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有人口逾2千4百万，印裔占不到10%，因此推算有200万人是国民。大概基于这个数目，一个命名为兴都权利行动力量（Hindraf）的组织入禀英国法庭，向英国政府索取14兆元天文数字的赔偿，理由于英国在马来亚独立时，未保护好印裔的利益，以至在独立50年后，印裔处于被边缘化而且普遍贫穷。因此在今年8月28日起诉英国外相，以便一旦成功，每位印度人可以分得约2百万美元的补偿。
这种官司是前所未有也被认为“文不对题”的。怎么一个独立国家的子民向前殖民地政府追讨补偿金？就使人想起华人也曾多次向日本追讨“血债”，指日蝗军在侵占马来亚时，大举杀害华裔同胞，结果是全无下文一样的被认为“是在制造舆论”。
也许“兴权会”有此“先见之明”（不易成事），也就在今年11月25日号召印裔同胞向英国最高专员署“展示力量”，并向英女皇提呈备忘录，以便允准御准委任女皇律师，免费为印裔同胞打官司，以讨回一个公道。
这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举动，自然被认为“项庄舞剑，志向沛公”，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尤其是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改善印裔的生活和处境。
于是马来西亚警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大集会，并逮捕了一些示威人士。在另一方面，也援引法令调查和提控一些领袖上法庭，更有5名领袖在内安令下被拘留。
这样一来，情势又发展成兴权会与政府的对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局势一时转为紧张。所幸在双方克制下，又有了缓和之势，先是首相于12月14日与印裔社群领袖和非政府组织举行对话，以了解印裔感受；后是总检察长于12月17日撤消对31名印裔的企图谋杀警员的控状，而使得不准具保的被告获得释放或保外。现在剩下来的是对5名领袖的处置，但以对话的内容看来，政府当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诉求。
当然在局势“急转直下”（指有对话余地）后，并不等于问题已告解决，政府还得从长计议来面对印裔同胞的陈诉，因此可以预见较多的对话会把问题摊开来谈，以便寻找方案探讨问题的症结。
就此而言，印裔的问题也不全然是殖民地造成的。若把矛头对向英国政府，也是无法斧底抽薪，因为这毕竟是历史留下的包袱，通过数字游戏或学术研究也不是应付之道。
首先我们须承认英国在17世纪通过东印度公司先占有印度，而后在18世纪占有了槟榔屿，接着才将权力伸向新坡和马来半岛。基于这一历史发展，印度人优先被引进，华人伴随而来，同时从印度尼西亚移植而来的移民也大不乏人。根据历史记载，印度人被招聘为劳工，相当部份从事劳动行列，或在政府辖下的工程部工作或当苦力。他们与华人一样，胝手胼足养活自己和一家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印度人也加入了殖民地的大家庭，有者接受本身的母语教育，但也大有人从小就直接受英文教育。通过英校教育，一部份印度人挤身专业行列，或成为公务员，也有部份人从中致富。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份仍然在各行业工作，尤其是进入园坵当工人。正如早期华工不少人从事锡矿采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占马来亚时，它把印度人和华人区开，并鼓励印度人矛头指向英国人，以争取印度的独立，而拢络印度人不仇视日本人；反之华人则成了日蝗军眼中的“反日份子”，必须对反抗者毫无容情。许多华人也因为强烈的抗日，连宝贵的生命都送出了。
当日本投降后（1945年），马来亚出现了华人政治组织，马来人也一样，印度人也有相类似印度的政党成立，即国大党，但由于印度族群是较弱势的一群，也就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只能联合其它族群的政党来维护自身的利益。1953年国大党加入巫统和马华组成的联盟即为一证。
从那个时候起，印度人虽然人数不多，却成了支持联盟的“铁票”。即便在1974年联盟扩大成为国阵，印度人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尤其是在2004年的大选，国大党赢得了所有参选的8个国席，虽然在219个国席中，它所起的作用不大，但也反映了印裔对政府的支持。
它的弱点在于没有一个国会选区是印度人超过半数的，顶多也只是20%出头。就这样，无论印裔人中也有人支持反对党，却无法取代国大党的代表性。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独立50年时，竟爆发无党派的印裔起事，最先被冲击的自然是国大党，也难怪这些日子来，三美威鲁有如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他不能指责他的同胞“闹事”，而是在不断地“亡羊补牢”，希望不会在来届大选时，被自己的同胞“边缘化”。
因此三美威鲁是最焦虑的一人，也希望国阵及快地“扑火”，不能再继续燃烧了。不然首当其冲的将会是国大党。
一旦局面缓和下来，也就是首相宣布大选之日。至于三美威鲁的命运，也成为这次大选的最大考验了！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1.12.07
29.12.07
“巫来由”与我们擦肩而过
华人以前也叫着唐人，这个我们知道；但华字中有一个巫字，倒是第一次听到和读到，就留给文字专家去考证吧！不过对于“巫”字，却是值得探讨的，因为它曾经给历史增添变量，倒可拿来温故知新。
为了方便演译，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巫”字的时代意义，它的近代含义应该是从马来文的Melayu翻译而来，因此有了“巫来由”的华文字，意指生活在马来亚的马来人。当马来民族团结一致在1946年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时，华人称之为“巫统”，一直沿用到今天，即简便又一目了然。这就告诉我们在独立之前，华人社会乃至华文媒体便把马来人也称为巫人，已是习以为常。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争议的字眼，但因战后马来亚政局的急转直下，“巫来由”三个字成了一个争议性的名词。其原由是这样的﹕当英国人发现马来人群起反对之后，便将于1946年初实施的“马来亚联邦”宪制（Malayan Union）进行检讨，并与新成立的巫统商谈新的宪制，在1946年杪敲定为“马来亚联合邦”，将“马来亚联邦”束之高阁。换句话说，英殖民政府用“宪制蓝皮书”取代“宪制白皮书”。
这样一来，引发了以陈祯禄为首的一方另成立“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接着又与马来国民党（或马来民族党）成立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 结合一道，在1947年向英政府提出一份名为“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希望被接纳而不仓促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虽然这份草案被英国否决，和触发了全马人民在1947年10月20日举行“大罢市”，以示抗议和强烈反对将马新分治，但草案内容中出现了十分有趣但又至关重要的一个章节，那就是草案第二条言明，“建立马来亚之公民权，此公民权即系一种国籍，其名称为“巫来由”。这就是说，一旦“人民宪章”生效，马来亚的国民地位一概称之为“巫来由”民族，不再有种族的区分。
为什么会接受“巫来由”国民的称号？这是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后而达致的，因为左派马来人代表认为称为“马来亚人”不恰当，是对马来人地位之否定。既然华人印人也归顺马来亚，欲成为新国民，则应有新名称来鉴定一个国民的身份。在马来人和马来亚人之中的一个折衷方案是取“巫来由”作为统称。
在这方面，当时担任记者，后来成为新加坡部长的李烔才（槟城人）在其回忆录中追忆是身为马来左翼领袖的阿末布斯达曼（后来成为人民党的发起人）所提出的，他认为非马来人应该接纳“巫来由”为公民的名称，而马来人则应在出生地原则上让步。“这是作为公民忠于马来亚的好象征。”后来布斯达曼的方案被接纳而写入人民宪章内。李烔才认为是陈祯禄及时当机立断，解除这个组织内的“宪政危机”。
尽管当时华人对“巫来由”的名称有“抗拒感”，但经过行委会解释后，基本获得接受，以便有共同的力量争取独立早日到来。即便连左翼领袖的余柱业也认为只要公民能享受一切权利，名称已不重要，实质才是重要的。如果当年英国接纳此议，则今日的马来西亚也许是由一个“巫来由”民族组成的国家，不再以种族来区分身份与特征。可惜在“时空两错”下，“巫来由”民族始终未能落实，反而变成马来民族的一个特定称号，历史终于判定“巫来由”与我们擦身而过。
为了方便演译，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巫”字的时代意义，它的近代含义应该是从马来文的Melayu翻译而来，因此有了“巫来由”的华文字，意指生活在马来亚的马来人。当马来民族团结一致在1946年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时，华人称之为“巫统”，一直沿用到今天，即简便又一目了然。这就告诉我们在独立之前，华人社会乃至华文媒体便把马来人也称为巫人，已是习以为常。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争议的字眼，但因战后马来亚政局的急转直下，“巫来由”三个字成了一个争议性的名词。其原由是这样的﹕当英国人发现马来人群起反对之后，便将于1946年初实施的“马来亚联邦”宪制（Malayan Union）进行检讨，并与新成立的巫统商谈新的宪制，在1946年杪敲定为“马来亚联合邦”，将“马来亚联邦”束之高阁。换句话说，英殖民政府用“宪制蓝皮书”取代“宪制白皮书”。
这样一来，引发了以陈祯禄为首的一方另成立“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接着又与马来国民党（或马来民族党）成立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 结合一道，在1947年向英政府提出一份名为“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希望被接纳而不仓促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虽然这份草案被英国否决，和触发了全马人民在1947年10月20日举行“大罢市”，以示抗议和强烈反对将马新分治，但草案内容中出现了十分有趣但又至关重要的一个章节，那就是草案第二条言明，“建立马来亚之公民权，此公民权即系一种国籍，其名称为“巫来由”。这就是说，一旦“人民宪章”生效，马来亚的国民地位一概称之为“巫来由”民族，不再有种族的区分。
为什么会接受“巫来由”国民的称号？这是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后而达致的，因为左派马来人代表认为称为“马来亚人”不恰当，是对马来人地位之否定。既然华人印人也归顺马来亚，欲成为新国民，则应有新名称来鉴定一个国民的身份。在马来人和马来亚人之中的一个折衷方案是取“巫来由”作为统称。
在这方面，当时担任记者，后来成为新加坡部长的李烔才（槟城人）在其回忆录中追忆是身为马来左翼领袖的阿末布斯达曼（后来成为人民党的发起人）所提出的，他认为非马来人应该接纳“巫来由”为公民的名称，而马来人则应在出生地原则上让步。“这是作为公民忠于马来亚的好象征。”后来布斯达曼的方案被接纳而写入人民宪章内。李烔才认为是陈祯禄及时当机立断，解除这个组织内的“宪政危机”。
尽管当时华人对“巫来由”的名称有“抗拒感”，但经过行委会解释后，基本获得接受，以便有共同的力量争取独立早日到来。即便连左翼领袖的余柱业也认为只要公民能享受一切权利，名称已不重要，实质才是重要的。如果当年英国接纳此议，则今日的马来西亚也许是由一个“巫来由”民族组成的国家，不再以种族来区分身份与特征。可惜在“时空两错”下，“巫来由”民族始终未能落实，反而变成马来民族的一个特定称号，历史终于判定“巫来由”与我们擦身而过。
24.12.07
阿扁拿蒋介石祭旗
台湾总统陈水扁强行于12月8日拆掉《大中至正》四个大字，换上《自由广场》，同时《中正纪念堂》也换成《民主纪念馆》，以在政治意识上彻底铲除蒋介石遗留下的痕迹。
原本完工于1980年的《中正纪念堂》的大门外有四个大字《大中至正》是为了纪念于1975年4月5日逝世的蒋介石，未想经过27年政治斗争的演变，蒋介石终于不敌新一代台湾人的无情杀手，被抹掉其在台湾人眼中的政治地位。表面上看来是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与马英九代表的国民党的权力之争的外一章，实则牵涉了整整两代人的情仇恩怨。
这段故事必须从蒋介石在中国的崛起开始。1925年，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其“爱将”蒋介石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以军事力量在军阀割据的中国取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他与孙中山的最大不同点是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似孙中山联共一统中国的思想。因此在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发起攻势，大举杀害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终告破灭。
共产党人在受到逼害下，化整为零。1929年，毛泽东在井岗上建立根据地，而后在江西成立“红色政权”。蒋介石不容中共有立足之地，展开全面的围剿，迫使中共红军在1934年突围而出，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毛泽东带领红军在延安另立根据地。从此跟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
虽然在1936年发生张学良挟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于1937年再次联手抗日，因而有了八年抗战的血泪史，但不争的是蒋介石仍然容不下毛泽东的势力坐大。就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国共又大动干戈。这一次是毛泽东采取主动出击战，只用四年的时间，就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大军打得落花流水。
也许出于先见之明，蒋介石于1945年从战败的日本取回台湾岛后，就部署台湾成为他的另一个军事基地，以防在大陆战争失败时有退路。果然1948年蒋介石撤守台湾，把整个大陆让给毛泽东一统大业。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早已是罪不可赦的共敌，没有地位可言。
在另一方面，失去大陆政权的蒋介石，在大军（国民党退守的残军）压境下，也不管台湾当地人是否同意，强行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把中华民国移植台湾。在美国的扶持下，不忘反攻大陆。
正因为历史的吊诡，形成了毛泽东与蒋介石日后的势不两立的斗争。在痛定思痛下，蒋介石把台湾当成了一个国家来治理，但毛泽东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不允许“中华民国”合法地存在。
在动武条件受制下，毛泽东改弦易辙，通过外交途径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格局。于是有了1971年联合国通过提案，将中华民国逐出联合国，而把中国席位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隔一年又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逊破天荒的访华之旅，并与毛泽东缔造了一个新世纪。
蒋介石在悲愤之余，打出“处变不惊”的口号，以镇住台湾民心，但对内仍然实行军政统治。1975年蒋介石逝世，其儿子蒋经国逐步接班。在父子同心下，自然建造起《中正纪念堂》（蒋介石另一别名是蒋中正），以歌功颂住的内涵也植入国民党的图腾，用以彰显蒋介石是与国民党两位一体的。
1978年蒋经国从行政院长（1972年任起）登上台湾总统，建构了蒋家王朝，1986年蒋经国将民主政治注入台湾，一改其父亲的专制统治。从那一刻起，台湾非国民党人士借开放之风另树旗帜。今日当政的“民进党”（民主进步党）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28日成立的，它擎起“台独大旗”，以否定国民党的一个中国的主流意识。
1988年蒋经国突告病逝，李登辉接过棒子后，采取新的政治路线，与蒋家王朝划清界线，与台独越走越近，强调“两个中国”论，为民进党制造更多的空间传布“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的两个实体论。
2000年，总统任期届满的李登辉干脆为民进党的陈水扁提供当选的机会，以结束国民党长达50年的统治。
陈水扁显然是比国民党的连战较讨李登辉的欢心，因为前者的台独意识是要带领台湾摆脱中国阴影而走向独立。
经过八年的统治后，陈水扁在卸任前索性拿蒋介石来祭旗，让他也成为台湾人民的“公敌”（企图使蒋介石的灵魂无处可依），以重重地打国民党一个耳光，不仅拔掉国民党的根，也迫使马英九与蒋介石切断关系。
这一下子，要争取出位的马英九不得不跟随陈水扁起舞，即便他能在2008年当选总统（这还是个未知数），也是脱胎换骨的马英九，不再是蒋介石的嫡传弟子，而是变质了的国民党。
拆除蒋介石的门面，正是起一石二鸟之效，即可把蒋介石连根拔起，也在政治上逼国民党重新包装，向台独认同。至于国际社会是否认同阿扁的玩火，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了。
原本完工于1980年的《中正纪念堂》的大门外有四个大字《大中至正》是为了纪念于1975年4月5日逝世的蒋介石，未想经过27年政治斗争的演变，蒋介石终于不敌新一代台湾人的无情杀手，被抹掉其在台湾人眼中的政治地位。表面上看来是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与马英九代表的国民党的权力之争的外一章，实则牵涉了整整两代人的情仇恩怨。
这段故事必须从蒋介石在中国的崛起开始。1925年，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其“爱将”蒋介石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以军事力量在军阀割据的中国取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他与孙中山的最大不同点是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似孙中山联共一统中国的思想。因此在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发起攻势，大举杀害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终告破灭。
共产党人在受到逼害下，化整为零。1929年，毛泽东在井岗上建立根据地，而后在江西成立“红色政权”。蒋介石不容中共有立足之地，展开全面的围剿，迫使中共红军在1934年突围而出，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毛泽东带领红军在延安另立根据地。从此跟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
虽然在1936年发生张学良挟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于1937年再次联手抗日，因而有了八年抗战的血泪史，但不争的是蒋介石仍然容不下毛泽东的势力坐大。就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国共又大动干戈。这一次是毛泽东采取主动出击战，只用四年的时间，就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大军打得落花流水。
也许出于先见之明，蒋介石于1945年从战败的日本取回台湾岛后，就部署台湾成为他的另一个军事基地，以防在大陆战争失败时有退路。果然1948年蒋介石撤守台湾，把整个大陆让给毛泽东一统大业。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早已是罪不可赦的共敌，没有地位可言。
在另一方面，失去大陆政权的蒋介石，在大军（国民党退守的残军）压境下，也不管台湾当地人是否同意，强行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把中华民国移植台湾。在美国的扶持下，不忘反攻大陆。
正因为历史的吊诡，形成了毛泽东与蒋介石日后的势不两立的斗争。在痛定思痛下，蒋介石把台湾当成了一个国家来治理，但毛泽东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不允许“中华民国”合法地存在。
在动武条件受制下，毛泽东改弦易辙，通过外交途径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格局。于是有了1971年联合国通过提案，将中华民国逐出联合国，而把中国席位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隔一年又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逊破天荒的访华之旅，并与毛泽东缔造了一个新世纪。
蒋介石在悲愤之余，打出“处变不惊”的口号，以镇住台湾民心，但对内仍然实行军政统治。1975年蒋介石逝世，其儿子蒋经国逐步接班。在父子同心下，自然建造起《中正纪念堂》（蒋介石另一别名是蒋中正），以歌功颂住的内涵也植入国民党的图腾，用以彰显蒋介石是与国民党两位一体的。
1978年蒋经国从行政院长（1972年任起）登上台湾总统，建构了蒋家王朝，1986年蒋经国将民主政治注入台湾，一改其父亲的专制统治。从那一刻起，台湾非国民党人士借开放之风另树旗帜。今日当政的“民进党”（民主进步党）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28日成立的，它擎起“台独大旗”，以否定国民党的一个中国的主流意识。
1988年蒋经国突告病逝，李登辉接过棒子后，采取新的政治路线，与蒋家王朝划清界线，与台独越走越近，强调“两个中国”论，为民进党制造更多的空间传布“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的两个实体论。
2000年，总统任期届满的李登辉干脆为民进党的陈水扁提供当选的机会，以结束国民党长达50年的统治。
陈水扁显然是比国民党的连战较讨李登辉的欢心，因为前者的台独意识是要带领台湾摆脱中国阴影而走向独立。
经过八年的统治后，陈水扁在卸任前索性拿蒋介石来祭旗，让他也成为台湾人民的“公敌”（企图使蒋介石的灵魂无处可依），以重重地打国民党一个耳光，不仅拔掉国民党的根，也迫使马英九与蒋介石切断关系。
这一下子，要争取出位的马英九不得不跟随陈水扁起舞，即便他能在2008年当选总统（这还是个未知数），也是脱胎换骨的马英九，不再是蒋介石的嫡传弟子，而是变质了的国民党。
拆除蒋介石的门面，正是起一石二鸟之效，即可把蒋介石连根拔起，也在政治上逼国民党重新包装，向台独认同。至于国际社会是否认同阿扁的玩火，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了。
22.12.07
司法短片与皇家委会
政府终于公布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名单，以调查所说的“司法短片”疑云。虽然是被认为稍迟的行动，但还是回应了安华在9月19日引爆的震撼性短片的质疑。接着下来，就是皇委会如何展开调查工作和如何达致结论，以平息自1988年来的新一场“司法危机”。1988年是最高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被革职并牵涉另外5名大法官也被停职查办，最后其中两人被革职。为司法史留下争议性的污点。
未想近20年后，又发生安华所指的有律师和法官在进行“秘密交易”，且涉及政界、商界人士卷入司法免任程序中，以致又让人勾起往事历历在目。
有鉴于事态的严重，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在9月26日历史性地发动2000人大游行，在雨中向首相署呈交备忘录，要求还“司法公正”。虽然在此前一日，政府已宣布委任3人小组调查此案，但碍于权限不足，小组后来只能向政府建议设皇家委会来“彻查此案” 。
如此的兜兜转转，首相阿都拉又启动权力，以顺应各方要求，希望能在未来3个月内厘清真伪和提出总结报告。
就在皇委会组成后，安华又进一步公布“司法短片第二集”，将整个情况连贯起来，而使得事件更容易入手调查，因为有各方人物被点名道姓，足让委员们逐一调查和对比历史事件的演进时间表。虽然民间都对这个皇委会寄以厚望，希望让整个事件能水落石出而不再各持己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次的调查，将被认为存在的缺陷或弊端或偏私的行为纠正过来，并为为未来的司法制度拟定一套完整 的规章，以杜绝人为的循私与滥权。
在“有则改过，无则加勉”的原则下，我们欢迎皇委会以公正无私和为国为民的诚心，利用这大好时机给我国的民主政制下的司法独立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当然我们相信世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完整无瑕的制度，也会受人为的因素所影响；不过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接受民主制度是个好东西，值得巩固与强化。
既然我们都珍惜民主制度，那么尊重三权分立却是必要的，因为民主是依靠立法、执法与释法的鼎足而立建构而成。没有独立的司法来诠释法律，则民主将会陷入失衡而无法产生制衡作用。同样的，司法的操作与人员的任免和迁升也都要有一定的程序，不应跨过程序而自行其是，严防有人不按牌理打牌。也唯有自重才能得到外人的尊重，进而对司法深具信心。虽然司法大多时候是在法庭发生效果与作用，但对人民而言，面对法律问题却是无时无刻的，当有争议时，就由法庭来定夺。这就是司法的公信力。
在这方面，有两位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及卢梭一生力倡的“三权分立”与“社会契约”论在后来成为民主政制的基石是不能被背弃的。由于他们的光辉思想，既重民权也重法治，照亮了整个世界文明的道路。因此皇委会此时受命，重拾两位哲人格言，消除司法信心危机，擦亮民主政体，正是任重道远。我们希望不久之后，他们会给司法一片明朗的天空。在匡正时弊之余，也为民主政体注入强心剂；并进一步为1988年以来的争议写上句号，则不啻为司法史的新篇章。
未想近20年后，又发生安华所指的有律师和法官在进行“秘密交易”，且涉及政界、商界人士卷入司法免任程序中，以致又让人勾起往事历历在目。
有鉴于事态的严重，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在9月26日历史性地发动2000人大游行，在雨中向首相署呈交备忘录，要求还“司法公正”。虽然在此前一日，政府已宣布委任3人小组调查此案，但碍于权限不足，小组后来只能向政府建议设皇家委会来“彻查此案” 。
如此的兜兜转转，首相阿都拉又启动权力，以顺应各方要求，希望能在未来3个月内厘清真伪和提出总结报告。
就在皇委会组成后，安华又进一步公布“司法短片第二集”，将整个情况连贯起来，而使得事件更容易入手调查，因为有各方人物被点名道姓，足让委员们逐一调查和对比历史事件的演进时间表。虽然民间都对这个皇委会寄以厚望，希望让整个事件能水落石出而不再各持己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次的调查，将被认为存在的缺陷或弊端或偏私的行为纠正过来，并为为未来的司法制度拟定一套完整 的规章，以杜绝人为的循私与滥权。
在“有则改过，无则加勉”的原则下，我们欢迎皇委会以公正无私和为国为民的诚心，利用这大好时机给我国的民主政制下的司法独立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当然我们相信世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完整无瑕的制度，也会受人为的因素所影响；不过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接受民主制度是个好东西，值得巩固与强化。
既然我们都珍惜民主制度，那么尊重三权分立却是必要的，因为民主是依靠立法、执法与释法的鼎足而立建构而成。没有独立的司法来诠释法律，则民主将会陷入失衡而无法产生制衡作用。同样的，司法的操作与人员的任免和迁升也都要有一定的程序，不应跨过程序而自行其是，严防有人不按牌理打牌。也唯有自重才能得到外人的尊重，进而对司法深具信心。虽然司法大多时候是在法庭发生效果与作用，但对人民而言，面对法律问题却是无时无刻的，当有争议时，就由法庭来定夺。这就是司法的公信力。
在这方面，有两位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及卢梭一生力倡的“三权分立”与“社会契约”论在后来成为民主政制的基石是不能被背弃的。由于他们的光辉思想，既重民权也重法治，照亮了整个世界文明的道路。因此皇委会此时受命，重拾两位哲人格言，消除司法信心危机，擦亮民主政体，正是任重道远。我们希望不久之后，他们会给司法一片明朗的天空。在匡正时弊之余，也为民主政体注入强心剂；并进一步为1988年以来的争议写上句号，则不啻为司法史的新篇章。
17.12.07
黄炎光的跌岩起伏
前槟州立法议会议长黄炎光突告心脏病发而于12月3日走完65个春夏秋冬，不禁让人想起他那段从政时期的争议性的年代。
我和黄炎光的兄弟黄炎炳是同班同学，因此早年对他们的家庭有些熟络。他们都是在大路后出身的一个小康家庭。不过由于黄炎光受的是英文教育，与我们未有交往。
原本是银行职员的他，于1974年大选时应陈志勤的感召，在武吉牛汝莪（当时是州选区）提名对垒民政的陈锦华及其它候选人，形成五角战。这一处女战出师不利，败下阵来，只获得了1754票，被陈锦华以5010高票击败。
卧薪尝胆的黄炎光并不甘于失败，1978年他转换码头，投身民主行动党。在林吉祥当年的威力下，提名角逐甘榜哥南州席（现易名为光大选区），与民政的邱继圃及独立阵线（七人帮）的马卓达和另一独立人士形成四角战。讵料邱继圃提名表格出问题被取消资格，结果剩下三角战。林苍佑对此十分失望，交待邱继圃必须上诉。
老实说，如果邱继圃没有马失前蹄，黄炎光要攻克林苍佑的爱将是极不容易的。林苍佑十分重视这个选区，是因为这是他改造乔治市的核心地带（光大就是在这个选区内兴建的地标）。
由于没有强大的对手，黄炎光以巨大票数胜出，比马卓达多出8000张票。这一战决定了黄炎光的未来政途，但也是不平坦的。因为四个月后邱继圃上诉得直，黄炎光中选无效，也就订下同年12月10日举行补选投票。
可是形势并未对邱继圃有利，原因是反对党的上诉都未得直，为何邱继圃上诉成功呢？尽管法律上邱继圃有其依据，但人心却未偏向邱继圃，而民政党也知悉民心有所不满，只好打出给民政多一席，俾和巫统平起平坐（那一届巫统有9席）。不料天不从人愿，邱继圃只得票4398张，黄炎光得票8063张，多数票是3655张。林苍佑失望的心情可想而知。
虽然黄炎光给行动党添了光彩，但厄运连连却在行动党内爆发。隶属于陈德泉派的萧汉钦、陈毓书及吴林炎与隶属于林吉祥派的卡巴星和被德达逊起了矛盾和冲突。结果是行动党内部出现危机。
原本不属于陈派而是党内的独行侠的黄炎光最先有了异动。在1979年时，林吉祥先发制人宣称有一位行动党议员拒绝跳槽成为行政议员（即指黄炎光）。这一下子迫得黄炎光不得不表态否认有此举动。民政的许岳全被拉下水成为穿针引线者。
虽然许岳金否认他有此献议，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但事后证明黄炎光与许岳全确实是在暗渡陈仓。黄炎光被晓以的理由是他的加盟民政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使到民政的议席增加到9个与巫统平分秋色。在林苍佑的说服下，黄炎光于1981年2月正式退出行动党加盟民政党，引发行动党的内部斗争加剧。1个月后，萧汉钦（国州议员）陈毓书（州议员）等人加盟马华公会。还有一位行动党国会议员黄鸿杰也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这样一来。行动党在槟州议会剩下卡巴星和彼德达逊两人，对林吉祥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然而真正威胁民政党的不是行动党，而是马华公会。自从林建寿于1980年在马华旗下参加彭加兰哥打区补选胜利后，他就与李三春部署在1982年的大选一定要给民政颜色看。
果然这一年的大选，马华分得8个州议席，与民政等量齐观，林建寿尚且放话以大选成绩决定首席部长人选。这一下子民政军情告急，林苍佑使出浑身解数，宁可要回甘榜哥南选区而让出马章武莫选区。但李三春不答应，硬是要在林苍佑的核心地带插旗。在无可奈何下，林苍佑宣布8个州议席仍派原班人马，可惜跳槽的黄炎光没有了去处，只好被派到日落洞国会面对卡巴星，不用说黄炎光败下阵来。林苍佑则成功保留8席，马华的林建寿在阴沟里翻船，只胜得6席，不能再和民政争首席部长了。
黄炎光被迫韬光养晦，几乎每晚都在许岳金家闲聊，他们的密切关系维持了好几年。当然林苍佑也欠黄炎光一个人情，因此在1986年大选时，让黄炎光角逐柑仔园州议席，而许岳金却被党调去升旗山区面对魏福星。其中的奥妙，就是政治的波诡云谲使然。这一回黄炎光再扬眉吐气，许岳金则黯然神伤。为“报答”黄炎光当年的跳槽，林苍佑提名他出任槟州立法议会议长。他是第二华裔出任此高职，第一位是郑耀林，而后就没有华裔有此“荣衔”。
当然黄炎光的目标是要成为行政议员，毕竟议长虽有地位但欠实权。可是幸运之神不再眷顾着他。1990年的大选，黄炎光再次在柑仔园区寻求蝉联，不幸被行动党的王福安拉下马，从此他的政途蒙上阴影。
即使他后来靠向林敬益，成为林敬益的人马，他还是没有机会再披战袍。他的“荣耀的日子”已远离了他，只好往商场发展。
虽然他一直保持民政党的中坚份子的地位，就是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他的遗憾也许是当不上行政议员；但反过来，行动党对他的遗憾是在当年“背叛”了栽培他的党。他也因此成为一个争议性人物。
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能说的是，对他的逝世感到惋惜。盖棺论定：他是一位少数从底层攀向高位的从政者。是时势造就了黄炎光，反过来，也给政坛增添一个又一个变数。
我和黄炎光的兄弟黄炎炳是同班同学，因此早年对他们的家庭有些熟络。他们都是在大路后出身的一个小康家庭。不过由于黄炎光受的是英文教育，与我们未有交往。
原本是银行职员的他，于1974年大选时应陈志勤的感召，在武吉牛汝莪（当时是州选区）提名对垒民政的陈锦华及其它候选人，形成五角战。这一处女战出师不利，败下阵来，只获得了1754票，被陈锦华以5010高票击败。
卧薪尝胆的黄炎光并不甘于失败，1978年他转换码头，投身民主行动党。在林吉祥当年的威力下，提名角逐甘榜哥南州席（现易名为光大选区），与民政的邱继圃及独立阵线（七人帮）的马卓达和另一独立人士形成四角战。讵料邱继圃提名表格出问题被取消资格，结果剩下三角战。林苍佑对此十分失望，交待邱继圃必须上诉。
老实说，如果邱继圃没有马失前蹄，黄炎光要攻克林苍佑的爱将是极不容易的。林苍佑十分重视这个选区，是因为这是他改造乔治市的核心地带（光大就是在这个选区内兴建的地标）。
由于没有强大的对手，黄炎光以巨大票数胜出，比马卓达多出8000张票。这一战决定了黄炎光的未来政途，但也是不平坦的。因为四个月后邱继圃上诉得直，黄炎光中选无效，也就订下同年12月10日举行补选投票。
可是形势并未对邱继圃有利，原因是反对党的上诉都未得直，为何邱继圃上诉成功呢？尽管法律上邱继圃有其依据，但人心却未偏向邱继圃，而民政党也知悉民心有所不满，只好打出给民政多一席，俾和巫统平起平坐（那一届巫统有9席）。不料天不从人愿，邱继圃只得票4398张，黄炎光得票8063张，多数票是3655张。林苍佑失望的心情可想而知。
虽然黄炎光给行动党添了光彩，但厄运连连却在行动党内爆发。隶属于陈德泉派的萧汉钦、陈毓书及吴林炎与隶属于林吉祥派的卡巴星和被德达逊起了矛盾和冲突。结果是行动党内部出现危机。
原本不属于陈派而是党内的独行侠的黄炎光最先有了异动。在1979年时，林吉祥先发制人宣称有一位行动党议员拒绝跳槽成为行政议员（即指黄炎光）。这一下子迫得黄炎光不得不表态否认有此举动。民政的许岳全被拉下水成为穿针引线者。
虽然许岳金否认他有此献议，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但事后证明黄炎光与许岳全确实是在暗渡陈仓。黄炎光被晓以的理由是他的加盟民政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使到民政的议席增加到9个与巫统平分秋色。在林苍佑的说服下，黄炎光于1981年2月正式退出行动党加盟民政党，引发行动党的内部斗争加剧。1个月后，萧汉钦（国州议员）陈毓书（州议员）等人加盟马华公会。还有一位行动党国会议员黄鸿杰也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这样一来。行动党在槟州议会剩下卡巴星和彼德达逊两人，对林吉祥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然而真正威胁民政党的不是行动党，而是马华公会。自从林建寿于1980年在马华旗下参加彭加兰哥打区补选胜利后，他就与李三春部署在1982年的大选一定要给民政颜色看。
果然这一年的大选，马华分得8个州议席，与民政等量齐观，林建寿尚且放话以大选成绩决定首席部长人选。这一下子民政军情告急，林苍佑使出浑身解数，宁可要回甘榜哥南选区而让出马章武莫选区。但李三春不答应，硬是要在林苍佑的核心地带插旗。在无可奈何下，林苍佑宣布8个州议席仍派原班人马，可惜跳槽的黄炎光没有了去处，只好被派到日落洞国会面对卡巴星，不用说黄炎光败下阵来。林苍佑则成功保留8席，马华的林建寿在阴沟里翻船，只胜得6席，不能再和民政争首席部长了。
黄炎光被迫韬光养晦，几乎每晚都在许岳金家闲聊，他们的密切关系维持了好几年。当然林苍佑也欠黄炎光一个人情，因此在1986年大选时，让黄炎光角逐柑仔园州议席，而许岳金却被党调去升旗山区面对魏福星。其中的奥妙，就是政治的波诡云谲使然。这一回黄炎光再扬眉吐气，许岳金则黯然神伤。为“报答”黄炎光当年的跳槽，林苍佑提名他出任槟州立法议会议长。他是第二华裔出任此高职，第一位是郑耀林，而后就没有华裔有此“荣衔”。
当然黄炎光的目标是要成为行政议员，毕竟议长虽有地位但欠实权。可是幸运之神不再眷顾着他。1990年的大选，黄炎光再次在柑仔园区寻求蝉联，不幸被行动党的王福安拉下马，从此他的政途蒙上阴影。
即使他后来靠向林敬益，成为林敬益的人马，他还是没有机会再披战袍。他的“荣耀的日子”已远离了他，只好往商场发展。
虽然他一直保持民政党的中坚份子的地位，就是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他的遗憾也许是当不上行政议员；但反过来，行动党对他的遗憾是在当年“背叛”了栽培他的党。他也因此成为一个争议性人物。
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能说的是，对他的逝世感到惋惜。盖棺论定：他是一位少数从底层攀向高位的从政者。是时势造就了黄炎光，反过来，也给政坛增添一个又一个变数。
15.12.07
解读陈方安生的胜利
1997年7月1日我从电视银幕上看到香港主权交接仪式的主席台上，有一位十分耀眼夺目的红衣女性站在稍后排的中间，一眼就认出她是万众注目的陈方安生，她换了老板，从布政司到政务司长，象征着中国接管香港后承诺政制50年不变。陈方安生这样形容香港回归后的心情：“当我看到国旗在晨风中缓缓飘扬，心头突然涌起一阵激动，使我不禁感动莫名。我想起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香港回归中国，原是何等理所当然。我是中国人。我生于中国。”（接受《明报月刊》专访时，对1997年10月1日国庆升旗礼上的内心剖释，2006年9月份）。凭着这样的爱国情操，她接受特首的邀请，出任第二把交椅。
然而曾几何时，她又突然在2001年卸职（结束39年公职），表面上是个人的决定，实则是她认为香港回归后的体制未能如她所愿，特别是对董建华没有洞悉香港人心态而急功近利的举措感到难以适从，于是以退为进地鼓吹全面的民主，坚持应在2012年举行双普选，即立法议员与特首直接由选民投票选出，而不是局限于800人选特首。她也因此被当地舆论称为“香港的良知”。由于她为“全面自由民主论”订下时间表，也引起北京对她另有看法。她自己也没有否认，自她卸职那一天起，她与北京闗系也由浓转淡；尤其是在2003年香港特区推出基本法第23条的“国安条例”触发50万港人示威大游行后，陈方安生已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在公开的场合批评特区政府的保守与不够积极推动民主的落实，更在2006及2007年身体力行参加争取普选的七一游行，在这方面，当时身为保安局长的叶刘淑仪也因此成为代罪羔羊辞职“谢罪”，连带23条被迫暂束之高阁。未想4年之后，叶刘淑仪又因一场补选与陈方安生直接对迭。
这场立法议员的补选是因为“民建联”（亲中派）主席马力癌症逝世而举行的，无形中给陈方安生提供一个平台来考验她的理念。虽然她们两人都是属于无党派人士，但她们背后却形成不同的政治运动。一个是支持陈太的“泛民主派”；另一个是支持叶太的“亲建制派”（主要是民建联的势力）。再深化下去，又演变成亲民主派与亲中派的角力战。如果可以解释的话，那就是叶太属于当权派的人马，而陈太是挑战派人马。
其奥妙之处就是叶太也不反对2010年双普选或可推迟至2016年或2017年，但她认为还是要对特首的提名有所限制，先由一个1800人组成的委员会筛选，至少要有180人支持才有资格提名参选。同时要体现出中央主权，因为特首有两个大老板（中央和选民）。这是叶太对《一国两制》的说法。但陈太形容是开民主倒车，预设关卡是不能让香港选民选出心目中的特首。
结果陈太以17万张票对叶太的14万张票取胜，反映出香港人比较接受陈太的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主张。因此陈太说是民主的胜利。
虽然如此，我们不应将这样的投票结果解释成“反中共势力的壮大”。恰恰相反，这只是对《一国两制》的不同诠释，并没有所谓挑战中国的主权，理由是没有香港人愿意使香港成为“反中共的基地”或“西方的应声虫”，而是希望《一国两制》能不断完善推动政党政治更成熟。相信北京已收到这样的讯息，需要更深入的全方位对话。也会认为叶太不是适当的代言人。
然而曾几何时，她又突然在2001年卸职（结束39年公职），表面上是个人的决定，实则是她认为香港回归后的体制未能如她所愿，特别是对董建华没有洞悉香港人心态而急功近利的举措感到难以适从，于是以退为进地鼓吹全面的民主，坚持应在2012年举行双普选，即立法议员与特首直接由选民投票选出，而不是局限于800人选特首。她也因此被当地舆论称为“香港的良知”。由于她为“全面自由民主论”订下时间表，也引起北京对她另有看法。她自己也没有否认，自她卸职那一天起，她与北京闗系也由浓转淡；尤其是在2003年香港特区推出基本法第23条的“国安条例”触发50万港人示威大游行后，陈方安生已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在公开的场合批评特区政府的保守与不够积极推动民主的落实，更在2006及2007年身体力行参加争取普选的七一游行，在这方面，当时身为保安局长的叶刘淑仪也因此成为代罪羔羊辞职“谢罪”，连带23条被迫暂束之高阁。未想4年之后，叶刘淑仪又因一场补选与陈方安生直接对迭。
这场立法议员的补选是因为“民建联”（亲中派）主席马力癌症逝世而举行的，无形中给陈方安生提供一个平台来考验她的理念。虽然她们两人都是属于无党派人士，但她们背后却形成不同的政治运动。一个是支持陈太的“泛民主派”；另一个是支持叶太的“亲建制派”（主要是民建联的势力）。再深化下去，又演变成亲民主派与亲中派的角力战。如果可以解释的话，那就是叶太属于当权派的人马，而陈太是挑战派人马。
其奥妙之处就是叶太也不反对2010年双普选或可推迟至2016年或2017年，但她认为还是要对特首的提名有所限制，先由一个1800人组成的委员会筛选，至少要有180人支持才有资格提名参选。同时要体现出中央主权，因为特首有两个大老板（中央和选民）。这是叶太对《一国两制》的说法。但陈太形容是开民主倒车，预设关卡是不能让香港选民选出心目中的特首。
结果陈太以17万张票对叶太的14万张票取胜，反映出香港人比较接受陈太的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主张。因此陈太说是民主的胜利。
虽然如此，我们不应将这样的投票结果解释成“反中共势力的壮大”。恰恰相反，这只是对《一国两制》的不同诠释，并没有所谓挑战中国的主权，理由是没有香港人愿意使香港成为“反中共的基地”或“西方的应声虫”，而是希望《一国两制》能不断完善推动政党政治更成熟。相信北京已收到这样的讯息，需要更深入的全方位对话。也会认为叶太不是适当的代言人。
10.12.07
我与方北方
马华名作家方北方（1918-2007）于11月11日走了，享年90岁，我是先“认识”《迟亮的早晨》才认识方北方的。1957年我尚在小学读书。一天，老师拿着一叠书走进课室，向我们推介买一本《迟亮的早晨》。因此我对这本书的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方先生尚在韩江中学执教。
1958年我升上中学。韩江中学不幸发生董事长林连登与校长方学李（来自台湾）的官司案件。方北方卷入其中，他成了校长的庭上证人（这场动轰遐迩的官司最后以赔偿方学李了结）。我不知道方北方为何成为证人，我只知道他们两人都姓方。
官司了结后，方北方也在1959年离开韩中，转到麻坡中化中学任教，我与方北方无缘相识，也未上过他的中文课。
1963年林连登逝世。韩中也换了邢鹤年担任校长。方北方又回到韩中任教。我刚好那年就读高中三，有投稿给《韩中生活》（方北方主编），也有给学生编的文艺专刊《韩风》供稿。就这样我和方北方相遇而相识了。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们。但冥冥之中似乎注定我们在日后会成为亦师亦友的文化人。
60年代中期，我离开了南洋大学，进入《星洲日报》工作，又不时与方北方见面。他不断地鼓励我多写一些特写稿。我在这个时期，又与在《星槟日报》服务的李良树成为同事与好友。我们两人经常出外采访。没有指派工作时，都会自找新闻。李良树是方北方的女婿，从他的口中，我对方北方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时候，他的另一本小说《剎那的正午》出版，与《迟亮的早晨》同列为《风云三部曲》之一和之二。第三部《幻灭的黄昏》则迟至1978年才出版。
70年代初期，我转入《星槟日报》担任编辑，负责槟城版，与方北方的接触也较多。他也不时拿一些学校的新闻稿和文稿交给报馆发表。这一年（1970）我的处女作《采访外集》面世，得到他的诸多鼓励。1973年我再出版《采访二集》，也得到他诸多的指点，当然与方北方的多产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的。
方北方原先是住在与《星槟日报》大厦隔邻的张弼士故居（有七十二房客之称），生活简朴，也方便他经常到报社走动，后来他自置新居，举家搬到海客园单层排屋。一直到终老，总算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方北方有时也会带领一些外国学者来访，我也从中认识了这批文化人。方北方的性格，他是不善于与商场的人打交道的。但喜欢与文化人在一起。与他比较接近的文化人是已故刘因果（曾任韩中老师，是位日本通）及已故温梓川（光华日报总编辑，也是一名作家）。他们三人在退休后就经常找我聊天。
1977年，我出第三个集子《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请方北方写序。没想到这本小册子竟成热卖，有了第二次版。最后卖了4千本，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促成了我更加努力的写作，这也应归功于方北方的勉励有之论之。
1978年，方北方当选马来西亚华人写作人协会副主席，与我有更频密的往来。1980年更上一层楼，担任作协主席。在这段期间，有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一)为推广马华文学创作，方北方找我商议每周拨出一版供他编《文艺公园》除了要求文房协助打字外，排版由他一手操办，稿费并不重要，只提出1000字约15元马币即可。我见他那么热诚也爽快地承诺，并将此事告知总经理胡榆芳，他也一口答应了。就这样，方北方主编的《文艺公园》前前后后也编了4年左右，直到1983年。
我们珍惜这个版位是因为他邀约了海内外知名作家供稿，使内容别有看头。
(二)其二，在他担任作协主席后，邀请我组识一个班底成立北马联络组，为作协筹款。我也二话不说，找了一些大商家支持，总共筹得六万余元，悉数交给作协。当时的名誉是筹募会所基金。为使场面充满文学气息，我们在移交仪式的当晚在双喜楼举行了一场《北马文学之夜》，场面热闹而温馨。方北方对作协的劳心劳力，由此可以证明。
其三，在80年代初期，南大校友会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我担任主编，请了方北方、刘果因、温梓川、锺城芳及梅井等人担任评委，并由方先生担任总评，而后结集出版成书，这次主办之成功，也有方先生的功劳。
虽然我在1980年出版《柬埔寨的悲剧》没有请方先生写序（因是时事文章，我自写序），但在1984年我出版《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一书时，得到方北方不少的帮忙。其缘由是这样的：我的第一版循报社排阵，请林庆金（报社老板）写序，出版后方北方写了一篇读后感，我刊在《星槟日报》，没想到香港的《地平线》月刊拿去转载。于是在出第二版时，我把方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收录其中，它成了这本书的一个热卖点，前后也共卖了4千本。
1985年我离开《星槟日报》，与友人合创《联合报》。1987年方北方出任韩江中学校长，他请我“拔刀相助”，为韩中新闻班讲授政治时事。我就这样当了二年的讲师，直到他在1989年辞卸校长职。
90年代初期，我离开报社走进商界自行创业，方北方也正式退出杏坛，但仍勤于笔耕。大概在1995年间，方北方为其患癌的夫人操透了心，也到我的医药公司寻找名药治疗，可惜返魂乏术，其夫人陈克华蒙主恩召，加上其它因素，方北方忧悒成病，从此不再过问人间事。但他留下的丰硕文学创作成为马华文学的宝贵文学遗产。我也自此之后没有再见过方北方，只知道他的晚年过得很不愉快，已不能行动自如（他原本是一位爬山专家）。
2007年他结束了痛苦的晚年，我去吊唁瞻仰他的遗容安详而自在，从1946年到1994年，他先后出版27本著作，是个著作等身的马华作家，也许不久之后，方北方受到丛书会在有心人的协助下全集出版，在马华文学史上，他必然占有一个重要的席位。
1958年我升上中学。韩江中学不幸发生董事长林连登与校长方学李（来自台湾）的官司案件。方北方卷入其中，他成了校长的庭上证人（这场动轰遐迩的官司最后以赔偿方学李了结）。我不知道方北方为何成为证人，我只知道他们两人都姓方。
官司了结后，方北方也在1959年离开韩中，转到麻坡中化中学任教，我与方北方无缘相识，也未上过他的中文课。
1963年林连登逝世。韩中也换了邢鹤年担任校长。方北方又回到韩中任教。我刚好那年就读高中三，有投稿给《韩中生活》（方北方主编），也有给学生编的文艺专刊《韩风》供稿。就这样我和方北方相遇而相识了。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们。但冥冥之中似乎注定我们在日后会成为亦师亦友的文化人。
60年代中期，我离开了南洋大学，进入《星洲日报》工作，又不时与方北方见面。他不断地鼓励我多写一些特写稿。我在这个时期，又与在《星槟日报》服务的李良树成为同事与好友。我们两人经常出外采访。没有指派工作时，都会自找新闻。李良树是方北方的女婿，从他的口中，我对方北方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时候，他的另一本小说《剎那的正午》出版，与《迟亮的早晨》同列为《风云三部曲》之一和之二。第三部《幻灭的黄昏》则迟至1978年才出版。
70年代初期，我转入《星槟日报》担任编辑，负责槟城版，与方北方的接触也较多。他也不时拿一些学校的新闻稿和文稿交给报馆发表。这一年（1970）我的处女作《采访外集》面世，得到他的诸多鼓励。1973年我再出版《采访二集》，也得到他诸多的指点，当然与方北方的多产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的。
方北方原先是住在与《星槟日报》大厦隔邻的张弼士故居（有七十二房客之称），生活简朴，也方便他经常到报社走动，后来他自置新居，举家搬到海客园单层排屋。一直到终老，总算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方北方有时也会带领一些外国学者来访，我也从中认识了这批文化人。方北方的性格，他是不善于与商场的人打交道的。但喜欢与文化人在一起。与他比较接近的文化人是已故刘因果（曾任韩中老师，是位日本通）及已故温梓川（光华日报总编辑，也是一名作家）。他们三人在退休后就经常找我聊天。
1977年，我出第三个集子《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请方北方写序。没想到这本小册子竟成热卖，有了第二次版。最后卖了4千本，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促成了我更加努力的写作，这也应归功于方北方的勉励有之论之。
1978年，方北方当选马来西亚华人写作人协会副主席，与我有更频密的往来。1980年更上一层楼，担任作协主席。在这段期间，有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一)为推广马华文学创作，方北方找我商议每周拨出一版供他编《文艺公园》除了要求文房协助打字外，排版由他一手操办，稿费并不重要，只提出1000字约15元马币即可。我见他那么热诚也爽快地承诺，并将此事告知总经理胡榆芳，他也一口答应了。就这样，方北方主编的《文艺公园》前前后后也编了4年左右，直到1983年。
我们珍惜这个版位是因为他邀约了海内外知名作家供稿，使内容别有看头。
(二)其二，在他担任作协主席后，邀请我组识一个班底成立北马联络组，为作协筹款。我也二话不说，找了一些大商家支持，总共筹得六万余元，悉数交给作协。当时的名誉是筹募会所基金。为使场面充满文学气息，我们在移交仪式的当晚在双喜楼举行了一场《北马文学之夜》，场面热闹而温馨。方北方对作协的劳心劳力，由此可以证明。
其三，在80年代初期，南大校友会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我担任主编，请了方北方、刘果因、温梓川、锺城芳及梅井等人担任评委，并由方先生担任总评，而后结集出版成书，这次主办之成功，也有方先生的功劳。
虽然我在1980年出版《柬埔寨的悲剧》没有请方先生写序（因是时事文章，我自写序），但在1984年我出版《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一书时，得到方北方不少的帮忙。其缘由是这样的：我的第一版循报社排阵，请林庆金（报社老板）写序，出版后方北方写了一篇读后感，我刊在《星槟日报》，没想到香港的《地平线》月刊拿去转载。于是在出第二版时，我把方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收录其中，它成了这本书的一个热卖点，前后也共卖了4千本。
1985年我离开《星槟日报》，与友人合创《联合报》。1987年方北方出任韩江中学校长，他请我“拔刀相助”，为韩中新闻班讲授政治时事。我就这样当了二年的讲师，直到他在1989年辞卸校长职。
90年代初期，我离开报社走进商界自行创业，方北方也正式退出杏坛，但仍勤于笔耕。大概在1995年间，方北方为其患癌的夫人操透了心，也到我的医药公司寻找名药治疗，可惜返魂乏术，其夫人陈克华蒙主恩召，加上其它因素，方北方忧悒成病，从此不再过问人间事。但他留下的丰硕文学创作成为马华文学的宝贵文学遗产。我也自此之后没有再见过方北方，只知道他的晚年过得很不愉快，已不能行动自如（他原本是一位爬山专家）。
2007年他结束了痛苦的晚年，我去吊唁瞻仰他的遗容安详而自在，从1946年到1994年，他先后出版27本著作，是个著作等身的马华作家，也许不久之后，方北方受到丛书会在有心人的协助下全集出版，在马华文学史上，他必然占有一个重要的席位。
8.12.07
从陆克文身上看到的
这一下子，再也没有任何华文媒体把澳洲新总理的名字翻译成不同的名字，因为他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陆克文”。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日子里，我们总是被中文译名困扰而无从统一，即便简单的前美国总统Richard Nixon，也出现尼克逊，尼逊和尼克松等等的名字。其它非中文世界的名人，其译名更是不一而足了。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中文名字，任由中文媒体去译音，爱怎么称呼都行，反正他们也看不懂中文字。例如在2001年911事件后，电视台就称呼恐布大亨是本拉登，后来又看到中文报译成奥沙马，原来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著Osama bin Laden。
陆克文（Kevin Rudd）的出现和崛起，首次解决了中文媒体长久以来面对的“窘境”，不必再为译名之不同而伤脑筋。这确实是一大破。它意味着中文已登陆世界舞台，连外国名人在成名前也会在中文名排行榜中预留大名。
也许在某些人看来陆克文只是一个意外的例子，说明不了什么，但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看陆克文，他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讯息﹕在未来的日子，任何有心挤入世界名人榜的人，必须为自己立下一个中文名，已不能再任人自行翻译其名字；尤其不能忽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总得要让中国人民或世界各地懂得中文的人牢记一个名字，不是二个三个乃至四个的名字，而其实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陆克文会有中文名字？原来他在澳洲国立大学读书时，主修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对中文有特殊的爱好。后来出任外交官，更曾在中国工作一个时期。在耳濡目染下，自然会认同中文字的可爱与魅力，就取一个有名有姓的中文名，真是“传情又传神”；同时让人大开眼界地领悟到原来懂得中文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一个政治筹码，有助于一个人攀向政治高峰。
当然陆克文的成功还有其它主客观因素，包括敌手霍华德在位过久而被选民厌倦，尽管他有创造济奇迹的记录，但仍然不敌民心之思变。
从陆克文的身上，我们看到两个政治取向。其一是一个人在位太久毕竟不是好事，总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乃至失败的苦果；其二是中文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语文，而是被认为通往东方社会大门的钥匙，更是参政的有利条件之一。
拿马来西亚来说，过去参政的华人精英多数只需精通英文不谙华文也可以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但在80年代之后，已要求华人参政者必须用华语与人民沟通，进而要求从政者也能兼通华语华文，否则将与华社脱节。这又说明了华语华文已是当今的华裔从政者的必备条件，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马华、民政乃至行动党的新一代领导人都是掌握了华语华文的精英不是已经告诉我们华语华文的重要性吗？
当然他们身为华人比陆克文拥有更多的中文情意结是义不容辞的事。不过我们的政界仍存在着不懂中文华语的华裔从政者，他们有必要向陆克文看齐，不然将会有所失落的。
总而言之，陆克文让我们看到华文有灿烂的未来。
陆克文（Kevin Rudd）的出现和崛起，首次解决了中文媒体长久以来面对的“窘境”，不必再为译名之不同而伤脑筋。这确实是一大破。它意味着中文已登陆世界舞台，连外国名人在成名前也会在中文名排行榜中预留大名。
也许在某些人看来陆克文只是一个意外的例子，说明不了什么，但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看陆克文，他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讯息﹕在未来的日子，任何有心挤入世界名人榜的人，必须为自己立下一个中文名，已不能再任人自行翻译其名字；尤其不能忽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总得要让中国人民或世界各地懂得中文的人牢记一个名字，不是二个三个乃至四个的名字，而其实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陆克文会有中文名字？原来他在澳洲国立大学读书时，主修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对中文有特殊的爱好。后来出任外交官，更曾在中国工作一个时期。在耳濡目染下，自然会认同中文字的可爱与魅力，就取一个有名有姓的中文名，真是“传情又传神”；同时让人大开眼界地领悟到原来懂得中文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一个政治筹码，有助于一个人攀向政治高峰。
当然陆克文的成功还有其它主客观因素，包括敌手霍华德在位过久而被选民厌倦，尽管他有创造济奇迹的记录，但仍然不敌民心之思变。
从陆克文的身上，我们看到两个政治取向。其一是一个人在位太久毕竟不是好事，总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乃至失败的苦果；其二是中文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语文，而是被认为通往东方社会大门的钥匙，更是参政的有利条件之一。
拿马来西亚来说，过去参政的华人精英多数只需精通英文不谙华文也可以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但在80年代之后，已要求华人参政者必须用华语与人民沟通，进而要求从政者也能兼通华语华文，否则将与华社脱节。这又说明了华语华文已是当今的华裔从政者的必备条件，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马华、民政乃至行动党的新一代领导人都是掌握了华语华文的精英不是已经告诉我们华语华文的重要性吗？
当然他们身为华人比陆克文拥有更多的中文情意结是义不容辞的事。不过我们的政界仍存在着不懂中文华语的华裔从政者，他们有必要向陆克文看齐，不然将会有所失落的。
总而言之，陆克文让我们看到华文有灿烂的未来。
3.12.07
政治不是铁板一块
朋友们都喜欢与我聊政治话题。最近有一位参政多年但未曾提名竞选的老朋友向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政治应是黑白分明的，而且是没有妥协的。”
我听不大懂他究竟要表达什么？请他说得明白一点。他却给我说了以下难以理解的话：“参加一个政党就是执着党的理念和宗旨。如果是多元种族的政党，就要表现出其多元性，不但党员是各民族的，而且敢于推出各种族的候选人参加各个选区的竞选，不是偏向某一种族，不然就不能说是多元性的政党。
在这个基础上，政党本身就要坚持到底，即使不能与其它政党合作，也要孤军上路。”
我说他这种说法十分理想化，只从一个狭小的角度看问题，我问他：如果这样的话，在种族政治下，这个政党岂不是没有机会执政？
他说那我们可以等啊，5年不成，就50年吧！“若是50年又不成，不是要很多的50年？”我问。他回应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一个人加入了某个政党，就是跟着这个党的立场走，不需要重视与其它政党的合作。若是为了竞选而妥协，那是不正确的，大不了就是各在选举上决胜负，即使失败了也可以再等。
我问他一个人有多少个5年？他说没关系，这一代人不能完成，让下一代人去努力。这就是他的固执而又简单但十分教条的信念。
我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上，仍然有这样的参政者，也许为数不多；也许还真不少，但这样的心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的政治就变成铁板一块，再也没有什么灵活性了。
其实，政治本身是一种斗争，而斗争是为了获取权力；权力就是政党追求的最高目的，虽然不是最终目的。因此一个政党的成立自有其政治目标与议程。但政党的生命和延续不能光靠理想而生存，它需要党员，要有群众的基础。在民主的国家，就是以政党获取的议席来决定一个政党的生命力。
举个例子来说，1955年成立的人民党，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号。在1957年它和劳工党结合组成社阵之后，它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不单有国州议席，也曾执政一些市议会和地方议会。因为它在选举中得到选民的支持。
但曾几何时，人民党的领袖因为“坚持”支持“国语法案”，在1965年与劳工党分道扬镳，也就开始走下坡了。不但党内有影响力的华裔党员离开了，而且也为了所谓的“原则和立场”不与劳工党走在一起（我们暂且不提后来的左翼斗争还有其它因素促使走向分裂和退出议会斗争），结果是人民党自我孤立于左翼运动中。即使1969年的大选是反对党的大好时机，人民党并没有因参加议会选举而得利，反而是其它反对党在合作声中探出头来。
自此之后，人民党的势力只有退后而没有前进，虽然没有人否认它依然是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个有理念和多元性的政党，但在现实面前，在下来的历届选举中，人民党都每下愈况。最终不得不在2003年与国民公正党合并。虽说是被后者收编，连社会主义的牌子也拿下来，但至少保存了党的名字和影子。这就是求变而生存的道理。当然也证诸了理想如果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也是一个幻梦。
在今天我们不提人民党而提公正党，那是因为公正党仍有其生命力。同样的，其它的政党如果只活在理念中或者从本身的利益来搞政治，而不学习所谓的统战和政治艺术是应对之道，结果是因自视过高淹没了政治存在妥协与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实，一个政党再强大也是吃不完所有的“蛋糕”。这就意味着政治本身存在一种分享（大分享或小分享）的战略。
因此我对这个朋友参政这么多年还是一厢情愿地迷信政治理念和原则高于一切，不屑与其它政党合作的心态感到吃惊。如果屡败屡战，那又有什么意思？一个人有多久的耐性打一场又一场的没有胜算的持久战？一个政党旳寿命又能承受几个失败呢？
就此而言，与其高谈阔论理念，不如放下身段，在政治的艺术中学会“让步”是胜利的基石，“逞强”是失败的先兆。理由是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听不大懂他究竟要表达什么？请他说得明白一点。他却给我说了以下难以理解的话：“参加一个政党就是执着党的理念和宗旨。如果是多元种族的政党，就要表现出其多元性，不但党员是各民族的，而且敢于推出各种族的候选人参加各个选区的竞选，不是偏向某一种族，不然就不能说是多元性的政党。
在这个基础上，政党本身就要坚持到底，即使不能与其它政党合作，也要孤军上路。”
我说他这种说法十分理想化，只从一个狭小的角度看问题，我问他：如果这样的话，在种族政治下，这个政党岂不是没有机会执政？
他说那我们可以等啊，5年不成，就50年吧！“若是50年又不成，不是要很多的50年？”我问。他回应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一个人加入了某个政党，就是跟着这个党的立场走，不需要重视与其它政党的合作。若是为了竞选而妥协，那是不正确的，大不了就是各在选举上决胜负，即使失败了也可以再等。
我问他一个人有多少个5年？他说没关系，这一代人不能完成，让下一代人去努力。这就是他的固执而又简单但十分教条的信念。
我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上，仍然有这样的参政者，也许为数不多；也许还真不少，但这样的心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的政治就变成铁板一块，再也没有什么灵活性了。
其实，政治本身是一种斗争，而斗争是为了获取权力；权力就是政党追求的最高目的，虽然不是最终目的。因此一个政党的成立自有其政治目标与议程。但政党的生命和延续不能光靠理想而生存，它需要党员，要有群众的基础。在民主的国家，就是以政党获取的议席来决定一个政党的生命力。
举个例子来说，1955年成立的人民党，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号。在1957年它和劳工党结合组成社阵之后，它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不单有国州议席，也曾执政一些市议会和地方议会。因为它在选举中得到选民的支持。
但曾几何时，人民党的领袖因为“坚持”支持“国语法案”，在1965年与劳工党分道扬镳，也就开始走下坡了。不但党内有影响力的华裔党员离开了，而且也为了所谓的“原则和立场”不与劳工党走在一起（我们暂且不提后来的左翼斗争还有其它因素促使走向分裂和退出议会斗争），结果是人民党自我孤立于左翼运动中。即使1969年的大选是反对党的大好时机，人民党并没有因参加议会选举而得利，反而是其它反对党在合作声中探出头来。
自此之后，人民党的势力只有退后而没有前进，虽然没有人否认它依然是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个有理念和多元性的政党，但在现实面前，在下来的历届选举中，人民党都每下愈况。最终不得不在2003年与国民公正党合并。虽说是被后者收编，连社会主义的牌子也拿下来，但至少保存了党的名字和影子。这就是求变而生存的道理。当然也证诸了理想如果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也是一个幻梦。
在今天我们不提人民党而提公正党，那是因为公正党仍有其生命力。同样的，其它的政党如果只活在理念中或者从本身的利益来搞政治，而不学习所谓的统战和政治艺术是应对之道，结果是因自视过高淹没了政治存在妥协与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实，一个政党再强大也是吃不完所有的“蛋糕”。这就意味着政治本身存在一种分享（大分享或小分享）的战略。
因此我对这个朋友参政这么多年还是一厢情愿地迷信政治理念和原则高于一切，不屑与其它政党合作的心态感到吃惊。如果屡败屡战，那又有什么意思？一个人有多久的耐性打一场又一场的没有胜算的持久战？一个政党旳寿命又能承受几个失败呢？
就此而言，与其高谈阔论理念，不如放下身段，在政治的艺术中学会“让步”是胜利的基石，“逞强”是失败的先兆。理由是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
1.12.07
中国崛起的历史条件
一个国家的崛起，必有其历史条件，中国也不例外。究竟中国的崛起的条件那里？它对世界又有什么冲击？这都是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远的不说，单就这百年来的中国变化，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1911年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更是震撼世界。但建立民国后的中国仍然是四分五裂，军阀林立，时局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因此无从创造条件形成一个统一与强大的中国，也就无从崛起，只能消耗于内斗中。
直到1949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成功地解放中国，才使世界睁大眼睛看到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从中崛起。毛泽东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深深地烙在人们的脑海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世界版图的又再一次重新规划。东方集团的势力跨前一步，西方世界更是步步为营，担心骨牌理论效应，于是有了两大势力的斗争加剧，为冷战增添无数个危机。
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按其思维，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既不受苏联控制，也抗拒美国的封锁战略。他推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方针，以期打破美国及西方集团的围堵。
这一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希望能取得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及国防）。虽然为慎防“和平演变”，在1957年后，中国因自身的内因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引发社会问题尖锐化，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其和平外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的破冰之旅即为一例，也证诸中国已被美国视为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已有条件在世界舞台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崛起是偏重于政治与军事上的意义，那么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时代（1978年-1997年）所开创的局面是全方部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上。他的“改革开放”成为当今中国方向的指引。在邓小平的坚持下，结束了一切无谓的内斗和消耗，包括“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从内部的整顿而收到了拨乱反正的效果。
邓小平的目的是要用不同的思维来思考中国的未来，突出经济，减少政治干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改善民生，才能安定民心，以便集中精力从事建设。在这方面，邓小平并没有完全乖离毛泽东的宏愿，而是重新演绎毛泽东思想，在后来成为邓小平的理论。其特点是让革命色彩褪色，终止阶级斗争，不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阵线，也不鼓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实事求是地积极加入国际社会大家庭，通过外交争取广泛的友谊和引进外来投资，重新赋予中国新的动力和生命力。
然而这个过程是曲折与坎坷的，邓小平也面对天安门六四事件的巨大冲击（1989年），不得不重新布署其政治格局，起用江泽民取代赵紫阳，也有了90年代初期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战略方针，确保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再受严重干扰。
不过到了2003年，中国在新领导人胡锦涛的主导下，基于时机成熟，正式提出中国将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这就是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第一次崛起的历史条件是它统一了全中国；而后邓小平时代的第二次崛起的历史条件是改革开放成效显着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它也是第一次崛起的延续，但更有其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立足于世界之林。
远的不说，单就这百年来的中国变化，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1911年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更是震撼世界。但建立民国后的中国仍然是四分五裂，军阀林立，时局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因此无从创造条件形成一个统一与强大的中国，也就无从崛起，只能消耗于内斗中。
直到1949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成功地解放中国，才使世界睁大眼睛看到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从中崛起。毛泽东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深深地烙在人们的脑海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世界版图的又再一次重新规划。东方集团的势力跨前一步，西方世界更是步步为营，担心骨牌理论效应，于是有了两大势力的斗争加剧，为冷战增添无数个危机。
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按其思维，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既不受苏联控制，也抗拒美国的封锁战略。他推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方针，以期打破美国及西方集团的围堵。
这一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希望能取得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及国防）。虽然为慎防“和平演变”，在1957年后，中国因自身的内因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引发社会问题尖锐化，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其和平外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的破冰之旅即为一例，也证诸中国已被美国视为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已有条件在世界舞台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崛起是偏重于政治与军事上的意义，那么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时代（1978年-1997年）所开创的局面是全方部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上。他的“改革开放”成为当今中国方向的指引。在邓小平的坚持下，结束了一切无谓的内斗和消耗，包括“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从内部的整顿而收到了拨乱反正的效果。
邓小平的目的是要用不同的思维来思考中国的未来，突出经济，减少政治干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改善民生，才能安定民心，以便集中精力从事建设。在这方面，邓小平并没有完全乖离毛泽东的宏愿，而是重新演绎毛泽东思想，在后来成为邓小平的理论。其特点是让革命色彩褪色，终止阶级斗争，不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阵线，也不鼓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实事求是地积极加入国际社会大家庭，通过外交争取广泛的友谊和引进外来投资，重新赋予中国新的动力和生命力。
然而这个过程是曲折与坎坷的，邓小平也面对天安门六四事件的巨大冲击（1989年），不得不重新布署其政治格局，起用江泽民取代赵紫阳，也有了90年代初期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战略方针，确保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再受严重干扰。
不过到了2003年，中国在新领导人胡锦涛的主导下，基于时机成熟，正式提出中国将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这就是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第一次崛起的历史条件是它统一了全中国；而后邓小平时代的第二次崛起的历史条件是改革开放成效显着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它也是第一次崛起的延续，但更有其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立足于世界之林。
26.11.07
正视我国大学排名下滑
英国《泰晤士报》每年都为世界各地的大学进行排名，今年的调查要求更高，总共取得5101个学者及1482间国际公司提供评估意见；同时也参考各大学的国际教职员所占比例，国际学生比率，学生与全体教职员的比率、全体教职员论文引用次数的情况进行考察，结果排名第一的仍然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而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并列第二位，下来在排名十位内的也是英美的大学。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的排名大跃进，前者跻身第18位，后者提升至38位，压倒了北大和清大（分别跌至36位及40位），新加坡大学也跌至33位。由此可见，香港两间大学已成为国际顶尖大学。
虽然北大和清大仍被视为中国名列前茅的大学，但这历史地位已备受挑战。倘若不急起直追，恐怕来年会被再拉下。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今年度的排行榜竟把马来西亚的两间大学挤出200名之列。一向被认为是我国尖端的马来亚大学，从去年的排行192位，滑跌至246位；国民大学则从185位降到309位；而理科大学从第277位被拉下到307位。换句话说，马来西亚没有一间大学能够在新指标下企立在200名之列，这确然是值得国人深思与忧虑的事，针对此事，首相阿都拉认为将挫折国家致力招收外国生的努力。
法新社引述首相的谈话说：“人民会问，是否外国生来到马来西亚深造是因为学费便宜？如果是的话，我们还是得讲求素质。我们不能接受学费低廉但又是低素质的说法。”
另一方面，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形容是“国家的耻辱”。他促请国家领袖终止自鸣得意和错觉地以为马来西亚已成为更具全球化竞争的地位。两位政治人物的批评立场虽有不同，但也点出了国家教育素质有下降之虞。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的原因是我们的大学，不论是公立的或私立的，都迷信本身已做得很好，如果不是最好的话。它们也许忽略了国际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仍把自己定位在国内的视角。副教育部长韩春锦更说了寓意深长的话：“不是因为本地大学素质退步，而是其它国家的大学进步得太快。”
事实是否如此，有待专家“考证”，但不争的是：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跟进的步伐慢了。这种“跟不上或别人走得太快论”自然有斟酌的余地。因为我们不能老是抱怨别人走得太快，而是要急起直追才是应对之道。
让我们再看看国内的一项调查报告就不难发现我们原来是以本身的情况来评估自己。虽然高教部长慕斯达法在本月初公布ARES（鉴定国内政府大学学术声誉）的调查报告指说名列榜首的是理科大学（五星），而下来是回教大学、玛拉工艺大学、国民大学、马来亚大学、博特拉大学及工艺大学（各得四星）。
姑不论这项调查与国际调查有多大的差距，但不能否认的是它还是未根据世界标准进行考察。因此慕斯达化说，政府成立大马学术鉴定机构（MOA）（MALAYSIAN QUALIFICATION AGENCY）（用以取代原来的国家学术鉴定机构（LAN））目前正着手搜集公立大学的资料，预料在明年才能够作出排名。同时，政府也准备将大学分类为研究型大学，普及大学及专门科系大学。他附带地说，官方将采用国际惯用的17指标来鉴定大学的排名秩序，所谓的指标包括“学术人员的学历、学生的选择和比例（收国际学生的比率），大学的研究成果和计划及管理方面等等。
这些指标固然符合国际要求，不过，《泰晤士报》的标准订得更高，在六大指标中的前两者即独立学术视角评论及研究成果引用占了60%之比重。如果缺乏学术性的成果被国际认可，则我国的大学要在来年提升地位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因此我们认为，官方在进行评估的当儿，也要力促每间大学都能不断地改进。当然政府还是可以选择性地选出几间顶尖大学，让它们成为精英大学。正如高等教育大蓝图所公布那样，要通过塑造精英大学来取得更好的绩效。
在这方面，我们同意不是每间大学都要走精英之路，普及型的大学以造就大学人才还是必要的。如果政府认定马大、理大和国大是“可造之校”，不妨先从这几间大学下手，只有通过大学本身的改善和提升，才能达到改革的目标。不然光是有指标而国内大学仍然自我标榜的话，我们还是上不去的。
总而言之，基于在国际学术界眼中，我们的大学已被标签为普及大学而被排在200名外，政府有必要改变策略，力争上游，不要怪别人走太快，而要回看自己是否走的太慢。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的排名大跃进，前者跻身第18位，后者提升至38位，压倒了北大和清大（分别跌至36位及40位），新加坡大学也跌至33位。由此可见，香港两间大学已成为国际顶尖大学。
虽然北大和清大仍被视为中国名列前茅的大学，但这历史地位已备受挑战。倘若不急起直追，恐怕来年会被再拉下。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今年度的排行榜竟把马来西亚的两间大学挤出200名之列。一向被认为是我国尖端的马来亚大学，从去年的排行192位，滑跌至246位；国民大学则从185位降到309位；而理科大学从第277位被拉下到307位。换句话说，马来西亚没有一间大学能够在新指标下企立在200名之列，这确然是值得国人深思与忧虑的事，针对此事，首相阿都拉认为将挫折国家致力招收外国生的努力。
法新社引述首相的谈话说：“人民会问，是否外国生来到马来西亚深造是因为学费便宜？如果是的话，我们还是得讲求素质。我们不能接受学费低廉但又是低素质的说法。”
另一方面，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形容是“国家的耻辱”。他促请国家领袖终止自鸣得意和错觉地以为马来西亚已成为更具全球化竞争的地位。两位政治人物的批评立场虽有不同，但也点出了国家教育素质有下降之虞。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的原因是我们的大学，不论是公立的或私立的，都迷信本身已做得很好，如果不是最好的话。它们也许忽略了国际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仍把自己定位在国内的视角。副教育部长韩春锦更说了寓意深长的话：“不是因为本地大学素质退步，而是其它国家的大学进步得太快。”
事实是否如此，有待专家“考证”，但不争的是：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跟进的步伐慢了。这种“跟不上或别人走得太快论”自然有斟酌的余地。因为我们不能老是抱怨别人走得太快，而是要急起直追才是应对之道。
让我们再看看国内的一项调查报告就不难发现我们原来是以本身的情况来评估自己。虽然高教部长慕斯达法在本月初公布ARES（鉴定国内政府大学学术声誉）的调查报告指说名列榜首的是理科大学（五星），而下来是回教大学、玛拉工艺大学、国民大学、马来亚大学、博特拉大学及工艺大学（各得四星）。
姑不论这项调查与国际调查有多大的差距，但不能否认的是它还是未根据世界标准进行考察。因此慕斯达化说，政府成立大马学术鉴定机构（MOA）（MALAYSIAN QUALIFICATION AGENCY）（用以取代原来的国家学术鉴定机构（LAN））目前正着手搜集公立大学的资料，预料在明年才能够作出排名。同时，政府也准备将大学分类为研究型大学，普及大学及专门科系大学。他附带地说，官方将采用国际惯用的17指标来鉴定大学的排名秩序，所谓的指标包括“学术人员的学历、学生的选择和比例（收国际学生的比率），大学的研究成果和计划及管理方面等等。
这些指标固然符合国际要求，不过，《泰晤士报》的标准订得更高，在六大指标中的前两者即独立学术视角评论及研究成果引用占了60%之比重。如果缺乏学术性的成果被国际认可，则我国的大学要在来年提升地位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因此我们认为，官方在进行评估的当儿，也要力促每间大学都能不断地改进。当然政府还是可以选择性地选出几间顶尖大学，让它们成为精英大学。正如高等教育大蓝图所公布那样，要通过塑造精英大学来取得更好的绩效。
在这方面，我们同意不是每间大学都要走精英之路，普及型的大学以造就大学人才还是必要的。如果政府认定马大、理大和国大是“可造之校”，不妨先从这几间大学下手，只有通过大学本身的改善和提升，才能达到改革的目标。不然光是有指标而国内大学仍然自我标榜的话，我们还是上不去的。
总而言之，基于在国际学术界眼中，我们的大学已被标签为普及大学而被排在200名外，政府有必要改变策略，力争上游，不要怪别人走太快，而要回看自己是否走的太慢。
24.11.07
从“娘惹”菜肴看“峇峇”身份
由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主办韩江学院协办的《第十届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于11月12日至16日成功在槟城举行。这是文化基金会为了配马来西亚旅游年而邀请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50名学者在槟城齐聚一堂，因为槟城在他们的眼中，有独特的饮食文化；尤其是布满大街小巷的小贩集市，更形成一绝。它在2004年赢得《时代周刊》评估为“亚洲的小食天堂”，证诸名不虚传。
在三天的密集式的研讨会中，共有26名学者提呈论文报告。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教授明斯提出的主题报告，阐述了饮食文化通过传播和人的散居而融合在当地社会中，成为本土化的中华菜肴。他举例娘惹食物，渗入了马来食物和泰国食物，因此东南亚的所谓中华饮食文化也已经本土化了。
在这方面，港中大的陈志明教授，拉曼大学的谢爱萍副教授及马大中文系的苏庆华副教授也相继提出与娘惹菜肴相关的论文报告，在在加强了人们对娘惹饮食文化的认识，也一致认为这是海峡殖民地（1826-1957）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值得保存和发扬，因为它展现马来西亚多文化的色彩中独树一格的品味。
当然单单菜谱文化并不足以显示“峇峇与娘惹文化”的完整性，因此我们还是要触及“峇峇民系”的形成及其文化思想，并在攻治上考察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所谓的“峇峇”是用以区别南来的华人。前者系指土生土长的一代，早期已接受英文教育，思想西化，自认是英国臣民，努力铸造自己成为“西方化知识分子”；后者系指19及20世纪大量移居马来西亚的中国人，被称为新客，他们努力传播中华文化，形成一股非常庞大的力量。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峇峇发现他们逐渐被英国殖民统治者边缘化了，不再被视为“高人一等”的臣民，而是被归类为华人之列，因为英政府已找到另一个合作伙伴，那就是1946年成立的巫统。1947年英政府公布《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草案，为马来人下了定义也赋予特别地位。海峡殖民地的人民（包括峇峇）所能得到的是自动成为公民。
有鉴及此，最具代表性的峇峇领袖陈祯禄结合各族力量提出了《人民宪章》，建议统称“马来由民族”但不被英政府接受。《马来亚联合邦协议》正式在1948年2月1日实行。
继后，槟城的峇峇还有一个大动作，那就是在1948年杪的时候，他们通过华人大会堂，中华总商会等团体的支持，在立法议会提出“槟城脱离联邦”的动议，结果功败垂成，动议被推翻。
不仅于此，根据林建寿（早期左派峇峇领袖）在其著作《鸟瞰金沙滩》一书中揭露﹕“华人海峡公会（峇峇公会）也在后来由连裕祥率领一个代表团直到伦敦，要求把槟城分割开来。英国政府不愿聆听解释，一口拒绝所请。”
这样一来，峇峇一族顿感失落，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的安排。于是在1949年有了陈祯禄领导成立马华公会。从那个时候起，不论岩峇认同与否，他们已无所选择被标签为华人一族，没有所谓“超然地位”。
同样的，娘惹菜肴文化在展现独特的本地化风味上，也最终被归类为中华菜肴文化的一部份，而与回教徒的菜肴是有所差别和距离的。
对此而言，种族的标签成了文化的特征。我们的国家在独立后，由于种族政治的兴起，峇峇已不能“自立门户”，而是溶入华人社会之中，成为华人政党的佼佼者。因此从菜肴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峇峇文化曾经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朵奇葩。
在三天的密集式的研讨会中，共有26名学者提呈论文报告。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教授明斯提出的主题报告，阐述了饮食文化通过传播和人的散居而融合在当地社会中，成为本土化的中华菜肴。他举例娘惹食物，渗入了马来食物和泰国食物，因此东南亚的所谓中华饮食文化也已经本土化了。
在这方面，港中大的陈志明教授，拉曼大学的谢爱萍副教授及马大中文系的苏庆华副教授也相继提出与娘惹菜肴相关的论文报告，在在加强了人们对娘惹饮食文化的认识，也一致认为这是海峡殖民地（1826-1957）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值得保存和发扬，因为它展现马来西亚多文化的色彩中独树一格的品味。
当然单单菜谱文化并不足以显示“峇峇与娘惹文化”的完整性，因此我们还是要触及“峇峇民系”的形成及其文化思想，并在攻治上考察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所谓的“峇峇”是用以区别南来的华人。前者系指土生土长的一代，早期已接受英文教育，思想西化，自认是英国臣民，努力铸造自己成为“西方化知识分子”；后者系指19及20世纪大量移居马来西亚的中国人，被称为新客，他们努力传播中华文化，形成一股非常庞大的力量。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峇峇发现他们逐渐被英国殖民统治者边缘化了，不再被视为“高人一等”的臣民，而是被归类为华人之列，因为英政府已找到另一个合作伙伴，那就是1946年成立的巫统。1947年英政府公布《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草案，为马来人下了定义也赋予特别地位。海峡殖民地的人民（包括峇峇）所能得到的是自动成为公民。
有鉴及此，最具代表性的峇峇领袖陈祯禄结合各族力量提出了《人民宪章》，建议统称“马来由民族”但不被英政府接受。《马来亚联合邦协议》正式在1948年2月1日实行。
继后，槟城的峇峇还有一个大动作，那就是在1948年杪的时候，他们通过华人大会堂，中华总商会等团体的支持，在立法议会提出“槟城脱离联邦”的动议，结果功败垂成，动议被推翻。
不仅于此，根据林建寿（早期左派峇峇领袖）在其著作《鸟瞰金沙滩》一书中揭露﹕“华人海峡公会（峇峇公会）也在后来由连裕祥率领一个代表团直到伦敦，要求把槟城分割开来。英国政府不愿聆听解释，一口拒绝所请。”
这样一来，峇峇一族顿感失落，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的安排。于是在1949年有了陈祯禄领导成立马华公会。从那个时候起，不论岩峇认同与否，他们已无所选择被标签为华人一族，没有所谓“超然地位”。
同样的，娘惹菜肴文化在展现独特的本地化风味上，也最终被归类为中华菜肴文化的一部份，而与回教徒的菜肴是有所差别和距离的。
对此而言，种族的标签成了文化的特征。我们的国家在独立后，由于种族政治的兴起，峇峇已不能“自立门户”，而是溶入华人社会之中，成为华人政党的佼佼者。因此从菜肴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峇峇文化曾经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朵奇葩。
19.11.07
巫统大会的启示
2007年的巫统代表大会宣示了大选为期不远了。它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是政府的骨干，而且也是马来社会的头等大事。虽然我们不能解读它为政府代表的大会（毕竟政府与巫统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在巫统大会所提及的课题，莫不与国家和政府的走势有关。因此关注巫统大会的言论与诉求，当可以更好地理解国策和未来走向。
在政治层面，巫统坚持与捍卫的是马来民族的主权，这一点是无所妥协与折衷的。而马来人主权的整合缘自于巫统的成立。当1946年在拿督翁领导下诞生了巫统后，这个政党就成为主宰国家命运的载体。尽管巫统领导人有来有去，领袖有所更迭，但不变的是巫统代表了马来人的政党。
尽管目前存在着回教党与人民公正党与巫统较劲，但要动摇巫统的根基，也是极不容易的。正因为这样，本届的大会显示了巫统充满信心迎接未来的大选。在这方面，巫统主席阿都拉承认难免会有些人提出种族性的敏感问题，正如国阵的其它成员党也出现种族性的偏激言论。这在阿都拉看来是正常的。不过他认为类似敏感问题，应在“闭门下讨论”，以达致双赢的局面。最为关键的是，也是首相的阿都拉特别强调立国之本的宪法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还说了意义深长的话﹕“如今在本土出生的孩子是马来西亚的孩子，只承认这个国家，他们顶天立地。这不是高弹种族论调的时候。所有的课题必须以国家与全民利益为考虑，然后解决。”
可是非常遗憾地，首相的开明谈话仍然未能成为所有代表的指引，尚有极小部份人借大会发表似是而非的言论，伤了非马来的心。例如一位来自雪州的巫青代表竟促请反对党及他们的支持者可以离开马来西亚，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
这话是说过了头。反对党的存在是展示马来西亚是民主的国家，它也是合法团体。而民主选举也是让人民自由投票，即便支持反对党，也不见得不爱国，为何要把话说绝了？
我们希望类似这样无助于推动民主的思想应被阻止，它完全不符合首相的心愿。
在经济方面，巫统大会向我们表达新经济政府将持续下去。阿都拉说，实行37年以来仍未达指标，富有的非马来人比马来人为多。同时，在扶持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方面，政府将努力使马来西亚社会不会因专业层次的比例而分裂。对此他又再一次强调新经济政府从来未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因此他吁请所有人朝向新经济目标前进。
所谓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是“消除贫穷与重组社会”。虽然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推行多年来却出现了偏差与执行上的争议，甚至对数目字有所争议。在这方面，政府的政策与数据透明化将可消除疑虑。我们相信首相要达致的是一个经济平衡的社会，但我们希望政府能关注争议的症结，也使各界人士有所依归和感到机会不断扩大而不是缩小。
在文化层次方面，首相也坦言将继续捍卫马来人的文化和宗教，而此举将不会伤害其它族群。即便举剑也是马来人的传统文化，不值得大惊小怪。
他重申他保护的是国家和全民，而且也会不遗余力地推动文明回教的进程。他走的是温和路线，而宪法也保障其它宗教的信仰自由。就此而言，他认为马来西亚各宗教应遵照宪法的精神相互尊重。
在欢迎首相的保证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来对文化与宗教出现的争议。虽然被列为敏感问题，但如果不使事态扩大的话，也可以通过闭门会议或私下协调和解决。
总而言之，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是本届巫统大会的主题，各级领袖也是围绕在这些方面不断地阐述和解释以安民心。
如果从理论上来分析，巫统所追求和坚持的是希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突出了民族主义本位，不过它也希望其它民族能够理解和接受巫统的领导。因为国家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民族组成。既然如此，我们也认为巫统领袖从多元视角考虑问题后才来来制定政策是必要的，以让马来西亚各族人民有所适从和感受到在阳光底下被一视同仁。这也是全民所企盼的。
在政治层面，巫统坚持与捍卫的是马来民族的主权，这一点是无所妥协与折衷的。而马来人主权的整合缘自于巫统的成立。当1946年在拿督翁领导下诞生了巫统后，这个政党就成为主宰国家命运的载体。尽管巫统领导人有来有去，领袖有所更迭，但不变的是巫统代表了马来人的政党。
尽管目前存在着回教党与人民公正党与巫统较劲，但要动摇巫统的根基，也是极不容易的。正因为这样，本届的大会显示了巫统充满信心迎接未来的大选。在这方面，巫统主席阿都拉承认难免会有些人提出种族性的敏感问题，正如国阵的其它成员党也出现种族性的偏激言论。这在阿都拉看来是正常的。不过他认为类似敏感问题，应在“闭门下讨论”，以达致双赢的局面。最为关键的是，也是首相的阿都拉特别强调立国之本的宪法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还说了意义深长的话﹕“如今在本土出生的孩子是马来西亚的孩子，只承认这个国家，他们顶天立地。这不是高弹种族论调的时候。所有的课题必须以国家与全民利益为考虑，然后解决。”
可是非常遗憾地，首相的开明谈话仍然未能成为所有代表的指引，尚有极小部份人借大会发表似是而非的言论，伤了非马来的心。例如一位来自雪州的巫青代表竟促请反对党及他们的支持者可以离开马来西亚，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
这话是说过了头。反对党的存在是展示马来西亚是民主的国家，它也是合法团体。而民主选举也是让人民自由投票，即便支持反对党，也不见得不爱国，为何要把话说绝了？
我们希望类似这样无助于推动民主的思想应被阻止，它完全不符合首相的心愿。
在经济方面，巫统大会向我们表达新经济政府将持续下去。阿都拉说，实行37年以来仍未达指标，富有的非马来人比马来人为多。同时，在扶持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方面，政府将努力使马来西亚社会不会因专业层次的比例而分裂。对此他又再一次强调新经济政府从来未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因此他吁请所有人朝向新经济目标前进。
所谓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是“消除贫穷与重组社会”。虽然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推行多年来却出现了偏差与执行上的争议，甚至对数目字有所争议。在这方面，政府的政策与数据透明化将可消除疑虑。我们相信首相要达致的是一个经济平衡的社会，但我们希望政府能关注争议的症结，也使各界人士有所依归和感到机会不断扩大而不是缩小。
在文化层次方面，首相也坦言将继续捍卫马来人的文化和宗教，而此举将不会伤害其它族群。即便举剑也是马来人的传统文化，不值得大惊小怪。
他重申他保护的是国家和全民，而且也会不遗余力地推动文明回教的进程。他走的是温和路线，而宪法也保障其它宗教的信仰自由。就此而言，他认为马来西亚各宗教应遵照宪法的精神相互尊重。
在欢迎首相的保证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来对文化与宗教出现的争议。虽然被列为敏感问题，但如果不使事态扩大的话，也可以通过闭门会议或私下协调和解决。
总而言之，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是本届巫统大会的主题，各级领袖也是围绕在这些方面不断地阐述和解释以安民心。
如果从理论上来分析，巫统所追求和坚持的是希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突出了民族主义本位，不过它也希望其它民族能够理解和接受巫统的领导。因为国家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民族组成。既然如此，我们也认为巫统领袖从多元视角考虑问题后才来来制定政策是必要的，以让马来西亚各族人民有所适从和感受到在阳光底下被一视同仁。这也是全民所企盼的。
13.11.07
许子根以大桥悟人生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10月中旬主持一个宗教仪式开幕礼时说了一席令人深思的话。他说人生在很多时候会面对过不去的坎，因此需要在心中建起另一座桥通关，不能老是在原地踏步而又解不开心中的结。同样的道理，随着社会的进步，使用交通的车辆多了，难免出现大阻塞现象，这个时候就需要另想办法。正如目前的槟城大桥已达到饱满的状态，如果不兴建另一座大桥，将无法解决交通的“死结”。
这就是许子根的大桥悟人生的哲理﹕人需要“精神的桥”解开心结；社会需要“物质的桥”，使交通顺畅无阻。
其实，不论是“内心世界的桥”或“物质世界的桥”，对许子根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身为槟州首席部长，他不得不正视“桥不够用”的窘境，而且有责任为整个州提供发展大蓝图；同时，身为民政党全国代主席，他必须为“上京或留槟”作出抉择。在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下，他只能择其一而行之。
我们先说第一方面，自从1985年槟城大桥正式通车后，我们终于感受到槟岛和威省的经济大步前进；尤其是电子工业跻身世界之林。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州内的服务行业，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美景。这也是独立以来槟州人民最大的骄傲，可以媲美莱特开辟槟榔屿后带的巨大冲击。英国人没有做到的，我们做到了，从此拉近两地的距离而有了贴心的空间。
然而22年过去了，感叹取代了赞美。每当大桥出现大阻塞排长龙的现象时，人们总会埋怨为什么不增建另一座桥来缓解拥挤的车辆？这对许子根来说，无异是个沉重的压力。倘若再这样下去，肯定严重影响槟州的发展。
在应急下，许子根唯有退而求其次地先促请对原有大桥的加宽。正当这项工程在推进的当儿，中央政府终于在2006年公布的第9大马计划中，正式将第二大桥列为其中一项大工程。两项工程双管齐下，可谓相得益彰。
为了加快步伐，中央政府又宣布与中国联合造桥，且获得中国政府融资，自然可以预见2011年后人们不必再为过桥事大伤脑筋。所不同的是﹕新的桥是“中国制造”，不再是“韩国制造”；同时造价费也从以前的8亿元增加到40亿元，翻了5倍，足见通货膨胀的威力。
至于第二方面，当许子根这边刚放下这块心头大石后，另一边又涌现一个大石压在心头，那就是他正在为自己寻找一座新的“内心的桥”来打通他解不开的情意结。
整整17年了，身为槟城人的首席部长必然是对槟州难以释怀的。正如他自己说的，“槟州永在他心中”。这种胶着的情感和外来的因素使他不能适时地表白内心的世界。因为他的任何宣布（上京或留槟）都将会牵一发动全身。
但随着大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已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他观察和研究。我们相信他所考虑的最大因素不是党内可能引发的矛盾和人事安排（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而是整个变化中的政治形势决定了他的去向。他必须确保槟州仍是民政的大本营和根据地。
只要他心中的结打开了（人事的安排有了共识），那么许子根的动向就会像第二座大桥那样悟出他的人生的另一个驿站是新的起点而不是原点。在这方面，槟州人民都很厚道，不正面提建议，而是让许子根自己解决内心的矛盾。“大桥论”也许会被派上用场了。
12.11.07
人民进步党前路岖崎
不甘被冷落的人民进步党党魁卡维斯最近不断地为其党向国阵提出诉求，总是离不开议席。因为他知道，在民选的制度下，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取得议席，那么这个政党迟早会被玩完。
这固然是至理名言，但为什么人民进步党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在1974年的大选时，该党在霹雳州受重制，甚至包括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也在国州议席选举中拈致惨败，从此党士气一蹶不振。
在那个时候，民间一般的意见认为这是由于人民进步党领袖经不起“诱劝”，加入了执政联盟，抛弃了反对党的角色，才落个失败的下场。
这当然是一方面的说法，但站在人民进步党的立场，一旦有机会参与执政，自然不会放弃，何错之有？
因此当1972年人民进步党加入执政行列时，也不是错对的问题，而是人民进步党的加盟国阵并没有其它反对党的“幸运”。比如民政党加盟却拥有槟州政府的主导权；回教党的加入也保住在吉兰丹执政的优势（1977再退出国阵是后话），唯只进步党只有辛尼华沙甘一人担任行政议员，抓不到重要的权位。唯一可告慰的是即便没有市议会选举，还是一度由进步党人担任市长。但一个市长却无法彰显，以致进步党转成执政党后，其所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受到局限了。不再如同1969年前，俨然以反对党的“英雄”角色在政坛横冲直闯。
说起人民进步党，我们不期然会想起创党人DR辛尼华沙甘（他是SP辛尼华沙甘的弟弟），他在1953年联同其兄长在怡保插旗，成立人民进步党。雄辩出名的DR虽然参加1955年的普选失败，但在1957年独立时的一场补选（因梁宁皋要出任甲州元首，必须辞议员职，留下怡万区空缺）中脱颖而出，成为国会中的两名反对党议员（另一位是回教党吉辇区议员）。由于他的言论出任，每每为民仗义执言，很快地赢得反对党先生的美誉（说他是国会的第一位“反对党先生”，当之无愧，陈志勤后来赢得此美誉是因DR逝世使然）。
1959年的大选，人民进步党挟两兄弟的名声，在霹雳崛起成为地方性第一大反对党，夺得4个国席和8个州议席，较后更夺得怡保市议会执政权。
1964年的大选，反对党居于不利地位，进步党也不例外，勉强保住两个国会议席（即辛尼华沙甘昆仲）及数个州议席。1968年DR不幸逝世，使到这个党的前景出现不明朗，剩下SP独撑大局。
但1969年的大选，进步党时来运转，在华人的支持下，它在霹州赢得了4个国席及11个州议席。如果当时它与民政及行动党合作，共有21席（总数40席），可组成联合政府以取代联盟，但民政党陈志勤不同意这样的安排。较后在联盟争取两名进步党议员及1名行动党议员跳槽后，组成了联盟州政府。
其实在1969年大选后即发生的“513”种族暴乱事件已大大地改变了政治格局。迨至1971年国会重开时，联盟已是控制大局，并努力推动联合政府成为一个风气，人民进步党也就因受感召而在SP带领下走向执政之路。
1974年的大选是人民进步党恶梦的开始，它参加4国9州议席（在国阵旗下），竟落个惨败，只保住1国2州议席。SP及其党秘书孔国日皆告败北。1975年SP因失败与伤心过度辞世。这样一来，人民进步党已陷入群龙无首中。
果然在1978年的大选中，进步党虽获分得2国8州议席，又是一再滑落。直到1990年大选，进步党虽忝为国阵一员，竟没有分配得任何1席。
进步党“沦落”到这个地步，也是与党内倾轧不已大有关系。竟然也曾出现麦汉锦及郑安泉担任主席之“闹剧”。到后来印裔领袖又再取回领导权。
当卡维斯在1993年时取得人民进步党的领导地位后，这个党才较平稳下来。但在1995年及1999年的大选还是得个零席（没获分配议席）。后来在力争底下，马哈迪委任卡维斯出任上议员，委以副部长职，总算给进步党挽回一点面子。
2004年的大选，在当任首相阿都拉关照底下，才安排卡维斯出征太平国席，而不得不让出武吉干冬国席给民政党，另外一个州议席则输掉。
眼见新的大选又将届临，卡维斯也使出浑身解数，虽在2005年献议与民政党合并，力图保太平国席，却不得要领。在一怒底下，对民政极尽挖苦之能事。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卡维斯最近又喊话至少要回1974年分配的议席，而合理的分配是每一州都应有其党候选人，理由是他宣称进步党有党员逾50万名。
马六甲首席部长阿里鲁斯旦（也是巫统副主席）就不客气地说，如果进步党不满意，可自行离开国阵。
旋后首相阿都拉答应考虑进步要求，争议才又平静下来。但在现有的结构和，进步党又能拿到多少席呢？谁也不清楚。
如果国阵的分配仍未令进步党满意的话，就不知卡维斯如何应对？我们拭目以待。
这固然是至理名言，但为什么人民进步党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在1974年的大选时，该党在霹雳州受重制，甚至包括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也在国州议席选举中拈致惨败，从此党士气一蹶不振。
在那个时候，民间一般的意见认为这是由于人民进步党领袖经不起“诱劝”，加入了执政联盟，抛弃了反对党的角色，才落个失败的下场。
这当然是一方面的说法，但站在人民进步党的立场，一旦有机会参与执政，自然不会放弃，何错之有？
因此当1972年人民进步党加入执政行列时，也不是错对的问题，而是人民进步党的加盟国阵并没有其它反对党的“幸运”。比如民政党加盟却拥有槟州政府的主导权；回教党的加入也保住在吉兰丹执政的优势（1977再退出国阵是后话），唯只进步党只有辛尼华沙甘一人担任行政议员，抓不到重要的权位。唯一可告慰的是即便没有市议会选举，还是一度由进步党人担任市长。但一个市长却无法彰显，以致进步党转成执政党后，其所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受到局限了。不再如同1969年前，俨然以反对党的“英雄”角色在政坛横冲直闯。
说起人民进步党，我们不期然会想起创党人DR辛尼华沙甘（他是SP辛尼华沙甘的弟弟），他在1953年联同其兄长在怡保插旗，成立人民进步党。雄辩出名的DR虽然参加1955年的普选失败，但在1957年独立时的一场补选（因梁宁皋要出任甲州元首，必须辞议员职，留下怡万区空缺）中脱颖而出，成为国会中的两名反对党议员（另一位是回教党吉辇区议员）。由于他的言论出任，每每为民仗义执言，很快地赢得反对党先生的美誉（说他是国会的第一位“反对党先生”，当之无愧，陈志勤后来赢得此美誉是因DR逝世使然）。
1959年的大选，人民进步党挟两兄弟的名声，在霹雳崛起成为地方性第一大反对党，夺得4个国席和8个州议席，较后更夺得怡保市议会执政权。
1964年的大选，反对党居于不利地位，进步党也不例外，勉强保住两个国会议席（即辛尼华沙甘昆仲）及数个州议席。1968年DR不幸逝世，使到这个党的前景出现不明朗，剩下SP独撑大局。
但1969年的大选，进步党时来运转，在华人的支持下，它在霹州赢得了4个国席及11个州议席。如果当时它与民政及行动党合作，共有21席（总数40席），可组成联合政府以取代联盟，但民政党陈志勤不同意这样的安排。较后在联盟争取两名进步党议员及1名行动党议员跳槽后，组成了联盟州政府。
其实在1969年大选后即发生的“513”种族暴乱事件已大大地改变了政治格局。迨至1971年国会重开时，联盟已是控制大局，并努力推动联合政府成为一个风气，人民进步党也就因受感召而在SP带领下走向执政之路。
1974年的大选是人民进步党恶梦的开始，它参加4国9州议席（在国阵旗下），竟落个惨败，只保住1国2州议席。SP及其党秘书孔国日皆告败北。1975年SP因失败与伤心过度辞世。这样一来，人民进步党已陷入群龙无首中。
果然在1978年的大选中，进步党虽获分得2国8州议席，又是一再滑落。直到1990年大选，进步党虽忝为国阵一员，竟没有分配得任何1席。
进步党“沦落”到这个地步，也是与党内倾轧不已大有关系。竟然也曾出现麦汉锦及郑安泉担任主席之“闹剧”。到后来印裔领袖又再取回领导权。
当卡维斯在1993年时取得人民进步党的领导地位后，这个党才较平稳下来。但在1995年及1999年的大选还是得个零席（没获分配议席）。后来在力争底下，马哈迪委任卡维斯出任上议员，委以副部长职，总算给进步党挽回一点面子。
2004年的大选，在当任首相阿都拉关照底下，才安排卡维斯出征太平国席，而不得不让出武吉干冬国席给民政党，另外一个州议席则输掉。
眼见新的大选又将届临，卡维斯也使出浑身解数，虽在2005年献议与民政党合并，力图保太平国席，却不得要领。在一怒底下，对民政极尽挖苦之能事。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卡维斯最近又喊话至少要回1974年分配的议席，而合理的分配是每一州都应有其党候选人，理由是他宣称进步党有党员逾50万名。
马六甲首席部长阿里鲁斯旦（也是巫统副主席）就不客气地说，如果进步党不满意，可自行离开国阵。
旋后首相阿都拉答应考虑进步要求，争议才又平静下来。但在现有的结构和，进步党又能拿到多少席呢？谁也不清楚。
如果国阵的分配仍未令进步党满意的话，就不知卡维斯如何应对？我们拭目以待。
8.11.07
民主与自由的评议
当西方国家由17世纪开始，大规模地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后，许多落后的国家也就在18及19世纪乃至20世纪以不同程度向西化的道路迈进。一方面，西方将现代性植入殖民地，使它萌芽西方式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认为殖民地人民不够西化，因而实施一连串的法令来限制当地人民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以防倒向左边而失控。无形中使到殖民地现代化进展受阻，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例如英国殖民地政府于1920年起对学校强制注册，也对报章实施管制。当时的背景是因为孙中山到来宣扬革命后（1906-1911），无政府主义份子在苏联的影响下，于1917到1920年之间大兴无政府共产思想，促使英国政府防范于未然。
由那个时候起英国对本国和殖民地就采取两种不同的政策。前者鼓吹和提倡全面的民主自由；后者则在有限民主和自由下，采取压制性的措施。其所持的理由是防止赤化。在英国看来，殖民地人民不可享受西方国家实施的开放性民主。
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英国仍然继续其两面政策（民主与强权），但最终抵不过民族主义解放浪潮的冲击而不得不在1957让马来亚（及后的马来西亚）取得独立。不过英国留下的不是一个全民主的社会，而是一个半民主的社会，有待马来亚自行做选择性的改革。其中最宝贵的是推行国会民主制度，每五年改选政府，由人民直接投票；废除英国的半选举半官委的制度，一直到今天，马来西亚仍未中断按时在五年内举行大选。
另一方面，对于新闻自由，也是延续英国的政策采取了既管制又广开言论的措施，以在西方思想的范围内促进人民的民主意识。当然在初期是针对左翼思潮作出回应；但在1989年马共与政府达致和解后，基本上已不存在左右翼思潮的斗争，而是转入了宗教和种族及文化差异的各自表述。在这种情形下，根据副新闻部长谢宽泰的说法，还是不能以目前西方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尺码来检视马来西亚的现实。换句话说，不同的价值观只能按不同的国情处理，不可照单全收。
谢宽泰是接受韩视新闻中心庆祝成立一周年时的专访作出上述的表达。
他并认为马来西亚的民主选举制度经过改革后，可被列为东南亚国家的楷模；而与此相关的新闻自由也不像西方“无疆界记者”的调查那样，把马来西亚拉到124点的低水平。只要不挑起种族及宗教的敏感课题，不涉及诽谤与恶意的抨击，则新闻自由还是存在的。单就互联网的兴起和新报章的出现，就彰显这一点。因此相对来说，谢宽泰以为马来西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还是相当可取的，人民还是可以获取大量的不同意见的信息和评论来作参考。
不论我们是否同意谢宽泰的相关论调，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人民也不是刻意照搬西方模式，更不是要回到殖民地时代的半民主统治，而是要走出一条合乎国情的民主和自由的道路。因此关键是政府如何在东方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中求取一个平衡点。
5.11.07
贝娜芝以生命作赌注
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芝在伦敦流亡8年后，能够在10月18日“不理后果”直飞卡拉奇是一个政治奇迹。因为一般上被跻出国门的前领导人，都是无望重返政坛，而贝娜芝确实做到了。她比起他的前政敌，也是前总理沙里夫是幸运得多了。沙里夫在9月10日硬闯关，但被阻挡，押回沙地阿拉伯。这强烈的照说明了贝娜芝与现任巴国总慕色拉夫有默契，准备分享政权，而且也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祝福；而沙里夫则未被慕色拉夫接纳，只好继续流亡（已流亡7年）。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贝娜芝是拿她的性命作政治赌博，摆在她前头的是不明朗的局面。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她抵达的那一天，虽说有20万人狂热的欢迎，但却乐极生悲，突然有两枚自杀式的炸弹爆炸，酿成逾150人丧命。较后未受损伤的贝娜芝强烈讉责暴力行为，并要求国际协助揪出恐怖份子。其它国家也纷纷指责，矛头显然是对着奥沙马及塔利班残存的恐怖份子。
不过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贝娜芝的侄女法蒂玛布托把责任指向贝娜芝，斥她为政治私利，才肇这场悲剧。
法蒂玛也是专栏作者，她的父亲慕达查布托（也即是贝娜芝的兄长）在1979年军人首脑齐亚处死其父亲后，便领导一个激进的左翼集团反抗齐亚军事政治，也与她的妹妹分道扬镳，指责其妹妹“背叛”了父亲的政治理念。慕达查在1996年被警察杀害。自此之后，法蒂玛就与贝娜芝有不同的政见。如今恶言相向，为死难者叫屈，自有其政治议程，但也显现了贝娜芝连自己的亲属也不支持她返回政坛。
除了不容于伊斯兰激进派外，贝娜芝想在回教世界的男性社会中重新站起来，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为了更好的了解贝娜芝的政途，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巴基斯坦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自1757年开始，南亚次大陆（包括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尼泊尔及斯里兰卡）已逐步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5年)，民族主义运动席卷亚洲。有鉴于情势危急，英国不得不提早结束殖民统治。在当时，印巴本来是一个国家，也同意合作争取独立，因此出现了印度国大党，由甘地和尼赫鲁领导，但也有加入回教集团，例如领导回教联盟的真纳也一度是国大党的主席，希望独立后成为印度总理。
不过，基于印度教徒占大部份，不能接受真纳（1876-1948）来领导这个国家，他只好谋求另一个国家──巴基斯坦的成立，即分成两个国家取得独立。英国政府在审时度势下，认为甘地、尼赫鲁与真纳有很深的成见，不易形成一个团结的国家，于是用宗教来区分。
1947年出炉的“蒙巴顿方案”（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就是决定印巴分治走向独立，以避免不断地发生种族宗教流血事件。但留下一个尾巴，即克什米尔区未定案，以致后来印巴为此而展开两次的战争。在这方面，虽然回教徒居多，但显然是印度军事占上风，因而埋下印巴两国仇恨的种子。
还有一个怪现象是英国竟然把巴基斯坦国分成两个不连贯的领土，在西边的称为西巴，在东边的称为东巴，政治中心在西巴。一个国家被印度领土（遥隔一千英里）隔开。由于种族之不同（虽然同属伊斯兰教），东巴一直抗争西巴的压力，也指责西巴造成东巴一贫如洗。因此在1972年时，东巴的人民在印度军事大力支持下，强行支持东巴脱离西巴，成立孟加拉国共和国，由拉赫曼出任总理（1975年发生军事政变）。
尽管真纳是开国领袖，也被人民尊为“国父”，但他在1948年逝世后，巴国的民事政府就处在不安局面中，直到1958年，共换了9个内阁，贪污腐败成风。这一年阿尤布汗军政东权出任总统，到了1969年，阿尤布汗将政权移交给叶海亚汗将军。直到1971年将政权移交给布托。
布托是贝娜芝的父亲在美国大学受教育。他在1967年成立人民党，在1970年的大选中胜出，而在1971年出任总统（后改任实权总理）。在任期间，被指贪污腐败和暗杀政敌，导致1977年再发生军事政变，由齐亚将军自任总统，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更在1979年以暗杀罪名处死布托，激起民愤。
年青的贝娜芝在1986年回国接过其父亲的棒子，领导人民党。由于她的背景和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贝娜芝在1988年的选举中获胜出任总理（这一年较早前齐亚空难丧命，才有了同年11月的选举）。
1990年贝娜芝政府被指控贪污和滥权，遭总统革职。另一政敌沙里夫上台执政。1993年沙里夫同样被指贪污和不法行为被撤职，较后的选举又再把贝娜芝送上执政地位。
1996年她再次被指犯腐败罪被解职，又改回沙里夫当政。可是到了1999年，慕色拉夫发动政变，逼沙里夫流亡沙地阿拉伯，他也不容贝娜芝在巴国煽风点火，迫使后者自我流亡伦敦，较后也控她贪污罪。
本来慕色拉夫将军答应在2002年还政于民，但情势（因2001年发生911事件）发展对他有利，在美国的支持下，他在这一年出任总统。
今年2007年任期届满，慕色拉夫再“角逐”（议会选出）总统胜出。但此刻的形势有变，他不能再封锁选举，不得不与贝娜芝进行政治交易。美国也不同意长期军政，不利反恐斗争。
在讨价还价下，贝娜芝眼见时机成熟，抢先一步回国，未想发生爆炸事件。
虽然从表面上看，明年正月的选举对贝娜芝有利，也预料能再重登总理高位，与慕色拉夫分享政权，但身为伊斯兰国家，仍有保守势力反对女人当政，贝娜芝要在这股强烈的男人主义中较长期的保持优势，恐怕还得一番苦斗和挣扎。她的优势在于她是前总理布托的女儿，有大批拥蹇；他的弱势是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是否会同意女人领导呢？
再有一是﹕立国60年来，有27年属于军政，贝娜芝能否巩固民主，不让军政回头，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她的政途是曲折的。尽管有美国撑腰，还要看她的造化，能否给巴国一个民主的明天？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贝娜芝是拿她的性命作政治赌博，摆在她前头的是不明朗的局面。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她抵达的那一天，虽说有20万人狂热的欢迎，但却乐极生悲，突然有两枚自杀式的炸弹爆炸，酿成逾150人丧命。较后未受损伤的贝娜芝强烈讉责暴力行为，并要求国际协助揪出恐怖份子。其它国家也纷纷指责，矛头显然是对着奥沙马及塔利班残存的恐怖份子。
不过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贝娜芝的侄女法蒂玛布托把责任指向贝娜芝，斥她为政治私利，才肇这场悲剧。
法蒂玛也是专栏作者，她的父亲慕达查布托（也即是贝娜芝的兄长）在1979年军人首脑齐亚处死其父亲后，便领导一个激进的左翼集团反抗齐亚军事政治，也与她的妹妹分道扬镳，指责其妹妹“背叛”了父亲的政治理念。慕达查在1996年被警察杀害。自此之后，法蒂玛就与贝娜芝有不同的政见。如今恶言相向，为死难者叫屈，自有其政治议程，但也显现了贝娜芝连自己的亲属也不支持她返回政坛。
除了不容于伊斯兰激进派外，贝娜芝想在回教世界的男性社会中重新站起来，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为了更好的了解贝娜芝的政途，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巴基斯坦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自1757年开始，南亚次大陆（包括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尼泊尔及斯里兰卡）已逐步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5年)，民族主义运动席卷亚洲。有鉴于情势危急，英国不得不提早结束殖民统治。在当时，印巴本来是一个国家，也同意合作争取独立，因此出现了印度国大党，由甘地和尼赫鲁领导，但也有加入回教集团，例如领导回教联盟的真纳也一度是国大党的主席，希望独立后成为印度总理。
不过，基于印度教徒占大部份，不能接受真纳（1876-1948）来领导这个国家，他只好谋求另一个国家──巴基斯坦的成立，即分成两个国家取得独立。英国政府在审时度势下，认为甘地、尼赫鲁与真纳有很深的成见，不易形成一个团结的国家，于是用宗教来区分。
1947年出炉的“蒙巴顿方案”（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就是决定印巴分治走向独立，以避免不断地发生种族宗教流血事件。但留下一个尾巴，即克什米尔区未定案，以致后来印巴为此而展开两次的战争。在这方面，虽然回教徒居多，但显然是印度军事占上风，因而埋下印巴两国仇恨的种子。
还有一个怪现象是英国竟然把巴基斯坦国分成两个不连贯的领土，在西边的称为西巴，在东边的称为东巴，政治中心在西巴。一个国家被印度领土（遥隔一千英里）隔开。由于种族之不同（虽然同属伊斯兰教），东巴一直抗争西巴的压力，也指责西巴造成东巴一贫如洗。因此在1972年时，东巴的人民在印度军事大力支持下，强行支持东巴脱离西巴，成立孟加拉国共和国，由拉赫曼出任总理（1975年发生军事政变）。
尽管真纳是开国领袖，也被人民尊为“国父”，但他在1948年逝世后，巴国的民事政府就处在不安局面中，直到1958年，共换了9个内阁，贪污腐败成风。这一年阿尤布汗军政东权出任总统，到了1969年，阿尤布汗将政权移交给叶海亚汗将军。直到1971年将政权移交给布托。
布托是贝娜芝的父亲在美国大学受教育。他在1967年成立人民党，在1970年的大选中胜出，而在1971年出任总统（后改任实权总理）。在任期间，被指贪污腐败和暗杀政敌，导致1977年再发生军事政变，由齐亚将军自任总统，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更在1979年以暗杀罪名处死布托，激起民愤。
年青的贝娜芝在1986年回国接过其父亲的棒子，领导人民党。由于她的背景和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贝娜芝在1988年的选举中获胜出任总理（这一年较早前齐亚空难丧命，才有了同年11月的选举）。
1990年贝娜芝政府被指控贪污和滥权，遭总统革职。另一政敌沙里夫上台执政。1993年沙里夫同样被指贪污和不法行为被撤职，较后的选举又再把贝娜芝送上执政地位。
1996年她再次被指犯腐败罪被解职，又改回沙里夫当政。可是到了1999年，慕色拉夫发动政变，逼沙里夫流亡沙地阿拉伯，他也不容贝娜芝在巴国煽风点火，迫使后者自我流亡伦敦，较后也控她贪污罪。
本来慕色拉夫将军答应在2002年还政于民，但情势（因2001年发生911事件）发展对他有利，在美国的支持下，他在这一年出任总统。
今年2007年任期届满，慕色拉夫再“角逐”（议会选出）总统胜出。但此刻的形势有变，他不能再封锁选举，不得不与贝娜芝进行政治交易。美国也不同意长期军政，不利反恐斗争。
在讨价还价下，贝娜芝眼见时机成熟，抢先一步回国，未想发生爆炸事件。
虽然从表面上看，明年正月的选举对贝娜芝有利，也预料能再重登总理高位，与慕色拉夫分享政权，但身为伊斯兰国家，仍有保守势力反对女人当政，贝娜芝要在这股强烈的男人主义中较长期的保持优势，恐怕还得一番苦斗和挣扎。她的优势在于她是前总理布托的女儿，有大批拥蹇；他的弱势是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是否会同意女人领导呢？
再有一是﹕立国60年来，有27年属于军政，贝娜芝能否巩固民主，不让军政回头，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她的政途是曲折的。尽管有美国撑腰，还要看她的造化，能否给巴国一个民主的明天？
3.11.07
槟城地标“光大”的起与落
“光大”是槟城的地标，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在1972年元旦日由第二任首相主持奠基礼，因此取名为“Komplex Tun Abdul Razak”，简称KOMTAR，中文媒体译成“光大”。就当时而言，恰当得体，含义深远，象征着槟州在林苍佑的主导下走向光明大道。而这一天也是标志着民政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的开端，朝向国阵的组合前进。
对于林苍佑来说，光大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另一代表作是槟城大桥。正因为这两个代表作，林苍佑成了“不灭的神话”。尽管他在1990年已退隐政坛，但他的名字与槟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首相阿都拉与首席部长许子根都不约而同地形容他是“槟州发展之父”。
没有人置疑70年代发展起来的光大和80年代初期完成的65层摩天大楼曾一度是槟城人的骄傲。因为在那个年代，光大摩天大楼是马来西亚最高的建筑物，直到90年代才被双峰塔所取代。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90年代之后，光大已逐渐失去它的光彩。到了千禧年之后，更是魅力不在。这真是始料未及，也留下一连串的争议，包括光大将何去何从？
在这方面，光大的设计人林苍吉绘测师（林苍佑的弟弟）近日在英文《星报》发表的谈话是引人深思的。他说，作为城市一站式中心的光大已经褪色，但挽救它为时未晚，惜未提具体计划。他还说，作为槟州地标的光大，其独物的地方是完全由本地承包商及工程顾问一手完成。
这就是说，从设计到兴建全是本地化的。高楼大厦耸入云端也展示它的坚固无比。即便在1983年兴建完工突然在夜里冒起大火，烧得通天彤红（适逢当晚下场大雨灭了大火）也无损其建筑结构。第二年，林苍佑带头进驻办公，在第28层楼运筹帷幄，一览乔治市全貌。随后，各政府部门纷纷迁入，各商业公司占满了光大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政府行政与商业中心二合为一的设计，使到光大成了人民必到之处。基本上完成了林苍佑改造乔治市中心的心愿。然而又有多少人记取这是林苍佑用他的政治生命作赌注换来的血泪交织于其中的结晶？尤其是1978年的大选，出现的“七人帮”几乎动摇了他的执政根基。
原本林苍佑是要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五个阶段的鸿图大计，但事与愿违，直到林苍佑在1990年下台时，也只能完成一个半阶段。及后在许子根的主政下，才又把新光大（商场中心）建立起来完成第二阶段。可是不论是“旧光大”或“新光大”的商业中心先后启用，整个计划仍然无法划上句号。例如划为商场地段的不是作为临时停车场便是残旧的建筑物人去楼空尚未改造。这说明了客观的现实并不与主观的愿望相符合。
在这种情形下的一个转折是许子根不得不改弦易辙的，那就是在1995年后，政府在联合国专家的劝告下，通过市议会拟定发展指南，以保留乔治市的古迹为重点，作为争取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段。正巧这地区与光大的发展有所冲撞，整体的概念也就重新规划了，包括第五阶段的发展地区将作为单轨火车的枢纽站。
当然，再有一个对光大不利的发展是联邦政府的部门已搬出光大，自盖大厦，留下的是槟州政府行政中心及市议会办公大楼，用不完光大的空间。更甚者是超市及各商店也纷纷“易地为良”，已不见昔日的人潮。
如果根据林苍吉的建议，通过良好管理可以使光大重振雄风，那是过于理想与概念化的，唯一可行之道也许是要作出痛苦的抉择，把它转化成政府行政中心，或将之全面商业化，两者合二为一已被证明不合时宜。
对于林苍佑来说，光大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另一代表作是槟城大桥。正因为这两个代表作，林苍佑成了“不灭的神话”。尽管他在1990年已退隐政坛，但他的名字与槟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首相阿都拉与首席部长许子根都不约而同地形容他是“槟州发展之父”。
没有人置疑70年代发展起来的光大和80年代初期完成的65层摩天大楼曾一度是槟城人的骄傲。因为在那个年代，光大摩天大楼是马来西亚最高的建筑物，直到90年代才被双峰塔所取代。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90年代之后，光大已逐渐失去它的光彩。到了千禧年之后，更是魅力不在。这真是始料未及，也留下一连串的争议，包括光大将何去何从？
在这方面，光大的设计人林苍吉绘测师（林苍佑的弟弟）近日在英文《星报》发表的谈话是引人深思的。他说，作为城市一站式中心的光大已经褪色，但挽救它为时未晚，惜未提具体计划。他还说，作为槟州地标的光大，其独物的地方是完全由本地承包商及工程顾问一手完成。
这就是说，从设计到兴建全是本地化的。高楼大厦耸入云端也展示它的坚固无比。即便在1983年兴建完工突然在夜里冒起大火，烧得通天彤红（适逢当晚下场大雨灭了大火）也无损其建筑结构。第二年，林苍佑带头进驻办公，在第28层楼运筹帷幄，一览乔治市全貌。随后，各政府部门纷纷迁入，各商业公司占满了光大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政府行政与商业中心二合为一的设计，使到光大成了人民必到之处。基本上完成了林苍佑改造乔治市中心的心愿。然而又有多少人记取这是林苍佑用他的政治生命作赌注换来的血泪交织于其中的结晶？尤其是1978年的大选，出现的“七人帮”几乎动摇了他的执政根基。
原本林苍佑是要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五个阶段的鸿图大计，但事与愿违，直到林苍佑在1990年下台时，也只能完成一个半阶段。及后在许子根的主政下，才又把新光大（商场中心）建立起来完成第二阶段。可是不论是“旧光大”或“新光大”的商业中心先后启用，整个计划仍然无法划上句号。例如划为商场地段的不是作为临时停车场便是残旧的建筑物人去楼空尚未改造。这说明了客观的现实并不与主观的愿望相符合。
在这种情形下的一个转折是许子根不得不改弦易辙的，那就是在1995年后，政府在联合国专家的劝告下，通过市议会拟定发展指南，以保留乔治市的古迹为重点，作为争取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段。正巧这地区与光大的发展有所冲撞，整体的概念也就重新规划了，包括第五阶段的发展地区将作为单轨火车的枢纽站。
当然，再有一个对光大不利的发展是联邦政府的部门已搬出光大，自盖大厦，留下的是槟州政府行政中心及市议会办公大楼，用不完光大的空间。更甚者是超市及各商店也纷纷“易地为良”，已不见昔日的人潮。
如果根据林苍吉的建议，通过良好管理可以使光大重振雄风，那是过于理想与概念化的，唯一可行之道也许是要作出痛苦的抉择，把它转化成政府行政中心，或将之全面商业化，两者合二为一已被证明不合时宜。
1.11.07
从左到右的林建寿
林建寿（1922-2007）以85岁高龄于9月30日走完他的一生。他有遗憾，因为他的从政生涯中未能反客为主，出任具有实权的官职；他有某些人们所不能及的成就，因为他在英姿焕发的37些时，一度成为反对党炙手可热的领袖。然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何一位曾经在左翼阵线中呼风唤雨的人物，会在时移势易下，投身马华公会？换句话说，他怎么从左派走向右派？而成为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这一切有必要揭开林建寿的内心世界与从政历程。
与他的父亲林清渊，兄长林建才及大姐林碧颜一样，都是律师出身，而且早年在英国留学时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熏陶，导致他在1956年参加左派的劳工党，更在1957年促成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陈线）的成立且出任总秘书。接着1958年当选市议员，又于1959年中选国会议员，一时风头无两，他成了左翼运动中一颗闪烁之星。
虽然他服膺的是费边社会主义，但并未阻碍他向热爱社会主义的年轻人靠拢。一度更成为许多年轻党员的偶像。林建寿也把自己塑造成左翼运动的领袖和发言人。左的形象成为他的标志。
例如，当东姑首相于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他起而反对，也积极推动五邦社会主义大会在吉隆坡召开。这位峇峇精英显然比陈志勤及陈扑根（曾任劳工党秘书）更能赢得左派的掌声。即便是后来的劳工党走向激进路线时，林建寿也没有“背叛”左翼阵线，而是选择较为低调的与之共浮沉。因此他没有面对陈志勤被公开“批判”的命运。
虽然如此，林建寿还是无法扭转局面，他不得不在1969年响应劳工党的“杯葛”大选。但这显然不是林建寿的本意和所要看到的，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失去一个政治舞台供他施展抱负。他的左的魅力也因此褪色。
迫于形势比人强，林建寿只好蛰伏伺机而动。因为继劳工党后崛起的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都与他绝缘。前者是陈志勤与他不咬弦，宁可找林苍佑合作，也不想再与林建寿续“同志情”；后者因有李光耀的影子，不可能接纳他加入其中。剩下来的只有马华公会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1975年加入马华公会意味着他背着左派同志投进右翼的怀抱。这一痛苦的抉择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借口，要求新上任的总会长李三春接纳在马华党内成立“工农局”（后来显示他力所不逮）。他没有重蹈林敬益的失误──要把社会主义带进马华，因此他绝口不提“马华社会主义化”，反而是他被马华的资本主义路线溶化了。这一巨大的转变让人震撼和难以理喻和接受。因为这等于昭告天下他已脱胎换骨，与社会主义“一刀两断”。至少在行动上他是这么的一个大转弯。
李三春之所以接受林建寿加盟，固然不是赏识他的社会主义理念，而是相信他是唯一可以和林苍佑交锋的人物，有能力从民政党手中夺回槟州主导政权。在一拍即合下，林建寿展开他的另一个“政治长征”。他和李三春的共同目的就是要打倒林苍佑。自此之后，林建寿的每一个招数，都是针对林苍佑的民政党而发。以这样看来，林建寿的向左转与其说是顺应大气候的变化，不如说是为达成个人的政治议程更加符合情理。
如果说林建寿前期的斗争对推动民主政治有所贡献，那么他后期的政治斗争则是十分争议性的，也成了马华一段不愿再提及的历史。他的右的魅力消失得更快。
至此，我们如何给林建寿的政治定位，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毕竟他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给自己贴上姓“社”的标签（起草社阵纲领），而后又再改姓“资”（加入马华）。这样的一种转型变成我们要一分为二审视林建寿。但它的迷思在于同一个人是应把他归为社会主义者抑或资本主义者？同时又如何一分为二呢？（以他退休后的言行来看，他宁愿回归老同志，但历史会接受这样的归类法吗？）
我的意思是，从意识形态来演绎林建寿的思想转型是有必要的，不能光是只看从前，不看后来；也不能只看后来，抺掉从前，而是要整体的分析和解剖，乃至带有批判精神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我们不能否认时代已经转变，但定位是不变的。正如邓小平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解读“黑猫白猫论”；而林建寿又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辩解他的转型？是他改变了马华或是马华改变了他，或是两者都不是。还有后者（右派）是否是对前者（左派）的否定，抑或是前者（左派）是后者（右派）的延续？可惜的是林建寿没有辩解清楚，给我们留下了难以释怀的迷团。因此只是肯定而不带批判精神，对历史的交待就显得有些混淆而无法厘清问题的本质了。
与他的父亲林清渊，兄长林建才及大姐林碧颜一样，都是律师出身，而且早年在英国留学时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熏陶，导致他在1956年参加左派的劳工党，更在1957年促成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陈线）的成立且出任总秘书。接着1958年当选市议员，又于1959年中选国会议员，一时风头无两，他成了左翼运动中一颗闪烁之星。
虽然他服膺的是费边社会主义，但并未阻碍他向热爱社会主义的年轻人靠拢。一度更成为许多年轻党员的偶像。林建寿也把自己塑造成左翼运动的领袖和发言人。左的形象成为他的标志。
例如，当东姑首相于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他起而反对，也积极推动五邦社会主义大会在吉隆坡召开。这位峇峇精英显然比陈志勤及陈扑根（曾任劳工党秘书）更能赢得左派的掌声。即便是后来的劳工党走向激进路线时，林建寿也没有“背叛”左翼阵线，而是选择较为低调的与之共浮沉。因此他没有面对陈志勤被公开“批判”的命运。
虽然如此，林建寿还是无法扭转局面，他不得不在1969年响应劳工党的“杯葛”大选。但这显然不是林建寿的本意和所要看到的，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失去一个政治舞台供他施展抱负。他的左的魅力也因此褪色。
迫于形势比人强，林建寿只好蛰伏伺机而动。因为继劳工党后崛起的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都与他绝缘。前者是陈志勤与他不咬弦，宁可找林苍佑合作，也不想再与林建寿续“同志情”；后者因有李光耀的影子，不可能接纳他加入其中。剩下来的只有马华公会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1975年加入马华公会意味着他背着左派同志投进右翼的怀抱。这一痛苦的抉择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借口，要求新上任的总会长李三春接纳在马华党内成立“工农局”（后来显示他力所不逮）。他没有重蹈林敬益的失误──要把社会主义带进马华，因此他绝口不提“马华社会主义化”，反而是他被马华的资本主义路线溶化了。这一巨大的转变让人震撼和难以理喻和接受。因为这等于昭告天下他已脱胎换骨，与社会主义“一刀两断”。至少在行动上他是这么的一个大转弯。
李三春之所以接受林建寿加盟，固然不是赏识他的社会主义理念，而是相信他是唯一可以和林苍佑交锋的人物，有能力从民政党手中夺回槟州主导政权。在一拍即合下，林建寿展开他的另一个“政治长征”。他和李三春的共同目的就是要打倒林苍佑。自此之后，林建寿的每一个招数，都是针对林苍佑的民政党而发。以这样看来，林建寿的向左转与其说是顺应大气候的变化，不如说是为达成个人的政治议程更加符合情理。
如果说林建寿前期的斗争对推动民主政治有所贡献，那么他后期的政治斗争则是十分争议性的，也成了马华一段不愿再提及的历史。他的右的魅力消失得更快。
至此，我们如何给林建寿的政治定位，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毕竟他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给自己贴上姓“社”的标签（起草社阵纲领），而后又再改姓“资”（加入马华）。这样的一种转型变成我们要一分为二审视林建寿。但它的迷思在于同一个人是应把他归为社会主义者抑或资本主义者？同时又如何一分为二呢？（以他退休后的言行来看，他宁愿回归老同志，但历史会接受这样的归类法吗？）
我的意思是，从意识形态来演绎林建寿的思想转型是有必要的，不能光是只看从前，不看后来；也不能只看后来，抺掉从前，而是要整体的分析和解剖，乃至带有批判精神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我们不能否认时代已经转变，但定位是不变的。正如邓小平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解读“黑猫白猫论”；而林建寿又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辩解他的转型？是他改变了马华或是马华改变了他，或是两者都不是。还有后者（右派）是否是对前者（左派）的否定，抑或是前者（左派）是后者（右派）的延续？可惜的是林建寿没有辩解清楚，给我们留下了难以释怀的迷团。因此只是肯定而不带批判精神，对历史的交待就显得有些混淆而无法厘清问题的本质了。
跌岩起伏的林建寿
60年代政坛红人；70年代东山再起；80年代翻身不遂的林建寿（1922-2007）终于走完他争议性的一生，以85岁高龄在9月30日与世长辞。
也许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他是有些陌生的，因为自从1985年之后，他就与政治隔绝，变成一个与茶为伍，与禅为悟的另一个人；但在这之前，林连寿是不甘寂寞的，他在政坛中的跌岩起伏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没有人可以否认，在他身上从小就孕育政治细胞，因为他出身在一个政治浓厚的世家，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峇峇一族”。他的父亲林清渊是位律师，曾任殖民地时代的槟州立法议员，以仗义执言著称。他的哥哥林建材（才）也是一位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离家直奔新加坡，协助他的舅父菲立何亚林 创立“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左派政党。林建才旋后成为这个党的秘书长，但被英殖民政府指控受共党渗透，而在1948年不得不结束活动。
50年代初期，林建才学成律师再返新加坡，结果受到英殖民政府通缉，不得不逃向印度尼西亚，随后几经辗转，在1951年到北京落脚，一呆就是5年多，直到1956年才又回到新加坡，继后返马来西亚。从此不问政治。
就在林建才自我脱离政治后，他的弟弟林建寿也在这一年涉足政坛，参加劳工党。此时已是律师的林建寿，几经斗争，终于探出头来。
他的另外一位姐姐林碧颜也是名律师。为林连玉打公民权官司而名噪一时。并曾在1964年以社阵名义参加选举但未能如愿。70年代初被政府委为驻南斯拉夫大使。
在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中，林建寿的故事是最为精彩的，也是最受争议的，从左到右，从右到无（即悟禅道）尽在他的身上展露出来。当在政治上跌倒爬起再跌倒的时候，他只好认命，悟禅去了。因此总结林建寿的一生在政治上他是失多得少的；但在个人方面，他则留下一段让人沉思的历史，涂上厚厚的政治色彩。
以下的几个政治片断，可以看出林建寿参政以后，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最后留下一生的遗憾。
在1956年参加劳工党后，于翌年成为中委，而后出任财政。1958年时来运转，劳工党与人民党合组成社阵，由他出任总秘书。他曾透露社阵的政纲是由他草拟的。1959年他当选柑仔园区国会议员。这个时期，社阵成了最具有组织性和威胁性的反对党。林建寿曾经透露，东姑和敦拉萨有意邀入阁当部长，但政见不同而谢绝了。这是第一次林建寿与部长职失之交臂。
‚在1961年的乔治市议会选举，社阵在15席中横扫14席。身为总秘书的林建寿原本可以争取出任乔治市市长，可能因眼光放眼全国和全州，党把这个机会给了黄添寿。虽然本身通过党领袖的身份试图操控市议会，不过，黄添寿不是省油的灯，没让林建寿成为“太上皇”，而是自身以市长身份亮相政治舞台。
ƒ1964年，社阵雄心勃勃，且具信心将会取得槟州政权，无奈面对印度尼西亚对抗，社阵选举惨败，只剩下2名州议席，连林建寿也输掉了。他是在1966年的补选才又赢回亚依淡州席。这意味着林建寿的首席部长美梦碎了。
与此同时，林建寿虽也蝉联柑仔园国会会议员，但在国会中只剩下他和陈志勤中选，而他又少上国会，终于让陈志勤在国会出尽风头，赢得了反对党先生的美誉。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身为总秘书的林建寿为何会有这样的心态？他的能言善辩不亚于陈志勤。也只能推论他在政治上有些意兴阑珊。
„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发动大罢市，抗议旧货币贬值15%（有英女皇肖像的钞票一元只能兑新钞85分），在示威下也在后来引发种族冲突。虽然政府最后宣布旧钞不再贬值，以息民愤，但在另一方面则对劳工党人展开大逮捕行动，包括林建寿也因此被拘留一个月。这对林建寿的打击是很大的。不仅因为他已经在劳工党内被边缘化（1967年改选由主席降为副主席，华教精英登上主流），而且也不幸地在联盟政府眼中，他也有份涉及其中。
恢复自由身的林建寿，基本上已不能再对劳工党有太大旳影响力了。反而要跟随劳工党的激进路线，“杯葛”1969年的大选。
尽管在大选过后，林建寿有意重整和改革劳工党，但在党干部大批被捕下，其号召也返魂乏力。最终劳工党无法复苏，在1972年被正式吊销注册。
…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舞台，对于林建寿来说是一大遗憾，但他个人的力量有限，只好伺机而动。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他不像陈志勤那样，另立政党或参加民政党？但这个故事太长了，按下不表。
既然林建寿不可能参加民政党，也不会参加行动党，因此他要东山再起的另一条道路就是改变自己，向执政党靠拢。结果他靠向马华公会，这个曾被他贬得“一文不值”又骂得“狗血淋头”的政党，在新人李三春领导下，不计前嫌，竟然默许和鼓励林建寿投进马华的怀抱，真是十分不寻常的大动作。
我门暂时不必分析林建寿为何会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政党，就当时 的情况来说，林建寿的选择只剩下马华公会这一条路，要么借助马华的平台报回一箭之仇（他不能忘记的是在1963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林苍佑派其爱将郑耀林把他拉下马），要么就从此消声匿迹，不再过问政治。
他选择了前者，因他不甘失败，也不甘寂寞，于是在1974年时就在马华导（马华党报）撰文分析大选形势，为马华造势。翌年他就应李三春之邀加入马华公会，且同意他为了挽回面子，在党中央成立“工农局”，以林建寿为主任。林建寿既然出身左派的社阵，自然要为工农请命，也就不得不把工农牌子抬进马华公会。由于此事对马华有益无损，李三春自然乐意接受。
当然林建寿加盟马华和李三春吸纳林建寿加入马华不是要在党内搞“工农革命”，而是借出一个平台让林建寿为自己的转变作辩护，心里也好受些。
†于是到了1977年时机成熟，李三春便委林建寿出任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目的十分明显，是用林建寿冲击民政党的林苍佑。
因此1978年的大选，出现了具有马华背景的“七人帮”直挑民政党国州议席开炮。林建寿对于“七人帮”事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有卷入其中，但林苍佑也不指名道姓在报上严加谴责“七人帮”是一群自杀的“旅鼠”，没有纪律的“政治烂渣滓”。
虽然“七人帮”全军覆没，但对民政造成相当的威胁，也损伤元气。这一笔账，迟早要清理的。可是，奇迹又再出现，原来是1980年崔耀才逝世，留下的彭加兰哥打区补选竟让林建寿给选上了。林苍佑感到情势不妙，推测下来林建寿必有大动作。
‡果然1982年，林建寿在马华站定脚跟后，并在李三春配搭下，竟成功地争取到在槟州出征8个州议席，与民政平分秋色，令人大跌眼镜。
不宁于此，林建寿也放出风声有意要争夺槟州首席部长位，关键于是马华赢得的州议席是要比民政多。由于这样，这一年的重头戏变成马华与民政的角力战，而不是国阵与反对党之争。
即便出尽法宝和九牛二虎之力，林建寿也意气风发准备来一个“不改朝而换代”的反击，可惜林建寿的算盘打不响，他在这次选举中败落了。马华得6席与民政赢8席，林苍佑保住了首席部长职。不然的话，林建寿可就不同凡响了。
经此一败，林建寿才感到虽身在执政权，但也不是成功的保证。他的反攻战略至此也划上一个句号，首席部长再一次与他擦身而过。
1983年李三春突然离开马华，林建寿顿失大靠山。他深切明白，马华只是给他一个平台表演，他没有也不曾得到大多数马华的祝福。如果他还要在马华立足，他需要靠向另一个大靠山。他终于选择支持梁维泮，而和陈群川派对着干。
当陈群川派在1985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就是林建寿结束他与马华的关系。因为自此之后，人们似乎都忘记了林建寿还是马华的党员。人们宁可把他归为左派头头，而没有把他纳为马华份子。这也许是林建寿的另一个失误，由于他站错台，不得不认命了。
31.10.07
评林建寿的政治风雨路（一）—对反对党左右开弓
1959年的大选，群众大会是自由举行的。虽然是一名学生，但成为群众大会一名听众和观众也是一种享受。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听林建寿演讲。他的口沬横飞，能言善辩总是吸引不少的听众。因此他往往是最后一名演讲者。
在我的印象中，林建寿骂人的本领也是一绝。他指责联盟政府对他人格进行破坏，连他当时娶外国老婆也被拿来开刀和讽刺。他更形容“马华钻进巫统的沙笼”，没甚作为（当时林苍佑尚在马华，但已大权旁落）。
由于他七情上欲，表情十足，林建寿成了社阵群众大会“压轴之宝”。只要他会出现的大会，总是有人宁可站着等，直到他演完话后才满意的离开。这就是林建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用说，这一年他首次当选国会议员。
后来我才知道林建寿不仅演讲有魅力（因受英文教育，他是用福建话左右开弓），而且文采也出众，是党的“理论”高手之一。
他在党的职位也是非比寻常的：当过劳工党中委、财政、总秘书、副主席及主席，同时也曾是社阵的总秘书。在官方则曾是市议员、州议员及国会议员，只差没有当部长。
他为什么会在短短的8年内（从1958到1966）成为反对党中的呼风唤雨的人物？确是值得玩味的。比起同一时期的峇峇精英，如陈志勤、陈扑根、黄添寿及崔耀才乃至魏利煌等人，他是更为出位和更懂得向华教份子靠拢。他曾经让党的干部相信他的政治挚诚和他的战略是能带领他们朝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
不论是华教份子需要他的领导或是他需要华教精英作执垫，在那个火热朝天的年代，是没有人刻意分析或研究的。甚至连他的缺点也包容下来，比如党内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不易相处的人，有时骂人是不必看时间和地点的，但过后又平静下来。人们都知道他的怪脾气，人们也不计较他的口没遮拦。因为他毕竟是党领袖。
当然，当社阵或劳工党员在街头示威时，他是没有在场的，虽然他自称是“街头国会”的一个成员（这是林建寿后期在《光明日报》写专栏时的拦目）。这就是说，林建寿在情感上可以与干部在一起，在行动上不一定是相伴左右。但也不知为什么，在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发动大罢市抗议旧钞贬值时，明明林建寿人不在现场，（我人在现场采访，可以证明）只是发表文告以示支持，也被警方扣留一个月之久。陈志勤也有发表文告，却安然无恙，这说明林建寿在党内的影响力是比陈志勤为大的。
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林建寿曾经为社阵和劳工党“立言立论”，而且是大道理一堆乃至有些成为左派的指导方针之一。陈志勤虽也文采出众，舞文弄墨不亚于其它政治人物，就是不曾在党内挑大梁。
究竟林建寿为社阵包括劳工党建构什么理论和思想，倒是值得研究的。不过本文只针对他的一些言论作评议。
从《马来西亚劳工党文献汇编》内刊登林建寿的文章来看，就可知其一二。
第一点：
如果说“社阵的纲领由林建寿在人民党的草案基础上拟就，是无产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回教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的论断，在当时更是一新耳目的创见。”（引自《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那么我们不得不置疑林建寿在其它文内论述中对回教党的大加讨伐的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回教党在巴哈鲁丁（曾与波斯达曼共创左翼人民党）领导下，仍然走印度尼西亚的“纳沙贡”（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回教三位一体）的路线，且与社阵同属反对党，站在同一阵线与联盟抗争。
但在林建寿看来，“回教党攻击巫统领袖出卖他们本身给非回教徒，使到要脱离联盟的人感到恐惧，因为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回教党的存在。由于恐惧马来人支持的回教党会在1957年取得政权，大部份非马来人选民就投向联盟，希望维持现政府去反对他们认为敌视非马来人的回教政府。我们要与回教党作有效的斗争。”（林建寿《社阵的政策与政党的斗争》，《火焰报》1963年刊登）
这一段话与史实有距离，值得商榷。若是指独立前1955年的普选，联盟的劲敌是拿督翁的国家党，回教党尚不成气候，只赢得1席。若是指（1959年独立后首次大选，回教党是与社阵（至少人民党认同）站在同一阵线，不对社阵构成威胁，况且巴哈鲁丁也不是宗教至上的人，而是一位力主「回教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者。林建寿为什么要大力谴责回教党？令人感到混淆与模糊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向。
第二点：
另外一段，林建寿说，“民主联合党（林苍佑1961年创立的党）在另一方面是代表华人沙文主义势力，而这股势力已感觉联盟不能再适应他们要求的时候，从联盟分裂出来。一直到今天，它还不敢发表他们的政策和国家计划。民联党的章程说要委身于经济落后的工农而同时促进资本主义资本、管理和劳工之者之间的调和是多么不可能。”
林建寿所言也与史实不尽相同。事实是马华内部的斗争和另一派的妥协，排斥了林苍佑派。林苍佑既是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脱离了马华则成为华人沙文主义者；如果他仍领导马华，是不是沙文主义者？这里埋下伏笔。
由此可以看出，他和林苍佑个人的恩怨也带进了政治斗争中。
第三点：
在另一个课题上，林建寿抨击“李光耀企图将马来西亚问题造成一个马来人、华人的问题，这不但是错误，也是恶作剧”（林建寿在柔佛政训班之讲稿，刊《火焰报》1962年）。
“人民行动党的失败，是因为它不敢面对联盟的挑战而秘密和联盟签订退出马来西亚协议。”
“在1965年当人民行动党企图通过协商参加联盟和挑战马华公会的尝试失败后，它就利用其它的政党以对付联盟，它的想法是如果它能毁灭马华公会，巫统就可能被迫和它协商。（因此），它就利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来作为它的政治资本（林建寿《于在低级纲领上求团结的问题》，（刊《三八妇女节特刊》，1966年）。
林建寿对人民行动党的批评也与历史说法有一些出入。也许他不能忘记的是李光耀在1961年的电台十二讲中，曾指名道姓的抨击林建寿对行动党敌视，而他后来也有反驳。
当时林建寿对其它反对党的抨击并不亚于对联盟的指责，因此他不主张组成反联盟阵线，因为在夺取政权后，将马上陷入四分五裂。（林建寿《社阵的政策与政党的斗争》）。这或者是林建寿认为不能搞统战的依据。
有了这些依据后，我们就不难明白林建寿为什么后期会参加马华公会。
在我的印象中，林建寿骂人的本领也是一绝。他指责联盟政府对他人格进行破坏，连他当时娶外国老婆也被拿来开刀和讽刺。他更形容“马华钻进巫统的沙笼”，没甚作为（当时林苍佑尚在马华，但已大权旁落）。
由于他七情上欲，表情十足，林建寿成了社阵群众大会“压轴之宝”。只要他会出现的大会，总是有人宁可站着等，直到他演完话后才满意的离开。这就是林建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用说，这一年他首次当选国会议员。
后来我才知道林建寿不仅演讲有魅力（因受英文教育，他是用福建话左右开弓），而且文采也出众，是党的“理论”高手之一。
他在党的职位也是非比寻常的：当过劳工党中委、财政、总秘书、副主席及主席，同时也曾是社阵的总秘书。在官方则曾是市议员、州议员及国会议员，只差没有当部长。
他为什么会在短短的8年内（从1958到1966）成为反对党中的呼风唤雨的人物？确是值得玩味的。比起同一时期的峇峇精英，如陈志勤、陈扑根、黄添寿及崔耀才乃至魏利煌等人，他是更为出位和更懂得向华教份子靠拢。他曾经让党的干部相信他的政治挚诚和他的战略是能带领他们朝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
不论是华教份子需要他的领导或是他需要华教精英作执垫，在那个火热朝天的年代，是没有人刻意分析或研究的。甚至连他的缺点也包容下来，比如党内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不易相处的人，有时骂人是不必看时间和地点的，但过后又平静下来。人们都知道他的怪脾气，人们也不计较他的口没遮拦。因为他毕竟是党领袖。
当然，当社阵或劳工党员在街头示威时，他是没有在场的，虽然他自称是“街头国会”的一个成员（这是林建寿后期在《光明日报》写专栏时的拦目）。这就是说，林建寿在情感上可以与干部在一起，在行动上不一定是相伴左右。但也不知为什么，在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发动大罢市抗议旧钞贬值时，明明林建寿人不在现场，（我人在现场采访，可以证明）只是发表文告以示支持，也被警方扣留一个月之久。陈志勤也有发表文告，却安然无恙，这说明林建寿在党内的影响力是比陈志勤为大的。
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林建寿曾经为社阵和劳工党“立言立论”，而且是大道理一堆乃至有些成为左派的指导方针之一。陈志勤虽也文采出众，舞文弄墨不亚于其它政治人物，就是不曾在党内挑大梁。
究竟林建寿为社阵包括劳工党建构什么理论和思想，倒是值得研究的。不过本文只针对他的一些言论作评议。
从《马来西亚劳工党文献汇编》内刊登林建寿的文章来看，就可知其一二。
第一点：
如果说“社阵的纲领由林建寿在人民党的草案基础上拟就，是无产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回教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的论断，在当时更是一新耳目的创见。”（引自《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那么我们不得不置疑林建寿在其它文内论述中对回教党的大加讨伐的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回教党在巴哈鲁丁（曾与波斯达曼共创左翼人民党）领导下，仍然走印度尼西亚的“纳沙贡”（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回教三位一体）的路线，且与社阵同属反对党，站在同一阵线与联盟抗争。
但在林建寿看来，“回教党攻击巫统领袖出卖他们本身给非回教徒，使到要脱离联盟的人感到恐惧，因为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回教党的存在。由于恐惧马来人支持的回教党会在1957年取得政权，大部份非马来人选民就投向联盟，希望维持现政府去反对他们认为敌视非马来人的回教政府。我们要与回教党作有效的斗争。”（林建寿《社阵的政策与政党的斗争》，《火焰报》1963年刊登）
这一段话与史实有距离，值得商榷。若是指独立前1955年的普选，联盟的劲敌是拿督翁的国家党，回教党尚不成气候，只赢得1席。若是指（1959年独立后首次大选，回教党是与社阵（至少人民党认同）站在同一阵线，不对社阵构成威胁，况且巴哈鲁丁也不是宗教至上的人，而是一位力主「回教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者。林建寿为什么要大力谴责回教党？令人感到混淆与模糊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向。
第二点：
另外一段，林建寿说，“民主联合党（林苍佑1961年创立的党）在另一方面是代表华人沙文主义势力，而这股势力已感觉联盟不能再适应他们要求的时候，从联盟分裂出来。一直到今天，它还不敢发表他们的政策和国家计划。民联党的章程说要委身于经济落后的工农而同时促进资本主义资本、管理和劳工之者之间的调和是多么不可能。”
林建寿所言也与史实不尽相同。事实是马华内部的斗争和另一派的妥协，排斥了林苍佑派。林苍佑既是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脱离了马华则成为华人沙文主义者；如果他仍领导马华，是不是沙文主义者？这里埋下伏笔。
由此可以看出，他和林苍佑个人的恩怨也带进了政治斗争中。
第三点：
在另一个课题上，林建寿抨击“李光耀企图将马来西亚问题造成一个马来人、华人的问题，这不但是错误，也是恶作剧”（林建寿在柔佛政训班之讲稿，刊《火焰报》1962年）。
“人民行动党的失败，是因为它不敢面对联盟的挑战而秘密和联盟签订退出马来西亚协议。”
“在1965年当人民行动党企图通过协商参加联盟和挑战马华公会的尝试失败后，它就利用其它的政党以对付联盟，它的想法是如果它能毁灭马华公会，巫统就可能被迫和它协商。（因此），它就利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来作为它的政治资本（林建寿《于在低级纲领上求团结的问题》，（刊《三八妇女节特刊》，1966年）。
林建寿对人民行动党的批评也与历史说法有一些出入。也许他不能忘记的是李光耀在1961年的电台十二讲中，曾指名道姓的抨击林建寿对行动党敌视，而他后来也有反驳。
当时林建寿对其它反对党的抨击并不亚于对联盟的指责，因此他不主张组成反联盟阵线，因为在夺取政权后，将马上陷入四分五裂。（林建寿《社阵的政策与政党的斗争》）。这或者是林建寿认为不能搞统战的依据。
有了这些依据后，我们就不难明白林建寿为什么后期会参加马华公会。
评林建寿的政治风雨路（二）—与“七人帮”马卓达一笔恩怨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另一个人像马卓达（马华元老）那样与林建寿的恩怨是纠缠不清的。“先敌后友又化友为敌”，真是一匹布那么长。话说1965年，中央政府通过州政府接管乔治市市议会，而身为首席部长的王保尼暂时兼任乔治市市长。
1966年，政府宣布组成以一名法官阿兹斯为首的三人调查庭，以调查在社阵执政下的乔治市市议会有何不规则与渎职行为。其目的是为政府接管各地方议会提供依据和理由。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先阐述一下乔治市议会的历史﹕它是我国最早推行民主选举的市议会（1951年），而在1957年1月1日被英殖民政府升格为市（也是第一个被升格为市的市议会）。同年的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市议会也顺理选出本地人出任市议会主席（独立前由地位相等于首席部长之英国参政司兼任）。由于联盟占比较优势，也就选出联盟的吴源和担任主席，后来被称为市长。
1958年选举后，社阵在议会内占优势，林建寿也当选市议员，选出社阵主席蓝玛纳旦出任乔治市市长。1961年选举社阵狂胜（14席对联盟1席），改由黄添寿出任市长。1963年选举，林建寿在市议员选举中落马，但社阵仍以9席对6席执政，推出崔耀才当市长，直到1965年被接管为止。
换句话说，林建寿由1958年到1963年是乔治市市议员，而调查庭之设其中之一的目的就是冲着林建寿而来，以打击社阵执政下的市议会并不是所说般的好。当然也兼调查其它方面的施政和决策。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刚入行报界，第一份苦差就是采访调查庭的新闻。
在庭上供证的，有两个人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第一位是前市长蓝玛纳旦。他在1959年也在社阵旗帜下当选槟州议员。1962年跳槽印度国大党。1964年在联盟（国大党）旗帜下参选获胜，出任槟州行政议员。
1966年，已是联盟行政议员的蓝玛纳旦在庭上揭露林建寿在乔治市议会内颐指气使，以党领袖的身份干预市议会施政和决策。他对林建寿的不满（1961年未被推举蝉联市长）也在此刻完全宣泄出来。既然是敌对党的身份，若蓝玛纳旦不对林建寿开弓，就不是执政党人了。
另一位就是本文要带出的另一位主角马卓达。他出庭作证时的身是以一介商人（电器承包商）向林建寿发出猛烈的攻击。他指说当时的市议会被林建寿一手操办，他成了市议会的“太上皇”（这有些言过其实），指手划脚影响重要的决策，而他做为商人难以适从。
总之，凡是可以鞭挞林建寿的词句，他都使出来。我当时有些不明白，一位商人怎么会与林建寿这么深仇大恨？后来我探听之下，原来马卓达是马华的中坚份子，是丹绒区会的主席。他对马华的“忠心”日后“表露”出来。基于这个政治理由，马卓达当然不会放过仍是社阵（劳工党）领袖的林建寿。两人的针锋相对，乃至借台打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马卓达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调查庭后来也有报告，但作用不大，因市议会被接管已成既定事实。
1969年，社阵杯葛大选，林建寿未参选；马卓达以马华身参加州选，但告失败（1974年参选也失败）。
1974年，林建寿突然为马华站台，撰文分析大选，为马华造势。这个时候，李三春刚接棒，也就乐得有一位前左派强人林建寿与他站在一起。
1975年林建寿加盟马华，与马卓达成了同志。1977年林建寿出任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成了马卓达的顶头上司。这一下子，林建寿与马卓达的关系也有一个大转变﹕“化敌为友”。政治上的“没有永久的敌人”，正应验在林马两人身上。
果然在1978年的时候，林建寿与马卓达同样不满马华只分配5个槟州议席参选，未达所需议席。
在各方的推波助澜下，马卓达率先向林建寿辞卸丹绒区主席职。内容有一段这样说﹕“解决我们和民政党之间的纠纷和争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本区人民之票决。我相信你将会支持我的辞职和退党，让我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选举。”
在公布辞职信内容予记者招待会的同时，马卓达还说﹕“由马华退党党员组成的‘人民独立阵线’将有12名成员。”意思是说将有12人专挑民政党的选区，以一决高低。
在林建寿未公开表态但私下不反对的情况下，马卓达一马当成成为“独立阵线”之首。可是在提名当天只有7人上征，他们是马卓达、何启斌（理大毕业，现已是经济学者）、邱思庆（医生）、林嘉彬（林建寿的忠实拥护者）、邱发兴（职工领袖）、颜嘉炳（布商）及陈充惠（小商，临时加盟）。
于是这7个人又被人称为“七人帮”。林苍佑对此愤怒不已，他指名道姓抨击林建寿在幕后策划和导演“马华独立阵线”，不仅误导这些人，而这些人的目的在于制造混乱和分散选票。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马卓达的攻势是十分凌厉的。除了针对林苍佑的光大发展计划进行拆迁大肆攻击外，也形容民政党是“拆厝党”；更分派海报对林苍佑的衣装进行抨击，极尽其丑化之能事。
林苍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也用尖锐的语言指责这些人是“政治烂渣滓”，是“一群自杀的旅鼠”，也是“政治阿Q”。
李三春和林建寿保持一贯的沉默，不作任何回应；反而是“七人帮”之首的马卓明表明参选是为了把茅头对向民政，但支持马华在国阵的候选人。
这种阵线分明的斗争预示着马华与民政在后头会有更大的政治风暴。只是“七人帮”的特殊身分和特殊的任务，他们始终不能成为马华的一个“标榜”；反而极其谨慎地不让民政“反咬一口”。
最后，“七人帮”终于全军覆没，但给民政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民政有5个州选区的多数票未过千张，包括林苍佑的选区。如果民政保不住这5区，则它只剩下6席（参选11席）。由此可见“七人帮”对民政的“震撼”是没齿难忘的（这一年民政胜8席，马华胜2席，及巫统胜9席，总数是24席）。
始料未及的是，选后最先发难攻击林建寿的倒不是民政党，而是败选的马青槟州团长庄友良。他说﹕“大选失利是因为马华和民政之间缺乏合作，从中作梗人物是林建寿。”
继后，他又通过马青团发表文告说﹕“在槟州马华独揽大权的林建寿，派出“七人帮”组成人民独立阵线，遭受无情的判决，全军覆灭。身为总司令的林建寿不应毫无交代地借故赴欧渡假，而应勇敢接受挑战，以君子风度引咎辞职。”
当然有李三春大力支持的林建寿是不会辞职的，他还有更大的任务未完成呢？（此事暂按不表）
说回“七人帮”，在选举过后，似乎是不了了之。马华没有进一步行动，民政也不再理会。然而历史是不能遗忘的。
在许多年以后，我又再向当事人问起陈年往事。没想到口直心快的马卓达一下子全部“爆出内情”，使我们对迷团有了一些答案。
这是1998年（“七人帮”事件隔了20年）的8月14日，我挂了一电话给马卓达问他愿不愿意重提往事。我也先后问了3次（8月14日两次及8月21日一次），得到的响应是这样的：
当年林建寿的意思是要马华的区会主席表面辞职，然后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大选，专打民政党区，一定要给林苍佑颜色看，不然他以为马华是好欺侮的。
他承认“七人帮”是临时凑成的组合，但竞选场地的秘书处费用由林建寿承担，负责宣传，而其它的费用由他们自行解决。
不过，他没想到大选过后林苍佑发律师信，告他诽谤，他找上林建寿帮忙，对方认为他不便出马，便叫卡巴星当了马卓达的律师。
这官司拉了好几年，最后庭外和解。惟马卓达必须付律师费。这一下子，马卓达又找林建寿帮忙，却不得要领。幸好得到陈群川的帮忙，他终于用几千元解决这案司案。
因为这样，马卓达又再对林建寿另有看法。两人的交往又划上句号。不仅于此，马卓达在言谈中表露出对林建寿的不满。他们的关系又再回到起点﹕再成为政敌。
至于马卓达到底有没有被马华除名，他自己也答不上来。他记得在1980年因一场补选（崔耀才逝世），李三春有询问他的意见，他极力推荐派林建寿上阵（当时林马关系尚未闹翻）。就这样，经过多方考虑，李三春选派林建寿参加补选（这一仗林建寿胜了）。
没有想到的是林建寿的胜利换来了马卓达日后的翻旧账。
而我更没有想到的是，马卓达在与我交谈不久后，竟于1998年8月24日长世长辞。巧合的是，我在《光明日报》刊登他的“七人帮”评论也在同一天见报，他无缘阅读，到了另一个世界。
林建寿始终不对马卓达的责难发表任何意见。他们毕竟有过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谓“同志情”不过是过眼烟云，到后来竟是新旧老账一起翻。只要翻开马卓达这一页历史，就不难明白林建寿蜕变的过程是聪明人在搞政治，不像马卓达一头栽进去而拔不出来，最后是“遗憾”两个字。
以马卓达这样的“传奇人物”，对马华“死心踏地”（先是炮轰社阵，后是瞄准民政），他是不是应该赢得“效忠奖”？我不知道。也许只有马华翻查他的记录才能作出评估。
我提出马卓达与林建寿的关系，旨在说明林建寿的从政记录显示他是一个多面人物。
1966年，政府宣布组成以一名法官阿兹斯为首的三人调查庭，以调查在社阵执政下的乔治市市议会有何不规则与渎职行为。其目的是为政府接管各地方议会提供依据和理由。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先阐述一下乔治市议会的历史﹕它是我国最早推行民主选举的市议会（1951年），而在1957年1月1日被英殖民政府升格为市（也是第一个被升格为市的市议会）。同年的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市议会也顺理选出本地人出任市议会主席（独立前由地位相等于首席部长之英国参政司兼任）。由于联盟占比较优势，也就选出联盟的吴源和担任主席，后来被称为市长。
1958年选举后，社阵在议会内占优势，林建寿也当选市议员，选出社阵主席蓝玛纳旦出任乔治市市长。1961年选举社阵狂胜（14席对联盟1席），改由黄添寿出任市长。1963年选举，林建寿在市议员选举中落马，但社阵仍以9席对6席执政，推出崔耀才当市长，直到1965年被接管为止。
换句话说，林建寿由1958年到1963年是乔治市市议员，而调查庭之设其中之一的目的就是冲着林建寿而来，以打击社阵执政下的市议会并不是所说般的好。当然也兼调查其它方面的施政和决策。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刚入行报界，第一份苦差就是采访调查庭的新闻。
在庭上供证的，有两个人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第一位是前市长蓝玛纳旦。他在1959年也在社阵旗帜下当选槟州议员。1962年跳槽印度国大党。1964年在联盟（国大党）旗帜下参选获胜，出任槟州行政议员。
1966年，已是联盟行政议员的蓝玛纳旦在庭上揭露林建寿在乔治市议会内颐指气使，以党领袖的身份干预市议会施政和决策。他对林建寿的不满（1961年未被推举蝉联市长）也在此刻完全宣泄出来。既然是敌对党的身份，若蓝玛纳旦不对林建寿开弓，就不是执政党人了。
另一位就是本文要带出的另一位主角马卓达。他出庭作证时的身是以一介商人（电器承包商）向林建寿发出猛烈的攻击。他指说当时的市议会被林建寿一手操办，他成了市议会的“太上皇”（这有些言过其实），指手划脚影响重要的决策，而他做为商人难以适从。
总之，凡是可以鞭挞林建寿的词句，他都使出来。我当时有些不明白，一位商人怎么会与林建寿这么深仇大恨？后来我探听之下，原来马卓达是马华的中坚份子，是丹绒区会的主席。他对马华的“忠心”日后“表露”出来。基于这个政治理由，马卓达当然不会放过仍是社阵（劳工党）领袖的林建寿。两人的针锋相对，乃至借台打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马卓达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调查庭后来也有报告，但作用不大，因市议会被接管已成既定事实。
1969年，社阵杯葛大选，林建寿未参选；马卓达以马华身参加州选，但告失败（1974年参选也失败）。
1974年，林建寿突然为马华站台，撰文分析大选，为马华造势。这个时候，李三春刚接棒，也就乐得有一位前左派强人林建寿与他站在一起。
1975年林建寿加盟马华，与马卓达成了同志。1977年林建寿出任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成了马卓达的顶头上司。这一下子，林建寿与马卓达的关系也有一个大转变﹕“化敌为友”。政治上的“没有永久的敌人”，正应验在林马两人身上。
果然在1978年的时候，林建寿与马卓达同样不满马华只分配5个槟州议席参选，未达所需议席。
在各方的推波助澜下，马卓达率先向林建寿辞卸丹绒区主席职。内容有一段这样说﹕“解决我们和民政党之间的纠纷和争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本区人民之票决。我相信你将会支持我的辞职和退党，让我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选举。”
在公布辞职信内容予记者招待会的同时，马卓达还说﹕“由马华退党党员组成的‘人民独立阵线’将有12名成员。”意思是说将有12人专挑民政党的选区，以一决高低。
在林建寿未公开表态但私下不反对的情况下，马卓达一马当成成为“独立阵线”之首。可是在提名当天只有7人上征，他们是马卓达、何启斌（理大毕业，现已是经济学者）、邱思庆（医生）、林嘉彬（林建寿的忠实拥护者）、邱发兴（职工领袖）、颜嘉炳（布商）及陈充惠（小商，临时加盟）。
于是这7个人又被人称为“七人帮”。林苍佑对此愤怒不已，他指名道姓抨击林建寿在幕后策划和导演“马华独立阵线”，不仅误导这些人，而这些人的目的在于制造混乱和分散选票。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马卓达的攻势是十分凌厉的。除了针对林苍佑的光大发展计划进行拆迁大肆攻击外，也形容民政党是“拆厝党”；更分派海报对林苍佑的衣装进行抨击，极尽其丑化之能事。
林苍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也用尖锐的语言指责这些人是“政治烂渣滓”，是“一群自杀的旅鼠”，也是“政治阿Q”。
李三春和林建寿保持一贯的沉默，不作任何回应；反而是“七人帮”之首的马卓明表明参选是为了把茅头对向民政，但支持马华在国阵的候选人。
这种阵线分明的斗争预示着马华与民政在后头会有更大的政治风暴。只是“七人帮”的特殊身分和特殊的任务，他们始终不能成为马华的一个“标榜”；反而极其谨慎地不让民政“反咬一口”。
最后，“七人帮”终于全军覆没，但给民政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民政有5个州选区的多数票未过千张，包括林苍佑的选区。如果民政保不住这5区，则它只剩下6席（参选11席）。由此可见“七人帮”对民政的“震撼”是没齿难忘的（这一年民政胜8席，马华胜2席，及巫统胜9席，总数是24席）。
始料未及的是，选后最先发难攻击林建寿的倒不是民政党，而是败选的马青槟州团长庄友良。他说﹕“大选失利是因为马华和民政之间缺乏合作，从中作梗人物是林建寿。”
继后，他又通过马青团发表文告说﹕“在槟州马华独揽大权的林建寿，派出“七人帮”组成人民独立阵线，遭受无情的判决，全军覆灭。身为总司令的林建寿不应毫无交代地借故赴欧渡假，而应勇敢接受挑战，以君子风度引咎辞职。”
当然有李三春大力支持的林建寿是不会辞职的，他还有更大的任务未完成呢？（此事暂按不表）
说回“七人帮”，在选举过后，似乎是不了了之。马华没有进一步行动，民政也不再理会。然而历史是不能遗忘的。
在许多年以后，我又再向当事人问起陈年往事。没想到口直心快的马卓达一下子全部“爆出内情”，使我们对迷团有了一些答案。
这是1998年（“七人帮”事件隔了20年）的8月14日，我挂了一电话给马卓达问他愿不愿意重提往事。我也先后问了3次（8月14日两次及8月21日一次），得到的响应是这样的：
当年林建寿的意思是要马华的区会主席表面辞职，然后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大选，专打民政党区，一定要给林苍佑颜色看，不然他以为马华是好欺侮的。
他承认“七人帮”是临时凑成的组合，但竞选场地的秘书处费用由林建寿承担，负责宣传，而其它的费用由他们自行解决。
不过，他没想到大选过后林苍佑发律师信，告他诽谤，他找上林建寿帮忙，对方认为他不便出马，便叫卡巴星当了马卓达的律师。
这官司拉了好几年，最后庭外和解。惟马卓达必须付律师费。这一下子，马卓达又找林建寿帮忙，却不得要领。幸好得到陈群川的帮忙，他终于用几千元解决这案司案。
因为这样，马卓达又再对林建寿另有看法。两人的交往又划上句号。不仅于此，马卓达在言谈中表露出对林建寿的不满。他们的关系又再回到起点﹕再成为政敌。
至于马卓达到底有没有被马华除名，他自己也答不上来。他记得在1980年因一场补选（崔耀才逝世），李三春有询问他的意见，他极力推荐派林建寿上阵（当时林马关系尚未闹翻）。就这样，经过多方考虑，李三春选派林建寿参加补选（这一仗林建寿胜了）。
没有想到的是林建寿的胜利换来了马卓达日后的翻旧账。
而我更没有想到的是，马卓达在与我交谈不久后，竟于1998年8月24日长世长辞。巧合的是，我在《光明日报》刊登他的“七人帮”评论也在同一天见报，他无缘阅读，到了另一个世界。
林建寿始终不对马卓达的责难发表任何意见。他们毕竟有过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谓“同志情”不过是过眼烟云，到后来竟是新旧老账一起翻。只要翻开马卓达这一页历史，就不难明白林建寿蜕变的过程是聪明人在搞政治，不像马卓达一头栽进去而拔不出来，最后是“遗憾”两个字。
以马卓达这样的“传奇人物”，对马华“死心踏地”（先是炮轰社阵，后是瞄准民政），他是不是应该赢得“效忠奖”？我不知道。也许只有马华翻查他的记录才能作出评估。
我提出马卓达与林建寿的关系，旨在说明林建寿的从政记录显示他是一个多面人物。
评林建寿的政治风雨路（三）—与林苍佑纠缠不清
虽然林苍佑与林建寿同属于林氏宗亲，但在政治上他们是不咬弦的一对，而且已经达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对林建寿的逝世，林苍佑一语不发）。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将这两人的政治历程作一个比较，就不难窥见个人成见之深远远大于意识形态的斗争。
林苍佑生于1919年，比林建寿年长3岁，也比林建寿更早踏足政坛。
林苍佑在1950年被委为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成立急进党；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1958年成为马华公会总会长；1961年退出马华；同年成立民主联合党；1968年参与创立民政党并解散民联党；1969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直到1990年退隐政坛。在1971年到1980年担任民政党主席。
林建寿在1956年加入劳工党；1957年参与成立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的组合），且出任总秘书；1958年当选市议员；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66年补选中当选阿依淡州议员；1969年响应劳工党“杯葛”大选；1975年加入马华公会；1977年被委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1980年在国阵（马华旗下）的一场补选中当选槟州彭加兰哥打区州议员；1982年大选在原区上阵败下阵来；1985年马华党争结束后退隐政坛。
从上面看来，林苍佑和林建寿曾经同是反对党人，为什么不能合作呢？还有他们也曾是同属执政党人，为什么又明争暗斗呢？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竟一先一后成为马华领袖，却又是那么阴差阳错而使两个人凑合不到一块。这里肯定出了问题，但问题在那里呢？
故事应该从50年代写起。当林苍佑投身马华公会的时候，林建寿也在不久投身劳工党。站在不同的政党而相互抨击乃是理所当然。1958年林苍佑初任马华总会长时，林建寿已是社阵的总秘书，彼此在意识形态上有所针锋相。因为马华属于右派，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社阵属于左派，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本来当林苍佑在1961年正式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的时候，已是属于反对党人，与林建寿领导的社阵有可能携手合作来抗衡联盟，但事实并非如此，社阵并不认同民联党是同一路人；林建寿也把林苍佑视为“眼中钉”。换句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指反对党阵营内，尤其是在槟州方面，只能有一位领袖，不能有双盟主），也埋下双林的交锋。
果然林建寿率先向林苍佑开炮。除了形容林苍佑是“华人沙文主义者”外，更指责民联党“玩弄华人的情绪”。他也指责民联党是非社会主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结构中保护资本主义者的生存”。因而他判定反对党组成反联盟阵线是不可能的（参阅《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
在林建寿借左翼平台对林苍佑展开攻击之后，林苍佑的反击是另类手法。他不在言论上唇枪舌战，而是静悄悄地布署一挫林建寿的锐气。
1963年的乔治市议会选举，林苍佑刻意安排一个人专门挑林建寿的市议会选区甘榜曼吉狠打。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林苍佑左右手的郑耀林。
其原委是这样的﹕林苍佑要找一位有勇气面对林建寿的人。有人向他推举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郑耀林。在仰慕林苍佑下，他加入民联党，且接纳上阵打林建寿。
但小刀又如何锯大树呢？一个是反对党红人，且又是国会议员；一个是小人物，是人民不认识的初生之犊。经过林苍佑的授招，郑耀林在提名后每天提着公文包，在选区内逐一登门拜访。他的诚意感动了许多选民。虽然郑耀林不相信自己会打败林建寿，但林苍佑比他更具信心，他相信巨人会有倒下的一天。
尽管民联党也派足15名候选人向联盟和社阵下战书，但林苍佑的目的不是要从社阵手上夺过执政权，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他的最大的目的是要使林建寿蒙羞，而不再开口闭口把林苍佑抨击得一无是处。因此与其说是民联打社阵，不如说是林苍佑借“刀”杀林建寿一个措手不及。
结果也真的出现奇迹，开票当晚（经过三次算票），郑耀林以34张多数票击败林建寿，一时之间成为报章的重大新闻。郑耀林总算为林苍佑出一口怨气。从此他在政坛上走向青云路。事实上民联党也只有郑耀林一人当选。即便如此，也是林苍佑的一个“大胜利”。经此一役，双林的裂痕更大。
由于有林建寿坐镇在左派阵营，林苍佑在1964年大选时希望反对党合作不演多角战的努力是落空了，于是在这一次的大选中，林苍佑也派出强大的伍与联盟及社阵决一高低。这一仗又是林苍佑占优势，连他本身，民联共有4人挤入槟州议会（他也同时中选国会议员）；反观社阵，虽然兴致勃勃要夺取槟州政权，但因马印对抗下的阴影笼罩上空，以致持反大马立场的社阵战绩大为褪色，只赢得2个州议席（陈福兴和许平城），林建寿保住国席，但输掉州议席（他后来在补选中才取胜）。这样一来，在反对党中，林苍佑风头盖过林建寿，成为槟州议会反对党领袖。
尽管60年代中期后，林建寿在劳工党内已大权旁落（成为党的副主席），林苍佑还是不愿意与之打交道。虽然明知已走激进路线的劳工党是不会同意组反对党阵线（经有迹象显示将采取行动杯葛大选），林苍佑还是通过许平城带话向劳工党伸出合作之手。这事是发生在1967年的时候，结果未有极积的回应。可见林苍佑在野时强调反对党合作的重要性。
不过到了1968年，当陈志勤与威拉邦等人（俱是原劳工党人）向林苍佑伸出合作橄榄枝时，后者热切地表示同意。就这样，民政党出现了。
就民政党的性质和组织成份看来，它本身就是一个反对党的缩影，内有劳工党人，民联党人及职工领袖和学者。基本上符合林苍佑搞合作的愿望。
本来这样的一个“温和社会主义”的政党也是适合林建寿参加的，但林苍佑和陈志勤就是不愿与林建寿合作，才没有拉拢林建寿参加其中。
没了林建寿参选，1969年的政坛依然有看头。但一向支持社阵的选民顿感失落，因为这一年劳工党宣布抵制大选。虽然如此，林苍佑在民政党内积极主张联合阵线。就这样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乃至人民党在1969年大选前达成协议，以一对一挑战联盟（人民党自1965年与劳工党分家后，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但不杯葛大选）。这一仗林苍佑翻了身，他领导的民政党夺得了槟州执政权，为槟州启开一个新纪元。
政局的变化让林建寿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没有想到两个他极不欣赏的人──林苍佑和陈志勤有了出头天；尤其是林苍佑的上台，对他而言是难以咽下的一口气。可是又一时苦无机会反击。
未想在1974年大选前夕，林建寿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撰文支持马华公会，令许多人大跌眼镜，不敢相信一位左派领袖会支持右派的马华公会。
其实如果研究林建寿的心态和其政治思想，对他的转变是不足为示的。他主要是从个人的恩怨作为出发点来“报一箭之仇”，而不是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向林苍佑宣战。从他在社阵时不忘抨击林苍佑到后来借马华的平台，也是冲者林苍佑而来。
在1975年他悄悄地加入公会后，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另一类的拥护者。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已被他自己一脚踢开。
事后人们终于发现林建寿参加马华不是要改变马华公会，也不是要“社会主义化马华”，更不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批判林苍佑的向“资本主义屈服”；恰恰相反，他是投向资本主义阵营向维护资本主义的林苍佑开炮。因此与其说是一场政治思想的斗争，不如说是个人恩怨的反击计划的开始。
到了1977年当林建寿正式成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时。他就显露对林苍佑的不满，先是借题对议席分配的抗议（1978年大选马华分得5席，民政11席），后是默许七人帮的出现，直搞民政龙王庙。
在七人帮失败后，林建寿并没有停止他的第二回合的更致命的攻击。第一步骤是藉崔耀才（1980年逝世，原为劳工党市长）遗下的空缺，参加彭加哥打区补选（这个选区原本是划给马华派候选人的），林建寿说好说歹地请了李三春出马，向林苍佑打招呼，在没有更好理由推卸下，他只得接受林建寿代表马华上阵。除此之外，林建寿的另一个高招是请来林敬益（刚上任民政主席）为他站台。一时之间，两党关系突然好转到称兄道弟。连财长东姑拉沙里也破天荒拨巨款予当地华小。在整个形势对林建寿有利下，他勉强以544张多数票取胜行动党的张德发。
随此之后，林建寿进行了第二步骤的“夺权”，他要林苍佑尝到“受窘”的滋味。这是林苍佑第二个梦魇的开始（第一个是“七人帮”）。非常出乎林苍佑意料之外，在1982年的大选，马华在槟州获得分配的议席竟然是与民政平分秋色（8席对8席）。这一下子林苍佑跳了起来。除了心里怪责林敬益力争不果外，也重新布署对林建寿发起反攻。
如果说林建寿此举是要报1963年在市议选举时阴沟里翻船那一笔账，那只是其中一个理由，更大的理由是林建寿要通过8对8席向民政夺回槟州的首席部长（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只要马华取胜的议席多过民政，则首席部长归马华，不必说此人非林建寿莫属）。
既然有了目标，林苍佑旳策略是所有原班人马再下征，一个也不能换；接着民政党人所要做的是“确保” 林建寿败选，也就没有人会与林苍佑争“天下”。
当时还流行着这么一个比较：林苍佑或林建寿，那位才是槟州人民心目中的最佳首席部长？不用说，一比之下，林苍佑的“老成持重”赢得上风。
可以这么说，1982年的大选，对槟州来说，基本上是民政与马华之争，不是国阵与反对党之争。人民也再一次“见证”这两位政治敌手的一次高潮交锋。如果根据政治思想来分析双林的斗争，那是笑脱门牙的。充其量是两人的恩怨必须作一个了断。此刻的林建寿，已经不能用60年代初期的“爱憎分明的立场”来审视他的政治角色了。他成了马华在李三春主政下，“夺权”的一个重要棋子和先锋。政治人物的善变，由此流露无遗。
果不出林苍佑所期望的，他的“政敌” 林建寿落选了。马华赢得6席，民政8席全胜，林苍佑又做回槟州首席部长，而林建寿的“政治寿命”也走到尽头。两人的政治斗争从60年代打到80年代，终于划上一个句号。它让我们省思的不是林建寿与林苍佑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个人的恩怨为何会堂而皇之走进政治斗争路程中，这是健康的，抑或是不健康的？留下许多的遐想供后人去分析和批判。
林苍佑生于1919年，比林建寿年长3岁，也比林建寿更早踏足政坛。
林苍佑在1950年被委为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成立急进党；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1958年成为马华公会总会长；1961年退出马华；同年成立民主联合党；1968年参与创立民政党并解散民联党；1969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直到1990年退隐政坛。在1971年到1980年担任民政党主席。
林建寿在1956年加入劳工党；1957年参与成立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的组合），且出任总秘书；1958年当选市议员；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66年补选中当选阿依淡州议员；1969年响应劳工党“杯葛”大选；1975年加入马华公会；1977年被委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1980年在国阵（马华旗下）的一场补选中当选槟州彭加兰哥打区州议员；1982年大选在原区上阵败下阵来；1985年马华党争结束后退隐政坛。
从上面看来，林苍佑和林建寿曾经同是反对党人，为什么不能合作呢？还有他们也曾是同属执政党人，为什么又明争暗斗呢？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竟一先一后成为马华领袖，却又是那么阴差阳错而使两个人凑合不到一块。这里肯定出了问题，但问题在那里呢？
故事应该从50年代写起。当林苍佑投身马华公会的时候，林建寿也在不久投身劳工党。站在不同的政党而相互抨击乃是理所当然。1958年林苍佑初任马华总会长时，林建寿已是社阵的总秘书，彼此在意识形态上有所针锋相。因为马华属于右派，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社阵属于左派，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本来当林苍佑在1961年正式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的时候，已是属于反对党人，与林建寿领导的社阵有可能携手合作来抗衡联盟，但事实并非如此，社阵并不认同民联党是同一路人；林建寿也把林苍佑视为“眼中钉”。换句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指反对党阵营内，尤其是在槟州方面，只能有一位领袖，不能有双盟主），也埋下双林的交锋。
果然林建寿率先向林苍佑开炮。除了形容林苍佑是“华人沙文主义者”外，更指责民联党“玩弄华人的情绪”。他也指责民联党是非社会主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结构中保护资本主义者的生存”。因而他判定反对党组成反联盟阵线是不可能的（参阅《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
在林建寿借左翼平台对林苍佑展开攻击之后，林苍佑的反击是另类手法。他不在言论上唇枪舌战，而是静悄悄地布署一挫林建寿的锐气。
1963年的乔治市议会选举，林苍佑刻意安排一个人专门挑林建寿的市议会选区甘榜曼吉狠打。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林苍佑左右手的郑耀林。
其原委是这样的﹕林苍佑要找一位有勇气面对林建寿的人。有人向他推举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郑耀林。在仰慕林苍佑下，他加入民联党，且接纳上阵打林建寿。
但小刀又如何锯大树呢？一个是反对党红人，且又是国会议员；一个是小人物，是人民不认识的初生之犊。经过林苍佑的授招，郑耀林在提名后每天提着公文包，在选区内逐一登门拜访。他的诚意感动了许多选民。虽然郑耀林不相信自己会打败林建寿，但林苍佑比他更具信心，他相信巨人会有倒下的一天。
尽管民联党也派足15名候选人向联盟和社阵下战书，但林苍佑的目的不是要从社阵手上夺过执政权，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他的最大的目的是要使林建寿蒙羞，而不再开口闭口把林苍佑抨击得一无是处。因此与其说是民联打社阵，不如说是林苍佑借“刀”杀林建寿一个措手不及。
结果也真的出现奇迹，开票当晚（经过三次算票），郑耀林以34张多数票击败林建寿，一时之间成为报章的重大新闻。郑耀林总算为林苍佑出一口怨气。从此他在政坛上走向青云路。事实上民联党也只有郑耀林一人当选。即便如此，也是林苍佑的一个“大胜利”。经此一役，双林的裂痕更大。
由于有林建寿坐镇在左派阵营，林苍佑在1964年大选时希望反对党合作不演多角战的努力是落空了，于是在这一次的大选中，林苍佑也派出强大的伍与联盟及社阵决一高低。这一仗又是林苍佑占优势，连他本身，民联共有4人挤入槟州议会（他也同时中选国会议员）；反观社阵，虽然兴致勃勃要夺取槟州政权，但因马印对抗下的阴影笼罩上空，以致持反大马立场的社阵战绩大为褪色，只赢得2个州议席（陈福兴和许平城），林建寿保住国席，但输掉州议席（他后来在补选中才取胜）。这样一来，在反对党中，林苍佑风头盖过林建寿，成为槟州议会反对党领袖。
尽管60年代中期后，林建寿在劳工党内已大权旁落（成为党的副主席），林苍佑还是不愿意与之打交道。虽然明知已走激进路线的劳工党是不会同意组反对党阵线（经有迹象显示将采取行动杯葛大选），林苍佑还是通过许平城带话向劳工党伸出合作之手。这事是发生在1967年的时候，结果未有极积的回应。可见林苍佑在野时强调反对党合作的重要性。
不过到了1968年，当陈志勤与威拉邦等人（俱是原劳工党人）向林苍佑伸出合作橄榄枝时，后者热切地表示同意。就这样，民政党出现了。
就民政党的性质和组织成份看来，它本身就是一个反对党的缩影，内有劳工党人，民联党人及职工领袖和学者。基本上符合林苍佑搞合作的愿望。
本来这样的一个“温和社会主义”的政党也是适合林建寿参加的，但林苍佑和陈志勤就是不愿与林建寿合作，才没有拉拢林建寿参加其中。
没了林建寿参选，1969年的政坛依然有看头。但一向支持社阵的选民顿感失落，因为这一年劳工党宣布抵制大选。虽然如此，林苍佑在民政党内积极主张联合阵线。就这样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乃至人民党在1969年大选前达成协议，以一对一挑战联盟（人民党自1965年与劳工党分家后，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但不杯葛大选）。这一仗林苍佑翻了身，他领导的民政党夺得了槟州执政权，为槟州启开一个新纪元。
政局的变化让林建寿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没有想到两个他极不欣赏的人──林苍佑和陈志勤有了出头天；尤其是林苍佑的上台，对他而言是难以咽下的一口气。可是又一时苦无机会反击。
未想在1974年大选前夕，林建寿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撰文支持马华公会，令许多人大跌眼镜，不敢相信一位左派领袖会支持右派的马华公会。
其实如果研究林建寿的心态和其政治思想，对他的转变是不足为示的。他主要是从个人的恩怨作为出发点来“报一箭之仇”，而不是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向林苍佑宣战。从他在社阵时不忘抨击林苍佑到后来借马华的平台，也是冲者林苍佑而来。
在1975年他悄悄地加入公会后，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另一类的拥护者。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已被他自己一脚踢开。
事后人们终于发现林建寿参加马华不是要改变马华公会，也不是要“社会主义化马华”，更不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批判林苍佑的向“资本主义屈服”；恰恰相反，他是投向资本主义阵营向维护资本主义的林苍佑开炮。因此与其说是一场政治思想的斗争，不如说是个人恩怨的反击计划的开始。
到了1977年当林建寿正式成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时。他就显露对林苍佑的不满，先是借题对议席分配的抗议（1978年大选马华分得5席，民政11席），后是默许七人帮的出现，直搞民政龙王庙。
在七人帮失败后，林建寿并没有停止他的第二回合的更致命的攻击。第一步骤是藉崔耀才（1980年逝世，原为劳工党市长）遗下的空缺，参加彭加哥打区补选（这个选区原本是划给马华派候选人的），林建寿说好说歹地请了李三春出马，向林苍佑打招呼，在没有更好理由推卸下，他只得接受林建寿代表马华上阵。除此之外，林建寿的另一个高招是请来林敬益（刚上任民政主席）为他站台。一时之间，两党关系突然好转到称兄道弟。连财长东姑拉沙里也破天荒拨巨款予当地华小。在整个形势对林建寿有利下，他勉强以544张多数票取胜行动党的张德发。
随此之后，林建寿进行了第二步骤的“夺权”，他要林苍佑尝到“受窘”的滋味。这是林苍佑第二个梦魇的开始（第一个是“七人帮”）。非常出乎林苍佑意料之外，在1982年的大选，马华在槟州获得分配的议席竟然是与民政平分秋色（8席对8席）。这一下子林苍佑跳了起来。除了心里怪责林敬益力争不果外，也重新布署对林建寿发起反攻。
如果说林建寿此举是要报1963年在市议选举时阴沟里翻船那一笔账，那只是其中一个理由，更大的理由是林建寿要通过8对8席向民政夺回槟州的首席部长（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只要马华取胜的议席多过民政，则首席部长归马华，不必说此人非林建寿莫属）。
既然有了目标，林苍佑旳策略是所有原班人马再下征，一个也不能换；接着民政党人所要做的是“确保” 林建寿败选，也就没有人会与林苍佑争“天下”。
当时还流行着这么一个比较：林苍佑或林建寿，那位才是槟州人民心目中的最佳首席部长？不用说，一比之下，林苍佑的“老成持重”赢得上风。
可以这么说，1982年的大选，对槟州来说，基本上是民政与马华之争，不是国阵与反对党之争。人民也再一次“见证”这两位政治敌手的一次高潮交锋。如果根据政治思想来分析双林的斗争，那是笑脱门牙的。充其量是两人的恩怨必须作一个了断。此刻的林建寿，已经不能用60年代初期的“爱憎分明的立场”来审视他的政治角色了。他成了马华在李三春主政下，“夺权”的一个重要棋子和先锋。政治人物的善变，由此流露无遗。
果不出林苍佑所期望的，他的“政敌” 林建寿落选了。马华赢得6席，民政8席全胜，林苍佑又做回槟州首席部长，而林建寿的“政治寿命”也走到尽头。两人的政治斗争从60年代打到80年代，终于划上一个句号。它让我们省思的不是林建寿与林苍佑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个人的恩怨为何会堂而皇之走进政治斗争路程中，这是健康的，抑或是不健康的？留下许多的遐想供后人去分析和批判。
29.10.07
废除华校半津与全津之分
教总发表一份命名为“全国学生人数30人或以下的微型华小调查报告”，揭露共有106所。其中学生人数少过10人的，竟有22间之多。其严重性不得不令人关注。
就我们所知，在马来西亚，共有小学生300万名，这之中国小生占230万余名，华小生60余万名及淡小生9万余名。以学校人数来算，国小有5千7百余间，华小有1291间及淡小有500余间。由此来推算，华小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20%。这60余万名的华小生系因有90%以上的华裔家长送入就读有以致之。另外非华裔的友族华小生则约有10%左右。
在目前看来，华裔送子女报读华小还不成为大问题，虽然名校挤不进，但孩子被分配到较次的名校也大有人在，因此目前的华小问题就出在征型华小的身上。这些百余间的华小为什么会落得如斯凄境，完全是有各种因素造成，比如城市或乡区的人口流失；设备简陋、校舍破烂不堪，以致少人问津。
教总的意思干脆利落﹕该关的就关（没有学生），该建的就建（华人人口稠密区），不要一校换一校，根本不应出现迁校这种不合理的做法。这就是教总所说的“自然法则”。
所谓不合理，根据教总指出，华小面对的问题包括教育的单元性，所有的学校保留地往往只被规定用来兴建国小和国中，未提供华小机会。同时在所谓搬迁的条件下，华小得自行寻地和自行兴建校舍。
在这方面，马华公会有其说法。总秘书黄家泉及马华、马青及妇女组先后给予驳斥指出，过去25年虽然有16间华小被迫关闭（没有学生），但马华自1999年至今的8年内，已成功地促使政府批准兴建70所华小（其中9所是新建及61所是搬迁，其中32所已完成兴建和启用，而不是只有15间）。
黄家泉更进一步指出﹕“正因为马华三管齐下，同时以“增建”、搬迁、扩建方式增加华小的数量和学额，因此华小生从1970年至2007年，尽管一共增加了22余万，但现有的华小仍有足够的学额容纳日益增加的华小学生。”
从双方列举的数目来看，问题不在于华裔要报读华小有困难，而是眼下这106间华小将何去何从？
这就是说，即使有多间已成功搬迁，仍然还有为数不少的华小（占华小总数的8%）处在风雨飘摇中，而且是常年累月地面对生源之不足，又要派校长老师管理和执教。如果这些学校无法改变（搬迁重建），等待的就是被关闭的下场。这是我们极其不愿意看到的悲剧。
若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征型华小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一方不要背负关闭的“罪名”；另一方又苦无对策（需要大笔资金搬迁），唯有“死守”，为的是“民族尊严”。但这样的消耗其结果损失的是华社。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解除这106间华小的危机，而不是作数字的对质与功劳归谁的问题。
其办法是“易地为良”。可是搬迁又搬去那里？为什么又要买地又要自行兴建？华社也经常为此大伤脑筋。原来政府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改制的华小或中学，若校地不是政府的，概被列为半津贴学校。所谓的“半津贴学校”就是董事会得自行集资解决问题，否则搬迁无门。
究竟在1291间华小中，有多少间是半津贴的，答案是约800间，这一庞大的数目难怪华社无时无刻在进行筹款。因此我们注意到全国华小校长职工会最近有促请政府取消华小有全津和半津之分。这也是最近以来华社开始呼喊的声音。如果政府把华小全当成全津学校，则当下106间华小的问题便可在政府的安排下搬迁重建，不必再劳动董事会东奔西跑。这样一来，兴建华小的责任也会落在政府的身上。
对此，我们认为华基执政党与与其与教总对质数目和华小的处境，不如连手向政府争取废除全津和半津之分，一视同仁地把华小纳入第九乃至第十大马计划中，或把列为国小的校地部份拨出来供华小之用，岂不皆大欢喜。
只要华社感到华小已受到同等对待，则所谓的微型华小自然不会存在，因为它已经易地为良，不必华社在人口减少下，苦苦地在市区或乡区扛着这痛苦的“华校十字架”。
就我们所知，在马来西亚，共有小学生300万名，这之中国小生占230万余名，华小生60余万名及淡小生9万余名。以学校人数来算，国小有5千7百余间，华小有1291间及淡小有500余间。由此来推算，华小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20%。这60余万名的华小生系因有90%以上的华裔家长送入就读有以致之。另外非华裔的友族华小生则约有10%左右。
在目前看来，华裔送子女报读华小还不成为大问题，虽然名校挤不进，但孩子被分配到较次的名校也大有人在，因此目前的华小问题就出在征型华小的身上。这些百余间的华小为什么会落得如斯凄境，完全是有各种因素造成，比如城市或乡区的人口流失；设备简陋、校舍破烂不堪，以致少人问津。
教总的意思干脆利落﹕该关的就关（没有学生），该建的就建（华人人口稠密区），不要一校换一校，根本不应出现迁校这种不合理的做法。这就是教总所说的“自然法则”。
所谓不合理，根据教总指出，华小面对的问题包括教育的单元性，所有的学校保留地往往只被规定用来兴建国小和国中，未提供华小机会。同时在所谓搬迁的条件下，华小得自行寻地和自行兴建校舍。
在这方面，马华公会有其说法。总秘书黄家泉及马华、马青及妇女组先后给予驳斥指出，过去25年虽然有16间华小被迫关闭（没有学生），但马华自1999年至今的8年内，已成功地促使政府批准兴建70所华小（其中9所是新建及61所是搬迁，其中32所已完成兴建和启用，而不是只有15间）。
黄家泉更进一步指出﹕“正因为马华三管齐下，同时以“增建”、搬迁、扩建方式增加华小的数量和学额，因此华小生从1970年至2007年，尽管一共增加了22余万，但现有的华小仍有足够的学额容纳日益增加的华小学生。”
从双方列举的数目来看，问题不在于华裔要报读华小有困难，而是眼下这106间华小将何去何从？
这就是说，即使有多间已成功搬迁，仍然还有为数不少的华小（占华小总数的8%）处在风雨飘摇中，而且是常年累月地面对生源之不足，又要派校长老师管理和执教。如果这些学校无法改变（搬迁重建），等待的就是被关闭的下场。这是我们极其不愿意看到的悲剧。
若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征型华小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一方不要背负关闭的“罪名”；另一方又苦无对策（需要大笔资金搬迁），唯有“死守”，为的是“民族尊严”。但这样的消耗其结果损失的是华社。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解除这106间华小的危机，而不是作数字的对质与功劳归谁的问题。
其办法是“易地为良”。可是搬迁又搬去那里？为什么又要买地又要自行兴建？华社也经常为此大伤脑筋。原来政府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改制的华小或中学，若校地不是政府的，概被列为半津贴学校。所谓的“半津贴学校”就是董事会得自行集资解决问题，否则搬迁无门。
究竟在1291间华小中，有多少间是半津贴的，答案是约800间，这一庞大的数目难怪华社无时无刻在进行筹款。因此我们注意到全国华小校长职工会最近有促请政府取消华小有全津和半津之分。这也是最近以来华社开始呼喊的声音。如果政府把华小全当成全津学校，则当下106间华小的问题便可在政府的安排下搬迁重建，不必再劳动董事会东奔西跑。这样一来，兴建华小的责任也会落在政府的身上。
对此，我们认为华基执政党与与其与教总对质数目和华小的处境，不如连手向政府争取废除全津和半津之分，一视同仁地把华小纳入第九乃至第十大马计划中，或把列为国小的校地部份拨出来供华小之用，岂不皆大欢喜。
只要华社感到华小已受到同等对待，则所谓的微型华小自然不会存在，因为它已经易地为良，不必华社在人口减少下，苦苦地在市区或乡区扛着这痛苦的“华校十字架”。
24.10.07
解读胡锦涛十七大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近三万言阐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有一个不变的基调是﹕共产党专政的地位依然不变；即便今日的国家体制如同建国之初容纳非共产党人士参与政府工作成为部长和掌控一些策略性的任务。因此胡锦涛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建立新中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后有邓小平及江泽民把新中国推入21世纪，朝向小康社会迈进。
在这方面，胡锦涛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与毛泽东早年（1940年）发表的《论民主主义论》有异曲同功之调。毛泽东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统一起来，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所谓的“民族形式”说白了就是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如果格式化的照搬马克思主义，那是和中国革命开玩笑。”（毛泽东语）
1949年毛泽东取得执政权后，在更大程度上，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变成毛泽东思想。但由于情势的变化与 慎防修正主义的蔓延，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又把中国推向一个偏激的路线，因而出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口号的狂潮。结果带来了60年代初期的经济失调与人心的浮动。未想接着而来的是史无前例地“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的苦难。
迄至1976年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才又拨乱反正。胡锦涛就是在那个大治的年代被培养出来的中共明日之星。他是继江泽民之后的第四代中共掌门人。虽然从邓小平开始，中国因改革开放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且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走向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但不论是邓小平、江泽民或胡锦涛都没有偏离共产党执政的指导思想，也一脉相承地继承了毛泽东开天辟地的精神和思想，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发扬毛泽东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贯彻“党指挥枪”的传统。这意味着胡锦涛在新的时代给毛泽东思想赋入了新的成份和养份，包括注入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他的“发展科学论”及创建“和谐社会”的两面旗帜，以期通过集体的智慧铸造一个符合世界规律，也对资本主义的优点加以吸收而形成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即是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调低纲领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回到毛泽东一度鼓吹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以便中国循序渐进地“和平崛起”，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对此胡锦涛谨慎地使用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字眼，避开强调崛起，但又要使到中共机制有灵活性，包括继续在党内推行民主政治和改革，铲除腐败，奢侈浪费和作风不正的决心，于是“党风廉正与反腐斗争”再一次成为十七大的主袖。
总得来说，胡锦涛带出了中共在不断改革中，持续“以党治国”的强烈讯息。因此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但会在马克思与西方民主的理论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来演绎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方面，胡锦涛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与毛泽东早年（1940年）发表的《论民主主义论》有异曲同功之调。毛泽东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统一起来，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所谓的“民族形式”说白了就是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如果格式化的照搬马克思主义，那是和中国革命开玩笑。”（毛泽东语）
1949年毛泽东取得执政权后，在更大程度上，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变成毛泽东思想。但由于情势的变化与 慎防修正主义的蔓延，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又把中国推向一个偏激的路线，因而出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口号的狂潮。结果带来了60年代初期的经济失调与人心的浮动。未想接着而来的是史无前例地“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的苦难。
迄至1976年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才又拨乱反正。胡锦涛就是在那个大治的年代被培养出来的中共明日之星。他是继江泽民之后的第四代中共掌门人。虽然从邓小平开始，中国因改革开放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且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走向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但不论是邓小平、江泽民或胡锦涛都没有偏离共产党执政的指导思想，也一脉相承地继承了毛泽东开天辟地的精神和思想，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发扬毛泽东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贯彻“党指挥枪”的传统。这意味着胡锦涛在新的时代给毛泽东思想赋入了新的成份和养份，包括注入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他的“发展科学论”及创建“和谐社会”的两面旗帜，以期通过集体的智慧铸造一个符合世界规律，也对资本主义的优点加以吸收而形成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即是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调低纲领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回到毛泽东一度鼓吹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以便中国循序渐进地“和平崛起”，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对此胡锦涛谨慎地使用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字眼，避开强调崛起，但又要使到中共机制有灵活性，包括继续在党内推行民主政治和改革，铲除腐败，奢侈浪费和作风不正的决心，于是“党风廉正与反腐斗争”再一次成为十七大的主袖。
总得来说，胡锦涛带出了中共在不断改革中，持续“以党治国”的强烈讯息。因此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但会在马克思与西方民主的理论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来演绎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2.10.07
为陈莲花喝采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民政党妇女组主席陈莲花在民政大会上的一番讲话。如果不看地点和场合，人们会以为是另类的大会而不是国阵成员党的大会。但细心想一下，这也没有错，即使是在执政党的大会上，不平制则鸣或心有感触而公开批评乃是人之常情。陈莲花是属这一类的精英份子，我愿意给她一个掌声。因为她令人耳目一新而对她另眼相看。
她在代表大会上这样说：“目前人民普遍上感觉彷徨不安，担心下一代的前途。”因此她建议政府必须给予人民发表心声的空间和平台。而政府应以更开明，成熟的态度及能力来处理及解决各项课题。
她所提及的课题包括廉正、种族、宗教、法律和治安等等。
“独立50年，如果我们每天还活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那可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已没有多余的时间耗在内讧上，因为全球化的步伐不会停下来等我们。” 陈莲花这样说。
老实说，我开始注意到陈莲花这个人是在2004年的大选时，她原本被派往太平国席，以守住民政的堡垒区，后来竟有变卦，转攻巫统的武吉干冬选区胜出成为国会议员。在当选之后未有刻意的表现，直到2005年的民政党选，在妇女组主席角逐中脱颖而出，击败原任主席丽那峇上议员之后才让人感到她已从中崛起。
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点，因为民政的妇女组，其活跃与队伍一向来尚未及国阵的其它成员党，如巫统和马华的妇女组，在平日也不见多活动。可是这一回经陈莲花一马当先在民政大会上施展功力，倒叫人眼前一亮。原来她不是省油的灯，而是民政党内的一颗“小辣椒”，向国阵投下一粒巨石，卷起千层浪（这使我们想起行动党内也有另一颗小辣椒冯宝君，各有表述）。
由于她的强势出击，人们也自然会原谅她不谙华语华文这一缺憾。她也坦言正在努力学习，希望明年她可以用华语站台演讲。根据所知，陈莲花也是一名硕士，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果她爱惜羽毛热衷官位的话，也许会面面俱圆，做一位听话的议员。但她选择不保持沉默，甚至是比反对党人更勇于表达心声和刺耳言论，已经为民政妇女组扳回一局。组织虽小声音却宏亮。
回顾民政党的妇女组的过去主席不是没有表现，而是在言论上没有这么出位，例如首届主席纪碧真（曾任槟州行政议员）闹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笑话是：华语非其母语。因为她是地地道道的娘惹。结果让人对她刮目相看。又如第二任主席丽娜峇虽有过与行动党“老虎”卡巴星交锋的记录，而仅以数百票在日落洞国席败下阵来，但在言论上倒没有让人“过目不忘”。她的功能也许在于展示了民政是个多元种族的政党。
至于陈莲花则是民政“脱胎换骨”的妇女组主席，不止在大会上“语惊四座”，更在总结辩论时段针对首相阿都拉要听真言的演讲给予最直接的回应，如果没有记错，这是民政党内第一位公开表达“感受”的党领袖。
她再次让人“震惊”地说，如果没有采取人民所期望的迅速和严厉行动，仅仅聆听是不够的。人民讲到嘴巴都干了，讲的不是谣言，讲的都是真话，都是发生在国内的真相，难道我们只是要听听听，但却没有行动。
是的，陈莲花所言代表了一方之言，虽然不是国阵成员党内都有所苟同的，但至少她的勇气和坦率的表达异议证诸了民主的社会是允许另类的声音。
如果说民政党本届大会有几个重点出击，那么陈莲花算是其中之一。我们不知道来届大选她会不会转到太平出征（因为此议席在2004年时让出给进步党），但我们相信民政党会安排一个席位供她竞选。毕竟她是民政党内一朵正在光芒四射的鲜花，有其十分独特的形象。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陈莲花在大会之后不要把声音关掉，而是继续为民“仗义执言”，并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纠正政策和行政上的错误和偏差，她人民看到她是有所为，不单是有所言。
在这方面，我倒是发现民政妇女组这些年并没有重新包装起来，单靠一个陈莲花是不足够的，党还要培养更多的陈莲花。这样我们的政治前途才有希望。
如果只局限在开幕剪彩或发表锦上添花的言论，那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从政者，尤其是一方领袖是要在组织上和言行上有所变革，而不是提着“菜篮”去拜票。
“菜篮”可以出政治，但菜篮的政治不单是烹饪、插花或唱歌跳舞，也不单是在巴剎交头接耳，而是要带出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与民同在的意义在于知民之苦，知民之需和知民之心。
她们可以反对“聘请中国女佣”，可以要求“关注单亲家庭”，也可以高举“保护妇女安全”的标语，但政治领袖就一定要有高姿态，指引人民看到未来。因为今时今日，人民对未来感到模糊，对未来的信心有所动摇乃至对未来失去方向。
我们希望陈莲花鼓足干劲，再接再厉为民请命，做一名真正的政治领袖，把人民的希望扛在肩上，讲应该讲的话，做应该做的事，不要雷声过后又戛然而止。
她在代表大会上这样说：“目前人民普遍上感觉彷徨不安，担心下一代的前途。”因此她建议政府必须给予人民发表心声的空间和平台。而政府应以更开明，成熟的态度及能力来处理及解决各项课题。
她所提及的课题包括廉正、种族、宗教、法律和治安等等。
“独立50年，如果我们每天还活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那可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已没有多余的时间耗在内讧上，因为全球化的步伐不会停下来等我们。” 陈莲花这样说。
老实说，我开始注意到陈莲花这个人是在2004年的大选时，她原本被派往太平国席，以守住民政的堡垒区，后来竟有变卦，转攻巫统的武吉干冬选区胜出成为国会议员。在当选之后未有刻意的表现，直到2005年的民政党选，在妇女组主席角逐中脱颖而出，击败原任主席丽那峇上议员之后才让人感到她已从中崛起。
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点，因为民政的妇女组，其活跃与队伍一向来尚未及国阵的其它成员党，如巫统和马华的妇女组，在平日也不见多活动。可是这一回经陈莲花一马当先在民政大会上施展功力，倒叫人眼前一亮。原来她不是省油的灯，而是民政党内的一颗“小辣椒”，向国阵投下一粒巨石，卷起千层浪（这使我们想起行动党内也有另一颗小辣椒冯宝君，各有表述）。
由于她的强势出击，人们也自然会原谅她不谙华语华文这一缺憾。她也坦言正在努力学习，希望明年她可以用华语站台演讲。根据所知，陈莲花也是一名硕士，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果她爱惜羽毛热衷官位的话，也许会面面俱圆，做一位听话的议员。但她选择不保持沉默，甚至是比反对党人更勇于表达心声和刺耳言论，已经为民政妇女组扳回一局。组织虽小声音却宏亮。
回顾民政党的妇女组的过去主席不是没有表现，而是在言论上没有这么出位，例如首届主席纪碧真（曾任槟州行政议员）闹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笑话是：华语非其母语。因为她是地地道道的娘惹。结果让人对她刮目相看。又如第二任主席丽娜峇虽有过与行动党“老虎”卡巴星交锋的记录，而仅以数百票在日落洞国席败下阵来，但在言论上倒没有让人“过目不忘”。她的功能也许在于展示了民政是个多元种族的政党。
至于陈莲花则是民政“脱胎换骨”的妇女组主席，不止在大会上“语惊四座”，更在总结辩论时段针对首相阿都拉要听真言的演讲给予最直接的回应，如果没有记错，这是民政党内第一位公开表达“感受”的党领袖。
她再次让人“震惊”地说，如果没有采取人民所期望的迅速和严厉行动，仅仅聆听是不够的。人民讲到嘴巴都干了，讲的不是谣言，讲的都是真话，都是发生在国内的真相，难道我们只是要听听听，但却没有行动。
是的，陈莲花所言代表了一方之言，虽然不是国阵成员党内都有所苟同的，但至少她的勇气和坦率的表达异议证诸了民主的社会是允许另类的声音。
如果说民政党本届大会有几个重点出击，那么陈莲花算是其中之一。我们不知道来届大选她会不会转到太平出征（因为此议席在2004年时让出给进步党），但我们相信民政党会安排一个席位供她竞选。毕竟她是民政党内一朵正在光芒四射的鲜花，有其十分独特的形象。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陈莲花在大会之后不要把声音关掉，而是继续为民“仗义执言”，并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纠正政策和行政上的错误和偏差，她人民看到她是有所为，不单是有所言。
在这方面，我倒是发现民政妇女组这些年并没有重新包装起来，单靠一个陈莲花是不足够的，党还要培养更多的陈莲花。这样我们的政治前途才有希望。
如果只局限在开幕剪彩或发表锦上添花的言论，那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从政者，尤其是一方领袖是要在组织上和言行上有所变革，而不是提着“菜篮”去拜票。
“菜篮”可以出政治，但菜篮的政治不单是烹饪、插花或唱歌跳舞，也不单是在巴剎交头接耳，而是要带出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与民同在的意义在于知民之苦，知民之需和知民之心。
她们可以反对“聘请中国女佣”，可以要求“关注单亲家庭”，也可以高举“保护妇女安全”的标语，但政治领袖就一定要有高姿态，指引人民看到未来。因为今时今日，人民对未来感到模糊，对未来的信心有所动摇乃至对未来失去方向。
我们希望陈莲花鼓足干劲，再接再厉为民请命，做一名真正的政治领袖，把人民的希望扛在肩上，讲应该讲的话，做应该做的事，不要雷声过后又戛然而止。
20.10.07
與其超前不如實事求是
我不知道民青團團長馬袖強對民政黨的歷史有多深的了解以及為什么會有國陣的組成用以取代過去的聯盟？如果他充份地掌握這方面的歷史知識，我相信他不會在最近的民青大會上拋出“國陣一黨論”，因為他的言論偏離了客觀的發展規律，也無法被現實的政治所包容。
就史實而言，1968年成立的民政黨，其6名發起人中只有3名華裔，另3名是非華裔。他們當時提出了一個多元種族融合的理念，而且政綱列明走溫和社會主義路線，要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改善工農生活，因而選了一位馬來學者賽胡申阿拉達斯出任主席。由此看來，它基本上被視為非種族性政黨。
為了促成這一理念的落實，以林蒼祐為首的民主聯合黨義無反顧地解散而加入了民政黨。結果在1969年的大選中脫穎而出成為檳州的執政黨。在其他州（如霹靂及雪蘭莪也有不俗的表現）。
雖然大選后爆發“513”種族沖突悲劇，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民主政治被終止兩年，但無損民政黨的執政地位。而林蒼祐在出任首席部長下，也費煞苦心排出一個多元種族的行政結構，包括副首席部長由民政的慕斯打化擔任，行政議員中有印裔的威拉邦，還有議長一職也歸民政的哈侖。以這樣的排陣展現了民政檳州政府的多元性。
不幸的是，民政在1971年發生內訌，賽胡申阿拉達斯在倒林蒼祐不遂后，民政分裂成兩派（另一派后來轉而組織社會正義黨）。為穩住政權，民政傾向與聯盟合作。這意味著原本單獨執政的民政黨（24席中占16席），因自我分化而不得不在1972年與聯盟組成聯合政府。它的多元性形象在無可奈何下褪化了。
聯合政府是“513”的產物。在敦拉薩主導下的聯盟，先是在1970年拉攏砂拉越左派的人民聯合黨加入其中；繼而在1972年在西馬又與回教黨、民政黨及人民進步黨組織聯合政府。這樣一來，不但聯盟內部進行變革，而且相關反對黨也自我轉型，蛻變成執政黨一員。這種互動與順應時代的需求終于促成1974年國陣的組成。
以當時的政治演變來看，敦拉薩代表了新興馬來資產階級，不是純然出自種族考量來擴大執政聯盟，而更是出自政治意識的考量把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政黨納入他的新資本主義的體系中。若單是為了種族，大可不必把回教黨請進來在政治上激發與巫統的矛盾（1977年兩黨再仳離即為一証）。因此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敦拉薩所為是要樹立巫統的領導權威，以便在減少政治鬥爭下推行其新經濟政策和通過上層的調整以期防止種族關係惡化下去。
國陣就是在這種的背景下成立，一直到今天已有14個成員黨。但久而久之，各成員黨也因其種族成份被歸類為代表某一個種族的利益，民政黨及人聯黨也沒有例外被標籤為“華基政黨”，儘管他們還抱持著多元理念，但這種格局已被定型。
由于這個組織展現了巫統的魅力，其他成員黨也沒有異議，自然被認為沒有改變的必要。馬袖強的“一黨論”也就在國陣中找不到市場。明乎此，馬袖強與其超前，不如實事求是在現有的結構內為族群謀福利，並要求以國陣精神為治國方略，糾正時弊。
就史實而言，1968年成立的民政黨，其6名發起人中只有3名華裔，另3名是非華裔。他們當時提出了一個多元種族融合的理念，而且政綱列明走溫和社會主義路線，要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改善工農生活，因而選了一位馬來學者賽胡申阿拉達斯出任主席。由此看來，它基本上被視為非種族性政黨。
為了促成這一理念的落實，以林蒼祐為首的民主聯合黨義無反顧地解散而加入了民政黨。結果在1969年的大選中脫穎而出成為檳州的執政黨。在其他州（如霹靂及雪蘭莪也有不俗的表現）。
雖然大選后爆發“513”種族沖突悲劇，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民主政治被終止兩年，但無損民政黨的執政地位。而林蒼祐在出任首席部長下，也費煞苦心排出一個多元種族的行政結構，包括副首席部長由民政的慕斯打化擔任，行政議員中有印裔的威拉邦，還有議長一職也歸民政的哈侖。以這樣的排陣展現了民政檳州政府的多元性。
不幸的是，民政在1971年發生內訌，賽胡申阿拉達斯在倒林蒼祐不遂后，民政分裂成兩派（另一派后來轉而組織社會正義黨）。為穩住政權，民政傾向與聯盟合作。這意味著原本單獨執政的民政黨（24席中占16席），因自我分化而不得不在1972年與聯盟組成聯合政府。它的多元性形象在無可奈何下褪化了。
聯合政府是“513”的產物。在敦拉薩主導下的聯盟，先是在1970年拉攏砂拉越左派的人民聯合黨加入其中；繼而在1972年在西馬又與回教黨、民政黨及人民進步黨組織聯合政府。這樣一來，不但聯盟內部進行變革，而且相關反對黨也自我轉型，蛻變成執政黨一員。這種互動與順應時代的需求終于促成1974年國陣的組成。
以當時的政治演變來看，敦拉薩代表了新興馬來資產階級，不是純然出自種族考量來擴大執政聯盟，而更是出自政治意識的考量把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政黨納入他的新資本主義的體系中。若單是為了種族，大可不必把回教黨請進來在政治上激發與巫統的矛盾（1977年兩黨再仳離即為一証）。因此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敦拉薩所為是要樹立巫統的領導權威，以便在減少政治鬥爭下推行其新經濟政策和通過上層的調整以期防止種族關係惡化下去。
國陣就是在這種的背景下成立，一直到今天已有14個成員黨。但久而久之，各成員黨也因其種族成份被歸類為代表某一個種族的利益，民政黨及人聯黨也沒有例外被標籤為“華基政黨”，儘管他們還抱持著多元理念，但這種格局已被定型。
由于這個組織展現了巫統的魅力，其他成員黨也沒有異議，自然被認為沒有改變的必要。馬袖強的“一黨論”也就在國陣中找不到市場。明乎此，馬袖強與其超前，不如實事求是在現有的結構內為族群謀福利，並要求以國陣精神為治國方略，糾正時弊。
15.10.07
缅甸僧侣无声的“革命”
8月下旬，缅甸僧侣来一场20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估计有多达10万人走上街头，结果在9月26日遭到武力镇压，造成多人被捕及多人死伤。表面上僧侣的“和平革命”是被打败和打散了，但实际上能否就此“天下太平”，那是谁也说不准的。
就电讯消息看来，这场“革命”是无声的，也没有人带头发表激昂的演说，而是僧侣以无声的抗议自发性的向军政府示威。当然他们也想到必然会被镇压，也会有人死伤，但他们依然行动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连“佛都有火”，再也不能无限期地忍受逆来顺受的生活。
因此在我们同情僧侣的正义之行的同时，也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缅甸人民能够长期生活在军管底下，眼看国家停滞不前呢？是他们也习惯这样的落后和与世无争的生活，还是在枪杆子底下，他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呢？
今天僧侣们就用行动来表达：他们不愿向命运屈服。并且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敢于以身试法的勇气。除了为他们鼓掌之外，我们也有必要深思他们这样子做，会有效果呢？
效果肯定是有，只是不知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来看看缅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它是东南亚一个古老的国家，面积67万平方公里，人口5千3百万人。与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寮国及中国有共同边界。在公元1044至1287年间，有一个蒲甘帝国在政治上第一次将缅甸统一起来。由于受到印度文明的影响，它成了一个佛教国家，及后受到蒙古的征服一个时期，而后的东坞和贡榜王朝屈臣于中国的帝国。
但在1885年英国就占有这块土地，划为印度的一个省。由于后来缅甸人民起事，英国在1937被迫将缅甸从印度分划出来。1939年缅共成立，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时，缅共展开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军又重临。这个时候，缅甸出现一位民族英雄昂山将军（也就是昂山素枝的父亲），通过谈判谋求独立。在1947年4月时，昂山基本上取得胜利，且出任临时政府总理走向自治。数月后突告事变，昂山及其六位部长被一伙暴徒枪杀，激起人民更大的反英示威。英国不得不在1948年让缅甸独立，昂山的接班人宇努成了国家总理，而昂山也成了“独立之父”。
从1948年到1958年，仍然是宇努统治时代。虽然它比起其它东南亚国家还要早独立，但局势动荡不安，经济依然落后，没甚进展。59年时有军政一个时期，60年再还政宇努。
不过1962年尼温将军就不客气把宇努推翻，成立军事政府。虽然美其名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却是名副其实的专制军事政府，尼温统揽大权。由那个时期起，缅甸就不曾还政于民，尼温成了“军政之父”，前后共统治缅甸26年之久，他把缅甸带上了与世隔绝的道路，脱离了世界经济主流。除了依靠天然资源和农产品外，缅甸没有进步可言。人民生活程度的低落可想而知。
1988年，缅甸爆发人民大示威，迫使尼温下台，另一个新的军事政府上台，即刻废除尼温的“缅甸社会主义党是缅甸唯一合法政党”规定，允许多党制和民主选举。
此时适逢回国的昂山素枝从中崛起，她是昂山将军的女儿，出生于1945年，下嫁英国人。在牛津大学毕业后，长期在联合国工作。1988年回国照顾年迈的母亲，正好遇上示威与对民主作诉求的大运动。因势利导，她成了推动民主运动的旗手，也领导最大的“全国民主联盟” 党（NLD）。
1990年5月的全国大选，昂山素枝的党取得了396个议席（共有485个议席），可说是压倒性胜利，缅军政府拒绝承认，封杀了民主，也软禁昂山素枝。
从1992年起，军政府在苏貌的领导下实行强势独裁领导。到了今天转成丹瑞大将掌权，依然故我。尽管军政府企图与资本主义挂钩，又局部对外开放，也成功地在1998年被接纳成为东盟的一员，完成全东南亚都加入这一组织的圆满。可是缅甸军政府无意也没打算还政于民。人民生活水平之低下，令人诧异，有四份之一的人口每日赚取不到一美元的收入。
更令人吃惊的是，被软禁的昂山素枝，自1991年失去自由后，直到今天（整整16年了）还是无法打开闷局，这又是为什么呢？由此可见依靠民主的力量来斗军政，是多么地脆弱和无助。
最具讽刺性的是：在1991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枝只能在道义上和言论上得到国际的支持。美国的支持和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都无法起得有效制约，更何况是那些与缅甸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又如何改变缅甸的僵局呢？联合国特使一次又一次的呼吁和调解，包括最近的甘巴里的造访，也无法取得突破，缅甸的民主道路又是何其遥远？由此可见，缅甸的军政已扼杀了民主。
但当和尚都给昂山素枝无私支持的时候，国际社会不能再这么软弱和口惠而实不至了。至少要迫使军政府定期还政于民。毕竟缅甸的人民也是人呀！人要活得尊严，就要起而反抗暴政。
就电讯消息看来，这场“革命”是无声的，也没有人带头发表激昂的演说，而是僧侣以无声的抗议自发性的向军政府示威。当然他们也想到必然会被镇压，也会有人死伤，但他们依然行动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连“佛都有火”，再也不能无限期地忍受逆来顺受的生活。
因此在我们同情僧侣的正义之行的同时，也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缅甸人民能够长期生活在军管底下，眼看国家停滞不前呢？是他们也习惯这样的落后和与世无争的生活，还是在枪杆子底下，他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呢？
今天僧侣们就用行动来表达：他们不愿向命运屈服。并且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敢于以身试法的勇气。除了为他们鼓掌之外，我们也有必要深思他们这样子做，会有效果呢？
效果肯定是有，只是不知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来看看缅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它是东南亚一个古老的国家，面积67万平方公里，人口5千3百万人。与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寮国及中国有共同边界。在公元1044至1287年间，有一个蒲甘帝国在政治上第一次将缅甸统一起来。由于受到印度文明的影响，它成了一个佛教国家，及后受到蒙古的征服一个时期，而后的东坞和贡榜王朝屈臣于中国的帝国。
但在1885年英国就占有这块土地，划为印度的一个省。由于后来缅甸人民起事，英国在1937被迫将缅甸从印度分划出来。1939年缅共成立，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时，缅共展开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军又重临。这个时候，缅甸出现一位民族英雄昂山将军（也就是昂山素枝的父亲），通过谈判谋求独立。在1947年4月时，昂山基本上取得胜利，且出任临时政府总理走向自治。数月后突告事变，昂山及其六位部长被一伙暴徒枪杀，激起人民更大的反英示威。英国不得不在1948年让缅甸独立，昂山的接班人宇努成了国家总理，而昂山也成了“独立之父”。
从1948年到1958年，仍然是宇努统治时代。虽然它比起其它东南亚国家还要早独立，但局势动荡不安，经济依然落后，没甚进展。59年时有军政一个时期，60年再还政宇努。
不过1962年尼温将军就不客气把宇努推翻，成立军事政府。虽然美其名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却是名副其实的专制军事政府，尼温统揽大权。由那个时期起，缅甸就不曾还政于民，尼温成了“军政之父”，前后共统治缅甸26年之久，他把缅甸带上了与世隔绝的道路，脱离了世界经济主流。除了依靠天然资源和农产品外，缅甸没有进步可言。人民生活程度的低落可想而知。
1988年，缅甸爆发人民大示威，迫使尼温下台，另一个新的军事政府上台，即刻废除尼温的“缅甸社会主义党是缅甸唯一合法政党”规定，允许多党制和民主选举。
此时适逢回国的昂山素枝从中崛起，她是昂山将军的女儿，出生于1945年，下嫁英国人。在牛津大学毕业后，长期在联合国工作。1988年回国照顾年迈的母亲，正好遇上示威与对民主作诉求的大运动。因势利导，她成了推动民主运动的旗手，也领导最大的“全国民主联盟” 党（NLD）。
1990年5月的全国大选，昂山素枝的党取得了396个议席（共有485个议席），可说是压倒性胜利，缅军政府拒绝承认，封杀了民主，也软禁昂山素枝。
从1992年起，军政府在苏貌的领导下实行强势独裁领导。到了今天转成丹瑞大将掌权，依然故我。尽管军政府企图与资本主义挂钩，又局部对外开放，也成功地在1998年被接纳成为东盟的一员，完成全东南亚都加入这一组织的圆满。可是缅甸军政府无意也没打算还政于民。人民生活水平之低下，令人诧异，有四份之一的人口每日赚取不到一美元的收入。
更令人吃惊的是，被软禁的昂山素枝，自1991年失去自由后，直到今天（整整16年了）还是无法打开闷局，这又是为什么呢？由此可见依靠民主的力量来斗军政，是多么地脆弱和无助。
最具讽刺性的是：在1991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枝只能在道义上和言论上得到国际的支持。美国的支持和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都无法起得有效制约，更何况是那些与缅甸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又如何改变缅甸的僵局呢？联合国特使一次又一次的呼吁和调解，包括最近的甘巴里的造访，也无法取得突破，缅甸的民主道路又是何其遥远？由此可见，缅甸的军政已扼杀了民主。
但当和尚都给昂山素枝无私支持的时候，国际社会不能再这么软弱和口惠而实不至了。至少要迫使军政府定期还政于民。毕竟缅甸的人民也是人呀！人要活得尊严，就要起而反抗暴政。
13.10.07
独立前十年 历史转折点
独立前10年，也就是1947年，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从历史上来说，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因此它是值得一提的。
其演变是这样的：1945年8月15日，战败的日本宣布投降，马共走出森林，在一些城镇设立“人民委员会”。9月英军开始陆续返回马来亚。经过协商，马共6千800人于12月向英军事政府缴械，重返社会，随后成立抗日军人退伍协会。
也在同一年的12月，一个命名为“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政党在新加坡成立，而较早之前（即1945年10月），一个以马来人为主的马来国民党（又称马来民族党）成立，这两个政党都有左倾的思想。
1946年正月，英国正式公布《宪制白皮书》，决意在马来亚实行“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主张马新分家，没有提及统治者的地位和马来人特权，完全开放公民权。马来人群起反对。在拿督翁领导下，马来人团结大会于3月举行，催生了“巫统”。4月的时候，各州苏丹在马来人支持下抵制新宪政下的总督就职礼，造成“马来亚联邦”宪政受阻，无法落实。
同年6月，巫统与英国商谈另立新宪制，7月统治者加入，因而成立一个由英国6人，统治者4人及巫统2人组成的“工委会”草拟新宪制。不久之后，《新宪制蓝皮书》草拟出炉，其特点是马新依然分家；维护苏丹地位和马来人特权，回到1941年以前的传统；放宽公民权申请；中央集权；但未提及自治与独立的时间表。
1946年12月，在马来亚民主同盟主导下，组成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PMCJA），以陈祯禄为主席，领导反对新宪制。接着在1947年2月，离开行动理事会的马来国民党另立“人民力量中心”（PUTERA），也同样对新宪制有意见，且提出所有马来亚公民一概称为“马来由”民族。
1947年3月，由陈祯禄领导的阵线改名为“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与马来国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合作，上书英殖民大臣，提议修正新宪制。
1947年7月1日，英国不理会反对意见，公布定名为《马来亚联邦协定》草案的《宪制蓝皮书》。与此同时，在陈祯禄领导下的两个组织也公布了《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接受所有公民一概称为“马来由”，主张一个统一的马来亚，马新不可分家；全部议员民选；所有效忠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接受苏丹成为“立宪君主”；马来人自行管理回教及马来风俗习惯事务及特别照顾马来民族，以提高生活水平。
但英国不接受此议，陈祯禄在李光前（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的支持下，于1947年10月6日发表《全国大罢市宣言》。呼吁全民在10月20日举行全国大罢市一天，抗议《新宪制蓝皮书》。结果在这一天，全马（包括新加坡），各行各业停市，停工和停学，成为历史性的日子。
英国不理会“大罢市”带来的“震撼”，按既定计划，在1948年2月1日正式使《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不久。马来亚民主同盟在受局限和压力下，自我解散。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战。翌年（1949年）在陈祯禄领导下，另创“马华公会”。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禁，马来亚的历史也因此1947年而改写。短片《独立前10年》正是为此而拍摄。
其演变是这样的：1945年8月15日，战败的日本宣布投降，马共走出森林，在一些城镇设立“人民委员会”。9月英军开始陆续返回马来亚。经过协商，马共6千800人于12月向英军事政府缴械，重返社会，随后成立抗日军人退伍协会。
也在同一年的12月，一个命名为“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政党在新加坡成立，而较早之前（即1945年10月），一个以马来人为主的马来国民党（又称马来民族党）成立，这两个政党都有左倾的思想。
1946年正月，英国正式公布《宪制白皮书》，决意在马来亚实行“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主张马新分家，没有提及统治者的地位和马来人特权，完全开放公民权。马来人群起反对。在拿督翁领导下，马来人团结大会于3月举行，催生了“巫统”。4月的时候，各州苏丹在马来人支持下抵制新宪政下的总督就职礼，造成“马来亚联邦”宪政受阻，无法落实。
同年6月，巫统与英国商谈另立新宪制，7月统治者加入，因而成立一个由英国6人，统治者4人及巫统2人组成的“工委会”草拟新宪制。不久之后，《新宪制蓝皮书》草拟出炉，其特点是马新依然分家；维护苏丹地位和马来人特权，回到1941年以前的传统；放宽公民权申请；中央集权；但未提及自治与独立的时间表。
1946年12月，在马来亚民主同盟主导下，组成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PMCJA），以陈祯禄为主席，领导反对新宪制。接着在1947年2月，离开行动理事会的马来国民党另立“人民力量中心”（PUTERA），也同样对新宪制有意见，且提出所有马来亚公民一概称为“马来由”民族。
1947年3月，由陈祯禄领导的阵线改名为“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与马来国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合作，上书英殖民大臣，提议修正新宪制。
1947年7月1日，英国不理会反对意见，公布定名为《马来亚联邦协定》草案的《宪制蓝皮书》。与此同时，在陈祯禄领导下的两个组织也公布了《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接受所有公民一概称为“马来由”，主张一个统一的马来亚，马新不可分家；全部议员民选；所有效忠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接受苏丹成为“立宪君主”；马来人自行管理回教及马来风俗习惯事务及特别照顾马来民族，以提高生活水平。
但英国不接受此议，陈祯禄在李光前（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的支持下，于1947年10月6日发表《全国大罢市宣言》。呼吁全民在10月20日举行全国大罢市一天，抗议《新宪制蓝皮书》。结果在这一天，全马（包括新加坡），各行各业停市，停工和停学，成为历史性的日子。
英国不理会“大罢市”带来的“震撼”，按既定计划，在1948年2月1日正式使《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不久。马来亚民主同盟在受局限和压力下，自我解散。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战。翌年（1949年）在陈祯禄领导下，另创“马华公会”。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禁，马来亚的历史也因此1947年而改写。短片《独立前10年》正是为此而拍摄。
8.10.07
律师大游行的解读
记忆所及，律师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还是第一次。虽然过去有过2次游行，但没有这次的“轰动性”。全因“宁甘电话影带风波”所致。他们要弄清楚到底音带是否属实？而这样的事又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基本上已有了回应，政府已设立了三人小组以调查事件真伪。根据政府的说法，大概要三几个星期可以公布调查结果。我们以此来推算，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才知道结果。
暂且不论结果如何，首先律师们能在公义底下急快地作出行动，证明他们不是为办案而上庭，而是在必要时，也显示出他们也在维护司法的尊严。就此而言，他们已得到第一个掌声。
为什么要给第一个掌声，那是因为律师一般上都是各做各的，甚至有的时候，由于没有大事，连召开大会也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展期举行。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又有“一盘散沙”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不尽然是对的。当有大事时，律师们出席大会也是热烈的。不仅于此，这次竟打破记录而“走向街头”，使人们不得不对律师们重新审视。
虽然在周三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有号召律师们来一个“公正之行”，以向首相表达意愿，但人们都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会参加，也不知道大集会和大游行能否顺利进行？然而周三的行动证明律师不仅有智谋，而且也有勇气。这勇气又是受到正义的感染和良知的驱使，才有这样的队伍向政府表达意愿。估计有逾千律师参加，再加上外来的支持，形成约二千人的阵容。
不论是参加者或执法人员，他们都相互克制而使到游行顺利“完成和结束”。这不能不归功于双方对民主的尊重和对人权的维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间中顿下大雨，人潮依然不动，宁可等待主席呈完备忘录后而自动解散，充份地体现出专业的精神和对和平的承诺。我们希望经过这次行动后，三人小组更积极和谨慎地展开调查，以尽快告知实况。
事实上，对于任何民主国家，司法制度的完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案件都是需要通过法庭来审理和判决。而人民通常都把法庭当成“伸张正义”的一个平台。这就是说，律师是人民与司法的中介人，几乎所有的官司都得通过律师来办理，律师也就成为司法组成的重要份子。没有了律师，司法将不可能存在，案件也无法从法律的角度展开演绎和争辩。
正因为律师是民主社会构建的基石之一，人们一般上都会接受律师的劝告和忠告而不会鲁莽行事，他们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警察”。
真正的警察是执行法律赋予的职权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宁，而律师虽不是执法人，但也扮演如同“警察”的角色来引导人民走向正途。
本来这样的一群法律化身的人是不会以身试法，也不会参与游行的，因为他们懂得法律的条文，但如今他们也有所行动，说明了他们也看到司法有受到某种程度的挑战而不得不起而维护。因此与其说他们是挑战法律，不如说他们是为了保护法律而作出响应来得恰当。
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目的是希望民主制度下的“三权分立”得以巩固和发展。而“三权分立”恰恰是我们立国的根基。
所谓“三权分立”是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所确立的政治遗产。他拥护“君主立宪”，并提出国家有三种权力，即立法（国会），行政（政府）及司法。在往后的许多年以来，凡是追求民主的国家，都把“三权分立”作为建国的基石，以让人民得以生活在民主、自由和受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直到今天，没有人否认这样的制度是比较可取与值得推行的。
既然它是民主的象征，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何律师这么执着司法的独立与完整，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专业操作，而且也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未来。
暂且不论结果如何，首先律师们能在公义底下急快地作出行动，证明他们不是为办案而上庭，而是在必要时，也显示出他们也在维护司法的尊严。就此而言，他们已得到第一个掌声。
为什么要给第一个掌声，那是因为律师一般上都是各做各的，甚至有的时候，由于没有大事，连召开大会也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展期举行。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又有“一盘散沙”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不尽然是对的。当有大事时，律师们出席大会也是热烈的。不仅于此，这次竟打破记录而“走向街头”，使人们不得不对律师们重新审视。
虽然在周三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有号召律师们来一个“公正之行”，以向首相表达意愿，但人们都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会参加，也不知道大集会和大游行能否顺利进行？然而周三的行动证明律师不仅有智谋，而且也有勇气。这勇气又是受到正义的感染和良知的驱使，才有这样的队伍向政府表达意愿。估计有逾千律师参加，再加上外来的支持，形成约二千人的阵容。
不论是参加者或执法人员，他们都相互克制而使到游行顺利“完成和结束”。这不能不归功于双方对民主的尊重和对人权的维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间中顿下大雨，人潮依然不动，宁可等待主席呈完备忘录后而自动解散，充份地体现出专业的精神和对和平的承诺。我们希望经过这次行动后，三人小组更积极和谨慎地展开调查，以尽快告知实况。
事实上，对于任何民主国家，司法制度的完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案件都是需要通过法庭来审理和判决。而人民通常都把法庭当成“伸张正义”的一个平台。这就是说，律师是人民与司法的中介人，几乎所有的官司都得通过律师来办理，律师也就成为司法组成的重要份子。没有了律师，司法将不可能存在，案件也无法从法律的角度展开演绎和争辩。
正因为律师是民主社会构建的基石之一，人们一般上都会接受律师的劝告和忠告而不会鲁莽行事，他们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警察”。
真正的警察是执行法律赋予的职权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宁，而律师虽不是执法人，但也扮演如同“警察”的角色来引导人民走向正途。
本来这样的一群法律化身的人是不会以身试法，也不会参与游行的，因为他们懂得法律的条文，但如今他们也有所行动，说明了他们也看到司法有受到某种程度的挑战而不得不起而维护。因此与其说他们是挑战法律，不如说他们是为了保护法律而作出响应来得恰当。
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目的是希望民主制度下的“三权分立”得以巩固和发展。而“三权分立”恰恰是我们立国的根基。
所谓“三权分立”是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所确立的政治遗产。他拥护“君主立宪”，并提出国家有三种权力，即立法（国会），行政（政府）及司法。在往后的许多年以来，凡是追求民主的国家，都把“三权分立”作为建国的基石，以让人民得以生活在民主、自由和受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直到今天，没有人否认这样的制度是比较可取与值得推行的。
既然它是民主的象征，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何律师这么执着司法的独立与完整，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专业操作，而且也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未来。
6.10.07
华裔与华人之诠释
是的，我们是华裔，也是华人。一般而言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林苍佑看来，一字之差有实质上的不同含意。
记得80年代中期，我与时任槟州首席部长的林苍佑交谈时，用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字眼与之讨论华人面对的问题，他马上“纠正”我应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s），而不是“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不然也可以用“Malaysians of Chinese Origin”来表达较为完整。
他的意思是说，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就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还要把马来西亚人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和族群？而是应该倒回来把原来的出身置在前头，一概以马来西亚人自居，从而塑造出新生一代的马来西亚人。它们的相差在于身份的确定和转变。
老实说，我当时还真不容易消化他的用词，也一下子转不过脑筋。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在现实生活中，用华裔或华人都是一码子事，而且也常常以华人自称，可是林苍佑却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他的良苦用心直到后来我查阅他的言论后才有所领悟。原来他是希望每一位马来西亚人，不要刻意突出自己的出生种族，而是要用新思维教育下一代和影响当政者认同马来西亚公民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马来西亚人。这就是林苍佑的指导思想，也是他从政以来不断追求的长远大目标。
我不敢肯定林苍佑是否是“华裔马来西亚人”名词的倡导者，但我敢肯定他是马来西亚成立后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的第一位从政者。
例如1973年林苍佑在民政党大会上说，“应当把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帮派主义的政治一扫而去。使马来西亚每一个人能自视为兄弟姐妹，分享共同的命运。”
1976年接受理大法学荣誉博士衔时，林苍佑说，“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如果没有原住民、马来人、姆律人、卡达山人、伊班人、达雅人、华人和印度人等，就不会有马来西亚。”虽然他认为也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除种族遗传的观念，但绝不允许种族问题引起政治论战。
1983年主持全国华人文化大会开幕时，林苍佑说﹕“华裔马来西亚人的命运根札于此，我们的责任是确保马来西亚和平、和谐与稳定，继续成长和欣欣向荣。”与此同时，林苍佑指出，“我敢肯定，我们有发表言论、阅读书报、着书立说及学习母语母文的权利，这个从来不曾也不应受到质疑。只有相互尊重各自不同族群的文化遗产，才能携手建立一个团结现代化的马来西亚。”
以上的言论清楚显示，林苍佑亲笔撰写的演讲稿，在遣词用字方面，包括翻译成华文，都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而不用“马来西亚华人”来表达他的政治理念和人生哲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一生是在政治上以马来亚人乃至马来西亚人作出奉献。因为他要各种种族，淡化种族的意识而朝向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整合。
然而，独立50年了，在我们身份的后面，仍有种族的标签，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林苍佑的理念和普遍使用他的“造词”，好像都是一样的，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还有一段比林苍佑估算中还要长的道路来完成林苍佑寄望达成的“马来西亚大家族”。
记得80年代中期，我与时任槟州首席部长的林苍佑交谈时，用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字眼与之讨论华人面对的问题，他马上“纠正”我应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s），而不是“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不然也可以用“Malaysians of Chinese Origin”来表达较为完整。
他的意思是说，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就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还要把马来西亚人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和族群？而是应该倒回来把原来的出身置在前头，一概以马来西亚人自居，从而塑造出新生一代的马来西亚人。它们的相差在于身份的确定和转变。
老实说，我当时还真不容易消化他的用词，也一下子转不过脑筋。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在现实生活中，用华裔或华人都是一码子事，而且也常常以华人自称，可是林苍佑却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他的良苦用心直到后来我查阅他的言论后才有所领悟。原来他是希望每一位马来西亚人，不要刻意突出自己的出生种族，而是要用新思维教育下一代和影响当政者认同马来西亚公民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马来西亚人。这就是林苍佑的指导思想，也是他从政以来不断追求的长远大目标。
我不敢肯定林苍佑是否是“华裔马来西亚人”名词的倡导者，但我敢肯定他是马来西亚成立后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的第一位从政者。
例如1973年林苍佑在民政党大会上说，“应当把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帮派主义的政治一扫而去。使马来西亚每一个人能自视为兄弟姐妹，分享共同的命运。”
1976年接受理大法学荣誉博士衔时，林苍佑说，“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如果没有原住民、马来人、姆律人、卡达山人、伊班人、达雅人、华人和印度人等，就不会有马来西亚。”虽然他认为也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除种族遗传的观念，但绝不允许种族问题引起政治论战。
1983年主持全国华人文化大会开幕时，林苍佑说﹕“华裔马来西亚人的命运根札于此，我们的责任是确保马来西亚和平、和谐与稳定，继续成长和欣欣向荣。”与此同时，林苍佑指出，“我敢肯定，我们有发表言论、阅读书报、着书立说及学习母语母文的权利，这个从来不曾也不应受到质疑。只有相互尊重各自不同族群的文化遗产，才能携手建立一个团结现代化的马来西亚。”
以上的言论清楚显示，林苍佑亲笔撰写的演讲稿，在遣词用字方面，包括翻译成华文，都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而不用“马来西亚华人”来表达他的政治理念和人生哲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一生是在政治上以马来亚人乃至马来西亚人作出奉献。因为他要各种种族，淡化种族的意识而朝向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整合。
然而，独立50年了，在我们身份的后面，仍有种族的标签，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林苍佑的理念和普遍使用他的“造词”，好像都是一样的，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还有一段比林苍佑估算中还要长的道路来完成林苍佑寄望达成的“马来西亚大家族”。
1.10.07
葡萄与母鸡的故事
一只母鸡能生多少粒蛋？谁也说不准，但人们一般都相信母鸡必定会生蛋，而且会使蛋再变成小鸡，如此繁衍不息。这就是母鸡生蛋的哲学。
一串葡萄有多少粒？一下子也数不清。闽南语有个笑话说﹕某某人算葡萄，越算越没有。因为他把葡萄吃掉了，剩下的是一条桠枝。这就是算葡萄的结果。
我们把这两个小故事用在政治上，也能悟出一个大道理来。
事缘两个反对党为了议席的安排与分配，闹得有些不愉快。甲说要参加7个国席及22个州席的竞选；乙说要参加7个国席及20个州席的竞选。如果两者加起来，则国席多了一个（原只有13个国席），州席则多了两个（原本只有40席）。为什么要为区区的几个议席而起争执？这是为了什么呢？
根据我们的推理，行动党要取个22个州席分配权，主要是要展示如果万一有机会执政，则行动党有能力自挑大梁，不必仰赖其它政党扶一把。
这是从党的立场来考虑，而忽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联合执政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传统；单一政党的执政迟早会有变化。举个例子来说，1969年民政上台执政，以16席对8席是绝对的优势，也是占2/3的议席。可是不久之后就闹分裂，促使民政加快与联盟结盟（1972年），后来就成为国阵一个成员。如此一来，它的政权又稳固下来。
第二个例子是1990年行动党大捷，夺得槟州议会的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不是选民不支持行动党上台，而是行动党的合作伙伴46精神党未能取得席位，，只要46精神党有一点作为，槟州也就变天了。在当时也不是行动党没有参加过半的议席选举，而是有的候选人无法过关。这说明了单靠一个政党来“改天换地”极不容易。
在这之后的一连三届选举，行动党就没有这么幸运，几次努力也只能保住可怜的一个州议席。这不是说选民遗弃行动党，而是他们更希望一个联合政体来保住华人主导的局面，要不然行动党又怎能一直保有三至四个国席呢？这又说明了槟州人民既爱执政党，也爱反对党，来一个左右逢源。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人民公正党准备借安华的自由身和形象打一场“势均力敌”的世纪之战。虽然它的主要敌手是巫统，但它也要展现其多元性，不能过于在非马来人选区“让得干净”，因此也要争出头。这也是从党的立场来观政局。
但人民公正党又不能忽视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它基本上被“归类为马来人占绝对优势的在野党”，而华人在党内所起的作用被认为是有限的，因此在议席的谈判过程中对某些选区难免会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窘境。
然而不论公正党如何力争上游，在它看来，它也必须保持它的多元性，也要争取华人和印人的选票，以便能在选举中有所突破。
其实，公正党与行动党在议席分配方面引起争议性的议席不多，从东马到西马说白了也不过是两个巴掌那么多。
如果为了不多的议席而闹得不愉快，那就正如母鸡生蛋的故事一样，在还没有知道母鸡会生多少蛋的当儿，就先说要多少个，实在是不实际，也是非理性的执着。弄不好，就好像葡萄一样，看起一串又美又多，到头来却被拿葡萄的人给吃掉了。
我曾经说过，选区是个虚体，尤其是在选举期间，谁能保证必胜无疑？虽然说原保有的议席胜算比较大，但已失去的议席又更属于虚席了。
如果反对党针对虚席大作文章或争来争去，那不是搞统一战线或联合联线了，而是有太强的党性且过早下定论“必胜无疑”。
虽然我们不认为从党的原则和立场出发，对议席之争有什么错，也没有谁对谁错之事，但我们认为从政者的“宽宏大量”与“泱泱风度”是必要的，即便忍痛“让出”两三席又何妨？为什么在开战前就自我诉求呢？
我的忠告是不论是不是吹反风，也不论人民有何想法，打仗的时候，参与的人只能也应该有一个敌手，即便因此输了，也会输得“口服心服”或“心甘情愿”。如果是自乱阵脚，演成三角或四角混战，那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可能死得不明不白。这又何苦来哉！
我们不否认人民要一个稳定的执政党，也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而反对党要出人头地，除了连手出击外，并没有更好的方案。虽然这不是成功的保证，至少它表现了政党是带领人民的，不是意气之争；更不是压来压去，尤其对反对党而言，更是没有这样的资本和条件。只有在选举过后，才能看出那个政党取得优势，否则一切都是单凭主观的“结论”，不是客观的判断。
一串葡萄有多少粒？一下子也数不清。闽南语有个笑话说﹕某某人算葡萄，越算越没有。因为他把葡萄吃掉了，剩下的是一条桠枝。这就是算葡萄的结果。
我们把这两个小故事用在政治上，也能悟出一个大道理来。
事缘两个反对党为了议席的安排与分配，闹得有些不愉快。甲说要参加7个国席及22个州席的竞选；乙说要参加7个国席及20个州席的竞选。如果两者加起来，则国席多了一个（原只有13个国席），州席则多了两个（原本只有40席）。为什么要为区区的几个议席而起争执？这是为了什么呢？
根据我们的推理，行动党要取个22个州席分配权，主要是要展示如果万一有机会执政，则行动党有能力自挑大梁，不必仰赖其它政党扶一把。
这是从党的立场来考虑，而忽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联合执政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传统；单一政党的执政迟早会有变化。举个例子来说，1969年民政上台执政，以16席对8席是绝对的优势，也是占2/3的议席。可是不久之后就闹分裂，促使民政加快与联盟结盟（1972年），后来就成为国阵一个成员。如此一来，它的政权又稳固下来。
第二个例子是1990年行动党大捷，夺得槟州议会的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不是选民不支持行动党上台，而是行动党的合作伙伴46精神党未能取得席位，，只要46精神党有一点作为，槟州也就变天了。在当时也不是行动党没有参加过半的议席选举，而是有的候选人无法过关。这说明了单靠一个政党来“改天换地”极不容易。
在这之后的一连三届选举，行动党就没有这么幸运，几次努力也只能保住可怜的一个州议席。这不是说选民遗弃行动党，而是他们更希望一个联合政体来保住华人主导的局面，要不然行动党又怎能一直保有三至四个国席呢？这又说明了槟州人民既爱执政党，也爱反对党，来一个左右逢源。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人民公正党准备借安华的自由身和形象打一场“势均力敌”的世纪之战。虽然它的主要敌手是巫统，但它也要展现其多元性，不能过于在非马来人选区“让得干净”，因此也要争出头。这也是从党的立场来观政局。
但人民公正党又不能忽视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它基本上被“归类为马来人占绝对优势的在野党”，而华人在党内所起的作用被认为是有限的，因此在议席的谈判过程中对某些选区难免会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窘境。
然而不论公正党如何力争上游，在它看来，它也必须保持它的多元性，也要争取华人和印人的选票，以便能在选举中有所突破。
其实，公正党与行动党在议席分配方面引起争议性的议席不多，从东马到西马说白了也不过是两个巴掌那么多。
如果为了不多的议席而闹得不愉快，那就正如母鸡生蛋的故事一样，在还没有知道母鸡会生多少蛋的当儿，就先说要多少个，实在是不实际，也是非理性的执着。弄不好，就好像葡萄一样，看起一串又美又多，到头来却被拿葡萄的人给吃掉了。
我曾经说过，选区是个虚体，尤其是在选举期间，谁能保证必胜无疑？虽然说原保有的议席胜算比较大，但已失去的议席又更属于虚席了。
如果反对党针对虚席大作文章或争来争去，那不是搞统一战线或联合联线了，而是有太强的党性且过早下定论“必胜无疑”。
虽然我们不认为从党的原则和立场出发，对议席之争有什么错，也没有谁对谁错之事，但我们认为从政者的“宽宏大量”与“泱泱风度”是必要的，即便忍痛“让出”两三席又何妨？为什么在开战前就自我诉求呢？
我的忠告是不论是不是吹反风，也不论人民有何想法，打仗的时候，参与的人只能也应该有一个敌手，即便因此输了，也会输得“口服心服”或“心甘情愿”。如果是自乱阵脚，演成三角或四角混战，那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可能死得不明不白。这又何苦来哉！
我们不否认人民要一个稳定的执政党，也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而反对党要出人头地，除了连手出击外，并没有更好的方案。虽然这不是成功的保证，至少它表现了政党是带领人民的，不是意气之争；更不是压来压去，尤其对反对党而言，更是没有这样的资本和条件。只有在选举过后，才能看出那个政党取得优势，否则一切都是单凭主观的“结论”，不是客观的判断。
华文教育路线图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虽然有185年的历史，但较具规模兴起于20世纪初叶康有为与孙中山先后南来鼓吹兴学办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间新式的华文小学当推槟城的中华学校（1904年），而第一间华文中学则是锺灵中学（1917年）。当时由于左倾无政府主义伴随着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兴起并波及马来亚，英殖民政府乃于1920年开始对华校进行登记，也对华文报章采取管制政策。从那个时候起，政治就与华文教育及文化挂上钩，华校也陷入多事之秋。
1957年，锺灵中学是第一间接受改制的中学。接着在1960年出炉的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建议华校进行改制，否则将得不到政府的津贴和援助，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
当时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起而反对，他也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教师 注册证及公民权被吊销）却换来独立中学的出现。这就是独中的由来。
因此基本上，这半个世纪的华文教育是这样走过来的﹕
1962年时──全国共有70间华文中学，但有54间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另16间不改制成为独立中学（必须自力更生），华文中学被分成两半。
后来改制的国民型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21间独中，以收容超龄生，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在一个校名下却分成国中与独中。前前后后在西马共有37间独中。
‚1962年后──砂拉越原有18间华文中学，而有12间接受改制，剩下6间不改制。继后，在1962年至1968年间，又再多出8间独中，加起来有14间独中，而国民型在变化下存有10间（系指加入华中校长理事会的数目）。
ƒ1970年──沙巴有8所国中及9所独中。
这样一来，在西马有37间独中，在东马有23间独中，合起来是60间。董教总成为领导机构。
另一方面，在西马则有60间国民型中学（原54间改制，后稍有增加），在东马有18间国中，合起来有78间。这78间具有华校背景的中学在1994年成立了“华中校长理事会”。虽然在1996年的教育法令下，已不再有国中和国民型之分，一概称为国民中学，但“华中校长理事会”仍然秉持华校的传统。
至于华文小学，也在1961年的教育法令下，一律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在加加减减下，直到今天仍有1291间。由于在70年代开始，英校也接受改制，造成许多华裔家长把子女送进华小；华小生也告骤增起来。与此同时，友族报读华小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之处是华小分成半津贴与全津贴，所谓半津贴乃指校产及建筑物未转让政府，并设有董事会（学监会）。因此举凡扩建、修建、重建或搬迁费用概由董事会向华社募捐，造成华社无时不刻都在出钱，但也引致钱出得越多而主权越来越少的争议。董总推动的华小董事醒觉运动就旨在维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成效如何，尚未有定论。因为董总又将有第二波的运动。
其实，即便是半津贴的华小，校地及校舍已是“永久性”充作华小之用，绝无可能收回另作他用，因此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调整政策，给所谓的半津贴华小更多更大的经济援助，以减轻华社的负担？换句话说，能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小学是最好不过。
在今天，全国1291间的华小共有学生56万余名；78间国民型中学则有学生人数近13万名，而在60间独中就读的有5万3千余名。
我们由上得出一个统计，每年华小有90000余名毕业生，进入国民型的有25000余名；进入独中的有近10000名，剩下的60000余名则进入国民中学或辍学或少数出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包括在国中也应针对性推行教导华文课，以使学生有机会接受三语教育。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华社及各华基政党的坚持下，形成除中国以外，保留最完整的教育体系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有了三间华教的大专院校。但这是用整体的血汗力量换来的成果。这就是当今的华文教育路线图。（本文部份内容系作者代表槟州5间独中在本月11日的马青颁发独中基金的晚宴上的讲话，经重新整理后成此文。）
1957年，锺灵中学是第一间接受改制的中学。接着在1960年出炉的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建议华校进行改制，否则将得不到政府的津贴和援助，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
当时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起而反对，他也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教师 注册证及公民权被吊销）却换来独立中学的出现。这就是独中的由来。
因此基本上，这半个世纪的华文教育是这样走过来的﹕
1962年时──全国共有70间华文中学，但有54间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另16间不改制成为独立中学（必须自力更生），华文中学被分成两半。
后来改制的国民型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21间独中，以收容超龄生，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在一个校名下却分成国中与独中。前前后后在西马共有37间独中。
‚1962年后──砂拉越原有18间华文中学，而有12间接受改制，剩下6间不改制。继后，在1962年至1968年间，又再多出8间独中，加起来有14间独中，而国民型在变化下存有10间（系指加入华中校长理事会的数目）。
ƒ1970年──沙巴有8所国中及9所独中。
这样一来，在西马有37间独中，在东马有23间独中，合起来是60间。董教总成为领导机构。
另一方面，在西马则有60间国民型中学（原54间改制，后稍有增加），在东马有18间国中，合起来有78间。这78间具有华校背景的中学在1994年成立了“华中校长理事会”。虽然在1996年的教育法令下，已不再有国中和国民型之分，一概称为国民中学，但“华中校长理事会”仍然秉持华校的传统。
至于华文小学，也在1961年的教育法令下，一律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在加加减减下，直到今天仍有1291间。由于在70年代开始，英校也接受改制，造成许多华裔家长把子女送进华小；华小生也告骤增起来。与此同时，友族报读华小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之处是华小分成半津贴与全津贴，所谓半津贴乃指校产及建筑物未转让政府，并设有董事会（学监会）。因此举凡扩建、修建、重建或搬迁费用概由董事会向华社募捐，造成华社无时不刻都在出钱，但也引致钱出得越多而主权越来越少的争议。董总推动的华小董事醒觉运动就旨在维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成效如何，尚未有定论。因为董总又将有第二波的运动。
其实，即便是半津贴的华小，校地及校舍已是“永久性”充作华小之用，绝无可能收回另作他用，因此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调整政策，给所谓的半津贴华小更多更大的经济援助，以减轻华社的负担？换句话说，能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小学是最好不过。
在今天，全国1291间的华小共有学生56万余名；78间国民型中学则有学生人数近13万名，而在60间独中就读的有5万3千余名。
我们由上得出一个统计，每年华小有90000余名毕业生，进入国民型的有25000余名；进入独中的有近10000名，剩下的60000余名则进入国民中学或辍学或少数出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包括在国中也应针对性推行教导华文课，以使学生有机会接受三语教育。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华社及各华基政党的坚持下，形成除中国以外，保留最完整的教育体系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有了三间华教的大专院校。但这是用整体的血汗力量换来的成果。这就是当今的华文教育路线图。（本文部份内容系作者代表槟州5间独中在本月11日的马青颁发独中基金的晚宴上的讲话，经重新整理后成此文。）
29.9.07
大马第一位女性议员
华研的陈爱梅看过《林苍佑评传》后曾问过我：50年代参政的黄绣娘是谁，她到底为什么会和林苍佑打对台戏？同时谁是妇女参加民主政治选举的先驱者？这使我想起了50年代在政坛上冒起的一位奇女子。
她的名字叫叶真宝（Nancy Yeap），是位律师。出身显赫世家，祖父是富甲一方的叶祖意（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今日宏愿大学的校址即是他的故宅），纯粹受英文教育，思想洋化，追求民主政治。
1951年她响应林苍佑的号召，参加在6月19日成立的“急进党”，席上被选为中委。
同年11月，她被派参加乔治市市议员的选举（马来西亚民主政治选举的滥觞）。在林苍佑极力协助下，以最高票当选加拉歪区市议员（当时规定一区选出3名市议员，最高票者任期3年，次高票者任期2年，第三高票者任期1年，余者落选），一炮走红。
在这一次选举中（共选9名市议员，另6人委任），急进党共夺得6席，叶真宝“万绿丛中一点红”，成了唯一的女议员。在马来西亚历史上，则是第一位当选议员的女性。因人气急升，她在1953年出任急进党副主席，风头甚健。
不过，她在1953年市议员任期满后不再参加选举，开始对急进党的“存亡”有所质疑，原来林苍佑酝酿将急进党成员带入马华公会。
果然在1954年，林苍佑带队加入马华公会，成员包括后来出任槟州首任首席部长的王保尼，准备让急进党“无疾而终”。叶真宝反对林苍佑的“半途换马”，坚持不转换码头，但不是消极以待，而是伺机而动。
当1955年举行独立前的全国普选，包括各州立法议会也依法选举（槟州共24席，只选14席，另10席委任）。时，基于已身在马华的林苍佑，带领联盟全线参加州选，一时意气风发。而叶真宝为了反对林苍佑在政治上“改道”，又不便亲自出马与林苍佑抗衡，乃推出其母亲黄绣娘在加拉歪州选专和林苍佑单打独斗。黄绣娘可不是等闲之辈，她是叶祖意的媳妇，也即是其第二公子叶金和之夫人；而她之所以下嫁叶金和全因她的父亲黄仲涵撮成（她还有另外一位妹妹黄腰也曾下嫁叶祖意第三公子叶福和）。在当时黄仲涵是名声响当当的印度尼西亚糖王，也是东南亚糖王，扶持叶祖意飞黄腾达。她还有一位妹妹黄蕙兰下嫁当时国民政府著名外交官顾维钧。
虽然是黄绣娘以独立人士身份刻意对垒林苍佑，但实际上是“母代女征”的版本，企图一挫林苍佑的锐气。因此在竞选期间，叶真宝出尽法宝，又登门拉票，又演讲，又发传单，形成一场十分激烈的重头戏。这在封建保守的社会，也只有叶家女性才这么大胆的出位，充份发挥女权本色，因为她们是豪门淑女，不是普通女性。还有一个理由是叶祖意已逝世三年（1952年），家庭中其它成员也尊重民主和女权，并未阻止母女在街头巷尾拉票，与男人一争高低。
结果林苍佑取得胜利，也结束了叶真宝的政治生涯，两母女从此移民新加坡不再问政。如今叶真宝尚健在新加坡，过着悠闲的生活。
叶真宝无疑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第一位妇权运动的倡导者。在她之后，妇女参政选举已不再对“抛头露面”有所讳忌，而是真正成为推动妇运的旗手。就此而言，叶真宝的5年从政记录已为妇权运动赢得第一个掌声。
她的名字叫叶真宝（Nancy Yeap），是位律师。出身显赫世家，祖父是富甲一方的叶祖意（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今日宏愿大学的校址即是他的故宅），纯粹受英文教育，思想洋化，追求民主政治。
1951年她响应林苍佑的号召，参加在6月19日成立的“急进党”，席上被选为中委。
同年11月，她被派参加乔治市市议员的选举（马来西亚民主政治选举的滥觞）。在林苍佑极力协助下，以最高票当选加拉歪区市议员（当时规定一区选出3名市议员，最高票者任期3年，次高票者任期2年，第三高票者任期1年，余者落选），一炮走红。
在这一次选举中（共选9名市议员，另6人委任），急进党共夺得6席，叶真宝“万绿丛中一点红”，成了唯一的女议员。在马来西亚历史上，则是第一位当选议员的女性。因人气急升，她在1953年出任急进党副主席，风头甚健。
不过，她在1953年市议员任期满后不再参加选举，开始对急进党的“存亡”有所质疑，原来林苍佑酝酿将急进党成员带入马华公会。
果然在1954年，林苍佑带队加入马华公会，成员包括后来出任槟州首任首席部长的王保尼，准备让急进党“无疾而终”。叶真宝反对林苍佑的“半途换马”，坚持不转换码头，但不是消极以待，而是伺机而动。
当1955年举行独立前的全国普选，包括各州立法议会也依法选举（槟州共24席，只选14席，另10席委任）。时，基于已身在马华的林苍佑，带领联盟全线参加州选，一时意气风发。而叶真宝为了反对林苍佑在政治上“改道”，又不便亲自出马与林苍佑抗衡，乃推出其母亲黄绣娘在加拉歪州选专和林苍佑单打独斗。黄绣娘可不是等闲之辈，她是叶祖意的媳妇，也即是其第二公子叶金和之夫人；而她之所以下嫁叶金和全因她的父亲黄仲涵撮成（她还有另外一位妹妹黄腰也曾下嫁叶祖意第三公子叶福和）。在当时黄仲涵是名声响当当的印度尼西亚糖王，也是东南亚糖王，扶持叶祖意飞黄腾达。她还有一位妹妹黄蕙兰下嫁当时国民政府著名外交官顾维钧。
虽然是黄绣娘以独立人士身份刻意对垒林苍佑，但实际上是“母代女征”的版本，企图一挫林苍佑的锐气。因此在竞选期间，叶真宝出尽法宝，又登门拉票，又演讲，又发传单，形成一场十分激烈的重头戏。这在封建保守的社会，也只有叶家女性才这么大胆的出位，充份发挥女权本色，因为她们是豪门淑女，不是普通女性。还有一个理由是叶祖意已逝世三年（1952年），家庭中其它成员也尊重民主和女权，并未阻止母女在街头巷尾拉票，与男人一争高低。
结果林苍佑取得胜利，也结束了叶真宝的政治生涯，两母女从此移民新加坡不再问政。如今叶真宝尚健在新加坡，过着悠闲的生活。
叶真宝无疑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第一位妇权运动的倡导者。在她之后，妇女参政选举已不再对“抛头露面”有所讳忌，而是真正成为推动妇运的旗手。就此而言，叶真宝的5年从政记录已为妇权运动赢得第一个掌声。
24.9.07
陈广才事件的省思
交通部长陈广才在国庆前夕突然请假到澳洲检查身体和诊病的十多天内，传言四起乃至谣言不断，各种揣测兼而有之。
本来一位部长请假是十分正常的事，但因碰上巴生自贸区的财务拯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难免会有诸多故事。
有人认为这与党内无关，而是政府的事务和压力过重引致陈广才心力交瘁，不得不离国一阵子，以舒解精神上的困扰。
也有人认为这与党内有关，其中涉及党内的派系斗争，藉他突然请假事大作文章，好像是陈广才这一走就不再回来，干脆息影政坛云云。
不论是出自党外的因素或党内的因素，都没让人猜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只有广才最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根据他给的答案，这是很私人的事，也不要多问。现在他已回来复职，也就一切暂时尘埃落定，马华上下也许因此松了口气。有人于是问道，为什么陈广才请假事会闹得这么大，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或隐因？是不是因为他是陈广才，才那么的引人注目。
我的看法是，这和陈广才的政运有一定的关系。起因于1999年大选后，其“政治师父”林亚礼希望陈广才能被扶正，但时任总会长的林良实选了黄家定而不是陈广才，种下“双林失和”之祸根。接着在2001年因收购南洋报业事件终于引发双林之争，也分成AB队。从投票的结果显示是林良实派较占上风，但林亚礼的支持者也不弱，两派也因之一时相互对峙，直到2003年林良实交出棒子后，林亚礼也卸下署理总会长职。
上位的则是黄家定居正，陈广才居次，算是两派握手言和，AB队之争也消沉下来乃至不再被人提及。
2004年的大选，AB队在妥协下取得胜利，也奠定了黄陈的领导班子。不过在2005年的党选时，这领导班子又面对严峻的挑战，经过一轮激战后，黄陈双双告捷，基本上稳住了阵脚。有人说，因为陈广才得到黄家定的祝福和支持，在激烈的斗争中保住署理。理由是挑战他的人正是A队的强人之一的陈祖排，如果不是A队的人也给予支持，陈广才恐怕会吃亏。
无论如何，当大局已定后，人们便不再以AB队来分析选情和战绩，而是认为当权派已压倒了挑战派。巧合的是，挑战派中也有A B 队的人。以致人们又认为马华的阵容已重新洗牌。
在洗牌之后，马华党员的内心深处是否还存有AB队的阴影，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黄家定和陈广才都希望不要再提前尘往事，也不要再背历史包袱，而是往前看。他们在各州联委会上也重新作了布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黄家定及陈广才分别身兼两州联委会的主席，即前者主政雪州和森州；后者主政彭州和槟城州。
根据黄家定的解释，把陈广才放在槟州是恰当的。因为那时民政的槟州主席是许子根，也是属于部长级的人马；陈广才主政槟州，也就形成一个平衡局面，彼此可以更好的沟通。
但在今年不久前，黄家定又再重新布置排阵，不仅本身不再兼任雪州主席，而且广才也卸下彭州主席，彼此只保留一个越州的主席。本来这个战略的调动是为了应付未来的大选，没有引起太大的震撼，但也有不满在党内传开。
正是在此关键和考验的时刻，爆出了广才突然请假的新闻，也就成为头等大事，一时之间让人感到“风雨欲来风满楼”，其结果看来是“虚惊一场”。
在“虚惊”之后，当然陈广才也需要作出解释和交待，以消除党内外的疑云。而至为重要的是，透过这次事件，陈广才必须更谨慎行事，切莫让人有借口作出各种传言。如果他认为“有心人”会大作文章的话，他就要知道当下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牵一发动全身；尤其是他曾是B队的大将之一，更容易成为一个被瞄准的目标。历史留下的痕迹是不容易被抹掉的。
经过此事的“教训”后，陈广才也许才知道原来身为公众人物是这么的“身不由己”，不是他不可以请假，而是他请假来的不是时候。特别是当千万只眼睛在盯住他的动向的时候，更是要顾左右而行之。
本来一位部长请假是十分正常的事，但因碰上巴生自贸区的财务拯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难免会有诸多故事。
有人认为这与党内无关，而是政府的事务和压力过重引致陈广才心力交瘁，不得不离国一阵子，以舒解精神上的困扰。
也有人认为这与党内有关，其中涉及党内的派系斗争，藉他突然请假事大作文章，好像是陈广才这一走就不再回来，干脆息影政坛云云。
不论是出自党外的因素或党内的因素，都没让人猜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只有广才最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根据他给的答案，这是很私人的事，也不要多问。现在他已回来复职，也就一切暂时尘埃落定，马华上下也许因此松了口气。有人于是问道，为什么陈广才请假事会闹得这么大，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或隐因？是不是因为他是陈广才，才那么的引人注目。
我的看法是，这和陈广才的政运有一定的关系。起因于1999年大选后，其“政治师父”林亚礼希望陈广才能被扶正，但时任总会长的林良实选了黄家定而不是陈广才，种下“双林失和”之祸根。接着在2001年因收购南洋报业事件终于引发双林之争，也分成AB队。从投票的结果显示是林良实派较占上风，但林亚礼的支持者也不弱，两派也因之一时相互对峙，直到2003年林良实交出棒子后，林亚礼也卸下署理总会长职。
上位的则是黄家定居正，陈广才居次，算是两派握手言和，AB队之争也消沉下来乃至不再被人提及。
2004年的大选，AB队在妥协下取得胜利，也奠定了黄陈的领导班子。不过在2005年的党选时，这领导班子又面对严峻的挑战，经过一轮激战后，黄陈双双告捷，基本上稳住了阵脚。有人说，因为陈广才得到黄家定的祝福和支持，在激烈的斗争中保住署理。理由是挑战他的人正是A队的强人之一的陈祖排，如果不是A队的人也给予支持，陈广才恐怕会吃亏。
无论如何，当大局已定后，人们便不再以AB队来分析选情和战绩，而是认为当权派已压倒了挑战派。巧合的是，挑战派中也有A B 队的人。以致人们又认为马华的阵容已重新洗牌。
在洗牌之后，马华党员的内心深处是否还存有AB队的阴影，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黄家定和陈广才都希望不要再提前尘往事，也不要再背历史包袱，而是往前看。他们在各州联委会上也重新作了布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黄家定及陈广才分别身兼两州联委会的主席，即前者主政雪州和森州；后者主政彭州和槟城州。
根据黄家定的解释，把陈广才放在槟州是恰当的。因为那时民政的槟州主席是许子根，也是属于部长级的人马；陈广才主政槟州，也就形成一个平衡局面，彼此可以更好的沟通。
但在今年不久前，黄家定又再重新布置排阵，不仅本身不再兼任雪州主席，而且广才也卸下彭州主席，彼此只保留一个越州的主席。本来这个战略的调动是为了应付未来的大选，没有引起太大的震撼，但也有不满在党内传开。
正是在此关键和考验的时刻，爆出了广才突然请假的新闻，也就成为头等大事，一时之间让人感到“风雨欲来风满楼”，其结果看来是“虚惊一场”。
在“虚惊”之后，当然陈广才也需要作出解释和交待，以消除党内外的疑云。而至为重要的是，透过这次事件，陈广才必须更谨慎行事，切莫让人有借口作出各种传言。如果他认为“有心人”会大作文章的话，他就要知道当下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牵一发动全身；尤其是他曾是B队的大将之一，更容易成为一个被瞄准的目标。历史留下的痕迹是不容易被抹掉的。
经过此事的“教训”后，陈广才也许才知道原来身为公众人物是这么的“身不由己”，不是他不可以请假，而是他请假来的不是时候。特别是当千万只眼睛在盯住他的动向的时候，更是要顾左右而行之。
22.9.07
中文汉语国际化受到肯定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本月14日在北京时，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承认北大和清大的中文系，也同时承认北京外语大学及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资格。虽然在实质上只惠及极小部份的毕业生，或有机会当上公务员，但在国际意义上，则宣告马来西亚政府采取开明与务实的态度，承认中文及汉语的国际地位已越形重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的开端。
不论这样的选择性承认是否过于局限性或象征性，至少它预示着中文在马来西亚已因中国的和平崛起而有了一定的转机。这对长期以来从事华文教育的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得以在逆境中有所转折，也能够借大气候逆流而上。
在过去一段长时间，从殖民地开始，华语华文都是被当成“方言教育”来看待；而且也与政治挂钩，形成一个微妙的互动。经常因政局的改变或需要而使华教处于备受挑战的地位。然而由于华社的执着，坚守着华文教育体系的完整性，才有今日得来不易的成果。
今天，情况已大不相同，中文汉语不再是“一方之言”，而是崛起成为国际用语，它不但表现在学术上，而且也广泛地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工具。举凡商业、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也因为有了中国人的参与，使到华语华文的应用性不断普及；尤其是中国彰显了其商机处处，中文更因此成为具有市场导向的国际语言。这在过去是未能想象，也是预想不到的变化。概应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与世界接轨有以致之。
顺着这一潮流，中国教育部在海外已开设了百余间孔子学院，用以推广中文汉语。在获得各方的热烈响应下，它准备把孔子学院增加至500间。由此可见，学习中文汉语的热潮已蔚成一种风气，马来西亚也没有例外地在吉隆坡设有全球汉语中心（孔子学院），无形中给华教的生机增添筹码。
韩江学院在这个大趋势下，及时地（本月13日已签署教育协议书）与全球汉语中心建立合作办学关系，也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中文汉语系的合作伙伴。这三方面的合作宣告一个中文新世纪的开始，用以回应政府对于汉语教学的重视。
这项学士学位课程的特点是公开给各民族人民申请。条件是高中毕业生在具备中英文能力下，可以申请就读而直接成为交大的新生。若是SPM学生，则是2+2（两年在韩院，两年在交大）完成学位；若是统考生，则是1+2（一年在韩院，两年在交大）。毕业后可申请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执教，也可在其它领域发展。
如果中文较弱，可以在韩院中文系补修；如果英文较弱，也可在韩院ELS英语中心进修。这样一来，在此学位课程下，肯定会培养出真正掌握双语的人才。
这个计划在明年初开班的课程，不但为华校生启开另一扇走向世界的大门，也与黄家定的宣布不期而遇﹕宣示着提升中文程度和掌握国文英文将有亮丽的前景。
17.9.07
1957年悲喜交集
前一阵子，一些华文报记者为撰写国庆文章，先后向我了解50年前的往事。这使我勾起1957年的一段记忆。
1957年元旦日，马来亚独立前夕，槟城乔治市议会为庆祝成立百周年及升格为市，拟定一连六天的庆典，从元旦到五号。
当时，我尚在小学读书，在元旦日的早上，就挤在柑仔园路（家就住在锡厂附近）旁争看大旗鼓游行，好不热闹。
根据市议会的安排，总共有42个队伍参加，除大旗鼓外，也有舞龙队，醒狮队，麒麟队。分成两天游行，而且奇特的是，游行是整天的，早上一个阶段，休息午膳后又是下午一个阶段，一概由观音亭出发而后又折回观音亭。可谓十分大阵仗。
我们在观赏大旗鼓游行后，心里十分痛快，真正感觉到万民同乐。第一天的游行路线全在市区绕行，没有意外发生，人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第二天，游行队伍照常出发，但路线有所不同，而是走得更远，直达四坎店和霹雳律，就在那天的下午，当第二阶段游行开始后不久，竟传来在四坎店处发生冲突流血事件。报章这样报导，大旗鼓游行引致骚乱和种族冲突，结果酿成5死74人伤的悲剧。全市进入戒严，直到1月13日才解严。
我当时躲在家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听大人说发生流血事件，已经戒严了，不能随意出去。
对于戒严，我们似懂非懂，只知道不用上学，可以在家里玩。大人则忧心忡忡，懒得管小孩有没有做功课。
我印象中母亲在解严时间，到巴剎买了比平常多的粮食回来，也有罐头什么的，据他说，多买一些以防不能出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下去，我们兄弟也觉得闷起来，总是问为什么不能上学？为什么不能出去？
当阴影过后，我们又再恢复正常的生活。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事态是这么严重的。这在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
虽然这不是槟城第一次暴乱，但却不幸发生在独立前夕，殊令人遗憾。根据历史记录，在1867年时，槟城暴发了为期10天的大械斗（8月3日至14日），它起因是私会党火并，两派都有华人和马来人，因此不是种族暴动，而是私会党的恩怨与争权夺利，罔顾民生。英政府后来设立调查庭，但未见公布死伤人数，不过却促使政府对私会党采取全面镇压行动，且谕令所有社团必须登记，以防范于未然。
未想90年后又是一场暴乱和流血事件，迫使乔治市议会接下来取消一切的庆祝活动。这种乐极生悲的事件真是始料未及。也因为这样，大旗鼓游行在槟城“绝迹”一个长时期，一直到80年代在林苍佑主政后，才又开始这类的游行庆典。但为杜绝不法份子滋事，大旗鼓游行必须由政府统筹统办，不允许私人承办，以免失控。
今天我们每一年都享受大旗鼓游行带来的多采多姿的技艺，早已把大旗鼓的一段伤心事淡忘，显现人民珍惜和平与和谐生活，不愿记起悲痛的往事。
也许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幸运的，在乔治市发生了悲剧后，我们在同一年又以新的视角和新的心情迎接伟大的国庆，举国上下，又是一片欢腾。
因此1957年的一悲一喜，让老一辈的乔治市人民刻骨铭心。
1957年元旦日，马来亚独立前夕，槟城乔治市议会为庆祝成立百周年及升格为市，拟定一连六天的庆典，从元旦到五号。
当时，我尚在小学读书，在元旦日的早上，就挤在柑仔园路（家就住在锡厂附近）旁争看大旗鼓游行，好不热闹。
根据市议会的安排，总共有42个队伍参加，除大旗鼓外，也有舞龙队，醒狮队，麒麟队。分成两天游行，而且奇特的是，游行是整天的，早上一个阶段，休息午膳后又是下午一个阶段，一概由观音亭出发而后又折回观音亭。可谓十分大阵仗。
我们在观赏大旗鼓游行后，心里十分痛快，真正感觉到万民同乐。第一天的游行路线全在市区绕行，没有意外发生，人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第二天，游行队伍照常出发，但路线有所不同，而是走得更远，直达四坎店和霹雳律，就在那天的下午，当第二阶段游行开始后不久，竟传来在四坎店处发生冲突流血事件。报章这样报导，大旗鼓游行引致骚乱和种族冲突，结果酿成5死74人伤的悲剧。全市进入戒严，直到1月13日才解严。
我当时躲在家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听大人说发生流血事件，已经戒严了，不能随意出去。
对于戒严，我们似懂非懂，只知道不用上学，可以在家里玩。大人则忧心忡忡，懒得管小孩有没有做功课。
我印象中母亲在解严时间，到巴剎买了比平常多的粮食回来，也有罐头什么的，据他说，多买一些以防不能出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下去，我们兄弟也觉得闷起来，总是问为什么不能上学？为什么不能出去？
当阴影过后，我们又再恢复正常的生活。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事态是这么严重的。这在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
虽然这不是槟城第一次暴乱，但却不幸发生在独立前夕，殊令人遗憾。根据历史记录，在1867年时，槟城暴发了为期10天的大械斗（8月3日至14日），它起因是私会党火并，两派都有华人和马来人，因此不是种族暴动，而是私会党的恩怨与争权夺利，罔顾民生。英政府后来设立调查庭，但未见公布死伤人数，不过却促使政府对私会党采取全面镇压行动，且谕令所有社团必须登记，以防范于未然。
未想90年后又是一场暴乱和流血事件，迫使乔治市议会接下来取消一切的庆祝活动。这种乐极生悲的事件真是始料未及。也因为这样，大旗鼓游行在槟城“绝迹”一个长时期，一直到80年代在林苍佑主政后，才又开始这类的游行庆典。但为杜绝不法份子滋事，大旗鼓游行必须由政府统筹统办，不允许私人承办，以免失控。
今天我们每一年都享受大旗鼓游行带来的多采多姿的技艺，早已把大旗鼓的一段伤心事淡忘，显现人民珍惜和平与和谐生活，不愿记起悲痛的往事。
也许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幸运的，在乔治市发生了悲剧后，我们在同一年又以新的视角和新的心情迎接伟大的国庆，举国上下，又是一片欢腾。
因此1957年的一悲一喜，让老一辈的乔治市人民刻骨铭心。
15.9.07
半个世纪政治生态对比
马来西亚立国已经50年了，在这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态中究竟过去和现在有什么异同，是值得温故知新的。
当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这个国家只限在马来半岛，新加坡已被排除在外，总人口6百27万，华人占37%。宪法上定名为“马来亚联合邦”，由11个州组成。
在政治上，以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通过选举（以1955年的普选为根据）起而执政。依据英国遗留下来的政制推行“君主立宪”，奉行资本主义。反对党则有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也是在独立时成立，标榜走社会主义路线。其特点是诉诸思想意识的斗争，变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不突出也不强调种族主义。回教党则是走民族主义偏左路线；拿督翁的国家党已告式微。
此外有大大小小的地方议会选举，包括市议会在内，每三年选一次，十分体现民主政治。
因此1959年的大选（独立后的首次选举），基本上是上述的朝野党在进行较量，也判定联盟在朝的统治地位。反对党在地方议会也有执政机会。
50年后的今天，马来亚的版图已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成立），分成东西马。东马指沙砂两州，西马指马来半岛，新加坡则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马新真正宣告分家。
由于加进了东马，马来西亚更具多元种族色彩，不少20个种族组成。人口已经翻了4倍有余，达到2千6百万，华人所占的比例退减至24%左右。
政制中的变化是自1965年起，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并于1976年通过修改地方政府法会取消选举，市县地方议员则进行委任直到今天。换句话说，今天我国的民主政治已改成充份体现在同时举行的国州大选，没有了地方选举。
政党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了三党合作的联盟，而是扩大组织成为国阵（1974年）。原属于反对党地位的砂人民联合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1969年选举中崛起）等加入其中。但不变的是巫统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势力有增无减。
反对党方面同样重新洗牌。号称左翼的社阵不见了（人劳两党1965年分裂；劳工党则在1972年注册被吊销），剩下人民党也在2003年并入国民公正党，改称人民公正党，脱掉“社会主义”的大衣。
至于在60年代中期出现的民主行动党，虽脱胎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但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及“513”过后，已是名副其实的本工化政党。到了千禧年，这个党也在政纲中取消“社会主义”字眼（原本是坚持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
回教党原先在巴哈鲁丁医生领导的时代，走的是民族主义偏左路线（与社阵理念有一定的默契），但在90年代后，回教党另行出路，摒弃左的影子，走向宗教路线，致力于政教合一。
再一个反对党就是安华领导的人民公正党。它成立于1998年，今天则准备与反对党连手，向国阵权威挑战，这个党是立于民族主义的框架内。
反对党中最大的变化是没有了“社会主义”，不再侧重思想意识的比较，而是与执政党一样，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但更见政党间为族群的权益（包括种族性的）而有了不同的表达。
这就是50年前与今天的政治生态的对比。
当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这个国家只限在马来半岛，新加坡已被排除在外，总人口6百27万，华人占37%。宪法上定名为“马来亚联合邦”，由11个州组成。
在政治上，以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通过选举（以1955年的普选为根据）起而执政。依据英国遗留下来的政制推行“君主立宪”，奉行资本主义。反对党则有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也是在独立时成立，标榜走社会主义路线。其特点是诉诸思想意识的斗争，变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不突出也不强调种族主义。回教党则是走民族主义偏左路线；拿督翁的国家党已告式微。
此外有大大小小的地方议会选举，包括市议会在内，每三年选一次，十分体现民主政治。
因此1959年的大选（独立后的首次选举），基本上是上述的朝野党在进行较量，也判定联盟在朝的统治地位。反对党在地方议会也有执政机会。
50年后的今天，马来亚的版图已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成立），分成东西马。东马指沙砂两州，西马指马来半岛，新加坡则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马新真正宣告分家。
由于加进了东马，马来西亚更具多元种族色彩，不少20个种族组成。人口已经翻了4倍有余，达到2千6百万，华人所占的比例退减至24%左右。
政制中的变化是自1965年起，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并于1976年通过修改地方政府法会取消选举，市县地方议员则进行委任直到今天。换句话说，今天我国的民主政治已改成充份体现在同时举行的国州大选，没有了地方选举。
政党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了三党合作的联盟，而是扩大组织成为国阵（1974年）。原属于反对党地位的砂人民联合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1969年选举中崛起）等加入其中。但不变的是巫统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势力有增无减。
反对党方面同样重新洗牌。号称左翼的社阵不见了（人劳两党1965年分裂；劳工党则在1972年注册被吊销），剩下人民党也在2003年并入国民公正党，改称人民公正党，脱掉“社会主义”的大衣。
至于在60年代中期出现的民主行动党，虽脱胎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但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及“513”过后，已是名副其实的本工化政党。到了千禧年，这个党也在政纲中取消“社会主义”字眼（原本是坚持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
回教党原先在巴哈鲁丁医生领导的时代，走的是民族主义偏左路线（与社阵理念有一定的默契），但在90年代后，回教党另行出路，摒弃左的影子，走向宗教路线，致力于政教合一。
再一个反对党就是安华领导的人民公正党。它成立于1998年，今天则准备与反对党连手，向国阵权威挑战，这个党是立于民族主义的框架内。
反对党中最大的变化是没有了“社会主义”，不再侧重思想意识的比较，而是与执政党一样，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但更见政党间为族群的权益（包括种族性的）而有了不同的表达。
这就是50年前与今天的政治生态的对比。
10.9.07
我看《夜•明》首映
8月24日，应民政宏愿大学基金会之邀，前往葛尼广场迷你戏院观赏《夜·明》首映礼，亲自一睹拍成电影的孙中山的故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之所以非看不可是因为在2006年8月当孙中山影片在槟城拍摄时，曾引起“轰动”。所谓“轰动”不是指万千的人追看拍片，而是华文报传媒几乎每天都做详尽的报导。
当孙中山影片收工时，我也参加了“收工宴”，场面是一片热闹。过后就一切归复平淡。而这种平淡竟然拉了一年之久，没有半点消息告知已是在中国“出街”；流言也因“久无音讯”传开指说可能“流产”，可能无法“交货”等等。
后来好消息传开，一切已完成。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尚且拉大队到北京参加首映礼。我问过有看过此片的朋友，他们说拍的还可以，有的说不错。也就引起我更大的兴趣。
当我看完影片后，我有了下列的观感。
首先影片的特色是全然以槟城乔治市为背景。虽然不尽然认得出场景的地点，但作为槟城人，倒知道这就是槟城。不过如果对于非槟城人来说，那就是不知是何地何处，因为经过改头换面后，我们似乎又回到廿世纪初叶的年代，看到时光在倒流。这就是艺术加工带来的效果，把整个时代的背景衬托出来。对此而言，我倒要称赞导演及编剧的高明，将槟城化成一个“陈旧”的城市。
其次，就描述男女感情方面，也让人感受到温馨的一面；尤其是饰演四姑（陈粹芬）与饰演孙中山的对手戏，流露出一段真挚的感情。可惜的是影片的比重冲淡了四姑与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反而有意也突出饰演丹蓉与饰演罗肇麟的份量，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四姑或是丹蓉才是女主角？好像两位都是主角。这种“抢镜”显得有点本未倒置。理由是杜撰的角色本应是绿叶来烘出牡丹（主角），而不是“旗鼓相当”或主次不清。
再说，罗肇麟的出现也不合情埋。既是敌（要为清廷谋杀孙中山）也是友（保护孙中山，不让另外的杀手得逞）。这在历史中是没有的，由于影片未能从对话中明显反映出罗的“蜕变”（从敌到友），也就让不明白历史的人看得一头雾水，不知这位仁兄是干什么的？
要么，就创造出一个杀手角色，使孙中山陷入危机来制造情节的紧张以扣人心弦；要么就创造出一个当地人自告奋勇当孙的“保镖”，在面对敌人时大显身手，使之出现格斗与混乱场面，以使影片的故事性加强。
同样的，徐丹蓉既然要“杜撰”，何妨让她成为与四姑争宠的女人，从而折射出孙中山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性有困扰的男人。在这方面，影片并未制造情爱场面的高潮。还有四姑与孙中山的拥抱与激情也没有，这是过于拘谨所致。
如果说，影片敢于把孙山山化为感性的人物，就要大胆的在情感的情节上下功夫，不然我们还是忠于历史，别再这边“加料”；另一边又“收敛”。影片必须要先被定位，而不是“放不敢放”，让人看了无法荡气回肠。我的意思是说﹕在历史的事件中要给孙中山和四姑的爱情故事加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是导演要“顾及孙中山的身份”，无法充份自由表达？
其三，影片中最终还是导入“中国情意结”，有配合“中国崛起”的效果。比如孙中山为工人争取权利的一幕；越俎代庖与洋人交涉对丹蓉的逼婚的一幕，及表现出孙中山号召海内外华人团结起来推翻清朝的一幕，确实有这样的“隐意”在内。这1倒无可厚非。毕竟孙中山要解放的是中国。
无论如仃，我还得为“四姑”叫屈。在现实历史上，她完全被除名，而其实她是真的存在，而且爱孙中山爱得那么深沉和难分难舍（陪他到处搞革命从无悔意）。即便她在1912年孙中山革命成功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但后来的宋庆龄的生活为什么没有陈粹芬这个人？（卢夫人承认陈粹芬的二夫人的身份与地位）。
陈粹芬的“凄凉”是终生未再改嫁（虽然她与孙未正式注册），一直“守寡”到1960年逝世。在1912年后照顾她的是孙中山的兄长孙眉及后来孙中山长子孙科，为什么宋庆龄对此好像“一无所知”？（历史没有交待）真希望有人挖出这一段“历史真相”。
四姑与孙中山的革命爱情故事其实可以成为《夜·明》的主轴，结果还是被放在次要位置，令人遗憾。
最后我要说的是影片的中文名字并不太好。有文艺名而缺乏文艺气息；反而英文名Road To Dawn取得好，中文可译成《奔向黎明》，更能表达出孙中山一生追求的就是要让中国“天亮了”（推翻清朝）。
总得来说，它还是值得一看的好影片。只要我们不过于苛求，它算是一种突破﹕告诉中国人，孙中山生命中，宋庆龄不是唯一，陈粹芬也是他背后的女人。
当孙中山影片收工时，我也参加了“收工宴”，场面是一片热闹。过后就一切归复平淡。而这种平淡竟然拉了一年之久，没有半点消息告知已是在中国“出街”；流言也因“久无音讯”传开指说可能“流产”，可能无法“交货”等等。
后来好消息传开，一切已完成。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尚且拉大队到北京参加首映礼。我问过有看过此片的朋友，他们说拍的还可以，有的说不错。也就引起我更大的兴趣。
当我看完影片后，我有了下列的观感。
首先影片的特色是全然以槟城乔治市为背景。虽然不尽然认得出场景的地点，但作为槟城人，倒知道这就是槟城。不过如果对于非槟城人来说，那就是不知是何地何处，因为经过改头换面后，我们似乎又回到廿世纪初叶的年代，看到时光在倒流。这就是艺术加工带来的效果，把整个时代的背景衬托出来。对此而言，我倒要称赞导演及编剧的高明，将槟城化成一个“陈旧”的城市。
其次，就描述男女感情方面，也让人感受到温馨的一面；尤其是饰演四姑（陈粹芬）与饰演孙中山的对手戏，流露出一段真挚的感情。可惜的是影片的比重冲淡了四姑与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反而有意也突出饰演丹蓉与饰演罗肇麟的份量，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四姑或是丹蓉才是女主角？好像两位都是主角。这种“抢镜”显得有点本未倒置。理由是杜撰的角色本应是绿叶来烘出牡丹（主角），而不是“旗鼓相当”或主次不清。
再说，罗肇麟的出现也不合情埋。既是敌（要为清廷谋杀孙中山）也是友（保护孙中山，不让另外的杀手得逞）。这在历史中是没有的，由于影片未能从对话中明显反映出罗的“蜕变”（从敌到友），也就让不明白历史的人看得一头雾水，不知这位仁兄是干什么的？
要么，就创造出一个杀手角色，使孙中山陷入危机来制造情节的紧张以扣人心弦；要么就创造出一个当地人自告奋勇当孙的“保镖”，在面对敌人时大显身手，使之出现格斗与混乱场面，以使影片的故事性加强。
同样的，徐丹蓉既然要“杜撰”，何妨让她成为与四姑争宠的女人，从而折射出孙中山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性有困扰的男人。在这方面，影片并未制造情爱场面的高潮。还有四姑与孙中山的拥抱与激情也没有，这是过于拘谨所致。
如果说，影片敢于把孙山山化为感性的人物，就要大胆的在情感的情节上下功夫，不然我们还是忠于历史，别再这边“加料”；另一边又“收敛”。影片必须要先被定位，而不是“放不敢放”，让人看了无法荡气回肠。我的意思是说﹕在历史的事件中要给孙中山和四姑的爱情故事加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是导演要“顾及孙中山的身份”，无法充份自由表达？
其三，影片中最终还是导入“中国情意结”，有配合“中国崛起”的效果。比如孙中山为工人争取权利的一幕；越俎代庖与洋人交涉对丹蓉的逼婚的一幕，及表现出孙中山号召海内外华人团结起来推翻清朝的一幕，确实有这样的“隐意”在内。这1倒无可厚非。毕竟孙中山要解放的是中国。
无论如仃，我还得为“四姑”叫屈。在现实历史上，她完全被除名，而其实她是真的存在，而且爱孙中山爱得那么深沉和难分难舍（陪他到处搞革命从无悔意）。即便她在1912年孙中山革命成功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但后来的宋庆龄的生活为什么没有陈粹芬这个人？（卢夫人承认陈粹芬的二夫人的身份与地位）。
陈粹芬的“凄凉”是终生未再改嫁（虽然她与孙未正式注册），一直“守寡”到1960年逝世。在1912年后照顾她的是孙中山的兄长孙眉及后来孙中山长子孙科，为什么宋庆龄对此好像“一无所知”？（历史没有交待）真希望有人挖出这一段“历史真相”。
四姑与孙中山的革命爱情故事其实可以成为《夜·明》的主轴，结果还是被放在次要位置，令人遗憾。
最后我要说的是影片的中文名字并不太好。有文艺名而缺乏文艺气息；反而英文名Road To Dawn取得好，中文可译成《奔向黎明》，更能表达出孙中山一生追求的就是要让中国“天亮了”（推翻清朝）。
总得来说，它还是值得一看的好影片。只要我们不过于苛求，它算是一种突破﹕告诉中国人，孙中山生命中，宋庆龄不是唯一，陈粹芬也是他背后的女人。
8.9.07
王保尼纪念馆
配合国庆日，王保尼纪念馆作试验性开放。我看了之后的印象是：馆小意义大，让人勾起无限的回忆。
王保尼（1911-2002）是槟城州第一任首席部长（1957-1969）。由于间隔卅余年，新生代可能记不起他是谁了。为此他的第7公子王得评（王保尼共有7男3女）特意选择在乔治市中心的一间排屋辟为“王保尼纪念馆”。虽场地所限摆设不多，但算是为他的父亲留下“历史痕迹”。
他记忆中父亲给他留下的一句话是：“我们是客家人”。因此他参加客属公会，也从“客家文物馆”吸取灵感而有了纪念馆之设。
从历史中，我们发现王保尼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出生在大山脚，从小接受英文教育。长大后进入师训，1939年起即执教鞭。日治时代（1941-1945）转入教会工作。日本投降后重任教师，一直到1957年。而王保尼夫人刘秀金系胶工出身，虽不识字，但贤淑慧中，小王保尼廿岁，仍健在，也妻凭夫贵一度跃身成为槟州第一夫人。
虽然身为教师，他在50年代应林苍佑之感召，参加“急进党”。在1953年当选威中市议员。1954年又追随林苍佑参加马华公会，且在1955年与林苍佑一起在马华（联盟）的旗帜下参加独立前的槟州立法议会选举（只选14名，另10名由英殖民政府委任），结果联盟囊括14席，林苍佑出任首席议员。
1957年独立前，联盟主席东姑示意林苍佑出任首席部长，但被婉拒。后者推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获得槟州联盟通过与东姑的接纳。就这样王保尼从一位教书匠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辞卸教职而成为独立时的首任槟州首席部长（当时巫统7席，马华5席及国大党2席，不因议席多寡定首长。这就是独立时的社会契约）。翌年林苍佑当选马华全国总会长，林王两人更是合作无间。
1959年风云再起，林苍佑在马华大权旁落，但无损林王两人友谊。当林苍佑告假飞伦敦休养时，王保尼亲赴机场相送。1961年风云再变，林苍佑返国另组民主联合党，与联盟演对台戏，导致林王两人关系在政治上疏远。接着在1964年大选后，林苍佑以反对党领袖姿态入主槟州立法议会，与“政治徒弟”王保尼直接交锋。两人的微妙关系一直僵持着，但未恶言相向。
1969年大选槟州变天，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取得胜利。王保尼第一时间（5月10日）径直打电话给林苍佑，促后者于5月11日到州元首府接受委任状，因他将在同一时间提呈辞职函。这一天（5月11日）载入历史是这样写的：林苍佑午间自驾一辆私家车到元首府，与王保尼一前一后办理交接手续，正式成为第二任首席部长。林苍佑离开元首府时，外面首席部长官车直接载他回家，他的“私家车”由一位党员代驾。第二天（12日）他穿着短袖中国制造衬衣上班。这迟来的春天使他沉思良久，接着记者蜂涌而至，启开了林苍佑主政年代。
再一天（5月13日），不幸爆发“513”冲突事件，全国戒严，暂终止国会民主。若王保尼迟些交棒情况是否有变我们不得而知。单就这点，显现王保尼的坦荡与尊重民主；也“知恩图报”把位子让回给林苍佑。光明磊落地结束了王保尼主政的年代。
因此，纪念王保尼的另一个意义是唤醒国人珍惜民主；从政要拿得起，放得下。
3.9.07
槟甲“申遗”的主题是什么？
这些日子来，槟甲申办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新闻又络绎不绝，在报上时有所见。但究竟“申遗”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到底走到什么程度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申遗”的主题是什么？
所谓“申遗”就是申请某个项目或地区登陆世界文化或自然遗产。这需要向负责的机构申请，那就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马来西亚是在1988年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机构辖下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成员后才引起重视。不过直到今天为止，只有马来西亚的砂拉越的穆鲁国家公园（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内。换句话说，尚未有一座城市被列为文化遗产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自然遗产要求的是自然界的奇观与独特境界，不像文化遗产的要求复杂和条件苛刻。在文化遗产中，它被要求展示活的文化，也要有人的气息和有人生活于其中。同时，它要有一个机制来保护和维持，使其保持生命活力，不然就会被除名。
在这样的情景下，槟城于1991年被联合国发展中心官员到来开会时加以重视，他们鼓励槟城圈定特定的地区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区”。这一下子，激发槟州政府提起兴致要对市区的文化及建筑物进行保护，不能再像以往对市区的发展缺乏规划而破坏了古迹文化的完整性。
于是到了1995年，槟岛市政局推出《古迹保留指南》，规定重建或修建市区的建筑物需要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而不是如同过往可兴建高高的摩天大楼。
1998年，在槟城召开的“指定马来西亚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的国际会议上，中央政府决定以槟城和马六甲同时向联合国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起初，槟州政府划定乔治市的“文化遗产”范围约占槟岛总面积（293平方公尺）的1.6%，后被认为过大和不易规划和管理，因此到了2003年，槟州政府又为之缩小到只占槟岛总面积的0.6%。这就是说，缩小后核心地带只剩0.99平方公里（原本1.93平方公里），缓冲地带0.89平方公里（原本2.65平方公里）。如果以街名来算，则是从海墘算起到城市海湾酒店一带，而以槟榔律之内的是核心地带，槟榔律之外的是缓冲地带。
在政府的规划下，也引起地主和发展商的不满，咸认限制发展机会，且无法提高地皮的价值。正因为这样，政府也面对一些屋主宁可空置旧屋或让它陈旧不堪而破坏了市容，也不愿意为之翻新，因为他们看不到“文化遗产”在将来带来的价值的改变。
虽然如此，中央政府还是在2005年正式申请登陆，但因技术问题未能成功，2006年又再呈入新模式的申请书，直到今年联合国才接受申请书，且在不久后将派员到来考察。政府为此，在近来也大事宣传和召集民间组织给予回应。算是比以前“热闹”了。
不过，联合国的官员是到来“考察”与“鉴定”，看看槟甲的申请是否符合资格在明年正式提交委员会讨论，如果这一关不过，就只好等将来再说；如果这一关可过，就要看明年的投票结果了。
由此来看，槟城“申遗”已有些眉目，但距离成功尚有一段距离。因为据知政府目前只能提供现有的情况供“考察”，未闻已有一个机制（组织或机构）承担起整个的操作工作。而这个组织又必须要政府拨出大笔款项来保护“文化遗产区”，我们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对于政府的苦心与推动，我们还是要肯定其努力的。
在这方面，我们不知道“申遗”的主题是什么？根据所知，中国开平碉楼初时“申遗”时只以建筑物为主题，结果未能成功，后来经专家鉴定应加入人文精神和衬托出活的整体，也不忘带入历史让碉楼饱含一页的辛酸泪，从而使碉楼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由于加入这些因素，它在今年“申遗”成功。
因此，我们要问的是：中央政府给槟甲“申遗”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尚未看出其蕴含的人文历史价值，只是展示故有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建筑风格，这也许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说服考察者（一般上有60%会被拒绝），也就无法进入最后一关。可能又要再等来年了。没关系，反而我们有的是时间。
所谓“申遗”就是申请某个项目或地区登陆世界文化或自然遗产。这需要向负责的机构申请，那就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马来西亚是在1988年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机构辖下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成员后才引起重视。不过直到今天为止，只有马来西亚的砂拉越的穆鲁国家公园（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内。换句话说，尚未有一座城市被列为文化遗产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自然遗产要求的是自然界的奇观与独特境界，不像文化遗产的要求复杂和条件苛刻。在文化遗产中，它被要求展示活的文化，也要有人的气息和有人生活于其中。同时，它要有一个机制来保护和维持，使其保持生命活力，不然就会被除名。
在这样的情景下，槟城于1991年被联合国发展中心官员到来开会时加以重视，他们鼓励槟城圈定特定的地区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区”。这一下子，激发槟州政府提起兴致要对市区的文化及建筑物进行保护，不能再像以往对市区的发展缺乏规划而破坏了古迹文化的完整性。
于是到了1995年，槟岛市政局推出《古迹保留指南》，规定重建或修建市区的建筑物需要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而不是如同过往可兴建高高的摩天大楼。
1998年，在槟城召开的“指定马来西亚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的国际会议上，中央政府决定以槟城和马六甲同时向联合国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起初，槟州政府划定乔治市的“文化遗产”范围约占槟岛总面积（293平方公尺）的1.6%，后被认为过大和不易规划和管理，因此到了2003年，槟州政府又为之缩小到只占槟岛总面积的0.6%。这就是说，缩小后核心地带只剩0.99平方公里（原本1.93平方公里），缓冲地带0.89平方公里（原本2.65平方公里）。如果以街名来算，则是从海墘算起到城市海湾酒店一带，而以槟榔律之内的是核心地带，槟榔律之外的是缓冲地带。
在政府的规划下，也引起地主和发展商的不满，咸认限制发展机会，且无法提高地皮的价值。正因为这样，政府也面对一些屋主宁可空置旧屋或让它陈旧不堪而破坏了市容，也不愿意为之翻新，因为他们看不到“文化遗产”在将来带来的价值的改变。
虽然如此，中央政府还是在2005年正式申请登陆，但因技术问题未能成功，2006年又再呈入新模式的申请书，直到今年联合国才接受申请书，且在不久后将派员到来考察。政府为此，在近来也大事宣传和召集民间组织给予回应。算是比以前“热闹”了。
不过，联合国的官员是到来“考察”与“鉴定”，看看槟甲的申请是否符合资格在明年正式提交委员会讨论，如果这一关不过，就只好等将来再说；如果这一关可过，就要看明年的投票结果了。
由此来看，槟城“申遗”已有些眉目，但距离成功尚有一段距离。因为据知政府目前只能提供现有的情况供“考察”，未闻已有一个机制（组织或机构）承担起整个的操作工作。而这个组织又必须要政府拨出大笔款项来保护“文化遗产区”，我们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对于政府的苦心与推动，我们还是要肯定其努力的。
在这方面，我们不知道“申遗”的主题是什么？根据所知，中国开平碉楼初时“申遗”时只以建筑物为主题，结果未能成功，后来经专家鉴定应加入人文精神和衬托出活的整体，也不忘带入历史让碉楼饱含一页的辛酸泪，从而使碉楼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由于加入这些因素，它在今年“申遗”成功。
因此，我们要问的是：中央政府给槟甲“申遗”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尚未看出其蕴含的人文历史价值，只是展示故有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建筑风格，这也许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说服考察者（一般上有60%会被拒绝），也就无法进入最后一关。可能又要再等来年了。没关系，反而我们有的是时间。
1.9.07
《星槟日报》“末代老板”林庆金
今年8月11日，与社会久违了的拿督林庆金庆祝85岁大寿。在此之前两天，他亲自打个电话要我一定参加，在意外之余，我欣然赴宴。之所以意外是因为自从1985年我离开他的《星槟日报》后，彼此就鲜有往来，而在1982年至1985年期间，我们几乎是每周会面一二次（我在60年代起，先后在《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服务）。
那天晚上的宴席上，我举目四望，大多数是他的家庭成员，公司职员，惠安同乡，建筑业上的朋友。就是没有看到曾在报界上服务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报业属下的主管，除了我之外。
不过，有两位政坛退休大人物也出席祝寿宴，其一是前首席部长敦林苍佑伉俪；其二是曾任代首席部长的拿督许岳金。其它人是曾为他打理报社的曾是政治人物的顾兴光及拿督斯里祝清坤伉俪和他们的公子拿督祝友成也成为座上宾。
虽然说不上达官贵人，贤群毕至，但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因为他的成群儿孙围绕在他的身边，为他献上深深的祝福，林庆金老来并不寂寞。
不过，我们这位寿星公却有过一段“荣辱集一身”的历史。这话说来之长。我只简述他介入报业的“奇闻”。
之所以是奇闻，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60岁那年（1983）正式入主《星槟日报》及《星洲日报》。在这之前，我所认识的林庆金是一名发展商和建筑商而成为千万富翁，他买的和卖的是“地皮”。可是他竟在1982年通过一名会计的推荐与介绍，一口气独资向胡氏家族买下这两份星系报业及其资产，耗资马币二千余万元，令人刮目相看。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介入报界？只是从报上闻及他收购两报时的一则声明说他愿为马来西亚文化事业尽一份力量。
为了打开这个谜，我在8月22日打一通电话与他聊起昔日往事。我问他为什么当时会大手笔买下报社，有什么目的？
答案是你想不到的。他说：“他当时想，印钞票和印报纸是同一码事。既然印钞票是犯法的，他何不通过合法的印报纸来赚钱，因为印报机也会印出花花绿绿的钞票。”
说到底，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在另一方面，他认为报办除了可以赚钱外（这是他的会计师替他算下的是有利可图的企业），也可以让他跻身成为社会名人，既可服务社会，又可成为被尊重的人，何乐不为呢？
还有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原因是直到今天才由林庆金亲口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我在80年代是买卖地皮的高手，所有的管理土地的有权官员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经常都会介绍我买地皮和卖地皮。在那个年代，除了骆文秀外，我就是第二个最会买卖地皮的人，你说我炒地皮也行。”
这话不假，他是靠地皮和建筑起家的。他这样说：“我在80年代初期在买卖地皮交易中，尤其是卖予陈群川在威省的地皮交易中，赚了一大笔钱，手上拥有的现金超过两千万元，足够买下两间报社。就这样，他就胆粗粗二话不说，也不与人合股而是独资承购下来（在我了解的过程，在成交前，林庆金是有过与友人商议合股事，但后来他改变初衷，因为他认为他有足够的资金成为“胡文虎第二”）。”
针对此事，他的长公子林汉民在宴席上向我说，当时其父亲执意要卷入文化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身为儿子的他，只好替他张罗布署，包括向银行安排手续以完成交易，接着他出任两报的董事经理，而其父亲则担任董事主席。
他又说，年少的他，当时缺乏经验，不懂报纸的秘诀；同样的他的父亲读书不多，也是对报业似懂非懂。就这样一夜之间，林庆金名字响遍全马，一时风光无限。虽然林庆金的精明表现在有头有脑，也能读懂报纸的新闻，有时还发表个人对报业的憧憬，但在办报方面，他并不了解报社的错综复杂关系。多是凭眼睛和耳朵来作出判断。初时也算管用，因为他接管的是两份有看头的日报，收入可观。可惜他忽略了卖地皮和卖纸皮（卖报纸和广告）是两码事。前者是兴建数以千间的“静”的房屋，后者是如何管理数以千计“活”的属下。
不久之后，他又从陈群川的手上接下另一份具有历史的英文《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将之置入《星槟日报》大厦中。这对增加负担（签订劳资合约）的《星槟日报》不啻是“雪上加霜”。他原以为中英文报业的资源可以共享共用以节省开支，没想到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尽管他也派其家族成员入主三报，各司其职，又交叉管理，以便在财务上统筹统办，但到了1985年时他已意识到许多事烦心而不易解决；尤其是在财务上的周转出现困难。面对这种窘境，他咬紧牙根独木支撑，也向银行举借。当时倒没有听闻他有意改组或注入新股东的消息。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高处不胜寒”的至理名言，随时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果然在1986年《星槟日报》被银行接管，一周之内被迫停刊。接着在1987年9月，《星洲日报》又被银行接管。10月爆发“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百人之余，又宣布吊销《星洲日报》准证。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林庆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跌入深渊”。再下来发生了林庆金被判入穷籍，直到90年代才脱离穷籍。他向我说，过去的10年（1982-1992）如同一场恶梦，弄得他身败名裂：今天的他，则是无债一身轻，又恢复成为一名“快乐的自由人”。但他失去的已弥补不回来了，尤其是《星洲日报》，已被后来入主的丹斯里张晓卿改写历史成为今日的第一华文大报。
林庆金对往事是不堪回首的：“我原以为报办会带来利润，至少不赚钱也亏不到那里去。可是陷入之后，却不是么一回事。员工的增加和劳资协议大大加重报社的负担，主管的人经常要钱买纸张印报，回流却不足应付银行的 L/C （信用证），债务也就越来越多。此时他领悟到原来印报纸不是印钞票。更有一件令我十分气愤的事是多年后才被人告知，原来北马有个小地方，代理也不大理业务，但每天都收到50份报纸，一年之余也没有人向他收账。这真是莫名其妙而啼笑皆非。因此他认为管理失当也是他的致命伤之一。”
就这样，一生跌岩起伏的林庆金竟因报办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而他也没想到会成了《星槟日报》的“末代老板”。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问林庆金，你还要不要办报？他说，“打死我也不要再与报业扯上关系。”可是天下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林庆金也没有例外，言下之余，似乎是“早知如此，不该当初”！
林庆金的故事太长了，就此暂时打住。
那天晚上的宴席上，我举目四望，大多数是他的家庭成员，公司职员，惠安同乡，建筑业上的朋友。就是没有看到曾在报界上服务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报业属下的主管，除了我之外。
不过，有两位政坛退休大人物也出席祝寿宴，其一是前首席部长敦林苍佑伉俪；其二是曾任代首席部长的拿督许岳金。其它人是曾为他打理报社的曾是政治人物的顾兴光及拿督斯里祝清坤伉俪和他们的公子拿督祝友成也成为座上宾。
虽然说不上达官贵人，贤群毕至，但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因为他的成群儿孙围绕在他的身边，为他献上深深的祝福，林庆金老来并不寂寞。
不过，我们这位寿星公却有过一段“荣辱集一身”的历史。这话说来之长。我只简述他介入报业的“奇闻”。
之所以是奇闻，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60岁那年（1983）正式入主《星槟日报》及《星洲日报》。在这之前，我所认识的林庆金是一名发展商和建筑商而成为千万富翁，他买的和卖的是“地皮”。可是他竟在1982年通过一名会计的推荐与介绍，一口气独资向胡氏家族买下这两份星系报业及其资产，耗资马币二千余万元，令人刮目相看。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介入报界？只是从报上闻及他收购两报时的一则声明说他愿为马来西亚文化事业尽一份力量。
为了打开这个谜，我在8月22日打一通电话与他聊起昔日往事。我问他为什么当时会大手笔买下报社，有什么目的？
答案是你想不到的。他说：“他当时想，印钞票和印报纸是同一码事。既然印钞票是犯法的，他何不通过合法的印报纸来赚钱，因为印报机也会印出花花绿绿的钞票。”
说到底，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在另一方面，他认为报办除了可以赚钱外（这是他的会计师替他算下的是有利可图的企业），也可以让他跻身成为社会名人，既可服务社会，又可成为被尊重的人，何乐不为呢？
还有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原因是直到今天才由林庆金亲口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我在80年代是买卖地皮的高手，所有的管理土地的有权官员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经常都会介绍我买地皮和卖地皮。在那个年代，除了骆文秀外，我就是第二个最会买卖地皮的人，你说我炒地皮也行。”
这话不假，他是靠地皮和建筑起家的。他这样说：“我在80年代初期在买卖地皮交易中，尤其是卖予陈群川在威省的地皮交易中，赚了一大笔钱，手上拥有的现金超过两千万元，足够买下两间报社。就这样，他就胆粗粗二话不说，也不与人合股而是独资承购下来（在我了解的过程，在成交前，林庆金是有过与友人商议合股事，但后来他改变初衷，因为他认为他有足够的资金成为“胡文虎第二”）。”
针对此事，他的长公子林汉民在宴席上向我说，当时其父亲执意要卷入文化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身为儿子的他，只好替他张罗布署，包括向银行安排手续以完成交易，接着他出任两报的董事经理，而其父亲则担任董事主席。
他又说，年少的他，当时缺乏经验，不懂报纸的秘诀；同样的他的父亲读书不多，也是对报业似懂非懂。就这样一夜之间，林庆金名字响遍全马，一时风光无限。虽然林庆金的精明表现在有头有脑，也能读懂报纸的新闻，有时还发表个人对报业的憧憬，但在办报方面，他并不了解报社的错综复杂关系。多是凭眼睛和耳朵来作出判断。初时也算管用，因为他接管的是两份有看头的日报，收入可观。可惜他忽略了卖地皮和卖纸皮（卖报纸和广告）是两码事。前者是兴建数以千间的“静”的房屋，后者是如何管理数以千计“活”的属下。
不久之后，他又从陈群川的手上接下另一份具有历史的英文《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将之置入《星槟日报》大厦中。这对增加负担（签订劳资合约）的《星槟日报》不啻是“雪上加霜”。他原以为中英文报业的资源可以共享共用以节省开支，没想到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尽管他也派其家族成员入主三报，各司其职，又交叉管理，以便在财务上统筹统办，但到了1985年时他已意识到许多事烦心而不易解决；尤其是在财务上的周转出现困难。面对这种窘境，他咬紧牙根独木支撑，也向银行举借。当时倒没有听闻他有意改组或注入新股东的消息。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高处不胜寒”的至理名言，随时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果然在1986年《星槟日报》被银行接管，一周之内被迫停刊。接着在1987年9月，《星洲日报》又被银行接管。10月爆发“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百人之余，又宣布吊销《星洲日报》准证。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林庆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跌入深渊”。再下来发生了林庆金被判入穷籍，直到90年代才脱离穷籍。他向我说，过去的10年（1982-1992）如同一场恶梦，弄得他身败名裂：今天的他，则是无债一身轻，又恢复成为一名“快乐的自由人”。但他失去的已弥补不回来了，尤其是《星洲日报》，已被后来入主的丹斯里张晓卿改写历史成为今日的第一华文大报。
林庆金对往事是不堪回首的：“我原以为报办会带来利润，至少不赚钱也亏不到那里去。可是陷入之后，却不是么一回事。员工的增加和劳资协议大大加重报社的负担，主管的人经常要钱买纸张印报，回流却不足应付银行的 L/C （信用证），债务也就越来越多。此时他领悟到原来印报纸不是印钞票。更有一件令我十分气愤的事是多年后才被人告知，原来北马有个小地方，代理也不大理业务，但每天都收到50份报纸，一年之余也没有人向他收账。这真是莫名其妙而啼笑皆非。因此他认为管理失当也是他的致命伤之一。”
就这样，一生跌岩起伏的林庆金竟因报办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而他也没想到会成了《星槟日报》的“末代老板”。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问林庆金，你还要不要办报？他说，“打死我也不要再与报业扯上关系。”可是天下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林庆金也没有例外，言下之余，似乎是“早知如此，不该当初”！
林庆金的故事太长了，就此暂时打住。
林庆金与《星洲日报》
虽然这已成为历史，但还是值得评述。
8月11日，林庆金85岁大寿。他在较早前来电话要我一定参加，在意外之余，我欣然赴宴（林苍佑伉俪也是座上宾）。因为自从1985年我离开他的《星槟日报》后，彼此就鲜有往来。而在1982年至1985年期间，我们几乎每周会面一二次（我在60年代起，先后在《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服务）。这话说来颇长，我简述他介入报业的一段“奇闻”。
之所以是奇闻，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60岁那年（1983）正式入主《星槟日报》及《星洲日报》。在这之前，我所认识的林庆金是一名发展商和建筑商而成为千万富翁，他买的和卖的是“地皮”。可是他竟在1982年通过一名会计的推荐与介绍，一口气独资向胡氏家族买下这两份星系报业及其资产，大概耗资马币二千余万元，令人刮目相看。
根据他的长公子林汉民在宴席上向我说，当时其父亲执意要卷入文化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身为儿子的他，只好替他张罗布署，包括向银行贷款以完成交易，接着他出任两报的董事经理，而其父亲则担任董事主席。
他又说，年少的他，当时缺乏经验，不懂报纸的秘诀；同样的他的父亲读书不多，也是对报业了解甚少。就这样一夜之间，林庆金名字响遍全马，一时风光无限。虽然林庆金的精明表现在有头有脑，生财有道，也能读懂报纸的新闻，有时还发表个人对报业的憧憬，但他并不了解报社的错综复杂关系。在办报方面，不得不凭眼睛和耳朵来作出判断。初时也算管用，因为他接管的是两份有看头的日报，收入可观。可惜他忽略了卖地皮和卖纸皮（卖报纸和广告）是两码事。前者是兴建数以千间的“静”的房屋，后者是如何管理数以千计的“活”的属下。
不久之后，他又在一宗土地交易上，从陈群川的手上买下另一份具有历史的英文《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将之置入《星槟日报》大厦中。这对增加负担（签订劳资合约）的《星槟日报》不啻是“雪上加霜”。他原以为中英文报业的资源可以共享共享以节省开支，没想到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尽管他也派其家族成员入主三报，各司其职，又交叉管理，以便在财务上统筹统办，但到了1985年时他已感觉到许多事烦心而不易解决；尤其是在财务上的周转出现困难，面对这种窘境，他咬紧牙根独木支撑，也向银行举借。当时没有听闻他有意改组或注入新股东的消息。这个时候，他领悟到“高处不胜寒”的至理名言，随时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果然在1986年《星槟日报》被银行接管，一周之内被迫停刊。接着在1987年9月，《星洲日报》又被银行接管。10月爆发“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百人之余，又宣布吊销《星洲日报》准证。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林庆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跌入深渊”。再下来发生了林庆金被判入穷籍，直到90年代才脱离穷籍。他向我说，过去的10年（1982-1992）如同一场恶梦，弄得他身败名裂：今天的他，则是无债一身轻，又恢复成为一名“自由人”。但他失去的已弥补不回来了，尤其是《星洲日报》，已被后来入主的张晓卿改写成为今日的第一华文大报。
同人不同命，林庆金无语问苍天！
8月11日，林庆金85岁大寿。他在较早前来电话要我一定参加，在意外之余，我欣然赴宴（林苍佑伉俪也是座上宾）。因为自从1985年我离开他的《星槟日报》后，彼此就鲜有往来。而在1982年至1985年期间，我们几乎每周会面一二次（我在60年代起，先后在《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服务）。这话说来颇长，我简述他介入报业的一段“奇闻”。
之所以是奇闻，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60岁那年（1983）正式入主《星槟日报》及《星洲日报》。在这之前，我所认识的林庆金是一名发展商和建筑商而成为千万富翁，他买的和卖的是“地皮”。可是他竟在1982年通过一名会计的推荐与介绍，一口气独资向胡氏家族买下这两份星系报业及其资产，大概耗资马币二千余万元，令人刮目相看。
根据他的长公子林汉民在宴席上向我说，当时其父亲执意要卷入文化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身为儿子的他，只好替他张罗布署，包括向银行贷款以完成交易，接着他出任两报的董事经理，而其父亲则担任董事主席。
他又说，年少的他，当时缺乏经验，不懂报纸的秘诀；同样的他的父亲读书不多，也是对报业了解甚少。就这样一夜之间，林庆金名字响遍全马，一时风光无限。虽然林庆金的精明表现在有头有脑，生财有道，也能读懂报纸的新闻，有时还发表个人对报业的憧憬，但他并不了解报社的错综复杂关系。在办报方面，不得不凭眼睛和耳朵来作出判断。初时也算管用，因为他接管的是两份有看头的日报，收入可观。可惜他忽略了卖地皮和卖纸皮（卖报纸和广告）是两码事。前者是兴建数以千间的“静”的房屋，后者是如何管理数以千计的“活”的属下。
不久之后，他又在一宗土地交易上，从陈群川的手上买下另一份具有历史的英文《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将之置入《星槟日报》大厦中。这对增加负担（签订劳资合约）的《星槟日报》不啻是“雪上加霜”。他原以为中英文报业的资源可以共享共享以节省开支，没想到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尽管他也派其家族成员入主三报，各司其职，又交叉管理，以便在财务上统筹统办，但到了1985年时他已感觉到许多事烦心而不易解决；尤其是在财务上的周转出现困难，面对这种窘境，他咬紧牙根独木支撑，也向银行举借。当时没有听闻他有意改组或注入新股东的消息。这个时候，他领悟到“高处不胜寒”的至理名言，随时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果然在1986年《星槟日报》被银行接管，一周之内被迫停刊。接着在1987年9月，《星洲日报》又被银行接管。10月爆发“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百人之余，又宣布吊销《星洲日报》准证。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林庆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跌入深渊”。再下来发生了林庆金被判入穷籍，直到90年代才脱离穷籍。他向我说，过去的10年（1982-1992）如同一场恶梦，弄得他身败名裂：今天的他，则是无债一身轻，又恢复成为一名“自由人”。但他失去的已弥补不回来了，尤其是《星洲日报》，已被后来入主的张晓卿改写成为今日的第一华文大报。
同人不同命，林庆金无语问苍天！
辉煌50，谁主浮沉
应《号外周报》之邀，撰写《大马50金风云人物》，未想此“图文并兼”的书出版后竟成热卖。有朋友问我在我国独立50年来，在总共50＋1的人物中，谁主浮沉？
我的答案是有两位至为重要的国家领袖改变了马来西亚的历史和格局。一个是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位13年；另一个是第四任首相马哈迪，在位22年。然他们是出身全然不同，但都是干着同样的一件事：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未来，领导人民向右转又向左，充份地发挥了“人在其位，必谋其政”的精神。
从他们主政的年代和治国方略来看，他们澈底的扭转国家的方向：
(一) 与马共谈判──东姑在1955年为尽早取得国家的独立，破例地在华玲与马共总书记陈平举行和谈，然未能取得成功，但促成马来亚于1957年成为独立国。摆脱殖民地统治。
马哈迪在1989年运筹帷幄得当，派出政府高官与马共经过五轮谈判后，终于不辱使命，在合艾签署和议，结束了马共41年的武装斗争。他们两人一先一后为马来西亚的和平创造了条件和扫除罩在和平上空的阴影。
(二) 君主立宪──东姑在带领马来亚独立时，为国家立下前所未有的政体，君主是轮任的，不是世袭的。而宪法规定三权分立，政府是民选的，不是专制的，他为民主政治立下典范，虽然他的外交政策是一面倒向西方的。马哈迪在这个基础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和首相的权威。例如1983年的修宪风波和1988年的革除法院院长风波，虽然有所争议，但表现了民选政府有最后的发言权。不过君主立宪下的国会民主制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直到今天仍被国人所珍惜。
(三) 勇于求变──东姑在1961年大胆地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并身体力行在1963年催生马来西亚联邦，他改写了马来亚的历史，而顶住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对抗和菲律宾索工的挑战，最终尘埃落定，使到国际对马来西亚另眼相看。
马哈迪在1981年上台后，独排众议引进安华，将回教青年运动纳入主流。如果说前三位首相都是源自皇族和贵族，那么马哈迪要改变的是平民也能成为首相，巫统就是一个让平民晋身的大舞台。不宁唯是，他把马来西亚导入第三世界中，敢于和西方大国顶撞，让马来西亚名字闪闪发亮。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1990年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马来西亚为先进国的宏愿。
他们两人也一先一后做出举世注目的大动作，大大地提升马来西亚的国际声望。
但吊诡的是：马哈迪是骂倒东姑起家的（“513”事件后）。他的一本《马来人的困境》引发了新经济政策在1970年由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提出。
因此基本上，马来西亚今日的格局是他们两人主政下的产物，东姑和马哈迪给了今日的马来西亚，今日欣逢国庆50年，谨以此文祝愿当任首相阿都拉带领马来西亚走向另一个高峰。
我的答案是有两位至为重要的国家领袖改变了马来西亚的历史和格局。一个是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位13年；另一个是第四任首相马哈迪，在位22年。然他们是出身全然不同，但都是干着同样的一件事：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未来，领导人民向右转又向左，充份地发挥了“人在其位，必谋其政”的精神。
从他们主政的年代和治国方略来看，他们澈底的扭转国家的方向：
(一) 与马共谈判──东姑在1955年为尽早取得国家的独立，破例地在华玲与马共总书记陈平举行和谈，然未能取得成功，但促成马来亚于1957年成为独立国。摆脱殖民地统治。
马哈迪在1989年运筹帷幄得当，派出政府高官与马共经过五轮谈判后，终于不辱使命，在合艾签署和议，结束了马共41年的武装斗争。他们两人一先一后为马来西亚的和平创造了条件和扫除罩在和平上空的阴影。
(二) 君主立宪──东姑在带领马来亚独立时，为国家立下前所未有的政体，君主是轮任的，不是世袭的。而宪法规定三权分立，政府是民选的，不是专制的，他为民主政治立下典范，虽然他的外交政策是一面倒向西方的。马哈迪在这个基础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和首相的权威。例如1983年的修宪风波和1988年的革除法院院长风波，虽然有所争议，但表现了民选政府有最后的发言权。不过君主立宪下的国会民主制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直到今天仍被国人所珍惜。
(三) 勇于求变──东姑在1961年大胆地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并身体力行在1963年催生马来西亚联邦，他改写了马来亚的历史，而顶住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对抗和菲律宾索工的挑战，最终尘埃落定，使到国际对马来西亚另眼相看。
马哈迪在1981年上台后，独排众议引进安华，将回教青年运动纳入主流。如果说前三位首相都是源自皇族和贵族，那么马哈迪要改变的是平民也能成为首相，巫统就是一个让平民晋身的大舞台。不宁唯是，他把马来西亚导入第三世界中，敢于和西方大国顶撞，让马来西亚名字闪闪发亮。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1990年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马来西亚为先进国的宏愿。
他们两人也一先一后做出举世注目的大动作，大大地提升马来西亚的国际声望。
但吊诡的是：马哈迪是骂倒东姑起家的（“513”事件后）。他的一本《马来人的困境》引发了新经济政策在1970年由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提出。
因此基本上，马来西亚今日的格局是他们两人主政下的产物，东姑和马哈迪给了今日的马来西亚，今日欣逢国庆50年，谨以此文祝愿当任首相阿都拉带领马来西亚走向另一个高峰。
27.8.07
候选人资格的争议
选举委员会主席阿都拉昔说：“虽然选举委员会没有硬性规定候选人的学术水平，但政党应该把学术水平列为遴选下届大选候选人的基本条件。”
他还指出：“以泰国为例，已订参选的候选人必须拥有大学学位；大马则没有，因为它违反民主。”不过，他还是希望马来西亚做好准备，朝这个方向发展。（参见7月29日《星洲日报》）。
对于阿都拉昔的谈话，肯定会有所争议，也是见仁见智的。毕竟没有大学学历的也不见得表现比大学生差。是以我们认为每个政党在挑选候选人时，应有一个“考试”。这个考试可以分成笔试与口试，以鉴定候选人的水平。如果考试过关，也就证明合格者已具备担任议员的条件，不需要再计较有没有学位。因为拥有学位者也不一定能考试过关。这应该是较为公平的选拔。
至于“考试”应考些什么呢？首先是语文必须过关，华裔候选人则应对华语华文有基本的认识。不能再像过去对华语华文“没有概念”。若是华语华文不行，则需要“恶补”，不论多忙和多辛苦，总得抽空学习，如果有心成为候选人的话。
当然国语和英文则是必须通晓的，因为官方和议会绝大多数用国语。如果身为一名代议士，若碰上选民请教国语公函的内容时又支吾以对，那就说不过去。我们相信以华人的智慧，解决语文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第二要考准候选人的基本常识。例如对世界政治的认识，对国内的政治熟悉到什么程度，不能一问三不知。例如对马来西亚因何而来要有清晰的概念，如果连自己的国家是怎样形成的也一知半解，又如何“启迪民智”呢？
第三要观察准候选人的素质，是有心为民服务，抑或是投机取巧或想当官致富？如果素质已被质疑，就要当机立断忍痛割爱。这就是说，每个政党的负责人要先自我过滤，然后才派上阵让选民作选择。虽然在过去一段长时间，政党对候选人的遴选都因人因党而异，甚至未能考虑其资格便让他充数。这在反对党方面显得十分无奈。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69年大选时，身居反对党的民政党，要找足候选人上阵真是难之又难，也把林苍佑搞得头大大，那些有资格有学识的婉拒其好意，因为他们怕输，也不认为民政党有出头天。可是当大选开票当晚，民政党大胜时，人们才纷纷问谁是齐来也、史迪华、倪巴拉和黄亚美？但他们也因为勇于闯关而出头了。（也许在今天，很多人已不知道有这些YB曾当议员）。
不过，当民政摇身成为执政党后，在1974年它的新候选人不是专业人士，就是大学生了，由此可见政治是现实的，人也是现实的。
同样的，当1990年槟州马华在州议席全败后，于1995年挑选候选人时就面对问题，尤其是所谓的“黑区”更成为专业人士的讳忌选区，也就造就了一批非大学生的草根人士探出头来。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民主行动党的身上。当1999年的大选时，它也面对专业人才的不敷应数。因为“有识之士没有看到前途”，以致裹足不前。由此可见，当一个政党被认为胜算不高时，它就较难招揽人才挑大梁。
但事情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是人才济济，要专才有专才，要大学生和有经验的人也不缺乏。因此即使选委会有开出“资历”条件，也难不倒它们。这种政治气候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个好现象，“怕输”已不是新一代参政的阻力。其实在教育普及的今天，我们也无需置疑年轻一代候选人的资格够不够，倒是要重视他们是否是热诚为民或参政为私的一群？换句话说，候选人的“素质”比其“学历”更重要。
就此而言，我们不认为选委会应订下什么“学历”，反而应交由政党作较严格的“甄选”，不要“滥竽充数”，也不要“选亲不选贤”。唯其如此，政党才能进步，一个不敢启用新人和选派有抱负的人上阵的政党，不仅是故步自封，也是没有创新的政党。
民主的真义在于让选民东选或西选时，都是可以选出人才来创造一个“精英政治”的局面，这样我们的政坛就不会寂寞而单调乏味了！
他还指出：“以泰国为例，已订参选的候选人必须拥有大学学位；大马则没有，因为它违反民主。”不过，他还是希望马来西亚做好准备，朝这个方向发展。（参见7月29日《星洲日报》）。
对于阿都拉昔的谈话，肯定会有所争议，也是见仁见智的。毕竟没有大学学历的也不见得表现比大学生差。是以我们认为每个政党在挑选候选人时，应有一个“考试”。这个考试可以分成笔试与口试，以鉴定候选人的水平。如果考试过关，也就证明合格者已具备担任议员的条件，不需要再计较有没有学位。因为拥有学位者也不一定能考试过关。这应该是较为公平的选拔。
至于“考试”应考些什么呢？首先是语文必须过关，华裔候选人则应对华语华文有基本的认识。不能再像过去对华语华文“没有概念”。若是华语华文不行，则需要“恶补”，不论多忙和多辛苦，总得抽空学习，如果有心成为候选人的话。
当然国语和英文则是必须通晓的，因为官方和议会绝大多数用国语。如果身为一名代议士，若碰上选民请教国语公函的内容时又支吾以对，那就说不过去。我们相信以华人的智慧，解决语文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第二要考准候选人的基本常识。例如对世界政治的认识，对国内的政治熟悉到什么程度，不能一问三不知。例如对马来西亚因何而来要有清晰的概念，如果连自己的国家是怎样形成的也一知半解，又如何“启迪民智”呢？
第三要观察准候选人的素质，是有心为民服务，抑或是投机取巧或想当官致富？如果素质已被质疑，就要当机立断忍痛割爱。这就是说，每个政党的负责人要先自我过滤，然后才派上阵让选民作选择。虽然在过去一段长时间，政党对候选人的遴选都因人因党而异，甚至未能考虑其资格便让他充数。这在反对党方面显得十分无奈。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69年大选时，身居反对党的民政党，要找足候选人上阵真是难之又难，也把林苍佑搞得头大大，那些有资格有学识的婉拒其好意，因为他们怕输，也不认为民政党有出头天。可是当大选开票当晚，民政党大胜时，人们才纷纷问谁是齐来也、史迪华、倪巴拉和黄亚美？但他们也因为勇于闯关而出头了。（也许在今天，很多人已不知道有这些YB曾当议员）。
不过，当民政摇身成为执政党后，在1974年它的新候选人不是专业人士，就是大学生了，由此可见政治是现实的，人也是现实的。
同样的，当1990年槟州马华在州议席全败后，于1995年挑选候选人时就面对问题，尤其是所谓的“黑区”更成为专业人士的讳忌选区，也就造就了一批非大学生的草根人士探出头来。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民主行动党的身上。当1999年的大选时，它也面对专业人才的不敷应数。因为“有识之士没有看到前途”，以致裹足不前。由此可见，当一个政党被认为胜算不高时，它就较难招揽人才挑大梁。
但事情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是人才济济，要专才有专才，要大学生和有经验的人也不缺乏。因此即使选委会有开出“资历”条件，也难不倒它们。这种政治气候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个好现象，“怕输”已不是新一代参政的阻力。其实在教育普及的今天，我们也无需置疑年轻一代候选人的资格够不够，倒是要重视他们是否是热诚为民或参政为私的一群？换句话说，候选人的“素质”比其“学历”更重要。
就此而言，我们不认为选委会应订下什么“学历”，反而应交由政党作较严格的“甄选”，不要“滥竽充数”，也不要“选亲不选贤”。唯其如此，政党才能进步，一个不敢启用新人和选派有抱负的人上阵的政党，不仅是故步自封，也是没有创新的政党。
民主的真义在于让选民东选或西选时，都是可以选出人才来创造一个“精英政治”的局面，这样我们的政坛就不会寂寞而单调乏味了！
应以史实为“演义”框架
朱可立（郭仁德）在《南洋商报》长篇连载的《华社演义》的一个章节中（见7月16日）有几处是出现失误的，与史实不符，值得商榷。
虽然“演义”是当故事来表达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也允许作者加入主观的意识，不一定要完全忠于历史，但所演义的历史，也需要以史实作为框架，才不至于出现语焉不详与交待不清的遗憾。
我就以这一期的文章的几个论点与朱可立切磋。其一他说林建寿于1975年被委为槟州马华主席。事实是林建寿（原来左派劳工党领袖）在1974年在马华党报《导报》发表一篇专论《大选形势总检讨》后，被认为是投身马华的一个先声，但他是在1977年才正式被李三春委任为槟州马华主席，而不是1975年。也就是在1977年后，林建寿在马华党内才有一个大动作，包括如朱可立所说他支持一个“七人帮”于1978年的大选中在民政党的选区搞对抗。
其二，朱可立说，在1982年的大选，在李三春的谋略布署下，取得民政党让出几个“危险区”，由马华候选人上阵，在反风吹不起的情况下，竟能使马华在这些黑区取胜，赢得8个州议席。而民政党方面，也只是取得8个州议席而已。
这一段与史实大有出入。事实是﹕1980年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林建寿也就以马华候选人身份参加彭加兰哥打区（一向被视为执政党的黑区）的补选而胜出后，就踌躇志满地策划下一个夺权的目标。在李三春的配合下，特别是总会长敢于移师到芙蓉国席向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叫阵后，李三春无疑已加大政治筹码，向新上任首相马哈迪（1981年上台）提出在槟州与民政的州议席平分秋色而获得首肯。换句话说，马华从原来的5个州议席分配增至8个；而民政从原来的11席减成8席。
当时的政治情况充满变数，因为来自上层的消息说，首席部长职归给较多议席的政党，并没有明显地指定林苍佑是首席部长的不二人选。
林苍佑对于这样的安排不仅失望，也他的接班人林敬益（1981年升任主席）的妥协颇有怨言。在未能改变局面下，林苍佑唯有使出浑身解数，全数起用旧人，且打出捍卫“全马唯一华裔首席部长”的牌子作为竞选主题，他要确保民政8席全胜，结果如愿以偿；反之兴致勃勃的林建寿却在阴沟里翻船，输掉州议席。这一年的战绩是民政胜8席，马华胜6席，因此没有朱可立所谓的“民政所获得的州议席与马华相同”。
第三，朱可立说﹕“本来林建寿以为这回槟州政权可以重归马华，可是他与槟州巫统领袖的交情只属平常，而总会长李三春与正副首相的人脉关系不被看好，在巫统高层的插手干预下，槟州政权重归马华的计划，仍然夙愿难圆”。
这又是一个与偏离事实的叙述。因为马华的议席少于民政，林建寿又马失前蹄，州政权自然又归回林苍佑主导，而不是巫统的干预所致。
我们希望，朱可立能够厘清这一段的历史。
虽然“演义”是当故事来表达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也允许作者加入主观的意识，不一定要完全忠于历史，但所演义的历史，也需要以史实作为框架，才不至于出现语焉不详与交待不清的遗憾。
我就以这一期的文章的几个论点与朱可立切磋。其一他说林建寿于1975年被委为槟州马华主席。事实是林建寿（原来左派劳工党领袖）在1974年在马华党报《导报》发表一篇专论《大选形势总检讨》后，被认为是投身马华的一个先声，但他是在1977年才正式被李三春委任为槟州马华主席，而不是1975年。也就是在1977年后，林建寿在马华党内才有一个大动作，包括如朱可立所说他支持一个“七人帮”于1978年的大选中在民政党的选区搞对抗。
其二，朱可立说，在1982年的大选，在李三春的谋略布署下，取得民政党让出几个“危险区”，由马华候选人上阵，在反风吹不起的情况下，竟能使马华在这些黑区取胜，赢得8个州议席。而民政党方面，也只是取得8个州议席而已。
这一段与史实大有出入。事实是﹕1980年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林建寿也就以马华候选人身份参加彭加兰哥打区（一向被视为执政党的黑区）的补选而胜出后，就踌躇志满地策划下一个夺权的目标。在李三春的配合下，特别是总会长敢于移师到芙蓉国席向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叫阵后，李三春无疑已加大政治筹码，向新上任首相马哈迪（1981年上台）提出在槟州与民政的州议席平分秋色而获得首肯。换句话说，马华从原来的5个州议席分配增至8个；而民政从原来的11席减成8席。
当时的政治情况充满变数，因为来自上层的消息说，首席部长职归给较多议席的政党，并没有明显地指定林苍佑是首席部长的不二人选。
林苍佑对于这样的安排不仅失望，也他的接班人林敬益（1981年升任主席）的妥协颇有怨言。在未能改变局面下，林苍佑唯有使出浑身解数，全数起用旧人，且打出捍卫“全马唯一华裔首席部长”的牌子作为竞选主题，他要确保民政8席全胜，结果如愿以偿；反之兴致勃勃的林建寿却在阴沟里翻船，输掉州议席。这一年的战绩是民政胜8席，马华胜6席，因此没有朱可立所谓的“民政所获得的州议席与马华相同”。
第三，朱可立说﹕“本来林建寿以为这回槟州政权可以重归马华，可是他与槟州巫统领袖的交情只属平常，而总会长李三春与正副首相的人脉关系不被看好，在巫统高层的插手干预下，槟州政权重归马华的计划，仍然夙愿难圆”。
这又是一个与偏离事实的叙述。因为马华的议席少于民政，林建寿又马失前蹄，州政权自然又归回林苍佑主导，而不是巫统的干预所致。
我们希望，朱可立能够厘清这一段的历史。
24.8.07
首相忠言正是全民所望
首相阿都拉于2003年出任首相后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名言是：“不是为我工作，而是与我一起工作”。本月19日，他在马华代表大会上又作出承诺而有了第二个名言：“我是公正的，我要的是公正，我一直以来都是公正的。”
在这样的理念下，阿都拉带出几个重要的讯息：不论是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提供公平的机会予各族人民；‚各族企业界应成立联营公司，并不设定土著必须是30%，政府将优先提供合约，但必须摒除“阿里巴巴”马来人获标而华人公司承建的模式；ƒ独立后制订的社会契约及宪法，必须获得确保与维护；„我国的独立是各民族先贤所争取的，不容任何人有歧视或边缘化任何族群的企图，内阁是以协商的方式，处理及解决各民族的“敏感”课题及…如果我们要成功，人民必须跳出传统的经济角色而成为马来西亚民族，参与各领域，享受平等机会，以达致一个强大的国家。
首相的演词除了是回应马华总会长黄家定的“诉求”外，也是一般人民所期望听到的“领袖的忠言”。
不过，在过去一两年内，却有某些部份出了问题，不是施政上被指说有所偏袒与不公，就是因人为的因素出现种族主义的言行乃至走向偏激，以致民间浮现悲观的论调，有不知如何应对与适应之虞。这种极为不健康的趋向在最近以来又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值得国家领袖深入探讨。
这当然是首相所不能苟同的倒行逆施，因此他扼要地点醒国人和参与领导国家的领袖，不要出格和越轨，否则这种人就不配当大马领袖。
在我们看来首相的五点内容已是正面地确认宪法是至高无上的，而我国是奉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不容置疑，也不容挑战和扭曲，同时他也带出了这个国家正在塑造马来西亚民族，正如前任首相马哈迪在1990年推出30年内达致先进国宏愿时所说的，以铸造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民族。
这两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前阵子曾因马来西亚的国体与民族的划界而立引起争议而造成非土著感到迷惑，如今经首相敲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既定的治国大方针是不变的。
再者，我们也希望首相进一步规定，在保障中小企业下，不对小本经营者设限，让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不被曲解。此外，至为重要的是，广大的各民族受薪阶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工作和生活都有基本的保障，不因人为的偏差而被边缘化乃至谋生陷入困境。正如黄家定所说，不是所有华人都是富有的。确切地说，华人也有不少是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也应被视为马来西亚人而一视同仁地被协助走出困境。
只要贯彻首相理念，公正将会“拨乱反正”。我们愿意与首相一起为公正而工作。
在这样的理念下，阿都拉带出几个重要的讯息：不论是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提供公平的机会予各族人民；‚各族企业界应成立联营公司，并不设定土著必须是30%，政府将优先提供合约，但必须摒除“阿里巴巴”马来人获标而华人公司承建的模式；ƒ独立后制订的社会契约及宪法，必须获得确保与维护；„我国的独立是各民族先贤所争取的，不容任何人有歧视或边缘化任何族群的企图，内阁是以协商的方式，处理及解决各民族的“敏感”课题及…如果我们要成功，人民必须跳出传统的经济角色而成为马来西亚民族，参与各领域，享受平等机会，以达致一个强大的国家。
首相的演词除了是回应马华总会长黄家定的“诉求”外，也是一般人民所期望听到的“领袖的忠言”。
不过，在过去一两年内，却有某些部份出了问题，不是施政上被指说有所偏袒与不公，就是因人为的因素出现种族主义的言行乃至走向偏激，以致民间浮现悲观的论调，有不知如何应对与适应之虞。这种极为不健康的趋向在最近以来又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值得国家领袖深入探讨。
这当然是首相所不能苟同的倒行逆施，因此他扼要地点醒国人和参与领导国家的领袖，不要出格和越轨，否则这种人就不配当大马领袖。
在我们看来首相的五点内容已是正面地确认宪法是至高无上的，而我国是奉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不容置疑，也不容挑战和扭曲，同时他也带出了这个国家正在塑造马来西亚民族，正如前任首相马哈迪在1990年推出30年内达致先进国宏愿时所说的，以铸造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民族。
这两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前阵子曾因马来西亚的国体与民族的划界而立引起争议而造成非土著感到迷惑，如今经首相敲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既定的治国大方针是不变的。
再者，我们也希望首相进一步规定，在保障中小企业下，不对小本经营者设限，让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不被曲解。此外，至为重要的是，广大的各民族受薪阶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工作和生活都有基本的保障，不因人为的偏差而被边缘化乃至谋生陷入困境。正如黄家定所说，不是所有华人都是富有的。确切地说，华人也有不少是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也应被视为马来西亚人而一视同仁地被协助走出困境。
只要贯彻首相理念，公正将会“拨乱反正”。我们愿意与首相一起为公正而工作。
20.8.07
“退位让贤”与“多做一届”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说，那些应该退位的党领袖，不要再抱着“多做一届”的心态，以期望在来届大选再次获得党的委派上阵。“如果到了退位让贤的时候，就应该无私，干净利落及心甘情愿地退位。”
这话听来有一些新鲜感，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觉得刺耳，也不知道总会长究竟在指谁是到了退位的时候，因此心里总不是味道。最难咽的一口气是“让贤”，这好像是说你“不够贤”，所以应该让给“贤人”。
当然话的原意不是要用来贬低当任的人，可偏偏我们的古人不知如何竟创造出“孔融让梨”，“退位让贤”的典故和成语，害得今人照搬来用，以致被觉得有“受伤害的感觉”。
不管古人用词恰当或不当，总之其含意是人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下台鞠躬，总不能老在台上表演不完，你不累，看得人也累了。
因此问题的争议就在“什么时候才是退的时机”？其实这也不必“咬文嚼字”或“断字取义”，尤其是用在政治场上，更是一种循环定理。可是能熟透这四个字的人实在不多，即使懂了也认为自己是贤人，贤人也就“当仁不让”，为何要让路呢？除非是辞世了，病重了或因法令所限或被打败了，那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退位的呢？既然没有，黄家定自然感到头痛，因此他又用了另外四个字，不要存有“多做一届”的心态，因为所谓的一届就是四五年，而不是一两天。
其实在政治游戏规则下，已上位的人都是不会自动下车的，理由是一旦当了议员，可就当上瘾了。而且越做越爽，爽到浮现一种心态：这江山（议席）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当年的老子“苦拼”，那有今日党的辉煌？换句话说，党能熠熠生辉，就全凭老子打下“铁打的江山”。若老子不坐镇，谁也难保“必胜无疑”。于是有人说了，总会长指的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我虽然上了年纪，还是生龙活虎，天天为民服务，选民需要我，党自然就更需要我了。再说，让我“多做一届”，党的胜利可打包票。
另外的一种想法是，想当年老子被推上“黑区”送死，而其它人退避三舍。今天老子把江山打下了，他们就说老子该“退位让贤”，真是岂有此理？那些年轻准候选人去别处争吧，老子要“多做一届”呢！
好一个“多做一届”的理由堂而皇哉，更妙的是有人说我这把年纪不做议员那还可做什么？我是天生的议员相。我还等着更上一层楼呢？
说起来也难怪，马华党员已超过百万，议席又那么有限，必然是僧多粥少，竞争也激烈。老的不下，少的就上不去。百万人盯着不到一百张椅子，而且也只有在大选时才有机会争取出位，如果党不借机会换血，那也将会“僵化”党的机制，而不是什么擦亮党的招牌，毕竟“老牌子”不能当成是“神主牌”，否则党就受制于人而不是人受制于党了。
虽然我们常听说“人要有自知之明”。这又是古人的道理。就是因为本身有“自知之明”，是“胜利的王牌”，如果党要换人，无异甘冒失败之险。于是我们在大选来临时，很少听见有人“自动让贤”，而是希望“再多一届”。
这再多一届往往就是玄机所在。各式各样的理由也就通街走了。但他们忘记议员不是终身的，超过三届或四届的，就要算算自己的政治岁月了。
如果我们换另一个角度看问题，选举这码事是很微妙的，它是与大气候有直接的关系，而人的因素经常是被大环境掩盖的。
就拿1990年的槟州大选来说，落选的大人物都是呼风唤雨一时的，谁料到他们会输呢？这一年马华也在槟州议席选举全军覆没，并不是候选人的素质问题，而是反风一起，连上帝也打救不了。
又说1995年的大选，槟州马华也是哀兵上阵，在大人物不上阵下，小人物也统统跑出来夺回失去的城池。这说明了在气候转变下，名不见经传的人也会出人头地。
在此一明显对比下，证明了选举不是一个定数，不要太过抬高自己，当然也不要小看自己，决定的因素在大气候和党路线。基此，黄家定提出这样的论调，也就要告诫在位者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想当“终身议员”（其实黄家定是教你要终身学习，不是教你要终身做官，更不要以此推论议员也是终身的）。
明乎此，则可以预见马华在未来的大选很可能会有一个大动作。至于结果如何，就交给上帝祝福吧！因为选区没有刻上此席“永远保留给某某某”，而是由选民作出裁决的。
这话听来有一些新鲜感，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觉得刺耳，也不知道总会长究竟在指谁是到了退位的时候，因此心里总不是味道。最难咽的一口气是“让贤”，这好像是说你“不够贤”，所以应该让给“贤人”。
当然话的原意不是要用来贬低当任的人，可偏偏我们的古人不知如何竟创造出“孔融让梨”，“退位让贤”的典故和成语，害得今人照搬来用，以致被觉得有“受伤害的感觉”。
不管古人用词恰当或不当，总之其含意是人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下台鞠躬，总不能老在台上表演不完，你不累，看得人也累了。
因此问题的争议就在“什么时候才是退的时机”？其实这也不必“咬文嚼字”或“断字取义”，尤其是用在政治场上，更是一种循环定理。可是能熟透这四个字的人实在不多，即使懂了也认为自己是贤人，贤人也就“当仁不让”，为何要让路呢？除非是辞世了，病重了或因法令所限或被打败了，那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退位的呢？既然没有，黄家定自然感到头痛，因此他又用了另外四个字，不要存有“多做一届”的心态，因为所谓的一届就是四五年，而不是一两天。
其实在政治游戏规则下，已上位的人都是不会自动下车的，理由是一旦当了议员，可就当上瘾了。而且越做越爽，爽到浮现一种心态：这江山（议席）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当年的老子“苦拼”，那有今日党的辉煌？换句话说，党能熠熠生辉，就全凭老子打下“铁打的江山”。若老子不坐镇，谁也难保“必胜无疑”。于是有人说了，总会长指的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我虽然上了年纪，还是生龙活虎，天天为民服务，选民需要我，党自然就更需要我了。再说，让我“多做一届”，党的胜利可打包票。
另外的一种想法是，想当年老子被推上“黑区”送死，而其它人退避三舍。今天老子把江山打下了，他们就说老子该“退位让贤”，真是岂有此理？那些年轻准候选人去别处争吧，老子要“多做一届”呢！
好一个“多做一届”的理由堂而皇哉，更妙的是有人说我这把年纪不做议员那还可做什么？我是天生的议员相。我还等着更上一层楼呢？
说起来也难怪，马华党员已超过百万，议席又那么有限，必然是僧多粥少，竞争也激烈。老的不下，少的就上不去。百万人盯着不到一百张椅子，而且也只有在大选时才有机会争取出位，如果党不借机会换血，那也将会“僵化”党的机制，而不是什么擦亮党的招牌，毕竟“老牌子”不能当成是“神主牌”，否则党就受制于人而不是人受制于党了。
虽然我们常听说“人要有自知之明”。这又是古人的道理。就是因为本身有“自知之明”，是“胜利的王牌”，如果党要换人，无异甘冒失败之险。于是我们在大选来临时，很少听见有人“自动让贤”，而是希望“再多一届”。
这再多一届往往就是玄机所在。各式各样的理由也就通街走了。但他们忘记议员不是终身的，超过三届或四届的，就要算算自己的政治岁月了。
如果我们换另一个角度看问题，选举这码事是很微妙的，它是与大气候有直接的关系，而人的因素经常是被大环境掩盖的。
就拿1990年的槟州大选来说，落选的大人物都是呼风唤雨一时的，谁料到他们会输呢？这一年马华也在槟州议席选举全军覆没，并不是候选人的素质问题，而是反风一起，连上帝也打救不了。
又说1995年的大选，槟州马华也是哀兵上阵，在大人物不上阵下，小人物也统统跑出来夺回失去的城池。这说明了在气候转变下，名不见经传的人也会出人头地。
在此一明显对比下，证明了选举不是一个定数，不要太过抬高自己，当然也不要小看自己，决定的因素在大气候和党路线。基此，黄家定提出这样的论调，也就要告诫在位者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想当“终身议员”（其实黄家定是教你要终身学习，不是教你要终身做官，更不要以此推论议员也是终身的）。
明乎此，则可以预见马华在未来的大选很可能会有一个大动作。至于结果如何，就交给上帝祝福吧！因为选区没有刻上此席“永远保留给某某某”，而是由选民作出裁决的。
17.8.07
“三结合”与“两线制”的翻版？
从“三结合”（1982）到“两线制”（1990）是一场有规划的“秀才起义”（书生参政）的运动。带头的是董教总的领导人。事隔25年后，又有新一波的“书生参政”在政海中掀起，但这一次，没有组织带头，他们是一群“游勇散兵”。
如果说“三结合”与“两线制”对董教总是挫折与失望多过成功与喜悦，那么，这一次的“秀才起义”，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不论是过去或现在，我们都可以归纳为“知识分子”意图在闷局中通过政党政治为华社杀出一条新路。只是今时不同往昔。过去的是一群人在组织的召唤下，半推半就的企图改变政治生态。前有许子根、郭洙镇及王天庆为代表，董教总领导人倾巢而出为执政党（民政）站台；后有林晃升、柯嘉逊及李万千为代表，也是一股劲投身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这样的转变政治舞台，及后来发生的争议与进进出出，竟然化成一本“华教政治教材”，引人省思。
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一批知识精英或从幕后走向前台参政；或抛掉“无党派”的衣装，改穿政党外套走向人群。他们不是在外来民间组织的号召下卷入政党政治，而是在各个政党的鼓励和游说下，凭着自己的政治判断，参加各自认同的华基政党。这不能不说是政治的新气象，但他们究竟是走回“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老路或“打进反对党，改革弊端”的“两党路线”，或另有创新？未能过早定论。
无论如何，我把这批“书生”归类为以下两大类。其一他至少是大学毕业的，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表现或独当一面的，例如跻身成为大学讲师或教授或某个大企业的掌舵人，而成为被公认的精英份子。
其二是在参政前，通过互联网或报章或电视已建立起本身的“评论人”地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书生论政”。
对于第一种人，因为有了成就，自然有一种读书人的“傲气”或“傲骨”而不随波逐流，但一旦入党，约束也就随之而到，再也不能自以为是，而是要降尊纡贵深入民间来取得“政治光环”，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科举制度下的“学而优则仕”已不存在。任何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选民的考验。
至于第二种人必须要深切了解“书生论政”和“书生参政”是两码事。前者可以畅所欲言，左右开弓；后者就已经自我标签，要以党的方向为依归。不论你喜欢与否，参政后角色就转换了，已不是“一支笔走天下”，而是要学习在政治大风大浪中争取人民的认同与支持。
虽然他们不是“三结合”与“两线制”的产物，但在形式上有“雷同之处”，都是“书生问政”，有“明星效应”。因此在献上我的祝福的同时，也希望他们吸取历史的教训，用新思维推动改革，避免事后引来批判连连。至于成功与否，让“易经”来告诉他们。
如果说“三结合”与“两线制”对董教总是挫折与失望多过成功与喜悦，那么，这一次的“秀才起义”，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不论是过去或现在，我们都可以归纳为“知识分子”意图在闷局中通过政党政治为华社杀出一条新路。只是今时不同往昔。过去的是一群人在组织的召唤下，半推半就的企图改变政治生态。前有许子根、郭洙镇及王天庆为代表，董教总领导人倾巢而出为执政党（民政）站台；后有林晃升、柯嘉逊及李万千为代表，也是一股劲投身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这样的转变政治舞台，及后来发生的争议与进进出出，竟然化成一本“华教政治教材”，引人省思。
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一批知识精英或从幕后走向前台参政；或抛掉“无党派”的衣装，改穿政党外套走向人群。他们不是在外来民间组织的号召下卷入政党政治，而是在各个政党的鼓励和游说下，凭着自己的政治判断，参加各自认同的华基政党。这不能不说是政治的新气象，但他们究竟是走回“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老路或“打进反对党，改革弊端”的“两党路线”，或另有创新？未能过早定论。
无论如何，我把这批“书生”归类为以下两大类。其一他至少是大学毕业的，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表现或独当一面的，例如跻身成为大学讲师或教授或某个大企业的掌舵人，而成为被公认的精英份子。
其二是在参政前，通过互联网或报章或电视已建立起本身的“评论人”地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书生论政”。
对于第一种人，因为有了成就，自然有一种读书人的“傲气”或“傲骨”而不随波逐流，但一旦入党，约束也就随之而到，再也不能自以为是，而是要降尊纡贵深入民间来取得“政治光环”，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科举制度下的“学而优则仕”已不存在。任何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选民的考验。
至于第二种人必须要深切了解“书生论政”和“书生参政”是两码事。前者可以畅所欲言，左右开弓；后者就已经自我标签，要以党的方向为依归。不论你喜欢与否，参政后角色就转换了，已不是“一支笔走天下”，而是要学习在政治大风大浪中争取人民的认同与支持。
虽然他们不是“三结合”与“两线制”的产物，但在形式上有“雷同之处”，都是“书生问政”，有“明星效应”。因此在献上我的祝福的同时，也希望他们吸取历史的教训，用新思维推动改革，避免事后引来批判连连。至于成功与否，让“易经”来告诉他们。
13.8.07
《大马50金》出版感言
《号外周报》为配合马来西亚建国50年，推出了一本精心设计“图文并兼”的杂志型的特辑专著，取名《大马50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未自己经手出版，而直接交由《生活出版社》料理，从编辑、排版、设计，到杀青面市。
我对封面的设计表示满意，它具有创意的引人入目，且一望即知是一本“人物志”的丛书。虽然主编胡锦昌在序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本书出版，文字贡献，全归作者功劳” 。但我不敢掠人之美，我要补充的是：应功归《号外周报》同人的全程投入，用心打造一本不惜功本的“以图取胜”的专辑，令人眼前一亮。原来文字经过包装与配上图片后，更是生动无比。不仅“望图生义”，而且将一些罕有的图片配搭其中，使得静的文字也跳跃其中。如果不是编者的功力到家，将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一本也许值得阅读与珍藏的“历史专辑”。因此作为文字工匠，我愿意与《号外周报》分享这一成果。
谈起撰文的经过，确实是始料未及的，有必要作一个交待。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的前同事，《号外》总编辑胡锦昌电邀撰写50年国庆人物篇，但因事务缠身又忙于论文答辩，未敢轻易“承接”，只好推到5月初时再行商议。当时我们两人讨论应该怎么写和写什么？如果是应景文章，则建国50年来，能入榜的人物太多了。而以这样的流水账的“交货”也没什么意义。其实，市场上早已有人写过人物志，更是厚厚的一本，可谓“大小通吃”。
最后我们敲定一年只写一个“风云人物”，而且要出位的和对国家社会有影响力的。可是当我在5月6日接下这个“任务”后，在搜集资料和动笔的过程中，才知道“言易行难”。因为我拥有的资料实在有限，而本身早已不在报馆工作，查找旧报章何其容易？
在这种窘境下，我请锦昌另请高人下笔，再不然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工”。但锦昌“坚持”不放弃，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根据年 代边收集资料边下笔，也就自然劳动《号外》协助查找和考核有关人物的重要事件和年代。
由于时间紧迫，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完稿。在对人物的取舍上确面对困难与棘手，只能凭主观和客观的考察来“评选”。
“评选”的标准有二，其一是在独立50年来的每一年，以较为突出的人物为准则；其二是“上榜”的人物所作所为是可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焦点在于他在特定的年代，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同时也以对华社的冲击作为其中之一的考量。
但即便这样也带有主观性，沧海遗珠在所难免；上榜的也许具有这个“资格”，但不具备那个“条件”；不上榜的也不意味着他们非风云人物。
当然这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学术报告，只是对人对事作个评介与评价，它有“史识”，但不偏离“史实”。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不引用注脚，也不引经据典，而是以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对每个人物作概括性的表述，希望能起抛砖引玉作用，或给读者带来启示和参考；或给学者作为一种研究的索引。不过文中若有不当或失误之处，概由作者负起文责。
有必要交待的是：虽然是建国50年，但若从1957年到2007年，正好是51个年头，也就出现50＋1的人物。为了配合国庆50年，我们就称为50风云人物逐年数吧！
在这个前提下，我完全同意主编锦昌订下的主题：“一年一个风云人物，大马因他们而改变”。正因为他们的出现和在相关的年代做出了重大的言行，牵动人民的思维和导向，才使这个国家不论对内对外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说他们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格局和运程并不为过。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但若没有英雄的出现或某一个人的扭转局面，人民仍然是属于被动的一群，除非被逼到走头无路。因此只有领袖的意志和思维，才是推动人民起而响应或起而反对或因而沉默或随波逐流的导因。这就是领袖在历史上的定位，正面的、负面的、顺应的、抗争的兼而有之。
至于领袖的产生，多数是时势造就的；但反过来，领袖也塑造了时势。他们和时势是两位一体的。这可以从50年来的风云人物的身上流露出来。
无论如何，我一生与文字打交道，写作不过是我的“本份”。确切而言，我仅是文字工作者。因为有了《号外》，才有《大马50金》的国庆献礼。
我对封面的设计表示满意，它具有创意的引人入目，且一望即知是一本“人物志”的丛书。虽然主编胡锦昌在序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本书出版，文字贡献，全归作者功劳” 。但我不敢掠人之美，我要补充的是：应功归《号外周报》同人的全程投入，用心打造一本不惜功本的“以图取胜”的专辑，令人眼前一亮。原来文字经过包装与配上图片后，更是生动无比。不仅“望图生义”，而且将一些罕有的图片配搭其中，使得静的文字也跳跃其中。如果不是编者的功力到家，将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一本也许值得阅读与珍藏的“历史专辑”。因此作为文字工匠，我愿意与《号外周报》分享这一成果。
谈起撰文的经过，确实是始料未及的，有必要作一个交待。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的前同事，《号外》总编辑胡锦昌电邀撰写50年国庆人物篇，但因事务缠身又忙于论文答辩，未敢轻易“承接”，只好推到5月初时再行商议。当时我们两人讨论应该怎么写和写什么？如果是应景文章，则建国50年来，能入榜的人物太多了。而以这样的流水账的“交货”也没什么意义。其实，市场上早已有人写过人物志，更是厚厚的一本，可谓“大小通吃”。
最后我们敲定一年只写一个“风云人物”，而且要出位的和对国家社会有影响力的。可是当我在5月6日接下这个“任务”后，在搜集资料和动笔的过程中，才知道“言易行难”。因为我拥有的资料实在有限，而本身早已不在报馆工作，查找旧报章何其容易？
在这种窘境下，我请锦昌另请高人下笔，再不然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工”。但锦昌“坚持”不放弃，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根据年 代边收集资料边下笔，也就自然劳动《号外》协助查找和考核有关人物的重要事件和年代。
由于时间紧迫，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完稿。在对人物的取舍上确面对困难与棘手，只能凭主观和客观的考察来“评选”。
“评选”的标准有二，其一是在独立50年来的每一年，以较为突出的人物为准则；其二是“上榜”的人物所作所为是可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焦点在于他在特定的年代，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同时也以对华社的冲击作为其中之一的考量。
但即便这样也带有主观性，沧海遗珠在所难免；上榜的也许具有这个“资格”，但不具备那个“条件”；不上榜的也不意味着他们非风云人物。
当然这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学术报告，只是对人对事作个评介与评价，它有“史识”，但不偏离“史实”。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不引用注脚，也不引经据典，而是以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对每个人物作概括性的表述，希望能起抛砖引玉作用，或给读者带来启示和参考；或给学者作为一种研究的索引。不过文中若有不当或失误之处，概由作者负起文责。
有必要交待的是：虽然是建国50年，但若从1957年到2007年，正好是51个年头，也就出现50＋1的人物。为了配合国庆50年，我们就称为50风云人物逐年数吧！
在这个前提下，我完全同意主编锦昌订下的主题：“一年一个风云人物，大马因他们而改变”。正因为他们的出现和在相关的年代做出了重大的言行，牵动人民的思维和导向，才使这个国家不论对内对外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说他们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格局和运程并不为过。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但若没有英雄的出现或某一个人的扭转局面，人民仍然是属于被动的一群，除非被逼到走头无路。因此只有领袖的意志和思维，才是推动人民起而响应或起而反对或因而沉默或随波逐流的导因。这就是领袖在历史上的定位，正面的、负面的、顺应的、抗争的兼而有之。
至于领袖的产生，多数是时势造就的；但反过来，领袖也塑造了时势。他们和时势是两位一体的。这可以从50年来的风云人物的身上流露出来。
无论如何，我一生与文字打交道，写作不过是我的“本份”。确切而言，我仅是文字工作者。因为有了《号外》，才有《大马50金》的国庆献礼。
10.8.07
我看“北马经济走廊”
“北马经济走廊”的宏伟计划一下子全面呈现在人民眼前，令人眼花撩乱，着实不容易消化。因为它涉及的不像“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只限一个柔佛州，而是4个州涵盖其中。但如果认真分析，基本上可以区分成四大块的发展蓝图，即农业生产的革新和农业工业的开发；电子工业的拓展和向高科技迈进；旅游业及服务业的提升及基建工业的前所未有的“铺天盖地”在同一时间推动一个新的交通网络，而以槟州的北海作为核心地带。换句话说，槟州将成为带动4州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并藉此打破了地域自我规化的观念。它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官联公司森那美集团如何操作与协调。
面对着这么一个“革命性”的创举，不期然地使我想起槟城州这一路走来的变化，重心逐渐从槟岛移向威省，可能改变了乔治市作为中心的历史地位，因此岛民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虽然说槟榔屿早在1800年就把威省纳入其中，但百多年以来它都是实行“一州两制”，即槟岛是一个自由港，威省则是非自由港。即使在1957年独立后，槟岛和威省之间仍有关卡之设。在那个年代，凡是居住在威省的人民包括学生，每到槟岛总是要买免税品回家，直到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槟岛的自由港地位才受到挑战，因为它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关税内，不能再享有特殊地位或所谓的“一国两制”；但不变是乔治市依然是它的重心。
在这个过渡时期，槟岛人民失去的却无法及时通过工业发展弥补回来，以致在1969年失业浪潮竟然高达15%（官方数字）（民间则认为超过20%），而象样的工厂（包括北海在内），也不过15间。就这样，导致槟州变天而有了林苍佑主政年代的出现。
70年代槟州朝向工业化道路迈进到了80年代终于开花结果，最值得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是槟城大桥终于建成通车；最引起争议的是乔治市的重建计划（作为整个州的核心地带，以槟城大桥作为衔接）未能完成，而以光大为起点的改造原本列明20年大功告成（1970-1990）。但直到今天，所谓光大的5个阶段发展不但未能完成，而且也已改弦易辙，剩下“鹤立鸡群”的光大又面临“移空效应”。
当许子根在90年代接棒后，他面对的责难是直到千禧年后仍然没有在硬件上拿出“代表作”，虽然他在软件的高科技上有所突破，但那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难免被忽视而对其政绩引起争议。如今在首相阿都拉的推动下，不仅第二大桥即将开工，而且外环公路、单轨火车及北海交通枢纽统统出笼，齐步开跑，也许这是许子根上京前，在中央政府调控下的迟来的“硬件代表作”，足以擦亮蒙上尘埃的“东方明珠”。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首相有两个大动作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其一是借助中国的资金与人才兴建第二大桥；其二也是借助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才搞活吉玻的农业。这在过去马哈迪时代虽曾有构思过，但却在阿都拉时代加以落实。
通过中国的崛起，阿都拉也踏上这部列车，以为“北马经济走廊”注入活力，确实是为马中关系缔造另一个新纪元。但愿执行的公司能对此深明大义，大公无私，尊重各州政府的权力，以民利益为依归，不分种族，也不走单边主义路线，保证全盘计划如期推行。
面对着这么一个“革命性”的创举，不期然地使我想起槟城州这一路走来的变化，重心逐渐从槟岛移向威省，可能改变了乔治市作为中心的历史地位，因此岛民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虽然说槟榔屿早在1800年就把威省纳入其中，但百多年以来它都是实行“一州两制”，即槟岛是一个自由港，威省则是非自由港。即使在1957年独立后，槟岛和威省之间仍有关卡之设。在那个年代，凡是居住在威省的人民包括学生，每到槟岛总是要买免税品回家，直到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槟岛的自由港地位才受到挑战，因为它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关税内，不能再享有特殊地位或所谓的“一国两制”；但不变是乔治市依然是它的重心。
在这个过渡时期，槟岛人民失去的却无法及时通过工业发展弥补回来，以致在1969年失业浪潮竟然高达15%（官方数字）（民间则认为超过20%），而象样的工厂（包括北海在内），也不过15间。就这样，导致槟州变天而有了林苍佑主政年代的出现。
70年代槟州朝向工业化道路迈进到了80年代终于开花结果，最值得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是槟城大桥终于建成通车；最引起争议的是乔治市的重建计划（作为整个州的核心地带，以槟城大桥作为衔接）未能完成，而以光大为起点的改造原本列明20年大功告成（1970-1990）。但直到今天，所谓光大的5个阶段发展不但未能完成，而且也已改弦易辙，剩下“鹤立鸡群”的光大又面临“移空效应”。
当许子根在90年代接棒后，他面对的责难是直到千禧年后仍然没有在硬件上拿出“代表作”，虽然他在软件的高科技上有所突破，但那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难免被忽视而对其政绩引起争议。如今在首相阿都拉的推动下，不仅第二大桥即将开工，而且外环公路、单轨火车及北海交通枢纽统统出笼，齐步开跑，也许这是许子根上京前，在中央政府调控下的迟来的“硬件代表作”，足以擦亮蒙上尘埃的“东方明珠”。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首相有两个大动作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其一是借助中国的资金与人才兴建第二大桥；其二也是借助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才搞活吉玻的农业。这在过去马哈迪时代虽曾有构思过，但却在阿都拉时代加以落实。
通过中国的崛起，阿都拉也踏上这部列车，以为“北马经济走廊”注入活力，确实是为马中关系缔造另一个新纪元。但愿执行的公司能对此深明大义，大公无私，尊重各州政府的权力，以民利益为依归，不分种族，也不走单边主义路线，保证全盘计划如期推行。
6.8.07
“以华制华”论调值得商榷
“以华制华”长久以来是执政的华基政党向反对党反击的一个较重型的武器。意思是说，反对党派出华裔候选人挑战执政的华基政党候选人，以使后者败北，以致削弱执政的华基政党的代表性。这个论调是先确定执政的华基政党的候选人是华人的“合法”代表，只要有关政党派出候选人，不应遭到反对党派出华人来应战，而是让他“名正言顺”代表华社在政府内“执理力争”；否则就是反对党采取“以华制华”的手段来打击华人的代表性。’
乍看之下，这个论调似乎言之有理。因为“华人打华人”是不应该的，理应有“礼让”的精神。再演绎下去，就是让华人只有一把声音，而且只在执政党内发出，反对党在外面叫嚷是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论调，它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个思想本身已陷入种族主义的窞巢，认定这个国家是以种族来划分的，因此任何反对党若与执政的华基政党搞对抗，是对华社的“背叛”。它们应该解散，并入成为唯一的执政华人政党。
其次这种搬出“以华制华”论是否定华人社会出现反对党的合理性。如果我们承认民主制是允许竞争的话，又为什么要禁止华人另组政党或另有政党也声称它是代表华社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什么“以华制华”，而是政党本身取信于民的程度。只要这个政党有明确的政网，敢于表达华社的声音和使华社对它充满信心，又何愁不能取胜呢？
我们退一步来说，即便所有的华基政党，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结成一个阵线或合成一个政党而成为执政党的一员，谁又能保证华社不会再有问题？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因为我国的政治现实并不是这样安排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你争我夺的民主游戏，不单只发生在华社，在马来社会也是一样。
举例来说，巫统声称代表马来人，它在1955年的大选面对的劲敌也是由巫统分裂出来而由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当前者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证明它拥有马来人的绝大多数的支持，但它尚未证明它已是马来社会唯一的代表。
因为在1959年的大选和后来的几届大选，它的劲敌是回教党。这就是说，巫统尊重民主规则，不能责骂回教党“以巫制巫”。它所能做的是尽量把对方争取过来，形成统一阵线。这在1972年时，巫统主席敦拉萨已实践过，把回教党纳入国阵中。但此举也无法保证从此马来社会不再有反对党。
最明显的是1977年巫统主席胡先翁把回教党摒出国阵，然后通过1978年的选举把回教党打得落花流水，以证明巫统是得到马来社会的支持，不是用以证明民主选举是不需要对手的。
再下来，巫统面对的劲敌是脱离巫统而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及回教党（1990及1995年）；及后巫统的劲敌是回教党及安华领导的国民公正党（如今是人民公正党）（1999及2004年）。在今天来说，巫统的两个劲敌仍然是回教党和国民公正党。除非它们自愿合作或合并，否则我们不能给反对党冠上“以巫制巫”的“罪名”。
同样的理由，马华的劲敌直到今天还是民主行动党，但不论是马华或民政党，也有人形容行动党是“以华制华”的“杀手”。这种单纯的一棍打向反对党只能当成是政治策略，不能当成一种“理论”来作为指导思想。如果我们留意马华和民政的领袖的言行，他们都不会轻易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们的理性告诉他们，只要民主存在的一天，就一定要面对敌手，不能要求“天下无战事”的不战而战。这完全不符合民主思想。
还有，同属国阵的成员党，也从没有领袖指责兄弟党在“以华制华”；有吗是通过斗争手段来削弱对方。例如李三春在1982年及林良实在1999年也出手来与民政争夺民政在槟州的江山。这是激烈的政治斗争，没有所谓谁对谁错。可是不知何故，首次听到马青雪州分团团长黄冠文于7月15日在大会上首次惊人的指责国阵的华基政党分散选票，让马华处于尴尬的局面，甚至导致马华被冠上“当家不当权”的污名。有“以华制华”之嫌。
这话听来十分新鲜，国阵成员党只有争取分配选区而没有在同一个选区“自相残杀”，何来“以华制华”？
再者，他的另一番新论是国阵加入了新的成员党，却“典当了华人的政治力量”。其实这是“513”事件后的政治产物，要问只好问敦拉萨为何会这样？与反对党加入执政集团扯不上直接关系。而马华元老也会告诉黄冠文在“513”之前，马华面对的困境。在1964年的大选，马华不是唱丰收吗？反对党（指华基政党）不是惨败吗？这样强大的马华仍有说不完的“痛苦”。这个“痛苦”陈修信最深切体会，可惜他已作古，不然黄冠文可请教陈修信为什么？
因此说来说去也不要怪责其它人“搞局”。最重要的是马华当自强。黄家定深谙其中道理和权力分享，黄冠文可以向老大请教；不然进马华党校上课也是不错的。
乍看之下，这个论调似乎言之有理。因为“华人打华人”是不应该的，理应有“礼让”的精神。再演绎下去，就是让华人只有一把声音，而且只在执政党内发出，反对党在外面叫嚷是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论调，它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个思想本身已陷入种族主义的窞巢，认定这个国家是以种族来划分的，因此任何反对党若与执政的华基政党搞对抗，是对华社的“背叛”。它们应该解散，并入成为唯一的执政华人政党。
其次这种搬出“以华制华”论是否定华人社会出现反对党的合理性。如果我们承认民主制是允许竞争的话，又为什么要禁止华人另组政党或另有政党也声称它是代表华社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什么“以华制华”，而是政党本身取信于民的程度。只要这个政党有明确的政网，敢于表达华社的声音和使华社对它充满信心，又何愁不能取胜呢？
我们退一步来说，即便所有的华基政党，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结成一个阵线或合成一个政党而成为执政党的一员，谁又能保证华社不会再有问题？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因为我国的政治现实并不是这样安排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你争我夺的民主游戏，不单只发生在华社，在马来社会也是一样。
举例来说，巫统声称代表马来人，它在1955年的大选面对的劲敌也是由巫统分裂出来而由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当前者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证明它拥有马来人的绝大多数的支持，但它尚未证明它已是马来社会唯一的代表。
因为在1959年的大选和后来的几届大选，它的劲敌是回教党。这就是说，巫统尊重民主规则，不能责骂回教党“以巫制巫”。它所能做的是尽量把对方争取过来，形成统一阵线。这在1972年时，巫统主席敦拉萨已实践过，把回教党纳入国阵中。但此举也无法保证从此马来社会不再有反对党。
最明显的是1977年巫统主席胡先翁把回教党摒出国阵，然后通过1978年的选举把回教党打得落花流水，以证明巫统是得到马来社会的支持，不是用以证明民主选举是不需要对手的。
再下来，巫统面对的劲敌是脱离巫统而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及回教党（1990及1995年）；及后巫统的劲敌是回教党及安华领导的国民公正党（如今是人民公正党）（1999及2004年）。在今天来说，巫统的两个劲敌仍然是回教党和国民公正党。除非它们自愿合作或合并，否则我们不能给反对党冠上“以巫制巫”的“罪名”。
同样的理由，马华的劲敌直到今天还是民主行动党，但不论是马华或民政党，也有人形容行动党是“以华制华”的“杀手”。这种单纯的一棍打向反对党只能当成是政治策略，不能当成一种“理论”来作为指导思想。如果我们留意马华和民政的领袖的言行，他们都不会轻易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们的理性告诉他们，只要民主存在的一天，就一定要面对敌手，不能要求“天下无战事”的不战而战。这完全不符合民主思想。
还有，同属国阵的成员党，也从没有领袖指责兄弟党在“以华制华”；有吗是通过斗争手段来削弱对方。例如李三春在1982年及林良实在1999年也出手来与民政争夺民政在槟州的江山。这是激烈的政治斗争，没有所谓谁对谁错。可是不知何故，首次听到马青雪州分团团长黄冠文于7月15日在大会上首次惊人的指责国阵的华基政党分散选票，让马华处于尴尬的局面，甚至导致马华被冠上“当家不当权”的污名。有“以华制华”之嫌。
这话听来十分新鲜，国阵成员党只有争取分配选区而没有在同一个选区“自相残杀”，何来“以华制华”？
再者，他的另一番新论是国阵加入了新的成员党，却“典当了华人的政治力量”。其实这是“513”事件后的政治产物，要问只好问敦拉萨为何会这样？与反对党加入执政集团扯不上直接关系。而马华元老也会告诉黄冠文在“513”之前，马华面对的困境。在1964年的大选，马华不是唱丰收吗？反对党（指华基政党）不是惨败吗？这样强大的马华仍有说不完的“痛苦”。这个“痛苦”陈修信最深切体会，可惜他已作古，不然黄冠文可请教陈修信为什么？
因此说来说去也不要怪责其它人“搞局”。最重要的是马华当自强。黄家定深谙其中道理和权力分享，黄冠文可以向老大请教；不然进马华党校上课也是不错的。
3.8.07
“陆庭谕”三个字代表什么？
不久前我问陆老师，陆庭谕三个字代表什么？他说他答不上来。我说有人把陆庭谕三个字当作是“大汉沙文主义”（用以形容极端和狂热的一种行为）的代名词？他马上极力反驳，他说他爱国家、爱民族、爱母语是天经地义的事。他的一生为捍卫华教而坚持不懈，从来没有侵犯别人的权利和利益，怎么能冠上“沙文主义”的“罪名”？
我接受陆老师的解释，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他的解释，因此我必须全方位审视陆庭谕这个人。看看我们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什么？
在这方面，有三个人影响了他的一生。第一个是他终生学习的老师林连玉。他几乎把林连玉当成他的指路明灯，而今天他仍然是林连玉基金会的主席。他要为林连玉建立一座纪念馆，目的不仅是纪念一代的第一华教斗士，而且要为华教的心路历程树立一座丰碑。
林连玉（1901-1985）是在1927年由中国南来。1949年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1951年取得公民权的同时，又组成了马来亚联合邦教师总会（教总）。从1954年到1961年其公民权被吊销为止，他是教总主席。
陆庭谕是林连玉南来3年后，即1930年出生于麻坡。1952年高师毕业后，献身杏林，直到1990年退休。在60年代，林连玉成了他的偶像。因而在1965年积极介入华教运动，成为教总副主席。对于林连玉精神的发扬，他是不遗余力的。说他是林连玉衣钵的继承人，也不为过。虽然他没有及得上林连玉对华教的“丰功伟绩”，但他的言行和思想都以林连玉作为导向，即便是写小品文、议论文和发表文告与声明乃至笔战，都有林连玉的影子在飞舞。
第二位是继林连玉之后而在1965年后成为教总主席的沈慕羽。他们两人在同一年成为教总的“灵魂人物”。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又为华教挡风阻雨。较林连玉年小12岁的沈慕羽出生于1913年的马六甲，早年因家庭关系具有国民党背景，也曾加入马华公会，因意见相左与陈修信闹翻而在1966年被开除党籍。
在1994年沈老退休时曾力挺陆庭谕接任其位，惜未能如愿以偿，其中因素复杂，判定了陆老师在华教的“二奶命”。不过并未阻止他的言论越位而上，他依然被视为一把华教宏亮的声音。
第三位是自1973年成为董总主席的林晃升（1925-2002），比林连玉小14岁。他在1982年把董教总推入政治运动而倡议“三结合”时，陆庭谕给予支持；继后林晃升在1990年再倡“两线制”，且自身投入反对党，陆庭谕也给予支持。这也显示陆庭谕并不是固执和偏激的，他只是希望华教能理出一条平坦之路，包括为反对党站台。及后他的“独来独往”也招致批评和非议。他说为了民族教育，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
由此可见，陆老师学足了林连玉没有政党效忠，只有忠于华教。他可以为执政党站台，也可以为反对党站台；但更多时候，他是在为华教站台。尽管在2006年退下副主席，他还是“永不言倦”的苦乐在其中的华教领航人之一，以让“陆庭谕”三个字与林连玉精神“二合为一”。
我接受陆老师的解释，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他的解释，因此我必须全方位审视陆庭谕这个人。看看我们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什么？
在这方面，有三个人影响了他的一生。第一个是他终生学习的老师林连玉。他几乎把林连玉当成他的指路明灯，而今天他仍然是林连玉基金会的主席。他要为林连玉建立一座纪念馆，目的不仅是纪念一代的第一华教斗士，而且要为华教的心路历程树立一座丰碑。
林连玉（1901-1985）是在1927年由中国南来。1949年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1951年取得公民权的同时，又组成了马来亚联合邦教师总会（教总）。从1954年到1961年其公民权被吊销为止，他是教总主席。
陆庭谕是林连玉南来3年后，即1930年出生于麻坡。1952年高师毕业后，献身杏林，直到1990年退休。在60年代，林连玉成了他的偶像。因而在1965年积极介入华教运动，成为教总副主席。对于林连玉精神的发扬，他是不遗余力的。说他是林连玉衣钵的继承人，也不为过。虽然他没有及得上林连玉对华教的“丰功伟绩”，但他的言行和思想都以林连玉作为导向，即便是写小品文、议论文和发表文告与声明乃至笔战，都有林连玉的影子在飞舞。
第二位是继林连玉之后而在1965年后成为教总主席的沈慕羽。他们两人在同一年成为教总的“灵魂人物”。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又为华教挡风阻雨。较林连玉年小12岁的沈慕羽出生于1913年的马六甲，早年因家庭关系具有国民党背景，也曾加入马华公会，因意见相左与陈修信闹翻而在1966年被开除党籍。
在1994年沈老退休时曾力挺陆庭谕接任其位，惜未能如愿以偿，其中因素复杂，判定了陆老师在华教的“二奶命”。不过并未阻止他的言论越位而上，他依然被视为一把华教宏亮的声音。
第三位是自1973年成为董总主席的林晃升（1925-2002），比林连玉小14岁。他在1982年把董教总推入政治运动而倡议“三结合”时，陆庭谕给予支持；继后林晃升在1990年再倡“两线制”，且自身投入反对党，陆庭谕也给予支持。这也显示陆庭谕并不是固执和偏激的，他只是希望华教能理出一条平坦之路，包括为反对党站台。及后他的“独来独往”也招致批评和非议。他说为了民族教育，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
由此可见，陆老师学足了林连玉没有政党效忠，只有忠于华教。他可以为执政党站台，也可以为反对党站台；但更多时候，他是在为华教站台。尽管在2006年退下副主席，他还是“永不言倦”的苦乐在其中的华教领航人之一，以让“陆庭谕”三个字与林连玉精神“二合为一”。
2.8.07
李光耀鼓励写回忆录
李光耀罕有的向报社投函言论版，鼓励更多议员撰写回忆录。他认为不单是支持政府的，而且连反对行动党的国会议员，都应该把他们所见证历史也留给国人。
不过，他提醒写作者留给后人的回忆录，不要“歪曲历史”。
在这方面，他对马共领袖陈平的回忆录有所“重视”。因此他说他很敬重陈平，当陈平来到新加坡时，他有要求与他见面。但是他批评方壮璧的回忆录刻意回避史实，而“陈平就没有这样做”。
就此问题，我们先说回忆录，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写回忆录，而是要看这个人在当时的 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样的资格。
当然每个人都有本身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对历史的解读也包含了个人的主观思想在内。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有关作者只有史实而没有史识；也不能强求写作者放弃其观点来迎合另一方的观点；更不能要求写作者自揭疮疤，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说，我们读回忆录也必须用自己的分析和思考来吸收内容。因为作者本身也没有要求每个人接受他的说法和叙述。
不过有些伟人是没有动手写回忆录，而是由别人代笔或结合更多的人来完成所谓的传记。比如毛泽东就没有亲自写回忆录。最脍炙人口的是美国作家斯诺为他而写的《西行漫记》，在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的经典之作。由此看来，伟人不必自己动笔也有人为他着书立传。当然也有人借写传记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
无论如何，对西方人来说，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写回忆录的，他们的著作也就成为后来人研究伟人的最大依据。但不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问题，后人也是带有批判的精神来研究历史。这也是西方学者做学问的一个理论指导。
基于这一种精神，当李光耀在1998年及2000年先后出版他的两本回忆录巨著时，就出现了批判性的文章。这在学术领域中，是被允许也是被鼓励的。正因为这样，李光耀也欢迎反对行动党的人写他们的回忆录，以让后世有个参照，而比较那方的叙述比较客观。这在年轻的共和国来说，也算是开明的一步，毕竟有些历史事件不尽然收在档案中，而是存在人的脑海中。例如在中国文革结束后的许多年，我们也看到一个又一个回忆录的出版。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也是因为它不再敏感，可以当成历史问题来探讨。
基于同样的理由，相信李光耀的鼓励下，不久之后，新加坡会出现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包括曾被李光耀监禁多年的林福寿（从行动党转成社阵）已表示将撰写回忆录。当然我们也期待被李光耀监禁得最久的社阵国会议员谢太宝（南大生）也有他的回忆录出版。
虽然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失败者也同样能写他本身的历史。例如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几位著名左派领袖也有出版他们的回忆录。其中一位就是被李光耀形容为“全权代表”的马共一方领袖方壮璧；还有就是职工领袖方水双；曾任新加坡人民党领袖，一度是马来前锋报总编辑的赛札哈利都有回忆录对历史作回应。
比较可惜的是林清祥（一度是李光耀的强大对手，社阵秘书长）没有留下回忆录（逝世于1996年），但有人为他出版了《林清祥和他的时代》。这都是间接的，无法直接回应李光耀的回忆录。
最大的震撼是马共最高领袖陈平在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但他不是生活在新加坡，与李光耀隔了一层关系，以至于他的回忆录对李光耀的回忆录的回应不多，只有一小段有提及李光耀在1959年大选上台是靠左派扶持有以致之，并揭露马共曾埋下一名人员在李光耀身旁而未被察觉他已是马共的中坚份子。他没有对李光耀作出责难，但他预测李光耀在选举胜利后会对付马共。
李光耀没有否认这一点，所以他与陈平有了交谈，若他们的对话能被公布出来，就是另一个新的历史材料了（不知何时才是适当的时机）。
至于方壮璧的回忆录，虽有驳斥李光耀的回忆录对他的描述和批评，但显得数据不足，说词也不够清晰，以至被李光耀批评为“回避史实”。如果他能够查找更多数据（但他不是陈平，没有这样的条件到英国和澳洲查找资料），或许更有驳斥力度。不过，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也窥见在那个“混淆不清”的局面中，马共所采取的战略是争取李光耀而不是排斥李光耀，至于后来的分道扬镳（60年代），已不是方壮璧所能“未卜先知”的了。
至于李光耀所提的另外一位马共领袖余柱业，也有人代他出版回忆录。内容则重在自身的流离生涯，并未与李光耀回忆录针锋相对。在这方面，李光耀似未逢敌手，大概也希望有人撰写“历史的另一面”，才提出希望更多人来写回忆录的建议。
只是，到目前为止，在史识和史实方面，也许陈平的回忆录可以和李光耀的回忆录并排。
不过，他提醒写作者留给后人的回忆录，不要“歪曲历史”。
在这方面，他对马共领袖陈平的回忆录有所“重视”。因此他说他很敬重陈平，当陈平来到新加坡时，他有要求与他见面。但是他批评方壮璧的回忆录刻意回避史实，而“陈平就没有这样做”。
就此问题，我们先说回忆录，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写回忆录，而是要看这个人在当时的 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样的资格。
当然每个人都有本身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对历史的解读也包含了个人的主观思想在内。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有关作者只有史实而没有史识；也不能强求写作者放弃其观点来迎合另一方的观点；更不能要求写作者自揭疮疤，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说，我们读回忆录也必须用自己的分析和思考来吸收内容。因为作者本身也没有要求每个人接受他的说法和叙述。
不过有些伟人是没有动手写回忆录，而是由别人代笔或结合更多的人来完成所谓的传记。比如毛泽东就没有亲自写回忆录。最脍炙人口的是美国作家斯诺为他而写的《西行漫记》，在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的经典之作。由此看来，伟人不必自己动笔也有人为他着书立传。当然也有人借写传记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
无论如何，对西方人来说，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写回忆录的，他们的著作也就成为后来人研究伟人的最大依据。但不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问题，后人也是带有批判的精神来研究历史。这也是西方学者做学问的一个理论指导。
基于这一种精神，当李光耀在1998年及2000年先后出版他的两本回忆录巨著时，就出现了批判性的文章。这在学术领域中，是被允许也是被鼓励的。正因为这样，李光耀也欢迎反对行动党的人写他们的回忆录，以让后世有个参照，而比较那方的叙述比较客观。这在年轻的共和国来说，也算是开明的一步，毕竟有些历史事件不尽然收在档案中，而是存在人的脑海中。例如在中国文革结束后的许多年，我们也看到一个又一个回忆录的出版。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也是因为它不再敏感，可以当成历史问题来探讨。
基于同样的理由，相信李光耀的鼓励下，不久之后，新加坡会出现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包括曾被李光耀监禁多年的林福寿（从行动党转成社阵）已表示将撰写回忆录。当然我们也期待被李光耀监禁得最久的社阵国会议员谢太宝（南大生）也有他的回忆录出版。
虽然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失败者也同样能写他本身的历史。例如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几位著名左派领袖也有出版他们的回忆录。其中一位就是被李光耀形容为“全权代表”的马共一方领袖方壮璧；还有就是职工领袖方水双；曾任新加坡人民党领袖，一度是马来前锋报总编辑的赛札哈利都有回忆录对历史作回应。
比较可惜的是林清祥（一度是李光耀的强大对手，社阵秘书长）没有留下回忆录（逝世于1996年），但有人为他出版了《林清祥和他的时代》。这都是间接的，无法直接回应李光耀的回忆录。
最大的震撼是马共最高领袖陈平在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但他不是生活在新加坡，与李光耀隔了一层关系，以至于他的回忆录对李光耀的回忆录的回应不多，只有一小段有提及李光耀在1959年大选上台是靠左派扶持有以致之，并揭露马共曾埋下一名人员在李光耀身旁而未被察觉他已是马共的中坚份子。他没有对李光耀作出责难，但他预测李光耀在选举胜利后会对付马共。
李光耀没有否认这一点，所以他与陈平有了交谈，若他们的对话能被公布出来，就是另一个新的历史材料了（不知何时才是适当的时机）。
至于方壮璧的回忆录，虽有驳斥李光耀的回忆录对他的描述和批评，但显得数据不足，说词也不够清晰，以至被李光耀批评为“回避史实”。如果他能够查找更多数据（但他不是陈平，没有这样的条件到英国和澳洲查找资料），或许更有驳斥力度。不过，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也窥见在那个“混淆不清”的局面中，马共所采取的战略是争取李光耀而不是排斥李光耀，至于后来的分道扬镳（60年代），已不是方壮璧所能“未卜先知”的了。
至于李光耀所提的另外一位马共领袖余柱业，也有人代他出版回忆录。内容则重在自身的流离生涯，并未与李光耀回忆录针锋相对。在这方面，李光耀似未逢敌手，大概也希望有人撰写“历史的另一面”，才提出希望更多人来写回忆录的建议。
只是，到目前为止，在史识和史实方面，也许陈平的回忆录可以和李光耀的回忆录并排。
1.8.07
小女童案愚弄世人
当人们正把焦点放在蒙古女炸尸案时，突于本月初又把焦点移向“女童失踪案”。不知是那来的“神力”，一名小女童的“失踪”竟“掩盖”蒙古女郎的热爆。
先是母亲投诉说，小女孩不见了。接着就有所谓报案之事发生。再下来，除了媒体大加报导外，连政党也介入其中。一时沸沸腾腾，几乎闹翻了天。海报和舆论铺天盖地在小小的槟榔屿如同龙卷风把每个人的呼吸都压住了，幸好没有发生有人“被惊吓死的怪闻”，不然可真罪过。
槟城人真是“救人不落人后”；尤其是政党人古道热肠，又是招待会，又是海报到处张贴，又是声色俱厉的大加讉责拐人的“人肉贩子”，几乎动员所有的槟城人在寻找一名小女童的下落，严如“天下第一大事”，不得不佩服发起寻人运动的好心者，竟能齐齐亮相的“拔刀相助”。谁说现代人麻木不仁，他们不是个个抖擞精神成为“天兵神将”如临大敌般矢把小女童找回来吗？
不仅于此，那“哭断肝肠”的妈妈也亮相了，而且那么出位不亚于时装表演，让人“滴下几颗同情泪”的同时，又能“养眼”称赞红颜真够新潮，有人也沉浸在欣赏“时装表演”。难怪报纸不惜大篇幅把伤心美女亮在前端，而读者自然是照单全收，天天追看还有什么“料”要爆，还有什么样的美女伴随而至？
可惜才没几天，从6号演至8号，整齣戏马上变调了。突又惊人传出“案已破了”，但小女孩也不在了，而是被怀疑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下子，画面马上一转竟从“失踪案”变成“童尸案”。这样的震撼性的急转直下的剧情既是莫明其妙又让每个人都跌破眼镜。美女的亮丽不见了，天真活泼的小童也许不再回来，换上的是一幅衰头丧气的画面。从原诉人变成被责难者，这又是为什么？没有人能提供答案。大概只能以“槟城人太善良和热情所致而感动上帝发威逼使’真相’显露”？
我们先不谈整个人神共愤的案件的结果是什么？也不涉及法律问题，而是从人性的虚伪与人性的弱点来批判这样的一场闹剧，也愚弄了所有人的视线。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报假案？如果明明知道小女童已不在人世，为什么要报案说小女童失踪了？这显然是心理的变态下欲盖弥彰的“心理犯罪”。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因爱一个人而丧失了人应具备的最起码的良知，但受害人又是自己最亲的人。在两难底下，选择了第一个错误的“障眼法”来掩盖已犯下的不可饶恕的过失？
第二个问题是﹕在报案之后，为什么会发生有人不假思索，或出于善意或出于挺身而出的仗义行为而使之成为一则“天下的大新闻”？这里头当然有政治筹码的因素存在，因为一旦形成一个运动，而又有所收获的话，自然能得到众人的喝彩。
當然此案牵涉人类的恻隐之心和“救人心切”，不能以对错论，但我们有这么多有智慧有头脑的人，为什么不冷静的思考一下：案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一下子跳出来“敲锣打鼓”，让每个人心跳一百？从一方面讲是做好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若实情不是这样，也就变成“好心做坏事”了，竟然为一宗假案在造势。经此一事，大家恍然一悟，原来每一个人都受骗了。
第三个问题是﹕难道亲情敌不过爱情？由于有前科之例，也就有人自以为聪明而做了最愚蠢的事。记得在十多年前有一位小松松的在失踪整10年后，又再被人炒热起来，结果是一无所获，小男童犹如在人间蒸发，成了无头公案。
于是也有人有样学样，把大众当傻瓜来表演一场“假戏真做”。岂知事情不过三天便露出马脚。这叫着“心理犯罪终敌不过抽丝剥茧的考验”。
除非能把假戏演得天衣无缝，不然天网灰灰，疏而不漏，又怎能允许假得变成真？这样的愚蠢的事叫着“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让爱情冲昏了头脑而编出“鬼话连篇的故事”。不禁令人感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鬼迷心窍”
虽然我们不知道整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也只有将来在法庭上才能知道“真相”，但以现时的推论，我们又不得不讉责人性泯灭的一面，以假乱真来推卸责任。
最大的“罪过”自然是为社会添乱，原本“全民拼治安”已成为南马人的头等大事，想不到北马也上演“全民拼治安”的翻版。而到头来是陷入一个假象的布局，为什么要骗尽天下人？为什么不敢承担过失呢？如果有错，就要勇于面对，而不是选择掩耳盗铃的笨拙技俩。
尽管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理由来演绎这一场悲剧，比如年少无知，比如家庭破裂；比如一时失手；比如……，但在法律面前，故弄虚玄，故弄神秘，企图转移视线，企图一手遮天，那是“罪上加罪”。
这是一个以悲剧开始而以丑剧结束的胡闹剧，用以警惕所有的人不要抱侥幸的心理来开脱过错；也用以唤醒世人，做人要有良知，既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社会，更不能对亲情无动于衷。否则，这又与动物有什么分别？
先是母亲投诉说，小女孩不见了。接着就有所谓报案之事发生。再下来，除了媒体大加报导外，连政党也介入其中。一时沸沸腾腾，几乎闹翻了天。海报和舆论铺天盖地在小小的槟榔屿如同龙卷风把每个人的呼吸都压住了，幸好没有发生有人“被惊吓死的怪闻”，不然可真罪过。
槟城人真是“救人不落人后”；尤其是政党人古道热肠，又是招待会，又是海报到处张贴，又是声色俱厉的大加讉责拐人的“人肉贩子”，几乎动员所有的槟城人在寻找一名小女童的下落，严如“天下第一大事”，不得不佩服发起寻人运动的好心者，竟能齐齐亮相的“拔刀相助”。谁说现代人麻木不仁，他们不是个个抖擞精神成为“天兵神将”如临大敌般矢把小女童找回来吗？
不仅于此，那“哭断肝肠”的妈妈也亮相了，而且那么出位不亚于时装表演，让人“滴下几颗同情泪”的同时，又能“养眼”称赞红颜真够新潮，有人也沉浸在欣赏“时装表演”。难怪报纸不惜大篇幅把伤心美女亮在前端，而读者自然是照单全收，天天追看还有什么“料”要爆，还有什么样的美女伴随而至？
可惜才没几天，从6号演至8号，整齣戏马上变调了。突又惊人传出“案已破了”，但小女孩也不在了，而是被怀疑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下子，画面马上一转竟从“失踪案”变成“童尸案”。这样的震撼性的急转直下的剧情既是莫明其妙又让每个人都跌破眼镜。美女的亮丽不见了，天真活泼的小童也许不再回来，换上的是一幅衰头丧气的画面。从原诉人变成被责难者，这又是为什么？没有人能提供答案。大概只能以“槟城人太善良和热情所致而感动上帝发威逼使’真相’显露”？
我们先不谈整个人神共愤的案件的结果是什么？也不涉及法律问题，而是从人性的虚伪与人性的弱点来批判这样的一场闹剧，也愚弄了所有人的视线。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报假案？如果明明知道小女童已不在人世，为什么要报案说小女童失踪了？这显然是心理的变态下欲盖弥彰的“心理犯罪”。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因爱一个人而丧失了人应具备的最起码的良知，但受害人又是自己最亲的人。在两难底下，选择了第一个错误的“障眼法”来掩盖已犯下的不可饶恕的过失？
第二个问题是﹕在报案之后，为什么会发生有人不假思索，或出于善意或出于挺身而出的仗义行为而使之成为一则“天下的大新闻”？这里头当然有政治筹码的因素存在，因为一旦形成一个运动，而又有所收获的话，自然能得到众人的喝彩。
當然此案牵涉人类的恻隐之心和“救人心切”，不能以对错论，但我们有这么多有智慧有头脑的人，为什么不冷静的思考一下：案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一下子跳出来“敲锣打鼓”，让每个人心跳一百？从一方面讲是做好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若实情不是这样，也就变成“好心做坏事”了，竟然为一宗假案在造势。经此一事，大家恍然一悟，原来每一个人都受骗了。
第三个问题是﹕难道亲情敌不过爱情？由于有前科之例，也就有人自以为聪明而做了最愚蠢的事。记得在十多年前有一位小松松的在失踪整10年后，又再被人炒热起来，结果是一无所获，小男童犹如在人间蒸发，成了无头公案。
于是也有人有样学样，把大众当傻瓜来表演一场“假戏真做”。岂知事情不过三天便露出马脚。这叫着“心理犯罪终敌不过抽丝剥茧的考验”。
除非能把假戏演得天衣无缝，不然天网灰灰，疏而不漏，又怎能允许假得变成真？这样的愚蠢的事叫着“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让爱情冲昏了头脑而编出“鬼话连篇的故事”。不禁令人感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鬼迷心窍”
虽然我们不知道整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也只有将来在法庭上才能知道“真相”，但以现时的推论，我们又不得不讉责人性泯灭的一面，以假乱真来推卸责任。
最大的“罪过”自然是为社会添乱，原本“全民拼治安”已成为南马人的头等大事，想不到北马也上演“全民拼治安”的翻版。而到头来是陷入一个假象的布局，为什么要骗尽天下人？为什么不敢承担过失呢？如果有错，就要勇于面对，而不是选择掩耳盗铃的笨拙技俩。
尽管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理由来演绎这一场悲剧，比如年少无知，比如家庭破裂；比如一时失手；比如……，但在法律面前，故弄虚玄，故弄神秘，企图转移视线，企图一手遮天，那是“罪上加罪”。
这是一个以悲剧开始而以丑剧结束的胡闹剧，用以警惕所有的人不要抱侥幸的心理来开脱过错；也用以唤醒世人，做人要有良知，既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社会，更不能对亲情无动于衷。否则，这又与动物有什么分别？
中文路牌的争议
最近行动党出了一个“绝招”，自制中文路牌在主要街悬挂在原路名牌的下面，但马上被市政局主席下令拆掉。我认为这是一项值得争议的课题，也是值得玩味的政治课题。
从一方面讲，行动党在此此时抛出中文路牌是一项政治诉求，也是颇能引起华社的关注，但行动党打出的旗号是为了“促进旅游业”，在主题意识上缺欠明显。虽然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可以藉此发挥，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争议，或者更有说服力。这个角度是关于“文化遗产”的。
我们翻阅马来西亚的历史，不难发现槟城是英国人插旗的第一个地方，在1786年之后，就有数以千万计的华人大量从中国迁居于此。数目远远超过当地的土生出长的华人（也就是峇峇一族）。及后，华人又从槟城开枝散叶到马来半岛开拓和居住。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华人移向东马的砂拉越及沙巴。就这样华人形成马来西亚人的一个相当大的族群，一度占总人口的30余巴仙，直到今天才降到约24%左右、
华人之所以在马来西亚落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先有槟榔屿的开辟，才有其它城市的发展，甚至比新加坡还要早发展。因为这漾，槟城成了华族的发祥地，不但最早的社团始于槟城（如1801年被确认的嘉应会馆是马来西亚第一间注册的华团），而且“大伯公庙”也是源于槟城（如1799年创立的海珠屿大伯公庙），不仅于此，由于华人麕集，槟城的街道名字是最早被华文化的。倒如我们熟悉的BURMAH ROAD ，不叫缅甸路，而称之为车水路；CAMPBELL STREET 不叫坎贝尔街而叫新街；KIMBERLEY STREET 不叫金伯里街而叫汕头街等等。
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方式为街道取名，而不是根据英国官方的名字来称呼。久而久之，“你官你的，我民我的”，形成一道多采多姿的文化风景線。
为什么又称之为多采多姿呢？那也是因为人民取名字都有特定的意义，也不是随意套名的。这叫什么呢？这叫“文化遗产”，而且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英国殖民政府不承认，它依然是“历久不衰”。可见华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无所不在的。
我建议，既然官方不让原街名加上中文字，华人则可以取巧一点在闹市的商店的门牌上，自行打造有中文路名的门牌，挂在自家的店面，既不冲撞法令，也容易勾起人民的记忆，以回顧历史的因由。最方便的地方是选择靠近路口的商店上挂上有街名的门牌，与原来的国文路牌相互辉映，岂不相得益彰？但这样子做也要取得华社的共鸣，有商家主動在主要的路口和转弯处的商店竖立起有华文街名的门牌以取得效果。
另一方面，既然槟州政府也说了要在主要的街道竖立牌示，以解释路名的由来和华文名的形成历史背景，那么我们也希望政府通过市议会下点功夫在主要场所（尤其是游客常来常往的街道）打上告示牌，以让游客有所领悟。但最应先做的是所谓的“新街广场”。自从2003年新街“改造”完成后，在靠近槟榔律的地方有一个“大牌楼”（其实不算大，与整个新街的气势相比，还是建的不够格和不够气派）就是偏偏没有中文字，挂上“新街广场”四个字与国文告示相配袝，岂不是更悦目吗？
不过，也不要一概抺杀市议会的“一片苦心”，它为了使“新街夜市”成功，最近不是在大牌楼上用塑料布条也写上“新街广场”的中文字吗？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布条可随时拿下又在风吹雨打日晒下经不起考验，而最后落个“惨不忍睹”的下场。因此与其这样的“敷衍塞责”，倒不如下令市议会大大方方地用铜铁打上“新街广场”四个字，以让中文字“永垂不朽”。这样的小要求，应咳不会过份。
如今中文已崛起成为国际用语之一，友族也意识到中文的重要性，纷纷鼓励子女学习中文。因此在适当的地方，适当地“表现”一下华人文字的魅力也无不可。
就此而言，行动党与其喧染一番后不见成效，不如反过来促成州政府和民间也在适当的地方让中文字亮相一下。华人的公司信笺及名片不是已司空见惯地用上中文路名。如今再扩大一点，也不是什么敏感的问题，不知各方意下如何？
从一方面讲，行动党在此此时抛出中文路牌是一项政治诉求，也是颇能引起华社的关注，但行动党打出的旗号是为了“促进旅游业”，在主题意识上缺欠明显。虽然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可以藉此发挥，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争议，或者更有说服力。这个角度是关于“文化遗产”的。
我们翻阅马来西亚的历史，不难发现槟城是英国人插旗的第一个地方，在1786年之后，就有数以千万计的华人大量从中国迁居于此。数目远远超过当地的土生出长的华人（也就是峇峇一族）。及后，华人又从槟城开枝散叶到马来半岛开拓和居住。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华人移向东马的砂拉越及沙巴。就这样华人形成马来西亚人的一个相当大的族群，一度占总人口的30余巴仙，直到今天才降到约24%左右、
华人之所以在马来西亚落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先有槟榔屿的开辟，才有其它城市的发展，甚至比新加坡还要早发展。因为这漾，槟城成了华族的发祥地，不但最早的社团始于槟城（如1801年被确认的嘉应会馆是马来西亚第一间注册的华团），而且“大伯公庙”也是源于槟城（如1799年创立的海珠屿大伯公庙），不仅于此，由于华人麕集，槟城的街道名字是最早被华文化的。倒如我们熟悉的BURMAH ROAD ，不叫缅甸路，而称之为车水路；CAMPBELL STREET 不叫坎贝尔街而叫新街；KIMBERLEY STREET 不叫金伯里街而叫汕头街等等。
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方式为街道取名，而不是根据英国官方的名字来称呼。久而久之，“你官你的，我民我的”，形成一道多采多姿的文化风景線。
为什么又称之为多采多姿呢？那也是因为人民取名字都有特定的意义，也不是随意套名的。这叫什么呢？这叫“文化遗产”，而且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英国殖民政府不承认，它依然是“历久不衰”。可见华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无所不在的。
我建议，既然官方不让原街名加上中文字，华人则可以取巧一点在闹市的商店的门牌上，自行打造有中文路名的门牌，挂在自家的店面，既不冲撞法令，也容易勾起人民的记忆，以回顧历史的因由。最方便的地方是选择靠近路口的商店上挂上有街名的门牌，与原来的国文路牌相互辉映，岂不相得益彰？但这样子做也要取得华社的共鸣，有商家主動在主要的路口和转弯处的商店竖立起有华文街名的门牌以取得效果。
另一方面，既然槟州政府也说了要在主要的街道竖立牌示，以解释路名的由来和华文名的形成历史背景，那么我们也希望政府通过市议会下点功夫在主要场所（尤其是游客常来常往的街道）打上告示牌，以让游客有所领悟。但最应先做的是所谓的“新街广场”。自从2003年新街“改造”完成后，在靠近槟榔律的地方有一个“大牌楼”（其实不算大，与整个新街的气势相比，还是建的不够格和不够气派）就是偏偏没有中文字，挂上“新街广场”四个字与国文告示相配袝，岂不是更悦目吗？
不过，也不要一概抺杀市议会的“一片苦心”，它为了使“新街夜市”成功，最近不是在大牌楼上用塑料布条也写上“新街广场”的中文字吗？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布条可随时拿下又在风吹雨打日晒下经不起考验，而最后落个“惨不忍睹”的下场。因此与其这样的“敷衍塞责”，倒不如下令市议会大大方方地用铜铁打上“新街广场”四个字，以让中文字“永垂不朽”。这样的小要求，应咳不会过份。
如今中文已崛起成为国际用语之一，友族也意识到中文的重要性，纷纷鼓励子女学习中文。因此在适当的地方，适当地“表现”一下华人文字的魅力也无不可。
就此而言，行动党与其喧染一番后不见成效，不如反过来促成州政府和民间也在适当的地方让中文字亮相一下。华人的公司信笺及名片不是已司空见惯地用上中文路名。如今再扩大一点，也不是什么敏感的问题，不知各方意下如何？
香港回归十年的省思
转眼间，香港回归祖国已是十周年。期间最大的变化是港人从一个完全的殖民地转成“有国有家”的人。这个“家”的含意是住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不再是殖民地的“家”。但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有多少香港人认为“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们也拿不准。不过有一点肯定的是：目前至少有60%以上的香港人对回归是认同的。因为他们经历了十年的不但不变（马照跑，舞照跳），而且越来越显示中国通过市场经济已和香港的经济脉搏一起跳动和一起成长。换句话说，香港人民尝到了“一国两制”的甜果，也见证了中国的承诺是经得起考验的。不宁唯是，当香港面临97金融风暴，SARS非典肺炎大侵袭时，中国二话不说，给予香港最大的支持而化解香港危机。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和无条件的支持，很难想象其后果。
因此，以这个角度看香港回归，确是“大喜事”。不过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切入，香港的“去与回”就十分值得玩味了。当1842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强硬占有香港时，不是香港人起来抗议外国侵略，而是当时的中国人民痛斥清廷腐败无能，及后的史家都把清朝的丧权辱国骂个不停。原来在天朝脚下的百姓爱国爱得这么麻木，显现了无国家的意识。
英国人利用这一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移民到香港，把他们从封建统治下的“奴才”教化成资本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又赋予他们个人的自由，热爱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这批移民把自己从劳动者变成创业者或个体户。在往后的历史中，香港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座标志，挨在大陆的土地边陲，不断地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吸引了无数的中国人前扑后继，即使泅水或非法偷渡也在所不惜。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那些不愿在毛泽东统治下生活的中国人大量逃向香港；那些反共的或恐共的也不例外涌入香港。在这之后，香港成了“逃亡者”的天堂。久而久之，他们排斥中共，但接受英国的统治，即便因此“有家无国”也不以为意。
事实上，扭转整个局面的并非始于邓小平，而是毛泽东在1972年（文革期）迎来了“头号敌人”美国总统尼克逊。人们终于看到一个共和国的存在和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不能继续漠视。
有了毛泽东这一打破东西方对峙的创举，才有了后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他是为完成毛泽东一统祖国的心愿而妥协性的包容资本主义的香港50年不变。结果有了1997年的香港回归大件事（和平收复失土）和1999年澳门回归的再版。可是邓小平想用此也来包容台湾看来又得改弦易辙了。胡锦涛在主持香港回归仪式上不提台湾问题也正是意识到台湾已成为极其复杂的国际性课题。这就是说，“一国两制”的模式已不能只做给台湾人民看，而是要全世界的人民，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真正被中共的共创和谐社会的诚意所感染。
就此问题上，胡锦涛提出的要重视国民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点醒，以让香港人认识和了解祖国的历史。不能忘本也不能忘根。
在这方面，令人迷惑和不解的是，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宣誓就职时说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什么要将祖国一分为二？如果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曾荫权应效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再画蛇添足。难道中国不包括香港在内？因此曾荫权也应上国民教育这一课。我们可以同意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明明是一国），但不能同意“效忠”一个“制度”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整体。
因此，以这个角度看香港回归，确是“大喜事”。不过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切入，香港的“去与回”就十分值得玩味了。当1842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强硬占有香港时，不是香港人起来抗议外国侵略，而是当时的中国人民痛斥清廷腐败无能，及后的史家都把清朝的丧权辱国骂个不停。原来在天朝脚下的百姓爱国爱得这么麻木，显现了无国家的意识。
英国人利用这一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移民到香港，把他们从封建统治下的“奴才”教化成资本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又赋予他们个人的自由，热爱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这批移民把自己从劳动者变成创业者或个体户。在往后的历史中，香港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座标志，挨在大陆的土地边陲，不断地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吸引了无数的中国人前扑后继，即使泅水或非法偷渡也在所不惜。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那些不愿在毛泽东统治下生活的中国人大量逃向香港；那些反共的或恐共的也不例外涌入香港。在这之后，香港成了“逃亡者”的天堂。久而久之，他们排斥中共，但接受英国的统治，即便因此“有家无国”也不以为意。
事实上，扭转整个局面的并非始于邓小平，而是毛泽东在1972年（文革期）迎来了“头号敌人”美国总统尼克逊。人们终于看到一个共和国的存在和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不能继续漠视。
有了毛泽东这一打破东西方对峙的创举，才有了后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他是为完成毛泽东一统祖国的心愿而妥协性的包容资本主义的香港50年不变。结果有了1997年的香港回归大件事（和平收复失土）和1999年澳门回归的再版。可是邓小平想用此也来包容台湾看来又得改弦易辙了。胡锦涛在主持香港回归仪式上不提台湾问题也正是意识到台湾已成为极其复杂的国际性课题。这就是说，“一国两制”的模式已不能只做给台湾人民看，而是要全世界的人民，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真正被中共的共创和谐社会的诚意所感染。
就此问题上，胡锦涛提出的要重视国民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点醒，以让香港人认识和了解祖国的历史。不能忘本也不能忘根。
在这方面，令人迷惑和不解的是，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宣誓就职时说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什么要将祖国一分为二？如果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曾荫权应效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再画蛇添足。难道中国不包括香港在内？因此曾荫权也应上国民教育这一课。我们可以同意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明明是一国），但不能同意“效忠”一个“制度”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整体。
6.7.07
《大马50金 风云人物》
目录Contents - （一）1957年 东姑阿都拉曼
- （二）1958年 敦林苍佑医生
- （三）1959年 敦拉萨
- （四）1960年 敦陈祯禄
- （五）1961年 林连玉
- （六）1962年 敦陈修信
- （七）1963年 拿督布斯达曼
- （八） 1964年 蒂凡那
- （九）1965年 布哈鲁丁医生
- （十） 1966年 拿督加弄宁甘
- （十一）1967年 陈凯希
- （十二）1968年 丹斯里陈志勤医生
- （十三）1969年 敦马哈迪医生
- （十四） 1970年 丹斯里杨国斯
- （十五）1971年 拿督翁
- （十六）1972年 林吉祥
- （十七）1973年 敦伊斯迈医生
- （十八）1974年 丹斯里李三春
- （十九）1975年 拿督斯里哈仑
- （廿）1976年 敦胡申翁
- （廿一）1977年 丹斯里阿斯里
- （廿二）1978年 林晃昇
- （廿三） 1979年 丹斯里曾永森
- （廿四）1980年 拿督斯里林敬益医生
- （廿五）1981年 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
- （廿六）1982年 拿督斯里郭洙镇
- （廿七）1983年 拿督斯里三美威鲁
- （廿八）1984年 敦林良实医生
- （廿九）1985年 陈群川局绅
- （卅）1986年 敦慕沙希淡
- （卅一）1987年 拿督沈慕羽
- （卅二）1988年 敦沙礼阿峇斯
- （卅三）1989年 陈平
- （卅四）1990年 丹斯里许子根博士
- （卅五）1991年 丹斯里林玉静
- （卅六）1992年 胡万铎
- （卅七）1993年 拿督斯里纳吉
- （卅八）1994年 敦慕斯打化
- （卅九）1995年 林冠英
- （四十）1996年 东姑拉沙里
- （四十一）1997年 敦达因赛努汀
- （四十二）1998年 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
- （四十三）1999年 郭全强
- （四十四）2000年 拿督希山慕汀
- （四十五）2001年 丹斯里林亚礼
- （四十六） 2002年 拿督法兹诺
- （四十七）2003年 拿督斯里黄家定
- （四十八） 2004年 赛胡申阿里博士
- （四十九）2005年 拿督翁诗杰
- （五十）2006年 敦嘉化峇峇
- （五十一）2007年 林德宜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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