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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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6.7.07

《大马50金 风云人物》

目录Contents
  1. (一)1957年 东姑阿都拉曼
  2. (二)1958年 敦林苍佑医生
  3. (三)1959年 敦拉萨
  4. (四)1960年 敦陈祯禄
  5. (五)1961年 林连玉
  6. (六)1962年 敦陈修信
  7. (七)1963年 拿督布斯达曼
  8. (八) 1964年 蒂凡那
  9. (九)1965年 布哈鲁丁医生
  10. (十) 1966年 拿督加弄宁甘
  11. (十一)1967年 陈凯希
  12. (十二)1968年 丹斯里陈志勤医生
  13. (十三)1969年 敦马哈迪医生
  14. (十四) 1970年 丹斯里杨国斯
  15. (十五)1971年 拿督翁
  16. (十六)1972年 林吉祥
  17. (十七)1973年 敦伊斯迈医生
  18. (十八)1974年 丹斯里李三春
  19. (十九)1975年 拿督斯里哈仑
  20. (廿)1976年 敦胡申翁
  21. (廿一)1977年 丹斯里阿斯里
  22. (廿二)1978年 林晃昇
  23. (廿三) 1979年 丹斯里曾永森
  24. (廿四)1980年 拿督斯里林敬益医生
  25. (廿五)1981年 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
  26. (廿六)1982年 拿督斯里郭洙镇
  27. (廿七)1983年 拿督斯里三美威鲁
  28. (廿八)1984年 敦林良实医生
  29. (廿九)1985年 陈群川局绅
  30. (卅)1986年 敦慕沙希淡
  31. (卅一)1987年 拿督沈慕羽
  32. (卅二)1988年 敦沙礼阿峇斯
  33. (卅三)1989年 陈平
  34. (卅四)1990年 丹斯里许子根博士
  35. (卅五)1991年 丹斯里林玉静
  36. (卅六)1992年 胡万铎
  37. (卅七)1993年 拿督斯里纳吉
  38. (卅八)1994年 敦慕斯打化
  39. (卅九)1995年 林冠英
  40. (四十)1996年 东姑拉沙里
  41. (四十一)1997年 敦达因赛努汀
  42. (四十二)1998年 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
  43. (四十三)1999年 郭全强
  44. (四十四)2000年 拿督希山慕汀
  45. (四十五)2001年 丹斯里林亚礼
  46. (四十六) 2002年 拿督法兹诺
  47. (四十七)2003年 拿督斯里黄家定
  48. (四十八) 2004年 赛胡申阿里博士
  49. (四十九)2005年 拿督翁诗杰
  50. (五十)2006年 敦嘉化峇峇
  51. (五十一)2007年 林德宜博士

5.7.07

马来西亚建国五十载 风云人物逐年数

谢诗坚

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立国五十载。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国家经历了风程雨路,也经历跌岩起伏的沧桑,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一个现代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其奇特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这个现代民族国家是由各种族推砌起来的。呈现了多元色彩和多元气象。

所有这一切都和时代的重要人物的决策和言行息息相关。他们推动了国家的进程,有些也成了争议性的人物。本系列文章就是根据一年选一位风云人物进行点评。这种挑选尽量客观,但也难免带有主观性。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同时因为以年代为标记,也就不能以人物的重要性进行排名。文中所提到的人物不尽然是呼风唤雨的,但他们也在特定的年代擦出时代的火花。因此他们“榜上有名”。至于那些未被提到的,也未必不重要,只是在每一年只有一位“特定人物”下,也就不可能面面俱圆。

适逢建国50年,我们就从1957年起逐个评头品足:

(一)1957年──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1903-1990)

东姑荣膺1957年的风云人物是没有争议性的。 这一年的8月31日他带领国家走向独立。默迪卡呼声响彻云霄,一个新兴的国家也就诞生了。比预期中的独立来得早;也比预期中的胜利来得平和与顺利。东姑当上了开国首相,马来亚历史打开新的一页。 这位出身于吉打皇族家庭的王子,早年在英国攻读法律。1951年时来运转,递补了创党人拿督翁因离开巫统的空缺,而成为巫统的第二任主席。不久(1953年)之后,他促成马华及印度国大党与巫统结盟,组成联盟。

1955年,东姑率领联盟参加独立前走向自治邦的全国普选(选52名,另46名委任),面对的劲敌是离开巫统后另组国家党(原为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的拿督翁的强大阵营。结果联盟大奏凯歌,胜岀51席(只1席由回教党取得),国家党全数阴沟里翻船。就这样,东姑成了马来亚自治邦的首席部长,为迈向独立铺平道路。

为了使到独立更具意义,东姑在普选胜利后的同年12月28日及29日,石破天惊与马共代表在华玲举行会议,以向后者“招降缴械”,但陈平坚持马共的合法地位和参政权(参加选举),结果会议不欢而散,各交白卷。

不过此举也激发东姑加快步伐向英国争取早日独立。经过一连串的谈判,终于如愿以偿,换句话说,东姑是在谈判桌上取得独立,不必进行民族的流血斗争。就这样,东姑的首席部长职变成了新兴国家的首相。

1959年东姑在与马华争执闹内閧的情况下举行大选(这主要是马华第二任会长林苍佑向东姑要求分配马华1/3席位不果而与东姑闹翻,衍生了陈修信在马华党内“夺权”,把林苍佑派边缘化,导致党的分裂),结果联盟胜了74席(总数104席)(即巫统52席,马华19席及国大党3席),东姑再次组成内阁。

1961年,东姑突然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即意要把新加坡、北婆罗洲(包括沙巴、砂拉越及文莱)拉进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为马来西亚联邦。此举也遭致反对党反对,尤其是左翼阵线。更令东姑穷于应付的是。印度尼西亚在苏卡诺总统领导下,强烈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并指斥是“新殖民地产物”。

东姑在面对巨大的压力下没有改变初衷,除了文莱不加盟外,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加剧马印对抗。时局的紧张自不在话下,但也给东姑一个良机在1964年的大选而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赢得89席(总数104席),组成稳固的政府;尤其是华人担心反对党倾向印度尼西亚。

而最令东姑释怀的是,1966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与反政变,导致右翼的军人苏哈多上台(苏卡诺大权旁落),结束了长达数年的马印对抗。

可是好景不常,当1969年东姑面对他人生第四次大选(独立后第三次大选)时,他竟未能察觉反风己起,按原订计划面对选民。这一回东姑在政治上栽了筋斗。虽然联盟在中央未失政权,在国会104席中,只赢得66席(仍过半数,可组中央政府),但却失去槟城州政权(让位于新崛起的民政党),而民主行动党则崛起成为国会的最大反对党。

接下来东姑意想不到和大跌眼镜的是:在大选成绩揭晓后的第三天,吉隆坡不幸爆发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很快蔓延全国各地。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中止,实行半军管。史称“五一三”悲剧。

东姑也因此交出国家权力于副手敦拉萨。虽然保持首相身份,但他已是从最快乐的首相变成最不快乐的首相了。1970年9月21日东姑正式卸职,由敦拉萨接位。

尽管东姑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退休,但他在国家独立前后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不能被磨灭的。因此他是名列前茅的50名之首,且当之无愧。

(二)1958年──敦林苍佑医生 (Tun Dr. Lim Chong Eu)(1919- )

林苍佑之所以成为1958年的风云人物是因为这一年的3月23日,他在马华党选中挑战马华的创党人陈祯禄。竟而-鹄中的,以89票对67票击败陈祯禄荣任第二任马华总会长。不仅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也震惊政坛。

原本不是属于马华党员的林苍佑是于1951年正式涉足政治,被委任为殖民地槟州议员,并在同年创组槟城急进党(Penang Radical Party)。

1953年林苍佑才正式当上主席(这之前他只接受担任副主席),但1954年林苍佑突然宣布不再接受任主席,只要当副主席。吊诡的是他在这时提出将“槟城”去掉,成为“Radical Party”,显示有意成为“全国性政党”。

正当人们不明究里的时候,林苍佑在另一边厢静悄悄的应陈祯禄的感召加入了马华公会(当时政党并没有限制一人只参加一个政党,可以拥有双重身份)。这就表明林苍佑不再限局在槟城,而是准备通过马华公会闯天下。

果然到了1955年,急进党无疾而终,林苍佑则以联盟身份参加州议员的选举而胜出,他成了马华在槟州呼风唤雨的人物,也是槟州的首席议员。

1958年他参加马华总会长选举胜出,锐意改革马华却遇重重阻力,更因争取议席之分而与东姑闹翻,进一步激化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演变成陈祯禄的父子阵与林苍佑派的对峙。最终林苍佑派以失败收场,在1961年离开了马华公会。

林苍佑改革功败垂成,意味着马华再也争取不到三份之一国会议席的分配,也出现马华与巫统再也不是并行线的合作伙伴(原本马华巫统各派16名代表参与联盟理事会),而是突显了巫统的主导地位。马华公会经此一变。它在联盟内的地位也一变再变,不再是昔日的平分秋色。

离开了马华的林苍佑很快地在同年(1961年)另起炉灶,成立民主联合党,在芙蓉拔地而起。由于陈世英等人的加盟,民主联合党间接成为芙蓉市议会的执政党。不幸的,民联党又于1963年闹分裂,林苍佑只得把大本营搬回槟城。1964年民联党参加全国大选,仅林苍佑一人独领风骚,当选国会议员,其它当选州议员都是在他的国会选区或边周地带胜出。可以这么说,没有林苍佑就没有民联党,但有了民联党却未能遂林苍佑夺权的心愿。

1968年林苍佑求变成功,他率领民联党加入了新成立的民政党,竟而在1969年的大选中脱颖而出,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当上槟州首席部长,迎来了政治的第二春。

1972年,民政与联盟(巫统)组槟州联合政府。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扩大的组织,影响了马华的代表性)面对大选又再胜出。林苍佑在惊涛骇浪中一直到1990年的大选中马失前蹄,才正式引退政坛。前前后后,他当了20年的首席部长,把槟城打造成一个先进的电子工业城,制造了无限的就业商机,人才又再回流。

退休后的林苍佑从此不问政事,他与马华及民政的关系也越来越模糊。但不能否认的是不论是马华公会或者是民政党,林苍佑曾是它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尤其对民政党而言,没有过去的林苍佑,就没今日的民政党。他是民政党的教父,也是民政党的一座历史丰碑,他的成就写在民政党的历史上。

(三)1959年──敦拉萨(Tun Abdul Razak Bin Hussein)(1922-1976)

敦拉萨之所以在这一年上榜是因为东姑暂时告假半年以应对大选而委前者成为代首相。这是东姑的一大“创见”,以后就不再发生,下来的首相就不曾因大选而暂时退位。东姑是第一人,直到今天,也无后来者。

敦拉萨是在1950年取得律师资格后,参加了巫统。1951年因胡先翁偕父离开巫统,敦拉萨成了第二任巫青团长,接着他又当选巫统副主席,以后再晋身署理主席。

1955年2月,以33岁之英年,出任彭亨州务大臣。复于同年7月参加第一次联邦立法议会普选而胜出。翌年被委为教育委员会主席,著名的“拉萨教育报告书”就是在1956年被提出,而在1957年国家独立时成为教育法令。

1957年国家独立后,他被委为国防部长兼副首相。因而有了1959年大选前出任代首相之机遇。 1959他再参加大选胜出,被东姑委为乡村发展部长,也兼任副首相,他成了东姑的得力助手。
1969年大选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 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终止,实行半军管统治。敦拉萨临危受命,出任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大权在握。

1970年9月,东姑退隐政坛,敦拉萨成了国家第二任首相。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结束半军管统治,敦拉萨推出了“新经济政策”,打出“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的旗号,但也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措施过于严厉,引发了争议,一直到今天,“新经济政策”下的土著与非土著之分,也留下许多有待厘清的偏差。

与此同时,敦拉萨也推出了国家原则五大信条,作为国民的指导思想。他的更大成就是拉拢其它反对党加入联盟扩大后的国阵,使到反对党声音转弱,可说只剩下民主行动党未被幸宠。 如果说“513”是马来西亚政治的分水岭,那么敦拉萨上台后提出的“以党治国”的理念就是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因为他的“以党治国”摆明是以巫统来领导国家。从兹巫统成了国家政策的发言人和制订者。

当大部份政策和措施都导向新经济政策时,敦拉萨也适时的挽回华人的支持,那就是他在1974年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破冰之旅,并建立了马中外交关系。这在东姑时代是不可思议的。也因为这样,敦拉萨领导的国阵在1974年的大选中赢得辉煌的战绩。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他在1976年初因癌症逝世,但在事先却未透露风声。“长才未竟”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不过他留下的施政却使他成为另一位“马来民族英雄”。在惺惺相惜下,他在1971年把创党人拿督翁的遗像重新安置在巫统内,为巫统寻回了根,也为巫统开创新天地,大批大批的马来人倒向巫统。巫统变成马来人的港湾和追寻梦想的好疆场。

(四)1960──敦陈祯禄 (Tun Tan Cheng Lock)(1883-1960)

陈祯禄在1960年成为新闻人物,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突破,而是这一年他走完他的一生,他在建国的过程中之所以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因为他以66岁的高龄参与创办马华公会,且成为创党会长。对于一位应该 退休的老人而言,陈祯禄无疑是老来把华社工作扛在肩上,尤其是在紧急状态的年代,新村数十万华人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中,马华乃告运应而生。

从一开始,陈祯禄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属于福利慈善工作,而未为这个政党赋予政治生命力,直到1953年马华发行福利彩票集资协助新村华人被终止后,马华才意识到没有政治权力,华人的保障就会越来越少。因此他引导马华转向较为明显的政治平台。这一年,马华与巫统正式合作组成联盟,较后加入了印度国大党。

原本出身英文世家的陈祯禄早年曾出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1922-1935)。在抗日的年代则避走印度,与陈嘉庚是两个不同典型的人物。战后回国则一度在1947年参与领导左右派联合的“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以抗议英国单方面与巫统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其中有某些条文被认为不利华社,因而有了另一部“人民宪章”的出现,但不为英殖民政府所接纳。在这之后,因为英政府决意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议”,拒绝“人民宪章”,乃于1948年6月宣布紧急状态,列马共为非法组织,也就导致陈祯禄与马共有参与的“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脱离关系,回复到他的右翼立场。因而在1949年有了马华公会这个政党的出现,试图取代马共的地位,成为华社的发言人和领导人,这样一来难免与马共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一边厢马共在1953年重新洗牌,大搞马新统一战线时,陈祯禄则通过马华公会号召华人加入其阵营,形成了左右派的斗争,林苍佑就是在1954年被感召加入马华公会的,马华公会的“峇峇精英政治”因此被确定下来。

虽然1955年的普选是局部的,也让马华公会的候选人全胜,并在较后确定陈祯禄代表华社的身份,联同东姑及马绍尔与马共代表陈平等人在同年的12月在华玲举行会谈,但陈祯禄在独立后并未入阁,在影响政府施政方面显得有限,也就不得不引入新血来使马华更具代表性。

1958年林苍佑挑战陈祯禄成功证明了有一股新生的力量要改造马华。可惜林苍佑很快得不到陈祯禄的祝福,竟演变成陈氏父子联成一气把林苍佑排斥在主流门外。就这样,陈祯禄造就了他的儿子陈修信“子承父业”。马华进入了争议性的年代。

1960年12月13日,陈祯禄走完他的一生。他是第一位华人被赐于“国葬”。他被推崇的贡献在于成功地把马华转化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而他被争议的形象是在晚年后期对陈修信的袒护,牺牲了林苍佑诉诸的改革运动。总而言之,陈祯禄一生功大于过,在今日成为马华的“带路人”。

(五)1961年──林连玉 (Mr. Lim Lean Gaik)(1901-1985)

华教斗士林连玉在这一年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政府在这一年发函通知他吊销他的公民权,引起华社哗然,援助声不绝。他的事件对华教运动影响深远。

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被褥夺公民权,8月22日,教师准证被吊销。起因于他强烈地反对《达立教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在1960年出炉,比《拉萨教育报告书》更明显地切刈华校。除了规定所有华小必须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外,中学则可自由选择,或则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受政府控制或则保留不改制,成为独立中学。林连玉大加反对,也促请各华文中学不要接受改制,坚决走独中路线。

结果是许多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在当时西马的70间华文中学,有三分之二以上接受改制,共54间,只有16间坚持不改制),林连玉则成为其中一个牺牲者。

这位在1926年南来的文人,一生在教育界服务。1949年他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并从1950年1960年担任主席。凭着这一条件,他于1951年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教总)的诞生,而他也在这一年申请成为马来亚公民,一直担任教总主席到他的公民权被吊销为止(1961年)。

1954年又协助“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的成立。此后两个机构在文教事业上相互合作,被统称为“董教总”,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华教的代表机构。

林连玉对华教的执着是从一而终的,他认为华人接受母语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容被挑战。因此他反对任何企图消除华教的报告书,除了“拉萨报告书”(在删除最终目标后)是他所赞成外,其它战后的报告书都是他强烈抨击的。他留下两句名言成为他人生的座右铭“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由于他的坚持,以致他的公民权案件从1961年打到1964年也以失败收场。

今天,马来西亚仍有60间华文独立中学(有关数目在华文中学改制后也增设独中,使到独中数目有所增加),可以说是林连玉坚持而成的华教果实。他一生中曾公开骂过两个人,一个是前锺灵中学校长汪永年。因他于1955年率先把锺中列为受津贴的学校,埋下华文中学在60年代初期被改制的先声。林连玉斥他是民族教育的“罪人”。

第二位是时任司法部长的梁宇皋(1883-1963,与汪精卫有远亲关系)。他当时也担任马华总秘书,与林连玉为了“达立报告书”在1960年展开骂战。他维护达立报告书,林连玉坚持反对,并形容“梁宇皋是民族败类”,为“个人荣华富贵而出卖华文教育”。这两人经他这么一骂,也就在华教行列中被除名。直到他们逝世,华社也没有给予“原谅”。

虽然林连玉锋芒毕露,闪闪发光的日子并不长,但他却成为华教的带路人,因而有第一华教斗士的美誉。

这位华教第一斗士在60年代被吊销公民权后,就被迫消失在公众的眼中。1986年他的逝世又成为另一个华教大事。他被形容为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勇敢的人和文化巨人,因而被尊为“民族魂”。

他的一身浩然正气,点燃了华教奋勇直前的道路。林连玉也就成为华教的化身。马来西亚今日的华文教育已成为华人社会的文化生命线,乃是与林连玉的奋斗分不开的。

(六)1962年──敦陈修信 (Tun Tan Siew Sin)(1916-1988)

陈修信;这一年成为风头人物是由于他正式当上第三任马华总会长,启开了他长达12年的争议性的领导。

陈修信是陈祯禄的公子。他追随其父亲在1948年成为马华公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同样是一位受纯英文教育的峇峇。思想保守和反共,但不仇共。与他父亲一样,在1956年时曾建议政府(华玲谈判失败后)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北京,以劝请马共放弃武装斗争。此举当然不被东姑所接纳,但也语惊四座。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他入阁出任部长,当时仍未在马华掌权,面对李孝式(李裕隆的父亲)的挑战。不过事实证明陈修信的敌手不是李孝式,反而是异军突起的林苍佑。后者在1958年打败其父亲出任马华总会长,而林苍佑的爱将杨邦孝(现已是新加坡大法官)则打败陈修信出任宣传主任。另一爱将朱运兴打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

由于林苍佑派的崛起,陈修信只好靠边站,但又不甘于失败。趁着1959年大选前林苍佑与东姑因议席分配闹僵而插足其中,在其父亲的支持下,把林苍佑派边缘化。主要是因为陈修信派接受东姑的条件,不坚持马华要1/3的议席分配(陈修信接受31席,林苍佑派要求35席至40席),也就与东姑暗中达成协议。

陈修信的这个暗中协商也在后来成为被批判的导因之一。因为由那个时候起,马华已不再是与巫统平坐平起,而是扮演一个被认为“屈从”的角色。

在1959年大选过后,陈修信虽然已在马华内执掌大权,但不急于当总会长,让来自吉打的谢敦禄取代辞职的林苍佑成为马华代总会长。1962年的党大会上,陈修信坐上了马华第一把交椅。此时他已是权力和荣耀集一身,既是财政部长又是马华总会长。

可是陈修信与林苍佑是不同类型的人。他不能了解华人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对华文教育的执着,因而也采取消极的态度。先是马华疏离了董教总,后是马华不能同意提出建立“独立大学”的愿望。为了抑制华社对马华的不满,陈修信在1968年急切地推出拉曼学院,以消弭华社怒气。但这一切已是太迟,1969年的大选让马华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只剩下13名国会议员(参加33席)。

接着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陈修信曾一度率马华部长退出内阁,后又在劝请下打消念头。不过马华的元气已是大不如前;尤其是1971年敦拉萨上台成为第二任首相后,他采取的吸纳反对党加盟更使陈修信陷入尴尬的处境。他无法阻止敦拉萨将联盟扩大成为国阵,更无力阻止林苍佑把民政带入国阵大家庭中。

虽然他曾在1971年国会重开,结束半军官统治后在全马号召华人大团结,以重新塑造马华的形象,但很快地他又与华团闹分歧。华团的大团结运动也因之划上句号。

抑有进者,他希望改革马华,却又不能容忍有人向他的领导权威挑战。于是有了林敬益事件的发生。

林敬益是马华改革派的冲锋陷阵人物,在1972年得到陈修信的赏识,委以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而在1973年被迫辞职,进而与陈修信交恶,终于被开除出党。 1974年陈修信眼见在国阵内所扮演的角色已是今非昔比,选择退出政坛,把权力让给接任的李三春。

陈修信时代所揭示的重要讯息是他以妥协和退让的态度领导马华,留下华社对他存有质疑。他有心力振马华,但又诉诸无方。最后是黯然收场,不再过问政事。他成了最受争议的马华领袖之一。他无法赢得如同他父亲得到的崇高地位,他也得不到华社的谅解。

1988年他走完他的一生,也带走了财政部长。马华在内阁中的地位又再降了一级。他的功过已有历史定论,贬多过誉。

(七)1963年──拿督布斯达曼(Dato’ Ahmad Boestaman)(1920-1983)

阿末布斯达曼这一年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是因为他卷入了反马来西亚的国际斗争而被逮捕下狱,它对马来西亚的政治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左派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我们有必要阐述这位政治人物及其相关连的人物和所处的时代背景。

出生于霹雳丹绒马林的布斯达曼,受过中学教育。19岁(1939年)那年参加“马来青年会”(Kesatuan Melayu Muda (KMN)),担任副秘书。由于涉及反殖民统治活动,他与另外150人被逮捕。这是他第一次入狱,旋后也开展他的政治生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布斯达曼参与创办马来文版的《人民之声报》,后来又出版英文版。

同年10月,布斯达曼参与发起组织马来国民党(或马来民族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elaya (PKMM或MNP))。其它领导人有布哈鲁丁医生、依萨。它是一个左翼的马来政党,这个党又成立马来醒觉青年团(API),布斯达曼当选团长,立场明显的反英殖民主义。

初期(也即是1946年),这个党支持拿督翁的马来人大团结,协助催生了巫统,但3个月后又与巫统闹分裂,自行展开民族解放运动。它也被认为与马共有微妙的关系。例如1947年,布斯达曼等人发起组织马来人统一战线──人民力量中心,并在马来亚民主同盟(另一个左翼以华人为主的政党,林建才是其中一名领导人)的安排下与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有陈祯禄领导的左右派联盟,用以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协议”)通过影响深远的人民宪章十大原则(被认为具马共参与的文件,不被英国接受)。

1948年6月20日,英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列马共为非法组织(马共转入地下打游击战),并大举逮捕左派党人,包括布斯达曼、依萨和布哈鲁丁医生,同时封闭布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醒觉青年团。

1950年,英国查禁国民党,指它受共党渗透。这样一来,一个足以和巫统分庭抗礼的政党(号称党员10万名)也就消失了。后来从巫统分裂出来的回教党,就无法与巫统相提并论了。

经过7年的囚禁,布斯达曼在1955年6月28日获得释放。同年11月11日,布斯达曼联合依萨、布哈鲁丁医生等人成立马来亚人民党,标榜左派的斗争路线。身为苏卡诺总统的崇拜者,布斯达曼服膺于“纳沙贡”(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及宗教主义的三结合)的指导思想而再次在马来社会扬起民族解放运动,也与巫统针锋相对。
一年之后,也即是1956年,布哈鲁丁脱离人民党,转向回教党出任主席,因此早期的回教党有较浓厚的民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的色彩,但不反共。

另外数年之后(即1959年)依萨也转向劳工党(另一以华人为主的左翼政党)出任主席。由此我们看到早期的三大反对党(人民党、劳工党及回教党)领袖都是源自左派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他们相互标榜又相互支持,在马来亚政坛上与(以巫统为首)联盟争夺国家领导权。

因此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布斯达曼也成功地促成左派的劳工党联合组成“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原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参与其中,但因注册被吊销,人民进步党又未同意加入,也就剩下人民党和劳工党)。挟着这庞大的声势,社阵参加1959年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布斯达曼在文良港胜出,当选国会议员。身为社阵的主席布斯达曼成了左派的“灵魂人物”。他的言行牵动着万千热情如火的年青人的心,他继承和领导左的思潮在政治上冲锋陷阵。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当东姑在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计划时,布斯达曼领导左翼队伍一马当先起而反对。与印度尼西亚苏卡诺的反大马立场是相一致的。那就是把马来西亚计划视为“新殖民地产物”。布斯达曼也在这一年号召举行五邦社会主义党代表大会(所谓五邦即指马来亚、新加坡及北婆三邦(沙、砂及文莱))。就这样,一股反马来西亚的思潮成为左派运动的主流。他们主张北婆三邦应先独立,再谈合并,而马新应先重新合并,而不是一榄子提出马来西亚计划,进行不平等的合并。这个大会延至1962年初举行,反大马运动成为主轴。

参与大会的重要人物除布斯达曼(人民党)外,当有依萨、林建寿(劳工党)、李绍祖、林清祥(新加坡社阵)、马绍尔(新加坡工人党)、华哈沙(新人民党)、阿凡提(文莱人民党)、杨国斯(砂人联党)等人,声势浩大。

但就在这一年,成立于1956年的文莱人民党(党主席是阿查哈里,与五邦社会主义党有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布斯达曼私交甚笃),在1961年时提出文莱必须在1963年独立。它在1962年8月20日参加首届地方议会选举,在全数55个席位中,囊括了54席。

可是英国迟迟不肯召开议会,因为担心人民党通过议会执意要求先行独立,才谈合并。人民党在此阻力下,于1962年12月8日突然发动武装起义,在数天之内占据20多个市镇。英国马上调动海陆空军,在数天之内平定起义,先后逮捕24余名人民党领袖。党主席阿查哈里流亡马尼刺,在那儿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合众国”,自任总理、外长及防长,号召人民继续斗争。

由于事发突然又影响层面扩大,英殖民政府又大举逮捕砂拉越左派人士,瘫痪了人民联合党的组织。
不宁于此,英殖民政府也与马来亚政府连手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集体逮捕著名左翼领袖和干部。首先是1963年2月2日在新加坡展开“冷藏运动”,被捕者包括林清祥、方水双、林福寿及赛札哈里(新人民党主席,曾任《马来前锋报》总编辑)等113人。

继之,在同一年的2月13日,布斯达曼被马来亚政府逮捕。罪名是与印共有密切关系,也支持文莱人民党起事。
布斯达曼的第三度被捕,是马来亚左翼运动严重挫折的起点。他所领导的人民党的领导权后来落入另一名左翼学者卡森阿末的手里;由他一手创组的社阵,也因语文的立场分歧,于1965年宣告人劳两党分道扬镳以及布斯达曼被捕后,人劳两党开始走向街头斗争。整个左翼运动在政治上备受打压,真是应了成也布斯达曼,败也布斯达曼。

当布斯达曼于1967年从扣留营走出来后,他才发现一切已变了样,左翼运动已告分裂。他回到人民党又与新党魁卡森阿末意见相左,愤而退党。但对政治不死心的他于1968年又创立了“无产阶级党”,可是无所作为。1978年应陈志勤之召出任社会正义党主席(因陈患病行动不方便,退隐政坛),又是回天乏力。社正党也因之在80年代走进历史。

1983年,一生从政的布斯达曼因癌症辞世,结束了他的争议的一生。

(八)1964年──蒂凡那(Mr. C.V.Devan Nair)(1923-2005)

蒂凡那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影响力横跨马新两地。他在1964年飞跃长堤插足马来西亚政坛,成功地在大选中当选国会议员,也是行动党的唯一国会议员。

他的重要性不是因为他中选议员,而是他的所代表的一股势力牵动马新政局,乃至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因此1964年由他开创政治新局面,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位出生于马六甲的传奇性人物,在10岁那年就举家移居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接受英文教育。早年其思想倾左,也是教师职工会的积极活跃份子。

1948年马来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他与林清祥一样参加了反英同盟(Anti British League)。这个组织被视为马共的外围组织,从事反英活动,一直受到英国的监视。

1954年,李光耀结合左翼领袖,当然也包括蒂凡那在内,共同成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争取新加坡重纳入马来亚联合邦。

1956年,新加坡陷入严重的工潮和学潮,群起反对执政的林有福政府(属于自治邦),蒂凡那和林清祥及方水双等人被捕入狱,李光耀则成了他们的辩护律师,乃有机会在监狱内和他们见面。
1959年新加坡大选,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上台执政(也还是自治邦),但他的条件是英殖民政府必须释放林清祥、方水双及蒂凡那等人。

出狱后的蒂凡那,与林清祥的关系逐渐疏远,反而渐渐取得李光耀的信任,改变对他过去的亲共言行的若即若离的态度。

1961年新加坡行动党闹分裂,由林清祥领导的一方退出另成立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也简称社阵),但蒂凡那依然支持李光耀,并未追随林清祥。于是在1963年的时候,蒂凡那获选为中委。一项巨大的改变是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参加马来西亚联邦后,李光耀决定派出候选人角逐1964年的马来半岛大选。虽然只派象征性的9名国会候选人,但却由蒂凡那代表人民行动党统领。结果只蒂凡那一人当选国会议员,人民行动党的“雷声大雨点小”却带来不可估量的后遗症。

其一李光耀摆明要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其二李光耀带进第三势力,向马华和左翼的社阵左右开弓,促请人民不要支持马华及社阵,转而支持行动党的路线;其三李光耀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也激怒了巫统,而蒂凡那则是这一路线的执行者。他在马来西亚政坛成了李光耀和行动党的代言人。

由于蒂凡那的努力,也在马来西亚(半岛)培植了一股支持的力量,但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接受马来西亚施加的压力,同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岛国。

当新加坡拜别马来西亚后,蒂凡那感到左右为难,如同失根的孤儿,唯有召集在马来半岛的党委,另行成立民主行动党。这个新党终于在1966年取得注册,由蒂凡那出任第一任秘书长。他带领民主行动党在政治大风大浪中逐渐长大。

1967年他辞卸党职,改由其副手吴福源出任秘书长,因为他要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怀抱,且李光耀准备委以重任。因此他未参加1969年的大选。

虽然蒂凡那在1970年领导新加坡职总,更在1981年被李光耀提名出任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统,事业达致顶峰,但他对民主行动党的贡献,正如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所说的,他对马来西亚的民主、维护多元种族社会及社会主义的斗争作出巨大的贡献。无疑的,蒂凡那成为民主行动党的开路人。

1985年蒂凡那被指酗酒失态而辞卸总统职后,他与李光耀的关系也交恶起来,且双方进行了诉讼。1995年蒂凡那移居加拿大,2005年逝世,留下悲喜交集的一生。

从蒂凡那的出现马来西亚政治舞台到他折返新加坡也不过是5年光景,但他创组的政党却在马来西亚发酵,直到今天还是最主要的反对党之一。就此而言,蒂凡那被列入1964年的风云人物是有所依据的,因为他鼓吹起中产阶级的一股思潮,告别了革命式的政治斗争。

(九)1965年──布哈鲁丁医生(Dr. Burhanuddin Al-Helmy)(1911-1969)

布哈鲁丁在这一年上榜是因为政府认为他企图开展一项举世轰动的大计媒──在海外设立流亡政府,结果被揭发而下狱。这一行动改写马来人的政治历史,也叫华社大跌眼镜。

于1911年出生于霹雳州内的一个名叫“哥打峇鲁甘榜”的布哈鲁丁,在槟城受完中学教育后,在1928年负笈印度的阿立卡(Aligrah)大学成为顺势疗法的医生,后再钻研哲学。

由1928到1937年间,他在海外孕育了抗英思想,曾到巴勒斯坦参与反抗犹太人的运动而被英殖民政府扣捕数个月之久。1937年他返国,第一项活动即办杂志,再被英殖民政府扣捕。不久释放之后,他介入了激进的“马来青年会”组织,但没有被捕(布斯达曼则被捕)。

除参政之外,他也是宗教教师、新闻从业员及医生。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布哈鲁丁表面上是日军的马来风俗及文化局顾问,暗地里则从事宗教政治活动,思想倾向于苏卡诺。1945年8月12日(3日后日本投降),他与印度尼西亚的苏卡诺达成一项流产协议,这份协议同意马来亚的独立是在大印度尼西亚国的范畴内。

接着,英军重临马来亚,眼见独立无法按其心意实现,便在1945年杪成立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1946年初成为这个党的主席,被视为左翼政党。

1950年这个党被查封,布哈鲁丁又成为阶下囚。一年后出狱,但被限制三年内不得参政。1955手他参与布斯达曼组成的人民党。翌年应回教党之召,他成为回教党的主席。

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走的是苏卡诺的“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社会主义”三结合的路线。虽然未突显社会主义,但不排斥与布斯达曼的人民党合作。

自此而后,回教党也参与1959年和1964年的大选,而且在59年的大选夺得吉兰丹和丁加奴州执此权(但后者不久又被联盟巫统取代)。虽然他因技术问题未参加1964年的大选,但回教党依然牢控吉兰丹州。

由于他的早期活动的关系,他与布斯达曼仍有密切联系,也与劳工党主席依萨关系良好,他们都曾是马来国民党的领导人。因此当东姑在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他就与左派政党反对东姑的计划。这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卡诺的立场,在苏卡诺的影响下,一股反马来西亚思潮在马来社会和华人社会兴起。虽然回教未直接参与五邦社会主义大会(1962年),但获得布哈鲁丁的支持是无庸置疑的。

这里有必要引出一段与此相关的发展﹕原本于1948年已加入巫统的阿都亚兹(Abdul Aziz)(其兄长是后来成为新加坡共和国首任总统的尤索夫)。在1951年随拿督翁离开巫统,另组马来亚独立党。但他参加1962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失败后,又重新加入巫统。1955年参加普选胜出,被东姑委以重任,出任农业部长。1958年当选巫统副主席之一,势力开始膨胀。

1959年大选又再胜出,担任农业暨合作社部长。他大力推动马来人合作社运动,试图把社会主义思想引入政府机制,导致他与东姑交恶。1962年的巫统党选,他告失手,又于1963年被迫辞农长职,继之被开除党籍。

不甘于失败的阿都亚兹,在1963年7月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党”,加入左派的社阵,形成三党联合的左翼阵线,参加1964年的大选。由此显见阿都亚兹的倾印度尼西亚思想提供了他与布哈鲁丁合作的基础。

除了社阵高举反大马大旗外,布哈鲁丁领导的回教党,也在1963年向联邦法院入禀吉兰丹不加入马来亚,结果败诉。

不幸的是1964年的大选是左翼恶梦的开始。在选举惨败下,显示人民不支持苏卡诺的反大马运动,也对左翼政党的亲印度尼西亚有所顾忌。更严重的是,也影响了左翼的团体而走向分裂的歧路。

虽然如此,印度尼西亚并不气馁,而是暗中密谋马来左翼领导“搞政变”。政府的报告揭露在大选过后,印度尼西亚方面安排阿都亚兹(国会议会党主席)及哈斯诺(布斯达曼被捕后出任社阵主席)在1964年10月前往开罗参加不结盟会议,但不获准,乃会见印度尼西亚一位将领(曾任印度尼西亚驻新加坡领事),密商谋叛,并促他们不要回国,但不被两人所接受。

接着印度尼西亚又有一个革命团体受指示与阿都亚兹等人联系。在1965年正月,他们初步同意在同年的6月前往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国家大会,然后在那里宣布成立“马来西亚流亡政府”,指挥武装叛变。被指参与其事者有阿都亚兹(国民议会党主席、前农长)、布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拉惹武韩聂尼(回教党副主席)、哈斯诺(社阵主席)、达朱丁(人民党总秘书)及拿督甘巴拉柔(国会议会党秘书长)。

政府情报宣称早已获悉此事,因此在1965年正月采取逮捕行动。当此消息见报后,全国哗然,而社阵内的华人领袖一概不知情。这意味着这一密谋是以马来人的左派为核心。事后只知“流亡政府内阁中仅有一华人部长,就是社阵总秘书林建寿,但未有官方说法。

从被捕者的口供中,我们得悉所谓“流亡政府”若不能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就设在巴基斯坦。而非常明显的,大本营就在印度尼西亚,因为马印两国有漫长的共同边界。

“流产政变”的事机败露和同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政变与反政变事件都被连串起来。苏卡诺在先发制人中又告失手,转成失败者,亲美国的右翼军人苏哈多夺权成功,结束了马印对抗,也“迫使”马来西亚左翼“反大马的计划”被半途煞车。当然还有其它因素,如本地左派走“文革”路线,但这是题外话,在此不表。

1966年布哈鲁丁获释,仍然担任回教党主席,惟已无多大作为。新的一代如阿斯里已开始把回教党转向,不再唯印度尼西亚马首是瞻了。

1969年10月,布哈鲁丁走完他的一生,他的传奇性的人生也划上句号。

从他的成长和斗争历程,我们看到马来民族政治思想的转变,也成为回教党政治路线的分水岭。过去华社对回教党是有所隔阂,但没有过多的抗拒;今天回教党却成为华社的一道难以越逾的鸿沟。这是布哈鲁丁始料未及的,他的离世,标志着回教党已把宗教斗争作为手段变成目的了。

(十)1966年──拿督加弄宁甘(Dato Stephen Kalong Ningkan)(1921-1997)

加弄宁甘在1966年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表面上是执政的中央联盟政府与砂拉越州执政的联盟政府的权力斗争,实则牵涉到代表国民党出任砂拉越首席部长加弄宁甘与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直接斗争,因后者不满前者有离心的迹象,终于爆发一场严重的宪制危机。

加弄宁甘于1920年出生于砂拉越斯里阿曼省,他是伊班族人。曾以校外学生考获伦敦大学法学士。60年代初期介入政治,领导国民党参加1963年加入大马前的地方议会选举(当时砂拉越尚未独立,宪法规定进行三届选举,即市悬议会议员由选民直选,再由控制地方议会的政党推选代表进入省议会,再由控制省议会的代表推选议员进入砂拉越州立法议会,共有36名州议员,再加上执政党委任6名,合成42名)。

这一年的选举(63年4月份到6月份进行),国民党加入联盟,其它成员党是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公会,与强大的人联党及国家统一党争夺控制权;结果人联党仅差对民那丹悬议会的控制权,就全盘落空。因为只要控制民那丹悬议,人联党与国统党合起来的州议席就达到21席,便能起而执政。由于民那丹一名独立悬议员倒向联盟,改变整个结局,由联盟执政。

就这样,在联盟党内居老大的国民党主席加弄宁甘便成为砂州第一任首席部长。初期他与中央政府尚保持友好关系,但在1965年加弄宁甘提出土地改革法案,允许土著保留地出售,华人大表欢迎,土著党表达强烈反对后,造成土著党联合保守党及国统党(原属于反对党)组成成土著联盟,谋倒宁甘。在压力下,宁甘撤消此法案,保守党也就拒绝加入反宁甘阵线。

原本于65年被革州部长职的泰益(现任砂首长,时任土著党秘书长)在危机解决后又复职,但在1966年2月,泰益倾向中央政府,并未放弃扳倒宁甘的运动,而东姑首相也不满宁甘坚持砂州加入大马是有“特别地位”的,并不事事遵从中央政策。例如他主张不要过快“马来西亚化”砂州的公务员,而是主张“婆罗州化”砂州行政,且同意将华文、伊班文、马来文及英文一齐被列入官方用途语文。

由于泰益的反对立场,他在66年时第二度被革除州部长职。但不久后保守党又加入倒宁甘行动,结成21名议员。东姑首相乃进行干预,促请宁甘辞职,并由中央联盟宣布委任保守党的伊班人领袖达威施里取代宁甘成为首席部长。

宁甘一怒之下,于66年7月宣布国民党退出联盟,也入禀法庭,要求宣判中央委任达威施里为首席部长是无效的。当9月下判时,宁甘胜诉。这样一来宁甘又于66年9月恢复首席部长身份。东姑并不就此罢休,他通过元首在砂州实施紧急状态,并通过国会修改砂州宪法,授权砂州元首有权召开立法议会及当首席部长已失去议会信任时,州元首有权罢免之。

9月23日,砂州议会召开,在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公会联合下,以25票通过不信任宁甘动议,于是宁甘再被罢官。虽经上诉,宁甘还是败下阵来。达威施里再次出任首席部长。

宁甘的失败,对宪制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它意味着中央政府已有足够的权力干预和改变砂州的政局,也意味着砂州不再享有特别地位,它与马来半岛其它州一样受制于联邦政府,只是拥有劳工及移民权,绝不允许砂州有离心运动。宁甘的下台标志砂州脱离马来西亚的意愿是行不通的。在往后的日子里,中央强化了对砂州行政的统一化,但由于“山高皇帝远”,中央对砂州首席部长的影响力有时是力所不逮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抗拒”的微妙关系。

宁甘下野后,仍然担任国民党主席,力图卷土重来,无奈时不予我,乃在1975年辞党主席职,从此退隐政坛。1997年逝世。这位宣称有华人血统的政坛人物以悲剧收场。

4.7.07

(十一)1967年──陈凯希 (Mr. Tan Khai Hee)(1937-)

陈凯希在这一年的劳工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的总秘书,而他当时正被扣捕于集中营。它标志着劳工党走向激进的路线,更标志着华教精英已直接走向舞台中央,不再由受英文教育的人领导。这一分界线对来西亚的政治转变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与党主席许启针(南大生)成为“文革”路线的坚持者与捍卫者。

出生于1937年的陈凯希是居銮人。早年在新加坡受教育时思想已左倾。在50年代中期参加劳工党,先后参加1959年及1964年的国会大选,皆告败北。不过在1961年至1963年中选新山市议员。

1965年已有迹象显示劳工党走向街头斗争。为纪念布斯达曼被捕二周年,劳工党订下2月13日为人权日,准备展开示威大游行,由陈凯希担任主持人,以展示左翼的力量。

政府拒绝发出准证后,吉隆坡气氛转为紧张,并提前于2月13日凌晨捕了陈凯希等人。但是大游行仍然坚持进行而与警方发生冲突。这是劳工党走向“文革”的一个转折点。

1967年10月21日至22日的劳工党代表大会在槟城举行,也是该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整个会场显示了“文化大革命”式的标语和口号。大会主席许启针发表了“文革式”的演讲,主题是﹕“万里浪花,风雷滚动”,坚决地走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严励批判美国和苏联,把劳工党引向革命的道路。

这次大会选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革命”队伍,以许启针为主席,陈凯希为总秘书的劳工党从兹也走上不归路。虽然党中央与更激进的派系展开斗争,但在当权者眼中,他们都是“文革”的先锋队。

自此之后,更多人被捕,劳工党的组织也陷入瘫痪,于1972年正式被吊销注册,劳工党也走入了历史。

当陈凯希于1973年从监狱释放出来时,劳工党已不见了。他转入商界发展,结果转身成为一名“红色资本家”。

他所领导的海鸥集团已是上市公司,与中国关系密切。由于这一转变,从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到坚决维护“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他也成为一个在左派运动中的争议人物。但不容否认的是,陈凯希依然打中国牌,只是这张牌不再是红色,而是走向所谓“蓝海策略”。今日的陈凯希和昔日的陈凯希成为划分时代的一个标志。

(十二)1968年──丹斯里陈志勤医生(TAN SRI DR. TAN CHEE KHOON)(1919-1996)

陈志勤在这一年成为新闻焦点人物是因为他联同一批“志同道合”之士创办了民政党(马来西亚民政运动),而他是这个党的策划者。根据发起人之一的王赓武回忆说,是陈志勤提出这个概念要他给予支持,他就促陈志勤向反对党领袖招手,以组成有代表性的政党。林苍佑就是其中一位被接触的发起人之一。没有想到这个党在不久后为马来西亚政治开创新的局面,也为政坛增添一份热闹。

1919年出生于吉隆坡的陈志勤与林苍佑同岁,早年在新加坡爱德华医学院毕业后,即回国悬壶济世。在校期间,已醉心校园政治活动。

50年代当劳工党仍未具群众基础时,他便加入其中,尚未担任重要职位。他虽然没有参加1955年及1959年的选举,但在59年担任社阵雪州选委会主席,指挥党选举。这一年他才从中冒出,被选为劳工党全国副主席。
1964年,他首次代表社阵参加全国大选。在马印对抗的阴影下,社阵蒙受重创,只有两人中选国会议员,一位是林建寿(蝉联),另一位就是陈志勤。

劳工党在逆境下,已逐渐转向街头斗争,而陈志勤原与林建寿不咬弦,较少出席国会,以致突显了陈志勤的重要性(1959年大选时,社阵共有8名国会议员,如今剩下可怜的两位),于是“反对党先生”的美誉就落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国会内一颗耀眼之星。

虽然如此,在劳工党走激进路线下,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被党所激赏,反而指斥他“乖脽党的路线”。例如1967年雪州反右组织举行批判陈志勤大会(如同“文革”的批判形式,但止于言论)。由于在党内已无立足之地,陈志勤乃萌起另起炉灶之意,终于在1968年3月修函退出劳工党。

在同一个月内,陈志勤与赛胡申阿拉达斯(新加坡大学马来语文教授)、王赓武(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苍佑(民联党主席)、JB彼得(马来西亚药公会主席)及维拉邦(前劳工党国会议员),一共六人在3月24日催生了民政党。他们提出了建立一个非种族性的温和社会主义政纲,以有别于已经走向“革命”路线的劳工党。

陈志勤本来就是属于峇峇精英的温和派人士,自然不会被激进份子视为同路人。而他的另组民政党正符合他的政治理念,也标志另一股第三势力在政坛崛起。他们不主张“杯葛”大选,而是积极参加1969年的大选。结果民政党异军突起,只成立一年即一跃而成为国内令人刮目相看的反对党,主要是民政党夺得了槟州的执政权。陈志勤本人则当选峇都国会议员兼雪州甲洞区州议员。

一个微妙的局面也在雪州和霹州发生,前者联盟只赢14席,刚好半数;后者联盟只胜19席,未达半数(总数40席)。另一新崛起的民主行动党则促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与之联合执政,但不为陈志勤认同。

接着5月13日就爆发了“513”种族流血事件,国会民主暂时终止,国家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雪州及霹州也因此重归巫统执政,联盟强化了它的执政地位。当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时,整个政治气候已大大改变,陈志勤的重要性也相应减低。

此时,他也发现,虽然身为民政党的秘书长,但在林苍佑控制下的槟州政府,并不受控于民政党中央,以致党中央对槟州政府的政策无从插手而有所不满。

也是在1971年,他连同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秘密邀约党内一些议员,密谋倒林苍佑,准备起用陈朴根(原为劳工党总秘书)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不过陈志勤并不是林苍佑的对手。在洞悉陈志勤等人的倒林目的后,林苍佑先发制人对付在槟州的陈志勤派,其中一位急先锋王裕好就先拿来祭旗(通过槟州联委会开除党籍)。
这一场被形容为“宫庭政变”的斗争事后也闹上法庭,变成林苍佑与赛胡申阿拉斯的正面交锋,结果后者败下阵来。此外,由赛胡申及陈志勤另立的中央(出现双胞胎)也被法庭宣判无效。

这意味着林苍佑派取得绝对性的胜利,也牢牢地控制党中央。换句话说,林苍佑在1971年之内解决了党争的危机,清除了陈志勤派的势力。同时也加速了林苍佑与联盟的合作,于1972年槟州组成联合政府。

离开了民政党的陈志勤,在1971年10月另成立社会正义党。只是短短的三年,陈志勤从民政党的发起人变成民政党的“敌人”,真是始料未及。然而政治就是那么现实,权力永远属于胜利的一方。

当陈志勤摇身成为社会正义党的主席后,他即马不停蹄到处招兵买马,一时声势浩大,且参加了1974年的大选,企图重振声威并把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一举击败。可是事与愿违,社正党(社会正义党)只赢得一国一州席(国会归陈志勤,州会归王裕好),其它候选人全部没顶。民政党加盟国阵(联盟的扩大组织)后,雄风依然,继续主导槟州政府;社正党则黯然神伤。此时的陈志勤,政治前途已蒙上阴影。

1976年陈志勤健康大不如前,被迫宣布不再参加1978年的大选,并把社正党让布斯达曼领导,也推出其徒弟陈胜尧参加甲洞国会选举,惜未能为师父保住议席(归由行动党占有)。

退休后的陈志勤勤于写作,政论在报章出现。从一名从政者到时评者,这就是陈志勤的后半生。1996年他走完了一生,其政治生涯也毁誉参半,但就其立论而言,还是誉多于毁的。

他的一名儿子陈记光在1995年在民政党旗下参加大选胜出。99年大选再胜出后被委为土地暨合作社发展部副部长。2004年虽再任国会议员,却从部长中被除名。2005年他在民政党内与林敬益关系失和,政途也阻力重重。也许令人不解的是老子对民政党有“恨”,儿子却选择了“爱”民政党,这一恨一爱成为政坛佳话。

(十三)1969年──敦马哈迪医生(Tun, Dr.Mahathir Bin Mohamad)(1925-)

马哈迪无疑是1969年风头最健的风云人物。虽然这一年也涌现不少政治人物,但没有人及得他发挥的影响力。由于他的大胆公开抨击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领导不力,终于导致东姑黯然下台。他改写了马来西亚的历史。

1925年出生于亚罗士打的马哈迪,早年在新加坡爱得华七世医学院(后来的新大)攻读医科。先在政府医院服务,后自行开设诊所(1957年)。

在学生时代,即1946年,他就参加拿督翁创办的巫统,但不活跃,延至1964手才当选国会议员。1969年再次参加大选,却告失败,爆发“513”事件。在这期间(1969年6月17日),马哈迪大胆地发出公开信,要求东姑阿都拉曼辞职,他说“人民认为东姑已过时了,应该退休。”

东姑勃然大怒,通过巫统开除了马哈迪的党籍(同年7月28日),禁止所谓公开信的流传。虽然如此,马哈迪并不气馁,他又出版了后来成名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东姑马上予以禁止,直到许多年后(1981年)才重见天日。

1970年东姑终于下台,改由敦拉萨接位。1971年敦拉萨让马哈迪以“英雄式”的方式重回巫统,启开他的政治生涯的第二春。

1974年他再参加大选胜出,被委为教育部长。1975年角逐巫统副主席告捷。1976年敦拉萨逝世,继任首相的胡先翁竟命中他为副首相,从此平步青云。

1981年胡先翁荣休,马哈迪成了国家第四任首相,攀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他巧妙地挑选慕沙希淡做为他的副手,冷落了他的“宿怨”东姑拉沙里。

第二年,即1982年,马哈迪打开巫统之门,迎来了安华依布拉欣,两人形同“政治师徒”把国家推向行政回教化,注入回教的价值观,安华也一步一步地走向权力的高峰。

1986年,马哈迪与慕沙希淡关系转淡,足使后者辞副首相职,改由嘉化峇峇继任,结束了所谓“2两领导时代”。

正由于埋下不满,在1987年时,东姑拉沙里竟与其“政敌”慕沙希淡连手,攻打巫统第一号和第二号高位。在此千钧一发动全身的时刻,安华等人倒向支持马哈迪,而纳吉也加入其中,终于马哈迪以761张票对718张票击败东姑拉沙里。慕沙希淡的署理主席位也被嘉化峇峇取代(739票对699票)(1987年4月24日)。

就这样东姑拉沙里的B队全面被打压,而马哈迪的A队进一步巩固在党的地位。

1990年马哈迪又面对另一次人生的大挑战,因不甘失败的东姑拉沙里在1989年成立46精神党,在90年的大选全线出击巫统席位,以争夺国家领导权。这一仗,东姑拉沙里又败下阵来,马哈迪剪除了心腹大患。

在与东姑拉沙里交锋的过程,由于党争衍生了官司案,导致巫统被宣判为“非法组织”后,马哈迪另立“新巫统”取而代之。东姑拉沙里这边又不服所判,引致最高法院要用9司会审来判案。

马哈迪在情势不明朗下,认为司法已“干预了政治”,采取快速的行动解除最高法院院长赛阿峇斯的职务(1988年5月27日),又再爆发司法案中的官司案,案情错综复杂,但以马哈迪政府隐住阵脚而逐渐平息下来。
当官司案告一个段落后,马哈迪在1993年面对的新挑战是安华的崛起,取代嘉代峇峇成为巫统署理主席兼副首相。马哈迪对这个“宏愿队伍”有所不悦,也开始提防安华势力坐大而尾大不掉。

1998年马哈迪与安华关系交恶,后者被革除党职和部长职。一场“烈火莫熄”的街头斗争燃烧起来,判定了马哈迪和安华关系的破裂,也使到巫统政局起了蜕变。取代安华的人正是曾与东姑拉沙里结盟B队的阿都拉巴达威。

2003年马哈迪正式退位,棒子交予阿都拉,结束了他的22年的统治。但转入第3年,即2006年马哈迪又开始抨击他的接班人不按原来的计划行事,最主要是取消马新“美景大桥”,使马哈迪大为不悦,种下了一连串的批评与驳斥。

从过去到现在,马哈迪依然未改其“攻击型”本色。“513”造就了马哈迪的传奇性的政治生涯,他的功过自有后来人评说。

(十四)1970年──丹斯里杨国斯(Tan Sri Yong Kuet Tze, Stephen)(1921-2001)

这一年我们取杨国斯作为代表性人物,不是因为他最为突出,而是因为他与王其辉领导的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其重要性是这个一向标榜左翼的政党而且一直以来都是以“反马来西亚”的立场出现于政治舞台,竟在这一年与右翼的联盟组成联合政党,为东西马政治重新定位。

如果说人联党的主席王其辉是属于上层的峇峇精英,那么党秘书长杨国斯则是介于上下层的一个平民化的政治人物,也是党内左右派所接纳的领导人。

出生于1921年的杨国斯,在砂拉越土生土长。1953年于英国考取法律学位后,在1954年成为砂州第一位土生的律师(他小学在华校受教育)。

他在1956年初次当选古晋市议员;1957年又任砂州议员。1959年6月4日,他联合王其辉及田绍熙等人在其住家宣布成立人民联合党(SUPP),被列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杨国斯出任党秘书长(此后他一直担任此职达22年之久,最后再升为党主席8年,而在1990年退休)。

人联党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面对无数次的打压,并被英殖民政府视为共党渗透的一个左派政党。因此当1961年掀起反大马浪潮时,人联党参与其中。过后人联党有部份党员转入地下活动,有者则成为砂共党员,进行武装斗争。

虽然如此,人联党还是坚持其宪制斗争。在1963年参加加入大马成立前的地方议会选举(这场选举也通过对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来选出省代表)(共有五省,只要控制第一及第三省的代表权,就可以选出超过半数的州议员,也就是砂州的执政党),希望能一举夺得执政权,可惜人联党在第三省只差控制一个民丹那地方议会的控制权,也就失掉第三省的代表,只剩下控制第一省,自然由联盟控制州代表推荐州议员。就这样,砂州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时,由联盟执政,第一任首席部长是加弄宁甘(国民党党魁),人联党与执政权擦肩而过。

在不利的情况下,人联党继续其反大马运动,也被指责与砂共有暖昧的关系,逮捕事件时有所闻(砂共是1963年的产物,组成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展开游击战争,与马共是两个不同实体,但意识形态是一致的,立场倒向中共)。

杨国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率领人联党参加1969年的大选(它未如同马来半岛的劳工党,宣布抵制大选),且具有信心这一次能夺得执政权。不幸“513”事件在马来半岛爆发,东马大选暂被押后一阵子,在同年6月恢复选举。第一次的选举结果没有一个党赢得绝大多数的席位﹕

人联党──(州)12,(国)5
国民党──(州)12,(国)9
土著党──(州)12,(国)与保守党合共9席
保守党──(州)8
砂华──(州)3
独立人士──(州)0,(国)1

这样一来,联合政府已是势在必行,而较早前(投票前),首相敦拉萨已向杨国斯伸出橄榄枝,希望加入联盟组联合政府。当成绩揭晓后,形势更为紧迫。

但在这个时期,已居反对党的国民党在加弄宁甘领导下促请人联党与它合组政府,可是人联党认为国民党只有一马来议员,有失平衡,未予允允,转而与联盟达成协议,同意组成联合组府(1970年7月7日)。消息传开,舆论哗然,因为人民不相信左右派可以共处一室,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扭转整个政局方面,人联党拔了头筹。在它之后,西马的反对党,如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回教党也步其后尘,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改写了砂拉越的历史,也重新规划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杨国斯在扭转劣势后,被委任为砂州第一副首席部长,首席部长是来自土著党的阿都拉曼耶谷(原为中央教育部长);王其辉则被委为中央部长。

除此之外,杨国斯领导的人联党还有一个震惊的大动件,那就是在1973年10月19日促成砂共放下武器,与砂州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有关地点因此改名为斯里阿曼(即意和平村)。砂共的领导人是黄纪作,同意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放下武器重返社会(这就是说,砂共有75%重返社会,剩下25%由另一派系坚持游击战争,到80年代后期才放下武器。从此砂共成为历史名词)。

无可否认的,砂共成员党内,也有不少是人联党员或亲人联党份子,他们在重返社会后也得到人联党的协助和安顿。

杨国斯没有想到的是在1974年的大选中,他竟在州议席选举中败北,失掉了第一副首席部长,改由人联党的黄顺开接任。这是人联党加入国阵后,杨国斯所付出的代价。但他没有倒下来,因为他还是国会议员。1982年王其辉退休,杨国斯接任中央部长职。同时他也接任党主席,而把秘书长职让给黄顺开,一直到1990年退出政坛。从此人联党转入黄顺开时代,及后又进入陈康南时代,但今日的人联党也已非昔日的人联党,面对的挑战也有增无减,人联党走到今天,已是面临生死关头的挑战。

综观杨国斯的从政记录,他对人联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是誉多过毁。

(十五)1971年──拿督翁(Onn Bin Jaafar, Datuk)(1895-1962)

拿督翁是独立前的风云人物,在独立之后他所扮演的角色已是较为模糊,因为东姑阿都拉曼已把他的光芒压下,而且在东姑当红时期,拿督翁已相对的转弱。不过在1971年,拿督翁又起死回生。这一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把拿督翁的遗像安回巫统,以确定他的创党人的地位。这一小动作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拿督翁,不会有今天的巫统,因此纪念和缅怀创党人显示党重视“根”的重要性。拿督翁也就顺理成章在1971年名列榜首。

拿督翁1895年出生于新山贵族家庭,他的祖父、父亲及两位兄长曾是柔佛州务大臣。早年在马来学校受教育,后在苏丹(被收为义子)的支持下,前往英国接受中学教育,孕育了他的亲西方思想。

16岁返国后,曾担任公务员一个时期,后因与苏丹关系失和,自我流放新加坡。1930年他成为马来报《Warta Negara》的总编辑,开始其记者生涯。1936年他与苏丹关系和解,被委为顾问,并担任柔州立法议员。日治时期(1942-45),他除了担任苏丹顾问外,也担任粮食统制官。

1945年战后拿督翁开始崭露头角。因不满英国推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没有提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和苏丹的地位,起而号召马来人反对。

他当时的身份是柔佛州马来半岛马来人运动主席,在1946年竟成功地号召所有的马来人(不分左右派)于3月1日至4日在吉隆坡苏莱曼俱乐部开大会,全体一致授权他组成一个政党来捍卫马来人的利益。在同年的5月11日,巫统宣告成立,继后《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在英国与巫统协商下,于1948年正式被推出和确定,且在2月1日正效。

这是因为英国有了这张王牌后,得以一脚踢开由“马新联合行动委员会”(左右派合作)于1947年提出的《人民宪章》(用以取代《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这个委员会以陈祯禄为首。抑有进者,英国也在6月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于是一场游击战又开始了。

因为拿督翁的出现,整个政局完全变了样。他对马来人的丰功伟绩,以此作为开端。不过思想亲英且比较开放的拿督翁在1949年时建议巫统开放门户,改名为“马来亚民族统一机构”,不再局限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以便成为马来亚各民族的领袖。可惜其建议不获通过。一怒之下,拿督翁萌起退党之意,在苦口劝告下,他又回心转意。到了1951年,拿督翁再也不能忍受其建议决而不行,决意退党另起炉灶,于是有了“马来亚独立党”,又于1953年改名为国家党。他以整个政治生命赌注1955的普选,结果功败垂成,全军覆没。东姑领导的联盟(巫统主导)大获全胜。

1959年的大选拿督翁卷土重来,但气势大不如前,除了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外,其它同伴都在国会选举跌马。意气风发的东姑视他为可敬畏的政治对手。在东姑领尽风骚的年代,拿督翁斯人独憔悴。在1962年逝世,留下争议性的一页。巫统党内上下也不再提及拿督翁,而是以东姑马首是瞻。当东姑在1970年下台后,继任的敦拉萨就巧妙地为拿督翁竖碑立传,把他的遗像放回巫统大厦内,因为他知道拿督翁是巫统的灵魂,巫统不能失掉灵魂。还有一个因素是敦拉萨已召回胡先翁(拿督翁长公子)入阁,有必要还其父亲一个公道。就这样,巫统又怀念拿督翁的领导马来人团结的伟大贡献。直到今天,每当巫统党庆时,领导人都不会忘记感恩戴德,而过去他与巫统的恩恩怨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虽然拿督翁没有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但他的精神感召了人民,朝向争取独立的大道迈进。

(十六)1972──林吉祥(Mr. Lim kit Siang)(1941-)

林吉祥在1972年在反对党阵营内领尽风骚是因为这一年,西马多个反对党都加入了联盟的阵营而成为联合政府一份子,唯独民主行动党依然在政权外徘徊和吶喊,但这也判定了民主行动党从此归属于反对党阵营直到今天。这种政治格局虽然不是林吉祥刻意造成的,但与林吉祥的执意性格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林吉祥在1972年,成为反对党的代名词,也影响了他以后的政治取向与策略。

1941年出生于峇株巴辖的林吉祥,中学毕业后,于1961年到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当记者。1963年转任新加坡电台记者。1965年已成家并育有三名孩子的林吉祥决定从政,参加了民主行动党(当时仍称为“人民行动党)。他的这一决定,不能不说多少是受到李光耀的影响,因为这个党本来是李光耀带进西马而后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才衍生了民主行动党。这就是说,从民主行动党诞生日(1966年3月18日)起,林吉祥就是其中一名领导者,担任其党领袖蒂凡那(秘书长)的政治秘书。1969年1月他提名参加雪州沙登州议席补选,处女战以607张票之差距败下阵来,但这一仗也给了行动党一个启示﹕如果反对党不合作,在将来的大选肯定因自相残杀而败落。

因为沙登补选,民政党的候选人拿了千多张票,若转投行动党,林吉祥便翻盘而击败联盟候选人。于是有了1969年的大选,反对党的默契排阵。

林吉祥的政治理念是从李光耀身上吸纳过来的。他既反右翼的联盟也不认同左翼的社阵,他走的是一条李光耀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可以从他早期一篇评论“槟州罢市”的文章中窥见。这篇题为《槟城及北马骚乱的教训》文章是刊于1968年的《火箭报》,一方面批判劳工党的“罢市”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种族冲突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指责联盟的政策未消除种族分化和人民贫穷的问题。

1969年的大选也造就一个新的反对党领袖,那就是走第三条路线的林吉祥。他与另外12名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数目与马华平分秋色。继之“513”事件爆发,林吉祥在1969年5月18日被逮捕,因而名声大噪。虽然身系囹圄,他却在1970年10月被党推举为新的秘书长,接替已辞职的吴福源的空缺。吴福源缺乏林吉祥的胆识(担心被捕,以辞职了事),也就让林吉祥成为行动党的第一号英雄(直到1970年10月1日才获释放)。

就在行动党踌踷志满的时刻,林吉祥的领导面对两大挑战。其一他的党没有幸运地被敦拉萨相中,拉拢参加联盟,也许是行动党未在任何一州拥有较多的州议席。不过马华却在1971年通过中间人的穿针引线下,与行动党领有了密谈,主导人是行动党的吴福源,马华方面是总秘书甘文华。双方条件谈不拢,主要是行动党不能接受解散加入马华,而马华不可能也没有权力承诺给行动党人几个部长职。当事件曝光后,双方在报章打起笔战,一笔胡涂账,说也说不清。但经此一闹,行动党的声望转入1972年有所下跌,而林吉祥则独身力挽狂澜。

其二,虽然林吉祥十分努力维护党的完整,但他没有能力阻止当选议员一个个的离党而去。最严重的莫过于1972年有四名国会议员退党,他们是何文翰(他是最幸运的一位,在马华党内一直扶摇直上成为部长,更在1979年当选马华署理总会长)、罗保根、吴福源(他退党后加入民政党,但1974年大选败阵,从此消声匿迹)、苏里安,党的力量大为削弱。与此同时,行动党的州议员在69年大选后相继退党的有杨荣才(霹雳)、陈竞生(森州)、哈芝哈山(森州)、康再发(甲州)、何梦耀(甲州)及李明昌(雪州)等人。前前后后,到了1972年,竟有13名国州议员离党而去。林吉祥面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最令林吉祥“寂寞”的是反对党一个个也离他而去。计有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回教党。它们都是在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及后成为国阵的一员。

唯一堪可告慰的是陈志勤在1971年另立的社会正义党,脱离民政党另起炉灶,成为反对党一员。但陈志勤和林吉祥是不咬弦的一对“反对党先生”。他们之间也就无从合作。这可从1974年两党各自派候选人在同一选区角逐窥见。结果是国阵占了便宜,而社正党更是致命一击,剩下陈志勤(另一州议员是王裕好)在国会孤军作战。行动党则保住9个国会议席,有退无进。

从1974年到1986年的12年间,林吉祥领导的行动党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除了1978年国会议席增至16个外,但国阵雄风依旧,也就不再需要与行动党谈合作了。在这种闷局下,林吉祥来一个奇兵突袭,于1986年大胆地移师槟州,插旗丹绒,宣告开展“丹绒一役”。这种来势汹汹的大军压境,竟告奏效。林吉祥不仅在国会击败民政的许子根,而且有10名候选人中选州议员,数目之多,前所未有,算是行动党的一个新的突破,林吉祥的声望又往上推了一级。

有了“丹绒一役”的成功,自然有“丹绒二役”的第二轮攻势。1990年的大选,林吉祥借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之力,准备一举攻下槟州。在他算来,46精神党可在马来选区发挥威力,至少可取得4至5席,若再加上行动党的再进一步,政权就垂手可得。基于这个算盘,林吉祥也豁了出去,竟改攻民政灵魂人物的选区,来一个王者之战(对垒林苍佑)。这一仗对林吉祥是比较合算的,他是在稳胜国席下放手一博州席。若是成功了,他就是槟州的新任首席部长;若不成功,他还可以下次再来。

在他看来,有了46精神党的连手,选民期望的两线制将会在大选后显现,是以他出尽全力要撼倒民政的江山。这一仗果然教执政党揘把冷汗。行动党竟夺得14个州议席,甚至林苍佑也被扳倒,威力之大,前所未有。可惜46精神党不济事,连一席也胜不了。如果当年46党拿下3席,槟州江山即告变色。

46党的失败,意味着两线制失灵。人民反而担心华人首席部长从兹不见了,因为巫统取得12席,民政只有7席,马华则全数败北。如果巫统要推出首席部长,民政只得接受选民的判决。不过巫统还是让民政挑选首席部长。

这一安排也果然使到槟州华人安心,但也引起华人的反思。关于这一点,民众心里有数,而行动党并不相信华人有了另外的想法,因此在1995年大选时,行动党正式抬出“丹绒三役”是夺权之战,且举出林吉祥将是一个有实权的首席部长,用以反讽许子根是跛脚鸭,没有实权。林吉祥就此再上演一场王者之战,这一回是林吉祥对许子根。可是开票当晚,行动党几乎不敢相信民心反转回来,全数支持国阵,只剩下一席归行动党拥有。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意味着“丹绒三役”以失败收场。林吉祥虽保住国席,但已不再意气风发了。

到了1999年的大选,行动党只能打出没有“丹绒四役”的牌子,希望挽回颓势。讵料这一次输得更惨,连林吉祥及卡巴星也在国席中输掉了。国会少掉两尊大炮,槟州议会依然保留1席给行动党,此情此景,真的是林吉祥“黑色的一天”。

经过这样的惨痛收场后,林吉祥不得不移师霹雳,有幸东山再起,又再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雄风依旧,言词依然咄咄逼人。

另一方面,在1999年选举失利后,首次失去国会议员资格的林吉祥也辞卸秘书长职,改任党主席,由郭金福接棒。到了2004年大选后,林吉祥也卸下党主席职,因为他的儿子林冠英已当上秘书长,再也不能父子包办主席和秘书长了。

综观林吉祥的政治生涯,也不是平坦之路,在党内他面对多次的挑战。随手拈来就有何文翰及吴福源“叛党”事件(1972)、叶锦源事件(1978)、范俊登退党事件(1978)、李霖泰息政事件(1990)等等。党内的人事纷争也突出林吉祥的倔强性格,被对手形容为“独断行事者”,把“行动党变成林吉祥,林吉祥就是行动党”。

如今林吉祥尚未走完他的政治旅程,但对他的评论却始终未曾中断,有褒有贬,不一而足。他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功过留待历史评价。

(十七)1973年──敦伊斯迈医生(Tun, Dr. Ismail Bin Abdul Rahman,)(1915-1973)

伊斯迈是马来西亚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是身为巫统的第二把手。他在这一年撤手尘寰,痛失成为首相的机会,而成为新闻人物。

1915年出生的伊斯迈于1944年毕业自墨尔本大学,1947年回国成为执业医生,也参与马来人反对“马来亚邦联”计划,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协议”的签署;1948年他被委为柔佛州立法议员,开始他的从政的第一步。当1951年东姑领导巫统时,他加入巫统的斗争。

在1952年到1955年间,他曾成为英殖民控制的“内阁”成员,但也曾两度辞职,以抗议邓普勒将军对巫统和马来人不公。1955年参加普选胜出,出任东姑(自治邦首席部长)组成的内阁成员,担任天然资源部长;翌年擢升为工商部长。

不过,在马来亚联合邦取得独立时,他未再任部长,而是被派往美国担任驻美大使及联合国首席代表。
1959年回马参加独立后的首次大选胜出,被东姑委为内政部长。期间面对马印对抗的挑战。在马印对抗结束后(1967年),他辞官但保留国席。

1969年因“513”事件,他被东姑传召入阁,重作冯妇。1970年敦拉萨继任首相,伊斯迈被委为副首相兼内长。他在党的地位也由副主席提升为署理主席。

在“513”事件发生时,他的名言是﹕“马来西亚民主已经死亡”,意思是说在半军管下,国会民主终止。
他的另一个名言是针对“513”事件与东姑有不同的看法。东姑认为事件与共党有关。他说﹕“513”是共党及反国家份子有计划的阴谋。伊斯迈则说﹕“每一个人认为共党应对骚乱负起责任。较后我们发现共党与我们一样感到震惊。”

再一席刺激马华的名言是,1971年,伊斯迈在新山说﹕“如果马华及印度国大党继续“不死不活”,缺乏生气,那么巫统唯一的途径是与这一两个联盟的伙伴拆伙,但不意味着一定要分离。”

此言一出,马华总会长陈修信难忍怨气,便直陈驳斥﹕“马华及国大党与巫统比较,经常是处在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们要保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及联盟的教育和语文的立场。这种立场就消耗了大量的华人及印人的支持。
巫统方面可能有一种感觉,它可以不要马华公会;站在马华的观点来说,我们离开联盟同时以自己的旗帜来活动,将来会更加容易。目前我们是一方面受到马来极端份子的攻击,另一方面,又受到沙文主义的华人的攻击。同时我要说明,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陈修信的这番话,算是比较大胆的分析现实情况,但也无法改变格局,伊斯迈不再进一步驳斥,反而是身为反对党的陈志勤(民政)说了一席也足以刺激马华的话。他说﹕“对巫统本身及对国家来说,最佳的做法是去掉马华及国大党,而由巫统开始与其它非巫人领袖谈商,以便保有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府。”

言外之音是鼓励巫统另行寻找合作伙伴。当然此议可说难行,反而激发陈修信通过另一个形式来搞活马华,那就是在全马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

就这样,伊斯迈与陈修信之争不了了之。但后来的一个转变就是应了陈志勤的一席话,巫统在1972年与民政党、进步党及回教党搞联合政府。

1973年,当伊斯迈成为代首相之时(首相出国期间),他突然心脏病猝发逝世,举国震惊,终年58岁。他先敦拉萨而去。如果他能长寿,势必在1976年敦拉萨逝世时成为国家第三任首相,但这一切已不属于伊斯迈了。他的英年逝世也给他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他死在代首相的椅子上。

(十八)1974年──丹斯里李三春(Tan Sri Lee San Choon)(1935-)

1974年是属于李三春的。他在这一年继陈修信退休后成为马华第四任总会长。他是在一系列斗争中头角峥嵘而成为这个党的老大。

1935年出生于北根的李三春,是马华总会长当中学历较底的一位。他在完成小学教育后,继在新山英文学院深造。1957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柔佛当福利官,是一份不显眼的差事。但此时他已是马华党员(约1955年加入)。

1959年,只有24岁的他,代表马华参加国会选举而胜出,奠定他迈向成功的第一岁。两年后,他受委担任联盟执行秘书(总秘书是东姑亲信,曾任新闻从业员的陈东海,与林苍佑是死对手,他原来是马华的受薪执行秘书,但林苍佑1958年击败陈祯禄后,他不得不提出辞职,但受到东姑眷顾,转任联盟总秘书,也参与谋倒林苍佑);接着李三春他被陈修信器重,出任其政治秘书。

这里有一段古﹕李三春不属于林苍佑派,在林苍佑失势后,他才冒出头来,也因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李三春日后对林苍佑大举反击。

1963年,李三春政治地位再升一级,他当选马青总团长(马青成立于1954年,首任团长是陈修信)。
1964年他参加大选再次胜出。来年被委为劳工与人力部政务次长。

1969年他再次参加大选又胜出,但这一年是马华备受打击的一年,只赢得13个国席,更甚至失去槟州主导政权地位,改由民政林苍佑出任。在“513”事件爆发后,他出任特别任务副部长。

1971年国会民主恢复,李三春改任副劳工部长。虽然也身兼马青总团长,但未为陈修信所倚重。后者反而在1972年元旦日委任霹州马华联委会主席林敬益出任特别任务(掌管新村事务)(林敬益因在霹州改革马华有功,受到赏识)。这在李三春看来,蛮不是滋味,他参加马华比林敬益早,也立下汗马功劳,凭什么林敬益越级而上?这种下了李三春与林敬益面和心不和的祸根。

1972年4月,李三春时来运转,因马华署理会长许启谟突告病逝,他马上被选为马华署理主席,扳回一局(许启漠原被看好是陈修信的接班人,他促成拉曼学院的成立,也促成人联党参加联合政府,他有心促成马华民政合并,但功败垂成。由于他的离世,给李三春创造机会)。当同年8月林敬益被罢免霹州联委会主席时(仍任部长),李三春在同年10月突然发动一项“华人精神革命”运动,并巧妙地安置林敬益成为这个组织的主席,表面上是安抚林敬益失去霹州主席,实则是把林敬益导向“死角”(因这个委员会无实权,口号一大堆,流于形式。可能当时林敬益也不懂在搞什么?一位受英文教育者搞什么华人精神革命?似乎搞笑。结果这个组织只是一个摆设,一事无成,导致林敬益后来向陈修信发难)。

李三春则借陈信修之手,于1973年5月30日迫使林敬益辞部长职;复于6月1日开除林敬益党籍。手段高招的李三春,三两下手,便把林敬益摆平了。难怪林敬益破口指责(他的被开除)是李三春及甘文华(总秘书)唆使有以致之。不论林敬益如何指责,他不是李三春的对手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没有林敬益的马华,李三春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他在1973年6月5日接任林敬益的空缺成为首相署特别任务部长,两个月后改任新村协调与工艺部长。

1974年陈修信出人意表地宣布退休,李三春顺势接任而成为马华第四任总会长,启开了李三春时代。他是第一位从基层爬上高位,而又未具备大学学历的马华领导人,足见他非池中物,而是城俯极深的有策略的政治人物。

他面对1974年的大选时因敦拉萨打出马中建交牌而稳住马华势力(参选23席,中选19席)。不过马华的财政部长被陈修信带走了,李三春被委为劳工暨人力部长。

李三春在此期间,他提出十大计划以为马华树立新形象,包括广招党员、兴建马华大厦、创设华裔大企业、发展拉曼学院、成立文化协会及成立自立合作社等。除了搞大企业被指为政商不分而出现争议外,其余计划都给李三春在党的地位加了筹码。

虽然如此,李三春领导的马华在1978年的大选中又告失利。参加28个国席选举,只赢得17席。再者这一年具有马华背景的“七人帮”,在林建寿的推波助澜下,向林苍佑展开重炮攻击,企图击跨民政在槟州的江山。这是李三春在暗中与林苍佑的第一次过招,可惜“七人帮”全数败落。

1979年李三春的后院起火。送走了林敬益,却迎来了曾永森的挑战,与他争马华老大位子。这一仗烽火连天,文告和广告战前所未有。舆论上曾永森占上风,实力上李三春控制了大多数的中央代表。结果曾永森败下阵来。

没有了曾永森的马华,李三春已是没有真正的对手,可以继续掌控马华全局。但不知那来的灵感,他还是感觉“任务”未完成,那就是要夺回马华在槟州的主导权。趁1982年的大选前夕,李三春作了一个破釜沈舟的决定,接受马哈迪的挑战,移师到华人居多的芙蓉国席对垒行动党的曾敏兴(如果林吉祥要来,他也得面对),条件是换取马华在槟州议席的8对8的分配,以和民政平分秋色。抑有进者,他要求首席部长职以那个党胜出席位为多者出任。摆明是冲着林苍佑而来的第二波攻势,领军的是林建寿(前劳工党总秘书),因林建寿也被认为具备成为首席部长的资格。

这种以个人政治前途作赌注的也许在马华党人只有李三春一人。他的豁出去的精神倒被党内外上下为他捏一把冷汗。因为李三春取胜的机会不高,若败下阵来,他只好挂冠而去。

幸运之星却落在他的身上,他以845张多数票击败曾敏兴,稳住他在党内的地位,但他的槟州夺权计划却告落空,林建寿本身也在阴沟里翻船。他打不倒林苍佑,留下一生的遗憾。

不知何故,也令人抓不住头脑,声望如日中升的李三春竟在1983年突然出走马华,辞党会长也辞国席。前者导致马华陷入内战一年有余;后者则在补选中把国席让回给曾敏兴。

李三春从基层走向顶峰,又从顶峰自我消失。在位9年,不留任何片言只语(指辞职的因由),他留下了疑团至今都没有人解开,除了他本身之外。

(十九)1975年──拿督斯里哈仑(Dato’ Seri Harun Bin Haji Idris)(1925-2003)

哈仑在1975年上榜不是因为他更上一层楼,而是在他声势当红的年代,以州务大臣的身份被中央政府提控法庭,指他触犯贪污法令。判定了他的政途由高峰跌下深渊,几次要爬起来,也只能失多于得。最后失掉所拥有的一切荣耀。

1925年出生在雪兰莪的哈仑,战后曾担任宣传部门的官员和县长。50年代前往英国考取法律学位。从1957年起,先后担任雪州地庭庭主、高庭主薄官、副检察司及雪州法律顾问,直到1964年结束其公务员生涯。
他在累积公共行政经验后,于1964年代表巫统参加雪州选举胜出,并被推举出任雪州州务大臣。他也成了雪州巫统主席和巫统最高理事,风头甚健。

但1969年的大选却使哈仑失去颜面,他领导的雪州选举,联盟只赢得14席(总数28席),反对党也有14席。这对哈仑来说无疑是一层阴影,尤其是反对党酝酿组织联合政府。

在局面不明朗时刻,哈仑也在其官邸结合支持者,以捍卫马来人的权益,另一边则有反对党的胜利游行,形成强烈的对照。

5月13日那天,由于场面的失控,也就酿成“513”悲剧,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冲突如何发生,则各有说法。而哈仑的名字也牵涉其中,他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这就是哈仑与“513”扯上关系的一个由来。

由于反对党中的民政党的陈志勤反对组成反对党联合政府,哈仑也就在不稳定政局中再次出任雪州州务大臣。

1971年,全国民主重开后,哈仑在敦拉萨的庇护下,已是光芒四射,羽毛丰满。他提名角逐巫青团长竟无对手,原欲角逐的慕沙希淡退而提名副团长。1972年,哈仑支持马哈迪(已在1971年回巢,也是在哈仑大力支持下回返巫统。马哈迪在80年代特赦哈仑让他再参政也是出于“报滴水之恩”)角逐巫统副主席不果。当选的是胡先翁、嘉化峇峇及萨顿。哈仑之所以热衷支持马哈迪是要堵住敦拉萨心目中的人选加沙里(外交部长)当选副主席,此举引起敦拉萨开始对哈仑有戒心。他感觉到哈仑势力不断膨胀。

果然在1974年巫青改选中,拉萨有意挫哈仑锐气,派副内长沙未依里斯出阵,但有了巫统其它元支持的哈仑又胜利了。因而在1974年的大选,哈仑又在次蝉联雪州州务大臣。

不过此时的哈仑已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敦拉萨已促人收集有关指他涉及贪污的资料(包括在1975年巫统改选前,哈仑举办一场世界级拳赛,由默哈末阿里对垒佐伯纳,哈仑被指账目不清)。

为了防止事态恶化,哈仑这一回 已不是躲在幕后,而是走向前台角逐1975年党选的副主席。共有八人争三个席位,除了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他是在1973年因伊斯迈的逝世,由胡先翁升为署理主席,而留下的副主席则由他顶上)有望蝉联外,剩下的一名就由哈仑与马哈迪争一长短。

说来也十分讽刺,1972年是哈仑为马哈迪护航,1975年变成两人争夺一把椅子。此时拉萨已决定排斥哈仑,马哈迪因此当选三位副主席之一。

为了给哈仑一个机会(也为了剪除哈仑在党的势力),敦拉萨献议哈仑务必在1975年10月10日前动身往联合国出任马来西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但有恃无恐的哈仑拒绝这一建议,认为形同流放。敦拉萨唯有将他控上法庭,面对16项罪状,指他涉及贪污、管理失当、失信和未向政府提呈某些资产的报告(1975年11月),哈仑否认有罪,保外候审,因他的背后有强大的巫青团支持,此时虽已被逼请假,但未解除州务大臣职。

1976年正月14日,敦拉萨病逝,由胡先翁接任首相,他对哈仑更是锲而不舍。在1976年3月17日的巫统会议上,通过开除哈仑党籍。于是巫青团在同年的改选中,选出元老赛惹化为团长,他是哈仑的护航者之一。

哈仑也并非省油的灯,在一些元老和巫青团施压下,巫统不得不在同年10月23日恢复其党籍。可是这并未给哈仑加分(官司缠身)。

因为在这之前,即1976年5月18日,哈仑罪名成立,被判入狱两年,他不服提出上诉。继后新的控状又指他欺诈罪,在1977年被判入狱6个月,罚款15000元。哈仑同样不服,上诉结果又再失败,哈仑只好认命服刑(他在马哈迪于80年代任代首相时被宽赦,投桃报李,两相无欠)。

当哈仑败诉后,他身边的人已一个一个离他而去,政治的现实,天下一个样。1984年他又再当选巫统最高理事,但已无所作为,不再有官职加身。1986年只得转回老行当律师,伺机东山再起。这回不再对巫统抱有希望,而是在1989年加入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的46精神党,并出任46精神党雪州主席。他参加1990年的大选失败,终于使他感悟“时机已过”。2000年鸟倦知归的他又重回巫统的怀抱。此时的巫统,对哈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一个个新脸孔取代了旧脸孔。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2003年以78岁高龄结束其争议性的一生。巫统曾经造就了他,巫统也把他推出政治门外。

(廿) 1976年──敦胡先翁(Tun Hussein Oon)(1922-1990)

1976年是胡先翁登峰造极的一年。他继承敦拉萨逝世遗下的空缺,成为国家第三任首相,他之所以成为位高权重的人物,也是与他是拿督翁的长子分不开的。

他在1922年出生于柔佛新山。早年在新加坡受教育,曾任县长。1946年其父拿督翁成立巫统后,他加入其斗争行列,被委为柔佛州议员,开始其政治之旅。1950年他出任巫青团团长,也受委巫统总秘书。与担任巫统主席的拿督翁,组成“父子兵”。

1951年他追随其父离开巫统,另创马来独立党。1952年独立党参加吉隆坡市议会竞选失利。他远赴英国攻读法律。1958年回国当律师,但未回到巫统,也未积极活跃于其父领导的国家党(独立党在1953年改名)。

1968年,他受到其同门襟兄弟敦拉萨的邀请重投巫统怀抱(其时,其父的国家党已解数,其父在1962年逝世),在1969年参加国会选举胜出,成为敦拉萨的左右手。1970年国会民主重开,他被敦拉萨委任为教育部长。在1972年复于巫统党选中胜出副主席。1973年伊斯迈病逝,他被敦拉萨挑为副首相,也顺势出任巫统署理主席。1974年大选后,他转任财政部长兼副首相。

1976年敦拉萨病逝,他接任首相职,启开了胡先翁时代。胡先翁的处世方法与敦拉萨不同,他对哈仑是毫不容情的。他的严谨性格使他敢于做人不敢做的事。例如他在1977年对于回教党内的纷争和给巫统造成的压力感到不满,乃通过国阵开除回教党,使它再转回反对党的地位。此事起因于吉兰丹州土地承租转让风波,也是回教党内的权益斗争,却引发回教党的20名州议员对也是回教党的州务大臣纳西投不信任票,后者起而反击,酿成骚乱事件(按在1969年大选后,回教党仍执政丹州。在1972年应敦拉萨之邀,回教党参与组联合政府,其党主席阿斯里也被委为联邦土地发展部长。1974年回教党在国阵旗帜下参加大选,继续保持其势力地盘,而变化已在回教党内发生,最明显的是回教党人不同意纳西出任州务大臣,敦拉萨则坚持由他组内阁,也埋下阿斯里与纳西冲突的计时炸弹)。在事态恶化下,胡先翁援引权力通过最高元首在丹州颁布紧急法令,冻结州议会,将吉兰月暂时置于中央政府管辖。

为了一举剪除回教党给国阵带来的威胁,胡先翁在1978年3月在吉兰丹举行闪电大选。他拉拢纳西组成的回教阵线(Berjasa)与巫统取得默契,和回教党决一高下,结果国阵赢得23席,纳西的回阵赢得11席,回教党仅剩可怜的两席,政权旁落,掀开了国阵首次在吉兰丹执政的新页。

有了这一良好政绩,胡先翁乘胜追击,在同年7月8日举行全国大选,又再次证明他的判断对他是有利的。回教党的国会议席只剩5个(原本13席),气势大不如前,而国阵胜了131席(总数154席),超过2/3;抑有进者,回教党主席阿斯里移师吉打也被扳倒。

除了杀下回教党的威风外,胡先翁第二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是在1976年选副揆时,竟未接纳敦拉萨的意愿,舍东姑拉沙里而选了马哈迪。令人咤异的是,胡先翁说他是在一夜之间敲定的。他的“中途换马”对后来的政局有很大的影响。

再一件事是胡先翁在1976年先后逮捕了敦拉萨身边的红人,即阿都拉阿末副部长(原敦拉萨政治秘书)和阿都拉马日副部长(原敦拉萨新闻秘书)和沙末伊斯迈(名报人)等,他们被指涉及亲共活动(亲苏联)。逮捕他们的人是内政部长加沙里。巫统也因此陷入了红色恐怖,也掀起了反共浪潮,似乎有意冲着马哈迪而来。马哈迪即刻反击,胡先翁见好就收,不再让内长把事件扩大。这之中的风波也反映出巫统党内的派系斗争由暗转明,但这不是胡先翁的目的,他旨在证明他是独立行事,不是敦拉萨的替身。

因为党内有派系之争,胡先翁在1978年党选时,首次出现党主席面临不同等级对手的挑战,他就是苏莱曼巴勒斯丁(原槟州立法议会议长),也是哈仑派出来的挑战者,自然无功而返。

胡先翁的成功在于他的行事果断,不拖泥带水,想做就做,做了就不后悔。他成了令人敬畏的领袖。1981年他宣布退休,才有了马迪的漫长治国的年代。

但不知是“传统”或是另有想法,胡先翁在1987年巫统党选后并不认同马哈迪的处事手段,转而与东姑站在一起,力挺东姑拉沙里。这种前任者对继任者的批呯,东姑是第一人,胡先翁则是第二人。
胡先翁终于完成其父亲拿督翁不能完成的梦想,他代其父成了国家首相。1990他不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人生划上了句号。

3.7.07

(廿一)1977年──丹斯里阿斯里(Tan Sri Mohammad Asri Bin Hj. Muda)(1923-1992)

阿斯里是回教党主席,他在1977年辞卸联邦土地发展部长,引爆了回教党与巫统的斗争白热化,双方撕破了脸皮,从此不再有合作的余地,因此1977年是回教党的转折点,也是阿斯里个人悲剧的开始。由于这一改变,国家的政治生态也有显着的变化。回教党更趋宗教化,迫使巫统不得不作相应的回应。回教化运动就在回教党离开国阵后成为一股持续性的波浪。

出生于1923年的阿斯里,是地道的吉兰丹人,早年在马来学校受教育,而后靠自修成功,曾为宗教教师。在70年代时,他是内阁成员中唯一不能操流利英语的部长。

他在战后(1945)开始参政,加入吉兰丹忠诚马来人协会,这个组织后来溶入巫统,继后他加入马来国民党中的急进马来青年组织(API)。这就是说,早年的他也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也认同左翼思想。
1951年回教党成立之初,阿斯里拒绝加入,因为他认为没有明确的原则,新成立的回教党只能沦为拿督翁对付巫统的工具。两年后,回教党已具备政党雏型乃告加入,并在1954年被委为代秘书长,兼任丁丹两州回教党联委会主席。

1959年参加大选,回教党取得吉兰丹执政权,他出任议长。随后官运亨通,在1964年大选后出任州务大臣,一直到1972年。这一年,他改变回教党的方向,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旋后成为国阵的一员。1973年他升联邦土地发展部长。这是反对党加盟执政党后,唯一出任中央部长的西马反对党领袖。其它两个加盟政党,如民政和进步党尚未有人入阁。1977年回教党被开除出国阵,阿斯里也就失掉官职,从此失意官场。

在党职方面,阿斯里也是平步青云的。1961年当选党副主席,1964年晋升为署理主席。在党主席布哈鲁丁于1965年被捕后,他成为党代主席(1969年布哈鲁丁逝世)。1971年他正式当选党主席,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虽然坚持回教教义,但更执着推进马来民族主义,与巫统所追求的目标大同小异。因此在1972年应首相敦拉萨之感召,他带领回教党加入联合执政党集团,而在1974年正式成为国阵一员。

在与巫统合作的过程,阿斯里不是没有阻力的,他无法获得2/3党代表同意。以致不久之后,党内出现大批回教党党员脱离回教党另组独立阵线参加1974年的大选,以对抗回教党候选人,但无功而返。回教党依然保持优势。

一项致命的打击是1974年大选后,回教党内的纳西在敦拉萨的支持下出任吉州务大臣,他不属于阿斯里人马,两人开始互相攻击。纳西则揭开阿斯里在担任州务大臣时出现滥权和账目不清的现象。例如他说﹕“在过去这10年中,有8千万元的税收尚鸠收。”这一下子激怒阿斯里和其派系,乃在州议会通过不信任纳西动议,以迫使他下台。讵料引起的反击又是爆发一场骚乱,才有紧急法令的实施。阿斯里在这场斗争中是失败者,导致回教党离开国阵,他本人则失去官职。

1978年他领导回教党面对丹州及全国大选(同年但不同日期),前者输掉州政权,后者只剩5位国会议员,他本身输掉国席。

1982年他在回教党失势,改由新人出任主席。1983年退出回教党另组回教真义党(Hamin),参加大选皆无所获。1988年眼见气数已尽,其党无疾而终。同年他选择加入巫统,也已无所作为。1992年在失意与遗憾声中消失于人间。他的失败意味着回教党开始改弦易辙,终于找到一条通过宗教引导政治方向的道路,以迫使巫统有所回应,因此阿斯里时代是回教党政治蜕变的过渡时期。

(廿二)1978年──林晃升(Mr. Lim Fong Seng)(1925-2002)

林晃升身为华教运动的第一把手,在1978年迈出大胆的第一步,向政府申办“独立大学”。这是破天荒的索求,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交织着政治的斗争,因此这一年归林晃升登上荣誉榜。

林晃升1925年生于森美兰州,中学在尊孔渡过。学生时代酷爱文学与创作。战后曾一度在新加坡《南侨日报》工作(这份报纸是陈喜庚与胡愈之合办的)。

后来他协助父亲转向矿业发展,而成为一名成功的矿家。由于事业有成,他介入了华教运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是林连玉独领风骚的年代,那么70年代是林晃升领航的年代。这一种转变是可以理解的,其一是60年代政府开始改制华教,也以吊销公民权叫林连玉“失声”,以致老师要领导华教运动与政府抗争显得有所顾忌和力不从心;其二华教即便改制,也需要注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独中更需要华社的资援。换句话说,领导华教的工作便由老师转变商人来领导;其三,商人有经济能力和较大的自由捍卫华教,影响力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形下,董总就成为领航者,教总则与之相互呼应。一个联成一气的董教总机构的机制的重责就落在董总的身上。林晃升是在1973年接过董总主席的棒子,他成了一个时代的新标志。

在他主政下的年代,董教总打出的第一张牌子是为全马60所独中设置“统一考试”(简称统考)。

争取主办统考的过程是通过不断斗争而取得的成果。1975年以董总为首的工委会议决于是年的12月11日至17日一连共五天举办第一届全国华教华文独中高初中统一考试,分别在东西马42个考场举行。

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哈迪即刻召见林晃升等人,认为董总这样做可能制造出另一个教育体系而破坏团结,是不恰当的,要求董总取消这样的考试。但给两个月的时间回复。

1975年11月30日,董总召见全国各州华教代表共142人集思广益,咸认没有抵触法律,大会通过如期举办,在这方面林连玉赞林晃升立场坚定。

后来政府查知在我国,除了政府的统一考试外,也有私人考试,如LCCI并没有经过考试局的核准。政府在没有更好的依据下,只把统考视为独中内部的考试。就这样统考一直主办到今天,但政府方面也没有公开承认统考的文凭。

在统考风波解决后,林晃升于1978年打出第二张皇牌,那就是向最高元首申办“独立大学”。此案闹成更大的风波而成为政治案件。

其缘由是这样的﹕新马于1965年分家后,马来西亚前往南大深造之路出现阻力,乃有华教团体在1967年率先建议在马来西亚开办一所“华文大学”。1968年董总接过任务,召集了199个团体,共700位代表共商大计,大会通过创办“独立大学”,并选出以叶鸿恩(董总)及沈慕羽(教总)为首的工委会。

1969年有鉴于大选来临,“独立大学有限公司”获准注册。之后因“513”事件,“独大”处于冬眠状态,直到1974年才召开“独大有限公司”第一届会员大会,改由林晃升担任主席。同年他提出先办“独立学院”的建议,但不被接受。

1977年,林晃升主持独大有限公司理事会,决定向最高元首申办“独大”,一项在华社开展的签名请愿书便轰轰烈烈地进行,共有4238个团体签盖。

1978年1月30日,独大理事会以双挂号方式,将独大请愿书盖录提呈最高元首,副本致首相胡先翁、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及全体国会议员。

同年9月17日,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政府拒绝独立大学的创办,理由是﹕由私人机构建议;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只收华文中学生。

这项宣布是预料中事,不过激发董总准备举行全马华团代表大会,惟政府禁止这个大会的举行。

于是“独大”决定诉诸法律行动,乃展开筹募独大法律基金一人一元运动。前前后后,截至1980年9月10日止,总共收到292,713.02元。

1981年9月28日,独大官司案开审。11月7日,高庭法官阿都卡迪宣判独大败诉。1982年2月15日,独大有限公司上诉案开审。7月6日,联邦法院以4对1多数票判决,驳回独大上诉。理由是“独大被认为是一个公共机构,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有违国家宪法实质精神(当时政府尚未开放私人可以申办大学,大学一概由政府承办,到了90年代,才开放予私人机构申请办大学及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就是在此开放下成立起来,而新纪元学院之设立,也圆了林晃升一半的梦)。

第三件大事也是被林晃升碰上,那是1987年的教育部不断调派不谙华语华文的教师到华小担任行政高职。董总有感于事态严重,又推动一场捍卫华教的运动。

这一年的10月11日在天后宫举行的全国华团抗议大会布条悬挂“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反对委派不具华文资格教师任华小高职”,横题是林连玉名言﹕“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出席的具代表性人物也包括李金狮(马华)、王添庆(民政)、林吉祥(行动)、沈慕羽及陆庭谕等人。大会通过五项提案,包括强烈谴和反对教育部企图通过行政权力使华小变质;也违反了基本人权;教育部必须在10月14日之前彻底解决教师调派问题,否则将于10月15,16及17日不让孩子上学;巫青团不甘示弱,也在1987年10月17日在吉隆坡号召万人集会挺政府,以和华团大会对峙,警方估计7000人参加,马新社估计约5000人与会。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10月14日有所行动,最后同意五个职位﹕第一副校长、第二副校长、第三副校长、下午班主任及课外活动主任必须懂得华文,而后者至少要懂得华语。这就变成四一方案。经讨论后,林晃升同意展延罢课,不是取消罢课。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政府在1987年10月27日展开茅草行动进行大逮捕,截至11月15日止,总共扣捕105人,其中包括林晃升、沈慕羽、庄迪君、林吉祥、林冠英、卡巴星、郭金福、柯嘉逊等人。同时有三家报章暂时被吊销准证,即英文星报(The Star)、《星洲日报》及《祖国日报》(Watan)。

大逮捕之后,抗议之声被压了下来,华社也进入了“万马齐暗”的状况。

1988年6月2日,林晃升和沈慕羽等人获得释放。1990年8月18日,林晃升毅然辞去董总主席,率领一批华教及民权人士加入了民主行动党,包括饶仁毅、杨培根、吴维湘、李万千和柯嘉逊等27人,以壮大反对党的力量。
为什么林晃升会“突然”想到参政?这里有一段前提是不得不提及的﹕

当1981年独大官司案败诉后,林晃升领导的董教总萌生了“三结合”的概念,目的是要将执政党、反对党及民间团体结合而成为“捍卫华教”的中流砥砫,因此在1982年经过讨论后,同意个别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民政党。于是有了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运应而生。响应和支持这一行动的有郭洙镇、许子根、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除了郭洙镇是董总法律顾问有较明显的董总形象外,其它人的董总形象是不明显乃至模糊的。

不过,林晃升的“三结合”不为行动党所接受,指说这是打压行动党的手段,以致林吉祥与林晃升有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分歧。

经过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华教人士参政有得有失,也没有太大改变华教面对的问题和命运,林晃升也认为取得的成效不大。他说,“毕竟国阵是由巫统一党坐大,在1982年提出的三结合”是比较不成熟的。”在对“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失望后,林晃升在1990年提出了“两线制”。从“三结合”到“两线制”是林晃升个人的一个大转变。

但林晃升承认,他在1982年讨论华教人士应加入民政党或反对党时,他是三位支持参加反对党的人之一,其余廿人左右支持加入民政党。由此可见,林晃升从一开始就不排斥行动党。这个思想让他在1990年来一个大转变。

他的“两线制”的思想的孕育是因为他看到另一股由巫统分裂出来的46精神党有巨大的力量,领导人是马来精英,再加上其党主席东姑拉沙里又左右逢源与回教党和行动党达成合作,以致他相信“两线制”的时代已经降临,即反对党阵线足以和执政党阵线抗衡,甚至有机会取而代之。

林晃升也就以身作则加入行动党,并被委为党的顾问。结果林晃升的“两线制”只在某程度上发生效力,那就是在1990年的大选民主行动党取得辉煌战绩,差点就执政槟州,可是46精神党却不成气候。当马来社会不接受两线制时,所谓“两线制”便成了跛脚鸭了。

在这方面,沈慕羽有一段评语是这样说的﹕“他到行动党后,行动党也要利用他的地位,推举他为顾问。过后林晃升可能看到行动党内部组织并不是很健全,他就没有声息地退下来。……所以,他在这方面也不成功。”(见《华教春雷林晃升》,页214)

果然,林晃升的“徒弟”们后来又一个个离开行动党。原因何在,大家心照不宣。但也印证了左翼思想的参政者在第三势力中找不到成长的土壤。

自此之后,林晃升沉默下来。他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都已成为历史。功过当由后人评说。不过在他之后的继任者,除了胡万锋任两年董总主席外,就进入了郭全强时代。他像林晃升一样,有得有失,也曾经患得患失,而他也具有了林晃升的影子,领导华教在风雨中前进。

2002年3月13日,林晃升与世长辞,一幅悼联这样写﹕“民权砥砫垂天地,华教巨星照世间”,他成了继林连玉之后另一位被形容为“华教斗士”的领导人。

(廿三)1979年──丹斯里曾永森(Tan Sri Chen Wing Sum, Michael)(1932-)

1979年轰动华社的大新闻是马华老二豁了出去,与老大李三春争夺马华公会第一把交椅。因此曾永森成为这一年的新闻焦点;而这一年也是他政途的一个分界线。

1932年出生于霹雳的积莪营的曾永森,中学在锺灵中学渡过,曾任一个短期的新闻记者,随后到香港中文大学深造,又转赴伦敦林肯学院学法律。1961年他成为执业律师。

他不是从马华基层探出头的领袖,与李三春的历程完全不同。他是应当时的副首相敦拉萨的感召,横空而降。在1964年踏足政坛,首仗在白沙罗区对垒社阵红人陈凯希。有幸在反对党强区出胜。这一年也因马印对抗,造成华人减少把票投给左翼政党。社阵也在这一年竞选失利。

人气急升的曾永森一下子就被委为政务次长,令马华上下既羡慕又妒忌。这个时候,他在马华是缺乏影响力的。但他在1969年的大选,却在原区败下阵来,被行动党的何焯欢击败。3年之后(1972),他又时来运转,因为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谟的逝世,在敦拉萨影响之下,他被马华派上阵,成功地当选乌鲁雪兰莪国会议员。

此时他也成功地在马华取得一席,当选副总会长之一。他的一项功绩是在这一年马华突然发动精神革命时,他受委进行华文字简化。就这样,马来西亚华校及华文报逐步走向简体字。来隔年,他被敦拉萨倚重,出任联盟总秘书。不过在1974年国阵成立后,这个职位交由巫统人担任(由嘉化峇峇出任),曾永森改任总财政,直到1981年为止。

由于敦拉萨的提拔,他在1973年被升任为特别任务部长,官职直逼李三春。他这时的任务是为马中建交进行某些联络与谈商工作,因为1972年的中美乒乓外交给也是马来西亚乒乓总会会长的曾永森提供与中国官员接触的机会。基于身份的特殊,他多次对中国进行不公开访问。1974年马中建交时机成熟,敦拉萨率团于年中访华,曾永森也是随员之一。当马中关系掀开历史新页时,曾永森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不知那来的讯息,他被形容为马来西亚的“基辛格”(基辛格是美国的白宫顾问,当年促成尼克逊总统于1972年对中国进行访问,震惊世界),而他也乐得照单全收。

有了这个光环罩着,曾永森也出任具有影响力的房屋新村发展部长,对他的政途无疑提供方便。他可以凭此官职,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马华党员中建立起威信。是以在1977年的党选中,出现了变数。署理会长原本是由李孝友担任的,但他与李三春有心病,被挤出当权派阵营,李三春安排他的人马张汉源角逐此职,意味着李孝友已被边缘化。而在密谈底下,李孝友勉为其难接受,但心理是极其不愿意的。

这个时候曾永森表面上挺李孝友(曾永森在1973年时,曾力劝李孝友不要与李三争署理会长职,让李三春顺利递补许启谟留下的空缺,李孝友慨然答应。他没想到4年之后李三春不要他了)。他说,“如果张汉源退出竞选,他也将撤消提名,让李孝友不劳而获。”

这固然不是李三春的排阵。既然李三春已说服李孝友退隐,也就无所谓张汉源退选。曾永森也不满他被排斥在主流内,于是决定提名角逐署理总会长。

当选战序幕拉开时,李孝友感觉外传风声指他被金钱收买大表不满,更反对党内搞派系。这一下子,局面反而对曾永森有利。果然开票结果曾永森大胜,李三春蛮不是味道,因为曾永森不是他的人。

虽然曾永森赢得署理会长职,但赢不了李三春的心。李三春决意冷落他。他知道在敦拉萨逝世后,曾永森在巫统内已无大靠山。曾永森也明知他在党内的日子不好过,唯有咬紧牙根伺机反击。1978年的大选,马华失多于得(角逐28个国席只胜19席)。这也给曾永森一个机会向李三春挑战。

1979年的党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来的。曾永森如果不求变,他将会束手就擒,在马华党内被边缘化,因为马华中委绝大多数是李三春的人。在衡估形势下,他决定提名角逐总会长,以和李三春争夺领导权。

曾永森发表了他的“出师表”﹕“无奈过去两年,尤其是最近数月,在中委会议或在公共场合,时有无理文告或指责,似有非置弟于死地而不罢休。弟慎思再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冲出重围。”

这种“大义凛然”的豪言壮语也让他拉到一批支持者力挺,更有何文翰拔刀相助,与他连手攻打署理总会长,形成“珠联璧合”。何文翰原是行动党议员,1972年过档马华后,一路平步青云到担任部长职,此时公然与李三春对抗,乃是李氏始料未及的。

两派阵营摆明决战,不仅在马华党内掀起风暴,也在华社引爆论争和笔战。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华文报刊登广告成为古千一绝。以外围来说,挺曾永森的大有人在,几乎读者来书,有90%是支持曾永森的,只10%是支持李三春的(笔者当时任《星槟日报》总编辑,每日接到投函和电话数以百计,好不热闹)。不过,在马华党内,李三春的势力又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有投票权的中央代表,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因为不管党内外有何看法,决定胜负的是中央代表手中的一票。

大概对于实质情况掌握不足,曾永森即便有外挺,也不是胜利的保证。结果曾永森输了,李三春保住会长职(901票对686票)。

这样的结果,也判定曾永森必定丢官。但在另一边厢,失败的曾永森竟意外地得到华社热烈支持,慰勉宴在全国各地此落彼此,更有人鼓励曾永森另组政党,再与李三春派较量。不知是决心不够或胆识不足,曾永森始终未踏出另一步,倒教对他寄以重望的人热情渐渐冷却。也许他的性格正如李良实所形容的,是个“遇事模棱两可的领袖”。

由于曾永森的犹豫不决,他失去最好的良机另组政党。如果他当年敢于破斧沉舟,也许局面会有所改观,可惜他迟迟未有行动。反而李三春在政治上是没有妥协的余地,他大刀阔斧开除一批批曾永森的人马,以孤立曾永森,迫使他及早离开马华。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余地下,曾永森于1981年6月2日率其支持者加入民政党。他又再与昔日的同志林敬益一起共事。虽然受到盛大的欢迎,曾永森知道他在民政党内不再是呼风唤雨的人物,那些热情支持他的万千群众,也只好冷眼或祝福他走进民政党。

理由很简单,民政在国阵内只有一个部长,由梁祺祥担任,连林敬益(党主席)也没份,又何时轮到曾永森呢?即便在1982年大选时,林敬益让曾永森在木威上阵,自己仍然角逐州议席。但在曾永森胜出后,也无官可做,充其量后来被委为巴生港务局主席。这个时候,曾永森感受到社会的现实和无情。

正由于不甘被冷落,曾永森在1986年时,依样葫芦选择挑战林敬益的党主席,他还与吴清德联手。目的不外是争回中央部长职。可惜他的结局与在马华一样,以失败收场。

在两头不到岸下,曾永森已是退而其次的寻找一个避风港。他终于得到林良实的接纳,吃回头草又回到马华。因而在1990年的大选时,他又静悄悄地得到林良实的祝福,让他出征槟州州议席。他的目标自然盯在首席部长职上。这一年虽然林苍佑败选,曾永森同样也败选,而且马华在槟州议席全军覆没,曾永森不认命也不行了。

经一连串的打击和失意后,曾永森再退一步寻求担任上议员。1996年如愿以偿,翌年出任副议长,2000年升任上议院议长。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荣誉职位。对于一个人的晚年来说,也是堪可告慰的了。2003年他退下职来,除了少数场合公开亮相外,他已经不是昔日的曾永森了。

对于曾永森进进出出马华和民政,林敬益从不恶言相向,林良实也照顾有加,个中原因没有人知道,不知看到李三春眼里,又是什么个滋味?从曾永森身上,我们看到从政者失败的痛苦,抉择时的彷徨和无可奈何的一退再退的写照,是因他性格使然或是拿得起放不下有以致之。

(廿四)1980年──拿督斯里林敬益医生(Dato’ Seri Dr. Lim Keng Yaik)(1939-)

林敬益在1980年迎来了第二春,当选民政党全国主席。他成了这一年风头甚健的人物。

1939年在霹雳的打巴出生。1963年在英国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医科毕业。1965年在太平医院服务。1969年大选前,他应陈修信的感召,加入马华公会。这一年他参加怡保新街场州议席选举,初试啼声就被人民进步党的陈源安打得落花流水。他得票2688张,陈源安得票12821张,相差逾万张。

但不因此击倒林敬益,他反而奇迹般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那就是响应陈修信的号召,组织一批新血加入霹州马华。他使用的方法如同劳工党的手段,在各马华区会进行改革。抑有进者,在陈修信的支持下(每月拨款一万元)让他在霹雳成立“兴汉社”(一个自行注册的政治俱乐部,等于是马华的外围组织,吸收有识之士灌输政治思想)及“干训班”(用以培养干部)。这两个组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他也成了陈修信的宠儿。

1970年9月他被委为马华霹州联委会主席,意味着他随时有机会再脱颖而出。果然在不久之后便出任上议员。大概是少年得志,一时得意忘形而在1971年6月的时候脱口而出说“要以社会主义政策来使到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造成党内元老派反击,形成对峙局面。陈修信初时对此不以为意,既然马华要改革,只要有效,各种手段不妨试试。林敬益的“失言”也就被掩盖过了。反正那时陈修信沉醉在华人大团结运动中,左右派的思想和手段,只要能重振马华,采用也无妨。

就这样,林敬益在1972年元旦日更上一层楼,他被陈修信推荐出任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仅32岁),被称为最年轻的部长。换句话说,他一下子三级跳越过马华的李三春(时仍任副部长),毫不知觉已是“因福种祸”。

为了表示对陈修信的支持与尊敬,林敬益在1972年6月当前者访问怡保时,竟搬出“文革”式的欢迎仪式,既举陈修信肖像(模仿中国人民高举毛泽东肖像),又鼓动二千余人前机场载歌载舞,场面极为哄热。大概也只有林敬益,才能在马华党内搞“文革”噱头。

不过,厄运也随之降临。就在这个时候,敦拉萨酝酿在霹雳州与人民进步党组成联合政府,而不明就里的林敬益派率先在霹雳州发难,反对联合政府。这一下子不但使陈修信“陷于不义”(难于向敦拉萨交待),也使已贵为部长的林敬益陷入尴尬的处境,也控制不了“兴汉社”和“干训班”的活动。它们反对陈修信开除署理主席梁棋祥及州秘书锺天权。到了同年8月31日,陈修信援引权力罢免林敬益的霹州联委会主席的职位,并宣布解散干训班,也宣布“兴汉社”与马华无关。先是陈修信自任霹州主席,后又委任麦汉锦担任署理主席,麦汉锦后来便顺势取代林敬益的地位。

这个时候(1972年10月),李三春巧妙地动“华人精神革命”,成立一个委员会交由林敬益出任主席,以安抚他内心的波动。这个不具实权的组织自然是“架空” 林敬益在党内的地位。

在无从适应下(受英文教育的林敬益如何能领导用华文表述的华人精神革命?),林敬益恼羞成怒,在1973年5月30日宣布辞卸特别任务部长(此时麦汉锦已在霹州腰斩林敬益的势力)(林的部长职不久也被李三春所取代)。不宁于此,林敬益更以改革派领袖自居而宣布要挑战陈修信总会长职,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不敢面对群众,在历史上是一个“阉割高手”及“妥协专家”。与此同时矛头指向李三春,指责“李三春在党内发动勾心斗角事件,只是为了使自己尽可能登上最高政府职位。”

陈修信眼见局势恶化,快刀斩乱麻地宣布开除林敬益的党籍。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在党内被压下来,不再谈论林敬益事件。

既然东家不要他们,林敬益及梁棋祥等人则找到西家。1973年12月,他们一批人加入了民政党。这不仅使到马华与民政结下更大的心病,也在日后马华把民政视为“同志中的敌人”,触发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在李三春的年代,尤为明显。

此时进入民政的林敬益,已学会政治是需要容忍且是艺术行为的一种表现,不能再硬闯硬干。因此他接受民政党委为没有实权的副主席,参加1974年的州大选(不是参加国选)胜出,争得一席行政议员。

1976人,林苍佑提拔林敬益当选署理主席。1978年林敬益蝉联州议员。

1980年是林敬益政治生命的转折点,他面对民政党中央改选,林苍佑执意退位,照理应由林敬益接班,但林苍佑嘱意由梁棋祥接任(时任中央原产业部长)(这其中奥妙是署理主席非中央部长,而秘书长则是中央部长,自然有心理上的失衡问题)。因为他认为梁棋祥已是中央部长,而他仍继任首席部长,也就坚持建议梁棋祥出位。可是林敬益派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在最后拆衷底下,由两人直接对垒,胜者任主席,输者任署理主席。就这样在取得胜利后,民政党走进了林敬益时代。

林敬益出任党魁后的第一件事是在1981年迎接曾永森派系集体加入民政,顿使民政成为马华失意领袖的避风港。但巧合的是民政的另一位领袖陈忠鸿则跳槽转回马华。马华民政,民政马华在80年代成为政治斗争的平台,其间没有对和错,只有地位和权力之争。

不久之后,也就是1982年,民政又迎来了一批华教份子加盟,他们中有敦洙镇、许子根、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

从林敬益到曾永森到许子根,民政党正在不断蜕变中。但民政天地不大,已是难以一山容二虎。林敬益拥抱曾永森的结果,是在1984年未想竟遇上曾永森的挑战。曾永森的挑战主要是因为民政只有一位中央部长,而他在1982年在木威胜出后,没有官职安排,只能被安排成为巴生港务局主席,心里郁闷自不在话下,也就要争第一把交椅,胜后自然会促梁棋祥让位。

原本有信心胜出的曾永森,又再一次阴沟里翻船,他要翻身的资本已没有了。所谓的翻身是他梦寐以求的部长职。

胜利后的林敬益没有赶尽杀绝,而是委任曾永森担任中委,但已非曾永森久留之地。因为在1986年的大选,林敬益在木威胜出后,已取代退休的梁棋祥出任原产部长,曾永森则十分失意,萌起回巢念头。在彼此都不张扬下,曾永森(1988)静悄地重回马华。这时的马华已是林良实的天下了。

既然曾永森不再兴趣挑战林敬益,吴清德选择1987年的党选与林敬益对垒,他的搭挡是许兵金,这一仗自然又是林敬益派全胜。

跨入1990年,林敬益继续他的领导,在林苍佑全面隐退下,真正的林敬益时代开始了。本来气走吴清德后(这一年,林敬益也不支持弃国攻州的吴清德出任首席部长,达成了许子根上位),郭洙镇成为他的好搭档。可是到了2005年的党选,表明要退休的林敬益却挑中许子根为接班人,即便面对郭洙镇的挑战老大,也没有改变这样的结局。

林敬益从年轻投身政治,到老来光荣引退不是轻轻松松的,他在政海大风大浪中有起有伏,有失有得。他的人生反映出能伸能屈是从政者的最大本钱。他有政治艺术的细胞,经常语出惊人,发挥了“街头文化”的本色。

但他鲜有政治理论的建构,在位26年,他所不断阐述的是民政党的创党原则和政纲,让人感觉到他是萧规曹随者,而不是党理论家。不过从他在2004年主张马华与民政合并来看,他依然带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还是跳不出原来的框架。从他否认民政是华基政党来看,他的思路还是理不清民政党的政治现实定位在那里?

(廿五)1981年──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Dato’ Seri Anwar Bin Ibrahim)(1947-)

1981年的政坛突然冒出一颗政治明星。刚当上首相兼巫统主席的马哈迪(1981年6月)在同年的9月破例地为一位新人举行记者招待,介绍安华依布拉欣加入巫统。一些巫统元老闻悉后大跌眼镜,也心存疑惑。但马哈迪很清楚,这位年轻人将大有作为,因此1981年是属于安华的。

1947年在大山脚出生的安华依布拉欣,是在政治浓厚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亲依布拉欣阿都拉曼是两届国会议员(1964及1969),曾任卫生部政务次长;其母和哥哥都是巫统地方领袖。在耳濡目染下,安华自我培养成口才出众的学生领袖。

1967年他考入马大马来文系。1968年被选为马大马来语文学会主席及马来西亚回教学生会主席。

1969年“513”事件时,安华和马哈迪一样,反对东姑的过时领导,要求用东方的价值来取代西方思维,包括强力要求政府关注马来人在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应有权利。马哈迪的大胆抨击东姑,并促后者下台的勇气,成为安华崇拜的对象。例如,马哈迪在这时期出版的《马来人的困境》这本书虽即刻遭到东姑禁止出版和发行,但安华不理禁令,依然摇动着《马来人的困境》以推动其回教政治斗争(这种情况与林彪在“文革”摇着“毛主席语录”同出一辙,林彪受到毛泽东器重,而安华则得到马哈迪赏识;后者把这一举动全记下来)。

与此同时,安华在1971年申请注册成立“回教青年运动组织”(Muslim Islamic Youth Movement)(马来文简称Abim),旨在为大专毕业生提供一个促进回教运动的论坛,并要成为复兴回教的一座桥头堡。经过18个月的等待这个组织才获准注册。

安华在一边厢搞Abim,另一边厢又搞教育,成立“Yayasan Anda Akademik”,为因贫穷及其它因素被迫离校的学生提供教育。他后来担任这间义务教育机构的校长。

有了这两道光环,安华已成为复兴回教运动的代言人。我记得曾访问过回教党国会议员,著名作家沙浓阿末时,他坦言承认在安华当红的年代,年轻的回教党倾向安华,回教党无法与之相比。

1974年,安华人生经历一个大转变,他领导马大学生在华玲展开示威运动,政府乃援引内安法令将他扣捕。在敦拉萨当政的年代,他身系囹圄,直到胡先翁上台,才于1976年9月无条件释放。这个时候,他的“偶像”马哈迪已官拜副首相。

出狱后的安华,藉Abim大展身手,也在1978年力挺脱离国阵的回教党与国阵抗衡。不过他并没有使自己走进回教党。虽然在党选失败后,回教党曾有意邀安华入党领导,但没有落实。安华在这个时期一方面促政府设立回教银行,另一方面反对胡先翁将社团切割成“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他出任反对社团修正法案的协调委员会主席,其形象开始受到各民族关注。一项有趣的发现“盲人协会”竟被列为政治性团体。在据理力争下,安华的声音受到重视。

这个重视不是直接由政府宣布改弦易辙,而是刚就任第四任首相的马哈迪突然向安华伸出橄榄枝,请他与其在政府外施压,不如来到政府内进行协调。

安华接受了马哈迪的邀请,在巫统党中犹如“平地一声雷”,大家都睁大眼睛看看马哈迪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

马哈迪不是搞政治噱头,而是严肃其事的要提携这位未来政治彗星,他们很快取得默契。不过他要安华冲锋陷阵,以证明他的领导魅力。

第一关是1982年的大选,马哈迪安排安华在峇东埔上阵。这是回教党的强区,他要安华从回教党手中夺回此国席,一来堵住巫统党内指马哈迪偏心,放安华在“安全区”;二来要安华证明自己的实力,不是靠庇护起家的。果然安华一鹄中的,马上被委为首相署副部长,他的时代从峇东埔开始了。

在大选后的同一年9月,巫统举行第33届代表大会,安华被安排向原任巫青团长苏海米挑战。苏海米是哈仑的侄儿,原是靠向哈仑,替他守住巫青团,但后来羽毛丰满,苏海末自成一派(例如1980年上演哈仑与苏海米争夺巫青团长,结果前者败下阵来)。吊诡的是哈仑竟在1981年巫统党选中当选副主席之一,并获得马哈迪特赦,允许担任公职。可是马哈迪又担心哈仑势力坐大,而不讨他欢心的苏海米又另成一个派系(那一年马哈迪巧妙地安排苏海米只当副部长,副团长哈达哈欣则担任正部长(他后来犯案被革职))。于是安华被派出来打苏海米,在对垒战中,安华又以10张多数票胜出,结束苏海米的政途,反而为安华更上一层楼铺上垫子。

进入政府中的安华,果然有些作为,那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是“打进巫统,纠正国阵”,政府也同意让社团回复旧貌,不再坚持“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之分。安华也在1983年升任正部长(时36岁),风头一时无两。

至于安华是否真的纠正国阵,确实贬多于褒。他在1983年到1986年间,已是马哈迪“忠心耿耿”的人,不容慕沙希淡反击,也支持消除所谓“2M政府”(1986年慕沙辞部长职)。

当1986年大选后,安华官拜教育部长,成为马哈迪核心人物。另外二人是达因、山努西。他们四人(以马哈迪为首)被形容为巫统党内的“四大天王”。因此当1987年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连手争夺巫统老大老二时,安华已毫不含糊地站在马哈迪阵营这一边。在马哈迪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安华地位越形稳固。有人说安华在这个时期的表现完全以政府,尤其是巫统的立场来处事和决策,引起华社不悦,也印证了安华“打进巫统,溶入国阵”,而不是“纠正国阵”。

1990年的大选,是马哈迪与安华面临考验的一年。东姑拉沙里率大军叫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可惜46精神党不争气,国阵又再胜出。此时安华不仅羽毛丰满,而且在巫统党内崛起成为“坐亚望冠”的人物。在1993年的党选,安华组成“宏愿队伍”胜出,晋身党署理主席,嘉化峇峇不得不靠边站。安华也就在这一年出任财政部长兼副首相。

就在安华在踌踷志满的时刻,乌云也开始笼罩在他身上。马哈迪对“宏愿队伍”有所戒心,他正在布署拆散“宏愿队伍”。第一步骤是1995年大选时,调安华的副主席之一的慕尤丁弃州攻国,架空他在柔佛的影响力,且大选后委以次要的文青部长(有人戏称为“足球部长”)。第二个步骤是在1996年迎回东姑拉沙里及其46党党员,以抵消安华在党内的影响力。虽然马哈迪对外宣称安华是他的接班人,但安华的日子已越来越不好过了。这可以从1996年巫统党选窥见。这一年不属于安华但曾属于东姑拉沙里B队的阿都拉已重新当选副主席之一,而纳吉(另一副主席)也逐渐靠向马哈迪。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安华以代首相身份应付,但难挽狂澜冲击。此刻马哈迪与安华对解决经济危机出现不同的意见。一个微妙的布署是马哈迪召回达因出任特别任务部长,随时有取代安华财长之可能性。

不知是有意或不以为意,有一位巫统女党员乌米哈菲拉向马哈迪告密,指安华在感情上有越轨之嫌。马哈迪收在心里,但已有秘密行动。

1998年国庆节之后,即9月2日,马哈迪采取举世震惊的行动,革除安华副首相,财长及一切官职。翌日(9月3日),马哈迪“迅雷不及掩耳”地在巫统理事会上,开除安华党籍。这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激起安华及其支持者开展一系的街头斗争,人潮之汹涌,至为罕见,一度高达十万人之众。马哈迪眼见局势有失控之虞,乃在9月20日援引内安法令扣捕安华,继之控之于法庭(9月21日)(罪名是滥权。在1999年4月14日被判罪名成立坐牢6年。后来又有“鸡奸案”罪名成立,再被判刑,但经安华上诉后,此“罪状”撤消,剩下滥权一案仍未平反)。安华的“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成为那个年代的一个政治思潮,特别是在马来社会。狭小地讲是马哈迪与安华的斗争;放大来说,是现状与改革思想的斗争。实质而言,这是一场权力斗争。

在失去自由身下的安华,竟有能力在1999年4月4日成立“国民公正党”。凭着安华的形象和号召力,这个政党在大选前促成回教党与民主行动党结成一股反对党力量,这就是后来出现的“反阵”(反对党阵线──由公正党、回教党、人民党及行动党组成),以和国阵在大选中进行生死战。

这一仗,安华效应发酵,但发酵在回教党身上,它崛起成为最大反对党(首次拥有27个国席),更巩固吉兰丹州政权和夺得丁加奴州政府。行动党保有9席(国席),但两位巨人林吉祥及卡巴星被扳倒,双双失掉国席,算是失利收场;公正党则略有小成,未能达到夺权的目的。

2004年的大选,经过蜕变的公正党,气势大不如前,只剩下旺阿兹莎(安华夫人)保有峇东埔国席,余者败北。2004年大选后安华出狱,他又再回复昔日的抗争活动,准备借势东山再起。

他坦然地表达要成为下一任首相的雄心,但面对重重荆棘。现在看来他要借助公正党(已在2004年正式和人民党合并,改成人民公正党)和执政党来一个较量。除非情势再有巨变(此事谁也难料,包括安华还有没有别的渠道走向权力圈子),不然安华的政运只好交给2008年的大选来作一个了断和决断。

(廿六)1982年──拿督斯里郭洙镇(Dato’ Seri Kerk Choo Ting)(1941-)

郭洙镇代表一个时代的华教人士的理念而在这一年参政,出现一个所谓“三结合”的思想。他和他的一批“战友”(有些是不约而同,例如许子根参政的原意是与郭洙镇参政有些不同的,但为了结合一道,他们打出了认同的口号)先后集体加入了民政党,人数约廿名之内不多,却产生许多遐想和争议。因此1982年属于郭洙镇扭转华教运动方向的一个开端。

郭洙镇1941年出生于峇株巴辖,中学毕业后曾受训成为合格教师。1972年完成新加坡大学法律系,成为执业律师。从学生时代起,即醉心于文学活动与创作,是所谓“文艺青年”这一类人。但翻其记录,他不是左翼骨干,也未曾在五六十年代介入轰轰烈烈的左派政治运动,所以他不代表左翼的思潮。

不过,他却在那个时代代表了华教领导人的一个正在探索的新方向,正如林晃升说,有绝大多数人(董教总的一个会议)支持郭洙镇等人参加民政党。

就这样郭洙镇带着董教总的梦想踏足政坛,荡起无数个涟漪。董敎总这方面一厢情愿地喊出“三结合”的理念,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执政党、反对党与民间团体的三大块的“结合”,为华教打开一条“平坦大道”。因为以林晃升为首的一批“华教斗士”在这么多年的抗争中成效不大,华教依然危机重重,唯有另辟道路。

这一批“华教份子”,打出的则是董教总认同的口号“打进国阵,纠正国阵”。他们主观地认为“有人在朝好办事”,也就一边倾向这批人,为他们叫好又叫阵。但在另一方面则“得罪”了居于反对党主导地位的民主行动党,因为华教人士参选的选区是行动党的强区,被认为有意挖行动党墙角而与董教总起了冲突。这一裂痕也就判定董教总的所谓“三结合”一出炉即被腰斩成“两结合”。继之马华公会也不认同董教总这一举动,认为同样地“伤害”马华公会。也就只剩下董教总与民政党的“两结合”。但这“两结合”同样在民政及董教总内引起争议(例如民政的吴清德及许岳金就持有不同的看法;又例如董教总内也有人质疑其可行性)。

既然已是“木已成舟”,董教总也就凭一股“理想”在1982年全力的支持郭洙镇(对垒行动党陈胜尧)及许子根(对垒行动党陈庆佳)在大选中一展身手。行动党反过来指责这是以“华教份子制华教份子”,因为行动党的两位候选人也是“华教份子”。当然这在董教总看来是有分别的,一个是带有“使命”的“华教份子”;另一个是未赋予使命的“华教份子”。总之脸皮已经撕破,人们正在观望其后果。

开票的结果是一胜一负(郭败许胜),董教总也只得静观其变。郭洙镇身为董总的法律顾问,其身份是比较特殊的(他参与独大官司案,也有助于他的形象的提升),因此一入党即委为副主席高职。

经过四年的韬光养晦,郭洙镇春暖花开,离开甲洞选区被派往太平填补梁棋祥的空缺(退休)而当选国会议员(但这一年许子根败北),他的使命就更为重大,既为政务又为教务两头忙。

1990年大选他再度中选,被委为副工程部长。此后虽有调职,到贸工部及农业部,但仍属副部长。在党务方面,他则是平步青云,晋身总秘书,再上署理主席,一度被林敬益视为接班人。

由于郭许在90年代后已任高官,他们与董教总的关系越来越淡转而模糊。林晃升在1990年时有下列的结论﹕“这批华教人士的政绩令他失望,主要是现有的政治局面使然,因为国阵毕竟是由巫统一党坐大。”

沈慕羽也认为“情势不同,环境不同,在我方只有民间力量,政府有其政治权力,而政党都各自带着它们的党性色彩。后来,民政党的前董教总的人,党性漂白了他们的华教情怀,变成民政党的人,大部份索性不跟董教总合作了。”

沈慕羽的结论是﹕“三结合的提出与发功只是林晃升的一个理想──天真的想法”。

从郭洙镇的身上,我们看到从“三结合”到“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所起的变化和变质,已非主观愿望所能操控。它的理念的消失也象征着华教人士忽略了另一方面的马来民族的政治力量与理念是与董教总脱节与不平行的。

郭洙镇转入千禧年后,也不否认他与董教总的看法渐行渐远,而他在民政内也面对了挑战,林敬益逐渐疏远了他,不再视他是“合适”的接班人。后者在诸多场面也扶起了许子根的形象,让党内外接受许子根是未来的接班人。

这在郭洙镇看来,是对他的一种“蔑视”与“不尊重”。他知道逆境行舟不易,却又义无反顾地在2005年的党选中挑战林敬益的老大地位,图证明林敬益不是绝对占优势的。虽然他知道取胜不易,但他还要证明的是﹕民政党不能由林敬益一人说了就算。他最终失败了。有人认为他虽败犹荣,因为他取得40%的选票。

不久之后,郭洙镇辞官归故里,结束了他的争议性的从政历程。他的成败反映了书生参政不易,也论证了董教总当时的理念的幻灭,才在后来出现所谓“两线制”的斗争理念。

(廿七)1983年──拿督斯里三美威鲁(Dato’ Seri S.Samy Vellu)(1936-)

虽然三美威鲁是在1979年后才正式成为国大党的主席,但其地位不断受挑战,尤其是在1983年触发了一场党人事的官司案,也伤了国大党的元气,及后才被三美扳回颓势。因此1983年是三美备受考验其领导的一年。

三美威鲁1936年出生于柔佛的居銮。自小家境清寒,曾担任巴士剪票员,后来进入绘测师公司当画图员,在夜间不断进修,直到1970年才前往英国考取绘测师文凭成为合格的绘测师。

他在1959年加入印度国大党时,就立志有朝一日要成为党主席。惟经过20年的苦战才如愿以偿。这其中的辛酸苦辣,有必要带出国大党的历史背景来了解三美威鲁这个人。

在1946年8月在吉隆坡成立的印度国大党本来是属于印度尼赫鲁的国大党的一个支流,其首任主席蒂威(J.A.Thivy)就是因为参加印度国民军而被英殖民政府扣捕;其后的几任主席都是平凡人物,直到1952年蒂凡舍(K.B.Devasen)(后由教师转成律师)接过领导后,才加入联盟(1954年)。不过在1955年时他的主席被取代,由善班丹(V.T.Sambanthan)领导国大党参加1955年的普选(蒂凡舍也就被排斥参加竞选,他原是英殖民政府委任的联邦立法议员。他后来参加国家党,又转入劳工党,思想有左倾,但无所作为)取得胜利。善班丹也就出任自治邦的劳工部长。

1957年独立时,善班丹转任卫生部长,及后出任工程、邮电部长(这个职位似乎是为国大党打造的)。1973年,他的副手马尼卡华沙甘(V.Manikavasagam)挑战党主席,在敦拉萨介入调解后,善班丹退休(1979年逝世)。

原本在1973年全力支持马尼卡华沙甘争夺主席的三美威鲁却没有得到回报,因为前者已引进两名新秀精英,即苏柏马廉(S.Subramaniam)和巴马纳旦(K.Pathmanaban),忽略了三美的重要性。虽然三美在1974年参与副主席选举胜出,他仍然没有机会出任副部长,要在1978年大选后才出任副部长。1977年的党选,马尼卡沙华甘嘱意苏柏马廉出任署理主席而不支持三美威鲁。在苦战中三美突围而出。1979年,马尼卡华沙甘病逝,给了三美威鲁一个机会顺势成为代主席,这样一来他成了正部长。

1981年的党选,三美威鲁在苦劝下,才与苏柏马廉妥协,双双出任主席和署理主席,一时呈现和平气氛。讵料在1983年时,三美指控其副主席哥永拉惹(Govindaraj)在党内行动伤害及党,乃采取开除行动。一场党争旋即升级。哥永拉惹乃入禀法庭取得禁令(禁止开除令),三美也入禀法庭解除禁令。双方刀光剑影,国大党也元气大伤。随后哥永拉惹被开除出党,三美的强硬手段开始显露,正是应了“卧床之席,岂容他人打鼾?”
在这之后的三美已不容异议份子再向他的权威挑战,但他还是面对苏柏马廉的挑战。有两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其一在1986年和1989年,苏柏马廉不甘屈就再次挑战三美,惟败下阵来。其二是再开除另一党副主席班迪丹(M.G.Pandithan)(在1981年已当选副主席,较后命运与另一副主席哥永拉惹一样)。这时的国大党几乎分裂成两半。更甚者,班迪丹另率众离党另立“印度人前进阵线”(Indian Progressive Front)。

为了“惩罚”苏柏马廉,三美威鲁不让前者在1990年担任候选人,后在马哈迪调解下,苏柏马廉任上议员保持其副部长职。当2006年党选时,三美已不能再忍下去,乃派出其得力助手(新闻秘书)巴兰尼威(G.Palanivel)挑战苏柏马廉,终于把他拉下马,署理主席才成为主席的人。由此可见,三美要费25年功夫才能将其敌手扳倒,实在是不简单的任务。

不过在另一边厢,三美也拉拢回班迪丹,希望他的团队回巢。

虽然印度国大党在国阵内是一个小党,但它代表印度人的形象却没有改变。即便是有人民进步党在争代表性;有“印度人前进阵线”在挡路,国大党在三美的统领下依然故我。不论它是否被大部份印度人公认其代表性,但它在国阵的眼中,则是不折不扣的印度人的政党。

与他的前任者比较,三美威鲁似乎是屹立不倒的,他是国阵友党中在位最久的党主席之一(可与砂州土著保守党的泰益媲美(1980年起)),而且在担任内阁部长职方面,他与拉菲达阿兹不相上下。当马哈迪走了的时候(2003年),他不走。他用印度人的情意结将他们绑在国大党的旗杆上。他的强势和独断领导,是否已把印度人带向好景,是具争议性的。还有他担任工程部长多年,是最多问题的一个部门,也是争议不休的部长。他的政治学很简单,就是国大党认同国阵的精神和理念,不需要再树立一套治党理论。

我们不知道,三美威鲁是否可以带领印度人走向团结,因为东姑曾戏言﹕“两个印度人在一起会起争执,三个印度人则会斗来斗去。”(见陈志勤《无私无畏》,页215),也许三美有必要为印度人摆脱这样的“陋像”。

(廿八)1984──敦林良实医生(Tun Dr. Ling Liong Sik)(1943-)

1984年是林良实“黑暗”的日子,他和另外13人被马华纪律委员会开除党籍,也因之丢官一个时期(原为副财政部长),与他一起被开除的知名人士有陈群川及李金狮。采取行动对付他们的是升任马华代总会长的梁维泮。本来这一年应属梁维泮“傲立群雄”的一年,无奈他以失败收场,因此“榜上之名”应归胜利者。不宁唯是,林良实还因此“因祸得福”,在后来成为马华在位最久的总会长。这在当时来说,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所以他被列为1984年的新闻人物。

在1943年出生于江沙的林良实,在1966年考获新大医学士,派来槟中央医院当见习医生。1971年他加入马华公会。当时的马华槟州主席是岑亚就,他不久受委为州秘书,与另一名也是新大毕业生的李永枢共闯政坛(出任副秘书)。

1974年的大选,林良实被派往槟州马打古晋参选,首仗告捷,不久被委为政务次长。他不参加州选而攻打国席是明智的决定,既可避开与民政的林苍佑发生冲突,又有空间自我发展。果然在1975年后当选马华中委。

当1977年林建寿正式被委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时,林良实已避开其锋头,转向吉隆坡发展。因为这个时候李三春要用林建寿与林苍佑抗衡,不是林良实插手得了的。林良实也真的官运亨通,他随后的几届选举都在马打古晋胜出,地位日渐提升,官拜副部长。槟州则交由林建寿“大闹天宫”。虽然如此,他被视为李三春的人,但与林建寿保持一段距离。

1983年马华忽有急变,李三春突然宣布辞党职和官职,马华上下震惊得难以消化。署理总会长梁维泮也就当上代总会长,并委任麦汉锦为代署理总会长,兼任纪律委员会主席。为了对党有效地控制,他们有计划性地排挤党内李三春派的坚定份子。在1984年3月19日,梁麦两人在一唱一和下采取闪雷手法,宣布开除林良实、陈群川及李金狮等14人党籍,引爆了马华的计时炸弹。

表面上看来,是梁麦占了上风,但林陈李派的反击却是十分震撼性的。他们的支持者决意召开特大,在取得准证后于5月6日举行特大,梁派也同样在党总部举行党庆;两派针锋相对。陈派接着在5月17日诉诸法律行动,禁止梁派举行马华各级选举,同时也在庭上爆出马华出现假党员。当马华执行秘书长陈灿松在庭上承认当权派控制的10个区会中,曾拥有21693名假党员,对当权派是当头一棒,也促使马华党员决心在党内进行“民主改革运动”。

虽然改革派在84年10月21日在云顶举行全国救党大集会,通过罢免梁维泮,但不具法律效力,拉不倒梁维泮。到了12月15日,副首相兼国阵副主席慕沙希淡再也不能容忍,促请马华离开国阵,等党争解决后再回来。

这一下子,迫使马华两派不得不和解。于是在1985年正月卅日有了马哈迪首相的见证仪式,梁派收回开除成命,并同意拟出共同接受的领导层候选人。

虽然如此,陈派依然未见阳光。在4月11日,他们再次入禀法庭,申请禁止区支会选举和召开代表大会,并要求再开特大,获得法庭的批准。梁派反击,则被驳回。

可是陈派的特大不能论罢免梁维泮,只能讨论设立以国陈秘书长嘉化峇峇为首的特委会,以处理党员名册,作为选举用途。

就这样,马华在内乱中曾出现嘉化峇是马华的“总会长”的说法。在这个特委会内,两派各三人组成。可是他同样解决不了党争,竟意外的节外生枝。在8月16日,陈忠鸿(被梁派委为“总秘书”)宣布麦汉锦已是马华“代总会长”。这一下子,马华三分天下,出现了梁派、麦派及陈派各有说法,比三国还乱。首相眼见马华党争无法解决,认定梁维泮“从中作梗”,乃运用权力革除梁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职,惟拒绝说明理由。

到后来国阵在8月的时候,也订下日期,要马华在三个月内解决党争,否则自行离开。在特委会主持下,乃订下马华妇女组、青年团及党中央改选日期。11月24日即为中央改选,梁维沣及麦汉锦不得不接受已成事实的安排,陈派看来已胜利在望。

改选结果不出所料,陈群川斗倒梁维泮,当上总会长;林良实则当选马华署理总会长,其余当选者俱为陈派人马。麦汉锦也跟着大权旁落。党争至此告一段落,前后历时20个月,大伤马华元气。自然马华没有离开国阵。
在党争的过程中,幕后支持梁维沣的林建寿,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息影政坛。

1986年3月,陈群川召开特大,对党章进行修改也削减总会长的特权,使马华走向会长制的领导。

这一年,陈群川领导马华参加大选,保持了一定的势力,但此刻的陈群川已是周身蚁,还来不及当部长,已是官司案在等着他了。他于86年大选后因新泛电上市公司财务案件在新加坡被判入狱,不得已宣布辞去党职和国会议员,林良实也就在顺应时局中坐上马华一把交椅。马华启开了林良实时代。

林良实当上舵手后,为避免马华再陷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他是循序渐进的,以摆脱马华的“政商合一”带来了的混局和不良后遗症,转而注重教育事务的发展,加强与华团的联系。在他的领导下,马华在1990年又面临一次党“危机”,那就是他和署理总会长李金狮之争。高手的林良实使到李金狮举棋不定,出现了所谓“三打三不打”的患得患失的游戏,最后在折衷下李金狮只得在1993年引退,赢家是林良实。

没有了李金狮,林良实在93年,96年及99年的党选都顺利蝉联。此时他的副手已换成林亚礼。

林亚礼也不是跟随一族,他在1999年大选后引退部长职,嘱意陈广才上位,却不得要领,种下他与林良实的失和。两人的矛盾越来陷越深,最后因党介入报业收购风潮而形成对峙面。

2001年5月23日,林良实为首的马华当权派,通过会长理事会通过(12人同意,3人弃权及5人缺席)委托华仁控股及《星报》集团管理层和董事部即刻展开收购南洋报业。消息传开,在华社引起轩然风波,抗议声党内外兼而有之。而马华按原计划在5月28日派大员接管南洋报业控股。一场无休止的舆论战也波及南洋报业备受压力。政党控制报纸虽非新鲜事,但马华以此大动作和面对的压力却是前所未有的,林良实是开了先例。

为了使到收购行动“合理化”,林良实于2001年5月30日交由党中委决定。在32票赞成,8票反对下通过追认5月23日会长理事会的收购决定。

但这样做仍不足平息马华党争,因此又有2001年6月24日的特大会议,以让中央代表表决是否核准会长理事会及中委会的议决。投票结果林派占上风,亚礼占下风,但票数距离不多,由此可见,反对的也大有人在。

经此风波后,林良实与林亚礼的成见已是无法挽回。2003年在马哈迪的敦促下,林良实宣布辞卸马华总会长职和官职,交由黄家定接任。林良实结束了长达16年的统治马华公会。

从林良实的从政纪录看来,他在教育方面的页献是较为明显的。例如扩充拉曼学院,在柔佛、槟城、霹雳和彭亨有了分校;他推展浮罗交怡计划,协助新村学校改善设备;也创设了拉曼大学。

在政治上,他被认为是协商型的,正如过去前任者,有时也出于无奈而被指为服膺妥协哲学。马华公会到他手上,对国家大事的参与和决策权没有太大的改变。

而他最争议性的举动是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即便他在2003年退休后,也经常成为被批评的始作佣者。当2007年南洋报业控股又再转手后,已是另一个格局,非林良实所能预测,也超出马华公会所能控制的局面。所有这一切,人们都把这笔账算在林良实的身上。

既然他已退休,他的功过也只好任由他人评说了。

(廿九)1985年──陈群川局绅(Mr.Tan Koon Swan, J.P.)(1940-)

1985年属于陈群川的。他在这一年在大风大浪中杀出一条血路,荣任马华第五任总会长,也结束长达20个月的马华党争和危机。但在另一方面,在攀上顶峰后等着他的是一条不归的“黑路”。1985年成了他人生的最大转折点。

陈群川于1940年在蒲种新村出生,少时家境清寒,在中学毕业后先后担任过电气局书记及税务局调查员。1970年获得林梧桐器重,出任云顶高原公司的总经理,把云顶变成一个远近知名的渡假胜地和赌场。

由于长袖善舞,使到李三春另眼相看,于1977年邀请参加马华公会,并把他从云顶请下山出任马华公会的多元化合作社及马化控股的负责人。马华公会在配合李三春的领导下,陈群川提出了“政商合一”的新理论和新方向,在华社激起千层浪。

1978年他参加大选,在劳勿国席胜出,被倚重进入马华中委会;更在1979年被委为联邦直辖区联委会主席。1982年在大选中从反对党手中夺回白沙罗国席。陈群川在政经两得意下,成为当时华社的一个“奇迹品牌”,不但被人称为“现代陶朱公”,而且也狂热地相信“政商合一”是华人的光明大道。陈群川的理论是华人集资向大企业进军,打破传统的家庭式经营手法,以面对“新经济政策”的挑战。

由于从来没有这么的构想,而且也是第一次由一个执政党出这样的口号,许多华人也就深信不疑地相信这条路走对了,纷纷集资。一时之间,合作社与所谓控股公司如雨后春笋成立起来,连民间社团也参与其中,蔚成一幅经济壮观图。

正在这个时候,李三春突然“出走”,留下一个极不稳定的局面,在梁维泮强势攻势下,陈群川派面临打击,联委会被冻结,复又在1984年被开除党籍。一下子把焦点从经济移向政治,政治大海啸就在这闪电雷击下滚滚而来,掩盖了经济上可能出现的危机。

陈群川也因为被视为经济奇才和政治高手,被李三春派的人推举为“新盟主”。陈群川派就这样与梁维泮的当权者对着干,攻击与反击层出不穷,漫骂与恶言满天飞,直到1985年的特大,才正式确定陈群川的盟主地位。
就在陈群川得意于政坛之际,却失意与商场,他所控制的新源电上市企业公司出了问题。在法律毫无容情下,即使陈群川在1986年大选胜出,在务边当选国会议员(8月2日),他已经乌云压境。先在新加坡被判有罪服刑,后则在8月27日正式辞党职,再辞国席(因而有了补选,才由陈祖排顶上)。

陈群川这一套理论,也在1986年8月8日宣告破产,因为政府援引紧急条款,下令冻结24间华资合作社。虽然不是每一家合作社都出现不规则,但它们全数都被判了“死刑”。这突如其来的大风暴,把人民的梦想一扫而光,大家睁大着眼睛看到所谓合作社及控股公司纷纷成为“痛苦公司”。前一阵子马化控制所控的马法银行、马化保险、马化国际、南洛园、马种植、万能、大城市等许多挂牌公司都转手了。甚至连马化控股也被认为以低价脱手于私人。

虽然直到今天,马化合作社及自立社仍然存在活动,但其它的相关合作社也就烟消云散了。

陈群川不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华社集资搞大企业的失败。“政商合一”被证明行不通,因为政治主导权不在马华手里,也不在陈群川手里。许许多多的华人不得不从梦中醒来,望着一大摊的烂摊子慢慢地收拾。

陈群川在新加坡服完刑后,也在马来西亚因处理合作社业务不当而触犯商业法令与其三位友好被控上法庭。除了一人后来无罪释放外,其余三人都不得不向法律低头而服刑。

90年代恢复自由身的陈群川已不再问政事,把生命交给了神,又再脱离穷籍,重新在商场上发展。但这些只归个人行为,与华社和国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做回一个普通的人。从他的崛起到跌进深渊,不过是10年光景。然而这10年对华社来说,犹如过了一个世纪。

不知你信不信邪,在马华总会长历史中,没有做部长的总会长总是黯然下台,前有陈祯禄在1958年被击败;中林苍佑在1961年被逼退党;后有陈群川在法律而前交出会长棒子。这当然只是巧合,不能当真,因为有部长罩身也不见是灵气逼人;同样时间一到,就得走人。

(卅)1986年──敦慕沙希淡(Tun Musa Bin Hitam)(1934-)

1986年慕沙希淡因与首相马哈迪关系交恶而作出惊人的宣布,辞卸内政部长兼副首相职,标志着所谓2M时代的落幕。’

慕沙希淡1934年在昔加未出生。1957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在1964-65年间,担任交通部长萨顿(后任槟州元首)的政治秘书。继之参加昔加末国会补选胜出。在此期间,他曾一度任巫统总秘书,也担任过巫统执行秘书。

1969年大选后,他被委为副首相署助理部长,但因被指涉及倒东姑运动(与马哈迪大唱双簧)而在同年8月被撤职。随后前往苏色大学(SUSSES UNIVERSITY)攻读国际关系,考取硕士学位,1年后回马出任马大助教。
到了1971年敦拉萨上台,他再次获得重用,在1973年被委为副贸工部长,又在1974年大选后晋升为原产业部长,1978年转任教育部长,这一年他在巫统改选中当选副主席。

1981年胡先翁退休,改由马哈迪接任。慕沙希淡借此大好时机角逐巫统署理主席。在得到马哈迪祝福下,他击败东姑拉沙里。这意味着慕沙将会成为马哈迪的搭挡,出任副首相。1982年的大选国阵大胜,舆论和民间出现了所谓“2M政府”时代的降临。这对慕沙不是好兆头。因为政府只有1M,怎么会出现2M?在初时大家都这么称呼惯了,谁也不在意,但马哈迪在意。为了平衡局面,马哈迪留下东姑拉沙里继任财长。不过慕沙的支持者形容东姑拉沙里的失败标志着皇族对政治的重要影响已退减了。

1984年的党选,东姑拉沙里卷土重来再与慕沙决一高低,他同样再尝败绩。虽然如此,马哈迪还是把他留在内阁内,转任贸工部长(改由达因出任财长)。对此慕沙大表不满,他写了一封私函给马哈迪,坚决反对委任东姑拉沙里为贸工部长,马哈迪自然没有屈服,他通过巫统最高理事会进行斡旋,总算劝服慕沙不再坚持已见。
另一方面,慕沙对于马哈迪在重大事件上并未事事与他商量有所不悦,他们的关系逐渐淡化。再加上马哈迪委任沙努西为巫统总秘书控制党也使慕沙起了戒心,总之2M的关系开始在恶化中。

果然在1986年2月28日,慕沙修函予马哈迪,表明将在3月16日辞卸副首 相兼内政部长职,也同时辞去党署理主席,理由是马哈迪不再信任他。

有鉴于慕沙在党内仍有一定势力,马哈迪一时也不轻举妄动,而是让巫统派代表劝慕沙打消辞意。慕沙在衡量轻重后,决定保留署理主席,但坚决辞副首相兼内长职,用以在党内也能牵制马哈迪。他不是真正要退出政坛,他是以退为进在审时度势。

在马哈迪取用嘉化峇峇成为副首相时,意味着2M政府不见了。他决心提早大选,在1986年8月来取得人民新的委托,所有的党内歧见暂时被搁置在一边。

这场大选马哈迪又过关了,国阵在177个国席中取得148席,超过2/3席。虽然这一年行动党大有斩获,胜了24个国席,却无法动摇马哈迪的坚固地位。马哈迪为自己启开了没有慕沙,没有2M的马哈迪时代了。

尽管马哈迪控制了政府机制,但他尚未能全面控制党的机制,另一边的派系静悄悄地组成他们的队伍,准备在1987年的党选中重重反击以把马哈迪拉下马。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原来属于不咬弦的一对政治死对头却在这时连成一气。他们是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连手打巫统的老大和老二。这样一来,巫统分成了两派,马哈迪的阵营叫A队,东姑拉沙里的阵营叫B队。慕沙及当今的首相阿都拉都是B队的人马。双方阵容人马鼎盛,势均力敌,谁也不能轻敌。

党选结果,马哈迪阵营大胜,东姑拉沙里败落。慕沙希淡原是党的署理主席,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会败在嘉化手中(739票对699票)。这又反映了慕沙缺乏马哈迪的支持,他的势力已相对减少,再者他已非部长级人马,党中央代表自然以官职为重。

慕沙又很快地与东姑拉沙里划分界线,他不参与后者的另立新党,而是留在巫统党内。他的留任也让马哈迪松一口气,也在较后委任他出任享有部长级待遇的马来西亚驻联合国特使。在这之后,慕沙希淡辗转留在巫统也再也无法施展抱负,他眼见年轻的一代走向政治核心,安华就是其中一人。1990年他不再参加大选,但他仍然在国际舞台扮演角色,时也有政论发表,只是时代已不属于他,今天的慕沙在商界大展手脚,政治已远他而去。

由于慕沙的失败,促使马哈迪对亲近的人都有戒心,先后出现四位副首相即为一例,这是慕沙事件开了先河,因此慕沙成了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有成功的被喝采,也有失败的寥寂。唯一不变的是,他在位时是巫统政策的执行人。后来的人也逃离不了这一轨迹。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他们都是巫统的精英份子,他们的起起落落也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生态。

2.7.07

(卅一)1987年──拿督沈慕羽(Dato’Sim Mow Yu)(1913- )

1987年对文教政团来说,是黑色的日子,政府展开茅草行动拘捕105人,其中不之政文教界名士,沈慕羽就是其中一名著名华教运动领袖。虽然还有其它名士,如林吉祥,卡巴星、林冠英及林晃升等人,但他们都已列入不同年代的新闻人物,因此沈慕羽在这一年上榜,作为一个代表人物。因为有关事件也与文教课题息息相关。而且沈慕羽是继林连玉事件后,第2位“出事”的华教斗士。自此之后,华教的主导权逐步转向董总而教总成为其中一名联盟,董教总名声就这样响了起来。

沈慕羽1913年出生在马六甲。虽然也算是土生华人(峇峇),但他受华文教育,与所谓的「峇峇精英」走着不同的道路,擦出另一道火花。

早年毕业于马六甲培风中学后,在1933年开始执教鞭。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历任各华小校长。1951年联合林连玉(他比林连玉小12岁)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华校教师总会,也在50年代初期加入马华公会。独立前后曾追随林连玉向东姑及陈祯禄要求给华校平等地位,并要求到华文为官方语文(1955年),1961年林连玉公民权被吊销而在1962年卸下教总主席职后,沈慕羽虽未即刻接任主席,但重担已渐移向他的身上,他在1965年起出任总教主席到1994年卸职。

也是在1965年,沈慕羽成为“全国华人注册社团筹委会主席”,以争取列华文官方语文。与此同时沈慕羽也是马青马六甲分团团长及全国副总团长(团长是李三春)。基于这种双重身份,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受到马华的质疑。因为以陈修信首的马华当权派并不认同这样的要求,认为不切实际,也无法在国会通过(马华没有拥有2/3的席位),更会引起巫统的反弹。

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有了密谈,但又有了笔战,各执一词,形成对峙局面,马华在一方面请求成立“联盟行动委员会”,以缓解紧张气氛;另一方面则对沈慕羽采取严厉的行动,于1966年10月8日的马华中委会议上,通过开除沈慕羽党籍(许多年以后,约2005年又有人提起为沈慕羽平反,恢复党籍,但无下文。其实此举并无实际意义)。

这样一来,马华与董教总及华团的决裂已形成,陈修信也表示(1966年12月7日)不参加华教工作委员会。双方的“对抗”也延续至1969年大选“燃烧起来”。

1971年,也是“513”事件之后,马华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整个华社又动了起来,沈慕羽也是其中一名响应者,并成为《马来西亚华人促进团结委员会》的其中一名委员。到处都举行了团结大集会,沈慕羽与顾兴光被指言词过激被控上法庭。(1971年4月18日,两年后才撤消控状)。不久之后,这个委员会提出要注册“马来西亚华人全国团结运动”,属于非政党的团体,但被马华认为有“搞对抗之嫌”,不支持注册,东姑也不予赞成,注册也就不了了之。计划“胎死腹中”华团与马华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1974年马华进入李三春寸代,与华团关系有缓和,但仍有介蒂。1978年大选,马华有所退步,只19人当选国会议员(参选28席)。

1982年,仍担任教总主席的沈慕羽支持董总推动的“三结合”概念,支持“华教人士”参政加入民政党,也为民政候选人站台。后来,沈慕羽和林晃升都坦诚“三结合”未能落实,而是变调了。

1987年发生的一件大事,把“沈慕羽”也卷进监牢。以74岁高龄被逮捕是有些不可思议。其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1987年9月份的时候,政府委派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小副长等高职,触发董教总派代表与教育部争议。问题并未得到 妥善的解决。因而有了1987年10月11日在天后宫举行的“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估计有4千人与会,情绪高昂。大会通过五条议案,其中包括强烈讉和反对教育部企图通过行政权使华小变质,委派不具华文资格的教师出任华小第一、第二副长,下午班主任及联课主任;必须在10月14日之前澈底解决,否则将于10月15,16及17日不让孩子上课,以表达家长的意愿。沈慕羽也是当天大会的发言者之一。

整个情势乃告沸腾起来,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到了10月14日的晚上,内阁终于同意五个职位,即第一副校长。第二副校长。第三副校长,下午班土任及课外活动主任,前四者一定要有华文资格(最低是(初中),后者则必须要会讲华语。

华团这边也放缓步伐,接受内阁的方案,但只是同意展延罢课,不是取消罢课。双方的剑拔弩张局面有所缓和。

就在高小职位风波取得一定绩效时,政府在1987年10月27日展开大逮捕行动,即为大家所熟悉的“茅草行动”,总共105人“落网”。其中包括执政党人,反对党人,民间团体负责人及社会工作者,知名人士包括:沈慕羽(教总主席)。林晃升(董总主席),庄迪君(教总副主席)、柯嘉逊(华研主任)、詹德拉(国民醒觉运动主席)。林吉祥(行动党秘书长)、卡巴星(行动党副主席)、林冠英,V.戴威、P.巴都、郭金福、胡雪邦(俱为国会议员)叶炳汉、陈财和(马华)及王添庆(民政)等人。

引用内安法令逮捕异议份子已与马共无关。种族主义成为引用法令的理由,涉及面甚广。

沈慕羽与林晃升一样,在1988年6月3日获释。前后共扣禁8个月左右。林晃升这样形容沈慕羽:“在我7年与沈老共同度过的时间里,董总与教总条是个难兄难弟,不分彼此,共为华教的灾难而奔波。假如说林连玉导师是教总的灵魂,那么沈慕羽应可说是教总精神的长青。”

1990年林晃升投身行动党,鼓吹“两线制”,也得到沈慕羽的支持。1994年沈慕羽从教总主席职退下来,结束了他的社团工作。

沈慕羽的斗争历程,让我们看到一个执着的形象在华教历史的长河中幌动,他是继林连玉之后最多被人提及的华教代言人之一,而后的一位就是当下被人称为陆老师的陆庭谕。

不论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沈慕羽,也不论他在某些人士看来具有“华人沙文主义”的倾向,他在捍卫华教运动上,确实付出了他的一生心血。

(卅二)1988年──敦沙礼阿峇斯(Tun Mohamed Salleh Abas)(1929- )

1988年再也没有比沙礼阿斯的事件更为轰动了。他的被革职与巫统重件有关,也是马来西亚史上第一位被解雇的联邦法院院长。因此他成了这一年的新闻主角,震惊国际舆论。

出生于1929年登嘉楼的勿述的沙礼阿峇斯,在1949年远赴英国攻读法律。1957年回国后,参与司法工作,先在哥打峇鲁担仕法庭推事,后在吉隆坡担任副检察司。不久,又再前往伦敦大学考取国际法及宪法硕士学位。1962年回国,先后担任森美兰州法律顾问及马六甲州副检察司。一年后转回吉隆坡在司法部门工作。

原本在50岁时,他准备修函提早退休,但被当时的联邦法院院长苏芬极力挽留,委他为联邦法院法官。当苏芬在1982年退休后,拉若阿兹兰沙受委为联邦法院院长,沙礼则被委为西马大法官。两年之后,因拉惹阿斯兰沙要继承霹雳苏丹王立,其空缺也就由沙礼阿峇斯在1984年补上。

在任期间,他推动联邦法院成为最高法院。在这之前,联邦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仍可以上诉到英国枢密院。由于考虑到这是英国留下来的制度,乃同意与英国切断关系。(这种改革也在后来堵塞其前途,他相信若未取消此体制,他的案件可以上诉到枢密院而胜出。也许他对此事有所后悔和耿耿于怀)。就这样,1985年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改名为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1987年沙礼阿峇斯面临人生最大的挑战,他需要处理因巫统改选引发的官司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87年4月24日,巫统改选投票,当任首相马哈迪面对东姑拉沙里(时任贸工部长)的挑战争夺党主席职。谁能胜出就是国家的首相。在投票前夕,外间一直认为是五五波。东姑拉沙里本身则具信心有机会胜利而创造奇迹。

开票结果,马哈迪胜出,其阵营也在25名理事中取得16个职位。但事件并来完结,东姑拉沙里阵营中有1人不服党选结果,在同年6月25日入禀法院,要求宣布党选无效,他们(来自巫统的7个区会)指控党有意忽略,允许53个未注册的支会的代表进行投票。

他们在诉状中指出,约有78名代表是无权参与投票的(共有1479名代表投票),因此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违反党章和不合法的,选举无效。原先东姑拉沙里并未积极介入11人帮事件,后来形势的发展,迫使他支持11人在法庭上抗争。

1987年9月杪,高庭促两造“庭外和解”,有效期直到10月14日。在此期间,新选出的巫统领导层不能领导党,马哈迪对此勃然大怒,形容起诉人的做法形同“骑劫党领导层的权力”。

1988年2月4日,高庭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全国震惊不已。马哈迪决定不上诉,他已另有盘算,即刻成立“新巫统”,用以取代“非法的巫统”。国阵友党纷纷支持马哈迪,确保政府操作如常,很快的“新巫统”在2月13日获准注册。

东姑拉沙里在东姑及胡先翁支持下,也于2月8日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马来西亚巫统”,准备和马哈迪抗衡。可惜已退位的东姑不再掌有权力,他的申请在2月13日被拒绝。

这意味着马哈迪已占上风,他进一步于3月17日的国会提出修宪,以削减司法的权力,不让法庭掌控铨释权,要法庭依宪法行事,他认为法庭是在联邦宪法之下的。

就在这一时刻,东姑及胡先翁通过法庭制止新巫统执行任务,即挑战“新巫统”的合法性。高庭在4月2日驳回东姑的申请。东姑拉沙里又再失败。他唯有使出最后一招,也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将11人的法庭案进行上诉。至此,最高法院的判决将起着关键性的影响。如果上诉得直,意味着原巫统没有非法,则马哈迪的“新巫统”就有麻烦;至少它会存在“两个巫统”。

最高法院院长沙礼阿峇斯认为事关重大,乃订下1988年6月13日聆审巫统上诉案。为谨慎起见,他破记录的指定全体9位最高法院法官一齐聆审。巫统A队与B队的斗争已进入另一回合紧要关头。

马哈迪在此重要时刻,发挥了首相的巨大权力,他在5月27日(1988年)召见沙礼阿峇斯,表明元首要后者辞职,理由是沙礼阿峇斯于1988年3月26日呈函最高元首“投诉首相(马哈迪)不但在国会内,也在国会外对司法作出各种批评和指责,给他们(指法官)带来困扰,以致不能有秩序和适当地执行任务,希望不确实的指责能够停止。”

(当首相于5月1日谨见元首时,被告知元首对此信感到不悦,促请首相采取适当的行动。)

在5月25日,首相致函元首,提出应解除院长职务,并设立调查庭调查,因此有了5月27日的召见。但沙礼阿峇斯没有接受自动辞职的建议,他终于在同一天的下午正式接到首相的公函,内中表明元首决定暂停其职务,由1988年5月26日(即会面的前一天)起生效。

一场前所未有的“司法地震”在马来西亚爆发了。原本是最具有权威来决定巫统命运的他,此时变成他的命运要由别人来决定了。事情变化如斯之快,非他所能控制,毕竟政治力量是凌驾一切的。

政府设立的调查庭是指控沙礼没有得到法官的同意,自行呈函最高元首,动摇人民对政府的信心,而他在被解职后发表的声明,也进一步损害政府的信誉。

沙礼聘请的女皇律师挑战调查庭成员的争议性,要求另组成员公平聆讯,但被调查庭拒绝,沙礼乃退出聆讯。
他转而向高庭提出申请庭令,但此案被押至7月4日开审,在时间上已是太迟,因此他在7月2日向最高法院要求停止这一行动,因为“元首已被错误的忠告”。五位法官同意发出禁令,阻止调查庭进行聆讯。

这一下子,更爆发了案中案,五位法官,即旺苏莱曼、佘锦成、莫哈末阿兹敏卡马鲁丁、尤索夫阿布卡迪及旺韩沙在7月6日受到对付,被代最高法院院长阿都哈密通过元首暂终止服务,另立一个调查庭聆讯他们的“不当行为”(被指未得到最高法院院长的同意下,合谋特别开庭聆审沙礼阿巴斯的上诉案)。

他们五人的调查延至1988年10月6日作出决定,即旺苏莱曼和佘锦成应予革职,另三人则得以复职(这事已是沙礼阿峇斯被解职后的“判决”了)。

另一方面,政府也采取相应的行动,另委任法官开庭撤消五名法官发出的禁制令。这就使到政府设立“审”沙礼阿峇斯的调查庭可以不在受法院干扰下继续操作,因而在1988年8月6日,政府正式通函沙礼阿峇斯,他被革职,由8月8日(1988年)生效。

至于被押后的审讯的11人上诉案,也在8月8日这一天开审,驳回上诉。换句话说,旧巫统不能复生,马哈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沙礼阿峇斯后来在1989年与《远东经济评论》专栏作家达斯(K.DAS)合著出版“五月的风暴”(May Day For Justice),详细的披露事件的前因后果。

丢官的沙礼阿峇斯也没有向马哈迪低头,他在1995年决定从政,以46精神党的候选人身份参加国席选举,但失败。1999年他转成为回教党候选人,在丁加奴州席胜出。在回教党执政下,他出任州行政议员。2004年基于健康为由,他退隐政坛,不再参加大选。

虽然沙礼阿峇斯在晚年的岁月扳回一局,但他一生的遗憾是司法在他的手中酿成历史性的大风暴,成为国际注目的大案件。马来西亚的司法也因他的案件而有所变化。是他改变了司法(终止枢密院制度),而司法倒回来改变了他。这也真是一个反讽和成为教材的实例。

马哈迪的强势领导,再一次显露无遗。许多年以后,也就是马哈迪退休后的第三年(2006年),又再有人重提旧事,要为沙礼“平反”,但已事过境迁,档案尘封,不再揭开。

另外,其中一位被革职的大法官佘锦成(George Seah)在多年后也追述事发的前因后果,但也只成为历史记录,已不具任何威胁和挑战。这位佘锦成大法官,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他在60年代出任法官之前,曾是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的发起人之一。

(卅三)1989年──陈平(Mr. Chin Peng)(1924-)

马来亚共产党在这一年与马来西亚政府及泰国政府在合艾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马共长达41年的森林游击战争,和平降临马来西亚大地。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使马共书记长陈平成为1989年的主角。

陈平,又名王文华,于1924年在实兆远出生,他的启蒙教育从华侨小学开始,曾进入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受英文教育;及后进入南华中学就读。在校期间,他参加了抗敌后援会,这是一个马共的外围组织,开始接触左派书籍,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联共党史》,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苏维埃民主》等等,而在1940年正式成为马共候补党员。

马来亚共产党是于1930年在胡志明(越南主席)主导下成立的,在3年后即1933年,英国也在马来亚设立政治部部门。1940年莱特(也是越南人)成为马共领导人,正式职位是马共中委会书记。

这段时期的国际背景是这样的﹕日本已侵占东北三省(1931年),并在及后大规模侵华,爆发中日战争(1937年),马新人民响应抗日,马共也卷入其中,许多华人参加政治活动,陈平是其中一人。

1941年底,日军开进马来亚,抗日战争在马共领导下爆发了。1942年陈平担任马共霹州代理书记,不久与他的爱人李坤华(槟城人)结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也在1942年陆续在各地成立起来。在莱特和英国的接头下,马共与英国合作连手抗日。1943年,陈平初次与莱特相见,不久被正式委为霹州党委书记。他和莱特于1943年12月31日与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于不兰丹营签署合作协议。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在莱特领导下的马共,对英国有所让步,也让马共看到希望,有机会继续与英国合作,因此有约一半的马共人员(约6000人)缴械,重返社会工作。

1947年,陈平等人发现莱特行踪诡密,起了疑心,而莱特也在这一年卷走百万元逃至泰国,48年被泰共与马共联手干掉。陈平则是在47年被选为马共总书记,这一年他才23岁(莱特后来被查出是潜伏在马共内的三面间课,即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间谍)。

1948年2月1日,英政府与巫统(1946年成立)及苏丹签署《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并使之生效,时局仍然动荡不安。6月20日英政府宣布实施紧急法令,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陈平也就转入森林,一场“不宣而战”的游击战又再马来半岛的土地上进行。陈平先在彭亨建立根据地,后辗转到马泰边境落脚(1954年)。

1955年杪(12月28日及29日),联盟在普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东姑连同陈祯禄及马绍尔代表马方与马共代表在华玲举行轰动国际的和谈。马共的首席代表是陈平,另两人为拉昔迈丁及陈田,两天会谈宣告破裂,陈平不能接受投降条件,又转回森林打游击战。

1961年,陈平一行人取道越南通往中国,而后在中国长驻。在这段期间,陈平、陈田及小章拜会了胡志明(他是马共成立时的主导者);在中国时,他也受邀与邓小平会谈(时任中共总书记),被激励坚持斗争,“因东南亚就要再经历一场巨变”。马共在衡量时局后恢复了武装斗争,以马泰边境为大本营。

在同一年,陈平也从中国北上苏联访问。他与越南、苏联及中国建立了特殊关系。他曾于1965年及1967年两度受毛泽东召见,也曾与周恩来共进晚餐。正当中国走向“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平显然又恢复他的战斗精神。在1969年,马共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被批准在湖南成立。

1970年时,陈平领导的马共在泰南的根据地陷入“文革”风潮,整肃与怀疑成了一种“文化”。马共也因此分裂成三派──中央派、革命派及马列派。后来革命派与马列派又合在一起,与中央派抗衡。虽经中共调解,也无法破镜重圆。在实力上以陈平的中央派占优势。

10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时,已在1978年掌控中国政治权力的邓小平再次约见陈平(两人已有14年不曾谋面),这一回邓小平不是鼓励他们不断革命,而是要马共将其电台撤离湖南长沙。这样一来,“革命之声”在1981年6月3日停止在中国广播,改在马泰边境,用“民主之声”继续对外广播。

1987年,从中央派分裂出去的马列革命派率先向泰国政府投诚,陈平这样讽刺其“敌手”﹕“这些投诚的人竟然是过去超过15年来自命为“革命派”与“马列派”的,他们自诩是出众的革命者,而且严厉攻击我方领导人为“修正主义者”。”

就在1987年分裂派投降之后,陈平的中央派接到泰国军方伸出和平触须,他一口拒绝了。于是泰方加紧“追剿”马共中央派,仍然无法取得优势。在双方僵持的时刻,泰方和马方又于1988年中左右,再次提出和解建议。这一回双方都有诚意和解,而马来西亚政府也加了进来。三方的会谈牵扯许多问题和陈年旧账,因而有了前三轮后五轮的会议,从低层次到最高层次。

最终有了1989年12月2日的马泰政府与马共三方面在泰南合艾签署的《合艾和平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马来西亚政府的代表是旺西迪(Wan Sidek)(内政部常务秘书)、哈欣将军(General Hashim)(武装部队参谋长)及韩聂夫(Mohd Haniff)(全国警察总长)。

泰方代表是﹕查圭力猜育上将(三军副统帅兼陆军总司令)、阿涅•西迪波拉沙沙纳(内政部常务秘书)、沙萨丸•迪拉沙瓦特(总警长)及育哈纳•雅分都中将(第四军区司令)。

马共代表﹕陈平(王文华)(马共总书记)、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马共主席)及拉昔迈丁(Rashid Maiden)(马共中委)。

和平协议标志着41年的武装斗争结束,实现了马来西亚全境和马泰边区的和平。这是继1955年的“华玲和谈”失败后,彼此接受经验而孕育出的和平鲜花。在国际关系上,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无疑的缔造一项新记录。这个时期马来西亚的首相是马哈迪;马共则仍由陈平担任总书记。

有关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在有关协议签署后,马共的武装部队,即马来亚人民军队停止武装活动,在泰国当局的见证下,销毁各类型的武器、禅药与爆炸品;不使用“投降”或“妥协”的字眼(以显示是一场和平协议,达致三赢局面);泰方建立四座和平村,马方则提供身份证让马共成员在日后得以陆续返国。马共则停止广播《民主之声》。

根据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1992年12月底,总共有339人回到马来西亚,但名单中没有陈平的名字。换句话说,陈平仍然没有被列为可回返的行列中。

正因为陈平的案件迟迟悬而未解,他在2005年提出诉讼,要求法庭宣判他是准予回国者,但他的案件延至今天尚未开审。不过,陈平也在特殊的安排下,在近几年曾两度获准进入新加坡作短暂逼留。

陈平最为令人关注的是,他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成为解开马共之迷的重要历史文献。
此外,他也应邀到澳洲与国际学者进行交流,交待当年的一些悬案。陈剑在2006年将之辑成书出版,取名为﹕《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参与对话者都是研究历史和马共史的名士,达20名之多,足见陈平的事迹与马共的历史也是马来西亚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陈平的个人历史也是马共历史组成的一个重要部份,它曾牵动千万颗红心去追求一个梦想,而后又失落于其中。正如陈平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我依然是社会主义者。我肯定还相信平分财富,虽然那年驴年马月的事儿,我信仰各尽所能的真理。不过就马来西亚的国情来说,我肯定会放弃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行政蓝图的中心概念。以暴力为基础的革命不适用于现代的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就这些地区的国情而言,不存在有利武装斗争的条件。武装起义需要相辅相成的国际和国内情况来激起民愤。假如人民生活得不错又被融入了社会,你怎能叫他们铤而走险?你又何必这么做?”

他因此给他自己的斗争划上句号。他也让马共静悄悄地沉睡在高山流水的森林中,不再让喧哗的城市吵醒。这是一个遥远的梦,也是一个说不完的真实故事。

马共从成长到消沉,也改写了马来西亚的历史。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人,陈平在1989年的重要性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卅四)1990年──丹斯里许子根博士(Tan Sri, Dr. Koh Tsu Koon)(1949-)

1990年大选之后,政局有所改变。最明显的反映在槟州的首席部长易人。几经商斟,最后民政党敲定由许子根取代卸任的林苍佑,成为第三任槟州首席部长,这一年归许子根领尽风骚。

1949年出生在槟城的许子根,是华社领袖许平等(拿督)的公子。年幼好学不倦,才智出众,以三级跳提早在锺灵中学完成中学教育,后负笈美国受教育。

1970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接着考取硕士学位。在1975年返回槟城理科大学任教。这个时期,他已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于1977年考获经济及教育社会学博士,旋在理大升任教育学院副院长。

原本无心介入政治的他,在1982年受到民政党的感召,但此事与董教总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许子根不像郭洙镇,在董教总内有任务扮演。不过由于身为华教人士,也被董教总列为其中一份子,支持他参政。与此同时,林苍佑及林敬益也鼓励他出来参选,因此有了“华教人士”参政的这一个历史片段(约有十余人左右),也有了许子根在1982年代表民政党(国阵)出战丹绒国席,以从反对党手中夺回民政的发祥地。

根据许子根的回忆,他是在一夜之间决定参政,以面对未可测知的未来。虽然他在理大有安稳的工作,且有可能再升级,但他还是接受这一挑战。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彻底的改变。

以当时的社会情况,他的知名度远不及其父亲许平等,也就需要借助其父亲的名气进行宣传。他的对手是行动党的陈庆佳,同样是“华教人士”。但陈庆佳没有董教总的护航,许子根和郭洙镇则成为董教总的两位先锋,打出“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旗号竖立起董教总的招牌。

这一仗,董教总的主要领导人也为许子根站台,经过九牛二虎之力,许子根终于为民政党摘下“宝贵的一席”。他只能以834张多数票击败对手;郭洙镇则在甲洞国席初尝败绩,这一胜一负对董教总来说,是“半得半失”的。

事实上,这一年民政党的主要对手不是行动党,而是马华公会。马华准备和民政党争首席部长职,民政倾全力抗拒。这边厢有马华的曾永森派加盟,另边厢有“华教人士”助阵,双管齐下捍卫槟州的主导政权。结果马华的林建寿败了,林苍佑再做回首席部长。就此意义而言,民政党成了左右逢源的赢家。

从1982年到1986年的四年任期内,许子根担任国会议席被评价为“可圈可点”。他也在1986年大选前推出《许子根言论集》,将其在国会演词及重要的讲话收录其中。

可惜1986年不是属于许子根,在冤家路窄下,他面对林吉祥插足“丹绒一役”的挑战。在林吉祥当红的年代,许子根终不敌“过江龙”,以万余张多数票败给林吉祥。相反的,经过四年的“卧薪尝胆”,敦洙镇移师太平国席而胜出。董教总又是一败一胜,但事情正逐渐起了变化,因为1986年董教总已不像1982年那样卖力地为“华教人士”站台。

失败后的许子根转任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的政治秘书,工作虽然一样忙,但性质完全不一样。这种职务上的安排也非许子根之愿,他一直认为当国会议员有更大的发挥余地。不过一项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因为他有了当政治秘书的经验,经常与林苍佑在一起,也就为他加了相当份量的政治筹码。

例如1990年的大选,许子根得有机会转攻州席,林苍佑也排好阵势迎战。讵料这一回直接与林苍佑交锋的不是别人,正是行动党的老大林吉祥。一场“王者之战”看来势均力敌,也没有人会预料林苍佑会跌马,但不幸的事也就发生了。林苍佑以700多票饮恨。这一年国阵19席(巫统12,民政7,马华0),行动党14席,只差3席即上台执政。

当执政权又回到国阵手中时,民政获得首相护航而再主导槟州政府。这时民政有两位人选,一位是担任副部长的吴清德,另一位是担任政治秘书的许子根。论学历,都是博士,旗鼓相当;论资历,吴清德较许子根出道早(1974年),且有副部长光环;但论人脉与运气,许子根则胜了一筹。在民政党中央拍板下,许子根接过林苍佑的位子,当上首席部长。许子根做梦也没有想到丹绒的“一耻一荣”造就了他(86年输掉丹绒国席,90年胜了丹绒雅武州席)。如果他没有失败于前,就没有成功于后。是时也,也是命也!

许子根的初任首席部长并不被看好,但他从容不迫地应对各方的挑战;尤其是1990年后,在槟州立法议会面对13尊大炮(行动党原有14席,后补选失掉1席)的对峙,更是如履薄冰。

1995年是许子根政运再次考验的一年。这一年的大选,他面对的又是政治宿怨林吉祥,而且后者摆明这一回是夺权之战。在此关键性时刻,许子根若败了,民政的江山可能拱手相送;若许子根胜了,他就是国阵的“屠龙手”。经过9天的短兵相接,再加上选民对90年大选的阴影挥之不去,选民就全数在州选中倒向执政党,也带起了马华公会收复失地。国阵总共在33个州席赢了32席,行动党只胜1席孤军作战,林吉祥保国输州。丹绒三役以失败收场,行动党的惨败令林吉祥痛定思痛。许子根的大胜也巩固和强化他在民政和国阵中的地位。

1996年,许子根在形势比人强下,取代了陈锦华。陈锦华是在极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退出捍卫槟州主席职。党政合一的架构又再转弱为明。

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吴清德深谙“党政不分”的道理,决定在1999年的民政槟州党选(较大选提前举行)时,挑战许子根的主席。虽是有备而来,但在林敬益倒向支持许子根下,吴清德又再次落空。这一败判定他的政途已划上句号,1999年不被派参加大选。

1999年,槟州国阵在许子根统领下,再次取得辉煌的战绩。行动党打出没有丹绒四役的“丹绒四役”。林吉祥再一次失算,连他和卡巴星也输掉国会议席,而州议会仍然只行动党一席(其它反对党有公正党及回教党各1席)。

虽然战绩显赫,许子根却不得安宁。民政党内的有两位当选州议员林武灿与林建安突然发难。他们修书退出民政党,暗示会过档马华。这个突变,传到马哈迪耳里,他只好促请许子根暂时按兵不动,因为马哈迪还被告知,还有一位民政州议员会跳槽马华。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赖秋福。但赖秋福突然“消失在人间”,原来是被民政“保护起来”。当马哈迪等不到第三位议员“叛变”后,便按原计划由许子根再任首席部长。

一场惊险万分的戏剧性变化也使到林敬益十分震怒,最后是以“有惊无险”收场。这意味着马华试图扭转局面不得要领,只能在安排下,增多一名副议长职。马华和民政这一对冤家,从林苍佑打到许子根,反映出“政治无情;唯政治是正确的”这理论的实践。

2004年的大选,许子根轻松上阵,因为已没有林吉祥的阴影(移师怡保),各党保持原有的势力,行动党依然没有突破,反而在雳霹州重振旗鼓。

转入2005年,许子根已浮现成为党的接班人。他在党选中不战而胜取代郭洙镇成为党署理主席。郭转攻主席挑战林敬益不果退隐政坛。

2007年林敬益正式卸下党职,许子根成为民政新舵手。他面对的挑战是在上京的路上,要先过反对党这一关。既要捍卫槟州主导政权,又要为上京铺路,双重任务,绝对不能有所闪失,否则民政党的未来就会有所改变。因此许子根这一路走来,都是在钢索上行走,既战战兢兢,又要提防内外突击。当下他面对的是如何否定“首长轮任职”的可行性,也要确保民政(华人主导政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变局中处于不败的地位。“党政合一”在他身上变成两道并行线,不能有所失衡。

当然在国阵目前的种族性结构下,他如何突显民政的多元理念,又是一道备受考验的难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下,许子根如何将理论应用在实践上?我们拭目以待。

(卅五)1991年──丹斯里林玉静(Tan Sri Lim Geok Chan)(1936-2006)

林玉静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取向,他把华团组织导向与执政党“同舟共济”,因而引发民权份子开展批判性运动。这一年他成功地取得“堂联”(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的注册证(现改称为“华总”),标志着华团走向的一个分水岭,因此我们以林玉静作为代表人物。

林玉静于1936年出生于巴生,小时家境清寒,16岁投身社会。25岁建立其个人商业地位,创立富产鱼网和工业氧气公司,涉及业务甚广。1986年,他以1亿1千万元向当年的“鸡王”吕正义买下上德基家乡鸡的经销权。在商场名声大噪,一度被誉为“大马鸡王”。

在商界立足脚后,林玉静积极参加社团活动,也担任雪隆商会会长、巴生商会会长、各中小学董事长,同时参加马华公会,出任过官委市议员等等。

1990年,他以雪华堂会长的身份,努力促使“堂联”获得注册。“堂联”是在1982年由雪华堂发出组织的全国性社团,但一直拿不到注册证,只能以筹委会存在。

1991年在执政党穿针引线下,林玉静致函首相马哈迪要求关注堂联申请注册8年不果的问题。三个月后,当时的内政部政务次长黄家定致电林玉静,告知有关“堂联”注册已获准的消息。

同年的12月12日,“堂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林玉静以雪华堂会长的身份当选第一届全国总会长。“堂联”的成立,意味着华团增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总机构,也导致“堂联”内原有的组织有的被边缘化,如民权委员会,分裂告乃产生。

“堂联”总共有13州的大会堂组成。1997年改称“华总”。在林玉静任期内(1990-1994年),他被指为将“堂联”溶入政府机制中,因而有了所谓以“民权委员会(被牺牲)来换取堂联的注册(按民权委员会是“堂联”在筹备阶段的产物,于1982年起就开始活动,由13州的大会堂和董教总组成的15个华团所催生的)。

柯嘉逊(人权领导人之一)在其著作《马来西亚民权活动》一书中这样说﹕“到了1990年,13个大会堂的领导转由林玉静负责。堂联进行活动时,逐渐和董总与教总分道扬镳。这两个华教组织原本是15华团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指1985年向政府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的15个具有代表性的华团)。15个华团所成立的一些机构,如民权委员会,不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州级的,或县级的,都被搁置一旁。”

柯嘉逊把林玉静上台的年代归为华团领导起了本质上变化的开始,因为“华团的新领导层不愿令他们在执政党内的盟友难堪”。

由潘永强及魏月萍主编的《华人政治思潮》一书中对林玉静有如下的评价﹕“1990年代前后陆续出任董总代主席、雪华堂会长和堂联创会会长的林玉静,在华团参政和介入政治的争议起伏中,他扮演了华人政治“协商者”的主要代言人,与主张“施压”路线者,形成对峙抗衡之势。林玉静任内,启动了一连串清除华社民权运动的动作,造成十五华团的分裂与分道扬镳。民权启蒙的工作亦随之中断,间接为国家机关的统合和收编策略起了护航配合的作用,妨碍了华社原本具备的自由机制。他认为“华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出卖”,正反映了一股理想退却与手段调和的现实功利思想。”

李万千也这样说﹕“其实,自林玉静等人掌握了雪华堂领导权以来,早已处心积虑要解散或改组雪华堂属下的民权委员会,以推行其亲政府的“协商”路线。”

由于林玉静的领航,华人社团也进入“三足鼎力”的年代,即华总、马华商联会与董教总,各做各的。

1997年,林玉静的商业王国受到挑战,他的总公司富产也因债务问题而告转手。“鸡王”的称号也不见了。他归趋平静而在2006年走完其争议性的一生。

(卅六)1992年──胡万铎(Mr. Foo Wan Thot)(1935-)

胡万锋在后期虽也是一位争议性人物,但他在早期的华教运动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他在1992年任期满后卸下董总主席职位后乃保留霹州董联会主席和深斋中学董事长职位。因此他在1992年继续成为董教总的第一把手,在92年后不再“独领风骚”,而是转入了郭全强的年代。

胡万铎1935年出生于积莪营。其父胡日皆后来成为霹雳的著名矿家。1950年进入锺灵中学,继后成为学运的领袖之一。1955年他参与领导反对锺灵中学接受“特别津贴”而走上改制之路,华社也认为英殖民政府准备将锺中变质成英校,一场反改制运动在酝酿中。在同年8月11日,学校宣布开除7名学生,包括《学报》主编胡万铎和颜清文。这就是说,示威尚未开始,胡万锋一群人被“腰斩”了。抑有进者,他在被扣留一个月后获得释放,但殖民地政府竟有此条例﹕禁止他踏足槟州,并在他的身份证(一张纸)上盖上不准到槟州的字眼,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有“州际的法令”?原来那时马来亚尚未独立,槟城仍是属于“海殎殖民地”(他的这项禁令直到1961年独立4年后才宣告解除)。

由于锺中学生的支持,也终于在1956年爆发严重的学潮,反对改制,矛头指向代校长汪永年,又有68名学生被开除,其中有王天庆(后来成为民政的政务次长)。1957年再有13人被开除。学潮也蔓延开来,在1958年成为全国性运动。

离开锺中后,胡万铎转入育才中学,被视为“不受欢迎”学生,便于1956年转去圣玛克英校念书。半年后被送往爱尔兰读书。1961年在都柏林大学三年级期间,因其父突逝世,他回国接管生意直到今天。

(2005年,胡万铎等人为纪念锺中学潮50周年(1955-2005)出版了特辑,也在校内举行爱校集会,并未高调处理,算是圆了胡万锋的一个梦)。

在70年代事业有成后,胡万铎又萌起他的斗志,因而有了第二次华教运动的长征。他是于1973年出任霹雳董联会主席,也参与领导重振霹雳独中。

整个事件的原由根据胡万铎的说法(见霹州华文独中复兴史,1975年)是这样的﹕

原本霹州共有19间华文中学,1962年改制下,共有17间接受改制,剩下两间未加入其中,即深斋与班台育青,其余改制中学有附设私立中学(独中),共14间,但因学生来源短缺,到了70年代剩下9间独中处在风雨飘摇中,若不及时挽救,独中将成为历史陈迹。在胡万铎的领导下,霹州独中复兴运动不仅筹获超过百万元,也激发华社对独中教育的爱护。

这9间独中如下﹕怡保育才(改制后另设独中)培南中学(改制后另设独中)深斋中学(未改制)金保培元(改制后另设独中)太平华联(改制后另设独中)实吊远南华(改制后另设独中)江沙崇华(改制后另设独中)班台育青(未改制)安顺三民(改制后另设独中)。

胡万铎认为振兴独中是为了维持前人维持华校之苦心,不能“因噎废食”(缺乏学生与校舍而停办)。在他的登高一呼下,9间独中“起死回生”,“柳暗花明又一村”。胡万铎的名声也就在华教界被传开了。
1982年,胡万铎支持林晃升的“三结合”概念,加入助选行列为郭洙镇和许子根站台。

1986年,胡万铎仍然支持“三结合”概念,而董教总另有一批人改变看法,不再支持民政候选人。这一年,胡万铎介入了党争,因而在霹雳州出现所谓的“声讨林吉祥的研讨会”,两派人马又起争执,爆发了“精武事件”。

1987年,林晃升在“茅草行动”中被逮捕,胡万铎没有受牵连。他在反对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教师进入华小担任高职的事件上没有扮演领导的角色,但也出现一些风言风语,胡万锋处之泰然。

1989年胡万铎被选为董总署理主席。在1990年林晃升转为支持“两线制”,放弃“三结合”时,胡万铎并没有跟随,他也没有响应林晃升加入民主行动党,他和行动党之间有些隔阂。

就在林晃升辞董总职后,胡万铎成为代主席。旋在1991年正式当选董总主席。在任期间,他提出协商代表抗衡,他提出多元教育路线。但由于不被认同,胡万铎在1992年任期满后,不再担任董总主席。从时间上来看,胡万铎担任董总主席期间,也正是林玉静在“堂联”呼风唤雨年代。他们的协商思想与民权份子的思想越走越远,成了时代的一个标记。

1995年胡万铎担任董事长的深齐中学,主张中学的数理科采用英文课本而与华教份子意见相左,又发生一连串的笔战。

近些年来,胡万铎已从公职上退下来,不再担任霹州董联会主席,也辞卸社团要职。他的思想的转变是从80年代开始而在90年代主张协商顺应潮流,引发了争议。胡万锋也因此在历史记录中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但谁也不能否定他70年复兴独中的巨大贡献。

(卅七)1993年──拿督斯里纳吉(Dato’ Seri Mohd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1953-)

1993年是纳吉被确定巫统党内未来的国家领袖。这一年,他参与安华组成的“宏愿队伍”而胜出副主席职,从此平步青云。

纳吉于1953年在瓜拉立卑出生,他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长子。他也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外甥。凭着这显赫世家,纳吉踏足政坛是顺理成章的。

他在吉隆坡完成中学教育后,被送往英国深造。1974年他毕业于诺丁汉大学,考获经济荣誉学位。
1976年其父亲病逝,留下北根国会议席进行补选,纳吉不战而胜。1978年大选,他再蝉联,被胡先翁先后委为副能源及副教育部长。

1982年大选,他弃国攻州,胜出后出任彭亨州务大臣,时年方29岁。这一年他与安华搭档角逐巫青团正副团长职胜出,奠定他在党内的地位。

1986年大选,他回到中央,被委为文青部长。也许因为这个部门被认为不显眼,纳吉保持较为低调,他继续在巫青团内当安华的副手。

1987年安华提升一级当选巫统副主席,其留下的巫青团长空缺由纳吉补上。这一年国家因委派不谙华文教师担任华小职掀起轩然风波,纳吉以巫青团长身份力挺马来民族利益,种族情结有所高涨。不久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105人,是为“茅草行动”。

在1987年党选,当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党主席职时,纳吉及其彭亨派系并未表态,成为两派争宠的一方。原本有消息说他较倾向东姑拉沙里,最后证明他是支持马哈迪的人。

他一方面臣服于马哈迪,另一方面又与安华连手。在1990年的大选,以马哈迪的人面对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的挑战。在巫统大胜后,他出任国防部长。

1993年的巫统党选,他弃巫青团长转攻巫统副主席,他与安华连手组成“宏愿队伍”在党选中大胜。除了安华更上一层楼成为党署理主席外,他是另三位的票选副主席,其它两人是慕尤汀(柔佛州务大臣)及莫哈末泰益(雪州务大臣)。安华派系在巫统党内的势力膨胀,连青年团及妇女组都是亲安华的人掌控。

马哈迪对“宏愿队伍”的形成很不是味道,尤其是其挑选的副首相嘉化峇峇在未得到党内支持下退出署理主席选,并在较后辞官归故里而耿耿于怀。在没有选择底下,他只得委任安华为副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则在1994年调任教育部长。

在相安无事下,1995年的大选仍看不出马哈迪与安华之间有何不妥。选后纳吉照旧担任教育部长。但宏愿队伍中的副主席之一慕尤丁被调攻国席,选后委以青年体育部长,调离州务大臣,有明升暗降之意。

不过一项改变终于在1996年的党选降临。此时马哈迪决定拆除“宏愿队伍”,他派阿都拉再角逐副主席,以排斥其中一人。这个人就是被“架空”的慕尤丁。就这样慕尤丁出局了,宏愿队伍开始出现裂痕。

再下来,更大的动作在后头。1998年马哈迪革除安华部长职,复开除党籍。在群龙无首下,“宏愿队伍”分崩离析,纳吉也归入马哈迪的阵营,造成纳吉与安华从此分道扬镳。

本来在这个时候,纳吉是最有希望出位成为副首相的,因为他是三位票选副主席得票最高者,但马哈迪不以为意,他要一位老成持重且有经验的副手,阿都拉便顺势而上。纳吉落空了,由于他年轻,可以再等。

2003年马哈迪卸任时,他心目中的副揆是纳吉,也公开向取代其位的阿都拉首相提及。不过上位后的阿都拉,也有其多番考虑。他有两个选择,即挑选慕尤丁或纳吉为副手。另一位副主席莫哈末泰益因较早时在澳洲因携臣款未呈报而被提控,被迫辞雪州州务大臣,自然无缘被相中(后来泰益在澳被判无罪,事件不了了之)。

几个月后,纳吉终被阿都拉委为副手,马哈迪和纳吉都松了口气。

针对这段往事,马哈迪在接受Malaysiakini专访时(07-5-9)这样说﹕“我当时有这么认为纳吉较为年轻,就给年纪较长者一个机会。这是为什么我当时挑选阿都拉为副手。”

马哈迪又说,在阿都拉当首相后,他有期望委任纳吉为副首相,但要等一段长时间才作出决定。在这方面,马哈迪坦言有致函阿都拉,但后者说要他担首相后才能作出决定。

在纳吉出任副首相后,他学好做老二的哲学,不逾越也把握分寸。在马哈迪与阿都拉于2006年公开失和时,纳吉选择站在阿都拉这一边。

如今纳吉在一连串的挑战中,将与阿都拉共同面对行将到来的大选。

从纳吉选择马哈迪而弃东姑拉沙里到纳吉选择阿都拉而不靠向马哈迪看来,他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两次的取向都给也加了筹码。不过他的过去同志,如今的政敌安华则集中火力炮轰他。

他如何在政海中安然地攀上高位,是未来的事,谁也不能做出设想。但肯定的是纳吉是继承和维护巫统传统的其中一个人,因为他的父亲和舅父都曾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会克绍其裘吗?唯有让时间来证明。1999年的大选,北根这一仗,他只是数百票取胜,直到2004年才扭转局势,他不能不以此为戒。

(卅八)1994年──敦慕斯打化(Tun Mustapha Bin Datu Harun)(1918-1995)

有沙巴强人及被形容为“独裁统治”的慕斯打化是位传奇性人物。他在1994年正式宣布退隐政坛,结束他长达33年的政治生涯。这一年标志着曾是叱咤风云的一方霸主,不得不接受现实改变下的无奈与失落。他的一生倒成了沙巴政治生态变化的一个缩影。

1918年生于沙巴的慕斯打化是位受教育最低但成功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年幼8岁时在英国官员家里当杂役。1932年时只在古达圣占斯学校读了9个月,后来转到县长办公室当杂役,继升任服务员及土著书记。日本南侵时,他远赴菲律宾参加游击队抗日军。日军1945年投降后,他被派往英国参加胜利游行。从英国回来,身声不同,被委为土著长官,负责重建战后的北婆罗州。由于受到英国人赏识,他出任北婆议员及行政议员。

为了充实学问,慕斯打化于1959年前往英国攻读一年的英文和政治学。返回沙巴后,积极投身政治,争取沙巴的独立。

由于眼见沙巴在1961年8月出现第一个由唐纳史蒂芬成立的政党,取名“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他也在同年12月成立“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接着在1962年又出现巴索摩摩根党(Pasok Momogun),由珊丹(姆禄人)领导。再下来两个华人政党成立,即总部设于山打根的“联合党”,由邱锡洲领导和民主党,总部位于亚庇,由陈彼德领导。不久两党合称“北婆罗洲国民党(BUNAP)。

一般而而,基督徒支持UNKO,回教徒支持USNO,华人支持BUNAP及姆禄人与一些卡达山人支持Pasok Momogan。

以60年代的人口计算,沙巴总人口约50万名,共有38个种族之多。基本上被割分为非回教徒的原住民,回教徒的原住民及华人。较大的族群有卡达山人28%,姆禄人4%,华人24%,其余是各族人士,包括回教徒和非回教徒。

由此可见慕斯打化很早就醉心于政治,且不含糊地表露其政治野心。由于他是苏禄人的首领,属少数民族,因而结合其它族群的回教徒构成一股政治力量。

当1962年沙巴同意(在英国的安排下)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英政府就安排在同年杪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它与砂拉越一样是引用三层结构推举议员。

在总共137席地方议会选举结果是﹕慕斯打化的USNO赢53席;唐纳史蒂芬的UNKO赢39席及沙华公会(BUNAP加入其中)赢27席,Pasok Momogan赢12席及独立人士6席。这些地方议员产生四个选举团,由选举团推举州议员(立法议员),分配如下﹕USNO 8席,UNKO 4席,沙华公会4席及巴索摩摩根党1席。这四个政党在选举前已组成联盟(仿佼西马的联盟组合),但没有一个政党超过半数。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时,在协商底下,基于卡达山族是沙巴最大的民族,由唐纳•史蒂芬出任沙巴第一任首席部长,而USNO(沙统)的慕斯打化出任沙巴州元首。

这样的安排,固然令慕斯打化不悦,因州元首并无实权,他要的是首席部长这个职位,因此掀开了慕斯打化与唐纳•史蒂芬的明争暗斗。

由于加入大马后,沙巴的州议席由18席增加到32席(另4席委任,合共36席,议长不算在内,是另行委任的),四党合成的联盟在协商底下,达成如下的分配﹕USNO 14席,UPKO 11席,SCA(沙华)7席。委任的4席,由各党推举一名州议员。

虽然唐纳史蒂芬继续担任首席部长,慕斯打化则引用州元首的权力刁难,在1964年12月不批准首席部长推荐的州秘书人选,斗争由暗转明。

在大马首相东姑的调解下,于1964年12月31日调唐纳史蒂芬出任中央部长(掌管沙巴事务),而另委任沙华公会的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慕斯打化保留州元首职。

原本以为斗争会停止,事实上却变本加厉。罗思仁根本无从干预沙统(USNO)及卡达山统一机构(UNKO)的斗争,他成了夹心人,首席部长位分分钟钟都会发生变化(果然不出所料,罗思仁在67年选举中被两派排斥而落选,华人首席部长从此在沙巴成为绝响)。

慕斯打化在1965年9月受促卸下州元首职是另有议程的。这个时候唐纳史蒂芬不满新加坡退出大马(1965年8月9日)未事先获通知,进而要求检讨沙巴加入大马的20个条件。他被认为有倾向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而在较早前,唐纳史蒂芬已拉拢巴索摩摩根党与卡达山统一机构合二为一,以壮大卡达山人的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1967年的沙巴州第一次州立法议会选举是决定性的因素。加入联盟的政党各别参加角逐,以证明那个党的势力大。选举结果沙统(USNO)夺14席、卡达山统一机构(UNKO)夺12席、沙华5席(沙华参加6席,偏偏只首席部长罗思仁落选,足见两派都要置罗思仁于死地)及独立人士1席。在获得中央政部的支持下,慕斯打化如以偿,当上实权的沙巴首席部长,启开了他的铁腕统治的时代。他也借此机会削弱卡达山统一机构的势力,促请其议员跳糟。唐纳史蒂芬来一个杀手锏,干脆宣布解散卡达山统一机构,以便加入沙统,进而控制沙统,慕斯打化对此耿耿于怀。

沙巴不同于砂拉越,它没有所谓沙巴共产党的出现,政治生态也比较不成熟,容易成为独裁者的“温床”。例如1972年的州选,慕斯打化使出非常手段,一方面事先已拘捕沙华领导人,另一方面又将党内异议份子派遗出国旅游,然后闪电宣布大选,造成沙统一党坐大(与沙华合起来共32人不劳而获,总议席才36席)。即便是沙巴面对1974年的国会大选,慕斯打化已迫使反对党只有1人成功提名。不用说,他又囊括所有国席。

远在西马的中央政府对慕斯打化的为所欲为十分不满,但一时也奈何不了。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也使出绝招,于1974年大选后宣布委任慕斯打化为中央国防部长,调离沙巴,不让他继在沙巴建立“小王国”。讵料慕斯打化竟然敢抗命而婉拒接受。这在大马建国史上,部长调职(同属国阵成员)不成而不被对付的,唯慕斯打化是第一人。在无可奈何下,敦拉萨接受慕斯打化委派朱基菲出任副国防部长,这无疑使堂堂首相吃了闷棍。

但慕斯打化也不能高兴过早,在中央的默许下,一批脱离沙统的人士,在哈里斯(Harris Salleh)的领导下,于1975年7月15日宣布成立人民团结党(Berjaya),简称人民党。声称不分种族,吸引大批人入党,形成沙统的强大敌手。

有了人民党的组成,中央政府迫使慕斯打化1975年10月卸下首席部长职,让位于赛格鲁。不甘束手就擒的慕斯打化唯有通过大选来取回首席部长职。

1976年的州大选,人民党异军突起,夺得27席,沙统仅剩20席,华人全数支持人民党,放弃了与沙统合作的沙华公会,致其8名候选人全军覆没。

在形势比人强下,慕斯打化黯然神伤,眼看人民党上台执政;尤其让他吃不消的竟是他的宿敌唐纳史蒂芬卷土重来,在人民党拥护下,重新担任首席部长。此时唐纳已皈依回教,改名为(敦)莫哈末福尔。令人民党遗憾的是莫哈末福尔上任不到3个月,竟因飞机失事丧命,哈里斯也就登上首席部长高职了。

从1976年到1985年,尝到高位的好处后,哈里斯作风越来越独断,俨然成为慕斯打化第二。殊不知在1985年举行的州大选,一个成立不到一个月的团结党(PBS),在拜林(Dato’Seri Joseph Pairin Kitigan)(卡拉山族领袖)的领导下(他退出人民党另组新党),一鸣惊人夺得执政权,赢得25席(共48席)。人民党惨败只剩6席,连哈里斯也在阴沟里翻船。起死回生的沙统夺16席。依照传统,应由拜林组阁,失败的哈里斯竟告节外生枝,宣布人民党与沙统组联合政府,由慕斯打化东山再起出任首席部长。团结党也不让步宣布拜林出任首席部长。眼见一场宪制危机又再爆发,时任副首相的慕沙希淡当机立断,宣布由拜林领导州政府,结束了戏剧性的一幕。哈里斯自取其辱,慕斯打化也空欢喜一场(哈里斯自然不甘失败,他数次企图卷土重来,直到1999年大选全力一击,又是惨败收场,从此绝迹政坛)。

反观慕斯打化,一直是伺机行动。1990年的大选,执政的团结党突然宣布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马哈迪首相勃然大努,形容拜林在他背后插上一刀,两人的情仇恩怨也在后来促使沙巴政局全面改观。

拜林本来雄心勃勃等待东姑拉沙里的上台,却因此掉进一个“黑洞”。虽然团结党仍以30席优势执政,但在东姑拉沙里夺权失败后,马哈迪开始秋后算账,一步一步逼拜林走向“死角”。1994年2月州选后,拜林的团结党虽然以25席对23席再次执政,但间中当选州议员纷纷跳糟,失去多数席,拜林上任不到一个月,政权拱手相让国阵,由巫统的沙卡兰出任首席部长。马哈迪引进了所谓的轮任制(两年一任),给沙巴带来政治的倾轧不已。

从拜林与马哈迪交恶开始,慕斯打化有了一个大动作,那就是在他穿针引线下,巫统成功东渡登陆沙巴。由副首相嘉化担任沙巴联委会主席,而他则成为署理主席。1993年沙统(USNO)的角色已被巫统取代,宣告解散。慕斯打化因有功于巫统,被马哈迪委为联邦部长,但无实权。

这一年,嘉化峇峇失势,改由安华出任巫统署理主席,巫统沙巴主席不是慕斯打化,而是另外的土地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沙卡兰出任,慕斯打化大失所望,愤而在1994年退隐政坛,转而支持拜林的团结党与巫统抗争。较后拜林也因党闹分裂,失去执政权。慕斯打化也在1995年了结一生。

虽然他真正统治巴只有8年,但他从大马成立前后就活跃政坛,一直到1994年退休,其影响力又无所不在。沙巴加入马来西亚已有43年的历史,竟有30年受到慕斯打化的阴影左右盘旋。他的一生反映出他的好大喜功与不受拘束,独断独行而结果败在自己的独裁统治中。他富甲一方,雄霸一时,改变了沙巴的政治路线图。

1994年起的首长轮任制到2004年大选后划上句号,归由巫统统领。而拜林在94年后力图打翻身仗,却不得要领,终于在千禧年后重回国阵。2004年的大选,确定巫统的权威地位,拜林只好屈就副首席部长,卡达人山不再统领风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慕斯打化的权力欲望分不开的。因此慕斯打化的政治生涯,反映了沙巴政治的变化逃不出中央的掌控。敦福尔的要向新加坡看齐,也成了一场春梦。就巫统来说,它要感谢慕斯打化的“拔刀相助”。因为有了慕斯打化,才有今日的巫统在沙巴的稳固地位。

(卅九)1995年──林冠英(Mr. Lim Guan Eng)(1960-- )

1995年是林冠英“黑暗的一年”,他的政途布满荆棘,阻力重重。这一年他被提控触犯煽动法令,及后又加控触犯印刷法令,以致他为这宗官司案疲于奔命,也因此在较后被判刑坐牢。这则新闻轰动国内外,林冠英也成了焦点人物。

林冠英是民主行动党强人林吉祥的长公子,于1960年出生于峇株巴辖,其中小学在峇株和马六甲渡过。1983年毕业于澳洲蒙纳斯大学,考获经济学士学位,也是一名合格的会计师。

在未从政前,他在一家银行担任高级行政人员。1986年大选,因其父亲林吉祥开展他的丹绒一役,移师槟城丹绒国席,乃由他“代父上阵”,果然一炮而红,以1万7千张多数票漂亮胜出。

1年之后,即1987年爆发全马党政华团为抗议政府委派不谙华文教师担任高职而举行大会,促使政府收回成命,但不久之后便发生105人被逮捕的茅草行动。其中包括林吉祥父子在内,他们是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先后达一年半之久,在1989年获得释放。在拘留期间,林冠英勤修华文,与他的父亲一样,靠自修练就华语华文,作为从政的必备“武器”。

1990年他再次中选国会议员,多数票1万4千多张。到了1995年他第三度蝉联甲州国会议员。但多数票已退至近5千张。这一年行动党在槟州的“丹绒三役”受挫,整体的表现也欠佳。

由于其父一直是行动党的秘书长,大权在握,以致林冠英在党职上保持低调,直到1995年才被选为副秘书长之一。

在这之前,也就是1994年,林冠英为一名被指受欺侮的马来少女“打抱不平”。这名少女,向他投诉被性“侵犯”。林冠英将此事公诸报端。

1995年2月28日,林冠英被提控触犯煽动罪。在3月17日又加控触犯印刷及出版法令,指他发布“虚假消息”,特别是使用“监禁受害者”的字眼来形容受性侵犯的受害者。

这宗万众瞩目的官司在1997年初审时,林冠英被判罪名成立,罚款1万5千元。

检察官不服所判,指处罚“过轻”,乃入禀上诉庭。1988年4月1日开审时,林冠英加重罪行,被判监禁3年。林冠英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在1998年8月25日获减刑至18个月,由宣判日算起,不过他在1999年8月25日因行为良好提前出狱。基于宪法规定,他在5年内(释放日算起)不得参与公共职位选举。因此他无缘参加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

伴随着坐牢,林冠英也失去国会议员享有的一切。这一痛苦的经验,倒教他刻骨铭心一生,比起在茅草行动中被拘留要失落和无奈。

虽然如此,林冠英在2004年8月25日过后,已是“恢复自由身”,得以参加各种活动。他也在党选后被中委推举为党秘书长。这个职位其父亲一坐就是30年(1970-1999),如今其父已从党职中退下,改由林冠英克绍箕裘。

林冠英之所以当选党秘书长是因为在1999年接替林吉祥位置的郭金福在2004年大选败落后,坚持辞卸秘书长职。这个空缺很快被林冠英补上。

不过林冠英的领导威信也在较后受到两度冲击。第一次是2005年马六甲行动党改选,林冠英夫妇竟然双双败选,引起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不满。第二次是雪州行动党联委会罢免主席王志坚,另更换领导层触发一场风波,而森州一位州议员的跳槽马华也使整个事件增加各种传闻。

这对林冠英来说是节外生枝的挫折,但不影响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很快的,他在2007年把焦点移向槟州,让人回想起1986年林吉祥插旗的“豪言壮语”。不过与其父亲比较,林冠英所用的策略是再进一步,以后全线进,不是一下子扬言要夺取槟州政权。他的所谓放眼一至二届来“攻下槟州”使到他的战略布署出现灵活性。虽然如此,他和他父亲的目的是一样的,可以解释为“殊途同归”。

至于林冠英会不会像他父亲一样“飞象过河”,带动整个党的士气,局面尚不明朗。惟可以肯定的是,行动党的主力仗之一是放在槟州。

在大选即将到来甚嚣尘上之时,林冠英的责任更是沉重。在这方面,我们有注意到林冠英在任期间有两个大动作。其一是修改党章,废掉社会主义字眼,以顺应潮流;其二是吸纳一些精英和知识分子加入他的斗争的行列。

他深切的知道,已经具有40年历史的行动党在他手上不能再退只有再进,不能再被标签为“永远的反对党”。

但要如何寻求突破,却是“说易行难”。马接的补选并没有给林冠英加分,依然保持过去的票选记录。这固然有多方因素造成,但也不能不被当成一个警戒而检讨行动党在种族政治笼罩下,如何扮演一个多元种族色彩政党的角色。

我们不否定种族政治是构成选区分配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如果反对党志在增加实力的话,则“本位主义”的传统思想也有必要进行检讨。

林冠英在这两难中,他必须要有守有舍的精神。“胜利才是大道理,争执才是致命伤”。这就是林冠英如何带出行动党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他担任秘书长以来的最大考验。

(四十)1996年──东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Bin Tengku Hamzah)(1937-- )

东姑拉沙里是政坛元老,1996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宣布解散46马来人党(原为46精神党),并率众重投巫统的怀抱。这一重要的决定,也在间接上改变巫统的政治路线图,他同时也在这一年改写自己的政治历史。

出生于皇族世家的东姑拉沙里,在1937年诞生于哥打峇鲁,是地道的吉兰丹人。1959年毕业于爱尔兰皇后大学,考获经济学士。较后又再入读林肯法学院,准备成为执业律师,但间中不幸其父亲逝世,,返马继承父业。

他在1962年踏足政坛。先是担任巫统乌鲁吉兰丹分会主席,继之被委为吉兰丹巫统联委会秘书和出任巫统最高理事会理事。1967年他被委为巫统吉兰丹联委会主席。

1969年应东姑之邀参加国会选举胜出。“513”时,他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在1970年,出任土著银行董事主席兼经理。这是新经济政策下的第一个重要的产物。

1971年,他以国企主席的身份,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授意下,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为马中建立友好关系铺路。他是第一位拜会周恩来的马来领袖。从这一年起,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擦亮他的政途。

1973年,因副首相依斯迈病逝,其署理主席职由胡先翁顶上,而留下的副主席职则意外地由东姑拉沙里补上,他成了一颗耀眼的马来政治明星。

1975年巫统党选,除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在副主席中顺利过关外,另外一位新人是后来成为东姑拉沙里劲敌的马哈迪。

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仍受到敦拉萨的倚重,邀他入阁。他也同意担任财长。他曾被暗示有机会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使他相信敦拉萨会有所安排。可惜,敦拉萨尚未正式对他任命便告逝世,让他顿感失落。这是因为他原以为上任首相的胡先翁会按敦拉萨的意愿委他出任副首相。可是胡先翁要的不是他而是一位具备外交才干的加沙里沙菲宜(时任内政部长,曾担任外交部常务秘书长。)结果不得要领,因加沙里不是巫统副主席,按传统不能上第二号,于是有了三名巫统副主席(嘉化峇峇、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与胡先翁的“摊牌”。若从三位副主席之外挑副揆,他们将集体辞职;但尊重胡先翁从三人中选一人的权力。

在这种情形下,胡先翁意外地也是一夜之间敲定的,他选中马哈迪,而不是东姑拉沙里。东姑拉沙里的失望可想而知。为了平衡和安抚东姑拉沙里,胡先翁委任东姑拉沙里出任财政部长。马哈迪转任贸工部长兼副首相。在职权上,财长大过贸长;而副首相又大过财长。这种交叉的职权,也隐约的出现马哈迪与东姑拉沙里的交锋。尽管在1977年时,东姑拉沙里在吉兰丹州选中创造奇迹,击败回教党,而夺下州政权,但没有给他带来政治筹码。因为他和马哈迪有距离。两人的微妙关系一直维持到1981年胡先翁的下台。

冋一年马哈迪的时代降临,他不能忘记的是东姑拉沙里以财长的身份对贸长有所揶揄,有时使这位副首相处于尴尬的地位。

因此马哈迪在选副手方面,他也是不依照胡先翁的意愿行事。胡先翁在退位时曾问过东姑拉沙里,是否能和马哈迪合作?显露他希望他退休后是“马东”配。

可是马哈迪另有想法,他觉得东姑拉沙里不会成为他的人,宁可让巫统大会票选署理主席,他嘱意的是慕沙希淡(时任教育部长)。这使到东姑拉沙里很不是滋味,敦拉萨时他失之交臂,胡先翁时他再落空,到了马哈迪时代,又是再被奚落,竞选署理败在慕沙希淡手上。这一口气,东姑拉沙里难以咽下,又不得不忍气吞声。
马哈迪也是政治高手,他一方面扶起慕沙希淡(时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另一方面保留东姑拉沙里任财长,以平衡党的派系。这又使到慕沙希淡心存介蒂。

持平而论,马哈迪选择慕沙是有其理由的。在“513”时,他们两人是“难兄难弟”,被东姑排斥,所以投桃报李是合情理的;反观东姑拉沙里,一直对马哈迪不臣服,也不可能成为马哈迪的人,被保留财长已是马哈迪的“宽宏大量”,不能再有所索求,但不等于他们已解除“心病”。

为了保持势力,1984年党选时,东姑拉沙里再出击慕沙希淡,他要靠党选杀出重围,不能指望马哈迪“施恩”。可是又再败阵后,东姑拉沙里的政途已亮起红灯。此时的慕沙认为继续保留拉沙里在内阁内是“心腹大患”,要求马哈迪撤其部长职,但马哈迪只同意调东姑拉沙里担任贸工部长,不同意撤职。这无疑给拉沙里留下一个机会反扑。

1986年大选前,慕沙辞副首相职,结束2M政府。但机会不属于拉沙里。而这回是嘉化峇峇。

一个失意的慕沙,再加上另一个失意的东姑拉沙里,在1987年党选时竟然结盟向马哈迪政权挑战。原本是两个“死对头的冤家”顷刻之间“称兄道弟”,简直是不可思议。偏偏就是这么一回事。

东姑拉沙里认为这是他最后一博,不然再也没有机会登上高位,他选择与马哈迪争党主席,慕沙选择保住署理,却面对嘉化峇峇(时任副首相)对垒,两派人马形成AB队。整个巫统笼罩在党选的阴影中,也牵动国家政局,双方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可谓旗鼓相当,不到最后一分钟,难分胜负。

选举结果,马哈迪的A队大胜,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双双失败。马哈迪促请B队人马全数辞部长职,包括东姑拉沙里在内。

失败后的东姑拉沙里寻求另一条出路。他的第一个策略是把党选带上法庭,成为政治官司,但未能如愿以偿(参阅沙礼阿峇斯章节)。接着他的另一个策略是拉大队退出巫统,另立46精神党准备在大选中决一高低。

1989年成立的46精神党是声势浩大的,左边结合行动党,右边结合回教党,组成三角联盟在1990年的大选企图力撼国阵江山。可惜人算不如天算,46精神党无法突破,只能为人做嫁衣裳,造就了回教党重夺丹州执政权和行动党在槟州取得大突破,而46精神党人马大多数空手而归。

经此严重创伤后,东姑拉沙里已是无望夺取国家领导权。三番四次的努力都挽不回劣势,不认命也不行了。当1995年大选时,东姑拉沙里已缺乏一飞冲天的干劲,只是敷衍了事,46精神党(已改名为46马来人党)气数已尽,回天乏力了。

此时的马哈迪有感于安华的压力越来越大,又巧妙地暗中拉拢东姑拉沙里及其支持者回巢,以便能和安华较量。

东姑拉沙里在苦无良策下,只好出其下策在1996年解散46党,让党员们集体加入巫统。东姑拉沙里明知难取信于马哈迪,也要放手一试其运气。当1998年安华出事后,马哈迪委任东姑拉沙里重掌吉兰丹联委会,期望他能打翻身仗。

在安华风潮席卷下,东姑拉沙里接受这一重任,但已没有1977年的幸运,巫统依然拿不回吉兰丹。拉沙里想藉此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就破灭了。马哈迪坦承在1998年安华失势后,有闪过念头要起用东姑拉沙里,最终无法让马哈迪把他拉回身边,也许1987年及1990年的大挑战永远难以释怀。

当马哈迪在2003年卸职时,东姑拉沙里依然斯人独憔悴。上台的阿都拉在昔日(1987年)虽与他是战友,一起挑战马哈迪,但很快的他们便分道扬镳。再者,说什么东姑拉沙里也曾是他的“政治上司”,怎能挑他做副手呢?即便入阁也不恰当。就这样东姑拉沙里被当成“过气的政治人物”,没有机会再显身手。

也许对东姑拉沙里早前的预言说得对:当东姑拉沙里挑战慕沙希淡争署理主席失败后(1981年),皇室成员对政治的重要影响已划上句号。

东姑拉沙里不认命也几难。他应该清楚,打从胡先翁以后,历任的首相都没有考虑把皇室成员安置成为接班人。

1.7.07

(四十一)1997年──敦达因赛努汀(TUN DAIM ZAINUDDIN)(1938-- )

在经济与商业领域叱咤一时的达因赛努汀突然在1997年马来西亚面临金融风暴袭击时,重新出现在政治午台,不仅令人感到意外,也隐约看到将有大事会在随后发生。这一年首相马哈迪成立“国家经济行动委员会”,由达因担任执行主任。各种传言运应而生,把达因这个迷样的人物重新审视。

达因1938年生于亚罗士打东部的一个名叫德尔伽的小农村。他的父亲是土地局一名文员,家境还过得去,但不算富有。达因是他父亲13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1957年达因负笈英国学习法律,59年完成学业,成为执业律师。同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法庭推事,庭主和副检察官。1965年他加入律师行业。1969年“513”事件后决定放弃法律,入商场大展拳脚。1971年在房地产业崭露头角,成为第一位马来房屋发展商(指有企业规模的)。

1977年事业有成的达因再远赴美国的伯克利大学修读城市规划课程两年。1978年时,达因已和当时的副首相马哈迪成为莫逆之交。他在美国与马哈迪见面,后者催促他回国参加大选(他们两人都是吉打人),但他没有答应。1979年才回国担任城市发展局(UDA)主席。1980年被委为上议员。1981年马哈迪上台当首相,达因的工作就更加忙碌了,成为政府的代表出国访问,特别是关于经济事务的。例如成功促使美国在下来的三年内,出售囤锡不超过三千吨;又例如通过国民资本公司对英国人控制的牙直利闪电收购。

当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在1981年争署理主席时,他在了解马哈迪动向后,支持慕沙。其中对拉沙里的一个不利的因素,根据达因说,因他有皇族血统。

达因对马哈迪越来越重要,比如在1984年时,他劝拉沙里不要和慕沙再争第二把交椅,但拉沙里不听。如果他接受劝告,当1986年慕沙与马哈迪闹翻时,拉沙里可能是接位的副首相。就这样拉沙里与最高权力擦身而过。正因为拉沙里的再失败,马哈迪将拉沙里调任贸工部,才有了达因入阁当财政部长的故事,同时也被委任为巫统财政。

达因从未担任政务次长或副部长,一下子三级跳,从一名富商转身成为财政部长,令人刮目相看,但如了解他和马哈迪的密切关系,就不足为奇了。

那个时候的达因,与山努西(农长后任吉打州务大臣)及安华结成“铁三角”,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可串成“AIDS”,对马哈迪忠心耿耿。

达因热衷经济与商业是不争的事实,他也没有野心要争高位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不过对于支持马哈迪他是二话不说的。这意味着在1987年东姑拉沙里与慕沙连手要推翻马哈迪时,达因是全力为马哈迪站台的,他也因为是马哈迪身边的红人,成了被敌对阵营攻击最多的箭靶。

在经济方面,达因接掌财政部时,也面对很大的挑战,尤其是1986年的经济衰退,也给达因带来很大的压力,包括赤字庞大,须要减少;合作社金融风暴;合众银行与法马银行事件等等。所幸他不辱使命,把84年的70亿赤字减至88年的38亿(财政预算);投资项目也大有增长。国家经济状况基本上在80年后归趋稳定。

1991年,达因认为其工作已完成(他声称不想担任财长太久),卸下财长,推荐安华接手。讵料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中,又酝酿马哈迪与安华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以致马哈迪即刻召达因应对危机,委以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执行主任重职。一时之间,传言国家出现两位“财政部长”。1998年安华被革职前达因重作冯妇入阁,先任特别任务部长;安华被革职(1998年9月)后,他兼任财政部长。

经济风暴在马哈迪实施资金管制后才转危为安。达因又再成为马哈迪的经济第一把手。但在2001年他退出内阁,诸多传言不胜枚举。马哈迪和达因什么也没说,他们的关系不管如何变化,情义仍在。这一回达因又回到他的商业王国,但低调到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从他的从政来看,不论与身边的朋友至友好到什么程度,他以马哈迪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