成一个远近知名的渡假胜地和赌场。
由于长袖善舞，使到李三春另眼相看，于1977年邀请参加马华公会，并把他从云顶请下山出任马华公会的多元化合作社及马化控股的负责人。马华公会在配合李三春的领导下，陈群川提出了“政商合一”的新理论和新方向，在华社激起千层浪。
1978年他参加大选，在劳勿国席胜出，被倚重进入马华中委会；更在1979年被委为联邦直辖区联委会主席。1982年在大选中从反对党手中夺回白沙罗国席。陈群川在政经两得意下，成为当时华社的一个“奇迹品牌”，不但被人称为“现代陶朱公”，而且也狂热地相信“政商合一”是华人的光明大道。陈群川的理论是华人集资向大企业进军，打破传统的家庭式经营手法，以面对“新经济政策”的挑战。
由于从来没有这么的构想，而且也是第一次由一个执政党出这样的口号，许多华人也就深信不疑地相信这条路走对了，纷纷集资。一时之间，合作社与所谓控股公司如雨后春笋成立起来，连民间社团也参与其中，蔚成一幅经济壮观图。
正在这个时候，李三春突然“出走”，留下一个极不稳定的局面，在梁维泮强势攻势下，陈群川派面临打击，联委会被冻结，复又在1984年被开除党籍。一下子把焦点从经济移向政治，政治大海啸就在这闪电雷击下滚滚而来，掩盖了经济上可能出现的危机。
陈群川也因为被视为经济奇才和政治高手，被李三春派的人推举为“新盟主”。陈群川派就这样与梁维泮的当权者对着干，攻击与反击层出不穷，漫骂与恶言满天飞，直到1985年的特大，才正式确定陈群川的盟主地位。
就在陈群川得意于政坛之际，却失意与商场，他所控制的新源电上市企业公司出了问题。在法律毫无容情下，即使陈群川在1986年大选胜出，在务边当选国会议员（8月2日），他已经乌云压境。先在新加坡被判有罪服刑，后则在8月27日正式辞党职，再辞国席（因而有了补选，才由陈祖排顶上）。
陈群川这一套理论，也在1986年8月8日宣告破产，因为政府援引紧急条款，下令冻结24间华资合作社。虽然不是每一家合作社都出现不规则，但它们全数都被判了“死刑”。这突如其来的大风暴，把人民的梦想一扫而光，大家睁大着眼睛看到所谓合作社及控股公司纷纷成为“痛苦公司”。前一阵子马化控制所控的马法银行、马化保险、马化国际、南洛园、马种植、万能、大城市等许多挂牌公司都转手了。甚至连马化控股也被认为以低价脱手于私人。
虽然直到今天，马化合作社及自立社仍然存在活动，但其它的相关合作社也就烟消云散了。
陈群川不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华社集资搞大企业的失败。“政商合一”被证明行不通，因为政治主导权不在马华手里，也不在陈群川手里。许许多多的华人不得不从梦中醒来，望着一大摊的烂摊子慢慢地收拾。
陈群川在新加坡服完刑后，也在马来西亚因处理合作社业务不当而触犯商业法令与其三位友好被控上法庭。除了一人后来无罪释放外，其余三人都不得不向法律低头而服刑。
90年代恢复自由身的陈群川已不再问政事，把生命交给了神，又再脱离穷籍，重新在商场上发展。但这些只归个人行为，与华社和国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做回一个普通的人。从他的崛起到跌进深渊，不过是10年光景。然而这10年对华社来说，犹如过了一个世纪。
不知你信不信邪，在马华总会长历史中，没有做部长的总会长总是黯然下台，前有陈祯禄在1958年被击败；中林苍佑在1961年被逼退党；后有陈群川在法律而前交出会长棒子。这当然只是巧合，不能当真，因为有部长罩身也不见是灵气逼人；同样时间一到，就得走人。
(卅)1986年──敦慕沙希淡（Tun Musa Bin Hitam）（1934-）
1986年慕沙希淡因与首相马哈迪关系交恶而作出惊人的宣布，辞卸内政部长兼副首相职，标志着所谓2M时代的落幕。’
慕沙希淡1934年在昔加未出生。1957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在1964-65年间，担任交通部长萨顿（后任槟州元首）的政治秘书。继之参加昔加末国会补选胜出。在此期间，他曾一度任巫统总秘书，也担任过巫统执行秘书。
1969年大选后，他被委为副首相署助理部长，但因被指涉及倒东姑运动（与马哈迪大唱双簧）而在同年8月被撤职。随后前往苏色大学（SUSSES UNIVERSITY）攻读国际关系，考取硕士学位，1年后回马出任马大助教。
到了1971年敦拉萨上台，他再次获得重用，在1973年被委为副贸工部长，又在1974年大选后晋升为原产业部长，1978年转任教育部长，这一年他在巫统改选中当选副主席。
1981年胡先翁退休，改由马哈迪接任。慕沙希淡借此大好时机角逐巫统署理主席。在得到马哈迪祝福下，他击败东姑拉沙里。这意味着慕沙将会成为马哈迪的搭挡，出任副首相。1982年的大选国阵大胜，舆论和民间出现了所谓“2M政府”时代的降临。这对慕沙不是好兆头。因为政府只有1M，怎么会出现2M？在初时大家都这么称呼惯了，谁也不在意，但马哈迪在意。为了平衡局面，马哈迪留下东姑拉沙里继任财长。不过慕沙的支持者形容东姑拉沙里的失败标志着皇族对政治的重要影响已退减了。
1984年的党选，东姑拉沙里卷土重来再与慕沙决一高低，他同样再尝败绩。虽然如此，马哈迪还是把他留在内阁内，转任贸工部长（改由达因出任财长）。对此慕沙大表不满，他写了一封私函给马哈迪，坚决反对委任东姑拉沙里为贸工部长，马哈迪自然没有屈服，他通过巫统最高理事会进行斡旋，总算劝服慕沙不再坚持已见。
另一方面，慕沙对于马哈迪在重大事件上并未事事与他商量有所不悦，他们的关系逐渐淡化。再加上马哈迪委任沙努西为巫统总秘书控制党也使慕沙起了戒心，总之2M的关系开始在恶化中。
果然在1986年2月28日，慕沙修函予马哈迪，表明将在3月16日辞卸副首 相兼内政部长职，也同时辞去党署理主席，理由是马哈迪不再信任他。
有鉴于慕沙在党内仍有一定势力，马哈迪一时也不轻举妄动，而是让巫统派代表劝慕沙打消辞意。慕沙在衡量轻重后，决定保留署理主席，但坚决辞副首相兼内长职，用以在党内也能牵制马哈迪。他不是真正要退出政坛，他是以退为进在审时度势。
在马哈迪取用嘉化峇峇成为副首相时，意味着2M政府不见了。他决心提早大选，在1986年8月来取得人民新的委托，所有的党内歧见暂时被搁置在一边。
这场大选马哈迪又过关了，国阵在177个国席中取得148席，超过2/3席。虽然这一年行动党大有斩获，胜了24个国席，却无法动摇马哈迪的坚固地位。马哈迪为自己启开了没有慕沙，没有2M的马哈迪时代了。
尽管马哈迪控制了政府机制，但他尚未能全面控制党的机制，另一边的派系静悄悄地组成他们的队伍，准备在1987年的党选中重重反击以把马哈迪拉下马。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原来属于不咬弦的一对政治死对头却在这时连成一气。他们是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连手打巫统的老大和老二。这样一来，巫统分成了两派，马哈迪的阵营叫A队，东姑拉沙里的阵营叫B队。慕沙及当今的首相阿都拉都是B队的人马。双方阵容人马鼎盛，势均力敌，谁也不能轻敌。
党选结果，马哈迪阵营大胜，东姑拉沙里败落。慕沙希淡原是党的署理主席，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会败在嘉化手中（739票对699票）。这又反映了慕沙缺乏马哈迪的支持，他的势力已相对减少，再者他已非部长级人马，党中央代表自然以官职为重。
慕沙又很快地与东姑拉沙里划分界线，他不参与后者的另立新党，而是留在巫统党内。他的留任也让马哈迪松一口气，也在较后委任他出任享有部长级待遇的马来西亚驻联合国特使。在这之后，慕沙希淡辗转留在巫统也再也无法施展抱负，他眼见年轻的一代走向政治核心，安华就是其中一人。1990年他不再参加大选，但他仍然在国际舞台扮演角色，时也有政论发表，只是时代已不属于他，今天的慕沙在商界大展手脚，政治已远他而去。
由于慕沙的失败，促使马哈迪对亲近的人都有戒心，先后出现四位副首相即为一例，这是慕沙事件开了先河，因此慕沙成了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有成功的被喝采，也有失败的寥寂。唯一不变的是，他在位时是巫统政策的执行人。后来的人也逃离不了这一轨迹。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他们都是巫统的精英份子，他们的起起落落也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生态。
慕沙希淡1934年在昔加未出生。1957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在1964-65年间，担任交通部长萨顿（后任槟州元首）的政治秘书。继之参加昔加末国会补选胜出。在此期间，他曾一度任巫统总秘书，也担任过巫统执行秘书。
1969年大选后，他被委为副首相署助理部长，但因被指涉及倒东姑运动（与马哈迪大唱双簧）而在同年8月被撤职。随后前往苏色大学（SUSSES UNIVERSITY）攻读国际关系，考取硕士学位，1年后回马出任马大助教。
到了1971年敦拉萨上台，他再次获得重用，在1973年被委为副贸工部长，又在1974年大选后晋升为原产业部长，1978年转任教育部长，这一年他在巫统改选中当选副主席。
1981年胡先翁退休，改由马哈迪接任。慕沙希淡借此大好时机角逐巫统署理主席。在得到马哈迪祝福下，他击败东姑拉沙里。这意味着慕沙将会成为马哈迪的搭挡，出任副首相。1982年的大选国阵大胜，舆论和民间出现了所谓“2M政府”时代的降临。这对慕沙不是好兆头。因为政府只有1M，怎么会出现2M？在初时大家都这么称呼惯了，谁也不在意，但马哈迪在意。为了平衡局面，马哈迪留下东姑拉沙里继任财长。不过慕沙的支持者形容东姑拉沙里的失败标志着皇族对政治的重要影响已退减了。
1984年的党选，东姑拉沙里卷土重来再与慕沙决一高低，他同样再尝败绩。虽然如此，马哈迪还是把他留在内阁内，转任贸工部长（改由达因出任财长）。对此慕沙大表不满，他写了一封私函给马哈迪，坚决反对委任东姑拉沙里为贸工部长，马哈迪自然没有屈服，他通过巫统最高理事会进行斡旋，总算劝服慕沙不再坚持已见。
另一方面，慕沙对于马哈迪在重大事件上并未事事与他商量有所不悦，他们的关系逐渐淡化。再加上马哈迪委任沙努西为巫统总秘书控制党也使慕沙起了戒心，总之2M的关系开始在恶化中。
果然在1986年2月28日，慕沙修函予马哈迪，表明将在3月16日辞卸副首 相兼内政部长职，也同时辞去党署理主席，理由是马哈迪不再信任他。
有鉴于慕沙在党内仍有一定势力，马哈迪一时也不轻举妄动，而是让巫统派代表劝慕沙打消辞意。慕沙在衡量轻重后，决定保留署理主席，但坚决辞副首相兼内长职，用以在党内也能牵制马哈迪。他不是真正要退出政坛，他是以退为进在审时度势。
在马哈迪取用嘉化峇峇成为副首相时，意味着2M政府不见了。他决心提早大选，在1986年8月来取得人民新的委托，所有的党内歧见暂时被搁置在一边。
这场大选马哈迪又过关了，国阵在177个国席中取得148席，超过2/3席。虽然这一年行动党大有斩获，胜了24个国席，却无法动摇马哈迪的坚固地位。马哈迪为自己启开了没有慕沙，没有2M的马哈迪时代了。
尽管马哈迪控制了政府机制，但他尚未能全面控制党的机制，另一边的派系静悄悄地组成他们的队伍，准备在1987年的党选中重重反击以把马哈迪拉下马。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原来属于不咬弦的一对政治死对头却在这时连成一气。他们是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连手打巫统的老大和老二。这样一来，巫统分成了两派，马哈迪的阵营叫A队，东姑拉沙里的阵营叫B队。慕沙及当今的首相阿都拉都是B队的人马。双方阵容人马鼎盛，势均力敌，谁也不能轻敌。
党选结果，马哈迪阵营大胜，东姑拉沙里败落。慕沙希淡原是党的署理主席，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会败在嘉化手中（739票对699票）。这又反映了慕沙缺乏马哈迪的支持，他的势力已相对减少，再者他已非部长级人马，党中央代表自然以官职为重。
慕沙又很快地与东姑拉沙里划分界线，他不参与后者的另立新党，而是留在巫统党内。他的留任也让马哈迪松一口气，也在较后委任他出任享有部长级待遇的马来西亚驻联合国特使。在这之后，慕沙希淡辗转留在巫统也再也无法施展抱负，他眼见年轻的一代走向政治核心，安华就是其中一人。1990年他不再参加大选，但他仍然在国际舞台扮演角色，时也有政论发表，只是时代已不属于他，今天的慕沙在商界大展手脚，政治已远他而去。
由于慕沙的失败，促使马哈迪对亲近的人都有戒心，先后出现四位副首相即为一例，这是慕沙事件开了先河，因此慕沙成了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有成功的被喝采，也有失败的寥寂。唯一不变的是，他在位时是巫统政策的执行人。后来的人也逃离不了这一轨迹。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他们都是巫统的精英份子，他们的起起落落也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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